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人和書 ( Men and Books)
Viewing all 6854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William T. Rowe 《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李傑信《宇宙起源》

$
0
0

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羅威廉 著
人文研究系列6
978-986-03-7024-9│15*21 cm│372頁│2013年7月
定價 400元  博客來購書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帝國,也是傳統中國轉向現代中國的轉捩點,
更是現代中國形成的關鍵時期。
大清帝國如何崛起,開創康雍乾盛世?又如何經歷西方強權叩關,走向衰亡?
這段波瀾壯闊、風雲變色的歷史,在本書有最精采的描繪與解析。
本書作者羅威廉是《劍橋大學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系列作者群之一,是當今西方研究清史的權威學者。《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是繼魏斐德《大清帝國的衰亡》、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之後,西方史學界極具代表性的清史研究專書,更為近半世紀西方清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本書是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帝制中國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系列中的最後一冊,全書綜合近數十年來美國清史學界的新研究成果,呈現包括社會史研究、內亞轉向和歐亞轉向等三個重要的新取向。作者羅威廉教授從這些觀點出發,把大清帝國的歷史放入前後更長時段的中國史脈絡,以及更廣闊空間的全球性觀點中。書中以主題為主、時序為輔的方式安排章節,深入淺出地探討清代各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重要主題,分析與敘述兼長且極具可讀性。雖然本書原為針對美國讀者撰寫,然而對於想一窺歐美清史學界近數十年發展概要的臺灣讀者而言,仍是極佳的入門之作。
羅威廉在本書中運用西方的「帝國」概念恰如其分地詮釋清朝的歷史位置:清朝將蒙古、女真、西藏及其他非漢民族,成功地整合為一種新型態、超越性的政治體,類似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型態之多民族普世帝國,是民族主義浮現檯面前的政治形式。羅威廉(William T. Rowe)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碩士、博士,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 Diane Cooke中國史講座教授、曾任該校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歷史系主任,Late Imperial China主編。主要學術領域為近代東亞社會經濟史、中國城市社會經濟史等。著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精英意識》(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紅雨:一個中國縣七百年的暴力史》(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ity)、《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等專書。

////
李傑信《宇宙起源》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
有中英文索引. 缺進階書目介紹等

目錄

推薦序──人人好奇的宇宙起源∕高涌泉
推薦序──終極關懷∕劉大任
自 序
導 讀
第一章 靜止的宇宙
第二章 宇宙膨脹了
第三章 宇宙有多大?
第四章 超均勻
第五章 宇宙電磁微波
第六章 黑體輻射
第七章 不均勻
第八章 平直
第九章 黑暗的宇宙
第十章 暴脹
第十一章 何去何從
後 記──神話國
中文索引
英文索引

作者序
起源類的知識,我最喜愛。
  1999年,寫完《追尋藍色星球》,地球生命的起源,引起了我強烈的好奇。火星個頭小、散熱快,極可能比地球搶先達到生命起源條件;生命在火星成形後,乘坐頻繁出發的隕石列車,抵達地球,播種生命,這是目前無法排除的可能模式。《我們是火星人?》寫出我的看法:地球生命的起源,可能和火星有密切關連。再往深層追究下去,火星肯定也不是宇宙生命的發源地。《生命的起始點》一書,將寶押在生命可能起源於一條單股的核糖核酸RNA分子上。只要條件湊齊了,RNA 分子在宇宙中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能發生。如果發生的地點在地球,那可能是42億年前的事。
  生命起源的來龍去脈當然無比重要,但它只是宇宙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情況下的一個錦上添花的現象。想想看,不管是RNA也好,DNA也罷,它的分子中肯定要有質子、中子(甚或夸克)和電子等基本材料。問完了生命化學分子怎麼來的這個問題後,我們還得追問下去,宇宙中這些基本建材質子、中子和電子等是怎麼來的呢?
  追尋質子、中子和電子等物質的起源,在概念上,就是追尋宇宙的起源。
  其實我們仰望星空,看到的都是物質的宇宙。幾千年來,人類看著這本深邃的天書,天問不息,辛勤探究。
  但人類恆久看到的卻是一個靜止的宇宙。天穹中點點繁星,都似乎堅固不動,人類只好接受宇宙是永恆存在的,它就是已經連續在那,如今如往昔,不需出生地,更不需出生日(no where, no when)。
  20世紀初期,人類終於看到了,宇宙竟然是膨脹的。膨脹的宇宙往回看,它的體積應是一路縮回去。縮到最後,體積就小到不能再小,那一天就該是宇宙的生日、宇宙的起始點。
  膨脹的宇宙,石破天驚,給人類帶來了對宇宙起源的追尋。
  宇宙雖然浩瀚無邊,但內涵並不複雜,遠比一個小螢火蟲簡單得多。所以,追尋宇宙起源,人類目前所掌握的物理知識,還能挺一陣子。
  從物質來追尋宇宙的起源,是正面仰攻,本是最自然不過的線索,就像用人類骨骼化石去追尋人類起源一樣直接。阿爾佛1948年的論文就是以這個思維出發,去追尋週期表上化學元素的起源。1977年,溫伯格寫出了膾炙人口的《最初三分鐘》,為宇宙物質起源定下了精確的時間表。
  但人類很難預料得到,在這條路上追到底,竟然只找到了宇宙的4%,其他96%竟然深藏在重重的黑幕之後,不在我們能看得到的線索之內。
  這是一個令人類震憾的迷惑。
  看來沿物質線索追尋宇宙起源的這條路,走起來並不順暢。1965年,宇宙電磁微波首次在人類文明的舞臺上出現。不錯,這個電磁微波紀錄的是宇宙在大霹靂後37.6萬年時的天空影像,在時間上,的確比溫伯格的最初三分鐘要晚了許多。但電磁微波出身於宇宙原始電漿火球,是大霹靂宇宙從第一時間就配備的紀錄儀器,如影隨形,同步實況錄下了宇宙大霹靂中每個動作,可追溯到宇宙起源時間到一千億億億億分之一秒,即10-35秒。
  宇宙電磁微波中含有宇宙的超均勻、不均勻、平直和更多的訊息在內。尤其是微波的不均勻和平直特性,竟然呼喚出了宇宙暗能量部分和宇宙組成物質的成分比例。
  所以,追尋宇宙起源,如果只以我們能看到的一般物質為主要線索,所得到的訊息只能在宇宙4% 的成分中打轉,和以宇宙電磁微波為線索比較,訊息量的落差有如天上地下。
  知道宇宙中含有23% 的暗物質和73% 的暗能量後,人類不但沒變得比以前聰明,反而更加迷惑了。
  但至少現代人類已經能夠肯定,我們能看得到的僅僅是宇宙的4%,這是20世紀人類一項偉大的成就。
  這本書寫的,就是現代人類先找到宇宙的4%,再又深深跌入那96%未知的黑暗宇宙深淵的故事。
  宇宙在137億年前的那個生日,太難理解。137億年的宇宙太年輕,在那之前,宇宙藏到哪裡去了?
  「生也有涯,知也無涯」,莊子二千多年前的名言,至今仍然好用。老子更上一層樓,點出「絕學無憂」。兩位先聖可能怕人類對知識追求到走火入魔,良莠不齊,小則造成自身精勞神疲,大則導致禍國殃民。
  近些年來,一些在靈修上有突破的朋友,對知識的追求,已適可而止。他們指出,在靈修的道路上,愛因斯坦和佛洛伊德,只得499分。相比起來,甘地和特雷莎修女,700分。耶穌和佛祖,1,000分。
  分數多少,是估計個體對其他生靈影響的能量。每增加1分,能量增加10倍。芸芸眾生,一輩子能增加5分,已不枉過客匆匆的一生。
  從靈修的角度來看,偉大的科學家們被擋在500分以下,對人類影響能量望塵莫及於特雷莎修女,是因為他們對邏輯推理能力的「自戀的虛榮」(vanity of self-admiration)。
  我相信靈修的程度,只達到人是有靈性的地步,但自己認為靈性是隨著肉身生,跟著肉身亡,沒有前生來世,更無輪迴。
  不知道會不會有那麼一天,我也選擇了關上知識的大門,開始追求靈性上的進修。但在現在這一刻,我清楚地知道,我和知識的塵緣未了,仍然和它魂魄相依。
  感謝我的同窗至友---哈佛大學的電磁物理專家蔡武陽(1942-)博士,在百忙之中,為本書做了一次關鍵性的技術校閱。
  還有許多朋友為本書校讀潤色,在此不克一一致謝。
推薦序一
人人好奇的宇宙起源
  在當今各式各樣的科學之中,宇宙學是一門相當奇特的學問──它既是人類對於自然最古老的探索,卻同時也是最嶄新的科學。它的古早性從以下的一個例子即可知:在西藏傳承的古代印度佛典裡,有十四個沒有答案的問題,稱為「十四無記」,這些問題包括了「自我和宇宙是永恆的嗎?」、「自我和宇宙是變易的嗎?」、「自我和宇宙既是永恆又是變易的嗎?」、「自我和宇宙有起點嗎?」、「自我和宇宙沒有起點嗎?」、「自我和宇宙既有起點,又沒有起點嗎?」等,每個大問題都牽涉宇宙,所以自古以來,人類對於宇宙究竟怎麼一回事即充滿好奇。
  但是古人萬萬沒想到的是,在這些他們認定永遠找不到答案的問題當中,居然有一部分在二十世紀出現了解答。例如,我們已經知道宇宙誕生於約137億年前,所以宇宙的確有個起點,而且是變易的!古人其實有非常好的理由相信我們回答不了「十四無記」──起碼在涉及宇宙的部分,這理由就是我們不可能讓時間倒流而回到過去,因此便不可能了解宇宙最初是怎麼開始的。既然科學家宣稱找到了答案,那麼他們一定尋到了不可思議的方法,讓他們即使在沒有時光機的情況下,也能夠有信心地推論出137億年前──那個連銀河系還都不存在的時候──所發生的事。
  我相信沒有人不好奇科學家到底怎麼能夠回答宇宙有無起點的問題,大家必定想知道究竟是那些人、在什麼時候、發現了什麼現象,使得科學福爾摩斯們得以拼湊出宇宙完整的圖像。這趟尋求宇宙起源的科學之旅其實高潮迭起,有很多出人意料之外的轉折,有各式各樣有趣的人物參與,其中有無名的英雄,也有無意遇上寶藏的幸運兒,他們的故事一般大眾會感興趣也聽得懂,講述這些故事就是本書的主旨。
  作者李傑信博士任職於美國航太總署(NASA),這個機構資助了許多關鍵的宇宙探索活動,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宇宙背景探測器」(COBE)太空實驗計畫,這個探測器(衛星)所蒐集到關於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數據,讓其兩位計畫主持人斯穆特(George Smoot)與馬瑟(John Mather)獲得2006年諾貝爾物理獎。李博士因為工作關係,對於斯穆特與馬瑟兩人的研究歷程,有第一手的了解,他將不少外人所不知的故事(例如第七章「黑臉白臉」一節)寫進書中,成了這本《宇宙起源》最重要的特色。
  當然,除了第一手的故事與歷史敘事之外,本書對於相關的天文與物理知識也有生動的說明,所以適合作為宇宙學入門書。一本很棒的科普書會讓讀者在閱讀之後,對於主題產生更高的興趣,進而想去尋找更詳細、更清楚精確的相關科學書籍來閱讀,李傑信博士的《宇宙起源》有成為這樣一本書的潛力。
高涌泉(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推薦序二
終極關懷
  傑信傳來他的新著《宇宙起源》,要我寫篇序。坦白說,我覺得很惶恐。雖然一直關心他多年努力不懈的科普工作,但我對他的專業,基本是個門外漢,能說什麼呢?
  但傑信,就是希望見到非物理專業的觀點!
  那就勉為其難吧。
  忽然想到三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兩種文化觀》,也許從這裡切入。
  1959年5月,英國小說家斯諾(C. P. Snow,不是寫《西行漫記》的那位斯諾)在劍橋大學演講,提出了一個新觀點,發人深省,題目是〈兩種文化觀和科學革命〉。他認為,西方知識界嚴重兩極分化,一個集團叫做「科學家」,另一個集團,他稱為「文學學者」。兩個集團相互排斥,你瞧不起我,我看你也不是東西。
  「兩種文化觀」在過去半個世紀成為針對西方知識界提出的的嚴重警告,顯然涉及教育上過分強調「專業化」。大學教育分工過細,物理博士不讀莎士比亞,文學博士連基本物理觀念都搞不清楚。一個社會,出現這種文化現象,有什麼危險?小自個人生活態度,家庭和人際關係,大至公眾價值和國家理想,都可能出現僵硬和偏枯。
  歐美先進國家,早在四、五十年前開始自覺審查,檢討得失,至今仍未妥善解決,而我們所屬的東亞,包括近三十年勇猛崛起的大陸,自從跳上經濟發展的快車,幾乎完全沒有任何懷疑,除了創造財富,其他多不考慮。主政者滿腦子都是「建設」,社會風氣崇尚「務實」,年輕的,一代又一代,當然只能相信「掌握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經濟快車有沒有翻車的危險?這個問題,考慮的人不多。
  傑信和我,都是在「快車」出發前後那段時間, 接受臺灣的制式教育,培養出來的「產品」。出國後,眼界開闊,才有自修成才的機會。現在,他的專業水平已經是世界一流,成為美國太空總署的「主要科學家」。我有幸通過自覺努力,避開了文學學院式教育,摸索出一條生路。這些年來,我們經常見面,不但「言不及義」,而且通過交流,逐漸形成一種「互補式」的友誼。我聽他講天文物理,他也常問我有關文學藝術的問題。終於,彼此都養成習慣,我開始讀些科學,他做得更澈底,每次開長途,必聽語音書,往往一大本一大本的文學經典,華盛頓、紐約跑上幾次,《白鯨記》、《戰爭與和平》……,都收入囊中。
  本來都是標準的「兩種文化觀」產品,即所謂的「單面人」,幸好「心有不甘」,才有自救機會。
  天文物理也好,文學藝術也好,表面看來,南轅北轍,但卻在某個地方相通。什麼地方呢?簡單說,就是「人類的終極關懷」。
  我來自何處?走向何方?宇宙緣何而起?它有沒有目的?這一類看似無解的問題,其實是最終溝通不同專業的秘密渠道。
  1976 年,我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服務。這是龐大的聯合國系統中,總部設在黑非洲的第一個機構。赤道附近待了三年,交過一些非洲朋友。基本上,可以這麼說,不論出身哪個部族,都各有一套盤古開天闢地的神話傳說。篇幅所限,我只介紹一個康巴族的故事。
  人類的第一對夫妻是恩蓋.穆隆古(Ngai Mulungu,即「全能神」)和恩蓋.姆瓦團吉.瓦.恩扎(Ngai Mwatuangi wa nzaa,即「分指神」)合力從地洞中拉出來的。人本來是不死的,穆隆古神派變色龍送信,變色龍慢吞吞一路鬼混,等牠到達,另一名信差織布鳥早已飛到,傳達了死亡訊息。人從此有了死亡。但康巴族相信,死亡不代表完全消失,因為人的生殖繁衍抵消了一部分死亡,此外,人死並非絕滅,他進入「艾姆」(aimu)精神世界,持續死生相續。那個持續死生相續的世界,叫做「亞亞亞尼」(yayayani)。
  這個神話故事,我們很容易理解,它對現實世界和人類前途最關心卻無解的重大事件,通過想像,做出了符合人類思維邏輯的解釋。最讓我們感到特別的是「分指神」,這是其他部族原始神話中少見的,突出了康巴族對人之所以異於其他生物的敏銳觀察。手指分開才有可能完美掌握工具。
  康巴族和其他民族有關人類和宇宙起源的神話故事告訴我們兩個事實。
  第一,世界上,不論哪個民族,不論地域,不論文明發展程度,終極關懷是共同的。
  第二,在有關「終極關懷」的知識追求中,有一個從無到有,從簡單到複雜,從玄想到可驗證的明顯發展軌跡。簡單說,就是人類知識從神話傳說、巫術、宗教、哲學到科學的發展過程。
  傑信費盡心血給我們寫的這本《宇宙起源》,可以說,就是當代最尖端科學研究對人類原始終極關懷的概要圖說,而且是運用最平常的科普語言提供給我們這些門外漢的最新《福音書》。
  我知道,真正深入堂奧的天文物理宇宙理論,根本就是數學,是我們無法企及的天書。傑信這本書,不但嘉惠像我這樣「心有不甘」的門外漢,對於有志於天文物理的初高中和大學青年,更是掌握當代最新信息的系統學習材料。
  我早就談過,中文文化環境裡,非常需要像卡爾.塞根(Carl Sagan,1934-1996)這樣既通達尖端又能以通俗語言著書立說的科普家。這個夢想,看來將印證在傑信身上,他至今已推出六本書,還在整理更多資料。
  我們繼續期待。
劉大任(作家)

【專家導讀】《宇宙起源》導讀

撰文◎李傑信
五百年前,人類還為地球是不是宇宙的中心爭論不休。通過對火星軌道的觀測,尤其開始使用犀利的望遠鏡後,太陽是我們宇宙中心的事實,終於塵埃落定。望遠鏡也像魔鏡一樣,打開人類的視野,直直伸向幾近無窮的蒼穹。
人類看到的滿天繁星,都是靜止不動的,但萬有引力卻是無遠弗屆,本應造成天體互動連連,甚或互撞崩盤。而天庭,看起來則是萬古靜止堅固,紋絲不動,真是令人費解。即使相對論下的宇宙,本質上是運動不息,但在靜止宇宙的緊箍咒下,仍得使用數學手段,把運動下的天體緊緊按住,以期達到在表面上看來,還是靜止宇宙的假象。
20世紀初,人類發現宇宙竟然是膨脹的。膨脹的宇宙,解決了靜止宇宙的迷惑。宇宙在膨脹,就不會馬上崩盤,令人類安心了。但是,膨脹宇宙牽引出來的,卻是一個更大的迷惑。
膨脹的宇宙,朝昨天的方向往回看,宇宙的體積應是愈來愈小,終有一天回至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步,那天就該是宇宙的生日,宇宙起源的時刻。
先不談有生日的宇宙有多難理解,尤其是宇宙生日的前一天,宇宙躲到哪裡的大問題。
就先想像目前這麼一個大塊頭的宇宙,被壓縮到體積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步,它所處的溫度環境,應是在一個極高能量的狀態。在這樣一個難以想像的高能環境,宇宙在生日那天,應會來個大爆炸,或一般稱為的大霹靂。
高能物理學家推論,宇宙大霹靂的過程中,宇宙中的物質,應遵從物理定律,依序出現。更重要的,宇宙大霹靂一定會留下一些電磁波的蛛絲馬跡。人類在1965年,終於聽到了宇宙大霹靂後殘留下來的微弱的宇宙嬰啼。嬰啼在微波頻道範圍,以漫山遍野架勢,覆蓋了我們930億光年大小的宇宙。
更多的仔細觀測,發現這個宇宙電磁微波,以強度變化比萬分之一還小的超均勻分布,遍布於我們宇宙的每個角落。這個超均勻分布,給人類帶來深沉的困惑。
以現在宇宙年齡約一百多億年估計,在目前930億光年大小的宇宙,這些電磁微波已無可能在過去接觸溝通過。過去沒有接觸溝通,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超均勻,這是人類熟悉的因果邏輯關係。
暫時把困惑放在一旁,且說依理推論。這個超均勻分布的宇宙電磁微波,肯定攜帶著宇宙起源時的一份極機密文件。從表面現象看來,這個超均勻分布的電磁微波像是黑體輻射。人類對黑體輻射知之甚詳。如果宇宙電磁微波果真是黑體輻射,那人類至少可以開始和這個既陌生但又似曾相識的超均勻宇宙微波打交道。
科學家經由衛星觀測,確定了宇宙電磁微波是由黑體輻射而來。這份資訊向人類提供了一幅珍貴的尋寶圖。黑體輻射的電磁微波數據肯定了宇宙出身於一個原始電漿球的解說。物理學家對電漿物理也知之甚詳,原始電漿球的豐富物理內涵,也應在超勻均的宇宙微波中留下雪泥鴻爪。這些物理內涵,能向人類提供更多的宇宙起源訊息,如超均勻中的不均勻部分,還有宇宙平直的幾何特性等。這些在宇宙起源時就烙下的胎記,甚至還可能存在於凝聚以後的宇宙之中。
當然,以人類在宇宙中已經安全地、快樂地生存著的事實出發,人類也幾乎可以向宇宙直接索取電磁微波要有不均勻和平直的特質。
和電磁微波超均勻分布一樣,不均勻和平直的特性,也該是宇宙在起源時的大動作下,留下的無法湮沒的現場證據。宇宙本身的確也想以超均勻的假相,企圖湮沒這兩份證據,但人類鍥而不捨地追尋,終於將它們挖掘出來。
為了理解這些宇宙電磁微波的超均勻、不均勻和平直的詭異現象,人類發明了理論,深深探入宇宙起源後的一千億億億億分之一秒(10-35秒)內,幾近目前物理的極限,才能獲得這些新觀測資料的合理解釋。
解釋好像是相當合理了,但又衍生出來了另一個更大的困惑:宇宙需要一般物質、暗物質和暗能量,各盡所能、同心協力,為平直的宇宙打拚。打拚不是壞事,但宇宙這個撲克老千,又發出了暗物質和暗能量兩張蓋住的黑色王牌,把人類又帶進了另一個更深的迷宮。
換句話說,以熟悉的物理定律,人類只能解釋4%的物質宇宙,其他23%的暗物質和73%的暗能量,不在人類所知的物理範圍之內。所以,目前的情況是,人類發掘出愈多的宇宙知識,但對宇宙卻知道的愈少。
本書以〈靜止的宇宙〉為切入點,利用〈宇宙膨脹了〉一章,先將現代人類對宇宙起源的追尋,從頭到尾簡略地敘述一遍。從〈宇宙有多大?〉章起,開始細述宇宙起源的故事。人類的確被宇宙電磁微波〈超均勻〉的詭異現象震懾了。理解了〈宇宙電磁微波〉的來龍去脈後,人類先行以衛星觀測數據,驗證了宇宙電磁微波是從〈黑體輻射〉而來,的確出身於原始電漿火球。人類信心大增之餘,接著就認準了宇宙在大霹靂起源時製造出來的超均勻電磁微波中,應有〈不均勻〉和〈平直〉的特性。這兩個預測,終能如黑體輻射一樣,以衛星觀測數據證實。但這些嶄新的宇宙知識,也牽引出了一個以暗能量和暗物質為主要成分的〈黑暗的宇宙〉,再次把人類圈入一個更深沉的困惑之中。
書中簡單介紹了目前占主導地位的宇宙起源〈暴脹〉理論,並用它來解釋宇宙電磁微波的超均勻、不均勻和平直的觀測現象。暴脹理論解釋這些宇宙中詭異的現象,易如反掌。但超高能量的暴脹理論,完美地解釋了我們930 億光年大小宇宙中的詭異現象後,也順手帶出了一大片我們宇宙外的天外天宇宙。理論估計,這些天外天的宇宙數目幾近無窮,我們應可通過在理論上無所不在的宇宙重
力波,和那些天外天的宇宙溝通。
這些觀測數據加上理論推測對宇宙起源的敘述,只能回溯到宇宙大霹靂起動後的一千億億億億分之一秒(10-35 秒)。宇宙起源的零時,人類物理目前無能力處理,筆者僅以〈何去何從〉章,略表看法。
內文也描述了科學大師們的排除萬難,鍥而不捨的治學精神。天下成就無不勞而獲,除了聰明才智之外,還須經歷生命中的背水戰役、絕地反攻、死而後生的拚搏,才能摘得人類智慧瑰寶的桂冠。
為了使讀者能放鬆心情閱讀,本書沒有列出繁瑣的延伸閱讀參考資料,但提供了足夠的關鍵辭句,有心讀者可輕易上網爬文深究。

《日本人的傳說與心靈》/ 《給未來的記憶》河合隼雄Hayao Kawai回憶錄

$
0
0


河合隼雄 Hayao Kawai《給未來的記憶----河合隼雄回憶錄》  北京東方 2011
這本書採散文雜記的方式寫回憶錄。所記的,都是河合先生印象最深刻的。他有機會去美國留學一年半,後來更有機會全家到瑞士的容格Jung 研究所三年(該研究所堅持要排除萬難,讓全家一起體會東西文化的差異,這想法本身就很健全)

很多關鍵語的圈內人的解釋,就很容易啟發讀者。譬如說,河合先生在美國第一次聽到「共時性」取代傳統的因果關係之解釋、「不是近代科學,而是現象學接近法」、「Ph. D.的訓練對臨床也許都沒用,不過可促進臨床醫師的自我強度」……等等。

這夲譯著也可幫助了解日本的文化上的許多背景知識。譬如說,河合先生中學一年級,讀大學的哥哥開始用岩波文庫中的西洋長篇小說和夏目漱石的小說,給弟弟讀書之興趣 (老哥說喜歡就好,所以《我是貓》儘管有些地方不懂,照背不誤……)以及給他文化衝擊。頁176對桑原武夫的譯注也是很有幫助的。

给未来的记忆

给未来的记忆
副标题:河合隼雄回忆录
作者: (日) 河合隼雄
译者: 李静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年: 201
《给未来的记忆:河合隼雄回忆录》内容简介:河合隼雄是日本心理学界里程碑式的人物,同时,也历任日本的文化厅长官,在日本的文化建设和传承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和不可忽视的角色。这是一本他自己所谓的“只是一种尝试”的自传性质的作品。
   这样一位大师的人生道路,并不是一开始就定下了一个正确无比的方向,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迷茫、不知所措,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抉择,都有他的行动。身处同 样的环境,为什么有人,会就此沉沦下去;而有人,如河合先生,就能平地崛起,成为一座令人仰止的山峰?根本的差别在哪里?个人、家庭、学校、社会,还有其 他什么?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抉择能力、行动能力,究竟怎么成长起来的?
  在《给未来的记忆》里,我们都可以得到启示。


 Hayao Kawai 河合隼雄 給未來的記----河合隼雄回憶錄  北京東方 2011

頁334  "......可歐美人在說No 的時候  肯定是一邊主張自己是正確的: 你必須給我資格  一邊鬥爭下去....."
我懷疑"資格" 是qualification "的誤會 這是說你必須把主張的條件等說清楚.....
proviso, caveat, qualification


河合隼雄『中空構造日本の深層』




20007.8.6
日本人的傳說與心靈
•河合隼(ㄓㄨㄣˇ)雄著:廣梅芳譯,台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范作申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附索引)


內容簡介
浦島太郎打開從龍宮帶回來的玉箱子,竟搖身一變成為白髮蒼蒼的老翁;獲救的白鶴化身為美麗的女子下嫁恩人,忍痛拔取身上的羽毛,織出舉世無雙的美麗布匹;不吃飯的賢慧妻子,原來是頭上長著血盆大口的山姥姥,一口氣吞下了三十三個飯糰。你是否想過,透過這些饒富淒美風情或神祕想像的日本民間故事,如何展現日本人的心理結構?

每一個民族、文化和地區,自古以來都代代流傳各種有趣的傳說及童話。直到近代,榮格心理分析學派深入剖析童話故事的象徵內涵,才藉由這些故事洞察人類心靈的深層結構。本書作者河合隼雄是日本第一位榮格心理分析師。他年輕時正逢日本戰敗,讓他一心嚮往西方文化,對日本傳統文化憎恨不已。他1959年赴美, 1962年到瑞士學習心理分析,才發現自己的文化之根。原本,他把「格林童話」當作標準版本,相較之下,日本童話好像沒什麼意義;後來他花了很多時間,才發現日本童話反映的是日本人獨特的心靈結構,跟西方心靈很不一樣。例如「空」的概念,在西方故事中很少見,卻是東亞文化心靈的深層核心。

本書是河合隼雄的代表作品之一。他以獨創方式解讀〈浦島太郎〉、〈鶴妻〉、〈煤炭富翁〉等許多精采的日本民間傳說,與世界各國故事進行橫向比較,分析人類普同的潛意識深層心理。另一方面,他以全書各章的故事演變,串連出縱向連結:在第一章〈黃鶯之居〉中懷抱著怨恨而離去的女性,化身為第二章〈不吃飯的女人〉捲土重來,在〈異類女性〉與〈有忍耐力的女性〉故事中展現犧牲忍耐的精神,最終在第九章〈有自我意志的女性〉中,開拓出完整的女性意識及全新的視野。日本社會的表層結構看來似乎是父權取向的威權社會,然而就其深層結構觀之,則是相當女性化的柔性社會。




繪本之力
河合隼雄 著/ 遠流 /2005.09.01出版
定價:220 元 /特價:85折! 187元
參考庫存:無
日本三大名人從各自的專業領域對談繪本的力量。曾經與村上春樹、吉本包娜娜,甚至幾米暢談創作的日本臨床心理學者,將教你如何由繪本中聆聽到音與歌看..



原來如此的對話

河合隼雄 /吉本芭娜娜 著/ 時報文化 /2004.10.25出版
定價:250 元 /特價:85折! 213元
參考庫存:有
擁有獨特感性文字的芭娜娜與知名臨床心理學家河合先生的溫暖對話。拋開「現在的年輕人真是難以理解!」的成見,以芭娜娜自我的的青春歲月,對照理解草..


佛教與心理治療藝術
河合隼雄 著/ 心靈工坊 /2004.10.14出版
定價:220 元 /特價:220元
參考庫存:有當河合隼雄1965年從瑞士學成歸國,成為日本第一位容格心理分析師時,他並不知道自己日後會深深迷戀佛教。從幼年起,他就對佛教抱著排斥的態度,因..


如影隨形-影子現象學

河合隼雄 著/ 揚智文化 /2000.06.03出版
定價:260 元 /特價:260元

 「消失吧!瞬間即熄的燭火,人生就猶如行走著的影子而已……」──馬克白。本書藉由探討榮格的「影子」概念,讓讀者由影子洩露的秘密中發現



 「消失吧!瞬間即熄的燭火,人生就猶如行走著的影子而已……」──馬克白。本書藉由探討榮格的「影子」概念,讓讀者由影子洩露的秘密中發現自己。影..


童年之惡
河合隼雄 著/ 成陽 /2000.05.01出版
定價:120 元 /特價:120元

 在現今時代中,有多少人的家在隱約中已經失去它的滋潤功能,有多少人的童年在苦澀中不再有亮麗的色彩,有多少人走在滿佈荊棘的成長路上?當成人們競..


小孩的宇宙

河合準雄 著/ 天下雜誌 /2006.06.30出版
定價:240 元 /特價:85折! 204元

河合隼雄以專業諮商經驗抽取童話故事的精神為線索,探索小孩心靈世界,教我們體會許多在生活中看起來普通、細微的情感,體會孩子充滿奧妙的宇宙,也是..


走進小孩的內心世界

河合準雄 著/ 天下雜誌 /2005.05.18出版
定價:240 元 /特價:83折! 199元

面對千奇百怪的教養問題,身為父母的你,是否曾有不知所措的片刻?曾與村上春樹、吉本芭娜娜對談的河合隼雄大師,為現代父母指出48條走進小孩

有聲書爆發新生命/ 中國個人出版離春天還遠 數位書房-深度報導找到新平台 (周易正)

$
0
0

2013年 08月 13日 07:31

有聲書爆發新生命
數字革命或許已給印刷業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但它推進有聲書的爆發式增長,通過其他意想不到的方式提高了人們的文化水平。

有聲書曾經是一種靜態、小眾的東西,供發燒友們租借笨重的磁帶或CD在上下班通勤時聽。現在它已經變得大眾化。近幾年其銷量實現了兩位數增長。數字技術的變化擴大了潛在聽眾群體,任何人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機,都是這個群體的一員。

與 此同時,出版商投入六位數的資金制作由數十位朗誦者誦讀的豪華作品。一些有聲書制作商借助Netflix的模式,已經開始試驗專為制作有聲作品而寫的原創 作品,既有演員齊全(full-cast)、帶音樂和音效、按老式廣播劇風格制作的改編劇,也有青少年小說、驚險小說、科幻史詩系列等。
 
 
數字創新改變的不只是有聲書的創作、包裝和出售方式,它也開始改變讀者消費文學的方式,培育了一批新的文學愛好者。在這些愛好者看來,朗誦圖書和文本圖書 是互通的。去年,制作並零售有聲書的Audible公司發布了人們期待已久的一項同步功能。利用這一功能,愛書人可以在電子書和數字有聲書之間無縫切換, 撿起同一句話繼續閱讀,不差分毫。到目前為止,身為亞馬遜(Amazon)旗下公司的Audible已將大約2.6萬種電子書搭配了專業朗誦。該公司一個月新推有聲書1,000多種,最終目標是推出接近10萬種。

Audible創始人、CEO唐•卡茨(Don Katz)說:“我們在接近一群無視介質、不去考慮文本、視覺、聽覺體驗之區別的消費者。”他說:“他們關心的是故事,而故事就在那裡,你想它是什麼樣子它就是什麼樣子。”

有 聲書已經從1997年4.8億的零售額膨脹為一個12億美元的產業。據有聲出版機構聯合會(Audio Publishers Association)數據,2011年網絡下載有聲書銷售量較2010年增長了近30%。現在點一下手指就可以把有聲書下載到智能手機上,價格常常跟 電子書一樣。

 

 

數字與人

個人出版離春天還遠


兩年多以前,我和一群同好一起做了一本書評類讀物,名字叫《數字時代閱讀報告》。我們是一群對閱讀數字媒體書籍都有興趣的人,讀物的內容都是數字媒體書籍的書評。
雖然我一直不願意用“雜誌”兩個字來形容它,但其實它和一本雜誌已經很像了:基本上每兩個月一期,至今已經做了十二期。這些同好雖然都是中國人,但可以說具有全球視野:因為散落在全球各地,有些人我至今未曾謀面。
這本讀物以PDF的形式出現——這在我看來,事實上就是一種“刊物”,不過它的影響力很小——這年頭讀書的人委實不多,更何況還只是聚焦“數字媒 體”這樣一個細分領域;還是書評這樣的形式。去年在朋友的幫助下,我們還為這本刊物做了一個app,成功登陸蘋果的App Store。但後來這個app的程序出了點問題,也就不了了之了。
無論是影響面過小,還是app的夭折,大概都和這本讀物沒有商業意圖有關;也和組織上太過散漫有關(遠程合作的效率總體上而言並不高),作者也都是 出於興趣、不拿稿酬。不過這至少意味着:個人出版(數字)在執行流程上完全是可操作的。這意味着如果要想出版一個刊物,已經不需要再依賴某個出版機構甚至 某個媒體了。
微博上的“紅人”、天使投資人薛蠻子今年2月搞了《蠻子文摘》,也是一種個人數字媒體出版物。只不過和我們這種同仁刊物有一搭沒一搭的做派不同, 《蠻子文摘》不僅有蘋果的iOS版本,還有安卓(Android)版本;幾個月之前還搞了一次版本升級。據我所知,他背後的技術團隊是一個名為“極閱” (jiyue.cc)的創業團隊,專門從事數字出版。
近日,一個知名度比薛蠻子更高的紅人也做個人出版了,韓寒推出了app《ONE一個》。這是個由《獨唱團》(韓寒曾經主編的雜誌)成員與騰訊合作推 出的互聯網產品,主要的運作方式是綁定手機、以app的形式吸引下載;每天由一位作者給讀者寫一篇好文章、一組好圖片;讀者也可以通過這個平台隨便問誰一 個問題,《ONE一個》的編輯團隊會幫你問這個人並搜集答案。韓寒在微博上宣告這個數字媒體的誕生,受到了極大追捧:兩條與該App有關的微博總計獲得了 將近8萬的轉發,為之叫好的人也不在少數。
這些跡象表明,“個人出版”在中國至少可以說是有可能了:因為它繞過了現行的管理體制。
就紙質出版而言,當局的監控是非常嚴密的。這可以對比下韓寒更早時曾經想做的紙質雜誌《獨唱團》。在僅出版了第一期後,韓寒就在博客上證實:《獨唱 團》已經無限期停印。此外,還有環保人士劉福堂涉嫌非法出版被起訴的官司,2012年10月海口市龍華區法院開庭審理劉福堂案,這位環保行動分子因涉嫌用 香港書號出版環保話題的圖書,並銷售或贈與他人,被控犯有“非法經營罪”。
在數字出版上,監管的範疇則顯得相對模糊。在2011年3月正式公布的《出版管理條例》中,網絡出版物並沒有被納入“出版物”的範疇,它成為與報 刊、圖書、音像製品不同的存在;即使與電子出版物也有不同,體現在後者是有形出版物(有具象載體的)。對於電子出版物,律條有明確的界定:“是指以數字代 碼方式將圖文聲像等信息編輯加工後存儲在磁、光、電介質上,通過計算機或者具有類似功能的設備讀取使用,用以表達思想、普及知識和積累文化,並可複製發行 的大眾傳播媒體。媒體形態包括軟磁盤(FD)、只讀光盤(CD-ROM)、交互式光盤(CD-I)、照片光盤(Photo-CD)、高密度只讀光盤 (DVD-ROM)、集成電路卡(IC Card)和新聞出版署認定的其他媒體形態。”
除《出版管理條例》,其他法律對“網絡出版物”大多語焉不詳。比如新聞出版總署的《出版物市場規定》和《出版經營許可證》兩份部門的官方文件中,對“出版物”的外延界定中都還沒有涉及“數字出版”和“網絡出版”。
這種“空白”也體現在管轄部門的不確定上。就目前的狀況,生產一個app似乎並不需要獲取什麼許可證或遵循某種監管條例。過去對網絡出版物的監管, 主要通過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網絡內容服務商)備案,獲得ICP經營許可證以及各種業務單列的許可證(比如視頻、BBS)等。這些政策並不適用於app時代,之前網 絡出版物主要是以“網站”這種形式出現的。一個重大區別就是,網站內容是可搜索而且易搜索的,而對app的內容顯然很難做到。
法律上的模糊地帶的確讓個人數字出版有了一定的操作空間,但它會否就此迎來大發展呢?我的結論是“不好講”。個人(小團隊)出版雖然在技術操作上是可行的,但離春天還遠着呢。
首先是營銷成本高企。製作app的成本固然在逐年下降,但要想讓別人知道你的app也在變得越來越困難。根據應用商店數據分析公司Distimo的 統計,目前iOS上支持iPhone的app已經高達60萬個(還有支持iPad的26萬個);安卓平台上光一個谷歌應用商店,就已經有50萬個應用。這 個形態和桌面互聯網上的網站非常像:做一個網站也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要想讓人知道這個網站,那將是成本巨大的事。互聯網監測公司Netscraft的數 據顯示,截至今年5月,全球獨立域名網站數量超過5.55億個,中國則有300萬個。
我所知道的一位專欄作者,把自己的專欄彙集起來做了一個app。這位專欄作家有相當的名氣,他迄今仍是某國際性財經媒體的明星專欄作家。不過相對於 薛蠻子、韓寒而言,他有着3萬多粉絲的微博帳號充其量是小號;他也沒有動員多大的資源來做推廣。這個app迄今仍然是免費,但過去2個月的下載總量僅以千 計,雖然他個人認為這還算正常。
其實,即使是出現在蘋果、谷歌應用商店裡的App,其實也滲透着監管層的力量。比如香港有一份名為《陽光時務》的app出版物,它是一本以時事內容為主的電子刊物,由陽光國際傳媒集團出版發行,該集團還擁有陽光衛視這一品牌。然而,大部分內地用戶無法找到這個app。
事實上,任何一個應用商店都做了用戶賬號的分類,大多數內地用戶使用的都是中國內地區賬號,只能看到“大陸地區”的應用商店。類似於《陽光時務》這 類的應用,被屏蔽於“大陸地區”之外。換言之,即使是在app的世界,同樣也有“牆”的存在。這無疑又為獨立刊物app到達目標人群,人為地增設了障礙。
事情於是就變得微妙起來:要麼你做的東西沒什麼人知道;要麼做大了會被“注意”到甚至被“牆”。監管的力量雖然在app的世界裡相對薄弱得多,但決不會到達放任的階段。技術上而言,如果能屏蔽桌面互聯網上的網站,那麼屏蔽移動互聯網裡的內容也不是不可能。
最後一個障礙就是商業因素。目前看,閱讀類app的贏利模式主要有兩種:收費制或者廣告策略。這兩條道路目前都尚未有特別成功的例證。對於個人小團隊而言,這將更為艱難。中國用戶的免費觀念早已被證明是根深蒂固,對內容收費的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通過廣告來實現營收也不見得容易,美國科技博客Business Insider今年10月在一份名為“The State Of The Internet”報告中稱:移動廣告市場在前五年內的收入增速遠遠低於電視和互聯網。這家機構經過計算還得出另外一個結論:桌面互聯網上的網頁廣告轉化 率是移動廣告轉化率的10倍。廣告轉化率(conversion rate)是指通過點擊廣告進入推廣頁面並形成消費的點擊量佔總點擊量的比例。因此,對移動廣告市場的增長前景不宜過度樂觀。
魏武揮為新媒體觀察者、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教師。






轉載中國時報

數位書房-深度報導找到新平台

  • 2011-08-27
  • 新聞速報
  • 【周易正(行人文化實驗室總編輯)】

 儘管現代社會追求速度與效率,新聞報導日趨輕巧短小,有心人仍開拓了新的出版模式,讓具有深度報導能力的優質作家,找到發聲空間。
 《紐約時報》研究員比爾頓(Nick Bilton)曾說過一則小故事:他朋友的表妹有一次跟他借電腦要查新聞,大家以為接下來會看到BBC或者CNN的網頁,沒想到電腦一打開,她上的網站是Facebook。這位表妹說:「這就是我的新聞。」
 這個例子非常具有象徵性,標示了「新聞」意義的改變。一方面,新聞不再專指由專業人士寫出來的報導;另一方面,「新聞」的定義也改變了:我們的朋友現在在哪裡吃飯、在聽什麼音樂,都算一則「新聞」。
 無論這個變化帶來哪些優缺點,新聞篇幅變短似乎是全世界的現象。過去動輒4000字到5000字的文章已經很難見到,長篇深度報導幾乎就 此絕跡。不過,仍有一群人,對於長篇閱讀、深度報導充滿熱情,希望藉由新的平台或營運模式,找回現在看來相當「傳統」的閱讀樂趣。
 Byliner專攻深度報導▉byliner.com
 今年4月,《阿拉斯加之死》(天下遠見)作者強.克拉庫爾(Jon Krakauer)發表了一篇名為〈三杯騙局〉的長篇文章,內容揭露《三杯茶》(馬可孛羅)作者摩頓森慈善縮水的內幕。克拉庫爾曾捐款給《三杯茶》的相關 基金會,後來發現《三杯茶》許多內容與事實不符,基金會的善款也有問題,例如基金會自己曾經用零售價買過上萬本《三杯茶》,等於是將「善款」洗成「版 稅」。這篇充滿話題性的文章,成為美國新聞節目《60分鐘》的主題,經過追縱調查和報導後,讓這場慈善造假的爭議,發展成全球注目的國際新聞。
 同樣令人注意的是,克拉庫爾發表這篇文章的場所,不是在《紐約時報》或《紐約客》這類傳統刊載深度報導的媒體,而是在一個名為 Byliner的網站。Byliner是一家出版公司兼社交網站,由《Outside》雜誌前任編輯泰曼(John Tayman)所創,專門出版「比書薄、比雜誌長」,篇幅約在10,000字到35,000字之間的非文學性、深度報導作品。除了創業作《三杯騙局》之 外,Byliner還陸續出版了福島核災深度調查、美國內戰的起源、紐約第一位女偵探等非文學故事。
 Byliner的書籍主要以電子書型式出版,部分作品也提供有聲書版本或隨選列印功能。電子書主要透過Amazon銷售(雖然也提供 Apple store和Google的購買方式,但目前台灣只接受Amazon),所有書籍定價都不超過3塊美金。無論閱讀器是使用iPad、Amazon Kindle或新推出的Kindle Cloud,讀者購買之後,檔案會自動出現在Kindle程式的頁面上。除了出版,Byliner網站還會推薦各種人文科學類文章以供閱讀,成為另外一種好作家好文章的聚集討論點。覺得短文太輕薄無法滿足,喜歡享受讀完一篇文章至少要花半小時的讀者,會發現這裡充滿樂趣。
 Atavist報導永不過時▉atavist.net
 另一家數位出版公司Atavist,同樣專門出版非文學性深度報導作品,文字篇幅也設定為「比書薄、比雜誌長」。但相較之 下,Atavist比較有「未來感」,每本書同時都附有完整的有聲書,聆聽時,頁面會隨著聲音檔移動,聲音與文字能準確同步。有些作品還搭配了一些簡單的 圖片,例如事件發生的地圖跟年表;讀者可以看到其他人對書的評論,也可以將書的部份內容分享到社群網站。Atavist公司強調,他們的報導文學都經過事 實查證(該公司內部配有「事實核查員」),如果出版後有新的訊息資料出現,文章也會跟著修改,讀者永遠不會讀到過時的作品。
 Atavist目前的出版品主題包括:數位科技在埃及革命中的角色、歐巴馬如何在6個月內贏得選舉、《Wired》雜誌專欄作家追溯自己母親情人的故事,還有知名自然作家追蹤螞蟻的故事等。Atavist的銷售管道也是從Amazon到Google都有,但要擁有上述的多媒體功能,則只能在iPad上購買,雖然要比其他通路多花一美金,但多媒體的附加價值還是相當值得。
 面對變化的世界,許多人都希望能把過去優秀的媒體精神留下來。Byliner與Atavist兩家新的出版服務平台,都希望找到新的發表與盈利模式,讓具有深度報導能力的優質作家,找到新的發聲空間。
 身處在閱讀輕薄化的時代,我們非常樂見新舊出版社找到新的模式,挑戰既有的「書籍」型式與觀念,提供不同的閱讀體驗。不過,正如一位評論 人所說,或許我們缺乏的不是可供長篇閱讀的優質文章,缺乏的其實是可以讓我們閱讀這些文章的時間與空間。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比書薄、比雜誌長」的概念 已經算是一種與時代的妥協,但能否讓讀者在閱讀社群網站龐大的資訊流之餘,還有力氣閱讀「長篇」文章,這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戰。

孫康宜著《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詞與文類研究》

$
0
0

 2007-2008貼文

孫康宜著,《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語詞人風格》李奭學譯,聯經出版社,1994年



■作者簡介: 孫康宜教授係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古典文學博士,嘗負責該校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目前擔任耶魯大學東亞語文學系主任。  


■內容簡介: 詞 興起於李唐一代,大盛於趙宋之際。本書論述其間五十大名家,一窺詞體演變與詞人風格堂奧,發現兩者實為表裡,正是詞史推移的動因,而詞體又是新美學與新文 化的產物,其意義恆存在於其變動不居的演化過程,至於文人詞與通俗詞的分合,換頭與詞長等形式問題,本書更是多方推敲,闌幽發微。所謂風格批評,典範薈萃 於茲。


在文辭上,領字或用在一字之首,領起下文;或處於兩韻之間的詞意轉折處,承上啟下, 使上下句語結合,起過渡或聯繫的作用。」


以資訊科技作為宋詞領字研究方法探討
第六屆詞彙語意學會議,廈門大學主辦,2005年4月21-22日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羅鳳珠 gefjulo@saturn.yzu.edu.tw
關鍵字:領字、宋詞、詞譜
摘要: 領字又名虛字、襯字、一字豆、一字領、領格字等等,


孫康宜《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語詞人風格》:「我相信「領字」最關緊要的功能,在其巧妙結合了不同的因素,……包括:(一)俚俗與文學語言;(二)層次繁複的「詩之動作」(poetic act);(三)達意與意象上的對應體(the expressive and imagistic counterparts)」(同註十九,頁156) 在「表出詩之動作」部分,孫康宜以柳永詞為例,進一步論述:「乍看之下,柳永的『領字』表出『詩之動作』的各個層面。細看起來,他還創造了另一類型的領字(例如「對」、「漸」等)可以關涉自然意象造成的感性意象。柳永最重要的藝術成就之一,就是把抒情和意象語謹慎的冶為一爐。即使像〈八聲甘州〉這一首小詞,我們也可以看到詞人兼用到二種『領字』:一種是直言情感的,另一種則利用意象語描述感性經驗。」(同註十九,頁158)



孫康宜更詳細的論述曰:「柳永首開『領字』風氣,在慢詞裡大量使用,往後的詞人又加以沿用,使之蔚為慢詞的傳統技巧。」(同註十九,頁150)孫康宜並舉韋莊〈荷葉杯〉:「記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識謝娘時。」李煜〈浪淘沙〉:「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為例,認為韋莊及李煜的小令偏好使用思緒動詞,已具備慢詞理領字的一般功能。(同註十九,頁157)

晚 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






孫康宜《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語詞人風格》:「我相信「領字」最關緊要的功能,在其巧妙結合了不同的因素,……包括:(一)俚俗與文學語言;(二)層次繁複的「詩之動作」(poetic act);(三)達意與意象上的對應體(the expressive and imagistic counterparts)」(同註十九,頁156) 在「表出詩之動作」部分,孫康宜以柳永詞為例,進一步論述:「乍看之下,柳永的『領字』表出『詩之動作』的各個層面。細看起來,他還創造了另一類型的領字(例如「對」、「漸」等)可以關涉自然意象造成的感性意象。柳永最重要的藝術成就之一,就是把抒情和意象語謹慎的冶為一爐。即使像〈八聲甘州〉這一首小詞,我們也可以看到詞人兼用到二種『領字』:一種是直言情感的,另一種則利用意象語描述感性經驗。」(同註十九,頁158)



孫康宜更詳細的論述曰:「柳永首開『領字』風氣,在慢詞裡大量使用,往後的詞人又加以沿用,使之蔚為慢詞的傳統技巧。」(同註十九,頁150)孫康宜並舉韋莊〈荷葉杯〉:「記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識謝娘時。」李煜〈浪淘沙〉:「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為例,認為韋莊及李煜的小令偏好使用思緒動詞,已具備慢詞理領字的一般功能。(同註十九,頁157)

詞與文類研究

《词与文类研究》孙康宣著,李奭学译


《词与文类研究》作者:(美)孙康宣著,李奭学译
出版社:北京大学2004-9-1出版
丛书:文学史研究丛书




本書的觀念架構系以詩體的發展為主,所標舉的文體研究系建立在兩個基設之上︰其一,詩體的演進乃時代新美學與文化觀的反應;第二,詩體的根本意義植基于其恆動的演化史上。本書重點在處理詞史早期大約二百五十年的時間範疇希望能借此彰顯詞獨特的結構原則。

本書的骨干圍繞詞的兩個層面撐起。首先,就詞的整體性而言,我們必須從其獨特的形式(如平仄與分片的原則),從其結構(亦即構詞方式),或從其功能(如 主、客體的關系)來分析。其次,追蹤分析文類發展的歷時性面向,從“史”的觀點追索歷代大詞家之間的聯系。“詞”是通俗文學直接瀹啟下的產物,在發展成 “體”之前,乃為通俗曲詞或娛眾佳音。而詞人不斷把通俗曲詞化為文人詞的努力,在詞體的發展史上亦轍跡分明。本書第一章主要論點在此。接下來研究了五位大 詞家,都是詞史早期的代表人物︰溫庭筠、韋莊、李煜、柳永與蘇軾,從中窺見詞的發展過程。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词源新谭;第二章,温庭筠与韦庄;第三章,李煜与小令的全盛期;第四章,柳永与慢词的形成;第五章,苏轼与词体地位的提升。

北大版自序
中文版序
謝辭
常引書目簡稱
前言
第一章 詞源新譚
一 詞人及其文化環境
二 文人詞與通俗詞的風格異同
三 一種新詩體的建立
第二章 溫庭筠與韋莊
——朝向詞藝傳統的建立
一 詞的修辭學:弦外之音與直言無隱
二 從詩到詞:模仿與創作
三 通俗曲詞的影響
第三章 李煜與小令的全盛期
一 抒情感性探本
二 李煜的風格演變
三 “詞之距離”的藝術
第四章 柳永與慢詞的形成
一 慢詞:一種新興的詞體
二 柳永與通俗傳統
三 柳永的慢詞詩學
四 柳詞論衡:一個新的觀點
第五章 蘇軾與詞體地位的提升
一 從宏觀角度看柳永迄蘇軾的詞史
二 詩詞之辨
三 抒情心靈及其想象世界
結語
附錄一 敦煌慢詞二例
附錄二 北美二十年來詞學研究
——兼記緬因州國際詞學會議
附錄二 柳是徐燦的比較: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
一 柳是青樓伎師傳傳統
二 徐燦與名門淑媛傳統
三 結語
譯後記
參考書目


本書的簡體字版能在北京大學出版社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林載爵先生的幫忙和北大陳平原教授的推薦。同時,本書譯者李爽學博士自從多年 前與我合作以來,一直繼續支持我在古典文學方面的研究,其熱情始終不渝,令人感動。現在趁著這次出簡體字增訂版的機會,我願意再一次向他表示由衷的謝意。 此外,近年來我開始研究女性詞人的各種抒情的聲音和風格,所以我一向感到興趣的文類(genre)問題也自然就和性別(gender)的層面結合起來了。 因此,我特別就在本書的“附錄”里加上一篇與這個主題有關的近作:《柳是和徐燦的比較: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原作是一篇英文論文,由台灣的謝樹寬女士 譯成中文)。在此我要特別感謝《中外文學》的主編授權予以轉載這篇譯文。

應當說明的是,本書的英文版早已于二十二年前(即1980年)就在美國出版了。過了這麼多年,還有人願意出版它的中譯本,完全不嫌它過時,我自然深受感 動。但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有些顧慮。從目前的詞學觀點觀之,這本書里的有些思想無疑是不夠成熟的。例如,有關《花間集》的一些討論,今日看來,似乎還有商 榷的余地。尤其是90年代以來,台灣大學的著名訓詁學家張以仁教授出版了不少有關《花間集》和該序的研究,並指出了許多過去詞學者的錯誤,其論點尤見功 力。可惜70年代當我開始在美國從事詞體研究時,還沒有這些參考資料,無法受益于這些寶貴的研究成果。當時有關這一方面的閱讀材料實在有限,令我時時有一 種捉襟見肘的感覺。雖然如此,我還是希望能保留舊作的原貌——那畢竟代表了那個時代美國漢學研究和“文體研究”(genre study)的新方向。

最後,我要感謝上海的施蟄存先生,他是本書原著的第一位大陸讀者。還記得二十多年前,本書剛從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發行後不久,我就收到了從錢歌川先生處轉 來的施先生的一封來信,信中說他多年來一直努力于詞學研究,所以希望我能送給他一本那剛出版的英文書。我一向是施老的忠實讀者,他的來信因而令我喜出望 外。從此我與施老就成了中美兩地的忘年之交,而我也開始從他那兒得到了許多有關詞學方面的寶貴材料和靈感。

在本書北大版發行的前夕,我忽然很想念上海的施蟄存先生……,還有許多近的、遠的、更遠的、遠在天邊的讀者朋友們。

孫康宜
寫于美國耶魯大學
2002年3月11日

hc簡評

本書缺索引 或對照 (同頁中多近似語....)
來源說法不當
hypotactic, parataxis
翻譯造詞甚用力 太勉強

內容文章編排缺點也多



 ****

Yale East Asian Languages & Literatures > Faculty--

Kang-i Sun Chang July 2005 --詳細的英文 "學歷"-- "幾" 可成自傳 .....



悠遊於中西文學之間-訪孫康宜田新彬/ 訪談 pdf



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is of Love and Loyalism, by Kang-i Sun Ch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xx + 183. $25.00. 133 .孫康宜著,{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李奭學譯,台北:允晨文化, 1992

我對她冠夫姓的做法感到好奇 查Google等如何處理
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
KS Chang - 1991 - Yale University Press
參考 loyalist

這本翻譯書名和英文顯然有別
("中文版較之英文版來得完美"--p.7 其實這多少是溢美 最大缺點是沒有索引
我想中文發行者並沒克服許多處"注與內文不同頁"之問題 不過我發現該書沒機會再版 感到台灣書市-學界之蕭條 就不想多談翻譯上的優點和缺失.. )




以下是網路還可找到的資訊
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1992-02-01
商品條碼:9789579027571
ISBN:9579027579
販售資訊:最低 162元起... 三民書局完整資訊»




在陳子龍 (字臥子,西元一六○八~四七年) 的詩詞中,「情」為何物?「忠」又代表什麼?構成了本書的題旨。
陳氏生當動亂頻仍之際,對時代變革也有過人的反應。他的作品乃以想像在記錄日常經驗,同時 也是十七世紀中國文化史的重要見證。其人詩詞乃是重要瑰寶,惜乎學者讀者多充耳不聞。

「艷 情」又為其詞作重點,所寫尤其關乎詩人歌伎柳如是,他們之間過從 甚密,史有信徵。然而,傳統傳記家或為護持陳氏「儒門英烈」的名望,大多擱筆不談他和柳如是之間的情緣。以明、清學者常常徵引的《牧齋遺事》為例,對此便 多所扭曲。不過,陳寅恪的《別傳》一出,我們對陳氏的感情生活頓然有較深入的認識。
在陳子龍及其交遊眼裡,晚明嬋娟大可謂「情」與「忠」的仲介;心中佳人乃艷情的激勵,也是愛國的憑藉。胸中無畏,「露才揚已」,又是晚明人士理想的女性形象,也深合時代氛圍。晚明諸子絕少以為情忠不兩立。
上 述課題,陳子龍的詩詞多所關注。首先,他和柳如是情緣革新了情詞的方向,是「詞」在晚明雄風再現的主因。其次,陳子龍晚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愛國詩 ----掀露了中國人的悲劇觀:天地不全,人必需沉著面對命運悲歌,義無反顧。在「愛情」與「忠國」之間,詩人尤其要能夠掌握分寸。這種辯論性的「日後抉 擇」往往摧心瀝血。第三,陳子龍早年的情詞不但不是絆腳石,反而在晚年為他激發過力撼山河的憂國詞作,十分有趣。
從十七世紀以迄本世紀 初, 中國文學史更經歷了一場古典詩詞的文藝復興。筆者敢說詞體重振,陳子龍厥功至偉。陳子龍乃不世出之才,也是時代的代表,筆者想呈現在讀者眼前的就是這麼一 個人。陳子龍的詩詞大業是否成功,這得由讀者揣想評定。但是不容否認,他把「情」與「忠」這兩個不同的主題交織成為一體,也把前人傳下的風格與體式融通重 鑄,以便涵容新的內蘊。至於他的詩體革新的成效,仍然有賴讀者把脈評估。



出版社:Jing xiao zhe Xin hua shu dian
出版日:2004-09-01
商品條碼:9787301076347
ISBN:7301076347
本 書的觀念架構系以詩體的發展為主,所標舉的文體研究系建立在兩個基設之上︰其一,詩體的演進乃時代新美學與文化觀的反應;第二,詩體的根本意義植基于其 恆動的演化史上。本書重點在處理詞史早期大約二百五十年的時間範疇希望能借此彰顯詞獨特的結構原則。本書的骨干圍繞詞的兩個層面撐起。首先,就詞的整體性 而言,我們必須從其獨特的形式(如平仄與分片的原則),從其結構(亦即構詞方式),或從其功能(如主、客體的關系)來分析。其次,追蹤分析文類發展的歷時 性面向,從“史”的觀點追索歷代大詞家之間的聯系。“詞”是通俗文學直接瀹啟下的產物,在發展成“體”之前,乃為通俗曲詞或娛眾佳音。而詞人不斷把通俗曲 詞化為文人詞的努力,在詞體的發展史上亦轍跡分明。本書第一章主要論點在此。接下來研究了五位大詞家,都是詞史早期的代表人物︰溫庭筠、韋莊、李煜、柳永 與蘇軾,從中窺見詞的發展過程。

Graham Greene 么妹 A Sort of Life1971 《小說家的人生》2006* Lord Rochester's Monkey1939

$
0
0
黃芳田《小說家的人生》A Sort of Life的譯文當然很可靠
缺撼是第220頁對 Lord Rochester's Monkey這本書標點符號錯誤

出版商是看 A Sort of Life 之後
才知道Graham Greene1939年寫這奇(詩)人奇事
我在2005年貼過一文


Rochester's most famous verse concerned King Charles II, his great friend. In reply to his jest that:
"He never said a foolish thing, nor ever did a wise one",
Charles is reputed to have said:
"That is true -- for my words are my own, but my actions are those of my ministers."
mien
  1. Bearing or manner, especially as it reveals an inner state of mind: "He was a Vietnam veteran with a haunted mien" (James Traub).
  2. An appearance or aspect.
[Alteration (influenced by French mine, appearance) of Middle English demeine, demeanor, from Old French, from demener , to behave. See demean1.]
━━ n.n. - 風采, 樣子, 態度日本語 (Japanese)風采(ふうさい), 態度.
n. - 物腰, 態度, 風采
Français (French)
mine, expression
Pepys' Diary: Wednesday 4 April 1660
The King: O, prisca fides! What can these be? Rochester: The love of wine and women.
The King: God bless your majesty!" new. Hhomeboy on Sun 6 Apr 2003, ...
Sober in govt….continued:
One of the better exchanges between Rochester and The King:
"Rochester:Were I in your Majesty's place I would not govern at all.
The King: How then?
Rochester: I would send for my good Lord Rochester and command him to govern.
The King: But the singular modesty of that nobleman-
Rochester: He would certainly conform himself to your Majesty's bright example. How gloriously would the two grand social virtues flourish under his auspices!
The King: O, prisca fides! What can these be?
Rochester: The love of wine and women.
The King: God bless your majesty!"
crest
The Family Motto is: "PRISCA FIDES" this translates to "Ancient Trust" and can
be traced to John Glassford Tobacco Lord. ...
ip·so fac·to (ĭp'sō făk') pronunciation
adv.

By the fact itself; by that very fact: An alien, ipso facto, has no right to a U.S. passport.
[New Latin ipsō factō : Latin ipsō, ablative of ipse, itself + Latin factō, ablative of factum , fact.]
September 15, 1974
A Martyr to Sin
By WALTER CLEMONS


LORD ROCHESTER'S MONKEYBy Graham Greene.

In the best known portrait of John Wilmot, Second Earl of Rochester, a pet monkey proffers a tattered page ripped from one of his master's books. The Earl, resplendent in silks, coolly awards the beast a laurel crown. "Were I...," Rochester wrote, "a spirit free, to choose for my own share/ what sort of flesh and blood I pleas'd to wear,/ I'd be a dog, a monkey or a bear,/ Or any thing but that vain animal/ Who is so proud of being rational."
For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Rochester's notoriety as the wildest of "the merry gang" of wits who converged at Charles II's court during the 1660's overshadowed his reputation as a poet. The poetry- skeptical, parodistic, obscene and scathing- was a rediscovery of the 1920's, though John Hayward's 1926 Nonesuch edition escaped prosecution only by being limited to 1,050 copies. A scholarly biography by Vivian de Sola Pinto (1935; revised as "Enthusiast in Wit," 1962) usefully related Rochester's libertinism to Hobbesian materialism- specifically to Hobbes's doctrine that sensory experience was the only philosophical reality. Pinto pitched his claims high: "If Milton is the great poet of belief in the 17th century, Rochester is the great poet of unbelief."
Professor Pinto's book hadn't yet appeared when Graham Greene, an unsuccessful novelist in his twenties, wrote a biography of Rochester 40 years ago. It was turned down "without hesitation" by his publisher, Greene told us in his 1971 autobiography, "and I was too uncertain of myself to send it elsewhere." The typescript has now been retriev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library, minimally revised and elaborately packaged by George Rainbird Ltd. of London in the format of Nancy Mitford's "The Sun King" and Angus Wilson's "The World of Charles Dickens."
"Lord Rochester's Monkey," it turns out, is Greene's best early work- a writer's book about a writer, with the vibrations of affinity we feel in Henry James's "Hawthorne" or John Berryman's "Stephen Crane." Greene, who had drawn the title of his first novel from Sir Thomas Browne- "There's another man within me that's angry with me"- responded to the discord between Cavalier and Puritan in Rochester's character, the extremities of debauchery and disgust, his personal elegance and appetite for squalor, the acrid blend of bawdry and moral fervor in his verses.
Rochester lived with extraordinary velocity. Son of a Cavalier general who had followed Charles II into exile, and of a strong willed Puritan mother, he presented himself at court at 17- "graceful, tho' tall and slender," according to an early account, "his mien and shape having something extremely engaging; and for his mind, it discovered charms not to be withstood." The next year he was in the Tower for having tried to abduct the heiress Elizabeth Mallet, whose guardians aimed to auction her in marriage to a higher bidder. Freed, he redeemed himself by bravery with the fleet against the Dutch, returned to be sworn a Gentleman of the King's Bedchamber and to elope with Elizabeth Mallet, this time successfully, when he was 19.
Of the tradition that he "was very barbarous to his own lady, tho' so very fine a woman," Greene observes that "infidelity was the full extent of his barbarity. A love story... may have lain hidden between these two young, witty and unhappy people." As he veered between country and court, Rochester's inconstancy seems to have tormented him. More than one letter to his wife is filled with tender regret: "I myself have a sense of what the methods of my life seem so utterly to contradict..."
Rochester told the historian Gibert Burnet that "for five years together he was continually drunk; not all the while under the visible effect of it." He was repeatedly banished- and as often recalled- by the King he scurrilously lampooned. Drink made him "extravagantly pleasant"; it also led to disgraces like the smashing of the royal sundial and the brawl at Epsom in which his friend Mr. Downes was killed. Greene plausibly links the most famous of Rochester's masquerades to the aftermath of the Epsom affray: he vanished from London and a mysterious Dr. Alexander Bendo- astrologer, diviner of dreams, dispenser of beauty aids and cures for women's diseases- set up shop on Tower Hill. "Dr. Bendo's" advertisement is one of the most dazzling virtuoso pieces of 17th-century prose. In its impromptu rush of quackery and Biblical cadences, its promises of marvels and its teasing challenge to distinguish the counterfeit from the real. Greene astutely notes "the cracks in the universe of Hobbes, the disturbing doubts in his disbelief, which may have been in Rochester's mind even in the midst of his masquerade, so riddled is the broadsheet with half truths."
Dating his poems is a snare, but Rochester's Songs and his best satires- "A Ramble in St. James's Park," the "Satyr Against Reason and Mankind," "A Letter from Artemisia in the Town to Chloe in the Country," "The Maim'd Debauchee"- all seem to have been written before he turned 29. Thereafter "an embittered and thoughtful man who would die in 1680 of old age at 33," he seldom appeared at court. In his last year he debated theology with the Anglican Gilbert Burnet and underwent a religious conversion, the authenticity of which was impugned when Burnet published his account of it but which Greene, like Vivian de Sola Pinto, believes to have been genuine. "The hand of God touched him," Burnet wrote- "but," Greene characteristically adds, "it did not touch him through the rational arguments of a cleric. If God appeared at the end, it was the sudden secret appearance of a thief... without reason, an act of grace."
Rochester is thus the earliest of Graham Greene's black sheep heroes, far more powerfully drawn than the protagonists of the novels Greene was writing at this time ("The Man Within," "Rumour at Nightfall," "The Name of Action"). Facets of Rochester's character will reappear in the dangerous Pinky in "Brighton Rock," the whisky priest, the remorseful husband in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the God-thwarted amorist in "The End of the Affair." At Rochester's funeral the chaplain preached an unusual sermon: "He seemed to affect something singular and paradoxical in his impieties, as well as in his writings, above the reach and thought of other men... Nay, so confirmed was he in sin, that he oftentimes almost died a martyr for it."
"Lord Rochester's Monkey," with a bibliography containing no item more recent than 1931, is going to catch hell from some scholars. Greene gracefully acknowledges Pinto's work ("I have no wish to rewrite my biography at Professor Pinto's expense") and sideswipes David M. Vieth's 1968 "The Complete Poems of John Wilmot, Earl of Rochest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As Mr. Vieth admits the attribution to a great many poems depends on subjective judgment, and out ears often differ... Rochester's poems from his death on became more indecent with every year, and I have the impression that Mr. Vieth is inclined to prefer the hotter versions." But 40 years' work on the dating and ascription of Rochester's writings (by Pinto, John Harold Wilson, James Thorpe, Frank H. Ellis, Vieth and others) has left Greene in a number of unprotected positions.
Four out of five verse citations on a single page, during a discussion of Rochester's marriage, are now pretty reliably believed not to be Rochester's. Misdating a letter blunts its fine edge of sarcasm: when Rochester wrote, "My passion for living is so increased that I omit no care of myself... The King, who knows me to be a very ill-natured man, will not think it an easy matter for me to die, now I live chiefly out of spite," it now appears he was not referring to the false report of his death in 1678 but to the King's premature appointment, three years earlier, of Rochester's successor to the lifetime post of the Ranger of Woodstock Park. When Rochester wonders at the enmity of the Duchess of Portsmouth, Greene remarks, "He had forgotten 'Portsmouth's Mirror'" -a poem containing allusions to events after his death.
These lapses disfigure the book but cannot wreck it. Greene's intuition of character yields insights that academic caution might prohibit. He is at his keenest in a chapter on Elizabeth Barry, the London actress who bore Rochester a daughter remembered in his will. Her fellow players despaired of her; she had "not a musical ear" and could not master the declamatory tragedy-queen style. Undertaking her training on a bet, Rochester "caused her to enter into the meaning of every sentiment... and adapt her whole behavior to the situations of the characters." (Professor Pinto loses his head and tells us "we can see here the beginnings of a new art of the theatre that was to culminate in the naturalistic drama of Ibsen, Shaw and Chekov.")
Mrs. Barry became one of the great actresses of her time, unequalled in the art of exciting pity, Colley Cibber said. And notorious offstage, Greene adds, for her combination of immorality and coldness. Thirty-four undated letters to "slattern Betty Barry" exist in print, though not in manuscript. Greene shifts these into a pattern of his own, speculating that she inspired the famous lyric "An age in her embraces past/ Would seem a winter's day"- with its piercing observation that while pleasure may be mistaken for true love, "pain can ne'er deceive." It is a convincing feat of historical imagination. Greene's claim for his Rochester is justified: "So complex a character can be 'dramatized' (in James's sense) in more ways than one. The longer I worked on his life the more living he became to me."
Walter Clemons is an editor of Newsweek.
side・swipe
sideswipe (REMARK)
noun [C]
a remark attacking something or someone made whil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else:
During her lecture on her discoveries, she made/took several sideswipes at the management.
━━ n., v.横なぐり(する); ことのついでの非難.sideswipe (HIT) Show phonetics
verb [T]
to hit on the side:
The motorcycle turned the corner too quickly, and sideswiped a car coming towards it.

at the expense of sb (ALSO at sb's expense)
making another person look foolish:
Would you stop making jokes at my expense?
cadence n.(詩の)リズム; (声の)抑揚; 【楽】終止法.
rang・er

━━ n.歩き回る人; 騎馬パトロール隊員; 〔米〕 森林警備隊員; 〔英〕 御料林監視官; 〔米〕 (普通R-) 特別奇襲隊員; 〔英〕 ガールスカウト(Girl Guides)の最年長組の少女.
ranger oneself (結婚などで)身を固める; 味方する ((with)).
━━ n.(か)け(金,の対象); 有力候補; 期待に添うもの; 〔話〕 予想; 意見.
one's best bet 最も確実なこと.
hedge [cover] one's bets 2度賭けをする.
━━ v.(~(・ted); -tt-) 賭ける ((on, against)).
bet one's boots [bottom dollar, shirt] on (that)  〔話〕 …を確信する, 間違いなく…だと思う.
I ('ll) bet 〔話〕 間違いない; 〔反語〕 ほんとかなあ.
You bet! 〔俗〕 きっと; 〔米俗〕 どう致しまして.
You bet? きっとか.

-----
 http://en.wikipedia.org/wiki/Berkhamstead

Famous people born in Berkhamsted include the novelist Graham Greene (1904–1991), whose father was headmaster of Berkhamsted School, which Greene attended. One of Greene's novels, The Human Factor, set there and mentions several places in the town, including Kings Road and Berkhamsted Common. In his autobiography, Greene wrote that he has been moulded in a special way "through Berkhamsted". Greene's life and works are celebrated annually during the last weekend in September with a festival organised by the Graham Greene Birthplace Trust.[40]

小說家的人生
A Sort of Life
類別: 文學小說
叢書系列:藍小說
作者:格雷安‧葛林
Graham Greene
譯者:黃芳田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6年

「才華洋溢對整個世代發言的大作家」──亞歷‧堅尼斯
「寫《小說家的人生》……有如做心理分析。我在時空裡做了一趟漫長旅程,自己也成為我筆下的人物之一。」──摘自葛雷安‧葛林與瑪麗-芙蘭絲瓦絲‧亞蘭的對話。
「很美妙地觀察並書寫了他的人生背景。我對他比以前更加欣賞──熟練的技巧與簡練文字;他灌注的興奮感不僅限於敘述裡,而是所有字句之中,使得文字自行產生出跳動節奏與文采。」──《觀察家》
「親切宜人之作,一本和婉的書,出於一位傑出者之手,但他卻刻意要表現出自己並非特別傑出……他的確名副其實。」──《每日電訊報》

內 容 簡 介
《小說家的人生》主要寫他的童年與啟蒙歷程,時間放在1910~1920年 代的英倫,騷動不安的年代與痛苦的童年求學交錯著,少年葛林並不快樂,逃離學校的欲望就像他後來人生一連串逃離的開始,如果呼應葛林曾說的「童年是小說家 的存款」這句話,讀者從這本書就能想像葛林從童年源源不絕提出的巨額存款會是什麼光景。寫作這一段生命時光,據葛林自己說相當艱難,他曾經因為想寫篇關於 學校的小說,重訪小學現場,結果因為受不了重溫這些年的生活所受的精神折磨而放棄,並寫道:身處剛果的痲瘋病患聚居地,都比年少時待過的小學好過。
但是即便這麼的煎熬,葛林果然是葛林,就像他對諾門雪莉教授寫作他的傳記時唯一的要求:「沒有謊言,記錄到我死的那一天。」他對自傳的寫作想法是既尋常也非比尋常:

在 六十六年的人生歲月裡,我花在虛構人物與真實男女身上的光陰幾乎一樣多。說真的,雖然我很幸運擁有為數眾多的朋友,但卻不記得任何朋友的趣聞軼事,不管他 們是名人還是惡名昭彰的人──我能依稀記得的故事就是我寫過的那些故事。 那麼我紀錄這些往事點滴卻又為何呢?這就跟造就我成為小說家的動機差不多:渴望把紊亂的經歷理出一點頭緒來,同時也出於深切的好奇心。據那些神學家教導 說,除非我們多少學會先愛自己,否則無法去愛別人,而好奇心也是初始於家裡的。──引自格雷安葛林所著《小說家的人生》 (A Sort of Life,1971)

閱讀這樣的作家人生,讓我們重新想見那樣的美好時光:那時候作者還不被視為出版行銷的一環,但是,他們是我們這些讀者人生重要想法的一環。
作 者 簡 介
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
生於一九○四年。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畢業之後,在《泰晤士報》做過四年副編輯。他的第四本小說《史坦堡特快車》使他聲譽大起。
除 了寫出很多本長篇小說外,葛林也寫了好幾本短篇小說集、四本遊記、六齣舞台劇、三本自傳──《小說家的人生》、《逃避途徑》、《我自己的世界》(出版於他 逝世之後)──兩本傳記以及四本童書。他也為報章雜誌寫過幾百篇雜文、影評、書評,有些收錄在《沉思錄》和《黑暗中的早晨》文集裡。他寫的長篇和短篇小說 很多都拍成了電影,其中《黑獄亡魂》還寫成電影腳本。葛雷安‧葛林曾獲功績勳章以及榮譽侍從榮銜。一九九一年四月去世。

譯 者 簡 介
譯者簡介
黃芳田,台灣高雄市人,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曾任職教師、文字記者、自由採訪記者、專欄作家,現居香港,以翻譯為業。譯有《印度沒有句點》、《香港》、《蕨樂園》、《可以這樣老去》等。
著有:《辭職去旅行》、《筆尖下的鏡頭》、《踏著音符去旅行》、《追蹤奧德賽》、《in italiano中文補充教材》。




A sort of life [Hardcover]

Graham Greene (Author)

Product Description

Graham Green was born into a veritable tribe of Greenes - six children, eventually, and sic cousins - based in Berkhamstead at the public school where his father was headmaster. In A SORT OF LIFE Greene recalls schooldays and Oxford, adolescent encounters with psychoanalysis and Russian roulette, his marriage and conversion to Catholicism, and how he rashly resigned from The Times when his first novel, THE MAN WITHIN was published in 1929. A SORT OF LIFE, like its companion volume, WAYS OF ESCAPE, combines reticence with candour and reveals, brilliantly and compellingly, the genesis of a life lived and an art obsessed by 'the dangerous edge of things. . the narrow boundary between lovalty and disloyalty, between fidelity and infidelity, the mind's contradictions, the paradox one carries within oneself'. --This text refers to the Kindle Edition edition.


Product Details

  • Hardcover: 220 pages
  • Publisher:Simon and Schuster (1971)
  •  
  •  
  •  
  •  
  •  

    A muse on the tides of history

    Elizabeth Dennys
  • theguardian.com,
There are people with whom one immediately feels a rapport, the certainty that one will know them forever. So it was with Elisabeth Dennys, who has died aged 84, as she stood in the doorway of her Sussex house one morning in the autumn of 1988. She was in her mid-seventies, but could have been far younger: tall, slim, with that smile and blue, exophthalmic eyes characteristic of the Greene family.

I was visiting to look at her brother Graham's papers for an edition of his letters to the press. We talked about many things, and the files of Greene's papers spread across the floor. Pepper, my dog, had no idea of the value which Greene's handwriting conferred on them; it seemed that they were spread about for her comfort, and she promptly sat down. I was mortified, but Elisabeth beamed - her smile was magical, and it charmed people across the generations.

It was a shock, a few months later, to hear that she had suffered a stroke at the wheel of her car. One cannot imagine anything worse than the condition which she endured for 10 years after that. Able only to utter a few sounds, and unable to walk or to move one arm, she had an initial despair, but - as throughout her life - she regained a certain serenity. Her brother Graham's great friend, Yvonne Cloetta, maintains that he never got over the shock of her stroke, and that his own health deteriorated from then on.

Not only Graham's death in 1991 did she survive, but also that of her husband, Rodney, in 1993, after he too had suffered a stroke: he would manage to get from his wheelchair to bed each night and a nurse tucked them up together.

Born in Berkhamsted, Elisabeth was one of six children, several of whom became eminent in the diverse but overlapping worlds of fiction, broadcasting, climbing, medicine and the secret service. Ten years younger than Graham, she enjoyed an at first necessarily remote relationship with him.

Being the youngest, she became imbued with a certain power of observation and empathy: quietly, she was the rock on which many lives depended. After going to school at Downe House and taking a secretarial course, she joined MI6 at Bletchley in November 1938, and worked for Captain Cuthbert Bowlby until he became head of Middle East secret intelligence in Cairo, where she rejoined him in the autumn of 1941. On the convoy out, she and other women had to lock in his cabin the ship's libidinous skipper. Not that there was any doubting her passionate nature: as her great friend Rozanne Colchester, another MI6 wife, has said, Elisabeth was extremely attractive to men, and attracted by them.

Meanwhile, at Bletchley she had met the man, Rodney Dennys, who would become her husband after his great escape from under Nazi noses in Holland.

Unrecorded by Graham Greene's biographers is the fact that Elisabeth was in close contact with him again by the late-1930s. As Yvonne Cloetta records, he told her "il serait tombe amoureux de cette belle jeune femme seduisante si elle n'avait ete sa propre soeur."
 hewouldfall in love withthis beautiful youngseductivewomanif she had notbeenhis own sister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SIS engaging him and - more problematically - Malcolm Muggeridge as an unlikely double-act across Africa. Greene later dedicated The Human Factor to her, "who cannot deny some responsibility". As for his Sierra Leone experience, this brought him the material for his first big-selling novel,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and worldwide fame.

Elisabeth's war years were spent between Cairo and Algiers. She and Cuthbert Bowlby worked on evacuation plans for Cairo, and her letters to her mother were used by Michael Ondaatje as background for The English Patient. Her meeting again with Rodney Dennys was the stuff of romance. She had gone on a jaunt to an out-of-bounds section of desert by the Suez Canal and faced prosecution, from which he saved her: he pointed out that those who had reported her were also off-limits. In 1944 they began a very happy marriage.

Elisabeth, and the children who soon followed, travelled with Dennys from one MI6 posting to another - in Egypt, Turkey and Paris. In what seemed a surprising career move to some, Rodney left the secret service in 1957 to pursue a passion for heraldry, in the College of Arms. He and Elisabeth found and renovated a house which overlooks the Sussex Downs.
As their children (a son and two daughters, who survive her) left, Elisabeth went through a low phase. She had hopes of writing fiction set in Tudor times, but it would not work. In the summer of 1975, Graham Greene's secretary retired, and, in an inspired move, he suggested that Elisabeth take on the job.


The routine of his work in Antibes, Capri and Paris depended upon somebody to field the myriad inquiries and demands upon his time. Their minds were in perfect harmony, as she could tell what would attract him. He either taped letters for typing onto signed paper or dictated urgent ones over the telephone: concise, witty and masterly.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Graham Greene arranged for his annotated library and manuscripts to be sold to help the family pay for the young carers who looked after Elisabeth at home. These were invariably from Australia or New Zealand, and travelling in Europe: they fell under her great charm - often returning for another spell. There was one exception: on his last visit to England, Greene stayed at a bed-and-breakfast place nearby, and, as he thought, would put a more severe-minded person at her ease with tales of his smoking opium in Saigon: with no idea who he was, she wondered what sort of household this could be, and soon left.

A cherished memory is of Elisabeth ringing up after she had heard that Pepper had died. I could no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she was saying. That did not matter. Her spirit had always transcended words. In her work and her life, she never pushed herself forward, but her great kindness was built upon true strength and determination. No biographer can understand the brother she loved dearly without taking account of their relationship. Yvonne Cloetta gets it exactly right: she was struck by the similarity of their facial expressions, pleasant but firm, "avec une pointe d'ironie toujours presente. La complicite - pour ne pas dire la connivance - entre eux etait si flagrante qu'elle ne pouvait echapper a personne. Leur finesse d'esprit intuitive et discrete rendait les discours inutiles et superflus. Ils se comprenaient a mi-mots."

 "witha touch of ironyalwayspresentthecomplicity-. if nottheconnivance-betweenthem wasso obviousthatno onecouldescapetheirfinesseintuitiveand discreetspiritmade​​unnecessaryandsuperfluousTheytalk.. isincludedinmid-word. "

南懷瑾講述: 南懷瑾與彼得.聖吉

$
0
0

這本書的中國版有副標題--關於禪 生命和認知的對話
我從這本書得到的很少
知道太湖大學堂

2010年十月知道他們學習型組織的一位老師近日因從事中國所禁的法輪功而被禁足


南懷瑾講述: 南懷瑾與彼得.聖吉

  • 作者:南懷瑾
  • 出版社:老古
  • 出版日期:2006年10月03日
  • 語言:繁體中

一個西方管理學大師,為什麼要修習禪宗?為什麼對中國的儒釋道備加推崇?
西方管理學探索的共同基礎是什麼?
一個東方文化的行者,如何引導人們在科學領域實證?
東西文化開始匯流了嗎?
本書呈現南懷瑾先生與彼得 聖吉三次會談記錄,多次談及東西方文化交流與修行體悟,將為讀者帶來全新的視野。



【南懷瑾:真正的修行】

真正的修行不只在山上,也不只在廟裡,更在社會中。要在修行中生活,在生活中修行。有的人整天打坐,磕頭、撥念珠,修了好多年,可是習氣、煩惱依舊,性格、心態依舊、沒有任何改變,這不是真正的修行。

你的工作環境也是你的道場,你的壇城。無論你從事什麼職業,都要把你的修行融入到你的工作中,面對境界歷事煉性,對人煉心。要盡你的責任和義務,要盡心盡力地做好你所承擔的一切,要制心一處,用心去做每一項工作。

把你的服務對象視為父母眾生,一切為他們的利益著想,以真誠心對待每一個眾生,關心他們,幫助他們,理解他們,體諒他們,做眾生的公僕,全心全意地為他們服務。當你不求任何回報地去給予、去奉獻的時候,這就是你的修行,你會得到無比的快樂。你的事業、你的工作、你的一切都會順利。不要怕遇到違緣障礙,他可以歷煉你的心性,提高你的層次,增長你的智慧。

你的家庭就是淨土,就是你的寂靜處。要把你的淨土打掃得乾乾淨淨,佈置得清淨莊嚴,要任勞任怨的盡你的責任和義務,擦掉灰塵就是擦掉你的業障,掃除垃圾就是掃除你的煩惱。你的家人都是你的親人,都是你的父母眾生、兒女眾生,都是你的金剛道友,要關心他們,照顧他們,尊重他們,不要傷害他們,怨恨他們。

各有各的因緣,各有各的福報,你執著什麼,什麼就會傷害你,你執著誰,誰就會讓你傷心,一切都要看成如夢如幻,放下所有的妄念,但放下不是放棄,該做的還要去做,還要做好。

Sir Hugh Carleton Greene /統理BBC A Seamless Robe/ Picking an NHK president

$
0
0


Sir Hugh Carleton GreeneKCMG, OBE (15 November 1910 – 19 February 1987) was a Britishjournalist and television executive. He was th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BBC from 1960―1969, and is generally credited with modernising an organisation that had fallen behind in the wake of the launch of ITV in 1955.

http://en.wikipedia.org/wiki/Hugh_Greene
1960年任命 Hugh Carleton Greene  D.G.是第一次BBC內升作出最大的改革....





統理BBC A Seamless Robe



一九九O年代,除了衛星與有線電視相繼扣關台灣以外,公共電視也將成為整個影視生態的要角。B B C是全世界第一個公共廣播系統,但究竟她是如何運作,國人並未得到可信而詳實的中文資料,尚難全面認識。作者服務BBC三十餘年,從基層至最高行政管理職 務,歷練豐富 ,因此能夠娓娓道來,交代公共廣播之哲學理念與實務運作,迄今再無超出其右的著作。


--- 朝日新聞社論也抓不住媒體的政經社等方面的角逐

EDITORIAL: Picking an NHK president

2011/01/14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Japan Broadcasting Corp. (NHK) is the supreme decision-making body of the public broadcaster.
Selecting the president of NHK is the board's most important job. The panel is now in serious disarray over the selection of the new president just as the term of the incumbent is about to expire.
Late last year, Shigehiro Komaru, chairman of the board, asked former Keio University President Yuichiro Anzai to become NHK president.
After obtaining Anzai's informal consent, however, Komaru urged him to decline the offer, citing slanderous rumors about Anzai as the reason for the about-face. Unsurprisingly, Anzai became infuriated and refused to assume the top post at the broadcaster.
An NHK president serves a three-year term. The incumbent chief, Shigeo Fukuchi, has long made it clear that he intends to retire from the post.
There has been enough time for the board to select Fukuchi's successor.
But Chairman Komaru dragged his feet on the selection in hopes that Fukuchi might change his mind and agree to serve another term. The current snafu is Komaru's fault. He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failing to build a consensus among the governors on the selection of the new NHK head.
The board of governors should not take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by picking an insider for the job simply to make the appointment in time for the end of Fukuchi's term on Jan. 24.
The board took the correct position when it said Wednesday that it had not yet decided whether to choose the next president from inside or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
The broadcast law contains a provision that requires the NHK president to stay in office until a successor is selected. The only reasonable option for the board is to ask Fukuchi to remain in his job for the time being and carefully choose his successor.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broadcasters is changing radically due to the scheduled shift to digital terrestrial television and a growing trend toward convergence between broadcast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While commercial broadcasters are facing a rough going because of dwindling ad revenue, NHK is on a stable financial footing supported by the mandatory subscription fees. What kind of role should the public broadcaster play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selection of its new leader has huge implications for this question.
What are the key qualities the NHK president is required to have?
First of all, NHK's chief needs to demonstrate a strong commitment to protecting the broadcaster's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in news reporting and program production while keeping a safe distance from politics.
A second important quality for the NHK head is the ability to govern and manage the huge organization.
When Fukuchi, a former adviser for Asahi Breweries Ltd., was named NHK president, some people secretly expressed concerns that he had had no journalistic experience.
But Fukuchi has proved to be worth his salt. He has allowed programs to be made in a free atmosphere, and his policy has paid off in some brilliant documentaries and creative dramas.
When a scandal over alleged insider trading by NHK employees came to light, Fukuchi set up an independent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llegations.
His presidency has helped restore public confidence in NHK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viewers who refuse to pay the fees.
When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was in power, it is said, the party's heavyweights pulled the strings from behind the scenes to influence the selections of the NHK president.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all the choices were based totally on the decisions by the Board of Governors.
Now that the old system is gone, the governors, appointed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Diet, need to deal with the task through their own efforts and responsibility.
But this is how things should be. By regarding the current confusion as part of its growth pains, the board should choose the new president through a transparent process based on serious discussion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We hope the board will understand its mission and fulfill its responsibility.
--The Asahi Shimbun, Jan. 13

Robert Neelly Bellah 1927-2013 作品

$
0
0

31 July 2013

Robert Bellah, 1927-2013

Robert BellahThe eminent American sociologist of religion Robert Bellah has passed away at 86. He was an influential figure in the field and beyond for fifty years, with a career highlighted by his two classic essays of the mid-1960s—“Religious Evolution” and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his immensely successful co-authored Habits of the Heart in 1985, and 2011’s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a work widely considered his magnum opus. We had the great good fortune of working with Bellah on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and this year selected it as one of the hundred significant titles with which to mark our centennial.
Upon publication of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Bellah sat for a long interview with The Atlantic, explaining the book and his hopes for it. The work itself, he noted, was “a plea for rooting ourselves i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eep past,” the one thing that could save us from the perils of the present:
I think our cultural change has sped up to the point where it really is surpassing our evolutionary capacities for dealing with it. We need to be aware of where we came from, because that tells us who we are. And there ar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 there are things we need to hold on to. We think, criticize, reapply, but we can’t imagine that the lates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s going to solve everything.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past out of which we came and in particular the great Axial traditions which are still alive to us. Good philosophers read Plato not as historical texts of the past but as words that speak to them and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them. Aristotle’s ethics are taken seriously as one of the great alternatives to philosophical ethics today. So these Axial figures are still around and may help us. We certainly need help, as we don’t seem to be doing very well.
Bellah also had an in-depth conversation about the book with Nathan Schneider of The Immanent Frame, which has hosted a series of rich considerations of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the coming days and weeks much will be said about the extraordinary career of Robert Bellah. Work your way through some of the discussion of this final great book for a sense of the last extraordinary things Bellah worked to say to us.



Robert Neelly Bellah (born February 23, 1927) is an American sociologist, now the Elliott Professor of Sociology, Emeritu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ellah is best known for his work related to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a term he used in a 1967 article).[1] He is also known for his 1985 book Habits of the Heart, how religion contributes to and detracts from America's common good; and as a sociologist who studies religious and moral issues and their connection to society.

Contents

[hide]

[edit]Biography

Born in Altus, Oklahoma, Bellah received a B.A. degree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in 1950, and a Ph.D. from Harvard in 1955. He was a student of Talcott Parsons, sociologist at Harvard and he and Parsons remained intellectual friends until Parson's death in 1979. Parsons was specially interested in Bellah's concept of religious evolution and the concept of "Civil Religion." While an undergraduate at Harvard, he was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 and chairman of the John Reed Club, "a recognized student organization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of Marxism." Dean McGeorge Bundy threatened to withdraw his fellowship if he did not provide the names of his former associates.[2] He served in various positions at Harvard from 1955 to 1967 when he took the position of Ford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He spent the remainder of his career at Berkeley.
His political views are often classified as communitarian.

[edit]Works

He is author, editor, co-author, or co-editor of the following books:
  • 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 (1957) 德川宗教 香港:牛津
  • Religion and Progress in Modern Asia (1965)
  • Beyond Belief: Essays on Religion in a Post-Traditional World (1970)
  • Emile Durkheim on Morality and Society (1973)
  • The Broken Covenant: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in Time of Trial (1975)
  • The New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1976)
  • Varieties of Civil Religion (1980)
  •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1985)
  • Uncivil Religion: Interreligious Hostility in America (1987)
  • The Good Society (1991)[3]
  • Imagining Japan: The Japanese Tradition and its Modern Interpretation (2003)
  • The Robert Bellah Reader (2006)
---

Society | 29.07.2011


Community is not dead in America

Robert Bellah

Economic pressures have exacerbated the trend toward individualism in the US, says Robert Bellah,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ociologists of American society. Still, the US is less divided than is commonly assumed.

Robert N. Bellah is Emeritus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and considered one of the leading living sociologists. He is most famous for co-authoring the bestseller "Habits of the Heart" about individualism and community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for his work on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His new book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 will be published in September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eutsche Welle: In your 1985 classic Habits of the Heart you analyzed the dualism of individualism and community in the American society. How do you assess the state of individualism and community in the US today?
Robert Bellah: Many people who still teach Habits of the Heart tell me that it is if anything more true today than it was when it was published in 1985. Now remember that the argument of Habits is relative.
America is still a society in which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re very active and community is by no means dead. Individualism has been part of our culture from the beginning. It is kind of the default mode when everything else is in trouble radical individualism is always there just below the surface.
So our feeling that individualism was undermin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should be viewed in relative terms. That doesn't mean we don't have community in America, it doesn't mean we are all radical individualists, it just means that the individualist strand has become stronger and the classical sources of community have become weaker. But it's not absolute, it's relative.
Would you argue than that this trend toward individualism has been exacerbated and has gotten stronger in the last 20 years?
The intensification is linked to the growth of neoliberal economics and a change of the economy in America. Long-term employment is much less common now than. People are on their own. This is exemplified by the phrases "Be your own brand" and "You have to sell yourself" and that makes competition very very strong. And it reaches into the school system. Competition to get into college is much worse than when I was growing up. This is true in many advanced countries. It is terrible in Japan.
Education should be a place of some degree of not thinking about getting a job, but trying to get an education. The business major is now the largest undergraduate major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I don't think there should be a business major. That should be something you do after you get your college education. And in most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there is still no business major. Harvard University doesn't have a business major for undergraduates. But in the country as a whole this competition has reached into the educational world.
But let me now say some of the positive things about individualism. In the midst of the weakening of connections, growing divorce rates and what Robert Wuthnow, a leading sociologist of religion calls loose connections, the other positive side of individualism is that we have had a great increase in acceptance of people who were formerly excluded.
As you may know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was as great as in Germany up to the time of Hitler.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Jews were excluded from all kinds of life. That's completely collapsed and anti-semitism virtually doesn't exist in this society. There are very few things from which Jews are exclude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changed attitudes toward blacks.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think that if there are a lot of poor people in the black community, i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dequate opportunity and they don't have good schools and not because they are inferior biologically. That's a statistically important change in view. We have had a tremendous move in the direction that women should be equal to men i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even in the family.
And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these changes toward greater acceptance of people who were once excluded are happening in every group, in conservative groups as well as in liberal groups. And most surprising of all since 1990 we have seen a dramatic change in the acceptance of homosexuality as a natural form of being human. Just a month or so ago a Gallup poll showed on a national sample for the first time 52 percent of people approve of gay marriage. In 1990 maybe 17 percent did. So who can oppose these things? They are linked to the sense that every individual whether they are Jewish or black or whatever there gender or sexual orientation is should be treated equall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ame period when these rather inclusive views have grown stronger America has undergone a dramatic polarization of income. People in the top one or two percent have gotten stratospherically richer, people on the bottom have gotten poorer and the middle class has gone nowhere for 20 or 30 years. In previous periods in American history a change like this would have awakened social movements that would call for higher taxes and for changes that would help poor people.
The reaction to this dramatic polarization of income which has taken us back to the 1920s if not the 1890s has been silence. The left has not mobilized on it. Most people just think that's normal. Rich people get rich because they work harder and this kind of individualism. It affects elections because rich people put much more money into politics and it creates this illusion that America is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
The fact is that the top 10 percent of the people are quite conservative and sometimes very zealously so and it's linked to some kind of intense evangelical religion. And the bottom 10 percent are more secular and more liberal, but the middle 80 percent is not polarized and pretty much agrees on most things.
And yet our politics which you can see in this insane business about raising our debt limit looks like the whole country is polarized. I think the extremes are polarized, but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people don't disagree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a complicated country. It's not that polarized. It's just that the people on the extreme right wing have a great deal of money and organization and they can get their way through the use of mass media and a high level of voting. But the country isn't really that divided and it's not really that happy with the fight in Washington.
In Habits of the Heart you interviewed numerous Middle Class Americans about their social connections, faith, values, and aspirations and thus painted a picture of mainstream America. How would you describe Middle Class America today compared to 26 years ago and why hasn't it reacted to this trend of stagnation?

Partly it does have to do with this decline of community. A neoliberal economy makes people very anxious and competitive and looking out for themselves. And even though they feel that they aren't treated fairly they rather than organizing together to change things in a more moderate direction and put some limits on income polarization they have been caught up in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Politically they are moderate. We have an increase of what are called independent voters that won't identify themselves as Republicans or Democrats and these people change their votes and they elected Obama in 2008 because they went heavily for Obama.
The Middle Class has moderate views, but it's unable to organize effectively to have the impact on American politics that it traditionally did. So in terms of values I think the Middle Class is still representative and not the polarized extreme. But it's fractioned, less organized and more effected by what's happened in the economy in the last 30 years and that leads to incoherence rather than strong organization.
Are you worried than that these economic factors and pressures could ultimately undermine or even destroy social structures on a large scale?
Yes, the effort of these extreme Republicans is to destroy the last remnants of the welfare state, to get rid of Medi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Nonetheless the trend on public opinion on most issues has been on a more moderate and even liberal direction and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young people. And it's true of Latinos and as you may know the Latino population is growing very fast. And the Latino population although it remains more loyally Catholic than native born Americans politically is on the left.
So I think the mood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demographically is in decline. So there is some hope that we may pull ourselves together and come back from this extreme neoliberal effort to destroy all the structures of the welfare state. A very small number of people want to get rid of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That's an extremist view that's pushed by an intense amount of money and by the Republican Party which has been taken over by extremists.
But I am moderately optimistic that the trends in this society are in the other direction. The very fact that a black man could be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ells you that this not such a reactionary country. That w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20 years ago. So several things are going on in this country, some are bad and some are good. You have to keep in mi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situation.
Do you see the same phenomenon, this trend toward individualism, also in Europe?
Yes. I think the same thing is true everywhere, because the pressure of neoliberal economics has certainly been great in Europe and in England. On the other hand you do have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have because we never were a traditional country. And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Americans hate government. Europeans realize government has a few good things to do, so it's a little harder to make the government itself per se a demon. And I think although the welfare state has been weakened in Europe, it's not as in much danger as here.
Interview: Michael Knigge
Editor: Rob Mudge





波斯納文叢: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in Decline By Richard A. Posner 等等 中國「公知」如何被污名化

$
0
0
波斯納文叢




公共知识分子
译者: 徐昕
作者: [美] 理查德·A. 波斯纳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2-12
这本书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范围进行确定,阐述其类型、形式和风格,阐述了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并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学评论家等进行研究。



 Reflections on Judging | Richard A. Posner
“A deep and thought-provoking collection of insightful analyses of various aspects of being a judge, told from an insider’s perspective, but with appropriate and equally thoughtful caveats ab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n insider’s account.” —Frederick Schau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Law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in Decline By Richard A. Posn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publishing house, a divis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in academic publishing. It was established on January 13, 1913. In 2005, it published 220 new titles. , $29.95


Richard Allen Posner
(born January 11, 1939, in New York City)


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波斯纳文丛)(Public Intellectuals)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页码:527 页
·出版日期:2002年01月

内容简介

translator's notes 说是后记,其实是一篇中记,乃是本人在翻译过程中突有感触和冲动之记载。
首 先,非常感谢苏力教授给我这个继续学习、研究波斯纳的机会。当然,这无疑也是一个品尝艰辛的机会,尤其是在这段也许可谓一生之中最繁忙劳累的时刻。而追 根溯源,还得感谢波斯纳法官(虽然他本人并不知道),是他的作品––––本人所翻译的《证据法的经济分析》––––使得我能够进入苏力先生的视野。进而, 波斯纳法官还慷慨地把他这本著作原稿的电子版发送给我,为本人翻译和文稿编辑、尤其是表格编排提供了便利,并节省了大量时间。
然而,我翻译它,也并非仅仅因为苏力教授的厚爱和指派,更为至关重要的,乃是因为爱。
这 是一本我喜爱的书。喜爱它,不只是因为它贴近本人广阔无际的兴趣;而且也由于波斯纳的慷慨陈词,就像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一样,他说出了许多痛快淋漓的话 语,那是你、我、他都不敢说的话,有些,当然也是在下的肺腑之言;进而,他也为诸如本人这样一位积极接近“知识分子”目标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些更加便捷地 追求声誉、以及避免声誉损失的路径,尽管他的话更多的是警醒和教训。此外,喜爱,还可以是无需诉诸理由、陈述原因的;喜爱,也可以仅仅只因为“波斯纳”这 个品牌;喜爱,还可仅仅只是––––以爱的名义。
我尊敬的导师,张卫平教授,对知识分子著述的广泛兴趣直接影响到我。这种影响和教诲,无论如何估计都是绝不过分的。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许久前他便说过,象“今日说法”这样的节目不可做得太多,即所谓“公共性越多,知识性越少”。
苏 力教授对译稿作了诸多校正,走此深表谢意,但是翻译的错漏当然由我个人负责。译者水平有限,请读者批评指正。我亲爱的兄弟、亲密的战友,徐昀,一年之 前,我们有过愉快的学术合作,共同翻译了波斯纳的《证据法的经济分析》。此番,他念及兄弟情谊,又给予大哥不胜枚举、不计名利、无私的共产主义援助。刚刚 得知,他考上清华大学法学院,并成为我正宗的师弟。他的导师是王亚新教授,王亚新先生于我而言,虽不据导师之名,却有谆谆教育之恩。北京工商大学的王琳小 姐,河北经贸大学的傅诚刚先生,为本人做了大量的辅助性工作,在此深表谢意。
我的夫人,郑晓静女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内助作用,同时也为 我分担了部分的文稿处理工作。尤其值得感激的,是在我埋头沿着崎岖的“智识”路径朝向“知识分 子”的山峰攀登之时,她,多年以来,近乎独立、悉心细致地培养和教育着一位未来的“知识分子”––––徐鉴劲小朋友。如今,我的儿子鉴劲,他的“智识性” 已经依稀可辩,朦胧之间,我似乎已然见到:那一丝聪慧、一丝天真、一丝狡诘、一丝启迪……他俨然就像是一位小小“公共知识分子”,几乎可以就一切的一切发 表高见,并视角独到,想像无限,且偶而还相当自信地声称,“你们连这也不知道?”这一切,朦胧而真实,在我翻译这本《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时常地浮现在 我的脑海之中,与那些世界著名知识分子的言论及其批判交织在一起……
应该交待的是,我的儿子生于公元1997年8月16日,快到5岁了。 由于学业繁忙,很少顾及他,欠了他好多好多礼物,故而想把这本书献给他,作为2002 年春天的祝福。不过,如同我的其他礼物一样,在春天承诺送出,也许要到秋天才能收到。和这礼物一道,我还打算送给他——那一片蓝蓝的大海……
故 事的发生是这样的:另外一位朋友,也姓王名琳,偶然之机会令我们相遇,他便是网络大虾天涯法网(请频繁点击: 当然,论及我儿子的智识性,那只是一种期望(也可算是幽了“公共知识分子”一默),正如我的父亲母亲对我的期望一样。本人之所以选择,并不断努力地接近“ 知识分子”之目标,乃是基于他们长期的培养和教育。虽然自从我十年前读研以后,便一直与父母分多聚少,但纵隔万水千山,他们连同他们的孙子,却一直构成了 我生活和学习的精神支柱。

作者简介 波 斯纳(1939年-—),先后以第一名毕业于耶鲁大学文学系(1959)和哈佛法学院(1962)。曾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手、政府律师、斯坦福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讲座教授。1981年出任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至今(1993-2000任首席法官),同时担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高 级讲师。
“他是著述最丰的联邦法官,前无古人。任职上诉法院、仍属最高产的法学家之列,同样前无古人。如果以引证率测试影响力,那么当仁不让,波斯纳是在世的最有影响的法学家”(莱西格语)。

POSNER, RICHARD ALLEN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lawisone] that is practical and instrumental rather than essentialistinterested in what works and what is useful rather than in what 'really' is. It is therefore forward-looking, valuing continuity with the past only so far as such continuity can help us cope with problems of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Richard A. Posner
Author, legal scholar, and federal judge, Richard A. Posner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controversial figure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aw. Posner rose to prominence first in academia in the early 1970s, when he champione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law. With his faith in free-market capitalism and the goal of economic efficiency, he became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so-called chicago school of antitrust theory, whose ideas left a broad mark on this area of law over the next decade and a half. In 1981, Posner was appointed to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venth Circuit, and in 1993 he became its chief judge. In addition to issuing more than
double the national average of judicial opinions annually, Posner has continued to publish many articles and books that range across lega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topics.
Posner's ascent began immediately after his graduation from Harvard Law School in 1962. After he graduated first in his class, he clerked for U.S. Supreme Court Justice william j. brennan jr., who reportedly regarded him as one of the few geniuses he had ever known. A career as a government attorney followed, with stints on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in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orking for solicitor general thurgood marshall; and in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s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is time, Posner also served on a highly visibl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ommission that evaluated the FTC, which established him as a strong supporter of free-market capitalism and a critic of federal regulation.
In 1968, Posner left government service for academia. He taught at Stanford Law School for a year before leaving fo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ere he would soon make his mark as a leading legal theorist. Economics served as the foundation for his approach; like adherent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Utilitarian movement in english law, Posner believed firmly in the values of the free market and individual initiative. Many legal problems, he argued, were best approached using economic models of analysis, including those in areas that we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economics, such as criminal and constitutional law. The approach also ha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In one widely cited example, Posner argued that the system of child adoption would be improved if parental rights were sold, because it would reduce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lthough some critics accused Posner of reducing complexities to simple matters of dollars and cents, his 1972 book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became standard reading in many law schools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During the 1970s, Posner became a leader of the Chicago School of antitrust theory. This was a group of scholars, (mostly associ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o, like Posner, held antiregulatory and free-market views. The Chicago School sought to turn antitrust lawwhich is concerned with fair competition in businesson its head. At the heart of their arguments was the goal of economic efficiency. Posner and others urged the U.S. Supreme Court to abandon its critical view on so-called restraints of trade because business practices that had been thought to hurt competition actually helped it. Their theories had considerable impact on the Court and U.S. corporations for the next decade and a half.
Meanwhile, Posner's visibility grew. He published a prodigious amount of writing, established Lexecon, Inc.a consulting firm specializing in economics and the lawand founded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Then political fortune smiled on him: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saw Posner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Chicago School as its intellectual bedfellows, providing theoretical muscle to its antiregulatory politics. In 1981, Reagan nominated Posner to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venth Circuit, in Chicago.
The appointment provoked debate. In a decade and a half, Posner had accumulated a number of enemies in academia, nearly all of them on the political left. Although he considered himself a classical liberal in the tradition of john stuart mill, his ideas struck opponents as crass, latter-day conservatism. Leading the attack was ronald dworkin, the prominent liberal professor of jurisprudence at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 and Oxford University.
Posner struck back, accusing his opponents in the professoriat of being afraid to take stands in their own work. However, he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avoid imposing his theoretical views from the bench.
As an appellate judge, Posner has defied the labels that his critics have applied to him. Some of his opinions have a conservative bent: In Dimeo v. Griffin, 943 F.2d 679 (7th Cir. 1991), for example, Posner wrote for an en banc majority that upheld mandatory drug testing for jockeys and others in horse racing, favoring the state of Illinois's interest in requiring the testing. Some of his other opinions have been more liberal: In Metzl v. Leininger, 57 F.3d 618 (7th Cir. 1995), Posner wrote an opinion that declared unconstitutional an Illinois law requiring schools to close on Good Friday, holding that the law violated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of the first amendment. Some of his opinions have employed his fascination for economics: In a 1986 case, American Hospital Supply Corp. v. Hospital Products Limited, 780 F.2d 589, he provided a mathematical formula for determining when preliminary injunctions should be denied:
if the harm to the plaintiff if the injunction is denied, multiplied by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plaintiff will win at trial, exceeds the harm to the defendant if the injunction is granted, multiplied by the probability that granting the injunction would be an error.
Most notably, he has authored a much greater number of judicial opinions than have his peers on the federal bench. By 1994, he had averaged 77 opinions annually, as 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average of 28.
Since the 1980s, Posner has exerted a strong influence on legal thought. He has argued against popular conservative criticism that judges are too aggressive and activist, asserting that judges must be able to exercise interpretative discretion. Besides being widely read and debated in academia, he found a popular audience with his 1992 book Sex and Reas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sexual behavior. Posner is also a leading contributor to the law and literature movement, impressing critics and supporters alike with his knowledge of jurisprudence and literary theory.
Although Posner stepped down as chief judge of the Seventh Circuit in 2000, he has remained visible. In 1999, U.S. District Judge Thomas Penfield Jackson named Posner to serve as a mediator in the Microsoft antitrust lawsuit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d brought. Posner was outspoken about the U.S.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in bush v. gore, 531 U.S. 98, 121 S. Ct. 525, 148 L. Ed. 2d 388 (2000), where the U.S.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the Florida Supreme Court could not constitutionally order a recount of thousands of votes for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Breaking the Deadlock, Posner finds that the decision was abominable, but that the judgment was necessary to avoid a constitutional crisis.
Along with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Law, several of Posner's books are widely read among academics, including Economics of Justice, Law and Literature, and Antitrust Law. Posner has received numerous honorary degrees, including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laws from Yale University, Georgetown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yracuse University, and Duquesne University. He also has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and has served in a variety of capacities in several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Posner is married to the former Charlene Horn. They have two sons and three grandchildren.

further readings

Margolick, David M. 1981. "Ally and Foe Admire Bench Nomine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
Posner, Richard A. 2000.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Richard A. Posner.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 1987. "What Am I? A Potted Plant?" Th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8).
. 1977.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Law. Boston: Little, Brown.
Rosen, Jeffrey. 1995. "Overcoming Law" (book review). Yale Law Journal 105.




目录


《波纳文丛》总译序
当,还是不当,这是一个问题 (代译序)
引言
第一编 一般理论与经验主义分析
第一章 范围的确定
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
类型:形式和风格
第二章 公共知识分子市场
需求
供给
市场均衡
市场失灵?
第三章 关注与洞察
第四章预测与影响
无人记录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
第五章 公共越多,智识越少
附录:搜索和评估程序
第二编 类型研究
第六章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学评论
第七章 政治讽刺文学
第八章 悲观主义学派
第九章 公共哲学家
第十章 公共知识分子与法律
结论 市场的改进
致谢
索引
译后记

劉瑜對談慕容雪村(上):「公知」如何被污名化

Li Songsh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政治學學者劉瑜和作家慕容雪村應紐約時報中文網之邀對談。

新書《觀念的水位》自序中,中國政治學學者劉瑜說她所試圖傳達的是對於“國家之頑固”,“普通人之麻木”,以及“知識分子之矜驕”的不滿。這本書是她近兩三年的專欄和隨筆集,延續以往著作的風格:以大眾為讀者,普及政治學常識,淺近明晰,且充滿諷喻、自嘲和冷幽默。
“如果現實進步太慢,一個思考真問題的人只能不斷敲擊同一堵牆,做個嘮嘮叨叨的‘祥林嫂’”。劉瑜在《貴族范兒》一篇中這樣寫。馬克思·韋伯指出政治是“用力而緩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劉瑜或許將自己比作不斷穿透木板的“祥林嫂”式公共知識分子角色。
與劉瑜一樣,慕容雪村也重視啟蒙的作用。在作家身份之外,他同時是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新浪微博上擁有三百萬以上的追隨者,他的大多數批評政府、強調法治和公正的微博,轉發都數以千計。
慕容雪村近年來不斷在中國各大學作演講,最近一場是在香港大學發表了《如秋水長天》的演講,再次批評了極權、政府腐敗和虛偽的愛國主義。
“公共知識分子”,簡稱“公知”,在中國面臨著“污名化”的現象。在社交網絡上,有“你們全家都是公知”這種說法,這個詞正在變成一個可笑、可憐甚至是罵人的詞彙。
2013年年初,劉瑜和慕容雪村應紐約時報中文網的邀請進行了一次對談,他們談論了“公知”如何被一步步污名化,同時他們認為“公知現象”並未受到 影響,因為公知推動公共議題的功能依然在起作用,他們對於政治常識的重申並非沒有成效,中國公民社會“觀念的水位”逐漸上漲,最終公眾生活觀念、政治觀念 的改變會指向社會的變革。
以下為對談實錄,為了閱讀效果,對談經過縮減和編輯。
慕容雪村:我特別想問劉瑜一個問題,當你被叫做“民主女神”,“公知”,在公知漸漸被污名化,變成一個壞詞的時候,你有沒有感覺到不滿?
劉瑜:我會為“公知”這個現象受到的待遇感到不滿,感到挺憤怒;但是我個人倒沒什麼,愛叫公知就叫唄,現在還有人叫“母知”,我都沒那麼在意。而且公知這個現象並沒有被污名化打倒,這個群體在設定公共議題、引領價值走向方面的功能不但沒有喪失,而且還非常強大。
慕容雪村:我自己的經驗,有那麼一瞬間,罵的人多了,有點受傷。但是接下來,我會更加堅定地承認自己是“公知”。以前我不愛承認,因為覺得自己沒什麼學問,當知識分子不夠格,但是從公知變成一個壞詞之後,我開始頻繁稱呼自己為公知。
劉瑜:我非常理解。當別人問我,你是公知嗎?我會猶豫,但並不是因為這個詞不好,而是因為有時候我懷疑自己是不 是夠格。公知首先要有足夠的公共性,其次要有足夠的知識。以前我覺得公知得是像薩特(Jean Paul Sartre),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這樣的人,他們的專業知識非常紮實,對公共的影響力又極大。但是在公知污名化的情況下,他們給我貼這個標籤,要是我反駁說我不是公知,反 倒顯得我害怕。其實根本沒有這樣的想法。
慕容雪村:到底什麼是“公知”?我覺得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公知是這樣一群人:願意對公共事務發言,有一定的洞 察力,有一點基本的知識儲備。因為中國是一個千奇百怪的社會,大多數公共事件都指向這個糟糕的體制,所以做公知基本上就意味着批評政府,用官方的話說,這 就是一群“別有用心”的人。
劉瑜:公共事務,大致來說可以分成兩類:一種就是不需要什麼專業知識的背景,就可以通過常識分清楚對錯的。你只 需要嘗試思考,就知道審查部門對報紙媒體的粗暴干涉、動則髮禁令刪稿是不對的;再比如說唐慧事件,一個人11歲的女兒被姦汙了而她在告狀過程中卻被勞教 了,這個處境真的需要很多專業知識才能分清對錯?再比如任建宇因為在微博上說了幾句話就被關押,這明顯不對。 但是還有另一類事情,需要一些專業知識背景,比如說涉及化工廠、轉基因、PM2.5的事件,還包括一些經濟問題等等。
我覺得公知被污名化,需要追溯它的原因。部分原因可能確實是有一些所謂的“公知”,在一些需要專業知識背景的問題上,非常輕率地發言,導致很多人覺 得你這人說話不負責任、越界。也有一些公知情緒化,對不同意見表現出來的暴跳如雷,讓一些人心生反感。但是不能找到公知群體里最不堪的那一兩個人攻擊全 體,就像不能因為幾個河南人的作為而攻擊整個河南,要是採用這種辯論策略,那你就是戰無不勝的,因為每一個群體裡面,都有一些說話不夠嚴謹的人,或者偶爾 說話不嚴謹的。但無論如何,在這個意義上對公知群體的批評未嘗不是好事。但是,因為公知在一些具有專業背景的問題上發言不夠謹慎,繼而推斷所有人都不應該 在那些只具有道德常識性的問題上發言,發言就是越界,看不慣人們在任建宇事件、南周事件上發言,我覺得這就是矯枉過正,甚至混淆是非了。
慕容雪村:在中國的公共言論平台上,人們對發言者有近乎完美的要求,除了觀點正確,你的私生活也必須無可挑剔, 人們或許是無心,或許是有意,總是不加鑒別地把這二者混為一談,一方面出了問題,另一方面也會受到牽累。如果你的私生活有瑕疵,那麼你的觀點也就不值得重 視。如果你的某個觀點出了問題,那麼你的所有觀點都值得懷疑。最這幾年,“公知”這個詞有點江河日下的感覺,開始只是一部分人批評詆毀,到後來幾乎所有人 都加入其中。從攻擊的集團化、密集程度來看,我很懷疑這是一次有組織的、有準備的行動,是一個處心積慮的過程。看中國這六十多年的歷史,每當要打倒一些 人,都會有事前的輿論準備。“公知污名化”差不多也是這樣,只不過到了互聯網時代,其手段和花樣顯得較為新穎。我們這個政府最“了不起”的一點就是——它 永遠都在學習,永遠與時俱進。它所採取的辦法,在十幾年前我肯定想不到:它建成了全球技術最先進的防火牆,成功地把 Google,Twitter,Facebook擋在牆外;它堅持走群眾路線,發動無業人員和青年學生為自己辯護,同時也攻擊自己的敵人,所謂“五毛黨” 計劃;它建設了全球最龐大的敏感詞庫。前一段時間因為“南方周末事件”,“南、方、周、末”四個字全都成了敏感詞。你知道中國姓方的和姓周的加起來有多少 人嗎?姓方的約有五百萬人,姓周的有兩千五百萬人。因為南周事件,有三千萬人不能說出自己的名字。
“公知污名化”的過程還伴隨着嘲諷,有些段子很聰明,這裡講一個:老師教學生識字,老師說,鳳凰這個詞吧,鳳是公的,凰是母的。學生說,哦,公鳳配 母凰。老師說,鴛鴦這個詞,鴛是公的,鴦是母的。學生說,哦,公鴛配母鴦。老師說,蜘蛛這個詞吧,蜘是公的,蛛是母的……(笑)。我不能說這段子是“五毛 黨”攻擊公知的一部分,沒有證據。但嘲諷公知、詆毀公知已經成為一個潮流, 普通人也加入到這個潮流來,最終把公知變成可笑、可憐的一個詞。
劉瑜:我發現很多嘲笑公知的人,其實自己就是公知,但是他們可能是被邊緣化的公知,或者說所謂的“二線公知”。 他們對公知的嘲笑是最猛烈的,真要是只關心風花雪月或者柴米油鹽的“非公知們”,好像也沒誰對公知那麼忿忿然。你看吳法天就在那裡嘲笑公知,他不就是典型 的公知嗎?有一點知識和專業背景,就公共話題頻頻發言,然後試圖影響民意甚至政策,這不就是公知嗎。但是他罵公知罵得很厲害。
慕容雪村:一旦一個詞被污名化以後,它一定會面臨詞義擴大或者縮小的問題,其內涵和外延都會有變化。“公知”這 個詞在吳法天這一類人那裡有更加狹窄的定義:批評政府這一派人。他們把讚美政府的人從“公知”這個詞里剔除出來了。我們還可以注意到,“五毛”和“公知” 這個詞幾乎是同時出現的。
與此同時,“公知”這個詞又被濫用了,外延擴得太大。談到知識分子,中國在過去的六十年里一直沒有做一個區分,比如把專業技術人員也當成知識分子,其實這兩者並不完全是一回事。
劉瑜:其實對於公共事務發言,這是一個公民基本的權利甚至義務,這和你是不是知識分子或者有沒有專業背景沒有太 大的關係。就因為你發言了,就說你是被污名化之後的“公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就像姚晨或者伊能靜的某些發言,不平則鳴而已,非被說是想當公知,或者說 想炒作自己才這樣說,其實就是藝人因為正義感說了幾句話而已,那些因為自己缺乏正義感而無法理解這種正義感的人非要覺得這裡有什麼陰謀炒作作秀,挺可悲 的。
慕容雪村:就事論事的能力,這個能有多難?其實真的很簡單。在網上,人們經常會把一個人的意見和他的風度混為一談,司馬南、胡錫進在網上就表現得有風度,但是你要仔細看他們的觀點。
劉瑜:同時還要避免“避重就輕”。比如“南周事件”以後,吳法天就會一直盯着到底那段話是不是庹震寫的,對他來 說這個是最重要的事實,好像如果不是他本人寫的,南周事件背後的言論審查問題就不是問題了似的;但對我來說,這個事實的確重要,不過更重要的是背後的審查 制度,以及審查制度造成的積怨。就好比說,他只關心到底這個人是打了你588拳還是589拳,如果你說588拳你撒謊了,那你就是一個卑鄙下流的人。
慕容雪村:如同一個人拿槍殺人了,他並不關心殺人這個事實,他特別關心這把槍是勃朗寧牌的還是國產的五四、六四。假如你把這個槍的牌子搞錯了,他就說你在撒謊,如果一個細節出了問題,他就會認為殺人這件事都是假的。這是吳法天的一個典型思維。
有一次我在廣東演講,有一個人提出了“如果我們罔顧事實,那豈不是和他們一樣?”我說百分百的真實有時候比我們想像中要難得多。觀察事物的角度不 同,往往就意味着不同版本的事實,兩個人打架,如果你只能看到其中的一個人,見他不斷揮拳踢腳,你很可能就會說他在施暴,但如果看到全貌,那就是在鬥毆。 以記者報道為例,假如你引用當事人的回憶,那麼他的回憶可能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即使他的記憶準確無誤,他的敘述、記者的理解、直到最後寫成報道,也會使事 實有所出入。一個事件,如果你要求所有的細節都百分之百的符合事實,這個非常難。但要點就是,不能因為有一些細小的出入,就去懷疑整個事實。
劉瑜:哪怕你去關心細節的事實,我覺得這沒錯,但是你能不能在關心細節事實之外,把更大的圖景給呈現出來。就是 說,在承認一件事的價值重要性上應該有個比例感。不能因為發現了描述上的漏洞,就把所有其它的論述都給推翻。這是一種避重就輕的詭辯術,而且在這種詭辯中 還可能生出個人英雄主義的那種悲壯感。
慕容雪村:我看你的新書《觀念的水位》里有一篇講“貴族范兒”,說得是不關心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你怎麼看這些人?
劉瑜:不關心公共事務沒有什麼不好,生活里很多這樣的人。但是他們如果反過來,極盡全力地挖苦、諷刺、打擊這些 願意為公共事務發言的人,這讓我挺遺憾的。在中國這樣的社會裡面,願意為公共事務發言的人,還真的需要一定的勇氣和犧牲,像冉雲飛。大家可以不去扮演公知 的角色,但是若要反過來挖苦諷刺落井下石,這個我不能接受。
慕容雪村:前些天我發表了一篇關於大饑荒的文章,有個記者來採訪我,談到這個問題:比如在我身邊的某地,發生了一件人道主義慘案,我當然有權利說我不關心這個事情,然後回家聽我的古典音樂,看我的卡佛。但是,假如我對自己還有基本的道德要求,我就很難對此熟視無睹。
劉瑜:對,你需要刻意迴避,才能做到視而不見。就好像在暴風驟雨中假裝陽光明媚,這裡面有一種不誠實。假如在一 兩件事情上不關心公共話題很正常,如果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做到視而不見,這就是一種刻意的逃避。說得難聽點,也許在某種意義上是判斷力有限,看不到那個事 情和自身生活的關聯。比如說,有人評價“南周事件”,說只有知識分子才關心言論自由,和我們有什麼關係?這種看法就是分析能力不足。《南方周末》所爭取的 自由,並不僅僅是編輯的自由,《南周》是個平台,上訪的人需要這個平台,強拆的人需要這個平台,任建宇要講他的冤案需要這個平台……這些自由並不是編輯的 自由,是整個社會的自由,也包括你的自由。所以我覺得,能做到永遠不討論公共時政話題的人,要麼是刻意的逃避,要麼是分析能力有限。
慕容雪村:我開始在微博發言可能就是一個例子。我是被激怒了。我特別佩服劉瑜老師那樣,始終是心平氣和的,我就 做不到這一點。以前我不怎麼關心公共事務,像劉瑜老師批評的“貴族范兒”,我多多少少有一點,因為我覺得,文學比政治有更長久的生命。但是後來先是譚作人 被抓,我和他只見過一面,還談不上朋友,這時我還可以不說話;然後是冉雲飛被抓,他是我特別好的朋友,這個時候我不能不說話了。另一個是在出版我那本傳銷 實錄《中國少了一味葯》,和編輯不停爭吵,他一定要我刪除一些字、一些詞、一些句子、一些段話,那些真敏感的還可以理解,但那些無傷大雅的他也一定要逼着 我刪改,而且改一次還不行,要改兩次、三次、無數次,這真正激怒了我。生活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我想每個人都多多少少有點屈辱感。你開車走在路上,突然有輛 軍警車擠到前面別你一下;你開個小公司,天天要應付那些收稅的、辦證的、檢查消防和衛生的;你是個機關辦事員,每天參加各種無聊的會議,聽着各式各樣的屁 話;更重要的是,你是一個公民,每天面對着難以計數的胡話、昏話和謊話,我相信,敏銳的人會有一定程度的屈辱感,問題就在於這種屈辱感什麼時候爆發。在一 個不公平的社會裡,屈辱感是公平的,即使胡錦濤、習近平這樣的人,我想他也一定有屈辱感。
劉瑜:對於“貴族范兒”,一些知識分子的智力優越感,我想說的是:問題只有真問題和假問題之分,沒有高級的問題 和低級的問題之分。知識分子不能為了滿足自己的智力優越感和虛榮心,而去每天琢磨一些沒有太多現實基礎的問題。比如說我剛剛看微博看到一個照片,當然有待 證實:河南一個房管局局長拿着槍抵着記者,大概意思是說你再敢採訪我就把你給斃了。看到這種照片,你會覺得智力優越感有那麼重要嗎?別說一個公知了,就是 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在這種事情上說NO,不該是一個基本的人的立場嗎?在這種時候,假使我非要說,對這個現象嘛,我認為康德會這樣看,或者我認為卡佛會那 樣看,你不覺得很可笑嗎?但是我覺得在中國充滿了類似的畫面,只是你面不面對承不承認的問題。 如果我非想做出精英感來其實不難,找一些生僻人名書名滔滔不絕,把我們最本真的痛感給鈍化,那一套技巧我很清楚,但是那個東西對我沒有那麼重要。
慕容雪村:我也是從那個階段走出來的。我有段時期只讀哲學書和文學書, 到現在我也認為,文學有更長久的生命,它有比評價時事更大的價值。現在再看魯迅的文章的時候,會覺得他的有些文學類的文章,遠比其它一些文章價值要高一 些。但是知識分子不能自外於整個社會,不能將身邊發生的一切視而不見。
劉瑜:知識分子到底該為大眾負責還是不為大眾負責我也不知道。前兩天我讀蕭瀚的書,講“德雷福士案” (Dreyfus Affair),左拉為德雷福士案中那個被冤枉的軍官做出很激烈的辯護,還講到伏爾泰為一個農民新教徒的辯護。這要讓今天我們這兒的精英知識分子們來評價 當時的左拉、伏爾泰,肯定得說他們玩的是智力含量很低級的東西,想當公知,出風頭作秀。但是在一定的時代不需要這種東西嗎?當然需要這種東西,有的時候把 最純真最直接的情感表達出來,這就是力量。
慕容雪村:現在公知污名化之後,公知成了一塊攻擊標籤。批評你的言論就說:“典型的公知意見”, “你們公知都這樣”,似乎想造成這樣一個效果:公知說的都是錯的。其實在當下中國,批評體制、政府,對公共事務發言這群人,是這個社會不可缺少的力量。一 個批評缺席的社會是不可想像的。
劉瑜:“公知”也是中國公民學習公共發言過程中的一個產物。我覺得在中國,很專業的批評沒有發育的土壤。比如說 在美國,對於公共財政的監督有個網站叫“Open Secrets”,它專門針對所有的競選捐款收集和分析信息,誰捐了多少錢,捐給了誰,被誰怎麼花的,都有詳細的記錄。這種批評就是非常專業的,但是這種 批評的前提是政府允許這些專業批評團體成立,並向這些watchdogs就是所謂“看門狗”組織提供充分和透明的信息。相比之下在中國,因為沒有專業監督 組織生存的土壤,就把普通公民逼到了那個角色上,因此我們就不能苛求一般的民眾在專業知識上精益求精,因為批評的專業化是建立一定在土壤上的。
發言的嚴謹化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覺得在微博上互動的過程,也會暗暗使右派、左派意識到,如果自己不小心傳了一個謠,這可能會 backfire(適得其反),也許就會慢慢變得更謹慎了。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我們不能要求所有人在所有的問題上從一開始就不犯任何錯誤;而且一般人在 批評政府上犯一點錯誤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因為政府信息不透明不公開,同時卻又要求我們在所有的問題上一清二楚,這怎麼可能?
一開始罵公知這件事情讓我特別反感,但是後來呢,沒那麼反感了,因為我覺得公知所發揮的社會功能並沒有受到真正影響。公知還是在組織社會議題,比如 在“南周事件”里,公知的討論轉發,還是使政府覺得,我得剎車了。比如說任建宇案,微博上的討論使人們覺得,勞教問題似乎是要鬆動了。還有PM2.5的事 情,如果沒有公知在微博上引發的關注,可能說就不會發酵到今天這一步。對公知罵是罵,但是他們在引導社會價值,創造社會議題的功能還在繼續發揮作用。
吳航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編輯:困困

劉瑜對談慕容雪村(下):觀念的水位升高一毫米


慕容雪村:談到“觀念的水位”升高了,我覺得這反映了劉瑜老師對中國公民社會“謹慎的樂觀”情緒。 劉老師也談到,我們現在談論的話題與1919年,1959年,1989年已經有所不同,我們有了更多可以談論的話題。當然,決定社會是否改變的要素,並不 取決於話題有多麼新,而是取決於話題有多麼深入人心。比如,當一個社會裡面,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接受一個觀念的時候,這個觀念並不一定能推動社會的變化,但 是如果有一半的人都接受,這個社會就會自然而然地改變。
劉瑜:對,我相信人的觀念和社會的政治文化對整個社會的拉動力。我的這種所謂的樂觀是相對於我身邊很多的悲觀的 人而言。我身邊有很多人整天唉聲嘆氣,覺得你怎麼能指望這個社會變化呢?中國人那麼庸俗,中國政府那麼保守,好像這個社會不可能有變革的動力。我的樂觀是 針對這種很流行的悲觀情緒來說的,並不是我覺得中國的轉型會一帆風順,轉型之後會歌舞昇平,彷彿“民主是治療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
慕容雪村:對這個問題,我也有自己的觀察。最近印度邀請我去參加文學節,讓我準備一個演講稿,我寫的就是近幾年中國人的覺醒,這和劉瑜老師《觀念的水位》談論的觀點基本相似。我對未來的樂觀並不是寄希望於政府或者共產黨,而是民眾的覺醒。
首先是自我意識的覺醒,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人民”這個詞的虛妄之處,不願意再做人民之一員,不再是革命的一塊磚或者某架機器上的螺 絲釘,而是一個真正的人。從很多詞彙的使用和流行上就能看出來,比如“屌絲”、“屁民”這樣的詞,當千百萬人開始使用這樣的詞,其中一定包含了這樣的意 思:對不起,我不願意再做你的人民,人民一切的榮光都與我無關,我只願當個屌絲。
還有記憶的覺醒。說這兩年的“國粉”非常多,他們迷戀民國時代,認為民國的一切都是好的。其實國民黨的統治並不能算是一個好的統治,它只是相較於共 產黨的統治不那麼壞而已。也許以前的宣傳把他們講得太黑暗太殘酷了,到了這個時代,許多人開始尋找那些正面的例子,談論得多了,反而有點矯枉過正,好像民 國就是一個完美社會。而關於抗戰、大饑荒、文革、反右,延安整風的各種討論和思考,都是在重建當代中國人的記憶。
政治、經濟權利意識的覺醒也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覺醒,文化的作用非常緩慢,但往往是決定性的。這些年,人們對共產中國官方文化的嘲諷越來 越密集。在蘇共倒台之前,黃色笑話,政治笑話也特別多。這大概可以說明,當人們開始反感你的文化,反感你的文體、文風、一切話語、一切做派的時候,你的統 治就已經接近尾聲了。當一個政權失去所有人的擁護,可能並不是因為它多麼邪惡,而是它在文化上、品味上成了一個可笑的東西。 文化覺醒的意義就在這裡。
劉瑜:當然中國各個社會階層之間存在着割裂。不過我覺得表面上呈現的這種價值割裂感,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信息的割 裂造成的。很多的知識分子、都市白領,他們的信息來源很多就是微博、網絡或者就是類似《新世紀周刊》、《南方周末》這樣的媒體,而大部分普通民眾他們的信 息來源主要是央視、《環球時報》等 。我覺得如果有一天這種信息的屏障被去除,很多人有渠道,或者說他們獲得“另類的”信息的成本不那麼高的時候,各階層價值的融合也許就不會那麼難了。並不 是說一幫人天生就那麼想,一幫人就這麼想。比如說現在,在中國來說,關於任建宇勞教案的事情,關於南周的新聞,不可能在新聞聯播上報道,如果有一天它能報 道了,我覺得大多數人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情。為什麼當時八九的時候,能夠百萬市民上街,這就是各個階層都聯合了,那個階段由於信息的控制出了問題,大家 的信息來源差不多了,你就會發現大家價值很快就融合了。
總體來說微博是一個好事,這是一個可以提供“另類信息”的地方,但是,我確實也在猶豫,政府的那種精密的控制技巧,使微博的影響到了一個平台期,就 是經常上微博的就經常上,不上微博的就不上。這到了什麼程度,我發現連我的有的同事,清華大學政治系的,都不知道什麼叫“五毛”,他就是不上微博的,可能 是家裡的事太多、工作忙,他是不上微博的,而且也看不出來近期他有去上微博的好奇心什麼的。所以我覺得微博,它能影響到的人它已經影響到了,它影響不到的 人近期以內你好像看不到它要怎麼去影響他們。然後你會發現經常上微博的這群人,大學生也好白領也好,他們的信息來源就會越來越接近,那些不上的人會顯得越 來越保守。 我覺得至少在轉型開始的某一個階段,當信息還沒整合到一起的時候,這種斷裂感會造成社會轉型中的一些衝突。我也有點擔心這個問題。
慕容雪村:如何建立起這個社會的價值共識,我覺得微博做了很多工作,許多問題確實已經成了共識。你比如現在在微 博上講“人權高於主權”,反對的聲音比前些年少了許多;你講“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不應該高於“人道主義原則”,也不會有太多反對的聲音。包括你說,愛國 家應該先愛自己,雖然有人反對,但反對的聲音要比一兩年前小得多。我覺得微博在融合各階層價值觀的時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各階層分裂也是一個事實,但這個事情急不得。我的觀察是,微博三年來,其開放程度已經超過了八十年代,“觀念的水位”也比八十年代高了太多,八 十年代積累到最後,發生了天安門事件,這幾乎是必然的,即使不在那一年也會在另一年,因為覺醒的人們總會有所作為。而這一次的覺醒,“南周事件”可以作為 一個明證,我對未來的樂觀就建立於此,覺醒的人們總會有所作為,我相信,在不遠的未來,必定會出現比“南周事件”大得多的事情,當然這需要一個契機,而且 那個契機並不像你想的那麼遠。
劉瑜:價值觀念的傳播,從第一個人到第二個人可能是難度最大的,而兩個人傳播給四個人可能會相對容易,越到後來 傳播的效率會越快。而且我覺得,從中國現代史來看,不管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掌握了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和學生,他們對中國的走向和政策影響要遠遠大於普通民 眾,也許在人數上普通民眾占多數,但是,從五四以來到三、四十年代再到紅衛兵運動,都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和學生對中國歷史走向的重大影響。所以我覺得雖然微 博到目前為止主要的參與者是知識分子、學生和城市白領,但是它的影響力還是非常可觀的
慕容雪村:我看到有個數據,關於中國使用網絡的人數,五零後特別少,八零後、九零後特別多,我覺得將來零零後一定會更多。隨着互聯網技術的進步,也就是回到劉瑜老師剛才講過的話題,當一個人傳播給另一個人的時候,會很慢,但傳播到最後一個人的時候,就會非常快。
當我回想自己怎樣醒過來的時候,我想到的是一個挺尷尬挺不堪的歷程,因為我受到的教育,因為信息的閉塞,但最後我還是醒來了。到蔣方舟他們這一代,九零後、零零後的這一代,他們的覺醒應該比我們容易得多。
劉瑜:其實所有的公知,覺醒的時候可能都經歷了一個被激怒的過程。我被激怒是在論壇年代,我發現大家討論大饑荒、文革、抗戰問題,有些人蠻不講理的方式讓我特別生氣。就讓我這個只讀讀書,寫寫作業的念政治學的學生,變成了一個關心現實問題的……
慕容雪村:“民主女神”?
劉瑜:(笑)對。當時我覺得,我畢竟是一個專業知識分子嘛,不能停留在憤怒的情緒上,得有更多的分析,更多知識 上的貢獻。另外就是,當我讀到一個東西,在很多問題上是吃不準的。就像“民主”,對於它的問題我可能想得比其它人都要多一點;比如民主與腐敗的關係,我不 能說民主了以後就不會有腐敗;還有民主和穩定,有些人說“越維穩,越不穩”,但是民主會導致穩定這樣的結論,至少在短期內我不敢這樣說。看過很多資料後, 我不敢輕易下結論,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判斷,所以某種程度上我的“溫和”,是對困惑的一種表達。有些事情我沒有想好,我不能說得斬釘截鐵。
另外,雪村,你是怎麼由一個小說家變成“公知”的?
慕容雪村:就像剛才說的,在不公平的社會裡,屈辱感是公平的,每個人都一樣,被激怒就會出來發言。茉莉花革命之 後的一段時間,中國的輿論風氣特別緊張,像莫之許這樣的職業革命家發不出聲音,冉雲飛這樣的學者入獄,一時間反對的聲音似乎都消失了。但片刻沉靜之後,接 着就是意見的大爆發。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像我這樣的作家,以及媒體人、學者,甚至企業界的人士,都紛紛出來發言,言論的浪頭遠遠高於茉莉花革命之前。那像 是一個點,在那個點言言論被壓制了一下,但瞬間就反彈得很高。
我小時候在東北山區的小山溝里上學,到十四歲時家裡才裝了第一台黑白電視, 八九年看電視,看到的都是反革命暴徒怎麼樣燒解放軍戰士,那時候我是真痛恨那些暴徒,然後就這麼過了很多年。我能接觸到的全部信息都是中央電視台和《人民 日報》提供的,還有我們家牆上的那個喇叭。如果只有這些東西,你不可能不信,我是真的信。又過了許多年,經過緩慢而艱難地掙扎,我才從夢裡一點點醒來。我 相信,在中國人的覺醒過程中,像我這樣的人可能比像你這樣的人更多些。
還有個事情讓我覺得悲哀,受苦最多的那些人,他們的覺醒反而更加艱難,那一代醒過來的人最少。我姥姥九十多歲了,她是1949年之前出生的,經歷過 1949年之後的一系列苦難,包括大饑荒和文革,但直到現在,我在她面前批評毛澤東她還會生氣。她對我講過,有一年她“長脾”,大概是脾臟腫大,如果不是 毛主席派人來給她治病,她早就不在了。這觀點當然有問題,但她首先還是我的姥姥。
劉瑜:就像你所說的,那種政治對語言系統的侵蝕,那種感恩話語,已經深入骨髓。
慕容雪村:不僅是感恩,他們的心裡也有許多仇恨,9月份反日遊行,遊行隊伍中有許多上了年紀的人,他們應該是經 歷過毛時代的,但他們全都舉着毛澤東的畫像。他們的頭腦中一定屏蔽了毛時代那些殘酷和骯髒的事,我總結出一個詞來就叫“事實接受障礙”。這些人,如果要他 們回到毛的時代,他們也未必願意,但他們還是要打着毛的旗號來反對當下這貪腐橫行、貧富不均的社會,其實當下雖然有諸多問題,但比起毛時代來,還是要好很 多。同時對他們來說,懷念毛時代,也是一種情感需要,他們信奉毛一輩子,已經沒有能力來推翻了;他們會美化自己的記憶,美化那個時代,他們懷念的其實是自 己的青春,就像懷念年輕時的一場嘉年華會,覺得那是我的激情時代,我的白衣飄飄的年代,他會把其他東西全部忽略掉,就記得我們夜走山路,打着燈籠火把,懷 念其中那種荷爾蒙涌動的感覺。
劉瑜:我覺得毛時代那種狀態能提供現在社會不能提供的一種歸屬感,一種集體主義文化:大家一塊兒去種樹,一塊兒 去唱歌,一塊兒勞動,歸屬感中又有一種輕鬆感,比如畢業的時候我不需要去找工作,反正國家給我安排了一個,到了單位也不用選擇哪個職位,反正單位給我分了 一個,因為你要不斷地給自己做決策也是很累的。這種不用做選擇的輕鬆感也是很誘人的。
另外,我覺得一些資源稟賦或者能力比較差的人會格外懷念那種時代,因為在一個有競爭的年代,社會是按稟賦和能力分配資源的,當一個人認識到自己不可能通過稟賦和能力獲得很多資源的時候,他寧可選擇一個誰都得不到多少的分配狀況。
慕容雪村:劉瑜老師離開微博也有一段時間了,什麼時候回歸公共平台?
劉瑜:本來也不算遠離微博吧,也看,朋友在一起聊的也都是微博上的事,只是這段時間由於身體原因不適合去微博。 我性格也不大適合微博,我不像羅永浩那種,心理素質特好,一天可以同時和五撥人吵架,吵完架依然可以睡得很香。我呢,可能和一撥人吵完架,晚上就輾轉反 側,所以我不想介入那種火藥味太重的辯論當中去,影響情緒。還有就是,我寫時評什麼的,也算是一種關懷現實的方式,即使我退到書齋里,寫一寫論文也好,讀 一些更學理性的東西,也是另外一種關心現實的方式。並不是說我如果不對每一個新聞時事做一個及時的表態,我就不關心公共事務了。我也會厭倦同一個角色,我 以前做的很多事情是扮演了前鋒的角色,現在我更願意做一個後衛,也是希望體會一點新鮮感吧。
而且微博那種短平快的表達方式,我也不滿足。我不想完全停留在情緒化的表達上,也不願意太斬釘截鐵,這和我對於自己作為專業知識分子的要求是不相稱 的。我也挺害怕自己被姿態綁架,害怕一個事情出來,我就必須按照一個方向發言,這種表態、站隊的壓力,和我的思維方式是不一樣的。
雪村你是繼續寫小說,還是會關注非虛構題材?
慕容雪村:我現在就是有點猶豫不定。因為我自己家族經歷過大饑荒,我們家族稍微遠一點,我姥姥的姐姐,她有一個 大饑荒留下的真實的故事,我就特別想寫,而且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準備這方面的材料,大量關於大饑荒的圖片資料、書之類的。我以前寫的小說全都是關於當代都市 生活的,這兩年我漸漸認識到了,作為一個中年公知作家,我應該作哪些方面的調整,所以我計劃寫一寫中國當代人的這種歷史,或者就是寫寫我家族的歷史,我對 這樣的話題很感興趣 。
今天我是鼓足勇氣來和劉瑜老師對談。劉瑜老師喝了很多洋墨水,我呢,沒喝過洋墨水,但吃了足夠多的地溝油。對於中國人當下的許多問題,我有時候也挺敏銳,大概可以看清是怎麼回事。這就是地溝油的作用。

法律与文学(增订版)  

法律与文学(增订版)
作者: 理查德.A.波斯纳
译者: 李国庆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2
页数: 580
定价: 40.00元
装帧:平装
丛书:波斯纳文丛
ISBN: 9787562020745

内容简介 · · · · · ·

  


法理学问题
译者: 苏力
作者: [美] 理查德·A. 波斯纳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2-1
所谓“法理学”,作者指的是对所谓法律的社会现象进行的最基本、最一般、最理论化层面 的分析。就其总体而言,法理学所涉及的问题,其运用的视角,都与法律实务者的日常关心的事相距甚远。法理学的问题无法参照常规法律文件或依据常规法律文件 的推理予以解决,它运用的视角...(全部)

性与理性
译者: 苏力
作者: [美] 理查德·A. 波斯纳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2-5

法律与文学(增订版)
译者: 李国庆
作者: 理查德.A.波斯纳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2
目录 1导论 13第一章法律在文学中的反映 13理论思考 29从吐温到格雷斯汗的美国法律小说 51卡缨和斯汤达 63第二章.作为法律原型和文学类型的算机 64作为实践的复仇 78复仇文学 93《伊利亚特》和《哈姆莱特》 123第三章法律理论的对立 123从索福克勒斯到雪莱的法理学戏剧 162法律...(全部)

超越法律(美国法律文库)
译者: 苏力
作者: 波斯纳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1-11-01
《超越法律》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美国法律文库”是“中美元首法治计划”(PresldentlalRuleOflawInltlatlve)项目之一,该项目计划翻译百余种图书,全面介绍美国高水平的法学著作,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法律图书引进项目。“美国法律文库”著作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
译者: 苏力
作者: 波斯纳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1-11-01
《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的头两章着重指出道德和法理学理论的地方性 (localness),指出其之所以被当作普适原则提出来,主要是因为其具有修辞的效果。这两章还要着重指出,人们常常把道德和规范的搞混淆了,并因 此,人们把法官必须决定哪方“应”胜诉错语理解为法官必然...(全部)

正义/司法的经济学
译者: 苏力
作者: (美)波斯纳 著,苏力 译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2-05-01

反托拉斯法(第2版)/波斯纳文丛
译者: 孙秋宁
作者: (美)波斯纳 著,孙秋宁 译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3-01-01
53人想读 / 25人读过
法律、实用主义与民主
作者: (美)波斯纳 著,凌斌,李国庆 译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5-11-01
波斯纳在本书中提出的理论仍然属于这个美国传统;但有所创新和推进。他通过理论的和实 证的分析指出,美国实际上运行的民主和法治,都是实用主义的,而不是理想的。所谓理想的,在民主理论和实践中即该书着重讨论的慎议民主制,这是杜威式的民 主,强调通过教育和提供信息来...(全部)

衰老与老龄
译者: 周云
作者: (美)波斯纳 著,周云 译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2-09-01
不知老之将至——波斯纳《衰老与老龄》代译序 作者:苏力 一. 1995年,56岁的波斯纳法官出人意料地出版了《衰老与老龄》。出人意料不在于波斯纳贪得无厌地继续推进了从经济学进路研究非市场的行为这样一种视角,而在于他把学术目光从性的领域(《性与理性》[1992...(全部)
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
译者: 邓海平
作者: [美]波斯纳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1901-01-01
《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法律理论的前沿
译者: 武欣
作者: 理查德.A.波斯纳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2-12-01




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By Richard A.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in Decline. By Richard A.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in Decline By Richard A. Posn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publishing house, a divis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in academic publishing. It was established on January 13, 1913. In 2005, it published 220 new titles. , $29.95


Richard Allen Posner
(born January 11, 1939, in New York City)


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波斯纳文丛)(Public Intellectuals)

T-Magagine/ intelligent life

$
0
0
紐約時報 有談Styles 的周刊T-Magagine 已數年.

 http://www.nytimes.com/pages/t-magazine/index.html

The Economist 的雙月刊說不定已有天下的翻譯本:
http://moreintelligentlife.com/page/contents-julyaugust2013

CONTENTS JULY/AUGUST 2013

FROM THE EDITOR
MASTHEAD
CONTRIBUTORS
LETTERS

THIS SEASON

The best things to see and hear in the next two months, from the Glastonbury festival to photography by Arab women in Boston

INTELLIGENCE

THE BIG QUESTION
What is the best speech ever made? Six writers decide
THE WINE-LIST INSPECTOR
Drinking in Munich with Tim Atkin
FOOD
Eat Their Words: cooking with Alain Ducasse
Lipsmacking: the paté that gets the juices flowing in Sydney
My Madeleine: Yiyun Li remembers the rationing queues in China
THE MUSIC OF SCIENCE
Life off Earth: what about the babies?
THE PASSENGER
Jonathan Meades on a Mercedes made for Fangio
A GAME, A GADGET AND AN APP
A Lego adventure and DJ-ing on the move
READING THE GAME
Ed Smith on Tiger Woods’s next step

STYLE

MAIN FEATURE
Did the Eighties ever end? By Peter York
APPLIED FASHION
Rebecca Willis on the power of flowers
THE LINE OF BEAUTY
A brief history of underwear
THE SCEPTICAL SHOPPER
The Kindle and its rivals
MAN IN A SUIT
A Broadway producer in something loud

FEATURES

THE FALLOUT
Two years on from the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Henry Tricks shows what it has meant for one man
SAND
From toddlers in playgrounds to adults on holiday, sand bewitches us. Rebecca Willis works out why
PHOTO ESSAY
The strange beauty of abandoned stations, captured by Yves Marchand and Romain Meffre
WHAT THEATRE IS FOR
A memoir by Irving Wardle, who had a ringside seat all the way from John Osborne to Robert Lepage

CULTURE

AUTHORS ON MUSEUMS
Neil Gaiman on a painting he is crazy about
FILM
Charles Nevin watches the classic movies he missed
MOOD MUSIC
Clemency Burton-Hill plays a melancholy tune
AT THE CINEMA
Tom Shone on “Before Midnight”
BOOKS
Notes on a Voice: Margaret Atwood, by Peter Kemp
Found in Translation: Karl Ove Knausgaard
Six Good Books: Maggie Fergusson on Claire Messud et al
VISUAL CV
Nicholas Barber picks the best of Pixar

PLACES

MAIN FEATURE
The island off Savannah that produces delicious pork
GOING NATIVE
When in...Edinburgh, for the festival
SEVEN WONDERS
Chosen by John Eliot Gardiner, conductor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William Fiennes hikes up a volcano
CARTOPHILIA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y Max Hastings
BACK PAGE
LANDSCAPES OF THE MIND with Robert Macfarlane

《哲學片段 》 Kierkegaard, Soren. Philosophical Fragments./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the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
0
0




Climacus writes, "[A]s soon as I discover that I have known the Truth from eternity without being aware of it, the same instant this moment of occasion is hidden in the eternal, and so incorporated with it that I cannot even find it, so to speak, even if I sought it; because in my eternal consciousness there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but only an ubique et nusquam" (hc 按:[everywhere and nowhere] 翁譯為「天地悠」)
Kierkegaard, Soren.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A Kierkegaard Anthology. Ed. Robert Breta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153-171. 《哲學片段翁紹軍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4 /北京:商務2012 14  譯者有一注說:齊克果的永恆觀念,與西方哲學史一脈相傳。……黑格爾:「時間的真正終止是無始無終的現在,即永恆。」






Greek and Christian Models of the Truth


In his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Søren Kierkegaard, writing under the pseudonym of Johannes Climacus, poses the question, "How far does the Truth admit of being learned?" (154). A more direct and succinct formulation of Climacus' question is "How is the Truth learned?" since his question does not concern the extent of human knowledge, which "How far" implies, but the possible modes through which one comes, or may come, to know the Truth. For Climacus, there are two possible modes of knowing, or two theories of how one comes to know the Truth: the Greek and the Christian. Both of these modes lead one not to truths, but to "the Truth"; Climacus' concern is not with those modes of knowing that yield particular truths about the world and humans, as in science, but with those modes that yield ultimate Truth, that highest and purest dream of philosophy. The central purpose of this deliberation on the two modes of knowing the Truth, according to Niels Thulstrup, is to point out "the deep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Platonism and Christianity because of the fact of the incarnation" (lxxxvii). Climacus want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Greek, Platonic, or Socratic mode of knowing the Truth contradicts the Christian mode of knowing the truth. Many theologians and philosophers hold that Climacus succeeds in his demonstration and therefore extol the genius of Kierkegaard. My reading of Climacus' "Project of Thought" is also that he succeeds, but that his success is a fundamental failure. For even though Climacus indicate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eek mode of knowing the Truth and the Christian, he does not fully recognize that his whole thought-project is itself Greek, and that it puts a question to Christianity that Christianity neither poses nor answers. Climacus' effort, therefore, to clarify the nature of Christianity by contrasting the Greek mode of knowing with the Christian only obfuscates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 revelation.

Climacus precisely and persuasively elucidates the Greek mode of knowing. The initial dilemma in Socratic thought is the "pugnacious proposition" that Socrates intimates in the Meno: "[O]ne cannot seek for what he knows, and it seems equally impossible for him to seek for what he does not know. For what a man knows he cannot seek, since he knows it; and what he does not know he cannot seek, since he does not even know for what to seek" (155). The basic metaphor of the Socratic mode of knowing is that the Truth is sought, but this metaphor deconstructs itself because the nature of seeking implies some sense of prior possession. If one is to find the truth, one must find it already in one's possession. As Climacus points out, Socrates works out this difficulty in "the doctrine of Recollection" (155). Socrates concludes that "all learning and inquiry is... a kind of remembering" and that "one who is ignorant needs only a reminder to help him come to himself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what he knows" (155). Thus, Climacus concludes, "[T]he Truth is not introduced into the individual from without, but was within him all the time" (155). Paul Tillich correctly sums up Climacus'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ek mode of knowing: "[T]he religion of Socrates presupposes that truth is present within every human being. The fundamental truths are in man himself" (467).

Climacus sets forth a remarkable implication of the Greek mode of knowing: It thoroughly minim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oment in which one learns the Truth. Climacus writ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Socratic thought every point of departure in time is eo ipso accidental, an occasion, a vanishing moment" (156). The phrase "point of departure in time," or "temporal departure," refers simply to the moment in which one learns the truth, when one departs--in time--from the flow and flux of time and sees the eternal; in a literal sense, a point of departure in time is "a moment of Truth." Climacus argues that according to the Greek mode of knowing, every point of departure is occasional, accidental, and vanishing because only contact with the Truth matters, not the context from which one departs for the Truth. Context refers primarily to the teacher; Climacus writes that, on the Greek mode of knowing the Truth, "[T]he teacher himself is no more than... accidental" and vanishing (156). H.A. Nielsen clarifies the meaning of a vanishing point of departure: "[W]ith regard to getting hold of the Truth, no man owes thanks to any other man... . The teacher plays a midwife's forgettable role, which anyone with similar training might have played" (4).

According to Climacus, the teacher plays the lowly role of the midwife, or the moment of departure vanishes, on the Greek mode of knowing because one's eternal consciousness never comes into being. One never connects with the eternal, for one is not disconnected from the eternal. Climacus writes, "[A]s soon as I discover that I have known the Truth from eternity without being aware of it, the same instant this moment of occasion is hidden in the eternal, and so incorporated with it that I cannot even find it, so to speak, even if I sought it; because in my eternal consciousness there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but only an ubique et nusquam" (157). The moment of temporal departure is insignificant because it is only the moment in which one realizes one's eternal consciousness. One's eternal consciousness does not come into being in the moment; one simply realizes that it has always been. Since one's eternal consciousness does not come into being at "temporal departure," the moment of departure lacks significance.

The Christian mode of knowing the Truth contradicts the Greek mode and thereby gives the moment in time "decisive significance," writes Climacus (157). The temporal moment of departure has decisive significance in the Christian mode "because the eternal, which hitherto did not exist," comes "into being in this moment" (157). Thus, the moment of departure in time is more than just a realization of what one already has. It is a creation of what one wholly lacks. One wholly lacks the Truth, an eternal consciousness, just up to the moment of departure: "[T]he seeker" is "destitute of the Truth up to the very moment of his learning it" (158). The seeker, writes Climacus, does not even possess the truth in ignorance or unwittingly, and is not even really a seeker: "He [the would-be seeker] must therefore be characterized as beyond the pale of the Truth, not approaching it like a proselyte, but departing from it; or as being in Error. He is then in a state of Error" (158). Hence, it will not profit him to be reminded "of what he has not known, and consequently cannot recall" (158). Prior to her moment of departure, the "learner" is in a state of ignorant ignorance, according to the Christian mode of knowing. Not only does she not know or possess the truth, she does not even know that she does not know the truth.

On the Christian mode of knowing, with the learner in such a depraved state, only one way exists for the learner to know the Truth: "[I]f the learner is to acquire the Truth, the Teacher must bring it to him; and not only so, but he must also give him the condition necessary for understanding it" (158). The Teacher must also give the learner the condi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uth because "if the learner were in his own person the condi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uth, he need only recall it" (158). If the learner has the condi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uth, she already has the Truth, for all she must do is call upon this condition and the Truth is hers. At this point in the argument, "recalling the Truth" becomes, for Climacus, a metaphor for any mode of knowing that presupposes the truth to be within the human being, or any form of Idealism. As Nielsen points out, any mode of knowing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learner "to acquire the Truth by human effort" contradicts the Christian mode of knowing. The elemental distinction, then, between the Greek and the Christian modes of knowing is that the Greek mode presupposes that humans can attain the Truth from themselves, and the Christian mode presupposes that the Truth must come from outside all human selves.

This Teacher, therefore, must be more than human:

[O]ne who gives the learner not only the Truth, but also the condition for understanding it, is more than teacher... if [the requisite condition] is lacking, no teacher can do anything. For otherwise he would find it necessary not only to transform the learner, but to re-create him before beginning to teach him. Bu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no human being can do; if it is to be done, it must be done by God himself. (158-159).

On this Christian mode learning the Truth the moment has decisive significance, argues Climacus, because one does more in the moment than simply realize the eternal. One encounters the eternal. Both condition and Truth come at once, and what one before lacked completely, one now possesses completely.

Climacus thus skillfully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Greek and Christian modes of knowing the Truth. In making this distinction, however, Climacus does not fully grasp that his own approach, his entire thought-project, contradicts the nature of Christianity and its message, for his thought-project itself is fundamentally Greek. Climacus does indicate that he is partly aware of the Greek nature of his thought-project. After asking his initial question regarding how far the Truth admits of being learned, Climacus writes, "With this question let us begin. It was a Socratic question, or became such in consequence of the parallel Socratic question with respect to virtue, since virtue was again determined as insight" (154-155). Though Climacus perceives the Socratic nature of his question, however, he proceeds with his inquiry, and demonstrates thereby that he has not understood the profound problem of putting a Greek question, such as how one learns the Truth, to Christianity. By putting this Greek question to Christianity, or by interpreting Christianity from a Greek perspective, Climacus skews the very nature of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 revelation.

Critics have not missed Climacus' error. A.B. Drachmann astutely notes, "[T]he decisive Christian category is developed [in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not out of Christianity itself... , but only out of Christianity in relationship to the Socratic; and it is Christianity which must there conform to the Socratic and not the reverse" (qtd. in Thulstrup lxxxix). Drachmann's criticism is that Climacus' Greek perspective does not allow Christianity to stand fully forth. Climacus reads Christianity dialectically in terms of Greek thought instead of on its own terms. Torsten Bohlin argues that Climacus, whom he positively identifies with Kierkegaard, merely repeats the mistake that "orthodox theology" has made:

According to this view the formation of dogma in the early church was not a development out of the given of the New Testament but "a work of the Greek spirit on the basis of the Gospel." If Kierkegaard holds to the orthodox theology... , his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ity is determined by "the Greek spirit," that is, by Platonism and not by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at it thereby can be rejected as false. (qtd. in Thulstrup lxxxix).

Bohlin's contention is that the mistake Climacus makes in the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is the basic mistake of historical orthodoxy: interpreting the New Testament from Greek categories.

In The Subversion of Christianity, Jacques Ellul persuasively argues a similar thesis: that the elementary error of orthodoxy has been to interpret the New Testament by the terms of Greek philosophy. Ellul provides a coge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this error of orthodoxy, which Climacus repeats in his thought-project:

Hebrew thought was sown in a field nourished by Greek thought and Roman law. There was a need to translate the history into terms that the Greco-Roman world could understand, that is, into philosophical and legal terms. The Torah became the divine equivalent of the law of the Twelve Tables. God's revelation became the climax of the teaching of Socrates. What resulted was of decisive importance. The Bible was interpreted by the intellectual tools of Greek philosophy. (25)

According to Ellul, the problem with interpreting the Bible "by the intellectual tools of Greek philosophy" is that Christian revelation, specifically the New Testament, "does not reveal by means of a philosophical system or a moral code or a metaphysical construction" (23). Christian revelation is historical, not philosophical. In God's work of revelation, God does not send "a book of metaphysics or a sacred book of Gnostic revelations or a complete epistemological system or a perfected wisdom. He sends a man. In relation to him stories are told... that constitute a history" (24).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s not a book of philosophical answers. It is a record of historical events. Thus, the grand error of orthodoxy "goes back to a phenomenal chang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revelation, namely, the transition from history to philosophy" (23). Orthodoxy construes Christian revel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text, and thus brings to Christian revelation "intellectual, metaphys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s" (23).

Climacus only repeats the error of orthodoxy when he puts the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 of how one learns the Truth to Christianity. Since, as Ellul indicates, Christian revelation is essentially historical, posing a philosophical question to it is unreasonable. It is like asking Paul Johnson's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persuasive proof for God's existence. Johnson did not design his text to answer such a question, nor did the writers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God for Ellul, design the New Testament to answer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s such as how one learns the Truth. Climacus' method does more, however, than simply put a question to Christianity which it does not and cannot answer: By generating an answer from a misreading of Christian revelation, Climacus distorts the nature of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 revelation.


Works Cited

Ellul, Jacques. The Subversion of Christianity. Trans. Geoffrey W. Bromile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6.

Kierkegaard, Soren.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A Kierkegaard Anthology. Ed. Robert Breta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153-171. 哲學片段 翁紹軍譯 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4 /北京:商務2012

Nielsen, H.A. Where the Passion Is: A Reading of Kierkegaard's Philosophical Fragements. Tallahassee: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1983.

Thulstrup, Niels. "Commentator's Introduction."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xlv-xcii.

Tillich, Pau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How to Cite this Page

MLA Citation:
"Greek and Christian Models of the Truth." 123HelpMe.com. 14 Aug 2013
    .
*****《結論性非科學附筆 》

The one prays in truth to God though he worships an idol; the other prays falsely to the true God, and hence worships an idol… The objective accent falls on what is said, the subjective accent on how it is said.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the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Danish: Afsluttende uvidenskabelig Efterskrift til de philosophiske Smuler) is a major work by Søren Kierkegaard. The work is a poignant attack against Hegelianism, the philosophy of G. W. F. Hegel. The work is also famous for its dictum, Subjectivity is Truth. It was an attack on what Kierkegaard saw as Hegel's deterministic philosophy. Against Hegel's system, Kierkegaard is often interpreted as taking the side of metaphysical libertarianism or freewill, though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an incompatibilist conception of free will is not essential to Kierkegaard's formulation of existentialism.
As the title suggests, the Postscript is sequel to the earlier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he title of the work is ironic because the Postscript is almost five times larger than the Fragments. The Postscript credits "Johannes Climacus" as the author and Kierkegaard as its editor. Like his other pseudonymous works, the Postscript is not a reflection of Kierkegaard's own beliefs. However, unlike his other pseudonymous works, Kierkegaard attaches his name as editor to this work, show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stscript to Kierkegaard's overall authorship.

Contrasts in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ObjectivitySubjectivity
Objective truth is that which relates to propositions, that which has no relation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knower. History, science, and speculative philosophy all deal with objective knowledge. According to Climacus, all objective knowledge is subject to doubt. Focuses on what is asserted.Subjective truth is essential or ethico-religious truth. It is not composed of propositions or perceptions of the external world, but of introspection, experiences, and especially one's relationship with God.
Direct Communication consists of statements that can be communicated and understood without appropriation, that is, without experiencing personally what is being communicated. Objective knowledge can be communicated directly.

Parables of Kierkegaard 《齊克果寓言》與《克爾凱郭爾哲學寓言集》

$
0
0



五年前寫文轉引:
楊玉功編譯《克爾凱郭爾(台譯為齊克果)哲學寓言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最近讀丹尼爾 R. 克來因編(Daniel B. Kline)「經濟學家貢獻了什麼」(What do Economists Contribute北京:法律,2006),有一則故事出自Parables
of Kierkegaard
(頁18),想起似曾相識,果然《克爾凱郭爾哲學寓言集》北京: 商務 2000 (這本書是自行編譯)  翻譯得好多了.....

換句話說,後者不知有前譯。
我再找一下,不料發現一本台灣的舊譯(1998的台北不見得比2000的北京好):

「丹麥哲學家齊克果(kierkegaard)曾談到一個值得基督徒思考的問題,他說:「當知識被運用時,它會改變嗎?」為了讓這個議題更能被理解,他在《齊克果寓言集》(Parables
of Kierkegaard)中,說了一個暴風雨的故事:

讓我們想像一位舵手,並且假設他以很好的成績通過了每項考試,但卻不曾航過海。請想像他置身於暴風雨中,他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但是,他以前卻不曾經歷過水手面對星星消失於黑夜的恐怖情景;他不曾經歷過舵手眼見手中的舵輪,變成大浪的玩物時那種無能感覺;他不曾經歷過人們在這種時刻中,努力要計算什麼時,血液卻湧上頭部的那種困境;簡言之,他不知道:當知者必須應用自己的知識時,身上會發生變化。1
「怒海狂濤話信仰」 撰文/薑桂『聖靈月刊』期數:3332005.06


1.Kierkegaard
著,陳蒼多譯,《齊克果寓言》,新雨出版社,19989月,頁60
1989
Parables of Kierkegaard (Kierkegaard's Writings) [Paperback]
Søren Kierkegaard (Author), Thomas C. Oden (Editor)

·  Paperback: 216 pages
·  Publish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1, 1989)


 http://books.google.com.tw/books?id=rqKUZ7bEvVEC&pg=PA1&source=gbs_toc_r&cad=3#v=onepage&q&f=false

The Pantone system/ Iroshizuku 《顏色的故事:調色板的自然史》: 胡適日記全集, 1921.7.25/ blazing ultramarine 群青 sky (Burmese Days, by George Orwell)

$
0
0


Introducing Iroshizuku bottled ink for Namiki and Pilot fountain pens. The name “Iroshizuku”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Japanese words “Iro (Coloring),” expressing high standards and variation of colors, and “Shizuku (Droplet),” that embodies the very image of dripping water.
Retail Price: $35.00
Enjoy Japan’s rich and subtle color aesthetic as you write in a choice of 17 ink colors:
Morning Glory (asa-gao)
Hydrangea (ajisai)
Asiatic Dayflower (suyu-kusa)
Deep Cerulean Blue (kon-peki)
Moonlight (suki-yo)
Peacock (ku-jaku)
Dew on Pine Tree (syo-ro)
Forest Green (shin-ryoku)
Autumn Shower (kiri-same)
Old Man Winter (fuyu-syogun)
Crimson Glory Vine (yama-budo)
Azalea (tsutsuji)
Autumn Leaves (momiji)
Sunset (yu-yake)
Winter Persimmon (fuyu-gaki)
Horsetail (tsukushi)
Wild Chestnut (yama-guri)
Each Iroshizuku bottled ink name derives from the expressions of beautiful Japanese natural landscapes and plants, all of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depth of each individual color:
  • Morning Glory – a refreshing blue hue like a newly blooming morning glory.
  • Hydrangea – this shade of blue is reminiscent of the image of raindrops nestling on its petals.
  • Asiatic Dayflower – a blue similar to a small, fragile Asiatic dayflower.
  • Deep Cerulean Blue - expresses the color of a vast and clear summer sky.
  • Moonlight – a blue shade like the night sky, dimly illuminated by moonlight.
  • Peacock – a green color which evokes visions of the stark and vivid feathers of the richly multicolored peacock.
  • Dew on Pine – a green shade similar to a dewdrop reflecting pine needles.
  • Forest Green – embodies the unchanging color of a dense evergreen forest in a long winter.
  • Autumn Shower – a grey shade like a landscape expectant of winter.
  • Old Man Winter – a grey conjuring up the image of the cold, clear air of the severe winter season.
  • Crimson Glory Vine – this red embodies the bright and ripe fruit of the wild, yet subdued crimson glory vine.
  • Azalea – a red hue like the common red amongst the myriad hues of the Azalea flowers.
  • Autumn Leaves – a red shade emulating the bright red leaves that are iconic of a Japanese autumn.
  • Sunset – an orange hue like sky, painted by the evening sunset on clear day.
  • Winter Persimmon - an orange similar to the shade of a lusciously ripe persimmon.
  • Horsetail – a soft brown like a young horsetail awaiting the coming of spring.
  • Wild Chestnut – a brown color similar to the image of a ripe, fallen chestnut shell during the longing season of autumn.


日本 Pilot 百樂彩色墨水系列,顏色的名字取得真美:
朝顏、紺碧、露草、紫陽花、月夜、松露、深綠、孔雀、紅葉、冬柿、夕燒、躑躅、山葡萄、霧雨、冬將軍、山栗、土筆 共十七色。

http://www.pilot.co.jp/products/pen/fountain/iroshizuku/index.html
 一樣為漢字,日本與中國的形容與應用差很多.

ラインアップ

万年筆インキ iroshizuku

INK-50-AS

アサガオ(AS)
INK-50-AJ

アジサイ(AJ)
INK-50-TS

ツユクサ(TS)
INK-50-KO

コンペキ(KO)
INK-50-AMA
INK-50-AMA
アマイロ(AMA)
INK-50-TY
INK-50-TY
ツキヨ(TY)
INK-50-SNK
INK-50-SNK
シンカイ(SNK)
INK-50-KJ
INK-50-KJ
クジャク(KJ)
INK-50-SHR
INK-50-SHR
シンリョク(SHR)
INK-50-SY
INK-50-SY
ショウロ(SY)
INK-50-CHK

チクリン(CHK)
INK-50-FS
INK-50-FS
フユショウグン(FS)
INK-50-KS
INK-50-KS
キリサメ(KS)
INK-50-TAK
INK-50-TAK
タケスミ(TAK)
INK-50-YB
INK-50-YB
ヤマブドウ(YB)
INK-50-MS

ムラサキシキブ(MS)
INK-50-TT
INK-50-TT
ツツジ(TT)
INK-50-MO
INK-50-MO
モミジ(MO)
INK-50-FG

フユガキ(FG)
INK-50-YU
INK-50-YU
ユウヤケ(YU)
INK-50-KM

コスモス(KM)
INK-50-IH

イナホ(IH)
INK-50-TK

ツクシ(TK)
INK-50-YG

ヤマグリ(YG)





http://ebooks.adelaide.edu.au/o/orwell/george/o79b/chapter1.html

Burmese Days, by George Orwell

Chapter 1

‘This desert inaccessible
Under the shade of melancholy boughs’
As you like it.
U Po Kyin, Sub-divisional Magistrate of Kyauktada, in Upper Burma, was sitting in his veranda. It was only half past eight, but the month was April, and there was a closeness in the air, a threat of the long, stifling midday hours. Occasional faint breaths of wind, seeming cool by contrast, stirred the newly drenched orchids that hung from the eaves. Beyond the orchids one could see the dusty, curved trunk of a palm tree, and then the blazing ultramarine sky. Up in the zenith, so high that it dazzled one to look at them, a few vultures circled without the quiver of a wing.

In Myanmar, Valuing an Isolated Orwellian Link /Burmese Days (George Orwell) In Myanmar, Valuing an Isolated Orwellian Link /Bu...



藍色系
愛麗絲藍天藍色藍色蔚藍色天青藍鈷藍色矢車菊藍深藍色丹寧布色道奇藍靛青色國際奇連藍
薰衣草色午夜藍海軍藍長春花色波斯藍粉末藍普魯士藍皇室藍青玉色鋼青色群青色淺藍色

エッフェル塔、青く変身
2カ月間続く

写真
 2008.6月30日、欧州連合(EU)旗の色に合わせて青くライトアップされたパリのエッフェル塔(UPI=共同)
【パリ1日共同】パリの観光名所エッフェル塔が6月30日夜、青くライトアップされた。
 紺地に12の黄色い星を配した欧州連合(EU)旗をモチーフにした照明。フランスが7月からEUの議長国になるのに合わせ、普段はオレンジ色に浮かび上がるエッフェル塔が“

















Images for eu flag

 - Report images



值得一讀:胡適日記全集, 第 3 卷 1921-22
1921.7.25  編中文的《顏色的故事》之參考書之好資料



 

 

 

 

 

 

Blue Through the Centuries: Sacred and Sought After


However inspired they may have been by the immaculate beauty of the sky and water they saw every day, prehistoric artists had no way to render the color blue with paint. As Heinz Berke of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 has pointed out, the famous cave paintings at Lascaux and surrounding sites, which date back some 20,000 years, are notably lacking in blue.

“Early mankind had no access to blue, because blue is not what you call an earth color,” said Dr. Berke, a chemist who has studied the history of blue pigment. “You don’t find it in the soil.” Only with the advent of mining, he said, could sources of blue pigment be extracted.
The first stable blue colorant used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e from lapis lazuli, a semiprecious stone mined in Afghanistan beginning about 6,000 years ago. The Egyptians prized all things lapis, combining it with gold to adorn the tombs of the pharaohs, or powdering it into eye shadow for Cleopatra.
But the scarcity of the mineral drove the Egyptians to seek new blues through chemistry. By heating together limestone, sand and copper into the chemical compound calcium copper silicate, they invented the richly saturated royal-turquoise pigment called Egyptian blue. Variants of the recipe were taken up by the Mesopotamians, the Persians, the Greeks and the Romans, who built factories devoted to blue’s production.
In ancient China, chemists created blue pigments by blending copper with heavy elements like barium, lead and mercury. Unfortunately, those same heavy elements were often brewed into popular — and ultimately toxic — elixirs. “It’s said that 40 percent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suffered from heavy-element poisoning,” Dr. Berke said.
The Mesoamericans invented the third of the three great blues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a vivid and durable pigment called Mayan blue that scientists recently suggested could be a mix of indigo plant extract, a clay mineral called palygorskite, and resin from the Maya’s sacred incense, copal.
Whatever its origin, the blue pigment remained rare and expensive until the dawn of the industrial age, which probably explains blue’s longstanding association with royalty and divinity, and possibly why it is a widely favored color today. According to Steven Bleicher, a professor of visual arts at Coastal Carolina University, blue got a big endorsement in the year 431, when the Catholic church decided to “color code” the saints.
“Mary was given a blue robe,” he said, “a dark, wonderful and expensive blue befitting the queen of heaven.”
Over time, Mary blue became navy blue, the color of trustworthiness and authority, of bankers and the police. At this point, navy blue is so tightly linked to the notions of authority, Dr. Bleicher said,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fically avoided the color in designing the uniform of its peacekeeping troops and instead opted for a softer robin’s-egg blue.
As for the color-coding of the sexes, the idea that blue is for boys and pink means girls didn’t really gain traction in this country until the postwar baby boom, according to Jo B. Paoletti, a historian of dress at of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nd the author of the new book “Pink and Blue: Telling the Boys From the Girls in America.” Even then, some parts of the South lagged in adopting the strict rules of childhood attire. “I found examples of pink clothing for boys way up through the 1970s,” Dr. Paoletti said.
So, too, should we recall in today’s bitter blue-red, donkey-pachyderm dialectic that just a few years ago, red stood for Marx.

藍色曾經是一種尊貴的顏色

Anne Rippy/Getty Images
端莊的孔雀總是和藍色聯繫在一起。

無論天空、水面的無瑕之美曾給史前藝術家們帶來多少靈感,他們也無法將藍色再現於畫布。 蘇黎世大學(University of Zurich)的海因茨·貝爾克(Heinz Berke)指出,知名的拉斯科(Lascaux)洞窟及其附近洞窟內2萬年前的壁畫看不到任何藍色。

貝爾克博士說,“早期人類接觸不到藍色顏料,因為這不是一種所謂的土地色。你無法從泥土中提取。”他說,只有人類開始礦產開發後,才開始提取藍色顏料。貝爾克博士是化學家,他對藍色的歷史進行了研究。
古代世界第一個着色穩定的藍顏料取自於青金石。這是一種產自阿富汗的次等寶石,大約於6000年開始開採。埃及人給予這種藍寶石無上的地位。他們用青金石加金子來裝飾法老的墓穴,女王克麗奧佩特拉(Cleopatra)用它的粉末做眼影。

但這種礦物質極其稀有,於是埃及人只能通過化學手段提取新的藍色。他們將石灰石、沙子、銅加熱形成化合物鈣銅硅酸鹽(calcium copper silicate),他們發明了飽滿的呈王室綠松石色澤的顏料——埃及藍。隨後,美索不達米亞人、波斯人、希臘人和羅馬人分別採納了這個配方的不同版本, 他們建了工廠專門製作藍色。

在古代中國,化學家們將銅與重金屬鋇、鉛或水銀化合,創造出一種藍色。但可惜的是,這些同樣的重金屬也用來煉製當時盛行的,但實則有毒的長生不老葯。貝爾克博士說,“據說40%的中國皇帝都重金屬中毒。”

然後,美洲土著發明了一種鮮艷的、色澤持久的顏料叫瑪雅藍。這是古文明創造的三種偉大藍色的第三種。科學家們近來指出,瑪雅藍可能混合了槐藍屬植物提取物,粘土礦物坡縷石以及瑪雅人奉為聖香的柯巴脂。

不論其來源,在工業時期以前,藍顏料始終稀少、昂貴。這也許能說明為什麼藍色始終與皇室和神關聯,而且藍色至今為人們所喜愛。卡羅來納海岸大學 (Coastal Carolina University)的視覺藝術教授史蒂文·布萊謝爾(Steven Bleicher)發現,公元431年,當天主教會決定以不同的顏色代表各聖徒,藍色的地位進一步鞏固。

他說,“馬利亞穿上了藍色的袍子,這種深沉、美麗、奢華的藍色正符合聖母的形象。”
布萊謝爾博士說,後來馬利亞藍成了海軍藍,一種代表信任、權威的顏色,也成了銀行家和警察的顏色。此時,藍色和權威已經緊緊聯繫起來。聯合國在設計維和士兵制服的時候有意避開始用這種顏色,而選擇了更為柔和的知更鳥蛋殼藍。
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研究服裝史的喬·B·保萊蒂(Jo B. Paoletti)說,至於用顏色來標識性別——藍色代表男孩,粉色代表女孩,也是在戰後嬰兒潮時才開始使用。保萊蒂寫了《粉和藍:在美國辨別男孩、女 孩》(Pink and Blue: Telling the Boys From the Girls in America)。即使在那時,美國南部的一些地區仍沒有採用嚴格的兒童服飾規則。保萊蒂博士說,“我發現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仍有男孩穿粉色服裝。”
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忘記當下的非藍即紅,非驢即象的邏輯。要知道,不久以前,紅色代表馬克思主義。
翻譯:曹莉




 *****2008.11.23
這本書數年前在台灣出版
採取一魚多吃之方式大進帳 台灣的書固定品質稍好 不過太貴 也枝枝節節 無法看全貌
中國這本的訂價 可能是台灣的十分之一
不過 兩岸都沒有索引
在中國版 連源氏物語都翻譯成十八世紀之作呢



新知文庫‧13:顏色的故事‧調色板的自然史
 作  者:[英]芬利
 出版單位:北京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08.09

38 人民幣

維多利亞‧芬利從小痴迷色彩,自童年時代就立志探究每一種顏色的起源與變遷。她在閱讀大量有關色彩的書籍之后,不辭勞苦走訪世界各地,尋取色彩的第一手資 料,足跡遍及南美、澳洲、阿富汗、伊芳朗、印度等地,她甚至到過中國的敦煌和法門寺。沿途的發現常常讓她大吃一驚︰洋紅原本出自南美洲仙人掌上的一種寄生 蟲--胭脂虫的鮮血,而昂貴的紫色則來自海蝸牛的眼淚!她在講述每一種色彩的來龍去脈的同時,又穿插進旅途中的逸聞趣事,使得閱讀《顏色的故事》成為一次 輕鬆迷人、多姿多彩的色彩旅行。


【目錄】

1 導言︰親歷色彩啟蒙
1 前言彩虹的開端
11 概述顏料盒
27 第一章 赭色
74 第二章黑色和褐色
115 第三章白色
145 第四章紅色
184 第五章橙色
221 第六章黃色
268 第七章綠色
305 第八章藍色
348 第九章靛藍
385 第十章紫色
430 后記彩虹的末端
434 鳴謝


發明家

誰發明了全球色彩統一系統?

潘通色卡第304U號
Jens Mortens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潘通色卡第304U號
20世紀60年代早期,勞倫斯·赫伯特(Lawrence Herbert)開着有櫻桃紅色車座的藍色卡迪拉克去上班時,思考了這樣一個問題:怎樣創造一種關於顏色的「通用語言」。赫伯特是潘通(Pantone) 印刷公司的老闆,該公司當時剛剛生產了一種零售顏色展示卡,幫助顧客挑選連褲襪。他不得不按照每個樣本親手調製各種略微不同的米黃色,因為很難從油墨廠買 到跟他想要的一模一樣的顏色。每個公司對顏色的定義都不相同,你訂購「小麥色」、「灰褐色」或「奶油色」的時候,無法預測你買到的到底是什麼顏色。
他意識到解決辦法就是建立統一的色彩系統,每一種顏色都用 數字來表示。「如果紐約的一個人想在東京印點什麼,他們只要打開書說『我要潘通123』就可以了,」赫伯特說。世界各地的123(水仙黃)看起來都是一模 一樣的。赫伯特製作了一張樣頁來展示如何使用這個系統,他把它寄給了油墨廠。50年後,他還留着那張樣頁的複印件:「它就在我棕櫚灘的辦公室里。」
  • 檢視大圖潘通系統定義了每一種顏色,從美國國旗到蘋果2代電腦。193:美國國旗上的紅色;287:美國空軍藍;453:蘋果2代的米黃色;116:高速路警示牌的黃色。
    潘通系統定義了每一種顏色,從美國國旗到蘋果2代電腦。193:美國國旗上的紅色;287:美國空軍藍;453:蘋果2代的米黃色;116:高速路警示牌的黃色。

到20世紀70年代,潘通每年僅靠授權費就能獲得100多萬美元。「那時候我們有一個顧問,他會召集一個委員會尋找新顏色,比如米蘭或巴黎新出現的顏色,」他回憶說,「似乎很多設計師在同一年都認為咖啡色很好看。」
潘通色卡系統從廣告界擴展到紡織界,再到食品科學界,還被應用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定義Ben & Jerry』s的巧克力蛋糕的顏色。「我給紅酒配上了色卡,」赫伯特說,「還給貧血的血液樣本、胡桃、草莓和金魚配上了色卡。」
赫伯特現在退休了,但是依然對顏色很感興趣——比如飛燕草藍(16-4519 TPX)和毛伊島藍(16-4525 TCX)的區別。「上帝用7天的時間創造了世界,」他說,「在第8天,他讓潘通給世界填上了顏色。」
與潘通繼承人的對話
勞倫斯·赫伯特的女兒麗莎·赫伯特(Lisa Herbert)是潘通的客戶授權部的副總裁。
你對父親的生意最早的記憶是什麼?我6歲的時候,經常和爸爸一起去辦公室,玩一堆堆的化妝品。爸爸當時在給露華濃和蜜絲佛陀等化妝品配色卡。
潘通最近開始了「時尚追蹤」的業務。是的,對設計要求很高的行業想知道下一季的流行色。所以人們開始向潘通求助。
潘通宣布翡翠綠是2013年的流行色。你們是怎麼做出這樣的預測的?我們週遊世界,參觀貿易展覽會,關注頒獎典禮以及秀台上的新時裝。我們還追蹤銷售給設計師的色卡的情況,這樣我們就能知道哪些顏色將會流行。
潘通色卡最不尋常的應用是在哪個方面?卡爾文·克萊恩(Calvin Klein)在廚房裡放了一個潘通色條,提示大廚他想要什麼顏色的咖啡。

Design

Who Made That Pantone Chip?

Jens Mortens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In the early 1960s, as Lawrence Herbert drove to work in a blue Cadillac with cherry red seats, he mulled over a problem: How to create a “universal language” of color. Herbert, the owner of the Pantone printing company, had just produced a retail display card that helped shoppers choose pantyhose. He had to hand-mix the subtle beiges of each swatch, because it was so difficult to buy the exact shade he wanted from an ink manufacturer. Each company defined colors differently, and when you ordered “wheat” or “taupe” or “cream,” you couldn’t predict what you’d get.
The solution, he realized, was to create a unified color system in which each shade was expressed as a number. “If somebody in New York wanted something printed in Tokyo, they would simply open up the book and say, ‘Give me Pantone 123,’ ” Herbert says; 123 (a daffodil yellow) would look exactly the same the world over. Herbert created a sample page to show how the system worked and sent it to ink makers. Fifty years later, he still owns a copy of that page: “I’ve got it right here in my office in Palm Beach.”
By the 1970s, Pantone was making more than a million dollars a year in licensing fees. “We had a consultant who would get a committee together and find out, for example, what colors are showing up in Milan, what colors are showing up in Paris,” he recalled. “It seems that a lot of designers all decide that coffee brown might be a good color in the same year.”
The Pantone system spread from the advertising world to textiles to food science and has been put to some unexpected uses — like defining the color of a Ben & Jerry’s brownie. “I have matched color charts for wine,” Herbert said. “I matched color charts for anemia blood samples and for walnuts and strawberries and goldfish.”
Now retired, Herbert still takes a proprietary interest in color — in, s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lphinium blue (16-4519 TPX) and Maui blue (16-4525 TCX). “God created the world in seven days,” he says. “And on the eighth day, he called Pantone to put color into it.”
HEIR COLOR
Lisa Herbert, the daughter of Lawrence Herbert, is Pantone’s vice president of consumer licensing.
What’s your earliest memory of your father’s business? When I was 6, I would go to the office with my dad and play with piles of cosmetics. My dad was matching colors for clients like Revlon and Max Factor.
Pantone has recently gone into the business of “cool-hunting.” Yes, design-conscious industries want to know the colors for the next season. So people have begun to look to Pantone for that.
Pantone declared emerald green as the color for 2013. How did you come up with that forecast? We travel the world and shop the trade shows and look at awards shows and what’s coming down the runway. We also track the sales of our swatches to designers — so we know about the popularity of the colors.
What’s the most unusual use of the Pantone system? Calvin Klein kept a Pantone chip in the kitchen to signal to his chef what color he wanted his coffee to b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去問李光耀:一代總理對中國、美國和全世界的深思》

$
0
0

Give kids early start in bilingualism: Lee Kuan Yew

He reiterates belief close to his heart at N-Day dinner in his constituency

Mr Lee's birthday being celebrated in advance at the National Day dinner in his Tanjong Pagar ward yesterday. He will turn 90 on Sept 16. With Mr Lee are Tanjong Pagar GRC MPs Chan Chun Sing, Lily Neo, Chia Shi-Lu and Indranee Rajah, People's Association chief executive director Ang Hak Seng and Senior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for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Sam Tan. -- ST PHOTO:NURIA LING
Although he was feeling unwell, former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yesterday continued his perfect record of turning up at every National Day dinner of his Tanjong Pagar ward.
Mr Lee, who turns 90 next month, was feeling weak yesterday but refused to miss the dinner with his residents.
While there, he then went through the entire planned programme, which included delivering a 10-minute speech....


「總統制比起議會制比較不可能出現好政府。……在議會制裡,總理上任前,已擔任議員,甚至部長在英國的話,人民早已對你有相當的評價,……他們大約了解你是那類人物,有那方面的深度,你的話是否可信…….。」(有點更動自眼)
----Graham AllisonRobert D. BlackwillAli Wyne合著.《去問李光耀:一代總理對中國、美國和全世界的深思》(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林添貴譯,台北:時報出版,2013,頁54-5 



目錄

推薦序∕季辛吉
李光耀是何許人?
李光耀說話,全球要人都在傾聽
前言
第一章    中國的未來 
第二章    美國的未來
第三章    美、中關係的未來
第四章    印度的未來
第五章    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未來
第六章    國家經濟成長的未來
第七章    地緣政治和全球化的未來
第八章    民主的未來
第九章  李光耀是如何思考的
第十章  結論
◎台灣觀點
南方朔∕全球推崇的政治老師──李光耀
胡忠信∕戰略縱深.哲學素養.權力本質

推薦序
  我有幸在過去五十年結識許多世界領袖,可是沒有人比新加坡開國總理、且一直是其人民指導精神的李光耀,惠我良多。究竟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在李光耀這位聰明才智與判斷力無與倫比的偉人身上,答案是不問自明。
   新加坡一直是東南亞最小的國家,它是否能夠維持獨立地位,不無疑問,似乎註定要成為更強大的鄰國之附庸國家。李光耀絕不妄自菲薄;他預見到的,不只是一 個勉強存活的國家,還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國家。高超的智力、紀律和創造力,可以取代資源。他號召國人承擔起從未想像到的職責:先將城市整頓乾淨,其次專心致 志以高超的表現克服鄰國的敵意及自身內部的種族分裂。
  李光耀接篆時,新加坡人民每年人均所得約四百美元,現在卻超過五萬美元。他鼓勵其通曉多國語文的人民成為亞太地區知識和技術中心。由於他的卓越領導,一個中型城市已成為重要的國際及經濟主角,善於培養多邊的泛太平洋關係。
   一路走來,不只是因為他代表的力量,更因為他思想的超卓,李光耀已成為美國不可或缺的友人。他的分析鞭辟入裡,以致交手方認為和他一談,受惠良多。過去 三個世代,李光耀屢屢前往華府,廣交美國政府及外交政策高階人物。他的會談受到高度重視,加之他經驗豐富,總是在罕有的坦誠氣氛下進行。每一位和他交往的 美國總統,都因為他相信新加坡國運要堅守民主陣容而受惠。尤有甚者,李光耀洞悉該地區思維,能指點我們所面對的世局。
  李光耀的分析照亮 了美國長期以來所面對的最重要挑戰:如何與中國在內的亞洲建構根本的、有機的關係。沒有人比李光耀更能就這方面教導我們,使我們了解其性質與範圍。然而, 本書證明他的真知灼見不僅限於美中關係,更環繞著國際關係上的每一項挑戰。讀者很快就會發現為什麼李光耀不僅是我們這一代精明的領導人,也是公認的戰略思 想家。
亨利.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
台灣觀點
全球推崇的政治老師──李光耀
  新加坡乃是近代亞洲的奇蹟。
   新加坡於一九五六年獨立,成為聯合國第一一六個會員國。但自獨立前後,這個國家即亂成一團,外有對它極不信任的馬來聯邦,對內則是新加坡共黨(社會主義 極權)猖獗,使得這個蕞爾小島風雨飄搖。為了國家的安定,於是一九五○年代,新加坡遂大力整肅共黨,這也使得新加坡有了威權國家的惡名。但新加坡的威權並 沒有走到壓迫的方向,而是致力於政府的領導改革。於是這個人口只有台灣七分之一、土地面積只有台灣六十分之一鼻屎大的國家遂日益欣欣向榮,使得這個毫無資 源的小國成了亞洲四小龍之一。及至到了一九九○年代進入全球化的時代後,新加坡乃是全球第一個理解到開放的重要性的國家,於是新加坡在開放中引進人才技術 和資金,發揮了高度的創意與活力,一個蕞爾小島在亞洲已成了與它的疆域完全不能對稱的活力中心。
  而這種巨大的改變,乃是李光耀所一手促 成的。在一九五九年新加坡還是一個自治邦時,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贏得大選,他成為第一位總理。當時的新加坡人均所得只約為四百美元,乃是個不穩定的貧窮地 方,但在他的傑出領導下,現在的新加坡已成了人均所得五萬美元的富裕國家。在進入廿一世紀後,全球論競爭力、論國家創意,新加坡不是排名第一也是第二。新 加坡這種快速的持續進步是怎麼造成的?
  根據我的有限知識,我認為原因如下:
  一、李光耀在近代亞洲史,甚至世界史上, 已創造出了一種獨特的治理模式,政府以知識和責任為基礎,扮演著國家的火車頭,也重塑了社會的行規和紀律。政府的清廉有效、社會的知法守紀、國家方向的確 定,使得新加坡不會有太大的摩擦成本。卓越的領導,有助於社會的團結進步,新加坡以領導為核心的治理模式,已替世界豎立了典範。
  二、新 加坡已重塑了它的歷史認同和國家認同:它不以種族的起源為終極認同,而是以國家的現在和未來為新加坡的認同。人們都知道,東南亞的華人普遍都有中國文化的 認同,這種中國文化的認同經常又和對中國的認同綁在一起,這也是東南亞國家普遍都對華人社會有疑忌的原因。一九五○和一九六○年代,中國對東南亞革命輸 出,印尼共黨、馬來西亞華人為主的馬共和新加坡的新共,都和中共有關。東南亞華人的中國認同,對他們的發展其實是弊大於利。因此在李光耀當政下,遂肅清共 黨,逐步發展新加坡的新認同,不以華人為主的中華文化為認同目標,而以新加坡的進步繁榮為新的認同,這種新加坡認同亦有利於多種族的新加坡的團結。新加坡 以國家的進步繁榮做為新的認同取代了舊式的華人認同,使得新加坡沒有了舊文化的包袱,而可以大步前行,新加坡甚至將英語定為官方語言,加快進入世界的主流 文化。近代國家裡,不以歷史作為認同目標、而以現在和未來作為認同目標的,過去只有美國。美國汽車大王福特曾說過:「所謂歷史只不過是一堆夢話,我們活在 現在,唯一有意義的歷史,乃是我們今天所寫的歷史。」這種不以歷史作為認同對象,而以現在和未來作為新認同的,廿世紀的亞洲又多了一個例證,它就是新加 坡。由於有了新認同,新加坡的進步遂能格外加速!
  三、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李光耀最早體會到世界的競爭已由軍事轉移到了經濟,他不但強 化新加坡的競爭力,也在傳布這種變化的趨勢和亞洲的和平競爭概念。他支持中國在經濟、科技和民主上的進步,但因為對中國有深入的理解,他也了解到中國壯大 後,必然會以它的經濟力收編亞太秩序,使別的國家均「自藩屬化」,因此為了亞洲的共同利益,他支持美國繼續留在亞洲,也期望印度的強大做為制衡中國的勢 力。他這種對中國有期待,但也有警惕的態度,不但成了亞洲的新共識,新加坡自己也致力於亞太地區的安全對話。新加坡每年的香格里拉論壇已成了亞太地區的最 重要戰略對話平台。李光耀已成了這個和平競爭時代亞洲戰略思想的共主。
  因此,季辛吉以前推崇李光耀:「他的能力超過了他的國家規格。」 這真是對李光耀最真誠的推崇。李光耀治理新加坡這個蕞爾小國,他不但使新加坡日新又新、成了世界上一顆耀眼明珠,他更發揮了高度的思考力,替亞洲的和平競 爭擘劃出了藍圖,一個極小的國家,而能發揮那麼大的作用,在人類史上從未曾見。
  而艾利森教授及布萊克維爾教授合編的這本《去問李光耀: 一代總理對中國、美國和全世界的深思》,實在是想要理解他這個人,以及他的思想之入門磚。本書我詳細的讀了兩次,對於他這個人理性、務實、追求卓越而又器 宇宏大的格局,實在萬分景仰。尤其是最近「習歐會」閉幕,整個「習歐會」可以說都在李光耀的預估之中。
  本書值得全球政治人物閱讀,尤其對台灣的政客格外有暮鼓晨鐘之效,我認為本書對台灣最重要的意義有三:
  一、李光耀說:「我沒把自己歸類成政治家,我自認是個有決心、堅持不懈、一以貫之的人。我立志做大事,我努力追求,以迄成功。就是這樣而已。……任何人自己為是政治家,需要去見心理醫師。」他的這句話簡直就是在寫台灣那些應該去看心理醫師的政客!
  二、他堅信社會成功需要三個基本要素:堅定的領導、有效率的政府、社會紀律。如果一個領導人只想連任,只想討好選票,他就會施政沒有重點,問題愈搞愈糟。
  三、他對美國有信心,對中國有期望,因此他在中美兩大之間沒有去抱哪個大腿,而是扮演公正的第三者,這是真正有益於亞洲的發展策略。他成了中美之間的諍友,北京尊敬他,華府也尊敬他。這是機會主義的台灣所無法理解的。
  因此,李光耀把一個超小國家玩成了超級大國的國際地位,這是不世出的勛業。而這一切的起點,就在於他有能力,有能力的人,始能得到尊敬,無能耍弄權術的人是不可能受人尊敬的!
南方朔(文化評論家)
台灣觀點
戰略縱深.哲學素養.權力本質
  身為全球最資深的政治家之一,有長達半世紀以上的政務經驗,能夠敏銳地與時俱進發表洞若觀火的評論,而且具有宏觀性戰略、哲學性的素養,徹底掌握人性與權力的本質,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放眼於當今全球,仍然是佼佼者之一。
   政治就是實力,談到實力,邏輯與感情都必須退場。新加坡從大英帝國的前殖民地與軍港蛻變為全球競爭力排行前幾名的國家,李光耀的願景、目標、價值、信仰 發揮了領導力作用。英語「政府」的原意就是「舵手」,在伊斯蘭文明「一片綠海」中獨樹一幟、乘風破浪,李光耀扮演稱職船長的角色;正如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臘 城邦文明,新加坡也在東亞儒家文化圈再造城邦文明,並把印度、馬來、伊斯蘭文明加以適度融合。本書不是政治理論的玄奧論述,是一位實力人物年過九旬的邏 輯、理性分析,對目前全球最熱門議題一一點評,觸及中國崛起、美國霸權、印度興盛、全球金融、伊斯蘭極端主義、民主的未來、新加坡的生存之道,乃至李光耀 的自我定位與探究權力本質。我們未必完全同意李光耀的論點,甚至想駁斥其主觀武斷之處,但我們仍被李光耀的分析力道所折服,至少產生「創造性破壞」的省思 作用。
  李光耀首先指出一個政治現實,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崛起已是一個不可逃避的現實,正如明清帝國的東亞朝貢體系,中國 挾其「世界工廠」與「全球最大消費市場」,在「現金為王」的全球優勢下,以龐大的外匯存底與國家資本主義向外大肆擴張,與美國已成為G2大國。李光耀一方 面建議世界各國領袖了解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頓挫與昂揚,以國際經貿遊戲規則與中國打交道;但他也勸誡中國領導者不要重蹈上個世紀德國、日本由盛而衰引發戰 亂之覆轍。正如康德所言:「追求永久和平是理性的最高目標,也是一種道德義務。」了解東西文明,具有全球眼光的李光耀扮演「公道伯」的角色,用心可謂良 苦。
  李光耀會引起爭端的觀點,是他對中國民主的發展持負面態度。在他觀察,中國若走向民主開放,就會走向動亂崩潰,就像歷代的朝代更替 或者民國初期的軍閥割據、國共內戰,這也是為什麼他不會反駁鄧小平觀點的原因:寧願槍斃二十萬個大學生,以此來換取中國的百年和平;這也是為什麼他不會指 控鄧小平是「天安門屠夫」的心理因素。李光耀這一代人歷經殖民統治、日軍侵略與新加坡建國初期的鬥爭,深知「穩定壓倒一切」的生存理念,他因此提出了有別 於西方文明的「亞洲價值」,並以自身經驗投射到中國的民主未來,認為中國需要的是一個超穩定的中央政治秩序,至於西方人所追求的民主、法治、資本主義、公 民社會並非主調,雖然李光耀對中國的威權文化、帝制思想、貪汙橫行、缺乏法治大加批判,但他仍下了論斷:「中國不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它若成為民主國家, 它會崩潰。」但又說:「現行制度在未來五十年不會不變。」我們無從預測未來五十年中國的民主發展,但光回顧過去五十年,你能斷言中國如今走上了國家資本主 義,中國成為經濟大國嗎?
  從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經驗顯示,包括漢廷頓教授所提出的「第三波民主」,民主、法治、資本主義與公民社會成熟到 一個階段,民主自由如同「葉公好龍」般就會出現,台灣民主化在一九八○年代出現「基因突變」,打破了一黨專政與「中國文化不可能有民主體制」的政治神話, 就是一個經典例子。在探求中國未來的民主發展,李光耀顯然仍停留在他的世代經驗,以新加坡自身的統治經驗強加在中國身上。「民主會帶來中國的崩潰」不但失 之武斷,這種「威權君父」式的指導觀點,恐怕不易為深受自由民主人權洗禮的讀者所接受。
  李光耀的論述令人折服之處,是他對美國國力的分 析,美國的創新、科技、企業、教育、移民,均是美國國家競爭力的底蘊,包括美國人的「邊疆開拓精神」與建立全球最大軍事機器,尤其是英語與網路的運用,均 是美國不會淪為「美國帝國的衰亡」的支撐因素。但是李光耀也對美國的預算赤字、國債、高失業率與社會治安深感憂慮,在這個面向,李光耀又回到他所篤信的馬 基維利與霍布斯式的權力觀點,他對美式個人主義、多元移民社會深不以為然,他像一個說教的孔孟信徒,又回防成儒教統治菁英,對美式社會嚴加批判。李光耀選 擇性地尊重美國的「硬實力」,卻對「軟實力」不加恭維,如果兩相比較他對中美兩國看法,他在乎國家「強大」,對公民社會的養成卻疏少關照,可說是有趣的對 比。
  在本書唯一透露感情之處,是李光耀以「護國主」、「監護人」的口氣對新加坡的治理有非常完整的論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是 本書的精華篇,值得有志者詳加研讀。李光耀談及政府的角色、領導人的意義、權力的本質與邏輯、菁英決策模式、清晰表達理念,乃至「直昇機品質」,都是一流 治國者的肺腑之言,而且言必有中,是教科書學習不到的治國理念與經驗。
  李光耀最佩服的政治領導人是誰?戴高樂、邱吉爾、鄧小平,原因是 他們是有膽識之人,李光耀何嘗不以此自況?難得的是李光耀以儒家式的謙虛自稱不是政治家,他認為自稱政治家的人都應去看心理醫生。李光耀的自我定位才是深 知「我是誰」的個中三昧:「我自認為是個有決心、堅持不懈、一以貫之的人;我立志做大事,我努力追求,以迄成功。」既謙虛又自信,既宏觀又自省,這就是李 光耀特立獨行的領導風格與品質;曾國藩說大丈夫要「志、識、恆」,李光耀都具備了。
胡忠信(歷史學者,政治評論者)
前言
  李光耀是過去半個世紀非常獨特的一位政治家。身為新加坡「國父」及過去五十多年的主導人物,他把一個貧窮、貪腐的城市國家建設為現代國家,人民所得現在已高過於大多數美國人的水平。他不僅是思想家,也是行動家,精於轉型、改造。
   在國際事務上,沒有任何人比這位「新加坡智者」更經常受到一個世代的美國、中國及其他世界領袖的熱切詢問、定期請教和仔細聆聽。從尼克森、季辛吉一九七 一至七二年間設計的「向中國開門」政策,以至日後每位白宮主人,包括歐巴馬在內的每位美國總統都親赴新加坡,或邀請李光耀到白宮交換意見。從鄧小平開始積 極思考走向市場經濟,進而啟動三十年的兩位數成長,而後到胡錦濤以及內定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李光耀都是他們在中國之外最有影響力的諮商對象。
   除了大國之外,像以色列這樣的小國家,需對國境之外的趨勢十分警覺,才得以生存,也從李光耀身上尋求啟示。哈薩克總統納札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發現自己忽然成為從前根本不存在的新興獨立國家元首,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賓.札義德(Sheikh Khalifa bin Zayed)、盧安達的保羅.卡加米(Paul Kagame),和其他數十個面臨重大挑戰的領導人,無不從李光耀身上得到戰略指引,幫助他們應付國際挑戰。
  這本書的目的不在回顧過去 五十年來李光耀的重大貢獻,我們的焦點擺在未來,以及往後四分之一個世紀美國將會面臨的特定挑戰。我們設想二○一三年一月二十日就任美國總統的這位領袖最 有興趣的問題,然後摘錄李光耀自己講述的話提出最直接的答覆。我們相信這些答覆不僅對擬定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士極具價值,對於美國企業界及公民社會的領導人 也極富參考價值,因為他們高度依賴他們對廣大世界重要趨勢的預測來投資其寶貴的金錢與時間。我們十分感謝Anthony Tan和Yeong Yoon Ying協助安排我們與李光耀的訪談。
  本書共分十章,以中國崛起做為起始;李光耀對這個議題的了解,毫無疑問遠勝過外界其他任何觀察家 或分析家。中國會挑戰美國在亞洲、乃至在全世界做為領導大國的地位嗎?大部分決策者和評論家回答這個核心問題時都含糊其詞。李光耀卻直截了當地答說:「當 然啦!為什麼不呢?這種重新喚醒的天命感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中國有意成為全世界最大強國。中國要當中國,要大家接受它是中國,不是西方的榮譽會員。」
   其次我們請教將影響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的與美國以及美中關係有關的問題。李光耀在這兩大國之間,看到衝突對峙的因子:「(中、美)會為了影響力而鬥爭, 他們之間的競爭無可避免。」但是他和悲觀論的現實主義者大不相同,只要雙方領導人有理性的判斷,他不認為衝突是無可避免的。
  接下來的篇 章探討印度、伊斯蘭極端主義、地緣政治和全球化以及民主等問題。每一章都以關鍵問題做為開端,然後摘要提出李光耀簡潔的回答。這些答案有些頗有尖銳,因為 他先天就抗拒「政治正確」,從來不迴避爭議。身為本書的作者和規劃人員,我們避免發言評論或陳述己見,謹守本分,因為想從李光耀的意見受惠的各國總統和他 們最親信的幕僚,要聽的是李光耀怎麼說,而不是我們怎麼說。
  我們已經萃取李光耀的精闢見解和核心論述,以便讀者得以迅速瀏覽。請勿誤 解,我們的確深信本書每一頁的每一句都值得細加品味,但是讀者可以自己做判斷。我們預測,想要快速瀏覽的讀者可能花上比預期更多的時間,被李光耀的話語牽 繫住,細細咀嚼他那些令人驚訝、甚至困擾,但又頗有啟發的主張。
  我們有幸花了許多時間聆聽李光耀大話天下,以及爬梳整理他豐富的作品、訪談錄和演講稿,其收穫超乎我們預期。如果我們能讓讀者分享此一知識饗宴,就不負使命了。

內容連載

§內文1

【精闢觀點節錄】

◎中國有意成為全世界最大強國。各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尤其是中國的鄰國,已經把這一點列入考量。這些政府正在重新調整定位,因為他們曉得若是妨礙到中國的核心利益,後果不小。中國只要不讓進入所得及購買力與日俱增的十三億人口的市場,就足以實施經濟制裁了。

◎中國將來表現其優勢地位的方式,毫無疑問會與以前的時代大為不同。以東亞現今狀況為例,中國已經很明顯地與其鄰國建立主宰的經濟地位關係,也運 用這個優勢地位(包括鄰國可以進入十三億人的大市場,以及中國對其他國家進行重大投資)為本身爭取利益。如果國家或企業不接受中國的地位,沒有對其適度的 順從,將面臨被封殺於快速成長的十三億人大市場之外的威脅。

◎從中國的輝煌紀錄直線推演並不實際。中國的前途面臨的內外障礙,遠遠超過大多數觀察家所認知。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治理問題:缺乏法治。今天的 中國可說是接近於帝治;這個巨大的國家裡有些小皇帝在一大塊地區施展極大的地方勢力;文化習慣限制想像與創意、鼓勵墨守成規;中文透過雋語影響思想,而四 千年積累的古籍經典,能說的都說了,而且古聖先賢說得更好;中文非常難學,使得外國人無從擁抱中國或被其社會接納,並且嚴重限制了中國吸引、融合外來世界 的才智之能力。

◎習近平很內歛。不是說他不會跟你交談,而是說他喜怒不形於色。不論你是否說了什麼話惹惱他,他臉上總是帶著微笑。他有鋼鐵般的意志,比胡錦濤堅強。胡錦濤登上大位,沒有經歷過習近平那樣的考驗和磨難。

◎中國不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中國若成為民主國家,則會崩潰。關於這一點,我很肯定,中國知識分子也了解。如果你認為中國會出現某種革命以爭取民主,那你就錯了。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今天都到哪裡去了?他們完全不相干了嘛。中國人民要的是復興起來的中國。

◎鄧小平說:如果必須槍斃二十萬學生,那就槍斃他們吧。我了解這是什麼意思。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中國就要亂上一百年……鄧小平很清楚,因此他分階段開放。沒有鄧小平,中國會從內部爆炸。

◎美國因為國債與赤字而焦頭爛額,但是我堅信,美國絕對不會淪為二等國家。從歷史看,美國已展現出很大的更新、復興能力。美國的實力包括思想不落 窠臼,不論想像或務實,都涵蓋廣泛;擁有多元化的卓越核心,能競逐創新,擁抱新理念和新技術;美國社會從世界各國吸引才智之士,將他們同化為美國人;美語 形同開放系統,是科技、發明、企業、教育、外交界領袖及全球各國菁英的共同語言。

◎如果給老百姓下猛藥,總統不會當選連任。因此就出現推拖懈怠傾向,拖延不受歡迎的政策以爭取勝選。所以,預算赤字、債務、高失業率等等問題就一任接著一任傳下去。

 ◎美國人權團體抨擊中國,以及美國國會及政府以違反人權及飛彈技術轉移為理由威脅要取消中國最惠國地位及祭出其他制裁措施……忽視了文化、價值和歷史的差 異,把中、美關係的戰略思考放在美國國內議題的層次去思考。這種隨便的作法會有把中國推向美國長期敵人之虞。不要太敏感、對中國的文化現實多幾分理解,可 以促成較不對峙的關係。

◎美國人似乎以為亞洲像是電影,美國只要在世界其他地方忙不過來了,就暫停亞洲事務。事情不能這樣辦。如果美國希望對亞洲的戰略發展有實質影響,不能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印度浪費數十年時間搞國家計畫和控制,使之深陷官僚作風和貪瀆腐敗。去集中化的制度將允許班加羅爾和孟買等更多中心也能成長和繁榮……種姓制度一直是論功行賞制的敵人……印度是個未臻完善的偉大國家。其潛力沒有充分開發、利用。

◎印度憲政制度有其局限性,印度的政治制度不允許其以高速度前進……不論政治領導人想做些什麼,必須在中央通過非常複雜的系統,然後到了個省,還 要經歷更加複雜的系統……印度人必須以他們的憲法、他們的種族組合、他們的投票模式及其產生的聯合政府所決定的步調動作,其決策過程相當困難。

◎過去的伊斯蘭不是問題。可是,當代的伊斯蘭或伊斯蘭主義卻是問題;有石油而無伊斯蘭主義會是問題,但是伊斯蘭主義加上石油,變成有揮發性的混合劑。伊斯蘭主義加上石油加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等於威脅……具有核子能力的伊朗將大大改變地緣政治的平衡……

◎戈巴契夫在莫斯科向群眾疾呼,不要怕特務機關KGB那一天,我深深吸了一口氣。我告訴自己,這個人真的是天才……他坐在一具恐怖機器頂端,手上 一大堆棘手困難,而他卻說:不要害怕。他一定有非常不得了的民主化妙方。直到我和他見面,我發現他完全搞不清周遭事務。他不懂游泳就跳進游泳池深水區。

◎俄羅斯的人口在下降。我們不清楚為什麼,但酗酒一定是重要因素;悲觀心態、低生育率和壽命期縮短,也都有關係……西伯利亞和海參崴現在有愈來愈 多的中國人。黑龍江畔的土地將有更多中國人移入定居。俄羅斯人或許有一天突然覺得未來值得活下去,願意多生些子女來扭轉此一人口趨勢,但是我不以為在近期 的未來會出現這種變化。

◎歷史上沒有先例告訴我們如何在一百六十個民族國家的社會維持和平與穩定,並確保彼此合作。即時通訊及快速交通的時代,科技快速成長,使這個問題 更形複雜。在一個相互依存、相互關聯的世界,兩大陣營的領導人相對主宰力量衰退,增加多極世界的可能性,多邊合作的困難也因而升高。

◎全球整合已經別無任何其他選擇。以區域主義名目掩飾的保護主義,遲早將會導致區域集團之間的衝突與戰爭,因為他們將在非集團的地區(如波斯灣的產油國家)爭逐優勢。全球主義是唯一的解答,因為公平、可被接受,也將支持世界和平。

 

去問李光耀:一代總理對中國、美國和全世界的深思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羅伯特.布萊克維爾、艾利.韋恩

出版日期:2013 年07 月 22 日

總計3頁,第3回上頁

內容連載

010203



◎他們(金磚四國)是在不同洲的不同國家,湊巧比這些洲的其他國家組合成長得更快,因此有些人就說:為什麼不把他們糾集起來,成為一股全球勢力?……可是中國人和印度人肯定同床異夢。

◎西方人已經放棄社會的倫理基礎,認為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由好政府予以解決……在西方,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政府被認為萬能,可以實現在較不 現代化的社會裡由家庭所實現的一切義務……在東方,我們先求自立更生。今天的西方,恰恰相反。政府說:賦我權力,我會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

◎任何一個社會,生下一千個嬰兒,其中有若干人近乎天才,若干人資質一般,也有若干人為低能者……近乎天才和超出平均的人最後將決定大勢走向…… 我們希望有個平等的社會。我們希望讓人人有平等的機會。但是我們腦子裡從來沒有自欺欺人,相信有哪兩個人脾氣、性情、驅力、盡責任及天賦能力會一模一樣。

◎我不想被認定為政治家。首先,我沒把自己歸類為政治家。我自認為是個有決心、堅持不懈、一以貫之的人。我立志做大事。我努力追求,以迄成功。就是這樣而已……任何人自以為是政治家,需要去見心理醫師。
*****

2009.9
道琼斯公司(Dow Jones)昨日宣布停刊旗下杂志《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这份杂志出版60年来,以深刻的商业和政治报道而闻名。
停刊的背景是,2007年默多克(Rupert Murdoch)旗下的新闻集团(News Corp)收购道琼斯后,现在加快了在该地区的业务重组。
道琼斯公司表示,作为业务重组的内容之一,在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将在今年12月停刊,公司将把
在此之前一个月,新闻集团公布了一份范围广泛的星空卫视亚洲集团(Star Asian)的改组计划。
该计划旨在降低成本,并向印度市场调拨更多资源。在印度,新闻集团正大举扩张。
新闻集团已开始在整个集团实施成本削减计划。该集团2008财年净盈利54亿美元,但今年净亏损34亿美元。
近年来《远东经济评论》一直在困境中挣扎,原因在于广告收入不断下降,订户数量减少。目前该杂志的发行量不足2万。
2004年,《远东经济评论》裁减了80个职位,几乎将整个团队都解散,原因是道琼斯将其从周刊改为月刊。周刊时文章主要由区域记者撰写,月刊则主要发表外部撰稿人的评论。
该杂志曾与亚洲多国政府发生争执。2006年它令人瞩目地遭遇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其父亲、该国老一辈政治家李光耀的起诉,起因是新加坡反对党领袖徐顺全(Chee Soon Juan)当年在该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他们的评论。
2008年新加坡法院裁定《远东经济评论》诽谤了李氏父子的名誉。目前该杂志正在上诉,上诉判决尚未做出。
译者/功文
重点放在其核心产品及亚洲关键市场上,包括印度、中国和日本。



Dow Jones yesterday announced the closure of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which gained a reputation for incisive business and political reporting over its six decades of publishing.
The closure comes as Rupert Murdoch's News Corp, which bought Dow Jones in 2007, steps up the restructuring of its businesses in the region.
Dow Jones said Feer, based in Hong Kong, would shut down in December as part of a reorganisation to focus on its core products and key markets in Asia, including India, China and Japan.
News of Feer's closure came a month after News Corp unveiled a wide-ranging shake-up of its Star Asian television group.
It is looking to cut costs and allocate more resources to India, where it has been expanding aggressively.
News Corp has made cost-cuts across the group after swinging from an annual net profit of $5.4bn in fiscal 2008 to a $3.4bn net loss this year.
Feerhas been struggling in recent years due to falling advertising revenues and lower subscriber numbers. Current circulation is less than 20,000.
In 2004, Feer cut 80 jobs, or almost its entire workforce, after Dow Jones changed it from a weekly publication written mostly by a team of regional correspondents to a monthly publication that publishes commentary by outside contributors.
The magazine has had a series of tussles with Asian governments. It came under the spotlight in 2006 when it was sued by Lee Hsien Loong, Singapore's prime minister, and Lee Kuan Yew, his father and the country's elder statesman, over comments about them by Chee Soon Juan, an opposition leader,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that year.
Feer is appealing against a 2008 Singapore court verdict which ruled that Feer had defamed the Lees. The appeal is pending.


Mozart: Portrait of a Genius《臨終者的孤寂》 Norbert Elias

$
0
0


書籍編號 :SOC 018
書  名 :臨終者的孤寂
原文書名 :Ueber die Einsamkeit der Sterbenden
出版日期 :2008.8.22
作  者 :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
譯  者 :鄭義愷 
規  格 :11 x 18.5(cm)
頁  數 :224 頁
定  價 :150 元
I S B N :978-986-84054-8-6

【內容簡介】
愛里亞斯在《臨終者的孤寂》一書中討論生死,回顧過去與當代的人們對待臨終者的差異,生者與死者(或「生與死」、或「生者的生活空間與死者的墓地」)的距 離由近而遠。愛里亞斯認為,臨終者之所以孤單,非但是一種心理狀態,也有不同的歷史文化作為背景。社會的隔離機構,例如養老院,將老人與他原本熟悉的生活 環境隔離開來,於是更加深孤寂的感覺。書末,作者提醒我們,生理治療在今日或許已是一個重要環節──主要在於挽救臨終者的性命,但臨終者所需的心理上的關愛,或許能使瀕死的過程更溫暖一些。

【精彩試讀】
導讀--大師‧小書‧大學問/孫中興

【作者簡介】
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
社會學大師。主要著作有《什麼是社會學》、《臨終者的孤寂》、《論時間》(群學出版)及《宮廷社會》、《文明化進程》(又譯《文明歷程》)等。

【譯者簡介】
鄭義愷
台大哲學所西洋哲學組碩士,碩士論文《謝勒的倫理學奠基:實質價值與位格的現象學倫理學》探索現象學作為社會理論的潛能。學術興趣為古典哲學、政治哲學、 社會理論。

【目次】
引...................................... 曾煥棠 北護生死教育與輔導學研究所教授
序...................................... 魏書娥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
譯序................................... 鄭義愷
導讀................................... 孫中興 台大社會系教授
臨終者的孤寂
附錄--衰老與臨終:一些社會學問題
跋...................................... 釋證嚴

勘誤表



Elias, Norbert, 1897-1990
臺灣大學圖書館有德日英中版本
幾年前在YouTube看些Norbert Elias的相關片子.
我幾年之後重翻此書. 年紀大點. 更了解書中所言. Elias是姓有人則用作名.
他的一些重要著作有翻譯. 說不定可找出來一讀
 唯一缺點是沒有參考英譯本弄出簡單索引. 它可告訴我們許多事情. 諸如"消解"的意思 (頁95等)

 ------


 Norbert Elias身後編輯出的《莫札特:探求天才的奧秘》Mozart: Portrait of a Genius
 

Mozart: Portrait of a Genius

Edited by: Michael Schroter
By: Norbert Elias (Late of Universities of Leicester, Ghana, Frankfurt and Bielefeld) and Michael Schroter



Table of Contents

Part I Sociological Reflections on Mozart. .He Simply Gave Up and Let Go.
Bourgois Musicians in Court Society.
Mozart Becomes a Freelance Artist.
Craftsmen's Art and Artists' Art.
The Artist in the Human Being.
The Formative Years of a Genius.
Mozart's Youth - Between Two Social Worlds.
Part II .
Mozart's Revolt: from Salzburg to Vienna.
Emancipation Completed: Mozart's Marriage.
PThe Drama of Mozart's Life: a Chronology in Note Form.
Two Notes.
Editor's Afterword.
Index.
 



 Part I Sociological Reflections on Mozart
       He simply Gone up and Let Go 這第一章關懷Mozart 最後幾年的夢碎與孤寂





Part II
Mozart's Revolts: From Salzburg to Vienna

 "Mozart's need for love had grown uncertain of itself in early childhood. His feeling of being unloved found constant confirmation in his changing experiences over the years, and the intensity of his unsatisfied desire to be loved, detectable as a dominant wish throughout his life, very largely determined what had meaning for him and what did not."--From the boo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thinkers of our time provides a haunting portrait of Mozart's life and creative genius. German sociologist Norbert Elias examines the paradoxes in Mozart's short existence--his brilliant creativity and social marginality, his musical sophistication and personal crudeness, his breathtaking accomplishments and deep despair.
Using psychoanalytic insights, Elias examines Leopold Mozart's carefully honed ambitions for his son and protege. From the age of six Mozart traveled with his father, performing in the major courts throughout Europe. The elder Mozart worked on his son "like a sculptor on his sculpture," and this deep bond formed the lietmotif in understanding Mozart's early talent and complicated psyche.
Mozart chafed at the constraints of Viennese courtly culture. Growing up in a society which viewed musicians as manual laborers producing entertainment for the court, he fought for an independent livelihood. Vienna's aristocracy ultimately turned its back on the composer, who faced mounting debts, no work, and no prospect of fulfilling his innermost desires. He died feeling that his life had become empty of meaning.
Elias ponders the concept of genius, which he sees as a complex marriage of fantasy, inspiration, and convention. In exploring the tension between personal creativity and the tastes of an era, he gives us a book of startling insight and discovery. "Mozart's need for love had grown uncertain of itself in early childhood. His feeling of being unloved found constant confirmation in his changing experiences over the years, and the intensity of his unsatisfied desire to be loved, detectable as a dominant wish throughout his life, very largely determined what had meaning for him and what did not."--From the boo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thinkers of our time provides a haunting portrait of Mozart's life and creative genius. German sociologist Norbert Elias examines the paradoxes in Mozart's short existence--his brilliant creativity and social marginality, his musical sophistication and personal crudeness, his breathtaking accomplishments and deep despair.
Using psychoanalytic insights, Elias examines Leopold Mozart's carefully honed ambitions for his son and protege. From the age of six Mozart traveled with his father, performing in the major courts throughout Europe. The elder Mozart worked on his son "like a sculptor on his sculpture," and this deep bond formed the lietmotif in understanding Mozart's early talent and complicated psyche.
Mozart chafed at the constraints of Viennese courtly culture. Growing up in a society which viewed musicians as manual laborers producing entertainment for the court, he fought for an independent livelihood. Vienna's aristocracy ultimately turned its back on the composer, who faced mounting debts, no work, and no prospect of fulfilling his innermost desires. He died feeling that his life had become empty of meaning.
Elias ponders the concept of genius, which he sees as a complex marriage of fantasy, inspiration, and convention. In exploring the tension between personal creativity and the tastes of an era, he gives us a book of startling insight and discovery.

Mozart: Portrait of a Genius《莫扎特的自由與超驗的蹤跡》Mozart Pictures – Pictures of Mozart. /《論莫扎特》

$
0
0
24.01. 2013
MOZART PICTURES – PICTURES OF MOZART Portrayals between wishful thinking and reality
Exhibition in the Mozart Residence, Makartplatz 8, 26 January – 14 April 2013
The exhibition is on display in all rooms of the museum and can be visited with the regular entrance ticket (admission: € 10; concessions: € 8.50, children € 3.50).
The Salzburg Mozarteum Foundation owns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original Mozart portraits and for the duration of this exhibition they are complemented now by many valuable loans from all over Europe thus presenting a unique display of the familiar and also unknown images of Mozart. About 80 exhibits, half of them loans, are on display. 
On show are portraits from the time of Mozart as well as types of pictures that evolved later. The present-day image of Mozart has very little to do with the portraits created during his lifetime. Nowadays we have an idealized image in mind which is often reduced to a white wig and red jacket.
For the first time almost all the authentic portraits of Mozart can be seen in the exhibition Mozart Pictures – Pictures of Mozart.  Of 14 portraits created during his lifetime 12 are on show; 9 of these are owned by the Salzburg Mozarteum Foundation.
Two new authentic portraits of Mozart are included. As a result of sifting through all the documents and sources, a miniature that was previously more or less disregarded has now been clearly identified as a portrait of Mozart dating from 1783.  This is sensational because until now no portraits of Mozart from the last ten years of his life were known that show him en face (in full face). In addition a silhouette from the collection of graphic work owned by the Mozarteum Foundation has also been pre-dated to 1784 and is thus also one of the authentic Mozart portraits.
New information has also been gained concerning the famous “unfinished” Mozart portrait by Joseph Lange. Radiological studies made by the Doerner Institute in Munich early in December 2012 have shown that the famous “unfinished portrait” of Mozart was very probably “finished” during his lifetime. It comprised merely the head and shoulders, the unfinished parts were added later.
An exhibition catalogue has been published by the Anton Pustet Verlag Salzburg containing illustrations of all the pictures shown in the exhibition and a collection of essays reflect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of Mozart portraits. Audio guides in German and in English assist visitors as they go round the exhibition.
The presentation by the Thaddaeus Ropac Gallery Salzburg makes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 Two pictures by Marc Brandenburg and Bernhard Martin are to be seen.
In the vaults of the Salzburg Mozarteum Foundation a small exhibition on the theme Mozart Portraits can also be seen. This exclusive exhibition is open once a week for one hour to the public: on Thursdays at midday (for a maximum of 25 persons).
The exhibition team of the Salzburg Mozarteum Foundation:
Dr. Gabriele Ramsauer, Dr. Sabine Greger-Amanshauser, Dr. Christoph Großpietsch, Linus Klumpner Bakk.phil. Exhibition design: Thomas Wizany

Wolfgang, Is That You?

Mozarteum Foundation
A family portrait of the Mozarts from 1780 or 1781 by Johann Nepomuk della Croce. Wolfgang, center, with his sister Maria Anna (known as Nannerl), and father, Leopold. The painting at center depicts the children’s mother, Anna Maria, who died in 1778.

In the impossible search to know exactly what the face of musical genius looked like, researchers in Salzburg, Austria, have made progress. Their subject was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a local boy.
One portrait long thought to be of Mozart turned out to be someone else. A suspect image was confirmed to be of him. And a third portrait, deemed incomplete, was actually found to consist of a finished piece grafted onto a larger canvas.
The International Mozarteum Foundation in Salzburg, Mozart’s birthplace, announced the findings last month in conjunction with an exhibition of Mozart portraits that opened on Jan. 26 and runs through April 14. One goal, the foundation said, was to burn away idealized conceptions of Mozart — a white-wigged, red-jacketed, romanticized figure — and focus attention on what he might really have looked like.
Fourteen images created in Mozart’s lifetime are known to exist, sometimes reproduced in different mediums, like oil paintings, engravings or medallions. The Mozarteum holds examples of nine and has borrowed three others for the show. The remaining lifetime portraits were not available, said Gabriele Ramsauer, director of the foundation’s museums and of the Mozart birthplace.
The exhibition speaks to a yearning within the living to know the past, by knowing the face of someone whose work lives on so powerfully in our own time.
“It’s an emotional question,” Ms. Ramsauer said. “Mozart is such a universal genius. Everybody knows him. Everybody takes part of his life.”
Research done before the show altered assumptions held for decades.
In 1924 a British art dealer sold the Mozarteum a portrait of a boy in a long brown jacket holding a bird’s nest, standing in front of a round table with an open book on it. When the foundation bought the painting, “W. A. Mozart 1764” was inscribed on a page of the book. An engraving of the portrait commissioned by the art dealer and now in the Vienna Museum included the name. The initials stand for Wolfgang Amadeus.
But doubts lingered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identification, Ms. Ramsauer said, in part because Mozart rarely used"Amadeus"in his lifetime; “Gottlieb,” the German form, was his preferred usage.
“We always wrote ‘Mozart’ with a little question mark,” Ms. Ramsauer said.
When curators examined the painting recently, the name was missing from the book page. A search of the Mozarteum archives found a 1928 restoration report that said all overpainting had been removed, including the “W. A. Mozart inscription.”
“Now we are sure that one of the former owners had made these overpaintings, and had published this engraving in 1906, to sell this portrait,” Ms. Ramsauer said. “We were always wondering why Mozart should be painted with a bird’s nest in his hand.”
An opposite conclusion was reached regarding a miniature painting on ivory set on a tortoise shell snuffbox. It shows a cherubic face surrounded by curly hair, with dark, serious eyes. The Mozarteum acquired the snuffbox in 1956. An inscription inside said, “Johann Mozart, 1783,” using the composer’s first given name. Was it really Mozart? “We always doubted it a little bit,” Ms. Ramsauer said.
A rummage through the archives found a document showing the object’s provenance, she added.
The document said Mozart had owned the snuffbox for 10 years and gave it as a gift to Anton Grassi, a sculptor friend in Vienna. Letters from Mozart indicate that Grassi’s brother Joseph, also an artist, painted a miniature of Mozart. Joseph acquired the snuffbox from his brother and attached the miniature, Ms. Ramsauer said.
“For us now the time has come to say there is no doubt,” she said. The find is considered important, because no other head-on portraits of Mozart exist after 1781.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ortraits — and the one Mozart’s wife, Constanze, considered the most true to life —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unfinished. It is by Joseph Lange, Mozart’s brother-in-law, and shows him in profile, looking down, his face emerging from a dark background, with a triangle of torso surrounded by scratched white space. The painting, dating from 1789, without doubt looks unfinished, like a classical symphony of two movements.
X-ray and infrared analysis performed at the Doerner Institute in Munich, an art research institution, last December showed that a small completed painting of Mozart’s head and shoulder had been trimmed and mounted at some point on a larger canvas, with paint added around the edges to smooth out the surface.
The enlargement was unfinished, not the original.

真假莫扎特

Mozarteum Foundation
約翰·內波穆克·德拉克羅切於1780年或1781年所作的莫扎特一家。沃爾夫岡(中)與姐姐瑪利亞·安娜(也稱南妮兒)、父親利奧波德。畫面中央是孩子們的母親安娜·瑪利亞,她逝世於1778年。
想弄清楚音樂天才們的長相幾乎不太可能,然而奧地利薩爾茨堡的研究人員卻取得了進展。他們的研究對象是出生於當地的沃爾夫岡·阿馬多伊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長期以來,一直被當做莫扎特肖像的一幅畫最後被證明畫的是別人。而另一幅受到質疑的畫像卻被確定是他。人們發現,還有一幅被認為沒完成的肖像,實際上是一幅已經完成的作品被裱到了一張更大的畫布上。
上個月,莫扎特出生地薩爾茨堡的國際莫扎特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zarteum Foundation)在莫扎特肖像展上宣布了上述發現。該肖像展於1月26日開幕,將一直持續到4月14日。基金會稱,他們的目標之一就是消除理想化的 莫扎特形象——一個帶着白色假髮、身穿紅色上衣的浪漫化人物——並專註於他可能的真正樣貌。
據了解,創作於莫扎特在世時的畫像中,現存的有14幅,這些畫有時會通過油畫、版畫或紀念章等不同形式被複制。莫扎特基金會持有其中九幅,並且為這 次展覽另外借了三幅。基金會博物館和“莫扎特出生地”的負責人加布里埃萊·拉姆紹爾(Gabriele Ramsauer)說,目前還無法獲得其他莫扎特在世時期的作品。
這次展覽回應了在世之人對了解過去的渴望,他們希望通過了解一些的人的相貌來達到這個目的,因為這些人創作了在我們這個時代仍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作品。
“這是一個情感上的問題,”拉姆紹爾說,“莫扎特是世人皆知的天才。每個人都知道他。每個人都從他的生命受惠。”
展覽前的研究工作改變了人們數十年以來的看法。
1924年,一名英國藝術品商人賣給莫扎特基金會一幅肖像畫,畫面中的男孩穿着長長的棕色外套,手裡拿着一個鳥巢,站在一張圓桌前,桌上還有一本打 開的書。當基金會買下這幅畫時,書的一頁上寫着“W·A·莫扎特 1764”(W.A. Mozart 1764)。經過這名藝術商授權的這幅肖像的版畫上也有這個名字,這個版畫目前存放在維也納的博物館內。上面提到的字母縮寫代表沃爾夫岡·阿馬多伊斯。
但是,人們對這個身份的真實性一直心存疑慮,拉姆紹爾說,部分原因是莫扎特一生中很少使用“阿馬多伊斯”,他更喜歡使用它的德語形式“戈特利布”(Gottlieb)。
拉姆紹爾說,“我們說他是‘莫扎特’時,心裡總是存在一個問號。”
最近,當策展人檢查這幅畫時,書頁上的名字消失了。在研究莫扎特基金會檔案時發現了一份1928年的修復報告,報告稱,所有後來的修補痕迹都被移除了,其中就包括“W·A·莫扎特1764”。
“我們現在確定,這些字是它之前的某位持有者加上的,並在1906年發行了它的版畫,其目的是售出這幅肖像畫,”拉姆紹爾說,“我們一直納悶,為什麼莫扎特會被畫成拿着鳥巢的樣子。”
他們對一個龜甲製成的鼻煙盒得出了相反結論,這個鼻煙盒上鑲嵌着一幅微型象牙畫。畫中的人物面龐天真,一頭捲髮,深色的眼珠透露着認真。莫扎特基金 會是在1956年得到這個鼻煙盒的。裡面的銘文寫着,“約翰·莫扎特,1783”(Johann Mozart, 1783),這裡用的是莫扎特洗禮名中的第一節。這真的是莫扎特嗎?拉姆紹爾說,“我們總是對它有點懷疑。”
她還說,經過仔細翻閱檔案材料,他們找到了一份記錄此物出處的文件。
文件中說,莫扎特持有這個鼻煙盒的時間為十年,之後把它作為禮物送給了維也納的雕刻家朋友安東·格拉西(Anton Grassi)。拉姆紹爾說,莫扎特的信件表明,格拉西同樣身為藝術家的弟弟約瑟夫(Joseph),創作了一幅關於莫扎特的微型畫。約瑟夫從哥哥那裡得 到了這個鼻煙盒,並把微型畫鑲了上去。
她說,“對我們來說,現在到了說確定無疑的時候。”這個發現被認為意義重大,因為自1781後,就沒有莫扎特的其他正面肖像畫了。
其中最著名的一幅肖像,而且是莫扎特的妻子康斯坦策(Constanze)認為最寫實的一幅,人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它尚未完成。這幅畫的作者是莫扎 特的連襟約瑟夫·朗格(Joseph Lange)。這幅作品畫的是莫扎特的側面,他正在往下看。他的面部從深色的背景中凸顯出來,呈三角形的軀幹旁圍繞着帶刮痕的白色區域。這幅畫創作於 1789年,毫無疑問,它看起來還沒有完成,就像是一個只有兩個樂章的古典交響樂。
去年12月,慕尼黑藝術研究機構德爾納研究院(Doerner Institute)的X光和紅外線分析表明,一幅畫著莫扎特頭部和肩部的小型畫作被剪裁過,後來又被裱貼在了一張更大的畫布上,為了使表面看起來更平整,畫面邊緣還用顏料進行了修飾。
因而,未完成的是這個放大版的作品,而不是原作。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2月6日。
翻譯:陳柳
-----
中國版=《論莫扎特》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這本差點蛀掉
內容有CROSS REFERENCE 卻沒處理

《莫扎特的自由與超驗的蹤跡》 (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956 und Mozart – Spuren der Transzendenz)

作者巴特(Karl Barth1956), 漢斯‧昆 (Hans Küng)1991
出版社道風書社 1996
ISBN9789627409793



本 書提供了莫札特音樂與基督神學的關係的兩份現代文獻: 一、現代基督新教神學泰斗卡爾‧巴特(K. Barth)在莫札特誕辰二百週年時寫的幾篇饒有興味的隨筆; 二、現代天主教神學最有影響的思想家漢斯‧昆(Hans Kung)在莫札特忌辰二百週年時寫的兩篇研究論文。


Mozart - Google 圖書結果

PeterGay - 1999 - Biography & Autobiography - 177 頁
More than an engrossing biography, this is a meditation on the nature of genius and, for any music lover, a wealth of new critical insights.

莫札特-佩戴桂冠的乞丐(Mozart). 出版社:. 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 2006-01-05. 作者:. 彼得.蓋(Peter Gay). 繪者:. 譯者:. 天悅.

  「莫札特人生的最後一年,經常被人描述成已準備好死亡的人。事實上,他仍處於創作巔峰,那時他寫了兩齣歌劇、一首鋼琴協奏曲、豎笛協奏曲、一部清唱劇,還 因為無聊隨手寫了一首詠嘆調。他的創作數量一如往常,唯一不同之處,在於他的速度快很多。也許,他把創作當成鎮痛劑,用來治療自己的憂鬱與身處群眾中的孤 寂。」──終章
  世人總是一廂情願地認為天才的人生必定精彩,所以莫札特的一生總被人賦以許多浪漫的形象及軼事,比如說講到他是神童,似乎他的成就皆是來自於超凡的天賦;比如說到他的落魄,就好像他是無生活能力的生活白癡;連他的死亡,都被文學家添加了許多戲劇性的想像。
  莫札特的人生就這樣一圈一圈地蒙上迷霧,傳記也是一本比一本更大本。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想要帶給您一本簡明,卻不失權威與文采的傳記。
  彼得.蓋以八種身份(神童、兒子、僕人、自由人、乞丐、音樂大師、劇作家、歷史人物)將莫札特的人生經歷依序展開。讓我們知道莫札特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所面臨的外在問題與內在承受的壓力,藉此以還原莫札特應有的形象──茲茲不倦地音樂創作者。
   所以對於各種與莫札特有關的傳說,比如安魂曲的創作、死後葬在無名之墓、悲劇性的窮困潦倒,在本書中作者會一一澄清。此外書中不同時期,作者也會提及他 自己認為具代表性的莫札特作品,尤其是針對歌劇的部份,作者對《女人皆如此》、《費加洛的婚禮》、《唐.喬萬尼》等著名歌劇均有詳盡地解說。
本書特色
   身為當代的歷史巨擘,彼得.蓋對於精神分析學有高度的興趣,所以他針對歷史人物的外在與整個環境造成的內心糾結,特別具有洞見。本書中不例外,彼得.蓋 特別注意到莫札特父子的情感矛盾;為人子的莫札特,在內心與言行舉止感到父親給他的無形枷鎖。但是對莫札特的父親李奧普來說,有個神童兒子的確是非常驕 傲,但是想到他自己平凡的音樂成就,卻不免嫉妒兒子的才華。
  就音樂傳承來看,莫札特上承海頓與約翰.巴哈(也曾求教與這兩位大師),雖然未逢浪漫時期,但貝多芬一再強調莫札特對他的影響。這種歷史縱向觀點,也是本書作者身為歷史學家,必然會重視的面向。
  除此之外,作者認為一般人過於喜歡莫札特的小夜曲,但事實上莫札特的音樂格局非常大,尤其對於創作歌劇無法自拔,所以作者對於莫札特幾齣著名的歌劇有詳盡的介紹。此外對於莫札的室內樂及交響樂作品,作者也有獨特的品味,
  這些都讓本書成為認識莫札特其人其音樂最精要而不入俗套的指南。
作者簡介
彼得.蓋 (Peter Gay)
   1923年生,歷史學家,曾以《啟蒙時代:上卷》獲得國家書卷獎。他出生於柏林,後因為猶太人身分而舉家遷移美國避難。1951年他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博 士學位,之後在耶魯教授歷史。他的著作特點在於將人物放進大時代框架來理解,並以精神分析的角度剖析歷史人物的心理與人際關係。在台灣翻譯出版的作品有: 《弗洛伊德傳》、《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等。
譯者簡介
天悅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畢業,現任電台新聞編譯,從事翻譯工作多年,譯有《普魯斯特》(左岸出版)

名人推薦

top
  就算對古典音樂沒有深入研究的讀者,透過本書能輕易了解莫札特對室內樂、交響曲以及歌劇的貢獻。作者也從莫札特大量的作品中,選出特別具代表性的作品。
  本書不僅有電影阿瑪迪斯般的戲劇情節,而且提供讀者更完整的莫札特圖像,詳細地解說為什麼莫札特能成為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對於莫札特不熟悉的讀者,作者成功地吸引他們更想更進一步認識莫札特。──Richard E. Hegner
  電影《阿瑪迪斯》我看了好幾次。我認為這本傳記比電影更好的地方,就是忠實呈現了莫札特在音樂創作上的極限與不足。在整本傳記中,作者只列出部分莫札特在不同年紀居住及工作過的城市,這是為了讓讀者更扼要地握莫札特的生平。──Robert Morri







當代著名歐洲史家Peter Gay的《莫札特:配戴桂冠的乞丐》,一本則是德國歷史社會學大師Norbert Elias的身後編輯出的《莫札特:探求天才的奧秘》Mozart: Portrait of a Genius



 "Mozart's need for love had grown uncertain of itself in early childhood. His feeling of being unloved found constant confirmation in his changing experiences over the years, and the intensity of his unsatisfied desire to be loved, detectable as a dominant wish throughout his life, very largely determined what had meaning for him and what did not."--From the boo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thinkers of our time provides a haunting portrait of Mozart's life and creative genius. German sociologist Norbert Elias examines the paradoxes in Mozart's short existence--his brilliant creativity and social marginality, his musical sophistication and personal crudeness, his breathtaking accomplishments and deep despair.
Using psychoanalytic insights, Elias examines Leopold Mozart's carefully honed ambitions for his son and protege. From the age of six Mozart traveled with his father, performing in the major courts throughout Europe. The elder Mozart worked on his son "like a sculptor on his sculpture," and this deep bond formed the lietmotif in understanding Mozart's early talent and complicated psyche.
Mozart chafed at the constraints of Viennese courtly culture. Growing up in a society which viewed musicians as manual laborers producing entertainment for the court, he fought for an independent livelihood. Vienna's aristocracy ultimately turned its back on the composer, who faced mounting debts, no work, and no prospect of fulfilling his innermost desires. He died feeling that his life had become empty of meaning.
Elias ponders the concept of genius, which he sees as a complex marriage of fantasy, inspiration, and convention. In exploring the tension between personal creativity and the tastes of an era, he gives us a book of startling insight and discovery. "Mozart's need for love had grown uncertain of itself in early childhood. His feeling of being unloved found constant confirmation in his changing experiences over the years, and the intensity of his unsatisfied desire to be loved, detectable as a dominant wish throughout his life, very largely determined what had meaning for him and what did not."--From the boo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thinkers of our time provides a haunting portrait of Mozart's life and creative genius. German sociologist Norbert Elias examines the paradoxes in Mozart's short existence--his brilliant creativity and social marginality, his musical sophistication and personal crudeness, his breathtaking accomplishments and deep despair.
Using psychoanalytic insights, Elias examines Leopold Mozart's carefully honed ambitions for his son and protege. From the age of six Mozart traveled with his father, performing in the major courts throughout Europe. The elder Mozart worked on his son "like a sculptor on his sculpture," and this deep bond formed the lietmotif in understanding Mozart's early talent and complicated psyche.
Mozart chafed at the constraints of Viennese courtly culture. Growing up in a society which viewed musicians as manual laborers producing entertainment for the court, he fought for an independent livelihood. Vienna's aristocracy ultimately turned its back on the composer, who faced mounting debts, no work, and no prospect of fulfilling his innermost desires. He died feeling that his life had become empty of meaning.
Elias ponders the concept of genius, which he sees as a complex marriage of fantasy, inspiration, and convention. In exploring the tension between personal creativity and the tastes of an era, he gives us a book of startling insight and discovery.

四作家四本書:吳延環 (1910-1998) / 葉慶炳/劉紹銘/ 簡宛

$
0
0


 1949年十月三十日,立委吳廷環等在立法院提議行政院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塚」並獲通過;後來研究證明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太膨風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吳延環(1910年4月16日-1998年2月9日),別號海淀王先生,筆名誓還,河北省宛平縣人,宣統二年(1910年)三月初七日生,民國卅七年(1948年),當選河北省第一選區立法委員

 吳鑄陶老師可能是他兒子

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董事长吴廷环,与王若望就中国大陆现状交换了意见。王若望表示,邓小平南巡讲话只是救了邓小平,并不能救整个共产党。他并表示,若在 ...

琐忆老舍先生邓友梅今年年初我和舒乙去台湾访问,见到了吴廷?环先生。吴先生今年已过九旬,在台湾曾任过不少要职,现在还戴着专栏作家协会主席的顶戴。他跟老舍先生是至交,当年胡青师母带着舒乙等去大后方,就是靠吴先生保驾,从敌占区到达重庆的。舒乙把我介绍给他说:...


宜文宜畫 (誓還小品之七 1956.2.4-1966.6.11 中央)
吳延環 (1910-1998) 著
臺北市 : 海天出版社, 民56[1967]







書名 國語論語 / 國語四書編審委員會編著 ; 吳延環總編輯
出版項 臺北市 :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民87[1998]
吳廷環 (1910-1998) 總編輯

國語四書編審委員會 編著




作人話道  誓還小品之四
吳延環 (1910-1998) 著
臺北市 : 海天出版社, 民55[1966]




*****
靈台書簡(重印二版)
  「靈台」的本義是「心」。心中所思所想本來就不拘形跡,輔以雜文靈活多端的形式,這般海闊天空的畫布,只有學養深厚的專才、駕馭文字的高手,才能在恣意揮灑間,處處見其機鋒。而劉紹銘先生,正是此中佼佼者。
  紹銘先生學貫中西,書中的讀書隨筆、生活感言,無不如百花競妍,逸趣紛陳。他談七等生時能聯想到卡夫卡、Ionesco和Laurence Sterne;談張系國的〈地〉能聯想到海明威的《日出》、馬克吐溫的《頑童歷險記》,其他如黃春明、白先勇、瑪拉末,在他的筆下,都以不同的面貌與我們見面。
作者簡介
劉紹銘(1934~ )
  生於香港,廣東惠陽人。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後赴美,在印第安那大學攻讀比較文學,得博士學位。曾先後任教中文大學、新加坡大學、夏威夷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學術著作以英文為主。譯作有《魔桶》(馬拉末)、《夥伴》(馬拉末)和《一九八四》(奧維爾)。中文著作包括《細微的一炷香》、《未能忘情》、《靈魂的按摩》和《偷窺天國》等。現為香港嶺南大學榮休教授。
*****
Front Cover假如沒有電視

假如没有電視

晚鳴軒散文集之五
九歌出版社, 1981 


*****

書中日月長

小婦人簡宛是一位最有愛心的媽媽,是一位賢妻,她關心兒童讀物,她愛孩子、丈夫和家庭,簡宛的散文曾獲中山文藝獎,這本新書更上層樓,甚獲琦君激賞,琦君愛讀的散文,你一定也喜歡。

Idanre: & other poems (Wole Soyinka)索因卡

$
0
0

 摘索因卡詩一段寄 大埔事件"拆政府" 2013年8月18臺北凱道:

非豐祭而是人慾橫流之恆嘔

損益計算時但留殘渣棄佳釀

No feast but the eternal retch of human surfeit

No drinking but dregs at reckoning of  loss and profit

 ---IKEJA, Friday, Four O'clock ( October '66) Idanre: & other poems (1967,p.49) by Wole Soyinka,



Title Idanre: & other poems
Author Wole Soyinka
Edition reprint
Publisher Methuen, 1967/1987 再版詩歌集



奈及利亞作家,也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86)的非洲人。他出生於1934年的奈及利亞,從小對殖民地獨立及婦女平權等改革運動耳濡目染。他於奈 及利亞的伊巴丹大學(Ibadan University)研讀希臘文、英國文學和西方歷史,隨後遠渡重洋到英國於里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攻讀英國文學,後任職倫敦皇家宮廷劇院(Royal Court Theatre),學會創作戲劇。
索因卡多才多藝,能創作戲劇、詩作與小說,瑞典學院形容他是「以英語寫作的劇作家中最富有詩意的劇作家之一」。他也是位行動派藝術家,曾數度反抗奈及利亞 獨裁政權而被捕下獄,並於獄中以香菸盒、衛生紙及書籍的空白頁寫作,出版《此人已死:獄中筆記》(The Man Died: The Prison Notes of Wole Soyinka)。
他也是著名國際人權鬥士,持續關切中東等地政治、人權、種族與宗教衝突問題,2002年曾率領多位重要作家組成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前往被以色列圍困的巴勒斯坦城市及以巴衝突地區,探訪巴勒斯坦作家,調解以巴衝突。
索因卡亦為國際性學者,曾任教奈及利亞及歐美各地名校,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康乃爾大學以及劍橋大學在內。
2003年,索因卡也應台北國際書展之邀來台參與重要文藝活動,已翻譯出版之中文作品有《獄中詩抄——索因卡詩選》、《撒馬爾干市集——索因卡詩選》、劇作集《死亡與國王的侍從》以及長篇小說《詮釋者》。


Wole Soyinka 著作頗豐是第一位非洲諾貝爾文學獎 來過台灣

索因卡與準國家 貝嶺  (20070712)

    
    索因卡是誰?那位昂著獅子般倔強的頭顱,一隻手習慣性地托腮、抿著倔強的嘴,雄辯滔滔或凝神傾聽,並用他那表情豐富的神情向你傳遞反應的人是誰?

    他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86)的非洲作家,他的文學作品涵蓋戲劇、小說、詩歌、文論。2003年,作為台北國際書展的貴賓,他曾來訪過台灣。除此之外,我們應該知道更多。

    非洲文明的「酋長」    索因卡,這位非洲文明的「酋長」,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也是一位視野穿越祖國、深度介入人類重大事務的世界公民,一位在國際社會中舉足輕重的文人。

    《恐懼的氣氛》是索因卡在英國廣播公司著名的「李思講座」(BBC Reith Lectures)上五場演講輯成的書。名列此一講座的講者都非等閒之輩。索因卡的觀察和感受有其獨特的視角,他從現代非洲的歷史演進展開,再審視西方的 文明演進。索因卡淵博,他以宏觀的歷史視野,平易直白的表述,如數家珍,娓娓道來,歷數二十世紀迄今,在國家、民族、信仰、宗教和意識形態驅使下,人對人 的暴行和殺戳,剖析二戰之後的世界政冶、文化、宗教生態,探討恐怖的成因,直面當今世界中的恐懼氣氛,以尋求解決之道。

    索因卡在書 中,以一個新名詞:「準國家」(quasi-state)來命名當今世界中以狂熱的宗教、意識形態、民族訴求而湧現的各類武力實體。並深刻剖析了「準國 家」對當今人類社會和個人的傷害。以索因卡的認定:「準國家」跟正式國家只有三方面不同:「準國家」沒有疆域;「準國家」沒有政府部門也沒有部長;因此, 他們也就不用承擔政府必須背負的責任。「準國家」及其菁英階層,或許真的是在追求未來的世界秩序,但他們在追求的過程中卻公然宣稱可以在戰略上犧牲人權與 人道的基本價值,而新的世界秩序得靠他們這類祕密集團來建立,並從擁擠的地區和城市往外擴散。此外,他們視疆界於無物。」
    在索因卡看來,「只要有不公不義的地方,不管是地區性或是全球性的,都是孕育狂熱的沃土。」
    台灣的例子
    拋 開「準國家」這一指稱的特定含義,從字面上看,沒有國際人格,也被擋在聯合國以及一切由「國家」加入的國際組織外的台灣,作為國家之外的「國家」,國格雖 被剝奪,但它具有完全的國家形態,如疆界、領土、主權和人民。作為一個事實上的國家實體,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台灣始終恪守、自願履行著一切國際義務和國際 責任。可是,台灣的困境已十分嚴峻,它沒有充分的國際人格保障,台灣的中華民國護照是一份只被他國默認而又難以被正式承認的國家護照,它在國際社會中的地 位還不如幾乎難以承擔國家責任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聯合國還有正式的觀察員席位。
    「政治上的不公不義以及社會孤立等等」,無疑,是滋生暴力和「準國家」的「恐懼」沃土。而這種國際「政治上的不公不義以及社會孤立等等」,恰恰是台灣現狀的寫照,那是國際社會強權政治陰影下的不公不義。
    值得憂慮的是,從台灣已長久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的際遇來看,這種國格上的挫折感和在強權國家壓制、「管教」下的無力感,會成為滋生暴力和「準國家」的「恐懼」沃土嗎?
    嚴 格地講,台灣沒有索因卡定義下的種族和宗教衝突。台灣四面環海的島嶼環境,使得它幸免與鄰國、或與被聯合國確認對台灣享有主權的中國輕易發生武力衝突。可 是,由於現代歷史中的專制統治者是從中國大陸遷移來台的,導致統治菁英階層中的大部份人是二戰後的新移民,進而被冠之為「外來政權」,占台灣人口大多數的 本省籍老移民與二戰後的新移民和原住民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族群間的衝突,在社會民主化的過程中,又被操弄激化成更為嚴重的省籍衝突。幸運的是,台灣族 群間的衝突並未輕易地演化成暴力相向的血腥衝突,也未產生「準國家」之類的暴力訴求團體。從原住民到「蕃薯」、「芋頭」,台灣人民的文化養成和民族習性上 的溫和寬容,與生俱來地不帶暴力抗爭的因子。而日益深化的民主制度,又使得暴力訴求式的「族群至上」、「台獨至上」、「國家至上」運動缺乏狂熱滋生的土 壤。
    忙著「撥除引信」
    審視過去,二十世紀中國家的極權統治和神權統治前後承傳,有其驚人的相似。由於偏執、 自以為是以及宗教狂熱而在人類社會中引發了難以計數的衝突、殺戳。國家與「準國家」的冤冤相報,強權主導的國際秩序,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各自以「神聖」為 名,使得衝突各方無法對話,已使人類陷於恐懼中,進而喪失了自由與尊嚴。
    整本書中,索因卡睿智的警世箴言處處可見:
    「現實的確正在迎頭趕上科幻小說,或者,我們現在可以說,由於現實似乎一直在複製科幻小說,因此歷史總是不斷在重複自己。」
    「尊嚴不過是自由的另一張面孔,因此也就是權力與支配的對立面。」
    「對話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治療對話的死敵(也就是獨白)所引發的歇斯底里病症的處方。」
    「狂熱孢子的變體為數眾多,培育狂熱孢子的環境也一樣。」
    「神聖事物──包括托兒所在內──似乎一天天減少,因為這個世界充滿了神聖不可侵犯的修辭,因此神聖事物就被這些修辭給淹沒了。」
    「無論如何,今天全球性暴力的引擎所加的油是從狂熱的油井裡抽取出來的,雖然發動這些引擎的是政客或渴望權力的人。這些人有時會被他們所啟動的驚人毀滅力量給輾斃,但下一個想要爭奪政治支配權的人似乎一直沒有得到教訓。」
    在 過去的十多年中,我和他多次不期而遇或相約而聚,作為他的文學友人,我們用email聯絡,他回覆或寫信給我時,總是告訴我他正在他鄉或旅途中,為了「撥 除引信」,在許多有「火藥味」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老渥雷的身影。他因教職定居美國南加州,可是,為了促進祖國奈及利亞的政治變革,很長一段時期內,他幾乎 每兩週便飛回祖國一次,甚至,當他走在奈及利亞的街頭抗議遊行隊伍前列,被警察押入警局,當警方得知他是索因卡時,立即致歉放人。
    「那是在一片仍未脫貧的大地,此刻正在試驗著舉行民主選舉,這過程充滿著瑕疵,那狂熱也令人發怵。但是,我仍懷抱著希望。」
    追問布希和賓拉登
    如 他早年對自己的描述:
「我始終不渝的信仰是人的自由。它像一股憤怒的、反叛的力量在我軀體裡洶湧,使我堅持不懈地同人類慣於奴役他人的莫名其妙的怪癖作堅 決鬥爭。特別是在非洲新社會裡,堅持要這種自由的主張,往往被看成是某種奇怪的、有破壞性的黴菌。我深信,沒有這種充分的自由,生活是毫無意義的、屈辱 的。雖然我知道光靠說話是不能保證得到自由的,可是我的創作還是愈來愈多地針對那些壓迫人的皮靴──不管穿它的腳是什麼膚色的──為個性自由而鬥爭。」
    在《恐懼的氣氛》全書的最後一講,他充滿勇氣地坦率直陳:
    「蘇格拉底是一名熱愛對話的人,他提醒我們,經由「心智辯證」而導出或檢驗過的真理遠比經由獨白而導出或檢驗過的真理來得更持久。唉,一個接一個宗教都用獨白來操控他們的殺人範圍,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是當中最惡名昭彰的。」
    所以,索因卡告誡世人:
    「小布希總統在他的最後通牒裡所說的情勢:「你們不跟我們站在一起,共同對抗恐怖份子,就是站在恐怖份子那邊」以及「我們不需要全世界的同意,因為我們有神的 引導」,我們必須加以拒絕。他的話跟賓拉登的話「世界顯然已經分成兩半了──伊斯蘭信徒的世界對抗異教徒和沒有宗教信仰的人的世界。」一樣,我們都得斷然 拒絕。」
    他進而追問布希和賓拉登:
    「對世界上幾十億完全不信這一套的人來說,布希和賓拉登的話到底表示什麼 意思?對夾在「猶太-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兩個血腥信仰巨獸之間的印度教徒、佛教徒、祆教徒、奧利沙(Orisa,奈及利亞約魯巴人所信仰的眾神)信徒 以及其他上百個宗教的信徒來說,布希和賓拉登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索因卡和已逝的蘇珊 桑塔格一樣,是「人類經驗和人類精神永不疲倦的探索者,是直面國家黑暗、權力黑暗和人性黑暗的鬥士。」是「真正的世界公民,她(他)的介入超越國家、地域、文化、政冶、意識形態和種族。」
    班 雅明將十九世紀乃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形容為「一個機器複製的時代」。在媒體和影像泛濫的新世紀,台灣、乃至「地大物薄」的中國,名人盛產也速產。可 是,具有索因卡式的視野、高度和影響力,以「天下為己任」的文人,那既有本土關懷,又有世界觀的偉大心靈,有嗎?

German Science : Some Reflections on German Science by Pierre Duhem.

$
0
0


這是四篇演講稿 附錄中翻譯者還擺一長長的生平介紹 其實應該寫中文版導論. 譯者可能以詞害義的地方不少. 因我還沒看英譯本

German Science : Some Reflections on German Science by Pierre Duhem.... by; Pierre Duhem,; John Lyon (Translator).
Pierre Duhem (1861-1916) is a major influence in twentieth-century thought, a source for many of the ideas of the Vienna circle, Karl Popper, Imre Kalatos, and Thomas S. Kuhn. Yet Duhem's arguments have often been perceived as enigmatic, quirky, muddled, or even disingenuous, because his influence has been greatest outside his native France many of his works have never been translated, and Duhem's readers have mostly been ignorant of the peculiar French cultur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during Duhem's lifetime. "German Science" (he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or the first time) is a document of importance for understanding Duhem's better-known works. Duhem's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has been misunderstood because of ignorance of the position set forth in "German Science". At first sight, "German Science" is typical chauvinistic wartime propaganda, thought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time and place, Duhem emerges as a moderate and sensitive patriot. The enduring worth of "German Science" lies in its oscillation between the poles of two basic Pascalian premisses: "Principles are intuited" and "Propositions are inferred". The introduction is by Stanley Jaki, author of the biography, "Uneasy Genius: The Life and work of Pierre Duhem".

Product details

  • Paperback: 164 pages
  • Publisher: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U.S. (Nov 1991)
  • Language: English

德国的科学
作者: []皮埃尔•迪昂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李醒民
出版年: 2012-11
页数: 274
Pierre Maurice Marie Duhem (French: [pjɛʁ moʁis maʁi dy.ɛm] (listen); 9 June[2] 1861 – 14 September 1916) was a Frenchphysicist, mathematician, historian and philosopher of science, best known for his writings on the indeterminacy of experimental criteria and o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Ages. Duhem also made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science of his day,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s of hydrodynamics, elasticity, and thermodynamics.

《自由及其背叛》Freedom and its Betrayal: Six Enemies of Human Liberty。,

$
0
0
2013.8.19

“…….芝加哥狀元樓餐廳東海校友聚餐募款會,許文雄教授伉儷,會長陳玉森伉儷……
很想念許達然…….

幾年前我們聊起牛津大學以前的教授Sir Isaiah Berlin
許學長說他在牛津大學見過他
因為我曾讀過他寫的幾本書以及Michael Ignatieff所寫的傳記
就熱切地問他問柏林些什麼?”
他回答說很久以前的事記不清楚了…..
(再怎麼說許學長見到的是位活生生的人.
而我則是TV和書中的人
其實我在1978年的BBC 訪哲學家節目上看過柏林

( 真正的人藏在許多地方:
編輯Henry Hardy 寫的《自由及其背叛編者前言》Freedom and its Betrayal: Six Enemies of Human Liberty很精彩,不亞於Michael Ignatieff所寫的 Sir Isaiah Berlin 的傳記。(該書有二漢譯本,而我寫了好幾篇所謂"翻譯評論"/Michael Ignatieff 的訪問影片,在YouTube可找到) ---- 這是1952年的6小時BBC演講的追憶稿---- 最有趣/意思的是許多聽眾寫信問柏林……柏林很感動每信必復……..)





從我所不知道的巴黎『 邁斯特路 Rue Joseph De Maistre 說起 2005
第一次 (認真 )看見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 1753-1821) ,約 1992年, 在波士頓買 I. Berlin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其中有章 "Joseph de Maistre and the Origins of Fascism,",不過一直沒讀它。 2005/12/7 R. Barthe The Neutral 一書,其中有一段教材是 Joseph De Maistre 談論「西班牙的宗教審判所」 ,才認真讀 『自由及其背叛』*(趙國新譯,南京譯林,2005 之末篇:「邁斯特」)。再取出它讀讀。


*

自由及其背叛︰人類自由的六個敵人Freedom and its Betrayal: Six Enemies of Human Liberty


重印說明
編者前言
導論
愛爾維修
盧梭
費希特
黑格爾
聖西門
邁斯特
注釋
索引

---
他的著名作品是『教皇論』( Du Pape,1819); 又因為它出使聖彼德堡, 所以俄國論也很有名。我用日文找資料,有Joseph de Maistre On Russia.之類的論文。
另外,有一四星級旅館: Terrass ホテルパリ(ホテル住所 :, 12, Rue Joseph De Maistre 75018. 所在地為市中心 Paris - City Center.)。
.
reactionary thinker
Joseph de Maistre As a harbinger of Fascism.
Chapters in the One of the essays, is publish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 He persuasively interprets 18th-century French
我昨天介紹普魯塔克(PLUTARCH) 作品,發現他翻譯其作品『論神的懲罰的延遲』(普魯塔克著,古典共和精神的捍衛 :普魯塔克文選 ,』中國社科,2005 pp.84-122)【After the appearance in 1816 of the treatise Sur les délais de la justice divine dans la punition des coupables (On the Delay of Divine Justice in the Punishment of the Guilty), translated from Plutarch,
之後,再買 《論法國》魯仁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Considerations on France (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這是11篇短論的文集。我們也可以從中知道:二百多年前巴黎的 方便看熱鬧的街屋都有人事先租下,再分租出去給人瞻望皇帝等儀隊。
他批評當時一部憲法只為廣義而抽象的一般化之人而立,而非為斯土斯民而立。【His little book Essai sur le principe générateur des constitutions politiques et des autres institutions humaines (Essay on the Generativ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Constitutions and other Human Institutions , 1809) [2] (http://www.umanitoba.ca/faculties/arts/history/links/maistre/generative_Principle.html ), centers on the idea is that constitutions are not the artificial products of study but come in due time and under suitable circumstances from God, who slowly brings them to maturity in silence. /// 人権(Human rights, les droits de l'homme)の、定冠詞付きのhomme = 抽象的(非決定の)人間; 右翼思想家Joseph de Maistre(仏、1753-1821)の抽象的人間(×特定の共同体への帰属によって定義されることのない非決定の人間)の否定。...

以下之文為從網路上馬華靈提出的翻譯問題和法文資料(謝謝瑞麟兄):
In Considerations sur la France (Considerations on France, 1796), [1] ( http://maistre.ath.cx:8000//considerations_on_france.html這版本少一章,又少掉下面討論的一句,所以不是好英文版本;或許更好之版本為Considerations on France (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Joseph Marie Maistre (
), Joseph De Maistre (), Richard A. Lebrun ( )。本書中文:《論法國》魯仁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此書取前述之新本之I. Berlin之序當導言,可是這篇的翻譯品質不及自由及其背叛』趙國新譯,南京譯林,2005 之末篇。 ) he maintains the thesis that France has a mission from God: France is the principal instrument of good and of evil on earth. Maistre looks on the Revolution as a Providential occurrence: the monarchy, the aristocracy, the whole of the old French society, instead of turning the powerful influence of French civilization to benefit mankind, had used it to foster the doctrines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The crimes of the Reign of Terror were at once the apotheosis and logical consequence of the destructive spiri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well as the divinely decreed punishment for it.
-----
馬華靈提出書名應為《法蘭西沉思錄》,以及下句討論:
『另請教劉老師一個翻譯: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onarchy,which they call the counter-revolution,will not be a contrary revolution,but the contrary of revolution.

——語出Joseph de Maistre "Considerations on France",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劍橋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影印本)倒數第二章的最後一句(P.105)。)譯為:被稱為反革命的君主制重建,不會是一場反向的革命,而是目前這場革命的對立物。中譯本是直接從法文翻譯過來的,可能譯文與英譯本有出入,但僅僅從中譯本與英譯本及原作者的態度來考察,總覺中譯不妥,有直譯之嫌且原文之韻味全無。
邁斯特作為與柏克齊名的保守主義者,同柏克開創了兩個不同的保守主義系譜;他對深植於中世紀遺址之上的君主制與基督教念念不忘,因此在這句話中,毫無疑問,他的用意無非是為被法國大革命狂飆所驅散了的君主制之陰靈招魂,那麼前半句的"will not be a contrary revolution"應當是對君主制之貶損姿態的反撥,與中文語境下帶貶義的"反革命 "意義相近,由於前面的 counter-revolution已被翻譯成反革命,所以不宜故詞重現,魯先生翻譯成 "反向的革命",意義全變了,在中文語境裏,"反向 "是個中性詞,無法彰顯邁斯特的願意;而後半句"but the contrary of revolution" 應當是對君主制的正名,反而顯出中性的意味來,然而魯先生卻譯為"目前這場革命的對立物",個人感覺"對立物 "一詞有點尖銳,亦與作者本義無法溝通,而且魯先生的翻譯從形式上也無法構成原文的對仗,不無遺憾。我認為這最後一個 "revolution"含有"革命的價值"的意思,邁斯特的意思是與這場革命相反的一種價值,猶如硬幣之兩面,無褒貶之分。因此,我的翻譯是:被視為反革命的君主制復辟,不再是一場反動的革命,而是這場革命的反向。對於此句的翻譯我請教過不少朋友,畢竟均是 20上下的年輕人,對英文的掌握程度不夠,因此請教劉老師。…..
------
hc 請教瑞麟原文:
Rwaylin Chang wrote:
運氣不錯,把開頭改成 Considérations sur la France,再配上Maistre,找到全本,至於段落文字,就請自行剪裁。
Enfin, c'est ici la grande vérité dont les Français ne sauraient trop se pénétrer: le r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qu'on appelle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 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évolution.
*****
hc案:由於在Considérations sur la France 一書中,將法國革命之雙方之革命都簡稱為「革命」,所以究竟那方是counter-revolution 都要思索作者的保守/保皇或稱為反動主義者之立場,才好了解。
Viewing all 6854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