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的《馬橋詞典》 等五本書和人

文、攝／曾芷筠

約好在飯店大廳訪談，轉了一圈後卻不見韓少功人影。拐到角落趁空抽根煙，卻撞見穿著灰黑中式盤扣上衣的韓老師也在屋簷下那吞雲吐霧，「你也抽煙 吶？」氣氛瞬間愉悅了起來。韓少功問：「這裡（公館）是位於台北的東西南北哪一區啊？」我答東南，並說，台灣不像北京，不說東南西北，比較常說前後左右。 韓少功操著湖南口音回答：「是的是的，南方都是這樣的，因為水路彎彎曲曲，東西南北不好說；北京是大片的陸地，城市規畫很方正。」他對語言和一切事物保持 敏感，幾句話就可以讀出。
生於1953年，韓少功是華語知識圈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最著名的作品《馬橋辭典》生於農村現實之中，因而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傳統；今年出版的 最新長篇小說《日夜書》則透過一代下鄉知青在文革前後各自的遭遇與苦難，勾勒出一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2011年由台社出版的《隨筆集》以及年底在香港出 版的隨筆散文，更可從中看出他對社會文化現實的梳理分析，極為辯證地閱讀又堅守著價值核心，精彩令人拍案。他說自己文學上最具啟蒙性的階段是十幾歲在農村 的時候，下鄉以前，他和幾個朋友跑到圖書館裡打了洞，偷了許多不讓看的禁書，就這樣把很多書帶到鄉下去互相交換著讀，「看文學、俄法英美的小說，多啦！從 托爾斯泰到馬克吐溫都有，這個鄉和那個鄉的知識青年都帶了不少書，大家互相換著讀。那時候也不會分辨好壞，包括歷史政治，有一本就看一本，什麼都覺得有意 思。」在煤燈下持續閱讀，因為「農村裡很自由的，除了生產以外是沒人管你的，也沒有父母、老師，如果碰到下雪、下雨的天沒法幹活，就有很多自己的時間。」
文革學：從西方到中國

此次韓少功應邀來台擔任交通大學客座教授，共待了約四個月之久，在北中南各地都給了演講。日前在紫藤廬講文化大革命，幾乎聚集了老中青及兩岸三地的 人。文革發生那年韓少功13歲，父親是當老師的，原本家裡就有不少書，母親是城裡的家庭主婦。父親50多歲時在文革第一年便感覺情勢不好了、矛頭指向他 了，他不願意受那種氣於是自殺。「文化大革命對我家衝擊也很大，那段時間我家裡也蠻困難的，後來組織上面說你父親太緊張了，其實他沒有太大的問題，後來給 我們安排了一點撫卹金。我在下鄉前也領了一些，下鄉後等於是獨立生活有工作的能力。」
跳脫自身的悲情經驗，韓少功對於文革的反省探討則採取辯證的閱讀。他極不滿意目前對文革的討論，認為是流於口水化、混亂化、情緒化，概括稱之為瘋狂 的年代並不是負責任的做法。由於1978年文革剛結束時，中國一概不談論，打出「團結一心向前看」，因此對文革的討論是在80年代由西方開始，哈佛大學教 授馬若德第一次開了文革學，共有一千多人選課。而課程依據一批在文革中遭受磨難的人所寫的資料書籍展開討論，如梁恆《革命之子》，其在西方的影響遠超過魯 迅。由西方開始再轉回中國，再進而影響西方，韓少功認為目前對於文革的討論主要有三個問題：一是公平化，即把文革理解為毛澤東個人的純粹想像和極權。然文 革有其歷史的複雜性，並非毛澤東個人可以控制。二是道德化，即認為文革是一場奪權運動。此種詮釋亦訴諸個人道德，而歷史各個時期都有好壞之人，個人品德和 歷史事件不能混為一談。三則是訴苦化，他引用最高法院提供的數據，文革期間有46萬人受迫害，3萬多人死亡，而馬若德、費正清認為此數據不正確，應有將近 50萬人非正常死亡。從人口比例上計算，50萬人其實只佔了總平均人口的萬分之0.59，相較於1965年印尼右派軍人在英美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兩年之 間印尼殺死了100萬左翼知識份子（當時印尼人口只有一億），他認為光談文革的苦難不足以真正認識文革的要害。而即使1980年胡耀邦承認有一億人受到文 革影響，相對於總人口還是少數，因而知識份子與工人農民在經驗、記憶、認知的不同上產生了「溫差」。他認為，一開始的訴苦是有用的，但如果沒有拉出能夠提 供給公共社會的共時性批判，只是對苦難的辜負。
該如何重新理解文革？韓少功從目前左右翼對當時社會狀態的「平等」入手。左翼最常為文革辯護的理由無非平等，右翼則認為平均主義阻礙了市場發展。不 管觀點如何對立，基本上都同意那是一個平等、均質的體制。他提出文革再認識路徑，即：一種體制，三個原因，兩種分配，兩種異化，一種普遍利益動機。文革最 大的特徵在於一種單質、全能的體制，沒有市場、宗教的外力，全部由公權力體制主宰，無所不能無所不包。形成的原因包括物質分配方面（工資、糧票）的平等， 因而具有共產主義社會的特徵。另一方面，權力分配則是極不平等的狀態，在自由度、安全感、尊嚴、榮譽、權力等方面從紅、粉、灰（知識份子工商業者）、黑 （地主土豪資本家反革命份子）一整套從上到下的階級劃分。韓少功提出了物質以外的不平等體系來提出反詰。
韓少功說，紅色中國剛建立時，無論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基本上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採取正面態度，但面對1949年以後的經濟動盪、物價大幅 飛漲、人民幣貶值、城市斷糧等等所造成的社會動盪，又因為冷戰，全世界45個國家1,700種商品對中國禁運，共黨黨不得不大幅轉彎，1952年形成了新 的共識，開始搞計畫經濟。此外，當時的風氣盛讚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這其實是在歷史條件成熟下的必然發展。加上承襲自傳統的祖宗專制制度、亞細亞特有的生 產方式和社會家族系統，更容易以黨國名義取而代之。文革期間，在人們身上所產生的影響主要有兩種異化：一是聖徒化，每個人都開始表現自己的崇高無私奉獻犧 牲，來贏得政治地位的提升，這從文革前就開始廣泛出現。二是警察化，每個人都積極主動糾舉別人的毛病或不良積習，宛如思想警察，發現別人的陰謀詭計和反革 命罪行。這兩者都是為了追求政治權益和地位，以致於神化自己、妖化別人，互相推高激化，而感覺自己是為了崇高的目的對別人行使正當暴力。
最後，他將文革歸結於一種普遍利益的博弈規則。在整個亂局中，人的表現往往讓人一頭霧水，每個人都既是迫害者又是被迫害者，既是造反派也是保守派。 他認為，雖然文革中沒有物質利益可爭奪，但在政治權力和榮譽方面的爭奪非常激烈。這是一種隱密的爭奪，表面上是意識形態的口味，內在卻是明晰的利益邏輯。 提出再認識文革的路徑，無非是為了正確地抓住要害、校正方向（即反省文革是為了建立更平等的社會），並挽救學術一知半解的邏輯與態度，更是銜接中國古代與 西方世界，以尋找現代化的另類途徑。
韓少功對於文革的討論月底將在香港出版，目前半年在城市、半年在鄉下的生活，實是興之所至、順其自然的寫作狀態。他說認為寫作不能像生產流水線，因 此不會每天按部就班地生產。訪談過程間，他在回答問題時誠懇仔細而充滿辯證的敘說，從語言寫作談到對中國新一代的看法，而關於他在文字中對於中國人精神世 界的構築、對社會文化現象的梳理理解，就必須靠讀者自行求索了。

破：您在小說作品中展現了非常豐厚的語言養份，有些是來自農村方言，有些或許來自年輕時閱讀的翻譯文學，以及知識份子的自省。相較之下，香港、台灣、中國大陸的語言系統也非常不一樣，能不能談談小說語言本身的資源？
韓：語言是生活的產物，後面隱藏著豐富的歷史和人變化的過程，比如草原上，人們關於牛、馬、羊的語言特別多，一歲的馬、兩歲的母馬公馬都各有名字； 到了沿海，你會發現關於魚的詞彙特別豐富，簡直沒辦法翻譯成普通話或英文。中國的飲食文化裡，關於悶溜蒸炒焗的詞彙也很多，英文裡就沒有這些詞，因為他沒 有這種生活內容。語言不是均勻、有公共涵義的客觀工具，而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活裡有特定的樣貌，不是universal的。研究語言就是研究生活，多一點生 活閱歷和多語種的經驗就會有這樣的敏銳度。有些語言因為全世界的經驗都一樣，翻譯過來放在我們的語言裡也覺得融洽。但有些詞語是特殊生活經驗的產物，如果 沒有這種生活而強行移植，就會顯得特別機械、教條。
破：一般習慣把您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但您卻認為自己是「被尋根」的，為什麼會這樣說呢？比如《日夜書》，以您現在的年紀和視野回頭去看年輕時的農村經驗有何不同？
韓：文學作品是很多因素決定的，尋根只是我寫作的原因之一，記者或評論者把我歸類為尋根派只是很簡單的掛勾。我們這代人和年輕人最大的區別，大概在 於現在比較活躍的聲音大多是都市背景，而他們的上一輩絕大部分都有鄉村經驗。或者像莫言、賈平凹原本在城市念書再回到故鄉；或者像我這種出身都市，到農村 裡摸挖滾打。另外，我們是從革命時代跨越進入市場時代，年輕人對革命沒什麼經驗，是很不同的成長背景。
這一百年對中國來說太重要了！中國人這百年來特別急躁，因為中國一直到19世紀初還是在世界上很有地位，18世紀甚至有所謂的「頌華派」，以伏爾泰 為代表，讚揚中國的科舉制度，貶抑歐洲的貴族世襲。八國聯軍、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特別難看，面子掛不住，因此文化激進主義的思潮是最主要的特徵。從五四開 始，知識份子主流恨不得把中國一夜之間變成現代國家，想把中文廢掉；到了文革是登峰造極的表現，都是為了要打破傳統，徹底現代化。文革結束後這些東西還 在，卻不是用俄國的方法，而是用美國來取代，其內在的邏輯還是一樣的，就是完全拋棄傳統，建立一個完全西方化的國家文化。
這時，尋根的意義在於對文化激進主義表示懷疑，想把血液換成西方人，恐怕換不了。我們要從現實處境尋找方法，在學習西方的同時，不要、也不可能成為 西方第二，而要在吸收各國文明後成為新的自己。目前美國人用掉地球上30%的能源，如果中國人要過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要消耗六個地球，全世界都得招罪 了。美國工業化時代，石油一桶才一美金，現在要將近一百美金；歐洲工業化時全世界的土地空空如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現在土地和資源都不足的情況下，這是 不可能的，中國有13億人口，將近當年歐洲人口的二十倍，歷史條件完全不一樣。因此中國應該好好想一想，我們的發展應該要怎樣，尋一條新的思路。是在這個 意義下要尋根。作家研究的文化都是活的文化，活文化都在人的身上，不管農村或城市都有。包括語言、老公對待老婆的態度、建築的樣式，這裡面才有我們關心的 對象。作家和讀者要像偵探一樣把它破解出來。
破：您在《日夜書》裡描述文革時期下鄉的一代知識青年之後各自的發展，其中很有趣的一位是大甲後來成了當代藝術家，您用相當幽默的手法描寫他在北京798、宋庄等地從事行為或裝置等藝術。這反映了您對現在資本與藝術密切結合的看法嗎？
韓：我不是藝術行家，也很難準確評價。從感覺上說，藝術家的奇思妙想很不錯，但其中也有很多是皇帝的新衣，我們稱為「大尾巴狼」，意即裝模作樣。現 在的中國當代藝術各種情況都有，藝術是一個最沒有標準、最容易被包裝炒作虛構的類型，不像文學有一定的限度。所以商業投資瞄準藝術是有道理的，它徹底沒有 標準，欺騙性更強。戲劇、音樂、文學炒作的條件都不如藝術，資本和藝術的結合是最密切的。
破：您對華文新一代的作家，例如現在很流行的郭敬明、直白詩有什麼看法嗎？
韓：我看得不太多，但新一代的文學作家各自也不太一樣，詩歌的流派標語是最多的，例如湖南有個作家鄭小驢，他的小說就和郭敬明很不同。隨著年齡增 長，每個作家前後也不一樣。我在網站上看各種留言，很多讀者一開始把對方當偶像崇拜，當讀者也當上爸爸媽媽，也會對原本的偶像開始不滿了。讀者在變化，作 家也在變化。
破：您在小說中描述了許多人們遭遇到的苦難，筆調總是冷靜理性，最後又會流露出溫暖的激情，我理解成對未來仍充滿希望。或許是因為過去的革命語言掏空了很多對於革命的想像，認為反抗只是維權，現在年輕人面臨的新問題也非常不同，您對現在的現象如何解釋？
韓：沒有撞上革命的時代，也不需要為此感到遺憾，還有其他的事情可幹。革命也不一定以後都不會有了，維權維不了的時候也可能發生驚天動地的大變化。 每個人所處的時代都有自己的問題，現在年輕人遇到的問題很大，包括社會、環境、人性情感、文化道德，甚至這些問題足以讓人發瘋。如果很多人活不下去，要怎 麼解決呢？這是每個時代的人都會遇到的新問題。我們沒有救世主來告訴我們步驟方法，得靠我們自己發現、總結，也許前人的經驗都不太實用，他們過去也做得不 太好，以至於今天留下了很多包袱。
當今的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不只是大陸、台灣的問題，教導過我們的大師，包括馬克思、杭廷頓，他們都有一定的道理，思想理論卻也不夠用、不靈了，不 能解決最迫切的問題，大家心裡都很茫然，於是採取逃避。有的人是個人主義的方式，只經營自己的家庭、事業，有些人是採取集體的路徑，例如阿拉伯之春、占領 華爾街，呼籲大家共同改造社會。也有些人走入宗教、恐怖主義，這些都是不同的解決方案，當然還可以找尋更好的方案。很多人談《日夜書》時，覺得我好像把這 些人寫得很不幸、很痛苦，但我覺得這些人其實很幸福，他們遇到了各種困難、風險。即使一個人一輩子不愁吃穿，難道就代表幸福嗎？那是很低質量的幸福，當事 人一定會覺得很乏味；高質量的幸福是克服各種阻力、困難後才能得到的。我最近看到英國心理學的統計資料，中國富二代的精神疾病發病比例是普通人的兩倍以 上，優渥的生活其實容易讓人感覺乏味、百無聊賴、度日如年。基本態度若確立好了，即對高質量幸福的追求，就可以把苦難化作快樂的源頭，對人生不會太灰心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