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裡的傳燈人》( 楊渡著)，台北：天下文化，2015
8.沉靜的旅人
人生如果是一個旅程，我們都是旅途中的旅伴。結伴一起旅行，時間到了，我們就會下車，各自歸去。而晶文，彷彿拍完了他的電影，結束了他的旅程，就要先回去了
［一］
我們到達香格里拉的時候，約莫是下午三時許。轉過四方街的那些賣藝品的老店，穿過石板路的小街道，繞行過寫滿藏文的轉經筒，車子在一幢三層木造結構的舊樓前停下來。那門上以有些拙趣的書體寫著「撒嬌詩院」。
詩人默默在門口迎接。野夫先去寒暄，逐一介紹朋友。詩人相見很有趣，雖然是初次見面，因看過了詩，深知彼此頑劣難馴的根性，就像極了老朋友，沒一句正經。我問他這如何叫「撒嬌詩院」。默默說，以前他們組織了一個「撒嬌詩派」，認為詩無非是撒嬌而已，人生也是一樣，還寫了宣言。
「不然你看權力場上，那一個不是靠撒嬌上的台？」他說。
默默一邊提醒我們小心，此地海拔三千三，上樓梯要緩慢，提行李莫要太過用力，走累了就先休息，不要喘起來。然而他說，晚餐已經準備好藏香豬火鍋，美味之至。
我們的狀態都還不錯。一路上，我們走川藏線，穿行過四、 五千公尺的高山，喝了酥油茶，吃了生氂牛肉，品高山冷水魚，喝了高度青稞酒，品嘗各種藏族美食，欣賞高山奇花異草，大山大湖的風景。雖然晚上容易醒來，但沒有高山症反應，也沒吃藥。
王晶文因許願吃素一年，時間未滿，一路用唐僧的眼光看我們大啖各種魚肉，無奈微笑，直稱高山雞蛋和青菜也是非常甜美，真好吃。他體力極好，甚至在五千多公尺的山頭，最高點的草原上，做馬力跳，要我們幫他拍照。第一跳，沒拍好，鏡頭太低；第二跳，沒拍好，快門慢了；第三跳，三台相機對著，不錯，拍下跳到最高點，完美呈現。於是他趕緊坐上車，火速下山，不然那高原的反應不知道會不會來。
就這樣，我們一路玩一路拍，平安來到香格里拉，詩人默默開的民宿，我們的最後一站。默默笑說，已經為你們準備了美食和美女，晚上要好好喝。不料那民宿美女們一聽晶文是電影《戀戀風塵》的男主角，就不知去了什麼網站找出來那電影，說晚上要來一個放映會。還認真去布置，把投影銀幕擺上，準備好好觀賞晶文的童年往事。
晶文有些無奈，臉上滿是靦腆的笑容，也只能客隨主便了。野夫跟我笑說：這些高山上的蜘蛛精看見唐僧肉了，呵呵呵……
到了晚上，主客人早早落座，電影也放映起來。只見九份山景與小街，呈現眼前，青年時代的王晶文在銀幕上，和那個阿公李天祿對話，尋常的台語對白，家常的飲食對話，媽媽罵孩子的嘮叨，在西藏高山的異鄉人眼中，竟不再是那麼尋常，而像一幅台灣的民間風情畫，有一種異樣的細緻溫柔。以前覺得晶文平淡尋常的演出，如今反而有一種雋永恆常的台灣美感。
原來在西藏異鄉看台灣電影，會有這種異樣的感覺！ 我在心底說。
異鄉人的眼睛都回頭，一會兒看銀幕，一會兒對照般看王晶文。他則一貫靦腆微笑，卻見眾人皆曰：啊，幾十年過去，你還長得一模樣！
眾人大樂，於是喝了起來。
默默無比熱情，加上邀來的在地朋友能喝，幾杯酒乾下來，我們都不勝酒力，野夫就在一旁火爐邊「我醉欲眠」的躺下了。晶文因喝得較少，還非常稱職的陪著電影粉絲談天，盡一個客人應有的禮貌。我則是醉得只能逃走，帶了妻子去古城街道上散步，發散酒意。因是三千三百多公尺，我們步伐放慢，緩緩行過街道，在唐卡藝品與小酒吧間流連。一直到酒意稍醒，回去再喝了數杯，見野夫好像剛剛醒來，酒興正濃，便逃命般去睡了。
次日早晨起得早，我獨自去古城散步，只見靜靜的院落，古老斑駁的土石牆，那些酒吧都未醒來。早晨的陽光中，四方街的市集剛剛開始，散發著古老的炭火香味。我喝了一杯氂牛奶，一盤烙餅。便慢慢散去廣場上，遠看世界最大的轉經筒，隨後踱了回去。
半路上，一間小店的窗戶邊，陽光燦爛的所在，忽見王晶文揮手，他瞇著眼說：吃早餐了嗎？ 要不要進來吃一下。我進去坐下來，問昨夜喝到幾點，他也不太知道，只知野夫醒來，眾人繼續聊天，直到夜深。
陽光燦爛的早晨，我看他模樣便笑起來說：你以前就長這個樣子，二十幾年了，沒什麼變呵！ 他自己笑說，當然有變老了。
一生只拍一部片子，然後就淡出，也很好。我說，結果，大家都記住這個片子，也好玩得緊。
望著他陽光下的臉，我想起很早以前，他剛剛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那一張少年的臉，彷彿就是長得這個模樣。
［二］
李疾帶那兩個大一生來見面的時候，我以為他帶了兩個少年。一個白白淨淨，眼睛清亮，高雄來的；一個皮膚黝黑，眼睛深凹，像原住民。「蔣老師說，讓我照顧他們一下，你要不要讓他們來參與一下《春風》詩刊的編輯？」
「哦，那好，來做這一期〈山地人詩抄〉的專題吧。」我說。
王晶文便是那時出現的兩個人之一，另一個是劉進銀。兩人像兄弟，都不愛說話，只是笑著，純真得像高中生。
那是一九八三年，「原住民」還是學術名詞，普遍的名字叫「高山族」、「山地人」。我們明知不對，卻不知該如何命名，於是把它取名「山地人詩抄」。王晶文幫忙改寫原住民傳說故事，其中幾則如鱔魚的由來、女陰長齒的故事等，被他改寫得活靈活現，很有小說的味道。我問他有沒有意思寫小說，頗有潛力。他反而說不會寫。
那大約是我們一心想推翻政權的「革命時代」，辦雜誌、搞刊物、讀書會，都帶著反叛的快意恩仇。晶文和進銀對革命理論不怎麼感興趣，但對我們這一群反叛者的地下行動、頑劣行徑，似乎更有興趣參與。除了讀書喝酒、搞文學刊物，我們還幹了許多青春熱血才會幹的傻事。
夏天去陽明山的野溪洗冷泉；去陽金路上的野瀑布裸泳，用午後的陽光曬暖緊縮的鳥；有人抱了石頭，想下沉去探瀑布池底有多深；春天還曾裸體去溯溪，直到看見上游居然有一個老農夫拿著鋤頭，正在低頭種田，還好他沒看見我們。那時也不知冷，有一次裸體溯溪畢，回到置衣處，發現只剩下一根火柴和最後幾根香菸，居然點著了火，升起一堆篝火，在山谷的薄霧中取暖，以柴火點菸，直到暮色昏昏，霧色濃濃。
這兩個人都是行動派。少言少語愛行動，動作靈敏速度快，專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例如，不知道那裡搬來的木頭，要把租下來的老房子改建；在農舍的庭院要搞一個魚池種蔬菜；把撿回來的木頭改造成泡茶桌之類的。李疾幫王晶文取了一個別名叫「小俠」。大約是小俠龍捲風或者什麼漫畫來的靈感。他長得不高，眼睛明亮，有一點英氣，氣質頗為符合。
有一天，小俠自己來找我，說是他已經錄取了，要去拍侯孝賢的電影。當時也不知電影叫什麼名字，拍什麼內容；只知道他和同學一起去參加考試，最後他錄取了。
他去中影報到，據說一進去就遇見吳念真。吳念真打量了他一下子，也沒多問，就笑著安慰他說：放輕鬆，看你這樣子，就是一片明星。放心啦！
王晶文笑著說，拍完就回家也好，拍電影好累啊！
他未曾參與電影，也沒什麼訓練，但侯導的導演方式太特別，有訓練過更糟糕。他不知如何表演，徬徨茫然，不知所措。
戲拍了一半，他來找我。一進門，也沒說什麼，只是眼睛有些紅紅的，好像幾天沒睡了。他什麼都沒說，只躺在客廳的榻榻米上，望著天花板發呆。我泡茶請他喝。他無言的喝著，又無言的躺下。我問他演出如何，他只是搖頭，直說不知道自己要演成什麼樣的人，整個是一個很茫然、很痛苦的過程。
我看他眼睛無神，孤獨無依，便說，你眼睛本來挺有神的，現在都無神了，以後要記得，眼睛用力的放出光彩，像殺手那樣，用眼睛演戲。你看那艾爾．帕西諾，整個《教父》就一個殺氣的眼神，即足矣。
他只是默默嘆氣，搖搖頭，喝了茶，沒說什麼，又躺了片刻，無言相對，靜靜走了。
那電影《戀戀風塵》得到許多大獎，但他很少出現在電影活動中，也不像一個明星般被追捧。他的生命，彷彿和電影中的主角一樣，一個內向靦腆的少年，面對失敗挫折，望著天空，站在大地，走著自己人生的道路。他未曾出現我們期待中的殺氣眼神，也沒有如我們那樣頑劣好戰，他認真的讀完書，繼續跟我們泡茶聊天，去當兵。
當完兵，他只說，不想去演藝圈工作，當時我是《新環境》雜誌主編，就請他跟著李疾到雜誌社擔任特約採訪，訓練寫作拍照。當時正值社會運動勃興，常有機會到處跑，就一起去鹿港採訪反杜邦、去台中採訪火力發電廠、去花蓮採訪太魯閣國家公園、去恆春採訪反核等。
後來他就考進了《聯合晚報》，一待竟是二十幾年。
如果沒有人提起，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電影《戀戀風塵》的男主角。他過著自己的人生。
燃燈者( 趙越勝 著 ): 輔成先生/憶賓雁/唐克
燃燈者( 趙越勝 著 ): 輔成先生/憶賓雁/唐克
燃燈者
越 勝寫了三個給他帶去光亮的人物，並稱他們為“燃燈者”。薪火相傳，這我原先也是知道的，有人也曾點亮過我心中的燭。然而那火種是怎樣得來的？人類這個物 種自來有“盜火者”在。盜火並非普羅米修斯一次就完成了的行為，人世間每一次火的傳遞，都是一次傳遞雙方共同進行的盜火。越勝筆下的三位“燃燈者”，連同 越勝本人，其實也都是“盜火者”。─ 朱正琳
這本書三篇文章都是寫朋友的，而同時又是通過寫朋友寫了音樂、書、正義，唐克、周輔成、劉賓雁三位分別是他的音樂、書、正義之愛的“燃燈者”即啟蒙人。因此，由這本書，我們看到的既是作者對朋友的赤忱之情，也是他的精神生長的心路歷程。 ─ 周國平
這本書中講述了三個感人至深的故事，三個年齡不同的人，既是師長，又是知己，陪伴、指引和支持著作者穿越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黑暗，使得孱弱、卑微的生命有了光明和暖意。 ─ 徐友漁
我認識的人裏，有文才的不止一二，但這樣的回憶文章，我想只有越勝寫才好。這三篇文章，實不只是紀念友情，不只是對已逝時代的緬懷，它們始終在籲請我們思考自己，思考我們這個尚未結束的時代。 ─ 陳嘉映
越勝心中的火焰從未熄滅，這些文字可以為證。我讀這些文字，在莞爾與凝重、歡悅與沉鬱之間，又被一次次地感動和啟悟。 ─ 梁治平
讀越勝《燃燈者》──代序 ( 張志揚/朱正琳/周國平/陳嘉映/梁治平)
1 (周)輔成先生
117 憶(劉)賓雁
177 驪歌清酒憶舊時 (唐克)
213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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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者》六人序和跋作者：張志揚朱正琳周國平徐友漁陳嘉映梁治平趙越勝
序：張志揚讀越勝《燃燈者》——代序第一代人輔成先生是將人類知識奠基於人道的楷模；第二代人賓雁先生是將政治救贖奠基於人道的楷模；第三代人唐克則是來自知識的另一極要求在理性規範中伸張感性權利的人性慾求者。如此三代人的創傷記憶編織成了一曲“人道頌”的勳伯格式變奏，它演奏著演奏者的巴黎夜曲，像Gabriel Faure 的 Après un rêve（《夢後》）。然而，我讀三篇文字，與其說讀三代人，不如說讀越勝兄弟。除了唐克，賓雁先生和輔成先生相繼辭世——薪盡火傳，記憶文字所燃燭者，不正是“火傳”的儀式嗎？“人道”，越勝是接納我“從個人尊嚴的辯護到思想自由的辯護”的第一人。但在我們之間重要的還不僅僅是文字、思想，而是印在心底里的感覺。從81年到89年越勝去國前，幾乎隔年我都要去北京，一般都要在越勝家小住兩天。 84年去旅順參加全國首屆電影學會成立大會，回來路過北京就為了看越勝。是時，大女兒蓓蓓才幾個月。越勝為了在晚上同我聊天，特意把搖籃搬到我的房間讓蓓蓓睡在旁邊。半夜，蓓蓓哭醒了，我看見你高大的身軀一手抱著剛數月的蓓蓓，一手拿著奶瓶給蓓蓓餵奶。餵完了奶，你兩手抱著懷中的嬰兒，搖著，輕輕地唱起勃拉姆斯的搖籃曲。你們父女搖動的身影就這樣在我眼前融化到搖籃曲中去了……13年過去，97年冬天我在巴黎又見當年的情景，不是蓓蓓，而是盈盈，以致我感慨，你胸中有多少柔情滋潤著童貞般的心田啊——你怎麼會老！去國17年，你第一次回到北京，我從海南趕到北京見你。到北京已是下午三點。放下行李，亞平、張雪立即帶著我，說是去“救越勝”。原來越勝和哲學班的老朋友喝酒喝過了頭，還有原來工廠的一大幫師傅等著哩。救出了越勝就往師傅們聚會地趕，仍然晚到四個小時。一進門，熱氣騰騰，越勝像一滴水珠溶入了沸騰的鍋爐。直到飯桌上，越勝在敬酒之前，對自己的晚到，硬是下了大禮，跪在桌前向師傅們謝罪！……孔夫子修詩從心所慾不踰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有素為絢，無素則糜。人，何嘗不是。2009年12月7日於海甸島
朱正琳小說《1984》中那位“思想警察”對那位受審的“思想罪犯”宣稱：“不！……我們對你所犯下的那些愚蠢的罪行並不感興趣，黨對那種公開的行為並不感興趣，思想才是我們所關心的全部。我們不僅要摧毀我們的敵人，我們還要改造他們。你明白我說的意思嗎？”我以為，這話確實表達了人類世界中最狂妄的一種意圖，絕非作者奧威爾憑空杜撰。曾幾何時，那種意圖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幾近獲得成功，而且至今也還遠不能說它已遭挫敗。我於是一直在想，在那種蓄意製造的暗昧籠罩下成長起來的我們，何以也曾得見光亮呢？越勝寫了三個曾經給他帶去光亮的人物，並稱他們為“燃燈者”，至少部分地回答了我的這一問題。薪火相傳，這我原先也是知道的，有人也曾點亮過我心中的燭。然而我還有一問：那火種是怎樣得來的？讀越勝文，我終於是想明白了：人類這個物種自來有“盜火者”在。 “盜火”並非普羅米修斯一次就完成了的行為，人世間每一次火的傳遞，都是一次傳遞雙方共同進行的“盜火”。不是嗎？越勝筆下的三位“燃燈者”，連同越勝本人，其實也都是“盜火者”。在我的心目中，劉賓雁先生是鼓盪天地正氣的志士，周輔成先生是守望普世價值的哲人，都是我仰之彌高的人物。但越勝寫出了他們的寂寞，這讓我得以和他們親近。他們的寂寞，遠離了孤高自許的文人情懷，直接滋生於一種肝膽照人的熱切期盼：期盼著暗昧中有別的人也能得見他們所見到的光亮，期盼著那光亮能普照世人。唐克其人更像是我的弟兄。年齡相仿，經歷相似，並且都曾在同一種窒息中努力掙扎過。只不過在那場抗爭中，他比我更為勇敢也更為敏銳一些。是他讓我確信，“盜火”的事件並非只發生在奧林匹斯山上。他為越勝手製了一個改善音響效果的音箱，顯然是想讓越勝更真切地嚐到“禁果”的本味。這也就罷了，他還在那個音箱上貼了一個當時幾乎無人知曉的日本東芝牌商標！老實說，我真願意成為他的同謀。我相信思想警察們當年若是看到了這個音箱，一定會覺得那個商標亮得刺眼。如其不然，多年後喇叭褲、蛤蟆鏡怎麼還會一度成為“精神污染”的標誌？言及此，不由想起1989年8月19日在匈奧邊境上的那場“泛歐野餐”。正是那場民間發起的跨國“野餐”活動，引發了東德人取道匈牙利的越境大逃亡。成千上萬的人跑啊跑，終於跑垮了柏林牆！二十年過去了，歐洲人每年8月19日都會聚集到當年突破邊境的地點，紀念那場盛大的“野餐”。而我今日才恍然大悟，那是“盜火者”們的狂歡節啊！我記住了：人類歷史上真的出現過那樣的時刻，“盜火者”們竟像螞蟻一樣跑得滿地都是！2009年11月23日於貴陽周國平越勝平生最愛有四，曰音樂、書、政治、朋友。把政治列在其中，實在勉強得很，他不過是作為一個草民，只在也只想在台下喊幾聲罷了。朋友聚在一起，他常慷慨評點時局，疾惡如仇。他真正所愛的是正義，但正義乃一抽象名詞，和其餘具體名詞並列未免抵牾，我只好用政治一詞代替。其實，音樂和書兩樣，他也只想在台下。音樂不用說，不管發燒友到什麼級別，明擺著今生不會做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了。書這一樣有點奇怪，他嗜書如命，又寫得一手好文章，卻總是十二分地抵觸出書，寫了文章傳給朋友一讀，就此了事，從不肯結集出版。在所愛的四樣中，他好像認定自己的位置是第四樣，做音樂的朋友、書的朋友、正義的朋友，在這三樣上都無意登台亮相。所以，現在他願意出這本書，我甚感驚喜，這個倔頭終於讓了一步。看內容，三篇文章都是寫朋友的，而同時又是通過寫朋友寫了音樂、書、正義，唐克、周輔成、劉賓雁三位分別是他的音樂、書、正義之愛的“燃燈者”即啟蒙人。因此，由這本書，我們看到的既是他對朋友的赤忱之情，也是他的精神生長的心路歷程。在所寫的三位中，我只和周輔成先生略有交往。 1995年，先生到巴黎，我也在那裡，同住越勝家裡。 1997年和2000年，我先後兩次隨張雪到朗潤園拜訪先生。 2005年，先生出面息訟，我應召去見先生一次。在先生家裡，先生拿出我的書，讚譽有加，我當即慚愧萬分。我出了一些通俗的書，沒有多少學問，一直不敢獻醜，怎麼想得到先生自己買了，還仔細讀了。先生對我厚愛，但在息訟一事上，我拂了他的好意，令他傷悲，我深感歉疚又無奈。先生每次談話，聲如洪鐘，激情澎湃，正氣凜然，哪裡像一個耄耋老人。直到生命最後一息，在先生的血管裡流著的始終是年輕人的熱血。先生是熱情的，也是寂寞的。最後一次見面，先生贈我一冊書，竟是一個打印的文集，我心中一痛。參加先生的追悼會，看到的場景相當冷清，我心中又一痛。晚年之作無一家出版社肯出，追悼會無一個北大官員肯到場，先生真是寂寞極了。可是，在這樣一個只愛金錢和權力的時代，愛智慧和正義如先生，寂寞就是必然的了，這正是先生的光榮。哲人已逝，現在讀到《輔成先生》，方知我對先生了解得太少太淺。文中引述的先生許多話，何等睿智，何等痛快。我本來是可以有許多親聆教誨的機會的，卻因為疏懶而錯失了。回到越勝的這本書，最後我想說：既然你已經開了一個頭，索性就繼續下去，從此在出書一事上不要太倔了。我的無私的理由是，好文章就應該讓更多的人讀到，你不能只給我們這幾個老朋友吃偏灶，而對許多你不認識的文化美食家的精神飢餓無動於衷。我的自私的理由是，你的清高給了我們這些文章不如你卻挺樂意出書的人很大壓力，使我們覺得自己像是俗物似的。再那麼倔，於義於情都說不過去吧。2009年12月28日於北京徐友漁越勝在這本書中講述了三個感人至深的故事，三個年齡不同的人，既是師長，又是知己，陪伴、指引和支持著他穿越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黑暗，使得孱弱、卑微的生命有了光明和暖意。這樣的事情決非偶然和例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類似的故事到處都有，因為，人生活需要光，而生活中總是有光，哪怕黑暗以紅太陽的名義妄圖壓倒光明。一九六六年年中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大陸陷入空前的災難，一代年輕人精神上的愚昧、狂熱、野蠻暴露無遺，這當然不是出於中國人天生的劣根性，而是鬥爭哲學和個人迷信產生的惡果。但人性的強韌無時無處不在，與文革發動者想要塑造一代“革命新人”的願望相反，反思、探索、反叛的火苗到處冒出來，而且，倒行逆施越瘋狂，反彈力越大。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文革的大破壞、大混亂打破了以前嚴密的控制，禁書到處流傳，不同地位、階層、職業和年齡的人相互接觸和交流，異端邪說或新思想通過各種渠道，以難於想像的速度傳播。越勝是幸運的，他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遇到了良師益友，沒有為自己的離經叛道付出什麼代價。事實上，在七十年代，許許多多的年輕人因為思想探索遭到鎮壓，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有的賠付了青春年華，貽誤了終身前途。格外有運氣的是，越勝得到了周輔臣先生這樣的名師點化，得以直接沿著古今中外人類文明的正道行進，不像很多探索者那樣在意識形態的濃霧中艱苦掙扎、曲折前進，耗盡了全身力氣還是未能掙脫那精神上的緊身衣，為自認為叛逆的思想弄得精疲力竭、傷痕累累，其實是孫悟空沒有跳出如來佛的手掌心。越勝是很感性、重情義的人，他首先是喜愛一個人，然後才喜愛那個人信奉的思想。他的運氣還在於，招他喜歡的人在情與理兩方面是統一的而不是脫離或分裂的，所以，對於他來說追求真理和享受友誼是同一個過程，暗夜中的燈火帶給他足夠的溫馨。越勝書中記載的三位師友中，兩位長者——周輔臣先生和劉賓雁先生——已經逝去，但他們的音容笑貌通過越勝的文字將永駐我們心中，他們的光和熱將永遠照亮和溫暖我們。2009年12月於北京陳嘉映我認識的人裡，有文才的不止一二，但這樣的回憶文章，我想只有越勝寫才好。越勝不止於對人好，與朋友人交，交心；越勝與朋友交，完全沒有自我心，他做，做得比別人多，卻沒有任何東西要表現。惟此，友人的情態，友人的天光雲影，得以揮灑展現。不說長他幾年的唐克，在7路無軌電車站依依不捨分手的周輔成老先生，在一起泡熱水澡交換戀愛故事的一代英傑劉賓雁，偏這個沒有自我的越勝有這福分！有時候會覺得，那個時代的高人俊士，沒有越勝不認識不深交的。文中偶一出入的高爾泰、張志揚、曹天予、周國平，還會有多少故事等著越勝寫。 “我愛真理，但我更愛朋友”，越勝當年如是說。其實，愛人，才能愛真理，才有真理。越勝寫唐克：他撇嘴道：“誰畫了，我自己買票看的。”語氣大有二奶扶正、窮人乍富的得意。在越勝筆下，沒有絲毫挖苦，倒讓局外讀者對這個中國“路上派”先鋒唐克又添一份愛意。三位傳主都是奇人異人，他們帶著那段異常的歷史出現在我們面前。那是個險惡的時代，惟因此，友情來得特別真，特別重。那是個貧苦的時代，倒彷彿因此，人不得不有點兒精神。劉賓雁的坦誠，是每個認識他的人都立時感受得到的，坦誠自是一種優秀品質，但只有在那個時代，只有經歷了賓雁所經歷過的那麼多思想者的苦難之後，坦誠才會閃耀那樣奇異的輝光，散佈那樣溫暖感人的力量。越勝心裡，這段歷史濃重得排解不開，惟在這種“歷史感”的簇擁下，他筆下的人物才那樣飽滿。這種歷史感，並不止是感覺，它培育出正大的判斷，只舉一例：
“人們常說賓雁是'青天'。這或許是苦難者習慣的幻象。其實，沒有哪個稱謂比它離賓雁更遠了……作'青天'的前提是和統治集團保持一致，當'自己人'……賓雁是站在'草民'和'無權者'一邊的……賓雁的勞作就是要消滅製造青天的土壤，讓民族中的個體成為自由的有尊嚴的個體，從而讓民族成為自由的有尊嚴的民族。這是權勢集團不能容忍的。”這三篇文章，實不只是紀念友情，不只是對已逝時代的緬懷，它們始終在籲請我們思考自己，思考我們這個尚未結束的時代。2010年1月於香港梁治平越勝嗜書，然甚惜墨，有文章，必為佳作。故此，我對越勝的文章總有雙重的期待：希望他多寫一點；俟篇成，必欲先睹為快。過去這一年，接連讀到越勝數篇新作，其中就有“憶賓雁”和他記年輕時友人唐克的這篇。八月，越勝攜家人回京，朋友聚會時，他說到當時已經寫作過半的“輔成先生”，更為沒能在輔成先生離世前完成此文而倍感遺憾。十月，稿成，越勝即以之傳示友朋。越勝作文，或因朋友之請，或為朋友之故，他最想知道的，也只是朋友們的意見。既然不為發表，這些文字便有幾分私人的味道。然而，作者所記述的人和事，蘊涵的，卻是這個時代的大悲大喜，幾代人的生命經歷。這樣的文字，是不應當只在朋友的小圈子裡流傳的。讀畢“輔成先生”，我即函復越勝，略云：
此前讀你寫唐克的那篇，覺得寫得很精彩，寫賓雁先生的，則筆調深沉，情感濃郁，此篇似又深一層，描寫更細而用意愈深。相信任何人讀畢此文，都會對周先生純真而高貴的人格肅然起敬，對他身上體現出的一代中國知識人出於中西古典文化熏陶的價值情懷深懷敬意，而這些東西，現在已經逐漸淡化，甚至為人所遺忘。但這也正是此文重要處。能夠代周先生剖白心跡，而將其理想和追求記錄、傳達於後人，令其薪火不絕者，這是第一篇也是最具分量的文字吧。周先生有你這樣的忘年知交，可以感到欣慰了。我讀大作時也在想，這樣的文字不可只在朋友的小圈子裡面流傳，甚至也不應該只在海外出版物上刊出，那樣太可惜了，而且也失去了她原有的意義。
這些文字終能公諸世人，誠為讀者之福。越勝在信裡說，他有意將此集題為《燃燈者》，又解釋說：
燃燈者在佛家是指片語可開悟人的覺者。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皆可為燃燈者。輔成先生、賓雁不用說，是燃巨燭之人，而唐克小子亦是我的燃燈者。
不消說，越勝也是我輩友朋、讀者的燃燈者。猶憶八十年代，越勝與一班朋友問學論道，砥礪思想，終至開創一番事業，引領一時知識風潮。那幾年，大約也是越勝“入世”最深的一段。不過，即便是在那時，越勝仍然保持著一份逍遙。他淡泊的心性，溫潤的友情，對古典文化的追慕，和對趣味的好尚，在朋友中間最具魅力。他家的小客廳，總有朋友滿聚，煮酒吟詩，縱論古今。還有他籌劃的那些令人難忘的出遊：攀古長城，踏夕陽殘雪，水中泛舟，月下放歌，……山水之間，也是我輩精神滋養之所。八九年，越勝去國。悠悠近二十載，世事丕變，人事亦然。這期間，我數度往巴黎。再見越勝，他率性依舊，愛家人，重友情，勞作之餘，以音樂、詩歌為伴，說到讀書，依然眉飛色舞，不改其樂。只是，他差不多與寫作絕緣。不過，我知道，他心中的火焰從未熄滅，這些文字可以為證。我讀這些文字，在莞爾與凝重、歡悅與沈鬱之間，又被一次次地感動和啟悟。讀者諸君，也會有同樣的經驗吧。2009年歲末記於北京西山忘言廬
跋：
趙越勝賓雁去了，我心痛如割，想無論如何要寫點東西紀念他，此時不動筆，讀書識字又有何用？於是帶著稿子去布列塔尼海邊，每夜燈下疾書。雪在邊上，我手寫一頁，她便在電腦上錄下一頁。十天稿成，算在賓雁靈前一哭。輔成先生去了，我徬徨無主。自初識思想，便與先生一起，或遠或近，心靈上沒有片刻分離。先生今天不在了，這世界變得空空的，才覺得自己的心靈的成熟遠不到離師自立的程度。我不能不動筆，留下先生在我身邊。佛家常以燈喻指明破暗，以宣佛法，故《五燈會元》中說“是知燈者，破愚暗以明斯道”。而燃燈者，即指明破暗之人。賓雁和輔成先生是我的“燃燈者”，唐克兄弟亦是我的“燃燈者”，是他在我只知道政治口號的時候，教我歌唱。承道群先生美意，把這些文字拾掇起來，集為一冊，期許有助於這燈光照射久遠，此是道群先生功德無量。北島兄亦與我反复切磋書名。在此，向他們深表謝意。漢娜·阿倫特說過：“即使時代黑暗，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照明，這種照明未必來自理論和觀念，而多是源於明滅不定，常常很微弱的光。這光照來自那些男男女女，來自他們的生活和著作。無論境遇如何，這光始終亮著，光芒散佈，照徹世界，照徹他們的生命”。正因此，歌德臨終前會要求：“多來些光”。書中文稿本來是寫給朋友們看的，現要刊布，便請朋友們就此說幾句話。於是朋友們便以寶石般的語言贈我。拿來置於書首，也算是藉來一些光亮。好朋友，即使僅為了你們，寫作亦是一件快樂的事，我又豈敢怠惰。是為跋。2010年2月3日於巴黎—— 原載: 《燃燈者》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April 24, 2010關鍵詞: 燃燈者 趙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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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死善道，循善取義——讀趙越勝《燃燈者》作者：余杰一九七五年，跟領導幾經爭取，當時還是“半文盲”的小青工趙越勝，作為所在工廠的“理論骨幹”，有機會參加“工人專職哲學進修班”的課程。也就在這個進修班上，趙越勝遇到了“來向工人階級匯報學習心得”的、尚戴著“反動學術權威”帽子的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周輔成，遇到了生命中的“燃燈者”。第一次上課，“目光澄澈，表情開朗安詳”的先生深深吸引了求知若渴的學生。一段“從遊之樂”的佳話由此展開。多年以後，旅居巴黎的趙越勝寫出了懷念老師的《燃燈者》一書，被譽為“再現一代大師的風骨與情懷，兩代學人精神相續的心靈史詩”。學富五車的老師，為什麼會接納並無學術根基的青年工人當學生呢？趙越勝的解釋是：“自當局四九得鹿，緊追蘇聯，院系調整，改造大學，又以洗腦為萬事之先，以致大雅無作，正聲微茫，詈詞橫行，邪說盈庭。及至文革，校園皆成戰場，師生半為寇仇，荼毒心靈，奪人性命，一至斯文塗炭，為華夏千年所罕見。在此暴虐之邦，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談及學理的機會，先生便不願放棄。”在那蠻荒粗鄙的時代，即便是一株小小的向著光的方向生長的幼苗，老先生亦倍加珍惜與呵護。周輔成在狹窄的書房中給這個“名不正言不順”的學生“開小灶”，那間簡陋的書房也成了趙越勝享受精神盛宴的地方。多年以後，他的回憶讓人感到美好的時光宛如昨日：“離開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幾點寒星。天酷寒，我卻渾身灼熱，心中興奮滿溢。不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話，借我幾冊書。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蟄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學識點亮燭火，通浚阻塞，喚醒了一個青年的精神生活，讓他懵懂的內心世界疏朗清明起來。”
失去戰場的戰士和失去講台的老師作為“民國遺民”，周輔成一生中的“美好時光”僅有兩段：一是共產黨未奪權之前的民國時代，即便在抗戰的硝煙中，他亦能弦歌不輟，著述育人；二是“文革”結束後直到八十年代後期，他把一生所學傾囊相授給被荒廢十多年青春的學生。其餘的日子，便都是“不好的時光”了，如趙越勝所說：“先生這一代人在反右、文革期間所經歷的，前是先辱後殺，後是辱而不殺，再後，自教讀書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覺其辱，甚而以辱為榮，反辱同儕，競相做辱人者的同道。清流盡掃，士林心死，其哀何之？先生知其辱而保其辱，守其弱而礪其志。信大道如砥，雖身不能至而心嚮往之。”怨天尤人無補於事，逆流而上方是君子丈夫。一九八七年，在鄧小平掀起的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周輔成受學生胡平牽連，被迫提前“退休”。胡平是中國民運當之無愧的理論家，當初參與海淀區人大代表的選舉，從而成為官方的眼中釘。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周先生四處為之擔保。後來，胡平流亡海外，成為“國家的敵人”。於是，有司發話說，培養出這樣的“反動學生”，老師也有責任。此時的北大，早已不是蔡元培“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北大，上峰既然下命令，周先生只好離開講台。周先生被排斥於教學之外，是中國學界損失，但直接受影響的，是他的學生。周先生的學生萬俊人在訪美時對大師兄胡平說：“當年那些事的是非不去說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因為你，先生不能上課了，我們沒有機會在先生門下讀博士了。”胡平聽了，潸然淚下。與失去戰場的戰士一樣，失去講台是老師最大的痛苦。沒有想到，兩年後還有更大的痛苦等待著周輔成：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帶給他更大的創痛。由於《燃燈者》這本書是在中國出版的，趙越勝在回憶老師當時的心境時，亦只能點到為止：“一九八九年六月再見先生已近月末。天氣悶熱，令人窒息。”也正是在那時，周輔成勸趙越勝出國，因為在國內甚麼都乾不了。老人說了一番決絕的話：“四十年了，中國讀書人吃盡苦頭，前三十年是唾面自乾，自我羞辱。後十年開始想做出點人樣子來，給斯文掙回面子。我活不了幾年了，再不能任人家拎著脖子耍來耍去了。”二零零九年，周輔成去世的時候，北大校方毫無表示，與之相比，差不多同時去世的季羨林盡享哀榮。學者肖雪慧在《濁浪翻湧中的一股清流——周輔成先生百年誕辰學術座談會小記》一文中寫道：“去年周老、季羨林先後去世，兩位老者學識、人品的高下，人們心中有桿秤。但北大校方似乎已經習慣於看政治權勢眼色行事，對周老去世表現出很不體面的沉默，幾乎與此同時，卻隨'弘揚國學'的官方意圖起舞，高調配合，大辦'國學大師'喪事。”大師與玩偶，如果放在權力的天平上，往往是錯位的。周輔成很喜歡南宋詩人黃庭堅的一段話：“士生於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余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他自己就是這樣一個“臨大節而不可奪”的獨立的知識人。這樣的人，如今偌大的神州大地上還剩下幾個呢？
愛而不公正比沒有愛更可怕、可恨晚年的周輔成，雖然失去了講台，卻還保有書齋。在書齋中，他沒有一天停止過思考和寫作。在生命的最後二十多年，他思考的核心議題是“何謂正義”以及“如何實現正義”。在趙越勝看來，先生讀亞里士多德便遵循亞氏的主張“我們探討德行是什麼，不是為了知識，而是要求成為善人，否則探討的努力就全無意義”。在希臘哲人那裡，政治權利乃是公民個人內心的正義要求。真正的智者不會從統治者的角度討論政治。他們所支持和維護的真理與正義的標準，常常是在現世被視為無效、無益、無利可圖的。作為中國當代倫理學的奠基人，周輔成一語中的地指出：“我以為二十一世紀的新倫理學，首先不是把仁或愛講清楚，而是要把公正或義講清楚。愛而不公正比沒有愛更可怕、可恨。……正義論或倫理學中正義問題，從根本上牽連著政治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由此，我們或可明白何以羅爾斯會繼《正義論》之後，再作《政治自由主義》。”羅爾斯的學術理路，被他用如此簡短的一句話就概括出來。“公義”問題當然不僅局限於倫理學領域，也是政治學、經濟學乃至神學議題。其實，“公義”恰恰正是目前華人教會在真理教導上的一個盲點。上帝的公義和慈愛是並行不悖的，聖經中說“存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可見“公義”在“憐憫”之前。如果沒有公義，憐憫就成了膚淺的作秀。用德國神學家潘霍話的話來說，沒有公義的愛是“廉價的恩典”。迴避公義問題的教會，也就失去了光與鹽的特質。而周輔成對“正義”問題的關切，並不限於抽象的學術層面，而是關乎民眾的日常生活和基本人權。趙越勝回憶說，二零零九年，周先生去世前幾個月，兩人通電話，周先生談興很濃，對他說：“現在中國的問題是大人物只關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卻沒有人管。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國、撈錢、安置子女。小人物的大事情就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社會缺乏公義啊。大人物要注意了，小人物的大事情辦不好，大人物的小事情也會出麻煩。一個社會缺乏正義，必定要出問題，人類幾千年曆史就是這樣走下來的。”這些看法都是卑之無甚高論的“常識”，可惜中國學界已經失去了言說常識的能力，大家都假裝對“房間里大象”視而不見，反倒是由一名九旬老人口無遮攔地說出來。一九八九年之後，周輔成不再對共產黨抱有絲毫的期望。如何判斷一個政府的好壞呢？周輔成的判斷標準從康德而來：“我讀了一輩子康德的倫理學，精義是什麼？是'批判精神'，其實批判精神只是康德哲學的工具，康的哲學的中心是'人是目的'。凡講基本人權，講人性的政府，即使有點錯誤，也可以挽救，而凡是無視人權，挑動人的仇恨，殘害人的精神活動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兩件留名歷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壞政府。”儘管政府已全然敗壞、無藥可救，但個體仍然可以在黑暗的國度中活得有尊嚴、有理想，趙越胜對老師的評述是中肯的：“邦有道，先生聞雞起舞，邦無道，先生鶴衣散影。內心守死善道，終不忘循善取義。”
人民自願被奴役，暴君遂橫行霸道在“文革”後期充滿血腥味道的空氣中，周輔成和趙越勝這對師生，在北大一角的陋室中，交換著對暴君毛澤東的看法。 “所有的中國人都崇拜毛澤東”，是一個共產黨炮製出來的神話。實際上，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就有許多知識分子看透了毛暴君的本質。從林昭到楊小凱再到劉曉波，一代代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並未臣服於暴君的精神控制之下，他們勇敢地指著他說：看哪，這個醜陋的、沒有穿衣服的暴君！周輔成對殘酷的宮廷鬥爭不感興趣，對毛整人的厚黑手段也不以為然，他的思考聚集在這樣一個焦點之上：毛何以成為毛，民眾與毛之間的“互動”是如何形成的？趙越勝回憶說，希臘先賢中，先生極尊梭倫。正是梭倫，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圖尚未得勢時，警告追隨他的“群眾”：“你們真是重視奸徒的言行，跟著狐狸走。”僭主掌權之後，又是梭倫說：“僭主政治尚在準備之中時，較易阻止它，當它已經成長壯大，要去除它則是更光榮偉大的職責。”隨後梭倫回到家中，在平靜中繼續作詩指出雅典人的過錯， “是你們給了僭位者力量，讓自己淪為卑賤的奴隸”。“多數人的暴政”與“暴君的暴政”是相通的，換言之，暴民是暴君的溫床。而暴民是由愚民演變而來的。兩千年專制的陰影揮之不去，中國的根本問題不在於“暴君之暴”，而在於“愚民之愚”。那麼，如何才能啟愚民之蒙呢？周輔成特意推薦趙越勝讀《愚人頌》，並指出該書有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揚寬容、批判專制。先生還把拉波哀西的《自願奴役論》的未刊譯稿給趙越勝閱讀，告知“僅此一份，別無副本”。先生又說，托爾斯泰是流淚讀這文章的。在《自願奴役論》中，拉波哀西劈面就提出問題：“我只想弄清楚，怎麼可能有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鄉村，這麼多城市，這麼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騎在自己頭上。”雖然暴君“多半來自全體人民中間最膽怯和最軟弱無力的人”，但失去自由意志的民眾偏偏認為暴君無比強大。拉波哀西絕望地看到：“人民喪失了理解力，因為他們再也感覺不到自己的病痛，這就已表明他們是奄奄待斃了。甚至現在的人，連熱愛自由也覺得不自然。……人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喚醒他們把自由收回來，是困難的。他們甘願供人驅使，好像他們不是喪失了自由，而是贏得了奴役。”師生在通信中討論這些星光燦爛的典籍。周輔成在給趙越勝的信中說：“作奴隸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淪為奴隸的情況時常會有，但記住不要自願做奴隸。讀書思考就是為了提醒自己不要淪為奴隸而不知。”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對“奴隸”和“奴才”的二分法：被迫為奴者，終究會有反抗的那一天，如同摩西帶領猶太人出埃及一樣奔向自由；而“奴在心者”，就成了萬劫不復的奴才，他們對於被奴役的命運安之若素，甚至樂此不疲。為什麼沒有從希臘走向希伯來？
周輔成是希臘文明的熱愛者，趙越勝在書中記述了不少先生如何帶領學生閱讀希臘原典的細節。早在一九三八年外敵入侵時，先生便撰寫了題為《中國文化對目前國難之適應》的文章，文章指出：“古代希臘人雖然一個也沒有了，但只要人類還存在著，他們那些寄託其理想的活動力之文物，流傳下來，就會給我們後人以莫大的啟示、鼓舞和慰籍。我們很可感覺到幾千年前的人類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靈魂與人格，與我們息息相關，並對我們殷切關照。”周輔成對希臘的熱愛，與後來從希臘城邦制度中尋找民主資源的顧準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周輔成未能再走一步，從希臘走向希伯來，將“兩希文明”融會貫通。也許因為在其求學的二三十年代，西學的主流已經蛻變為理性主義和進步主義，而加爾文主義、清教徒傳統以及古典自由主義卻遭到了邊緣化。所以，在周輔成看來，克魯泡特金的精神是歐洲文明的根本，即愛人、自由和犧牲。他說：“人道主義在西洋流行已經兩千年了，但西洋人的精神仍循著這條大路前進。西洋人提到愛自由，總是心志煥發。有人說西洋人是宗教精神維持的，我覺得說得籠統了，應該說是由廣大的愛所維持的。”其實，比起“基督教精神”來，“愛”才是一個“籠統”的、甚至大而無當的說法呢。 “公義”與“愛”、“自由”與“秩序”、“恩典”與“律法”的美好的平衡，並不能在樂觀的人道主義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裡面找到，而只能在《聖經》中找到。周輔成先生終究未能戳破這層薄薄的窗戶紙。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恰恰跟後來蘇俄的布爾什維克暴政以及毛澤東“人人皆可成聖賢”的狂想之間有著某種草蛇灰線的聯繫。正是受這一思想脈絡的影響，周輔成對法國大革命基本持肯定的態度，而對英美保守主義傳統保持疏離，他“不贊成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批評，說法國大革命是平民為爭取做人的權利而發起的革命，柏克站在傳統英國保守主義立場批評大革命，偏見很深”。年逾八旬的周輔成受趙越勝之邀去巴黎訪問，對法國大革命的諸多遺跡頗為心儀。有一天，師生二人在傍晚去了巴士底獄舊址，老師說白天還要來一趟，以拍照留念。這個細節正可昭示出中國近代以來的知識人大都具有濃得化不開的“法國情結”。《燃燈者》這個名字是《聖經》中的典故。耶穌說，人點燈，是放在燈檯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注意到，書中有一處寫到了《聖經》：“一九八三年七月酷暑，幾天前和先生約好去看他，順便還幾個月前借走的《新舊約全書》。那時《聖經》不好找，先生說讀國學要通六經，讀西學要讀《聖經》，授我他常用的那冊舊和合本，包著白色道林紙皮，已被先生翻閱得起了毛邊。我知道這是先生常在手邊瀏覽的書，便抓緊時間粗粗讀了一遍，想著趕緊還先生。”遺憾的是，周輔成先生未能接受《聖經》為生命的源泉，未能確信唯有在《聖經》中才有全然的美與全然的善。若有《聖經》的支撐，他的生命之光必將燃得更亮，照得更遠。——《縱覽中國》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December 14, 2012關鍵詞: 趙越勝 燃燈者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