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与潮》半月刊，1938年4月在汉口创刊，主编为齐世英，是一份政治性的综合刊物。1938年第一卷第5期起迁重庆出版，1946年出24卷第6期后曾停刊，1946年12月在上海复刊。1949年2月终刊。共出版33卷。

篇名：	齊世英與逆勢而為的《時與潮》雜誌（1959-1967）
作者：	邱家宜
中文摘要：	本文專注於齊世英先生在1959年到1967年間在台灣所創辦的《時與潮》雜誌內容，以及創辦者齊世英先生在台灣的政治活動，並指出其表裡呼應的關係。一 方面有系統地整理《時與潮》雜誌在各個階段言論的主要重點，對照於當時台灣的政治社會狀況，凸顯《時與潮》鼓吹民主法治、言論自由的一貫調性；一方面則從 其生命史追溯，探討曾是國民黨中間幹部的齊世英，為什麼在當時會投入與國民黨對抗的組黨運動，並且成為後來的黨外運動最早期的一批外省籍支持者。做為報人 的齊世英，與其所辦的《時與潮》雜誌的內容，與創辦《自由中國》的雷震及這兩個刊物的讀者，共享一特定的「感知結構」，雖一度沉潛，卻即將在二十年後再度 浮現成為主流。
中文關鍵詞：	時與潮、齊世英、感知結構、新黨、雷震案、黨外
發表日期：	2013/7/14
授權狀況：	已授權
全文下載：	3-1D_邱家宜_齊世英與逆勢而為的《時與潮》雜誌(1959-1967).pdf

臺灣大學 慶祝創校83年校慶大會頒授齊邦媛名譽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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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星期二)上午9時，在校總區綜合體育館舉行創校83年校慶慶祝大會，
李校長以提升格局、邁向頂尖，祝福臺大由追隨者躍昇為領航者；齊邦媛名譽
博士以「尋求永恆價值」為目標，慶祝臺大生日快樂。慶祝大會同時表揚6位傑
出校友。慶典除邀請本校歷任校長、各地校友及國內外各界貴賓與會，典禮後
隨即於國際會議廳舉行校慶茶會及晚間舉辦的1971年及1976年校友重聚會餐會
等多項慶祝活動。

今年獲頒名譽博士學位的學者是齊邦媛女士。齊女士對國內國語文與英語教學
之開創革新，引領一個世代的心智往活潑化、自由化發展，潛移默化之功甚
偉。尤其對臺灣文學的整理、研究與介紹，成功把臺灣文學推介至國際舞臺，
也開啟了國際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興趣，終於蔚成一受重視之獨立學術領域，志
行崇高，影響深遠。其學問事功，足以表率群倫，為「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之最佳典範，本校授予博士學位，即在表彰渠卓越的成就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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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博士齊邦媛述懷：尋求永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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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位貴賓，感謝你們來看我回到一生工作、居住的臺灣大學拿最高榮譽。今天
我白髮蒼蒼站在這裡接受一生最高榮譽，百感交集。回想1947年第一次看到臺
大校門跟椰林大道，當時我黑髮披肩，剛從大學畢業，不知道天高地厚，孤獨
寂寞，還是勇敢地來到臺灣。手裡拿著「毛筆寫在宣紙上的臺大助教臨時證
書」，以為此後自己就走上了學術之路，但這條路卻非常地漫長、崎嶇。

在臺64年，我在臺大擁有從基層做到退休的完整資歷。期間看到臺灣最大的改
變，是從一個文化到另一個文化到更多的文化。我所有的課都在教中西交流，
包括：英國文學史、高級英文、研究所英文、翻譯…。我覺得很幸運，在最好
的時候看見了臺灣的生機，看見了臺灣的可能，也幫忙創造了臺灣文學盛世，
從1970年到1999年。

1972年臺大中文系跟外文系合辦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協會進軍國際。我代表參加
所有國際會議為臺灣發言。1949年政治大斷裂後，臺灣保持中國純正的文化，
我們有最好的學術環境、著作，所以我和外文系、中文系許多同事共創比較文
學會向國外發聲。從1960一直到1985年臺灣文學是國外漢學研究唯一的教材；
我所編的《臺灣中國文學選集》是唯一的教材。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我兩次參加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我們能夠教
別人聽到，一定要有實際的東西。至今我仍鼓勵自己要有拿得出去的東西。所
以我們有《筆會季刊》，至今已發行40年未曾拖期。因為我們相信，文化在文
學上凝聚所有的心力應該持久不變。

1949年我為了婚姻第一次離開臺大，走入一個女子一生最困難的路：家庭與事
業兼顧的路。其中的困難，如果你未曾經歷很難瞭解，我的兒女也很難原諒。
剛才校長說我是齊邦媛女士。「女士」二字，可不容易，我寧可作老師、教
授，但女士就有很多複雜的身分、複雜的角色、複雜的快樂、複雜的痛苦。

1949年傅斯年校長在臺大校慶說：「我們現在要辦一所真正的大學。為什麼要
辦真正的大學？因為我們現在臺灣，退此一步便無死所。我們要貢獻這所大學
宇宙精神。」政治大斷裂時，幾百萬人回不了家，幾千萬人在尋求未來的目
標，這個宇宙精神是鼓勵也是自信，我們希望有這個能力。許多人渡海而來，
將1949以前所珍貴的、所學習的帶來，所以臺大自從1949以後日漸壯大，成就
今天的臺大。

我到臺大的時候只有1000多個學生。外文系僅有20個學生左右。我是唯一從大
陸受聘來臺的一個小小助教，心裡想的「宇宙精神」代表了很多的希望、很多
努力的目標，所以自從有機會以來，我就不斷地投入教育。希望把一代又一代
的年輕人帶出來看到我們必須要做的事。

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能夠把臺 灣做成什麼樣子？這麼多年我們看到，今天臺灣
在世界上，以這麼小的地位，創造出的文化地位，實在不是我們自己在這裡誇
口。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我們還有不變的東西。今天，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談論
科技的進步，都在談論那些優秀的人的成就。那些優秀的人都說：「我要改變
世界。」可是我們自從來到臺灣以後一直在改變世界，一直在改變臺灣，一直
使得臺灣進步；我們一直在做，沒有一天不做。我和那些朋友推動的，都是奠
定臺灣文化真正的基礎。

最近大家都在談論賈伯斯，而我因為想要真正了解一個時代，所以也看了他的
傳記，我看的非常有興趣。他跟他同時代的人一樣有夢想，可是他的夢想是從
中間出來的，而我們當年的夢想是從基層出來的，兩者相當的不同。他們追求
的是超越別人，超越一切的成功，這種超越的力量是一種熱狂，也是一種快
樂，能得到如此的成功是非常高的境界，但最後他也會覺得：這樣大的星空，
這樣大的宇宙，要如何才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當他知道自己生病不久人世
時，堅持找可靠的人寫傳記。作者問他：「你不是一個很重視隱私的人嗎？為
什麼要把你的傳記寫得如此詳細？我會寫下你的許多優點和缺點，難道你不在
乎嗎？」他說：「這就是我，我奮鬥的經過、我的夢想，我希望我的孩子將來
能夠知道我為什麼常常不在家？我希望他們知道我做了什麼，希望他們了解我
是怎樣的人。」看到這裡，我已經把書看完了。

我想，原來他那輝煌的，21世紀的成功，跟20世紀我的父親、我的祖父那一代
的成功其實完全一樣。他想要告訴後代：我們做什麼，我們怎樣做；我們努力
地做，我們用所能做的方式做了。我從他的傳記裡看到世世代代開創世界，做
一個文化的成就時，就像賈伯斯所做的，將人文與科學結合，缺一不可；因此
你不可能再回到原始洪荒的世界。

我直到跟朋友討論時才了解，人生瞬息萬變只是表面，瞬息萬變之後得到的是
不變的東西，是永恆的價值。人間的情、愛、了解，實在是永遠、永恆不變的
關懷。我真的很感謝臺灣大學對我有整體的評估，知道我所做的在這個校園，
在牆裡牆外，都是為了尋求永恆的價值。我這一生用種種方式推行文學教育，
一直用文學教育和永恆的價值跟青年朋友、後代苦口婆心地說：「我們必須這
樣活下去，才有未來；無論臺灣多小，世界多大，我們有真正的宇宙精神。」
這個宇宙精神並不是空言。對於年輕的學生跟朋友，我希望你們在進步的科學
設備之下，能有時抬起頭，不要只專注在機器上；看看比你更小的學生、朋
友，跟他們講講文學之美。你們一定要看看大的、厚的、專注的、有焦點的
書；才夠思考大的、厚的、專注的、有焦點的問題；才能對世界做出大的、厚
重的、有貢獻的事情，這也是我對還在教書的朋友最大的期待。

我很感謝當年臺大給我機會，讓我們(外文系)跟中文系可以合辦文學教育，用
中文推銷西方文化，用西方文學來推銷臺灣的文化。我們變成了一個被人看
見、被人了解的地方。希望年輕的老師們、未來的老師們能夠多多了解：無論
機器有多進步、能做多流暢的溝通、擁有多新穎的形貌，人性的溝通還是最重
要的。現在人都活得太久了，賈伯斯56歲去世，大家都很驚訝：怎麼他會在56
歲就死去了？他還有30年的時間啊！但是當人能活得長久，我們要怎樣活著，
卻是一門大學問。我們應該要好好地利用這些時間，我也希望未來的人性能和
從前一樣，追尋更好的世界。

我一生所留戀的美好的事情已經過去了，譬如文學題材裡的等待。我們那時迷
路的感覺、悲傷的感覺已經不在，連郵票都已經沒有人用了，將來想看到郵票
可能只在郵票百年大展能看見。這些美好的東西，在形式上或抽象的看法漸漸
都要過去，可是一環接著一環，這世界有不同時代的美好串成整個人類永恆的
價值；瞬息萬變是必然，但永恆的價值也是必然。




感謝謝立沛老師贈書2010/2

忘不了的人和事
才是真生命
--- 齊邦媛《巨流河》p.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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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齊邦媛
• 原文作者：Chi,Pang-yuan
• 出版社：天下文化
• 出版日期：2009年07月16日

齊邦媛《巨流河》-媒體報導

祖父母漢滿結合、外祖父母漢蒙聯姻，族群融合造就了有「鐵漢」之稱的資深立委齊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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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精彩 譬如說 許多人物軼事 包括胡適之先生與作者談文學之深度和品味等
有一些 缺點
最大的是無索引


少數人物上的資訊小錯或小誤 例如
Hippolyte-Adolphe Taine

譬如說 Hayek 來台時還沒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p.358 ) CZ 列車 California Zephyr  


 

浮光掠影－珍藏記憶 萬字連載－第一章 歌聲中的故鄉 1.楔子、生命之初 2.鐵嶺齊家 3.牧草中的哭聲 4.辭鄉 5.九一八事變 6.城門樓上的頭顱 7.撒石灰的童年 8.母親和她的鄉親 9.流亡的大家庭 10.張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

 7.3創辦中興大學外文系

我有一個夢
　　 第一次交換教員進修回來，回到台中一中教書滿兩年後，一九五八年秋天，轉任台中的台灣省立農學院教大一英文。事實是學術研究生涯的開始。
　　 台灣省立農學院在一九六一年改為省立中興大學，而後才又改為國立中興大學。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還有國文、歷史、三民主義、體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員休息 室聽多了「雜拌」的言談，下定決心一定要推動中興大學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學同道。
　　 一九六○年左右，學校開設兩班大二英文選課，請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這一年正好是約翰‧甘迺迪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就職演說以及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適先生最後的演講稿，加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說「I have a dream」，我在台中美國新聞處取得這三篇稿子，我大約讀遍了那裡的文學書。當時台中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的英文資料少得可憐。
我拿這些篇章再加上讀書時讀過的一些好散文，還有狄金蓀（Emily Dickinson）、惠特曼（Walt Whitman）與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詩作教材，並且比較中西文化的差異。學生對我講的都覺得很新鮮。尤其在甘迺迪總統和金恩博士被暗殺後的國際氛圍中，大學畢業去美國的留學潮已經開始，有關美國文化的，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歡迎。
　　 這門課是選修的，約有七、八十個學生選，但上課時擠了一百多人。教室大約只有七、八十個位置，學生因為座位不夠，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來坐，常起糾紛。
　　 那時的校長是林致平和後來的湯惠蓀，劉道元校長時期我開始向校長要求設立外文系。他們也常常在重要場合請我出席。
　　 一九六五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 Friedrich A. Hayek)到台中各校演講，我受命擔任現場翻譯。他對我說：「待會兒我講一段，你就幫我翻譯一段。」我心裡忐忑不安，因為我大一雖然修過經濟學概論，但並不懂，所以很緊張。到了會場，看到台北還有好多人陪他來，包括台大名教授施建生、華嚴等，整個會場都坐滿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沒有給我演講稿，而且他講的英文帶有德國腔，不容易聽懂；他往往一說就是五、六分鐘才讓我翻譯，這真是很大的挑戰。還好，他偶爾會在黑板上寫幾個字。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losed Society」跟「Open Society」這兩個詞，我想「Closed」是封閉，「Open」是開放，所以就翻成「封閉的社會」與「開放的社會」，應該不會錯吧。後來大家果然繼續這麼用，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台大法學院長施建生後來對我說：「我帶他們走了這麼一大圈，你是當中翻譯得最好的。」而且也對別人這麼說。
　　 後來，很多重要人士來台中，我曾為浸信會主教翻譯，這種翻譯我還能勝任。六○年代左右，蔣總統邀請《讀者文摘》總編輯來台，因為他曾寫過一篇關於台灣是個 新寶島的文章，到台中來也曾請我幫他翻譯，這些經驗給我很大的鼓勵。當然，緊張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戰士披著盔甲上戰場，總想怎麼樣 能生還才好。文學作品的翻譯必須到達精深的層次，日後我推動中書外譯的一些計畫，因為那是更高的挑戰。
（詳見第七章）

紅葉階前——憶錢穆先生 　　 世間之事，常有迴路轉的奇妙現象。我在武大時，沒能趕上錢穆先生講學的盛況。沒想到在編譯館這位置上，卻因「武聖岳飛事件」，讓我有機會與錢穆先生聯繫上。 　　 在我進館之前，「大學叢書」收到一份台大歷史系林瑞翰教授的書稿，尚在審查階段，是否出版未定，卻有報紙報導：林瑞翰教授所著《中國通史》是台大一年級必 修的中國通史課本，竟誣蔑岳飛跋扈，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十二道金牌才召得他回朝。宋高宗為什麼殺他，並不是那麼單純的事。如此不敬之言，台大竟作 教材，而國立編譯館竟然接受林教授《宋史要略》書稿，將要出版，簡直是動搖國本！ 　　 有一位自稱是岳飛小同鄉的李某，連續寫了數篇，說：「你們侮辱武聖，就是數典忘祖！」還有一位罵得最凶的立法委員吳延環，不但以筆名「誓還」在《中央日 報》專欄不停地討伐，並且在立法院正式提案，令教育部答詢。王天民館長雖在各報來訪時詳細說明：「館裡接受書稿，既尚未審查，更未有出版計畫。」但是各報 繼續登載責罵的文章，有一則報導竟然說：「據聞該館負責此事者，係一女流之輩，亦非文史出身。」王館長是歷史教授出身，知道當時各校學者無人願審，亦無人 能抵擋此政治意識的洶湧波濤，命我去拜見由香港來台灣定居的錢穆先生，請他作個仲裁，說幾句話，指引一下國立編譯館對此書處理的態度。 　　 我對於前往錢府的事感到萬分躊躇，不願再遭遇坐與不坐、茶與不茶的場面。待我一向非常客氣的王館長說：「沒別的辦法，委屈你也得去一趟。」 　　 錢先生來台灣居住的素書樓，位於台北士林外雙溪東吳大學後面一個小山坡上，有一條依坡而建的石階路。我去外雙溪的路上實在不知是何場面，深悔誤入宦途。車 到外雙溪，沿東吳大學山徑到山坡盡處，按了門鈴，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階。錢先生出見時，尚未坐下便說，「我已在電話中說不能審查。」我困窘至極，囁嚅而言： 「我剛由學校來國立編譯館三個月，這份書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輿論責難不止，請您看看，我們當如何解此僵局？」大約全出於同情心吧！錢先生接過書稿，放在几 上。我道謝後倉皇辭出，幾乎是奔下石階，心想大約再也不用來了。 　　 誰知三天後意外接到錢先生電話，說請林瑞翰教授去談一談。再過數日，林教授親自到館裡，他毛筆工整細密的手寫稿二十二頁，綜合加添了錢先生面談時給他的六 種新資料，補充他書中岳飛部分。資料非常充實穩妥，提供了多面的論述。 　　 但是仍救不了我們，教育部來了一道公函，轉來立法院的質詢提案，「國立編譯館擬靠錢穆先生的聲望，將詆毀武聖岳飛的作品，作大學用書出版，動搖國 本……。」命令館長隨教育部長羅雲平去立法院說明。質詢之前數日，我帶了許多資料去立法院圖書館謁見吳延環委員，詳細說明《宋史要略》一稿原是前任留下， 至今無人肯審，更不會近期出版。質詢日，我坐在備詢官員最後一排硬椅子上，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 不忙，質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台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 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沒想到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竟到這裡來看著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 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型態指責，如此傷尊嚴，多麼不值得！我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回到館裡，即寫辭呈，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 麼？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麼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掛號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隨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千四百元，一紙便箋上寫：「無端捲入 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茲退回審查費，今後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內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致歉，這才是負責任 的態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份。轟轟烈烈的岳飛事件之後，是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 點。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警備總部）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 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麼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蔣總統文告裡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 「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想不到，一九七○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 　　 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並不少，那時仍健在的陶百川、黃季陸、陳立夫、王世杰等長輩，也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 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至少，那時的教育部長羅雲平實際上是支持的。在陳述編書理想時，我終於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 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從那時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教，去得很勤。後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 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 離開素書樓。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楓樹長得很高了。一九八五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 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裡積滿了台灣少見的紅楓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後，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 就不知道什麼是不能越過的界限。當他問我坊間有什麼新書時，我有時會以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糊塗地帶給他館裡出版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 楊的書，送給他。 　　我回台大之後，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 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對於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其 實，一九八三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於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 大時，在雲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 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詳見第八章）

在北溝的故宮博物院 　　 胡適先生常到故宮，在招待所住幾晚，遠離世俗塵囂，清淨地做點功課。他去世前一年，有一次院裡為他請了一桌客，大概因為我父親的關係，也請我去。 　　 那天他們談收藏古書的事，胡先生也和我談了些現代文學的話題，我記得他說：「最近一位女作家寄了一本書給我，請我給一點意見，同時我又接到姜貴的《旋 風》，兩本書看完之後覺得這位女士的作品沒辦法跟姜貴比，她寫不出姜貴那種大格局，有史詩氣魄的作品。」這些話對我很有一些影響，一九六八年我去美國，就 選了兩次史詩(Epic)的課，一定要搞清楚是怎麼回事。後來胡先生又說自己的工作是介乎文學與歷史兩者之間的研究，寫感想時用的就是文學手法，他說： 「感想不是只有喜、怒、哀、樂而已，還要有一些深度。深度這種東西沒辦法講，不過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沒有，就是沒有，但是可以培養。」這 些話對我來說都是啟發。胡先生對我父親的事很了解，也很尊重，所以會跟我說一些相關的話。後來我給學生上課或演講，都覺得文學上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與深 度，這是無法言詮的。 　　 我在故宮也有過一陣子矛盾，想跟隨這些學者做藝術史研究，也許可以另外多學一門學問。後來想想，我的背景並不夠，而且我一心一意想深談文學，所以又回去教書，再圖進修。 一九六五年，故宮遷到台北外雙溪，偶爾我去參觀，還有很多人彼此都認得，直到他們一一去世。 （詳見第七章）

 文學播種——國文教科書改革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 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只以聲望地位作考慮。在 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畫的執 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內容的審訂。在一九七二年，那並不只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內容編排。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 和孫文〈立志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志〉、〈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軼聞〉、〈示荷蘭守將書〉、〈慶祝台灣光復 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初一學生！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準，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 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台大中文系主任屈萬里先生。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講學返台，擔任中央圖書館長，其後轉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聲望很高。
　　 柯慶明對我在國立編譯館要做的事很有興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續編輯《現代文學》的心情，提供許多幫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灣文學作品的書 單，開始公正而不遺漏的選文作業。譬如他最早告訴我，司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車》等，由高雄大業出版社印行，已近絕版，我寫信去才買到他們尚稱齊全的 存書。因他的協助，我們建立與作者的聯絡與認識，日後選稿能站住國家編書的立場。對於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改進和定編，他有更真摯的關懷。他深感民間普及 教育的重要，願意幫我說動屈先生領導這艱巨的工作。終於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辦公室一談。
　　 在那次相當長的面談中，我詳談舊版的缺點和民間輿論的批評與期望，這原也是王館長和我在台中淳樸校園未曾深入了解的。現在，不僅是基於職責而編書，更是為 國家文化的前途，為陶冶年輕世代的性靈，必須用超越政治的態度。當然，這樣一套新書是與舊制為敵的，雖無關學術立場，但將來不免會為主持者引來一些政治立 場的敵人。但是 不論付出什麼代價，為了未來國民教育每年每冊三十萬本的教科書，是義不容辭的。我清晰地記得，屈先生坐在那間陳舊的辦公室，深深地吸他的煙斗，然後嘆了口 氣，說：「好罷！我答應你！這下子我也等於跳進了苦海，上了賊船。」他語氣中有一種不得不然的複雜情緒（resignation）。我覺得其中有種一諾不 悔的豪情和悲壯，從潔淨超然的學術天地，走進政治、文化立場的是非之地，應是也經過許多內心交戰的思量決定。
　　 屈先生主持「國民中學國文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由台大、師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幾位中學老師組成。主編執筆者是台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師大應裕康教 授、政大戴璉璋教授，他們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歲左右的年輕學者。
　　 為了一年後即須使用正式部編本教科書，第一、二冊必須編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國立編譯館所有會議室，日日排滿會程，有些委員會晚上也開會。國文科委 員開會經常延長至黃昏後，當時還沒有便當簡餐，編譯館就請屈先生、執編小組和編審委員到隔壁僑光堂吃很晚的晚飯。屈先生有時主動邀往會賓樓，杯酒在手，長 者妙語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後，數代的國民中學學生至少是讀了真正的國文教科書，而不是政治的宣傳品。想來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諾，他當年付出的心力和時間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後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這方面的貢獻。
　　 三位主編初擬國文課本第一、二冊目錄之後，我們的編審委員會才算真正開始運作，屈先生掌舵的船才開始它的苦海之旅。在那政治氛圍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禁要 掌穩方向，注意礁岩，還要顧及全船的平穩航行。開會第一件事是由主編就所選二十課的文體比例及各課內容、教育價值加以說明，然後逐課投票，未過半數者，討 論後再投票。如我們預料，這個過程是對屈先生最大的挑戰。有兩位委員嚴詞責問：為什麼原來課本中培育學生國家民族思想的十課課文全不見了，現擬的目錄中只 有兩篇，由二分之一變成十分之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於教誨的文章。楊喚的新詩〈夜〉怎麼能和古典詩並列？《西遊記》〈美猴王〉、沈復〈兒時記趣〉和翻譯 的〈火箭發射記〉都沒有教學生敦品勵學……。解釋再解釋，投票再投票，冗長的討論，爭辯，說服，幾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
　　 舊版大多選取含有政治歷史節慶、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選了一些白話文，也都偏屬議論文；屬文學性質者，篇數略少。新版只保留孫文〈立志做大事〉，並將 舊版第二冊蔣中正〈我們的校訓〉挪移到第一課，其餘古典現代小說、散文、詩歌，全是新增；此外，更選入翻譯文章〈人類的祖先〉和〈火箭發射記〉，讓國中生 有人類文化史觀與尖端科技的世界觀。
　　 想不到我當初萬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書組，被屈先生稱為苦海「賊船」的挑戰，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最有意義的工作成果之一。為達 到改編的理想，恢復國文課本應有的尊嚴，讓每一個正在成長學生的心靈得到陶冶與啟發，在那個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僅要步步穩妥，還需要各階層的支 持。
　　 在政治高階層，我們必須尋求一些保護。我曾以晚輩的身份，拿著新舊國文課本目錄拜望早年教育部長陳立夫、黃季陸；也以學生身份去看望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王 世杰，希望他們在輿論風暴之前，能對我們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為他們自己是文人從政，對文學教育和學術尊嚴也有理想。我尤其記得黃季陸先生，對我侃侃而談 民國以來，國民教育的種種利弊得失，他很贊成政治退出語文教材，一談竟是兩小時，還說歡迎我以後再去談談我們編寫的進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聽 教益。老國民黨有不少被歷史定位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穩定社會中以書生報國之心從政，卻生不逢辰，生在政爭的中國。
　　 在編審委員會中，我最需要資深委員的支持，當時代表編譯館最資深的編審者是洪為溥先生。我初到館時，他對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作人文社會組主任頗感懷疑， 甚至反感。經過幾次懇談後，對我漸漸轉為支持。討論第三冊篇目時，我大力推薦黃春明〈魚〉。沒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過，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開會，能不 能讓這個案子復活，再討論一次？」屈先生說：「還討論什麼呢？投票也通不過。」我說：「我為它跑票。」我第一個去跑的就是反對最激烈的洪為溥先生。他的辦 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間，窗外都對著舟山路台大校牆外一棵高大豐茂的台灣欒樹，太陽照在它黃花落後初結的一簇簇粉紅色果子上，美麗中充滿自信。他說：「這篇文 章講小孩子騎腳踏車，在山路上將買給爺爺的魚掉了，回到家反反覆覆不斷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相當無聊，怎麼講呢？」
　　 我想起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本語文教學書，讀到一位中學老師寫他教初中課本選了莎士比亞《馬克白》（Shakespeare's  Macbeth）一段：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on it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這碎步中爬行， 直到註定時刻的最後一秒。）（註1）

這位中學老師問學生：「為什麼連用三次『明天』？」學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點：活得很長，會有許多明天。老師聽完後說：「你們想著，那麼多明 天可以去騎馬、打獵、釣魚，馬克白因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惡事，所以他的許多『明天』是漫長難捱。」用一個簡單的字，一再重複，它所創造的意境，老師大有 可講之處。就像〈魚〉，小孩不斷重複「我真的買魚回來了」，也有令人玩味低迴之處。
　　 下一次開會時，屈先生果然將上次未通過的幾課提出再討論，洪先生突然站起來說：「我們的學生百分之八十在鄉鎮，對〈魚〉中祖父和孫子之間的感情應是很熟 悉，這樣樸實的情景會讓他們感到親切。」第二次投票通過，我記得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

譯介台灣文學的橋樑——中華民國筆會
　　 我既是作學術交流的人，必須先站穩台灣文學的立足點。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經驗之後，我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台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對 我啟發最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筆會年會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 Grass）對支持俄共威權的東德作家，咆哮責問：「文學良心何在」？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筆會年會，幾乎是該城向西班牙爭取獨立的一個論壇，我們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該城的加泰隆尼亞語（Catalan），以示他們古老語文的存在意義。而最強烈的啟發則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筆會年會，主題是「國家、種族、宗教、社會的容忍與文學」，由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Havel）主持，其中有一場座談會題目是「小語言與偉大文學（Small Languages, Great Literature），小語言寫作者的難題」。另一場是「我們自知幾許？」（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Ourselves？）第 一次看到語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聽到蘇俄解體後，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獨立的國家，不用俄語陳述，而是重用小語言的母語創作，陷入另一種困境。我曾根據他 們的話寫了一篇〈我的聲音只有寒風聽見〉，文中並未明言我的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將注意轉移至中國大陸，台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 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
　　 從此，我對台灣文學的關懷，就不再只是單純地鼓勵與評介，而是它在未來的發展和定位。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總編輯的工作，將近十年，得 以深耕台灣土地的文學創作，對這個大問題有切身的領悟。
　　 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創辦以來，我一直是個實質的顧問。主編選集後，我對台灣文學的發展，以不遺漏的閱讀，保持真正的了解。因為「台大哲學系事件」 （1973年）而離開的趙天儀被教育部安排到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編審，以及接辦《現代文學》的柯慶明，都助我深入認識本土作家。當時台灣詩社如雨後春筍， 我一直是訂戶讀者，日後主編筆會英文季刊選稿來源仍是維持公平的態度，尤其沒有「政治正確」的立場。
　　 在自由世界，文學作者原不必有會，寫作是個單打獨鬥的行業，文壇原本無壇，只是有時文人相聚也有可談之事。一九二一年由英國和一些歐洲作家在倫敦成立了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PEN是Poet, Essayist, Novelist的縮寫。一九二四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於上海加入總會，發起人有林語堂、胡適、徐志摩等人，第一任會長是蔡元培，開始做各種文化交流，作品互譯，作家互訪等拓荒工作。我自幼逢書便讀，讀後常有難忘之事，他們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的事，啟發我多年的想像。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筆會會員國參加戰爭，立場對立，文學交流停止，直到一九四六年，在中立的瑞典重開。中華民國筆會一九五三年在台灣復會，第一、二屆的會 長是張道藩和羅家倫。一九五九年首次回歸國際總會，參加每年一度的年會。一九七○年林語堂當選會長，在台北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邀請川端康成、張大千 等及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重要作家前來，台灣作家將近百人參加盛會。王藍、彭歌（姚朋）和殷張蘭熙三人負責辦事，在剛剛落成的圓山飯店將大會辦得有聲有 色，大大地提高了台灣的聲譽。林語堂說，台灣應該有一份發表作品的英文刊物，讓我們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
　　 一九七二年秋天，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創 刊號出版，由母語是英文的殷張蘭熙擔任總編輯，王藍和彭歌是編輯顧問。從創刊到一九九二年，殷張蘭熙獨撐二十年，我繼編九年，彭鏡禧、張惠娟、高天恩和現 任的梁欣榮都是我台大外文系的年輕同事，以拔刀相助之情前來兼任總編輯，助理編輯兼秘書只有一人，前十五年是劉克端女士，近十五年是項人慧，大出版社很難 想像那種「孤寂」。發書時增一工讀學生。三十六年來，春、夏、秋、冬四季運行，和大地運行一樣，中華民國筆會季刊至今發行一百四十四期，從無一季脫期，是 國際筆會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百多個會員國的文學界，台灣是個有信譽的地方。
　　 殷張蘭熙是最早作台灣文學英譯的人。一九六一年美國新聞處資助Heritage Press出版社英譯小說和新詩，殷張蘭熙就是《新聲》（New Voices）的主編，選入者白先勇、敻虹、王文興、陳若曦、葉珊（後改筆名為楊牧）等作品。因此執編筆會季刊之前，殷張蘭熙已有數年孤軍奮戰的經驗了。
　　 殷張蘭熙（Nancy Ing）的名字和季刊幾乎是不可分的，她選稿，翻譯每期的詩，尋找高水準譯者，讀譯稿、校對、發排。創刊後三年開始用台灣藝術作品作封面，刊內介紹，她又增加了另一個領域的挑戰，在這方面協助最多的是王藍，我接編後是林文月、丁貞婉等好友。
　　 殷張蘭熙金髮碧眼的美麗母親，一九一七年嫁給中國同學張承槱先生（來台後曾任審計長），由美國維吉尼亞州到中國湖北縣城成家，生兒育女。十多年後蘭熙長 大，畢業於成都華西大學外文系，一九四九年隨夫婿殷之浩先生來台灣，創立大陸工程公司，因為出國開會而冠夫姓，文壇好友都只稱Nancy。她愛文學，有時 也寫詩，一九七一年曾出版 One Leaf Falls 詩集。
　　 一九七二年我從台中搬到台北，恰巧與蘭熙住在鄰巷，街頭蹓狗又常遇到。各自主編筆會季刊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最基本的話題是值得譯 介的書稿，英譯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譯文，整體的安排，呈現的效果，國際讀者的反應等等，好似長河流水，永不厭倦。
　　 蘭熙是個坦誠溫暖的人，忙碌中熱情洋溢。每年在各地召開的年會前，催集論文，安排演講和討論議題，準備禮物，到會場結交天下士，握住那麼多伸出的友誼之 手。大陸的「中國筆會」文革後參加總會，多次在會場排擠我們，蘭熙收起她自然溫婉的笑容，登台發言憤慨迎擊，保衛自由民主的台灣代表權。直到一九八九年天 安門事件後，他們不再出席年會。在今日政局情勢下，會籍立場仍會被提出，但是蘭熙與當年代表所建立的國際友誼，以及我們的季刊三十多年穩定的出刊，豐富的 專業形象，已讓中華民國筆會立於不易撼動的地位。中美斷交後，蘭熙受邀在美國十家地方電視台上「談台灣」（“Talk about Taiwan”）節 目，侃侃而談，以條理的分析，清晰的言辭，呈現台灣在文化、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英文的筆會季刊更幫助增加了解。那些年，在西方世界為台灣發聲的事， 蘭熙做了很多，但是在台灣反而少有人知。最可貴的是，這些奉獻和她主編筆會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僅有外交部和新 聞局所付國際贈送的那數百冊書款，國內在誠品等地出售則不及百冊，主要的支出如稿費、印刷、發行及人事費用，皆由殷先生資助。筆會會址原也設在大陸公司所 在地，殷先生去世後，一九九六年開始租屋在溫州街，即將面臨斷炊時，殷氏「浩然基金會」開始資助，得以編印發行至今。
（詳見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