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香港文學的礦苗(廖偉棠)/作品抽樣

在雪人依然無家可歸的時候，
在聖誕禮盒打開裡面僅餘黑色的時候，

在年之獸因為疼痛而低嗥的時候，
人們走過他曾書寫的每一條街道
記得他寫下的路牌和店鋪。

悼念一位詩人最好的方式是為他寫一首相稱的詩，在聽聞也斯先生於2013年1月5日在香港辭世的消息翌日，我為他寫的紀念詩中，以上面這幾行開篇。 也斯先生享年63歲。這樣一個晦暗的時刻，是先生詩文中始終念之系之的香港如今經歷的時刻：政界充斥謊言與諂媚，民間面對割裂與歪曲，在一切舊價值新價值 交替失衡之際，留存而安定人心的，唯有文字所留下的記憶、詩句中確切明晰的人間情景。香港前所未有地凝聚着本土認同的精神努力，而這一認同，奠基於四、五 十年前一眾香港文化人的激進開拓，這批人之中，就有也斯先生。

而也斯，是那一代人中寫作最努力勤勉、成果亦因此最豐碩的一位，所以我說他的過早逝世是香港文學重大的損失。無論是詩歌、小說還是散文，“香港”是 也斯先生最主要的主題，也是他畢生尋問的問題：“香港何為？”。這既包含了“香港是什麼？”和“香港能做什麼？”兩個題目，也包含了“香港文學是什麼？” 和“香港文學能做什麼？”。即使在也斯晚年他仍苦惱於“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然而作為一個詩人、作家，他尋思和提問的過程就是他的成果，並不 必需答案，正如在也斯的詩里我們常常遭遇一些沒有回答的問句（並非設問與反問）一樣，在複雜的此時此地，提問本身就是答案。

也斯先生本名梁秉鈞，廣東新會人，從20歲開始發表作品，在詩歌、散文、小說、文學評論、文化研究等方面均有造詣，曾獲香港文學雙年獎。他從 1974年的詩作《華爾登酒店》到本世紀初的小說《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寫盡香港殖民地虛妄風華的沒落，而越往後越能寫出這風華中個體的人的困頓；從 1976年的小說《李大嬸的袋錶》到2009年的詩《卧底槍手逃離旺角》，他用魔幻故事描摹所謂“四小龍”崛起時代香港資本積累時期的荒誕，直到“自由行 救港”時代一個舊式反抗者的尷尬；當然也有成名作詩集《雷聲與蟬鳴》里被詩人正名的港島尋常巷陌、真實人間，一直繁衍到散文集《山水人物》、《城市筆記》 的小城“無故事”的觀察敘述，跨界詩集《食事地域記》、《衣想》等與各方藝術家共同唱和衣食俗事之美，乃至最後詩集《蔬菜的政治》、散文集《人間滋味》、 小說集《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以塵世吃食涵蓋了人間種種愛恨嗔痴，繼而一再反思港人、華人、亞洲人的身份問題。也斯的世界，具體而微，卻枝葉備至，成為現實 中那個日益顯得狹隘的世界的補充，為其尋找話語的“着落”地——這就是詩人的“正名”之努力。

而當他繁茂垂須如一株老榕樹，
他得以靜聽風間穿過鳥語喁喁。
人們所以得知五十年前一則消息：
有關陽光在樹梢上打了個白鴿轉，
不同的腳可以踏上不同的石頭，
雖然浮藻聚散雲朵依然在水中消融。

香港六、七十年代文化人的覺醒和突圍，是成就日後的也斯的關鍵，而也斯也以更大的力量加持其中，與西西等同代作家一起，把那些激進沉澱成繁茂根系， 成為今天我等繼承的財富。正如我在2011年為香港《明報周刊》所做的也斯訪談中感慨言：“如果不是他們當年的種種大膽對陳舊價值的衝擊、種種對新美學建 設的實驗，如果不是他們對香港人文化身份的自信，可以說沒有今天的香港——如浮藻漸漸聚結、開合，原來也可以生化出繁盛的生態來。”
也斯先生在訪談中把當時的他自喻為“在黑夜裡吹口哨”，我說也許就是這種在黑夜裡吹口哨的信念支撐這些實驗者從六十年代走到今天，把憤怒與壓抑鍛煉 成未來成熟之種子。就像也斯1970年寫的《持着我的房子走路》一文中所說：“我記得自己曾在暴雨的荒山中奔跑。而現在，我卻比較喜歡持一把傘。”這把傘 所撐起和遮護的，非常珍貴，被暴雨揭示出來、被持傘人所撿拾。

我為也斯先生所作的紀念詩中，那句“不同的腳可以踏上不同的石頭”，是向他《浮藻》一詩里“說話有時停頓/我與你彼此踏上不同的石塊/落下不同的沙 礫地”致敬，這其實也是也斯通過寫作整理香港身份認同問題的最大收穫：混同與差異，這是所謂殖民地文化、半唐番文化的獨立性所在，也是魅力所在，從六七十 年代香港作家的自省中逐漸獲得自己的輪廓。可以說在也斯中後期作品中反覆大量書寫的食物題材，主要用作梳理此文化，曲盡其妙。正如我愛的他《沙律》（即 Salad）以詩所示：

“經歷 由濃而淡 逐一 咀嚼
如今 逐漸 愛苦澀的 清新
包容 種種 破碎 不知秩序”

這種率性的包容既是香港食物也是香港文化之味，更是也斯文學之味。而且他總是在文化混同處不斷強調差異，如他寫《豆汁兒》：“你問我能喝豆汁兒嗎/ 成！尤其能趁熱喝/我也能喝疙瘩湯/吃爆肚，喝棒子粥……但我也知道/你到頭來總會找到破綻/你發覺我不喜歡灌腸，你/發覺我與你口味不一樣”。

正是這種差異甚至拒絕，造就了香港文化的獨立性，孜孜不倦地書寫和宣講這種獨立性，是也斯後來文學的一個執念。可令人心酸的是香港的文化不作為政策 並不積極支持此獨立執念，華語文學的中原大一統標準更不可能理解，據聞也斯先生遺願仍是“為香港文學平反”，其之耿耿，殊令人戚戚。

香港已接納他如接納一株礦苗回歸礦床，
是他最早與你耳語念出你平凡的奧秘，
人群嘩嘩向前涌動時我們思考他的駐足，
人群沙沙退後的時候我們方知他在亍立。

平凡的奧秘——這既是香港文化的魅力，也是也斯的詩歌的魅力。這裡面有傳統，其詩如前文所寫的《沙律》，洋洋洒洒鋪排賦比興，亦遵循詩經的基本，使 用此時此地的語言和意象。他的詩貌似散漫，卻於散漫中暗藏許多伏筆，讓人咀嚼回甘，這樣的散漫遠承中國古代的即事詩，柴米油鹽離別重遇，無事不可入詩，接 過來又和後現代主義的禪宗垮掉派、紐約派的和諧自如相合，美國詩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的質樸自然、弗蘭克·奧哈拉(Frank O’Hara)的率性流動，都在也斯的東方語言中回歸源頭。

就像這些外國同行一樣，也斯也善於在寫實與隱喻之間進行曖昧游移，尤其在其進行政治隱喻或身份理念思考的時候（不過也必須指出，在其中期待詩說理過 露，有失於概念先行）。他最精彩的地方在於其繼承了中國詩人馮至、林庚新詩里，禪宗斷語式的神來之筆，抽象象徵圓融於意象虛實之間。這是詩的無理之妙，抵 償了理念之白。

2009年，也斯在得知自己患上肺癌前後，他的創作傑作紛呈，部分收於《普羅旺斯的漢詩》一冊中，讀之頗令人感慨，既感詩到窮絕處則工，又感命運的 韁繩催之何太急。他借書寫韓熙載、羅聘、潘天壽、孔子等東方人物，寄託自身甚深。如寫《韓熙載夜宴圖》：“你或知道我每一舒展/都擺脫不了宵來的沉重/只 是無謂在人前/反覆沉吟”；寫《潘天壽六六年畫<梅月圖>》：“在冬夜獨有新發的梅花靜靜開放，向望未盡為暗雲抹蓋的月色，也仍受月色眷顧。 只沉入畫中的境界，也不知，也管不了：能否待得春天到臨？”，寫作時間是2012年2月。《孔子在杜塞爾多夫》一詩也像是對自己的反省：“我只不過熟悉人 世的曲折，在其中周旋/喚起人們去想像溫柔敦厚的詩教/一旦烈酒在脆弱的喉間燃燒/只教我無法心境平和與世界細語商量”。
“溫柔敦厚”是許多人讀也斯詩的第一感覺，但能細品其烈酒燃燒的內心的人不多，就如他在《隰桑》中寫：“細雨中的燈火這麼熾熱/為什麼不直接傾瀉？ /還是藏在裡面的好/每日溫暖着心頭”，這不但有詩經的誠懇，還有倉央嘉措道歌的縈迴。在這組《詩經練習》里的詩歌多是有情之詩，讓人遐想詩人晚年之愛。 難怪英國漢學家芮福德(John Minford)把也斯比喻為納蘭性德，實為知人之言，那是一個隱藏甚深的也斯——孤傲於自己的深情的詩人。

現實中的也斯教授，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手頭有寫不完的論文、創作以及會議，“偏偏是不屬於這兒也不屬於那兒，還要驕傲自己喜歡越界的品性， 結果就總是這樣落了單，變成沒有歸屬的孤魂”----芮福德引用也斯《邊界》里的句子想說明他“對失敗者不帶自戀的頌揚”，其實同時也承認了在此時代一個 詩人必然的格格不入、必然的遺世獨立。

“跟去吧，詩人，跟在後面，
直到黑夜之深淵，
用你無拘束的聲音
仍舊勸我們要歡欣”

在我寫給也斯先生的悼詩里，最後以引用W.H.奧登(W. H. Auden)《悼葉芝》(In Memory Of W.B. Yeats)的句子作結，是因想起了古今詩人傳承的同一命運。我想起了也斯先生在2002年曾經給我和女友寫過一首詩《葯膳》，在他來北京大學看望我們之 後，收於組詩《北京戲墨》里。他寫到我們那天晚上走過的路：“校園黑暗的小路兩旁屋裡透出燈光/照亮我們的路。那是林庚住過的地方？/那邊是金克木？還有 朱光潛呢！/不要擔心，患了感冒的小情人/那麼多愛詩的靈魂/他們會庇護你們的”，今天我才明白那小路兩旁的燈光就來自愛詩的靈魂。而今天，也斯也加入了 這些美麗的靈魂行列中，成為護佑詩歌繼續前行的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