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人和書 ( Men and Books)
Viewing all 6954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Jean Cocteau 五本書《存在之難》*、《美女與野獸 電影日記》《陌生人日記》《科克托訪談錄》

$
0
0


Modigliani’s portrait of the poet, designer, and filmmaker Jean Cocteau captures the young man’s dandified vanity. ✨🎨
Cocteau paid for the painting but, claiming that it would not fit in a taxi, he left it behind and never came back to get it—his pride apparently wounded.
Years later, Cocteau acknowledged: “The way he drew us at the tables of the Rotonde, ceaselessly. . . was the way he judged us, sensed us, liked us, or argued with us. His drawing was a silent conversation. A dialogue between his line and ours.”
Through October, the Kimbell’s “Head” by Modigliani will be joined by three additional works by the artist from the Henry and Rose Pearlman Foundation. You can see these Guests of Honor for free in the Kahn Galleries.
___
Amedeo Modigliani, “Jean Cocteau,” 1916. The Henry and Rose Pearlman Foundation, on loan since 1976 to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可能是 1 人的插圖


Jean Cocteau 五本 2008

科克托Jean Cocteau之譯本:《存在之難》*、《美女與野獸電影日記》《陌生人日記》《科克托訪談錄》(COCTEAU PAR COCTEAU - 28 AUTOPORTRAITS ECRITS ET DESSINES,相當精彩,這是編制的,原文……)等五本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版權頁的中國打成china…….

我談過-提過兩本。

看它們,我覺得應該有人介紹、介紹中法文化年傅雷計畫(2004-2005---這計劃是法國外交部獎勵翻譯法國書,大陸可能已出版數百本。

All life, all beauty results from being broken down —Jean Cocteau, Letter to...

*「存在之難」典故:某人百歲命危,醫生問他,答:「我感到一種存在之難。」, 科克托說,我的存在之難,不只在命危之際,「自始至終」。(p.181


張清吉/曹永洋(志文出版社 新潮文庫)贈書張華的故事 (漢清講堂 多部相關影片):「不思議の国のアリス」「不思議の国の“アリス”―ルイス・キャロルとふたりのアリス」, 舟崎 克彦 (著), 笠井 勝子 (監修), 山口 高志 (写真), (求龍堂グラフィックス) 大型本 – 1991

$
0
0

張清吉/曹永洋(志文出版社 新潮文庫)贈書張華的故事 (漢清講堂 多部相關影片):「不思議の国のアリス」「不思議の国の“アリス”―ルイス・キャロルとふたりのアリス」, 舟崎 克彦 (著), 笠井 勝子 (監修), 山口 高志 (写真),  (求龍堂グラフィックス) 大型本 – 1991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391064462596966

漢清講堂 多部相關影片

248 愛麗絲的翻譯、注釋與相闗研究 2018-11-08 張華





この画像を表示


著者をフォローする

舟崎 克彦


笠井 勝子




不思議の国の“アリス”―ルイス・キャロルとふたりのアリス
(求龍堂グラフィックス) 大型本 – 1991/7/1
舟崎 克彦 (著), 笠井 勝子 (監修), 山口 高志 (写真)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解散

$
0
0

 

各位親愛的讀者 大家好:
因疫情長期影響,加上讀書風氣不再,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已於111年02月28日經股東會決議解散,目前已進入清算程序,日後也不再有機會為各位服務,感謝各位讀者48年以來對於桂冠圖書的支持。
桂冠圖書創辦人 賴阿勝先生的階段性任務 — 將西方思想與文化引進台灣,開啟臺灣知識的新篇章 — 已經圓滿完成並落幕,「知識的燈塔,文化的桂冠」將隨著 賴阿勝先生的腳步羽化,回到 賴社長的身邊。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新大陸游記》;黃克武《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複》

$
0
0
 
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複
作者: 黃克武
出版社: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品方: 大學問
出版年: 2022-3
頁數: 316
定價: CNY89.0
裝幀: 精裝
叢書: 大學問叢書
ISBN: 9787559847089
內容簡介 · · · · · ·
《筆醒山河》是一部建立在扎實學術基礎上的通俗化、大眾化的嚴複傳記。嚴複是中國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本書以“筆醒山河”為名正是要凸顯嚴複在啟蒙方面的重要性。
書中圍繞兩條軸線展開:第一條軸線是嚴複的歷史處境與人際關係,從他生長環境、個性特質、婚姻家庭、師友關係等來看他的生命歷程,並反映他所身處的清末民初的動盪時代;第二條軸線則是關注嚴複的思想內涵,尤其透過嚴複翻譯作品的分析,展現他的政治和經濟思想特點。作者試圖從學術普及的角度,簡明扼要地向讀者描述嚴複“走向世界”所遇挑戰、所經挫折與所得成就。



我在網路上找不到梁啟超1919年出版的《歐遊心影錄》. 多天花亂墜談些大道理.

梁啟超遊記——歐遊心影錄新大陸游記


作者
梁啟超
ISBN
7506025256
開本
16開
封面形式
平裝
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6
  歐遊心影錄
第一章 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
第二章 歐行途中
第三章 倫敦初旅
第四章 巴黎和會鳥瞰
第五章 西歐戰場形勢及戰局概觀
第六章 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
第七章 國際聯盟評論
第八章 《國際勞工規約》評論

新大陸游記
第一章 由橫濱至加拿大
第二章 由加拿大至紐約
第三章 由紐約至哈弗、波士頓
第四章 由紐約至華盛頓
第五章 曲紐約至費城
第六章 由紐約至波地摩、必球卜
第七章 由必珠卜至先絲拿打、紐柯連
第八章 由紐柯連至路易
第九章 由聖路易至芝加高
第十章 由芝加高至汶天拿省
第十一章 由汶天拿省至舍路、缽侖
第十二章 由缽侖至舊金山
第十三章 由舊金山至羅省技利
第十四章 歸途
附錄 今昔譯名對照表

創作于1919年的《歐遊心影錄》,是梁啟超 朝向後期發展的轉捩點。事實上,正是在這本書中,借助於他剛剛拓展的世界眼光,梁啟超才在價值觀念上,明確獲得了文化相對主義的轉折,從而不再籠統地把西 方的每一步發展,都看成無可替代的歷史趨勢,而是深入細部、充滿分析地看到,就連西方自身,也都是各種價值的矛盾綜合體。
讓我們打開這本書,看看梁啟超筆下的西方思潮——
凡一個人,若是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胸中交戰, 最是苦痛不過的事。社會思潮何獨不然?近代的歐洲,新思想和舊思想矛盾,不消説了。就專以新思想而論,因為解放的結果,種種思想同時從各方面進發出來,都 帶幾分矛盾性。如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矛盾,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矛盾,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也矛盾,世界主義和國家主義又矛盾。從本原上説來,自由平等兩大主 義,總算得近代思潮總綱領了,卻是絕對的自由和絕對的平等,便是大大一個矛盾。分析起來,哲學上唯物和唯心的矛盾,社會上競存和博愛的矛盾,政治上放任和 干涉的矛盾,生計上自由和保護的矛盾,種種學説都是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從兩極端分頭髮展。愈發展得速,愈衝突得劇。消滅是消滅不了,調和是調和不來。種種 懷疑,種種失望,都是為此。他們有句話叫做“世紀末”。這句話的意味,從狹義的解釋,就像一年將近除夕,大小帳務逼著要清算,卻是頭緒紛繁,不知從何算 起。從廣義解釋,就是世界末日,文明滅絕的時候快到了。
正是本著這種多元雜糅的、非本質主義的、充滿 內在衝突的西方觀,梁啟超自覺進入了其生命的後期。發人深省的是,借助於長年辦報所獲得的西學通識,和親身遊歷而打下的第一手經驗,恐怕再沒有別的地方, 能像當時寒冷與饑餓的巴黎更適於他的這種思考,以至於驀然回望,突然對自幼諳熟的本土價值體系,有了充滿驚喜的重新發現。而由此一來,他內在的思想動機, 也就自然要突破單純為了民族國家而“尋富求強”的目標,而上升到了一種面向世界的、承擔著人類共同未來的交互文化使命——“一個人不是把自己的國家弄到富 強便了,卻是要叫自己國家有功於人類全體。不然,那國家便算白設了。明白這道理,自然知道我們的國家,有個絕大責任橫在前途。什麼責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 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
一個國民,最要緊的是把本國文化發揮光大。就算很淺薄的文明,發揮出來都是好的,因為他總有他的特質
讓我們仔細尋思一下,看看對於他的這種轉變,可以想像到多少種原因。
第一,正如剛剛已經述及的,這種轉變可以歸因于他對歐洲的現場遊歷,特別是由此而發現的歐洲乃至西方的失落。大家不難想像,那正是一次大戰之餘,正是産生了西方醜藝術的社會語境。所以我們可以從充滿悲觀的現代派的興起,看到當時世紀末的心境。
正是借助於這種危機感,梁啟超才得以檢討了中國剛剛建立的西方學,所以他雖然沒有明講,卻已經醒悟到嚴復對西方的介紹,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從來社會思潮,便是政治現象的背景。政治現 象,又和私人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思潮稍不健全,國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敝。從前歐洲人民,呻吟于專制干涉之下。於是有一群學者,提倡自由放任主義,説道政府 除保持治安外不要多管閒事,聽各個人自由發展,社會自然向上。這種理論,能説他沒有根據嗎?就過去事實而言,百年來政制的革新和産業的發達,那一件不叨這 些學説的恩惠?然而社會上的禍根,就從茲而起。現在貧富階級的大鴻溝,一方面固由機器發明,生産力集中變化,一方面也因為生計上自由主義,成了金科玉律。 自由競爭的結果,這種惡現象自然會演變出來呀,這還罷了。到十九世紀中葉,更發生兩種極有力的學説來推波助瀾,一個就是生物進化論,一個就是自己本位的個 人主義。自達爾文發明生物學大原則,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種源論》,博洽精闢,前無古人。萬語千言,就歸結到“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八個大字。這個原則,和 穆勒的功利主義、邊沁的幸福主義相結合,成了當時英國學派的中堅。同時士梯(Max Stirner)(今譯馬克斯斯蒂納——筆者注)卞戛加(Soren Kiergegand)(今譯基爾凱郭爾——筆者注)盛倡自己本位説,其敝極於德之尼采,謂愛他主義為奴隸的道德,謂剿絕弱者為強者之天職,且為世運進化 所必要。這種怪論,就是借達爾文的生物學做個基礎,恰好投合當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論,崇拜勢力,崇拜黃金,成了天經地義。就國家方面論,軍國主義 帝國主義,變了最時髦的政治方針。這回全世界國際大戰爭,其起原實由於此。將來各國內階級大戰爭,其起原也實由於此。
第二,他的這種轉變,又可以歸因于他對巴黎和會的痛切參與。大家知道,其實就連五四風潮本身,也都是源於他從巴黎的一通呼籲。正因為這樣,他肯定是再明顯不過地看到了西方在理論言説與現實考量之間的差距,遂對此不能不他原本想要倒向的西方文化,産生某種間距感。
在揭露巴黎和會騙局的同時,梁啟超提醒國內要充分注意到列強對中國的覬覦。他指出:
“環顧宇內,就剩中國一塊大肥肉,自然遠客近鄰,都在打我們的主意,若是自己站不起來,單想靠國際聯盟當保鏢,可是做夢哩。”
1920年3月5日, 梁啟超一行返抵上海。針對當時國內流行的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的説法,梁啟超下船後即對《申報》記者發表談話,指出:
“余初履國土,即聞直接交涉之呼 聲,不勝駭異。夫既拒簽于前,當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後,吾輩在巴黎時對於不簽字一層,亦略盡力,且對於有條件簽字説,亦復反對,乃有不簽字之結果,今果直接 交涉,不但前功盡失,並且前後矛盾,自喪信用,國際人格從此一隳千丈,不能再與他國為正義之要求矣。”
他認為,就公理而言,日本的強權外交“雖勝利而實失 敗”,而中國“雖失敗而實勝利”。中國應該有自信心,要自強。不久,他親自致信徐世昌,請他釋放因參加“五四”運動而被捕的青年學生。
第三,他的這種轉變,還可以歸因於世界都市的 某種氛圍。事實上,任何人到了巴黎或者紐約,都會看到一個多元混雜的文化,所以也就會重新考量本土的文化。在那裏,就算你不了解某種遠在天邊的文化,比如 印第安文化或者剛果文化,你也會毫不猶豫地維護它的生存權,以保障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更何況當時正處在戰後,人們正都對東方文化存有普遍的好感。
我們自到歐洲以來,這種悲觀的論調,著實聽得 洋洋盈耳。記得一位美國有名的新聞記者賽蒙氏和我閒談(他做的戰史公認是第一部好的),他問我:“你回到中國幹什麼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帶些回去?”我 説,“這個自然。”他嘆一口氣説,“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産了!”我問他,“你回到美國卻幹什麼?”他説,“我回去就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 輸進來救拔我們。”我初初聽見這種話,還當他是有心奚落我。後來到處聽慣了,才知道他們許多先覺之士,著實懷抱無限憂危,總覺得他們那些物質文明,是製造 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有辦法。這就是歐洲多數人心理的一斑了。
第四,梁啟超的這種轉變,還可以歸因于他對科學的重新定位。
科學無限擴張而成為支配人生的力量。而建基於 科學的新人生觀將人的內部生活和外部生活都歸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從而使人生物質化和機械化。梁氏指出,這種偏于物質的人生觀之唯一目的即是“搶麵 包吃”,因而完全喪失了人生的意味和人類的價值。他進而指出:
“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 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産來。這便是最 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
第五,梁啟超的這種轉變,又可以歸因于某種交互文化哲學的理由。
仔細閱讀《歐遊心影錄》就會發現,梁啟超向故 國文化的這種回望,並不像列文森所説的那樣,只是反映了一種依戀故國文化的狂熱情感;恰恰相反,那是基於一種相當精巧的交互文化哲學,或者説,是基於一種 建構在諸神之爭基礎上的、很有學術前途的冷靜理性。讓我們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我在巴黎曾會著大哲學家蒲陀羅 Boutreu(柏格森之師——筆者注),他告訴我説:“一個國民,最要緊的是把本國文化發揮光大,好像子孫襲了祖父遺産,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發生功 用。就算很淺薄的文明,發揮出來都是好的,因為他總有他的特質。把他的特質和別人的特質化合,自然會産出第三種更好的特質來。你們中國,著實可愛可敬!我 們祖宗裹塊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裏打獵的時候,你們不知已出了幾多哲人了。我近來讀些譯本的中國哲學書,總覺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學中國文!我望中 國人總不要失掉這分家當才好。”我聽著他這番話,覺得登時有幾百斤重的擔子加在我肩上。
第六,梁啟超的這種轉變,當然也可以歸因于其少小時代的傳統教育,被從一個跨文化的國際舞臺上突然喚醒。
張蔭麟曾説:“及歐戰甫終,西方智識階級經此 空前之大破壞後,正心驚目眩,旁皇不知所措;物極必反,乃移其視線于彼等素所鄙夷而實未嘗了解之東方,以為其中或有無限寶藏焉。先生適以此時遊歐,受其説 之薰陶,遂確信中國古紙堆中,有可醫西方而自醫之藥。既歸,力以昌明中國文化為己任。而自揆所長,尤專力於史。蓋欲以余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國文化史》,規 模且遠大於韋爾思之《世界史綱》,而於此中寄其希望與理想焉。”
第七,梁啟超的這種轉變,更可以歸因于儒家思想在民國時期的逐漸脫毒,以及整個社會在脫離了儒家話語之後反而遭遇的退化。
梁啟超開始反省起當年風行的天演論。與此相聯 繫,梁啟超對於其進化觀也作了重大修正。他認為,物質文明從古代的漁獵耕稼發展到現代的工藝技術誠然變化偉巨,然而這很難説就是“進化”。評價物質文明 “進化”與否,要視其於人類有否好處和能否在歷史上流傳下來。在他看來,現代人類雖能享受電燈、輪船之利,但其生活較之點油燈、坐帆船的古代人類的生活, 並不見得有何優越之處。而且物質文明“根柢脆薄”,流轉易逝,本無何歷史價值。因而他得出結論:“自然係”的人類活動(物質生活)。不具有“進化”性質, “進化”只屬於“文化係”的人類活動(精神生活)。梁氏顯然放棄了早年啟蒙主義的“進化”觀念,他對“進化”的理解已不再建基於理性主義的“工具理性”精 神,而是採用了“價值理性”的尺度。
第八,梁啟超的這種轉變,也許最為重要的內在因素,還要追溯到早就潛伏在他心中的、孔子生平的強大暗示。
事實上,正如孔子早年的列國週游所示,身為儒 者就必然要進行政治活動,因為他們對於社會有太過強烈的關懷。即使這種政治活動未必成功,它對於砥礪和開拓這位儒者的精神,仍然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更進 一步,又正如孔子後來的選擇與成就所示,儒家又隨時可能從政治活動中抽身回來,通過退而結網和著書立説,把自己業已逐漸成長起來的精神狀態,刻畫和表達出 來,從而成就後世所謂的名山事業。須知,這兩個階段不僅不是彼此矛盾和相互耽誤,而且相互激發和缺一不可,成為首尾相接的人生階段。

他在評價中西文化時,力圖提高國民的民族文化意識,增強民族自信心,同時他又以開放的文化心態主張“化合”中西文化,認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類一體”,反對惟我獨尊的文化獨斷主義
但遺憾的是,偏偏在這樣的問題上,
不光國外作者很難做到同情理解,就連以往的國 內作者,由於意識形態的局限,和傳統教育的缺失,也都很難做到平心而論——他們出於各自的課題意識和討論範圍,要麼把梁啟超看做生就的政治活動家,要麼就 把他視為生就的學術研究家。而從這種僵化的和非此即彼的預期出發,他們也就很難看出梁啟超的後期選擇,對其整個生平而言,産生過怎樣的意義再詮釋。
因此,類似下面這樣的觀點,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這還是梁啟超在清華的學生呢。徐鑄成在《王國維與梁啟超》中寫道——
梁任公先生那時在政治上已步步走下坡路,精神 上也漸入頹唐。大家知道,他的生命史中最光輝燦爛的兩頁,一是戊戌的百日維新,一是護國之役,他當時寫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若干年後,我讀了還覺 得鏗鏘有力。以後,雖然在段祺瑞當國時代曾一度做財政總長,儼然走入政局的核心,而實際上,段祺瑞只是一時利用進步黨的所謂“人才內閣”作為他的墊腳石, 而任公成了他的“貓腳爪”,火中取栗後,就被拋棄了。“五四”以後,他的政治生命實際已結束,只剩下《時事新報》、《晨報》作為研究係的機關刊物,發表一 些改良主義的政論文章而已。在那一時期,他在白話文學和歷史研究上,發表了不少著作,在文化界大露聲光。迨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開始第一次國 共合作,國內的革命空氣日益高漲,梁啟超這3個字,在青年心目中,已日益成為保守的代名詞了。他之退居清華講學,實際上是想“與世兩忘”。
桑兵最近在清華的講演,也是持這種態度,説他來清華只是因為政治失意,而想要到學校裏為研究係培養後續力量。
而由此一來,他們也就或者以政治家的成敗來論 英雄,把梁啟超來到清華國學院的舉動,看做完全是逃遁和敗走,看做是失意政客在打發無聊日子;或者反過來,僅僅以學問家的成果來論得失,乃至把梁啟超的早 期活動,包括辦報時代寫作的文章,包括政治活動的宣傳文字,都看成粗疏的、學步的和不夠成功的學術論文。
毫無疑問,這种太過狹隘和機械的眼界,都是受 到了現代分工的割裂。由於傳統文化語境的隱退,如今人們很少還能意識到,事實上,一位真正的儒者和通人所享有的生命週期,其本身倒是一個斷裂性和連續性的 統一體,而完全不同於他們所熟知的這種已被社會分工過分狹隘化了的現代學術人。
當然,梁啟超的回歸學術,也不乏外部世界的激 發成因,比如大戰之後徬徨頹唐的國際環境,和軍閥割據社會退化的國內環境,然而所有這一切,更是基於梁啟超本人的儒生性情,正是沿著這種性情,他才本能地 或不自覺地在模倣著孔子的人格風範和人生歷程。反過來説,這種對於孔子生平的模倣,對於孔子事業的追隨,也可以被看做一個突出的表徵,來表現他對於文化本 根的再體認。
而這一點,恰恰是理解梁後來很多重要選擇的關 鍵,否則你就根本看不懂他。比如,恰恰是在這種體認中,他跟康有為的師生關係,有了實質性的修復。然而我們都知道,梁啟超是出名的性情中人,他當年正是因 為自己的真性情,向一個功名尚不及他的南海先生執弟子禮,他後來又是因為自己的真性情,公開地跟南海先生分道揚鑣。由此,梁啟超後來的種種主動修好舉動, 以及他跟老師之間的如冰釋然,絕不能被解釋為來自一種外交手腕,或者一種週到的禮數,那種虛偽的行為根本不符合梁啟超的個性。
再如,正是憑著這種剛剛達到的思想高度,他才會説“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他才會以“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和“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的表述,來規定今後的文化方向。
研究者李大華説:“在本世紀初,梁啟超是第一 位試圖將時代觀念和民族觀念交叉透視文化現象的人……他在評價中西文化時,力圖提高國民的民族文化意識,增強民族自信心,同時他又以開放的文化心態主張 ‘化合’中西文化,認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類一體’,反對惟我獨尊的文化獨斷主義。”
“任公認為,文化的進步得益於交流,異質文化 相互接觸,乃能促其進步。他説:‘大抵一社會之進化,必與他社會相接觸,吸收其文明而與已之固有文明相調和,於是新文明乃出焉。’他還説:‘思想宜勿求統 一,經一番混雜,自有一番光明’。但任公與那些一意迷執西化的人不同。他認為,吸收外來文化,必須以固有文化的根基健全為條件。如果撇開本土文化之根,則 外來文化失去移植的依託;如果本土文化根基不健全,則移植外來文化將成為逾淮之橘。對外來文化吸收的結果如何,‘視其根器所憑藉之深淺厚薄以為斷’。這就 是任公屢屢強調發揚中國固有文化之優秀傳統的原因。他相信,中國人雖不如人處甚多,然而‘吾之所蘊積,亦實有優異之點,為他族所莫能逮者’,中國‘實有堅 強善美之國性,顛撲不破,而今日正有待於發揚淬厲’。”
只有本著這種來自國際的本土關照,才能充分理解梁啟超後期的一個主要轉向,也就是説,才能理解作為清華國學院導師的梁任公,看看他充滿激情地來到清華園裏,所為何業,所樂何事。

他的國學成就仍然會與時俱進,仍然會跟他的西學視野逐漸結合,仍然會融入他對國是民瘼的持續關懷,仍然會依託著中國文化的本根
對於梁啟超這樣的中國文化史中的人物來説,就 像任何一個諳熟儒學的人物一樣,他原本就很容易受到孔子豐富生涯的暗示,去盡享一個開門授徒與著書立説的晚年。而寫作《歐遊心影錄》這樣一個契機,也就預 示著他要進入生命的後期了——正是在這樣一種意義上,其實大家對於此書的正面意義,了解得還很不夠!
正因為這樣,他就需要一個話語場來發表、整理和激發這些發現,而這就是清華國學院對他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梁啟超來到清華國學院,絕對不是一次遁逃或一次落敗,而是其生命中的一次進取式的蛻變與昇華。
梁啟超在《教育家的自家園地》中寫:
誨人又是多麼快活啊。自己手種一叢花卉。看著 他發芽。看著他長葉。看著他含蕾。看著他開花。天天生態不同。多加一分培養工夫。便立刻有一分效驗呈現。教學生正是這樣。學生變化的可能性極大。你想教他 怎麼樣。自然會怎麼樣。只要指一條路給他。他自然會往前跑。他跑的速率。常常出你意外。他們天真爛漫。你有多少情分到他。他自然有多少情分到你。只有加 多。斷無減少……別的事業。拿東西給了人便成了自己的損失。教學生絕不含有這種性質。正是老子説的。‘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越發把東西給人 給得多。自己得的好處越發大。這種便宜夠當。算是被教育家佔盡了。
與此同時,剛剛興辦的清華學校研究院,也惟其 因為梁啟超的到來,才獲得了如此之大的名聲。其他導師當然也各有專學,然而在研究院創辦之初,它首先借重的,還是來自梁任公的重大感召力,因為他那支健筆 的影響,當年在中華大地上可以説是無遠弗屆。此外,儘管他此前的為官經歷,並不能算是成功,然而他正因為此种經歷,一旦轉化為學者,其能享有的資源、人脈 與名望,卻又不是其他學者可以比擬的,甚至可以説在當時是無出其右的。
而梁啟超的講學活動,也實在具有很強的人格魅力。梁實秋説——
先生博聞強記,在筆寫的講稿之外,隨時引證許 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誦得出。有時候,他背誦到酣暢處,忽然記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禿頭,敲幾下之後,記憶力便又暢通,成本大套的背誦下去了。 他敲頭的時候,我們屏息以待,他記起來的時候,我們也跟著他歡喜。先生的講演,到緊張處,便成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 狂笑,有時太息。聽他講到他最喜愛的《桃花扇》,講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淚,聽講的人 不知有幾多也淚下沾巾了!又聽他講杜氏講到“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張口大笑了。
在《聽梁任公講演》中,梁實秋尚有如下記述: “他講得認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開水,掏出大塊毛巾揩臉上的汗,不時地呼喚他坐在前排的兒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臺去把黑板擦乾凈。每次鐘 響,他講不完,總要拖幾分鐘,然後他于掌聲雷動中大搖大擺地徐徐步出教室。聽眾守在座位上,沒有一個人敢先離席。”
熊佛西也説——
先生講學的神態有如音樂家演奏,或戲劇家表演:講到幽怨淒涼處,如泣如訴,他痛哭流涕;講到激昂慷慨處,他手舞足蹈,怒髮沖冠!總之,他能把他整個的靈魂注入他要講述的題材或人物,使聽者忘倦,身入其境。
進一步講,梁啟超跟清華國學院諸弟子關係,也確實顯示出了唯大儒者方有的那種招牌式的令人如坐春風之中的師表形象。而這樣一種既不失威嚴又相當融洽的師生關係,也正是中國式的書院教育的精髓所在。
而推開來説,這樣的一種校園氛圍,正是人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清華國學院之所以像神話那般成功的真實秘訣。換句話説,它是以最適合教導中國文化的方式,傳播和化育了中國文化的內容。
正是在這種師道尊嚴的修養要求中,我們也必然會看到,梁啟超同樣為自己列出了相當宏富的寫作計劃,而且有些計劃已經開始在落實。
其實,到1949年他才76歲呢!所以不難試想,如果天假以年,如果清華國學院一直能提供給梁啟超那樣的著述與講學條件,那麼有誰敢説——以他的學識,以他的條件,以他的精力,以他的閱歷,以他的聰穎,以他的下筆速度,梁啟超的學術成就是可以限量的?
我們終歸可以想像,以往他的寫作媒體與對象,往往多為報章,而且要求速成;然而現在到了清華國學院這個最高學府,左有王國維,右有陳寅恪,其交談對象已大大改變,所以其思路的縝密度和論證量,都會越來越顯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我們同樣可以想像,他的國學成就仍然會與時俱 進,仍然會跟他的西學視野逐漸結合,仍然會融入他對國是民瘼的持續關懷,仍然會依託著中國文化的本根。而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想像,其研究成果雖會綿綿而 出,卻總會與其西學視野相互結合,總會融入他對國是民瘼的關懷,總會依託他內心的中國文化本根,總會出自他對中國文化的涵泳與體會,總會日益顯得厚重、綿 密和學術化……

要在中西對比的廣闊視野中,重新研討中國古代文化的價值,並且基於這種認識來重建獨特的生活世界
遺憾的是,現在的人們已經普遍忘記了,其實中國文化的自身要求,首先在於通人而非專家,完人而非學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梁啟超才是他那個時代罕見的百科全書式人物。由此才造成了,何以當時的人看待梁啟超,和現在的人回看梁啟超,會有如此不同的判定。
事實上,只有像他那樣的通人與完人,基於他當時所佔據的輩分和口氣,才有可能以一己之力量,振筆寫下大氣磅薄、首尾貫通的文化史巨作,而這種巨著的闕如,是到現在我們都引以為憾的。
令人痛恨的是,居然一次庸醫的失誤——而且這庸醫的權力又是來自西方科學的話語霸權——使得所有這些可能性,居然都沒有成為現實!
反過來試想,如果孔子當年竟也只享年56歲,所以只是來得及惶惶地奔走于各國之間,而沒有來得及刪詩書、定禮樂和開門授徒,那麼我們還能看到那個被説成倘無此人便會“萬古長如夜”的夫子麼?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非常惋惜地提出,作為清華國學院導師的梁啟超,在這裡只是短暫地經歷了一個未竟的後期——這是一個人間的悲劇,一個最富浮士德意義的事業悲劇!
正因為這樣,正寫到最佳狀態、寫到興頭上的梁啟超的突然棄世,就不僅是他個人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重大損失。我甚至猜想,如果作為四大導師之首的他還活著,清華國學院也有可能還會繼續辦下去,那將對中國文化産生更加不可估量的影響。
所以,只説梁啟超個人在學術上,還有一個未竟的後期,那是遠遠不夠的。實際上,他在開門授徒和教書育人方面,同樣有一個未竟的後期——甚至可以説,那中間所潛伏的可能性也許更大!
而且,梁啟超所展示的那種可能性,至今也仍要被我們一以貫之地繼承,因為從今開始重建的清華國學院,仍然是要在中西對比的廣闊視野中,重新研討中國古代文化的價值,並且基於這種認識來重建獨特的生活世界,而這正是梁啟超想要做到、而未及完成的偉業。
(作者:劉東 清華大學國學院副院長)


種田山頭火 Taneda Santōka 1882~1940/たねだ さんとう.《行乞詩人-種田山頭火》;林水福/行乞的俳句詩人 ——種田山頭火『山頭火句集』he Ash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8,000 Verses). 《八千頌般若》 Ash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8,000 Verses);

$
0
0
山口,西京都的古城之美:走入日本與台灣交錯的時空之旅。「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名俳人 Taneda Santōka (種田 山頭火)......両陛下、山口県入り 植樹祭出席のため


 山口,西京都的古城之美:走入日本與台灣交錯的時空之旅。「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名俳人 Taneda Santōka (種田 山頭火)......両陛下、山口県入り 植樹祭出席のため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4153123861365056

種田山頭火『山頭火句集』
朝倉 文夫(あさくら ふみお、1883年明治16年)3月1日 - 1964年昭和39年)4月18日)は、明治から昭和彫刻家(彫塑家)である。号は紅塐(こうそ)。「東洋のロダン」と呼ばれた。舞台美術家画家朝倉摂(摂子)は長女、彫刻家の朝倉響子は次女。
山口,西京都的古城之美:走入日本與台灣交錯的時空之旅。「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名俳人 Taneda Santōka (種田 山頭火)......両陛下、山口県入り 植樹祭出席のため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4153123861365056

それは、一茶の開いた俳句の、いわば人間化の道が、昭和以降の川柳とつながり尾崎方哉と山頭火の自由律俳句に流れいって、生き生きとした生命の詩の川の新しい伝統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これが、何よりもの一茶の芸術の生命の証な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p258)

Taneda Santōka (種田 山頭火, birth name: Taneda Shōichi 種田 正一; 3 December 1882 – 11 October 1940) was the pen-name of a Japanese author and haiku poet. He is known for his free verse haiku — a style which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formal rules of traditional haiku.

The word Santōka can be understood in at least two different ways. The literal meaning is "Mountain-top Fire".[5] However, it can also mean "Cremation-ground Fire," since "mountain-top" is a metaphor for cremation grounds in Japanese.[6] It has been speculated that this choice of name could be related to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of the suicide of Santōka's mother


山頭

解釋:
  1. 山巔、山頂。《三國演義.第一○一回》:「司馬懿引敗兵奮死突出重圍,占住了山頭。」《儒林外史.第三八回》:「那老虎到嚇了一跳,連忙轉身,幾跳跳過前面一座山頭,跌在一個澗溝裡。」牆壁。《西遊記.第二三回》:「兩山頭掛著四季吊屏。」墓地、墳地。以墳塚常在山上而得名。《金瓶梅.第一四回》:「那日也教吳月娘辦了一桌席,與他山頭祭奠。」





塐,读音是sù,释义为古同“塑”,用泥土等做成人和物的形象。...フッターのリンク

   嵐山光三郎  《行乞詩人-種田山頭火,林景淵 譯 《扶桑書物語, 185~97


首頁>文學
【自由副刊】山頭火俳句 三首/林水福譯
2022/01/16 05:30

◎林水福
譯◎林水福





1.撥草前行行復行 依舊青山入眼來

說明:

這首俳句的「前言」:「大正十五年四月,背負著無解的困惑,開始行乞流轉之旅。」

這之前山頭火為了斬斷世俗的煩惱,出家。在觀音堂住了大約一年。非但斬不斷俗世的煩惱,反而背負無解的困惑,於是離開觀音堂,開始無特定目的行乞之旅。這首俳句歌詠的是踏入九州山地的實景描述。依村山護的看法,那時山頭火心中或有「遠山無限碧層層」禪語的念頭。青山無盡頭,心中的迷惑也無解。這是心象風景與旅途實景重疊的一句。


2.頭頂炎天,托缽向前


說明:

山頭火給老師荻原井泉水的信中說:「我只是走路、走路、只是走路、感覺走路可以解決一切。」做為一個行乞僧,唯有走路,停止走路意味著曝屍荒野。

行乞有幸與不幸,對此山頭火說:「行乞非如行雲流水不可,稍一停滯,馬上亂了。以施捨的食物活下去,像樹葉飄落,像風吹,有緣就停步,無緣則離去,不達到這境地為何而行乞?還是要一步一步到達。」可見對山頭火而言,行乞本身就是一種修行。


原文「炎天」用「いただいて」顯見虔敬與謙虛之心。


3.孤鴉啼鳴,我亦一人行


說明:

這首俳句「前言」:「和放哉居士之作」。

「放哉居士」指的是尾崎放哉。同是自由律俳句詩友,自絕於社會,身無一物,1926年的4月7日,在小豆島的南鄉庵病死。有趣的是十天後,山頭火耐不住味取觀音堂獨居的寂寞,開始行乞之旅。

「前言」裡說「和放哉居士之作」,究竟是放哉的哪一句俳句呢?「烏がだまつてとんで行った」(烏鴉默默飛走了)日文「烏」、「鴉」同意,念法亦同。放哉默默捨世而去,因此,這裡的烏鴉視為象徵手法的運用,或許更有意思。

二人生前未曾會面,然彼此心儀。山頭火日記中如此記述:「讀放哉書簡集。羨慕放哉無視(不能說超越,他其實是過於急著去死)生死,我之前也有過二、三次嘗試自殺,即使那樣的場合也不敢斷言無生之執著(以自殺未遂結束,即為證據之一)。」放哉死後,山頭火亦常想起,這首即為例證之一。



---
林水福/行乞的俳句詩人 ——種田山頭火 2之1
圖/王孟婷
聞名日本的山頭火火鍋,台灣也有。
山頭火,這名稱從何而來?
其實,是從俳句詩人種田山頭火來的。
談到俳句,喜歡俳句的讀者,心中首先浮現的可能是松尾芭蕉、或者小林一茶、与謝蕪村,如果對日本俳句歷史有興趣的朋友,或許還會想到松永貞德、西山宗因等俳句的開創者,至於山頭火,知道的或想到的或許不多。
山頭火的俳句,屬於自由律派,字數非定型的十七音,也沒有季語。有一段相當時期,山頭火的俳句不被承認。
後來丸谷才一的小說《橫時雨》(1975)、宮本研的戲曲《孑然背影,初冬暮雨緩步行》、早坂曉的電視劇《為何這麼寂寞的風吹拂》皆以山頭火為素材,山頭火的俳句逐漸廣為熟知。
山頭火認為,「傑出的俳句――雖然只看其中的少數――不知道作者的境遇,就無法充分體悟,可以說沒有『前言』的俳句是不存在的,所謂『前言』指的是作者的生活,無生活前言的俳句是不可能的。」
山頭火的俳句觀或許無法「以偏概全」,因為有些俳句優游於自然,與作者的生活背景無關。不過,純粹就山頭火的俳句而言,不知道他的生活背景,無法深入了解俳句的醍醐味,是可以成立的。
/由盛轉衰、一門之不幸/
山頭火,本名正一,1882年12月3日生於山口縣佐波郡西佐波令村第一百三十六號,父種田竹治郎,母房(ふさ)。
父親竹治郎繼承防府家產,住家八百餘坪,是地方屈指可數的大地主,也是地方有力人士,又當村公所祕書,熱衷政治活動。
種田家距離防府天滿宮(日本祭祀菅原道真最古老之處)徒步約十分鐘。距離天滿宮前的繁華街道僅幾分鐘,煙花柳巷的嬌聲與三味線聲音不絕於耳。
竹治郎最常去的社交場所是五雲閣,沉迷女色不能自拔。
母親房,於明治25年3月6日投自家深井而死。那時正一九歲,對當時情景當然不是很清楚,不過後來他回憶道:「啊,亡母的追懷!如果我寫自傳,開頭的第一句必寫――我一家的不幸是從母親自殺開始的。」
母親投身的古井,葬禮之後填埋了,旁邊種著的黑松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兀自投影在井的附近。正一坐在母屋的屋緣雙眼無神望向黑松樹頂追憶母親。正一的孤獨無止境,然而,無論如何母親都不會回來了。母親不在,自己就是母親的分身,自己身上流著母親的血液。正一幼小的心靈忍受著跟母親死別的悲傷。
山頭火佐波村立松崎尋常高等小學畢業時,成績是全班六十人中的前十五至二十名。中學念的是私立周陽學舍,以第一名畢業。接著讀山口尋常中學四年級,畢業時一百五十一人中,排二十二名。
明治35年(1902)山頭火考進早稻田文學科,是第一屆學生。八十五名同學中有小川未明、吉江喬松、村岡典嗣等。傳聞山頭火曾與早稻田創立者大隈重信合照過。山頭火從坪內逍遙學英語及文學。
山頭火在學校宿舍接到父親寄來的信,說出嫁的姊姊猝死!為了排遣哀傷,山頭火借助酒精的力量,然而,借酒澆愁愁更愁,最後養成一個人整晚喝酒的習慣。
明治37年(1904)2月,山頭火向早稻田提出退學申請,理由是:生病。似乎陷入高度的神經衰弱。7月,回到防府老家。等待山頭火的是陌生村民冷冷的眼光。因為山頭火在東京神經衰弱,酒精中毒的傳言早已傳遍全村。
父親竹次郎依然沉迷於政治和女色,賣掉田產,已接近無業遊民狀態。或許因為長男回來,企圖重振家業吧!
明治39年(1906)12月買下吉敷郡大道村(今防府市台道)的造酒場,翌年以種田酒造場名稱開業。明治41年,竹次郎賣掉住宅地,舉家遷到大道村。
竹次郎入不敷出,向親戚舉債過日。
/婚姻與新婚生活/
竹次郎賣掉房產與地產,買下酒造場,企圖東山再起;然而,經濟破口太大,雖挖東牆補西牆,四處舉債,種田酒造場仍瀕臨破產邊緣。竹次郎眼看正一怠惰,不思進取,心想如果娶妻或許會有所改變。
明治42年8月20日山頭火和佐藤咲野結婚。山頭火二十七歲,咲野二十歲。
父親雖說要把酒場交給他經營,終究是外行人,其辛苦可想而知。再者,每天不得不與不願相見的父親碰面,其憂鬱自不待言。因此,夜深人靜後獨自到廚房飲酒,以求精神的舒緩。不久,妻子咲野也察覺到山頭火的這項習慣,但亦無能為力。有時還得為他清理酒醉吐出的穢物。
山頭火結婚一年後,明治43年(1910)8月3日長男健出生。山頭火成了名符其實的一家之主,或許因此形成重大壓力,感到受到束縛。山頭火在雜誌《炉開》的隨筆:「我有不治的宿疴,煙霞癖也。如人常感冒,我常想到處跑,我有一個大野心,我想在世界――至少在日本到處跑,如風吹,如水流,如雲飛逝到處跑。而且,觀賞各種情境,見各色各樣的人,喝各種酒,不幸的是我的境遇,不允許我到處跑。」
這則隨筆跟山頭火後來的流浪聯想,頗有意思。身為酒場的負責人當然不能隨意拋拋走,養成酗酒習慣。後來的隨筆寫道:「我不認為家是監獄,然而,無法不覺得家是沙漠。」
在這種情況下,山頭火唯一熱心的是文藝。
俳句雜誌《層雲》,是明治44年(1911)4月於東京創刊,大正2年(1913)3月山頭火以田螺公的筆名發表一首俳句。
大正5年(1916)3月《層雲》的負責人荻原井泉水囑咐山頭火為選者之一,這意味著山頭火的自由律俳句受到肯定,已經在日本全國嶄露頭角。
/破產後逃往熊本,離婚了/
靠舉債、挖東牆補西牆的種田酒造場,於大正5年(1916)宣告破產,父親拋棄家人不知逃往何處。山頭火無所措,也只能仿效父親逃走。最後逃到熊本!
那裡有同鄉兼崎地橙孫,是碧梧桐門下名列前茅的優秀俳人,負責文藝雜誌《白川及新市街》。山頭火曾投稿該雜誌,且發表於《層雲》的俳句也受到兼崎地的賞識。由於這份情緣,山頭火選擇投靠他。不得已將祖母鶴委託佐波郡華城村的遠親照顧。
山頭火在熊本市下通町以僅少的錢開設舊書店,取名「雅樂多」。三坪大小的舊書店,賣的是朋友贈送的雜誌、書籍,和自己收藏的自然主義相關書籍;銷售情形不如預期,妻咲野兼賣偉人肖像畫,還到各學校兜售,始能勉強餬口。
弟弟二郎自幼過繼給佐波郡華城村的有富九郎治當養子,由於生父竹次郎向養父借債過多,遷怒於二郎,遂斷絕養父子關係。二郎無一技之長,有時到哥哥家住宿二、三晚,便轉向他處。二郎深知哥哥生活困難,不敢長期打擾。
大正7年(1918)7月15日,二郎於岩國的愛宕山中上吊死亡的屍體被發現。
大正8年(1919)10月,山頭火三十七歲,著魔似地也沒告知妻子就離家出走到東京投靠熊本時代的二位俳句朋友,從第五高中職員轉到文部省的茂森唯士、與念早稻田大學的工藤好美。工藤幫他找到水泥試驗場日薪的工作。
山頭火於大正9年11月11日和妻子咲野離婚。
山頭火由於工作勤奮,升為東京市公所臨時職員,後來轉為東京市一橋圖書館事務員,免除肉體的重勞動。然而,因神經衰弱於大正11年辭職。辭職後,在東京當賣肖像畫的小販。
大正12年(1923)9月1日發生關東大地震,避難中被誤以為是社會主義者,被關進巢鴨監獄。山頭火事後回想,深感諸行無常,精神上無法恢復,不得已回到已離婚的前妻咲野身邊。
/酒醉攬電車、剃度出家當和尚/
山頭火酒醉攬電車乙事,撰寫山頭火生平者,幾乎都不會漏掉。是否因此導致山頭火出家,不得而知。大正13年(1924)12月,木庭德治(《層雲》選者之一)帶著如同行屍走肉的山頭火到坪井町、曹洞宗的報恩寺託住持望月義庵代為照顧。
大正14年2月山頭火於報恩寺由望月義德剃度出家,法名耕畝。3月5日,望月派他到熊本縣鹿本郡植木町瑞泉寺(報恩寺的分寺院、小寺,通稱味取的觀音堂)當堂守,於附近托缽為生。
山頭火在觀音堂每天的日課只有晨夕的撞鐘,此外別無他事。雖然也有身穿法衣,頭戴網代笠於植木町托缽的時候,不過,村人送的日常用品大致上已夠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聊天的對象,被暗黑的森林包圍的山頭火是孤獨的。
/捨棄觀音堂,開啟雲遊行乞之旅/
山頭火被井泉水的自由律俳句深深吸引,大正2年(1913)加入《層雲》同仁,大正5年三十四歲時,獲提拔為《層雲》誌選者之一。「山頭火」,這個俳號是這時開始使用的。
山頭火自選的一代俳句集《草木塔》開頭的俳句,「前言」寫道:「大正14年2月,終於出家得度,擔任肥後鄉下味取觀音堂住持;的確是山林獨住,說安靜也安靜,覺得寂寞,真是過著寂寞的生活。」
「松樹盡垂枝合掌 南無觀世音」
山頭火在觀音堂住了約一年半,於大正15年4月10日捨棄觀音堂開啟行乞之旅。主要原因是什麼?村上護說是因為女性問題;而渡邊利夫說是受到同為《層雲》俳友尾崎放哉之死的刺激。哪種說法較接近事實?或者二者皆是,不得而知。
山頭火往九州、山陰、山陽、四國行乞之旅。這之間完成四國八十八處所的札所參拜,然後到小豆島祭掃尾崎放哉的墳墓。
昭和4年回到熊本的離婚妻的「雅樂多」,待到9月,才又出發一缽一笠的行乞之旅。
山頭火昭和3年10月寫信給他的老師井泉水:「即使被說是邪道,或是孤獨寂寞之人,無論被怎麼說也是沒辦法的。我只有一個人繼續蹣跚走我一個人的道路。」昭和6年3月給俳友河本綠石的信:「我前幾年到您的地方行乞。那時候的心情是想離開一切有緣、無緣,所以誰也沒見。」可見是一心一意想求道的行乞之旅。 (待續)


---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is master painter of the Pala-era Buddhist monastic tradition is known from one extant palm-leaf manuscript, now shared between New York and Lhasa. The illustrated manuscript is a deluxe edition of the Ash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8,000 Verses), a Mahayanist text of profound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soteric Buddhist practice. The paintings that accompany this text display not only highly sophisticated painting skills but also such a sensitivity and empathy for the subject matter that one cannot avoid assuming the artist was a monk, deeply versed in the text he was engaged to illustrate. https://met.org/2zXBPgK

Featured Artwork of the Day: Mahavihara Master (active in the early 12th century in Bengal) | Bodhisattva Avalokiteshvara Dispensing Boons: Folio from an Ash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Manuscript | early 12th century | Pala Period | Bengal | From eastern India or Bangladesh


佛教





般若經(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為大乘空宗主要依靠的一系列經典,其中部分經典位於大乘佛教最早出現的經書之列。般若梵語是「智慧」的意思,與世俗的智慧不同,它專指佛陀開始的,指引人超越世俗,來到彼岸的智慧。
般若經核心思想,是空性與慈悲。空性在於體驗到一切存在皆空不可得,慈悲在於強調救度眾生的利他精神和種種方便。這二者是般若經乃至大乘佛教體系的兩根支柱,缺少對空性的體悟,或者缺少慈濟眾生的心願與實行,都是不能成佛的。

目錄


[隱藏]
1般若經的歷史
2般若經列表
2.1僅存於漢語大藏經中的單行經典
2.2僅存於藏語大藏經中的單行經典
2.3心經
2.4漢藏兩地大藏經共有的其他單行經典
2.5玄奘譯《大般若經》中諸會與梵藏對應經典
3釋論
4參考文獻
5外部連結



般若經的歷史[編輯]

般若經的結集從公元前一世紀開始,一直延續到公元十世紀。學者愛德華·孔茲把般若經的發展分成四個階段[1]
原始階段,最早的般若經《八千頌般若》首先誕生。這個階段大致在公元一世紀中葉,在印度處於安達羅王朝時期。佛學家也認為它是最早的大乘經之一。因為,般若經典和其他大乘經相比,更明顯具有巴利經典所採取的對話方式。這種方式通常是早期佛經特徵的。而且般若經中的佛陀通常與祂的弟子,如須菩提、滿慈子、舍利弗對論佛法,在其他大乘經中,與佛對話的,更多的是菩薩。
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般若經的篇幅不斷擴充,從八千頌擴展到一萬八千頌,二萬五千頌乃至十萬頌。在二到三世紀的龍樹時代,就已經有了大品般若經和小品般若經的流行,大品般若指的是兩萬五千頌的版本,小品般若指的是八千頌的版本,二者篇幅詳略不同,但內容相近。
濃縮階段,有兩種濃縮方式,一種是把長篇的般若經用散文的方式壓縮,形成了《金剛經》、《心經》這樣的作品;另外一種方式是用詩頌總結經文的奧義,《現觀莊嚴論》就是這樣被創作出來的;
密教階段,這期間密教思想在印度得到了大大的發展,因此具有新特點的般若經也隨之應運而生。這樣的經典以《理趣般若經》為代表。這些經典以中觀瑜伽行派的思想作為其理論基礎,而實踐上則採用各種咒術和儀軌。






邱振瑞


四月二十九日
日本俳人種田山頭火的日記輯錄成的《貧窮的滋味》一書,與永井荷風的《斷腸亭日乘》(七卷本)內容同樣細緻精采。從這些平淡無奇的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詩人與作家的本真,由他們紀錄的日常生活點滴,於將近八十年後的今天,讀來仍有質樸的感動。
1938年4月29日(山頭火)

天長節,日本晴天,真好。
總之,心情安詳,可喜可賀。
收到K寄自美國的來信,感謝!
畫眉鳥唱歌迷人動聽,
但牠一直拘謹得很。
吃過麥飯,感恩慶幸。
散步時,看到棕櫚樹的花萼,這讓我回想起少年時期。
一隻貓頭鷹飛將過來,棲立在近處的樹上叫著,我專心致志展書閱讀。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種田山頭火

出生 本名種田正一
1882年(明治15年)12月3日
日本山口縣佐波郡
逝世 1940年10月11日(58歳)
日本愛媛縣松山市
職業 俳人
語言 日本語
國籍 日本
母校 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系中途輟學
創作時期 1882年 - 1940年
體裁 俳句
代表作 《鉢の子》、《草木塔》、《山行水行》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種田山頭火
假名たねだ さんとうか
平文式羅馬字 Taneda Santōka

種田山頭火(日語:種田山頭火/たねだ さんとうか Taneda Santōka)(1882年-1940年),日本自由律俳句的著名俳句詩人,本名種田正一,生於山口縣佐波郡的一個地主家庭中。[1]1892年,其母投井自盡,享年33歲。之後,種田山頭火由其祖母照顧。1902年在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系就讀。在那裡,他開始酗酒,並於1904年日俄戰爭之初因酗酒而被大學文勸退。[2]1909年種田山頭火結婚,次年,他的兒子健出生。1920年種田山頭火與妻子離婚,不久後其父去世。[3][4]1924年,種田山頭火在熊本市大酗酒後跳到一列正在開過來的火車面前,火車在離他只有幾英寸處剎住。一位記者把他帶到報恩寺,他開始了行腳禪僧的生涯。[5]1928年,46歲的種田山頭火開始在中國九州四國等地流浪。1940年, 種田山頭火於松山市一草庵逝世,享年58歲。



目錄 [隱藏]
1主要著作
2參考連結
3相關條目
4外部連結

主要著作[編輯]
《鉢の子》
《草木塔》
《山行水行》
參考連結[編輯]

移至^光田伸幸 「山頭火年譜の第一項」『種田山頭火ノオト 第一號』種田山頭火研究會 發行於1981年。
移至^ Burton Watson, For All My Walking, (紐約: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2003), 3.
移至^村上護 『放浪の俳人 山頭火』 81頁。
移至^ James Abrams, 「Hail in the Begging Bowl: The Odyssey and Poetry of Santoka,」 Monumenta Nipponica 32, (1977), 271.
移至^深圳新聞網-深圳商報. 種田山頭火. 騰訊網. 2010年9月2日 [2013-07-18] (簡體中文). 山頭火的故事在42歲那一年突變……山頭火就開始了行腳禪僧的生涯。


作家論[編集]
自由律俳句の代表として、同じ井泉水門下の尾崎放哉と並び称される。山頭火、放哉ともに酒癖によって身を持ち崩し、師である井泉水や支持者の援助によって生計を立てていたところは似通っている。しかし、その作風は対照的で、「静」の放哉に対し山頭火の句は「動」である[14]
なお、「山頭火」とは納音の一つであるが、山頭火の生まれ年の納音は山頭火ではなく「楊柳木」である。「山頭火」は、30種類の納音の中で字面と意味が気に入った物を選んだだけであると『層雲』の中で山頭火自身が書いている。
代表句[編集]
あるけばかつこういそげばかつこう
へうへうとして水を味ふ
一羽来て啼かない鳥である
うしろすがたのしぐれてゆくか
どうしようもない私が歩いている
生まれた家はあとかたもないほうたる
音はしぐれか
ゆうぜんとしてほろ酔へば雑草そよぐ
酔うてこほろぎと寝ていたよ
鴉啼いてわたしも一人
笠にとんぼをとまらせてあるく
笠も漏り出したか
けふもいちにち風を歩いてきた
この旅、果もない旅のつくつくぼうし
こころすなほに御飯がふいた
鈴をふりふりお四国の土になるべく
霧島は霧にかくれて赤とんぼ
また一枚脱ぎ捨てる旅から旅
まつすぐな道でさみしい
ふるさとはあの山なみの雪のかがやく
すべつてころんで山がひつそり
また見ることもない山が遠ざかる
松はみな枝垂れて南無観是音
分け入つても分け入つても青い山
鉄鉢の中へも霰
山へ空へ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経
水音の絶えずして御仏とあり
ほろほろほろびゆくわたくしの秋
生死の中の雪ふりしきる
おちついて死ねそうな草萌ゆる
濁れる水の流れつつ澄む
風の中おのれを責めつつ歩く [15]
(出典「草木塔」「俳句検索」)[疑問点ノート]
柳散るそこから乞いはじめる
主要な著作[編集]
『鉢の子』
『草木塔』
『山行水行』






納音(なっちん)とは、六十干支陰陽五行説や中国古代の音韻理論を応用して、木・火・土・金・水の五行に分類し、さらに形容詞を付けて30に分類したもの。生れ年の納音によってその人の運命を判断する。
荻原井泉水種田山頭火などはこの納音から俳号をつけた(ただし実際の生年によるものではなく、音の響きなどで選んだもの)。

用語用語の読み干支
海中金 かいちゅうきん 甲子乙丑
爐中火 ろちゅうか 丙寅丁卯
大林木 たいりんぼく 戊辰己巳
路傍土 ろぼうど 庚午辛未
釼鋒金 じんぼうきん 壬申癸酉
山頭火 さんとうか 甲戌乙亥
澗下水 かんかすい 丙子丁丑
城頭土 じょうとうど 戊寅己卯
白鑞金 はくろうきん 庚辰辛巳
楊柳木 ようりゅうぼく 壬午癸未
井泉水 せいせんすい 甲申乙酉
屋上土 おくじょうど 丙戌丁亥
霹靂火 へきれきか 戊子己丑
松柏木 しょうはくぼく 庚寅辛卯
長流水 ちょうりゅうすい 壬辰癸巳
沙中金 さちゅうきん 甲午乙未
山下火 さんげか 丙申丁酉
平地木 へいちぼく 戊戌己亥
壁上土 へきじょうど 庚子辛丑
金箔金 きんぱくきん 壬寅癸卯
覆燈火 ふくとうか 甲辰乙巳
天河水 てんがすい 丙午丁未
大駅土 たいえきど 戊申己酉
釵釧金 さいせんきん 庚戌辛亥
桑柘木 そうしゃくもく 壬子癸丑
大溪水 だいけいすい 甲寅乙卯
沙中土 さちゅうど 丙辰丁巳
天上火 てんじょうか 戊午己未
柘榴木 ざくろぼく 庚申辛酉
大海水 たいかいすい 壬戌癸亥


カテゴリ:

干支
暦注

三島 由紀夫 Yukio Mishima (著)、《作家論:三島由紀夫文學評論傑作選 》 ,林皎碧(譯)

$
0
0

林皎碧榮頒"2022年藝獎"。
https://hctranslations.blogspot.com/2022/03/2022.html

對我而言, 林皎碧翻譯的《作家論:三島由紀夫文學評論傑作選 》By 三島 由紀夫( Yukio Mishima),讓我受益最多。
我用《作家論 》中談川端康成一文中,關於《美麗與悲哀》部分來談林皎碧譯文的優缺點。
比較的基準是金溟若先生 (1905~1970)的論/譯《美麗與悲哀》 (台北:志文,1969.2出版,1985二版,附錄:三島由紀夫評《美麗與悲哀》頁239~42)。代譯序《論川端康成的小說兼談文藝譯作》頁1~12,也很可參考。


金先生的譯注都很好,可能的失誤在於頁66關於岸田劉生的"麗子" (這是初讀的差錯, 因為我誤讀"圖拉"為"拉圖"。_

アンリ・ジャン・テオドール・ファンタン=ラトゥールHenri Jean Théodore Fantin-Latour1836年1月14日 - 1904年8月25日)は、フランス画家リトグラフ版画家



アルブレヒト・デューラードイツ語Albrecht Dürer1471年5月21日 - 1528年4月6日)は、ドイツルネサンス期の画家、版画家、数学者。同名の父・アルブレヒトは、ハンガリーからドイツ南部に移住してきたマジャル人金銀細工師である。

 
Maurice Quentin de La Tour (5 September 1704 – 17 February 1788) was a French Rococo portraitist who worked primarily with pastels. Among his most famous subjects were VoltaireRousseauLouis XV and Madame de Pompadour.

モーリス・カンタン・ド・ラ・トゥール(Maurice Quentin de La Tour, 1704年 - 1788年)は、フランスロココ期の画家。パステルを使った肖像画家として有名で、国王はじめ、宮廷人、知識人などを描いた。『ポンパドゥール侯爵夫人の肖像』は代表作のひとつ。

----

三島 由紀夫 Yukio Mishima 很有學問。《作家論》有不少慧見 (其實三島對各家的評論不只這些,本書為特定的"全集"寫解說),翻譯者作了相當多的註解,真該道謝。......
他在討論川端康成一章(這是搶先看的),引進 romanesque (本書翻譯成羅馬式),他在文中有解釋,可我們可以看看西方文學中如何討論它?
我現在還沒搞清楚呢.....

Romanesques is a twice yearly review which aims to explore the notion of the romanesque in questions about fiction, reading, literary history and genre theory.

It then proceeds to transfer to literature the art-historical system of periodi- zation by successive styles. Thus we get literary Romanesque, Gothic, Renaissance, Baroque, etc., down to Im- and Expressionism. Then, by the process of ...
Ernst Robert Curtius - 1953 - ‎Literary Criticism


On the Romanesque in Contemporary French Literature



 The three authors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are exemplary of the diverse understandings of the developments of 20th-century literature,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se understandings influence decisions pertaining to literary kinship and filiation. Jean Echenoz riffs on the standards of conventional genre fiction, at once sabotaging and renewing its clichés. Jean Rouaud polemically refuses what he sees as a tradition of experimental fiction, and returns to the romanesque as a literature of slow contemplation and strong axiological positions. Antoine Volodine constructs violent alternate realities, as well as an entire fictional community, in an attempt to sever his literary works from any relation to literary past, present, or future. This dissertation finally argues that these writing projects all point to the need for a theoretical paradigm which would reconcile critical and naive, reflective and immersive reading practices.



緩慢的沉思、價值觀立場 axiological position
ejje.weblio.jp › content › axiological
axiologicalの意味や使い方 【形容詞】1価値の研究の、または、それに関して(of or relating to the study of values) - 約1158万語ある英和辞典・和英辞典。発音・イディオムも分かる英語辞書。



****






作家論:三島由紀夫文學評論傑作選


  「這本書和《太陽與鐵》,為我生涯批評史中的兩大支柱。」
  ——三島由紀夫

  三島由紀夫首度公開一生熱愛的15位日本文豪

  「我不讀討厭的作家的書。」————

  ●備受日本人愛戴的「超人鷗外」的真實形象究竟為何?
  鷗外,在失去所有傳說和資產階級盲目崇拜的現代,確實值得以語言藝術家的身分復活。 我相信年輕世代,對於目前充斥在身邊的粗率、雜亂、遲鈍、冗長、懶散、軟弱、下流、可疑的文章,有一天肯定也會感到厭煩,看都不想再看一眼。因為無論任何人,在追求趣味上必然會愈往優雅高尚的方向前進。那時,人們無疑會重新發現鷗外之美,領悟到這才是真正的「帥」。

  ●明治後日本文學史上的天才泉鏡花,其實有透過作品被美麗女性玩弄的傾向?
  鏡花是從明治以來到現在的日本文學者當中,真是罕見的日語(言靈)的靈媒,他的語言體驗遠遠超越他的教養、生活史、時代的侷限。在以風俗為素材的故事裡,鏡花總是固執地保有浪漫主義精神的自我,只追求隱藏在他自我最深處的故事。 那是無與倫比的美麗、無與倫比的溫柔,同時也是充滿無與倫比的可怕之心的熟年美女,和有顆纖細之心美少年之間的戀愛故事。

  ●從細緻而冰冷肌膚下散發出悚然魅力的川端文學,竟來自棲息在詩人內心深處的日本戰敗命運?    
  我至今仍難忘第一次讀完《睡美人》的感覺,那像是待在沉沒的潛艇艙房內,感到氧氣一分一秒減少般地喘不過氣。在近代文學中,除了卡夫卡的小說,實在想不出其他堪可比擬之作。小說的場景從頭到尾都在祕密俱樂部的密室裡,是一種精神閉鎖狀態的巧妙象徵。想到這是身為小說家川端先生的地獄,就讓我感到不寒而慄。

  森鷗外、尾崎紅葉、泉鏡花、谷崎潤一郎、內田百閒、川端康成、林房雄……從明治、大正到昭和,橫跨三個世代、最終自決而死的日本傳奇作家三島由紀夫,為讀者一一卸下他生涯中敬愛的15位日本文豪的假面,他精讀、細讀文豪們的作品,並將經典文學中精神與美的意識,在本書中做出最生動真實的告白。

  【特別收錄】
  導讀/吳佩珍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解說/關川夏央  作家・日本文學評論家

好評推薦

  《作家論》與其說是介紹文學諸家,不如說是透過諸家評論這片三稜鏡,反照出作家三島由紀夫的鏡像。——吳佩珍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二十幾歲的三島由紀夫持續在探索自己的文體,那是拚了命的努力。而在許多年後,他寫下了《作家論》,亦即這本《作家論》可說和其評論集《太陽與鐵》及散文傑作選〈我的遍歷時代〉並稱。——關川夏央  作家・日本文學評論家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三島由紀夫 Yukio Mishima,1925-1970


  本名平岡公威,出生於1925年1月14日,自幼身體孱弱,在出身貴族的祖母溺愛下成長,養成其孤獨、敏感而纖細的個性,及對日本傳統藝能之美的嚮往,帶來一生不可抹滅的影響。

  16歲即發表作品《繁花盛開的森林》,展現其美學意識及華麗的文體,被視為早熟的天才。引薦他跨進文壇的恩師清水文雄為其取的筆名「三島由紀夫」從此陪伴他一生。

  1947年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後,任職於日本大藏省,隔年為了專心從事寫作而離職。1949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假面的告白》在文壇嶄露頭角,此後創作不斷,成為日本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三島不僅在日本聲譽卓著,在國外也享有極高的評價。暢銷作品《潮騷》為其打入美國出版市場;展露獨特洗鍊美學意識的《金閣寺》將三島的文學事業推上高峰。曾三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被譽為是「日本的海明威」,也是日本當代著作譯成英文等外國語版最多的作家。

  除了小說、散文與詩詞等文學創作,三島在戲劇方面也展現驚人的才華,寫了許多優秀劇本,致力於日本古典戲劇能樂和歌舞伎的現代化。同時還擔任電影演員,甚至在以自己小說改編的電影中特別演出。

  1970年11月25日,三島完成力作「豐饒之海」四部曲最終卷《天人五衰》後,即與四名楯之會青年成員前往自衛隊基地挾持總監,鼓動政變未果,當天便切腹自殺,結束其壯麗的一生。

  主要著作有《假面的告白》、《潮騷》、《金閣寺》、《禁色》、《美德的徘徊》、《愛的饑渴》、《女神》與「豐饒之海」四部曲等。

譯者簡介  

林皎碧


  淡江大學東語系畢業,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文學碩士,專攻日本近代文學。
  
  譯有《作家論:三島由紀夫文學評論傑作選》、《行人:我執與孤獨的極致書寫,夏目漱石探究人心的思想代表作》、《從此以後:愛與妥協的終極書寫,夏目漱石探索自由本質經典小說》、《新戀愛講座》、《羅生門:闇黑人性的極致書寫,芥川龍之介經典小說集》等。

  著有《名畫紀行:回到1929的公會堂》。

目錄

導讀  文學諸家三稜鏡中的三島由紀夫鏡像/吳佩珍
森鷗外
尾崎紅葉/泉鏡花
谷崎潤一郎
內田百閒/牧野信一/稻垣足穗
川端康成
尾崎一雄/外村繁/上林曉
林房雄
武田麟太郎/島木健作
園地文子
後記
解說  三島由紀夫的「作家論」與「文體論」/關川夏央

後記

  收錄在這本書的作家評論,除了已出版的《林房雄論》外,全都是為各種文學全集所寫的解說。我原本並不喜歡依靠解說來讀近現代文學的風潮。自己卻又勇敢接受撰寫解說的邀稿,態度上看似矛盾,實則是反過來利用自己不喜歡的風潮,一來這是再次玩味和重讀諸家名作的機會;再者也是借解說之名來累積作家論的稿件,所以才會接受。因此我寫的解說,以解說來看從一開始就不親切、也不夠完整,既沒有文學史的敘述,也沒有介紹作家的個人經歷,而是直接緊抓住作品,主要著眼在透過作品,使每個作家的特徵浮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我會故意以任性的態度,也未必注意到是否公平。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新潮社日本文學《谷崎潤一郎全集》的解說,我為了避免和其他全集的解說重複,把不過是短篇的〈金色之死〉當作焦點,始終就〈金色之死〉進行論述。為什麽呢?因為我打從一開始,就打算採用這本書中評論作家的方法。

  把《作家論》當成文學評論來讀的人,也許會質疑我對所有作家都太過肯定。不過以我頑固的態度,一概不接受不喜歡作家的解說邀稿,真是無可奈何。這當然不意味著未收錄在本書的作家我都不喜歡;如果喜歡的作家出了全集,在那之前沒被請託撰寫解說也沒辦法。

  如同刑警對待嫌疑犯一般,從最初就以冷淡猜疑的眼神看待諸作家的《作家論》,未必都能夠成為犀利的批評。若是在非讀不可的狀況就另當別論,一般來說,我不讀自己不喜歡作家的作品,只讀喜歡作家的作品。因為是喜歡的作家,他的作品也會讓溫暖的心胸敞開。我相信自己一旦投入作品中,完全就依照作家的引導,以無私的態度在作品中散步,若不如此原本所謂的文學批評也不會成立。有很多偽裝成非政治主義、卻大費心思做出政治主義性的批評。何況是來自意識形態( ideology)的批評,那些就不在討論範圍。

  這就是我的基本態度。我從來不曾有過從一開始就積極否定之類的想法。從否定當中挑選出肯定的,這種事倒是有過。而一旦發現從中挑選出的作品有被批評的意義,就到了本書的目的。

  另外,本書與可稱作我個人評論的《太陽與鐵》,同樣是我少數評論工作中的兩大支柱。

昭和四十五年十月
三島由紀夫

























この画像を表示


著者をフォロー

三島 由紀夫
+ フォロー


作家論 - 新装版 (中公文庫) 文庫 – 2016/5/19
三島 由紀夫 (著)

内容紹介

森鴎外、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ら作家15人の詩精神と美意識を解明。『太陽と鉄』と共に「批評の仕事の二本の柱」と自認する書。〈解説〉関川夏央

内容(「BOOK」データベースより)

昭和三十九年から自決する四十五年にかけ、森鴎外、尾崎紅葉、泉鏡花、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内田百〓(けん)、林房雄、円地文子ら、敬愛してやまない作家十五人の詩精神と美意識を解き明かした評論集。著者自ら『太陽と鉄』と共に「私の数少ない批評の仕事の二本の柱」とする書。

Günter Grass,《鐵皮鼓》(Die Blechtrommel)l "The Tin Drum". Interview

$
0
0
The celebrated German author Günter Grass died seven years ago on this day, at the age of 87. His novel "The Tin Drum" was translated into 24 languages and made the Nobel laureate a household name.

(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的納粹過去這一主題伴隨著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一生。在他1959年的小說處女作《鐵皮鼓》(Die Blechtrommel,please visit Youtube )中,君特·格拉斯成為最早提出德國人對納粹罪責問題的人之一。 “人們曾裝作似乎是某個幽靈來誤導了可憐的德國民眾。而我從年輕時的觀察得知,並非如此。一切都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君特·格拉斯出生於1927年,從戰俘營返鄉後,格拉斯先是作石刻學徒,後入大學學習藝術。50年代中期他也以作家的身份露面。 在巴黎生活的三年裡,格拉斯的手稿《鐵皮鼓》誕生。不單是其有關罪責的主題,還有其奇异怪誕的語言在50年代末都令人震驚。格拉斯成為德國文學界不容忽視的人物。 50年代中期起,格拉斯也成為頗具影響力的作家團體“47社”(Gruppe 47)的一員。他參與社會:無論是現實政治還是對納粹過去的反省,格拉斯都成為聯邦德國的道德典範。


1999年,格拉斯到達榮譽的頂峰:他因其生平成就贏得諾貝爾獎。 2006年,格拉斯在一部自傳作品中透露,自己過去不單是德國士兵,而且在1944年後也是黨衛軍成員。對於他這麼晚才公開這一信息的指責,格拉斯予以接受。 格拉斯不畏懼發出挑釁,直到老年仍是如此。2012年4月,他發表了一則對以色列持質疑態度的詩作,受到強烈的批評。 君特·格拉斯一生打破禁忌。他的逝世令德國失去了一位鬥士和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他將作為一位不屈服的作家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他的積極參與、反抗精神以及自身的爭議都對當今德國產生了影響。
-----

【《字花》第56期・造勢的人】
格拉斯的小說,尤其是《鐵皮鼓》,就影響深遠得多了。這是一部承先啟後之作:上承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1547-1616)和格里美蕭森(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1621-1676)的流浪漢小說傳統,下開厄文(John Irving)和魯西廸(Salman Rushdie)等,崇拜者眾多,包括莫言。我們在《鐵皮鼓》中,就看到一個自私、醜陋的典型流浪漢角色,如何在一個沒有理性兼邪惡的世界,不求人生意義地活著。
//主角誕生的一幕,已清楚體現出格拉斯的「虛無主義」。通過這人物的眼睛,我們看到了納粹治下的芸芸眾生,市民紛紛穿上褐色制服,狂熱地崇拜權威;宗教向極權稱臣後,早已失去神聖的光環,但「信望愛」的歌聲依然響徹入雲。戰後經濟復甦,法西斯政治的文化遺物成了發財的企業──奧斯卡那個曾為納粹服務的鼓,戰後就成了他的賺錢工具──市民藉消費和享樂掩飾罪疚,假裝對政治漠不關心,只有在一個名為「洋蔥地窖」的酒館裏,客人切洋蔥辣出眼淚時,才能向別人吐露真情。小說由始至終,奧斯卡都處於一個抽離的位置,旁觀他人的痛苦,甚至於自己父母的死亡。不僅旁觀,更是參與,後來他厭惡一切,承認了自己沒有犯下的謀殺罪,被關進瘋人院。根據格拉斯所言,奧斯卡「是他所處時代的一面鏡子」,他「從不願長大的心態中產生的獸性、幼稚性以及犯罪」,就是那個時代的特徵。
「納粹」、「種族仇恨」、「被入侵」,這些字眼用來形容今天的香港,大概是太誇張了──抑或歷史會以各種可笑、荒誕的形式永劫回歸呢?但只要看看上面的小說撮要,我們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共鳴吧。小說結尾,謀殺案水落石出,三十歲的奧斯卡將被釋放,放到哪裏去呢?有出口,却沒有出路。他想起一首令他害怕的童謠:「黑廚娘,你在嗎?在呀在呀!」//
(節錄,全文見今期《字花》)
※   ※   ※   ※
完整目錄 | http://fleursdeslettres.com/blog/?page_id=1173
《字花》第56期・現已出版
封面專題|真理之口
作家與a|韓麗珠,房子與洞穴
未來人誌|王証恒
字元客席編輯|黃燦然
未完成|董啟章《心》
造勢的人|格拉斯
※   ※   ※   ※
56期《字花》現於序言、樂文、田園、Kubrick、榆林、三聯、商務、中華、天地、Page One、誠品等書店有售。




APRIL 13, 2015
The Greatness of Günter Grass
BY SALMAN RUSHDIE

CREDITPHOTOGRAPH BY RENE BURRI / MAGNUM

In 1982, when I was in Hamburg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Midnight’s Children,” I was asked by my publishers if I would like to meet Günter Grass. Well, obviously I wanted to, and so I was driven out to the village of Wewelsfleth, outside Hamburg, where Grass then lived. He had two houses in the village; he wrote and lived in one and used the other as an art studio. After a certain amount of early fencing—I was expected, as the younger writer, to make my genuflections, which, as it happened, I was happy to perform—he decided, all of a sudden, that I was acceptable, led me to a cabinet in which he stored his collection of antique glasses, and asked me to choose one. Then he got out a bottle of schnapps, and by the bottom of the bottle we were friends. At some later point, we lurched over to the art studio, and I was enchanted by the objects I saw there, all of which I recognized from the novels: bronze eels, terracotta flounders, dry-point etchings of a boy beating a tin drum. I envied him his artistic gift almost more than I admired him for his literary genius. How wonderful, at the end of a day’s writing, to walk down the street and become a different sort of artist! He designed his own book covers, too: dogs, rats, toads moved from his pen onto his dust jackets.





After that meeting, every German journalist I met wanted to ask me what I thought of him, and when I said that I believed him to be one of the two or three greatest living writers in the world some of these journalists looked disappointed, and said, “Well, ‘The Tin Drum,’ yes, but wasn’t that a long time ago?” To which I tried to reply that if Grass had never written that novel, his other books were enough to earn him the accolades I was giving him, and the fact that he had written “The Tin Drum” as well placed him among the immortals. The skeptical journalists looked disappointed. They would have preferred something cattier, but I had nothing catty to say.

I loved him for his writing, of course—for his love of the Grimm tales, which he remade in modern dress, for the black comedy he brought to the examination of history, for the playfulness of his seriousness, for the unforgettable courage with which he looked the great evil of his time in the face and rendered the unspeakable into great art. (Later, when people threw slurs at him—Nazi, anti-Semite—I thought: let the books speak for him, the greatest anti-Nazi masterpieces ever written, containing passages about Germans’ chosen blindness toward the Holocaust that no anti-Semite could ever write.)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many writers—Nadine Gordimer, John Irving, and the whole of German literature—assembled to sing his praises at the Thalia Theatre in Hamburg, but what I remember best is that when the praise songs were done music began to play, the theatre’s stage became a dance floor, and Grass was revealed as a master of what I call joined-up dancing. He could waltz, polka, foxtrot, tango, and gavotte, and it seemed that all the most beautiful girls in Germany were lining up to dance with him. As he delightedly swung and twirled and dipped, I understood that this was who he was: the great dancer of German literature, dancing across history’s horrors toward literature’s beauty, surviving evil because of his personal grace, and his comedian’s sense of the ridiculous as well.

To those journalists who wanted me to diss him in 1982, I said, “Maybe he has to die before you understand what a great man you have lost.” That time has now arrived. I hope they do.










The Paris Review

“I have always felt we speak too much about human beings. This world is crowded with humans, but also with animals, birds, fish, and insects. They were here before we were and they will still be here should the day come when there are no more human beings.”
Günter Grass (1927–2015), The Art of Fiction no. 124, interviewed by Elizabeth Gaffney in “The Paris Review” no. 119 (Summer 1991).





Paris Review - The Art of Fiction No. 124, Günter Grass

Günter Grass (1927–2015)

THEPARISREVIEW.ORG


Günter Grass has achieved a very rare thing in contemporary arts and letters, earning both critical respect and commercial success in every genre and artistic medium he has taken up. A novelist, poet, essayist, dramatist, sculptor and graphic artist, Grass appeared on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ry scene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his first novel, the 1958 best-seller The Tin Drum. It and his subsequent works—the novella Cat and Mouse (1961) and the novel Dog Years (1963)—are popularly known as the Danzig trilogy. His many other books include From the Diary of a Snail (1972), The Flounder (1977). The Meeting at Telgte (1979), Headbirths, or The Germans are Dying Out (1980), The Rat (1986), and Show Your Tongue(1989). Grass always designs his own book jackets, and his books often contain illustrations by the author. He has been the recipient of numerous literary prizes and medals, including the 1965 Georg Büchner Prize and the Carl von Ossietzky Medal (1977), and is a foreig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Grass was born in 1927 on the Baltic coast, in a suburb of the Free City of Danzig, now Gdansk, Poland. His parents were grocers. During World War II he served in the German Army as a tank gunner, and was wounded and captured by American forces in 1945. After his release, he worked in a chalk mine and then studied art in Düsseldorf and Berlin. He married his first wife, the Swiss ballet dancer Anna Schwarz, in 1954. From 1955 to 1967, he participated in the meetings of Group 47, an informal but influenti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riters and critics, so called because it first met in September of 1947. Its members, including Heinrich Böll, Uwe Johnson, Ilse Aichinger, and Grass, were organized around their common mission to develop and use a literary language that stood in radical opposition to the complex and ornate prose style characteristic of Nazi-era propaganda. They last met in 1967.
Living on a small stipend from the publishing house Luchterhand, Grass and his family spent the years 1956 to 1959 in Paris, where he wrote The Tin Drum. In 1958 he won the annual prize of Group 47 for his readings from the work in progress. The novel shocked and astounded German critics and readers, confronting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a harsh depiction of the German bourgeoisi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Grass’s 1979 volume, The Meeting at Telgte, is a fictitious account of a meeting of German poets in 1647 at the close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The purpose of the fictional gathering, as well as the book’s cast of characters, parallels that of the post–World War II Group 47.
In Germany, Grass has long been as well known for his controversial politics as he is for his celebrated novels. He was Willy Brandt’s chief speechwriter for ten years and is a longtime supporter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Lately, he has been one of the few German intellectuals to protest publicly the swift course German reunification has taken. In 1990 alone, Grass published two volumes of lectures, speeches, and debates on the subject.
When he is not traveling, he divides his time between his estate in Schleswig-Holstein where he lives with his second wife Ute Grunert and the house in the Schöneberg section of Berlin where his four children were raised and where his assistant Eva Hönisch now manages his affairs. This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two sessions, one before an audience at the 92nd Street YMWHA in Manhattan and one last fall at the yellow house on Niedstraβe, when Grass had found a few hours’ time during a brief stopover. He spoke in small gable-windowed study with white walls and wooden floors. The far corner was piled high with boxes of books and manuscripts. Grass was dressed comfortably, in a tweed jacket and button-down shirt. He had originally agreed to do an interview in English, thereby circumventing the complications of subsequent translation, but when reminded of this squinted his eyes and smiled, announcing, “I am much too tired! We will speak German.” Despite his professed travel-weariness, he spoke with energy and enthusiasm about his work, often laughing quietly. The interview ended when his twin sons Raoul and Franz arrived to pick their father up for a dinner to celebrate their birthday.

INTERVIEWER
How did you become a writer?
GÜNTER GRASS
I think it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social situation in which I grew up. Ours was a lower-middle-class family; we had a small, two-room apartment. My sister and I did not have our own rooms, or even a place to ourselves. In the living room, beyond the two windows, was a little corner where my books were kept, and other things—my watercolors and so on. Often I had to imagine the things I needed. I learned very early to read amidst noise. And so I started writing and drawing at an early age. Another result is that I now collect rooms. I have a study in four different places. I’m afraid to return again to the situation of my youth, with only a corner in one small room. 
INTERVIEWER
What made you turn to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is situation, rather than, say, to sports or some other distraction? 
GRASS
As a child I was a great liar. Fortunately my mother liked my lies. I promised her marvelous things. When I was ten years old she called me Peer Gynt. Peer Gynt, she said, here you are telling me marvelous stories about journeys we will make to Naples and so on . . . I started to write down my lies very early. And I continue to do so! I started a novel when I was twelve years old. It was about the Kashubians, who turned up many years later in The Tin Drum, where Oskar’s grandmother, Anna, (like my own) is Kashubian. But I made a mistake in writing my first novel: all the characters I had introduced were dead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chapter. I couldn’t go on! This was my first lesson in writ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characters.
INTERVIEWER
What lies have given you the greatest pleasure?
GRASS
Lies that do not hurt,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lies that protect oneself or hurt another person. That is not my business. But the truth is mostly very boring, and you can help it along with lies. There is no harm in that. I have learned that all my terrible lies really have no effect on what is out there. If, several years ago, I had written something that predicted the rec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Germany, people would have said, What a liar!
INTERVIEWER
What was your next effort after the failed novel?
GRASS
My first book was a book of poetry and drawings. Invariably the first drafts of my poems combine drawings and verse, sometimes taking off from an image, sometimes from words. Then, when I was twenty-five years old and could afford to buy a typewriter, I preferred to type with my two-finger system. The first version ofThe Tin Drum was done just with the typewriter. Now I’m getting older and though I hear that many of my colleagues are writing with computers, I’ve gone back to writing the first draft by hand! The first version of The Rat is in a large book of unlined paper, which I got from my printer. When one of my books is about to be published I always ask for one blind copy with blank pages to use for the next manuscript. So, these days the first version is written by hand with drawings and the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are done on a typewriter. I have never finished a book without writing three versions. Usually there are four with many corrections.
INTERVIEWER
Does each version begin at alpha and proceed to omega?
GRASS
No. I write the first draft quickly. If there’s a hole, there’s a hole. The second version is generally very long, detailed, and complete. There are no more holes, but it’s a bit dry. In the third draft I try to regain the spontaneity of the first, and to retain what is essential from the second. This is very difficult.
INTERVIEWER
What is your daily schedule when you work?
GRASS
When I’m working on the first version, I write between five and seven pages a day. For the third version, three pages a day. It’s very slow.
INTERVIEWER
You do this in the morning or in the afternoon or at night? 
GRASS
Never, never at night. I don’t believe in writing at night because it comes too easily. When I read it in the morning it’s not good. I need daylight to begin. Between nine and ten o’clock I have a long breakfast with reading and music. After breakfast I work, and then take a break for coffee in the afternoon. I start again and finish at seven o’clock in the evening. 
INTERVIEWER
How do you know when a book is finished?
GRASS
When I am working on an epic-length book, the writing process is fairly long. It takes from four to five years to get through all the drafts. The book is done when I am exhausted.
INTERVIEWER
Brecht was compelled to rewrite his works all the time. Even after they were published, he never considered them finished.
GRASS
I don’t think I could do that. I can only write a book like The Tin Drum orFrom the Diary of a Snail at a special period of my life. The books came about because of how I felt and thought at the time. I’m sure that if I were to sit down and rewrite The Tin Drum or Dog Years or From the Diary of a Snail I would destroy it. 
INTERVIEWER
How do you distinguish your nonfiction from your fiction?
GRASS
This “fiction versus nonfiction” business is nonsense. It may be useful to booksellers to classify books by genre, but I don’t like having my books categorized that way. I’ve always imagined some committee of booksellers holding meetings to decide which books should be called fiction and which nonfiction. I say what the booksellers are doing is fiction. 
INTERVIEWER
Well, when you write essays or speeches is the method, the technique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use when you tell stories and make things up?
GRASS
Yes, it’s different because I am confronted with facts I cannot change. It’s not very often that I keep a diary, but I did in preparation for From the Diary of a Snail. I had the feeling that 1969 would be an important year, that it would bring about real political change beyond just ushering in a new government. So while I was on the road campaigning from March to September of 1969—a long time—I kept a diary. The same happened to me in Calcutta. The diary I kept then developed intoShow Your Tongue.
INTERVIEWER
How do you juggle your political activism with your visual art and your writing?
GRASS
Writers are involved not only with their inner, intellectual lives, but also with the process of daily life. For me, writing, drawing, and political activism are three separate pursuits; each has its own intensity. I happen to be especially attuned to and engaged with the society in which I live. Both my writing and my drawing are invariably mixed up with politics, whether I want them to be or not. I don’t actually set out with a plan to bring politics into something I’m writing. It’s much more that with the third or fourth time I scratch away at a subject, I discover things that have been neglected by history. While I would never write a story that was simply and specifically about some political reality, I see no reason to omit politics, which has such a great, determining power over our lives. It seeps into every aspect of life in one way or another.
INTERVIEWER
You incorporate so many different genres into your work—history, recipes, lyrics . . .
GRASS
. . . and drawings, poems, dialogue, quotations, speeches, letters! You see, when dealing with epic concepts I find it necessary to use every aspect of language available and the most diverse forms of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Remember though, that some of my books are very pure in form—the novella Cat and Mouse and The Meeting at Telgte.
INTERVIEWER
Your interlocking of words and drawing is unique.
GRASS
Drawing and writing are the primary components of my work, but not the only ones; I also sculpt when I have the time. For me, there is a very clear give-and-tak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writing. Sometimes this relationship is stronger, other times weaker. In the last few years it has been very strong. Show Your Tongue, which takes place in Calcutta, is an example of this. I could never have brought that book into existence without drawing. The incredible poverty in Calcutta constantly draws the visitor into situations where language is stifled—you cannot find words. Drawing helped me to find words again while I was there.
INTERVIEWER
In that book, the text of the poems appears not only in print, but also in handwriting superimposed on the drawings. Are the words to be considered a graphic element and a part of the drawings?
GRASS
Some elements of the poems were formulated or suggested by the drawings. When words finally came to me, I began to write on top of what I had drawn—text and drawing superimposed on one another. If you can make out the words in the drawings, that’s fine; they are there to be read. But the drawings generally contain early drafts, what I first wrote by hand before sitting myself down at the typewriter.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write this book, and I’m not sure why. Perhaps it was the subject, Calcutta. I have been there twice. The first time was eleven years before I began Show Your Tongue. It was my first time in India. I spent only a few days in Calcutta. I was shocked. There was, from the beginning, the wish to come back, to stay longer, to see more, to write things down. I went on other voyages—in Asia, Africa—but whenever I saw the slums of Hong Kong or Manila or Jakarta, I was reminded of the situation in Calcutta. There is no other place I know where the problems of the first world are so openly mixed up with those of the third, out in the in daylight.
So I went to Calcutta again, and I lost my ability to use language. I couldn’t write a word. At this point the drawing became important. It was another way of trying to capture the reality of Calcutta. With the help of the drawings I was finally able to write prose again—that is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book, a kind of essay. After that I began work on the third section, a long poem of twelve parts. It is a city poem, about Calcutta. If you look at the prose, drawings and poem together, you see that they deal with Calcutta in related but separate ways. There is a dialogue among them, although the textures of the three are very different. 
INTERVIEWER
Is any one of these texture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others?
GRASS
I can answer, only for myself, that poet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 birth of a novel begins with a poem. I will not say it is ultimately more important, but I can’t do without it. I need it as a starting point.
INTERVIEWER
A more dignified art form, perhaps, than the others?
GRASS
No, no, no! Prose, poetry, and drawings stand side by side in a very democratic way in my work.
INTERVIEWER
Is there something physical, sensual about the act of drawing that is absent from the process of writing?
GRASS
Yes. Writing is a genuinely laborious and abstract process. When it is fun, the pleasure is wholly different from the pleasure of drawing. With drawing, I am acutely aware of creating something on a sheet of paper. It is a sensual act, which you cannot say about the act of writing. In fact, I often turn to drawing to recover from the writing.
INTERVIEWER
Writing is so unpleasant and painful?
GRASS
It’s a bit like sculpting. With sculpture, you have to work from every side. If you change something here, you have to change something there. Suddenly you change one plane . . . and the sculpture becomes something! There is some music in it. The same can happen with a piece of writing. I can work for days on the first or second or third draft, or on a long sentence, or just one period. I like periods, as you know. I work and I work and it’s all right. Everything’s in there, but there’s something heavy about it. Then I make a few changes, which I don’t think are very important, and it works! This is what I understand happiness to be, something like happiness. It lasts for two or three seconds. Then I look ahead to the next period, and it’s gone.
INTERVIEWER
To return to poetry for a moment, do poems that you write as parts of novels differ in some way from autonomous ones?
GRASS
At one time I was very old fashioned about writing poetry. I thought that when you have enough good poems, you should go out and look for a publisher, do some drawings and print a book. Then you’d have this marvelous volume of poetry, quite isolated, only for lovers of poetry. Then beginning with From the Diary of a Snail, I began to put poetry and prose together on the pages of my books. This poetry has a different tone. I don’t see any reason to isolate poetry from prose, especially when we have in the German literary tradition such a wonderful mixture of the two genres. I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putting poetry between the chapters and using it to define the texture of the prose. Besides, there’s the chance that prose readers who have the feeling that “poetry is too heavy for me” will see how much simpler and easier poetry can sometimes be than prose. 
INTERVIEWER
How much do English-speaking readers lose by reading your books in English?
GRASS
That’s very difficult for me answer—I am not an English reader. But I do try to help out with the translations. When I went over the manuscript of The Flounderwith my German publisher, I asked for a new contract. It stipulates that once I have finished a manuscript and my translators have studied it, my publisher organizes and pays for a meeting for all of us. We did it first with The Flounder, then with The Meeting at Telgte, and with The Rat too. I think it is a great help. The translators know everything about my books and ask marvelous questions. They know the books even better than I do. This can sometimes be unpleasant for me, because they also find the flaws in the books and tell me about them. The French, Italian, and Spanish translators compare notes at these meetings and have found that their collaboration helps all of them bring the books into their own languages. I certainly prefer translations that I can read without being aware that I am reading a translation. In the German language we are lucky to have marvelous translations from Russian literature. The Tolstoy and the Dostoyevsky translations are perfect—they’re really part of German literature. The Shakespeare translations and those of the romantic authors are full of mistakes, but they too are marvelous. Newer translations of those works have fewer mistakes, perhaps none, but can’t be compared to the Friedrich von Schlegel–Ludwig Tieck translations. A literary book, whether it is poetry or a novel, needs a translator who is able to recreate the book within his own language. I try to encourage my translators to do this.
INTERVIEWER
Do you think your novel Die Rättin suffered somehow in English because the title had to be The Rat and therefore did not convey that it is a female rat? “The She-Rat” would not have sounded right to American ears and “Rattessa” is out of the question. The reference to a specifically female rat seems so fascinating, whereas the genderless English word rat conjures up everyday images of those ugly beasts that infest the subways.
GRASS
We did not have this word in the German language either. I created it. I always try to encourage my translators to invent. I tell them, If this word doesn’t exist in your language, create it. Actually, for me it has a nice sound, she-rat.
INTERVIEWER
Why is the rat in the book a female rat? Is that for erotic or feminist or political reasons? 
GRASS
In The Flounder it’s a male. But as I get older I see that I’ve really given myself over to women. I will not change that. Whether it’s a human woman or a rat—a she-rat—it doesn’t matter. I get ideas, you see? They make me jump and dance, and then I find words and stories, and I begin to lie. It’s very important to lie. It makes no sense for me to lie to a man—to sit with a man, together, telling lies—but with a woman! 
INTERVIEWER
So many of your books, like The Rat, The Flounder, From the Diary of a Snail,or Dog Years, center on an animal. Is there some special reason for that?
GRASS
Perhaps. I have always felt we speak too much about human beings. This world is crowded with humans, but also with animals, birds, fish, and insects. They were here before we were and they will still be here should the day come when there are no more human beings. There is one difference between us: in our museums we have the bones of the dinosaurs, enormous animals that lived for many millions of years. And when they died, they died in a very clean way. No poison at all. Their bones are very clean. We can see them. This will not happen with human beings. When we die there will be a terrible breath of poison. We must learn that we are not alone on the earth. The Bible teaches a bad lesson when it says that man has dominion over the fish, the fowl, the cattle, and every creeping thing. We have tried to conquer the earth, with poor results. 
INTERVIEWER
Have you ever learned from criticism?
GRASS
Although I like to think I am a good pupil, critics are not usually very good teachers. Yet there was one period, which I sometimes miss, when I learned from critics. It was the period of Group 47. We read aloud from manuscripts and discussed them. That’s where I learned to discuss a text and give reasons for my opinions, rather than just saying, “I like that.” The critique came spontaneously. The authors would discuss craft, how to write a book, that sort of thing. As for the critics, they had their own expectations as to how an author should write. This mixture of critics and authors was altogether a good experience for me, and a lesson. In fact, that period was important for postwar German literature in general. There was so much confusion after the war, especially in literary circles, because the generation that grew up during the war—my generation—was either uneducated or miseducated. The language was tainted. The significant authors had emigrated. No one expected anything of German literature. The annual meetings of Group 47 provided a context for us from which German literature could re-emerge. Many German authors of my generation were marked by Group 47, although some don’t admit it.
INTERVIEWER
What about criticism published, say, in magazines or newspapers or books? Did that ever affect you? 
GRASS
No. But I learned from other authors. Alfred Döblin had such an effect on me that I wrote an essay on him entitled “On My Teacher Döblin.” You can learn from Döblin without the risk of imitating him. For me, he wa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omas Mann. Döblin’s novels are not as symmetrical, not as classically formed as Mann’s, and the risks he took were greater. His books are rich, open, full of ideas. I’m sorry that in both America and Germany he is known almost exclusively for Berlin Alexanderplatz. But I am still learning, and there are many others who have taught me. 
INTERVIEWER
What about American authors?
GRASS
Melville has always been my favorite. And I’ve very much enjoyed reading William Faulkner, Thomas Wolfe, and John Dos Passos. There is no one like Dos Passos—with his marvelous depictions of the masses—writing in America now. I miss the epic dimension that once existe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it has become over-intellectualized. 
INTERVIEWER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ovie version of The Tin Drum?
GRASS
Schlöndorff made a good film, even though he didn’t follow the literary form of the book. Perhaps that was necessary, because the point of view of Oskar—who tells his story by constantly jumping from one time period to another—would make a very complicated film. Schlöndorff did something very simple. He just tells the story on one line. There are, of course, whole sections that Schlöndorff cut from the movie version. I miss some of those. And there are aspects of the film I don’t like much at all. The short scene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don’t quite work because Schlöndorff doesn’t understand anything about Catholicism. He is really a German Protestant,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movie looks like a Protestant church that happens to have a confessional in it. But this is one small detail. Altogether,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young boy who played Oskar, I think it’s a good film.
INTERVIEWER
You have a special interest in the grotesque—I am thinking especially of the famous scene with the eels squirming out of the horse’s head in The Tin Drum. Where does that come from? 
GRASS
That comes from me. I have never understood why this passage, which is six pages long, is so disturbing. It is a piece of fantastical reality, which I wrote just the same way I go about writing any other detail. But the death and sexuality that are evoked by that image have generated an enormous disgust in people.
INTERVIEWER
What impact has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had on German cultural life?
GRASS
Nobody listened to the German artists and writers that spoke out against it. Unfortunately the majority of intellectuals did not enter into the discussion, whether for reasons of laziness or apathy I don’t know. Early on, the former chancellor, Willy Brandt, pronounced that the train to German unity had left the station and no one could stop it. An unreflective mass enthusiasm took over. That idiotic metaphor was taken as the truth; it ensured that no one thought about how badly this would damage East German culture, not to mention their economy. No, I do not wish to ride a train that cannot be steered and does not respond to warning signals. I have remained standing on the platform.
INTERVIEWER
How do you react to the sharp criticism you have endured from the German press for your views on reunification? 
GRASS
Oh, I am used to that! It doesn’t affect my position. Reunific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a manner that violates our basic law. A new constitution should have been drafted when the divided German states came together again—a constitution appropriate to the problems of a united Germany. We did not get a new constitution. What happened instead was that all the East German states were annexed to West Germany. This was done using a sort of a loophole, an article of the constitution that was intended to enable individual German states to become part of West Germany. It also grants the right of West German citizenship to ethnic Germans, such as defectors from the East. It’s a real problem because not everything about East Germany was corrupt, just the government. And now everything East German—including their schools, their art, their culture—is going to be tossed out or suppressed. It has been stigmatized; that entire part of German culture will vanish. 
INTERVIEWER
German unification is the kind of historical event that you frequently take up in your books. When you write about such situations, do you attempt to give a “true” historical narrative? How do fictional histories like yours complement the history we read in textbooks and newspapers?
GRASS
History is more than the news. I have concerned myself particularly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in two books, The Meeting at Telgte and The Flounder. In The Flounder, it’s the stor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nourishment. There’s not a great deal of material on that subject—we usually call only those things history that have to do with war, peace, political oppression, or party politics. The process of nourishment and human nutrition is a central question, especially important now, when starvation and the population explosion go hand in hand in the third world. Anyway, I had to invent the documentation for this history, and decided upon using a fairy tale as the guiding metaphor. Fairy tales generally speak the truth, encapsulating the essence of our experiences, dreams, wishes, and our sense of being lost in the world. In this way they are truer than many facts. 
INTERVIEWER
What about your characters?
GRASS
Literary characters, and especially the protagonist who must carry a book, are combinations of many different people, ideas, experiences, all bundled together. As a writer of prose you have to create, invent characters—some you like and others you don’t. You can only do it successfully if you can get inside these people. If I don’t understand my own creations from the inside, they will be paper figures, nothing more.
INTERVIEWER
They frequently make reappearences in several different books; I’m thinking again of Tulla, Ilsebill, Oskar, and his grandmother Anna, for example. I get the impression that these characters are all members of a larger fictive world that you have only just begun to document in your novels. Do you ever think of them as having an independent existence?
GRASS
When I begin a book I develop sketches of several different characters. As my work on the book progresses, these fictive characters often begin to live their own lives. For example, in The Rat I had never planned to reintroduce Mr. Matzerath as a sixty-year-old man. But he presented himself to me, kept asking to be included, saying, I am still here; this is also my story. He wanted to get into the book. I have often found that over the course of years, these invented people begin to make demands, contradict me, or even refuse to allow themselves to be used. One is well advised to take heed of these people now and then. Of course, one must also listen to one’s self. It becomes a kind of dialogue, sometimes a very heated one. It is cooperation. 
INTERVIEWER
Why is the character Tulla Pokriefke at the center of so many of your books? 
GRASS
Her character is so difficult and full of contradictions. I was very much touched when I wrote those books. I can’t explain her. If I did, there would be an explanation. I hate explanations! I invite you to make your own picture. In Germany the high-school kids come to school and what they want is to read a good story or a book with a redhead in it! But that’s not allowed. Instead they are instructed to interpret every poem, every page, to discover what the poet is saying.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rt. You can explain a technical thing and its function, but a picture or a poem or a story or a novel has so many possibilities. Every reader creates a poem over again. That’s the reason I hate interpretations and explanations. Still, I’m very glad that you’re still in touch with Tulla Pokriefke.
INTERVIEWER
Your books are often told from many points of view. In The Tin Drum, Oskar speaks from the first person and the third person. In Dog Years, the narrative switches from second to third person. One could go on. How does this technique help you to present your view of the world? 
GRASS
One must always seek out fresh perspectives. For example, Oskar Matzerath. A dwarf—a child even in adulthood—his size and his passivity make him a perfect vehicle for many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e has delusions of grandeur, and that is why he sometimes speaks of himself in the third person, just as young children sometimes do. It is part of his self-glorification. It is like the royal we, and in the spirit of de Gaulle, saying, “moi, de Gaulle . . .” These are all narrative postures that provide distance. In Dog Years, there are three perspectives, with the role of the dog different in each. The dog is a point of refraction.
INTERVIEWER
How have your interests changed and your style developed over the course of your career?
GRASS
My first three major books, The Tin Drum, Dog Years, and the novella Cat and Mouse, represent one period—the sixties. The German experience of World War II is central to all three books, which together make up the Danzig trilogy. At that time I felt especially compelled to deal with the Nazi era in my writing, to work through its causes and ramifications. A few years later, I wrote From the Diary of a Snail, which also deals with the war, but was a real departure in terms of my prose style and form. The action takes place in three different epochs: the past (World War II), the present (1969 in Germany, when I began work on the book), and the future (represented by my children). In my head and in the book all these time periods are jumbled together. I discovered that the verb tenses taught in grammar school—past, present, and future—are not so simple in real life.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the future, my knowledge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re there, affecting what I call future. And sentences that were said yesterday may not really be past and done with—perhaps they will have a future. Mentally, we are not restricted to chronology—we are aware of many different times at once, as if they were one. As a writer, I have to perceive this overlapping of times and tenses and be able to present it. These temporal them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my work. Headbirths, or the Germans are Dying Out is really narrated from a new, invented time, which I callVergegenkunft. It’s an amalgam of the words pastpresent, and future. In German, you can run words together to form compounds. Ver- comes from Vergangenheit, which means “past”; -gegen- from Gegenwart, which means “present”; and -kunftfrom Zukunft, the word for “future.” This new, mixed-up time is also central to The Flounder. In that book the narrator has been reincarnated over and over again throughout time, and his many different biographies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each in its own present tense. To write a book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 many different eras, looking back from the present and in touch with things to come, I thought I would need a new form. But the novel is such an open form, that I found I could shift forms, from poetry to prose, within it.
INTERVIEWER
In From the Diary of a Snail, you combine contemporary politics with a fictionalized account of what befell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Danzig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Did you know that the speechwriting and electioneering you did for Willy Brandt in 1969 would become material for a book?
GRASS
I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go on that election campaign, book or not. Born in 1927, in Germany, I was twelve years old when the war started and seventeen years old when it was over. I am overloaded with this German past. I’m not the only one; there are other authors who feel this. If I had been a Swedish or a Swiss author I might have played around much more, told a few jokes and all that. That hasn’t been possible; given my background, I have had no other choice. In the fifties and the sixties, the Adenauer period, politicians didn’t like to speak about the past, or if they did speak about it, they made it out to be a demonic period in our history when devils had betrayed the pitiful, helpless German people. They told bloody lies. It has been very important to tell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ow it really happened, that it happened in daylight, and very slowly and methodically. At that time, anyone could have looked and seen what was going on. One of the best things we have after forty years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is that we can talk about the Nazi period. And postwar literature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bringing that about. 
INTERVIEWER
The Diary of a Snail begins, “Dear children.” This is an appeal to the entire generation that grew up after the war, but you are also addressing your own children.
GRASS
I wanted to explain how the transgression of genocide came about. Born after the war, my children had a father who drove off to campaign and give speeches on Monday morning and did not come back again until the following Saturday. They asked, “Why do you do this, why are you constantly away from us?” I tried to make it clear to them, not only verbally, but in what I wrote. The incumbent chancellor at that time, Kurt Georg Kiesinger, had been a Nazi during the war. So I was not only campaigning for a new German chancellor, but also against the Nazi past. In my book I didn’t want to stick merely to abstract numbers—“so and so many Jews were murdered.” Six million is an incomprehensible number. I wanted it to have a more physical impact. So I chose as the thread to my story the history of the Danzig synagogue, which stood in that city for many centuries until it was destroyed during the war by the Nazis—Germans. I wanted to document the truth of what happened there. In the final scene of the book I relate this to the present; I write about my preparations for a lecture given in honor of Albrecht Dürer’s three hundredth birthday. The chapter is a melancholy reflection on Dürer’s engraving Melencholia Iand the effect melancholy has had on human history. I imagine that a culture-wide state of melancholy would be the correct attitude for Germans to have toward the Holocaust. Repentant and mournful, it would be informed by some insight about the causes of the Holocaust, which would carry over to our times as a lesson.
INTERVIEWER
This is typical of so many of your books, focusing on some aspect of wretchedness in the current world situation and the horrors that seem to lie ahead. Do you mean to teach, to warn, or to incite your readers to some kind of action? 
GRASS
Simply, I do not want to deceive them. I want to present the situation they are in, or one they may look forward to. People are disconsolate, not because everything is so awful but because we as human beings have it in our hands to change things, but don’t. Our problems are caused by us, determined by us, and it behooves us to solve them.
INTERVIEWER
Your activism extends to environmental as well as political issues, and you have incorporated this into your work.
GRASS
In the past few years I have traveled a great deal, in Germany and other places. I have seen and drawn dying, poisoned worlds. I published a book of drawings calledDeath of Wood about one such world, on the border betwee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what was then still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There, well in advance of the political union, a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occurred in the form of dying forests. This is also true of the mountain range on the border of West Germany and Czechoslovakia. It looks as if a slaughter had taken place. I drew what I saw there. The pictures have brief, pregnant titles that are intended more as commentary than description, and there is an afterword. With this kind of subject matter, drawing has an equal or greater weight than the writing. 
INTERVIEWER
Do you believe that literature has sufficient power to illuminate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of an age? Did you go into politics because as a citizen you felt you could do more than what you could as a writer?
  Günter  GRASS
I don’t think politics should be left to the parties; that would be dangerous. There are so many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on the subject “can literature change the world”! I think literature has the power to effect change. So does art. We’ve changed our habits of seeing as a result of modern art, in ways of which we are barely aware. Inventions like cubism have provided us with new powers of vision. James Joyce’s introduction of the interior monologue in Ulysses has affected the complexity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existence. It’s just that the changes that literature can affect are not measurable.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a book and its reader is peaceful, anonymous.
To what extent have books changed people?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this. I can only answer that books have been decisive for me. When I was young, after the war, one of the many books that were important for me was that little volume by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 The famous, mythological hero who is sentenced to roll a stone up a mountain, which inevitably rolls back down to the bottom—traditionally a genuinely tragic figure—was newly interpreted for me by Camus as being happy in his fate. The continuous, futile-seeming repetition of rolling the stone up the mountain is actually the satisfying act of his existence. He would be unhappy if someone took the stone away from him. That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me. I don’t believe in an end goal; I don’t think the stone will ever remain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We can take this myth to be a positive depiction of the human condition, even though it stands in opposition to every form of idealism, including German idealism, and to every ideology. Every Western ideology promises some ultimate goal—a happy, a just, or a peaceful society. I don’t believe in that. We are things in flux. It may be that the stone always slides away from us and must be rolled back up again, but it’s something we must do; the stone belongs to us.
INTERVIEWER
So how do you envision man’s future? 
GRASS
As long as we are needed, there will be some sort of future. I can’t tell you much about it in one word. I don’t want to give an answer to this in one word. I have written a book, The Rat—“The She-Rat,” “Rattessa.” What else do you want? It is a long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Author photograph by Nancy Crampton.

希尼詩 (Seamus Heaney 1939-2013) 其人、文集、訪談

$
0
0

  1. Poet Seamus Heaney, born on this day 83 years ago, was awarded the 1995 literature prize "for works of lyrical beauty and ethical depth, which exalt everyday miracles and the living past."
    可能是 1 人和顯示的文字是「 SEAMUS HEANEY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95 "There is risk and truth to yourself and the world before you." 」的圖像



  2. Seamus Justin Heaney, MRIA was an Irish poet, playwright, translator and lecturer, and the recipient of the 1995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Wikipedia
  3. DiedAugust 30, 2013, Blackrock Clinic

Seamus Heaney—who was born on April 13th 1939—saw poetry as general nourishment and necessity. He was as happy gently floating his words in a village hall as in some elitist auditorium
Seamus Heaney was born on this day in 1939
ECON.ST


Seamus Heaney

Seamus Heaney, poet, died on August 30th, aged 74

THE eyes first. Kind, brown, narrowing as they smiled. Eyes that had squinted into wind and through smoke: that had seen a river rat “tracing its wet/Arcs on the stones”, wind “quicksilvering” a poplar in one sweep, a cut finger “swaying its red spoors through a basin”. Then the hands: big, red, with squared-off nails. Not a poet’s hands. These had paid out rope in long loops, taking the strain; had dressed a hay-ruck and combed it down; had felt the tug and strum of a fishing line in a river. When they switched to poem-work, his pen (the faithful Conway-Stewart, guttering and snorkelling its full draught of ink) became another tool in a long succession of them: the heavy spade, slicing and nicking the turf with its clean plate-edge; the “rightness and lightness” of pitchfork and rake; the sledgehammer’s gathered force, “so unanswerably landed/The staked earth quailed and shivered in the handle”. “Do not waver/Into language,” he wrote. “Do not waver in it.”
He was bookish from boyhood, with a compendium of literature in his head; won a scholarship to Queen’s Belfast, did a lectureship at Berkeley, held professorships at Harvard and Oxford. There were four volumes of critical essays, translations from Greek, Italian, Irish and Anglo Saxon, Latin puns, etymological conversations, a lifelong struggle to resist the seduction of iambic pentameters. He rubbed shoulders with a constellation of great poets: Ted Hughes, Czeslaw Milosz, Philip Larkin, Robert Lowell. In 1995 he joined the select circle of winners of the Nobel prize. Yet he was always outside the academy. The farm boy from Mossbawn, County Derry saw poetry as general nourishment and necessity, saving proof that “whatever is given/ Can always be reimagined”, and was as happy gently floating his words in a village hall as in some elitist auditorium.
It had begun early, with his mother’s songs; with Hopkins, whose flashingly sprung poems gave him “verbal gooseflesh” at school; with Yeats, the towering and inescapable presence. He wrote first under the name “Incertus”, feeling his way among giants. The past became the shy youth’s touchstone, with its walled solidities of byre, kitchen, thorn tree, cot; of familial love “like a tinsmith’s scoop/sunk past its gleam/in the meal-bin.” He rhymed, he said, “To see myself, to set the darkness echoing”. Then he grew to learn that poetry flowed from self-forgetfulness. From 1972 he made it his day-job, understanding that he had succeeded when the crop of words “felt like its own yield”. Starting with “Death of a Naturalist” in 1966, moving through the bone-vaults of “North” (1975) and the glittering winds of “Seeing Things” (1991) to the mortal quietude of “Human Chain” (2010), there were 12 collections, and no failures.
He should have written more, some said, about the Troubles he lived through, as a Catholic teaching and poetising in Belfast in the 1960s. Indeed he did write about them: the “maimed music” of British helicopters, the “cold raw silence” after Bloody Sunday, the armoured cars in the lane covered with broken alder boughs. He made tender verses of rebel Croppy boys and of his cousin Colum, murdered at random for some sectarian reason, whose body he imagined washing on the grass by Lough Beg, “with blood and roadside muck in your hair and eyes”. What he refused to do was propagandise. He would write for himself, not for a cause; would weigh up, rather than weigh in.
Out of the peat
His “fardel” of Catholicism was ever there, the clicking beads and the gold inner gleam of the ciborium, the “tremor and draw” of words he no longer believed but could not disavow. Inevitably, living in the North, he sensed “a battened-down spirit that wanted to walk taller”. Yet he strove to preserve a balance, insisted on his Protestant friendships. “Protestant poets, Catholic poets—and don’t those terms fairly put the wind up you?” His move south, to Glanmore in County Wicklow, in 1972 (“a wood-kerne/Escaped from the massacre,/Taking protective colouring/From bole and bark”) was driven not by funk but by the demands of family and poetry.
It was impossible in any case to avoid the deep history of Ireland, laid down in layers like the black peat he had dug down through on Toner’s Moss; to ignore the ancient kings, monks and wanderers who could be turned up again like bog people, with their patient, ebonised, twisted faces, into the spring light. He too had grown out of this bottomless “sump and seedbed”, “the vowel of earth/dreaming its root/in flowers and snow.” He involved himself wholeheartedly in Ireland’s literary rediscovery of itself in the 1980s, trusting in the power of poetry to drive out the rancid utterances of terrorist and sectarian with “the clear light…leaning in from sea.”
He was taken so comfortably for granted in the pantheon of poets that his going had the shock of a great tree falling. He had written of such a tree, the chestnut planted by his aunt when he was born and then, in later years, chopped down with “the hatchet’s differentiated/Accurate cut”:
Its heft and hush become a bright nowhere,
A soul ramifying and forever
Silent, beyond silence listened for.
Yet his last texted words to his wife were Noli timere, don’t fear.


童元方/著《一樣花開----哈佛十年散記》台北:爾雅出版社,1996
兩篇回憶 Seamus Heaney 在哈佛教現代英詩



 Seamus Heaney, Irish Poet of Soil and Strife, Dies...


One half of one's sensibility is in a cast of mind that comes from belonging to a place, an ancestry, a history, a culture, whatever one wants to call it. But consciousness and quarrels with the self are the result of what Lawrence called ' the voices of my education'.--Belfast,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lected Prose 1968-1978, London:Faber and Faber1980, p.35





And yet the platform here feels more like a space station than a stepping stone, so that is why, for once in my life, I am permitting myself the luxury of walking on air.
--Seamus Heaney– Nobel Lecture

Crediting Poetry
http://www.nobel.se/literature/laureates/1995/heaney-lecture.html

「今日樂上樂,相從步雲衢。」(取材 朱自清《中國歌謠》)



2004

昨天翻《希尼作品及研究目錄》,第一本詩集 Death of a Naturalist ,翻譯成《一個自然主義者的死亡》 ,這可能用類似YAHOO!字典:2. 【人】 自然主義者 ( naturalism ) /3. 【人】 博物學家 /1. 【人】 鳥商;狗商;動物標本剝製者 【注意:Yahoo的順序很奇怪】;Seeing Things 翻譯成《幻視》;The Spirit Level 翻譯成《酒精水準儀》;Opening Ground: Poems 1966-1996翻譯成 《開墾的土地》

不過,希尼給中文讀者的書信採信手書寫方式,
我認為值得花時間抄錄(有字讀不清楚),與朋友共享。我認為也許可以改善翻譯。

I would say to Chinese readers that I'm exhilarated to think that we can connect across the great distances – linguistic, geographic, cultural. That tells us something about poetry. The ongoing life of poetry is crucial for our continuing life as creatures of civilization and sensibility and as creatures of intimacy. Poetry is one of the basrious (???), one of the guardians of intimacy. But poetry is also wide-open, it's a public art form. And that is the paradox. A poem has to be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it must be intimate to the poet. Think of writing a love letter and then think of writing a love poem, and of leaving them both on a table. If someone comes along later and reads the letters, it's an invasion, an intrusion, and the readers would probably be slightly embarrassed. But if love poem, however bad the love poem is, it is not an invasion. The poem is actually an address to you as a reader. It calls you towards it. It is there to be open with you. It is a made thing , but a thing made of inwardness. So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Chinese readers means that our belief in the openness of the poem is justified, and secondly, that our sense of its necessity as a help to our continuing to be sensitively human is justified too.

Seamus Heaney


中文版序言

我想向中國讀者說,每當念及我們可以跨越語言、地理、文化的巨大距離,我就感到興奮。這表明了詩的某種意義。不斷發展中的詩歌是我們繼續做文明和敏感的人,做有親暱行為的人的決定因素。詩歌是堡壘,是人類隱私的監護者之一;但它又是敞開的,是一種公眾的藝術形式。這使之自相矛盾。一首詩必須準備受審查,但同時,你們知道, 它又必須和詩人的內心親密無間。想想寫一封情書,再想想寫一首情詩,把它們都留在桌上。如果有人過來讀那封情書,那是一種侵犯,窺伺個人隱私,他會有點兒害羞,或應該有點兒害羞。可如果有人過來讀一首情詩,不論那首詩寫得多壞,都說不上是侵犯隱私。那詩實際上是為作為讀者的你所寫的,它召喚你向它靠攏。它放在那兒讓你打開。它是一種造物,然而是內心的造物。所以擁有中國讀者這一事實表明,我們相信詩歌的公開性是有道理的,而我們感到作為幫助我們繼續做敏感的人的詩的必要性,也是有道理的。

西默斯 希尼
200年7月

愛爾蘭詩人Seamus Heaney《希尼詩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作者簡介  · · · · · ·


目錄  · · · · · ·

詩選/吳德安譯
 《一個自然主義者的死亡》(1966) 
挖掘/一個自然主義者的死亡 採黑草莓――給菲力普・赫伯斯班 追隨者/期中假期 卜水者/詩――給瑪蕊 自我的赫利孔山――給邁克・朗利 

《進入黑暗之門》(1969) 鐵匠鋪/蓋屋頂的人/半島 革命者的安魂曲/老婆的故事 夜間駕車/化石的記憶 沼澤地――給T・P・佛拉南根 

《在外過冬》(1972) 炭化的橡樹/安娜莪瑞什/雨的禮物 布羅格/傳神言者/一首新歌 另一邊/托蘭人/婚禮之日 地獄的邊境/私生子/英國的麻煩 試飛/西部聖地 

《北方》(1975) 木斯浜――給瑪麗・希尼(選譯) 葬禮儀式/北方/沼澤女皇 格拉伯男屍/懲罰 演唱學校(選譯) 2、警官拜訪/4、1969年夏/5、養育――給邁克・麥克拉維提 

《野外工作》(1979) 牡蠣/圖姆路/飲水 貝格湖濱的沙灘――紀念卡倫・麥卡特尼 傷亡人員/顎音的繆斯 收場白/水獺/臭鼬 忌妒之夢/歌 收穫結/悼念弗朗西斯・萊德維奇 《斯威尼的重構》(1983) 在山毛櫸中/在那時 

《斯特森島》(1984) 地鐵中/契訶夫訪庫頁島 砂石紀念品/老熨斗 來自德爾菲的石頭 給邁克爾和克里斯托弗的風箏 鐵軌上的孩子們/斯特森島(選譯) 

《山楂燈籠》(1987) 字母/來自寫作的前線 山楂燈籠/來自良心的共和國 冰雹/出空――紀念M・K・H,1911―1984 消失的海島/

《幻視》(1991 ) 視野/乾草杈/方形(選譯)/明亮(選譯)

《酒精水準儀》(1996) 雨聲仙人掌/薄荷 聖人開文和烏鶇 差遣/海灘/在源頭 

隨筆・評論/姜濤週瓚穆青傅浩王娟黃燦然馬永波塗衛群胡續冬譯 摩斯巴恩 貝爾法斯特 尼祿、契訶夫的白蘭地與來訪者 舌頭的管轄 進入文字的感情 翻譯的影響 詩歌的糾正 樹上的神 先世之山:論近期愛爾蘭詩歌中的幻景與反諷 信念、希望和詩歌――論奧希普・曼德爾斯塔姆 歡樂或黑夜:WB葉芝和菲利浦・拉全詩歌的最終之物 測聽奧登 數到一百:論伊莉莎白・畢肖普 洛威爾的命令 不倦的蹄音:西爾維妞・普拉斯 歸功於詩――諾貝爾文學獎受獎演說 附錄:希尼作品及研究目錄 · · · · ·
*****

“That's something poetry can do for you, it can entrance you for a moment above the pool of your own consciousness and your own possibilities.”
—Seamus Heaney, The Art of Poetry No. 75, interviewed by Henri Cole in “The Paris Review” no. 144 (Fall 1997)



Seamus Heaney, The Art of Poetry No. 75, interviewed by Henri Cole in “The...
THEPARISREVIEW.ORG


川端康成「抒情歌」の〈香〉から. 川端康成没後50年で新資料 初恋描いた「篝火」の草稿、断片6枚

$
0
0




川端康成没後50年で新資料 初恋描いた「篝火」の草稿、断片6枚
川端康成の作品で繰り返し描かれているカフェの女給、伊藤初代との悲恋。今回確認されたのは、また別の断片6枚で、主人公が恋人のいる岐阜に到着した場面が描かれていました。





異界をまねく--川端康成「抒情歌」の〈香〉から (特集 〈香り〉のすがた)


Imagining the Foreign World: Yasunari Kawabata's "Incense" from "Lyric Song" (Special Feature: "Aroma")

2人の新婚旅行初夜の同時刻、突然香水の匂いを霊能力で嗅いだ。


「太古の民の汎神論」と世間から笑われても、「私」はいつか人間は再び、もと来た道を逆に引き返すよう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も思い、万物流転を唱えたレイモンド・ロッジの「香のおとぎ話」も、




Sir Oliver Joseph Lodge, FRS[1] (12 June 1851 – 22 August 1940) was a British physicist and writer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d holder of key patents for, radio. He identified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independent of Hertz's proof and at his 1894 Royal Institution lectures ("The Work of Hertz and Some of His Successors"), Lodge demonstrated an early radio wave detector he named the "coherer". In 1898 he was awarded the "syntonic" (or tuning) pat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Office. Lodge was Principal of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from 1900 to 1920.



Raymond (1889–1915),


. After his son, Raymond, was killed in World War I in 1915, he visited several mediums and wrote about the experience in a number of books, including the best-selling Raymond or Life and Death (1916).[24] Lodge was a friend of Arthur Conan Doyle, who also lost a son in World War I and was a Spiritualist.


Lodge was a Christian Spiritualist. In 1909, he published the book Survival of Man which expressed his belief that life after death had been demonstrated by mediumship. His most controversial book was Raymond or Life and Death (1916). The book documented the séances that he and his wife had attended with the medium Gladys Osborne Leonard. Lodge was convinced that his son Raymond had communicated with him and the book is a description of his son's experiences in the spirit world.[25] According to the book Raymond had reported that people who had died were still the same people when they passed over, there were houses, trees and flowers and the Spirit world looked similar to earth but there is no disease. The book also claimed that when soldiers died in World War I they had smoked cigars and received whisky in the spirit world and because of such statements the book was criticised.[26] Walter Cook wrote a rebuttal to Lodge, titled Reflections on Raymond (1917), that directly challenged Lodge's beliefs in Spiritualism.[27]




Raymond or Life and Death, 1916
Christopher, 1918
Raymond Revised, 1922




『宗教問答』宍倉保訳 普光社 1911
『死後の生存』高橋五郎訳 玄黄社 1917
『心霊生活』藤井白雲訳 大日本文明協会事務所 大日本文明協会刊行書 1917
『レイモンド 冥界通信』高橋五郎訳 宇宙霊象研究協会 1918
『他界にある愛児よりの消息』野尻抱影訳 新光社 心霊問題叢書 1922
『レイモンド 人間永生の証験記録』野尻抱影訳 奎運社 1924
『レイモンド 死後の生存はあるか』野尻抱影訳 人間と歴史社 1991
『科学より観たる信仰の本質』大野芳麿訳 洛陽堂 1921
『死者は生きている』抄訳.編 今村光一叢文社 1975






「太古の民の汎神論」と世間から笑われても、「私」はいつか人間は再び、もと来た道を逆に引き返すよう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も思い、万物流転を唱えたレイモンド・ロッジの「香のおとぎ話」も、「科学思想の象徴の歌」であり、物質が不滅ならば、智恵の浅い女の身でありながらも悟っていた「魂の力」だけ滅んでしまうとするのは矛盾だと感じた。


そして「私」は「魂」という言葉を、「天地万物を流れる力の一つの形容詞」と感じ、動物を蔑む因果応報の教えを、「ありがたい抒情詩のけがれ」と感じた。エジプト死者の書ギリシャ神話はもっと明るい光に満ち、月桂樹に姿を変えたダプネーや、福寿草に生まれ変わったアドーニスのように、アネモネ転生はもっと朗らかな喜びのはずと「私」は思った。


Even though people laughed at "The ancient people's pantheism", "I" thought that humans might one day return to the way they originally came from, so Raymond Lodge advocated all logistics. "The fairy tale of incense" is also a "song of a symbol of scientific thought", and if the material is immortal, only "the power of the soul" that has been realized while being the body of a woman with little wisdom will be destroyed. Felt like a contradiction.






And "I" felt the word "soul" as "an adjective of the power that flows through all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teaching of causal retaliation that despises animals as "thankful lyrical scribble". The books of the Egyptian dead and Greek myths were full of brighter light, and I thought that the reincarnation of Anemone should be a more cheerful joy, like Dapne, who turned into a laurel, and Adonis, who was reborn in Fukujukusa. ..





Hishikawa Moronobu (Japanese: 菱川 師宣; 1618 – 25 July 1694)[1] was a Japanese artist known for popularizing the ukiyo-e genre of woodblock prints and paintings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2]

川端康成:雪国、文豪・川端康成の没後50年。代表作を新たな視点で映像化。朋友; 長編小説:山の音;

$
0
0

NHK 

15分鐘 
雪国
[BSプレミアム] [BS4K] 4月16日(土) 午後9:00 ~ 10:30
文豪・川端康成の没後50年。代表作を新たな視点で映像化。
文筆家・島村(高橋一生)は、訪れた雪国で芸者の駒子(奈緒)と出会う。一夜をともにする2人。だが、やがて島村は、駒子の心の中に、ある男女の影を見ることに…。
銀世界にたたずむ古い町並み、雪が降りしきる温泉宿など、美しい情景の中でつづられる繊細な心模様。原作の行間に隠された真実を、ミステリー要素も交えながらときほぐす。
【原作】川端康成
【出演】高橋一生,奈緒,森田望智,高良健吾,由紀さおり,山本郁子,あべかつのり,芹澤興人,川上友里,田根楽子,稲垣来泉,江藤雪乃,赤間麻里子,福澤重文,市島琳香,中上サツキ,松山傑
【脚本】藤本有紀
<インタビュー>
川端康成の代表作『雪国』をドラマ化!「美しい“言葉”と“余白”を感じてもえたら」(主演・高橋一生)





“The road was frozen. The village lay quiet under the cold sky. Komako hitched up the skirt of her kimono and tucked it into her obi. The moon shone like a blade frozen in blue ice.”
―from "Snow Country" by Yasunari Kawabata

  • 雪国(1935年1月-1937年5月。1940年12月-1947年10月)

Nobel Laureate Yasunari Kawabata was born in Osaka, Japan on this day in 1899.
“The stars, almost too many of them to be true, came forward so brightly that it was as if they were falling with the swiftness of the void.”
―from SNOW COUNTRY
Nobel Prize winner Yasunari Kawabata’s Snow Country is widely considered to be the writer’s masterpiece: a powerful tale of wasted love set amid the desolate beauty of western Japan. At an isolated mountain hot spring, with snow blanketing every surface, Shimamura, a wealthy dilettante meets Komako, a lowly geisha. She gives herself to him fully and without remorse, despite knowing that their passion cannot last and that the affair can have only one outcome. In chronicling the course of this doomed romance, Kawabata has created a story for the ages — a stunning novel dense in implication and exalting in its sadness. READ an excerpt here: http://www.penguinrandomhouse.com/…/snow-country-by-yasuna…/


沒有自動替代文字。





美的交響世界:川端康成與東山魁夷》2006

川端康成と東山魁夷―響きあう美の世界 単行本 – 2006/9


文豪と画家、知られざる魂の邂逅。日本の美を追求した芸術家同士の素顔がのぞく往復書簡、発見される。直筆書簡、東山魁夷作品、国宝級の川端康成コレクション、一挙公開。

著者略歴 (「BOOK著者紹介情報」より)

川端/香男里
財団法人川端康成記念会理事長(本データはこの書籍が刊行された当時に掲載されていたものです)



我是讀了川端康成的「末期の眼」之譯文 文中提到 古賀春江
去找一下

「お前はナニモノか」という問い ―古賀春江と川端康成と「末期の眼」(1Add Star


古賀 春江(こが はるえ、1895年6月18日 - 1933年9月10日)は大正期に活躍した日本の初期のシュルレアリスムの代表的な洋画家(男性)である。本名は亀雄(よしお)。後に僧籍に入り「古賀良昌(りょうしょう)」と改名する。「春江」はあくまでも通称である。

他的生平有簡單的英文介紹
Harue Koga (古賀 春江 Koga Harue?, June 18, 1895 - September 10, 1933) was a Japanese surrealist/avant-garde[1] painter active in the Taishō period.

His life

His real name is Yoshio. He entered the priesthood and was renamed "Ryosho Koga"; "Harue" is an alias. He was born as the eldest son of the priest of a buddhist temple, Zenfukuji. He belonged to the Pacific Ocean Painting Association Laboratory and the Japanese Watercolor Painting Laboratory after he had gone to Tokyo. He won Nika Prize for "Burial" in 1922. He established an art group "Action" in the same year. He devoted himself to Paul Klee between 1926 and 1927, and became good friends with Yasunari Kawabata.[1] A lot of his art work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movements and painters in the West such as cubism (Fernand Léger), surrealism, Klee, etc., and his style changed one after another in a short term. In general, his work of several years following "Sea" is consider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surrealism painting in Japan, and had a big influence on the following Japanese arts.


とんとん・にっき-so10九 抒情詩圏の画家――古賀春江
「絵はがき(自画像)」1916年


山の音 - Wikipedia

https://ja.wikipedia.org/wiki/山の音
山の音』(やまのおと)は、川端康成の長編小説。戦後日本文学の最高峰と評され、第7回(1954年度)野間文芸賞を受賞。川端の作家的評価を決定づけた作品として ...













川端康成,譯者:葉渭渠



‘The Sound of the Mountain’: Yasunari Kawabata’s slow-burning meditation on getting older
BY LOUISE GEORGE KITTAKA
SPECIAL TO THE JAPAN TIMES
MAR 25, 2017



The first Japanese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1968, Yasunari Kawabata, deals with the gradual decline that comes with aging in “The Sound of the Mountain.”

The Sound of the Mountain, by Yasunari Kawabata, Translated by Edward G. Seidensticker.
276 pages
TUTTLE, Fiction.

Family patriarch Shingo Ogata, a businessman nearing retirement, lives with his wife, son and daughter-in-law in Kamakura. Shingo has an affinity for the natural world, which serves as a metaphor for his feelings and reactions to events around him.

He is forced to ponder his own past performance as husband and father when both the marriages of his adult children run into trouble: Daughter Fusako leaves her husband, arriving home with her two small daughters, while her brother, Shuichi, neglects his own wife, Kikuyo, and brazenly carries on an affair. Shingo sees something of a kindred spirit in the devoted and gentle Kikuyo, and his affections for his daughter-in-law are a tad more than fatherly. At the same time, he feels guilt over a long-held infatuation for his late sister-in-law.

Despite his self-perceived shortcomings, Shingo is a sympathetic protagonist, and as he takes action to end his son’s affair and bring him back into the family fold, the book closes with a tentative sense of hope for a happier future for the Ogatas.

Kawabata delivers his characters and their dialogue in sensitively written prose that moves at a leisurely pace, and this domestic drama of is best enjoyed in the same manner.




First English-language edition
Author Yasunari Kawabata
Original title 山の音
Yama no Oto
Translator Edward Seidensticker
Country Japan
Language Japanese

Publication date 1949–1954

Published in English 1970 (Knopf)
Media type Print (paperback)

黑川紀章 Kisho Kurokawa 1957-85-新建築 別冊 日本現代建築家 Series 10;「中銀膠囊大樓」(東京銀座)拆除

$
0
0
一代經典也要慢慢走入歷史了,雖然不捨但也沒辦法。
再會了!中銀膠囊大樓=竣工50年將解體―黑川紀章代表作
NIPPON.COM
再會了!中銀膠囊大樓=竣工50年將解體―黑川紀章代表作
知名建築師黑川紀章(已故)的代表作之一,過去以獨特外觀而聞名的「中銀膠囊大樓」(東京銀座)於12日正式開始拆除…



Happy birthday Kisho Kurokawa! One of Japan's leading architects of the 20th century, Kurokawa was perhaps most well-known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Metabolist movement of the 1960s. Learn more:http://bit.ly/25PaFiO








這本書的黑川紀章年譜,從1974起,每年一頁。分為:


活動
作品
受賞
著書
展覽會
會議
審查員
演講
最後一項 是交友



黑川紀章-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黑川紀章(1934年4月8日-2007年10月12日)是日本建築師。京都大學畢業。 ...相關的維基共享資源:. 黑川紀章· 黑川紀章建築都市設計事務所 ...

鳥瞰世界的書之海:台灣、中國 (含香港)、日本、美國/英國等,都是出版"重鎮"。以紐約時報4月15日 為"詩歌月"的週報"Books Update: What Is Poetry?"為例

$
0
0

 

大概36年前,我在芝加哥拜訪MOTOROLA公司的最小事業部的最高主管。

他的大辦公室的桌上,擺著百來本關於汽車產業的雜誌與書......

***

我很好奇,網路上沒有"鳥瞰世界的書之海"的網站/網頁。

台灣、中國 (含香港)、日本、美國/英國等,都是出版"重鎮"。

---

紐約時報相關的,有兩大類: 書、書評....以它今天為"詩歌月"的週報為例;



More Books Coverage

April 15, 2022

Na Kim

Dear Fellow Readers,

April is National Poetry Month, and this week we revive an old tradition by devoting an entire issue to the form. But first we ask a very basic question: What is poetry, anyway? There’s no simple answer, as our columnist Elisa Gabbert explains in an essay that probes and celebrates that very ambiguity. “The poem is a vessel,” she writes; “poetry is liquid.”

Personally, the metaphor I’ve been using for this issue is the Westminster Dog Show, where we might strain to see any similarity between a whippet and a Pekingese and a wire fox terrier (the best breed), but we recognize them all as dogs. So in the poetry issue, you’ll find our review of “Rhyme’s Rooms,” in which the avowed traditionalist Brad Leithauser explains meter and rhyme and the other elements that have long defined poetry, but you’ll also find Dana Levin’s voluble new collection, “Now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with its gleeful mix of prose and verse, and Linda Gregerson’s “Canopy,” with its elegant, austere lyricism about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Gabriel Ojeda-Sagué’s hall-of-mirrors hybrid “Madness,” which offers the selected poems of a writer who never existed. These books might not bear much resemblance to one another, but they all have a place in the show.

More poetry: Roger Reeves’s “Best Barbarian” tips its hat to the Western canon even as it challenges its omissions and expands its political and artistic possibilities. Ange Mlinko’s “Venice” deploys polished traditional forms to express a wild, whirlwind energy. There’s also a posthumous collection from the celebrated outback poet Les Murray, a new translation of “Flight and Metamorphosis,” by the Nobel laureate Nelly Sachs, and a resonant sonnet about love and war by the Ukrainian poet Yuri Burjak.

In nonfiction, besides Leithauser’s tour of poetic techniques we have Robert Pinsky reviewing a new biography of John Keats and Heather Clark reviewing the diaries of Edna St. Vincent Millay. (“I do not think there is a woman in whom the roots of passion shoot deeper than in me,” Millay wrote.) Finally, a couple of treats: Ocean Vuong’s By the Book interview, in which the poet and novelist admits he has read books at M.M.A. fights, and a trip to our archives with Tina Jordan, who uncovers the remarkable fact that 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 inspired so much bad poetry among Times readers that editors here had to plead with them to stop submitting it.

You’ll find the complete contents of this week’s issue below. Please let us know what you think — not just about these reviews, but about our other coverage, too. You can email us at books@nytimes.com. We read every letter sent.

Gregory Cowles
Senior Editor, Books, and Poetry Editor,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GregoryCowles



POETRY

The Poetry Issue

Facing ‘the Can’t-See of the Future,’ in Verse and at the Chiropractor’s

In “Now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the poet Dana Levin learns to write again and comes to terms with personal and political trauma.

By Srikanth Reddy

Article Image

The Poetry Issue

Moving From Elegy to Ecstasy, a Poet Pushes Against the Canon

In “Best Barbarian,” Roger Reeves riffs on Western tradition to challenge its omissions and expand its political and artistic possibilities.

By Sandra Simonds

Article Image

The Poetry Issue

He Never Existed. Here Are His Selected Poems.

In “Madness,” the poet Gabriel Ojeda-Sagué has assembled a career retrospective for a writer he invented from whole cloth.

By Christopher Soto

Article Image

The Poetry Issue

Best Known as a Holocaust Poet, Nelly Sachs Deserves Another Look

The Nobel laureate’s postwar collection “Flight and Metamorphosis,” published in 1959 and new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reveals a poet full of mystery and depth.

By Daisy Fried

Article Image

The Poetry Issue

A Poet Look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Reaches for Hope

In “Canopy,” her seventh collection, Linda Gregerson mourns for humanity and the earth even as she clings to signs of personal connection.

By Stephanie Burt

Article Image

The Poetry Issue

One Last Book From an Outback Poet Who Was Part Hero, Part Pariah

Les Murray’s posthumous collection “Continuous Creation” highlights both his crankiness and the rough magnificence of the landscape he loved.

By William Logan

Article Image

The Poetry Issue

A Poet Who Looks at the Stuff of Daily Life and Sees Looming Apocalypse

Again and again in Ange Mlinko’s collection “Venice,” quotidian events generate nightmarish overtones.

By Troy Jollimore

Article Image

The Shortlist

Poems of Exile, Introspection and Self-Discovery (Cicadas, Too)

New collections from Akwaeke Emezi, Solmaz Sharif, Colm Toibin and Phoebe Giannisi.

By Jessica Gigot


Children’s Books

Features

  • Essay: What Is Poetry? “Poetry leaves something out,” our columnist Elisa Gabbert says. But that’s hardly the extent of it.
  • By the Book: Ocean Vuong brings books to lunch dates, “just in case.”

Etc.

Best Sellers

New International Books

Thoka Maer

Your sneak preview of books coming out in 2022 from around the world. Get globetrotting.

Article Image

许知远对话葛兆光 站在历史的远处;李懷宇訪談葛兆光: 並不遙遠的中國思想史

$
0
0

舊文重讀,李懷宇訪談葛兆光:
並不遙遠的中國思想史

M.WENXUECITY.COM

m.wenxuecity.com


Hanching Chung

似乎沒談到實的思想史,不過"導論--思想史的寫法"一本小書 (136頁),就可知讀書不少。連王德威的翻譯都找出小毛病。

講義雜誌 (1987~2021);VERSE雙月刊 (2020~)

$
0
0

VERSE 8月號/2021 第7期


Intro 序曲(總編的話):

合唱屬於這個時代的歌

「Verse」這個字的意思在一首歌中指的是「主歌」,包括開場鋪陳與不同段落,相對的是每首歌曲的高潮「chorus」,「副歌」或者「合唱」。

在《VERSE》雜誌邁入第二年的第一期,我們聚焦於「時代的合唱」,亦即歌詞學、時代記憶與流行音樂的轉變。首先,編輯部從過去40年來選出十首歌曲、十個重要的歷史時刻,這些歌曾經勾連著我們的集體情緒,他們或鮮明或幽微地訴說著不同時代刻痕上人們的亢奮與焦慮,或者試圖以發聲去推動新的價值。我們邀請到十位重量級的寫作者,包括傑出的作家、音樂人和文化人,詮釋這些歌的意義。這十首主歌之外,另有11位名家寫11首「Hidden Tracks/隱藏歌單」—這些歌未必人盡皆知,但是正是這些不同的獨唱、低吟甚至隱微之音,才讓台灣的流行歌曲世界如此豐盛。

其次,我們探討作詞這門技藝在流行音樂中的變化。除了深度訪談最有代表性的幾位詞人:李焯雄、葛大為、藍小邪、艾怡良,也分別探討了不同語種的寫作:三代台語創作者武雄、謝銘祐、拍謝少年,兩位當代最有代表性的原住民創作者舒米恩和桑布伊,客語創作者歌手米莎寫下極為迷人的文字分享寫作心得。嘻哈歌詞是如何寫出來的?金曲歌王Leo王告訴你。HUSH、蕭賀碩、陳修澤三位創作者則分享一首歌是如何完成。最後是香港重要詞人/作家/學者周耀輝分享他在大學開設歌詞寫作班的心得:大世界很壞,但至少我們還有歌。

兩位封面人物正好是兩種詞人:一位是華語世界的「詞神」林夕。在這個將近萬字的長訪談中,他從少年的文學養成,談到歌詞的療癒與煽動力,甚至是他最近和KKBOX的作詞AI系統—所以未來人人都可成林夕?對看透一切風景的林夕來說,答案當然沒那麼簡單。

另一位封面人物盧廣仲則代表了音樂產業從過去的專業詞人,到現在「唱作人」為王。從第一張專輯開始,盧廣仲用一首又一首的歌曲深植人心。在今年即將發行的新專輯,他要宣告一個「大人中」的盧廣仲。在本刊報導,你會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他。(VERSE網站還有作家朱宥勳談歌詞與文學的差別,以及作家黃崇凱和拍謝少年的對談。)

本期Creative Business非常精彩。品牌故事是永豐餘生技如何從米其林的山海樓到有機食材的Green & Safe擴大他們的餐飲版圖,茶籽堂如何實踐地方創生的精神讓宜蘭朝陽社區的朝陽重現。VERSE甚至跨入體育的新領域,深度報導新的職業籃球聯盟P. LEAGUE+背後的故事與可能前景。(我這個體育門外漢看完都想看職籃了!)

Arts & Culture本期非常「雜誌」。50年前《漢聲》雜誌前身《ECHO》創刊,同年《雄獅美術》創刊,他們不僅反映了70年代的時代精神,更是文化雜誌的前行者典範。這不僅是考掘一頁重要的文化史,更是一個深刻的反省:我們真的較50年前的前輩走得更深、編輯技藝更進步嗎?每期固定的「Magazine World」這期是訪問中國最著名的雜誌人令狐磊,深度分享中國這些年來文化雜誌的變化。

在Ideal Life,我們探討台東池上是如何成為一個烏托邦般的黃金小鎮?走入花藝美學大師凌宗湧位於山中與自然共生的實驗花園,報導新台茶的代表品牌京盛宇如何在疫情衝擊下重新帶給大家獨特的茶體驗。更值得一提的是,VERSE與京盛宇聯手推出獨一無二的「雜誌茶盒」,這會是最美最可口的體驗。

新的一年也開始了新的專欄:包括Tizzy Bac靈魂人物陳惠婷寫音樂、超人氣作家/學者湯舒雯寫文學與政治、金融新創代表人物劉奕成寫新商業、建築學者龔書章每期訪問不同建築師的會客室,以及詩人馬翊航固定邀請一篇詩作,作為閱讀雜誌的完美終章—因為這本雜誌叫「VERSE」。

本期雜誌在台灣疫情最嚴峻的時期製作,採訪工作非常艱難。封面故事都是視訊訪談、人物插畫和大量邀稿,但每一幅畫、每一篇文稿都精彩不已。我們也特別企劃居家料理的攝影故事,創造味蕾的幸福。

這是VERSE第二年的開始。辦一個文化媒體、創造新的語言,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唯有社會力量的共同支撐,這個文化平台才能更自主而勇敢地走入大地的根部與浪潮的深處。不論各位是訂閱、零購,或者分享給朋友關於VERSE的訊息,我們都由衷感謝。

讓我們一起合唱屬於這個時代的歌,共創我們土地上的文化。

——VERSE社長暨總編輯 張鐵志

---

講義雜誌 (1987~2021)

約2021年中,知道講義雜誌要停刊。

2022年3月,在台大活動中心取得講義雜誌90年代初十來本,翻後感慨多。

**

 

講義創立於1987年,講義的發行宗旨為宣揚積極奮發、樂觀進取的生活態度。

世間最珍貴的幾樣東西,例如陽光、空氣、積極的人生觀,它們的共同點:都是免費的。你不會缺乏空氣、陽光,但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擁有積極的人生觀。一個幸福家庭,必定擁有一部佛經(或聖經),以及一份講義雜誌。
我們與一些國際著名媒體合作,例如美國的紐約時報、美國的國家地理會社、美國的Rodale出版集團、英國的Nature雜誌等,讓讀者的視野與世界同步。
講義的文章就像是生命的幸福饗宴,一篇文章就可能改變你的一生。
別人教你賺錢,講義教你幸福。
(講義雜誌出版2021年12月號雜誌後,於2022年停刊)



---
講義雜誌
2021年12月1日·



【講義雜誌 公開信】
2021年12月號,講義雜誌熄燈號
不要為講義的停刊而惋惜,要為講義能存活這麼久而欣慰



講義雜誌全體同仁,感謝所有幫助過講義、支持過講義、閱讀過講義、指點過講義的朋友與單位,再次鞠躬感謝
◎費文(講義雜誌總編輯)
潮漲潮落,緣起緣滅,2021年12月號是講義的最後一期。
講義創刊於1987年4月,迄今34年9個月,共417期。歷經兩個世紀,四位總統。
講義創刊前(是的,在問世前)就有12,000個長期訂戶,這是臺灣雜誌界的一項紀錄。為什麼做得到?我們最初經營叢書出版近乎10年。當我們宣布要辦一本雜誌,開始接受預訂,心中希望有5,000個訂戶,但對外只敢宣稱希望有3,000個,仍然被譏為天方夜譚。但在什麼都還沒有看到,就有12,000個讀者預訂,有的一訂就是三年、五年。
我們原先計畫這本雜誌只有四臺(每臺32頁),亦即128頁,二臺彩色,二臺黑白。但讀者的踴躍,讓我們大方增加一臺,而且變成四臺彩色,一臺黑白,即使後來營收出現赤字,仍然堅持不減頁。除了開頭的五、六年有廣告客戶支援(但拒刊菸酒廣告),我們的收入完全依靠讀者,尤其是長期訂戶,我們有很多數十年的訂戶。我們最近找出從創刊號一直訂到現在,高達40多人。一本雜誌的出刊,除了讀者,當然還需要作者、廠商的支持,因此我們總是在出刊當月,以現金而非遠期支票,支付稿費和帳款。
講義的創刊宗旨是:講義、養氣、樂天、知命。我們的堂規是:晨夕講義、謙遜誠信、顧客至尊、善的循環。30多年來,講義努力推行積極的人生觀,希望帶給社會正能量。我們努力做公益,除了不時提供免費廣告版面給公益團體,我們所做的數種公益中,時間最長的是支持家扶基金會,已有30多年。我們無償提供內容給愛盲基金會,製成盲人有聲版,免費送給盲胞。我們最驕傲的是,凡是我們的同仁自行捐款給公益單位,公司也以相同的金額響應。我們之所以公開這些,是因為認同證嚴上人的主張:為善要為人知,以便影響周圍的人,進而增加社會的正能量。
「認養講義捐給學校/監獄」活動,反應極為熱烈,有些個人和公司,每年不間斷認養數十份。其中,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雅緻國際公司、林心正教育基金會⋯⋯等單位每年認養或贈送講義做為畢業生賀禮,都以百份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從事保險業的女士,她自己捨不得購買,而去圖書館借閱講義,但她吩咐我們刷她的信用卡主動扣款,每年認養數十份,而且逐年增加。有一年,她來電:「不好意思,我今年收入減少,明年認養的數量是否可以不要增加?抱歉,抱歉。」接電話的同仁,眼眶都濕了。這兩天,有一位讀者要繼續認養,得知講義要停刊,竟在電話那頭哭了。
對我個人來說,最大的鼓勵之一來自林太乙女士,她曾擔任中文版讀者文摘總編輯數十年,那是該雜誌最輝煌的時光。退休後,她每次來臺灣,都會約我一起茶敘。
除了紐約時報,我們也跟其他三家國際媒體合作:National Geographic,Nature,Rodale,講義與國際同步,培養讀者深度的國際視野。
講義因為有龐大的訂戶,經營一直很順利,直到數年前,才開始出現赤字。我們一直安慰自己:「就當做也是在做公益吧」,但今年情況開始更惡化,才不得不止血。我們不會把責任推給科技改變人們的閱讀習慣,或疫情的影響。我們只怪自己沒有足夠的轉型能力,找到新的獲利模式,因此要向所有支持講義的朋友致歉。
凡是訂戶(包含認養)未到期的,我們將全額退款。我們已寄出退款通知書,請將銀行帳號等資料填妥並回覆,我們最晚會在12/20前完成退款。任何問題請來電02 2706 7889。凡透過經銷商訂閱的,請直接與其聯繫,因為我們會將退款撥給他們代轉。
停刊的只是講義雜誌,「講義堂」公司,以及「幸福共和國」品牌,將繼續存在,希望未來能夠以新的經營模式與讀者再見。
念起即覺,覺已不隨。
別人教你賺錢,講義教你幸福。
費文
2021.12.01















Fables for Our Time and Famous Poems Illustrated;塞伯短篇小說選;James Thurber 1894 - 1961/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張曼儀

$
0
0
《想我苦哈哈的一生》
詹姆斯.瑟伯著,陳婉容譯,逗點文創出版
 
出版小說、散文、劇本、童書、漫畫……書寫類型豐富多元的美國作家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1894-1961)作品曾被改編為電影《白日夢冒險王》,更是《紐約客》早期的「幽默大師」。小說《想我苦哈哈的一生》自傳性質濃厚,以美國俄亥俄州家庭為故事圓心,日記般口吻敘述主人翁周遭的大小日常──床舖坍塌之夜,因為角色各自的「神經質」,引發連鎖荒誕事件;訛傳謠言,讓鎮上居民以為大壩潰堤紛紛逃難,隱約看見「末日預言」的輪廓;豢養的家犬,脾性古怪,見人就咬,卻怕雷電交加暴風雨;大學時不擅長的科目讓主角痛苦萬分,鬧出許多笑話,間接針挑教育環境帶給個人的困境。詹姆斯.瑟伯習以製造混亂與慌忙場面,將情節推向高峰,再戛然收束,點到為止,任笑意在無聲的罅縫醞釀、竄出,展現精緻的詼諧。
 
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1012838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was adapted for the stage by Thurber as part of the 1960 Broadway TheaterrevueA Thurber Carnival.
Fensch, Thomas (2001). The Man Who Was Walter Mitty: The Life and Work of James Thurber. New York: New Century Books.. ISBN0-930751-13-2.

----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In A Nutshell
James Thurber is most famous as a cartoonist and writer for The New Yorker in the 1930s and 40s. He published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in The New Yorker in March of 1939. It tells the story of an aging man who, though inept and bumbling in real life, passes his day with a series of fantasies in which he takes on the role of any number of powerful, bold, decisive men. The story has become an American classic, and Mitty a famous literary character. The word "Mittyesque" can even be found in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It refers to someone who is an absent-minded dreamer.)

Why Should I Care?
Who hasn't gotten through a boring day by imagining they were somewhere else, someone else,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Whether you pretend you're decoding spy codes when finishing your calculus homework, or that you're a dangerous Mafioso when your mother makes you take out the garbage, or that you're an FBI agent gathering intel when you're waiting at line at the supermarket, you probably know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The imagination is something we all use – possibly something we all need – to make our lives more interesting.

Some view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as the endearing story of a loveable man whose rather humorous, dramatic fantasies are harmlessly employed to get him through a dull day of errands. Others see darker themes at work here. Perhaps the story's message is that a dreamer can't survive in this world; or maybe that dreams are in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for what bothers us in reality. Any way you cut it, there are tough questions and hilarity to be found in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




揚塵以外--讀張曼儀老師《揚塵集》有感
羈魂 | 2014年03月16日 11:11 | 分享到



   【港人字講:羈魂】屈指算來,認識張曼儀老師已有四十多年。印象中她是我在港大唸二年級時到中文系任教的。由於她主要教翻譯課,我卻選修了所有中文和中 哲課,沒緣直接做她的學生;可是,對她積極推廣新文學,尤其新詩方面的努力,卻早有所聞。何況,當年我也是一名「新詩發燒友」,她和友人合編的《中國現代 詩選》也有購閱,如今還珍藏於悉尼家中的書架呢!
  辨詩刊期間,張老師偶爾也有出手相助,尤其有關三十四年代詩人的專輯。集子中<雕蟲記譯>一文,就是張老師為《詩網絡》24期(2005年12 月號)<卞之琳逝世五周年特輯>而寫的。該文情辭並茂,翻譯理論以外,還幽幽道達她與卞先生,以至合譯者倫戴維先生好一段文學因緣呢!
  事實上,《揚塵集》中,雖以張老師多年來的創作為主,<第一輯>卻用了全書逾三分一篇幅寫卞之琳先生,更直接以<懷念卞之琳>為名,足見她與卞 先生那份亦師亦友的情誼。輯中除了從學術角度分析他的作品(包括新詩、小說片斷及譯作)外,字裡行間仍不時透顯她對卞老的尊敬、憶念之情。夾議夾叙,亦理 亦情,詩事、人事、家事、唉,國事,百多年來似乎還不斷纏繞無數知識份子的心靈!誰說論文不可以寄意抒懷?
  當然,作為張老師第一本個人作品結集,我們仍可以從那12篇散文、3篇小說,以及14首新詩中,窺探她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內長 達半世紀的創作足跡。誠如她在<自序>中所說:「這幾十年來」「寫得很少」,「願意保留存下來的只有三十餘篇」(實際見諸集子中只有29篇)。如此惜墨如 金,更見她對文字的尊重。
  張老師坦言「一生與詩結了不解緣,讀書、研究、教學、翻譯都集中在詩。」從集子中所見,詩作固然較多,創作年代(至少她願意保存下來的)也最 早。1961年兩首發表於《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版的少作:<昨夜>和<雨>,相信正是她從「醉心我國古典詩詞」轉為「覺得新詩有意思」的印記──前者 韻腳的靈活運用,後者近似十四行體的排列,可就是三四十年代新詩人的慣技?至於1962年美國留學時所寫的兩首新詩:<夜經內華達山脈>和<給沉思者>, 前者的「古典」與後者的「哲思」,正好展現她早年新詩養分的多元化,以及未來創作的無限可能。
  可惜,嗣後她忙於當學者、譯者,詩人的身分逼得暫時放下,直至八九十年代才偶爾重拾綵筆,寫下<紅掌>(84年)、<華威酒店外望>(84 年),以及<荒誕>(91年)、<祝福>(96年)等佳篇。除了二行一節的<荒誕>寄寓對兩年前慘劇的餘痛與餘悸外,其他三首都是很生活很深情的寫照── 「不習慣身邊少了孩子的笑語和爭吵」構成<華威酒店外望>時的「寂寞」,就讓「像小孩兒仰起稚嫩的笑臉」的<紅掌>,於以人喻物的同時,借物懷人吧!且不 消說,送給「披上潔白的婚紗」的「長女」那由衷的<祝福>,來得更窩心,更親切呢!至若移居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時(98年)所寫的兩首同題的<風>,雖同樣 借物,卻寄意自喻──「繫在孤另另」「木碼頭」的「一葉扁舟」,原來正朝夕期盼「再解纜東行」的「晴朗」「日子」;可惜,「愛海」而「不愛海岸常刮的疾 風」的詩人,在「命運」的播弄下,卻要「日夕與海和風/長相廝守」於「北國海邊一座小城」。幸而本世紀初,詩人終於重返她「生長」的「南方」「小島」, <喜樂>(02年)與<蘭花>(10年)二作雖相距八年,卻仍流露作者從加國「第一次體驗襌坐」後的「喜樂」與「圓滿」:匡湖的蓮鯉也好,窗前的蘭花也 好,浮游開謝之間,參悟的又是怎樣修為?說到壓卷的<太極室>,卻是教人掩卷的悼亡之作,室內老師「留下的空隙」儘管「永遠無法填補」,但,「太極」,與 乎「生活」,甚而「文化」、「文明」,卻「仍得繼續下去」、「傳承下去」・・・・

張曼儀與卞之琳在1980年攝於香港大學(書中插圖)
  從早期「新月」與「十四行」式的「浪漫」,到中期「生活」與「現實」間的「體認」,再到後期「徒移」與「安頓」後的「參悟」,張老師寥寥十多首詩作已教人回味不已吧!如果再和她的散文參照讀來,感受當更深刻呢!
  集子中的散文只有12篇,最早的一篇更成於1974年,看似較她的新詩為少為晚;可是,張老師在<自序>已清楚交代,「散文寫得比較多」,而自 「1956年第一次投稿」見刊後,也寫過「散文、小說和新詩」,可見她寫的散文應不少於也不遲於新詩。事實上,六十年代《靜靜的流水》中的少作忍痛截流 後,七十年代《文學與美術》及《文美》的舊作,尚能倖存於新世紀這本《揚塵集》內!
  張老師散文的筆觸細密而精緻,管它是列寧格勒「一幢幢淡灰、淺黃、暗紅、啞綠的古老房子」、紐約車站與家人「匆促紛亂」的「散」「聚」、藏伏哈 城那「通曉梵文和藏文」「教車師傅」、匡湖園子裏「金魚、錦鯉」以至「石栗、梅花」好物競的「寓言」,或是「成昆行」那「踏著三四十年代先行者足印的心路 歷程」,寫景、叙事、記人、詠物、說理、抒情,無不舉重若輕。深於詩而寓於文的,總有教人驚喜的亮點吧!
說到集子中的小說,卻只得3篇,且全是近十多年的作品;相對新詩、散文,當屬「新作」吧!3篇更不約而同地以「女性」為主角──<清白>中小玫一時 貪念換來的冤屈,可換回讀者一剎廉價的同情?<四姐>好典型的傳統婦女形象,縱未能帶來怎樣的驚喜,以「六幀照片」臚列情節尚帶一絲新意吧!至於<家宴> 中的若紅,滾滾「下海」洪濤沖刷下的改變,原就是開放改革後某種必然啊!謔而不虐的點撥間,是會心一笑,唉,還是欲語還休?
  從作者到學者、譯者,張老師上下求索的,原是不少知識份子走過的棧道;只是,《揚塵集》默默飄揚於我們眼底的,始終是點點創意的輕塵。從學者、譯者回歸到作者的幽徑,正是這本集子彌足珍惜之處。【101】


作者簡介:原名胡國賢,香港本土詩人。1997臨時市政局特聘作家,歷任多項文學獎評判。現為香港大學駐校作家計畫基金委員會主席。



[港人字講] 2014年03月16日
揚塵以外--讀張曼儀老師《揚塵集..
[101藝術新聞] 2014年03月15日
《爆.蛹》編劇王昊然被取消「香港..
[101藝術新聞] 2014年03月12日
第二十三屆香港舞台劇獎提名名單
[101藝術新聞] 2014年03月10日
鴻嘉寶粵劇團「男扮女丑」演傳統粵..
[101藝術新聞] 2014年03月10日
舞蹈新鮮人陳凱轉出最新作品《圓I..
[101藝術新聞] 2014年03月10日
編劇一休尋找《上一輩子的情人》
[101藝術新聞] 2014年03月10日
廣東饒平潮劇團與香港新韓江潮劇團..
[101藝術新聞] 2014年03月10日
何應豐執導裝置劇場《空凳上的書簡..
[101藝術新聞] 2014年03月10日
泛亞交響樂團與女高音白天恩 演出..
[101藝術新聞] 2014年03月10日
蘇格蘭國家劇院與皇家莎士比亞劇團..
[101藝術新聞] 2014年03月10日
「孔雀公主」楊麗萍來港作告別舞台..
[101藝術新聞] 2014年03月10日
香港藝術館舉行朱銘大型雕塑展
[101藝術新聞] 2014年03月10日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演出布萊希特的重..
[港人字講] 2014年03月09日
中環也是日常──讀幾則《中環人》..
[101會客室] 2014年03月03日
首席演員 ─── 羅冠蘭























塞伯短篇小說選
**今日世界出版,張曼儀譯,1967年

“The characteristic fear of the American writer is the process of aging. The writer looks in the mirror and examines his hair and teeth to see if they’re still with him. ‘Oh my God,’ he says, ‘I wonder how my writing is. I bet I can’t write today.’” —James Thurber, born on this day on 1894

James Thurber was born on this day on 1894
THEPARISREVIEW.ORG


**

First edition
(publ. Harper Brothers)


James Thurber is one of America's best known humorists, and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is his best known story. The story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39 in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to great acclaim. It was reprinted in Thurber's 1942 collection, My World—And Welcome To It and in Reader's Digest in 1943. The story's main character is a middle-aged, middle-class man who escapes from the routine drudgery of his suburban life into fantasies of heroic conquest. Upon the story's publication, Walter Mitty became an archetypal American figure. Today, people still describe a certain kind of neurotic, daydreaming man as a "Walter Mitty type.'' In 1947, Hollywood released a movie of the same title, starring Danny Kaye and Virginia Mayo.
Although his humorous stories, sketches, and illustrations were well-known during his lifetime, Thurber has received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Some critics dismissed his work as little more than formulaic and whimsical. More recently, critics have become attentive to Thurber's literary prowess, such as his use of wordplay and attention to narrative form. They have also discussed the darker themes of his work which lurk underneath the hilarity. Others, referring to his tendency to portray domineering women, like Mrs. Mitty, and unhappy, ineffectual men, like Walter, fault his treatment of women and views of marriage.
- See more at: http://www.enotes.com/topics/secret-life#sthash.zXI0Vuhh.dpuf

Fables for Our Time and Famous Poems Illustrated

James Thurber
(Author)

http://www.amazon.com/Fables-Time-Famous-Poems-Illustrated/dp/0060909994

此書台灣有影印本

Product Description

James Thurber has been called "one of our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s' (Stanley Walker), "a magnificent satirist (Boston Transcript), and "a Joyce in false-fac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submits that he is "as blithe as Benchley...as savage as Swift...surprisingly wise and witty," while the Times of London, out of enthusiasm and a profound regard for truth, proclaims that "Thurber is Thurber."
In Fables for Our Time, Thurber the Moralist is in the ascendancy. Here are a score or more lessons-in-prose dedicated to conventional sinners and proving--what you will. The fables are imperishably illustrated, and are supplemented by Mr. Thurber's own pictorial interpretations of famous poems in a wonderful and joyous assemblage.

About the Author

James Thurber (1894)-1961) created some thirty volumes of humor, fiction, children's books, cartoons, and essays in just about as many year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New Yorker staff, Thurber wrote and illustrated such enduring books as The Thurber Carnival and My Life and Hard Times, which have appeared in countless editions and dozens of languages throughout the world.


Product Details

  • Paperback: 144 pages
  • Publisher: Harper Perennial (March 23, 1983)


The Great American Humorist James Thurber 1894 - 1961 Left Us With Some Great Stories and Illustrations Here are some of his works from
"Fables For Our Times"

bulletThe Birds and the Foxes
bulletThe Little Girl and the Wolf
bulletThe Scotty Who Knew Too Much
bulletThe Very Proper Gander
bulletThe Bear Who Let It Alone
bulletThe Shrike and the Chipmunks
bulletThe Seal Who Became Famous
bulletThe Crow and the Oriole
bulletThe Moth and the Star
bulletThe Glass in the Field
bulletThe Rabbits Who Caused All the Trouble
bulletThe Owl Who Was God
bulletThe Unicorn in the Garden

Risqué Egyptian ReligionThurber's FablesEinstein Source

James Thurber 1894~1961

$
0
0

Writing in 1931, James Thurber describes the view from the top of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In 1960, Thurber fulfilled a long-standing desire to be on the professional stage and played himself in 88 performances of the revue A Thurber Carnival (which echoes the title of his 1945 book, The Thurber Carnival). It was based on a selection of Thurber's stories and cartoon captions. Thurber appeared in the sketch "File and Forget". The sketch consists of Thurber dictating a series of letters in a vain attempt to keep one of his publishers from sending him books he did not order, and the escalating confusion of the replies.[22] Thurber won a special Tony Award for the adapted script of the Carnival.[23]

The 13 Clocks

  • Paperback
    Aug 02, 2016 | ISBN 9780143110149



PRAISE

“This book . . . is probably the best book in the world. And if it’s not the best book, then it’s still very much like nothing anyone has ever seen before, and,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no one’s ever really seen anything like it since. . . . It’s unique. It makes people happier, like ice cream.” —Neil Gaiman, from the Introduction

“One of the cleverest [fairy tales] that any modern writer has been able to tell.” —Time

“Rich with ogres and oligarchs, riddles and wit. What distinguishes [The 13 Clocks] is not just quixotic imagination but Thurber’s inimitable delight in language. . . . Thurber captivates the ear and captures the heart.” —Newsweek

“There are spys, monsters, betrayals, hair’s-breadth escapes, spells to be broken and all the usual accouterments, but Thurber gives the proceedings his own particular deadpan spin. . . . It all makes for a rousing concoction of adventure, humor and satire that defies any conventional classification.” —Los Angeles Times

“The great New Yorker humorist James Thurber wrote a few children’s books, the best of which may be The 13 Clocks . . . . [Marc Simont] provided beautifully cartoonish yet subtle mini-paintings that convey Clocks’ varying moods of gloom, menace, surprise, and joy.” —Entertainment Weekly

“One of [Thurber’s] best but overlooked works . . . A raucous play of words that sounds like poetry, reads like prose, and narrowly skirts the line between the ridiculous and the profound.” —World Magazine

“If you liked The Princess Bride, you’re going to like this. . . . If you remember Fractured Fairy Tales on Rocky and Bullwinkle, you’ll like this. We suggest, read the beginning. We’re not going to give away the plot, because it’s all in the language with a book like this.” —Daniel Pinkwater, NPR’s Weekend Edition Saturday


The 13 Clocks by James Thurber |PenguinRandomHouse.com
商品 · PenguinRandomhouse.com  

James Thurber
James Thurber in 1954
James Thurber in 1954
BornJames Grover Thurber
December 8, 1894
Columbus, Ohio, U.S.
DiedNovember 2, 1961 (aged 66)
New York City, U.S.
Resting placeGreen Lawn Cemetery, Columbus, Ohio, U.S.
OccupationHumorist
NationalityAmerican
Period1929–1961
Genreshort storiescartoons, essays
Subjecthumor, language
Notable works
Notable awardsTony Award for "A Thurber Carnival" (1960)
Spouse
Althea Addams Thurber (m. 1925⁠–⁠1935)

Helen Wismer Thurber (m. 1935⁠–⁠1961)
Children1

《魚玄機: 森鷗外歷史小說選》 鄭清茂譯 ;《阿部一族》,森鷗外 : 文化の翻訳者

$
0
0




翻譯三島由紀夫的《作家論》,可知三島對森鷗外真是推崇備至,對於三島在評論中提到的作品,我先閱讀過才開始翻譯,對他的認識才更進一步。
昨晚重讀《山椒大夫》、《高瀨舟》,深深感到不愧是明治文壇雙璧之一的森鷗外啊!

林皎碧


李永熾翻譯 森鷗外《雁 山椒大夫》1992; 鄭清茂 《阿部一族 護持院原復仇記 山椒大夫 安井夫人 魚玄機》(2019);
森鷗外似乎也是翻譯名家 舉凡哥德的《孚士德》易卜生安徒生......短篇小說和戲劇似乎各兩本......

我要請教的是日本何時開始翻譯短篇小說? 那些譯者和作品?


鴎外選集全21巻セット Tankobon Hardcover – January 1, 1978



[新譯]森鷗外:切腹的武士 ──收錄〈堺事件〉、〈阿部一族〉等,對於生命課題的追問



 : 文化の翻訳者 / 長島要一著

長島, 要一, 1946-
2005.
岩波新書. 976.















短篇"小說"《阿部一族》,可能提及近百人。透過它,讀者可能可以了解武士制度中的社會、經濟;忠義;生死;榮譽等想法,其對抉擇考量的影響,這是一般歷史書中無法細說的。

魚玄機:森鷗外歷史小說選

(與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享譽日本近代文學三大文豪,森鷗外經典之作)


  森鷗外──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最具代表性、富影響力的小說家、評論家、翻譯家,與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並稱日本近代文學三大文豪

  要瞭解日本近代文學,不能不知道森鷗外!要知道森鷗外,就不能忽略奠定他成為文壇巨擘的歷史小說!
  由知名學者、翻譯家鄭清茂編選、譯注其歷史代表作五篇《魚玄機:森鷗外歷史小說選》,收錄:
  〈山椒大夫〉──觸及奴隸解放問題的代表作、改編之電影更獲威尼斯影展銀熊獎殊榮
  〈阿部一族〉、〈護持院原復仇記〉──以傳統大和魂精神切入,重新探討武士道「殉死」與「復仇」之作
  〈安井夫人〉、〈魚玄機〉──改寫自歷史真實女性角色,喚起時代包袱下,女性對於自身關注及覺醒

  知名學者、翻譯家鄭清茂特從森鷗外的短篇歷史小說編選五篇代表作,略加注釋,包括〈阿部一族〉汲取了武士道精神演變到後期的變形以及人性矛盾,講述一位身為家臣的武士未獲藩主許可而殉死,結果不但犬死(白死),甚至招致了一家滅絕的悲劇故事;〈護持院原復仇記〉脫胎自武士復仇的史料,提出申請得以復仇的主角,歷經千辛萬苦,走遍大半日本,幸得神佛保佑才得以了卻復仇之願。〈安井夫人〉主角是江戶末期至明治初年的大儒安井息軒的夫人佐代,婚後為丈夫及家庭奉獻,終其一生盡力於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卻也讓人看到女性在大時代中無從選擇的無奈:〈山椒大夫〉為古代傳說的翻案,描寫平安時代末期的貴族姊弟安壽與廚子王,被騙作童奴飽受苦難折磨,最終逃離困境,也點出奴隸買賣、解放的問題;〈魚玄機〉改編自中國歷史人物,有美人之稱而廣受歡迎的晚唐才女詩人,因為嫉妒之心而殺死婢女,落得入獄受斬之下場,卻也反映當時女性對性慾與自我覺醒之關注。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森鷗外(もりおうがい,1862-1922)


  生於日本石見國(現島根縣),本名森林太郎,自幼即接受漢學、蘭學教育。後進入東京大學醫學部,畢業後曾赴德留學,期間致力於醫學研究,但對文學、哲學、藝術皆有涉獵,尤愛歌德、叔本華、惠特曼,並曾譯介不少西方經典,西方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也對其作品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為日本明治至大正年間小說家、評論家、翻譯家、醫學家,與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並稱為日本近代文學三大文豪。

  早期作品包括〈舞姬〉、〈泡沫記〉、〈信使〉,為日本浪漫主義、美學思想先驅之代表三部曲;中期作品轉向寫實主義如:〈青年〉、〈雁〉、〈灰燼〉;晚年則投入歷史小說創作如:〈阿部一族〉、〈山椒大夫〉、〈魚玄機〉。


譯者簡介

鄭清茂


  臺灣嘉義縣人。1933年生。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博士。歷任臺灣大學、加州大學、麻州大學、東華大學等校教授。現為東華大學榮譽教授。著有《中國文學在日本》等書。譯有日本漢學著作多種,包括吉川幸次郎《元雜劇研究》、《宋詩概說》、《元明詩概說》,小西甚一《日本文學史》,以及《平家物語》、松尾芭蕉《奧之細道》等日本古典名著。

目錄

譯者序/鄭清茂

阿部一族
護持院原復仇記
山椒大夫
安井夫人
魚玄機

譯者序(節錄)

鄭清茂


  森鷗外(一八六二─一九二二)是日本近代重要的作家之一,與大約同代的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並稱二大文豪或文壇巨匠。兩人重要的類似點是:都屬於所謂「知性」的作家,都有留學外國的經驗,身為作家都自外於當時的文壇派系或文藝思潮,如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唯美派、白樺派等等,而獨立成家;雖不呼朋引類,卻均極受尊崇。

  漱石的生平事蹟比較單純。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畢業,在高等學校教英文期間,官費留學英國,回國後在東京帝大等校講授英國文學,著有《文學論》《文學評論》等專書。這期間,偶而隨興在雜誌上隨興連載了《我是貓》(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大受歡迎、一舉成名。於是開始傾其全力於文學創作,發表了不少短、中、長篇小說。一九〇七年辭去大學教職,應《朝日新聞》之聘成為該報的專屬作家。果然不負所望,在與宿疾胃潰瘍纏鬥的餘生中,不但推出了一系列傳世的傑作,而且在創作小說之餘,也不忘隨筆小品的書寫,俳句、漢詩的吟詠與文人畫的揮毫,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許多重要小說已有不止一種漢譯本。漱石終其一生始終活躍在廣義的文學領域裡,是個純粹的在野文人或知識份子,附帶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堅拒政府送上門來的文學博士學位。

  比起漱石來,森鷗外的學經歷就複雜多了。原名林太郎,號鷗外,別號牽舟生、腰辨當、歸休兵等,堂號千朵山房主人、觀潮樓主人。就像明治時代大多數知識份子一樣,鷗外從幼年起就接受漢學的教育。根據諸多鷗外年譜,鷗外從五歲開始背誦《論語》,七歲讀完《四書》後,開始誦讀《五經》,九歲起誦讀《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十歲開始學習德文。在那學制年年在變而尚未定型的時代,鷗外十二歲就進入醫學校豫科。十五歲成為東京大學醫學部本科生。十八歲拜師學習漢詩作法。十九歲大學畢業後就被派到陸軍軍醫本部服務。二十二歲奉命留學德國四年,研究陸軍衛生學與醫療制度。二十九歲獲頒醫學博士。從此官運亨通,一直活躍於軍醫界。歷經陸軍軍醫教官、軍醫學校校長、軍醫總監等軍職,而至陸軍省醫務局長。值得附帶一提的是:他在甲午戰爭(一八九四)與日俄戰爭(一九〇四)期間,都以軍醫部長身分參與前線醫務。三十三歲(一八九五)甲午戰爭後,奉命自滿洲轉至台灣,任台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同年九月返日,回任陸軍軍醫學校校長之職。四十七歲(一九〇九)文學博士。大正五年(一九一六)五十四歲,退出軍職,轉為文官,出任帝室博物館總掌兼圖書頭。五十七歲任帝國美術院長。六十七歲逝世,病症是腎臟萎縮兼肺結核。

  鷗外的一生事業,在表面上,可以說幾乎都在軍事醫學衛生學的領域裡,而且在青壯年時代,除了認真奉行正式的職務之外,也譯介了不少與醫療衛生相關的西方論著,還包括克羅斯威茲(Karl von Clausewitz)的《戰爭論》。然而,儘管官大威大,鷗外在專業方面的貢獻並未受到普遍的瞭解與重視,有人甚至對他的一些醫學理論或主張還提出過負面的評價。其實,在日本早期全盤近代化的過稱中,鷗外在文學理論的倡導與創作上的傑出成就,已足以讓他史上留名,而在醫學領域的貢獻也就被人忽略或淡忘了。

  森鷗外基本上繼承了江戶時代儒者文人的志節與趣味,加上西洋的科學實證精神;可謂上承傳統文化而致力於開啟西學洋務之風,成為明治維新時期「文明開化」運動的啟蒙旗手。儒家的文學觀常以「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為主要價值。考較鷗外終生之所作所為,似不外乎這種價值的追求過程。或許可以說,這是他奉為圭臬的處世箴言。鷗外的文章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以專家身分倡導推行西方醫學衛生學等洋務,對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屬於所謂經國之功、濟世之德;但在同時,他也不忘他所敬仰的江戶文人的文采風流,仕而優則文,業餘喜歡舞筆弄墨,不但在追求現代化的日本文壇上大放異彩,創作了許多重要的作品,贏得了當代大作家、大文豪的稱號;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能以文藝立言,在日本文學史上留下了不朽之名。

  其實,鷗外的文學興趣早有跡象可尋。他在十二、三歲時,開始熟讀《古今和歌集》《唐詩選》等書,並試以漢文進行寫作。這些經驗養成了他後來喜歡吟詠和歌、新體詩,或偶而作漢詩的習慣。

  鷗外於大學畢業、任職軍醫後,就玩起筆桿,向報紙投稿。留德回國後,更加積極。在廣義的文學領域裡,他介紹了多家西方的哲學、美學與文藝理論,翻譯了不少小說、詩歌、童話與戲劇等作品,終生幾乎未嘗間斷。比較重要的有哈爾特曼的《美學綱領》、安徒生的《即興詩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歌德的《浮士德》、王爾德《莎樂美》等,不勝枚舉。這些譯作對近代日本文學的發展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然而,更重要或最重要的當然是鷗外的創作。他在二十八、九歲時發表了稍帶浪漫主義傾向的所謂留德三短篇〈舞姬〉〈泡沫記〉與〈信使〉,一舉成為文壇名家。其後,約有十六、七年期間,雖然繼續出了不少翻譯、文論、小品、詩歌或腳本等,卻久不見小說的創作。直到四十七歲(一九〇九)發表了被查禁的〈性生活〉(Vita Sexualis)後,聲威反而大震。接著寫了《青年》《雁》《灰燼》等長篇,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這些作品完全揚棄了早年的浪漫色彩,轉而以他理性的旁觀態度與寫實手法,關注日本社會在急速近代化的漩渦中,殘留的封建觀念與習性、現代自我意識的抬頭與挫折、人生的希望與無奈等課題。這與當時夏目漱石的立場倒頗相似,只是表現手法有異;而與文壇主流,即帶有私小說傾向的日本自然主義,顯然大不相同。

  然而,終於使森鷗外成為文壇巨擘的是他晚年的歷史文學創作。

  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駕崩。九月十三日乃木希典大將殉死。鷗外感動之餘深受衝激,立刻寫了〈興津彌五衛門之遺書〉,發表於十月的《中央公論》上。這是他的第一篇以武士道為題材的歷史小說。這篇經過修改後,與〈阿部一族〉等收在翌年刊行的《意地》集中。「意地」是書題,並非篇名,而是概括集中各篇的共同主題或旨趣。日文的意地一詞,蓋指固執己見、意氣用事之意。武士有所謂武士道的道德倫理規範,而在其往往不合常情與人性的規範裡,堵注其生命的存在意義。這種賭注包括個人的生死,甚至一家一族的存亡絕續。所爭的無非是存在的尊嚴。換句話說,就是面子攸關的問題。

  鷗外在〈阿部一族〉之後,接著在同年十月,發表了〈護持院原復仇記〉。此後兩年之內,陸續發表了〈大鹽平八郎〉〈堺事件〉〈安井夫人〉〈栗山大膳〉〈山椒大夫〉〈魚玄機〉等中短篇。論者以為在這些作品中,都還潛伏著「意地」的意識暗流。此後,從大正五年(一九一六)五十四歲起,在三年內,完成了以幕府末期的儒醫儒者為題材的長篇:《澀江抽齋》《伊澤蘭軒》《北條霞亭》三部傳記。這些晚年的作品,一般也都廣義地歸為歷史小說,但就文類的形式而言,說是歷史不像歷史,說是傳記不像傳記,說是小說不像小說。作者「我」頻繁出現在敘述過程當中,好像帶領著讀者步步尋找歷史或故事的真實。這是依據公私文獻史料、經過實地訪談查詢,再加考證、分析、整理之後,以「我」的觀點撰成的作品。可說是鷗外自創的文藝形式,類似當今時行的調查報導文學而不失其最重要的文藝本質。日本文學史上或稱之為「史傳」小說。這些史傳小說代表了鷗外文學的最高峰。

金耀基 《人間有知音:金耀基師友書信集》2018、《有緣有幸同斯世:金耀基憶往集》2018/2022

$
0
0

有緣有幸同斯世

Chinese , 2022/02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憶念「同生斯世」的有緣之人 

著墨學術文壇璀燦的人物群像 

 

本書收錄金耀基教授近三十年來的人物書寫,除父親之外,還包括他的老師,王雲五、浦薛鳳、鄒文海;錢穆、徐復觀、費孝通等前輩人物,以及高錕、傅高義、余英時等與他同世代的朋輩友人。這些文章大都是追思之作,有的則是在他們生前因不同機緣,為他們書寫藉由人物的事跡,回顧大學教育與學術思想的重要發展時刻。「他們每一個都曾為這個世界增添光輝與溫情,他們更都使我的生命意義變得充盈、豐實,我之能與他們『同生斯世』不只『有緣』,更屬『有幸』,真的是『有緣有幸同斯世』」。透過作者感性的筆觸,追憶與故人交往的舊事,感受到其對人世間的深情。 




金耀基教授最近出版的新書《有緣有幸同斯世》,收錄教授近三十年來的人物書寫,透過作者感性的筆觸,追憶與故人交往的舊事,這篇書摘追念一代史學大家余英時,與其相知相交半世紀的金教授,認為這是他一生中的幸事,深感「有緣有幸同半世」。




金耀基   《人間有知音:金耀基師友書信集》共99位名人登場。
由於沒索引、全錄出信文,所以我們很難知道諸信中提到"胡適" (譬如說)的。
的確有信提到胡先生。
陳之藩1992年給金耀基的信中(圖111),商務創辦人(?)張菊生寫過《中華民族的人格 》,胡適寫過序,但沒出版.....「我今天想,.....你來開這個榜樣,不知如何開法?」

《人間有知音:金耀基師友書信集》是否有些錯誤呢?
它說陳之藩有普林斯頓博士學位,可是維基百科中沒提到這。它沒提到陳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科學碩士"。


吉川幸次郎、楊聯陞、何懷碩......

人間有知音:金耀基師友書信集

  • 作者: 金耀基  
  • 香港:中華,  
  • 出版日期:2018
  • 語言:繁體中文

  此集所收的書信(只限中文手書)主要來自金耀基兩岸三地結識的師友,大致分於三類︰一類是他讀書求學結識的師友,一類是他工作中結識的師友,一類是因他的書寫(學術、事﹝政﹞論、散文與書法)而結識的「同聲相應」的師友。當中包括錢穆、王雲五、余英時、殷海光、余光中、李歐梵、楊振寧等。

  從所收錄的書信中,可看到金耀基在兩岸三地從少年到老年之生活的點點滴滴,也可側面看到他自中學讀書到大學教書及退休後數十年書寫人生的片光吉羽。在這個集子裏,不止是師友的書信,也是他寫師友、他寫他自己,雖是一鱗半爪,不及全貌,也幾乎是金耀基半部的「回憶錄」了。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金耀基


  一九三五年生,浙江天台縣人。台灣大學法學士、政治大學碩士、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新亞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一九九四年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七十年代,金教授曾到英國劍橋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訪問研究,八十年代應聘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訪問教授。

  金教授之學術成果除在國際學術專刊發表多篇論文外,中文主要著作有:《從傳統到現代》、《中國的現代轉向》、《中國現代化之終極願景》、《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中國民本思想史》、《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社會學與中國研究》等書。中國現代化與現代性之研究是金教授一生之志業所在,第一本書《從傳統到現代》問世迄今已半個世紀,其論述影響不止一代之人。

  金耀基先後在台灣香港兩地大學執教近四十年,對「大學之為大學」體認至多且深,著有《大學之理念》一書,風行兩岸三地,一印再印,三十年未減。二○一七年又以八十二之年,出版《再思大學之道》。此書對「現代大學」反思最多,亦最懇切,其必會引發關心大學教育者之共鳴。

  此外,金教授在教學休假期間及退休後,撰寫了《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及《敦煌語絲》三本散文集,真知與抒情交融,文采煥然,有「金體文」之稱。香港中華書局百年之慶,為金教授出版了選自三本文集之文,題曰《是那片古趣的聯想》的金耀基自選集,納入《香港散文典藏系列》。

Indelible City: Dispossession and Defiance in Hong Kong “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再次發明自己。” ... 香港人加油 。曾灶財,號稱九龍王的啟示。 香港人志高不可奪 A Deeply Personal Look a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
0
0
 Indelible City: Dispossession and Defiance in Hong Kong  “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再次發明自己。” ... 香港人加油 。曾灶財,號稱九龍王的啟示。 香港人志高不可奪 A Deeply Personal Look a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1143854006467281




. “We had lost our old city forever, and our old selves along with that,” she writes. “We had no choice but to reinvent ourselves.”
. “我們永遠失去了我們的老城市、舊自我,”她寫道。 “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再次發明自己。”



A Deeply Personal Look a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Indelible City: Dispossession and Defiance in Hong Kong ...
https://www.amazon.com › Indelible-City-Dispossession...

When protests erupted in 2019 and were met with escalating suppression from Beijing, Louisa Lim—raised in Hong Kong as a half-Chinese, half-English child, and ...


不可磨滅的城市:香港的剝奪與反抗...



當抗議活動在 2019 年爆發並遭到北京不斷升級的鎮壓時,Louisa Lim 在香港長大,是一個半中國、半英國的孩子,...


 Tsang Tsou-choi, known as the King of Kowloon
曾灶財,號稱九龍王


中英國皇
九龍皇帝
國王

曾灶財
曾灶財 2004.jpg
2004年,李卓人參選立法會時請來「九龍皇帝」曾灶財寫大字


曾灶財於尖沙咀天星碼頭的「墨寶」,政府加上保護設施

曾灶財(1921年11月12日-2007年7月15日)[2][註 1][4],真名曾財[5],以自號「九龍皇帝」聞名,是香港街頭塗鴉者,塗鴉創作均為用毛筆書寫之漢字。行文講述自己以及家族的過往事蹟,以及「宣示」對九龍的「主權」。他雖然不良於行,然而九龍各區包括觀塘尖沙咀天星碼頭坪石邨翠屏邨[6],以至九龍以外的香港島中環西環等地都可見他的筆跡[7]

曾氏塗鴉超過50年,筆跡遍及港九各區,且內容異常,讓香港市民留下深刻印象[8]。曾氏的塗鴉作品也曾於2003年威尼斯雙年展展出,是第一位香港人獲展出作品[9]

2007年7月25日,「九龍皇帝」「駕崩」消息曝光後,香港報章均有大篇幅報道。文化界人士梁文道認為曾「絕對是港人的集體回憶,亦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何謂藝術。」街頭藝術家MC仁也表示欣賞曾灶財作品,「把街道當畫布,他是第一個,而很成功。」書法家易斐同意曾灶財作品是香港文化一部分,值得尊重,但被指「難登大雅之堂」。[10]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認為曾灶財代表香港基層本土文化。[9]

雖然早前大部份塗鴉已被政府清理掉,曾去世的消息公開後,香港特區政府表示不會清除現時遺留下來的塗鴉作品,並會考慮保存的方法。不過藝評人劉健威批評港府至今仍拒絕肯定曾灶財的藝術地位、未有完善的政策保護曾灶財作品以至遭受破壞。[11]






曾灶財於尖沙咀天星碼頭的作品
(2005年)
M+ 開幕展「香港:此地彼方」
(2021年)
羅斌


推薦好書
https://www.nytimes.com/....../review-indelible-city......






Goldilocks conundrum
金髮姑娘的難題


The Goldilocks principle is named by analogy to the children's story "The Three Bears", in which a young girl named Goldilocks tastes three different bowls of porridge and finds she prefers porridge that is neither too hot nor too cold, but has just the right temperature.[1] The concept of "just the right amount" is easily understood and applied to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includ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biology,[2] astronomy, economics[3] and engineering.


金髮姑娘的原則是類比兒童故事《三隻熊》,一個叫金髮姑娘的小女孩品嚐了三碗不同的粥,發現自己更喜歡既不太熱也不太冷,但溫度恰到好處的粥。 .[1] “恰到好處”的概念很容易理解並應用於廣泛的學科,包括發展心理學、生物學、[2] 天文學、經濟學 [3] 和工程學。




Fo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facing a restive population, it’s an ugly version of the Goldilocks conundrum: How to exert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repression to quell demands for democracy, without going so far that you provoke disparate voices to unite in solidarity and opposition?
對於一個面臨動盪民眾的威權政權來說,這是金髮姑娘難題的醜陋版本:
如何施加恰到好處的鎮壓來平息對民主的要求,而不至於激起不同的聲音來團結一致和反對?




a surge of emotions: “I’d fallen in love with Hong Kong all over again.”

林說,當你周圍的牆壁倒塌時,距離是不可能的。 她寫道:“眼睜睜地看著你的家被毀,你無法逃脫恐懼。”


“Our education effectively deracinated us,” she writes, “suspending us in a kind of colonial non-space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we did not identify too closely with any place.”她寫道:“我們的教育有效地使我們脫離了種族,將我們懸浮在一種旨在確保我們不會與任何地方過於緊密地認同的殖民非空間中。”


deracinated
/dɪˈrasɪneɪtɪd/
adjective
  1. uprooted from one's natural geographical, social, or cultural environment.
    "a deracinated writer who has complicated relations with his working-class background"


單德興 《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2014; 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今日世界》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 2022

$
0
0



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今日世界》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
中文書 , 單德興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出版日期: 2022-05-18


冷戰時期美國為扼阻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集團擴張,在華文世界遂行文化外交任務,香港與臺灣的美國新聞處密切合作,在各項出版品中,最深入華人世界日常生活的便是《今日世界》雜誌。 本書先以宏觀視野勾勒文化冷... more






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
https://www.thenewslens.com › article


Oct 27, 2019 — ... 柳書琴, 橫路啟子, 陳宏淑, 藍適齊, 王惠珍, 張綺容, 單德興, 王梅香, 賴慈芸, 美國文學, 文化外交, 今日世界出版社, 贊助, 意識型態, 文化政治.

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單德興教授繼《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麥田,二○○一)和《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允晨,二○○九)之後的另一本訪談力作。

  以深度人文訪談知名於華文世界的主訪人,從台灣學者暨雙語知識分子的發言位置與人文關懷出發,針對具有帶表性的我國、香港與亞美詩人、小說家、學者、翻譯家進行深入訪談,對象包括王文興、余光中、李歐梵、周英雄、林永得、哈金、齊邦媛、劉紹銘等重量級人物。訪談雙方認識經年,在堅穩的互信基礎上,主訪人事先詳閱資料,準備問題,現場臨機應變,殷殷扣問;受訪人開誠佈公,侃侃而談,熱心無私地分享個人經驗、學思歷程、專業洞見。全書內容豐富多元,涵蓋了文學理念、創作歷程、翻譯經驗、學術心得、批評見解,並涉及文學與宗教、戰爭與文學、創傷與創作、歷史與正義等重要議題,以及對於台灣的人文生態與外文學門建制的體驗與觀察。透過這些深入淺出的對話與交流,不僅為受訪人留下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也提供華文世界讀者一窺受訪人的內心世界、分享其寶貴的人生經驗與專業見解的難得機會。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單德興


  國立台灣大學博士(比較文學),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嶺南大學翻譯系兼任人文學特聘教授,曾任歐美研究所所長,《歐美研究》季刊主編,行政院國科會外文學門召集人,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美國加州大學、哈佛大學、紐約大學、英國伯明罕大學訪問學人及傅爾布萊特資深訪問學人,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兼任教授,靜宜大學英文系兼任講座教授,並三度獲得行政院國科會外文學門傑出研究獎,第五十四屆教育部學術獎,第六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

  著有《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反動與重演:美國文學史與文化批評》、《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翻譯與脈絡》、《薩依德在台灣》等,出版訪談集《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譯有《近代美國理論:建制‧壓抑‧抗拒》、《美國夢的挑戰:在美國的華人》、《文學心路:英美名家訪談錄》、《知識分子論》、《格理弗遊記》、《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等近二十本專書,主編或合編多種專書及期刊,並與李有成先生、張力先生擔任《朱立民先生訪問紀錄》主訪。研究領域包括美國文學史、亞美文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翻譯研究等。
 

目錄

自序:扣問與迴響

創作篇
文學與宗教:王文興訪談錄
宗教與文學:王文興訪談錄
小說背後的作者世界:王文興鼎談錄
美國‧自由‧生活:哈金訪談錄
詩歌‧歷史‧正義:林永得訪談錄

翻譯篇
第十位繆斯:余光中訪談錄
翻譯面面觀:齊邦媛訪談錄
寂寞翻譯事:劉紹銘訪談錄

學術篇
曲終人不散,江上數峰青:齊邦媛訪談錄
狐狸型學者的自我文本解讀:李歐梵訪談錄
卻顧所來徑:周英雄訪談錄

出處
 



  沉甸甸的書稿交出時,我笑說:「明天要睡到自然醒。」

  這本書集結了我近年來有緣訪談的華人世界代表性作者、譯者與學者的文字紀錄與圖片,文稿一改再改,圖片一增再增,終能在出國研究前六天,溽暑的七月下旬車水馬龍的南京東路一棟辦公大廈的六樓,交出這份逾二十二萬字、百張圖片的訪談稿,放下心中一塊巨石。

  果然一夜好眠。

  第二天早上醒來,內室還是一片黑暗,就著手錶的微光端詳,竟然不到五點,比平常還要提早不少。既然已經醒來,便趁著涼爽的清晨出外。記不得有多久沒這麼早出門散步了。沿著四分溪走在中央研究院裡,清晨的頭腦特別靈活,不禁想到任職中研院已超過三十一個年頭,在這一萬一千多個日子裡,除非出門在外,否則幾乎天天走路上班,這種生活已超過了半輩子,成為我全部的學術生涯,不禁感到「此身雖在,堪驚」。

  不知不覺路過任職的歐美研究所(我初到時是「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易名),來到民族學研究所旁的側門,穿過研究院路,就是胡適公園。我大約每週路過此地一次訪人。原先的小徑這幾星期在整修,平時不見有人工作,卻依然拉上黃布條。繞道的小徑經過胡適墓園和銅像,即使未曾駐足,每次依然對這位五四健將、中研院前院長油然生出緬懷之心。今晨無事,就在此流連片刻,遙想昔日風光,反思自己的研究生活:從不知中研院為何物,至今已成為資深研究人員,過著外人眼中逍遙、光鮮的自由生活,卻不知何為「朝九晚五」、「週休二日」,總是一篇論文接著另一篇論文,一個研究計畫接著另一個研究計畫,過著「債台高築」的日子,似乎永遠沒有償清的一天。年年月月就在學術之路尋尋覓覓中度過──難道研究(“research”)就是永無止境的尋覓再尋覓(“re-search”)?

  於是一篇篇的論文和一本本的專書、譯作就成了尋覓過程中的雪泥鴻爪,記錄了自己思索與努力的階段性成果,集中於對人性的探索、對文學的喜好以及對人文的尊崇,而這些俱是人之所以為人,人類之所以有今日的文明與文化的核心因素。年屆耳順的我,益發感到時不我予,如何利用日漸短少消逝的時光與體力,將所見所聞所思所學記錄下來,與有緣者對話交流、切磋砥礪,成了當務之急。

  《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是我繼《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台北:麥田,2001)與《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台北:允晨文化,2009)之後出版的第三本訪談集。尤記得就讀台大外文研究所碩士班時,初次讀到《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的訪談,甚受感動與啟發,不忍獨享,於是從數冊《作家訪談集》(Writers at Work)中精選、翻譯了十幾位英美名作家,包括數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翻譯時的細讀深思、字斟句酌使得《巴黎評論》的訪談標準深入我心,成為後來自己從事訪談時根深柢固的習性,算來也已超過三十年。

  在《對話與交流》的〈緒論〉中,我根據中外資料與親身經驗,闡明了訪談這個文類(genre)或次文類(sub-genre)的特色與錯綜複雜,並強調其中涉及的美學、政治、倫理:亦即,訪談的文字、修辭與結構的整理、講究與安排,主訪者與受訪者之間微妙的互動與權力關係,以及主訪者對受訪者與讀者所獨具的再現的權力/權利與義務。在《與智者為伍》的序言中,我也指出與學有專精、充滿智慧與行動力的作家與知識分子交流、問學的樂趣與收穫。文中並以土耳其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為例,指出《巴黎評論》一篇與美國作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訪談,在當時年方二十五、懷抱作家夢的異地青年心目中有如「一個神聖的文本」,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堅定了他寫作的信心,竟於三十年後同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為《巴黎評論訪談錄,第二輯》(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 II)撰寫序言,顯示了文字因緣的不可思議。
這些訪談與我個人的專業領域息息相關,很大程度反映了我個人的學術興趣與生命關懷。而在人生路程能與這些傑出的中外作家、學者、批評家相逢,建立文字因緣,留下白紙黑字的紀錄,對於個性內斂的我來說,也是難能可貴的事。因此,我在《與智者為伍》的序言結尾期許:「身為代言人、再現者的訪談者,在為自己求知、解惑的同時,也可藉由訪談錄將個人的關懷與受訪者的回答公諸於世,分享他人,縱使未必知道這些訪談的效應如何,但或許某時某地某個有緣人能像帕慕克一樣,在其中得到安慰、鼓勵與指引。」

  相較於前兩本訪談集,本書的十一篇訪談集中於我國與華裔人士,都是我佩服的前輩師長與作家──余光中教授與王文興教授更分別是我在政大西語系與台大外文所的老師,以及文學、翻譯、訪談方面的啟蒙師。全書依主題分為創作篇、翻譯篇與學術篇。創作篇的篇數最多(五篇),幾佔一半,是在不同的時空因緣下訪談的三位作家──王文興(三篇)、哈金(Ha Jin)與林永得(Wing Tek Lum)各一篇──針對彼此關切的議題進行訪問。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三年我為了第一篇國際會議論文,首次進行訪談,對象就是王老師,當時兩人都稱許《巴黎評論》的高規格訪談,而那篇仔細修訂的訪談逾三萬字,後來成為王文興研究的代表性文獻之一。將近三十年後再度因為不同的機緣向王老師請益,尤其是討論一般文學研究中較少觸及的宗教、靈修與終極關懷,再度令我大開眼界,也是師生之間難得的跨宗教對話(王老師是天主教徒,我是佛教徒)。至於第三代華裔夏威夷詩人林永得與第一代華美作家哈金都是我多年研究的對象,佩服他們透過寫作所表達的人道關懷。一九九七年與林永得的當面訪談收錄於《對話與交流》,二○○八年與哈金的書面訪談收錄於《與智者為伍》,之後一路追蹤他們的文學創作:林永得自一九九七年閱讀了華美作家張純如的《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之後,多年以詩作表達對於南京大屠殺的關切以及對戰爭的反思;哈金於《自由生活》(A Free Life)中展現了流亡美國、過自由生活的同時,在異域他鄉以非母語寫作的艱辛與挑戰、堅持與成果,於《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中頌讚美國傳教士、教育家魏特琳(Minnie Vautrin)在南京淪陷後保護南京婦孺的崇高義舉,譴責日本侵華戰爭的罪行。

  翻譯篇為本書的特色,因為前兩本訪談集雖然偶爾觸及文學與文化翻譯,卻未專門針對翻譯這個重要議題進行訪談,而本書所訪談的三位華文世界的前輩學者──余光中老師、齊邦媛教授和劉紹銘教授──數十年推動翻譯不遺餘力,受到國內外學界、翻譯界、文化界普遍肯定,但在他們的多重角色與貢獻中,攸關文學與文化交流的翻譯卻不見深入的訪談。余老師自中學起便翻譯不輟,自稱詩歌、散文、評論、翻譯是他「寫作生命的四度空間」,與詩作相互影響,也曾將詩作自譯成英文,但翻譯卻成為他的文學世界中最被忽略的領域。齊老師自抗戰時代起便閱讀翻譯作品,任職國立編譯館時大力推動台灣文學外譯與外國經典中譯,多年擔任《中華民國筆會》總編輯,後來又與王德威教授為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合編「台灣現代華語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系列,是台灣文學向國際進軍的重要推手,數十年如一日。劉教授多年來以英文編譯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與台灣文學,成為美國大學的教科書,一九七○、八○年代分別以中文譯介猶太裔與華裔美國文學,開華文世界風氣之先。他們的翻譯成果都為文學界提供了重要的養分,促進文化交流,卻未得到應有的評價與重視。為了彌補這個缺憾,矯正華文世界與學界對翻譯的忽視與偏見,我特地針對這個議題向三位翻譯界與文學界的前輩進行訪談,請他們分享多年從事翻譯、推動翻譯以及評論翻譯的經驗與心得,為華文翻譯界留下難得的史料。

  學術篇則與我關切的學術建制史(institutional history)有關,訪談的三位都是華文世界的知名學者──齊老師、李歐梵教授與周英雄教授。三人背景的異同正可發揮相輔相成之效。齊老師出生於中國東北遼寧省,於抗戰時期接受文學教育,受朱光潛先生啟發尤深,此訪談是繼先前為其回憶錄《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2009)的口述底稿而做。她是光復後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第一位助教,創立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為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十二位發起人之一,參與並見證了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在台灣的推動與發展。李教授出生於中國河南省,於台灣長大,在訪談中他別出心裁地將自己視為文本加以解讀,有關新竹中學的敘述讓人緬懷辛志平校長的教育理念與深遠影響,保送進入台大外文系之後與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人同班,共同打造了《現代文學》的傳奇,赴美留學時所遭逢的名家與際遇,出入於文學、歷史與理論之間,對於美國與兩岸三地學界的觀察……在在令人回味。周教授則出生於台灣雲林虎尾,在訪談中敘述了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與研究所時的情形,先後負笈夏威夷與加州,學成後赴香港任教多年,又返回台灣在不同的學術行政職位與民間學會推動台灣外文學門的研究與發展。由這三位的出身背景、求學過程、學術發展、經歷與貢獻,多少可以勾勒出台灣的外文學門,尤其是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的軌跡與特色,為台灣的學術建制史留下珍貴的經驗與紀錄。

  由上述可知,本書涉及創作、翻譯、學術建制等不同面向,有其多元性,基本上是一位台灣學者在不同的機緣下,從其知識立場與發言位置,針對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作者、譯者、學者所進行的訪談。另一種多樣性則在發生的場景。先前兩本訪談集幾乎全為一對一的訪談,本書的訪談雖然大多如此,但也有幾篇的情形比較特殊,比如與王文興老師有關文學與宗教的一篇訪談涉及當時拍攝中的《尋找背海的人》(「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之一),因此有林靖傑導演參與;王老師與我在紀州庵的對談,由於主持人柯慶明教授的參與,形成三人鼎談,加上與現場觀眾問答,更成為多方對話;哈金的訪談是為了美國在台協會當時籌畫中的「華裔移民對美國貢獻特展」(“Immigrants Building America”),於台北美國文化中心進行,現場並有錄影,錄影的片段後來於特展中播放;齊老師有關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的訪談,則是對台灣的外文學門建制史有興趣的我和王智明博士合訪。訪談的地點以台北居多(五次),其他包括了桃園(兩次)、新竹、高雄、香港與夏威夷。凡此種種都增加了訪談的複雜性,也呈現了更豐富多元的面貌。

  十一次訪談中,以紀州庵那次最為複雜,對談之前半小時現場便已坐滿觀眾,由柯慶明教授主持,王老師事前表示希望我的發言能跟他一樣長,而我深知他是主角,絕不能喧賓奪主,但又不便違背師命。再加上三人發言長短不一,時間上也有限制(兩小時),又要現場問答……因為變數甚多,只能自己先充分準備,再隨機應變,以達到實問實答的效果,甚至引出一些獨特的回答(如多倍速網路時代的閱讀與書寫,《巴黎茶花女遺事》的譯者)。幸好不負眾望,現場氣氛熱烈,訪談稿並受到《慢讀王文興》叢書編者之一、加拿大卡加利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黃恕寧教授高度肯定。

  若干受訪者,如王文興、林永得、哈金,已出現於前兩本訪談集中,有些則在本書中出現兩次(齊老師)、甚至三次(王老師)。然而這些再訪非但不令人覺得重複,反而更凸顯了受訪者多元的面貌與豐饒的內心世界,見證了他們的發展以及在時光中留下的軌跡,也反映了我個人身為學者、訪談者及芸芸眾生之一的關切、發展以及變與不變之處。

  此書另一個特色就是圖片很多,其中有些是訪談現場拍攝的照片,有些是訪談前後蒐集的資料以及網路上的資料,標明資料來源、攝影者與提供者,旨在為訪談提供佐證,讓文字文本與圖像文本彼此參照、相得益彰。在此感謝出版社不惜成本主動將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圖片特別處理,以提昇視覺效果。

  此書雖不是學術論文集,但絕非研究「之餘」的副產品,而是與之同步進行的成果,具有其獨立的價值,若干資料且引用於筆者的論文中。準備這些訪談所花費的時間、精神、編輯作業不見得較論文少,反而因為涉及受訪者,在連絡與後續作業上花了更多的工夫,在此感謝受訪者的合作與用心,如余老師連一個英文字母都不錯過,王老師、齊老師、劉教授、周教授等人仔細校訂,哈金先生在百忙中迅速回傳校稿,林永得先生修訂英文錄音謄稿並兩度親赴華人墓園拍照,這些由所附的圖片可見一斑。

  本書雖未編製索引,但彼此之間時有關聯:如從周教授的訪談中得知余老師在台師大英語研究所教過他翻譯,當時用的方法包括口譯王爾德(Oscar Wilde)的喜劇,由此可知余老師對王爾德垂青已久,經多年準備,終於將他的喜劇全部譯成中文;從劉教授的訪談中得知朱立民老師教他翻譯時是口譯米勒(Arthur Miller)的劇本;又如王老師、劉教授和李教授當初都是《現代文學》的創刊成員,劉教授撰寫發刊詞,選擇介紹的作家多出自王老師的主意,李教授至今依然非常推崇《現代文學》第一期的封面作家卡夫卡(Frantz Kafka)。因此,本書以腳註提示彼此之間的關聯,並提供相關資料,供讀者參考。

  交出書稿後,我前往美國加州,在舊金山和洛杉磯進行短期研究與訪談。時差尚未調整過來的我在成立於柏克萊近半世紀的天馬書店(Pegasus)看到夏季號的《巴黎評論》,赫然發現悼念創刊者之一麥西森(Peter Matthiessen, 1927-2014)的短文。今年四月甫去世的他是小說家,也是禪修者,一九五三年在巴黎籌畫此刊物時,另一位創刊者普林頓(George Plimpton)為了省錢並打響招牌,想出作家訪談的點子,訪問了於英國劍橋大學認識的小說家佛斯特(E. M. Forster),果然一鳴驚人。主訪者事先的審慎準備以及事後受訪者的仔細修訂,使得《巴黎評論》的訪談長久以來成為全世界文藝訪談的標竿。最近一期距離這份季刊創刊已有六十一年,名為「小說之藝術」(The Art of Fiction)的訪談已是第兩百二十三篇,名為「詩歌之藝術」(The Art of Poetry)的訪談則是第九十八篇。一九六七年,文學批評家卡靜(Alfred Kazin)在為自己編輯的第三冊《作家訪談集》(New York: Viking, 1967〕)的緒論中,稱讚其為「晚近有關傳記藝術的最佳例證」、「當代作家的最佳側影」(vii, ix)。一九九五年,名編輯貝拉彌(Joe David Bellamy)於《文學奢華:千禧年末的美國寫作》(Literary Luxuries: American Writing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一書中稱許其為「世界史上單一最持久的文化對話行為」(213)。二○一○年,加納(Dwight Garner)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也有如下的讚許:「在我們的文學宇宙中,《巴黎評論》的訪談是談話的經典,長久以來樹立了紙上精釀的對話的標準」(十月二十二日)。由這些橫跨數十年的讚美之詞,可知《巴黎評論》及其訪談在世界文壇的重要性,稱其為一「建制」當不為過。

  我個人以其為標竿,三十年樂此不疲從事訪談,前後三本訪談集總計收錄三十八篇中文訪談,若干也曾發表於英文期刊,採用一問一答的形式,並經受訪者修訂,旨在兼顧現場感與正確性,減少主訪者的主觀介入。這些訪談固然有其客觀與學術的面向,但絕不只是「為研究而研究」或象牙塔內的產物,而是來自特定的時空、脈絡與關懷,借用曾三度訪談的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用語,具有一定的「現世性」(worldliness),希望華文世界的讀者能找到相應或啟發之處。

  本書出版首先要感謝多位受訪者的熱心與耐心,接受邀請,坦誠回應,悉心修訂。其次要感謝刊登與轉載這些訪談的期刊與專書的相關人士,尤其是《印刻文學生活誌》的初安民先生和周昭翡女士,《思想》的錢永祥先生,《文訊》的封德屏女士,《編譯論叢》的李奭學先生、張淑英女士和張嘉倩女士,《英美文學評論》的黃心雅女士,《人生雜誌》的邱惠敏女士,馬來西亞《蕉風》的許通元先生,香港《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的黃淑嫻女士和宋子江先生,汕頭《華文文學》的莊園女士,以及主編《管見之外:影像文化與文學研究——周英雄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的李有成先生和馮品佳女士,主編《偶開天眼覷紅塵:王文興傳記訪談集》的黃恕寧女士。也要感謝熱心提供照片的《文訊》、九歌文化與台大出版中心等。感謝楊啟巽先生繼《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與《與智者為伍》之後,再度為我的書設計封面,增色許多。

  這些訪談錄音大都由黃碧儀小姐謄打,除了李歐梵教授的訪談未曾刊登之外,其他在刊登前都經受訪者修訂,由我和黃碧儀小姐、陳雪美小姐校對,補充資料。書稿交出前由我和黃小姐數度修訂,補充照片與圖片,撰寫圖說,有些原本沒有小標題的訪談也增加了小標,以利讀者閱讀,部分圖片承蒙楊厚嘉小姐協助處理,在此一併致謝。全書經多次校對,務期以最佳面貌呈現給華文世界的讀者。若有不盡理想之處,純為我個人之失。

  最後要感謝允晨文化廖志峰發行人繼《與智者為伍》之後,再度出版《卻顧所來徑》,並列入「當代名家系列」,讓這些名家分享他們的多年經驗與寶貴心得,藉以接通學院與社會。雖然文學式微之說傳聞已久,但我深信「有人即有文」、「有文學即有人文」,而身為「學者」的我就是「終身學習者」,藉由訪談自我精進,並成為連結受訪者與讀者的重要橋樑,希望彼此各獲其益。

  再次感謝受訪者與編輯,讓我能以中間人/中介者的角色出現,以訪談結緣。其實,訪談就是扣問與迴響,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進而引發讀者的不同迴響,期盼能聲聲相連,緣緣相續,引發更多的扣問與迴響。至於因篇幅之限未能收入的訪談,以及這次赴美進行的訪談,希望未來能有適當機緣繼續與讀者分享。


齊邦媛 台灣文學的國際推手(上)
單德興教授 2009/07/07 自由時報 

  齊邦媛教授《巨流河》一書的出版是台灣文壇一件大事。從原先的口述,到後來全面改寫,筆者有幸全程與聞,對她以八十高齡投入此事所展現的認真與毅力,感到無比的敬佩。
  《巨流河》全書二十餘萬字,自家世、幼年、求學一直到教學、研究、行政……娓娓道來,在一則則精采故事中,見證了一個大時代中的奇女子的遭遇,內容豐富,值得讀者從不同角度一讀再讀。在筆者看來,本書重點之一就是傳主數十年來如何孜孜不倦地向國際推介台灣文學,主要包括了海外教學、文學選集、編譯季刊和長篇小說。
  齊教授之所以多年來大力為台灣文學向國際發聲,緣起於1967年赴美留學期間,應邀在印第安納州樹林中的聖瑪麗學院(Saint Mary-of-the-Woods College)開設中國文學課程,遍讀該校圖書館藏,卻沒有任何關於台灣的資料,自此埋下了向國外推介台灣文學的種子。在資訊欠缺、流通緩慢的年代,留學者一方面向國外取經,學習異文化的長處(研習英美文學者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也相當程度扮演了「文化大使」的角色,向好奇的外國人介紹台灣的種種,尤其是風土人情以及最能表現文化特色的文藝。但是齊教授在面對這些好奇、甚至不知台灣在何處的外國人士時,卻苦無台灣文學譯本可供參考、推薦,深切體認到這種缺憾。
  直到1972年,齊教授應邀擔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積極施展「書生報國」的抱負,其中最為人稱道而且影響深遠的兩件事就是:對內,大幅修訂中學國文教科書,增加許多當代台灣文學作品;對外,進行「中書外譯計畫」,向國際推介台灣文學。前者嘉惠國內學子,後者嘉惠國外人士,都是影響深遠的文學、教育與文化工作。
穿過鐵幕打開世界之窗
  翻譯計畫由她擔任主編,團隊成員包括余光中、吳奚真、何欣、李達三(John J. Deeney),五人自1973年2月開始每週見面,先決定文類,集中於詩、散文、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因受篇幅之限不得不割愛),再選擇文本與作者。由於主編的文化使命感與恢宏的視野,加上編輯委員都是名重一方兼具國際視野的作家、學者、批評家,所以不僅選文仔細,具有代表性,翻譯的過程更是字斟句酌,務必將台灣文學的特色忠實地以英文傳達給國際讀者。
  編輯團隊所選擇、翻譯的作家及作品都是一時之選,而且經過「漫長的審稿討論,無數的評讀,直到定稿,將近兩年時間。每一篇每一字斟酌推敲而後決定。」1975年,上下兩冊、一千多頁的《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由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發行。前言指出,文選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二次大戰後台灣最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讓國際讀者有機會透過翻譯接觸到原先只有華文世界才能獨享的文學佳作。這部扎實的文選見證了台灣文學的繁複多樣。由於此事意義重大,《巨流河》第八章〈開拓與改革的七○年代〉第一節「進軍世界文壇──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專述此事的始末。而傳主在事隔三十多年後回顧此文選時有如下的說法:「對歐洲及美國的漢學家而言,這是第一套比較完整充實地介紹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英譯本。自從1949年播遷來台,台灣文學作家得以在大陸政治文化的鐵幕之外,延續中國文學傳統,創造出值得研究的作品,好似開了一扇窗子。」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這段評語頗為允當。
  此外,因為台灣文學對傳主意義重大,所以書中特闢專章〈台灣、文學、我們〉,令人更清楚認知傳主多年來對於台灣文學的熱心投入,以及在幕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出版後,台灣文學逐漸受到國際矚目,也被國外一些學校選為教材。齊教授除了多次參加相關會議之外,也應邀赴國外講授台灣文學。1982年,她應美國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曾憲斌先生之邀,前往擔任訪問教授,為期一學期,講授台灣的「中國現代文學」。該校當時已採用這本選集做為教材,選課的學生約有二十人,其中一半是華裔,因此「文化上隔閡很小,對文學作品的情境及心理不必太多剖析,師生可以更接近中國文學的心靈。那半年的文化交流,讓我真正認識他們稱之為『屋崙文學』(舊金山華裔作家文學),認識根源文化所做的努力。」更重要的,當然就是把台灣文學推介給這些美國學生,為他們打開一扇窗,有幸在編譯計畫主持人親自帶領下,窺探以往不為外人所知的台灣文學。
台灣文學初觸柏林
  另一個特殊經驗則是1985年赴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at Berlin)講授台灣文學。傳主於中國東北出生時,「父親在柏林留學,在2月凍土的故鄉,柏林是我年輕母親魂牽夢縈的天外夢境」。萬萬沒想到六十年後自己竟然應邀來此擔任客座教授,講授正式授予學分的「台灣文學」課程,難怪乍聽到這個消息時的她「幾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齊教授前往德國訪問教學時,全球尚處於冷戰時期,世人難以想像幾年後惡名昭彰的柏林圍牆竟會一夕崩塌。分裂的東西德對於台灣/中國的處境有著異乎其他世人的領會。因此,傳主在第一場針對全系一百多人的「訂交演說」中提到自己的家世,也特別指出:
  台灣的處境舉世皆知,我們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學應該是最能了解的。我今日來此希望藉台灣文學作品做心靈交流,深一層同情東、西兩個分裂國家人民的生活態度和喜怒哀樂……我教的台灣大學學生和諸位一樣是追求自由思考的學術青年,我希望能真正認識德國,你們也真正認識我們台灣。
  這番剴切、真摯的言詞立即贏得了師生們的普遍肯定,為她在柏林大學的教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齊教授每週發一張授課大綱,教材以小說為主,內容除了她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之外,還有其他英譯的文學文本,以英文授課,並搭配一位台籍講師,必要時譯為德文。此外,傳主將寄去的三百多本台灣文學作品,悉數捐給該校中國文化系所,書裡蓋有「齊邦媛教授捐贈,1985」的戳記。這很可能是當時全歐洲有關台灣文學最豐富的典藏,而德國學子對台灣文學的興趣與正式學習也從此開始,在文化交流上自有其開創的意義,從事相關研究的德國學子往往超過歐洲其他國家,足證齊教授開疆闢土之功。同時,這個獨特的柏林經驗也為傳主拓展出更大的視野,「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台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
在東西方之間搭一座橋
  齊教授另一個對台灣文學推廣的貢獻則在多年擔任中華民國筆會的顧問與總編輯。她在書中提到,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1921年成立於倫敦,其中的「PEN」「poet」(詩人)、「essayist」(散文家)、「novelist」(小說家)的縮寫。1924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於上海,會長是蔡元培,發起人有林語堂、胡適、徐志摩等。當年印度文豪泰戈爾便是應筆會之邀來華訪問,由徐志摩擔任翻譯,成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大盛事。
  1953年中華民國筆會在台灣復會,1959年回歸國際總會,1970年林語堂當選會長,在台北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積極提升台灣的國際可見度,並倡議在台灣出版一本英文刊物,「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1972年秋,《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正式創刊,首任總編輯是以英文為母語的殷張蘭熙,齊教授則擔任顧問。當時兩人各自主編筆會季刊與《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住處又在鄰巷,經常就編譯的作品、翻譯的人選、譯文的斟酌等交換意見。《巨流河》中寫道:「那二十多年間,蘭熙和我這顧問之間的熱線電話從來沒有停過。電話解決不了的時候我們便須見面,譬如書稿的編排,與新的譯者見面,分享好文章的發現、文字推敲的喜悅等。」
  1992年殷張蘭熙基於健康因素不得不卸下總編輯之職,齊教授「以承受好友陣前託孤的心情」接任,繼續為台灣文學的國際化奉獻心力,前後達九年之久。筆會季刊定期出刊,「是國際筆會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百多個會員國間享有盛譽,但多年來卻只自政府部門取得涓滴之助,其他皆由私人捐助,尤以殷之浩先生支持最力。





齊邦媛 台灣文學的國際推手(下)

單德興教授 2009/07/08 自由時報 



  齊教授根據自己多年閱讀台灣文學的經驗,依照不同主題編輯季刊,如「鄉愁文學」、「現代女性處境」、「書」、「你是誰?──不同人生」、「台灣科幻小說」、「自然之美與情」、「童年」、「親情」、「鄉土變遷的記憶」等,展現台灣文學的多重面貌。


背著軛頭往前走

  為了英譯台灣文學,她「快樂地建立了一支穩健的英譯者團隊」,包括了在台灣任教的外籍教授,如輔仁大學的康士林(Nicholas Koss)、鮑端磊(Daniel J. Bauer)、歐陽瑋(Edward Vargo),以及海外的高手,如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閔福德(John Minford)、馬悅然(N. G. D. Malmqvist)、奚密(Michelle Yeh)、陶忘機(John Balcom)。齊教授以敬謹認真的態度負責編務,在「我們台灣文學很重要」的共識下,引領著一群人把台灣文學推到國際文壇的聚光燈下。效率高超的她,多次戲稱自己是「奴隸頭子」(slave driver),催逼手下這群人幹活。筆者也曾被抓公差,一字一句對照中文原文來校訂英譯,務求譯文的忠實、暢達、優美,親身體會她的工作態度、要求與效率。

  回顧這份發行近四十年的刊物,她提到其中「已經英譯短篇小說四百多篇,散文三百多篇,詩近八百首,藝術家及作品介紹一百三十多位,幾乎很少遺漏這三十六年台灣有代表性的作者。」對於這份全心投入的志業,她自稱從事的是「超級寂寞」的工作,扮演的是「唐吉訶德」的角色,有如「背著軛頭往前走」,箇中的甘苦不足為外人道,在千禧年前終得急流勇退,交棒給年輕一輩,繼續往前衝刺。

  齊教授分別從台灣與國際的視野來看待這塊以眾人心血辛勤灌溉的園地。在她眼中,這份季刊「對台灣的文學可說是一座忠誠堅固的橋。未來研究台灣文學史的人,當會與我們在這橋上相逢。」放眼國際,她也在謙虛中帶著肯定:「我不知會不會有一天,有人寫國際文化交流史,寫到『我們台灣』曾這樣堅定地隨著季節的更換,以精緻素樸的面貌,從未中斷地出現,而讚歎我們這份持之以恆的精神以及超越地理局限的文化自信。」筆者相信未來的文學史家與文化史家應會有公允的評價。


開闊繁複的編譯計畫

  然而文選與季刊畢竟篇幅有限,對於長篇小說只得忍痛割愛,傳主「當然知道(翻譯台灣文學)所有的努力中缺少長篇小說的英譯,就缺少了厚重的說服力。」因此當1996年王德威先生邀請她參加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台灣現代華語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英譯計畫時,齊教授視它為「我今生最後一次意外的驚喜,一個完成心願的良機」。

  這個台灣文學英譯計畫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編輯委員除了兩人之外還有馬悅然教授。三人運用多年的閱讀經驗與研究心得,選擇台灣具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邀請翻譯高手譯介給英文世界,十多年來已陸續翻譯了多部作品,其中齊教授與王德威合編的作品計有: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Wang Chen-ho, Rose, Rose, I Love You [1998年5月])。鄭清文,《三腳馬》(Cheng Ch’ing-wen, Three-Legged Horse [1999年1月])。朱天文,《荒人手記》(Chu T’ien-wen, Notes of a Desolate Man [1999年6月])。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Hsiao Li-hung, A Thousand Moons on a Thousand Rivers [2000年3月])。張大春,《野孩子》(Chang Ta-chun, Wild Kids: Two Novels About Growing Up [2000年9月])。李喬,《寒夜》(Li Qiao, Wintry Night [2001年3月])。奚密、馬悅然編,《台灣現代詩選》(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2001年4月])。黃春明,《蘋果的滋味》(Huang Chun-ming, The Taste of Apples [2001年5月])。張系國,《城三部曲:五玉碟,龍城飛將,一羽毛》(Chang Hsi-kuo, The City Trilogy: Five Jade Disks, Defenders of the Dragon City, Tale of a Feather [2003年5月])。李永平,《吉陵春秋》(Li Yung-p’ing, Retribution: The Jiling Chronicles [2003年10月])。齊邦媛、王德威編,《最後的黃埔》(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ed [2004年1月])。施叔青,《香港三部曲》(Shih Shu-ching, City of the Queen: A Novel of Colonial Hong Kong [2005年8月])。陶忘機編,《原住民文學》(Indigenous Writers of Taiwan [2005年9月])。吳濁流,《亞細亞孤兒》(Zhuoliu Wu, Orphan of Asia [2006年1月])。平路,《行道天涯》(Ping Lu, Love and Revolution [2006年10月])。張貴興,《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Zhang Guixing, My South Seas Sleeping Beauty [2007年4月])。朱天心,《古都》(Chu T’ien hsin, The Old Capital [2006年4月])。郭松棻,《奔跑的母親》(Guo Songfen, Running Mother and Other Stories [2008年1月])。

  其他計畫出版的還有駱以軍的《月球姓氏》,蔡素芬的《鹽田兒女》和吳繼文的《天河撩亂》等。這份清單上的都是台灣數十年來具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可以看出編者開闊的視野以及所呈現的繁複多樣。


成就一生精采長篇

  對於這套書能由享譽全球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流通海內外,產生長遠的效應,傳主頗覺欣慰,因為「哥倫比亞大學存在一天,出版社即能永續經營,我們的這套書亦能長存。後世子孫海外讀此,對根源之地或可有真實的認識,德威與我這些年的努力也該有些永恆的價值。」這些說法再度肯定了文學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堅定信念,遠遠超出了一時一地之限以及任何黨派之見。傳主有感而發地說:「我們對台灣文學的共同態度是奉獻,是感情,是在『你愛不愛台灣』成為政治口號之前。」旨哉斯言!其中的深意值得陷溺於政治泥沼、淺碟文化,只知高喊口號、不知身體力行的人三思。

  傳主的尊翁齊世英先生在政治方面反抗蔣介石的威權統治,積極聯絡有志之士,致力於台灣民主的播種與扎根(詳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而齊邦媛教授則在台灣散播文學的種子,為中學教科書減少政治八股文章,納入當代台灣作家作品,於課堂上春風化雨,多年講授英美文學,開拓學生的胸襟與視野。此外,她更扮演起台灣文學國際化的重要推手,在不同的機緣下,善用不同的角色與資源,多年如一日地耕耘、奉獻、提攜與推介。這分胸襟超越了狹隘的黨派與地域之見,也就是這種無私無我、無怨無悔的奉獻,為傳主贏得了國內外讀者、作家與學者的普遍肯定與敬重。

  多年為他人作嫁的齊邦媛教授,一生便是精采的長篇故事,而《巨流河》則是她首次以自己為主角所完成的大書。筆者有幸協助促成此書出版,先睹為快,深覺此書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與文學意義,值得有心人深思,特就傳主與台灣文學的因緣略述如上。在一切講求速效的今天,傳主這種認真踏實,默默奉獻,文學譯介,教育扎根,文化傳揚的作風,實為值得效法的典範。

Viewing all 6954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