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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Finlay:鄭明萱譯《青花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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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Finlay《青花瓷的故事》(鄭明萱譯) 的出版社編輯堅持正文不附外文字母,書末用對照表說明。
這會有些問題,譬如說,內文"特安農宮 (凡爾賽)"沒收入對照,而Wikipedia有其它譯法: Petit Trianon  小特里亞農宮,凡爾賽宮。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uHWIKuAYbK8C&pg=PA399&lpg=PA399&dq=JOHN+GAY+To+a+Lady+on+her+Passion+for+Old+China+%28172

鄭明萱的譯藝,或許可以比較她翻譯Wallace Stevens 的 "Anecdote of the Jar",《青花瓷的故事》,頁28-29:

On "Anecdote of the Jar" - English

www.english.illinois.edu/maps/poets/s_z/stevens/jar.htm
·                                
·           


Anecdote of the Jar


I placed a jar in Tennessee,
And round it was, upon a hill.
It made the slovenly wilderness
Surround that hill.


The wilderness rose up to it,
And sprawled around, no longer wild.
The jar was round upon the ground
And tall and of a port in air.



It took dominion everywhere.
The jar was gray and bare.
It did not give of bird or bush,
Like nothing else in Tennessee.

可以比較中國的四個版本:其三

史蒂文斯《壇子軼事》的三個譯本_龍回仁_新浪博客


其四,參考(美)華萊士·史蒂文斯 Wallace Stevens 
 最高虛構筆記   副標題: 史蒂文斯詩文集 
  譯者: 陳東飚 / 張棗出版社: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年: 2009, 頁數: 402,第65頁

罈子軼事







談點鄭明萱譯的《青花瓷的故事》:貓頭鷹出版社採取的正文不寫洋字母的方式,卻是對讀者極不方便,即,書名還要查它的漢字筆畫數.....又譬如說描寫英國運河的沿河地名,你根本無從查起。
目錄未依原書在各章內分節。


譯者不知何故,都不將聖經及各經採用《》表示,譬如說,
頁85 (她採用的翻譯是不完全的:
舊約以斯拉 記(天主教譯名是厄斯德拉上)3:12King James Bible
But many of the priests and Levites and chief of the fathers, who wereancient men, that had seen the first house, when the foundation of this house was laid before their eyes, wept with a loud voice; and many shouted aloud for joy:
  1. 許多曾在這地基上,親眼見過先前的聖殿的老司祭、老肋未人和老族長 ,面對這座聖殿,不禁放大哭,卻也有許多人歡喜高呼,



青花瓷的故事
青花瓷的寰宇之旅,是全球化首次真正興起的濫觴!
  如果沒有瓷的誕生,英國就不可能出現下午茶文化。
  瓷器,在長達一千五百年的時間裡,曾是專屬於中國獨有的發明。
  絲綢、茶葉、瓷器,這三樣來自「東方中國」的產品,曾經讓整個西方世界為之瘋狂。而瓷器的精美、光滑、細膩,尤其讓歐洲人深深醉心,不但引發歐洲人的豔羨,更引發歐洲人的無限想像和嚮往。
  若從葡萄牙人來華算起,三個世紀內共有三億件中國瓷器在歐洲登岸,歐洲人除了瘋狂收集中國的精美瓷器,就連運送途中損壞的碎瓷片都可做成首飾出售,各國君王更紛紛成立實驗室或派出商業間諜,一心想破解中國獨霸千年的製瓷祕方。
  當年「中華帝國」的天威之盛,不光光風靡歐洲大陸,鄰近的東北亞、東南亞地區,無一不為之心悅誠服。而瓷器的流通歐洲,除了激發十四世紀商業冒險活動的興起,亦與地理大發現、海上霸權的興起,環環相扣、息息相關。
  「天下第一瓷都」的景德鎮,在十八世紀初無疑是全球最大的工業複合生產區,三千座窯密密麻麻遍布全鎮,每天得消耗掉一萬擔白米和一千頭豬,不但為朝廷燒製奇珍異件,為中國百姓生產家常器皿,更為世界各地的客戶:江戶、馬尼拉、巴達維亞、德里、伊斯法罕、開羅、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等地,特製符合當地品味和需求的瓷器。景德鎮的分工之細,工業化之精,不但比亞當斯密的工業分工理論還早出現,更比福特的汽車生產線足足早了一個世紀以上!
  十八世紀中國瓷器行銷各地數量之巨,遍布之廣,已首度充分證明:一種世界級、永續性的文化接觸已然形成,所謂真正的「全球性文化」,首次於世界史中隆重登場。而青花瓷的出現,不但集工藝、美學、商貿之大成,更是東西美學相互影響下的第一件「全球化」商品。
  世界史的探討雖已從多種不同貨品切入:鹽、茶、巧克力、咖啡、馬鈴薯、香料、絲綢等,但比起其他商品的單向旅程:香料吃下肚,絲綢穿上身,終而褪色或消失,瓷器最特別的是以完整成品形式外銷,不僅歷時常在,而且成為媒介,跨越遙遠的距離,承載著文化意涵,藉由貿易形式在世界各地流通,促成不同文化的交互影響。
  青花瓷的寰宇之旅,是全球化首次真正興起的濫觴。而從歐洲人發現製瓷祕方的那一刻起,中華帝國的命運也從康雍乾三朝的豐華盛世,悄悄步向近代三百年的動盪不安與衰頹。英文小寫的「china」,竟與大寫的「China」,如此命運相同,令人扼腕。
  且看《青花瓷的故事》,一探中國青花瓷如何發揮驚人的寰宇影響力,以關鍵樞鈕的角色帶動整個世界體系運轉,雄霸世界一千年!
  瓷器自七世紀發明問世以來,始終居於文化交流的核心,中國瓷器則反映了世界史中一項規模最龐大的文化轉型活動。《青花瓷的故事》藉由瓷器,將中國、印度、伊斯蘭世界、歐洲、日本、韓國、東南亞、東非的歷史合為一體,強調國際各區域間的交流、互動、影響,使我們對世界史有更清晰深入的認識。不但結合「生產、分配、消費的歷史」、「科技、貿易、藝術的歷史」與「社會、商品、文化、政治、文學的歷史」三者於一爐,既關注於細節,又清楚聚焦於全球主題。
作者簡介
羅伯特.芬雷 Robert Finlay
  美國阿肯色大學歷史教授,著有《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政治》、《圍困中的威尼斯:一四九四至一五三四年間義大利戰爭期的政治與外交》
譯者簡介
鄭明萱
  文學、文史、文物翻譯人。著有《多向文本》,主要譯作包括中譯《極端的年代》、《少年時》、《費城奇蹟》、《哥倫布大交換》、《到葉門釣鮭魚》、《數學天方夜譚》,以及英譯《故宮勝概新編》、《匠心與仙工——故宮明清雕刻》、《敬天格物──中國歷代玉器導讀》等多種。並以《從黎明到衰頹》榮獲金鼎獎首位最佳翻譯人獎。

目錄

引言
一 天下瓷都:十八世紀的景德鎮
二 瓷之祕:十八世紀中國與西方
三 瓷之生:中國與歐亞大陸
四 中國的瓷文化:商業、士大夫、鑑賞家
五 青花瓷之生:穆斯林、蒙古人、歐亞大陸的文化交流
六 中國瓷居首:韓國、日本、東南亞大陸區
七 中國瓷稱霸:東南亞海洋區、印度洋、西南亞
八 中國瓷之衰與亡:西方與世界
尾聲 香客瓶藝術
注釋
參考資料
中英對照表

The Pilgrim ArtCultures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

Front Cov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Feb 17, 2010 - Art - 440 pages

Illuminating one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The Pilgrim Art "explores the remarkable cultural influence of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globe. Cobalt ore was shipped from Persia to China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here it was used to decorate porcelain for Muslims in Southeast Asia, India, Persia, and Iraq. Spanish galleons delivered porcelain to Peru and Mexico while aristocrats in Europe ordered tableware from Canton. The book tells the fascinating story of how porcelain became a vehicle for the transmission and assimilation of artistic symbols, themes, and designs across vast distances-from Japan and Java to Egypt and England. It not only illustrates how porcelain influenced local artistic traditions but also shows how it became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religion, economics, politics, and social identity. Bringing together many strands of history in an engaging narrative studded with fascinating vignettes, this is a history of cross-cultural exchange focused on an exceptional commodity that illuminates the emergence of what is arguably the first genuinely global culture.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1 The Porcelain City
17
2 The Secrets of Porcelain
47
3 The Creation of Porcelain
81
4 The Culture of Porcelain in China
107
5 The Creation of BlueandWhite Porcelain
139
6 The Primacy of Chinese Porcelain
175
7 The Triumph of Chinese Porcelain
214
8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Chinese Porcelain
253
Epilogue
297
Notes
307
References
337
Images
417
Copyright






















----28:57
《特別呈現》 20130423 《china•瓷》上集青花瓷的故事
本期節目主要內容: 16世紀葡萄牙人就已經開始將大量的中國青花瓷運往歐洲,如今在歐洲,幾百年前的青花瓷依然在歐洲的博物館陳列,展現它那不變的風采。而在中國,景德鎮的瓷器更是名揚中外,而青花瓷更是這裡的主打產品,青花瓷的燒製在這里長久的傳承。而許多人不知道是,青花瓷並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而是由波斯工匠所帶來。讓我們一起探尋青花瓷的故事。(《特別呈現》 20130423 《china•瓷》 上集青花瓷的故事)

http://tv.cntv.cn/video/C22787/8d1e8219d0214116b23b7f538afaec67

Vladimir Nabokov 、《愚昧人生》Laughter in the Dark、《說吧!記憶》Speak, Memory: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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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bokov: all I want from a book is the tingle down the spine, for my hairs to stand on end."

時間,乍看之下無邊無際,因此一開始我沒發現它是個監獄。 --- 納博科夫

Dangerous Minds 新增了 1 張相片。
Dangerous Minds 的相片。

記憶(自由時報副刊專欄)
王丹

納博科夫在《一封永遠也寄不到俄國的信》中說過:“一切都將逝去,但我的快樂將永存。存在于對街燈潮濕的記憶中,存在于下降到運河的石頭台階上,存在于翩翩起舞的夫婦的笑臉上,存在于一切上帝慷慨地環繞我們的寂寞的東西上。”這是我看過的,關於記憶的最美的一段文字。在這段文字中,記憶以“存在”的面目出現,呈現出“生活”這一有關記憶的主要內涵,並以詩歌一般的節奏畫出了記憶在生活中走過的軌跡。


這段文字簡樸但是令人動容,正如記憶本身。很大宏大的場面,其實我們不可能一一存入記憶的檔案;或者說,那樣的關於時代,關於重大事件的記憶,其實即使庫存在我們的記憶抽屜裡,也是跟鐵門一樣冷冰冰的存在,我們當然珍惜,但是不會有融化一般的感動。我們面對這樣的記憶,會有不同的情緒,感嘆或者悲傷,憤怒或者遺憾,這些情緒端端正正地樹立在那裡,像一棵沒有表情的參天大樹,那就是歷史。那不是記憶。

而真正美麗的記憶,包裹在普通的,瑣碎的生活中,正如納博科夫所描寫的那些日常的碎片。就如同我至今還偶爾會想起遙遠的年代的某一天,在慵懶的下午的圖書室內,看到一幅插圖導引出來的內心的一些激動和嚮往。那時我初中,十幾歲的慘綠年齡。有一些只有在那種年齡才會有的莫名的惆悵,這樣的惆悵在那天的午後的陽光的照射下,彷彿把時間定格在一幀照片的黑白色的背景上。這就是記憶:它溫暖而鬆散,靜靜地躺在那裡,並不引人注目,但是偶爾想起,內心無比踏實。
真正的記憶,是個人的。即使是與他們有關,也是因為這樣的他者,與我們自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是因為從對他者的回憶中,我們看到了自己走過的或者蜿蜒或者崎嶇的道路。真正的記憶,也很難與人分享吧,因為這樣的記憶與我們的個任性的感受緊密連接在一起,而感受,尤其是歷經了時間磨礪之後的那些殘留下來的感受,已經細微到只有我們自己才能品味。所有公開的述說,只能引起歧義和誤會,引起紛雜的聯想和不必要的抗拒,我們其實是與自己的記憶一路走來,證明著自己的存在的。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每個人都在囤積記憶,都在豐富自己的庫存。記憶因此而是一門藝術,關係到我們的未來。當有那麼一天,我們終於老去,咀嚼記憶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這時候,我們拉開抽屜,一件件把玩不同質地,不同顏色,不同款式的記憶,就像王家衛在他的電影中不厭其煩地展現的舊時代的旗袍一樣,各種各樣的記憶,就是我們盤點人生的賬目。因此,現在我們如何選擇,我們保留什麼,我們放棄什麼,就成為重要的功課,必須早一點動手準備。
這些記憶,有文字,有照片;或者是一首歌曲,或者是一幅油畫,或者根本什麼也不是,只是一種瞬間的情緒,但是來自過去的暗影。這些記憶,讓我們橫跨在時間和空間的橋樑上,俯視自己曾經珍惜過的歲月。它們簡單樸素,字跡鮮明,線條清晰。它們,會決定著我們完成人生的意義。


Search Results

  1. Vladimir Nabokov: Life and Lolita - BBC Documentary - YouTube
    www.youtube.com/watch?v=TnvvBL6set4
    Oct 14, 2012 - Uploaded by 324wilson
    Vladimir Nabokov is one of my favorite writers of all time, but some of his works, espeically "Lolita," remains ...

  2. BBC Four - How Do You Solve a Problem Like Lolita?

    www.bbc.co.uk › FactualArts, Culture & the Media
    BBC Four, audio interviews: Vladimir Nabokov· BBC News: Nabokov's unfinished work is published · Nabokov's Lolita (www.vestige.org); Newsnight: Nabokov's ...

  3. Vladimir Nabokov on Literature and Life: A Rare 1969 BBC Interview ...

    www.brainpickings.org/.../vladimir-nabokov-james-mossman-in...
    Jan 18, 2013 - Vladimir Nabokov on Literature and Life: A Rare 1969 BBC Interview. by Maria Popova. “The arrows of adverse criticism cannot scratch, ...

1977年冬,森堯學長從倫敦來Colchester訪我。他跟我說《說吧!記憶》值得一讀。我到圖書館拿起這本舊書,就像蔣彝先生的《倫敦啞行》那般舊。不過後者還有彩色圖詩,而納布可夫的,只是文字的魅力數十年之後我看到兩岸的翻譯本都沒什麼味道

讀者請用Vladimir Nabokov 找本blog 還可找出許多作品

作  者: (美)纳博科夫著,王家湘
出 版 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說吧,記憶︰自傳追述
SpeakMemory: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

    作者:[]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NabokovV.

作  者: (美)納博科夫 著,王家湘 譯

出 版 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9-4-1
    字  數: 235000
    版  次: 1
    頁  數: 393
    印刷時間: 2009-4-1

內容簡介

我在思想上回到了過去——思想令人絕望地漸行漸淡——遙遠的地方,我在那裏摸索某個秘密的通道,結果發現時間的監獄是球形的,沒有出口。除了自殺,我嘗試過一切。我曾拋棄自己的身份,以便能夠充作一個傳統的幽靈,偷偷進入孕育我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國度。

一 個小玻璃球裏的彩色螺旋,我就是這麼看待自己的一生的……當我回顧那些流亡的歲月時,我看到自己,以及成千上萬個其他俄國人,過著一種奇怪但完全不能說 是不愉快的生活,處於物質的貧困和思想的奢華之中,在小人物、幽靈般的德國人和法國人之間,我們,流亡者們,碰巧居住在他們多少有點夢幻似的城市裏。這些 原住民在我們心裏和用玻璃紙剪出來的人形一樣單調透明,我們雖然使用他們精巧的裝置,給他們愛開玩笑的人鼓掌,採摘他們路旁的李子和蘋果,但是我們和他們 之間不存在真正的、像在我們自己人中如此廣泛存在的那種極富人情味的交流。有的時候似乎是我們無視他們,就像一個傲慢或極端愚蠢的侵略者無視一群雜亂的、 無法辨認的當地人一樣:但是偶爾,其實還是相當經常地,那個我們通過它平靜地展示我們的傷心事和我們的藝術的幽靈般的世界會產生一種可怕的動亂,使我們明 白誰是無形的囚徒,而誰又是真正的主人。
---
女士是一個大個子女人,非常肥胖,在一九○五年十二月我六歲、弟弟五歲的時候,她大搖大擺地進入了我們的生活。我是這樣清楚地看到她濃密的黑髮,高高梳起,開始隱隱發白;她嚴厲的前額上的三條皺紋;她突出的眉毛;黑鏡框夾鼻眼鏡後面冷冰冰的眼睛;那隱約可見的髭鬚;那滿是斑點的皮膚,在她發怒的時候,一陣紅暈會莊嚴地擴展到堆在綴滿飾邊的如山般的上衣外的第三個、也是最肥大的下巴的區域。現在她坐了下來,或者不如說她開始應付坐下來這個任務,下頜的一團軟肉哆嗦著,邊上有三個釦子的肥大的臀部小心翼翼地往下放低;然後在最後一刻,把巨大的軀體交給了柳條扶手椅,椅子純粹出於恐懼,發出了一陣如槍砲齊鳴般的劈啪聲。
那時我們在國外已經待了大約一年了。在博略和阿巴集亞度過了一九○四年的夏季,又在威斯巴登住了幾個月以後,我們在一九○五年初動身回俄國。我記不得是哪個月了。一條線索是,在威斯巴登的時候,我被帶到了那兒的俄國教堂——我第一次進任何地方的教堂——那可能是在大齋節期間(在禮拜進行的時候我問母親,牧師和執事在說些什麼;她用英語輕聲回答說,他們在說我們大家應該彼此相愛,但是我理解為,她的意思是那兩個穿著閃亮的錐形禮袍的絢麗人物互相在說,他們永遠是好朋友)。從法蘭克福出發,在一場暴風雪中到達柏林,第二天早晨乘上了從巴黎隆隆開來的北歐快車。十二個小時後列車到達了俄國邊境。
我還沒有滿六歲,但是在國外的那一年,那充滿了困難的決定和大量希望的一年,使一個俄國小男孩接觸到了成年人的談話。他自己也難免受到一個母親的思鄉和一個父親的愛國情愫的影響。其結果是,就是那次回俄國,我第一次意識到的回國,現在,六十年以後的今天,我感到對我來說似乎是一場預演——不是永遠不會實現的衣錦還鄉的預演,而是在我漫長的流亡生涯中不斷出現的還鄉夢的預演。
女士從瑞士來到我們家的那個一九○五到一九○六年的冬天,是我童年惟一在鄉間度過的冬季。那是罷工、騷亂和警察煽動的大屠殺的一年,想來父親希望他的家人遠離城市,待在我們安靜的鄉間宅第,他猜測,那兒農民對他的好感可能使動亂的危險緩和下來,而他的猜測是對的。那也是一個特別寒冷的冬天,下的雪和女士預料的、可能在遙遠昏暗的北極的馬斯科維看到的一樣多。她在小小的錫韋爾斯基站下車,從那兒再乘雪橇旅行六英里才能到維拉,我沒有到車站去迎接她;但是現在我這樣做了,我試圖想像她在那難以置信的、不合時宜的旅行的最後一程中的所見和感受。她會這樣哀叫,不僅是為了弄明白自己在什麼地方,也是為了表示最大的痛苦:她是個陌生人這樣一個事實,她擱淺在此、身無分文、衰弱多病、正在尋找一個她最終能夠得到理解的福地……
候車室的門隨著一陣嚴寒的夜晚特有的顫栗的嗚咽聲打開了;一團熱空氣沖出室外,濃得幾乎和機車噴出的蒸汽一樣;這時,我們的馬車夫扎哈接手了— —這是一個穿著外毛羊皮襖的高大結實的漢子,他塞在大紅色腰帶裡的大手套伸出在外面。我聽見雪在他的氈靴下踩得嘎吱響,此時他正圍著雪橇費勁地走來走去,忙著對付行李、叮噹響的挽具、最後是他自己的鼻子,他用拇指和食指熟練地一擰一晃就使鼻子鬆快了。她懷著極度的疑慮小心翼翼地爬進雪橇,怕得要命地緊抓著他,生怕雪橇在她龐大的軀體坐穩之前就開動了。最後她終於嘟噥著安頓了下來,並把拳頭塞進了不夠大的長毛絨手筒裡。在車夫濕嘰嘰的嘴唇發出咂的一聲後,那兩匹黑馬佐伊卡和津卡繃緊後腿,倒動蹄子,再一繃腿,於是女士的軀體往後一仰,隨著沉重的雪橇被猛地拉出了自己鋼鐵、毛皮和肉體的世界,進入一個沒有摩擦力的介質,它輕輕掠過一條幽靈般的道路,看上去和路面幾乎沒有什麼接觸。
有一刻時間,由於車站廣場盡頭一盞孤燈的突然照射,一個嚴重誇大了的影子,同樣攏著一個手筒,在雪橇旁全速行進,爬上了一道雪崗子之後消失了……在那裡,在無盡的昏暗之中,遠處村莊閃爍不定的燈光在她的眼裡似乎是狼群的黃眼睛。她冷,她凍僵了,一直凍僵到“腦子的中心”——因為她如果不緊跟最乏味的格言,就會和最狂熱的誇張一起翱翔。她不時回頭,看看裝著她的箱子和帽子盒的第二輛雪橇是不是跟在後面——總是保持著同樣的距離,就像探險者描述過的極地海域中友好的船隻的幻景一樣。還有,不要讓我漏掉了月亮——因為肯定會有一個月亮,一輪明淨得難以想像的滿月,和俄國酷烈的嚴冬十分般配。它出來了,駛離了一片斑駁的小雲塊,將它們染上了一層朦朧的光輝;而隨著它逐漸升高,它給雪橇滑板留在路上的印痕塗上了光澤,路面上每一個閃光的雪團都因增大了的陰影而顯得更為突出。
非常美,非常荒涼。但是我怎麼會在這個立體夢境中?我是怎樣到那兒的?不知怎的,那兩輛雪橇已經悄悄離去,留下了一個沒有護照的間諜,穿著他的新英格蘭雪靴和風雪大衣站在那條發藍的白色道路上。我耳朵中的振動已經不再是雪橇遠去的鈴聲,而只是我年邁的血流發出的嗡嗡聲。萬籟俱寂,一切都被月亮這面幻想的後視鏡迷醉、征服。然而雪是真實的,當我彎身捧起一把雪的時候,六十年的歲月在我的手指間碎成了閃光的霜塵。
我整個一生入睡都很困難。火車上的人,把報紙往旁邊一放,抱起兩條無聊的胳膊,然後帶著令人不快的放肆樣子,立刻開始打起呼嚕來,這使我十分驚訝,就和那毫無拘束地當著一個喋喋不休的桶匠的面自得地大便的傢伙,或是大規模示威遊行的參加者,或者加入某個工會以圖融入其中的人使我感到驚訝一樣。睡眠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聯誼會,會費最高,禮儀最粗俗。我感到這是有損人格的心理折磨。創作造成的緊張和精力的消耗常常迫使我,哎,去吞下一片能讓我做一兩個小時可怕噩夢的強效藥,甚至接受午睡這種可笑的解脫,一個骨瘦如柴的老糊塗可能就是這樣踉蹌走向最近的安樂死處所;但是我就是無法習慣夜夜對理性、人性和創造力的背叛。無論多麼累,我對與意識離別的痛苦都存在著難以形容的反感。我討厭睡眠之神索莫納斯,那個把我捆綁在斷頭台上的戴著黑色面具的劊子手;而如果說在歲月的進程中,隨著更為徹底更為可笑的解體的臨近——我承認,如今在晚上,這大大分散了我對睡眠的例行恐懼——我已經如此習慣了就寢時的煎熬,在那把熟悉的斧頭從它雙層底的絲絨襯裡的大盒子裡被拿出來的時候,幾乎還有點得意。可是最初我並沒有這樣的安慰或保護:除了女士臥室裡那蘊藏著光輝的枝形吊燈上的一盞象徵性的燈之外,我什麼也沒有,根據家庭醫生的旨意,女士臥室的門保持微微開啟狀態。那條垂直的閃爍著的微光(孩子的眼淚能夠將它變成耀眼的同情之光)是我能夠緊緊抓住的東西,因為,在絕對黑暗之中,我的頭會發暈,神誌在拙劣模仿的死亡掙扎中​​消融。
星期六晚上曾經或應該有令人高興的期待,因為那是女士——一個屬於正統衛生學派、認為我們只是感冒的根源——縱容自己進行一周一次洗澡這個充滿危險的奢侈享受的夜晚,因而使我的微光可以延續較長的時間。可是後來更不易覺察的折磨開始了。
現在她已經走進了她的房間。光線一陣快速的明暗交替告訴我,床頭櫃上的蠟燭已經接過了天花板上的一簇燈泡的任務,在兩下咔噠聲後亮度自然地然後是超自然地二度上升,最後咔噠幾聲完全熄滅。我的那一條光仍然存在,但已變得陳舊暗淡,只要女士一翻身,床吱嘎一陣響,都會搖曳閃爍。我現在仍然能夠聽見她。一會兒是像發清脆的沙​​沙聲;一會兒是水果刀裁開書頁的嚓嚓聲。開始了一段減弱期:她正在讀布爾熱的文章。他身後不會有一個字流傳下來。劫數難逃。我處於強烈的苦惱之中,拼命想誘得睡眠的到來,幾秒鐘睜開一次眼睛,看看那變暗了的一絲光線,想像著天堂是一個不眠的鄰人在永恆的蠟燭的光照下讀一本無窮盡的書的地方。
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夾鼻眼鏡盒啪的一聲關上了,雜誌被胡亂推到了床頭櫃的大理石面上,女士噘起嘴唇吹了一大口氣;第一次的嘗試失敗了,搖搖晃晃的火焰扭動著躲閃開了;於是第二次猛衝,火光熄滅了。在那一片漆黑之中我弄不清自己身在何處,我的床似乎在慢慢地漂移,驚恐使我坐起身子大睜著眼睛;最後,我的適應了黑暗的眼睛在眼內出現的漂浮物中,分辨出了某些更寶貴的模糊痕跡,它們在遺忘狀態下無目的地遊蕩,直到在半記憶中定格下來,原來是窗簾隱約的褶皺,窗簾外面,街燈還在遠處亮著。
她在我們家待了七年,課越上越少,脾氣越來越壞。不過,比起在我們這一大家子人中來來去去的英國家庭女教師和俄國家庭教師來,她似乎像一塊堅硬無情的永恆的岩石。她和所有人的關係都很不好。夏天裡,很少有不到十五個人坐下來吃飯的時候,而碰到生日,吃飯的人數會升到三十個或者更多,飯桌的座次就成了女士特別關心的重大問題。在這樣的日子裡,叔叔伯伯,姑姑嬸嬸,堂表兄弟姐妹,會從鄰近的莊園前來,村醫會乘他的雙輪輕便馬車來,會聽見村里小學校長在陰涼的大廳裡擤鼻子,手裡攥著淡綠 ​​色的、濕濕的發出輕微響聲的鈴蘭花束,或天藍色的脆弱的矢車菊花束,從那兒的一面又一面鏡子前經過。《說吧,記憶》 [美]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著 王家湘譯 定價:28.00元 上海譯文出版社將隆重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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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1899-1977)納博科夫是二十世紀公認的傑出小說家和文體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一十三日,納博科大出生於聖彼德堡。布爾什維克革命期間,納博科夫隨全家於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國。他在劍橋三一學院攻讀法國和俄羅斯文學後,開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學生涯。 一九四○年,納博科夫移居美國,在威爾斯理、斯坦福、康奈爾和哈佛大學執教,以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和翻譯家身份享譽文壇,著有《庶出的標誌》、《洛麗塔》、《普寧》和《微暗的火》等長篇小說。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納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麗塔》由巴黎奧林匹亞出版社出版並引發爭議。 一九六一年,納博科夫遷居瑞上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在洛桑病逝。
書摘插圖

第一章


搖 籃在深淵上方搖著,而常識告訴我們,我們的生存只不過是兩個永恆的黑暗之間瞬息即逝的一線光明。儘管這兩者是同卵雙生,但是人在看他出生前的深淵時總是 比看他要去的前方的那個(以每小時大約四千五百次心跳的速度)深淵要平靜得多。然而,我認識一個年輕的時間恐懼者,當他第一次看著他出生前幾個星期家裏拍攝的電影時,體驗到一種類似驚恐的感情。他看見了一個幾乎沒有任何變化的世界——同樣的房子,同樣的人——然後意識到在那裏面他根本就不存在,而且沒有人 為缺少他而難過。他瞥見他的母親在樓上的一扇視窗揮手,那個不熟悉的手勢使他心神不安,仿佛那是種神秘的告別。但是特別使他害怕的是看到一輛放在門廊裏的 嶄新的嬰兒車,帶著棺材所具有的自鳴得意、侵蝕一切的神氣;就連那也是空的,仿佛,在事物的進程反向發展的過程中,他自己的身體已經分崩離析了。

這樣的想像對於年輕人來說並不陌生。或者,換句話來說,想到最初和最後的事情常常帶有青少年的特點——除非可能受到某種古老、嚴厲的宗教的指引。天性期望 一個成年人接受這兩個黑暗的虛空,和接受這兩者之間的J晾人景象時同樣漠然。想像,是不朽和不成熟的人的極頂快樂,應該受到限制。為了能夠享受生活,我們 不應過多地享受想像的快樂。

我 討厭這種事態。我感覺到了要表示我的厭惡並掩飾天性的強烈願望。我的頭腦一再做出巨大的努力,來看清在我生命的前後兩側的不具個人色彩的黑暗中最微弱的 帶個人性質的閃光。我相信,造成這個黑暗的僅僅是時間之牆,是它將我和我青腫的拳頭與自由的永恆世界隔開,這是我樂於和身上畫著最鮮豔的彩繪的野蠻人共用 的信念。我在思想上回到了過去——思想令人絕望地漸行漸淡——遙遠的地方,我在那裏摸索某個秘密的通道,結果發現時間的監獄是球形的,沒有出口。除了自 殺,我嘗試過一切。我曾拋棄自己的身份,以便能夠充作一個傳統的幽靈,偷偷進入孕育我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國度。我曾在心理上忍受有損身份地和維多利亞時代的 女作家以及退役上校們為伴,他們記得前世曾是古羅馬大道上的奴隸信使,或者是拉薩柳樹下的哲人。我翻遍舊夢,尋找鑰匙和線索——讓我馬上說清楚,我完全拒 絕佛洛德那庸俗、低劣、基本上是中世紀的世界,連同那對性象徵的異想天開的探索(有點像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尋找培根式的離合詩),以及充滿怨恨的小小的 胚胎從他們天然的隱蔽深處對他們雙親性生活的窺探。

起 初,我並沒有意識到,乍看起來如此無邊無際的時間竟會是一個監獄。在探究我的童年的時候(這僅次於探究你的永恆),我看到了意識的覺醒是一系列間隔開的 閃現,間隔逐漸縮小,直到形成了鮮明的大塊的感知,提供給記憶一個並不牢固的支撐點。我很小就幾乎同時學會了數數和說話,但是內心裏認知我就是我,我的父 母是我的父母,似乎只是後來才確立起來的,是直接和我發現他們的年齡與我的年齡的關係相聯繫的。從我想到這一揭示時那立即侵入我的記憶的、帶著片片透過交 疊的綠葉的光影的強烈陽光來判斷,那個場合可能是鄉間的夏末,我母親的生日,我問了些問題,估摸了得到的回答。根據重演論①,這一切本應如此;我們遠祖頭 腦中的反身意識的開始必定和時間意識的初現是同時發生的。

因此,當新揭露出來的、我自己新鮮俐落的四歲年紀的配方面對父母的三十三及二十七歲年紀的配方時,我感到自己產生了一個變化。我受到了巨大的、令人鼓舞的 震動。仿佛比五十個月以前那個號啕大哭的泡得半死的我(老習俗要求父母退到一扇門後,我的母親透過這扇半關的門,設法糾正了笨拙失誤的大長老康斯坦丁-維 特韋尼斯基神父的錯誤)所經歷的希臘天主教的浸泡要更為神聖的方式接受第二次洗禮,我感到自己突然投入了明亮的流動的傳導體之中,這傳導體不是別的,正是 純粹的時間元素。你和不是自己、但是被時間的共同流動和自己結合在一起的人們分享它——正如激動的洗海水浴的人們分享閃閃發亮的海水一樣,這是和空間世界 很不相同的環境,空間世界不僅是人,而且連猿猴和蝴蝶都是能夠感知到的。在那一瞬間,我深切地意識到,那個二十七歲、穿著柔和的白色和粉紅色衣服、拉著我 的左手的人是我的母親,而那個三十三歲的、穿著刺眼的白色和金色衣服、拉著我的右手的人是我的父親。我在他們兩個人之間,在他們平穩地向前行進的時候,我 大搖大擺地走一陣,小跑一陣,再大搖大擺地走一陣,沿著小路的中間走過片片光影,今天我很容易就認出,這條小路正是我們家在俄國原聖彼德堡省的叫維拉的鄉 村別墅的庭園裏兩旁長著觀賞小櫟樹的小徑。確實,從我目前偏遠的、與世隔絕的、幾乎是杳無人跡的時間之山脊上,我把。一九。三年那個八月天的微小的自己看 做在慶祝有意識的生命的誕生。如果拉我左手的人和拉我右手的人在以前曾同時在我嬰兒模糊的世界裏出現過的話,也是在溫柔的不知姓名身份的面具之下出現的; 但是現在我父親的穿著——那套騎兵衛隊的華麗軍裝,半身鎧甲的光滑的金燦燦的突起部在他的前胸和後背閃閃放光,像太陽一樣呈現出來,而且在以後的好幾年裏 我對父母的年齡一直保持著強烈的好奇,不斷要人家告訴我他們的歲數,好像一個心情緊張的乘客為了對一隻新表而詢問時間一樣。

我的父親,請注意,在我出生前很久就已完成了軍事訓練,因此我想那天他穿上老軍團的服飾是節日時的一個玩笑。那麼,我第一個完整的意識的閃現要歸功於一個玩笑——這也具有重演的含義,因為在地球上最先意識到時間的動物也是最先會笑的動物。


隱 藏在我四歲時玩的遊戲背後的是原始洞穴(而不是佛洛德式神秘主義者們可能設想的東西)。在我的腦子裏出現的,宛如史前地質上地殼隆起的某種巨大無比的 產物,是在維拉別墅的一個客廳裏的一張大長沙發,沙發面是白底子上印有黑色三葉草的印花裝飾布。歷史在離這張長沙發的一端不遠的地方開始(有公正的希臘人 的保證),那兒有一大盆繡球花叢,開著淺藍色和一些帶綠色的花,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半掩著一尊狄安娜①大理石胸像的墊座。長沙發貼靠著的那面牆上,一張鑲 在烏木框裏的灰色版畫標誌著歷史的另一個時期——那是拿破崙戰爭的場景之一,畫面上真正敵對方是具體事件和它的寓意,你看到的是一個受傷的鼓手,一匹死 馬,戰利品,一個士兵正要用刺刀刺向另一個士兵,以及在將軍們中間的那個刀槍不入的皇帝在定格了的衝突中擺著姿勢,所有這一切都聚集在同一個視覺平面上。

某 個大人幫助了我,他先用兩隻手,然後加上一條有力的腿,把長沙發從牆挪開幾英寸,以便形成一個狹窄的通道,再進一步幫我用長沙發的長靠枕嚴實地封住頂 上,兩頭拿幾個墊子堵住。這樣我就得到了爬過漆黑的隧道的難以相信的樂趣,我在隧道裏會逗留一小會兒,聽自己嗡嗡的耳鳴聲——小男孩們躲藏在滿是塵土的地 方時如此熟悉的那孤單的震動——然後,在突然一陣美妙的驚慌下,手腳並用迅速嘭嘭爬到隧道頭上,推開墊子,歡迎我的是一把維也納籐椅下鑲木地板上網狀的太 陽光,和兩隻輪流停落下來的快樂的蒼蠅。另外一個隧道遊戲更柔和、更具夢幻感。清早醒來後,我用床上的東西做成帳篷,在雪崩般的床單的幽暗中、在似乎從遙 遠的距離之外穿透我半在陰影中的掩蔽所的微弱的亮光下,聽任想像力朦朧地千般馳騁,我想像在那遙遠的地方,奇異的白色動物在湖泊地帶自由遊蕩。對我的側面 帶有毛茸茸的棉線繩網的兒童床的回憶,也使我記起了把玩一個水晶蛋時的快樂:那是某個記不起來的復活節遺留下來的,是一個非常漂亮、堅實得可愛的深石榴紅 色的水晶蛋。我總是把床單的一角咬得濕透,然後把那個蛋緊緊包在裏面,好欣賞並且再舔舔緊包起來的琢面的溫暖閃爍的紅色,它神奇完美的光澤和色彩透過濕布 滲了過來。但是這還不是我最盡情享受美的一次。

宇 宙是多麼小啊(袋鼠的育兒袋就能夠將它裝下),和人的意識相比,和個人的一個回憶及語言對這個回憶的表達相比,又是多麼微不足道啊!我可能過分地喜愛自 己最早的印象,但是我對它們懷著感激之情是有原因的。它們將我引到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視覺和觸覺的極樂園。我回憶起一九。三年秋天的一個夜晚,在國外旅行的 時候,臥鋪車廂裏(可能是在早已消失了的地中海豪華列車上,它的六節車廂的下半部漆成紅棕色,窗格是米黃色的)我跪在視窗的一個(略顯扁平的)枕頭上,懷 著難解的極度痛苦,看見遠處山坡上有幾處神奇的燈光在向我召喚,然後悄悄地落進黑絲絨口袋裏:那都是鑽石,我後來在作品中將它們送給了我的人物,以減輕財 富的重壓。可能我設法把臥鋪床頭很緊的有壓印圖案的百葉窗鬆開推了上去,我的腳跟很冷,但是我仍然跪在那兒凝視著外面。沒有任何東西比回想那些初始的激動 更甜蜜或更奇異的了。它們屬於一個完美的童年的和諧世界,作為這樣一個世界,在人的記憶中具有自然可塑的形態,幾乎不用什麼努力就能夠寫下來;只有在進行 青春期的回憶的時候摩涅莫辛涅才開始挑剔,找起岔子來。不僅如此,我還認為,在儲藏印象的能力方面,我這一代的俄國兒童經歷了一段天才時期,仿佛是考慮到 了將會使他們所熟悉的世界完全消失的大變革,命運通過給予他們比應得的一份更多的東西忠實地盡自己所能幫助他們。當一切都儲藏好了以後,天才就不復存在 了,正如發生在別的那些更為特殊的神童身上的那樣——漂亮的、頭髮鬈曲的少年揮動指揮棒,或者駕禦巨大的鋼琴,他們最後變成了二流音樂家,有著哀怨的眼 睛,莫名的疾病,以及隱約地有點畸形的沒有男子漢氣概的臀部。不過即使如此,個人的種種奧秘繼續引逗著回憶錄的作者。我既不能從環境中也不能從遺傳中找到 使我成形的具體工具,那在我生活上壓下了某種複雜的浮水印圖案的無名的滾軋機,它那獨一無二的圖案在藝術之燈被點燃、照亮了生命的全景之時變得清晰可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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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邱慧璋譯人有興趣 
邱慧璋的個人資料-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
www.forex.ntu.edu.tw/.../bio.php?PI... - Cached -Translate this page
姓名, 邱慧璋. 班別, 學士班. 就學狀態, 已畢業. 畢業年度, 1955.


-納布可夫/著《愚昧人生》(台北尔雅出版社、少见1975年台版书珍本)

爾雅出版◎1981年12月三版


羅麗塔作者 Vladimir Nabokov,《愚昧人生》,爾雅,1985年四版 /邱慧璋譯

Bernardino Luini (c. 1480/82 – June 1532) was a North Italian painter from Leonardo's circle. Both Luini and Giovanni Antonio Boltraffio were said to have worked with Leonardo directly; he was described to have taken "as much from Leonardo as his native roots enabled him to comprehend".[1] Consequently many of his works were attributed to Leonardo. He was known especially for his graceful female figures with elongated eyes, called Luinesque by Vladimir Nabokov.[2] (22頁)


Madonna del Roseto (Pinacoteca di Brera).

Laughter in the Dark (novel)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Laughter in the Dark
Laughter-in-the-Dark
First US edition
Author(s)Vladimir Nabokov
Original titleКамера Обскура
CountryGermany
LanguageRussian
Genre(s)Novel
PublisherBobbs-Merrill Company
Publication date1932
Media typePrint (Hardback& Paperback)
Pages292 pp
ISBNISBN 0-8112-0708-0 (1978 English edition) & ISBN 5-306-00189-0 (2001 Russian edition)
OCLC Number4562864
Laughter in the Dark (Original Russian title: Камера Обскура, Kamera Obskura) is a novel written by Vladimir Nabokov and serialised in Sovremennye Zapiskireleased in 1932.[1]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Camera Obscura, was made by Winifred Roy and published in London in 1936 by Johnathan Long, the paperback imprint of Hutchinson Publishing, with the author credited as Vladimir Nabokoff-Sirin. Nabokov was so displeased by the translation's quality that he undertook his own translation,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38 under the now common name, Laughter in the Dark. He is sometimes mistaken of being not fond of the book, yet in fact it was based on very personal breakthroughs in his life.
The book deals with the affection of a middle-aged man for a very young woman, resulting in a mutually parasitic relationship. In 1955, Nabokov used this theme again with Lolita to a much differently developed effect. He again used this theme to the most extreme in Ada.
The books he produced in 1932-34, Glory, Laughter in The Dark, and Despair, were all very closely related, as they were reflective of the happenings in Nabokov's life. And although Ada, Pnin, and especially Pale Fire, are showcases to his genius, Laughter In the Dark stands as part of a triad of development, showing that it was not about what Nabokov was writing, but about what he was doing to the reader and himself. Pnin is actually a revisited form of the same style later on in his career.

Contents

[edit]Characters

The characters were given different name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the following list the names of the main character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re given first with the original names in parentheses.
  • Albert Albinus (Bruno Krechmar) - a middle-aged art-critic
  • Margot Peters (Magda Peters) - an 16-year-old aspiring actress, common worker, model, seductress
  • Axel Rex (Robert Gorn, probably Robert Horn) - A painter from New York and Margot's first lover, also Margot's first broken relationship when he abandoned her
Some minor characters include (from the English version):
  • Elisabeth Albinus - Albert Albinus's wife
  • Paul Hochenwart - Elisabeth's brother
  • Otto Peters - Margot's brother
  • Frieda - The Albinus' housekeeper
  • Irma Albinus - Elisabeth and Albert's daughter
  • Kaspar - A friend of Otto's
  • Udo Conrad - An author and acquaintance of Albert's

[edit]Plot

Albinus is a respected, reasonably happy married art critic who lives in Berlin. He lusts after the 18-year old Margot whom he meets at a cinema, where she works, and seduces her over the course of many encounters. His prolonged affair with Margot is eventually revealed to Elisabeth when Margot deliberately sends a letter to the Albinus residence and Albert is unable to intercept it before it is discovered. This results i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Albinus' marriage. Rather than disown the young troublemaker he is even more attracted to her. Margot uses him to become a film star, her ambition in life. Albinus introduces Margot to Axel Rex, but he does not know the two had previously been lovers. Margot and Rex resume their relationship, and start plotting to get Albinus out of the way and rob him of his money. Rex sees the opportunities that Albinus's infatuation with Margot produces, and understands that even a great risk is little to the blind and helpless; in love, in loss, and in dwindling fortune.
Albinus delivers Margot her first role as an actress, but she does not appear to be very talented. In fact, what she possesses in beauty is best captured by the imagination rather than even a still camera. Only Albinus' wealth ensures she gets to play her role. Margot realized she played the role poorly, and Albinus worried about her reaction. Rex, however, adored seeing the girl from the streets suffer, and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use her ineptitude. After Margot becomes upset upon viewing the film, Albinus coaxes her into taking a holiday to the south. They rent a hotel room and, after a chance encounter with an old friend, Albinus happens to surmise that Margot and Rex are engaged in an affair. He had always been envious of Rex as he was the truest of the artists, unlike him. He stole beautiful young things from Albinus his whole life and this was not different. Albinus steals away with Margot and leaves Rex at the hotel. On their journey out of town, Albinus, a self-proclaimed poor driver, crashes the car and is blinded, leaving him in need of care and oblivious to the world around him.
Rex and Margot take advantage of his handicap and rent a chalet in Switzerland where Rex poses as Albinus' doctor, although Albinus is unaware of Rex's presence. Unknown to Albinus he was being mocked and tortured during his recovery. He becomes increasingly suspicious as his ears become more attuned and he perceives someone's presence, but his fears are never confirmed. Paul, a friend to the family, after suspecting forgery (Rex and Margot have been bleeding Albinus' accounts dry by feigning his hand on cheques), drives to the residence and discovers Rex toying with Albinus in his blinded state. Paul then escorts Albinus back to his ex-wife, Elizabet's, home. After a short time, Albinus receives a call that Fraulein Peters (Margot) has returned to his flat to collect some things. Knowing that she is coming, he decides to kill her. Without haste, he heads to Margot's flat and makes his way to the apartment, trapping her inside by barricading the door, intending to shoot her with his pistol. He seeks her out by her scent and faint sounds but when he tries to shoot her she overpowers him, grabs the pistol, and kills him.

[edit]Film adaptation

In 1969, Laughter in the Dark was adapted for film directed by Tony Richardson, which would originally star Richard Burton as Albinus. When he was fired for drunkenness, he was replaced by Nicol Williamson. Anna Karina played the role of Margot, Jean-Claude Drouot played the role of Axel Rex.

[edit]Literary reviews

[edit]External links

[edit]References


《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Shaping History:Narratives of Political Change By Molly Andrews) 2007,陳巨擘譯,台北:聯經,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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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下上周與譯者的一些討論:

《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Shaping History:Narratives of Political Change By Molly Andrews) 2007,陳巨擘譯,台北:聯經,2015
2015.6.8 陳巨擘先生贈書。相談夢想。
我這搞翻譯的人,瞥見一些可以討論的字眼翻譯:Narratives :敘述 或敘事 (章名)。
tell-able:有說服力的(介紹首頁)、能夠講出 (p.12)、
tell-ability :講述能力(p.28)
"顛覆性(counter-story)上頭" (p.69)
第8頁的"內部性批評者 (connected critic) ,似乎是社會學界的專門用語

以上的問題,陳兄說:
HC:  謝謝你提的那些問題,因其中有些是聯經的編輯改的,我也不知如何回答。我在四月拿到書後已送了一本校訂稿給那個編輯,他說再版的時候會修正。現在只能希望這本書還有再版的機會。
我說:我想一下,Connected critic 可能指:他倆平時在社群網站等,都是連結的,他的這位朋有,也一向扮演批評者的角色。這只是猜想。


陳兄:用口語說就是圈內人,例如民進黨資深黨員對民進黨的批評,他的批評事出於善意,要讓這個黨更好,但卻因而常常會被同黨的人貼上標籤。補充一點,由於這個資深黨員是圈內人,對民進黨的瞭解甚深,所以他的同夥就會更覺得他在背判叛個黨。 

我:昨天想過connected 有點雙關。用"圈內人"尚可。
我要提242頁的板球測試部分:Tebbit,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Los Angeles Times, said: "A large proportion of Britain's Asian population fail to pass the cricket test. Which side do they cheer for? It's an interesting test. Are you still harking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 or where you are?"[2]
黑體是"提到或回憶",採用"回憶"過去和現在的地方有點奇怪。

陳兄:中文應該是「心繫著的是出生的地方或是現在所處的地方」


A Connected Critic: The Practice of Social Criticism

www.emonastery.org/files/art/critic/4criticism.html




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Shaping History:Narratives of Political Change


內容簡介
經歷重大政治變遷之後,人們開始形塑歷史;
形塑自己的歷史,形塑國家社會的歷史,
這是轉型正義的核心課題。
但是,某些敘述為什麼比其他敘述更被重視?
誰決定了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資格敘述?
誰決定了誰有資格聆聽並保存敘述?
又有誰能真的聽到沉默裡的故事?
難道有某些正義比其他正義更正義?


當我們述說自己的生活故事時,就是間接地在向其他人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世界觀。但是,為何有些故事存留下來,有些卻湮沒無蹤?「事實」並不會為自己講話,而是我們選擇了某些「事實」,然後希望它們經由我們的選擇向我們講話。
但是,我們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人述說我們的故事?
什麼因素讓我以某種特定觀點而不是其他觀點去闡釋我們這時代的事件?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和那些事件的關聯?我們有多積極投入去影響我們的政治環境?我們認為改變我們生活最主要的力量是什麼?我們認為自己屬於哪個團體或哪些團體?以及這如何影響我們理解政治世界?
茉莉‧安德魯斯在《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中收錄許多引人入勝的個案故事,透過獨特的視角去觀察近數十年來的重大政治變革,同時展現出「如何敘述政治世界」的可能性和挑戰。
她選取四個不同國家的許多個案──英國的社會正義問題、美國的「後911愛國主義」、德國人對於拆除柏林圍牆的反應、證人在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面前如何承受壓力提供證言──採用新穎手法深入分析歷史和個人生活經歷之間的關係,洞察重大問題之爭議。
茉莉‧安德魯斯在每一項個案研究裡,探討這些人在講述自身生命故事時所透露的、他們堅信的政治世界;同時嘗試辨識出,哪些範圍廣泛的社會和政治脈絡,會使得某些故事成為比其他故事「更有說服力的敘述」(tell-able)。
作者/譯者/繪者簡介
作者:茉莉‧安德魯斯(Molly Andrews)
東倫敦大學(Univerisity of East London)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及政治心理學(Political Psychology)教授、敘事研究中心(Centre for Narrative Research)共同主持人。近二十餘年的研究工作關注「個人生命史敘述(自傳、回憶錄)與社會變遷的交叉點」,尤其著重個人對「自身政治觀點以及社會角色」的敘述方式。已出版專書包括Lifetimes of Commitment: Aging, Politics, Psychology(2001)、Narrative Imagination and Everyday Life(2014)。

譯者:陳巨擘
美國加州大學Davis分校社會學系博士肄業,曾任巨流圖書公司、政治大學出版社總編輯。譯有《後殖民主義》、《社會科的戰爭》等書,目前在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從事成人教育工作。

Shaping History
Narratives of Political Change
AUTHOR: Molly Andrews


Featuring extraordinary personal accounts, this book provides a unique window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some of the great political changes of our time, and reveals both the potential and the challenge of narrating the political world. Molly Andrews' nove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biography presents in-depth case studies of four different countries, offers insights into controversial issues such as the explosion of patriotism in post -9/11 USA; East Germans' ambivalent reactions to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he pressures on victims to tell certain kinds of stories while testifying before South Africa'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and the lifelong commitment to fight for social justice in England. Each of the case studies explores the implicit political worldviews which individuals impart through the stories they tell about their lives, as well as the wider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which makes some stories more 'tell-able' than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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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 endorsements

"This is an inspiring book. It seamlessly weaves together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with the human stories, gathered in in-depth interviews, of people deeply engaged in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events. The concerns of the interviews range from identity, to commitment to causes and the moral meaning of actions. This is an important scholarly book that is a pleasure to read."
- Ervin Staub, author of The Roots of Evil: The Origins of Genocide and Other Group Violence (Cambridge, 1992) and The Psychology of Good and Evil: Why Children, Adults, and Groups Help and Harm Others (Cambridge, 2003)



Table of Contents

1. History, biography and political narratives
2. Reflections on listening
3. England: stories of inspiration
4. The United States: narratives of patriotism
5. East Germany: the contested story
6. South Africa: told and untold stories
7. Questions and endings.
目次
致謝

第一章 歷史/傳記/政治敘述
舊故事/新故事
政治敘述的力量

第二章 有關聆聽的省思
建構聽眾
研究與欲望
述說和可述說性
傾聽已述說的和未述說的故事
「賦權敘述」的迷思

第三章 英國:激勵人心的故事
追求激勵人心的故事
研究的脈絡
為什麼是生命史?
形成激進思想的故事
堅持信念
我們的書信
進入與退出生活

第四章 美國:愛國主義的敘

「我的」國家:人稱代名詞的複雜性鎮波灣戰爭期間一個鄉鎮的愛國主義經驗
好公民
愛國主義及其不滿
終止「越南症候群」
停格的9/11事件
復活國家敘事
回顧停格之前的時間

第五章 東德:有爭議的故事
原始研究計畫的背景
建構/被建構的聽眾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內的異議活動分子與內部批評者
追尋可敘述的過去
認同、想像與圍牆
世代的問題
寬恕和重寫過去

第六章 南非:已說出的與未說出的故事
南非,生命歷程與政治想像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奇蹟」
談話治療?
個人和歷史的敘述:集體記憶的形成

第七章 問題與尾聲
渴望道德劇
開頭和結尾
個人的身分認同與想像的共同體
經過一段時期的政治敘述
參考書目

盡信書不如無書《原抄本日知錄》故事/《日知錄校注》/顧亭林詩集(吳宓評注)/ 顧炎武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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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亭林全集早已出版。


鑑古觀今/溫紳專欄

一六一三年六月廿二日

顧炎武盡信書不如無書



 被清史「儒林傳」列為首位的清代學術開山大師顧炎武(Gu Yien-Wu,1613~ 1682 ),係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西元一六一三年)本日在江蘇崑山出生。

 這位提倡「盡信書不如無書」而名傳千古的思想家,本名絳,自幼聰穎過人,在十四歲便加入復社,詩譽甚隆,後來在三十三歲時改名為炎武,學者則尊稱他為亭林先生。清將入關明朝敗亡之後,他一度自署「蔣山傭」以避免清廷糾纏,而其母親為了不事二朝竟絕食至死,並遺言相告「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更使他對亡國之痛有更深的感悟,於是在四十五歲那年,謝絕康熙皇帝邀他撰修明史的諭旨,從此攜帶書籍雲遊四方,過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騎驢走天下生活,前後長達二十二載。

 顧炎武的學養底子本就很深厚,後半生又羈旅在外,廣博見聞,因此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極富價值的作品,堪稱著作等身,其中尤以《日知錄》最能表達其立論,嘗言「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可謂振聾發瞶;而在文以載道之餘,顧炎武亦針對中國社會改造之道提出一針見血的看法,其見解為:(一)重視教育,獎勵學術(二)提倡廉恥,振興道德(三)尊崇清議,遏止邪行(四)重視法治,以輔佐教育之不足(五)注意物質生活的配合,提倡儉以養廉,平均財富,使民聚於鄉而樂事生產。





 1958.12.22胡適復徐文珊謝謝他寄贈的校點的原抄本日知錄。
 ....我已讀了其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胡眼",一條固是極可貴的補亡原料,就是避明帝諱諸條,也可以使我們明了當日遺民志士的心理

      你校點這部大書功力浩大而精細真可以對得住張溥泉先生和崔震林女士表彰亭林原稿真面目的苦心了......


張繼(1882年8月-1947年12月15日)。原名溥泉河北滄縣人,中國國民黨黨員,西山會議派的主要成員之一。



張溥泉先生全集 :

續編
第頁
...而尤以黎元洪爲最0據太炎給黎元洪袁世凱之割子手才能保住永久的光榮,徒法
不足以自行,徒史不足以自傳,端賴其人。〔筆記)本黨素以犧牲,總算起來沒有對不起
國家民族的地方,然仍須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方徒史不足以自讒記)武北巡留漢槐,
掛甲.. .




吳宓評註顧亭林詩集[平裝]

~ 顧炎武 (作者)
  •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版(2012年1月1日)
  • 平裝: 233頁
  •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 開本: 32

目錄

中國文化的殉道者吳宓與顧亭林卷之一大行哀詩感事六首京口即事二首京闕篇金陵雜詩五首千里秋山二首表哀詩十二月十九日奉先妣稾葬…… 卷之二卷之三卷之四卷之五


HC按: 本書有字體轉換問題如雲/雲


天津
文皇都北平,始建天津衛。
內以輔神京,外徹溟海際。
南北瀉兩河,吐納百川細。
輓漕日夜來,貢賦無留滯。
重臣鎮其間,鼎足分宣薊。
豈惟念輸將,隱然存大計。
孽盜踵巢芝,共主非幽厲。
曾無一矢遣,歘啟都城閉。
馬嵬止玄宗,曹陽宿獻帝。
雖雲兩日程,乘輿豈能詣?
先帝一出宮,洞然知國勢。
與其蹈危塗,不若宮中縊。
嗚呼事一乖,宇宙遂顛蹶。
開府固庸才,奉頭竟南逝。
侈言曲突謀,縱有亦奚濟?
何人為史官,直筆掃蕪翳。
登陴望九門,臨風灑哀涕。


歘輓詣開府奉頭登陴

江上(二首)清霜覆蘆花,秋向江岸白。青山矗江天,飛鳥去無跡。行行獨愁思,今為遠行客。晨樵水上峰,夜釣磯邊石 ​​。酌水復烹魚,可以供日夕。且此恣盤桓,安能守阡陌?江風吹回波,垂釣魚不上。歲旱耕山田,抱甕禾不長。(頁69錯誤) 閒來走磯下,輕舟駕兩槳。何處是新洲?日入秋砧聲。聞有伐荻人,欣然願偕往。恐复非英流,空結千齡想。


東臨真定北雲中,盤薄幽並一氣通。欲得寶符山上是,不須參禮化人宮。




《日知錄》
譬如說

日知錄:卷二十三| 數位經典

2012年10月10日– 曾謂樂天而不考古一至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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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書名 :日知錄校注
  • 作者 :陳垣
  • 叢書 :無
  • 頁碼 : 1994
  • 書籍格式 : PDF 
  • 出版時間 : 2007







  • 書籍內容提要 :陳垣先生校《日知錄》,幾十年如一日,確有乾嘉諸學者之精神。其據手抄本補入潘耒所刪各條皆較黃侃《日知錄校記》為善,如“素夷狄行乎夷狄”條中文,黃校為“夫亡有迭代之時,而中華不復之日”,陳校為“夫興亡有迭代之時,而中華無不復之日”。上海古籍出版之《日知錄集釋》即依黃校,且標點亦時有誤,如本條之以“文中子”為書名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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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本顧炎武評傳



    這本書有人名索引
    不過參考書將"柳如是別賺"作者寫錯
    引用胡適之先生的說法沒註明出處


    許蘇民南京大學2005

    顧炎武是中國17世紀偉大的早期啟蒙思想家。與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思想家一樣,顧炎武的思想中充滿著對社會的公共事務進行深刻而徹底的反省、對既往的思想文化進行冷峻而深沉之反思的哲學精神。在以清代明的歷史條件下,他滿懷深摯的愛國主義熱情,認真總結明王朝覆滅的歷史教訓,重新審視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
    編輯摘要
    目錄

    《顧炎武評傳》 - 內容簡介

    顧炎武評傳顧炎武評傳
    顧炎武是中國17世紀偉大的早期啟蒙思想家。與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思想家一樣,顧炎武的思想中充滿著對社會的公共事務進行深刻而徹底的反省、對既往的思想文化進行冷峻而深沉之反思的哲學精神。在以清代明的歷史條件下,他滿懷深摯的愛國主義熱情,認真總結明王朝覆滅的歷史教訓,重新審視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以“明體適用”、“引古籌今”的遠見卓識,匯集三千年中國歷史上志士仁人論道經邦的優秀智慧,批判繼承晚明以來中國社會的新思潮, 並加以適乎時代要求的發揮,來建構未來民族復興的藍圖,從而在哲學思想、史學思想、道德倫理思想、經濟政治思想、文學思想諸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論創造。他的理論創造和學術成就,不僅使他成為與黃宗羲、王夫之齊名的一代思想文化巨人,而且成為繼往開來的一代學術宗師,並且對於晚清的思想解放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操、獨立不苟的人格風範和社會批判精神,至今仍是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之一。

    《顧炎武評傳》 - 作者簡介

    許蘇民,1952年12月生,江蘇如皋人。1992年評聘為研究員,1993年入選“中國當代50名哲學家”,1995年被批准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現任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武漢大學湖北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兼職教授。

    《顧炎武評傳》 - 目錄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序
    第一章顧炎武生活的時代
    第一節晚明江南經濟:“國內商業、金融業和產品加工業的中心”——從江南看“天下之勢偏重在商”的歷史性異動
    第二節江南市民社會:從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轉型的開端——市民運動與知識分子黨社運動的結合
    第三節“今海內文章氣誼之盛,恆首推吾吳”——先進的社會經濟思潮和政治思潮
    一、“工商皆本”的經濟思想
    二、“以眾論定國是”的政治改革思潮
    第四節“甦之於海內,蓋所謂得氣之先者也”——江南學風的演變與學術新路的開啟
    一、研究新興質測之學的科學思潮
    二、從理學到樸學的學術範式的轉換
    三、文學革新的思潮
    四、“明經以為世用”的思想學術新路的開啟
    五、《皇明經世文編》的編撰
    第五節時代的矛盾與問題意識

    第二章顧炎武的生平事蹟
    第一節“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顧炎武的家世及其青少年時期
    第二節“從軍無限樂,早賦仲宣詩”——投身江南人民的民族保衛戰爭
    第三節“混跡同傭販,甘心變姓名”——大江南北秘密活動的時期
    第四節“一雁孤飛日,關河萬里秋”——北遊時期的活動與《啟禎集》“文字獄”案
    第五節“一身長飄落,四海竟淪胥”——顧炎武生命的最後歲月
    第六節顧炎武的一生著述

    第三章顧炎武的哲學思想
    第一節“明體適用”的本體論思想
    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言一切不道”——對宋明理學先驗本體論的拒斥
    二、“天地之大體”與“人事之體用”——以《易》為宗的本體論重建
    三、“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論“理氣”、“道器”及“氣”與“神”之關係
    第二節“博學於文”的認識論思想
    一、“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論認知的相對獨立性和認識的對象
    二、“內”與“外”、“心”與“物”——論認識中的主客體關係
    三、“下學”與“上達”、“博”與“約”——論認識的辯證過程
    四、“天下之理無窮不容以自限”——論認識的多樣性和認識的無限發展
    第三節“通變宜民”的辯證法思想
    一、“勢有相因而天心系焉”——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辯證法思想
    二、“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推將來也”——對社會發展進化的辯證規律的認識
    三、“天道有盈虛,智者乘時作”——對“時”與“變”之義的理論探討

    第四章顧炎武的史學思想
    第一節以歷史學家的眼光研究經學
    一、“其文則史,不獨《春秋》”——“六經皆史”的歷史學論證
    二、“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春秋》為紀實之書、闕疑之書
    三、“經學自有源流”——對經學歷史的考察
    第二節歷史學的方法論
    一、“史策所書,未必皆為實錄”——揭露歷代官修史書之作偽
    二、“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論史學研究的價值中立原則
    三、考辨史事真偽的多重證據法
    第三節“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歷史學的價值論
    一、“夫史書之作,鑑往所以訓今”
    二、“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
    三、“稽天成德”:

    第五章顧炎武的道德倫理思想
    第一節顧炎武倫理思想中的問題意識——對中國傳統社會負面國民性的研究和批判
    一、“誇毗”之性
    二、貪婪之性
    三、勢利之性
    四、虛偽之性
    五、澆薄之性
    六、遊惰之性
    第二節從道德形上學走向現實的人性——“行己有恥”的道德底線的人性論基礎
    一、“五品之人倫,莫不本於中心之仁愛”——顧炎武的道德形上學思想
    二、“民生有欲,人之有私”——對正統儒家人性論的突破
    三、“順其所欲,則從之也輕”——論道德不能拂逆人性
    四、“財足而化行”——論經濟、政治與道德的關係
    第三節“行己有恥”的道德底線
    一、“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顧炎武的廉恥觀
    二、“計厚薄,度親疏,戎狄之道也”——顧炎武的人格平等觀
    三、“著書無非竊盜,名為鈍賊何辭”——論學術道德
    第四節論豪傑精神
    一、“大凡伉爽高邁之人易於入道”
    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論愛國主義的道德情操

    第六章顧炎武的政治思想
    第一節對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
    一、“自古用蠻夷攻中國者,始自周武王”——對專制主義反動政治哲學的批判
    二、“人人而疑之,事事而製之”——對君主專制政治體制的批判
    三、“無官不賂遺,無守不盜竊”—​​—對專制政治制度性腐敗的揭露
    四、“十族誅而臣節變”——對專制政治體制非道德性的揭露
    五、“《大全》出而經說亡”——對專制政治敗壞人才的批判
    六、“清議亡而乾戈至”——對思想文化專制的批判
    第二節“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設計
    一、“周室班爵祿之意”——關於“君、臣、民”政治平等的論說
    二、“入主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論封駁制度對君主權力的製衡
    三、“寓封建於郡縣之中”——論朝廷與地方的分權
    四、“眾治之而刑措矣”——論鄉村自治
    第三節選舉與清議
    一、“天下之人皆得舉而薦之”——論選舉與擴大民間政治參與
    二、“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也”——論清議與庶民議政
    第四節法制與教化
    一、“法制廢弛未有不亡者也”
    二、“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
    三、“以名為治”

    第七章顧炎武的經濟思想
    第一節“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自由貿易的經濟思想
    一、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認識
    二、對阻礙商品經濟發展的非經濟因素的分析
    三、論解決非經濟因素與商品經濟發展的矛盾
    第二節論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
    一、“以當代之君而還前代所奪之地價”——論保護私有財產
    二、“流而不窮者,錢之為道也”——論貨幣政策
    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論賦稅政策
    四、”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枕”——論生產關係的調整及以僱傭勞動制度取代蓄奴制度
    第三節“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論經濟發展為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途徑
    一、“必以厚生為本”
    二、“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
    三、“無欲速,無見小利”——論保護自然生態環境

    第八章顧炎武的宗教思想
    第一節對“鬼神”迷信和多神主義偶像崇拜的批判
    一、“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二、“鬼神之道亦與時為代謝”
    三、“鬼神之情,人之情也”
    第二節對讖緯神學的批判
    一、“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
    二、“不待讖緯而識之”
    第三節對道教和佛教的批評
    一、“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謬”
    二、“居官佞佛者之箴砭”
    第四節對“天”的敬畏
    一、“天象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
    二、“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
    三、“聖人以人佔天”

    第九章顧炎武的文學思想
    第一節“以理為宗,不得詩人之趣”——顧炎武論詩歌的“情感一審美”本質
    一、“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
    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真也”
    三、“詩主性情,不貴奇巧”
    第二節“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顧炎武論創作個性之解放
    一、“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
    二、“立言不為一時”
    第三節“文須有益於天下”——顧炎武論文學的社會使命和責任
    一、“士當以器識為先”——論“器識”與文學的關係
    二、“《十月之交》詩人之義”——論文學作品的社會批判精神

    第十章顧炎武思想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命運
    第一節顧炎武思想的歷史地位
    第二節顧炎武思想的歷史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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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炎武評傳[平裝] ~ 陳祖武(作者)
    • 出版社:中國社會出版社;第1版(2010年2月1日)
    • 叢書名:傳世大儒系列
    • 平裝: 246頁
    •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 開本: 16

    再版序言
    第一章打頭陣,橫掃五千敵軍
    一、緊急出兵
    二、中途遭遇
    三、雲山阻擊
    四、鏖兵溫井
    五、回師楚山
    六、直搗美軍炮陣地
    七、混戰曲波院
    八、坪洞受阻
    九、白晝追殲美軍
    第二章強渡清川江痛笞美二師
    十、示弱誘敵
    十一、強渡清川江
    十二、連續攻擊新興洞
    十三、反復爭奪蘇民洞
    十四、院裡夜戰坦克群
    十五、直搗軍隅里
    十六、乘勇窮追青谷裡
    十七、進軍平壤
    第三章突破臨津江進逼三七線
    十八、歷史性的進軍
    十九、突破臨津江
    二十、挺進漢城的尖兵
    第四章滄海橫流英雄本色
    二十一、無聲的較量
    二十二、緊急應戰
    二十三、巧奪險峰
    二十四、奇兵決勝
    二十五、血濺砥平里
    二十六、運動防禦
    第五章殺開百里血路割裂東西敵軍
    二十七、彭總召見
    二十八、惡戰沐洞裡
    二十九、猛撲北漢江
    三十、直插加平川
    第六章特殊的戰役
    三十一、向祖國匯報
    三十二、不見面的戰爭
    三十三、沖破“絞殺戰”
    第七章重返三八線
    三十四、接手陣地
    三十五、讓敵人低下頭來
    三十六、加修地下長城
    三十七、主動出擊
    第八章坪村南山拉鋸戰
    三十八、巧佔“一六二”
    三十九、指揮員​​處心積慮
    四十、強取“一四○”
    四十一、攻守“一六一”
    四十二、再戰坪村南山
    第九章接近終點的衝刺
    四十三、前沿陣地喜迎春
    四十四、把握戰場趨向的人們
    四十五、挖掉敵軍的眼睛
    四十六、戰爭之神顯神威
    四十七、戰線再度南移
    第十章步履蹣跚的停戰
    四十八、警惕的待命
    四十九、去也匆匆
    五十、裊裊餘音
    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志願軍第四十軍英模
    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志願軍第四十軍烈士名單
    後記

    1865 ...Alice in Wonderland... The Water-Babies, A Fairy Tale for a Land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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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1865



     (commonly shortened to Alice in Wonderland) is an 1865 novel written by English author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under the pseudonymLewis Carroll.[1] 

    The Secret World of Lewis Carrol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lpvtwu1Rs



    The Water-Babies, A Fairy Tale for a Land Baby is a children's novel by the ReverendCharles Kingsley. Written in 1862–63 as a serial for Macmillan's Magazine, i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its entirety in 1863. It was written as part satire in support of Charles Darwin'sThe Origin of Species. The book was extremely popular in England, and was a mainstay of Brit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for many decades, but eventually fell out of favour in part due to its prejudices (common at the time) against Irish, Jews, Americans, and the poor.


    蔣勳:駐村、一首詩、 捨得才見風景 《大度.山 》《來日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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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勳駐村 提煉池上藝術派】2015.6.22
    台灣好基金會主張「台灣的好,從鄉鎮開始」,選定人文素養高的池上鄉,透過與居民互動,提煉出具備後山特色的稻米文化。
    駐村期間,藝術家住在修建過的老房子創作,可以隨意與居民互動,或是帶著社區學童認識不同的藝術,一起嘗試各種型態的創作。蔣勳興奮地說,到池上第一天就拿起畫筆作畫,一天畫上十小時都不累,每幅畫都是稻田。
    台灣文創的未來,不該只是為文化貼上標價、另闢賣場,而是打造一個聚合藝術家創作能量的聚落。 池上藝術村讓藝術家從進駐到入住,找出台灣美學的無限可能。
    CW.COM.TW



    蔣勳:一天有24小時漫長,我們能不能留18分鐘給一首詩?

    作者:Aler(撰稿)2013/11/03

    願──作者:蔣勳
    我願是滿山的杜鵑 只為一次無憾的春天
    我願是繁星 捨給一個夏天的夜晚
    我願是千萬條江河 流向唯一的海洋
    我願是那月 為你 再一次圓滿
    如果你是島嶼 我願是環抱你的海洋
    如果你張起了船帆 我願是輕輕吹動的風浪
    如果你遠行 我願是那路 準備了平坦 隨你去到遠方
    當你走累了 我願是夜晚 是路旁的客棧 有乾淨的枕席 供你睡眠
    眠中有夢 我就是你枕上的淚痕
    我願是手臂 讓你依靠
    雖然白髮蒼蒼 我仍願是你腳邊的爐火 與你共話回憶的老年
    你是笑 我是應和你的歌聲
    你是淚 我是陪伴你的星光
    當你埋葬土中 我願是依伴你的青草
    你成灰 我便成塵
    如果 如果你對此生還有眷戀
    我就再許一願 與你結來世的姻緣
    人如百代過客,在天地之間渺如蜉蝣,人生底的歡聚散宴,就如月亦有圓缺,蔣勳誦念的《願》是承諾的相願,抓緊思念的源頭。
    蔣勳:「用十八分鐘去對抗所有的苦難跟殘缺。戰爭太多、戰亂太多、流亡太多,會特別懂得圓的渴望、期待的渴望。」
    團圓,是因分離感太強、殘缺太難耐;團圓,是一團思念。
    中國人自古重視團圓節慶,一月十五元宵節與家人歡聚、七月十五中元節,得到水裡放水燈招喚沒有主人的亡魂與凡間共樂、中秋佳節則是與家人團圓、烤肉,
    「團圓」儼然成為文化,是民族的渴望。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蘇東坡在《水調歌頭》中幻想自己天上遊仙之景,除顯現出世、入世的矛盾與糾結感,更是道盡思念久未聚首的弟弟。他對團圓的渴望就是因為有太多太多的殘缺感。
    詩,或許讓人誤會,務實的人以為詩裡的風花雪月、千古風流只是團霧,若是沈浸太久便會瞬然墜入虛無縹緲的空間,然而詩卻是無形,詩可以是樂趣、溫 存,詩的未知與飄渺,如覃子豪所說:「詩是游離於情感與志趣以外的東西,而這東西是一個未知,在未發現它以前,不能定以名稱,它像是一個假設正等待我們去 求證。」
    而蔣勳認為的詩是一股心底的共鳴,是寬廣的愛,因為詩安慰了好多好多的人。關於愛,蔣勳認為:「愛是喜悅,可以分享;愛是苦難,可以分擔。」因為如此,愛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中得到一股共鳴的震盪。愛已不是文字、不是內容,愛如詩,包覆著厚重的暖度。
    我們遺忘我們的語言有多麼古老,我們遺忘我們的語言在那麼遠古的時代在空氣裡愛的震動,「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靡靡…」,此句出自詩 經中《采薇》,談的是出征男子與在故鄉等待女子的相戀情懷,簡單的句子,傳達的是無盡的思念,哀傷的情緒在唱出口時,釀造了一股巨大的震動。
    詩,在靈魂裡震盪
    無論是悲傷的句子、喜悅的句子,詩,都不是把文字堆疊這麼簡單而已。
    早期的詩是一團能量,是用語言朗誦、耳朵聆聽,如中國的詩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種田男女唱出來的;這首詩讓當時 所有不視字的人朗朗上口,曖昧的氣氛在時代裡流傳、竄動;西方的荷馬史詩、希臘史詩則是拿樂器彈唱,傳奇的英勇神蹟在人間廣傳。
    每個民族被稱為「詩」的,都是從聲音的開始,並不是是從視覺而是由聽覺轉換,文字的記載都是後期的事。然而,聽覺總比視覺還能產生共鳴,這個共鳴是非關語言的,詩存在一種感覺,你可以從轉字起伏感受文化的渲染力。
    留給生命18分鐘
    現代的詩少了聲音的結合,只有文字的意向,然而空間的感受才是強烈的,蔣勳:「我們少掉了空氣裡的震動,愛與同理心。」我們並不需要用視覺才能理解生活,用心體會反而更能產生共鳴,情感是無垠的潮汐,一坡一坡的波浪翻騰再起,因此,人若是可能在一天內預留18分鐘給一首詩;在一年內保留18分鐘給一首詩;在一生之中安排18分鐘給一首詩,或許,詩將成為生命的救贖。
    詩,因為無聲,所以僅能退一步,若是生而為人能重視自己預留的18分鐘,或許你會真切地從心坎間聽到月亮升起的聲音、花開的聲音、河流潺潺流去的聲音。
    生命偶如寒火,冷冷的火芯,卻仍留下灼燒的愛,或許,每天留給一首詩18分鐘,對忙碌的人更是苛求,但若是每天願意留18分鐘給摯愛的人就不算苛求了。
    蔣勳:「台灣是個很小的島嶼,像個嬰兒,周圍的海洋是母親。」
    蔣勳的18分鐘是首詩,是送給台灣的禮物,邀請我們與海洋對話,傾聽海洋的聲音,這一瞬間,台灣人團圓團聚。
    若18分鐘能當作禮物送給朋友,你會怎麼做?
    (本文轉載自TEDxTaipei



    游常山


    六十五歲不幸得到心肌梗塞,鬼門關前走一遭,名作家蔣勳曾經是我們輔大大眾傳播系大一必修課,美學的講師,後來,應聘去東海大學創立美術系,我們只能邀他回來演講,沒有機會上他的課,後來換成莊伯和老師。

    大一有去傳播營的同學,大約都被蔣勳老師驚豔,至少我是。

    聽說,他鬼門關走一糟,六十六歲的他,不容易。

    第十屆的學長們,還上過蔣勳老師大一必修課,美學。輪到我們第十一屆二班的美學必修課,就是當時主要任職彰化銀行的美學家、莊伯和老師。

    當然,莊老師也非常讚。我剛當記者,三十歲以前,有一次,還專門去中山北路二段,彰化銀行他的辦公室看他。

    莊老師、蔣老師,南轅北轍的授課風格,都是美學專家。

    分享,商業週刊記者,盧怡安記者,對蔣勳老師生病後獲得人生新體悟的報導。


     蔣勳 捨得才見風景 撰文者:盧怡安
    台灣當代能同時拿文筆、畫筆、麥克風,且都受到大眾喜愛的,首推蔣勳。 他從三十年前任東海大學美術系系主任開始,對台灣美學產生影響力,直到現在  成為科技人都喜愛的藝術講者。
     但三年前大活躍的蔣勳,略微沉寂,許多人不知道他當時心臟病發,在鬼門關走一遭。 然而,今年四月六日,他在病後首度重啟畫展《春分》,一派開朗。

     我們感受到他走至秋分的人生,卻有著春分的氣息。2010年12月18日,蔣勳記得好清楚。那天台北很冷,走到林森北路八巷口,  他突然臉色發白,卻不自覺。; 學生見狀立即要送往台大,他還心繫著當晚要請雲門舞團二團去他最喜歡的餐館。幸好,學生不理他;幸好,送到醫院時,有經驗的值班醫師立刻要他不要說話躺下; 幸好,剛做完心導管手術的醫師還在。
     他剛聽到:「醫生還不要走,又來了一個。」就失去意識。這一連串幸運救了他。動完大動脈手術,「綁」在床上住進加護病房的那四天,是他人生最大的震撼。「我躺在床上,聽到一個人大哭,就知道有人又送出去了。一天好多次……。」  每一聲哭都是一次撼動,「我徹底感覺到生命的無助跟無奈,跟這個時刻的絕對孤獨。」
    「如果我不是綁在床上,我這麼雞婆的人一定會下床,也許去安慰他們,抱抱他們,  講幾句話。但那根本是自大,我其實沒辦法做,也不見得有什麼幫助。」
     他也心想:「我還會再回來這個肉身嗎?如果再有這個肉身,能不能領悟多一點事情?  還是我仍有很多的執著跟放不開?」
     出了院,蔣勳並不像許多人那樣,倦了、靜了、悲哀了。反而,有一些小小的新芽,  在他身體裡緩緩的長出來、動起來。

    一者是幽默的芽
    「學生都知道我以前兇到什麼程度。」蔣勳自己講了都莞爾。他從法國學畫歸國後,在淡江大學教書,擠了滿滿一房間的學生。某個女生坐在  第一排中間,卻在上課畫眉毛、夾眼睫毛。「我就很生氣說,你給我出去!同學都嚇呆了。」
     可是現在,蔣勳說,「我會走過去說,我幫你夾好不好?」「以前的嚴厲,其實是不夠自信。」他細細回想,「(病)過了以後會感覺到, 生命真的可以有一種幽默去包容。」

     二者是大方的芽
    以前老師給蔣勳一只老墨,鑲了珍珠。他一直捨不得用,但每次學生來他都會
      拿出來炫耀一下。病後一天,他突然動念打電話給那學生,把墨送給他。
     「幾十年來早上起來我都在讀金剛經,可是我不知道捨不得的意思是什麼。可是如果  我那天不是那麼命好被救回來,所有我愛的東西沒有一樣可以帶走。這讀佛經沒有用,
      要真的在病房、在急診室才懂。」
     他曾在大陸徽州買的另一只老墨,原本也同樣捨不得。「磨起來、畫起來是什麼感覺?  我根本不知道。」
    癒後,開竅了,大膽的用起來。當然,當那只寫著「黃山松煙」的墨,越磨越逼近  題字的下緣,他還是緊張,用完就沒了。
    可是把苦心珍藏真的拿出來用,那心情是活潑的、舒坦的、過癮的。我們選在春分那天拜訪他,初雨乍晴。他用那墨寫了「春分微雨」四個字,  大方送人。過了一週我再去,遇上地震,蔣勳略凝重的又寫下:「今日地震,願天下眾生無事。」

      書法是種生活習慣,不見得挑什麼大場合,隨筆創作開心不就好了。

    三者是開心享受的芽
    蔣勳病後被規定要早起、每天要走一萬步。
    一開始他配戴心跳表、記步器,做功課的意味比較重。他得注意心跳什麼時候變快,  還要刻意的讓它跳到每分鐘一百三十下。沒想到,他因此了解每天何時日出,哪裡上坡,
      哪裡和緩,哪裡岸邊有個小灣,適合坐一下,聽聽潮聲。春分那天,他準確的說:
      「今天五點零六分就日出了。」
     他從關注自己身體,轉而留心過去未注意的外在細節。那些表都不重要了。他每天非常  享受在從家裡走到畫室,再原途折返的過程。
     「我是在亂玩啦。看看地上的黃槿花啊,最近苦楝開了,我就去看苦楝啊,嘗試去畫一下。」
    「苦楝的花很小,顏色又那麼淡,木棉花開的時候,那麼鮮豔,它在旁邊大家都看不見了。
     但是那種像霧一樣的紫色,你不覺得就是莫內(的筆法)嗎?」在畫室,我們在旁聊著,  蔣勳安靜的修著一幅畫了好陣子的畫,不自覺的就把苦楝的粉彩,加在人物的光影裡。
    其實他住八里已經三十年了,而苦楝也一直在那。但近來才慢慢覺得,生命裡可以抓住  的不多,抓到一件,哪怕再小,就很幸福。
    人稱美學大師的他,也感悟的說:「藝術不是首要,生活才是。」「如果你留心聽到春天裡 的鳥叫,薩提(編按:法國一位與德布西同期的音樂家)就不難懂;如果你看得到春天  一片葉子上的光,莫內你也懂了。」
     「我覺得越來越好,那種開心哦,」蔣勳眼裡都是笑,還炫耀他的老人優待捷運卡,「我跟朋友說,不要怕進入中年、進入老年,進入真的好好。」







    我查一下 竟然還沒為蔣勳先生的作品寫一下
    實在太離譜啦


    《大度.山 》
    作者:蔣勳
    出版社:爾雅
    出版日期:1987/2010
       《大度.山》自1987年出版至今已走過二十四個年頭,如今改成25K大開本,並重新編排,希望帶給你全新的感受,因為好書永遠值得收藏。

     大度.山



    蔣勳《來日方長》台北:天下文化 2007




    來日方長-蔣勳詩畫集

    來日方長-蔣勳詩畫集

      大約十年前開始,蔣勳迷上了畫花,他的畫展,屢次以花為主題,他寫了許多詩,也是從花的相看不厭、心心相印中,得到了靈感。

    他寫詩、畫畫,常常是從凝視一朵花靜坐開始,靜坐四十五分鐘,靜坐一日,兩日、三日。
      最初,從靜觀一枚花苞開始,花苞像嬰兒,像蜷曲的胎兒,有許多等待,有許多準備,有許多夢想。花苞慢慢綻放了,一瓣一瓣打開,不疾不徐,釋放香味,釋放燦爛的色彩,最後,釋放全部的生命能量,花瓣向外翻,露出顫動的花蕊,那花蕊使他震動,彷彿在靜觀自己的熱淚盈眶。
    他畫花,在旁邊題上這樣的句子:
    「到每一朵花前佇足 認一認前生」
    「花是許多許多種放肆 土甕 便是一種安靜的擔載了」
    「有時畫花是一種觀想 冥坐許久 花在我面前 一一沉靜如佛」
    「我在月光中看過一種花 彷彿花的魂魄」
      在紙上留下一季又一季的繁華,蔣勳覺得,花季雖短,卻年年再來,惜緣珍重,所以來日方長。
      本書是蔣勳的詩畫集,第一部「夢中繁華」收入畫作七十一幅,第二部「我有詩句未完」收入令人深思低迴的詩作十數首。並附蔣勳最新畫作拉頁「知本大山」。
    作者簡介
    蔣勳
       福建長樂人。一九四七年生於古都西安,成長於寶島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藝術研究所畢業。一九七二年負笈法國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一九七六年返台。 曾任《雄獅美術》月刊主編,並先後執教於台大、文化、輔仁大學及東海大學美術系創系系主任。專攻中西藝術史研究,亦從事繪畫、創作,多次舉辦畫展,有散 文、小說、藝術史、美學論述作品數十種。近年專事美學教育推廣。


     

    出版緣起
    井水與汪洋--企業界與文化界的匯流陳怡蓁
    序──來日方長
    夢中繁華
    水作精神
    櫻桃
    夢中繁華
    懷民贈百合
    頑石
    小松
    蝴蝶蘭
    花魂
    茶花
    春花
    無他想
    山河
    大度山
    夕陽
    松樹
    雲山
    楞嚴
    潮來
    宏錦
    花與甕
    歲月如金
    水墨之痕
    蓮花
    野薑
    杏花
    峽谷
    素馨
    母與子
    遺忘
    合唱
    前生
    海芋
    夏日
    與花對坐

    鬱金香
    海灘青年
    太魯閣

    心事
    幽蘭
    花開
    宿命山水
    霜紅
    呼喚
    宛轉
    芳香
    風景

    小坐
    嗜美至深
    微笑
    頑石愛恨
    花季
    胎記
    野菊
    國洲
    石頭記
    姬百合
    野百合
    潔淨
    瓶插海芋
    仙客來
    盛放
    秘密
    不捨
    悠閒
    菩薩
    我有詩句未完
    重來
    我有詩句未完
    給沉思者
    墮落天使
    世紀
    路上
    悲欣交集--致李叔同
    南朝的時候--致李煜
    芒草飄去--給冠華
    鬥牛士--致Almodovar
    殉情
    前緣--給政仲
    致秋瑾與徐錫麟
    如佛
    Hardrian與Antinus--讀尤塞娜「哈德里安回憶錄」
    致OscarWilde
    燭淚流逝--與宏錦、以書飲酒,停電,記於燭光下
    蕭斯塔可維奇
    失手──記空中飛人
    附錄我與書畫的緣分
    特別收錄知本六帖

    自序
    我喜歡這個古老的成語──來日方長。
      我們不知道生命的未來,我們猜測、探索、卜卦,用各種方式試探未來的暗示,試探一點點可依據的徵兆。
      我們看手相、面相,研究生肖、星座、風水、紫微斗數,到廟?求神扶乩、抽籤擲茭,嘗試運用所有的方法,在各種神衹面前虔誠祈禱,不過是為了想早一點知道未來。
    未來是好,還是不好?
    事業會更興旺,還是會出現危機?
    情感順遂幸福,還是有橫逆波折?
    身體健康平安,還是將有病痛災禍?
      我們活著,活在各式各樣的疑慮、恐懼、驚慌之中,顛倒夢想,終日惶惶然。
      如果有一位神明,將啟發我的未來,我會希望祂告訴我什麼?
      我對生命所知甚少,什麼是興旺?什麼是危機?什麼是幸福?什麼是波折?什麼是平安?什麼是災禍?
       生命像一條漫長的連續不斷的河流,有時驚濤駭浪,有時平靜無波,有時險灘逆流,有時一洩千里,有時沉潛低迴,有時飛揚奔騰……在長河的中途,我想學會靜 觀生命種種現象,知道禍福相依,知道驚濤與平靜只是水的兩種變貌,知道沉潛與飛揚,無關乎吉凶,可能只是自己學會靜觀生命、領悟生命的兩種心境吧。
    神明啟發我依據美麗的讖語──來日方長。
      來日方長,生命沒有終止,期待、渴望、夢想、追求,也都沒有終止。
      來日方長,不是禍福吉凶的結論;來日方長,只是領悟生命一定是漫長連續不斷的河流,能夠流成浩蕩寬闊千里迢遙的長河,需要驚濤駭浪,也需要險灘逆流,需要沉潛,也需要飛揚。
      我寫詩、畫畫,常常是從凝視一朵花靜坐開始,靜坐四十五分鐘,靜坐一日,兩日、三日。
      最初,從靜觀一枚花苞開始,花苞像嬰兒,像蜷曲的胎兒,有許多等待,有許多準備,有許多夢想。花苞慢慢綻放了,一瓣一瓣打開,不疾不徐,釋放香味,釋放燦爛的色彩,最後,釋放全部的生命能量,花瓣向外翻,露出顫動的花蕊,那花蕊使我震動,我彷彿在靜觀自己的熱淚盈眶。
      我仍然在靜坐,五日、六日,看到花瓣一片一片枯萎衰敗,看到花瓣一片一片墜落飄零,離枝離葉,看到生命完成的莊嚴。
      來日方長,我想寫下詩句,我想畫下花的容顏,我還想靜坐在生命的長河邊,看驚滔駭浪,也看平靜無波的低迴沉潛。

                                                   2007、5、19蔣勳記於八里淡水河邊


    §內文1

    失手記空中飛人

    在鞦韆飛騰的高處
    我允諾:每一次都不會失誤
    我確定:每一次都握到你的手
    你從不疑慮
    我從不失信

    啊──眾人驚呼
    生命裡有一刻靜止
    回頭,再也不能彌補
    我見你墜落
    如一朵花

    多少遺憾
    我一路尋來
    到了此生
    不知道為什麼
    每握到一雙手
    便熱淚盈眶

    2007.2.25

    鬥牛士致Almodovar

    我尋找
    一種可敬的

    如同你尋找
    可敬的
    死亡

    我們是
    用血生殖的
    種族
    我有完美無缺的
    利刃
    你有完美無缺的

    肉體
    我們熱烈的呼叫
    死亡
    把怯懦的生存
    留給地面
    竊竊私語的人

    在乾旱的季節
    血的噴灑
    都成花朵
    淚在荒漠
    流成了長河
    在羞愧的年代
    我們如此
    孤獨
    沒有人知道
    完美的死亡
    是為了
    向美麗的生命
    致敬

    1992.2.28 巴塞隆那



    Peter Gay 簡單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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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Gay 簡單年譜


    Peter Gay (born Peter Joachim Fröhlich; June 20, 1923 – May 12, 2015) 


    Peter Gay obituary

    Historian who focused 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world of ideas in modern Europe



    Peter Gay in 1999.
     Peter Gay was born in Berlin and had to flee with his family to the US when the Nazis came to power. Photograph: Alamy



    1923
    620Peter Gay 出生於柏林。猶太人。原姓名為Peter Joachim Fröhlich
    他舉家逃亡美國歸化時1946,將姓名意譯成Peter Gay

    The Gay Science (1882 (German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Literally "The Happy Science") ) By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關於他的家族、魏瑪時代、納粹執政初期的柏林、他在柏林的童年和中學生活,請參考
    My German Question: Growing Up in Nazi Berlin 1923-39 By Peter Gay.1998 YaleUniversityPress
     My German Question: Growing Up in Nazi Berlin

    Goethe-Gymnasium
    1941 逃離德國,從古巴到Florida 依親哥哥一家人


    1946
    歸化美國時,將姓名意譯成Peter Gay
    University of Denver 學士
    學校刊物有專欄Gay

    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碩士





    1951



    Gay worked as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at Columbia between 1948–1955 and as history professor from 1955-1969.


    1952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Eduard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 1952/1970
    博士論文
     Product Details
    1959
    Voltaire's Politics: The Poet as Realist, 1959
    伏爾太作為政治家及對他寫作的影響。

    Product Details

    Gay was married to Ruth Slotkin (died 2006) in 1959 and has three stepchildren.

    1961
    ·                    "Rhetoric and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6, No. 3, April 1961
    • "An Age of Crisis: A Critical View,"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33, No. 2, June 1961

    1964
    The Party of Humanity: Essays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1964

    1966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1966 — winner of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啟蒙運動:一種解讀: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啟蒙運動:一種解讀:自由之科學》

    Enlightenment brought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to the West, in terms of introducing democratic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liberal democracies. 
    親英派Anglophone 學者
     The Enlightenment: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Vol. 1)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 1)


    The first volume, subtitled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sim, of Peter Gay’s massive study, was widely acclaimed far beyond the academic world


    The Loss of Mastery: Puritan Historians in Colonial America, 1966


    Age of Enlightenment (Great Ages of Man) [Peter Gay]

    Peter Gay《啟蒙時代》北京:中國言實,2005

    1章:實踐哲學家
    2章:理性的宗教
    3章:尋找理想的社會
    4章:感傷的時尚
    5章:人的科學
    6章:音樂家們
    7章:德國的啟蒙運動
    8章:一個嶄新的時代



    *讓我們借用阿諾德湯恩比著名的攀岩者形像來說,在啟蒙運動時代,西方文明的確開始不牢靠地向上摸索一個新的立足點,而今天它仍在那裡。

    --- Peter Gay《啟蒙時代》前言(克蘭布林頓)1966



    1968

    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 1968
     《威瑪文化 : 一則短暫而璀璨的文化傳奇》,劉森堯譯,台北:立緒,2003。


    Gropius 所要傳達的,正是培根和笛卡爾以及啟蒙運動所注重的觀念:人必須和世界對抗並加以宰制,所以要治療現代的疾病乃是尋求更多更正確形式的現代化。 (《魏瑪文化》p.171)


    Deism: An Anthology, 1968

    [MASS NOUN]
    Belief in the existence of a supreme beingspecificallyof a creator who does not intervene in the universe.Compare with theism.



    1969
    轉到Yale University教書至1993退休
    ·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The Science of Freedom, 1969.


    1970
    The Bridge of Criticism: Dialogues on the Enlightenment, 1970

    1972
    Historians at Work - 4 vols., 1972-5


    1973

    ·                    Modern Europe: Since 1815, co-written with Robert Kiefer Webb, 1973.
    Product Details

    ·                    The Enlightenment; 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 1973

    1974
    Style in History, 1974

    1975
    Historians at Work - 4 vols., 1972-5

    1976
    Art and Act: On Causes in History— Manet, Gropius, Mondrian, 1976


    1978

    Freud, Jews, and Other Germans: Masters and Victims in Modernist Culture, 1978

    1979

    Freud, Jews and Other Germans: Masters and Victims in Modernist Culture by Peter Gay (Feb 1, 


    Product Details

    1984
    ·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to Freud, 5 vols., 1984-1998,[35] includ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1984), "The Tender Passion" (1986),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1993), "The Naked Heart" (1995), and "Pleasure Wars" (1998).

    此套德國全譯;日本譯第1和第4;中國譯第1


    1985

    The Enlightenment: 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 (A Touchstone book)

    1985


    Freud for Historians, 1985

    1986
    ·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to Freud, 5 vols., 1984-1998,[35] includ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1984), "The Tender Passion"(1986),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1993), "The Naked Heart" (1995), and "Pleasure Wars" (1998).

    ·                    The Tender Passion 1986.

    1987
    A Godless Jew: Freud, Atheism, and the Making of Psychoanalysis, 1987

     Product Details

    1988




    1989

    Editor The Freud Reader, 1989


    1990
    Reading Freud: Explorations & Entertainments, 1990

    Product Details
    1991


    1993

    Sigmund Freud and Art: His Personal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1993

    1995
    ·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to Freud, 5 vols., 1984-1998,[35] includ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1984), "The Tender Passion" (1986),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1993),"The Naked Heart" (1995), and "Pleasure Wars" (1998).

    Product Details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revised edition, 1995



    1998
    ·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to Freud, 5 vols., 1984-1998,[35] includ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1984), "The Tender Passion" (1986),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1993), "The Naked Heart" (1995), and"Pleasure Wars" (1998).
     Product Details
    My German Question: Growing Up in Nazi Berlin, 1998 (autobiography)




    1999
    Mozart, 1999

    Product Details

    2002



    Schnitzler's Century, 2002
         《史尼勒的世紀:中產階級文化的形成,1815-1914 》,梁永安譯,台北:立緒,2004

    Product Details


    2003

    Product Details

    Savage Reprisals: Bleak House, Madame Bovary, Buddenbrooks

    Focusing on three literary masterpieces―Charles Dickens's Bleak House (1853), Gustave Flaubert'sMadame Bovary (1857), and Thomas Mann's Buddenbrooks (1901)―Peter Gay, a leading cultural historian,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one way to read a novel.


    2006
    Ruth Slotkin


    2007

    Product Details


     explores the modernist movement in the arts from the 1840s to the 1960s, from its beginnings in Paris to its spread to Berlin and New York City, ending with its death in 1960s pop art.

    《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從波特萊爾到貝克特及其他人》




    Peter Gay 2007.jpg
    Gay in 2007


    2015
    May 12,過世


    The Big Switch 書介 (英文)Kevin Kelly,:分享、互動、流動、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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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 Mary Eisenhart 在San Francisco Chronicle所作的書介:


    The Big Switch

    Rewiring the 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

    By Nicholas Carr

    NORTON; 278 PAGES; $25.95

    As Nicholas Carr tells the story, when he first published hi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rticle "IT Doesn't Matter" in May 2003, it launched an epidemic of bluster and posturing among the captai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crosoft CEO Steve Ballmer called it "hogwash"; soon-to-be-ousted Hewlett-Packard honchette Carly Fiorina asserted that Carr was "dead wrong," and Intel CEO Craig Barrett announced to a tech-conference audience: "IT matters a whole lot!"
    In "The Big Switch," Carr, former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nd a frequent contributor to leading business publications, builds persuasively on that article's thesis. In the process he makes it quite clear that it's not just technology companies - those whose very existence depends on selling gaz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hardware, software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to the world's businesses - who need to worry.
    Carr's core insight, which he develop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book, i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uter and the Internet remarkably parallels that of the last radically disruptive technology, electricity. He traces the rapid morphing of electrification from an in-hous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a ubiquitous utility, and how the business advantage rapidly shifted from the innovators and early adopters to corporate titans who made their fortune from controlling a commodity essential to everyday life.
    Just so, he writes, the personal computer, the Internet and the World Wide Web may be largely the creation of visionaries and tech wizards and offered short-term advantages to early adopters, but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migration of those resources to a centralized utility in which it makes ever less sense for businesses or individuals to own their own technology; the value lies in the ability to connect to the system. As former Sun chairman Scott McNealy used to say back in the '80s, "The network is the computer."
    Of course, some years later, McNealy also said, "You have zero privacy. Get over it" - an increasingly indisputable fact (which Carr examines in alarming detail) that can be laid squarely at the door of the techno-titans.
    Carr devotes the second half of his book to the study of unintended (at least by the innovators and cheerleaders) consequences of the 20th century's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likely parallels in the 21st's. While ubiquitous electricity created widespread benefits, it hardly delivered the drudgery-free paradise its more over-the-top enthusiasts predicted - although, as the apotheosi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t did throw hordes of skilled and unskilled laborers out of work, amid plenty of other repercussions.
    The advent of electric household appliances, for example, may have reduced the need for domestic servants, but it created corresponding pressure on the individual homemaker to maintain an impossible (and marketing-driven) standard of sparkling perfection - Carr notes, for example, that the electric iron made it socially unacceptable for even children to go about in wrinkled clothing. The net result was a world in which women were increasingly confined to their homes and deprived of adult conversation, just because running the home "efficiently" had become a full-time job: "The housewife, like the factory hand, had become an essential cog in the great technological machine that was producing a more advanced civilization."
    Looking for similar dystopian developments in the present day, Carr finds many - driven, as with electricity, by the dual forces of profit and control. He points, for example, to the rapid erosion of his own field, journalism, by "user-generated content" and the increased unwillingness of the population to pay for content, be it music, video 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 which, when combined with the growing ability of advertisers to quantify results and reluctance to pay for anything that doesn't help their bottom line, is fast rendering anything but product-pushing economically unsustainable. Similar disruptions are occurring across the board in occupations that have largely sustained the middle class, as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are offloaded from the individual brain to the centralized machine - with dir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but great power and revenues for those who control the machine.
    Whil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largely the creation of idealistic geniuses spurred on by utopian visions, Carr points out, it is rapidly co-opted by the incumbent in power and turned to other purposes. (Case in point, Napster and the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Technology may be the ultimate tool or even the ultimate psychedelic, but do we really want to become utterly dependent on something about which we have essentially no say? And as for those utopian visions, do we really share them?
    Carr quotes former Wired editor and perennial hive-mind enthusiast Kevin Kelly, who proclaims: "The more we teach this megacomputer, the more it will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our knowing. It will become our memory. Then it will become our identity. In 2015 many people, when divorced from the Machine, won't feel like themselves - as if they'd had a lobotomy."
    Or, as a zealot of another stripe put it: "[As] machine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lligent, people will let machines make more of their decisions for them, simply because machine-made decisions will bring better results than man-made ones. Eventually a stage may be reached at which the decisions necessary to keep the system running will be so complex that human beings will be incapable of making them intelligently. At that stage the machines will be in effective control. People won't be able to just turn the machines off, because they will be so dependent on them that turning them off would amount to suicide."
    That quote, Carr points out, comes from Ted Kaczynski's Unabomber Manifesto. "What was for Kaczynski a paranoia-making nightmare is for Kelly a vision of utopia," he writes - and it's a fact that should give us all pause as we rush headlong into the connected future.
    Mary Eisenhart, an Oakland writer and editor, was for 14 years the editor of MicroTimes: California's Computer Magazine.

    This article appeared on page M - 3 of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古代藝術與儀式》《古希臘宗教的社會起源》 E. H. Gombrich, Review of Dora and Erwin Panofsky, Pandora's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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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didacticism (also autodidactism) or self-education is the act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out a subject or subjects in which one has had little to no formal education. Many notable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made by autodidacts.

    "There is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 the history of many individuals, brave, stubborn, naive, or all three – who, in the face of every kind of obstruction did succeed in “entering Minerva’s temple”, as the working-class imagination often framed the project of autodidacticism."

    The dazzling thought-world of the Greeks gave us our ideas of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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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艺术与仪式

    古代的艺术与仪式
    作者: [英]哈里森
    译者: 吴晓群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年: 2011-

    作者简介   · · · · · · 

      简·艾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1850-1928),西方古典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剑桥学派“神话一仪式”学说的创立者;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坛女杰,同时也是 现代女权主义的学术奠基人之。她广涉古典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美学、神话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掌握了包括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波斯 语、俄语等在内的十六种语言。著述宏富,已翻译成中文的有:《希腊宗教研究导论》(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1903)、《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Themis:A Study of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Greek Religion,1912)等。

    目录  · · · · · ·

    前言
    第一章 艺术与仪式
    第二章 原始仪式:哑剧舞蹈
    第三章 周期性的庆典:春季庆典
    第四章 希腊远古的春季舞蹈或酒神颂
    第五章 从仪式到艺术的转变:“已完成的事情”与戏剧
    第六章 希腊的雕塑:泛雅典娜节的饰带与贝尔维德尔的阿波罗
    第七章 仪式、艺术与生活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古代藝術與儀式 Ancient Art and Ritual


    英文:

    Harrison, Jane Ellen, 1850-1928


    哈里森是西方神話學史上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她提出的“神話一儀式”學說主要關注對于古希臘藝術和神話的宗教與民俗淵源的探索,認為所有神話部源于對民俗 儀式的敘述和解釋;而原始儀式在褪卻了巫術的魔力和宗教的莊嚴之後,就演變為戲劇,古希臘悲劇就是由旨在促進農作物增殖的春天慶典儀式(即所謂酒神節祭 典)演變而來的。

    簡‧艾倫‧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1850-1928),西方古典學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劍橋學派“神話一儀式”學說的創立者;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壇女杰,同時也是 現代女權主義的學術奠基人之。她廣涉古典學、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美學、神話學、歷史學等諸多學科,掌握了包括德語、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波斯 語、俄語等在內的十六種語言。著述宏富,已翻譯成中文的有︰《希臘宗教研究導論》(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1903)、Themis: A Study of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Greek Religion,1912/謝世堅譯《古希臘宗教的社會起源》,桂林:廣西師範,2004等。



    譯序
    前言
    第一章 藝術和儀式
    第二章 原始儀式︰啞劇舞蹈
    第三章 歲時儀式︰春天的慶典
    第四章 希臘的春天慶典
    第五章 從儀式到藝術︰行事與戲劇
    第六章 希臘雕塑︰帕特農神廟浮雕和貝爾福德的阿波羅
    第七章 儀式、藝術和生活
    附錄 希臘神話一(周作人)

    簡‧艾倫‧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1850—1928)是西方古典學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壇女杰之一,西方大學學術圈中第一位女學者,布盧姆茲伯里文人圈中的活躍人物,意識流寫作的創始人、才女伍爾夫對她充滿景仰之情,是她晚年親近的年輕友人之一。

    19、20世紀之交的西方古典學界,正與其研究的對象一樣,古板、沉悶而繁瑣,而哈里森的出現,則為這個暮氣沉沉的學術殿堂吹進了一股新風。她率先運用現 代考古學的發現結合古典文獻解釋古希臘宗教、藝術和神話,開闢了古典學研究的全新範式,這種“雙重證據法”如今早已成為古典學術界的常規做法,但在當時, 哈里森的研究卻引起了一班一味鑽故紙堆的保守學者尤其是她的一些劍橋男同事的劇烈反應,更加之她的女權主義傾向和終生未嫁、不拘小節的生活風格甚至同性戀 的嫌疑而授人以柄,因此,她盡管在英國的上流文化圈中名動一時,但終其一生,在她賴以安身立命的古典學術圈中,卻一直郁郁不得志,深受劍橋男性同事的排擠 和構陷。但是,盡管其學術生涯備受打壓,從她的時代起,她的學說就對包括古典學、人類學、神話學、民俗學、藝術學、美學、文學史、戲劇學、考古學等在內的 許多重要人文學科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以她為代表的劍橋學派或曰“神話一儀式學派”在20世紀上半葉的西方學術界盛行一時,引發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上 個世紀後半葉,隨著哈里森那些在當時被視為離經叛道、驚世駭俗的新發現廣為傳播並成為西方學術界的常識,哈里森的名字反倒逐漸失去光彩而被人遺忘了。那本被視為現代知識淵府的《大英百科全書》,甚至都不肯給哈里森這個曾經名動學界的名字保留哪怕一個簡單的詞條,哈里森這個曾經讓劍橋學堂的男人們極端尷尬的 名字,被有計劃地抹殺了。不過,風水輪流轉, 世紀後期,當年劍橋學術圈中那些對哈里森橫豎看不慣的須眉濁物們早已無人理會,哈里森的名字卻憑借著女性主義的風潮和人文學術研究的轉型而重新被人記起, 這位歐洲學術圈中有史以來第一位女學者獲得了全新的意義。

    哈里森深受尼采的“酒神精神”學說和弗雷澤(JamesGeorge Frazer,1854—1941)《金枝》一書的影響,尤其關注對古希臘藝術和神話的宗教與民俗淵源的探索。她認為所有神話都源于對民俗儀式的敘述和解 釋,所有原始儀式,都包括兩個層面,即作為表演的行事層面和作為敘事的話語層面,動作先于語言,敘事源于儀式,敘事是用以敘述和說明儀式表演的,而關于宗 教祭祀儀式的敘事,就是所謂神話。至于神,並非如以前的學者所相信的那樣是古人出于無知和恐懼的憑空想象,而是由儀式中的祭司演變而來的,儀式的精神內涵 憑借儀式主持者或表演者的肉身得以擬人化和具象化,這就是神的原型。另一方面,原始儀式的行事層面,在祛除了巫術的魔力和宗教的莊嚴之後,就演變為戲劇, 古希臘悲劇就是從旨在促進農作物增殖的春天慶典儀式(即所謂酒神節祭典)演變而來的。通過將神話和戲劇追溯到其原始儀式源頭,哈里森對神和神話的起源、藝 術和宗教的起源做出了極具新意的解釋。受她的啟發,當時劍橋的幾位學者如穆雷(Gilbert Murray,1866—195〕)、康福德(Frand Macdonald Cornford,1874—1943)等等對近東、希伯來、埃及、中世紀乃至“野蠻民族”的神話和宗教的儀式原型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 究,這就是學術史上有名的劍橋學派。劍橋學派的學說可以說是西方神話學史上第一個真正科學的學說。從此以後,盡管後來的學者對神話一儀式學說提出了種種批 評和修正,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神話學家能夠真正擺脫神話一儀式學派所奠定的學科基礎及其提出的問題。

    哈里森才華橫溢,學識淵博,平生游歷八方,足跡幾乎遍及歐洲所有古代文化遺址,涉獵古典學、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美學、神話學、歷史學等諸多學科,掌 握了包括德語、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波斯語、俄語等在內的十六種語言,平生著述宏富,既有大部頭的考據著作,如《希臘宗教導論》、《古希臘宗教的社 會起源》、《再論希臘宗教》等,也有文字典雅流麗、頗具維多利亞時代散文風格的學術隨筆,本書就屬于後者。本書原為當時幾位英國學者編輯的《現代學術‧家 庭大學叢書》中的一種,由于書的讀者對象是一般的知識大眾,故作者在本書中深入淺出、娓娓動听地對其關于古希臘宗教、儀式、慶典、神話、美術的見解做了深 人淺出的闡釋,使本書成為一般讀者了解神話一儀式學說的最好的人門性和概論性讀物,因此,出版以來多次再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作者的研究對象是古希臘, 因此,本書在引領讀者深入古典學堂奧對古希臘文化尋根究底、追本溯源的同時,也用敘事化的筆調,向讀者展現了古希臘多姿多彩、風情萬種的宗教和風俗文化, 尤其是她所刻意再現的古希臘春天慶典和酒神祭典的狂歡光景,更令人情不自禁地流連低回、心向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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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cribd.com/neoplatonist/d/93359943/8-JAMES-BARRY-Creation-of-Pandora

    Pandora's box:

    the changing aspects of a mythical symbol
    封面



    圖像學過去是,現在或許還是,藝術史的補充學問。它可使用藝術作品作為論說的證據,而且的確半採用這方式,然而它其實也可使用文學,演講或宣傳等類的作品。因此,藝術愛好者面對這本討論某一神話符號的變遷諸相的書,附錄中完全沒有複製的名畫,並不該失望。六十張附屬圖像中的半數,藝術價值見仁見智,包括藝術家的印章和一張十九世紀的兒童讀物的插圖。可惜的是,在採用的半色調下,許多蝕刻版畫顯得有點污跡,對於繪畫而言,效果也更為不好。本書的利·霍華德在索恩博物館的天花板裝飾的複製(屬於第一次亮相),詹姆斯·巴里雄心勃勃的潘多拉的創生,以及Etty或羅塞蒂等人對於蛇蠍美人的異象等,視覺效果都比原作差得很多。
    但如果插圖有點缺乏光澤,內文卻有不少智慧光芒。儘管插圖平凡,作者們的博學機智,卻讓該想像的圖畫的歷史和思想背景生輝,讓被遺忘的宮廷的華麗畫面與象徵,與插話的故事作品群和舞台作品等的脈絡,躍然紙上; 各頁的內文下有種種不同學科的主題的註腳,Flaxman的線性風格的起源,普羅提諾的手稿的傳統,以及曼哈頓市區的電話簿中的潘多拉等等。因為,本書基本是博通宇宙的輕鬆笑言錄。對扉頁上的名字瞄一下,可知對作者們而言,潘多拉猶如紋章學的述語暗語裝置“。作者之所以將他們私人的古代嘉言圖(impresa)公之於世,讓人評評理,主要的原因大概是這一驚人的事實(這簡·哈里森*已強調過): 格言中潘多拉的的'盒子'也者,在古世界,乃是不為人所知的東西。因此,此一神話成為潘諾夫斯基教授過去經常聰明地加以探討的現象的一個實例,即,異教被基督教消亡之後的許久,這神話仍繼續地被創造下去。
     *
    Jane Ellen Harrison (9 September 1850–15 April 1928) was a Britishclassical scholar, linguist and feminist. Harrison is one of the founders, with Karl Kerenyi and Walter Burkert, of modern studies in Greek mythology. She applied 19th centur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Greek religion in ways that have become standard. Contemporary classics scholar Mary Beard, Harrison's biographer, has described her as "in a way ... [Britain's] first female professional 'career academic'".[1]

    E. H. Gombrich, Review of Dora and Erwin Panofsky, Pandora's Bo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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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H. Gombrich, Review of Dora and Erwin Panofsky, Pandora's Box: The. Changing Aspects of a Mythical Symbol,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99,. 1957, pp.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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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邦媛《巨流河》洄瀾:相逢巨流河 /齊邦媛教授與國文教科書 ╱ 吳宏一《時與潮》雜誌(1959-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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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女孩最漂亮的時候」 她只剩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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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稿時間:2015/05/22 19:57 最新更新:2015/05/22 20:15
    作家齊邦媛(右)22日出席世新大學「抗戰勝利70周年 系列講座」時表示,倒楣的人才真正精彩,希望更多學 歷史、學文學的人,能夠寫一寫撤退來台的人的故事。 圖左為作家白先勇。 中央社記者陳至中攝 104年5月22日

    作家齊邦媛(右)22日出席世新大學「抗戰勝利70周年 系列講座」時表示,倒楣的人才真正精彩,希望更多學 歷史、學文學的人,能夠寫一寫撤退來台的人的故事。 圖左為作家白先勇。 中央社記者陳至中攝 104年5月22日

    (中央社記者陳至中台北22日電)作家齊邦媛今天參與抗戰勝利70週年系列講座,回憶起自己的13歲到21歲,「一個女孩最漂亮的時候」,每天卻只有挨餓和恐懼。

    今年是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世新大學舉辦一系列講座,今天邀請作家白先勇、齊邦媛等人分享,主題是「我們生命中的八年抗戰」。

    年逾90的齊邦媛,今天在台上面對滿座的大學生,侃侃而談數十分鐘,言詞懇切時而激動高昂。她說,談到抗戰,無法像現在年輕人那麼平靜,「我心上刻滿彈痕」。

    齊邦媛自述13歲到21歲,「一個女孩最漂亮的時候」,卻是在戰爭中不斷逃難,食衣住行樣樣短缺,只記得一天到晚都挨餓,只能吃少量的白飯,搭配豆芽菜、空心菜果腹。

    餓之外還有恐懼,齊邦媛在南京時,就開始躲避空襲,日軍早晚疲勞轟炸,正值青春年華的她,卻最不喜歡滿月,反而希望天天下雨,「只求飛機來不了。」

    齊邦媛說,在這樣躲轟炸的日子中度過好幾年,只要還有一點人類意識,就不可能忘記,「現在聽人說對那時代不客氣的話,我怎麼能接受。」

    對於中華民國在艱苦的八年抗戰之中,終於取得勝利,卻又馬上捲入國共內戰之中,最後不得不撤退來台的歷史,齊邦媛充滿憤慨。尤其是戰後作為勝利國,中華民國被世界遺忘,日本反而迅速從廢墟中崛起,她更是難以理解,「莫非天下是真的沒有公義?我到今天還在問這個問題。」

    齊邦媛提及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慘狀,好不容易在戰爭中撐過來的國軍,被台灣本地人笑為「棉被兵」,衣衫襤褸的狀況,和台人習慣看到衣著筆挺的日本兵,形成強烈對比。而後這些人被視作流亡者、被稱呼為外省人,許多抗日名將在台抑鬱而終,至死前心裡仍有恨意。

    英國學者米德(Rana Mitter)近期的著作「被遺忘的盟友」,為中國艱苦抗戰,事後卻被西方世界遺忘抱不平。齊邦媛認為,中國被忘記是因為自己內戰,國共互相捏死對方,互不承認對方在戰爭中的貢獻,失去了在國際間論述的機會,「我們先自己遺忘了,怎麼能怪世界遺忘我們。」

    齊邦媛希望民眾正視抗戰的貢獻,別把他們當作逃難來台的失敗者。如果不是抗戰,台灣現在還是日本的殖民地,說日本話、取日本名,也就沒有今天的台灣。1040522

    (中央社記者陳至中台北22日電)作家齊邦媛今天在「抗戰勝利70周年系列講座」上表示,倒楣的人才真正精彩,希望更多學歷史、學文學的人,能夠寫一寫撤退來台的人的故事。

    齊邦媛今天在講座上侃侃而談數十分鐘,言詞既激動又感慨,她強調八年抗戰掙回了很多東西,包括東北和台灣。台灣被日本佔領50年,說日本話、改日本名,沒有抗戰,就不會有今天的台灣。

    齊邦媛說,司馬遷寫「史記」寫的最好的部分,都是那些倒楣的人,寫項羽就寫的比劉邦好。為何倒楣的人最精彩?因為人生最高境界,往往是在倒楣失望之後才能達到,也才會被看到價值。

    齊邦媛說,撤退來台的名將如李彌、白崇禧,在抗戰中作了莫大的貢獻和犧牲,打了無數的硬仗,身上傷痕累累,來台後卻是抑鬱含恨而終。這些人不該只是被人紀念的小盒子(指骨灰罈),他們的故事應該被紀錄下來,齊邦媛向學歷史、文學的人喊話,「寫一寫這些倒楣的人吧,他們才真正的精彩。」

    講座問答時間,有提問者從齊邦媛的著作中,質疑齊邦媛對學潮多持負面看法。齊邦媛說,「什麼潮都好」,她覺得政治是專業的工作,不能客串,也不能用衝動的方式來解決。1040522





     洄瀾:相逢巨流河
    《巨流河》是我從內心深處寫給世界的一封懇切的長信,至此心願已了,留下祝願一切歸於永恆的平靜。
    但是旬日之內這平靜即被沖破。許許多多一樣真摯,一樣懇切的回信,如山洪暴發般沖進來……

    《洄瀾──相逢巨流河》書影。
    圖/天下文化提供
    這是一本大家合寫的書,如千川注入江河,洄瀾激盪。 我曾躊躇多年,拿在手中既溫暖又沉重,不知是否應公開與大家分享。歲月催迫,終於決定將它作為一本紀念冊問世。
    《巨流河》是我從內心深處寫給世界的一封懇切的長信,至此心願已了,留下祝願一切歸於永恆的平靜。
    但是旬日之內這平靜即被沖破。許許多多一樣真摯,一樣懇切的回信,如山洪暴發般沖進來,這些以厚重情意和更深的智慧寫來的信,以信函評論訪問的方式,直扣 我心,讀了又讀,每篇都不忍釋手。有些評論文章是朋友寫的,有些是台灣知名人士,由讀此書談到我們共同走過的日子,許多報刊做了詳盡的訪問,問與答都是有 充分了解的坦率、親切的交流。
    書出第二年,2010年10月,我收到北京三聯出版公司劉蓉林編輯寄來的兩本大陸簡體字版《巨流河》,收到的那一刻,我第一個想去分享這喜悅的人是長庚養 生文化村用專員電腦為我聯絡的廖婉竹小姐,在眾人看日落,看美麗的金烏西垂的大門口,我對正要開車回家的她,喊著,「妳看看妳在空氣中傳過來傳過去的(那 些郵件)已經印成了這本書啦!」

    薇薇夫人畫作。
    圖/天下文化提供
    在 我構思和寫作的那些年,從不曾夢想過會有大陸的讀者,我的前半生,在大陸的經驗一直是他們的禁忌。萬萬想不到,在台灣出版後一年,《巨流河》竟能在大陸出 版!出版後的反應迅速強烈,更是在我意料之外。我不用電腦,最初收到的貼了郵票的信函,書中人物和記者的電話,然後是越洋的訪問,當選十大好書的紅色通 知,得獎的通知……有一段時期,我常常似由夢遊中醒來,問自己,這是真的嗎?這怎麼可能? 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說是北京打來的,──北京?那必須跨越台灣海峽、長江、黃河才能回去的北京?我竟然脫口問那端的記者,「你從北京打電話來的啊?這麼遠 啊!我記得小時候,風沙颳起來,我的姑姑們都用漂亮色彩的紗巾蒙在臉上……」──因為心理上長久的隔離感,我竟會如此語無倫次起來,人家只不過想對《巨流 河》作者做個採訪,問幾個問題。
    我終身隔絕的故鄉啊,我怎麼能用幾個簡短的句子,在電話中向你說我的思念?我怎麼能告訴你,我忘不了童年跟父親坐火車過黃河鐵橋的情景;忘不了長江到岷江兩岸的叢樹;我怎麼告訴你,我父親坐在我母親墓前,癡望著太平洋東北方,眼中的悲傷!
    在這本眾人合寫的文集裡,大陸訪談十篇裡有五篇是我手寫的回答,也許有一些重複的問題和回答,但是我今以書還鄉,悲喜之際總有些相似的情懷。
    感謝王德威教授、黃英哲教授推動《巨流河》日文譯本,邀得池上貞子和神谷真理子,一年譯出毫無刪減的日譯本上下兩冊,以抗日戰爭為主軸的這本書,得以全貌在日本出版,令我們很感動。
    讀者來信數量甚大,每封都真情感人,但我已無體力一一作答,而此冊篇幅有限,只能選刊一小部分,編選全由多年主編我書的項秋萍女士辛勤帶領黃微真、池思親 小姐工作,只要能聯絡得上的,她們都徵得原作者同意刪去了許多重複的資料,過獎的讚美,但這些信與我有更多個人的關聯,有許多是找回的舊誼,重敘生死契 闊,也在此書內做個永久的相逢紀念吧。

    齊邦媛寫給大陸媒體的回信。
    圖/天下文化提供
    在 編者原歸為附錄欄內的一封我寫於1937年的信,和樂茞軍(按:薇薇夫人)的一幅畫我二十歲時的畫,在我書中或對我個人回憶都有重要意義,絕不是「附 錄」。直到一個不寐之夜,Anachronism一字來到心中。沒有別的字可以代替我心中這複雜的情緒了,所以我闢立此欄名為Anachronism。按 字典說,它是時間的錯置,把後世的事物與前代的事物相混淆,是不合時宜的。(是希臘詩人Anacreon浪漫〔酒色〕之風的。年月錯誤的,希臘拉丁詩中短 音節和長音節的突兀交換……)多年來,我看到這個字立刻會想到,像我這樣的人生,在時代與時代、居所與居所殘酷的斷裂之際,所有的失落與尋覓。 我以席慕蓉的詩總結此書,在詩中點出我鍾情的時候是山高月明的,鍾情焚燒之後留下的是玫瑰的灰燼。詩境雖是她的,心境卻是我的,是散文所達不到的精煉。
    再讀此集中的來信、訪問和評論,我深感人間深情洄瀾沖激之美,我充滿感謝與你們在書裡書外有緣相逢!
    在如此回首一生之時,重讀《聖經》(約伯記),似乎為自己多年質疑找到一個文學答案:在他盡失一切之後,因為他在絕境仍信主的旨意必有意義,──所以「此 後約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見他的兒孫,直到四代。這樣,約伯老邁,日子滿足而死。」──這長長的一百四十年是給他了解痛苦與救贖,為超越人間生死寫下記 憶麼?
    【2014/01/24 聯合報】@ http://udn.com/

    全文網址: 洄瀾:相逢巨流河 | 聯副‧創作 



    《时与潮》半月刊,1938年4月在汉口创刊,主编为齐世英,是一份政治性的综合刊物。1938年第一卷第5期起迁重庆出版,1946年出24卷第6期后曾停刊,1946年12月在上海复刊。1949年2月终刊。共出版33卷。

    篇名:齊世英與逆勢而為的《時與潮》雜誌(1959-1967)
    作者:邱家宜
    中文摘要:本文專注於齊世英先生在1959年到1967年間在台灣所創辦的《時與潮》雜誌內容,以及創辦者齊世英先生在台灣的政治活動,並指出其表裡呼應的關係。一 方面有系統地整理《時與潮》雜誌在各個階段言論的主要重點,對照於當時台灣的政治社會狀況,凸顯《時與潮》鼓吹民主法治、言論自由的一貫調性;一方面則從 其生命史追溯,探討曾是國民黨中間幹部的齊世英,為什麼在當時會投入與國民黨對抗的組黨運動,並且成為後來的黨外運動最早期的一批外省籍支持者。做為報人 的齊世英,與其所辦的《時與潮》雜誌的內容,與創辦《自由中國》的雷震及這兩個刊物的讀者,共享一特定的「感知結構」,雖一度沉潛,卻即將在二十年後再度 浮現成為主流。
    中文關鍵詞:時與潮、齊世英、感知結構、新黨、雷震案、黨外
    發表日期:2013/7/14
    授權狀況:已授權
    全文下載:3-1D_邱家宜_齊世英與逆勢而為的《時與潮》雜誌(1959-1967).pdf



    臺灣大學 慶祝創校83年校慶大會頒授齊邦媛名譽博士學位

    11月15日(星期二)上午9時,在校總區綜合體育館舉行創校83年校慶慶祝大會,
    李校長以提升格局、邁向頂尖,祝福臺大由追隨者躍昇為領航者;齊邦媛名譽
    博士以「尋求永恆價值」為目標,慶祝臺大生日快樂。慶祝大會同時表揚6位傑
    出校友。慶典除邀請本校歷任校長、各地校友及國內外各界貴賓與會,典禮後
    隨即於國際會議廳舉行校慶茶會及晚間舉辦的1971年及1976年校友重聚會餐會
    等多項慶祝活動。

    今年獲頒名譽博士學位的學者是齊邦媛女士。齊女士對國內國語文與英語教學
    之開創革新,引領一個世代的心智往活潑化、自由化發展,潛移默化之功甚
    偉。尤其對臺灣文學的整理、研究與介紹,成功把臺灣文學推介至國際舞臺,
    也開啟了國際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興趣,終於蔚成一受重視之獨立學術領域,志
    行崇高,影響深遠。其學問事功,足以表率群倫,為「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之最佳典範,本校授予博士學位,即在表彰渠卓越的成就與貢獻。
    ***

    名譽博士齊邦媛述懷:尋求永恆價值


    諸位貴賓,感謝你們來看我回到一生工作、居住的臺灣大學拿最高榮譽。今天
    我白髮蒼蒼站在這裡接受一生最高榮譽,百感交集。回想1947年第一次看到臺
    大校門跟椰林大道,當時我黑髮披肩,剛從大學畢業,不知道天高地厚,孤獨
    寂寞,還是勇敢地來到臺灣。手裡拿著「毛筆寫在宣紙上的臺大助教臨時證
    書」,以為此後自己就走上了學術之路,但這條路卻非常地漫長、崎嶇。

    在臺64年,我在臺大擁有從基層做到退休的完整資歷。期間看到臺灣最大的改
    變,是從一個文化到另一個文化到更多的文化。我所有的課都在教中西交流,
    包括:英國文學史、高級英文、研究所英文、翻譯…。我覺得很幸運,在最好
    的時候看見了臺灣的生機,看見了臺灣的可能,也幫忙創造了臺灣文學盛世,
    從1970年到1999年。

    1972年臺大中文系跟外文系合辦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協會進軍國際。我代表參加
    所有國際會議為臺灣發言。1949年政治大斷裂後,臺灣保持中國純正的文化,
    我們有最好的學術環境、著作,所以我和外文系、中文系許多同事共創比較文
    學會向國外發聲。從1960一直到1985年臺灣文學是國外漢學研究唯一的教材;
    我所編的《臺灣中國文學選集》是唯一的教材。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我兩次參加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我們能夠教
    別人聽到,一定要有實際的東西。至今我仍鼓勵自己要有拿得出去的東西。所
    以我們有《筆會季刊》,至今已發行40年未曾拖期。因為我們相信,文化在文
    學上凝聚所有的心力應該持久不變。

    1949年我為了婚姻第一次離開臺大,走入一個女子一生最困難的路:家庭與事
    業兼顧的路。其中的困難,如果你未曾經歷很難瞭解,我的兒女也很難原諒。
    剛才校長說我是齊邦媛女士。「女士」二字,可不容易,我寧可作老師、教
    授,但女士就有很多複雜的身分、複雜的角色、複雜的快樂、複雜的痛苦。

    1949年傅斯年校長在臺大校慶說:「我們現在要辦一所真正的大學。為什麼要
    辦真正的大學?因為我們現在臺灣,退此一步便無死所。我們要貢獻這所大學
    宇宙精神。」政治大斷裂時,幾百萬人回不了家,幾千萬人在尋求未來的目
    標,這個宇宙精神是鼓勵也是自信,我們希望有這個能力。許多人渡海而來,
    將1949以前所珍貴的、所學習的帶來,所以臺大自從1949以後日漸壯大,成就
    今天的臺大。

    我到臺大的時候只有1000多個學生。外文系僅有20個學生左右。我是唯一從大
    陸受聘來臺的一個小小助教,心裡想的「宇宙精神」代表了很多的希望、很多
    努力的目標,所以自從有機會以來,我就不斷地投入教育。希望把一代又一代
    的年輕人帶出來看到我們必須要做的事。

    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能夠把臺 灣做成什麼樣子?這麼多年我們看到,今天臺灣
    在世界上,以這麼小的地位,創造出的文化地位,實在不是我們自己在這裡誇
    口。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我們還有不變的東西。今天,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談論
    科技的進步,都在談論那些優秀的人的成就。那些優秀的人都說:「我要改變
    世界。」可是我們自從來到臺灣以後一直在改變世界,一直在改變臺灣,一直
    使得臺灣進步;我們一直在做,沒有一天不做。我和那些朋友推動的,都是奠
    定臺灣文化真正的基礎。

    最近大家都在談論賈伯斯,而我因為想要真正了解一個時代,所以也看了他的
    傳記,我看的非常有興趣。他跟他同時代的人一樣有夢想,可是他的夢想是從
    中間出來的,而我們當年的夢想是從基層出來的,兩者相當的不同。他們追求
    的是超越別人,超越一切的成功,這種超越的力量是一種熱狂,也是一種快
    樂,能得到如此的成功是非常高的境界,但最後他也會覺得:這樣大的星空,
    這樣大的宇宙,要如何才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當他知道自己生病不久人世
    時,堅持找可靠的人寫傳記。作者問他:「你不是一個很重視隱私的人嗎?為
    什麼要把你的傳記寫得如此詳細?我會寫下你的許多優點和缺點,難道你不在
    乎嗎?」他說:「這就是我,我奮鬥的經過、我的夢想,我希望我的孩子將來
    能夠知道我為什麼常常不在家?我希望他們知道我做了什麼,希望他們了解我
    是怎樣的人。」看到這裡,我已經把書看完了。

    我想,原來他那輝煌的,21世紀的成功,跟20世紀我的父親、我的祖父那一代
    的成功其實完全一樣。他想要告訴後代:我們做什麼,我們怎樣做;我們努力
    地做,我們用所能做的方式做了。我從他的傳記裡看到世世代代開創世界,做
    一個文化的成就時,就像賈伯斯所做的,將人文與科學結合,缺一不可;因此
    你不可能再回到原始洪荒的世界。

    我直到跟朋友討論時才了解,人生瞬息萬變只是表面,瞬息萬變之後得到的是
    不變的東西,是永恆的價值。人間的情、愛、了解,實在是永遠、永恆不變的
    關懷。我真的很感謝臺灣大學對我有整體的評估,知道我所做的在這個校園,
    在牆裡牆外,都是為了尋求永恆的價值。我這一生用種種方式推行文學教育,
    一直用文學教育和永恆的價值跟青年朋友、後代苦口婆心地說:「我們必須這
    樣活下去,才有未來;無論臺灣多小,世界多大,我們有真正的宇宙精神。」
    這個宇宙精神並不是空言。對於年輕的學生跟朋友,我希望你們在進步的科學
    設備之下,能有時抬起頭,不要只專注在機器上;看看比你更小的學生、朋
    友,跟他們講講文學之美。你們一定要看看大的、厚的、專注的、有焦點的
    書;才夠思考大的、厚的、專注的、有焦點的問題;才能對世界做出大的、厚
    重的、有貢獻的事情,這也是我對還在教書的朋友最大的期待。

    我很感謝當年臺大給我機會,讓我們(外文系)跟中文系可以合辦文學教育,用
    中文推銷西方文化,用西方文學來推銷臺灣的文化。我們變成了一個被人看
    見、被人了解的地方。希望年輕的老師們、未來的老師們能夠多多了解:無論
    機器有多進步、能做多流暢的溝通、擁有多新穎的形貌,人性的溝通還是最重
    要的。現在人都活得太久了,賈伯斯56歲去世,大家都很驚訝:怎麼他會在56
    歲就死去了?他還有30年的時間啊!但是當人能活得長久,我們要怎樣活著,
    卻是一門大學問。我們應該要好好地利用這些時間,我也希望未來的人性能和
    從前一樣,追尋更好的世界。

    我一生所留戀的美好的事情已經過去了,譬如文學題材裡的等待。我們那時迷
    路的感覺、悲傷的感覺已經不在,連郵票都已經沒有人用了,將來想看到郵票
    可能只在郵票百年大展能看見。這些美好的東西,在形式上或抽象的看法漸漸
    都要過去,可是一環接著一環,這世界有不同時代的美好串成整個人類永恆的
    價值;瞬息萬變是必然,但永恆的價值也是必然。




    感謝謝立沛老師贈書2010/2

    忘不了的人和事
    才是真生命
    --- 齊邦媛《巨流河》p. 433
    巨流河



    巨流河

    鍾玲詩選



    方瑜提起鍾玲老師出題:『試擬一篇最短的情書』。她交卷:
    『霧:你使我迷惑了。相思林』
    ---- 鍾玲《赤足在草地上》(台北:志文,1970  p.11) 


    翻譯課這班是大三,每年有二十多個人,最早的學生有鍾玲、孫康宜、郭志超等。 鍾玲曾寫一首詩《聽雨》送我。----
    齊邦媛《巨流河》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2009, 頁370



    東海大學外文系在當年是比今日風光、受重視多了,因為他們做了許多開風氣之先的事情,加上學校的建築、規劃具有前瞻性,校長也是當時具有社會地位的人士,所以頗受矚目。----齊邦媛《巨流河》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2009, 頁369
     -----

    http://www.shigeku.org/xlib/xd/sgdq/zhongling.htm
    鍾玲詩選

    齊邦媛《巨流河》-媒體報導

    祖父母漢滿結合、外祖父母漢蒙聯姻,族群融合造就了有「鐵漢」之稱的資深立委齊世英,
    並在台大外文系名譽教授齊邦媛的血液中奔流。當年齊世英被國民黨開除黨籍求仁得 ...
    www.books.com.tw/activity/2009/07/htm/page06_8.html - 頁庫存檔 -


    ***
    此書精彩 譬如說 許多人物軼事 包括胡適之先生與作者談文學之深度和品味等
    有一些 缺點
    最大的是無索引


    少數人物上的資訊小錯或小誤 例如
    Hippolyte-Adolphe Taine

    (born April 21, 1828, Vouziers, Ardennes, France — died March 5, 1893, Paris) French thinker,非德國人( p.450)

    譬如說 Hayek 來台時還沒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p.358 ) CZ 列車 California Zephyr  


     
    浮光掠影-珍藏記憶

    萬字連載-第一章 歌聲中的故鄉

    1.楔子、生命之初
    2.鐵嶺齊家
    3.牧草中的哭聲
    4.辭鄉

    5.九一八事變
    6.城門樓上的頭顱
    7.撒石灰的童年
    8.母親和她的鄉親

    9.流亡的大家庭
    10.張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

     7.3創辦中興大學外文系

    我有一個夢

       第一次交換教員進修回來,回到台中一中教書滿兩年後,一九五八年秋天,轉任台中的台灣省立農學院教大一英文。事實是學術研究生涯的開始。
       台灣省立農學院在一九六一年改為省立中興大學,而後才又改為國立中興大學。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還有國文、歷史、三民主義、體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員休息 室聽多了「雜拌」的言談,下定決心一定要推動中興大學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學同道。
       一九六○年左右,學校開設兩班大二英文選課,請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這一年正好是約翰‧甘迺迪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就職演說以及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適先生最後的演講稿,加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說I have a dream,我在台中美國新聞處取得這三篇稿子,我大約讀遍了那裡的文學書。當時台中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的英文資料少得可憐。
    我拿這些篇章再加上讀書時讀過的一些好散文,還有狄金蓀(Emily Dickinson)、惠特曼(Walt Whitman)與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詩作教材,並且比較中西文化的差異。學生對我講的都覺得很新鮮。尤其在甘迺迪總統和金恩博士被暗殺後的國際氛圍中,大學畢業去美國的留學潮已經開始,有關美國文化的,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歡迎。
       這門課是選修的,約有七、八十個學生選,但上課時擠了一百多人。教室大約只有七、八十個位置,學生因為座位不夠,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來坐,常起糾紛。
       那時的校長是林致平和後來的湯惠蓀,劉道元校長時期我開始向校長要求設立外文系。他們也常常在重要場合請我出席。
       一九六五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 Friedrich A. Hayek)到台中各校演講,我受命擔任現場翻譯。他對我說:「待會兒我講一段,你就幫我翻譯一段。」我心裡忐忑不安,因為我大一雖然修過經濟學概論,但並不懂,所以很緊張。到了會場,看到台北還有好多人陪他來,包括台大名教授施建生、華嚴等,整個會場都坐滿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沒有給我演講稿,而且他講的英文帶有德國腔,不容易聽懂;他往往一說就是五、六分鐘才讓我翻譯,這真是很大的挑戰。還好,他偶爾會在黑板上寫幾個字。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losed Society」「Open Society」這兩個詞,我想「Closed」是封閉,「Open」是開放,所以就翻成「封閉的社會」與「開放的社會」,應該不會錯吧。後來大家果然繼續這麼用,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台大法學院長施建生後來對我說:「我帶他們走了這麼一大圈,你是當中翻譯得最好的。」而且也對別人這麼說。
       後來,很多重要人士來台中,我曾為浸信會主教翻譯,這種翻譯我還能勝任。六○年代左右,蔣總統邀請《讀者文摘》總編輯來台,因為他曾寫過一篇關於台灣是個 新寶島的文章,到台中來也曾請我幫他翻譯,這些經驗給我很大的鼓勵。當然,緊張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戰士披著盔甲上戰場,總想怎麼樣 能生還才好。文學作品的翻譯必須到達精深的層次,日後我推動中書外譯的一些計畫,因為那是更高的挑戰。
    (詳見第七章)







    紅葉階前——憶錢穆先生

       世間之事,常有迴路轉的奇妙現象。我在武大時,沒能趕上錢穆先生講學的盛況。沒想到在編譯館這位置上,卻因「武聖岳飛事件」,讓我有機會與錢穆先生聯繫上。
       在我進館之前,「大學叢書」收到一份台大歷史系林瑞翰教授的書稿,尚在審查階段,是否出版未定,卻有報紙報導:林瑞翰教授所著《中國通史》是台大一年級必 修的中國通史課本,竟誣蔑岳飛跋扈,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十二道金牌才召得他回朝。宋高宗為什麼殺他,並不是那麼單純的事。如此不敬之言,台大竟作 教材,而國立編譯館竟然接受林教授《宋史要略》書稿,將要出版,簡直是動搖國本!
       有一位自稱是岳飛小同鄉的李某,連續寫了數篇,說:「你們侮辱武聖,就是數典忘祖!」還有一位罵得最凶的立法委員吳延環,不但以筆名「誓還」在《中央日 報》專欄不停地討伐,並且在立法院正式提案,令教育部答詢。王天民館長雖在各報來訪時詳細說明:「館裡接受書稿,既尚未審查,更未有出版計畫。」但是各報 繼續登載責罵的文章,有一則報導竟然說:「據聞該館負責此事者,係一女流之輩,亦非文史出身。」王館長是歷史教授出身,知道當時各校學者無人願審,亦無人 能抵擋此政治意識的洶湧波濤,命我去拜見由香港來台灣定居的錢穆先生,請他作個仲裁,說幾句話,指引一下國立編譯館對此書處理的態度。
       我對於前往錢府的事感到萬分躊躇,不願再遭遇坐與不坐、茶與不茶的場面。待我一向非常客氣的王館長說:「沒別的辦法,委屈你也得去一趟。」
       錢先生來台灣居住的素書樓,位於台北士林外雙溪東吳大學後面一個小山坡上,有一條依坡而建的石階路。我去外雙溪的路上實在不知是何場面,深悔誤入宦途。車 到外雙溪,沿東吳大學山徑到山坡盡處,按了門鈴,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階。錢先生出見時,尚未坐下便說,「我已在電話中說不能審查。」我困窘至極,囁嚅而言: 「我剛由學校來國立編譯館三個月,這份書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輿論責難不止,請您看看,我們當如何解此僵局?」大約全出於同情心吧!錢先生接過書稿,放在几 上。我道謝後倉皇辭出,幾乎是奔下石階,心想大約再也不用來了。
       誰知三天後意外接到錢先生電話,說請林瑞翰教授去談一談。再過數日,林教授親自到館裡,他毛筆工整細密的手寫稿二十二頁,綜合加添了錢先生面談時給他的六 種新資料,補充他書中岳飛部分。資料非常充實穩妥,提供了多面的論述。
       但是仍救不了我們,教育部來了一道公函,轉來立法院的質詢提案,「國立編譯館擬靠錢穆先生的聲望,將詆毀武聖岳飛的作品,作大學用書出版,動搖國 本……。」命令館長隨教育部長羅雲平去立法院說明。質詢之前數日,我帶了許多資料去立法院圖書館謁見吳延環委員,詳細說明《宋史要略》一稿原是前任留下, 至今無人肯審,更不會近期出版。質詢日,我坐在備詢官員最後一排硬椅子上,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 不忙,質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台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 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沒想到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竟到這裡來看著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 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型態指責,如此傷尊嚴,多麼不值得!我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回到館裡,即寫辭呈,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 麼?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麼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掛號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隨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千四百元,一紙便箋上寫:「無端捲入 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茲退回審查費,今後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內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致歉,這才是負責任 的態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份。轟轟烈烈的岳飛事件之後,是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 點。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警備總部)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 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麼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蔣總統文告裡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 「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想不到,一九七○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
       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並不少,那時仍健在的陶百川、黃季陸、陳立夫、王世杰等長輩,也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 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至少,那時的教育部長羅雲平實際上是支持的。在陳述編書理想時,我終於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 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從那時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教,去得很勤。後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 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 離開素書樓。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楓樹長得很高了。一九八五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 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裡積滿了台灣少見的紅楓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後,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 就不知道什麼是不能越過的界限。當他問我坊間有什麼新書時,我有時會以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糊塗地帶給他館裡出版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 楊的書,送給他。
      我回台大之後,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 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對於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其 實,一九八三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於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 大時,在雲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 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詳見第八章)

    在北溝的故宮博物院

       胡適先生常到故宮,在招待所住幾晚,遠離世俗塵囂,清淨地做點功課。他去世前一年,有一次院裡為他請了一桌客,大概因為我父親的關係,也請我去。
       那天他們談收藏古書的事,胡先生也和我談了些現代文學的話題,我記得他說:「最近一位女作家寄了一本書給我,請我給一點意見,同時我又接到姜貴的《旋 風》,兩本書看完之後覺得這位女士的作品沒辦法跟姜貴比,她寫不出姜貴那種大格局,有史詩氣魄的作品。」這些話對我很有一些影響,一九六八年我去美國,就 選了兩次史詩(Epic)的課,一定要搞清楚是怎麼回事。後來胡先生又說自己的工作是介乎文學與歷史兩者之間的研究,寫感想時用的就是文學手法,他說: 「感想不是只有喜、怒、哀、樂而已,還要有一些深度。深度這種東西沒辦法講,不過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沒有,就是沒有,但是可以培養。」這 些話對我來說都是啟發。胡先生對我父親的事很了解,也很尊重,所以會跟我說一些相關的話。後來我給學生上課或演講,都覺得文學上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與深 度,這是無法言詮的。
       我在故宮也有過一陣子矛盾,想跟隨這些學者做藝術史研究,也許可以另外多學一門學問。後來想想,我的背景並不夠,而且我一心一意想深談文學,所以又回去教書,再圖進修。
    一九六五年,故宮遷到台北外雙溪,偶爾我去參觀,還有很多人彼此都認得,直到他們一一去世。
    (詳見第七章)

     文學播種——國文教科書改革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 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只以聲望地位作考慮。在 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畫的執 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內容的審訂。在一九七二年,那並不只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內容編排。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 和孫文〈立志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志〉、〈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軼聞〉、〈示荷蘭守將書〉、〈慶祝台灣光復 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初一學生!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準,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 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台大中文系主任屈萬里先生。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講學返台,擔任中央圖書館長,其後轉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聲望很高。
       柯慶明對我在國立編譯館要做的事很有興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續編輯《現代文學》的心情,提供許多幫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灣文學作品的書 單,開始公正而不遺漏的選文作業。譬如他最早告訴我,司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車》等,由高雄大業出版社印行,已近絕版,我寫信去才買到他們尚稱齊全的 存書。因他的協助,我們建立與作者的聯絡與認識,日後選稿能站住國家編書的立場。對於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改進和定編,他有更真摯的關懷。他深感民間普及 教育的重要,願意幫我說動屈先生領導這艱巨的工作。終於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辦公室一談。
       在那次相當長的面談中,我詳談舊版的缺點和民間輿論的批評與期望,這原也是王館長和我在台中淳樸校園未曾深入了解的。現在,不僅是基於職責而編書,更是為 國家文化的前途,為陶冶年輕世代的性靈,必須用超越政治的態度。當然,這樣一套新書是與舊制為敵的,雖無關學術立場,但將來不免會為主持者引來一些政治立 場的敵人。但是 不論付出什麼代價,為了未來國民教育每年每冊三十萬本的教科書,是義不容辭的。我清晰地記得,屈先生坐在那間陳舊的辦公室,深深地吸他的煙斗,然後嘆了口 氣,說:「好罷!我答應你!這下子我也等於跳進了苦海,上了賊船。」他語氣中有一種不得不然的複雜情緒(resignation)。我覺得其中有種一諾不 悔的豪情和悲壯,從潔淨超然的學術天地,走進政治、文化立場的是非之地,應是也經過許多內心交戰的思量決定。
       屈先生主持「國民中學國文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由台大、師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幾位中學老師組成。主編執筆者是台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師大應裕康教 授、政大戴璉璋教授,他們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歲左右的年輕學者。
       為了一年後即須使用正式部編本教科書,第一、二冊必須編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國立編譯館所有會議室,日日排滿會程,有些委員會晚上也開會。國文科委 員開會經常延長至黃昏後,當時還沒有便當簡餐,編譯館就請屈先生、執編小組和編審委員到隔壁僑光堂吃很晚的晚飯。屈先生有時主動邀往會賓樓,杯酒在手,長 者妙語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後,數代的國民中學學生至少是讀了真正的國文教科書,而不是政治的宣傳品。想來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諾,他當年付出的心力和時間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後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這方面的貢獻。
       三位主編初擬國文課本第一、二冊目錄之後,我們的編審委員會才算真正開始運作,屈先生掌舵的船才開始它的苦海之旅。在那政治氛圍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禁要 掌穩方向,注意礁岩,還要顧及全船的平穩航行。開會第一件事是由主編就所選二十課的文體比例及各課內容、教育價值加以說明,然後逐課投票,未過半數者,討 論後再投票。如我們預料,這個過程是對屈先生最大的挑戰。有兩位委員嚴詞責問:為什麼原來課本中培育學生國家民族思想的十課課文全不見了,現擬的目錄中只 有兩篇,由二分之一變成十分之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於教誨的文章。楊喚的新詩〈夜〉怎麼能和古典詩並列?《西遊記》〈美猴王〉、沈復〈兒時記趣〉和翻譯 的〈火箭發射記〉都沒有教學生敦品勵學……。解釋再解釋,投票再投票,冗長的討論,爭辯,說服,幾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
       舊版大多選取含有政治歷史節慶、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選了一些白話文,也都偏屬議論文;屬文學性質者,篇數略少。新版只保留孫文〈立志做大事〉,並將 舊版第二冊蔣中正〈我們的校訓〉挪移到第一課,其餘古典現代小說、散文、詩歌,全是新增;此外,更選入翻譯文章〈人類的祖先〉和〈火箭發射記〉,讓國中生 有人類文化史觀與尖端科技的世界觀。
       想不到我當初萬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書組,被屈先生稱為苦海「賊船」的挑戰,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最有意義的工作成果之一。為達 到改編的理想,恢復國文課本應有的尊嚴,讓每一個正在成長學生的心靈得到陶冶與啟發,在那個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僅要步步穩妥,還需要各階層的支 持。
       在政治高階層,我們必須尋求一些保護。我曾以晚輩的身份,拿著新舊國文課本目錄拜望早年教育部長陳立夫、黃季陸;也以學生身份去看望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王 世杰,希望他們在輿論風暴之前,能對我們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為他們自己是文人從政,對文學教育和學術尊嚴也有理想。我尤其記得黃季陸先生,對我侃侃而談 民國以來,國民教育的種種利弊得失,他很贊成政治退出語文教材,一談竟是兩小時,還說歡迎我以後再去談談我們編寫的進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聽 教益。老國民黨有不少被歷史定位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穩定社會中以書生報國之心從政,卻生不逢辰,生在政爭的中國。
       在編審委員會中,我最需要資深委員的支持,當時代表編譯館最資深的編審者是洪為溥先生。我初到館時,他對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作人文社會組主任頗感懷疑, 甚至反感。經過幾次懇談後,對我漸漸轉為支持。討論第三冊篇目時,我大力推薦黃春明〈魚〉。沒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過,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開會,能不 能讓這個案子復活,再討論一次?」屈先生說:「還討論什麼呢?投票也通不過。」我說:「我為它跑票。」我第一個去跑的就是反對最激烈的洪為溥先生。他的辦 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間,窗外都對著舟山路台大校牆外一棵高大豐茂的台灣欒樹,太陽照在它黃花落後初結的一簇簇粉紅色果子上,美麗中充滿自信。他說:「這篇文 章講小孩子騎腳踏車,在山路上將買給爺爺的魚掉了,回到家反反覆覆不斷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相當無聊,怎麼講呢?」
       我想起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本語文教學書,讀到一位中學老師寫他教初中課本選了莎士比亞《馬克白》(Shakespeare's  Macbeth一段: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on it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這碎步中爬行,
    直到註定時刻的最後一秒。)(註1)
    這位中學老師問學生:「為什麼連用三次『明天』?」學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點:活得很長,會有許多明天。老師聽完後說:「你們想著,那麼多明 天可以去騎馬、打獵、釣魚,馬克白因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惡事,所以他的許多『明天』是漫長難捱。」用一個簡單的字,一再重複,它所創造的意境,老師大有 可講之處。就像〈魚〉,小孩不斷重複「我真的買魚回來了」,也有令人玩味低迴之處。
       下一次開會時,屈先生果然將上次未通過的幾課提出再討論,洪先生突然站起來說:「我們的學生百分之八十在鄉鎮,對〈魚〉中祖父和孫子之間的感情應是很熟 悉,這樣樸實的情景會讓他們感到親切。」第二次投票通過,我記得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
    註1:採用胡耀恆翻譯:《中央日報》「全民英語專刊」(91年4月15日)。
    (詳見第八章)



     讓世界看見台灣文學 | 筆會時期

    譯介台灣文學的橋樑——中華民國筆會

       我既是作學術交流的人,必須先站穩台灣文學的立足點。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經驗之後,我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台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對 我啟發最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筆會年會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 Grass)對支持俄共威權的東德作家,咆哮責問:「文學良心何在」?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筆會年會,幾乎是該城向西班牙爭取獨立的一個論壇,我們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該城的加泰隆尼亞語(Catalan),以示他們古老語文的存在意義。而最強烈的啟發則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筆會年會,主題是「國家、種族、宗教、社會的容忍與文學」,由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Havel)主持,其中有一場座談會題目是「小語言與偉大文學(Small Languages, Great Literature),小語言寫作者的難題」。另一場是「我們自知幾許?」(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Ourselves?)第 一次看到語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聽到蘇俄解體後,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獨立的國家,不用俄語陳述,而是重用小語言的母語創作,陷入另一種困境。我曾根據他 們的話寫了一篇〈我的聲音只有寒風聽見〉,文中並未明言我的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將注意轉移至中國大陸,台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 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
       從此,我對台灣文學的關懷,就不再只是單純地鼓勵與評介,而是它在未來的發展和定位。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總編輯的工作,將近十年,得 以深耕台灣土地的文學創作,對這個大問題有切身的領悟。
       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創辦以來,我一直是個實質的顧問。主編選集後,我對台灣文學的發展,以不遺漏的閱讀,保持真正的了解。因為「台大哲學系事件」 (1973年)而離開的趙天儀被教育部安排到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編審,以及接辦《現代文學》的柯慶明,都助我深入認識本土作家。當時台灣詩社如雨後春筍, 我一直是訂戶讀者,日後主編筆會英文季刊選稿來源仍是維持公平的態度,尤其沒有「政治正確」的立場。
       在自由世界,文學作者原不必有會,寫作是個單打獨鬥的行業,文壇原本無壇,只是有時文人相聚也有可談之事。一九二一年由英國和一些歐洲作家在倫敦成立了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PEN是Poet, Essayist, Novelist的縮寫。一九二四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於上海加入總會,發起人有林語堂、胡適、徐志摩等人,第一任會長是蔡元培,開始做各種文化交流,作品互譯,作家互訪等拓荒工作。我自幼逢書便讀,讀後常有難忘之事,他們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的事,啟發我多年的想像。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筆會會員國參加戰爭,立場對立,文學交流停止,直到一九四六年,在中立的瑞典重開。中華民國筆會一九五三年在台灣復會,第一、二屆的會 長是張道藩和羅家倫。一九五九年首次回歸國際總會,參加每年一度的年會。一九七○年林語堂當選會長,在台北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邀請川端康成、張大千 等及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重要作家前來,台灣作家將近百人參加盛會。王藍、彭歌(姚朋)和殷張蘭熙三人負責辦事,在剛剛落成的圓山飯店將大會辦得有聲有 色,大大地提高了台灣的聲譽。林語堂說,台灣應該有一份發表作品的英文刊物,讓我們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
       一九七二年秋天,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創 刊號出版,由母語是英文的殷張蘭熙擔任總編輯,王藍和彭歌是編輯顧問。從創刊到一九九二年,殷張蘭熙獨撐二十年,我繼編九年,彭鏡禧、張惠娟、高天恩和現 任的梁欣榮都是我台大外文系的年輕同事,以拔刀相助之情前來兼任總編輯,助理編輯兼秘書只有一人,前十五年是劉克端女士,近十五年是項人慧,大出版社很難 想像那種「孤寂」。發書時增一工讀學生。三十六年來,春、夏、秋、冬四季運行,和大地運行一樣,中華民國筆會季刊至今發行一百四十四期,從無一季脫期,是 國際筆會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百多個會員國的文學界,台灣是個有信譽的地方。
       殷張蘭熙是最早作台灣文學英譯的人。一九六一年美國新聞處資助Heritage Press出版社英譯小說和新詩,殷張蘭熙就是《新聲》(New Voices)的主編,選入者白先勇、敻虹、王文興、陳若曦、葉珊(後改筆名為楊牧)等作品。因此執編筆會季刊之前,殷張蘭熙已有數年孤軍奮戰的經驗了。
       殷張蘭熙(Nancy Ing)的名字和季刊幾乎是不可分的,她選稿,翻譯每期的詩,尋找高水準譯者,讀譯稿、校對、發排。創刊後三年開始用台灣藝術作品作封面,刊內介紹,她又增加了另一個領域的挑戰,在這方面協助最多的是王藍,我接編後是林文月、丁貞婉等好友。
       殷張蘭熙金髮碧眼的美麗母親,一九一七年嫁給中國同學張承槱先生(來台後曾任審計長),由美國維吉尼亞州到中國湖北縣城成家,生兒育女。十多年後蘭熙長 大,畢業於成都華西大學外文系,一九四九年隨夫婿殷之浩先生來台灣,創立大陸工程公司,因為出國開會而冠夫姓,文壇好友都只稱Nancy。她愛文學,有時 也寫詩,一九七一年曾出版 One Leaf Falls 詩集。
       一九七二年我從台中搬到台北,恰巧與蘭熙住在鄰巷,街頭蹓狗又常遇到。各自主編筆會季刊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最基本的話題是值得譯 介的書稿,英譯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譯文,整體的安排,呈現的效果,國際讀者的反應等等,好似長河流水,永不厭倦。
       蘭熙是個坦誠溫暖的人,忙碌中熱情洋溢。每年在各地召開的年會前,催集論文,安排演講和討論議題,準備禮物,到會場結交天下士,握住那麼多伸出的友誼之 手。大陸的「中國筆會」文革後參加總會,多次在會場排擠我們,蘭熙收起她自然溫婉的笑容,登台發言憤慨迎擊,保衛自由民主的台灣代表權。直到一九八九年天 安門事件後,他們不再出席年會。在今日政局情勢下,會籍立場仍會被提出,但是蘭熙與當年代表所建立的國際友誼,以及我們的季刊三十多年穩定的出刊,豐富的 專業形象,已讓中華民國筆會立於不易撼動的地位。中美斷交後,蘭熙受邀在美國十家地方電視台上「談台灣」(“Talk about Taiwan”)節 目,侃侃而談,以條理的分析,清晰的言辭,呈現台灣在文化、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英文的筆會季刊更幫助增加了解。那些年,在西方世界為台灣發聲的事, 蘭熙做了很多,但是在台灣反而少有人知。最可貴的是,這些奉獻和她主編筆會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僅有外交部和新 聞局所付國際贈送的那數百冊書款,國內在誠品等地出售則不及百冊,主要的支出如稿費、印刷、發行及人事費用,皆由殷先生資助。筆會會址原也設在大陸公司所 在地,殷先生去世後,一九九六年開始租屋在溫州街,即將面臨斷炊時,殷氏「浩然基金會」開始資助,得以編印發行至今。
    (詳見第十章)

    *****


    齊邦媛教授與國文教科書 ╱ 吳宏一


    今年7月在報刊上讀到齊邦媛教授《巨流河》新書發表會的新聞報導,提到當時國立編譯館國中國文教科書選用黃春明的《魚》一事。報導上說:當時還是「新人」的黃春明,作品《魚》被齊邦媛選入。被許多委員痛批「無聊」。她甚至為此「拜票」,一一說服編審委員,終於讓《魚》闖關成功。齊邦媛回想,當時她隨時可能坐文字獄,「住進保安大飯店」。




    這則新聞真讓我嚇了一跳。因為我發現報導所述,與事實大有出入。最近看了《巨流河》,更覺得不能不出面澄清。

    民國62年,我自台大博士班畢業,留校任教。國立編譯館正改編國中國文教科書,請屈萬里老師擔任編審會主任委員,由台大張亨、師大戴璉璋、政大應裕康三位教授負責編輯小組。《巨流河》中說戴先生是政大教授,應先生是師大教授,諒是一時誤記。

    《魚》非拜票獲選
    後來應教授出國講學,經由張、戴兩位教授推薦,屈老師同意由我遞補空缺,參加了編輯小組。那時課本第一、二冊剛剛編印,我馬上追隨在張、戴之後,為第三冊進行範文選材工作。

    黃春明的《魚》,究竟是誰推薦的?最近我跟張亨、戴璉璋教授先後聯絡過,記得是張先生先推薦的。編輯小組三人討論時,認為黃春明已是名小說家,還把他的《看海的日子》和《癬》一起考慮。可是《看海的日子》實在太長,《癬》寫到夫妻間的若干問題,都不合適,所以最後仍推薦《魚》給編審會。因此說《魚》是我們編輯小組三個人一起推薦的也可以。

    提交編審會討論時,有委員認為《魚》篇幅太長,還要再刪節;還有委員質疑文中寫小孩子騎大車,「屁股一上一下」,甚為不雅,宜加改正等等。這些意見都是善意的批評。經過我刪節改訂之後,第二次提會討論,館方齊邦媛、洪為溥委員是贊成的,朱匯森、盧元駿、葉慶炳等委員也都轉為支持,所以屈萬里老師裁示通過採用。接著就交給我趕寫教科書和教師手冊的部分。新聞報導說齊教授為了「選入」黃春明的《魚》,要「拜票」、「一一說服編審委員」,那是有些大言欺人了!對其他年輩超過齊教授的資深委員,更是不尊重。

    齊教授或許忘了國中國文第三冊出版後,有人在報上投書,標題是《甩掉黃春明那條魚》,為了回應這一類批評,我曾把為教師手冊所寫的黃春明《魚》的賞析文字,投給當時高信疆主編的《人間》副刊發表。這些事,有些書面資料是還可以查證的。

    不合事實應更正
    齊教授《巨流河》中只列出國文第一、二冊的目錄,第三冊以後付之闕如,可是她所提到的課文,除了第一冊的《孤雁》外,其他像《木蘭詩》《慈烏夜啼》等,都見諸第三冊以後。

    第三、四冊以後的編審會和編輯小組其實已變動了,書中卻一字不提。而且像《木蘭詩》《慈烏夜啼》,都是流傳千載的古典詩歌,是舊版教科書就曾選用過的,並不是齊教授到任後才開始採用的課文。教科書的範文是論適用與否,不是以古今新舊來定其優劣的。

    最後齊教授說她差點為黃春明的《魚》「住進保安大飯店」,我希望這只是個笑話。因為後來戴先生和我在編譯館繼續編書時,曾經為了抗拒館方有人要我們把《南海血書》選入教科書而奮力抗爭過,那豈不是更有可能「住進保安大飯店」?

    以上所說,歡迎齊教授回應及讀者查證。《巨流河》不是小說,是大時代的紀錄,所以不合事實的地方,作者應及時更正。

    --

    編按:
    轉貼這則非重啟論戰,好奇粉絲頁上有多少朋友是在國文課本讀到春明老師的〈魚〉呢 smile 表情符號

    林以亮《林以亮詩話》/主編《美國詩選》;宋淇 內斂的詩譯者 (宋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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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以亮主編《林以亮詩話》台北:洪範1976

    林以亮詩話的圖像
      
      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斷,悟頭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擊不已,火光始現。然得火不難,得火之後,須承之以艾,繼之以油,然後火可不滅。故悟亦必繼之以躬身力學。

                                      —《林以亮詩話》


     http://blog.sina.com.tw/su1977/article.php?pbgid=1913&entryid=577165


    目次.
    序 (夏志清)
    自序.
    論新詩的形式1
     再論新詩的形式17
    論散文詩32
    詩的教育 (詩)47
    詩的創作與道路53
    噴泉 (詩)*65
    一首詩的成長.68
    詩與胡說.95
    譯詩散論.120
    論讀詩之難.142
     再論讀詩之難.164


    *

    噴泉(1956)

    無邊的靜傾聽著我,我卻向黑夜傾聽:
    上面是星空,底下是隨風盪漾的微波;
    唯有我吐出的水點發出潺潺的聲音,
    不是大地無端的眼淚,而是它的脈搏。

    春去秋來和陰晴變幻對我沒有不同,
    我清澈的歌聲從來不受環境的左右。
    麗日當空不能使我高興,暴雨和狂風
    也不能將我吞沒:我有我自己的節奏。

    有時我卻想逃離我自己,只要一經過閃電的點燃,
    我恨不得能夠縱身飛起,投向那一望無際的長天,
    力竭之後再向人間降下,像一顆劃過黑夜的流星;
    光與熱的存在只一剎納,卻已經拿整個地球照明。

    或者經過黃昏落日的照耀,化成一灣繽紛的彩虹,
    過一會天空會將它抹掉,燦爛卻永留於人的心中。
    可是我的一切得自大地,我的來處就是我的歸宿,
    我會失去新生的活力,如果不把一切向大地灌注。

    於是我甘心接受這與生俱來的限制,
    冰霜雨雪和憂患災禍我都願意忍受。
    超越一切飛我所求,如果最高的意志
    規定我必須歌唱和創造自己的節奏。

    我無休地噴射水點,不管有沒有觀眾,
    然後匯成一片明鏡,反映諸相的悲歡。
    人世間的得失榮辱再不能使我激動,
    只知道從地面昇起,上揚和滅入高天。







     宋春舫儿子宋淇(笔名林以亮)著的《毛姆与我的父亲》,这文章率先刊登在1968年台北仙人掌出版社出版的《前言与后语》里,后来 ...
     收入 在1980年純文學出版的 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 (林海音主編)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Frost
    最近哈佛大學出版社將他的筆記等都出版了
    On Jan. 29, 1963, poet Robert Frost died in Boston.
    《美國詩選》林以亮主編,張愛玲等譯 香港: 今日世界社出版,1963 再版 港幣3元頁數274頁


    死亡,你不要驕傲—悼佛洛斯特
    余光中

    六 十年代剛開始,死亡便有好幾次豐收。漢明戚。福克納。胡適。康明恩。現在輪到佛洛斯特。當一些靈魂如星般升起,森森然,各就各位,為我們織一幅怪冷的永恆 底圖案,一些軀體像經霜的楓葉,落了下來。人類的歷史就是這樣:一些軀體變成一些靈魂,一些靈魂變成一些名字。好幾克拉的射著青芒的名字。稱一稱人類的歷 史看,有沒有一斗名字?就這麼俯踐楓葉,仰望星座,我們愈來愈寂寞了。死亡你把這些不老的老頭子摘去做什麼?你把胡適摘去做什麼?你把佛洛斯特的銀髮摘去 做什麼?

    見到滿頭銀髮的佛洛斯特,已是四年前的事了。在老詩人皚皚的記憶之中,想必早已沒有那位東方留學生的影子。可是四年來,那位東方青年幾乎每天都記掛著他。 他的名字,幾乎沒有間斷地出現在報上。他在美國總統的就職大典上朗誦 The Gift Outright (全心的贈與);他在白宮的盛宴上與美麗的賈桂琳娓娓談心;他訪俄,他訪以色列。他在這些場合的照片,常出現在英文的刊物上。有一張照片—那是世界上僅有 的一張—在我書房的牆上俯視著我。哪,現在,當我寫悼念他的文章時,他正在望我。在我,這張照片已經變成辟邪的靈物了。

    那是一九五九年。八十五歲的老詩人來我們的學校訪問。在那之前,佛洛斯特只是美國現代詩選上一個赫赫有聲的名字。四月十三號那天,那名字還原成了那人,還 原成一個微駝略禿但神采弈弈的老叟,還原成一座有彈性的花崗岩,一株仍然很帥的霜後的銀樺樹,還原成一種有幽默感的悲劇,一個沒忘記如何開玩笑的斯多伊 克。

    那天我一共見到他三次。第一次是在下午,在愛奧華大學的一間小教室裏。我去遲了,只能見到他半側的背影。第二次是在當晚的朗誦會上,在擠滿了三千聽眾的大 廳上,隔了好幾十排的聽眾。第三次已經夜深,在安格爾教授的家中,我和他握了手,談了話,請他在詩集上簽了名,而且合照了一張像。猶記得,當時他雖然頗現 龍鍾之態,但顧盼之間,仍給人矍鑠之感,立談數小時,仍然注意集中。他在「佛洛斯特詩選」(The Poems of Robert Frost)的扉頁上為我題了如下的字句:For Yu Kwang-chung from Robert Frost with best wishes to Formosa, Iowa City, Iowa, U.S.A.1959.

    寫到Formosa 時,老詩人的禿頭派克筆尖曾經懸空不動者片刻。他問我,「你們平常該用Formosa 或是Taiwan?」我說,「無所謂吧。」終於他用了前者。當時我曾拔出自己的鋼筆,遞向他手裏,準備經他用後,向朋友們說,曾經有「兩個大詩人」握過此 管,說「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今望苦低垂。」可惜當時他堅持使用自己的一枝。後來他提起學生葉公超,我述及老師梁實秋,並將自己中譯的他的幾首詩送給 他。

    我的手頭一共有佛洛斯特四張照片,皆為私人所攝藏。現在,佛洛斯特巨大的背影既已融入歷史,這些照片更加可貴了。一張和我同攝,佛洛斯特展卷執筆而坐,銀 絲半垂,眼神幽淡,像一匹疲倦的大象,比他年輕半個世紀的中國留學生則侍立於後。一張是和我,菲律賓小說家桑多斯,日本女詩人長田好枝同攝;老詩人歪著領 帶,微側著頭,從懸岩般的深邃的上眼眶下向外矍然注視,像一頭不發脾氣的老龍,一張和安格爾教授及兩位美國同學合影,老詩人背窗而坐,看上去像童話中的精 靈,而且有點像桑德堡。最後的一張則是他演說時的特有姿態。

    佛洛斯特在英美現代詩壇上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第一,他是現代詩中最美國的美國詩人。在這方面,唯一能和他競爭的,是桑德堡。桑德堡的詩生動多姿,富於音 響和色彩,不像佛洛斯特的詩那麼樸實而有韌性,冷靜,自然,剛毅之中帶有幽默感,平凡之中帶有奇異的成份。桑德堡的詩中伸展著浩闊的中西部,矗立著芝加 哥,佛洛斯特的詩中則是波士頓以北的新英格蘭。如果說,桑德堡是工業美國的代言人,則佛洛斯特應是農業美國的先知。佛洛斯特不僅是歌頌自然的田園詩人,他 甚至不承華茲華斯的遺風。他的田園風味只是一種障眼法,他的區域情調只是一塊踏腳石。他的詩「興於喜悅,終於智慧」。他敏於觀察自然,深諳田園生活,他的 詩乃往往以此開端,但在詩的過程中,不知不覺,行若無事地,觀察泯入沉思,寫實化為象徵,區域性的擴展為宇宙性的,個人的擴展為民族的,甚至人類的。所謂 「篇終接混茫」,正合佛洛斯特的藝術。

    有人曾以佛洛斯特比惠特曼。在美國現代詩人之中,最能繼承惠特曼的思想與詩風者,恐怕還是桑德堡。無論在汪洋縱恣的自由詩體上,擁抱工業文明熱愛美國人民 的精神上,肯定人生的意義上,或是對林肯的崇仰上,桑德堡都是惠特曼的嫡系傳人。佛洛斯特則不盡然。他的詩體恆以傳統的形式為基礎,而衍變成極富彈性的新 形式。儘管他能寫很漂亮的「無韻體」(blank verse)或意大利式十四行(Italian sonnet)其結果絕非效顰或株守傳統,而是迴盪著現代人口語的節奏。然而佛洛斯特並不直接運用口語,他在節奏上要把握的是口語的腔調。在思想上,他既 不像那位遁世惟恐不遠的傑佛斯那麼否定大眾,也不像惠特曼那麼肯定大眾。他信仰民主與自由,但警覺到大眾的盲從與無知。往往,他甯可說否(nay)而不願 附和。他反對教條與專門化,他不喜歡工業社會,但是他知道反對現代文明之徒然。在一個混亂而虛無的時代,當大眾的讚美或非難太過份時,他甯可選擇一顆星的 獨立和寂靜。他總是站在旁邊,不,他總是站得高些,如梭羅。有人甚至說他是「新英格蘭的蘇格拉底」(Yankee Socrates)。

    其次,在現代詩中,佛洛斯特是一個獨立的巨人。他沒有創立任何詩派。他沒有康明思或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那種追求新形式的興趣,沒有桑德堡或阿咪.羅蕙爾(Amy Lowell)那種反傳統的自信,沒有史班德或奧登那種左傾的時尚,更缺乏艾略特那種建立新創作論的野心,或是湯默斯(Dylan Thomas)那麼左右逢源的超現實的意象。然而在他的限度中,他創造了一種新節奏,以現代人的活語言底腔調為骨幹的新節奏。在放逐意義崇尚晦澀的現代詩 的氣候裡,他擁抱堅實和明朗。當絕大多數的現代詩人刻意表現內在的生活與靈魂的獨白時,他把敘事詩(narrative)和抒情詩寫得同樣出色,且發揮了 「戲劇性獨白」(dramatic monologue ) 的高度功能。

    最後,就是由於佛洛斯特的詩從未像別的許多現代詩一樣,與自然或社會脫節,就是由於佛洛斯特的詩避免追逐都市生活的紛紜細節,避免自語而趨向對話,他幾乎 變成現代美國詩壇上惟一能藉寫詩維生的作者。雖然在民主的美國,沒有桂冠詩人的設置,但由於艾森豪聘他為國會圖書館的詩學顧問,甘迺迪請國會通過頒贈他一 塊獎章,他在實際上已是不冠的詩壇祭酒了。美國政府對他的景仰是一致的,而民間,大眾對他也極為愛戴。像九繆司的爸爸一樣,顫巍巍地,他被大學生,被青年 詩人們捧來捧去,在各大學間巡迴演說,朗誦,並討論詩的創作。一般現代詩人所有的孤僻,佛洛斯特是沒有的。佛洛斯特獨來獨往於歡呼的群眾之間,他獨立,但 不孤立。身受在朝者的禮遇和在野者的崇拜,佛洛斯特不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御用文人,也不是媚世取寵的流行作家。美國朝野敬仰他,正因為他具有這種獨立的 敢言的精神。當他讚美時,他並不縱容;當他警告時,他並不冷竣。讀其詩,識其人,如攀雪峰,而發現峰頂也有春天。

    在他生前,世界各地的敏感的心靈都愛他,談他。佛洛斯特已經是現代詩的一則神話。上次在馬尼拉,菲律賓小說家桑多斯還對我說:「還記得佛洛斯特嗎?他來我 們學校時,還跟我們一塊兒照相呢!」回到台北,在第一飯店十樓的漢宮花園中,美國作家史都華對中國的新詩人們說:「佛洛斯特是美國的大詩人,他將不 朽!」

    在可能是他最後的一首詩(一九六二年八月所作的那首 The Prophets Really Prophesy as Mystics/The Commentators Merely by Statistics)中,佛洛斯特曾說:人的長壽都是有限的,現代詩元老的佛洛斯特公公不過享了八八高齡,比狄興和蕭伯納畢竟還減幾歲。然而在詩人之 中,能像他那麼老當愈壯創作不衰的大詩人,實在寥寥可數。現在他死了,為他,我們覺得毫無遺憾。然而為了我們,他的死畢竟是自由世界的不幸。美國需要這麼 一位偉人,需要這麼一位為青年們所仰望的老人,正如一世紀前,她需要愛默森和林肯。高爾基論前輩托爾斯泰










    時,曾說:「一日能與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兒。」對於佛洛斯特,正如對於胡適,我們也有相同的感覺。(元月三十一日)
    輯錄自1963-02-02/聯合報/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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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與新詩

    • 2010-09-27
    • 中國時報
    • 【向明】

    近代文壇才女張愛玲崛起於四十年代,民國史上最曖昧混亂的一段時期。七十年代起開始風靡台灣,自此,難以抗拒的張愛玲熱即一直籠罩在這個島上。
    張迷,張腔、張學不一而足。而且與時俱進的有越來越多的有關她的秘辛發掘或公開了出來,吊足一般張迷的胃口。張愛玲那神秘蒼涼的手勢,並 未因她已離此詭譎繁華的後現代已經整整十六年而稍止息。對於新詩這一區塊,由於她並不寫詩,好像沒有可以騷動的地方。何況詩一直是由詩人自己那個小圈圈在自行取樂,別人多半也敬而遠之。
    據我讀書的記憶,張愛玲只有在早年淪陷區時,對與她同時代的路易士,即台灣詩壇大老,現已將近百歲的紀弦先生有過一些印象式的批評。文章 題名為〈詩與胡說〉,載於一九四四年八月號的《雜誌》月刊。是因為讀到該刊每月文摘中的紀弦的詩〈散步的魚〉而寫的。她說「這首詩不是胡說,不過太做作了 一點。小報上逐日取笑他的時候,我也跟著笑,笑了很多天,在這事上我比小報還要全無心肝。」拉雜折損了一段之後,接著說「但是讀到了〈傍晚之家〉這首詩以 後,我又是一番想法了,覺得不但〈散步的魚〉可以原諒,就連這人一切幼稚惡劣的做作也應當被容忍了,因為這首詩太完全。」接著她還點評出幾句對紀弦詩有褒 有貶的話。她說「路易士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樣的潔淨,淒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沒有時間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她這樣又打棍 子,又給糖吃的說這首詩,到底是如何模樣,不妨也來看一看:
    傍晚的家有了烏雲的顏色,
    風來小小的院子裡
    數完了天上的歸鴉、
    孩子們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飯時妻的瑣碎的話一一
    幾年前的舊事已如煙了。
    而在青菜湯的淡味裡、
    我覺出了一些生之淒涼。
    紀老這首八行短詩,其實不過是道出一些升斗小民,天將暗時的生活感 慨,平白易懂,較之那首用比較新而稍有曲度的語言寫的〈散步的魚〉要容易瞭解。難怪會說這首詩「太完全」,她完全懂得詩人的用意。看來張愛玲對新詩的看法 是非常傳統的,殊不知那時的路易士卻非常醉心於由戴望舒、杜衡、施蟄存等人引自西方的現代主義,並已開始在「現代雜誌」上發表詩。
    很多作家一開始寫作是先學寫詩的,不知道張愛玲有否此經驗?不過我倒知道她在一九六一年以前譯過美國詩,收錄在由林以亮(宋淇)主編的, 今日世界社出版的《美國詩選》。譯者的陣容非常強大,有梁實秋、邢光祖、余光中、夏菁、林以亮和張愛玲。這是台港華文詩壇最早接觸到的一本外國譯詩選,非 常希罕珍貴。 這本詩選選譯了十七位美國重要詩人的作品。據主選者林以亮先生說,如果拿這一百年來美國詩作為限制的話,恐怕至少還得另外包括四五位詩人進去。但由於篇幅 上的限制,以及翻譯上的困難,放棄了一些技術上不可克服的作品。因之幾位當時現代詩的當紅旗手,如艾略特和龐德以及卡明斯(E.E.Cummings)等 人的作品只好割愛,寧願選用愛默生和梭羅(H.D.Thoreau)等「比較率直的」詩作。而此兩位資深(論出生先後在本書中愛默生排名第一、梭羅第三) 詩人的作品即由張愛玲翻譯,並負責撰寫一篇極詳盡的介紹及批評文字放在譯詩前面。這樣的安排是經林以亮先生仔細考慮過後,也經譯者同意決定的,那時張愛玲 己移居香港,為一些電影公司寫劇本賺生活費。
    張愛玲為「美國詩選」譯了愛默生五首詩、分別是〈大神 Brahma〉pp.5-6、〈海濱 Seashore〉pp.6-8、〈問題 The Problem〉pp.8-14、〈斷片 Fragments〉p.14、〈日子 Days〉p.15。為亨利、梭羅譯有〈冬天的回憶 Memories of Winter〉pp.49-50、〈煙 Smoke〉pp.50-1、〈霧 Mist〉51-2等三首。究其實愛默生和梭羅的本工所長都在散文,他們的詩名一向為文名所掩蓋。英國名評論家安諾德(Matthew Arnold)曾說:「在十九世紀,沒有任何散文比愛默生的影響更大。」並沒有人恭維過他的詩,他最感人的一首詩是在一八四二年失去一個五歲的兒子,揮淚 而成的一首悲慟之作。梭羅也一直被認為是一流的散文家,至於他的詩,他的文友們都認為非他所長。連他的老師愛默生也對梭羅的詩寫下這樣不客氣的按語:「黃金是 有了,可是並非純金,裡面還有雜質。鮮花是採來了,可是還未釀成蜜。」然而這兩人都進入了中文版《美國詩選》,張愛玲也譯得中規中矩,無可挑剔。只能說主 其事的林以亮識人,知道這兩位大家的「比較率直的」詩誰譯最合適,他找對了張愛玲。尤其在評介兩人的長文中,看出張愛玲為兩人詩作的研究,確實下了極大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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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淇 內斂的詩譯者

    2015/6/22 —

    【文:宋子江】
    宋 淇(1919-1996),筆名林以亮,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文人。去年出版的《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讓我們欣賞到宋淇方方面面的才華。戰時在燕 京大學就讀時,他和好友吳興華等人就已經開始譯介西方現代文學。1949年,宋淇南來香港,其後他在香港文化界很多方面都有所發展,包括詩歌、翻譯、電 影、紅學等。同時,宋淇又和張愛玲、夏志清、夏濟安等人有很深的交情。張愛玲去世以後,其文學作品的版權交給宋淇和鄺文美夫婦處理。《張愛玲私語錄》讓我 們讀到宋淇和張愛玲之間的信件摘錄,兩位文人的交往亦令人艷羨。
    夏志清在其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不忘推薦宋淇的幾篇討論詩學的文章,包 括〈詩與情感〉、〈論新詩的形式〉、〈再論新詩的形式〉等。當然夏志清寫成這本名著,也少不了宋淇的幫忙和建議,在香港把關於張愛玲、許地山的資料寄去太 平洋彼岸。宋淇以筆名余懷在195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的文學雜誌《人人文學》上發表了這三篇文章曾(後收於1976年在台灣出版的《林以亮詩話》),其中 不難看出吳興華對他的影響,在當時也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詩學論爭。
    《人人文學》攬聚了一群當時的南來文人,他們均不認同變色後的大陸,而 雜誌則是這些右派文人遺民抒懷、憑文寄意的場域。力匡(1927-1991)便是這群文人的代表,他們的詩比較接近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形態,詩行有整齊的 音節,詩節有整齊的韻腳。當時,宋淇也為《人人文學》寫文章引介華爾華茲、柯勒律治、拜倫、濟慈、雪萊等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人人文學》這個詩人群體和 1920年代末的新月派在詩學取向上不無相似之處。
    宋淇對詩歌的敏感和自覺,使他無法認同右派文人讓充溢的情感凌駕於詩歌的美學之上,因而寫了以上提到的三篇文章以及詩作〈勵志詩——給無忌、力匡〉,勸告文友回到純粹的文學或詩學領域中來。詩作中的一節如下:
    忘掉那些康乃馨,和那些濃馥的玫瑰
    那些令人低徊的歲月,啊,那些纏綿
    你的任務只是緩步向前進,不是流連
    因為掛在你額上的,只有忠貞的月桂
    這節詩排列整齊,每行字數相約,韻式是 ABBA,但是字句的鋪排和游弋又比典型的浪漫主義詩歌有更大的空間。後來宋淇又在《文藝新潮》中發表了詩作〈噴泉〉來呼應自己的詩學主張。
    再通讀宋淇的三篇文章,可以看到他亦並非全盤否定浪漫主義詩歌。他主張揚棄其惡俗的感傷,卻並不排斥其詩形和格律,這一點除了在他的詩論和創作,也在他的翻譯中也都得到比較具體的呈現,也突出他作為詩譯者非常內斂的一面。而且,在翻譯中,不難看出他以詩形制衡情感的想法。
    宋 淇非常偏愛桑簡流翻譯的《草葉集》(1953)。《草葉集》的作者是惠特曼,詩人放聲高唱其浪蕩不羈的情感,其中很多作品並不受格律的制約。桑簡流翻譯 時,則把尾韻和行間韻加到譯文中去,宋淇對此大加讚賞,並賜字「詩的鎮腳」。後來,宋淇在其編譯的《美國詩選》(1961)的序言中,寫到兩點非常有趣的 地方。一方面他批評五四以降的自由體詩歌「過於自由」;另一方面他在選集中排除了十九世紀詩人朗費羅,認為他模仿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痕跡太深,又進一步指 出浪漫主義詩風中那種「惡俗的感傷」更是不合時宜。
    宋淇提出的兩點和他在《人人文學》中發表的詩論是一脈相承的,而他自己在翻譯詩歌的時候,對音韻格律的要求自然也非常高。在《美國詩選》中,宋淇翻譯了惠特曼的“O Captain My Captain”,以下是譯詩的其中一節:
    我的船長不回答我的話,它的嘴唇蒼白而僵硬,
    我的父親對我的手臂沒有反應,它已經沒有脈搏和生命,
    我們的船已經安全地下了錨,它的航程已經終了,
    這勝利的船從可怕的航程歸來,目的已經達到;
    和 《草葉集》中絕大部分的自由體詩作不同,惠特曼的原詩有固定的韻式和音步。誠然,由於語言語音上的不同,宋淇不可能把原詩的音步翻譯出來,但是他採取了桑 簡流的辦法,在譯詩中加入繁複的行間韻,使譯詩在音韻和節奏層面上和原詩的進路相若。若非宋淇是一位內斂的詩譯者,如此精緻的譯筆是不可能實現的。

     

    Can Wikipedia Surv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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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時報
    OPINION
    Can Wikipedia Survive?
    By ANDREW LIH June 24, 2015
    觀點
    救救維基百科
    酈安治 2015年06月24日

    WASHINGTON — WIKIPEDIA has come a long way since it started in 2001. With around 70,000 volunteers editing in over 100 languages​​, it is by far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reference site. Its future is also uncertain.

    華盛頓——自2001年創立以來,維基百科(Wikipedia)取得了很大進步。它是迄今為止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參考網站,有大約七萬名志願者用100多種語言對其進行編輯。但它的未來也充滿了不確定性。

    One of the biggest threats it faces is the rise of smartphones as the dominant personal computing device. A recent Pew Research Center report found that 39 of the top 50 news sites received more traffic from mobile devices than from desktop and laptop computers, sales of which have declined for years.

    維基百科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是智能手機的崛起,它已成為佔據主導地位的個人計算設備。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發布的一項報告發現,在前50家新聞網站中,39家網站接收的來自移動設備的流量,超過來自台式機和筆記本電腦的流量。而台式​​機和筆記本電腦的銷量多年來一直呈下滑趨勢。

    This is a challenge for Wikipedia, which has always depended on contributors hunched over keyboards searching references, discussing changes and writing articles using a special markup code. Even before smartphones were widespread, studies consistently showed that these are daunting tasks for newcomers. “Not even our youngest and most computer-savvy participants accomplished these tasks with ease,” a 2009 user test concluded. The difficulty of bringing on new volunteers has resulted in seven straight years of declining editor participation.

    對向來依靠志願者在鍵盤前弓身查找參考文獻、討論變更並用一種特殊的標記代碼撰寫文章的維基百科來說,這是一個挑戰。甚至在智能手機廣泛普及之前,就有研究一致表明,這些對新人來說是艱鉅的任務。 “哪怕是最年輕、最精通計算機的參與者也無法輕鬆完成這些任務,”2009年的一次用戶測試斷言。難以發展新志願者導致編輯參與程度連續七年下滑。


    Mark Pernice
    In 2005, during Wikipedia's peak years, there were months when more than 60 editors were made administrator — a position with special privileges in editing the English-language edition. For the past year, it has sometimes struggled to promote even one per month.

    在維基百科尚處在巔峰時期的2005年,有幾個月裡被升為管理員的編輯超過60人。這些管理員在編輯英文版維基百科時享有特殊權限。而過去一年裡,有時候每月提升一名管理員都很難。

    The pool of potential Wikipedia editors could dry up as the number of mobile users keeps growing; it's simply too hard to manipulate complex code on a tiny screen.

    隨著移動用戶人數持續增加,潛在的維基百科編輯群可能會消失。在一個小屏幕上操作複雜代碼實在太難了。

    The nonprofit Wikimedia Foundation, which oversees Wikipedia's operations but is not directly involved in content, is investigating solutions. Some ideas include touch-screen tools that would let Wikipedia editors sift through information and share content from their phones.

    非營利性的維基媒體基金會(Wikimedia Foundation)負責維基百科的運行,但不直接參與內容編制。該基金會正在研究解決辦法。現在的一些想法包括設置觸摸屏工具,讓維基百科的編輯能在手機上仔細檢查信息並分享內容。

    What has not suffered is fund-raising. The foundation, based in San Francisco, has a budget of ro​​ughly $60 million. How to fairly distribute resources has long been a topic of debate. How much should go to regional chapters and affiliates, or to groups devoted to non-English languages​​? How much should stay in the foundation to develop software, create mobile apps and maintain infrastructure?

    不過資金籌集方面尚未受到影響。總部位於舊金山的該基金會的預算大致為6000萬美元(約合3.7億元人民幣)。如何公平地分配資源一直是一個爭論點。應該給地區性分支和附屬機構,以及致力於非英語語言版本的團體分多少?為了開發軟件和移動應用,以及維護基礎設施,基金會要留下多少錢?

    These tensions run through the community. Last year the foundation took the unprecedented step of forcing the installation of new software on the German-language Wikipedia. The German editors had shown their independent streak by resisting an earlier update to the site's user interface. Against the wishes of veteran editors, the foundation installed a new way to view multimedia content and then set up an Orwellian-sounding “superprotect” feature to block obstinate administrators from changing it back.

    這些緊張關係存在於整個維基界中。去年,基金會史無前例地強行在德語版維基百科上安裝了新軟件。在那之前,德語編輯表現出了他們的獨立性特質,拒絕更新網站的用戶界面。基金會不顧資深編輯的意願,安裝了一種查看多媒體內容的新方式,後來又設置了一種聽起來頗具奧威爾氣息的“超級保護”功能,阻止那些不願屈服的管理員改回從前版本。

    The latest clash had repercussions in the election this year for seats to the Wikimedia Foundation's board of trustees — the most influential positions that volunteers can hold. The election — a record 5,000 voters turned out, nearly three times the number from the previous election — was a rebuke to the status quo; all three incumbents up for re-election were defeated, replaced by critics of the superprotect measures. Two other members will leave the 10-member board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Meanwhile, the foundation's new executive director , Lila Tretikov, has been hiring developers from the world of open-source technology, and their lack of experience with Wikipedia content has concerned some veterans.

    距今最近的衝突,影響到了今年維基媒體基金會董事會席位的選舉。這是志願者能擔任的最有影響力的職位。此次選舉是對現狀的駁斥。投票人數達到了創紀錄的5000人,幾乎是上次選舉的三倍。謀求連任的三名現任董事全部敗北,被批評前述超級保護措施的人所取代。另外兩名董事將在今年年底離開設有10個席位的董事會。與此同時,基金會的新任執行董事麗拉·特拉蒂科夫(Lila Tretikov)一直在從開源科技界招募研發人員,但他們與維基百科內容有關的工作經驗的匱乏讓一些資深人士感到擔憂。

    Could the pressure from mobile, and the internal tensions, tear Wikipedia apart? A world without it seems unimaginable, but consider the fate of other online communities. Founded in 1985, at the dawn of the Internet, the Well, the self-proclaimed “ birthplace of the online community movement,” hosted an influential cast of dot-com luminaries on its 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discussion forums. By 1995, it was in steep decline, and today it is a shell of its former self. Blogging, celebrated a decade ago as pioneering an exciting new form of personal writing, h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social-media age.

    來自移動領域的壓力,以及內部的緊張關係會最終摧毀維基百科嗎?世界沒了維基百科似乎無法想像,但想想其他在線社區的命運吧。自稱“網絡社區運​​動的發源地”的The Well創立於1985年,時值互聯網時代的黎明。在它的電子公告論壇上,曾有一眾頗具影響力的傑出網絡人物出沒。到了1995年,它急劇​​衰落。到今天,它已是空有其名了。在社交媒體時代,十年前被譽為開創了一種激動人心的個人寫作新形式的博客,已大幅衰落。

    These are existential challenges, but they can still be addressed. There is no other significant alternative to Wikipedia, and good will toward the project — a remarkable feat of altruism — could hardly be higher. If the foundation needed more donations, it could surely raise them.

    這些是涉及生死存亡的挑戰,但它們還是可以解決的。目前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維基百科的重要網站。這項事業是一項非凡的利他主義壯舉。對它的善意也幾乎處在最高點。如果基金會需要更多捐贈,它肯定可以籌集到足夠資金。

    The real challenges for Wikipedia are to resolve the governance disputes — the tensions among foundation employees, longtime editors trying to protect their prerogatives, and new volunteers trying to break in — and to design a mobile-oriented editing environment. One board member, María Sefidari , warned that “some communities have become so change-resistant and innovation-averse” that they risk staying “stuck in 2006 while the rest of the Internet is thinking about 2020 and the next three billion users.”

    維基百科真正的挑戰是解決管理方面的爭端,即基金會員工、努力保護既得權利的長期編輯和試圖進入權力中心並設計一種以移動設備為導向的編輯環境的新志願者之間的緊張局勢。一位名叫瑪麗亞·塞菲德里(María Sefidari)的董事會成員警告稱,“一些團體變得如此抵制變革、反對創新”以至於面臨著“固步自封在2006年的風險,而互聯網的其他參與者正在考慮2020年和接下來的30億用戶”。

    For the last few years,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other world-class institutions, libraries and museums have collaborated with Wikipedia's volunteers to improve accuracy, quality of references and depth of multimedia on article pages. This movement dates from 2010, when the British Museum saw that Wikipedia's visitor traffic to articles about its artifacts was five time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museum's own website. Grasping the power of Wikipedia to amplify its reach, the museum invited a Wikipedia editor to work with its curatorial staff. Since then , similar parternships have been set up with groups like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focuses on evidence-based health care, and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過去幾年裡,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和其他一些世界級機構、圖書館和博物館與維基百科的志願者展開合作,以改善準確性、參考文獻的質量和文章頁面上的多媒體深度。這項舉措可追溯到2010年。當時,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發現,維基百科上有關其藏品的文章的訪問量,是它自己網站的五倍。該博物館清楚地意識到,可以利用維基百科的力量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於是邀請維基百科的一名編輯和自己的策展員工合作。從那時起,維基百科還和關注循證醫療保健的非營利性組織科克倫協作網(Cochrane Collaboration)及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等組織建立起了類似的合作關係。

    These are vital opportunities for Wikipedia to tap external expertise and enlarge its base of editors. It is also the most promising way to solve the considerable and often-noted gender gap among Wikipedia editors; in 2011, less than 15 percent were women.

    這些是維基百科利用外部專業知識,並擴大編輯基礎的重要機會,也是解決常被提到的維基百科編輯中性別差距巨大這個問題最具潛力的方法。 2011年,其女性編輯所佔比例不足15%。

    The worst scenario is an end to Wikipedia, not with a bang but with a whimper: a long, slow decline in participation, accuracy and usefulness that is not quite dramatic enough to jolt the community into making meaningful reforms.

    最糟糕的局面是維基百科不是轟然倒地,而是抽泣著爬向盡頭:參與度、準確性和有用性長期緩慢下滑,劇烈程度卻不足以讓這個群體猛然醒悟,以進行有意義的改革。

    No effort in history has gotten so much information at so little cost into the hands of so many — a feat made all the more remarkable by the absence of profit and owners. In an age of Internet giants, this most selfless of websites is worth saving .

    史上沒有哪項活動能以如此低的成本向這麼多人提供這麼多信息。不存在利潤和所有者這一點,讓這一壯舉變得更加非凡。在互聯網巨頭林立的時代,這個最為大公無私的網站值得拯救。

    Andrew Lih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t American University and the author of “The Wikipedia Revolution: How a Bunch of Nobodies Created the World's Greatest Encyclopedia.”
    Copyright © 2013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酈安治(Andrew Lih)是美國大學新聞系副教授,著有《維基百科革命:無名小卒如何建構世界上最偉大的百科全書》(The Wikipedia Revolution: How a Bunch of Nobodies Created the World's Greatest Encyclopedia)。
    翻譯:陳亦亭

    Peter Gay 《史尼茨勒的世紀》(2) /《施尼茨勒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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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eter Gay 《布爾喬亞經驗:從維多利亞到弗洛伊德》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5 vols., 1984-1998
    《感官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1984), 中文版2015
    《溫柔的熱情》The Tender Passion"(1986)  我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其實並非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維多利亞’」。
    《仇恨的滋生》"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1993),
    《赤子之心》"The Naked Heart"(1995)

    《樂趣之戰》"Pleasure Wars"(1998)





    Schnitzler's Century, 2002
         《史尼勒的世紀:中產階級文化的形成,1815-1914 》,梁永安譯,台北:立緒,2004

    Product Details

    這不表示本書只是一部《讀者文摘》性質的讀物,只是《布爾喬亞經驗》大部頭之作的濃縮它的結論的份量卻未必有所不如。我引進了相當多的新材料與新課題,其中之一是工作與宗教――儘管它們在《布爾喬亞經驗》裡被討論到,但在本書卻受到更恰如其分的深入檢視。《布爾喬亞經驗》中對維多利亞時代布爾喬亞所作的一些很根本的重新詮釋――他們對侵略性品味隱私的態度,都會以顯著的份量再次見於本書。即便如此,它們並不是裝到新瓶裡的舊酒。我曾經把它們重新思考了一遍,而且自認為把問題的複雜程度更往前推。




    目錄

    〈序言〉一個階級的傳記◎彼得.蓋伊
    序曲
    Ⅰ 基本事項
    (諸)布爾喬亞 009
    事實上,成功和失敗的光譜在美國是極寬廣的,而且是極難預測的。社會上升乃是一道有許多破梯級梯子。

    邊沁的朋友和功利主義的鼓吹者J‧穆勒。一八二六年,J‧穆勒說出了一番可以代表許多人心聲的話:「這個國家的中產階級(middle classes),」――注意他用的是複數――「其價值、與日俱增的人數和重要性,是受到普遍承認的。這階級長久以來都被他們的上級認為是英國的榮光。」

    到底是布爾喬亞(Bourgeoisie),還是「諸」布爾喬亞(Bourgeoisies)?規避問題的一個方法是回答說答案要端視研究者的觀點角度而定。十九世紀中產階級在政治取向、對權威的態度、藝術品味和經濟水平都分歧巨大,更不要說不同國家的中間階層的不同發展程度。這些分歧在在讓人覺得,複數才是正確的選擇。我在本書裡從未看輕布爾喬亞內部的分歧性,正相反,在每一章我都為之提供了證據。另一方面,中產階級這張歷史織錦在經過幾十年的演化後,卻又真的是浮現出某種規則化的圖案:一些跨越國界而為所有布爾喬亞所共享的意見與態度。它們成為了一些準確無誤的標誌,讓布爾喬亞一眼就可以認出彼此。沒有錯,托克維爾、馬克思和他們許多同時代人確是大大低估了布爾喬亞之間的差異,但縱使中產階級的繽紛多樣是昭然的,甚至是值得欣賞的,仍然不代表它不能具有某些無所不在的統一性。

    家,有苦有甜的家 055

        在弗洛依德看來,伊底帕斯情結在歷史裡曾經已相當不同的形式出現。1899年11月所出版的《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是他初次把伊底帕斯情結公諸於眾的作品。其中,弗洛依德特別強調這事實:《伊底帕斯王》裡的主角,把自己的亂倫慾望付之實行,而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則千方百計壓抑這種慾望。他指出,這種「對相同材料的不同處理方式,透露出這兩個相隔久遠的文明(譯註:指古希臘和十六世紀的英國)的心靈生活是如何的天差地遠。」

    這個劃時代的觀察,讓歷史學家可以把伊底帕斯情結用作分析的工具,因為它在把這種三角情結放在具體文化脈絡中來談的同時,又肯定了人性的連續性。有些批判精神分析的人指控說,伊底帕斯情結只是弗洛依德的病人(即維多利亞時代人)所獨有的,不應該以偏概全。但與其說伊底帕斯情結是維多利亞時代人獨有,不如說是在他們身上表現得更明顯,而之所以會如此,則是現代家庭親人間互動關係特別密切的結果。

    Ⅱ 驅力與防衛
    性愛︰狂喜與症狀 095
    德國醫生西伯特(Friedrich Siebert)在1901年提出了與此相呼應的見解:當太太的人在剛結婚時通常都是毫無心理準備的,但至少她們不會掉頭就跑或尖叫求救!她們也許會發現初夜是可怕的,但卻會「懂得怎樣去調適自己」,並最終「發現事情怡人的一面。」(作者註;在1999年2月10日,《紐約時報》登載了一個對18到59歲美國人所做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有超過40 %的女性和30%的男性對性不感興趣、無法獲得高潮,要不就是有性功能障礙。」(p. A16)維多利亞時代布爾喬亞已婚男女的情況很有可能會較此為佳。)


    侵略性的托詞 145

    焦慮的理由 189
    Ⅲ 維多利亞時代的心靈
    訃文與復生 231

    「工作的福音」問題重重 279

    品味方面的事情 323

    一個獨自的房間 367

    終曲
    索引
    人名索引/1
    名詞索引/11
    參考書目/20


    作者序
    一個階級的傳記
      本書是一個階級的傳記,主角為十九世紀(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一四年)的中產階級 (譯註:中產階級、布爾喬亞、中間階層為同義語,作者在本書中交替使用)。我選擇史尼茨勒作為導遊,他是該時代最引人入勝的劇作家與長短篇小說家。為什麼選史尼茨勒?他很難說是最典型的布爾喬亞。在十九世紀,有多不勝數與他同一階級的成員富裕不如他、才智不如他、坦白不如他──神經質不如他,也就是說比他更具代表性。因此,如果「代表性」一詞所指的是「一般」,那史尼茨勒將不勝任導遊之職,因為最不適用於他的形容詞就是「平庸」。然而,從事研究的過程中,我卻發現他具備一些很特別的素質,讓他異乎尋常適合充當我要描繪那個中產階級世界的見證人。他將會出現在接下來的每一章,有時是作為引子稍一出場,有時是全程參與。我發現這個人極為引人好奇(不代表他總是討人喜歡),但單憑這一點,並未讓他夠資格在我企圖探索和了解的那齣包羅廣泛的戲劇裡扮演某種司儀角色。我有更好、更客觀的理由。
      史尼茨勒是徹頭徹尾的維也納人。他生於維也納(一八六二年),逝於維也納(一九三一年),除短期到過倫敦、柏林和巴黎,以及在義大利北部度過一些短假以外,一輩子都住在維也納。不過由於具有活躍、銳利的胃納品味,讓他有機會接觸到極其多樣的風格與觀念,而他也克盡職責,數十年如一日把所思所感記錄在日記裡。他具有深入其時代中產階級心靈(包括他自己的)的特殊憑藉。
    要言之,他的教養是全方位的:他的人生與作品都在在見證著,人要見多識廣,並不是非要行萬里路不可。心靈是可以接受來自遙遠異地和異代的精神悸動啟發的──史尼茨勒的心靈就是如此。現代的法語和英語文學(含美國文學)都是他的讀物,更不用說的是斯堪地那維亞和俄國重要小說家與劇作家的作品。他對音樂與藝術具有同樣大的容受力。可以說,在他的陪伴下,我遊歷了挪威和義大利、俄國和美國。正如我暗示過的,他是個親切、可信賴和淵博的資訊提供者。
      史尼茨勒是十九世紀人,但其生命卻深入到二十世紀。而因為十九世紀乃是二十世紀的孕育者,它的歷史也是我們的歷史。史尼茨勒藉以架接這兩個世紀的,並不是只有他的肉體生命。人們常常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十九、二十兩個世紀之間劃下不可跨越的鴻溝。這種說法,固然適用於政治的領域(二十年後那場空前的集體動員和集體屠殺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種下的果),卻不適用於高等文化的領域。我們常常認為,那些發生在藝術、文學和思想上的激動人心大變動(被統稱為「現代主義」)是二十世紀的產物,但深入探究,就會知道它們是孕育自一九一四年以前(譯註:請讀者注意,作者對十九世紀的「界定」是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一四年)。以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這個改變了哲學輪廓的顛覆性思想家為例,儘管他在一八八九年已經發瘋和不再發聲,卻仍然對我們今日的思想世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這只是我們多大程度上活在維多利亞時代祖先餘蔭的其中鮮明一例。
      少數藝術家的取樣也許就足以佐證我此說不虛:在戲劇界掀起革命的易卜生(Henrik Ibsen)、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以及繼他們之後的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都是早在一九○○年前就大名鼎鼎(或者說惡名遠播)。另一位他們顯赫的同儕契訶夫(Anton Chekhov)逝世於一九○四年。音樂界方面,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在一九○八年發表他的第二首四重奏,摒棄傳統的調性系統,進入了無人探索過的音樂地帶。最盛名不衰的幾位現代主義小說家──普魯斯特(Proust)、喬哀思(Joyce)、湯瑪斯.曼(Thomas Mann)和漢姆生(Kunt Hamsun)──都是在世紀之交展開他們的事業;當其時,契訶夫已經不只是個戲劇的巨人,而且也聳立為短篇小說的巨人。繪畫方面,學院派畫家早在一九○○年前就經受了來自獨立畫家幾十年的壓力,只能眼睜睜看著叛逆份子人數與影響力有增無已;一連串的極端畫派(印象主義、後印象主義、表現主義,以及德國和奧地利藐視藝術建制的分離主義者)一直都是沙龍藝術家的無情批評者。康丁斯基(Vassily Kandinsky)在逐漸疏遠具象派繪畫若干年後,於一九一○年畫出他的第一張抽象畫。這份名單還可以隨意延伸:不管是在詩歌、建築、都市規劃的領域,一種新的文化正在誕生。這就怪不得世紀之交一個由波納爾(Pierre Bonnard)和維亞爾(Edouard Vuillard)領導的繪畫學派會把他們的團體命名為「那比」(Nabis)──「那比」是希伯來文,意指先知。他們是航向未來的。
      史尼茨勒也是如此,他的作品遊走於中產階級可容忍的尺度邊緣,而且不只一次大膽越過之。一八九七年,他寫了一部構思精采而手法機智的喜劇《輪舞》(Reigen)。《輪舞》由幾對情侶的十組情色對話所構成,對話者的其中一方會在下一組對話再次出現,到最後首尾相接,形成一循環。每一幕的高潮都是做愛──當然,這樣的劇情,是離經叛道有如史尼茨勒者都不敢奢望可以搬上舞台的。但這部劇本卻是連出版都有好些年不能出版,至於上演,則是更多年以後的事。然後,在一九○○年,史尼茨勒又創作了眩目程度不亞於《輪舞》的長篇小說《古
    斯特少尉》(Lieutenant Gustl),用意識流手法揭示一個年輕氣盛的奧地利少尉輕率挑起一場決鬥後產生的死亡焦慮。
      這部小說見證了史尼茨勒的廣泛閱讀:它所使用的那種前衛、繁複的敘事技巧,乃是從法國作家迪瓦爾丹(Edouard Dujardin)的《月桂樹被砍》學來的。對於自己的原創性,史尼茨勒一向相當保守,不認為自己足以與托爾斯泰(Tolstoy)或契訶夫這些不朽大師並駕齊驅。另一方面,他對一些所謂的仁慈批評家的意見也十分氣惱,他們認為史尼茨勒儘管多產,但基本上只是把他最早期劇作的材料──不負責任的獨身漢和通姦戀情──再生利用。史尼茨勒帶著點怒意抗議說,他要比這些批評家所認為的更有想像力、更有創意──一言蔽之是更現代。
      他是對的;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有權去問,史尼茨勒的證言是否可以作為我們理解維多利亞時代布爾喬亞的有用根據?這個問題預設了一個前提:中產階級是一個可以定義的單一實體。對這個爭論不休的議題,我將會用一整章的篇幅(第一章)去處理。歷史學家已經花了很多年時間與這個問題角力,但到頭來的解決辦法往往是視之為一個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史尼茨勒顯然是認定有布爾喬亞這樣的生物存在的。我們將會看到,他對布爾喬亞殊少敬意,而且傾向於把「布爾喬亞」和「無聊乏味」劃上等號。反過來,許多維多利亞時代人一定也會視他的生活方式為偏執古怪,甚至是波希米亞式的。然而,在最重要的一些方面,史尼茨勒都是不折不扣的布爾喬亞,儘管是一個具有高度個人特色的布爾喬亞。有很多事情可以反映出這一點。例如,他順從父命選擇了學醫和行醫;他渴盼自己的情婦都是處女。他也曾經像數以百萬其他布爾喬亞一樣,嘗試阻止自己所愛的女人進入職場。他鄙視一些時空錯亂的貴族式習尚(如決鬥)。他自信具有不拘一格的文化品味,卻無法欣賞荀白克那些無調性的交響曲,也對喬哀思的《尤利西斯》(Ulysses)感到懷疑。他耽於工作,重視隱私。這些都是史尼茨勒的布爾喬亞印記。不過,本書雖以史尼茨勒始,卻非以他而終。正如我說過的,假如本書可以稱為傳記的話,它乃是一個階級的傳記。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與其說是摘要,不如說是綜合。我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布爾喬亞發生興趣,是在一九七○年代初,當時,這個歷史課題在史學界相對受到忽略。當然,論十九世紀中產階級的有分量作品還是有的,只不過這個題目並沒有吸引到很多歷史學家注意,而且肯定不是他們最感興趣的項目之一。人們的興趣放在別的地方:婦女史、勞工史、黑人史以及那種自稱為──有一點點裝腔作勢──「新文化史」的研究。自十八世紀的哲學家把歷史的因果性加以世俗化以後(譯註:指不再把歷史事件的成因訴諸超自然的解釋),史學界就會週期性地出現這一類使人興奮的不滿時刻:它們認為既有的歷史研究領域是狹窄的,甚至是令人窒息的。
      很多這些不滿都是有獲益的,會引出許多未被提問的問題和未受質疑的答案。但它們同時也製造了混亂,這一點,特別是在兜售主觀主義(subjectivism)的後現代販子入侵史學的領域以後更為嚴重;它們不但未能拓寬歷史學家的視野,反而對大部份歷史學家長久以來的求真精神投以相當不合理的懷疑。在這種一頭熱的氛圍裡,我自己的一套史學方法──一種受精神分析啟迪(只是啟迪,不是淹沒)的文化史──在我看來是適切追隨的方向,而十九世紀的中產階級──有鑑於它普遍受到冷落──則是一個大有可為的課題。我當時並不知道,我的工作最後竟然會有那麼大的修正作用;這完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純粹是走自己的路,證據把我帶到哪裡,我就走向哪裡。
      其成果就是五大冊的著作,我總稱之為《布爾喬亞經驗:維多利亞到弗洛依德》(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八年)。它們所專注的是一些非傳統的課題,如性與愛、侵略性、內心生活、中產階級品味等。儘管我的選題清晰反映出弗洛依德的影響,但我卻小心翼翼,務求不讓我的立論脫離過去的「真實」世界,因為那才是歷史學家的共同家園。換言之,有大量的史實包含在我的書頁裡。它們其中一些會在本書被再次引用;它們太有啟發性了,我捨不得割捨。《布爾喬亞經驗》的讀者也許還會記得以下這些令人難忘的片段:典型的維多利亞人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為了刺激太太的母奶分泌,輕柔而虔誠地為她按摩乳房;十九世紀的美國婦人蘿拉.萊曼(Laura Lyman)以火辣辣的書信挑逗人在遠方的丈夫:「下星期六我會抽乾你的保險箱的,我保證」;義大利統一運動的先驅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因為發現政府官員拆閱他的信件而大發雷霆;前衛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曾經稱許布爾喬亞的藝術品味;德國鋼鐵鉅子克魯伯(Alfred Krupp)推辭了官方把他冊封為貴族的美意。
      但這不表示本書只是一部《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性質的讀物,只是前述大部頭之作的濃縮,因為儘管它的厚度不如《布爾喬亞經驗》,結論的分量卻未必有所不如。我引進了相當多的新材料與新課題,其中之一是工作與宗教──儘管它們在《布爾喬亞經驗》裡被討論到,但在本書卻受到更恰如其分的深入檢視。《布爾喬亞經驗》中對維多利亞時代布爾喬亞所作的一些很根本的重新詮釋──他們對性、侵略性、品味、隱私的態度,都會以顯著的分量再次見於本書。即便如此,它們並不是裝到新瓶裡的舊酒。我曾經把它們重新思考了一遍,而且自認為把問題的複雜程度更往前推。
      有一點是必須事先聲明的:對於Victorian(維多利亞時代的、維多利亞時代人)這個詞,我採取的是廣義的用法。長久以來,Victorian習慣上都是指英國人──甚至更狹義是指英格蘭人──和他們的品味、道德觀與禮儀。而它的意義從未完全侷限在維多利亞女王主政的時代,因為一般咸信,不管是在維多利亞女王一八三七年登基前還是一九○一年駕崩後,都存在著維多利亞時代人。簡言之,她的名字是被寬鬆地用作十九世紀的同義詞,也就是自拿破崙最終敗北(一八一五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九一四年)之間的一百年。但是,還有些維多利亞時代人是活在這個範圍外的。近些年來,研究美國文化史的學者已經把此詞歸化,而我相信,把其涵義進一步擴大是說得通的。但這當然不是說,法國、德國或義大利的「維多利亞時代人」與同時代的英國夥伴一模一樣;因此,本書在致力求「同」之餘,也是「異」的禮讚。儘管如此,我還是深信,不管不同的布爾喬亞之間具有多大差異,他們彼此仍然有著強烈的家族相似性(譯註:family resemblance,哲學家維根斯坦的用語,指家人間那種難以具體界定的五官相似性),而這種相似性正是我使用「維多利亞時代人」一詞時想要強調的。
      好吧,現在讓布幕升起吧。




    《施尼茨勒讀本》 作者: 施尼茨勒,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頁數: 439定價: 39.00元裝幀: 平裝叢書: 外國文學大師讀本叢書



    內容簡介 · · · · · ·
    《施尼茨勒讀本》內容提要:阿圖爾•施尼茨勒(1862-1931),奧地利著名劇作家、小說家,維也納現代派的核心人物。他是第一個把意識流手法引入到德語文學中的奧地利作家,以表現心靈、下意識和內心情感為宗旨的心理藝術風格,使他成為德語現代派文學最傑出的代表之一。

    《施尼茨勒讀本》收入《死者無言》《古斯特少尉》《希臘舞女》《單身漢之死》《埃爾澤小姐》《阿納托爾》《輪舞》等代表性作品,照顧到了作者整個創作過程中在主題​​、形式和表現手法上的變化,力圖提供一個概括性的全貌。出版這個讀本,意在讓我國廣大讀者更好地認識和了解這位維也納現代派文學的開路人,追尋二十世紀奧地利文學輝煌之源。

    目錄 · · · · · ·
    小說

    小小的喜劇
    告別
    死者無言
    古斯特少尉
    瞎子基羅尼莫和他的哥哥
    陌生的女人
    希臘舞女
    單身漢之死
    埃爾澤小姐
    戲劇
    阿納托爾(1892)
    輪舞(1900)
    箴言
     翻譯雖然像機械人,不過你或會心領:第87則:對你來說,當性欲的魔力從一個你始終還愛著的人身上逐漸降落時,你就時而會感受到新的奇蹟,那就是又有孩子站在你的面前,就是那個你在當妻子之前擁抱過的東西,而你現在比此前則更加愛它(sic)。
    關係與孤獨
    附錄
    名家點評
    施尼茨勒生平與創作年表
    推薦書目


    施尼茨勒读本

    施尼茨勒读本
    作者施尼茨勒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1-6
    页数: 439
    定价: 39.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外国文学大师读本丛书
    ISBN: 978702008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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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5最近出版商將 Peter Gay 《史尼茨勒的世紀》重現書市 (仍是第一版的3500本)
    我剛好碰到這段 就貼出


    不知怎的,Peter Gay 《史尼茨勒的世紀》梁永安譯的網頁,找不到了.....

    BOOKS OF THE TIMES; The Victorians Did Know About the Birds and the Bees
    Alan Riding reviews book Schnitzler's Century: The Making of Middle-Class Culture, 1815-1914, by Peter Gay; photo
    December 28, 2001


    第三則讓我聯想起《史尼茨勒的世紀》一段話:

    「但不管唯靈論的大家庭有多麼不和睦和小心眼,但有一點卻是他們一致相信的:靈魂是不朽的,活人可以透過方法與已逝者取得聯繫。由靈媒主持的降靈會乃是唯靈論者的正字標記。就像是不由自主地戲仿科學家對事實的高度看重那樣,唯靈論者喜歡不斷賣弄事實。在回憶兄長克爾納(Justinus Kerner)的書中(克爾納是德國醫師、詩人和唯靈論者),瑪麗(Marie)指出,那些以為她哥哥喜歡探索靈魂是因為想像力太豐富的人是錯的。「他只不過是把純粹的事實記錄下來罷了,而這些事實都是他親眼所見――不獨是他親眼所見,也是社會裡每個階層和年齡層的人親眼看過的。」唯靈論者記錄「事實」的出版品愈堆愈高,而他們都指天誓日其內容是值得信賴的;他們尤其偏愛那些本來抱懷疑態度但參加過降靈會後改變想法的人所寫的記錄。」

    《史尼勒的世紀:中產階級文化的形成,1815-1914 》,梁永安譯,台北:立緒,2004
    第一章引用了:啟蒙運動被19世紀改造;馬克斯,對於中產階級的贊嘆、了解有限;Freud的super ego和信函:中產vs 普通人民;Mancherster 的工業利潤建公共設施vs 慕尼黑的"路易"王:

    Definition of Ludwig in English:

    1The name of three kings of Bavaria:
    1.1Ludwig I ( 1786–1868)reigned 1825–48. He became unpopular due to his reactionary policies,lavish expenditure, and his domination by the dancerLola Montez, and he was forced to abdicate in favour of his son.

    1.2Ludwig II ( 1845–86)reigned 1864–86. A patron of the arts, he became a recluse and built a series ofelaborate castles. He was declared insane anddeposed in 1886.

    Victoria's Secret



    SCHNITZLER'S CENTURY
    The Making of Middle-Class Culture, 1815-1914.
    By Peter Gay.
    Illustrated. 334 pp. New York:
    W. W.+Norton & Company. $27.95.
    In a breathtakingly conceived series of five books published over some 15 years and called, collectively,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Peter Gay established that at least some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American and British bourgeoisie enjoyed sex, had successful marriages, channeled aggression, cultivated self-awareness and supported the arts. Who said they didn't? You have to reach back to the historical platitudes of the 1950's and early 60's, in which the term ''Victorian'' is equivalent to prudish, philistine and materialistic, to find the picture Gay has worked so long, so inventively and so successfully to correct. Few students of the 19th century have read as widely and as imaginatively as Gay. Few deploy erudition as elegantly as he does. His research has added new ''data'' to the historic record: William Gladstone's massages of his wife's breasts so she could nurse, suggesting Victorians were not so prudish as we may have thought; Mrs. Beeton's instructions to Victorian housewives on how to kill a turtle, suggesting they were not so squeamish. Familiar to readers of Gay's earlier volumes, the stories are reprised in ''Schnitzler's Century,'' which Gay calls a ''synthesis.''
    In a gesture meant to be as witty and naughty as assuredly it is tin-eared, Gay dedicates the century he has so long studied to a relatively obscure Austrian writer of plays, short stories and novels. Arthur Schnitzler (1862-1931) has consistently found a small but appreciative audience for his sophisticated stories of sexual intrigue. An early trifle called ''Reigen,'' 10 linked dialogues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each a prelude to sex, inspired Max Ophuls's 1950 film, ''La Ronde,'' and David Hare's 1998 play, ''The Blue Room.'' Schnitzler's ''Dream Novella'' inspired Stanley Kubrick's last film, ''Eyes Wide Shut.''
    Schnitzler's Vienna is a world of sexual adventure and artistic ambition; much of the talent was Jewish and much of the political passion anti-Semitic. Of his many extraordinary novels and novellas, I recommend ''The Road Into the Open'' (1908), in which Georg, a gifted but dilettantish composer, begins a love affair with a gentle, lovely singing teacher, Anna Rosner. Georg is a minor aristocrat; Anna is bourgeois. She becomes pregnant. Georg never seriously entertains marriage, though he knows he should. He dithers until the moment of the baby's birth, as he has dithered about his music, putting more emotional energy into avoiding commitment than he has ever devoted to accomplishment. Anna never reproaches him and accepts the end of her personal hopes with dignity and calm. The reader is struck by the total absence of humbug in their portraits, and by the emotional clarity with which Schnitzler treats autobiographical material, for the callous, philandering Georg is an aristocratic, de-Semiticized version of himself.
    Although much of Schnitzler's writing concerns philanderers, and he himself comes across in Gay's account as an unlikable roué, his three novellas about women, ''Beatrice,''+ ''Fr* ulein Else'' and ''Thérèse,'' show him going out of his way to depict women sympathetically and their mental states, especially in extreme erotic circumstances, with complexity. Beatrice is tempted by a lover her son's age, and Else, a teenager, is forced to beg for a loan on her father's behalf from an older man who asks a sexual favor in return. These tight stories remind us both in scope and in the protagonists'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of Freud's case studies. It's not hard to see why Gay, who prides himself on writing ''cultural history informed by psychoanalysis,'' would be interested in Schnitzler, a writer whom Freud himself considered his literary double. Unfortunately, there isn't very much about Schnitzler here, and few readers will be led to associate the bourgeois ascendancy with his name.
    Gay focuses on one episode, which took place when Schnitzler was 16. His father read the young man's diary, including an account of visits to a prostitute. The father, a well-known physician, hauled his son into his consulting room and showed an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The two were furious at each other, the young man at the invasion of his privacy, the father at the son's stupidity. Gay tries to turn this incident into the kind of emblematic episode that has served some of the new historicists so well. He opens with it and comes back to it at the start of succeeding chapters, as evidence variously of Victorian sexuality, anxiety, aggression and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But the unmemorable vignette is not so much rich as it is forced to yield up meaning.
    In the past, Gay has been a master at treading the ground between the particular and the abstract, finding new particulars and revising prized abstractions. He is a skilled biographer (of Freud) and memoirist, who nonetheless understands the danger of reducing all truth to the truths of the individual life. He wrote this book in the conviction, he says, ''that while it may be hard to live with generalizations, it is inconceivable to live without them.'' But while he is still bashing the bourgeoisophobes with unabated energy and playfulness, some of his favorite facts have gotten shopworn. The whole book takes too much for granted, reminding me of the convicts in the joke who know each other's stories so well they can merely call out, ''No. 14,'' to produce tears, and ''32'' to produce laughter.
    As goalie defending the bourgeois enterprise, Gay fends off corner kicks even from Freud, who, in presenting neurosis as a product of sexual repression, criticizes the bourgeoisie too much for Gay's taste. Perhaps he has begun to mistake his own puckish corrections and saves for well-proven theoretical positions, and in the process come full circle back to something resembling the silliest of the old generalizations about Victorian culture, which his scholarship helped do away with. Or perhaps there is an Olympian kind of wisdom here I do not follow.
    So we get: ''Everyone but a fanatical devotee of the new somewhere got off the train racing toward modernism.'' And in conclusion: ''It almost seems as though the Victorians left all that was best about them to the ungrateful generations that followed them, and that the evils of our times are our own invention.''
    Generalizations like this will send many of us back to biographies and novels, and if some of the novels now are Schnitzler's, we should be grateful to Peter 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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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Orwell : Animal Farm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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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George Orwell’s birthday, here’s a timeline of his classic novel “Animal Farm.”

    Cover of Snowball’s Chance, 2002. Cover of Why Orwell Matters, 2002. Timeline to this Timeline September 9, 2001, I’m walking down Lafayette Street with my wife. We’re close to my apartment, with the Tribeca sky,...
    THEPARISREVIEW.ORG|由 JOHN REED 上傳




    It is now 65 years since George Orwell died, and he has never been bigger. His phrases are on our lips, his ideas are in our heads, his warnings have come true. How did this happen?



    It is now 65 years since George Orwell died, and he has never been bigger. His phrases are on our lips, his ideas are in our heads, his warnings have come true. How did this happen?  To read this story, and more from Intelligent Life, download the new issue on iPad, iPhone or Android through our free app via http://econ.st/1zV50si



    我生平第一本英文小說,是George Orwell Animal Farm (1945)。那時 (1968),似乎有梁實秋先生的《百獸圖》譯本,不過,由於省立台中圖書館有原文書,我就"不知不覺"讀完它。當時,我不會在意各翻譯本之比較,而是「得魚忘筌」。.
    幾十年之後,我的朋友Peter去讀學士後法律課程,課程中,老師要大家討論書中的聰明豬與百獸的約定,算的上農場的「憲法」嗎?.
    2011年讀George Orwell 書信,他希望將Animal Farm此處改一下,為眾牲都大驚失色,惟拿破侖處之泰然…….”…..因為史達林 (J.S.) 當時並沒離開莫斯科…….
    2014.9.24 
    今日是香港學生舉行為期一周的罷課活動的第二天,學生們坐在香港政府附近的區域聆聽有關民主和公民社會的演講。
    在香港嶺南大學教授歷史的David Lloyd Smith做了有關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演講并將香港的民主發展比作朝鮮,朝鮮有正式的普選,但只有經過政府審查的人才能參選。
    現年21歲、就讀香港科技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商業專業的學生Christine Tong說,有關喬治•奧威爾的演講引起了她的共鳴。她說,香港政府就好比《動物莊園》(Animal Farm)裡的豬,利用自己的權力來壓制其他動物,違背自己的原則。
    另一場關於莫罕達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和公民抗命的演講也吸引了學生以及其他一些佩戴黃絲帶、支持“佔中”運動的人。


    Animal Farm was the first animated film made by the British film industry in 1954. But what nobody realised at the time, least of all the producers, was that the film was financed by the CIA as part of the Cold War effort...
    Listen to The Film Programme: http://bbc.in/1wOW7MU

    Fashion designer Agnes B discusses her directorial debut My Name Is Hmmm...
    BBC.IN

    George Orwell
    1945
    When Animal Farm was published in 1945, its British author George Orwell (a pseudonym for Eric Arthur Blair) had already waited a year and a half to see his manuscript in print. Because the book criticized the Soviet Union, one of England's allies in World War II, publication was delayed until the war ended. It was an immediate success as the first edition sold out in a month, nine foreign editions had appeared by the next year, and the American Book-of-the-Month Club edition sold more than a half-million copies. Although Orwell was an experienced columnist and essayist as well as the author of nine published books, nothing could have prepared him for the success of this short novel, so brief he had considered self-publishing it as a pamphlet. The novel brought together important themes — politics, truth, and class conflict — that had concerned Orwell for much of his life. Using allegory — the weapon used by political satirists of the past, including Voltaire and Swift — Orwell made his political statement in a twentieth-century fable that could be read as an entertaining story about animals or, on a deeper level, a savage attack on the misuse of political power. While Orwell wrote Animal Farm as a pointed criticism of Stalinist Russia, reviews of the book on the fiftieth-anniversary of its publication declared its message to be still relevant. In a play on the famous line from the book,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an Economist reviewer wrote, "Some classic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and as proof he noted that Animal Farm has never been out of
    print since it was first published and continues to sell well year after year.

    George Orwell’s Animal FarmIllustrated by Ralph Steadman

    by 
    “I do not wish to comment on the work; if it does not speak for itself, it is a failure.”
    In 1995, more than twenty years after hisirreverent illustrations for Alice in Wonderland, the beloved British cartoonistRalph Steadman put his singular twist on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literary beast,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books ever published. To commemo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American publication of George Orwell’s masterpiece, which by that point had sold millions of copies around the world in more than seventy languages, Steadman illustrated a special edition titled Animal Farm: A Fairy Story (public library), featuring 100 of his unmistakable full-color and halftone illustrations.
    Accompanying Steadman’s illustrations is Orwell’s proposed but unpublished preface to the original edition, titled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 a critique of how the media’s fear of public opinion ends up drowning out the central responsibility of journalism. Though aimed at European publishers’ self-censorship regarding Animal Farm at the time, Orwell’s words ring with astounding prescience and timeliness in our present era of people-pleasing “content” that passes for journalism:
    The chief danger to freedom of thought and speech at this moment is not the direct interference of … any official body. If publishers and editors exert themselves to keep certain topics out of print, it is not because they are frightened of prosecution but because they are frightened of public opinion. In this country intellectual cowardice is the worst enemy a writer or journalist has to face.

    Portrait of George Orwell by Ralph Steadman
    Alas, this exquisite edition is no longer in print, but I was able to track down a surviving copy and offer a taste of Steadman’s genius for our shared delight.
    Also included is Orwell’s preface to the 1947 Ukrainian edition, equally timely today for obvious geopolitical reasons. In it, he writes:
    I understood, more clearly than ever,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Soviet myth upon the western Socialist movement.
    And here I must pause to describe my attitude to the Soviet régime.
    I have never visited Russia and my knowledge of it consists only of what can be learned by reading books and newspapers. Even if I had the power, I would not wish to interfere in Soviet domestic affairs: I would not condemn Stalin and his associates merely for their barbaric and undemocratic methods.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even with the best intentions, they could not have acted otherwise under the conditions prevailing there.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to me that people in Western Europe should see the Soviet régime for what it really was…
    I have been convinced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oviet myth was essential if we wanted a revival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Orwell concludes with a note on his often misconstrued intent with the book’s ultimate message:
    I do not wish to comment on the work; if it does not speak for itself, it is a failure. But I should like to emphasize two points: first, that although the various episodes are taken from the actual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y are dealt with schematically and their chronological order is changed; this was necessary for the symmetry of the story. The second point has been missed by most critics, possibly because I did not emphasize it sufficiently. A number of readers may finish the book with the impression that it ends in the complete reconciliation of the pigs and the humans. That was not my intention; on the contrary I meant it to end on a loud note of discord, for I wrote it immediately after the Teheran Conference which everybody thought had established the best possibl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SR and the West. I personally did not believe that such good relations would last long; and, as events have shown, I wasn’t far wrong.
    Steadman’s Animal Farm: A Fairy Story is spectacular in its entirety, should you be so fortunate to snag a used copy. Complement it with his illustrated edition of Alice in Wonderland and his inkblot dog drawings, then be sure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Orwell’s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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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graphic novel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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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學出版社所出版的哥倫比亞大學頒給Nick Sousanis的教育學博士論文---採用連環圖畫書方式,突顯過去過份重視文字而輕忽圖畫的意義表達能力。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graphic novel form

    How To Be Gay By David Halperin. “To What You Said,” a poem by Walt Whi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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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oday's historic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n marriage, we invite you to listen to Leonard Bernstein's Songfest: A Cycle of American Poems for Six Singers (1977), which includes poems by Walt Whitman, Langston Hughes and Gertrude Stein.
    According to Bernstein archivist Jack Gottlieb, the subject matter of Songfest's poems is the American artist's experience as it relates to his or her crea¬tivity, loves, marriages, or minority problems (blacks, women, homosexual s, expatriates) within a fundamentally Puritan society.
    “To What You Said,” a poem by Walt Whitman, references war, America, and love between two men. At the time that Bernstein composed, this poem about the poet's homosexual secret, had been recently discovered and never published in Whitman's lifetime.
    "To what you said, passionately clasping my hand, this is my answer:
    Though you have strayed hither, for my sake, you can never belong to me,
    nor I to you,
    Behold the customary loves and friendships – the cold guards
    I am that rough and simple person
    I am he who kisses his comrade lightly on the lips at parting,
    and I am one who is kissed in return.
    I introduce that new American salute
    Behold love choked, correct, polite, always suspicious
    Behold the received models of the parlors – What are they to me?
    What to these young men that travel with me?"
    Here is a recording of Leonard Bernstein conducting th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with bass soloist Donald Gramm in a performance of "To What You Said".

    Bernstein: Songfest - IV. To What You Said... (Walt Whitman) / Leonard Bernstein · National...
    YOUTUBE.COM


    A cartoon by Michael Maslin. Find more cartoons here:http://nyr.kr/1fJMnkQ


    The New Yorker 的相片。




    "Social acceptance, the decriminalization of gay sex, the legalization of homosexual social and sexual institutions, the removal of barriers to same-sex marriage, to military service, to the priesthood and psychoanalysis, along with other previously off-limits professions,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end of sexual normativity, let alone the collapse of heterosexual dominance."




    “Same-sex desire alone does not equal gayness. In order to be gay, a man has to learn to relate to the world around him in a distinctive way.” So writes David Halperin in How To Be Gay, expressing the contentious notion behind his controversial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ourse of the same name. “'Gay,'…
    HARVARDPRESS.TYPEPAD.COM


    Leonard Bernstein 1918-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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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ift of the imagination is by no means an exclusive property of an artist; it is a gift we all share; to some degree or other all of us, all of you, are endowed with the powers of fantasy. The dullest of dullards among us has the gift of dreams at night – visions and yearnings and hopes. Everyone can also think; it is the quality of thought t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 not just the quality of logical thinking, but of imaginative thinking."
    -Leonard Bernstein, Commencement Speech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May 30, 1980
    (Photo credit James Lightner)


    Leonard Bernstein 的相片。




    On this day in 1971, Leonard Bernstein conducted his one-thousandth New York Philharmonic concert--a historic milestone. For this occasion, Bernstein conducted ‪#‎Mahler‬'s "Resurrection" Symphony No. 2.
    Bernstein dedicated the concert “with affection and gratitude to all my Philharmonic colleagues, onstage and off, with whom I have shared three decades of joyful ‪#‎music‬-making."
    The New York Times critic James R. Oestreich wrote: "As the two timpanists whaled away in the clamor of the finale, the head of a timpani stick flew off and sailed into the audience. That added bit of fireworks seemed wholly of a piece with the choral and orchestral tumult conjured by a master, and this remains, of the many candidates, my favorite moment from the ‪#‎Bernstein‬ years."
    We share this photo of Maestro Bernstein rehearsing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On this day in 1971, Leonard Bernstein conducted his one-thousandth New York Philharmonic concert--a historic milestone.  For this occasion, Bernstein conducted #Mahler's "Resurrection" Symphony No. 2.  Bernstein dedicated the concert “with affection and gratitude to all my Philharmonic colleagues, onstage and off, with whom I have shared three decades of joyful #music-making."    The New York Times critic James R. Oestreich wrote: "As the two timpanists whaled away in the clamor of the finale, the head of a timpani stick flew off and sailed into the audience. That added bit of fireworks seemed wholly of a piece with the choral and orchestral tumult conjured by a master, and this remains, of the many candidates, my favorite moment from the #Bernstein years."  We share this photo of Maestro Bernstein rehearsing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
    http://thisibelieve.org/essay/16368/

    The Mountain Disappears

    Leonard Bernstein - New York, New York
    Broadcast during the 1950s
    I believe in people. I feel, love, need and respect people above all else, including the arts, natural scenery, organized piety, or nationalistic superstructures. One human figure on the slope of a mountain can make the whole mountain disappear for me. One person fighting for the truth can disqualify for me the platitudes of centuries. And one human being who meets with injustice can render invalid the entire system which has dispensed it.
    I believe that man’s noblest endowment is his capacity to change. Armed with reason, he can see two sides and choose: he can be divinely wrong. I believe in man’s right to be wrong. Out of this right he has built, laboriously and lovingly, something we reverently call democracy. He has done it the hard way and continues to do it the hard way–by reason, by choosing, by error and rectification, by the difficult, slow method in which the dignity of A is acknowledged by B, without impairing the dignity of C. Man cannot have dignity without loving the dignity of his fellow.
    I believe in the potential of people. I cannot rest passively with those who give up in the name of “human nature.” Human nature is only animal nature if it is obliged to remain static. Without growth, without metamorphosis, there is no godhead. If we believe that man can never achieve a society without wars, then we are condemned to wars forever. This is the easy way. But the laborious, loving way, the way of dignity and divinity, presupposes a belief in people and in their capacity to change, grow, communicate, and love.
    I believe in man’s unconscious mind, the deep spring from which comes his power to communicate and to love. For me, all art is a combination of these powers; for if love is the way we have of communicating personally in the deepest way, they what art can do is to extend this communication, magnify it, and carry it to vastly greater numbers of people. Therefore art is valid for the warmth and love it carries within it, even if it be the lightest entertainment, or the bitterest satire, or the most shattering tragedy.
    I believe that my country is the place where all these things I have been speaking of are happening in the most manifest way. American is at the beginning of her greatest period in history–a period of leadership in science, art, and human progress toward the democratic ideal. I believe that she is at a critical point in this moment, and that she needs us to believe more strongly than ever before, in her and in one another, in our ability to grow and change, in our mutual dignity, in our democratic method. We must encourage thought, free and creative. We must respect privacy. We must observe taste by not exploiting our sorrows, successes, or passions. We must learn to know ourselves better through art. We must rely more on the unconscious, inspirational side of man. We must not enslave ourselves to dogma. We must believe in the attainability of good. We must believe, without fear, in people.
    Composer, conductor, pianist and educator Leonard Bernstein was longtime music director of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where he led the highly successfuly Young People`s Concerts series. Bernstein forged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al and popular music with his compositions "West Side Story,""On the Town.""Candide" and others.





    2013.10.18上周同學小聚。吳國維兄還在談他搜集的許多Leonard Bernstein"演奏".....
    今天在紐約時報看到他的訃聞, 才發現還沒為他集些資料。
    90年代台灣有些他的訪談譯書, 我讀過。
    我有這本傳記:Leonard Bernstein - Humphrey Burton - Google Books
    books.google.com › ... › Composers & Musicians
    The definitive biography of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lamboyant, and multifaceted musical talents of the 20th century, a man whose concert hall performances ...

    Leonard Bernstein, 72, Music's Monarch, Dies


    LEAD: Leonard Bernstein, one of the most prodigally talented and successful musicians in American history, died yesterday evening at his apartment at the Dakota on the Upper West Side of Manhattan. He was 72 years old.
    Leonard Bernstein, one of the most prodigally talented and successful musicians in American history, died yesterday evening at his apartment at the Dakota on the Upper West Side of Manhattan. He was 72 years old.
    Mr. Bernstein's spokeswoman, Margaret Carson, said he died of a heart attack caused by progressive lung failure.
    His death followed by five days the announcement that Mr. Bernstein would retire from performing because of health problems. A heavy smoker for most of his life, he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emphysema, pulmonary infections and a pleural tumor.
    In recent months, Mr. Bernstein had canceled concerts in Japan and in Charleston, S.C., and a tour of Europe. He conducted his final performance at Tanglewood on Aug. 19, when he led the Boston Symphony in Britten's ''Four Sea Interludes'' and the Beethoven Seventh Symphony.

    'Fated for Success'
    Long before Mr. Bernstein became, at the age of 40, the youngest music director ever engaged by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the drama critic Harold Clurman sized up the flamboyant musician's future: ''Lenny is hopelessly fated for success.''
    It was Mr. Bernstein's fate to be far more than routinely successful, however. His fast-burning energies, his bewildering versatility and his profuse gifts for both music and theater coalesced to make him a high-profile figure in a dozen fields, among them symphonic music, Broadway musicals, the ballet, films and television.
    Still, his hydra-headed success did not please all his critics. While he was music director of the Philharmonic from 1959 to 1969, some friends and critics urged him to quit and compose theater music full time. Many regarded him as potentially the savior of the American musical, to which he contributed scores for ''On the Town,''''Wonderful Town,''''Candide'' and ''West Side Story.''

    Determining His Focus
    At the same time, others were deploring his continued activity in such fields, contending that to be a successful leader of a major orchestra he would have to focus on conducting.
    Still other observers of the Bernstein phenomenon wished he would concentrate on the ballet, for which he had shown an affinity (''Fancy Free,''''Facsimile''), or on opera and operetta (''Trouble in Tahiti,''''Candide'').
    Or on musical education. His television programs on such subjects as conducting, symphonic music and jazz fascinated millions when he appeared on ''Omnibus,'' the cultural series, and later as star of the Philharmonic's televised Young People's Concerts.
    And still others, a loyal few, counseled Mr. Bernstein to throw it all over and compose more serious symphonic scores. His gifts along this line were apparent in such works as his Symphony No. 1 (''Jeremiah'') of 1942, Symphony No. 2 (''The Age of Anxiety'') of 1949 and Symphony No. 3 (''Kaddish'') of 1963. He played the piano well enough to have made a separate career as a virtuoso. He was a facile poet. He wrote several books, including the popular ''The Joy of Music'' (1959). He was a teacher of rare communicative talent, as television audiences discovered.
    But Mr. Bernstein resolutely resisted pressure to restrict his activities. During his decade as the Philharmonic's musical director, he grew steadily as an interpreter and as a technician.
    His performances of Mahler's symphonies were almost universally conceded to b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his recordings for Columbia Records of the complete set not only constituted the first such integral collection but also continue to be regarded as among the most idiomatic Mahler performances available. His obsession with that composer, in fact, has been credited with generating the Mahler boom in America.
    His conducting of works by Classical composers like Mozart and Haydn, often derided in his earlier day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praise as his career unfolded and he could relax a little. ''There is nothing Lenny can't do supremely well,'' an acquaintance remarked several years ago, ''if he doesn't try too hard.''
    The future Renaissance man of American music was born in Lawrence, Mass., on Aug. 25, 1918, the son of Samuel and Jennie Resnick Bernstein. His father, a beauty-supplies jobber who had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Russia as a boy, wanted Leonard to take over the business when he grew up. For many years the father resisted his son's intention to be a musician.
    The stories of how he discovered music became encrusted with legend over the years, but all sources agree he was a prodigy. Mr. Bernstein's own version was that when he was 10 years old his Aunt Clara, who was in the middle of divorce proceedings, sent her upright piano to the Bernstein home to be stored. The child looked at it, hit the keys and cried: ''Ma, I want lessons!''
    Until he was 16, by his own testimony, he had never heard a live symphony orchestra, a late start for any musician, let alone a future musical director of the Philharmonic. Virgil Thomson, while music critic of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in the 1940's, commented on this:
    ''Whether Bernstein will become in time a traditional conductor or a highly personal one is not easy to prophesy. He is a consecrated character, and his culture is considerable. It might just come about, though, that, having to learn the classic repertory the hard way, which is to say after 15, he would throw his cultural beginnings away and build toward success on a sheer talent for animation and personal projection. I must say he worries us all a little bit.'' These themes - the concern over Mr. Bernstein's ''talent for animation'' and over his penchant for ''personal projection'' - were to haunt the musician through much of his career.

    Economy of Motion Not His Virtue
    As for ''animation,'' that theme tended to dominate much of the criticism of Mr. Bernstein as a conductor, particularly in his youthful days. Although he studied conducting in Philadelphia at the Curtis Institute with Fritz Reiner, whose precise but tiny beat was a trademark of his work, Mr. Bernstein's own exuberant podium style seemed modeled more on that of Serge Koussevitzky, the Boston Symphony's music director. The neophyte maestro churned his arms about in accordance with some inner message, largely ignoring the clear semaphoric techniques described in textbooks. Often, in moments of excitement, he would leave the podium entirely, rising like a rocket, arms flung aloft in indication of triumphal climax.
    So animated, in fact, was Mr. Bernstein's conducting style at this point in his career that it could cause problems. At his first rehearsal for a guest appearance with the St. Louis Symphony, his initial downbeat so startled the musicians that they simply looked in amazement and made no sound.
    Like another prodigally gifted American artist, George Gershwin, Mr. Bernstein divided his affections between the ''serious'' European tradition of concert music and the ''popular'' American brand. Like Gershwin, he was at home in jazz, boogie-woogie and the cliches of Tin Pan Alley, but he far outstripped his predecessor in general musical culture.
    In many aspects of his life and career, Mr. Bernstein was an embracer of diversity. The son of Jewish immigrants, he retained a lifelong respect for Hebrew and Jewish culture. His ''Jeremiah'' and ''Kaddish'' symphonies and several other works were founded on the Old Testament. But he also acquired a deep respect for Roman Catholicism, which was reflected in his ''Mass,'' the 1971 work he wrote for the opening of the John F.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in Washington.
    A similar catholicity was reflected throughout his music. His choral compositions include not only songs in Hebrew but also ''Harvard Songs: Dedication and Lonely Men of Harvard.'' He was graduated in 1939 from Harvard, where he had studied composition with Walter Piston and Edward Burlingame Hill.
    A sense of his origins, however, remained strong. Koussevitzky proclaimed him a genius and probable future musical director of the Boston Symphony - ''The boy is a new Koussevitzky, a reincarnation!'' - but the older conductor urged Mr. Bernstein to improve his chances for success by changing his name. The young musician replied: ''I'll do it as Bernstein or not at all!''
    He pronounced the name in the German way, as BERN-stine, and could no more abide the pronounciation BERN-steen than he could enjoy being called ''Lenny'' by casual acquaintances.
    In a sense, he was in lifelong flight from Lenny Bernstein, from being treated as the raffish ''ordinary guy'' that the nickname seemed to suggest. Although some elder members of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never stopped calling him Lenny, Mr. Bernstein lived down the nickname, and in his late years heard himself addressed almost reverentially as ''Maestro'' in the world's music capitals. The man who had been patronized in print for many years as ''Glamourpuss'' or ''Wunderkind of the Western World'' became a favorite of Vienna both as conductor and as accompanist for such lieder specialists as Dietrich Fischer-Dieskau and Christa Ludwig.
    Fame brought the usual honorary degrees, and honors far beyond the usual. He not only conducted at La Scala in Milan, at the Metropolitan Opera and at the Staatsoper in Vienna, but he was also invited by Harvard in 1973 to lecture, as Charles Eliot Norton Professor of History, on linguistics as applied to musical analysis. The distinction had previously been conferred on Robert Frost, T. S. Eliot, Igor Stravinsky, Aaron Copland and Paul Hindemith. Typically, Mr. Bernstein's Harvard performance was greeted with a mingling of critical raves and boos.
    Harvard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Mr. Bernstein's rise, providing a pinch of Brahminism. The boy whose bar mitzvah was at Temple Mishkan Tefila had gone on to the elite Boston Latin School, and graduated cum laude from Harvard with a B.A.
    During his last semester at Harvard, he organized and led a performance of Marc Blitzstein's ''Cradle Will Rock,'' a left-wing musical that had been banned in Massachusetts, but that could not be proscribed within the academic walls. It was not his first fling as a producer. At age 16 he had starred in his own production of ''Carmen'' at a summer camp, playing the title role alluringly in wig and black gown.
    It was as a result of another schoolboy production, at Camp Onota in the Berkshires, that he met Adolph Green, with whom he later collaborated in several Broadway musicals. Mr. Bernstein was a camp counselor and theater director and Mr. Green was in ''The Pirates of Penzance.''

    An Unlikely Start For a Conductor
    Subsequently, when Mr. Bernstein was out of a job in New York City, he looked up Mr. Green, moved in with him in his East Ninth Street apartment in Greenwich Village, and began playing the piano at the Village Vanguard for a group called the Revuers. The ensemble included, besides Mr. Green, his musical comedy collaborator Betty Comden and the actress Judy Holliday.
    Mr. Bernstein met Aaron Copland at Harvard in 1937, and through him came to know two other aspiring composers, Roy Harris and William Schuman. Admiring his intuitive grasp of modern music and his phenomenal skill at playing complex orchestral scores on the piano, the composers agreed that Mr. Bernstein should become a conductor. Dimitri Mitropoulos,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s music director, met Mr. Bernstein in 1938 and added to the consensus.
    At that point, Mr. Bernstein ''didn't know a baton from a tree trunk,'' as he later put it.
    Nevertheless, he had made up his mind. Because he had applied at the wrong time of the year and was turned down by the Juilliard School, he went to Philadelphia to audition for Reiner's conducting class at the Curtis Institute. The Hungarian maestro opened a score in the middle, put it on the piano and told Mr. Bernstein to play until he could recognize the piece.
    The aspiring conductor, who was having difficulty seeing the music because he was suffering from an allergic reaction to Copland's cat, nevertheless discerned that the work was the ''Academic Festival'' Overture of Brahms. He was accepted.
    At Curtis, he studied conducting with Reiner and piano with Isabella Vengerova. His earlier piano teachers included a neighbor, Freida Karp, Helen Coates and Heinrich Gebhard. In 1940 he went to Tanglewood, where he studied at the Berkshire Music Center with Koussevitzky, who quickly adopted Mr. Bernstein and called him Lenyushka.
    In later years, Mr. Bernstein prided himself on having retained the respect and friendship of both Koussevitzky and Reiner, who held virtually opposing ideas about what a conductor should do and how he should do it. But the story as the famously irascible Reiner told it to acquaintances was different: ''He didn't leave me for Koussevitzky - I threw him out.''
    In truth, not all of Mr. Bernstein's associations with elder colleagues were warm and collegial. In John Gruen's biographical ''The Private World of Leonard Bernstein,'' published in 1968, Mr. Bernstein asserted that Artur Rodzinski had once pinned him against the wall of a dressing room, trying to choke him because of jealousy over the young assistant's flair for publicity. But according to Mr. Bernstein, Rodzinski had by this time become somewhat peculiar: he always carried a gun in his back pocket, for instance, for psychological support when he faced the orchestra.

    A Boycott Causes Stumble at the Start
    It was Rodzinski, however, who gave Mr. Bernstein his chance at conducting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at a lean time when the young man was scraping along as a musician in New York. When he was 22, Mr. Bernstein had been offered a guest-conducting engagement with the Boston Symphony by Koussevitzky but had been forced to refuse.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Musicians, to which Mr. Bernstein belonged, advised its members to boycott the Boston Symphony, the last of the major orchestras remaining unorganized. Mr. Bernstein tried to mark time by opening a teaching studio in Boston, he later recalled, but ''nobody came.''
    That fall, he moved to New York, where he fared hardly better.
    Eventually he got a $25-a-week job at Harms-Remick, a music-publishing house, where his duties included listening to Coleman Hawkins and Earl (Fatha) Hines, and getting their jazz down on paper. He also wrote popular arrangements under the name of Lenny Amber (Bernstein in English).
    The Philharmonic offer by Rodzinski came without warning. Rodzinski had heard Mr. Bernstein conduct a rehearsal at Tanglewood, remembered the young man, and after an hour's discussion, had hired him as an assistant for the 1943-44 season.
    Assistant conductors by tradition do a great deal of assisting, but not much conducting. Destiny had other plans for Leonard Bernstein, however, and when opportunity knocked one Sunday afternoon in 1943, he was ready to open the door. On Nov. 14, Bruno Walter fell ill and could not conduct the Philharmonic. The young assistant took over his program (works by Schumann, Rosza, Strauss and Wagner) and achieved a sensational success. Because the concert was broadcast over radio and a review appeared on page 1 of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xt day, the name of Leonard Bernstein suddenly became know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ypical Lenny luck,'' some longtime Bernstein observers said. But Mr. Bernstein had given luck a hand: Knowing that Walter was not feeling well, he had studied the program's scores especially hard, just in case. At 25, he had become a somebody in the symphonic world.
    After that break, though he was still more then a decade away from becoming music director of the Philharmonic, Mr. Bernstein began to consolidate his gains. He put in three exciting but financially unproductive seasons (1945-48) as conductor of the New York City Symphony. He received no fee, and neither did the soloists.

    In 40's, Celebrity And Back Muscles
    In the late 1940's Mr. Bernstein bloomed as a public figure. He came to be a familiar sight at the Russian Tea Room, at Lindy's and at Reuben's. Columnists reported that he liked boogie-woogie, the rumba and the conga, and that female admirers swooned when he stepped on the podium.
    Tallulah Bankhead once watched Mr. Bernstein conduct a Tanglewood rehearsal and said to him in her husky baritone: ''Darling, I have gone mad over your back muscles. You must come and have dinner with me.''
    Just about everyone in those years wanted Mr. Bernstein. The 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 named him a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men of the year, along with Nelson A. Rockefeller and John Hersey. His fans, it was reported, ripped at his clothes and attacked him in his car. Paramount tested him for the title part in a film about Tchaikovsky, but he was turned down, according to the conductor, because ''my ears were too big.''
    Mr. Bernstein, in fact, looked the part of a pop idol with his strong profile and wavy black hair.
    Musically, his career was on the upswing, too. In 1947 he conducted a complete Boston Symphony concert as a guest, the first time in Koussevitzky's 22-year reign that any other conductor had been permitted to do that in Carnegie Hall. He served as musical adviser of the Israel Philharmonic Symphonic Orchestra for the 1948-49 season. He was a member of the Berkshire Music Center from 1948 and head of its conducting department from 1951. He served as professor of music at Brandeis University from 1951 to 1956.
    In 1953 Mr. Bernstein became the first American-born conductor to be engaged by La Scala in Milan, Italy's foremost opera house, leading a performance of Cherubini's ''Medea'' with Maria Callas in the title role.
    During the six-year tenure of Mitropoulos as music director of the Philharmonic, beginning in the 1951-52 season, Mr. Bernstein was a frequent guest conductor. In 1957-58, the two worked jointly as principal conductors of the orchestra. A year later, Mr. Bernstein was named music director.
    The New York appointment would have been a severe test of any conductor. The orchestra's quality had gone downhill, its repertory had stagnated and audiences had fallen off. Orchestra morale was low and still sinking. Mr. Bernstein leaped in with his customary brio and showmanship and his willingness to try new ideas.
    He designated the Thursday evening concerts as ''Previews,'' at which he spoke informally to the audience about the music. He built his season around themes like ''Schumann and the Romantic Movement'' and ''Keys to the 20th Century.'' Strange-sounding works by avant-garde composers like Elliott Carter, Milton Babbitt, Karlheinz Stockhausen, Gunther Schuller and John Cage began to infiltrate the Philharmonic's programs. He took the orchestra on tours to Latin America, Europe, Japan, Alaska and Canada.
    It sometimes seemed that Mr. Bernstein could not possibly squeeze in one more engagement, one more social appearance. During one particularly busy stretch, he conducted 25 concerts in 28 days. His conducting style accurately reflected his breathless race through life. Although in later years he toned down his choreographic manner, he remained one of the more consistently elevating conductors of his time. That irrepressible buoyancy sometimes led to trouble: in 1982 he fell off the stand in Houston while conducting Tchaikovsky and two years later encored that frightening stunt while leading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in Chicago. The worst injury he suffered, however, was a bruise from a medallion he wore around his neck.
    Throughout his Philharmonic years, he kept his ties with Broadway and the show-business friends he had made before he became an internationally adulated maestro. He had already written music for the musical version of ''Peter Pan'' (1950) and ''The Lark,'' a play starring Julie Harris (1955). For Hollywood, he wrote the score to ''On the Waterfront'' (1954). Musical successes on the stage followed: ''On the Town'' (1944), ''Wonderful Town'' (1953), ''Candide'' (1956) and ''West Side Story'' (1957). Several of the stage works continue to thrive: in 1985 Mr. Bernstein conducted a quasi-operatic version of ''West Side Story'' (the cast included Kiri Te Kanawa and Jose Carreras) that pleased him immensely and introduced the work to a new generation of listeners.
    Then there were the ballets ''Fancy Free'' (1944) and ''Facsimile'' (1946); the song cycles ''I Hate Music'' and ''La Bonne Cuisine''; the ''Jeremiah'' and ''Age of Anxiety'' symphonies; the one-act opera ''Trouble in Tahiti''; Serenade for violin and string orchestra with percussion; the Symphony No. 3 (''Kaddish''), and the ''Chichester Psalms.''
    In the years after he had left the music directorship of the Philharmonic to become the orchestra's laureate conductor, he returned to the theater. He created the ecumenical and controversial ''Mass'' and, with Jerome Robbins, the ballet ''Dybbuk,'' staged by the New York City Ballet in 1974.
    Mr. Bernstein's life took a turn toward greater stability in 1951 when he married the actress Felicia Montealegre Cohn. Her American father had been head of the American Smelting and Refining Company in Chile and she had been sent to New York City to study the piano. After several years of off-and-on romance, they were married in Boston. They had three children: a daughter, Jamie, a son, Alexander Serge (named for Serge Koussevitzky) and a second daughter, Nina.
    In addition to his children, who all live in New York City, and his mother, of Brookline, Mass., Mr. Bernstein is survived by a sister, Shirley Bernstein of New York City, and a brother, Burton, of Bridgewater, Conn.
    Mr. Bernstein and his wife began a ''trial separation'' after 25 years of marriage. They continued, however, to appear together in concerts, one such occasion being a program in tribute to Alice Tully at Alice Tully Hall, where Mr. Bernstein conducted Sir William Walton's ''Facade'' with his wife as one of the two narrators. Mrs. Bernstein died in 1978 after a long illness.
    After leaving the music director's post with the Philharmonic in 1969, Mr. Bernstein hardly curtailed his frantic activities. He continued to guest-conduct, to record for Columbia Records, to conduct at the Metropolitan Opera and to play the piano for lieder recitalists. His company, Amberson Productions, which he had formed with his friend Schuyler G. Chapin to handle his diverse interests, expanded into the new field of videocassettes.
    Mr. Bernstein, a longtime Democrat and liberal, took a deep interest in politics and was a friend of the Kennedys. His ''Mass'' was dedicated to John F. Kennedy. Among guests at fund-raising parties in his apartment during the late 1960's, one could find some of the leading civil-rights advocates of the period, a form of hospitality that inspired the writer Tom Wolfe to coin the term ''radical chic.'' In his book ''Radical Chic & Mau-Mauing the Flak Catchers,'' Mr. Wolfe described a fund-raising party that Mr. Bernstein gave for the Black Panthers.
    During Mr. Bernstein's Philharmonic decade, the orchestra engaged its first black member, the violinist Sanford Allen.
    He continued composing, if only in spurts. Late works included ''Jubilee Games,''''Arias and Barcarolles,''''Halil'' and a sequel to his opera ''Trouble in Tahiti'' entitled ''A Quiet Place.'' After its premiere in Houston in 1983, ''A Quiet Place'' was produced at the Vienna State Opera, La Scala and the Kennedy Center in Washington.
    Almost to the time of his death, Mr. Bernstein carried on a bewildering variety of activities, rushing about the world with the same tireless abandon that had characterized his life in the days when he was churning out a hit a season on Broadway.
    But Broadway had changed by the time Mr. Bernstein's final theatrical score reached the Mark Hellinger Theater in March 1976. The long-awaited work that he and Alan Jay Lerner had composed, ''1600 Pennsylvania Avenue,'' closed after seven performances.
    He turned up in Israel, where the Israel Philharmonic was putting on a Leonard Bernstein retrospective festival to celeb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but on an Israeli podium. During a two-week period, his music was heard in concert halls, theaters, movie houses and other auditoriums all over the country. In 1988, when he was 70 years old, Mr. Bernstein was named laureate conductor of the Israeli orchestra. That birthday year brought honors from all directions, but none seemed to gratify him more than the celebration staged for him at the Tanglewood Festival, scene of so many triumphs early in his career. On Nov. 14, 1988, to mark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his Philharmonic conducting debut, he led the orchestra in an all-Bernstein concert.
    Laurel wreaths continued to shower on him in his last decades. Elected to the American Academy and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 in 1982, he was awarded the Academy's Gold Medal three years later. The city of Milan, home of La Scala, also gave him its Gold Medal.
    A discordant note sounded in 1989 when he refused to accept a medal fro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pparently as a protest against what he regarded as censorship of an AIDS exhibition by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Like many other artists and public figures, he contributed his services at concerts to benefit the fight against AIDS.
    Mr. Bernstein's private life, long the subject of rumors in the musical world, became an open book in 1987 when his homosexuality was brought to wide public attention by Joan Peyser's ''Bernstein: A Biography.''

    As Age Advances, The Pace Does Too
    Far from slowing down as age encroached, Mr. Bernstein seemed to accelerate. Last Christmas he led a performance of Beethoven's Ninth Symphony in Berlin to celebrate the crumbling of the wall between East and West Germany. With typical flair, he substituted the word ''Freiheit'' (''Freedom'') for the poet's ''Freude'' (''Joy'') in the choral finale. The East German Government bestowed on him its Star of People's Friendship Medal.
    Although he had reportedly refused an offer to return to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as music director, he was scheduled to conduct six weeks of concerts for the next few seasons. Before collapsing from exhaustion this year in Japan, Mr. Bernstein had taken part in the Pacific Music Festival.
    Late in his extraordinarily restless and fruitful life, Mr. Bernstein defended his early decision to spread himself over as many fields of endeavor as he could master. ''I don't want to spend my life, as Toscanini did, studying and restudying the same 50 pieces of music,'' he wrote in The Times.
    ''It would,'' he continued, ''bore me to death. I want to conduct. I want to play the piano. I want to write for Hollywood. I want to write symphonic music. I want to keep on trying to be, in the full sense of that wonderful word, a musician. I also want to teach. I want to write books and poetry. And I think I can still do justice to them all.''
    Photos: Leonard Bernstein (Steve J. Sherman, 1988) (pg. A1); Leonard Bernstein conducting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during his farewell concert as he retired as music director in 1969. (Michael Evans/The New York Times); Mr. Bernstein at the keyboard in 1945. (Graphic House); Leonard Bernstein instructing singers from the cast of ''West Side Story'' in 1957. At the piano was Stephen Sondheim, who was co-lyricist. (Friedman-Abeles) (pg. B6)

    《鄭愁予詩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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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愁予《鄭愁予詩選集》台北:志文,


    鄭愁予『崖 上』

    虛無在崖上時,對著我
    彷彿這樣歌著……
    啊---
    不必為人生詠唱,以你悲愴之曲
    不必為自然臨摩,以你文彩之筆
    不必謳歌,不必渲染,不必誇耀吧!

    果真你底聲音,能傳出十里嗎?
    與乎你底圖畫,能留住時間嗎 ?

    然則,即千頃驚濤,也不必慨賞
    即萬里雲海,也不必訝讚
    果真,啊!你底眼,又是如此的低微麼?
    時序和方位,山水和星月
    不必指出,啊!也不必想到

    不必猜測,你耳得之聲
    不必揣摩,你目遇之色
    不必一詠三嘆,啊,為你薄薄的存在
    若是,朋友,你不曾透視過生命
    來啊,隨我立於這崖上
    這裏的------
    風是清的,月是冷的,流水淡得清明

    你當悟到,隱隱地悟到
    時間是由你無限的開始
    一切的聲色,不過是有限的玩具
    宇宙有你,你創宇宙------
    啊,在自賞的夢中,
    應該是悄然地小立……

    【南方朔】《馬政權的開場、中場與收場》;為什麼不對馬江等人測謊?.....The Penguin Book of Lies《蒙田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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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四月號
    昔日文章
    《馬政權的開場、中場與收場》
    《馬政權的開場、中場與收場》,南方朔 著,台北:風雲時代,2014年2月
      台灣
    馬政權何以落到這般地步?
      究竟為了什麼,一個最初形象清新、萬民擁戴 的政壇新希望馬英九,竟在當選後無所作為,更在連任後每況愈下,民調甚至低於貪污的陳水扁。馬政權何以落到這般地步?「在馬英九二○○八年當選第一任起, 我就已驚覺到他之成為領導人絕對不是台灣的福氣,而是台灣噩運的開始。」著名文化評論家南方朔如是說。自馬政府上台以來,最早看出馬政府缺失的,當屬南方 朔無疑。
      此書分為上、中、下三冊,廣泛收錄南方朔對時事的針砭之語,上冊從扁政權末期氛圍至馬政府諸般親痛仇快的做法,中冊由馬政權警訊頻傳至現今社會亂象,下冊則將於二○一六年大選結束後當月出版,以記錄馬政權的結局,並印證南方朔的見解。
      (台北 明智)





    版主HC: 現在資訊方便所以可幫南方朔先生注解  (晚上10點讀它已有10885人點閱)



    【南方朔專欄】為什麼不對馬江等人測謊?


    南方朔

    一九九○年,英國的「企鵝文庫」出了很厚一本《謊言全書》,它將分化謊言和對說謊的研究匯總而成,該書五、六百頁,很有價值。可以讀原文原著的,不妨找來閱讀。












    在西方《聖經》舊約是最早說不可說謊的。《出埃及記》裡,耶和華頒下十誡,第九誡就是「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意思是說「人不可說謊害人」。


    【 思高聖經出谷記】

    第二十章


    頒布十誡



  • 天主訓示以下這一切話說:「
  •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領你出了埃及地、奴隸之所。
  • 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 不可為你製造任何彷彿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
  • 不可叩拜這些像,也不可敬奉,因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忌邪的天主;凡惱恨我的,我要追討他們的罪,從父親直到兒子,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孫。
  • 凡愛慕我和遵守我誡命的,我要對他們施仁慈,直到他們的千代子孫。
  • 不可妄呼上主你天主的名;因為凡妄呼他名的人,上主決不讓他們免受懲罰。
  • 應記住安息日,守為聖日。
  • 六天應該勞作,作你一切的事;
  • 但第七天是為恭敬上主你的天主當守的安息日;你自己、連你的兒女、你的僕婢、你的牲口,以及在你中間居住的外方人,都不可作任何工作。
  • 因為上主在六天內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一切,但第七天休息了,因此上主祝福了安息日,也定為聖日。
  • 應孝敬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地方,延年益壽。
  • 不可殺人。
  • 不可姦淫。
  • 不可偷盜。
  • 不可作假見證,害你的近人。
  • 不可貪你近人的房舍。
  • 不可貪戀你近人的妻子、僕人、婢女、牛驢及你近人的一切。


    後 來,十三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聖多瑪斯(Thomas Aquinas)在他的鉅著《神學大全》裡用了一段主談說謊。他說人和上帝乃是永遠的對話溝通,上帝也是人的良知。而人神對話,幾個前提,那就是人心必須 乾淨清澈。說謊則會阻斷了人神對話的管道。然後,他對說謊這種行為做了很複雜的分析;說謊有很多種,人們有時候會撒一點小謊,有時候會基於好心而說善意的 謊言,這種謊言雖然不好,但只是小罪,但在各種謊言裡,說謊害人卻是死罪,那是上帝絕對禁止的。聖多瑪斯等於把「十誡」的第九誡做了完整的解釋。由於對說 謊害人定義為道德上的死罪,所以西方社會對說謊害人這種行為才有很高的警覺性。西方法庭上,人們必須按著《聖經》宣誓說不作證,這個動作即由此而來,由此 可見第九誡「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是多麼重要的戒律和信條。




    hc: 南方朔可能根據前引The Penguin Book of Lies一書第61頁附文:Is every lie a moral sin?




    除了神學家聖多瑪斯在《神學大全》裡對說謊有深入的討論外,我認為西方哲學裡,對說謊講得最好的乃是十六世紀的法國哲學家蒙田。他在《蒙公散文集》裡,有一篇《說謊家必須有完美的記憶力》,該文指出:

    一、事情的真象只有一個,所以說真話才會記得,說謊話必須掩蓋許多事實和捏造許多假話,由於假話並非事實,因此它不容易記得,當環境一變,假話的矛盾和破綻就會暴露出來。

    二、因此,說謊必須全部造假,今天說的謊言會在明天忘記,加上說出不一樣的謊,說謊愈多愈兜不攏,最後全部穿梆。由於說謊是有這種必然性,因此最好不要說謊。

    《蒙田散文全集》標題有兩篇跟說謊相關: 南方朔引的是第一卷第9章/另外第2眷第18章談"揭穿謊言"也很可參考

    蒙 田的分析乃是對說謊問題所做的最深入觀察,也最符合語言哲學的道理。他的分析已在台灣獲得了印證。檢察總長黃世銘最近的講話每次都不一樣,在效果上形同另 類爆料,我以蒙田的理論,認為他就是以前說的話隱藏了太多真象,以前說的不是真話,他遂真假攪得大亂,所以後來講的話才後語不搭前語。

    西方人從十誡的時代開始,就把說謊列為最高的戒律,因而西方對謊言有著超乎平常的執念,它把不可說謊列為道德信條,也把不作偽證列為司法信條,這也形成了西方對說謊心理學的研究特別發達,測謊術因而興起,這都是我們無法理解的。

    因此,黃世銘洩密案,如果發生在美國,像馬、江、羅,黃等人,一定不會只聽他們說的話,而會要對他們測謊作為傍證。因此我懷疑,我們的檢察官為何不對他們測謊?


    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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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黃種人: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
    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作者: 奇邁可
    原文作者:Michael Keevak
    譯者:吳緯疆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5/04/01


      為什麼中國人接受成為「黃種人」,日本人卻始終抗拒?
      而更大的問題是:東亞人真的是「黃色」的嗎?


      種族思維領域的不凡貢獻!

      原來,我們的「黃皮膚」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始於西方科學的建構,又被自身文化所認同的結果。

      「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一曲《龍的傳人》唱遍華人地區,而我們也被教育認知自身的「黃種人」屬性,並認同自身的「黃皮膚」,這似乎已是一種常識。

      不過,你有所不知的是,我們從來就不是「黃色」巨龍的傳人。至少,中國古代文獻並沒有「黃種人」的記載,也沒有種族學上的膚色概念,反而,中國人區分自己和外國人(胡人)的標準是毛髮和眼睛。甚至,在前近代的西方文獻與遊記中,中國人與日本人還被西方人形容是「白皮膚」,用以描述中國與日本國家富足、文化昌盛、願意與西方貿易且接受西方基督教義並成為教徒。

      然而,至十八世紀時,「白種人」卻已是屬於西方人的專有名詞,而東亞人也逐漸染黃。對此,學者奇邁可深入探究了,在西方人的描繪之中,東亞人究竟是從何時開始變「黃」?又是經由哪些科學理論,東亞人成為了「黃種人」?

      原來,十八世紀的自然學家卡爾.林奈與十九世紀的科學家和人類學家,藉由種種科學探測,逐步建立起將不同人種以顏色區分的標準,當東亞人被西方人歸類於「蒙古人種」時,同時也成為了「黃種人」。這一種族思維,也日漸成為東亞人——尤其是中國人——的一種身分認同。更在二十世紀初,出現「黃禍」一詞,暗示東亞人即將對西方產生威脅。

      一切都是近代西方科學的把戲!時至今日,儘管種族思維已不再是主流,在西方的學術著作與公眾媒體上,也已很難再找到「蒙古人種」、「黃種人」等人種區分,但這樣的種族意識,在當代東亞地區卻還仍未消逝!

      《成為黃種人》實是解構種族思維的一部極為有趣、卻又無比沉重的歷史。原來,東亞人從來就不是「黃種人」!

    名人推薦

      ★政治大學歷史系楊瑞松副教授專文推薦


      所有種族類別都是人為建構的,但沒有任何一個類別的建構過程像東亞人所屬的「黃種人」那般,如此大費周章。這本博學又啟迪人心的著作梳理了橫跨六個世紀的相關文獻,訴說了東亞人由「白」變「黃」(以及許多介於中間的顏色)和他們被歸類為「蒙古人種」的故事。奇邁可利用旅行見聞、醫學文獻以及地理學、人類學與自然史著作,揭露出關於亞洲與亞洲人形象發展,一段複雜且令人驚奇的歷史。《成為黃種人》一書為種族思想領域做出了一番不凡貢獻。 ——大衛.豪威爾(David L. Howell),哈佛大學日本史教授

      《成為黃種人》是一則引人入勝的故事,講述了科學如何受到人為操作,以將一個不適當的顏色套在亞洲民族身上。奇邁可考察了數世紀的歐洲文獻,證明學者的偏見根本左右搖擺,種族理論的科學論據受到偶發事件影響的程度也大於事實的呈現。——邁可.拉方(Michael Laffan),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

      《成為黃種人》一書將在後殖民、種族與文化研究等領域中立下難以抹滅且深具啟發性的模範,也將吸引極為多樣化的龐大讀者。在廣大的當代後殖民研究中,本書在文學與歷史學術領域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唐.懷亞特(Don J. Wyatt),米德爾伯里學院歷史系教授

      組織架構清晰且引人入勝,這本有趣且獨特的著作對於許多領域做出了無法忽視的貢獻,其研究焦點與方法均屬創新。我想不到有哪一本書曾經探討過同樣主題。——韓依薇(Larissa Heinrich),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教授

      本書針對東亞人民被稱為「黃種人」之概念,進行考古學式的檔案整理,順時性地爬梳此一概念從埃及時代到二十世紀的演化過程與形成歷史,從埃及古墓壁畫、十八世紀以前的旅行書寫、十八世紀自然科學分類法、十九世紀的考古學與科學理論、以及「黃禍」觀念的冒現等等角度,分析其中的種族主義論述,為亞洲研究之專論,其中也涉及科學史的跨領域研究。作者具有文藝復興研究的背景,熟悉各種歐陸語言,因此在檔案資料的整理閱讀上游刃有餘,而且論點清晰,對於專業讀者與一般讀者都具有極大的可讀性。——第二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奇邁可 (Michael Keevak)


      美國耶魯大學文藝復興系博士。其研究領域為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時代比較文學,目前任教於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其著作包括Sexual Shakespeare: Forgery, Authorship, Portraiture (2001)、The Pretended Asian: George Psalmanazar's Eighteenth-Century Formosan Hoax (2004)與The Story of a Stele: China's Nestorian Monument and Its Reception in the West, 1625-1916 (2008)等。

    譯者簡介

    吳緯疆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自由譯者。譯有《自戀時代》、《設計解剖全書》、《時尚的力量》、《地球與人》、《旅行的異義》等書。
     

    目錄

    推薦序_楊瑞松_〈「黃種人」的前世今生〉

    中文版序

    導言_不復白皙:誕生於十九世紀的「黃種人」

    1、撒旦的黃色臉孔
    2、黃色的古埃及人

    Chapter1_在被染黃之前:早期遊記與傳教士報告中的東亞人
    1、白色東亞人
    2、「色」繁不及備載
    3、不復白皙
    4、為什麼是黃色?

    Chapter2_「黃色」分類學:林奈、布魯門巴赫及十八世紀「蒙古人種」的演進
    1、黃色印度
    2、「智人」的四種膚色
    3、從Fuscus到Luridus
    4、好黃與壞黃
    5、從四大種族到五大種族
    6、黃色蒙古人種
    7、來自東方的黃色男子

    Chapter3_十九世紀人類學與「蒙古人種」膚色的測量
    1、「蒙古人種」與韃靼人
    2、「蒙古人種」東亞人
    3、測量膚色
    4、彩色陀螺

    Chapter4_十九世紀醫學中東亞人的身體:蒙古眼、蒙古斑與蒙古症
    1、蒙古眼
    2、蒙古斑
    3、蒙古症
    4、「蒙古人種」身體

    Chapter5_「黃禍」:自遠東而來的「蒙古人種」威脅,1895-1920
    1、「黃色」在中國的反應
    2、「黃色」在日本的反應
    3、不滅的「黃色」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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