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论》收 录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友工教授和康奈尔大学梅祖麟教授合作的三篇论文：Tu Fu’s “Autumn Meditations”: 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8, 1968）；Syntax, Diction, 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1, 1971）；Meaning, Metaphor, and Allusion in T’ang Poet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8, 1978） 。最初的中文译本名为《唐诗的魅力》，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转眼之间，二十五年已经过去了。

　　本书的翻译出 版，缘自笔者当初负笈南开大学时，师从叶嘉莹先生的那段难忘际会。是叶先生的耳提面命，使当初那个蒙沌初开的后生小子有幸接触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 又是叶先生的穿针引线，和高友工、梅祖麟二先生的慨然应允，使得译者少年轻狂的冒昧唐突成就了一段回味久长的学术梦想。这次出版社打算重新出版高友工、梅 祖麟先生著作时，据说又是承蒙高、梅先生错爱，充分肯定了译者当年青涩的译文，并再次提供版权使用。出版方又经叶先生的介绍，颇费周折地联系到译者，促成 了本书时隔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重新面世。一本学术著作，居然牵扯出太平洋两岸三位学术前辈和一个晚辈后学的如此因缘，说来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激情洋溢的时期，学术思想也十分活跃。随着国门的开启和禁锢的破除，各种各样的西方学术思潮涌入国内，令人应接不 暇，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批评理论就是其中的重要一支。这一理论学派与雅各布森（R．Jakobson）、索绪尔（F．Saussure）、列维-施特劳斯 （Lévi-Strauss）这些著名西方学者的名字紧密联系，他们主张把文学批评的焦点锁定在文本的语言形式上，认为作品的形式因素（语言结构、修辞、 音律等）不仅是表达内容的工具，其本身也在参与内容的构成。于是，对作品各项形式因素的分析就成为至关重要的研究任务。

　　在服膺了多年 的社会学批评之后，这种过去常被指斥为“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别有一番滋味。由于汉语是单音节的语言结构，词汇的丰富和词义的复 杂，语序对意义的构成具有重要影响。这对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批评来说，是难得的解剖对象。对声律的协调、字句的锤炼、结构的布局、修辞的安排使得汉语古典 文学的文本成为适合燕卜荪（W．Empson）和瑞恰兹(I.A. Richards）理论实践的最好范本。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微之处谙熟于心的高友工、梅祖麟两位先生运用语言学、符号学理论对唐诗的精彩分析，不仅堪称 语言学批评的杰出典范，也为历史悠远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了一个新生面。时至今日，它的典范和开拓的价值依然不应忽视。

　　美国著名诗人 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十分倾倒，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向和隐喻曾给他的创作带来明显的影响。他那首最著名的属意象派名作《地铁车站》就用寥寥十四个 字，勾画了一副经典的场景：“这些面庞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在这里，“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让那些“浮现的脸庞”变得鲜活生动；而相关意象的选取，则暗含了作者微妙的态度。而类似的意象组 合，在汉语中，尤其是古典诗歌中则是俯拾皆是，例如，“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 渔火对愁眠”、“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所有这些我们司空见惯诗句，在高友工、梅祖麟两位先生的分丝剖缕的解析下， 展示了许多在人们习惯性阅读中被有意无意忽略的信息，也为古往今来的许多传统审美体验找到了可查证的语言学依据，会心之处，常常让人有一种“原来如此”的 了悟，恍然之间，确实加深我们了对唐诗魅力的领会。

　　此次再版，译者没有对当年的译文做改动，首先是因为原来的译本已得到高、梅二先生的认可，二来也是为了保留当年的那点青涩的记忆。好在大体上还算文通字顺，也就请读者见谅了。

　　再次对叶嘉莹先生、高友工先生、梅祖麟先生致以深深的感谢。人的一生，能够遇到这样的师长是一种很难得的幸运，过去如此，现在更是如此。


　　　　　　　　　　　　　　　　　　　　　　　　　　　　　　　　　　　　　　李世跃　　　　　　　　　　　　　　　　　　　2013年5月16日于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