《從北山樓到潛學齋》，施蟄存、孫康宜著，沈建中編，2014；施蟄存老人的「四窗」

2014.7.29
我是施蟄存、孫康宜兩先生著作的忠實讀者，也多少知道他倆之間偉大的忘年交 (按：施蟄存1992.8.24："我與足下通信多年，可謂神交莫逆。")。翻完此書，覺得美不勝收。
從知道《從北山樓到潛學齋》出版了到取得書，歷時約2個月半------出版社在我辦公室附近有據點。上海的印刷水準已達一定水準，稍堪安慰。

• 別， 別枝 (施蟄存)

2014.5.11

 從北山樓到潛學齋（簡體書）

• 出版社： 上海書店(上海世紀) 2014

5.12 日記
我最近跟小燕說，Facebook 有時候會遇到些高手。
上周末遇到孫康宜，知道她有新書，還聊些我知道的一些施先生的故事；
施蟄存先生（1905 -2003）:北山散文集；北山談藝錄續編；沙上的脚迹；《從北山樓到潛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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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從北山樓到潛學齋》的輯錄“從北山樓到潛學齋”，體現的是從施蟄存先生到孫康宜女士的學術傳承，同時也展現了兩位學者的偉大友誼

日期：[2014年5月18日]版次：[GB19]版名：[特稿]稿源：[ 南方都市報 ]

施蟄存、孫康宜合影。     《從北山樓到潛學齋》，施蟄存、孫康宜著，沈建中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3月版，48 .00元。

□ 沈建中     一     1990年代，我時常往北山樓請教，施蟄存先生曾法書幾幅字貽我，其中有一幅“惟精惟一”，我當然遵照，心無旁騖，亦不二用。但印象裡經常在我臨走時會讓帶幾​​封信下樓投入郵筒，至於他是給誰寫信、寫得啥，我一概不聞不問。2001年3月底施師母突然過世後，從此我不往打擾他老人家。2002年國慶節後施先生通知我去，送我一部《北山散文集》(二冊)，瀏覽了幾天，翻到最後的施先生書信，絕大部分都是首次看到，我特別注意到其中致孫康宜教授的十八通信，真是大開眼界。兩個月後，由於倦怠，一下子失去了施先生的十二冊日記，我預備放棄正在編撰的施先生年譜，即“摜紗帽”——— 現在想來可笑可惡得很哩。     不覺到了2005年秋間，12月1日是施先生誕辰100週年紀念日，想到北京聞廣老人寄賜我的施先生致其父聞宥先生的兩通信札，一是1938年施先生利用暑假回滬省親，繞道香港時所作；信中詳細陳述途徑河內參觀及訪書情形；二是1940年施先生離開昆明前夕所作，講述昆明物價形勢，雲南大學文法學院、文史學系的動態和其他學者情況。更要緊的是這兩封信使長期懸而未決的施先生抗戰時期輾轉河內、香港和上海的時間地點，有了明確線索。我還想到滬上黃屏老師貽我兩張施先生1938年的底片，一為在雲南大學校舍留影；一為返滬探親與夫人陳慧華在岐山村寓所合影。     這些材料到了我手頭“如捏著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魯迅語)。當時不見有何紀念活動的動靜，況且既已不作“年譜”，何不請報紙發表，為有志的研究者作家們提供資料，藉此紀念施先生百年誕辰。經《文匯報·筆會》主持人周毅君首肯，《施蟄存書簡兩通》如期刊出，當日上午恰好我在開往蘇州的列車上購得這份報紙，欣慰不已。     不久後，在陳文華教授敦促下，我恢復編撰“年譜”，並在她的指導下定名為《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文華教授為了支持我，甚至願意為我設法尋回失去的資料。就在那時施先生的往來信件已大量散見於市肆，我突然發現往來書信更能彌補日記材料，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急中生智”，但我漸漸地確定了以書信為主體，輔以施先生敘事文錄、相關報刊和其它史料等的編撰方法。     從此，我開始走上了一條竭盡全力地蒐集採錄施先生往來書信之路，一發而不可收拾。     二     通過幾年的不懈追尋，我逐漸知道施先生所作書信的產量甚鉅、涉及面廣，他一生究竟寫了多少信，實在難以估算，肯定是亡失更多。但以我曾經過錄的施先生致河南崔耕先生函達三萬六千餘字、致上海範泉先生函有一萬五千餘字、致廣州黃偉經先生函近七千字；再從主要收信方估算，以中原、蜀魯為研究金石碑版區域，以閩粵為交流詩詞雜文區域，以蘇杭為收集藏書雅玩區域，以北方、蘇皖為《詞學》集刊作者讀者區域，以晉陝為唐代文學研究賞析區域，這僅是我據大致印象的歸納，很不確切，然可藉喻施先生所作書信的廣泛性而已。再舉辜健編《施蟄存海外書簡》為例，收錄緻美國、香港、台灣和新加坡友人十八位，計二百九十七通，二十三萬四千字數。——— 以上極大部分集中在1980、1990年代所作。     我推測，施先生早在中學時代向報刊投稿即寫作書信。他又說，中學畢業後，浦江清就讀南京東南大學，自己在杭州之江大學，“我們每星期都有書信往來”。目前我見到施先生較早的完整書信是刊於1923年11月20日《最小報》上的《致馬鵑魂書》。他曾回憶主編《現代》時“給投稿人的信，少說也不下百餘封”，聽他說，每次從松江休假歸來，光復信就得費時二三天，起碼抽掉兩罐白金龍香煙；現存的複投稿人宋清如函，就是一篇洋洋灑灑的千字文。如今在《現代》“編輯座談”“社中日記”裡均能見到他頻繁與作者、讀者的通信印痕。粗略可見施先生寫作書信的軌跡，從1920年代《最小報》《世界小報》刊登其書信，到1930年代主編《現代》，再到1940年代主編《大晚報》副刊，直到1980年代起主編《詞學》，施先生一直保持勤於寫信的習慣，而產量之大，在他的同輩、同行中都是出類拔萃的。     因此，我認為施先生畢生都很喜歡寫信，這是他與生俱來的風度，也成為他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並非僅僅是因為他交遊廣、活動多而造就的。     2005年秋間，我逐步收集了一批施先生往來書信，待到翌年下半期價格猛漲，當時網上有一通三頁浦江清致施先生手札，標價萬元，我打了幾次電話還價，甚至懇求花費抄錄，商賈堅不許；而此時滬上“秋拍”乍起，相關書信越見越多，只得“望洋興嘆”。此後我乾脆側重於在拍賣圖錄、網站報刊上搜尋採錄，放大鏡成了我的好夥伴。友人尹大為君給予我熱情襄助，總是將藏品供給採用，諸位師友也紛紛援助。     三     這些年，我讀到太多的施先生往來書信，採錄了他在各個時期的事蹟，至少也超過三十多萬字數，我不覺累與苦，心甘情願地一字一句過錄，仔細求證寫作時間。更因為愛讀施先生書信，一如他的好文章，生動親切，讓我著迷。2008年春香港辜健君寄贈《施蟄存海外書簡》“30冊毛     邊本之第11冊”，我如獲至寶，其中致孫康宜函由《北山散文集》十八通上升至三十二​​通，引起我極大的閱讀興趣，為我打開了一扇能了解他如何與西方學者交流的窗口。就在那年夏季，我與辜健君通了十餘封電子郵件，向他一一請​​教“三十二通”與“十八通”之中的差異，明確了多個問題。     古語云：“有緣千里來相會。”直到2013年初春，我終於見到了現存的施孫往來書信七十餘通影件，還有其他相關信函十餘通影件。當時剛得悉孫教授已把施先生手札原件捐贈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收藏，讓我肅然起敬。為了能使我看到原貌，其間由美國紐黑文到我國再到上海的一系列繁忙工作，加上需要檢尋、整理、掃描及郵寄，可想而知，孫教授為此花費了很大的勞動，我至今感念。     當時拙著《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正在“一校”，我匆忙補錄這些新得材料，並對原來據“十八​​通”、“三十二通”先後採錄之處按原件影本進行校核，收穫頗大，欣喜間最使我怦然心動的是，這批目前尚存的施孫往來書信堪稱“豐富”為最大特色，我預計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會呈現其作為史料的重要性。     施孫自1984年開始通信，現存信札富有學者交遊之情趣，還涉及施孫與張充和、錢歌川等多位學者往來情形，實錄了中美兩位學者之間學術生活的狀況，從中能了解到施孫的學術思想、理論觀點、治學方法，研究經驗，以及施先生老來彌堅，並不限於“蝸居”，閱讀視野開闊，仍保持對歐美報刊書籍的濃厚興趣，尤其是施先生晚年的一項重要學術活動，即編輯《詞學》“海外特輯”並擬籌備學術會議和孫教授在美約稿情況，都有詳盡記錄。同時，又讓我們了解孫教授的重要著述《情與忠》《傳統女作家選集》等的學術經歷，以及她對柳如是評介的逐步深入過程；並兼及當時美國漢學界的研究活動。     四     讀多了施先生書信，我曾分為三類，一是至交契友，無話不談；二是禮尚往來，就事論事。三是回復來函，借題發揮。我發現施先生致孫教授的這批可當絮語散文來讀的書信，無疑屬第一類。施先生以其淵博，一下筆就率性尖銳，獨具見解，臧否精闢；不僅令人稱奇，又能實話實說，且幽默有情趣；至於互相委託訪書，則諄諄囑咐，心細如發。這樣的事例在本書中處處能見，不勝枚舉，皆能驗證我的這些認識，讀者諸君當能體會之。     我曾讀過難計其數的訪問施先生的文章，但當我讀到1996年孫教授由美國專程來上海探望施先生後寫的《施蟄存對付災難的人生態度》一文，從中我真切感受到“心有所感、意有所觸，情有所激”的真誠、理解，尤為感動，不禁贊喟“前所未有”。現在，我方認識到所謂的“心有靈犀一點通”，正是基於他倆的大量通信，交流思想。     我亦讀過難計其數的研究施先生的論文，也有港台歐美的研究論文，以研究早年文學創作與編輯活動為多，幾乎很少見到關於其古典文學著述和他的古典詩歌創作方面的論文論著。如今我從施孫信札了解到，他倆成為筆友通信之因緣是由於皆為“研究詞學的同志”，從詞學研究開始，經常討論古典文學方面的學術問題，孫教授說：“凡涉及明末清初的文學研究，我一直請教他，自以為有如入室之弟子一般。”施先生還鼓勵她無論如何要多用中文寫作。為此，我注意到孫教授研究論述施先生的一系列中文力作，既保持中國傳統考證又融合西方文論的方法，格局恢弘，別具手眼。我頗為推崇其《柳是對晚明詞學中興的貢獻》《語訛默固好———簡論施蟄存評唐詩》，而新作《施蟄存的詩體回憶：〈浮生雜詠〉八十首》《施蟄存的西行逃難詩歌》之闡述精深又有鮮活的閱讀感，使我體會到一種學術傳承，即“從北山樓到潛學齋”。在我看來，孫教授的這些論文，能為學界在施先生研究方面吹來一股新風，並具有開風氣之功，我深信會在讀書界產生持久的影響。     五     因此，我決定編選這本具有豐富特色的書。更為重要的因由是，一方面可為研究者提供在1980、1990年代中美學者在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方面難得的學術案例，具有相當的參考文獻價值。另一方面供應讀者獨特雋永閒適的隨筆式文本，為讀者提供“可讀、樂讀、耐讀”似的閱讀享受。     毫無疑問，“從北山樓到潛學齋”作為學術傳承，猶如永恆的友誼，正如本書的英文書名那樣貼切： Enduring Friendship : Letters and Essays。同時，這種永恆友誼也一直延續了下來。2007年秋間，孫教授請張充和先生為拙著《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題簽，2013年歲初孫教授又為拙著賜序，當我剛看完“一校”時，收到了她的春節禮物：“這是'朱古力一心'，與1991年3月贈給施老的沒有兩樣！”“買到這本 Monet家園的相片集(其實是明信片集)之時，施蟄存先生已去世。否則我一定會寄給他。現在就補寄給你，做個紀念吧！”孫教授寄賜《走出白色恐怖》(北京三聯增訂版)這樣寫道：“遺憾的是，我一直沒機會向施老仔細談起台灣白色恐怖的種種情況。他所經過的1920-193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另外一種恐怖。”孫教授的這些小箋，我都頗為珍惜，而又給予我構思編輯本書的啟示。     我曾設想把本書做成像歐式筆記本那樣精緻簡潔、令其留存久遠的形式，影印信札能有淡淡泛黃兼有鋼筆淡彩那樣趣味，平添一份溫馨的親切感。當年施先生將自認最為滿意的相片贈給孫教授並手跡、1982年遊南京雨花台帶回的雨花石贈送孫教授附手跡；還有歷年寄贈的賀年片等，皆有情趣而常常使我縈懷，也已編入本書中。     在我，能有這樣美好的機緣參加輯錄本書，說來有些惶愧，但我確實滿心喜歡，並儘力求其穩重。———按孫教授來函指示的：“即所謂'文學的不朽'(literary immor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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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蟄存老人的“四窗”

沈建中

	2003年09月04日09:16

南京薛冰先生誠邀我為北山老人選編序跋集，他關照我，所選篇目不必求多，要編成“好玩”的書。我雖不懂研究這位大學者的學術，但經允許為他編過些書，如今已一年半沒做事了，想想老人的殷殷厚望，自覺甚是抱歉。因厭煩惹事招非，加上忙於衣食，雜事又多﹔編書純粹是興之所至，一旦聞酸殺風景或私心掙煙錢踩“地雷”，自以為的理想便成泡影。可我竟然在電話裡答應先征求老人意見再說。究其原因，那句“好玩”猶如引柴燃起我的書趣，觸發我內心對老人的景仰之情。仿佛正中己懷，手又“痒”了起來，欲罷不能。 　　我向來偏愛序跋文體，感受了它的引人入勝。如果讀到沒有序跋的書，哪怕再好會有不甚過癮的感覺。這次主編規定我必須選編他為自己的書所作序跋，或許能讀出他的經歷和況味，增強我綿力為之的信心。這位文章家的序跋不曾專門結集，僅有部分篇什（包括為他人所撰）被目為散文而選入諸集。我想起有過冒失引用“二手貨”吃的虧，不如花些時間去圖書館親自找找，或許能尋到某些被他本人及別人忽略的序跋類文，順便把每本書的封面拍成照片，頗有許多難得玩味。——有些迂腐的。 　　去公共圖書館需支付閱借証和復印的費用，而身為納稅人再另付資料費亦不計較，猶如上游泳池花錢花力氣還高興著哩。徜徉在書的海洋如魚得水使我樂而忘歸。拉開長木抽屜搜尋排排卡片，或在顯示屏前輸入題名瀏覽，填寫索書號，翹企軌道筐載著查閱的書從庫內許許滑來，那光景，像在機場出口處迎候貴客一樣，盼望欣逢在即。當見到1923年自費刊印一百冊的處女作《江干集》，他自視青少年時期的描紅練習，我卻如邂逅久聞大名的尤物，一陣驚喜。1929年的小說集《追》，被國民黨以“普羅文藝”為由列入禁書，雖不見序跋，但封面充滿一男子奔姿的激情，讓我久久難以平靜。還有《娟子姑娘》的封面和序，均寥寥數筆，那“趣味不淡，手不懶，在燈下，在日落之前的昏黃時分”的純淨透亮，恍如一泓清溪潺潺。每每回味，其境尤妙。 　　老人治學有聞名的“四窗”。在我，長時間地注目於“東窗”和“西窗”，本土與域外、古典與現代、傳統與前衛、田園與都市、校點與翻譯間的文化反差融和一體，他的文化觀念、選擇和立場的雙重性存在，無疑是一種不可忽視的現代文化史的個體現象。檢閱其歷年刊行版本，或許能追本窮源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某一獨特側影。 　　他的“東窗”費時最長、耗力最多。不說童年諷誦唐宋詩詞的背景，而論其輯錄點校的數量就很可觀（包括未刊之作）。1929年水沫書店版校點明《西游補》，便是最初果實，封面簡潔散淡，一幀朱砂猴影畫像，蘊涵渾朴的幽美和稚拙的機靈﹔似久已淡忘的題記，考釋精致通達，透漏所為與劉半農相關的緣起，更為率真。“玩其語氣”，探尋治學三味之發端，我視其為對母語文本較早的情致姿態。以至檢得1935年校點《金瓶梅詞話》跋文，妙喻取譬，趣味橫生，尾語幽默謂：“故以人情小說看《金瓶梅》，宜看此詞話本﹔若存心要看淫書不如改看博士性史，為較有時代實感也。”不難體會語境坦白之稟性。我以為輯錄、校注和標點古典詩文，其實是內在精神氣質所表現的一種趣味方式。 　　我注意到他在不同年代輯錄標校的版本，比較作於不同時期的序跋，當然與其幼年深受熏陶的古典情愫和審美取向，以及自抗戰赴滇教席講授古文生涯息息相關﹔同時從他“這個以老庄思想為養生主的人看來”，對於眾多古籍經典的寬泛樂趣，一段時間專注某一方面貫穿一生。仔細推敲能發現，在遭受推薦“庄子與文選”而起論爭、主編《現代》無奈辭職和辦幾本雜志命短廢刊的挫折后，其文學活動自然而然移至編選《晚明二十家小品》，與阿英合編《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校點《宋六十名家詞》、《翠樓集》、《晚香堂小品》、《徐文長逸稿》等﹔以文賈禍，淪為“五類分子”最低微一類，做二十年“元?右黨人”，便泰然處之沉湎輯錄《詞籍序跋萃編》、《花間新集》和《宋金元詞拾遺》，撰寫《雲間語小錄》，過錄點校《陳子龍詩集》，移情曼殊大師輯成《燕子龕詩》﹔年衰大病致使行動蹣跚，遂居家成就《唐詩百話》、《詞學名詞釋義》和《近代名家詞》，主編《詞學》集刊。這些刊本反映他每至孤寂困難，會退避三舍埋首為己推崇的古代名士那秀麗隱逸的詩詞曲賦，躲進短暫風平浪靜的“避風港”，至少能緩解屢被壓抑郁悶的心情，又像《晚明二十家小品》序中道：著的書既沒那麼多，而“稻粱謀”卻是每日功課，便隻好借助於編書。 　　有一舊事，1932年他往靜安寺郁達夫寓所相訪索稿，見書齋壁上挂著達夫自書龔自珍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大為歡喜，即借回原件制版刊於《現代》，留存恆久的墨影。五十年后他依舊念念沒忘，又撰寫題跋品評一過。讓我不禁猜度他年輕時何以為此句產生的興趣，至年老又藉風雨人生體驗的詮釋。我想，他步履從容地走過漫長坎坷的一個世紀，與崇尚自由的精神品性和進退自如的生活方式因果關聯，以他為個例與其早年朋友之命運比較，像戴望舒、杜衡、穆時英、劉吶鷗，還有馮雪峰和傅雷，“性格決定命運”，能看出他幾經興趣轉移的智慧。如其所言：1960年代在農村摘棉花時悟出，棉花受到外部擠壓，縮成一團渺小無力﹔一旦外部擠壓放鬆會鬆弛恢復原貌，棉花依然是棉花，妙在彈性十足。分明是因觸景生情引發的自況自勉，當時事變幻之際，做人不趨時，治學不避苦﹔既不怨天尤人，又極具孜孜用功於古典詩文的浪漫情懷。他的四兒媳向我回憶“文革”期間，她住底層北室，老人居二樓亭子間，不管白天挨批斗被抄家，每晚夜半人靜時分，總聽得他在樓上讀書筆耕不時發出竹藤椅的挪動聲。可謂欲求退隱，則樂此不疲也。 　　再說“西窗”，一片美麗的風景。以“四窗”論其產量為最多，他自己估算大約有三十余種印本。我見到大光書局版《十日談選》（署名柳安），原擬列入他早期從事編輯活動為光華書局所編《螢火叢書》。書前刊有1928年作題記，繁體橫排可能是翻譯作品的原故，但在當年出版物中並不普遍，那時也許會有先鋒感覺。文中說從英文譯本轉譯的，煞筆“我還希望有一日能從原文譯一個全本給讀者，因為我現在好奇地讀意大利文。”成了我的一次小驚喜。他曾告訴我，這本書並非是自己譯作最早的刊印本，此前印行過幾種。迄今為止，我尋覓到此前有英國司各特《劫后英雄》、奧地利顯尼志勒《多情的寡婦》和德國格萊賽《一九0二級》，不時會心跳加速。 　　每次坐在閱覽室細察翻檢，會感慨“出書難”久已有之。在抗日極端艱苦條件下，由內遷長沙的商務印書館重印其譯作《匈牙利短篇小說集》、《波蘭短篇小說集》，用紙雖糙，封面仍是“商務”老風格，精神為之一振。曾聽過他不住地感喟，出書、辦刊物真不容易啊。——我意外發現為其譯作刊行的書目廣告，均因戰時戰后的困難動蕩，時運不濟，馬雲的福建十日談社擬出版“北山譯乘第一輯”十種，僅印出五種﹔朱雯的上海正言出版社為他印行“域外文學珠叢第一輯”十種，亦隻成三種。有次我回到家取出復印的《自殺以前》題記（1944年），仔細一看，因原書紙張粗劣，模糊不清，連背面透出的字影都復印出來。勝利返滬，他按捺不住多年的文化飢渴重操舊業，與周煦良合編以翻譯作品為主的半月刊《活時代》，尚存三月難乎為繼，便匆匆停刊。 　　閑寂年代，他譯述多達二十餘種，就出版十來本。以這些序跋來論，是能讀出他的潛心專注、孜孜不倦和精神寄托﹔文人的甘於寂寞、忍耐，顯而易見。難怪我會試著想像，到了昭蘇時期他從編譯《搖錢樹》、《為了面包》到《外國獨幕劇》、《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時，會忘情地把始吸兩口的呂宋煙擱於一旁，“大半枝煙全都燒完，兀自的有余燼在那裡熏蒸著”的情景。 　　書海茫茫，我見到其絕大部分譯作刊本，依據序跋陳述的線索，梳理其中同一譯作的不同書名、版本和版次，其中翻譯顯尼志勒作品的譯本尤為明顯，在數十年間屢屢再版重印，可見其譯作頗受重視的程度，又能折射20世紀出版情況的某種側面。他無疑是位翻譯大家，始終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從事此項勞作。早期對域外文學的時尚興趣，使譯介活動既是文學的，又與創作及理論並重。后來遠離文壇輟筆創作，譯作愈加豐收，成為文學活動的延伸。他在《稱心如意》引言裡的深情使翻譯成了人文感懷的“尋覓”，在在顯示其追求的翻譯立場，——創造的、自由的。然而研究者一般大多注重早年翻譯顯尼志勒作品予他創作的影響，較少涉及他整個翻譯生活及其價值所在。 　　現在其譯作出版頗有點兒受到冷落。我想起他說過有些未刊譯稿，在他有力整理時沒人承印，而今無力整理謀求刊行，弄不好會被湮沒，奈何。他曾多次對我淡淡地叨念平生的短篇譯文，尤其是許多文學史上從不提及的小品，希望能去圖書館查找，結集印成《北山雜譯》，我尋覓讀過富有雋永沖淡譯筆的若干篇什，說能否叫《北山譯雨》，他微微一樂，眼神發亮，給我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那時我熱衷“北窗”，無暇顧及這一心願﹔至今想來，殊為憾事。這樣具有典雅魅力的趣味之書，有賴出版家們的青眼，斯為讀書人的一大幸事。 　　1935年脈望社版《現代詩風》（戴望舒主編）創刊號，無編者序跋，卷首語卻是他作為發行人寫的《文飯小品廢刊及其他》，又是一大收獲﹔第四頁“本社擬刊詩書預告”有《紈扇集——施蟄存詩集》，直到1984年元旦他又作小引，可憾至今“有目無書”。又黃又脆稍動會碎落的紙頁，昭然當年繁華都市存於夾縫“做書的人”的艱辛與毅力，不禁觸念老人那種清清淡淡的生命力。由此想到常讀他的文章，幾番摩挲舊作《燈下集》，凝視封面滿頁其手稿墨影和自署書名，仿佛“如面談”（俞曲園制箋題辭）之境，又有“如能心心相通，見不見面無所謂”（李吉力語意）之念。但畢竟惦記老人手持呂宋煙雅興的情狀。所以我感謝本書予我的機緣。因此，去年11月17日我拿著責任編輯蘆薪女史寄來的出版合同去請老人簽名，這天的情景，會深深銘記在我的記憶深處。 　　稿件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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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老師，謝謝留言。書可以從多方面讀，譬如說你倆的互贈賀年卡或禮物。你送的Bernardino Luini (c. 1480/82 – June 1532) 是我第一次碰到，我先去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RT雖然資料短，卻將Luini的英國Ruskin等的影響說出來.....然後網路還有許多更深入的資訊。至於施先生的，我想可以多談。我最關心的是唐詩百話的英譯進度，請您說一下。謝謝


Kang-i Kang-i Sun Chang
Actually the translation plan of 唐诗百话 has been abolished since many years ago--it's simply too difficult for me and my students! Instead, I am planning to write an English book on Shi Zhecun, with translation of his poetry. (If you message me your email address, i can send you an English article I have just written about Shi. It's actually a re-writing of one of my Chinese articles.)




看過孫教授Facebook 有她1980的著作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 書脊照片，它應該補放到76-77頁上供參考或加注。施先生那一代的人發現evolution 出現在書名，有點意外。

今天我從中國書信史看此書；比較胡適之先生與朋友通信的數本5-6本書，多是男朋友，韋連司的是例外；更有趣的是台灣今年剛翻譯的Here and Now，兩位男名作家2008-2011的信，完全大賣弄學問，我要解迷他John說的:只要從42街向南走到Park街再左轉，就會是Nevsky Prospekt大街。.......

1993年1月8日U.B.C的施吉瑞(Jerry Schmidt)先生即拜訪過施先生(109頁)。妙的是，《紅蕖留夢：葉嘉瑩談詩憶往》( 葉嘉瑩/口述, 張候萍/撰寫，臺北：網路與書，2014)230頁敘述Jerry"說詞太難教了，他不會講。"我想請問孫教授，難在什麼地方，讓Jerry不敢教？



Kang-i Sun Chang I think Jerry Schmidt was just modest 谦虚!

Hanching Chung我也是這樣想，他要給葉先生機會。不過，也許博士論文寫韓退之的人認為詞是另外一端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