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允芃 ／天下雜誌發行人 ... 2008年：創辦《親子天下》。
殷允芃 小檔案
學歷：成功大學外文系、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碩士 經歷：曾任美國《費城詢問報》記者、合眾國際社、《紐約時報》駐台記者，以及《亞洲華爾街日報》特派員；並於1981年創辦《天下雜誌》
榮譽：1976年，獲選十大傑出女青年；1987年，榮獲有亞洲諾貝爾獎美譽的「麥格塞塞獎」；1995年，被《亞洲週刊》評為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女性；2010年，獲頒政治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卓越新聞獎新聞志業終身成就獎。並曾多次獲頒金鼎獎。
作品：《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新起的一代》、《決策者》、《太平洋世紀的主人》、《等待英雄》、《點燈的人》、《發現台灣》（合著）、《敬天愛人》、《素直的心》；並執導《綿延的生命Lucie的人生探索》紀錄片
殷允芃：《決策者： 當代名人訪問錄 》( 1982)
決策者: 當代名人訪談錄封面. 書名：決策者: 當代名人訪談錄; 作者：殷, 允芃著; 叢書：(天下叢書)張愛玲獨家專訪 華人世界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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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殷允芃 2015-09-14 Web Only
調整字體尺寸80年代，遠在洛杉磯的61歲張愛玲捎卡片給《天下雜誌》。她與《天下》的緣份，起於創辦人殷允芃還是窮留學生時，穿著借來的棗紅色牛仔褲採訪她，這個採訪，成了華人世界的絕響。
那一天，雨勢悄歇。
離會見張愛玲女士的時間還早。傘下，踱過波光燈影的哈佛廣場，和附近鬱綠的小公園--當年華盛頓誓師抗英的地方。走在清濕的空氣中，恍若是漫步在臺北植物園的小路上。
心中卻惴惴然，因為「張愛玲是向來不輕易見人的」。而且也自懼於她寫小說的、洞徹一切的「冷眼」。學物理的青雲，走在旁邊，也幫著緊張。
但開門迎著的，她的謙和的笑容和緩慢的語調，即刻使人舒然。
她的起居室，陳列得異常簡單，但仍然給人明亮的感覺。或許是那面空空的、黃木梳粧檯上的大鏡子。旁邊是個小小的書架，擺著的大半是些英文書，右角上有本《紅樓夢》，書架頂上斜豎著一張鮮豔的、阿拉斯加神柱的相片。並立的，是一幅黑白的三藩市市夜景。
窗旁的書桌上，散亂的鋪著些稿子，剪報，和一本翻開了的《紅樓夢》。最惹眼的，是那張指示如何去填所得稅的表格。
記得她初接電話時的推辭：「真對不起，您那麼老遠跑來，不巧得很，我這幾天不舒服，真的是病了……而且這兩天還得趕著交一篇東西。」有點不好意思似的，她加了句：「嗯--就是那個Income Tax表。」
一般人順口的客套，她說起來卻生澀而純真。她又極易臉紅，帶著瘦瘦的羞怯，但偶爾射出的專注眼光，又使人一懍。
這位在三十年前，就以短篇小說和散文，享譽上海和香港的「才女」，當被稱為作家中的作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國近代小說史》中，推崇她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夏濟安先生生前也屢次要把張愛玲和魯迅並論。于梨華女士更爽直地說：「現在寫小說的，我最佩服的是張愛玲。」
但對世間的一切毀譽，張愛玲女士卻都能夷然處之。雖然好話聽著也高興，但她卻似立身于方外的，並不受到影響。
她又很真。在《傳奇》再版的序中，她寫著：「我要問報販，裝出不相干的樣子：『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麼貴，真還有人買嗎？』啊，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她的客觀、冷靜和敏銳的觀察力，不僅使她難以對人虛偽敷衍，對自己，她更是忠實，絲毫也不欺瞞。因而，她不願，也無法介入。她說，她是在一切潮流與運動之外的。
她像是踢腳坐在雲端，似正經，似頑皮，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而興趣最濃的，卻是由上眺望人間世，和那些她所寫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的；自歸自圓了的；或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事過境遷了的」各式各樣，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
有人錯以為她是絕情的。其實她的同情與慷慨已經是超個人與超主觀的。像納蘭性德所說：「人到情多情轉薄」，這只是因為她看得明白與透徹。
她對一切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有著強烈的感受。一片梧桐葉的飄落，能使她佇足，一個化緣的道士，能使她在後面跟上半天。她喜好嘈雜的市聲，車馬的喧鬧，濃烈的色彩，甚至油漆和汽油的氣味。
「我喜歡紐約，大都市，」她說，「因為像上海。郊外的風景使我覺得淒哀。坐在車上，行過曠野，杳無人煙-給我的感觸也是一種荒涼。我還是喜歡走在人多的地方。」
她認為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悲劇，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
「人生，」她說，「是在追求一種滿足，雖然往往是樂不抵苦的。」
寫作對於張愛玲或許也就是一種滿足。
「只要我活著，就要不停地寫，」她說，「我寫得很慢。寫的時候，全心全意的浸在裡面，像個懷胎的婦人，走到哪兒就帶到哪兒。即使不去想它，它也還在那裡。但是寫完後，我就不大留意了。」
她的寫作生涯或許要追溯到她孤獨的童年。在她四歲的時候，她母親就因家庭失和，而遠走留學法國。父親是位典型的遺少，生活在舊朝習氣的陰影下。小時候，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書，這敏感而愛幻想的女孩，都熱心的看。
她記得在她一遍遍翻閱《水滸傳》後，竟起了學寫章回小說的野心。碰到不會寫的字，就咚咚跑下樓，去問帳房先生。但是到底太麻煩了，認識的字也很有限，所以那第一回，翻來覆去的寫，卻總是沒法寫完。那時，她才六歲。
在十四歲的時候，她寫成了部《摩登紅樓夢》，訂成上下兩冊手抄本。一開頭是秦鐘與智慧兒坐火車私奔到杭州，自由戀愛結了婚，而後來又有「賈母帶了寶玉及眾姊妹到西湖看水上運動會，吃霜淇淋。」
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是蕭伯納的。那時她十三歲。從此她開始接觸到西洋文學。
她的《秧歌》，是先用英文寫的，曾獲美國文學批評界的各種讚譽。 Library Journal的書評更提出說：「這本動人的書，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創作，所顯示出的熟練英文技巧，使我們生下來就用英文的，也感到羡慕。」
雖然，她被贊為是將現代西洋文學手法，溶入中國小說中最不著痕跡的一位作家，她仍自認，對她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的舊小說。有一次她曾坦然的說，《紅樓夢》與《西遊記》當然比《戰爭與和平》和《浮士德》好。
她又認為世界時時刻刻在改變，人的看法也隨時會變。因而她的小說，只有在剛完成時，她才覺得滿意，過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歡了。
「以前在上海時，」她笑著回憶，「每寫完一篇小說，我總興高采烈的告訴炎櫻（她的錫蘭女友）這篇最好。其實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聽我說著，總覺得奇怪一一怎麼這篇又是最好的啊？」
曾在《皇冠》上連載的《怨女》，是她根據《傳奇》中的《金鎖記》重新改寫的，原有的故事輪廓依稀可見，但風格、手法都已改變。《怨女》的英文本，也於去年在倫敦出版。
一個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時的作品，她覺得，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說，漫畫似的，竟像是對以前的一種諷刺。
寫小說，她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對所寫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後才下筆寫。她對一般所謂的研究工作，不太有信心，也多少是因隔了一層，較難引起作者自發的情感。寫《秧歌》前，她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那時是冬天。
「這也是我的膽子小，」她說，緩緩的北平話，帶著些安徽口音：「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麼寫啊？」《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結束了。
許多人都認為純小說已經消失了，她說。現代的小說或是趨向于平白直述的歷史記錄，或是抽像難懂的詩。她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小說應避免過分的晦澀和抽像。作者是應該盡一份努力，使讀者明白他所要表現的。而且一個小說的故事性，也仍然需要保留。
「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淺出的，」她說，「使人在有興趣的往下看時，自然而然地要停下來深思。」
初看她的小說，常為她優美的文筆，細膩的描寫和傳奇的情節所吸引。進而欣賞到各種豐富的意象和那些異想天開，令人意會，忍俊，詫異或恐怖的各種比喻。
她描述胡琴的嘎嘎慘傷的音調，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塞上的風，尖叫著為空虛所追趕，無處可停留。」她寫冷天鄉村裡的太陽，「像一隻黃狗，攔街躺著。太陽在這裡老了。」她比喻在伴娘眼裡的新娘，是「銀幕上最後映出雪白耀眼的『完』字」，而伴娘自己卻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預告。」
她寫一個游方的道士，「斜斜揮著一個竹筒，托--托--敲著，也是一種鐘擺，可是計算的是另一種時間，仿佛荒山古廟裡的一寸寸斜陽。」被虐待將死的媳婦，則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擱在肋骨上的兩隻手蟋曲著，像宰了的雞的腳爪。」
而她最耐人尋味的，如同藏在海面下的大塊冰山，卻是她對氣氛的孕育與襯托，角色的刻畫，和對高潮過後，人物個性發展的淋漓盡致。
她說她看書沒有一定的系統或計畫，惟一的標準，是要能把她帶人一個新的境界，見識新的事物或環境。因而她的閱讀範圍很廣，無論是勞倫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張恨水，只要能引起她興趣的，她都一視同仁的看，沒有興趣的，即使是公認的巨著，她也不去勉強。
她坦然說：「像一些通俗的、感傷的社會言情小說，我也喜歡看的。」
而她最近的長篇小說《半生緣》，就是她在看了許多張恨水的小說後的產物。像是還債似的，她說，覺得寫出來一吐為快。「但是我寫《半生緣》的時候也很認真，我寫不來遊戲文章，」她說，「就算當時寫得高興，寫完後就覺得不對，又得改。」
她屢次很謙虛的說：「我的看法並不是很正統的。」說時語氣淡然，並不帶一絲自傲或歉意。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她並不一定會贊同。而她，也不是能用常理去衡量的。
「我是孤獨慣了的。」她說，「以前在大學裡的時候，同學們常會說--我們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我也不在乎。我覺得如果必須要講，還是要講出來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樣，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別人一樣。」
也許她信服「讓生命來到你這裡」，「生命有它的圖案，我們唯有臨摹」。她是心如明鏡，事物都公平自然的映射出去。因為不執留，所以不易為外物所影響。即使連書，她也是不買不存的，借來的，看完後就還去。
「我常常覺得我像是一個島。」她說，習慣性地微揚著頭。斜斜的看去，額上映出的單純與平靜，仿佛使人覺得，她是在歲月之外的。她是最最自由的人。
記起她二十幾年前拍的一張半身照片，刊在《怨女》英文版的封背上，也是揚著頭的微側面，眼神中同樣露出慧黠的光。所不同的是，那時如滿月的臉，而今已成橢長，那時披肩的散發現在已梳起，而那件異常寬大，劇裝似的皮襖，卻已換成無袖的寶藍短旗袍。
她自己說她的動作是很笨拙的。可是她起身前小心的整著下擺，走起路時的綽約緩然，並不使人覺得。反而使人聯想起，在書上看到關於她小時候的一段：「我母親教我淑女行走時的姿勢，但我走路總是衝衝跌跌，在房裡也會三天兩天撞著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膚，便是淤青，我就紅藥水擦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見了一驚，以為傷重流血到如此。」
她很熱心的走出走進：「看你們，還像孩子似的，就想著要拿點東西給你們吃。」
於是，煮了濃咖啡，端出核桃甜餅，倒上兩小杯白葡萄酒，又拿出花生米來。可是誰也沒有喝咖啡時加糖的匙。
她解釋著，像是理所當然的：「真對不起，湯匙都還放在箱子裡沒打開。反正也在這兒住不長久的，搬來搬去，嫌麻煩。」那時她在劍橋已經住了快半年。
她是在一九六七年末搬到劍橋。應雷德克裡芙女校（哈佛的姐妹校）之請，當「駐校作家」。正在埋首將《海上花列傳》翻譯成英文。已經翻完了二十回，約全書的三分之一。
她認為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海上花》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中國小說。那是第一部用上海話寫成的小說，出版於一八九四年。但她也不確定，西方讀者們是否能接受這本曾經兩度被中國讀者摒棄的書。
「可是，」她加了一句，「做那一件事不是冒險的呢？」
目前，她也正在寫著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同時她還打算把十年前就已開始著手的一個長篇，重新整理一番，繼續寫完。
天南地北的談著，從亨利·詹姆斯的《叢林野獸》到老舍的《二馬》，從臺灣的文壇到失了根的中國留學生，從美國的嬉皮運動到男女學生的道德觀念。聽著的人，說著的人都覺得自然而不費力。因為她對任何話題都感到興趣，而又能往往意會在言發之前。
走出門後，卻忽然想跑跑跳跳起來。便跑著跳著地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波士頓的地下車。
那時雨已停了，時間也已過午夜。
一九六八年七月
附錄：
整理那次訪問後所記的筆記，發覺有幾段話沒寫進去，實在是不應該遺漏的。
「一個作家應該一直在變，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是靜止的。」
以前的人多半是過的集體生活，從描寫動作和談話，就可看出一個人的個性，譬如像《紅樓夢》。但現在每個人的自己的時間比較多，小說以心理描寫才能表達深入。（心理描寫）不必過分的 obscure。如果必須，當然沒話說。
電影是最完全的藝術表達方式，更有影響力，更能浸入境界，從四面八方包圍。小說還不如電影能在當時使人進入忘我。自己也喜歡看電影。
我很驚奇，臺灣描寫留美的學生，總覺得在美國生活苦，或許他們是受家庭保護慣了的。我很早就沒了家族，孤獨慣了，在哪兒都覺得一樣。而且在外國，更有一種孤獨的藉口。
一般美國通訊寫的並不深入，沒有介紹美國真正的思想改變的，譬如現在的道德觀念的不同，幾百個男女大學生同住在一起。
（嬉皮們），我不喜歡他們的成群結黨，但他們的精神不錯，反對（既有）社會制度，不願做現在的這種 Organizational man。但我希望他們的出發點是個人的真正體會。他們的表現方式，details，我不贊成。
「人生的結局總有一個悲劇。老了，一切退化了，是個悲劇，壯年夭折，也是個悲劇，但人生下來，就要活下去，沒有人願意死的，生和死的選擇，人當然是選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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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與中國簽不簽訂所謂的"服貿協議"，我個人的一項準則是，如果《天下雜誌》等能夠
在中國發行，可簽。不然，就擱置它。
40年前的
新潮文庫版本叫《
中國人的光輝：當代名人訪問錄》台北：志文，1971；台北：天下雜誌，2011現在這些生命的故事仍然讓作者與讀者有生之勇氣.....(2011)
2014.11 在舊書攤買到1977年的再版本，重溫此書，很感動。譬如說第一篇的訪問張愛玲：
走出門後，卻忽然想跑跑跳跳起來。便跑著跳著地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波士頓的地下車。
那時雨已停了，時間也已過午夜。
——一九六八年七月《皇冠》
殷允芃從記者到媒體集團的主人正如李登揮從學者到總統見證如此多的台灣人的光輝----
希望—— 永遠在路上
(殷允芃)
是一個清風微涼的下午。在台南孔廟的邊殿，有一幅蒼勁的書法。跟著默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物有本末，事有始終……」唸錯了，是「事有終始」。
頓然領悟：如果你不知道要往哪裡去，你要怎麼開始走？
這豈不也是在台灣的人，經常抱怨的現象 —— 大學生常問：「我未來要做什麼？」知識份子常批：「國家沒有願景，沒有方向。」一般人焦慮：「明天是否會更好？」
什麼是台灣不同的路？也有人期待，台灣要走出一條不同的路。但什麼是台灣的不同的路呢？
仔細回顧、認真觀察，其實台灣已然在路上。雖然仍步履蹣跚，雖然路上仍有荊刺待砍，但這條顛簸的路已隱然成型。
在自由、民主的路上，台灣已領先華人世界，掙扎先行。政治雖然民主了，但卻仍欠清明。人民享有高度自由，但仍在摸索什麼是自由的適當邊際。
多次的政黨輪替，已使人民對民主多了點信心，也能較心平氣和的看待選舉輸贏。只是多數政客仍習於將制衡當成你死我活的鬥爭。
相對於台灣政治民主的上層結構與機制，仍需深化與優化，人民的自主力量與民主素養，已更明顯的躍升。
人民已習慣由下到上的推動社會進步。不只是抗爭，掙權益，也能以參與式的民主和政府形成伙伴關係，協同合作，解決問題。
人民不僅有力量，更有行善的力量。
台灣的志工文化，使得海灘鄰里更清潔、醫院更親切；環境更優美、圖書館與博物館更親民，偏遠地區的小學生也能得到閱讀的協助。志工文化更增加了社會溫暖的底蘊。
普羅大眾的善心助人，不論是賣菜的婦人陳樹菊，或退休的老兵洪中海，都成為世界媒體競相報導的台灣特色。
這樣的助人為樂的想法和行為，已像蒲公英似的向下傳播扎根。
南投偏遠山區原住民為主的長福國小，只有四十一個學生。六年級畢業班的八位學生，受到一本書的感召，決定要想辦法募款，為遠在四千里外，尼泊爾波卡拉山區的一個窮困村落，建儲水槽。因為當地缺乏乾淨的水源，近五分之一的小朋友因瘧疾染病而死。
這八位小學生將自己的繪本編印成書，到處義賣，募得十一萬台幣，捐建水槽。他們選擇把做成這件事，當成送給自己的畢業禮物。
世界有災難的地方，就有慈濟人領先趕赴埋鍋燒飯。加上近年各宗教團體推動的「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和「微笑台灣」運動，慢慢移風易俗，台灣人民的友善，逐漸成為外來客最明顯的台灣印象。
計程車和公車司機，與乘客下車時的互道謝謝，捷運車上的競相讓座，也已變成自然而然的習慣。
一位大陸財經媒體的負責人，來台參訪後忍不住稱奇：「怎麼好像到了君子國。」
美麗之島，也是善心之島台灣對多元的包容、對環境和不同物種的尊重，也逐漸溶入人民的生活。
路經台北市綠意蔥蔥的敦化、仁愛、中山北路的林蔭大道，幸福感和驕傲感自然而生。鄉鎮和鄰里也競相種樹植花，整潔與美麗漸漸成為人民的生活共識。
當然，在林蔭大道的背後，仍有破敗的舊屋；在巷弄間令人驚豔的創意商店旁，仍有生鏽的鐵窗和零亂的電線。但美麗台灣，已漸漸成為大家的願景。
美麗台灣，不僅是山川美、水岸美，更重要的是人心要美。
「亞洲之心」，The Heart of Asia，是觀光局新推出的台灣Logo，希望觀光客都能感受到台灣的好心和溫暖。美麗之島，也可以是善心之島。
做為海洋中國的前沿，台灣正領先擁抱世界，以民主、自由、多元、包容、尊重、環境永續，走向一條追求美麗的道路。希望也以這個美麗的試驗，為華人、為亞洲、為世界做出貢獻。
只要在路上，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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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當代名人訪問錄
真誠如實且善意的人物寫作，能讓人得到滋養與望
1941年生的殷允芃，在1971年出版了一部著作《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當代名人訪問錄》，今年是本書出版40年，天下雜誌以全新的封面及編排，再 度推出上市。本書收錄她留美期間採訪當代傑出華人及日本、美國名人的特寫報導，當時開啟了台灣深度人物特寫的先河，且在台灣新聞寫作上樹立了新的里程碑， 尤其在當前以揭人隱私為樂的惡質新聞環境中，本書的再版，示範一種真誠、如實且善意的報導形式，極具意義。
全書收錄了19位名人的採訪紀錄，包括知名作家張愛玲、聶華苓、於梨華、賽珍珠、曾野綾子，學者夏志清，建築大師貝聿銘，外交家顧維鈞……等。文中展現敏銳的觀察、細膩的描摩，無論是喜歡閱讀人生故事的讀者、對或有意觀摩深度人物報導的新聞人，都不應錯過此書。
本書特色 深度人物特寫的經典、文學與報導交會的火花、新聞人必讀
天下雜誌群創辦人殷允芃採訪19位當代名人的訪問錄，包括張愛玲、聶華苓、於梨華、貝聿銘、曾野綾子、夏志清、馬思聰、顧維鈞……等。文中有詩的語言，歌的旋律，閱讀這些生命故事，可獲生命的滋養與希望。
本書是殷允芃女士四十年前出版之同名著作的最新版，全書示範一種真誠、如實且善意的報導形式，實為深度人物專訪的經典作品集。
出版緣起
殷允芃 重新出版當年在美國求學、任職時所寫的人物系列報導，不只為了記念那段初任記者時，充滿好奇的青澀歲月，也感謝那些樂於分享他們人生經驗的諸位受訪者。
在一代一代人生故事的長河裡，我們得到了滋養與希望。
作者簡介殷允芃 1941年生，山東滕縣人，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碩士，政治大名譽文學博士。曾當選第六屆十大傑出女青年；並榮獲1987年麥格塞塞獎新聞獎、2010年卓越新聞終身成就獎。
曾任美國費城詢問報記者、合眾國際社記者、美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亞洲華爾街日報駐華特派，並曾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1981年創辦《天下雜誌》，擔任發行人兼總編輯；1998年創辦《康健雜誌》、2000年創辦《天下雜誌出版》、2000年創辦《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2008年創辦《親子天下雜誌》。現任天下雜誌群創辦人、董事長兼總編集長。
除英文專作外，主要中文著作為：1971年《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1974年《新起的一代》，1982年《決策者》，1985年《太平洋世紀的主人》，1987年《等待英雄》，1992年《點燈的人》，1996年《敬天愛人》，1999年《素直的心》。
緣起：四十年後重新出版
訪：張愛玲女士
華爾街的紅人：蔡至勇
文學批評家：夏志清教授
設計製造電腦的：王安博士
享譽國際的建築師：貝聿銘
名重四海的外交家：顧維鈞博士
音樂指揮家：董麟
出版界的女傑：楊蕾孟
廣告界的奇葩：楊雪蘭
文藝與科學兼長者：顧毓琇（一樵）博士
銀行界的奇才：吳棣棠
雪中旅人：聶華苓
作曲家：馬思聰先生
又見：於梨華
熱愛中國的：賽珍珠女士
愛荷華河上的：「金臂人」
榆樹鎮上：三浦朱門、曾野綾子印象 (殷允芃 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當代名人訪問錄 )
「櫻花戀」、「夏威夷」的作者：密契納
金盞菊的插曲
美國婦女們爭些什麼？
後記
內容連載
訪張愛玲女士那天晚上，雨勢稍歇。
離會見張愛玲女士的時間還早。傘下，踱過波光燈影的哈佛廣場，和附近鬱綠的小公園——當年華盛頓誓師抗英的地方。走在清濕的空氣中，恍若是漫步在台北植物園的小路上。
心中卻惴惴然，因為「張愛玲是向來不輕易見人的。」而且也自懼於她寫小說的，洞徹一切的「冷眼」。學物理的青雲，走在旁邊，也幫著緊張。
但開門迎著的，她的謙和的笑容和緩慢的語調，即刻使人舒然。
她的起居室，陳列得異常簡單，但仍然給人明亮的感覺。或許是那面空空的，黃木梳妝祇上的大鏡子。旁邊是個小小的書架，擺著的大半是些英文書，右角上有本《紅樓夢》。書架頂上斜豎著一張鮮豔的、阿拉斯加神柱的相片。並立的，是一幅黑白的舊金山市夜景。
窗旁的書桌上，散亂的鋪著些稿子、剪報，和一本翻開了的《紅樓夢》。最惹眼的，是那張指示如何去填所得稅的表格。
記起她初接電話時的推辭：「真對不起，您那麼老遠跑來，不巧得很，我這幾天不舒服，真的是病了……而且這兩天還得趕著交一篇東西。」有點不好意思似的，她加了句：「嗯——就是那個Income Tax表。」
一般人順口的客套，她說起來卻生澀而純真。她又極易臉紅，帶著瘦瘦的羞怯，但偶爾射出的專注眼光，又使人一懍。
這位在三十年前，就以短篇小說和散文，享譽上海和香港的「才女」，當被稱為是作家中的作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國近代小說史》中，推崇她為「今日中 國最優秀、最重的作家。」夏濟安先生生前也屢次把張愛玲和魯迅並論。於梨華女士更爽直的說：「現在寫小說的，我最佩服的是張愛玲。」
但對世間的一切毀譽，張愛玲女士卻都能泰然處之。雖然好話聽著也高興，但她卻似立身於方外的，並不受到影響。
她又很真。在《傳奇》再版的序中，她寫著：「我要問報販，裝出不相干的樣子：『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麼貴，真還有人買嗎？』啊，出名要趁¦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她的客觀、冷靜和敏銳的觀察力，不僅使她難以對人虛偽敷衍，對自己，她更是忠實，絲毫也不欺瞞。因而，她不願，也無法介入。她說，她是在一切潮流與運動之外的。
她像是踢腳坐在雲端，似正經，似頑皮，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而興趣最濃的，卻是由上眺望人間世，和那些她所寫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的；自歸自圓了的；或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事過境遷了的」各式各樣，人與人間的相互關係。
有人錯以為她是絕情的。其實她的同情與慷慨已經是超個人與超主觀的。像納蘭性德所說：「人到情多情轉薄」，這只是因為她看得明白與透澈。
她對一切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有著強烈的感受。一片梧桐葉的飄落，能使她佇足，一個化緣的道士，能使她在後面跟上半天。她喜好嘈雜的市聲，車馬的喧鬧，濃烈的色彩，甚至油漆和汽油的氣味。
「我喜歡紐約，大都市，」她說：「因為像上海。郊外的風景使我覺得悲哀。坐在車上，行過曠野，渺無人煙，給我的感觸也是一種荒涼。我還是喜歡走在人多的地方。」
她認為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劇，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
「人生，」她說：「是在追求一種滿足，雖然往往是樂不抵苦的。」
寫作對於張愛玲或許也就是一種滿足。
「只要我活著，就要不停的寫，」她說：「我寫得很慢。寫的時候，全心全意的浸在裡面，像個懷胎的婦人，走到那兒就帶到那兒。即使不去想它，它也還在那裹。但是寫完後，我就不大留意了。」
她的寫作生涯或許要追溯到她孤獨的童年。在她四歲的的時候，她母親就因家庭失和，而遠走留學法國。父親是位典型的遺少，生活在舊朝習氣的陰影下。小時候，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書，這敏感而愛幻想的女孩，都熱心的看。
她記得在她一遍遍翻閱《水滸傳》後，竟起了學寫章回小說的野心。碰到不會寫的字，就咚咚跑下樓，去問帳房先生。但是到底太麻煩了，認識的字也很有，所以那第一回，翻來覆去的寫，卻總是沒法寫完。那時，她才六歲。
在十四歲的時候，她寫成了部《摩登紅樓夢》，訂成上下兩冊手抄本。一開頭是秦鐘與智能兒坐火車私奔到杭州，自由戀愛結了婚，而後來又有「賈母帶了寶玉及眾姊妹到西湖看水上運動會，吃冰淇淋。」
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是蕭伯納的。那時她十三歲。從此她開始接觸到西洋文學。
她的《秧歌》，是先用英文寫的，曾獲美國文學批評界的各種讚譽。《Library Journal》的書評更提出說：「這本動人的書，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創作，所顯示出的熟練英文技巧，使我生下來就用英文的，也感到羡慕。」
雖然，她被讚為是將現代西洋文學手法，溶入中國小說中最不著痕跡的一位作家，她仍自認，對她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的舊小說。有一次她曾坦然的說，《紅樓夢》與《西遊記》當然比《戰爭與和平》和《浮士德》好。
她又認為世界時時刻刻在改變，人的看法也隨時會變。因而她的小說，只有在剛完成時，她才覺得滿意，過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歡了。
「以前在上海時，」她笑著回憶：「每寫完一篇小說，我總興高采烈的告訴炎櫻（她的錫蘭女友）這篇最好。其實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聽我說著，總覺得奇怪——怎麼這篇又是最好的啊？」
曾在《皇冠》上連載的《怨女》，是她根據《傳奇》中的《金鎖記》重新改寫的，原有的故事輪廓依稀可見，但風格、手法都已改變。《怨女》的英文本，也於去年在倫敦出版。
一個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時的作品，她覺得，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說，漫畫似的，竟像是對以前的一種諷刺。
寫小說，她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對所寫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後才下筆寫。她對一般所謂的研究工作，不太有信心，也多少是因隔了一層，較難引起作者自發的情感。寫《秧歌》前，她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那時是冬天。
「這也是我的膽子小，」她說，緩緩的北平話，帶著些安徽口音：「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麼寫啊？」《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結束了。
許多人都認為純小說已經消失了，她說。現代的小說或是趨向於平白直述的歷史記錄，或是抽象難懂的詩。她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小說應避免過分的晦澀和抽象。作者是應該盡一份努力，使讀者明白他所要表現的。而且一個小說的故事性，也仍然需要保留。
「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淺出的，」她說：「使人在有興趣的往下看時，自然而然地要停下來深思。」
初看她的小說，常為她優美的文筆，細膩的描寫和傳奇的情節所吸引。進而欣賞到各種豐富的意象，和那些異想天開、令人意會、忍俊、詫異或恐怖的各種比喻。
她描述胡琴的嗄嗄慘傷的音調，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塞上的風，尖叫著為空虛所追趕，無處可停留。」她寫冷天鄉村裡的太陽，「像一隻黃狗，攔街 躺著。太陽在這裡老了。」她比喻在伴娘眼裡的新娘，是「銀幕上最後映出雪白耀眼的『完』字，」而伴娘自己卻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預告。」
她寫一個遊方的道士，「斜斜揮著一個竹筒，托—托—敲著，也是一種鐘擺，可是計算的是另一種時間，彷彿荒山古廟裏的一寸寸斜陽。」被虐待將死的媳婦，則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擱在肋骨上的兩隻手蜷曲著，像宰了的雞的腳爪。」
而她最耐人尋味的，如同藏在海面下的大塊冰山，卻是她對氣氛的孕育與襯托，角色的刻畫，和對高潮過後，人物個性發展的淋漓盡致。
她說她看書沒有一定的系統或計劃，唯一的標準，是要能把她帶入一個新的境界，見識新的事物或環境。因而她的閱讀範圍很廣，無論是勞倫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張恨水，只要能引起她興趣的，她都一視同仁的看，沒有興趣的，即使是公認的巨著，她也不去勉強。
她坦然說：「像一些通俗的、感傷的社會言情小說，我也喜歡看的。」
而她最近的長篇小說《半生緣》，就是她在看了許多張恨水的小說後的產物。像是還債似的，她說，覺得寫出來一吐為快。
「但是我寫《半生緣》的時候也很認真，我寫不來遊戲文章，」她說：「就算當時寫得高興，寫完後就覺得不對，又得改。」
她屢次很謙虛的說：「我的並不是很正統的。」說時語氣淡然，並不帶一絲自傲或歉意。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她並不一定會贊同。而她，也不是能用常理去衡量的。
「我是孤獨慣了的。」她說：「以前在大學裡的時候，同學們常會說——我們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我也不在乎。我覺得如果必須要講，還是要講出來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樣，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別人一樣。」
也許她信服「讓生命來到你這裡，」「生命有它的圖案，我們唯有臨摹。」她是心如明鏡，事物都公平自然的映射出去。因為不執留，所以不易為外物所影響。即使連書，她也是不買不存的，借來的，看完後就還去。
「我常常覺得我像是一個島，」她說，習慣性的微揚著頭。斜斜的看去，額上映出的單純與平靜，彷彿使人覺得，她是在歲月之外的。她是最最自由的人。
記起她二十幾年前拍的一張半身照片，刊在《怨女》英文版的封背上，也是揚著頭的微側面，眼神中同樣露出慧黠的光。所不同的是，那時如滿月的瞼，而今已成橢長，那時披肩的散髮現在已梳起，而那件異常寬大，劇裝似的皮襖，卻已換成無袖的寶藍短旗袍。
她自己說她的動作是很笨拙的。可是她起身前小心的整著下擺，走起路時的綽約緩然，並不使人覺得。反而使人聯想起，在書上看到關於她小時候的一段： 「我母親教我淑女行走時的姿勢，但我走路總是衝衝跌跌，在房裡也會三天兩天撞著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膚，便是瘀青，我就紅藥水擦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見了 一驚，以為傷重流血到如此。」
她很熱心的走出走進：「看妳們，還像孩子似的，就想著要拿點東西給妳們吃。」
於是，煮了濃咖啡，端出核桃甜餅，倒上兩小杯白葡萄酒，又拿出花生米來。可是誰也沒有喝咖啡時加糖的匙。
她解釋著，像是理所當然的：「真對不起，湯匙都還放在箱子裡沒打開。反正也在這住不長久的，搬來搬去，嫌麻煩。」那時她在劍橋已經住了快半年。
她是在一九六七年末搬到劍橋。應雷德克里芙女校（哈佛的姐妹校）之請，當「駐校作家」。正在埋首將《海上花列傳》翻譯成英文。已經翻完了二十回，約全書的三分之一。
她認為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海上花》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中國小說。那是第一部用上海話寫成的小說，出版於一八九四年。但她也不確定，西方讀者們是否能接受這本曾經兩度被中國讀者摒棄的書。
「可是，」她加了一句：「做那一件事不是冒險的呢？」
目前，她也正在寫著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同時地還打算把十年前就已開始著手的一個長篇，重新整理一番，繼續寫完。
天南地北的談著，從亨利詹姆斯的《叢林野獸》到老舍的《二馬》，從台灣的文壇到失了根的中國留學生，從美國的嬉皮運動到男女學生的道德觀念。聽著的人，說著的人都覺得自然而不費力。因為她對任何話題都感到興趣，而又能往往意會在言發之前。
走出門後，卻忽然想跑跑跳跳起來。便跑著跳著地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波士頓的地下車。
那時雨已停了，時間也已過午夜。
——一九六八年七月《皇冠》
附 錄
整理那次訪問後所記的筆記，發覺有幾段話沒寫進去，實在是不應該遺漏的。
她說：
「一個作家應該一直在變，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是靜止的。」
「以前的人多半是過的集體生活，從描寫動作和談話，就可看出一個人的個性，譬如像《紅樓夢》。但現在每個人的自己的時間比較多，小說以心理描寫才能表達深入。（心理描寫）不必過分的obscure。如果必須，當然沒話說。」
「電影是最完全的藝術表達方式，更有影響力，更能浸入境界，從四方八方包圍。小說還不如電影能在當時使人進入忘我。自己也喜歡看電影。」
「我很驚奇，台灣描寫留美的學生，總覺得在美國生活苦，或許他們是受家庭保護慣了的。我很早就沒了家庭，孤獨慣了，在那兒都覺得一樣。而且在外國，更有一種孤獨的藉口。」
「一般美國通訊寫的並不深入，沒有介紹美國真正的思想改變的，譬如現在的道德觀念的不同，幾百個男女大學生同住在一起。」
「（嬉皮們），我不喜歡他們的成群結黨，但他們的精神不錯，反對（既有）社會制度，不願做現在的這種Organizational man。但我希望他們的出發點是個人的真正體會。他們的方式，details，我不贊成。」
「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悲劇，老了，一切退化了，是悲劇，壯年夭折，也是悲劇。但人生下來，就要活下去，沒有人願意死的，生和死的選擇，人當然是選擇生。」
——一九七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