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人和書 ( Men and Books)
Viewing all 6955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圓書之夢

$
0
0

圓夢半世紀後(1999/11)

一個人物的生命並不只是一些事實的累積,

重要的是洞悉領悟的剎那

精神凝聚的片刻

       ──Oliver Stone

戴明晚年曾說,"這一陣子比以後十年所學的還多!"他創立/提出其 System of Profound Knowledge.....

  半世紀或五十年,多少是當今人們可預期的工作年歲,這些可能是偏高的估計,不過在歷史洪流中,或在上帝眼中,五十年實在只能算一聲嘆息

百年樹人譬如說,台灣安定繁榮了五十年,依然沒有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

  像胡適這種四十歲就能寫自傳的人,畢竟是少數。有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傳記,只記了青春歲月,或是某些作家一本書只能寫童年的,就另當別論。最近看了一些書,令人有感而發:人多半是在實踐他年輕時的夢而已,能夠圓少年期的夢,就是幸福。

  蕭乾在1940年6月3日從英國寫信(p. 780)給胡適,向「五年來文體的解放者,新文藝的創基人,適之先生」請安。信中報導「近與一愛爾蘭青年合讀James Joyce的 Ulysses,這本小說如有人譯出,對我國創作技巧勢必有大影響,惜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

  蕭乾在經三十餘年的困頓(現在的人很難想像)之後,與他的太太文潔若合作譯出該書,作為遺愛人間的禮物。

圓書之夢

  最近買了二本書,初譯及定譯都是在五十年以後。一本是劉思慕(1904-85)的歌德自傳《詩與真》,二 篇譯序分別寫於1934年7月和1982年3月,為歌德百年祭與百五十年祭時所寫。另一本為陳原、陳實譯的《貝多芬:偉大的創造性年代》。兩者譯書中,劉與 陳原為忠誠的共產黨員,主要的目的或為「繁榮我國社會主義文藝和精神文明盡一點微薄的力量」。

  我在譯的H. A. Simon的《管理行為》(初版及四版間隔五十年)。各章的第一版部分都採取第一版而一字未異。

  「歌德晚年才完成《詩與真》。他知道他在人世間的歲月所留下來的痕跡,不會消失在時空的長河裡。」周作人雖然"壽則多辱",還是翻譯了他想翻的日文和希臘文古典.....

他們都是「熱愛生活,渴望光明,追求真理,自強不息」的人。

林景淵:空海、扶桑疏物語 第二集 (2020)

$
0
0

今天日文老師提到李登輝先生和空海 所以找出此書 2016.1.20











空海:大唐文化傳入日本的橋樑

作者增原良彥, 台視文化出版部 (譯者)1984年同年翻譯是不錯的入門書 更詳細的台北美術館等都有
漢文本製作有點馬虎 (內文說的頁數是原書的) 需要地圖幫助讀者(p.40) 簡易年譜在 78頁
作者將頓教說成密教
引些心理分析語如 moratorium
Adolescents "are confronted by the need to re-establish [boundaries] for themselves and to do this in the face of an often potentially hostile world."[6] This is often challenging since commitments are being asked for before particular identity roles have formed. At this point, one is in a state of 'identity confusion', but society normally makes allowances for youth to "find themselves," and this state is called 'the moratorium':
The problem of adolescence is one of role confusion—a reluctance to commit which may haunt a person into his mature years. Given the right conditions—and Erikson believes these are essentially having enough space and time, a psychological moratorium, when a person can freely experiment and explore—what may emerge is a firm sense of identity, an emotional and deep awareness of who he or she is.[7]

1984年特別容易感受日本教育之問題


---似乎沒討論到
文論:

空海與漢文學《文鏡秘府論》解說


---這本未過目

日本僧伽傳記 - 桃園縣公共圖書館資訊服務網日本僧伽傳記 ...


出版者選擇
弘法大師: 空海╱林景淵,李如明著民88 [1999]


ザ・プロファイラー ~夢と野望の人生~
「“孤独”と“世俗”を使い分けた天才~空海~」
[BSプレミアム]1月20日(水) 午後9:00~10:00
「高野山」を開き、修行の地が、後に「四国八十八か所」ともなった空海。中国から密教の経典を持ち帰り、真言宗を広めたほか、「ため池」の土木事業など、幅広い分野で才能を発揮した。暗記ばかりの大学の学問に疑問を抱き、山中で修行を開始。孤独を好む人間であったが、処世術にはたけ、天皇の信頼を得て、一大宗派を築いた。一方で、同時期に活躍した最澄との関係は、なぜか途中で断絶してしまう。知られざる空海の人生を追う。
【司会】岡田准一,【ゲスト】夢枕獏,鈴木蘭々,いとうせいこう
==========
ザ・プロファイラー ~夢と野望の人生~
[BSプレミアム] 毎週水曜 午後9時~10時
http://www4.nhk.or.jp/profiler/
==========

徐櫻《方桂与我五十五年》/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 》

$
0
0
  
徐櫻《方桂与我五十五年》/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 》
《曲人鴻爪 》張充和曲人生涯 2010/2013--- 有李方桂條木精采。
可比照《方桂与我五十五年》中的:《笛韻曲聲 互為師徒 》一節。


/《張充和詩書畫選》收集曲人墨跡
书名:方桂与我五十五年(增订本)
ISBN:978-7-100-06640-2
作者:徐樱 著
开本:32开
装订:
定价:¥25.00



内容简介:李方桂是中国语言学界著名的语言学大师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美洲印第安语、侗台语研究,以及汉语和藏语研究。徐缨女士以散文式的风格回顾了与李先生的五十五年风雨,文笔生动感人。




徐樹錚共有子女十人:.......三子徐審交(字道鄰,我讀過先生的許多書....),......長女徐櫻環(又叫徐櫻, 我讀過她的"方桂與我五十五年")中共出書的的敵我規格因作者而異。像這本再版的『方桂与我五十五年』,不只是繁體字版 (2008),書中根本沒有"中央研究院"這種括號玩意兒,簡直就像是台灣(非北京)商務印書館的書。

******


令人神往的合譯: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



「中國音韻學研究」是著名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的開山之作,據『中國大百科全書 語言 文字卷』「高本漢 條目」,「20世紀30年代之後的【中國】音韻學研究……都離不開他的影響。」

其實,高本漢先生的這本書(中國音韻學研究,法文著作)英文界已很少引用。高本漢的其他不少關於古代中國經典著作,台灣的國立編譯館都有翻譯出版(應該是從英文版翻譯),不過『中國大百科全書 語言 文字卷』說這些「其他面的成就」,比起其音韻學來,「都遜色得多」。

幾年前,讀他的學生馬悅然寫老師,覺得有點奇怪,為什麼至今還沒人幫老師傳記。或許學者的傳記就是他的著作。不過,我對於這些能操「純熟而略帶山西聲調的中國話說:『我姓高,名叫本漢,因為我本來是漢人嚜!』」的親履中土感想和觀念也很感興趣。

『音韻學』我完全不通。我買這本北京商務的縮印本,只能讀前數頁,不過即使看熱鬧,也小有可觀:趙元任、羅常培、寫的「譯者序」、「著者贈序(英文打字有「缺點」)」(和其譯文)都很可以讀。淺嚐一下它們,就可以了解這翻譯團隊不輸玄狀的譯場之作為,雖然他們的成績只是一本書而已。

趙元任、羅常培、李所說成書的過程是相當難得的,可能是「絕響」。我錄一句他們的翻譯當紀念:


…In this way, perhaps, he may still be of some service to a country, a people, a culture, which he admires and love….這樣,他對於他所敬愛的一個國家,一種民族,一系文化,或者還可以效些許的勞力。……
「成長中公司最容易犯的問題」之「解」(denouement)


Mary Catherine Bateson Dies at 81; With a Daughter’s Eye: A Memoir of Margaret Mead and Gregory Bateson” (1984)/ Understanding Gregory Bateson : mind, beauty, and the sacred earth / Naven: A Survey of the Problems suggested by a Composite Picture of the Culture of a New Guinea Tribe drawn from Three Points of View

$
0
0

Dr. Mead’s housekeeping techniques were also novel: When home, she cooked and ate dinner with her daughter but eschewed dishwashing, so as not to waste time that could be better spent with Mary Catherine or on her work. Day after day, dishes piled up in dizzying verticals “like a Chinese puzzle,” awaiting a maid who would arrive on Mondays, as Dr. Bateson recalled in an earlier book, “With a Daughter’s Eye: A Memoir of Margaret Mead and Gregory Bateson” (1984).



Mary Catherine Bateson Dies at 81; Anthropologist on Lives of Women

After a well-documented childhood as the daughter of Margaret Mead, she earned her own renown with a book on women’s lives that became a touchstone to feminists.

2021.1.14
***
Understanding Gregory Bateson : mind, beauty, and the sacred earth / Noel G. Charlton
主要作者 Charlton, Noel G., 1932- 
書名/作者 Understanding Gregory Bateson : mind, beauty, and the sacred earth / Noel G. Charlton 
出版項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2008

總圖2F人社資料區 GF26 C49 2008 3015412 

***

BATESON, GREGORY Nav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BN: 0804705208) Soft Cover, 8vo, 312 pp., white, black, orange - anthropology.
Naven: A Survey of the Problems suggested by a Composite Picture of the Culture of a New Guinea Tribe drawn from Three Points of View

Naven: A Survey of the Problems suggested by a Composite Picture of the Culture of a New Guinea Tribe drawn from Three Points of View (Paperback)

by Gregory Bateson (Author)
納文--圍繞一個新幾內亞部落的一項儀式所展開的民族志實驗/ 中文將NAVAN/NAVEN/NAVIN都翻譯成納文 本中文書缺索引 高丙中的代譯序交代傳記資料 譯者將MONGOLS 翻譯成"蒙戈爾人" (p.212) 不可思議 納文--圍繞一個新幾內亞部落的一項儀式所展開的民族志實驗/ (英)格雷戈里·貝特森|主編:高丙中|譯者:李霞:商務漢譯人類學名著叢書:
作  者: (英)贝特森著,李霞
出 版 社: 商务印书馆
  • 出版时间: 2008-3-1
  • 字  数:
  • 版  次: 1
  • 页  数: 286
  • 印刷时间: 2008/03/01
本书为“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之一,叙述风格的优雅、思维的洗练,以及广博的知识涉猎,使这部实验性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经典中最具魅力的著作之一。 纳文是生活在新几内亚的雅特穆尔人在其青少年成员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后举行的一种庆贺仪式。 作者围绕此一仪式,采用不同的路径加以分析,独创性地将研究者的思维工具和思维过程展现出来,让读者看到在不同的研究框架下,“社会事实”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格雷戈里·贝特森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在日益强调民族志文本的复杂性、开放性和反思性的当代人类学领域,1936年首次出版的《纳文》的先驱意义在几十年后非常鲜明地凸显出来。 纳文是生活在新几内亚的雅特穆尔人在其青少年成员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后举行的一种庆贺仪式。作者围绕此一仪式,采用不同的路径加以分析,独创性地将研究者的思维工具和思维过程展现出来,让读者看到在不同的研究框架下,“社会事实”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 叙述风格的优雅、思维的洗练,以及广博的知识涉猎,使这部实验性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经典中最具魅力的著作之一。

目录

第二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 表现的方法 第二章 纳文仪式  举行纳文的场合  作为描述基础的资料  仪式描述 第三章 结构与功能的概念  结构  功能 第四章 与沃-劳阿关系相关的文化前提  认同  沃和父亲之间的区分  父亲和儿子之间的认同  孩子与母方氏族的关系  头三个前提的小结  兄弟与姐妹之间的认同  妻子和丈夫之间的认同 第五章 巫术与复仇 第六章 对沃-劳阿关系的结构性分析  1.沃是劳阿的“母亲”  2.沃作为“妻子的兄弟”  3.沃的其他行为细节 第七章 关于纳文的社会学  雅特穆尔社群的整合  外围化的中心化的系统  分裂的不同类型对照 第八章 问题和探究的方法  问题  时代精神和构型  心理学理论与精神气质学  英国文化中的精神气质举例 第九章 雅特穆尔文化的精神气质:男人  礼堂  成年仪式  猎头 第十章 雅特穆尔文化的精神气质:女人 第十一章 对待死亡的态度 第十二章 文化所偏好的类型 第十三章 精神气质的对立、竞争和分裂演化  遗传与环境  维持性别对立的条件因素  分裂演化  雅特穆尔文化中的分裂演化  其他背景下的分裂演化  分裂演化的过程  对分裂演化的控制 第十四章 纳文中所体现的精神气质  性别精神气质与纳文  亲属关系动机与纳文 …… 第十五章 雅特穆尔文化的认知理式 第十六章 1936年后记 第十七章 1958年后记 专业术语及土著词汇索引汇编

书摘插图

第二章 纳文仪式 举行纳文的场合 被称为纳文的一系列仪式是为了庆祝劳阿(姐妹的孩子)的行为和成就而举行的。无论何时,只要劳阿——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男人还是女人——完成了某种标准 的文化行为,尤其是当这个孩子在其一生中第一次完成这一行为时,沃就要对此加以庆祝。可能举行纳文的场合有许许多多,而且很是常见。就一个男孩来说,可能 用这种仪式来庆祝的行为和成就的清单可以列得很长,为方便起见,可以将其分为五类:   1.重大的成就。第一次完成这些成就时,会用较为复杂的纳 文仪式来庆祝,但之后的每一次也会以某些纳文行为来加以庆祝。其中最重大的成就就是杀人。一个男孩首次杀死一个敌人或外来人或某个买来的牺牲者,就是举行 最完整的纳文的场合,参加的亲戚人数最多,仪式项目也最为丰富。当劳阿在以后的生涯中再次有此成就时,他的沃还会为他表演某些纳文仪式项目,但也许大部分 的项目就被省略了。排在亲手杀人行为之后,最受赞誉的是帮助别人成功杀人的行为。站在独木战船船首的男人并不携带长矛投掷器,而是拿着一支装在一根长竹竿 中的很轻的桨,用它来挡开敌人的长矛投掷器发射的标枪。只要他船上的任何一个人杀死了敌人,人们也会为他举行纳文庆祝。另一种受到赞誉的协助杀人的行为是 诱使外人进入村庄,以便其他人杀掉他们。在重要性上远次于这些行为的成就是诸如杀死一只大鳄鱼、杀死一只野猪或用矛刺杀一条巨鳗,等等——但这些成就也是 很重要的,每一次取得这类成就时,他们的沃至少要对劳阿进行一种仪式性问候,或者是向劳阿撒上一些酸橙。   ……

讀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55期 (2021.1.15),談論:請求芳衛廉博士與梅貽寶博士相談信;孫建江《飛翔的靈魂:解讀安徒生的童話世界》讀記 (吳福助);海南一代哲人—吳德耀校長發表於《企業家》之專欄文章概述(王雅萍);2 台灣雜誌創刊號《富堡之聲》;徐復觀教授《中國藝術精神》手稿整理系列(五):中國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莊子的再發現

$
0
0


讀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55期 (2021.1.15),談論:請求芳衛廉博士與梅貽寶博士相談信;孫建江《飛翔的靈魂:解讀安徒生的童話世界》讀記 (吳福助);海南一代哲人—吳德耀校長發表於《企業家》之專欄文章概述(王雅萍);2台灣雜誌創刊號《富堡之聲》;徐復觀教授《中國藝術精神》手稿整理系列(五):中國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莊子的再發現

直播: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4125627537448022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

第55期目次:

 篇 名作者頁次
1館刊第55期封面、封底編輯室
2館刊第55期編輯委員、版權頁暨稿約編輯室0
3館刊第55期目次編輯室0
4館藏文物選粹(五十五):請求芳衛廉博士與梅貽寶博士相談信陳曦0
5臺灣客家「喜感」故事的藝術特色張莉涓1-45
6穿月噴雲一氣通—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漢詩的縱貫鐵道書寫(上)周志仁46-62
7複調敘事下的英雄辯「義」—以《英雄志》中「觀海雲遠」為例彭若愚63-80
8孫建江《飛翔的靈魂:解讀安徒生的童話世界》讀記吳福助81-83
9海南一代哲人—吳德耀校長發表於《企業家》之專欄文章概述王雅萍84-97
10徐復觀教授《中國藝術精神》手稿整理系列(五):中國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莊子的再發現謝鶯興、謝備殷98-115
11華文雜誌創刊號《科學普及工作》陳曦116-119
12台灣雜誌創刊號《富堡之聲》王雅萍120-126
13館藏普通本線裝書總目.史部正史類(五)陳惠美、謝鶯興127-134
14圖書館大事記(2020.11.01~2020.12.31)編輯室135-136
152020年11月讀者服務組綜合統計報告林靜宜、曾昱嫥0
162020年12月讀者服務組綜合統計報告林靜宜、曾昱嫥0

 

雷驤《繪日記》(2000);雷驤《風景──昨日的,今日的》(2021)

$
0
0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4131652446845531
Vanessa Bell (1879~1961)自製月曆1951、雷驤《繪日記》(2000);飛利浦羅益強 (1937~2015)、沈德盛


****



傅月庵──和李靜宜Summer Lei

雷驤老師新書出版。獻給師母Amy的第36本書。有圖有文,裝幀絕佳。配合新書出版,紀州庵有一畫展,展出雷老師生命力迸發的最新畫作,特別值得一看。

忝為學生一員,蒙老師不棄,竟要我寫篇推薦序,師命難違,我戮力以赴,講講我所看到雷老師近況,隨附下文。這個禮拜三(1/27)下午,畫展開幕,雷老師與光夏有一場對談,父女情深,精彩可期,千萬別錯過了。

雷驤畫展
畫展期間:2020/01/27 ~2021/02/03
開幕活動:01/27 (三) 14:30
地點:紀州庵文學森林 大廣間
講者:雷驤 X 雷光夏
新書預購 https://pse.is/3b3v4y
---------------------------------------------------------------------------
餘味定勝負╱傅月庵

過了八十歲,雷驤似乎有些改變,更加清明悠然。

與他喝酒聊天十多年。以前的他,格外豪邁,講究「男子漢的喝法」,一人一杯,仰頭而乾。聊一聊,再邀一杯,又一口而乾!有一次威士忌喝開來了,十二年、十五年……一直喝到二十年,座下一瓶接一瓶拿出來,「儘量喝,我還有三十年的!」說出這句話時,在場差不多都已醉眼朦朧,開懷亂說了。前一段時候去探望雷老師,大人圍桌說短長,才升國中的兒子無聊亂晃,掀開「雷公寶座」頂蓋,發現底下滿滿都是酒:「原來這就是傳說中的那張椅子啊~」他彷彿見證一個父輩傳說,大樂!

也是那一次,與雷老師聊起甫過世,他的一位少年友人L,曾經「褲頭打相結」,日後卻不相往來的文學同好,「兩家人確實交往頻繁,他兒子還是我取的名字⋯⋯」這事以往也曾聽他提及,當時的他,似乎懺情多於其他,一如他所曾寫過的一段話:

「每在四下俱靜的一刻,常湧起青春年歲時,友朋間相互扶持彼此勉勵之情,心中願想在吾輩垂老之前,重拾少年時代無羈的過從往還,無奈總不成功,少時友伴多已久不相問。從現今的身影中很難尋覓青春時代的自己或他人的形貌,剩下的只有彼此積累歲月的惡德!」

「積累歲月的惡德」云云,下筆頗重,凝結成某種難解的罣礙,或將終身相隨。印證另一段話,或更清楚:

「昨午後,想及已故的家族和友人,諸般昔日事相,爾今過了這許多年,彷彿才明白過來世界上的人與事,我等待了許久,才漸漸領悟。而我,遲緩,執著與癡迷如故⋯⋯」

「理則頓悟,乘悟並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佛家語,當也是「時節因緣」四字的一種註腳。這次又喝酒,舊事重提,雷老師話不多,講講停停,常望向他所正對,落地窗外的碧山青空,無論表情或心思,彷彿有種明白與理解。我一下子聯想到臺靜農先生的名篇〈傷逝〉,講他去探望臥病在床的老友莊嚴先生,彼時莊先生已難言談,卻總堅持要他倒一杯酒喝的情景:

「當我一杯在手,對著臥榻上的老友,分明死生之間,卻也沒生命奄忽之感。或者人當無可奈何之時,感情會一時麻木的。」

「他的女兒隔天一大早就給我電話,通知我L過世的消息,說她知道爸爸心裡始終當我是永遠的朋友。」話題最終以此結束⋯⋯這時才發現我喝了許多杯,雷老師僅是一小口一小口輕抿,一杯未完。——我相信這是另一種「男子漢的喝法」!

雷老師的心境轉變,當與二零一六年的那一場大病有關,住院一一七天,最初還在加護病房束縛了五十九天,據說時空感覺完全喪失,對於一輩子厭惡、害怕不停單調重覆的人而言,這一趟「旅程」之艱辛可想而知。事後苦中作樂,唯一差可慶幸的,或許是親眼確切看過生與死相背之間的那一線裂縫吧!?重返人間之後,他的那雙「畫人之眼」遂更加明亮寬廣,無論文章或畫作,仔細看,都有了些微的不同,「生還偶然遂」,於是有了一種「餘生之奮進」,創作力迸裂噴薄而出。

雷驤作品向來以「留有餘地」、「耐人尋味」為特色,此書所輯,無論圖文,均有此跡可循。「人生和電影,都是以餘味定勝負的。」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曾這樣論定,用一輩子時間形塑自身風格的雷老師卻早已超越勝負,清明而悠然了。











219季季、陳東榮和其他217人
11則留言

1 次分享







留言


分享





柳宗悦.....『妙好人浅原才市集 』浅原才市/鈴木大拙;念佛人 (鈴木大拙 著 ) 余萬居 譯

$
0
0






*****底下這些應該是我以前2016年準備討論胡適之與鈴木大拙的筆記,當時沒用到。
2018年9月底,準備為漢清講堂介紹《柳宗悦の世界―民藝の発見とその思想》,
柳宗悦(1889~1961);鈴木大拙(1870-1966)
  • 1.江戸時代に全国各地を廻国し造仏活動を行い、独特の「微笑仏」を残した木喰行道や妙好人の研究を行った。特に木喰研究は柳宗悦の木食仏発見が契機となったことで知られる。江戸時代前期に諸国を行脚した円空仏に関する論考もある。前者は『選集 第9巻 木食上人』に、後者は『全集 第7巻 木食五行上人』に詳しい。

2. 柳宗悦妙好人論集」 寿岳文章編、解説中見真理


鈴木大拙是柳宗悦在學習院 (貴族中學)的英文老師,他們一直都有交往 (柳宗悦過世後,鈴木大拙有追悼文)。師生難免會相互影響,譬如對淨土宗的接受及對.『妙好人 』文集等的實地和文本研究。



2016.12.17

買了此書之後才知道有贈書, 請查網路 2011.1.24

"...稱念佛人 為人中的好人 人中的妙好人 人中的人上人 人中的稀有人 人中之最勝人 " (扉頁)


我可能因書中的短歌等買它....

念佛人

作者 / 鈴木大拙
譯者 / 余萬居
出版社 / 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1998/



本書乃是鈴木大拙禪師針對日本石州的淺原才市老先生的遺詩所發表的意見,卷末並附上二、三位妙好人的事蹟。
所謂妙好人是指信仰虔誠的一般平民百姓,妙好原 本是讚稱蓮華之美,其最大特徵就是他們多半不識幾個大字,社會地位大致上不高,常可在婦女或市井寒村中發現這些妙好人,多半能安於自己的地位為自己的職業 或工作賣命,他們很少願意在社會上出人頭地、大顯身手,或主動做出一番事業,為日本淨土宗之一種說法,當他們置身於一般人認為很苦的生活狀況中,依然不會 有所埋怨,甚至是感謝與充滿法喜。

此書為鈴木大師早年的作品,這些經過調查與編整的詩句,呈現一種樸實、有趣、率直的筆法與趣味性。淨土宗善導大師稱念佛 人為人中的好人,人中的妙好人,於是中文譯者將此書名為念佛人。

~~~
『妙好人浅原才市集 』浅原才市/鈴木大拙(春秋社) 1967/07 ¥5,250 
『妙好人浅原才市集 (新装版) 』浅原才市/鈴木大拙(春秋社) 1999/11 ¥9,975 






淺原才市1850-1932, Saichi Asahara 

妙好人 - Wikipedia

妙好人(みょうこうにん)とは、浄土教の篤信者、特に浄土真宗の在俗の篤信者を指す語である。
語源は、善導の『観無量寿経疏』散善義において、念仏者を
「明若能相続念仏者 此人甚為希有 更無物可以方之 故引分陀利為喩 言分陀利者 名人中好華 亦名希有華 亦名人中上上華 亦名人中妙好華 此華相伝名蔡華是 若念仏者 即是人中好人 人中妙好人 人中上上人 人中希有人 人中最勝人也」
(訓読 - もしよく相続して念仏するものは、この人はなはだ希有なりとなす、さらに物としてもつてこれに方ぶべきなし。ゆゑに分陀利を引きて喩へとなすことを明かす。「分陀利」といふは、人中の好華と名づけ、また希有華と名づけ、また人中の上上華と名づけ、また人中の妙好華と名づく。この華相伝して蔡華と名づくるこれなり。もし念仏するものは、すなはちこれ人中の好人なり、人中の妙好人なり、人中の上上人なり、人中の希有人なり、人中の最勝人なり。)
と賞賛したことによる。もともとは念仏者・浄土願生者を指す語である。


五從若念佛者下至生諸佛家已來。正顯念佛三昧功能超絕。實非雜善得為比類。即有其五。一明專念彌陀佛名。二明指讚能念之人。三明若能相續念佛者此人甚為希有。更無物可以方之。故引分陀利為喻。言分陀利者。名人中好華。亦名希有華。亦名人中上上華。亦名人中妙好華。此華相傳名蔡華。是若念佛者。即是人中好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希有人。人中最勝人也。四明專念彌陀名者即觀音勢至常隨影護亦如親友知識也。五明今生既蒙此益。捨命即入諸佛之家。即淨土是也。到彼長時聞法。歷事供養。因圓果滿。道場之座豈賒。


分陀利】. (植物)Pun!d!arika,又作芬陀利,分陀利迦,分荼利迦,分荼利華,奔荼利迦。正開敷之白色蓮華也。西土之蓮,有青黃赤白四種。又隨未敷, ...


~~~~
曽我 量深(そが りょうじん、1875年明治8年)9月5日 - 1971年昭和46年)6月20日)は、日本明治昭和期に活躍した真宗大谷派僧侶仏教思想家。真宗大谷派講師、大谷大学学長、同大学名誉教授。旧姓、富岡。法名、「無極院釋量深」。
伝統的な解釈のもとに継承されてきた仏教・真宗の教学・信仰を、幅広い視野と深い信念とによって受け止め直し、近代思想界・信仰界に開放した功績は顕著で、近代仏教思想史の展開上、大きな足跡を残した。
出身地である旧味方村の名誉村民であった。新潟市南区味方には、同じく名誉村民であった脳神経解剖学者の平澤興と、量深の2人を顕彰する「曽我・平澤記念館」が建てられている。




~~~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author/authorinfo.jsp?ID=%2035483

全文題名作者出處出版日期 力的界限東升余萬居1984 力的界限東升余萬居1984 中國佛教發展史中村元 (編)=Nakamura, Hajime (ed.)余萬居 (譯)=Yu, Wan-chu (tr.)1984.05.01 中國佛教發展史(下)中村元 (編)=Nakamura, Hajime (ed.)余萬居 (譯)=Yu, Wan-chu (tr.)1984.05.01 中國佛教發展史(上)中村元=Nakamura, Hajime余萬居=Yu, Wan-chu1984.05.01 中國佛教發展史(中)中村元=Nakamura, Hajime余萬居=Yu, Wan-chu1984.05.01 念佛人余萬居鈴木大拙1984 法華經與核子物理學松下真一余萬居1985 純情的念佛人花岡大学余萬居1990 淨土真宗要義曽我量深余萬居1990 無我的研究余萬居武邑尚邦1989 業的研究舟橋一哉 (著)=Funahashi, Issai (au.)余萬居1988 顯現於《阿含》中的業論 -- 的餘勢及其影響=Kamma as in the Agamas: The Persisting Power and Influence of Kamma舟橋一哉=Funahashi, Issai余萬居普門學報=Universal Gate Buddhist Journal2010.03 顯現於《阿舍》中的業論 -- 業的餘勢及其影響舟橋一哉余萬居普門學報=Universal Gate Buddhist Journal 2010.03


梁啟超 ( 1873 ~ 1929) 著作及研究書籍十餘本的故事:《飲冰室合集》在那?《 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島田虔次日文譯註......等之憾事;......《李鴻章》等;《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張朋園、夏曉紅各兩本書;「世界三大啓蒙思想家」......於......古人也,吾時而師之,時而友之,時而敵之,無容心焉。以公理為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
0
0

 


翻梁啟超 ( 1873 ~ 1929) 著作及研究書籍十餘本的故事:《飲冰室合集》在那?《 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島田虔次日文譯註......等之憾事;......《李鴻章》等;《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張朋園、夏曉紅各兩本書;「世界三大啓蒙思想家」......於......古人也,吾時而師之,時而友之,時而敵之,無容心焉。以公理為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4149661861711256


梁启超-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zh.wikipedia.org › wiki › 梁启超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署名作梁𠷠超,字卓如、宏猷、任甫,别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潮居都茶坑乡人,广州府人,人稱梁新会。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 ...


「飲冰」一詞源於《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原意就是比喻自己內心之憂慮。當年,梁啟超受光緒皇帝之命,變法維新,臨危受命,如何解其「內熱」?唯有「飲冰」方能得解。

查「飲冰」一詞,語出《莊子‧人間世》。曰:「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其意是爲人臣子,受命於君,恐怕德行未足,難以成事,或事後無法全身而退,因此心焦如焚,欲飲冰以解內熱。當年梁啟超受命於光緒及康有爲,圖變法維新。後來滿清立憲失敗,梁自號「飲冰室主人」,以示「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之慨。







飲冰室文集類編》(上下冊),下河邊半五郎編,東京帝國印刷株式會社出版,1902年。(最早的文類編);台北:華正書局影印,1974

梁啟超《李鴻章》1901;台北:立緒,2003《三十自述》孔子紀元

梁啟超的經濟思想,新竹清華教授,台北:允晨 (中国の早期証券市場問題解決原則



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 書局本) ... 岩波書店編集部(編),《近代史料解説.総目次. ... 丁文江、趙豐田(編),島田虔次(編譯),《梁啟超年譜長編》,東京:岩波書店,. 2004。






1月26日
梁 啟超

(清同治12.1.26∕  西元1873.2.23—1929.1.19)

中國清末民初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師事康有為,承襲其教育興國的理念,成為戊戌變法的領袖之一,又將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大量引進中國,奠定民族主義的思想基礎。著作彙編成《飲冰室合集》。夏曉虹編校《〈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中下三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隸始。……一曰︰勿為古人之奴隸也。……古人自古人,我自我。……要之四書六經之義理,其非一一可以適於今日之用,則雖臨我以刀鋸鼎鑊,吾猶敢斷言而不憚也。其於古人也,吾時而師之,時而友之,時而敵之,無容心焉。以公理為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節自《新民說》〈論自由〉



著作

著述のほとんどは『飲冰室合集』(1932年)に収められている。1936年9月11日に出版された『飲冰室合集』がより完備されています。計148巻、1000万字余り。また全著作名は『梁啓超著述繋年』(1986年)で確認できる。以下は膨大な著作のうち、主要著作のみ挙げた。

  • 1898年『戊戌政変記』
  • 1902年『新民説』
  • 1902年『十五小豪傑』(翻訳=ジュール・ヴェルヌ作、森田思軒訳『十五少年』の重訳)
  • 1904年『飲冰室文集類編上』、『飲冰室文集類編下』
  • 1921年『清代学術概論』
  • 1921年『墨子学案』
  • 1922年『先秦政治思想史』
  • 1922年『中国歴史研究法』
  • 1926年『中国近三百年学術史』

梁啓超など多数のペンネームをもつ[編集]

梁任公、飲冰子、飲冰室主人、梁任甫、梁卓如、梁宏猷、双濤閣主、愛国者、哀時客、新民叢報記者、吉田晋、(柏原文太郎)、檀山旅客、蓮菂園主、適時務者、兼士、軼賜、滄江、賃廬、遠公、孟遠、憲民、逸史氏、外史氏、新史氏、庸言子、新民子、知新子、中国少年、中国之新民、少年中国之少年、自由斎主人、如晦庵主人、梁新会


***


梁啓超は知識や学問について書いた文章で、フランスヴォルテール日本福澤諭吉ロシアトルストイを「世界三大啓蒙思想家」のトップとして紹介し、三人の生涯や功績を紹介している




***http://reader.epubee.com/books/mobile/67/67806027be4d7427008e8718b77485c5/text00030.html

《梁啟超年譜長編》日文譯註

日本島田虔次教授譯註的《梁啟超年譜長編》五巨冊,已於今年由岩波書店陸續出版了。

1929年梁啟超逝世後,樑的親屬和朋友們為了紀念這位有影響的歷史人物,決定編輯《飲冰室合集》和《梁啟超年譜長編》,“並由丁文江和梁思成親自發函,向各處徵集梁啟超與師友的來往信札,以及詩、詞、文、電等的抄件或複製件(原件仍由原收藏者保存)。僅半年左右時間,梁家就收到了大量資料,其中僅樑的信札就有二千多封,其他各種資料仍陸續寄來” (1) 。《梁啟超年譜長編》由丁文江負責,他在1932年暑假以趙豐田為助手,編出初稿。1936年1月,丁文江去世。翁文灝根據丁文江的原意,題名為《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油印五十部(下簡稱“油印本”),每部裝成十二冊,發給樑的親屬和知友作為徵求意見之用。如今上海圖書館就藏有此版“油印本”,上面還有陳叔通的批語。

1962年,台灣世界書局根據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初稿“油印本”而排印出版(下簡稱“臺本”),書名仍為《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署“丁文江撰”,前有胡適所寫長達15頁的序言。世界書局將原序影行。序文中說:“梁任公先生的年譜是在君先生(丁文江)在北京大學做教授的時期開始編纂的。在君自己是主編人,他請了一位青年學者趙豐田先生做他的助手,幫助他整理編寫他在那幾年裡蒐集的資料。……在君死後,他的朋友翁詠霓把這部沒有經過最後整理修改的初稿本油印了幾十部,分送給任公先生的家屬和朋友,請他們仔細審查一遍,附加評註,然後寄回。……油印本的底本就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藏的這部初稿本。這部初稿本原藏地質調查所,後來歸史語所所藏。” (2)

1979年,趙豐田在助手的幫助下,將年譜修訂後,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83年出版,名曰《梁啟超年譜長編》,署“丁文江、趙豐田編”(下簡稱“滬本”)。島田虔次教授就是根據“滬本”譯註的。

梁啟超於1898年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直到1912年9月離日歸國。在此期間,雖曾去過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畢竟時間不長。他主編的《清議報》、《新民叢報》、《政論》都在日本出版;《新小說》編輯署名趙毓林,實為梁氏主持,在橫濱出版;《國風報》雖在上海出版,但實際主持人還是梁氏,他以“滄江”的筆名在該報創刊號上發表了《論國風》上、中、下。梁啟超還在東京創辦高等大同學校、在神戶開辦同文學校,作過多次講演。這樣,在日本一定存有梁氏詩文、講演、函札,其中不乏《飲冰室合集》中沒有收入的佚篇和可資探討的課題。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有鑑於此,於1993年4月至1997年3月,歷時四載,開辦了梁啟超研究班,寫出了多篇論文。“在此同時進行的以島田虔次先生為中心的研究小組,還繼續著《梁啟超年譜長編》的翻譯工作。” (3)

《梁啟超年譜長編》日文譯註以“滬本”為底本。參照“臺本”,遇有疑問,進行校改。還多方設法,從北京舊書店購得“油印本”加以核對。儘管所購“油印本”並不齊全,但他們認真負責、一絲不苟的態度,卻是令人敬佩的。

《梁啟超年譜長編》日文譯註的可貴之處,還在於它引用了最新、最有依據的材料進行譯註。如“油印本”對梁氏後人,在“世系表”中只列有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禮、思同,譯註則根據梁氏親屬吳荔明女士(思莊之女)所寫《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補充了思順、思莊、思靜、思懿、思寧、思均、思廣等女兒,還注出各自的生母生卒年。譯註還對譜中有關人物的里第、生卒、仕履生平作了註釋,列有《中國人名表》和《外國人名表》,給讀者帶來很多方便。

島田先生精通漢學,對所引經史古籍也酌予註釋。每冊注文都達一百餘頁,幾佔該書每冊的四分之一,可見用力之深。

由於梁啟超旅日時間較久,日本一定藏有《飲冰室合集》未曾收進的佚文。我在旅日期間,也在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外務省檔案館等處尋找到一些未刊函稿,寫了《日本康、梁遺跡訪問》,輯入《乘桴新獲》。但畢竟時間短暫,見聞有限。《梁啟超年譜長編》日文譯本就載有前所未見的文稿,如1899年5月18日梁啟超在神戶中華會館的演說等,都是很有文獻價值而鮮為人知的資料。又如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四月)梁氏寫的《日本友人有以北支那山水圖冊索題者,為佔一絕》:

畫圖如此好山水,胡騎秋深自往還。唇鑿興亡天下計,與君橫槊望榆關。


是他寫給日本友人瀧川儀的,今藏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譯註將梁氏手跡在書端影行。這些,都是前所未見的。

島田虔次是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有《近代思維在中國的挫折》、《中國的傳統思想》和《朱子學和陽明學》等著作,不幸於2000年3月去世。我和他在上海、京都多次晤談。他去世後,我寫了《悼念島田虔次教授》一文,經岩井茂樹翻譯,在日本《東方》雜誌2002年第3、4期連載。島田最後一項譯註,就是《梁啟超年譜長編》。書籍甫出,狹間直樹教授即囑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和岩波書店陸續寄贈,並謂第五卷準備附出“勘誤表”,囑我閱後提供意見。今年6月中旬,參加此書編譯的小野和子教授來滬,也以此相囑。作為較早閱讀此書的中國讀者,我當然應該寫些讀後感。但說到“刊誤”,那總是很難避免的,日本譯本已經“勘”出先前出版各書之“誤”了。這次譯本,難免還有魯魚亥豕。同時,有的雖有疑問,又難確證,如第一卷380頁1898年註二十,底本“鄭稚”,“台版”作“鄭稚□”,日文譯本參照《汪康年師友手札》 ,認為是鄭孝胥之弟鄭稺(稚)星。但據《鄭孝胥日記》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1898年3月3日)記:“稚星自正陽關來。” (4) 那麼,保國會籌組時,鄭稚星不在北京,“□”是否“星”字,似乎還可斟酌。只因我年老體弱,書稿堆積,不能仔細尋求,這是深感愧疚的。

2004年12月10日

原載日本《東方》,第297號。據狹間直樹教授2007年1月函告


————————————————————

(1)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前言,2頁。

(2) 胡適:《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6~9頁,台灣,世界書局,1962。胡適序系手跡影行。

(3) [日]狹間直樹:《梁啟超·明治維新·西方》,見中文本中“日文本序”,8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4) 《鄭孝胥日記》,第二冊,645頁,北京,中華書局,1993。




陳舜臣 〈關於長沙的T形彩色帛畫〉日文刊載於《藝術浪潮》1972年9月號;〈發現儒教之前的中國— 對長沙古墓的思考〉

$
0
0


陳舜臣 〈關於長沙的T形彩色帛畫〉日文刊載於《藝術浪潮》1972年9月號;〈發現儒教之前的中國— 對長沙古墓的思考〉

馬王堆漢墓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7%8E%8B%E5%A0%86%E6%B1%89%E5%A2%93










一號墓出土的T型帛畫,與木棺槨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

















陳舜臣 〈關於長沙的T形彩色帛畫〉日文刊載於《藝術浪潮》1972年9月號,中文翻譯收入《披蝶而舞》218~226

〈發現儒教之前的中國— 對長沙古墓的思考〉日文刊載於《神戶新聞》1972年8月11日,中文翻譯收入《披蝶而舞》227~230







馬王堆漢墓(ばおうたいかんぼ[1]、まおうたいかんぼ[2]拼音: Mǎwángduī Hànmù)は、中華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長沙市芙蓉区にある紀元前2世紀墳墓前漢利蒼(? - 紀元前186年)とその妻子を葬る。

1972年から1974年にかけて発掘され、国際的に注目された。発掘時、利蒼の妻のミイラがまだ生きているかのような保存状態だったことで知られる。

副葬品に貴重な工芸品や帛書馬王堆帛書中国語版))が含まれており、考古学だけでなく文献学中国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医学史中国書道史などの諸分野に重要な資料を提供した。









班固《漢書·卷十六 ‧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軑侯黎朱蒼,以長沙相侯,七百戶。(漢惠帝)二年四月庚子封,八年薨。
^司馬遷《史記卷十九·年表第七·惠景間侯者年表》:軑,長沙相,侯,七百戶。(漢惠帝)二年四月庚子,侯利倉元年。


***


帛画

1号墓、3号墓の内棺の蓋板には、形・内容ともほぼ同様の帛画が掛けられていた[34]。いずれもT字型の一重(ひとえ)の地で作られており[7]、上縁に竹棒が通され[35]、吊り下げるための絹の掛け紐が付き[35][36]、T字の4箇所の下端四隅には房がつけられていた[36]。当時の葬送儀礼に欠かせなかった旌幡[注 11]であろう[36]。1号墓の帛画は長さ205センチメートル、上端部の幅は95センチメートルあり[37]、完全な保存状態で出土した[36]。3号墓の帛画は長さ233センチメートルである[34]

帛画は、緑色[35]に染めた絹の上に、主に鉱物性の顔料[35]を用いて色彩豊かに[36]描かれている。絵の主題にはの地方色が色濃く反映され[38]、当時の楚の幻想的・屈原的な雰囲気を偲ばせる[39]。この帛画は中国古代絵画の最高傑作と言い得るものである[10][37]

帛画の上部は天上界を表す[34][7][36]。まず、上端中央に人身蛇尾(上半身が人間、下半身がとぐろを巻いた蛇)の神人が座している。ひとり神で蛇身部分が赤いことから、『山海経』の燭竜と推測される[40][注 12]。神人の右側、赤い太陽の中には黒い鳥が、左側の三日月の中にはひき蛙が描かれている。これらは『淮南子』の「日中に踆烏(しゅんう)[注 13]有り、而して月中に蟾蜍(せんじょ)[注 14]有り」をその通りに描いている[40]

太陽の下にいるの傍らには8個の赤い円が描かれている。これは羿が9個の太陽を射落とした伝説に関係すると考えられる[40]。従って竜と絡み合う樹木は『山海経』にある扶桑であろう[40][注 15]。 三日月の下にいる竜の傍らには、1号墓の帛画では飛翔する女性が、3号墓の帛画では飛翔する上半身裸の男性が見られ、被葬者の昇仙図となっている[34][7]

竜の下の天門(天上界と現世の境)には2人の役人[10]が向かい合って座り、その後ろの柱にはがしがみついている。これは『楚辞』の「招魂」[注 16]を思わせる[41]

現世界に入り、天門直下の華蓋の上には一対の鳳凰が、下には人面の奇怪な鳥が飛んでいる[41]。その下の左右には竜が描かれ、下の方でを貫き交竜になっている[42][36]。その竜に挟まれる形で被葬者の出行の場面が描かれる[34]。1号墓の帛画では、曲裙の長衣を着た老婦人(被葬者)が杖をついて立ち、後ろには女性3人(腰元であろう[41])が従い、前に男性2人(天からの迎えの使者か[41])が跪いている。3号墓の帛画では、劉氏冠[注 17]と朱の長衣をまとい、腰に帯剣した男性が袖に手を入れて歩み、周囲に9人の人物が従っている[34]

その下にある宴の図は、被葬者を見送り、霊魂を導き昇天させる意味を持つ[7]。あるいは被葬者が死後の世界で食事を楽しむ様子を描いている[43][注 18]。料理や酒をふんだんに供えた[10]その供宴の席を、2匹の大魚(海を象徴する奇獣[44])の上に立った裸身の力士が支え上げている。彼は『楚辞』の「招魂」にある土伯(幽都(冥界)の怪物)かもしれない[41][34]。彼の周囲には霊亀、鴟鴞などの霊鳥が描かれている[34]。これら璧から下の部分[42]は地下界を表す[34][10]

帛画の名称は、議論はあるものの[34]、遣策(副葬品リスト)にある「非衣」と考えられる[7][37]。これは、衣の形をしているが衣ではない旌幡、といった意味合いだが[10]、「非」は漢代には音通で「飛」と解することもでき、「非衣」即ち「飛衣」として霊魂の飛翔、昇天を願った名称であろう[7]。帛画全体の主題も被葬者の「引魂昇天」と言えるものである[36]

3号墓の内棺の左右側板[注 19]ではそれぞれ別の帛画も見つかっている[34][45][24]。右側板(西壁)の帛画は212×94センチメートルの儀杖図で[34][45][24]、比較的保存状態が良い[45]。画面左上に被葬者らしき男性が描かれ、劉氏冠を戴き、長袍を纏い、腰に宝剣を帯びている[24]。後ろには彼にをさしかける従者と属官が20人ほど従う[24]。彼らは右側の5段の土壇へ向かっており、周囲の車馬隊、騎従隊、楽隊は全て被葬者に顔を向けている[24]。これはおそらく被葬者が生前に挙行した盛大な検閲儀式を描いており[24]、その車馬儀杖の場面には合わせて百人余りの人物・数百頭の馬・数十輌の車が描かれている[34][45]。左側板(東壁)の帛画はかなり傷んでおり[34][45][24]全体像は不明だが[24]、2片の残片[34]によると家屋・車馬・奔馬・船を漕ぐ女性の場面などを描き[24][34]、右側板のものとよく似ており[34]、いずれも被葬者の生前の豪奢な生活を描いていると思われる[34][45][24]



絹畫


1號和3號墓的內棺蓋上掛著形狀和內容幾乎相同的絲綢畫[34]。兩者均由T形單層絲綢[7]製成,一根竹棍穿過上邊緣[35],並用一條絲綢吊帶[35] [36]製成,下部四個角上有簇絨。四個T形中的一個[36]那時那將是葬禮隊伍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注11]。 1號墓的絲綢畫長205厘米,頂部寬95厘米,[37]並在完美的條件下進行了開挖[36]。 3號墓的絲綢畫長233厘米[34]。


絲綢畫主要是用礦物顏料[35]在染成綠色[35]的絲綢上繪製的[36]。這幅畫的主題強烈地反映了楚國的當地色彩[38],讓人聯想到當時楚國的夢幻和原始氛圍[39]。這幅絲綢畫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繪畫的傑作[10] [37]


絹畫的上部代表了天堂世界[34] [7] [36]。首先,人類蛇尾的神(上半身是人類,下半身是帶有舌頭的蛇)位於上端的中心。由於它是唯一的神,而蛇身是紅色的,因此被認為是“三海峽”的蠟燭龍[40] [注12]。在神的右邊,紅太陽下畫著一隻黑鳥,左邊的月牙儿上畫著一隻青蛙。這些恰恰是淮南子的“白天有一隻烏鴉[注13],一個月有一隻蟾蜍[注14]” [40]。


太陽下龍旁邊畫了八個紅色圓圈。據信這與侯毅擊落九個太陽的傳說有關[40]。因此,與龍交織在一起的樹將成為“三開峽”中的扶桑[40] [注15]。在新月月亮下的龍旁邊,在1號墓的絲綢畫中可以看到一個飛舞的女人,在3號墓的絲綢畫中可以看到一個光著膀子的男人,這是is葬者提升的象徵。 [34] [7]


兩名官員[10]面對面坐在巨龍下的天堂之門(巨龍與天界之間的邊界),一頭豹子緊緊抓住它背後的柱子。這讓人聯想到“ Soji” [41]的“邀請” [注16]。


進入當今世界,一對鳳凰飛過在Tenmon下方的花蓋上方,而一隻奇怪的人臉鳥則在下方飛行[41]。龍在其下方的左右兩側繪製,它刺穿底部的牆並成為交叉龍[42] [36]。 [34]插圖描繪了被埋葬在龍之間的埋葬者離開的場景。在第一號墓的絹畫中,一位身著歌唱長裙的老太太(葬禮者)with著拐杖站立,三名婦女(可能在腰部[41])緊隨其後,一名男子在前方。人們(來自天堂或[41]的信使)跪下。在第三號墓的絹畫中,一個戴著劉冠[注17],朱紅色長袍和腰劍的男人雙手with在袖子上行走,有九個人跟隨他[34]。


其下的宴席人物具有將葬禮者送走並將靈魂引向天堂的意思[7]。另外,它描繪了一個死者在事後世界中享受美食[43] [注18]。站在兩條大魚上的裸體摔跤手(象徵大海的奇異野獸[44])支撐著宴會席位,提供大量食物和清酒。他可能是《悲傷》 [41] [34]的“邀請之魂”中的Doeki(黑社會中的怪物)。在他周圍,描繪了靈龜,貓頭鷹和其他靈禽[34]。這些牆[42]下面的部分代表地下世界[34] [10]。


儘管絲綢畫的名稱引起爭議[34],但在政策(墓葬清單)中它被認為是“不穿衣服的” [7] [37]。這意味著它是衣服的形狀,而不是衣服的形狀[10],但是“ non”在漢代也可以理解為“ fly”,並且是“ non-clothed”,即“ non-cloth”它是希望靈魂飛揚和揚升的名稱,是“ Hii” [7]。整個絹畫的主題也可以說是埋葬者的“靈魂提升” [36]。


在3號墓的內棺的左側和右側板上也發現了不同的絹畫[注19] [34] [45] [24]。右側板上的絲綢畫(西牆)是212 x 94厘米的禮儀武器[34] [45] [24],保存得比較好[45]。屏幕的左上角畫著一個看似喪葬的人,頭戴劉冠,長袍和腰間的寶劍[24]。在他的身後是大約20名僕人和軍官在他上方撐著雨傘[24]。他們將前往右邊的五層平台,所有周圍的汽車,騎兵和樂團都面向葬禮[24]。這很可能描繪了一個埋葬者在其一生中進行的盛大的審查儀式[24],其中有一百多人,數百匹馬和數十輛汽車出現在汽車禮儀上。[34] 45]。左側板上的絲綢畫(東壁)被嚴重破壞[34] [45] [24]整個圖片未知[24],但根據這兩部分[34],房屋,馬車,生育力和一排排船,描繪了一個女人的場景[24] [34],與右側面板[34]的場景非常相似,似乎都描繪了該葬禮者的富豪生活[34] ] [45]。[二十四]。

“The Bright Book of Life.”《 批評、正典結構與預言》(2000)Harold Bloom ( 1930 – 2019) 文學評論家;宗教評論家。"特意為中國讀者選編的文集,是他的著作的精粹,也是最大膽最有創見的一套理論。"

$
0
0

Features



Harold Bloom (July 11, 1930 – October 14, 2019) was an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 and the Sterling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t Yale University.

批評、正典結構與預言


內容簡介

本書是美國著名批評家哈羅德·布盧姆特意為中國讀者選編的文集。布盧姆是耶魯大學著名教授,專攻英語文學,且對弗洛伊德的研究十分有影響。布盧姆的《影響的焦慮》在中國曾產生過極大影響。本書匯集了作者近來的新作,對浪漫派、莎士比亞、弗洛伊德等經典作家進行了獨到的論述。

本書收錄了《人民的宗教∶上帝之國》、《死者的施洗,未來者的精神》、《無可逃避的坡》、《追尋羅曼司的內在化》、《佛洛德的防御概念與詩人意志》等14篇文章。"特意為中國讀者選編的文集,是他的著作的精粹,也是最大膽最有創見的一套理論。"
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 2019),耶魯大學文學教授,是著名的「耶魯學派」的批評家之一。布魯姆早期研究浪漫主義詩歌,曾出版過論布萊客、雪萊、葉芝、司蒂文斯等英美詩人的專著。1973年推出《影響的焦慮》,「用一本小書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經」,在美國批評界引起巨大反響。布魯姆的主要著作還有《誤讀之圖》、《卡巴拉猶太神秘哲學與批評》、《詩與隱抑》、《西方的經典》等。本書是布魯姆特意為中國讀者選編的文集,是他的著作精粹,也是「最大膽最有創見的一套文學理論」。
 

目錄

譯者序
一、人民的宗教:上帝之國
二、約瑟夫·史密斯創造宗教的想象力
三、死者的施洗,未來者的精神

四、無可逃避的坡
五、愛默生:交叉的力量
六、批評、正典結構與預言:事實性的悲哀
七、弗洛伊德:一種莎士比亞式的解讀
八、千禧年的預兆:諾斯替主義的天使、夢和復活
九、普羅米修斯的復興:浪漫主義詩歌產生的背景
十、追尋羅曼司的內在化
十一、飢餓的海:雪萊導論
十二、對抗:修正理論與批評的個性
十三、弗洛伊德與崇高:創造性的災難理論
十四、弗洛伊德的防御概念與詩人意志……

 

1986一1987年,我在厄灣加州大學(UC lrvine)從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結識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fieger)、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沃爾夫岡·伊瑟爾(Walfgang Iser)、雅克·德里達(Jaeques Derrida)和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后來應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fie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學參加學術會議,在他的安排下又結識了斯坦利·費什(StanleyFish)、費蘭克·倫屈夏(Frank Lentfiechia)和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w.Smd)等人。這期間因編選《最新西方文論選》的需要,與傑費里·哈特曼(GeoffreyHartman)及其他一些學者也有過通信往來。通過與他們交流和閱讀他們的作品,我發現這些批評家或理論家各有所長,他們的理論思想和批評建構各有特色,因此便萌發了編譯一批當代批評理論家的「自選集」的想法。1988年5月,J.希利斯·米勒來華參加學術會議,我向他談了自己的想法和計划。他說「這是一個絕好的計划」,並表示將全力給予支持。考慮到編選的難度以及與某些作者聯系的問題,我請他與我合作來完成這項計划。於是我們商定了一個方案:我們先選定十位批評理論家,由我起草一份編譯計划,然后由米勒與作者聯系,請他們每人自選能夠反映其思想發展或基本理論觀點的文章約50萬至60萬字,由我再從中選出約25萬至30萬字的文章,負責組織翻譯,在中國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於種種原因,這套書的計划被擱置下來。1993年,米勒再次來華,我們商定,不論多麼困難,也要將這一翻譯項目繼續下去(此時又增加了版權問題,米勒擔保他可以解決)。作為第一輯,我們當時選定了十位批評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保羅·德曼(Paul de Man)、德里達、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伊瑟爾、費什、詹姆遜、克里格、米勒和賽義德等。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決定獨家出版這套書,並於1996年簽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進了工作的進展。

為什麼要選擇這些批評理論家的作品翻譯出版呢?首先,他們都是在當代文壇上活躍的批評理論家,在國內外有相當大的影響。保羅。德曼雖已逝世,但其影響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於去年剛剛出版。其次,這些批評理論家分別代表了當代批評理論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學派或新形式主義,德里達代表解構主義,費什代表讀者反應批評或實用批評,賽義德代表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辭批評,伊瑟爾代表接受美學,米勒代表美國解構主義,詹姆遜代表美國馬克思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伊格爾頓代表英國馬克思主義和意識形態研究。當然,這十位批評理論家並不能反映當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們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評家和理論家的名單,打算將這套書長期出版下去,而且,書籍的自選集形式也可能會靈活變通。

從總體上說,這些批評家或理論家的論著都屬於「批評理論」(critical theory)范疇。那麼什麼是批評理論呢?雖然這對專業工作者已不是什麼新的概念,但我覺得仍應該略加說明。

從總體上說,這些批評家或理論家的論著都屬於「批評理論」(critical theory)范疇。那麼什麼是批評理論呢?雖然這對專業工作者已不是什麼新的概念,但我覺得仍應該略加說明。實際上,批評理論是60年代以來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個概念。簡單說,它是關於批評的理論。通常所說的批評注重的是文本的具體特征和具體價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學的思考,但仍然不會脫離文本價值的整體觀念,包括文學文本的藝術特征和審美價值。而批評理論則不同,它關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質,文本與作者的關系,文本與讀者的關系以及讀者的作用,文本與現實的關系,語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換句話說,它關注的是批評的形成過程和運作方式,批評本身的特征和價值。由於批評可以涉及到多種學科和多種文本,所以批評理論不限於文學,而是一個新的跨學科的領域。它與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有這樣那樣的聯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問題,但它有自己的獨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說批評理論的對象是關於社會文本批評的理論,涉及到文學、哲學、歷史、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建築學、影視、繪畫,等等。






A lion-faced deity associated with Gnosticism. Bloom frequently referred to Gnosticism when speaking about general and personal religious matters.


  • The Gospel of Thomas: The Hidden Sayings of Jesus;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Coptic text and notes by Marvin Meyer, with an interpretation by Harold Bloom.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1992.

紀念孟祥森/孟東籬,蘇南洲:《佛陀》/《佛學》/ 《素面相見》《敦煌本六祖壇經》《心經》《金剛經》我對孟祥森/孟東籬的告別。收入《系統與變異: 淵博知識與理想設計法》 (2010)

$
0
0


2015.1.28
孟先生,你那赤裸上半身跑過校園的英姿,安在?
「我心中充滿了離情,對著我喜歡的校舍、道路和樹木作別;我將會懷念銘賢館(堂)前的 七棵楓樹。那是我在台灣看到過的最有「楓味」的楓樹之一;我將懷念東海的醫療室—它 廊簷特寬的平房三合院,是我終生住宅的理想;我將懷念那些高聳的、在晨光中泛亮的、輕輕搖擺的樹梢,他們那樣在我眼中搖擺,分明感覺 我是朋友;我將懷念文理大道蒼蒼翠翠層層疊疊的兩行巨大的榕樹;我將懷念那榕樹後的三合院建築,懷念那簷角的日出……」(孟東籬「隨想—建築與人生觀」,收入《素面相見》,頁173-74)孟祥森 (孟東籬,1937--2009)




----
佛陀:至善的覺悟者.麥克爾·凱里澤(Michael Carrithers)著.孟祥森譯.時報出版. 1989年? ,1991 年2刷 更正約200項 其實應更多
 THE BUDDHA
 Michael Carrith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and New York
1983
 ISBN 0-19-287589-2
102 pp
 Past Masters series

---我對孟祥森/孟東籬的告別。收入《系統與變異: 淵博知識與理想設計法 (2010) 的索引 (1) a-e
孟祥森 (鍾漢清作), 428, 429, 434, 462;《素面相見》, 429, 462;《草山三疊》平等里小學, 428, 462;《野地百合》, 428, 430, 462;《聯合文學》, 428, 448, 462;《人間副刊》, 428, 462

2010年忘記收入:2009年12月號的《 INK》紀念ˊ專輯




---

書作

  • 1967年,《幻日手記》.漆木朵撰.水牛出版.
  • 1967年,《耶穌之繭:一首多重變奏曲》.漆木朵撰.水牛出版.
  • 1978年,《萬蟬集》.孟祥森撰.遠景出版.
  • 1978年,《佛心流泉》.孟祥森譯撰.遠景出版.
根據鈴木大拙的禪宗手冊
英譯 心經金剛經敦煌本六祖壇經--- (陳文濟英譯 注 1963 )的漢譯 對胡適的(大膽而創新的)想法 有最簡易的說明


孟祥森自己的一些心得和上述三本經的白話漢譯 收入 佛心流泉台北遠景1978 頁 137-245

  • 1985年,《濱海茅屋札記》.孟東籬著.洪範出版.
  • 1985年,《愛生哲學》.孟東籬著.爾雅出版.
  • 1985年,《野地百合》.孟東籬著.洪範出版.
  • 1986年,《素面相見》.孟東籬著.爾雅出版.
  • 1988年,《念流》.孟東籬著.漢藝色研出版.
  • 1989年,《生態環境的第二十九天》.孟東籬著.社會大學出版.
  • 1991年,《道法自然:老子的生態觀》.孟東籬作.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出版.
  • 1992年,《以生命為心:愛生哲學與理想村》.孟東籬著.張老師文化出版.
  • 1996年,《人間素美》.孟東籬作.圓神出版.
  • 1997年,《東籬說禪》.孟東籬作.圓神出版.
  • 1997年,《給你一枚禪的果》.孟東籬作.圓神出版.
  • 1997年,《給你一朵禪的花》.孟東籬作.圓神出版.
  • 1998年,《關於性的最高觀點》.孟東籬等著.圓神出版.



-----

佛學:當代學術入門


這本的翻譯問題可能更多多

-----

丘彥明
孟東籬
海洋的呼吸—記孟東籬的海邊茅屋
瓦爾登湖畔—從梭羅憶孟東籬

Françoise d'Eaubonne (1920 - 2005) (鉄の扇 ― 秋瑾の生涯) (赤い女帝 ― 私、江青は毛沢東の妻),

$
0
0

 Françoise d'Eaubonne (1920 - 2005) 12歲就出版小說。

座右銘:每天至少寫幾行。

Following her motto, "Not a day without a line", Françoise d'Eaubonne wrote more than 50 works, from Colonnes de l'âme (poetry, 1942 Colonnes de l'âme (魂の円柱), 1942

) to L'Évangile de Véronique (essay, 2003). 


Her historical novel Comme un vol de gerfauts (1947(白隼の飛翔のように))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A Flight of Falcons

and extracts from her essay Feminism or Death appeared in the 1974 anthology New French Feminisms. She also wrote science fiction novels, like L'échiquier du temps and Rêve de feuLe sous-marin de l'espace.

詩集也很好。

傳記作品有兩本跟中國女性有關


  • L'Éventail de fer ou la vie de Qiu Jin (鉄の扇 ― 秋瑾の生涯), 1977


留日[編輯]

1903年,秋瑾與吳芝瑛結拜,中秋,秋瑾身著男裝到戲院看戲,轟動一時。不久,秋瑾和丈夫發生了婚姻危機,然後離婚。1904年秋瑾變賣首飾籌集資金於5月東渡至日本,先後入國語講習所(日語講習所)、實踐女學校。在日本期間,秋瑾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與陳擷芬發起共愛會,和劉道一等組織十人會,加入馮自由梁慕光孫中山委派在橫濱成立的三合會,並受封為「白紙扇」(即軍師)。



秋瑾精於詩詞,著有《感懷》、《感時》等,其著作輯錄計有《秋瑾詩詞》、《秋女士遺稿》、《秋女烈士遺稿》、《精衛石》(小說)、《秋瑾遺集》、《秋瑾女俠遺集》、《秋瑾史跡》、《秋瑾集》等數種。

  • L'Impératrice rouge : moi, Jiang King, veuve Mao (赤い女帝 ― 私、江青毛沢東の妻), 1981


  • Histoire de l'art et lutte des sexes (芸術史と性闘争), 1978
フランソワーズ・ドボンヌ
Françoise d'Eaubonne
Françoise d'Eaubonne wikipédia.jpg
フランソワーズ・ドボンヌ 1964年
誕生フランソワーズ・マリー=テレーズ・ピストン・ドボンヌ
1920年3月12日
フランスの旗 フランスパリ
死没2005年8月3日(85歳没)
フランスの旗 フランスパリ
職業作家評論家
言語フランスの旗 フランス
ジャンル小説評論伝記
代表作Comme un vol de gerfauts (白隼の飛翔のように)』
Le Complexe de Diane (ディアナ・コンプレックス)』
Le Féminisme ou la mort (フェミニズムか、死か)』
主な受賞歴短編小説最優秀賞 (ドゥノエル出版社主催)
読者賞 (ジュイヤール出版社主催)
シュヴァス賞
芸術文化勲章シュヴァリエ

フランソワーズ・ドボンヌ (Françoise d'Eaubonne; 1920年3月12日 - 2005年8月3日) は、フランス作家評論家。生涯にわたってフェミニスト、反植民地主義者、エコロジスト、死刑廃止運動家として闘いを続けた。1960年代後半から1970年代前半にかけて起こった女性解放運動 (MLF) を牽引し、1971年の同性愛革命行動戦線 (FHAR) の結成に参加。人工妊娠中絶の合法化を求める「343人のマニフェスト」に署名した。とりわけ、エコフェミニズムの提唱者として知られ、1978年にエコロジー・フェミニズム協会を設立。作家活動も精力的に続け、小説、詩、評論、伝記など60冊以上を発表した。


《愛默森選集 》, The Portable Emerson《 愛默森傳 》《愛默生 》《愛茂生札記》 Representative Men

$
0
0


// 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雖然是一位牧師,但卻認為無需講太多耶穌,勸人以直覺與大自然溝通,便能見到上帝。
他在哈佛神學院的演講中,將上帝說成是萬物運行的法則、美與善皆同構、所有事物亦與該精神協力配合。他的報應觀念與佛教不同,但也無需等到最後審判。那是一個即時報應的機制 — 行事正直者,立刻尊貴。人若是心中純正,便是上帝… //
陳健民



THESTANDNEWS.COM
從大自然看到上帝 | 陳健民 | 立場新聞
家人和朋友都因為這城市的沉淪而憂傷。相約走在林中,
看和煦的陽


"If we encounter a man of rare intellect, we should ask him what books he reads." 
-- Ralph Waldo Emerson



Everyman's Library
Ralph Waldo Emerson died in Concord, Massachusetts, on this day in 1882 (aged 78).
"Thine Eyes Still Shined"
Thine eyes still shined for me, though far
I lonely roved the land or sea:
As I behold yon evening star,
Which yet beholds not me. *
This morn I climbed the misty hill
And roamed the pastures through;
How danced thy form before my path
Amidst the deep-eyed dew!
When the redbird spread his sable wing,
And showed his side of flame;
When the rosebud ripened to the rose,
In both I read thy name.
*
Ralph Waldo Emerson is one of the best-loved figure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Though he earned his central place in our culture as an essayist and philosopher, since his death his reputation as a poet has grown as well. Known for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for his faith in the individual, Emerson was the chief spokesman for the Transcendentalist movement. His poems speak to his most passionately held belief: that external authority should be disregarded in favor of one’s own experience. From the embattled farmers who “fired the shot heard round the world” in the stirring “Concord Hymn,” to the flower in “The Rhodora,” whose existence demonstrates “that if eyes were made for seeing, / Then Beauty is its own excuse for being,” Emerson celebrates the existence of the sublime in the human and in nature.


The Economist
Ralph Waldo Emerson died on April 27th 1882. A key figure in the American Transcendental Club—a group of "liberal thinkers, agreeing in nothing but their liberality"—Emerson's central doctrine was of the "infinitude of the private man"



讀Facebook 一文很想把它抄下......只好作點筆記.....

 Ralph Waldo Emerson chose "Montaigne; or, the Skeptic" as a subject of one of his series of lectures entitled Representative Men, alongside other subjects such ...
 我許久以前讀過何欣翻譯的《代表性人物》,不過早就忘記他談論的蒙田

Montaigne; or, the Skeptic - Emerson Texts


 In 1571, on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Montaigne, then thirty-eight years old, retired from the practice of law at Bordeaux, and settled himself on his estate. Though he had been a man of pleasure and sometimes a courtier, his studious habits now grew on him, and he loved the compass, staidness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country gentleman's life. He took up his economy in good earnest, and made his farms yield the most. Downright and plain-dealing, and abhorring to be deceived or to deceive, he was esteemed in the country for his sense and probity. In the civil wars of the League, which converted every house into a fort, Montaigne kept his gates open and his house without defence. All parties freely came and went, his courage and honor being universally esteemed. The neighboring lords and gentry brought jewels and papers to him for safekeeping. Gibbon reckons, in these bigoted times, but two men of liberality in France,- Henry IV and Montaigne.



最早接觸Emerson的中國人說不定是胡適之先生.

胡適日记全集, 第 1 卷 1906-1914

頁352  1914.7.5 愛茂生札記》(及批評) 此Emerson 今日稱為"愛默生"
 ........愛氏所記多樂天之語. 其畢生所持  以為天地之間 隨在皆有真理  一邱一壑  一花一鳥皆有真理存焉


胡適前夜在牧師Dr. C. W. Heizer 家讀它1836-38 札記 (此冊四五百頁   已經出版5冊) 數十頁.
此牧師年輕時親炙Emerson 在康乃爾大學幫助Ethic Club等討論 Emerson 見

The Cornell Daily Sun, Volume 89, Number 89, 21 January 1913 — STUDENT AFFAIRS COMMITTEE [ARTICLE]  STUDENT AFFAIRS COMMITTEE — The Cornell Daily Sun 21 



 陳波  《愛默台北:東大圖書館, 1999 (世界哲學家叢書)

《 愛默森傳 》台北:天華1978陳蒼多譯  The Life of Emerson 1932
布爾在《愛默生傳》所說,愛默生與他的學說,是美國最重要的世俗宗教。


《愛默森選集 》張愛玲譯   香港:今日世界  1953 

H.K. World Today Press .
愛默森 (Emerson, Ralph Waldo), 1803-1882.
Bib ID
vtls000217638
出版項
臺北市 : 皇冠文學出版公司, 1992
262面 ; 21公分.


The Portable Emerson / 范道倫(Mark Van Doren)編輯 ;

  • Mass Market Paperback
  • Publisher: Viking (1968)
  • ASIN: B004011D06

林載爵

$
0
0




豐味果品fflavour
2017年7月13日·



這位農民是林載爵
講起林載爵他的身分不只是農民,曾是東海大學歷史系老師,現在是聯經出版社發行人,他也不是半路出家去當農夫,曾經在東海大學的學人宿舍裡,庭院就種滿了鮮花果樹!,拈花惹草早市他的專長,他的花園是學生愛去的地方!
林載爵出生於台東太麻里,念書在台南一中,東海大學,留學於英國。因為身受英國歷史與自由學風薰陶,對於歐洲歷史哲學思想史上很有研究,在東海歷史系大家最喜歡他教的西洋思想史! 在那個禁錮自由思想的年代,林載爵的思想史課程為我們開啟自由的窗!
他是個最早最早研究台灣文學,台灣現代歷史的學者,60年代講台灣被視同為台獨,被國民黨說成是三合一的敵人,然而他卻是最早對台灣歷史文學有系統研究的人,可說是第一個台灣文學史研究者!
對家鄉總有一份眷戀,於是在台東太麻里買了一塊地,種植各種果樹,釋迦、酪梨、芒果、金桔、楊桃,每個周末迫不及待搭上火車飛奔到太麻里海邊看看巡試他的果樹!
七月是酪梨成熟的開始,今年有1000顆的酪梨套袋,希望能夠有好收成! 林載爵的酪梨當然是不會有農藥,而且飽滿圓潤,外表光滑深綠,拿回家後熟會變黑色且變軟,軟得像是奶油一樣,入口即化!
現在開始預購,原價800元,預購價640元,預購直到7/30為止!
http://www.fflavour.com/fflavour/index.php







吳福助

載爵老師:網路上找到這個網頁,希望能和您聯繫,抱歉!拙編《醍醐集》新版(2017年11月24日)封面,用了嫂夫人的版畫。由於紙本印量不多,如今已無存書了。該書目前已收入東海大學圖書館網站「東海大學特色典藏系統」,可以直接點閱。煩請您上網點閱看看。如您看到這封信,煩請告知。我的信箱:nj3349@thu.edu.tw沒有及時送書給嫂夫人,還請海涵是幸!吳福助敬拜

斯波六郎(1894—1959):《文選諸本之研究》;中國文學における孤獨感;六朝文学への思索;陶靖節詩箋補正。文心雕龍札記

$
0
0
斯波六郎(1894—1959)
日本漢學泰斗,廣島大學教授。時人以“京都的吉川幸次郎、東京的倉石武四郎、廣島的斯波六郎”三人並稱。在《昭明文選》研究領域貢獻卓著,被譽為日本“選學第一人”,撰有《文選﹥諸本之研究》《中國文學中的孤獨感》《陶淵明詩譯註》等書。小尾郊一、岡村繁等日本漢學家皆出其門下。


中国文学里的融合性   斯波六郎 这次,我接受藤原先生的邀请时,信口定了个“中国文学里的融合性”的题目,后来一想,才发觉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竟感到很窘迫,但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姑且就概略地谈一点我的看法吧。 一谈到什么是文学,那就是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了,自古以来无论在哪个国家,这都是个难题。用简单的语言来说明它是不行的,但我觉得,文学这个东西,要之是深 刻地体验人生的,对世上的一切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琢磨透,细致地品出它的味道并表现于文字,这就是文学作品。因此,读者读作品就是在深刻地体验人生。 可是,在表现人生体验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原原本本地表现体验,另一种呢,是将体验的结果所得到的看来是真理的东西作为学说来主张,并以这种学说的 主张为重点。我把前者称为低徊文学,后者称为主张文学。放到中国文学里来看,即使只限于韵文形式,在我们通常说的诗之外也还有赋、词等,这些大体是低徊文 学。而普通散文的大部分,则是主张文学,这种主张文学,具有极易与道德或政治相结合的特性。 文学与政治或道德的关系,从古到今在东方西方都始终是个问题。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或称文学必须是独立的东西,或称文学应该与政治相结合,或称文学应该 与道德相结合。而在中国,汉代即公元前后一世纪、二世纪时的文学,大体上是隶属于道德的文学。到三世纪,魏国著名的曹操虽主要以武将著称,但他实际上还是 个优秀的文学家,他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三人成为中心,尽力鼓吹文学,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纯文学的价值被认识了。  ……

著者斯波 六郎
掲載誌名漢文学紀要
3号
出版年月日1949-07-20
著者斯波 六郎
掲載誌名支那学研究
19号
出版年月日1958-02-28
著者斯波 六郎
掲載誌名支那学研究
15号
出版年月日1956-08-30
著者斯波 六郎
掲載誌名支那学研究
13号
出版年月日1955-09-30
著者斯波 六郎
掲載誌名支那学研究
12号
出版年月日1955-03-20
著者斯波 六郎
掲載誌名支那学研究
10号
出版年月日1953-11-25

Jean-Claude Carrière,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Book

$
0
0
Oscar-winning French screenwriter Jean-Claude Carrière, whose 1979 adaptation of renowned German writer Günter Grass's novel "The Tin Drum" won an Academy Award and a Palme d'Or, has died aged 89.
可能是 1 人和顯示的文字是「 Ow w R.I.P. Jean Jean-Claude Carrière French screenwriter 1931-2021 Vim/abaca/picture alliance 」的圖像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Book (English) Paperback –  2012

 A book lover today might sometimes feel like the fictional medieval friar William of Baskerville in Eco’s The Name of the Rose, watching the written word become lost to time. In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Book, that book’s author, Umberto Eco, and his fellow raconteur Jean-Claude Carriere sit down for a dazzling dialogue about memory and the pitfalls, blanks, omissions, and irredeemable losses of which it is made. Both men collect rare and precious books, and they joyously hold up books as hardy survivors, engaging in a critical, impassioned, and rollicking journey through book history, from papyrus scrolls to the e-book. Along the way, they touch upon science and subjectivity, dialectics and anecdotes, and they wear their immense learning lightly. A smiling tribute to what Marshall McLuhan called the Gutenberg Galaxy, this dialogue will be a delight for all readers and book lover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rwin 1809~1882.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1839) by Charles Darwin

$
0
0

Charles Darwin, born #OnThisDay in 1809, whose theory of evolu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 was unquestionab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ientific innovations of the 19th century.
Read more in
The Unesco Courier
about how Darwin sparked a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changed the way we think about our place in the world.
Happy #DarwinDay!……
查看更多
可能是一或多人和顯示的文字是「一 " The love for all living creatures is the most notable attribute of man. Charles Darwin 12/02/1809-19/04/1882 」的圖像




"I am sorry to have to inform you that I do not believe in the Bible as a divine revelation & therefore not in Jesus Christ as the son of God."
Blunt note stating that he did not believe the Bible was ‘divine revelation’...
THEGUARDIAN.COM|由 REBECCA REGO BARRY 上傳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rwin, 2003/2009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rwin

Overview

cover image
Publication Date: 2003
Publication Place: Cambridge
Edited by: Jonathan Hodge
This volume offers clear, lively and balanced introductions to the most recent scholarship on Darwin and his intellectual legacies. The contributors examine Darwin's main scientific ideas and their development; Darwin's science in the context of its times; the influence of Darwinian thought in recent debat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Darwinian thought for the future of naturalist philosophy. New readers will find this the most convenient and accessible guide to Darwin currently available. Advanced students and specialists will find a conspectus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arwin.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10.1017/CCOL0521771978
For more details of the print book, and how to buy it online, please se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rwin in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nline catalogue.




  SECOND EDITION 2009

Table of Contents

----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1839) by Charles Darwin
Charles Robert Darwin was born at The Mount, Shrewsbury, Shropshire, England on this day in 1809.
"It is easy to specify the individual objects of admiration in these grand scenes; but it is not possible to give an adequate idea of the higher feelings of wonder, astonishment, and devotion, which fill and elevate the mind."
--from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1839) by Charles Darwin


Easily the most influential book publish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arwin’s The Origin of Species is also that most unusual phenomenon, an altogether readable discussion of a scientific subject. On its appearance in 1859 it was immediately recognized by enthusiasts and detractors alike as a work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its revolutionary theory of evolution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provoked a furious reaction that continues to this day. The Origin of Species is here published together with Darwin’s earlier Voyage of the ‘Beagle.’ This 1839 account of the journeys to South Americ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that first put Darwin on the track of his remarkable theories derives an added charm from his vivid description of his travels in exotic places and his eye for the piquant detail. READ an excerpt here: http://knopfdoubleday.com/…/the-origin-of-species-and-the-…/




Happy birthday to Charles Darwin, who launched on a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as a naturalist on the H.M.S. Beagle in 1831 at the age of 22. The observations made during the voyage appear in all his later writings, including those after the Origin of Species was published in 1859.
This model of the Beagle — one of the two most accurate in existence — is part of our History of Science collection. See our online exhibition for more info: http://rmc.library.cornell.edu/darwin/
“I find a ship a very comfortable house, with everything you want, & if it was not for sea-sickness the whole world would be sailors.”
— Charles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
0
0



The boo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n instant bestseller, drew both applause and fury, writesTim Radford

Darwin's bulldog: Thomas Huxley (1825-1895), English biologist and principal exponent of Darwinism (Photograph: 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Saturday 9 February 2008 00.06 GMT



Darwin's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may have been a shock in 1859, but it was hardly a surprise: hundreds of naturalists, geologists and palaeontologists, many of them giants of science, must have known that something was coming, and some of them dreaded it.

Among the more alarmed readers were people like Charles Lyell and Adam Sedgwick, geologists who taught Darwin and who had done more than anyone to show that creation must have taken a lot longer than the Biblical seven days. Even more outraged was Richard Owen, the man who coined the word "dinosaur" and created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South Kensington, and whose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was rooted in religion: he accepted some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but from a set of archetypes created by God.

Much of the hostility and alarm came not overtly from religion, but from within science. The book was hailed, applauded, challenged, questioned, condemned, cruelly dismissed and, rather astonishingly, ignored: the president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in 1859 managed to give Darwin a medal of honour for his geological observations in the Andes and his stunning four-volume study on barnacles, without mentioning his seminal paper with Alfred Russel Wallace, or the forthcoming book.

Stiff competition

Origin was the book of the year - perhaps the book of the century - but it faced some stiff competition in 1859. Alfred Lord Tennyson printed the first Idylls of the King, his long cycle of Arthurian poems. John Stuart Mill wrote his mighty work On Liberty. Samuel Smiles delivered Self Help, a classic in a genre that has kept publishing houses alive ever since. George Eliot published Adam Bede and Charles Dickens produced A Tale of Two Cities.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and the worst of times for Charles Darwin. The book attracted enormous attention, much of it admiring. A century and a half later, in a book called Darwin's Dangerous Idea, the philosopher Daniel Dennett called evolu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 acting upon random mutation "the single best idea anyone has ever had", but the proposition of evolutionary change was not new, even in 1859.

The book appeared in a Christian world that was already aware - 50 years of debate and research by some of Darwin's critics had helped - that the Book of Genesis might not be taken literally. Lamarck, Wallace and Darwin all tackled the interesting question of why giraffes had long necks and the public took an interest. A popular song of 1861 sums it up:

A deer with a neck that was
longer by half
Than the rest of his family's
(try not to laugh)
By stretching
and stretching
became a Giraffe
Which nobody
can deny.

Darwin's version of the great giraffe argument made a splash, it made money - Darwin, says his biographer Janet Browne, was one of the first Victorians to negotiate what is now known as an advance against royalties - and it attracted interest far beyon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Darwin received immediate support from that energetic churchman, naturalist and novelist Charles Kingsley, and later an admiring letter from Karl Marx.

Bestseller

Origin was a bestseller. The publisher John Murray ran off 1,250 copies and took orders for 1,500 even before the publication day, including 500 for a circulating library. A month later, he produced another 3,000 copies. Darwin helped sales along by a tactic now routinely employed by modern authors: he promoted it, says Browne, through "journals, newspapers, public lectures, controversial tracts and freethinking magazines".

Altogether, before the copyright expired in 1901, the publishers had printed 56,000 copies in the original format and another 48,000 in the cheap edition. This was not bad for a big fat volume that (apart from one diagram) failed the Alice in Wonderland test for a useful book: it had no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orm it provoked alarmed Darwin. He had worried about its possible effect on his friends Thomas Henry Huxley and Charles Lyell. The first had scientific reservations, the second religious scruples. Lyell maintained his loyalty to Darwin, and Huxley became Darwin's most ferocious supporter. Darwin certainly needed his support.

One cruel review was published anonymously - by convention reviews were then unsigned - but the Darwin camp quickly identified the hand of Richard Owen, the titan of palaeontology. "Some of my relations say it cannot possibly be Owen's article, because the reviewer speaks so very highly of prof Owen. Poor, dear simple folk!" Darwin mused wryly afterwards, but he was hurt by attacks from scholars he had once respected.

'Old ladies of both sexes'

Origin was also famously attacked in print by Bishop "Soapy Sam" Wilberforce, again, anonymously. Huxley delivered an anonymous and highly favourable review in the Times and then defended Darwin against Wilberforce in the Westminster Review with some wonderful lines, including the classic jibe about the fears of "old ladies of both sexes" and that climactic and often quoted pronouncement: "Extinguished theologians lie about the cradle of every science as strangled snakes beside that of Heracles, and history records that wherever science and dogmatism have been fairly opposed, the latter has been forced to retire from the lists, bleeding and crushed, if not annihilated; scotched if not slain."

Reviews such as Huxley's turned the Origin into a book that everybody wanted to read. Darwin launched a revolution in biology but his epic study was just a beginning. His Voyage of the Beagle remains a delightful, astonishing book, whereas Origin has become one of the classics of science, and like most of the classics of science - think of Copernicus and Galileo, Newton's Principia and Linnaeus's Systema Naturae - more people know about it than have ever opened its pages.

But Origin is part of the literary canon: Darwin joins Aristotle and St Augustine, Shakespeare, Milton and Stuart Mill, Dickens, Dostoevsky and Balzac in that pantheon of texts that provide the foundations of western culture. Origin meets the test of a great book: it mattered then, and it matters now. Its publication changed the world, and yet it can be read again and again, even in that changed world.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達爾文此書當然有翻譯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AuthorCharles Darwin
CountryUnited Kingdom
LanguageEnglish
Subject(s)Evolutionary theoryhuman behaviour
PublisherJohn Murray
Publication date1872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is a book by Charles Darwin, published in 1872, concerning the biologically determined aspects of behaviour. It was published thirteen years after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nd was, along with his 1871 book The Descent of Man, Darwin's main consideration of human origins, demonstrating the animal sources of human emotional life.

Contents

[hide]

[edit]Development of the Book


Figure 21, "Horror and Agony", from a photograph by Guillaume Duchenne (more images)
While preparing the text of 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in 1866, Darwin decided to broaden his public statement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with a book on human ancestry, sexual selection and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emotional expression. After his initial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psychiatrist James Crichton-Browne, Darwin set aside his material concerning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Descent of Man which covered human ancestry and sexual selection. In 1871, Darwin started work on his newly independent book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employing the unused material on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this way, Darwin brought his evolutionary theory into close approximation with behavioural science, although many Darwin scholars have remarked on a kind of spectral Lamarckism haunting the text of the Emotions.
Darwin noted the universal nature of expressions in the book: "...the young and the old of widely different races, both with man and animals, express the same state of mind by the same movements." This connection of mental states to the neur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movement was central to Darwin's concept of emotion. In 1817, James Parkinson (1755 - 1824) had described clinical and personal aspects of impoverished movement in his timeless medical classic An Essay on the Shaking Palsy - which Charcot later named "Parkinson's Disease" - and Parkinson took only six weeks to write this treatise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years he spent on his Organic Remains of a Former World (1804 -1811),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his fossil collection. Darwin himself showed many biographical links between locomotion and his psychological life, taking long, solitary walks around Shrewsbury after his mother's death in 1817, in his seashore rambles with the Lamarckian evolutionist Robert Edmond Grant in 1826/1827 and in the laying out of the sandwalk - his "thinking path" - at Down House in 1846. These aspects of Darwin's personal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in John Bowlby's (1990) psychoanalytic biography of Darwin.

Darwin pointed to a shared human and animal ancestry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arguments deployed in Charles Bell's Anatomy and Philosophy of Expression (1824) which claimed that there were divinely created human muscles to express uniquely human feelings. Bell's famous aphorism on the subject was: "expression is to the passions as language is to thought". In the Expression, Darwin reformulated the problem: "The force of language is much aided by the expressive movements of the face and body" - hinting at a neurological intimacy of language with psychomotor function. However, Darwin agreed with Bell's emphasis on the expressive functions of the muscles of respiration. (This was an interesting opinion in view of Bowlby's diagnostic conjecture that most of the symptoms of Darwin's long term illness arose from an anxiety-related hyperventilation syndrome). Darwin had listened to a remarkable attack on Bell's opinions delivered by the phrenologist William A.F. Browne at the Plinian Society in December 1826 when he was a medical student at Edinburgh University (see Walmsley's Psychiatry in Descent, 1993). Nevertheless, Darwin explained later that he had been alerted to Bell's theory of expression in 1840, when he chanced on an edition of Bell's book during a visit to his wife's family in Staffordshire. An important discussion of Darwin's response to Bell's neurological theories is provided by Lucy Hartley in her Physiognomy and the Meaning of Express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ulture (2001).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book, Darwin drew on world-wide responses to his questionnaire (circulated in the early months of 1867) concerning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on hundreds of photographs of actors, babies and children, and on descriptions of psychiatric patients in the West Riding Lunatic Asylum at Wakefield in West Yorkshire. Darwin carried out an unusually extensive and remarkable correspondence with James Crichton-Browne,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Wakefield asylum. Crichton-Browne was the son of William A.F. Browne and Darwin remarked to him that the book "should be called by Darwin and Browne". He drew also on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symptoms of bereavement, highlighting an autobiographical aspect to the book. Darwin considered other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emotions - including their depiction in the arts (exemplified by the actor Henry Siddons'Practical Illustrations of Rhetorical Gesture and Action (1807)) - but abandoned them as unreliable sources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n 1833, Siddons' sister, Cecilia Siddons, married the phrenologist George Combe).

Illustration of grief from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edit]Structure of the Book

Darwin opens the book with three rather uncomfortable chapters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expression", followed by a section (three chapters) on mode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peculiar to particular species, including man. Then, he moves on to the main argument with his characteristic approach of astonishingly widespread and detailed observations. Chapter 7 discusses "low spirits", including anxiety, grief, dejection and despair; and the contrasting Chapter 8 "high spirits" with joy, love, tender feelings and devotion. Subsequent chapters include considerations of "reflection and meditation" (associated with "ill-temper", sulkiness and determination), Chapter 10 on hatred and anger, Chapter 11 on "disdain, contempt, disgust, guilt, pride, helplessness, patience and affirmation" and Chapter 12 on "surprise, astonishment, fear and horror". In Chapter 13, Darwin discussses complex emotional states including self-attention, shame, shyness, modesty and blushing. Throughout these chapters, Darwin's concern was to show how human expressions link human movements with emotional states, and are genetically determined and derive from purposeful animal actions. Darwin concluded work on the book with a sense of relief. The attacks on his work by the Roman Catholic biologist St George Mivart in 1871/1872 had coincided with a severe aggravation of Darwin's illness, with mysterious symptoms (including vomiting, sweating, sighing, weeping and shivering); but the intervention of Thomas Henry Huxley with a savage review of Mivart's Genesis of Species (1871) and Darwin's continuing correspondence with James Crichton-Browne (amounting to more than forty letters with many enclosures) seemed to encourage a resolution of his symptoms as he brought this important work on emotional expression to a conclusion. In the last decade of his life (1873-1882), Darwin's health was generally much improved.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of Darwin's symptoms with his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his personal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remains a considerable puzzle.

[edit]Cultural Relations of the Book

The proofs, tackled by his daughter Henrietta ("Ettie") and son Leo, required a major revision which made Darwin "sick of the subject and myself, and the world". It was to be one of the first books with photographs, with seven heliotype plates, and the publisher John Murray warned that this "would poke a terrible hole in the profits". The published book displayed an extraordinary assembly of illustrations - almost in the manner of a Victorian family album - with engravings of the Darwin family's domestic pets, portraits by the faintly disreputable Swedish photographer Oscar Rejlander (1813-1875) ("of Victoria Street, London"), and illustrational quotations from the Mecanisme de la Physionomie Humaine - Analyse Electro-Physiologique de L'Expression des Passions (1862) by the eminent French neurologist Duchenne de Boulogne (1806-1875). Darwin was careful to ensure Duchenne's agreement to his association with the project and the two men had a brief correspondence. Duchenne's involvement brought a dramatic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to Darwin's book - he had been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Jean-Martin Charcot. Indeed, Charcot often referred to Duchenne as "mon maitre" ("my teacher") and sat with Duchenne on his deathbed. Duchenne's complicated classic introduced a number of novel neurological themes, including photographic illustrations as well as his technique of the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nervous structures - in this case, the seventh cranial (facial) nerve. On 8th June 1869, Darwin sent his copy of Duchenne's book to Crichton-Browne, seeking his opinion. Crichton-Browne seems to have mislaid the book in his asylum for almost a year, causing Darwin some anxiety. Two years later, Crichton-Browne invited David Ferrier to conduct experiments on the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the motor centres in the brain.

The lavish style of scientific illustration (see Phillip Prodger's Darwin's Camera) was followed in work on animal locomotion (co-ordinated movement) by Eadweard Muybridge (1830-1904) and James Bell Pettigrew (1832-1908); and, also, in D'Arcy Thompson's masterpiece On Growth and Form (1917). Darwin himself, inveterately original, moved from animal locomotion (and emotional life) to the questions of insectiverous plants and The Power of Movement in Plants in his book of that title in 1880. As the torch of anti-Darwinism passed from theologians to social scientists, Darwin's b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motions was to prove something of a dead-end for a century or so. Anthropologists like Margaret Mead emphasised the 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argued that expression varied fundamentally from one culture to another. However, empirical research by Paul Ekman and others has shown this view to be misconceived. Since around 1970, in an atmosphere newly receptive to biological approaches to human behaviour, it has become clear that there were many distinguished scientific contributions in line with Darwin's ideas. These include William James'What Is An Emotion ? (1884), Walter Cannon's Bodily Changes in Pain, Hunger, Fear and Rage (1915) and Schachter and Singer's (1962) studies on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factors in the generation of emotional states. Thorstein Veblen's sociological classic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 assumed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and advanced a persuasive narrative concerning the elaboration of gesture and posture into a culturally encoded system of decorum and good manners. In 2003,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published Emotions Inside Out: 130 Years after Darwin's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a Compendium of 37 papers with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It is noteworthy that Freud's early publications on the symptoms of hysteria acknowledged a debt to Darwin's work on emotional expression, that Freud's later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1900), a work which lingered on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of mental processes, contained no illustrations and that Darwin published nothing on dreams as a mode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proved to be very popular, perhaps surprisingly, with a Victorian readership more accustomed to hearing about the virtues of self-control (inhibition) rather than the value of self-expression. Today, the book can be viewed as a pioneering work in the burgeoning field of behavioural genetics. Some critics have regarded Darwin's sketches of animal behaviour as anthropomorphic, and the whole book as curiously Lamarckian in character. It quickly sold over 9000 copies and was widely praised as a charming and accessible introduction to Darwin's theories.

Figure 4: "A small dog watching a cat on a table", made from a photograph by Oscar Gustave Rejlander
A second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Darwin's son around 1889. It did not contain several revisions wanted by Darwin, which were not published until the third edition of 1999 (edited by Paul Ekman).[1]

[edit]See also

[edit]Notes and references

  1. ^Black, J (Jun 2002), "Darwin in the world of emotions" (Free full text),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95 (6): 311–3, doi:10.1258/jrsm.95.6.311, ISSN0141-0768, PMID12042386, PMC1279921, http://www.jrsm.org/cgi/pmidlookup?view=long&pmid=12042386

[edit]External links

Free e-book versions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Perry Link’s 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北京「殺雞儆猴」?美學者Perry Link申請中國簽證受阻

$
0
0

U.S. Scholar Who Advises Trump Says China Blocked His Visa Application


Michael Pillsbury, who has advised President Trump on China, said he was not given a visa to attend a conference in Beijing, a first in decades of visiting the country.
Credit...Lexey Swal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殺雞儆猴」?美學者申請中國簽證受阻


****

The Mind: Less Puzzling in Chinese?

Edward Ruscha: I Can't Not Do That, London, England, March 4, 2015
Peter Macdiarmid/Getty Images
Edward Ruscha: I Can’t Not Do That, London, England, March 4, 2015
People who study other cultures sometimes note that they benefit twice: first by learning about the other culture and second by realizing that certain assumptions of their own are arbitrary. In reading Colin McGinn’s fine recent piece, “Groping Toward the Mind,” in The New York Review, I was reminded of a question I had pondered in my 2013 book Anatomy of Chinese: whether some of the struggles in Western philosophy over the concept of mind—especially over what kind of “thing” it is—might be rooted in Western language. The puzzles are less puzzling in Chines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tend to prefer nouns, even when talking about things for which verbs might seem more appropriate. The English noun inflation, for example, refers to complex processes that were not a “thing” until language made them so. Things like inflation can even become animate, as when we say “we need to combat inflation” or “inflation is killing us at the check-out counter.” Modern cognitive linguists like George Lakoff at Berkeley call inflation an “ontological metaphor.” (Theinflation example is Lakoff’s.) 
When I studied Chinese, though, I began to notice a preference for verbs. Modern Chinese does use ontological metaphors, such as fāzhăn (literally “emit and unfold”) to mean “development” or xὶnxīn (“believe mind”) for “confidence.” But these are modern words that derive from Western languages (mostly via Japanese) and carry a Western flavor with them. “I firmly believe that…” is a natural phrase in Chinese; you can also say “I have a lot of confidence that…” but the use of a noun in such a phrase is a borrowing from the West.  
Wanting to test my intuition that classical Chinese was more verb-heavy than its Indo-European counterparts, I opened Confucius’s Analects and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lato’s Apology of Socrates and counted nouns and verbs. Confucius uses slightly more verbs than nouns. Plato uses about 45 percent more nouns than verbs. In search of a more recent example (but still from before the major Western-language influence on Chinese), I chose at random a page from Cao Xueqin’s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a page from Charles Dickens’s Oliver Twist. The Cao page had 130 nouns and 166 verbs (a 0.8 to 1 ratio), while the Dickens page had 96 nouns and 38 verbs (a 2.5 to 1 ratio). 
I wondered: in Western languages, especially in their modern versions, do we sometimes use nouns to conceive things when we don’t really need to? For example, when electrical impulses are speeding along neurons in the brain, might not a verb be best? Why do we create the noun “neural connectivity” and then refer to it as an actor: “neural connectivity makes it natural for complex metaphorical mappings to be built”? This sentence is from Lakoff, but similar examples are everywhere. A medical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 in 2003 discussed mad cow disease in terms of its “high infectivity.” Infectivity? Why not just say the disease spreads easily?
Next I wondered: does this question matter? Does unnecessary turning of verbs into nouns ever do any harm, or am I just fussing? 
Where it can cause trouble, I think, is at the point where people begin to assume that a noun somehow says something more than a verb or adjective does. “The neurons connect well” and “the neural connectivity is good” say the same thing, but I fear that people begin to suppose that “neural connectivity” somehow adds to “neurons connect” and becomes a “thing” in itself, not just a label for an action. We can, I’m afraid, be led into thinking that a mere tautology is intellectually significant. If I were to say, for example, “Her neurons connect well because she has good neural connectivity,” the emptiness of the explanation would be plain. Yet even an experienced writer like George Lakoff seems susceptible to the problem when he writes:
What gives human beings the power of abstract reason? Our answer is that human beings have what we will call a conceptualizing capacity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Lakoff goes on to explain what he means by “capacity,” and his explanation, like the thing explained, is heavy with nouns. My point here is not to criticize Lakoff’s idea; it is to note that his thought, as he has expressed it, would need to be fundamentally restructured before going into natural-sounding Chinese. In Lakoff’s English sentence, people reason abstractly because they have something (an ability, a capacity, etc.); in Chinese it is more natural to say that people reason abstractly because they dosomething. 
A deeper kind of worry about our fondness for nouns occurs to me: does it happen, perhaps, that speakers of English are drawn to believe that certain things exist because nouns that serve as their labels exist? Might it be only the labels that exist? I read the anthropologist Hoyt Alverson who, in a good book on how time is conceived in English, Chinese, Hindi, and Sesotho, writes that the “ontogeny” of time is indeterminate. He explains “ontogeny” as meaning the “character” of something’s “being.” We have, then,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character of the being of time is indeterminate. Do the nouns in this proposition refer to things that exist? In addition to time, is there a “being” of time? And if there is, is that being the kind of thing that can possess something else, as here it is supposed to possess a “character”? These problems are by no means Alverson’s alone; he writes in a way that is common in English. In Chinese, though, it is almost impossibly awkward to say “the character of the being of time.” A literal translation is opaque and would signal to a Chinese speaker that “this phrase came out of a Western language and you might well go there to figure out what it is supposed to mea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did discuss “being,” but to do it they used the words you, “there is,” and wu, “there is not,” both of which are fundamentally verbs. By contrast ancient Greek thinkers often conceived their puzzles in terms of nouns: What is “justice”? “Beauty”? “The good”? And so on.
I wanted to see whether “assuming that things exist just because nouns that refer to them exist” might cause problems for serious Western philosophers. I read Colin McGinn’s book The Mysterious Flame: Conscious Minds in a Material World about the “mind-body problem”—which, briefly put, is the problem of how “mental substance” and “physical substance” can affect each other. Although a major problem in Western philosophy since Descartes, the question has scarcely been notic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 much admire McGinn’s writing; I chose him purposefully as a powerful representative for the West.  
At one point in his book, McGinn focuses on the curious fact that our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 are often perceptions of things in space, and yet the perceptions themselves occupy no space. He writes:
Consider the visual experience of seeing a red sphere two feet away with a six-inch diameter. The object of this experience is of course a spatial object with spatial properties, but the experience itself does not have these properties: it is not two feet away from you and six inches in diameter. …When we reflect on the experience itself, we can see that it lacks spatial properties altogether.
For me, the crucial phrase here is “the experience itself.” Is there such a thing? The noun “experience” exists, but that is not the question. Does the experience exist? We might feel intuitively that it does. But does that intuition arise, in part, from the grammatical habit of using nouns like “experience” and assuming that they refer to things? Classical Chinese poets see, hear, and feel in all sorts of ways—they have no trouble “experiencing.” But they find no need to talk about “experience” as a noun. The modern Chinese word jīngyàn, “experience,” was invented to accommodate Western language.
Is there a way we can test whether our intuitions are shaped by noun-habits in our thinking? The English word experience is perhaps not the best example for doing such a test, simply because it has the same form as both noun (“experience”) and verb (“experience”). “Feeling” might work better, because the noun (“feeling”) and the verb (“feel”) have different forms.  
To the experiment: in most cases, two statements of the forms “I feel X” and “I have a feeling of X” will not differ much, if at all, in meaning. But if we ask about “spatial properties” for the two cases, we get very different results. If I say “I feel X,” you cannot grammatically ask me in English “Does your feel have spatial properties?” Youcould ask, “Do you feel with (or in) length and color?,” but this question, although grammatical, does not “make sense.” No matter how you put them, questions about the spatiality of X are hard to phrase if you use the word “feel.” But if, on the other hand, I say “I have a feeling of X,” then the same question—“Does your feeling have spatial properties?”—does make sense. It not only makes grammatical sense but makes enough philosophical sense to get into the writing of an excellent philosopher like Colin McGinn. So we can see that from a starting point where there is no real difference in everyday usage (i.e., between “I feel X” and “I have a feeling of X”), the choice of whether to use “feel” or “feeling” can lead to (or perhaps create?) a philosophical puzzle if one goes one direction and no puzzlement if one goes the other.
McGinn goes on to point out that numbers, like the experience of red spots, do not occupy space. “We cannot sensibly ask how much space the number 2 takes up relative to the number 37,” he writes. “It is hardly true that the bigger the number the more space it occupies.” Then he writes:
To attribute spatial properties to numbers is an instance of what philosophers call a category-mistake, try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as if it belonged to a category it does not belong to. Only concrete things have spatial properties, not abstract things like numbers or mental things like experiences of red.
In my imagination a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might well accept McGinn’s point, but then ask him: why do you talk about “mental things”? Is that not also a category-mistake? If I see a red spot, do I not simply see a red spot? The red spot, yes, is a thing, but “I see” is not a thing. I see is I see. If you change it into “my sight” or “my experience of seeing,” you are performing a grammatical act, but that grammatical act has no power to change the way the world is. Your perplexity about how two “things” relate comes only from your grammar. 
The first time I wrote down some of these thoughts, I showed them to a colleague in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at Princeton (I was in the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He said, “You haven’t solved the mind-body problem, you know.” I agreed with him; indeed I was a bit surprised at his impression of what I had been aiming to do. Once one enters an Indo-European language, the mind-body problem indeed is hard, and I had not been trying to solve it on that turf. At most, I have discovered only a question: are people who think in Indo-European languages better off because their languages lead them to clear conceptualization of an important puzzle, or are thinkers in Chinese better off because their language gets them through life equally well without the puzzle?  

Adapted from Perry Link’s 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1839) by Charles Darwin

$
0
0
前幾天,達爾文生日。

疾病的世界地圖/ 濱田篤郎著; 曾維貞譯, 臺北市: 時報文化, 2005/ 北京三聯,2006,p.56
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1839) by Charles Darwin
Charles Robert Darwin was born at The Mount, Shrewsbury, Shropshire, England on this day in 1809.
"It is easy to specify the individual objects of admiration in these grand scenes; but it is not possible to give an adequate idea of the higher feelings of wonder, astonishment, and devotion, which fill and elevate the mind."
--from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1839) by Charles Darwin


Easily the most influential book publish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arwin’s The Origin of Species is also that most unusual phenomenon, an altogether readable discussion of a scientific subject. On its appearance in 1859 it was immediately recognized by enthusiasts and detractors alike as a work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its revolutionary theory of evolution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provoked a furious reaction that continues to this day. The Origin of Species is here published together with Darwin’s earlier Voyage of the ‘Beagle.’ This 1839 account of the journeys to South Americ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that first put Darwin on the track of his remarkable theories derives an added charm from his vivid description of his travels in exotic places and his eye for the piquant detail. READ an excerpt here: http://knopfdoubleday.com/…/the-origin-of-species-and-the-…/




Happy birthday to Charles Darwin, who launched on a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as a naturalist on the H.M.S. Beagle in 1831 at the age of 22. The observations made during the voyage appear in all his later writings, including those after the Origin of Species was published in 1859.
This model of the Beagle — one of the two most accurate in existence — is part of our History of Science collection. See our online exhibition for more info: http://rmc.library.cornell.edu/darwin/
“I find a ship a very comfortable house, with everything you want, & if it was not for sea-sickness the whole world would be sailors.”
— Charles Darwin

Viewing all 6955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