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元方：陳之藩散文的語言

看泰勒（ Edward Teller）的回憶錄，書前的獻詞，獻給來自匈牙利，後來歸化為美籍的四位朋友。他們全是大科學家：房卡門（ Theodore von Karman）、西拉德（ Leo Szilard）、維格納（ Eugene Wigner）、馮紐曼（ John von Neumann）。房卡門是錢學森的老師，航天專家。馮紐曼是歐本海默在原子能委員會遭拒後，遞補主任一職的計算機大家。愛因斯坦寫給羅斯福總統要求研製原子彈的那封著名的信，是西拉德與維格納出的主意，而由西拉德與愛因斯坦共同起草的。這本回憶錄在二○○五年出版時，泰勒的四位故人都已不在人間。陳先生認為垂垂老矣的泰勒獻此書予四位逝世的朋友，「不只是以他們的科學成就為榮，而且以他們的政治立場為傲。」即以在全美瀰漫着靠左的氣氛中，他們反共，預示並呼應了日後匈牙利革命的怒潮。這一部傳記不啻是泰勒的，也是那四位科學家的，正如書的副題所示：一部廿世紀科學與政治的日記。
回憶錄呈現了泰勒的政治立場，而泰勒是楊振寧的論文指導教授，楊的尊師重道從他對吳大猷、王竹溪的態度上看得出來，但因親近費米、歐本海默而避談泰勒，在在反映了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在學術承傳上的影響。陳先生的〈三山五嶽〉從一個特別的視角為楊振寧的人生做一小注，而這小注的大背景──二戰的風雲與炮聲正是泰勒的回憶錄所見證的大時代。是在陳先生的文章裏，這些大科學家從書本中靜態的知識跳躍而出，還原成活生生的人。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留學生，除了楊振寧以外，亦多有與他們直接互動者。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世界地圖因這些留學生的去留而整個動了起來。李白、杜甫雖是千多年前的古人，我因為讀詩而與他們熟稔，彷彿朋友似的；然而這些科學家雖是近人，我卻是生平第一次對他們有感覺。
在《劍河倒影》中，陳先生介紹開溫第士實驗室，知道第四任主持實驗室的教授是分裂原子的盧瑟福（ Ernest Rutherford）。但直到〈潮頭上的浪花），說到李國鼎與張文裕在三十年代去劍橋師從盧瑟福，才由李國鼎帶出盧瑟福與卡比查（ Pyotr Kapitsa）之間牽涉英蘇兩國的傳奇了。

陳健邦在二○一○年台灣台南的成功大學舉辦的「陳之藩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口頭發表了「科學家的人間情懷：歷史、傳統、風格的思索」。他提到陳先生的散文有公案的特色，機鋒處處，反襯出作者跳躍性的思考。他以一個四十年讀者的身份，強調出版陳之藩散文集插圖本與註釋本的必要，因為陳氏散文豐富的內容加上跳躍性的思考，對現今的讀者而言，所有陳先生認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其實大家都不知道。他現場舉一例，即是卡比查。卡比查是誰？與盧瑟福的關係為何？都不清楚。換句話說，陳之藩認為可能使行文累贅的部份，即陳健邦以為註釋本應該補上的部份。由跳躍式的思考所形成的跳躍式的語言，是陳之藩散文的另一特點。
我們再來看錢德拉塞卡（ S. Chandrasekhar），這也是陳健邦在研討會上舉出的例子。不過點到即止，沒有深究。《思與花開》裏〈難堪的挫折〉和〈求真與求美〉兩篇是從李政道對白矮星的研究，直接切入錢德拉塞卡的故事的。
李政道一九五○年的博士論文在天文學方面，寫的是白矮星，所以他先到白矮星理論的創建人錢德拉塞卡工作的天文台與其共事過幾個月。錢德拉塞卡一九八三年獲得諾貝爾獎。得獎原因據陳先生說是他半世紀前對恆星的研究，主要內容是對白矮星的結構和變化的精確預言。是一九三五年年初在英國皇家天文學會的大會上發表的。就在他宣讀論文之後，當時最炙手可熱的天文學大師愛丁頓反駁了他的觀點，且立時把他的論文當眾撕成兩半。這篇論文實是黑洞的萌芽，經此震天撼地的一撕，不只黑洞的研究停頓多年，而錢氏遭此公然侮蔑，在英國再也無法立足，只有橫跨大西洋落腳美國。然而他不但忍受了屈辱，而且理解愛丁頓的火氣是來自他自己根深柢固的成見，而未予以反擊。
這兩篇散文均寫得清楚，卻不易明白，因為所牽涉的背景知識太複雜。陳健邦所謂的跳躍式的語言，至少有部份理由可能是讀者追不上陳先生在知識上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註釋本的出版似乎有其必要。

七
在《散步》一書關乎科學家的文章中，有一組陳氏環繞着楊振寧與李政道而寫。楊、李二人不能不說是中國近代科學史上出類拔萃的人物。而他們早年的相知與日後的絕裂也幾乎成了公眾的話題。可能當時中港台為慶祝楊氏八十大壽，一口氣出了許多楊振寧的傳記，內容類似，只是篇幅不同，繁簡有異而已。既為統一口徑，又何必勞師動眾，浪費讀者的時間？而楊李之間的瓜葛，不論誰是誰非，均屬片面之詞。陳之藩對此千人一面的寫作現象，甚感無味。
陳之藩既博覽群書，從各種傳記材料中於不疑處有疑，一些原屬朦朧的影子遂逐漸清晰地浮現出來。於是陳氏自己提起筆來。在比興之外，以賦體描摹這些人生片斷。而在細節的表達之上總有一綜合性的看法，陳先生特別喜歡用詩來概括。
〈橫看成嶺〉宏觀楊氏出生的一九二二年「世界大事」的橫切面，也就是楊氏成長的語境。陳先生在敍述與科學家有關的歷史事實時條分縷析，清楚明白；但最後仍舊以東坡的兩首名詩做結以表明自己的立場。
一為〈題西林寺壁〉：

以此綜論中國人在科學史上的進展太慢，相對論的立說與規範場的立論還沒有人用人文的語言作較佳的詮釋。我們發現欲表達綜合的概念，陳氏屢屢用詩。與數學相比，詩的語言似乎不夠精確，然而以其比喻的性質反而更加貼近作者想要表達的真義。
再看〈側看成峯〉，陳先生對此一詞語所下的定義是：「觀察一事在時間中的發展，或者一人從昔至今的行藏。」全文起於莎士比亞戲劇《如願》（ As you Like it）開頭的一場獨白，也就是從搖籃到墳墓的人生七幕。這是莎翁的戲裏非常有名的一段台詞，但以七個階段中第五段的「法官」時期來解釋自己的立場則是陳先生的天才所在：

這篇文章作於二○○三年七月，秋天陳氏因收到李政道的打字書《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又從李方的角度看此爭論。陳先生認為李視一九五五年他與楊的〈宇稱不守恆〉論文為楊和密爾斯一九五四年〈同位旋守恆和同位旋規範不變性〉論文的「改正」（ correction），而李自己的解釋卻是「延伸」（ extension），究竟是改正，還是延伸呢？這兩人的解釋差距太大了。原來的科學問題，經過五十多年的爭論，已成歷史問題。這一個楊振寧常費口舌而李政道也有三百頁的自我辯護，陳先生一如往日以一言而蔽之，即王夫之所愛引的《正蒙．太和》中的名句：「兩不立，則一不可見」。此中有惋惜，也有遺憾。這類文章既不是單獨的科學，也不是單獨的人文。反而在司諾（ C.P. Snow）所說的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外，指出了第三條路，也就是歷史。
陳先生自己不寫傳記，也不願別人寫他。這固然有些極端，但看賈桂琳、蔣夫人、童冠賢的例子，他們顯示自己至死維護沉默的自由，倒是值得人尊敬。除了抄襲與剽竊的不計，由傳主授權的傳記也不知有多少。我有時覺得傳記作者在採訪傳主之後，往往不識剪裁、不作分析，而把傳主之言直接寫進傳裏。如此，傳記就成了長篇墓誌，而傳記作者也就成了傳主的傳聲筒了。〈雕不出來〉用雕刻一事作比喻，正是曲線表達了此意。
這篇散文的語言最精彩之處，在於用四座雕像來表示四位頂天立地的大人物：舊金山的孫中山、費城的印刷小工富蘭克林；美國麻州塞倫的霍桑，以及華爾騰湖畔的梭羅。不論大小，都雕出了或謙抑、或神氣的內在精神。熊秉明也想為楊振寧雕一座像，把二人自小在清華園一起長大的感情全雕進去，但熊直到去世，也未能把楊的像雕出來。陳先生說：「豈止雕刻如此，科學也如此，最珍貴的也許均不可求」。所以陳之藩繼之又說，「有些像雕不出來，也許不是壞事；有些傳寫不出來，也許也不是壞事」。不意四年之後，有一位南京的雕刻師為楊雕了一座像，放置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中，面對着人來人往的百萬大道。楊說〈雕不出來〉可以有後記了，意思是像終於雕出來了。是嗎？就算雕得出來，當然絕對不會是熊秉明的作品。

八
〈疇人的寂寞〉寫陳省身，不談他的數學，而談他的詩。最早在中學時發表過兩首白話詩，時間是五四運動後七年，可以見到五四在中國文學傳承上的衝擊與影響是多麼大。陳之藩引其中一首〈紙鳶〉，我這裏先抄一段：

九
香港的朗文出版社，曾在某年的中學教科書裏請陳先生寫一篇短文介紹黃金分割，並在同期的語文教科書裏選用了《旅美小簡》中的兩篇散文。靈活運用兩種文字，是一種特殊的才能，而陳先生優為之。不久朗文又請陳寫一篇短文，以說明何謂說理文字。
這樣的文章本已難寫，要求篇幅短小而至於精悍，字數經濟而意到筆隨，就更難了。尤其想說的理，不是普通做人的道理，更不是平時生活中會遇到的事理。但陳之藩卻從觀察日常現象起筆，態度是科學的，文字卻是詩。這與我們一般的認知也有所不同：好像詩這樣濃縮精審的文字只宜用來談情，說理還是用大白話罷。
可是一如我歷來所強調的，陳之藩可以掌握數學與文字兩種語言，特別是詩。科學與人文在他的思考中，並不是分開的兩回事，而是一件事。就算是說理文字，陳先生的詩意也會在樸素的鋪陳中，開出清麗的小花來。
就這一篇〈說理文字〉而言，對象是中學生。陳先生顧及讀者，開筆說到科學的觀察，引的是老嫗都識的白居易的詩與素喜用詩說理的理學家朱熹的詩。由此逐漸引入一個說理的大問題，所舉之例更是有使天雨粟、鬼夜哭那樣大力量的相對論。所謂說理，是針對普通人的。愛因斯坦的聰明在他出盡法寶，為不同的人解說相對論，不論程度深淺，內行外行，總無法說得到家，最後得由哲學家羅素來說，才傳達出相對論的真義。
陳之藩不以中學生年少而敷衍，反用普通人的語言來解釋羅素對相對論的看法。即：「如要瞭解相對論，就是要拋卻這些『摸不着的東西就認為不實在』的觀念。」
其中有後生可畏的期許，顯出先行者的風範。陳以羅素的看法是解釋特殊相對論的，故再以火車的平行軌道為例，來說明廣義相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