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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以前
文丨周作人
我很運氣，誕生於前清光緒甲申季冬之立春以前。甲申這一年在中國史上不是一個好的年頭兒，整三百年前流寇進北京，崇禎皇帝縊死於煤山，六十年前有馬江之役，事情雖然沒有怎麼鬧大，但是前有咸豐庚申之燒圓明園，後有光緒庚子之聯軍入京，四十年間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於中間，是頗有意思的一件事。我說運氣，便即因為是生於此年，嘗到了國史上的好些苦味，味雖苦卻也有點藥的效用，這是下一輩的青年朋友所沒有得到過的教訓，所以遇見這些晦氣也就即是運氣。我既不是文人，更不會是史家，可是近三百年來的史事從雜書里涉獵得來，占據了我頭腦的一隅，這往往使得我的意見不能與時式相合，自己覺得也很惶恐，可以說是給了我一種障礙，但是同時也可以說是幫助，因為我相信自己所知道的事理很不多，實在只是一部分常識，而此又正是其中之一分子，有如吃下石灰質去，既然造成了我的脊梁骨，在我自不能不加以珍重也。
其次我覺得很是運氣的是，在故鄉過了我的兒童時代。在辛丑年往南京當水兵去以前，一直住在家鄉，雖然其間有過兩年住在杭州，但是風土還是與紹興差不多少，所以其時雖有離鄉之感，其實仍與居鄉無異也。本來已是破落大家，本家的景況都不大好，不過故舊的鄉風還是存在，逢時逢節的行事仍舊不少，這給我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自冬至春這一段落里，本族本房都有好些事要做，兒童們參加在內，覺得很有意思，書房放學，好吃好玩，自然也是重要的原因。這從冬至算起，祭灶，祀神，祭祖，過年拜歲，逛大街，看迎春，拜墳歲，隨後跳到春分祠祭，再下去是清明掃墓了。這接連的一大串，很有點勞民傷財，從前講崇儉的大人先生看了，已經要搖頭，覺得大可不必如此鋪張，如以現今物價來計算，一方豆腐四塊錢，那麼這糜費更是駭人聽聞，幸而從前也還可以將就過去，讓我在旁看學了十幾年，著實給了我不少益處。簡單的算來，對於鬼神與人的接待，節候之變換，風物之欣賞，人事與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啟示，我想假如那十年間關在教室里正式的上課，學問大概可以比現在多一點吧，然而這些了解恐怕要減少不少了。這一部分知識，在鄉間花了很大的工夫學習來的，至今還是於我很有用處，許多歲時記與新年雜詠之類的書我也還是愛讀不置。
上邊所說冬季的節候之中，我現在只提出立春來說，這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為我說誕生於立春以前，而現今也正是這時節，至於今年是甲申，我又正在北京，那還是不大成為理由的理由。說到這裡，我想起別的附帶的一個原因，這便是我所受的古希臘人對於春的觀念之影響。這裡又可以分開來說，第一是希臘春祭的儀式。我涉獵雜書，看中了來若博士哈理孫女士講古代宗教的著作，其中有《古代藝術和儀式》一冊小書，給我作希臘悲劇起源的參考，很是有用，其說明從宗教轉變為藝術的過程又特別覺得有意義。話似乎又得說回去。《禮運》云：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古今中外人情都不相遠，各民族宗教要求無不發生於此。哈理孫女士在《希臘神話論》的引言裡說：
「宗教的衝動單向著一個目的，即是生命之保存與發展。宗教用兩種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一是消極的，除去一切於生命有害的東西，一是積極的，招進一切於生命有利的東西。全世界的宗教儀式不出這兩種，一是驅除的，一是招納的。飢餓與無子是人生的最重要的敵人，這個他要設法驅逐他。食物與多子是他最大的幸福。希伯來語的福字原意即雲好吃。食物與多子這是他所想要招進來的。冬天他趕出去，春夏他迎進來。」因此無論天上或地下是否已有天帝在統治著，代表生命之力的這物事在人民中間總是極被尊重，無論這是春，是地，是動植物，或是女人。西亞古文明國則以神人當之，敘利亞的亞陀尼斯，呂吉亞的亞帖斯，埃及的阿施利斯皆是，忒拉開的迭阿女索斯後起，卻盛行於希臘，由此祭禮而希臘悲劇乃以發生，神人初為敵所殺，終乃復生，象徵春天之去而復返，一切生命得以繼續，故其禮式先號而後笑。
中國人民驅邪降福之意本不後人，唯宗教情緒稍為薄弱，故無此種大規模的表示，但對於春與陽光之復歸則亦深致期待，只是多表現在節候上，看不出宗教的形式與意味耳。冬至是冬天的頂點，民間於祭祖之外又特別看重，語云，冬至大如年，其前夕稱為冬夜，與除夕相併，蓋為其是季節轉變之關捩也。立春有迎春之儀式，其意義與各民族之春祭相同，不過中國祀典照例由政府舉辦，民眾但立於觀眾的地位，儀式已近於藝術化，而春官由乞丐扮演，末了有打板子脫晦氣之說，則更流入滑稽，唯民間重視立春的感情也還是存在，如前一日特稱之曰交春，又推排八字者定年分以立春為準則，假如生於新正而在立春之前，則仍不算是改歲。由此可知春的意義在中國也比新年為重大，老百姓念誦九九等候寒冬的過去，最後雲，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歡喜之情如見，此蓋是農業國民之常情，不分今昔者也。但是鄉間又有一句俗語云，春夢如狗屁。冬夜的夢特別有效驗，一過立春便爾如此，殊不可解，豈以春氣發動故，亂夢顛到，遂悉虛妄不實歟。
希臘人對於春的觀念我覺得喜歡的，第二是季節影響的道德觀。這裡恐怕沒有絕對的真理，只是由環境而生的自然的結論，假如我們生在嚴寒酷暑，或一年一日夜的那種地方，感想當然另是一樣，只有在中國或希臘，四時正確的疊代，氣候平均的變化，這才感覺到他仿佛有意義，把他應用到人生上來。中國平常多講五行，這個我很有點討厭，但是如孔子所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卻覺得頗有意思，由此引伸出儒家的中庸思想來，倒也極是自然，這與希臘哲人的主張正相合，蓋其所根據者亦相同也。人民看見冬寒到了盡頭，漸復暖過來，覺得春天雖然死去，卻總能復活，不勝欣喜，哲人則因了寒來暑往而發見盛極必衰之理，冬既極盛，春自代興，以此應用於人生，故以節為至善，縱為大過，而以格言總之則曰勿為已甚。此在中國亦正可通用，大抵儒道二家於此意見一致，推之於民間一般莫不了解此義，由於教訓之傳達者半，由於環境之影響蓋亦居其半也。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鄙人甚喜此語，但是此亦須以經歷為本，如或山陬海隅，天象有特殊者，則將不能理會，而其主張或將相反也未可料。昔者赫洛陀多斯著《史記》，記希臘波斯之戰，波斯敗績，都屈迭台斯繼之，記雅典斯巴達之戰，雅典敗績，在史家之意皆以為由於犯了縱肆之過，初不外波斯而內雅典，特別有什麼曲筆，此種中正的態度真當得史家之父的稱號，若其意見不知學者以為如何，在鄙人則覺得殊有意趣，深與鄙懷相合者也。
上邊的話說的有點凌亂，但總可以說明因了家鄉以及外國的影響，對於春天我保有著農業國民共通的感情。春天與其力量何如，那是青年們所關心的問題，這裡不必多說，在我只是覺得老朋友又得見面的樣子，是期待也是喜悅，總之這其間沒有什麼戀愛的關係。天文家曰，春打六九頭，冬至後四十五日是立春，反正一定的。這是正話，但是春天固然自來，老百姓也只是表示他的一種希望，田家諺雲，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是也。我不懂詩，說不清中國詩人對於春的感情如何，如有祈望春之復歸說得如此深切者，甚願得一見之，匆促無可考問，只得姑且閣起耳。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日，甲申小寒節中。
《立春以前》
周作人 著
太平書局
本文選自周作人自編文集《立春以前》，《立春以前》一書多是周作人一九四四年間所作，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三月編成，八月出版。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v94b3qy.html
信中闡述了以下觀點：一是明確指出“我們今日的新詩是中國詩的一種”，“白話詩不應該說是舊詩詞的一種進步，而是一種變化，是中國詩的一種體裁。今日的 新詩，并不能包羅萬象，舊詩詞所能表現的意境，沒有他的地位，而他確可以有他的特別領域，他可以表現舊詩詞所不能為力的東西。”二是在將舊詩詞與新詩作了 質的區分之后，繼而指出語言形式的文言與白話并非新舊詩的區分標準，“舊詩之不是新詩，不因其用的不是白話，就是有許多幾乎完全是白話句子的詞，我也以為 不能引為我們今日新詩的先例。新詩之不是舊詩，不因其用的是白話，而文言到底也還是漢語。”三是指出當下詩壇的困窘境地，“今日做新詩的人，一方面沒這個 體裁上的必然性的意識，一方面又缺乏新詩的生命，以為用白話做的詩就是新詩，結果是多此一舉。他們以為是打倒舊詩，其實自己反而站不住腳了。”四是對自己 的新詩充滿信心和對其晦澀的解釋，“我自己所做的一百多首詩，自以為合乎這個新詩的資格。我用了我的形式表達出了我的意思，他是站在舊詩的范圍以外，能夠 孑然而立了。若說他不好懂，那我覺得這本是人類一件沒有法子的事情。藝術原則上是可通于人，而事實并不一定是人盡可解；恐怕同戀愛差不多，我所見的女人我 未必都與之生愛情了。”以上四點還沒有明確說出廢名在“新詩問答”、《談新詩》中提出的根本觀點：新詩要有“散文的文字，詩的內容”。廢名又在信中大談溫 庭筠的詞、莎士比亞的戲劇、陶淵明的詩，來說明他們在藝術表現上的自由活潑，充盈著美麗的想象，似有引為今日新詩前例之意，但廢名又在《談新詩》中指出 “我的意思不是把李商隱的詩同溫庭筠的詞算做新詩的前例，我只是想推想這一派的詩詞存在的根據或者正有我們今日白話新詩發展的根據”。同時廢名自己作的新 詩也并非是要為其它詩人立一個做詩的榜樣，他只是說：“我用了我的形式表達出了我的意思。”他以他的詩實現了他的主張，而更希望別的詩人從他們自己的詩來 實現新詩的品質：要有“散文的文字，詩的內容”，因此極為推崇劉半農、卞之琳、林庚、朱英誕、沈啟無、馮至等人的詩歌，而很討厭新月派的格律詩，如“商籟 體”等。廢名平素對胡適的“談新詩”的觀點極為不滿，而這封信恰好是針對胡適的詩論的。１９３４年，廢名講教“新文藝試作·散文習作”，次年開講“現代文 藝”。據說廢名在講新詩以前曾問過胡適這門課怎么上，胡適叫他按照《新文學大系》上講，意若按照胡適的“談新詩”一文講即可，廢名卻在課堂上大說胡適的不 是，一口一個胡適之（馮健男：《廢名與胡適》）。
Dag Hjalmar Agne Carl Hammarskjöld was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om 10 April 1953 until 18 September 1961 when he met his death in a plane accident while on a peace mission in the Congo. He was born on 29 July 1905 in Jonkoping in south-central Sweden. The fourth son of Hjalmar Hammarskjöld, Prime Minister of Sweden during the years of World War I, and his wife Agnes, M.C. (b. Almquist), he was brought up in the university town of Uppsala where his father resided as Governor of the county of Upp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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