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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的編輯:韓德爾;George Sand 全集與書信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begun forty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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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學術單位如中研院編全集,可能所託非人,但求快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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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ly unknown to all but a handful of scholars, the manuscripts presented here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 into a crucial period of Coleridge’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s he became increasingly dissatisfied with Naturphilosophie and struggled to affirm Trinitarian Christianity on a rational basis. With this volum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begun forty years ago under the sponsorship of the Bollingen Foundation and the editorship of the late Kathleen Coburn, is now complete. Volume 15 is out now in paperback. https://bit.ly/3j3s2s7




我對德國、法國出版全集的努力,都很佩服。德國如音樂家韓德爾的。法國的,漢清講堂介紹過。
George Sand (20卷1990)與 Gustave Flaubert 兩人都是寫信高手。
Gustave Flaubert 的創作過程中的苦心等,都在信件找得到,譬如Vladimir Nabokov 在Lectures on Literature談Madame Bovary.
George Sand 的書信"數萬頁"(65歲:每天平均寫12封信;希望去的星球不知讀書寫信),編集、出版花百年以上。



鍾玲《文本深層⸺跨文化融合與性別探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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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十天前才知道鍾教授有此中文書。
文本深層⸺跨文化融合與性別探索. 鍾玲著.
由於我採用NTU PRESS,得英文說明
Deep Layers of the Text: Cross-cultural Fusion and Gender Exploration
Chung, Ling
April,2018
Hardcover / 21*15cm / 680pp. / 單色(黑) / CHT
This book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on the contents and form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and songs. Meanwhile it explores how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eminism and gender awareness the writings of female writer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and American female poets have been changed and innovated in content and in style. Moreover, this book contains an insightful discussion on how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s absorb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landscape.

ENG.PRESS.NTU.EDU.TW

eng.press.ntu.edu.tw



鍾玲

學者、小說家、詩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艾伯尼分校比較文學系、香港大學中文系、台灣中山大學英文系、香港浸會大學比較文學系等;歷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香港浸會大學比較文學講座教授、文學院院長、協理副校長,澳門大學書院院長。著有《現代中國繆司:台灣女詩人作品析論》、《美國詩與中國夢:美國現代詩中的中國文化模式》、《美國詩人史耐德與亞洲文化:西方吸納東方傳統的範例》、《史耐德與中國文化》、《中國禪與美國文學》等書。


導論

輯一 美國文學吸納中國文化模式
  美國西岸作家的太平洋周邊地區意識
  簡樸而誠摯:美國現代詩歌中展現的漢詩風格
  寒山詩的流傳
  寒山與美國詩歌作品(1980-2007)
  寒山、得道流浪漢與查爾斯.弗雷色的《冷山》
  肯尼斯.雷克羅斯英詩裡的中國風味
  簡.何絲費爾的詩歌與禪修

輯二 英譯中國古典詩的跨文化意義
  英譯中國禪詩集:中國宗教文學在美國經典化的一個案例
  體驗與創作:論肯尼斯.雷克羅斯英譯的杜甫詩
  論史耐德翻譯的寒山詩
  東西方文化的對話:史耐德的唐詩譯作
  中國詩歌英譯文如何在美國成為本土化傳統:以簡.何絲費爾吸納杜甫譯文為例
  翻譯經驗與詩歌形式:美國現代詩中的中文文法模式

輯三 女作家筆下的女性主義意識
  愛恨與哀悼:女詩人為父親寫的輓歌
  女性主義與台灣女性作家小說
  女性主義與古典傳統:二十世紀後期台灣女詩人的自我形象
  當代台灣女詩人作品的顛覆風格
  名家為女詩人序詩及其評論角度
  香港女詩人作品呈現的女性風格和女性自覺
  香港女性小說家筆下的時空和感性

輯四 美國詩人筆下的性別意識
  詩的荒野地帶
  女巫和先知:美國女詩人的自我定位
  美國女詩人對生理現象與性經驗之詮釋
  我看來黃得像中國佬:西爾維亞.柏拉絲的顏色意象與自卑情結
  強勢母親與弱勢父親:羅拔.羅威爾與約翰.貝里曼的情結

輯五 藝術和山水意識
  中國山水畫中的隱士居所與美國詩人
  胡金銓電影《空山靈雨》中的禪宗典故與佛教思想
  鬼氣、美感與文化:論胡金銓的《山中傳奇》

索引


導論(摘錄)
本書《文本深層:跨文化融合與性別探索》分為五輯:輯一「美國文學吸納中國文化模式」、輯二「英譯中國古典詩的跨文化意義」、輯三「女作家筆下的女性主義意識」、輯四「美國詩人筆下的性別意識」、輯五「藝術和山水意識」。書名「文本深層」意指筆者的研究以文學作品的文本或英譯文的文本為輻輳,從中探索其版本、文字含義、美學價值、時代思潮、政治、經濟、文化意義、作者個人心理或族群心理等,務求對作品有深層而切實的瞭解。副書名的「跨文化融合與性別探索」意指筆者研究的兩個範疇。「跨文化融合」一詞涵蓋輯一「美國文學吸納中國文化模式」和輯二「英譯中國古典詩的跨文化意義」,此二輯屬於筆者研究的第一個範疇,即美國作者與英譯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國翻譯家,對中國文化、思想傳統及文學作品的體認、接受和在創作上的吸收等現象。「性別探索」一詞涵蓋輯三「女作家筆下的女性主義意識」和輯四「美國詩人筆下的性別意識」,此二輯為筆者研究的第二個範疇,即探討二十世紀後葉台灣、香港的女作家以及美國女詩人的作品,和她們受到女性主義思想與性別研究思想的衝擊後,在風格和內涵上的變化。輯五「藝術和山水意識」是研究中國山水詩、山水畫在美國作家作品中的移轉現象,以及胡金銓導演的電影中表現的山水意識和佛教思想研究。
輯一「美國文學吸納中國文化模式」收了七篇論文。其中〈美國西岸作家的太平洋周邊地區意識〉與〈簡樸而誠摯:美國現代詩歌中展現的漢詩風格〉二文屬單一主題的通論,探討在同一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一批美國詩人如何相互學習和支援,發展類同的意識來吸收和融會中國詩學,或發展出類同的、帶有中國文學特色的創作風格。其他五篇則為跨文化傳播方面的個案研究。〈寒山詩的流傳〉與〈寒山與美國詩歌作品(1980-2007)〉兩篇文章研究唐朝隱士詩人寒山及其作品自1956年到2007年半個世紀來在美國風行的時代因素、文化緣由以及美國翻譯家如何譯介他,美國作家如何吸納他。〈寒山、得道流浪漢與查爾斯.弗雷色的《冷山》〉研究美國小說《冷山》(Cold Mountain)如何吸納寒山的英譯文及寒山傳說,成為其小說的深層結構。〈肯尼斯.雷克羅斯英詩裡的中國風味〉與〈簡.何絲費爾的詩歌與禪修〉則分別探討肯尼斯.雷克羅斯(Kenneth Rexroth)與簡.何絲費爾(Jane Hirsh eld)作品中所吸納的東亞文化。
〈美國西岸作家的太平洋周邊地區意識〉一文探討美國西岸的幾位白種人作家對太平洋彼岸的中國文化、中國現況的體認和關切,以及倡導在北美西岸歐、亞裔族群的融合,還有一些美國作家發展出太平洋周邊的生態意識和文化意識,並在生活上和文學創作上作跨洋融合的努力。太平洋周邊(Paci c Rim)本為政治、軍事、經濟用語,所謂太平洋周邊國家包括中國、韓國、日本、台灣、菲律賓、澳洲、紐西蘭、美國等。而本文探討的卻是美國西岸作家對太平洋周邊文化上的認同,具有這種意識的作家包括肯尼斯.雷克羅斯、蓋瑞.史耐德、羅拔.哈斯(Robert Hass)、勞倫斯.佛令格第(Lawrence Ferlinghetti)、馬克.吐溫(Mark Twain)、傑克.克洛厄(Jack Kerouac)等,並以他們作品的文本來印證此意識。〈簡樸而誠摯:美國現代詩歌中展現的漢詩風格〉一文探討二十世紀中葉美國詩壇興起的一種簡樸而誠摯的詩風;即相對於艾略特(T. S. Eliot)理性、複雜、語調間接的聲音,以威廉.卡洛士.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為代表的那種簡潔、自然、語調直接之詩風。不少美國詩人認為這種新的詩風是受中國古典詩詩學的啟發,他們取法的是幾本英譯的中國古典詩歌,包括艾茲拉.龐德翻譯的樂府詩及唐詩譯文、亞瑟.魏雷(Arthur Waley)譯的白居易詩,及雷克羅斯譯的杜甫詩。本文把這三家的譯文與美國現代詩人作品的文本作並比,以求證此簡樸而誠摯的詩風之形成是否因為吸納了中國古典詩詩學。
〈寒山詩的流傳〉一文研究唐朝隱士寒山其人其詩如何傳奇式地在中國、日本和美國流傳,探討何以三個地方對寒山詩會有截然不同的評價和接受。他的詩一千三百年來在中國的正統文學中沒有地位,但在日本幾百年來他卻被視為有禪味的重要詩人;1950年代末期起,寒山在美國於疲憊求解脫一代與嬉皮青年中間風行起來,其後歷久不衰。本文由文化傳統、思想潮流、政治經濟大環境、文本的美學造詣,來探討他在三地流傳的因素。〈寒山詩的流傳〉是由筆者1970年發表的〈寒山在東方和西方的文學地位〉擴充寫成,該文在台灣的《中央日報》副刊上發表以後引起相當大的迴響,1970到1975年間不少學者出版了論寒山的專書, 1975年以後台灣的寒山熱退潮了。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在中國大陸中學西漸成為顯學,寒山與史耐德變成學術研究的重點,以其為題材的研究專書包括胡安江的《寒山詩:文本旅行與經典建構》(2011)、崔小敬的《寒山:一種文化現象的探尋》(2010)、陳小紅的《加里.斯奈德的詩學研究》(2010)等。又因為中國在政策上推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民間傳說中的「和合二仙」─寒山、拾得成為政策提倡的代表人物。2008年中國社科院宗教所、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浙江省社科聯、天台縣人民政府,在浙江天台縣共同主辦了「寒山子暨和合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筆者應邀參加並提出論文。寒山的傳奇在時間的洪流中歷久不衰。
〈寒山與美國詩歌作品(1980-2007)〉一文探討二十世紀後葉美國詩人如何吸納寒山詩,將之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詩人吸納的文本當然不是寒山的中文原文,而是其英譯文。典型的例子是詹姆斯.冷弗斯特(James Leyfestey)吸納、模仿、轉化柏頓.華特生(Burton Watson)翻譯的寒山詩,寫成一整本詩集。華特生選譯的寒山詩大多描寫窮困書生不得志卻雅好文學的心情,而這正是冷弗斯特內心的寫照。〈寒山、得道流浪漢與查爾斯.弗雷色的小說《冷山》〉一文剖析寒山詩如何成為《冷山》這本美國小說在其深層結構、人物塑造上最重要的因素。查爾斯.弗雷色(Charles Frazier)的小說《冷山》(Cold Mountain)出版於1997年,獲得了幾項文學獎,並改編為同名的好萊塢電影(2003)。表面上寒山詩的影響顯而易見,書名Cold Mountain是詩人寒山名字的英譯文;此書有兩則卷首引言,一則引自西方科學家達爾文的筆記,一則引自唐朝詩人寒山的詩,可見寒山對此小說的重要性。當然弗雷色不懂中文,他吸納的寒山詩源自二手資料,即史耐德英譯的寒山詩及傑克.克洛厄的小說《得道流浪漢》(The Dharma Bums)中塑造的寒山形象。該文試圖由兩段卷首引言切入,建立此小說中兩種對立的價值觀和宇宙觀。達爾文的引文表現了物競天擇的殘酷;弗雷色引用寒山詩的中文原文為「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這兩句詩看似悲觀,但此詩的下文卻超然而圓滿,人生達到理想境界:「似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項楚40)整部小說的內容和情節在這兩個對立價值觀的兩極之間拉鋸,故事結尾那位身為流浪漢的音樂家大難不死,女主角帶著遺腹子守住農莊家園,顯示寒山詩代表的理想主義價值觀勝出。該文又由人物的造型追溯其源頭,小說中有兩位與大自然合一的女英雄─一百三十五歲的印第安女巫師和住在深山中的養羊女子─她們的原型應該是小說《得道流浪漢》中所描述的寒山,而《冷山》中的那位流浪漢音樂家則呼應《得道流浪漢》中所描寫的疲憊求解脫一代那群作家。弗雷色的《冷山》是中國古典文學移植美國文學的一個範例。
〈肯尼斯.雷克羅斯英詩裡的中國風味〉一文探索美國詩人雷克羅斯的詩歌表現了什麼中國詩風。他對杜甫極其尊敬,甚至崇拜,尤其是心儀杜甫詩的直接性、深刻、智慧、責任心等道德情操;而雷克羅斯自己的詩歌,尤其是短詩也有這些特色。他其實是一位自學有成、極為廣博的文化人,對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涉獵,但是對中國詩歌情有獨鍾,他的詩歌常採用中國古典詩歌的主題,如四季的流轉和山水之美。該文還由他的詩歌文本研究他如何把中國古典詩歌英譯文句子,移植入自己的詩歌之中,有些故意留下痕跡,有些不著痕跡。他還採用不少中國古典詩歌的對仗法和數字用法。長詩〈心之園,園之心〉(“The Heart’s Garden, the Garden’s Heart”)企圖把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作一融合。雷克羅斯是龐德之後第一位大量吸納中國文化的美國詩人。〈簡.何絲費爾的詩歌與禪修〉一文探討何絲費爾詩歌特殊的聲音與她研習曹洞宗禪宗之間的關係。現代主義(modernism)作家筆下的聲音充滿矛盾、自我分裂、自我中心主義,而何絲費爾的聲音卻是淡化自我的、內斂的、包容的、博愛的。她聲音的特色與中國傳入日本曹洞宗「只管打坐」的禪修法門相類。她於1974年開始,在日本曹洞宗法師於加州設立的三藩市禪中心(San Francisco Zen Center)做了七年修士,之後也一直修禪。此宗的「只管打坐」方法注重主觀意識的淡化和不著力。該文即以何絲費爾詩歌的文本來證實曹洞宗法門與她詩歌的風格及聲音相通之處。
輯二「英譯中國古典詩的跨文化意義」共收六篇論文。本輯中的中國古典詩歌翻譯研究並非探討翻譯是否達誠信標準,那是大學教授譯注的翻譯本所用的標準,本輯研究的英譯本大多是由略通中文或完全不懂中文的美國詩人所翻譯、改寫的,他們的譯文誤譯和改寫的地方很多,但是由於英譯本的文辭優美、內容具當代性,故為當代作家和讀者所喜愛和吸納。本輯探討的是文化傳播現象,這些翻譯本就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英譯中國禪詩集:中國宗教文學在美國經典化的一個案例〉一文述及1970到2000年代初期,美國出版了十多本英譯的中國禪詩合集,連佛教盛行的台灣在過去半個世紀也很少出版中國古典詩人的禪詩合集,該文探討這些英譯禪詩集形成小傳統,在美國經典化(canonization)的原因和過程。此輯另外三篇論文探討具有文化傳播影響力的兩位詩人譯者─雷克羅斯與史耐德─所翻譯的中國古典詩,尤其是探討他們選擇詩斯英譯的杜甫詩〉、〈論史耐德翻譯的寒山詩〉、〈東西方文化的對話:史耐德的唐詩譯作〉。此外,〈中國詩歌英譯文如何在美國成爲本土化傳統:以簡.何絲費爾吸納杜甫譯文爲例〉與〈翻譯經驗與詩歌形式:美國現代詩中的中文文法模式〉探討中國古典詩歌的形式與內容如何被美國詩人採用,融入創作之中,這是研究在文化傳播上翻譯文本如何本土化的現象。
〈英譯中國禪詩集:中國宗教文學在美國經典化的一個案例〉一文探討1970年代開始,美國出版的十多本─由美國作家編譯─中國古典詩人的禪詩英譯合集,其經典化的現象;每一本合集都收了多位中國古典時期作家的作品。這些英譯禪詩合集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古典詩英譯大傳統中的小傳統。形成此小傳統的文化現象有兩個原因,一是自1950年代開始禪宗信仰在美國開始流行,其後並本土化,美國各地禪修中心林立,所以已經有為數很多的讀者群;二是寒山詩多種譯本的風行已經為其鋪了路。以上所說的各禪修中心大多為日本禪師及其美國弟子所設立,禪修者研讀的課本則大部分源於中國古代禪宗大師的著作,如《碧岩錄》、《無門關》。所以這些讀者對中國詩人的禪詩特別感興趣。這些經典化的禪詩合集有許多誤讀與扭曲的地方,那是本土化必然的現象,該文探索其誤讀與扭曲背後的文化因素。
〈體驗與創作:論肯尼斯.雷克羅斯英譯的杜甫詩〉一文探討雷克羅斯英譯杜甫詩的創意部分。他譯的杜甫詩廣為美國作家與讀者喜愛與推崇,這些杜甫譯詩已經成為英文詩歌的經典。譯文中雖有不少誤讀與有意誤譯的地方,但這些地方反而最有創意,這種創版本,筆者使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圖書館所藏的肯尼斯.雷克羅斯手稿來作判定,並用同一首詩的多種稿本來探討其創意翻譯的過程。〈論史耐德翻譯的寒山詩〉一文探討史耐德的寒山譯文有哪些創意特色。他譯的二十四首寒山詩在中美文化傳播史上意義重大,不止流傳廣,而且為幾個世代的美國作家吸納入自己作品中。其特色包括運用美國式的口語、疲憊求解脫一代的俚語、二十世紀生活的內容、在英文中採用中文文法模式、靈活使用英語詞彙及灌注自己的高山經驗。〈東西方文化的對話:史耐德的唐詩譯作〉一文研究史耐德於1999年出版的十七首《唐詩三百首》中的譯文,這些譯詩原是他二十多歲時,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跟陳世驤教授上研究所課時的作業,可以判定如果譯文有扭曲或誤譯之處,應該是有意為之。譯文的英文明顯用了中國古典詩的文法,如每行的字數、字序、頓法,應該是史耐德進行的英文詩語實驗。為了適應西方讀者,他會改寫詩中主角的形象,如把楊貴妃改寫成嬌弱的美女。他並為張繼的〈楓橋夜泊〉寫了一首英文唱和詩,以達成中美文化融合之目的。
〈中國詩歌英譯文如何在美國成爲本土化傳統:以簡.何絲費爾吸納杜甫譯文爲例〉一文探討在美國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英譯文如何在傳播中本土化的過程:多種優美的譯文形成了小傳統,譯文本身產生有意或無意的誤譯和創意翻譯,其實是一種本土化的現象。該文並研究肯尼斯.雷克羅斯的杜詩英譯如何為何絲費爾所吸納。她印象深刻的杜詩英譯文即雷克羅斯譯的〈雪風暴〉(“Snow Storm”),譯自杜甫的〈對雪〉,而她在寫〈破曉前讀中國詩〉(“Reading Chinese Poetry before Dawn”)這首英文詩時,引用的竟是雷克羅斯背離原文、肆意創作的那兩行。美麗的誤解有時候會啟意是本文研討的重點。由於雷克羅斯翻譯的時候採用各種英文、法文、德文譯文和中文版本,故在方法學上先要判別其所用的源頭的原因和改寫背後的文化意義:〈體驗與創作:論肯尼斯.雷克羅發優越的創作。〈翻譯經驗與詩歌形式:美國現代詩中的中文文法模式〉一文則探討一種似乎是不可能的語文實驗,就是把中文的詩歌語言和文法用在英文之中。三位美國詩人,龐德、雷克羅斯和史耐德,都翻譯過中國古典詩,不論他們在英譯詩歌或自己創作時,都曾經如此做過,包括採用英文的單音節字以仿效中國古典詩的音律效果、為了表現五言詩或七言詩的形式而每行用五個或七個重音、採用中文文法省略主詞或“be”動詞等。這種把中文詩語特色移植英詩的書寫方式,實驗性很強,有突顯音節和言簡意賅的效果。他們試圖以試驗方式來創造新的英文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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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氣、美感與文化:論胡金銓的《山中傳奇》(摘錄)
胡金銓(1931-1997)導演的電影《俠女》在1975年獲得坎城影展之超級技術大獎(la Grand Prix de la Commission Supérieure Technique),之後他導演過一部鬼怪電影《山中傳奇》(1979),其實《俠女》已經有鬼怪故事的影子,其故事裡有鬧鬼的情節,也有高僧的靈異事件。《山中傳奇》劇本部分採用宋朝話本小說〈西山一窟鬼〉的情節。〈西山一窟鬼〉本為宋朝口耳相傳的說書故事,十四世紀收在《京本通俗小說》之中,後來收入馮夢龍編的《警世通言》(十七世紀)。〈西山一窟鬼〉描寫一位平凡的教書先生進入鬼域而不自知,跟鬼一同生活,然後逃離鬼域的故事。胡金銓在《山中傳奇》中創造了一個充滿雅致文化與美感的中國古代世界。黃仁在《胡金銓的世界中》,稱讚胡金銓是位「真正會利用電影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華,又會利用中國文化與藝術創造出中國電影其獨特風格的導演」(黃仁 123)。英國電影評論家湯尼.雷恩斯(Tony Rayns)也早在1975 年就討論過他廣泛地採用中國傳統文化,他說:「胡金銓選擇了許多明、清兩朝,甚至年代更為久遠的歷史主題,肯定了中國傳統的延續性。其中所涉及的美學範疇,包括古典文學及繪畫,且大量地使用到京戲的形式和傳統。」(Rayns 9)胡金銓在《山中傳奇》中展現他卓越的才華,把各項傳統藝術形式熔於一爐,涵蓋水墨山水畫、中國的音樂,包括鼓、簫、笛、壎1,還有書法和棋藝。本文首先將探討這部電影與水墨山水畫技巧之間文本互涉的關係,再探討傳統人鬼相戀愛情觀的特色,最後,則探討這些電影特色背後的文化傳統和思想。
《山中傳奇》的編劇鍾玲與導演胡金銓討論如何採用這十二世紀話本小說〈西山一窟鬼〉以後,把它的情節做了相當多的更動,所以,我們不應該視這部電影為話本小說的改編,而是新的再創作。然而,在故事的結構方面,電影版本仍舊是依照原著把故事分作兩部分:第一部分中主角書生進入鬼域,娶了鬼妻,並且完全沒有懷疑自己早已身陷群鬼之中;第二部分則是書生發現了真相,接著是描寫他逃亡的經過。然而在情節方面有幾個比較大的變動,目的是為了使這部電影變化多一些,蓋括的範疇更廣。變動其一為話本裡男主角書生原來只有一鬼妻,電影則另外增加了一位女鬼當書生的情人;第二,話本中的書生是一位教書先生,電影中他的工作卻變得很重要,改成他替一座佛寺抄寫及整理佛典《大手印》,而這部經書具有超度亡魂及降魔驅鬼的法力。《大手印》為佛陀給弟子心傳口授一些具有法力,用手與手指姿勢來表現,作為跟人以外的存在者溝通的語言。後由印度傳入西藏。在元朝曾傳入中國,後又失傳。一直到二十世紀才又在中國流傳。《山中傳奇》把背景設在宋朝,把《大手印》傳入中國也改設在宋朝,主角書生在中國西北一座佛寺裡,接了一分整理文字和抄寫這部《大手印》的工作,因為《大手印》蘊含溝通陰陽兩界之法,書生抄的經遂成為眾鬼爭奪的寶典。
因為情節變動,不但多了一場三角戀愛,也增加了角色之間的對立及鬥爭。在內涵方面,亦添增了與佛、道兩教相關的諸多情節,但最重要的還是故事場景的變動:話本中故事發生在南宋(1127-1204)繁華的首都臨安,即今日的杭州,電影卻把故事的時空由臨安改成北宋期間(960-1126)的西北邊疆。自古以來,邊疆在人們心目中都很空曠、荒涼,充滿了戰爭與死亡的迴響。由於這個新的場景,胡金銓可以大大地發揮其故事空間。
經過導演的設計,故事結構兩部分在時間上的比例也有所變動。書生進入鬼域,並生活在群鬼之中這第一部分變得較長,逃亡的部分反而比較短。第一部分有很多篇幅用在展現中國文化的精緻面上。在電影中,故事推展到三分之二,書生才知道樂娘是鬼;在話本小說之中,故事進展三分之一時,書生就看見樂娘的侍女現出鬼的原形。電影總長一百八十四分鐘,一開始的二十一分鐘,真正的主角其實是邊疆風景,而非書生。胡金銓在南韓出外景,營造出邊疆風景,拍得如詩如畫,深深吸引了觀眾。這二十一分鐘內偶爾出現的幾個小插曲合起來約六分鐘,包括在佛寺裡書生與住持會面、書生與樵夫的對話,以及他三次見到女鬼;除此之外,整整有十五分鐘書生只是行走看風景。他穿過田野、高山、森林、深谿,還穿越一些立在大自然風景中的,幾乎沒有什麼人影的建築物,像是寺院、城門、城牆、皇陵等。西格弗里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在他的經典著述《電影理論:物質現實的復原》(Theory of Film: 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之中,就討論過有關古裝電影的舞台風格及其侷限(Kracauer 79)。他以卡爾.德萊葉(Carl Dreyer)的中古時期古裝電影《憤怒之日》(Day of Wrath)來說明樹林的意象可以增加歷史電影的可信度。這個場景中有一對戀人正漫步穿過樹林,攝影機繼續不斷地拍攝這些樹木,使它們形成無限現實中的一部分。此刻,這對戀人本質上是屬於人為宇宙的範圍,但他們才一離開人為宇宙,與活生生生的大自然相碰撞,而樹木的出現馬上就把他們再度轉化成古裝電影的人物(Kracauer 81)。同樣地,我想《山中傳奇》這部古裝電影也會因為山林風景,其古代的時空背景變得更為可信。這些壯麗優美的風景是在南韓深山裡拍攝的,包括雪嶽山和佛國寺、海印寺周圍的樹林,這些場景之中沒有任何現代化建設,例如電線桿、電線、高樓大廈等。觀眾可以感受到時間之無窮無盡,並會有脫離現代現實的感覺。胡金銓還應用了國畫裡的一些手法以及道家的宇宙觀,來強調時間的無限和超凡脫俗的氣氛。
胡金銓本身是書法家及水墨畫家。《山中傳奇》片頭的片名和所有人員的職稱和姓名全是他寫的書法。他在《山中傳奇》裡展現風景時,就採用了觀畫者看手卷卷軸的方式。銀幕上出現書生在大自然中徒步長途行走,他大多從銀幕的左方出場,走向右方。此時,壯麗的風景即隨著書生的移動以水平方向呈現在觀眾面前,這種電影中展現山水的方法跟看手卷時把風景捲出來展現的方式很相像。看手卷時,左右手各執一軸向同一方向捲,觀者水平方向看兩軸中間部分的畫。看手卷與《山中傳奇》風景之展現不同之處為,手卷是由風景的右邊看起,電影是由風景左邊看起。
彼德.史旺(Peter C. Swann)就指出,手卷「帶領觀畫者穿越不斷在變化的風景,或者是一個畫面接者一個畫面的風景觀看」,而且「時間的因素」也加了進去(Swann 11)。手卷上我們所看到的每個畫面,有點像是銀幕上出現的一格。當觀畫者在品味手卷時,其實只看到畫的一小部分,但在手卷整卷打開以後,長度可以非常之長。例如明朝大畫家沈周(1427-1509)的一幅山水畫手卷作品,收在朱家溍編的畫冊《國寶》中(朱家溍 124-125),手卷全長為八百五十五公分。這樣的一卷手卷會令我們聯想到一卷電影底片。此外,《山中傳奇》的畫面不是只呈現風景,而是有位時時都出現的旅者,即那位一直在步行的書生,他出現在所有的風景場次之中,我們也可把它當作是觀眾所認同的觀點,因為觀眾在看風景的同時,書生也在看風景。其實他的角色與明清文人山水畫中出現的隱士類似。文人畫裡,常會有位隱士出現,他置身重巖疊嶂的山水中,或仗藜而立,或坐石上,悠閒地欣賞美景。詹姆斯.凱西(James Cahill)認為,在中國山水畫裡,「這位在抒情之旅中的學者,隱居於大自然,他在山中漫步,尋求詩情畫意,有時駐足體驗景物和天籟,並且體會這些景致所引發的感覺」(Cahill 4)。我們可以說,胡金銓導演在書生步行於大自然的這些場景中,嘗試捕捉文人山水畫裡面要表現的東西,即詹姆斯.凱西所謂的「抒情之旅」(“lyric journey”)。
此外,胡金銓採用了山水畫另外一個技巧─留白,也就是畫水墨畫時,在宣紙上留下某些不畫部分的技巧。畫家及藝評家唐岱(十七至十八世紀)在〈繪事發微〉一文中把水墨分為不同顏色,水墨原本只有黑色,他卻把水墨顏色分為「六彩」,即「黑、白、乾、濕、深、淡」(唐岱 409)。「白」色不是在畫紙上塗白色,而是指白色宣紙本身保留的白。山水畫的畫家常在紙上留下部分的空白,來表現雲霧、湖水、雪景,甚至表現大片的河水或畫上方的天空。許多古代名家都出神入化地使用了這種技巧,包括米芾(1051-1107)、夏珪(1195-1224)、黃公望(1269-1354)、倪瓚(1301-1374)及明清文人書畫家等。他們在表現某些大自然的成分,像是水、水氣、雪、霧及空氣之時,不像畫油畫,用白色、藍色或灰色來描繪雲霧、流水之形,中國水墨畫家在構圖時,即下筆之前,已經構思好在畫面上保留那些空間來表現它們。唐岱在討論如何畫雪時,就用「留白」二字來細論如何以留白表現岩石及樹枝上的雪:「在石高平處留白,白即雪也……其林木枝幹,以仰面留白,為掛雪之意」(唐岱 416)。元朝大畫家倪瓚的山水畫〈秋亭嘉樹〉(朱家溍 117),其畫面中間部分的留白,是表現湖水;而上方的留白,則表現天空。這種留白技巧背後的理念,應該就是道家思想。道家思想認為「無」的重要性有時甚於「有」,也就是空間有時比具體之事物更為重要。
藝術評論家陳傳席也曾說:「中國畫又特別重視空白,有人強調一幅畫的最妙處全在空白,空白即『無』,『無』因『有』而生,也就是老子宣揚的『有無相生』。但以『無』為尚。」(陳傳席 23-24)事實上,留白技巧可說呼應了《道德經》第十一章的觀念:「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老子》67)就像是新建房子開了窗門才是一間真正的房子,只有牆,則是一個封死的空間;留白就像是窗門,令山水畫有了生氣。水墨畫家當然是可以在他的宣紙上留下空白不畫,但電影導演卻必須將他畫面的每一部分都填滿;換而言之,導演是不能留白的。西格弗里德.克拉考爾把電影畫面這種必要性稱之為「物質的連貫性」(“material continuum”) (kracauer 237)。
因此,胡金銓為了創造留白的效果,用人造霧來填充他的畫面;同時他所選的拍攝地點,都是溪水、瀑布之旁,或有水氣的場所。在《山中傳奇》中,有兩幕與中國山水畫的畫面相似。其一是在溪水畔,書生走到一道小溪旁,看見溪對面有一位白衣少女,即女鬼依雲,在吹笛。其二是在瀑布和急流之前,女鬼依雲帶書生到岩石上去採靈芝。兩個畫面在拍攝時都施放了很多人造煙霧;在溪畔的畫面,其右下方是溪流,畫面其他部分的山林則是煙霧瀰漫。我們可對照看到清朝畫家高翔(1688-1753)在作品,即《山水冊》第三頁的畫面(周積寅 44),高翔的畫其右下方也是溪流,用了留白的技巧來表現水,左對角很大的畫面是山林,用了留白的技巧來表現林中的白霧。高翔的畫面和胡金銓溪畔的山林畫面氣氛相似,甚至在構圖上都相當接近。


蔡文甫( 1926~2020)九歌傳奇 天生的凡夫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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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甫-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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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甫(1926年-2020年7月15日),江蘇鹽城人,臺灣圖書出版業者、小說家。原名世堯,曾改名竹生,筆名有丁玉、丁田和陳程等。1950年隨中華民國國軍撤退來台,陸續擔任軍職、教職、報社記者等工作,1978年創辦九歌出版社,發掘臺灣各類文學 ...
江蘇時期· ‎台灣時期· ‎教職、記者· ‎創辦九歌


【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先生病逝台大醫院,享壽95歲】
  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15日在台大醫院逝世,享耆壽95歲。從軍人到教職,從作家到副刊主編,蔡文甫長年耕耘文壇,並於1978年創辦九歌出版社。
  蔡文甫生於1926年江蘇鹽城,成長於戰亂時代,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孑然一身,無親無故,倚靠苦讀自學,最後離開軍職擔任教職,並擔任《中華日報》副刊主編二十一年,接觸了無數作者也培養了不少文學新人,期間書寫不輟,曾著有長短篇小說集《雨夜的月亮》、《沒有觀眾的舞台》、《解凍的時候》、《小飯店裡的故事》等二十餘部,曾二度獲金鼎獎副刊主編獎、主編《閃亮的生命》獲優良圖書金鼎獎及金鼎獎特別獎,並以《天生的凡夫俗子—蔡文甫自傳》獲中山文藝創作獎,並獲中國文藝協會小說獎章及榮譽文藝獎章,集文學家、編輯家、出版家、企業家於一身。
  1978年蔡文甫秉持著「為讀者出好書,照顧作家心血結晶」的理念,創辦九歌出版社,與純文學、大地、爾雅、洪範並稱文學出版界「五小」,也開啟文人開辦出版社之風氣,為台灣八〇年代文學的黃金時代推波助瀾。
  除固守文學陣線外,蔡文甫因應潮流,開設子公司健行文化、天培文化,並創設九歌文教基金會為文學服務,包括國內唯一的少兒文學獎、寫作班等,鼓勵台灣少年及兒童文學作品創作。
  因應疫情,家屬不舉辦公祭,擇期舉辦追思會。


▎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15日在台大醫院逝世,享耆壽95歲。
蔡文甫生於1926年江蘇鹽城,成長於戰亂時代,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孑然一身,無親無故,倚靠苦讀自學,最後離開軍職擔任教職,並擔任《中華日報》副刊主編21年,接觸了無數作者也培養了不少文學新人。
1978年蔡文甫秉持著「為讀者出好書,照顧作家心血結晶」的理念,創辦九歌出版社,「九歌」之名源於《楚辭‧九歌》,取其瑰麗且富文學氣息之名。
出版界充滿文藝風的時代,文人辦出版社的理想引領風潮,九歌與純文學、大地、爾雅、洪範並稱文學出版界「五小」,開啟文人開辦出版社之風氣,為台灣80年代文學的黃金時代推波助瀾。堅持文學路線的九歌陪伴了讀者走過文學與非文學的年代,堅定「只要好書,就會出版」的立場,不會棄愛好文學的讀者於不顧。
除固守文學陣線外,蔡文甫因應潮流,開設子公司
天培文化
,並創設九歌文教基金會為文學服務,包括國內唯一的少兒文學獎、寫作班等,鼓勵台灣少年及兒童文學作品創作。
編務之外,蔡文甫亦書寫不輟,著有長短篇小說集《雨夜的月亮》、《沒有觀眾的舞台》、《解凍的時候》、《小飯店裡的故事》等二十餘部,二度獲金鼎獎副刊主編獎、主編《閃亮的生命》獲優良圖書金鼎獎及金鼎獎特別獎,並以《天生的凡夫俗子—蔡文甫自傳》獲中山文藝創作獎,並獲中國文藝協會小說獎章及榮譽文藝獎章,集文學家、編輯家、出版家、企業家於一身。


林淇瀁新增了 2 張相片— 與陳素芳


從苗栗趕搭高鐵回到台北,參加九歌出版社40周年慶,九歌創辦人小說家蔡文甫先生雖在病中,仍堅持出席這場盛會,向眾多前來的作家朋友道謝,病中的他說話有些微困難,連說「抱歉」,這種老輩精神,讓人動容。


今天的盛會由九歌總編輯陳素芳主持,她從年輕時就進入九歌,跟隨蔡文甫先生迄今,孜孜矻矻,都在編輯檯上,為眾多的作家服務,這樣「從不換檯」的敬業精神,也讓我感佩。


因素芳的指定,我上台朗讀了20年前為九歌20周年寫的詩〈光的跋涉〉。時光飛逝,兩個20年就這樣一瞬間過去,但作家的創作、心血,則在九歌出版的冊頁中留存下來。九歌,見證了近40年來台灣文學的發展,這文學出版之路,果然是「路曼曼而無止息的光的跋涉」。


**********

光的跋涉

──為九歌出版社二十週年慶而寫


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
──屈原‧九歌〈東君〉





敦將出兮東方1

朝顏正抖擻著枝葉

準備擁來自東方

溫煦問暖的光

昨夜未寐的書冊

陪著寂寞的燈

廝守了一個晚上

此刻也迎徐來的微風

以滿頭髮的蒼茫,叫醒了

簷下的風鈴


夜皎皎兮既明2

抗拒黑暗的燈

在沉沉的夜裡犁出了燦亮的

池塘。湧動夢、湧動愛,湧動

黃澄澄的年華白雪雪的流光

湧動每一顆星子的希望

在即將到來的晨曦前

宣佈:我將化做

白天的太陽

繼續這路曼曼3而無止息的光的跋涉


──1998.2.10.暖暖


1.語出屈原〈九歌‧東君〉句一。

2.語出屈原〈九歌‧東君〉句四。

3.語出屈原〈離騷〉:「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2009.1.7


從0到9的九歌傳奇 天生的凡夫俗子

台灣出版黃金時代創業的成功者

從"沒有觀眾的舞台"到出版集團

天生的凡夫俗子(改版:從0到9的九歌傳奇 2005 2005年獲金鼎獎終身成就獎特別獎 )

作者:蔡文甫

社別:九歌

出版日期:2001-10-10


從0到9的九歌傳奇:天生的凡夫俗子(增訂版) 2009



一個在動亂時代成長的少年──蔡文甫,隨著軍隊來台灣,獨自奮鬥。苦讀自學,於黑暗中摸索,在小說世界中覓得一片天。從軍人到教職,從作家到副刊主編,並創辦九歌出版社,至今擁有一系列出版事業及文學書屋,且成立九歌文教基金會以回饋社會。


蔡 文甫,在逆境中求生開拓新天地。他說:奮鬥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所以他立定目標,努力不懈,而能集教師、小說家、編者、出版家於一身,從一無所有到成為台 灣文學出版的重鎮,在穩定中一步步擴張,為平凡的生命創造願景。這是他努力的軌跡,也是一個出版人為追逐文學、為實現理想的奮鬥史。


是什 麼樣的人格特質與成長經歷造就今日的蔡文甫?他首度檢閱自己的生命歷程,用一字一句、珍藏的照片,訴說他苦澀的童年、困頓的青春、擦身而過的愛情、一磚一 瓦建立的家庭,以及創作路上的甘與苦、事業經營的有所為與有所不為。本書除了呈現最真實的蔡文甫外,並見證六○到九○年代文學的變革、文壇的掌故,以小見 大,用文學的角度睇視大時代的悲歡。


蔡文甫
江蘇鹽城人,民國十五年生,高等考試及格。曾任教職及主編中華日報副刊多年。創辦九歌出版社、健行文化公司、天培文化公司、九歌文學書屋等文化事業並設立九歌文教基金會。

著有長短篇小說集《雨夜的月亮》、《解凍的時候》、《女生宿舍》、《船夫與猴子》等十多部,作品被譯成英文、韓文;所寫自傳《天生的凡夫俗子》,獲選聯合報讀書人版二○○一年「年度好書」。迭獲金鼎獎以及大韓民國文學獎暨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榮譽文藝獎章。




HC 評 請加人名索引等

單德興 《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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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單德興教授繼《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麥田,二○○一)和《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允晨,二○○九)之後的另一本訪談力作。

  以深度人文訪談知名於華文世界的主訪人,從台灣學者暨雙語知識分子的發言位置與人文關懷出發,針對具有帶表性的我國、香港與亞美詩人、小說家、學者、翻譯家進行深入訪談,對象包括王文興、余光中、李歐梵、周英雄、林永得、哈金、齊邦媛、劉紹銘等重量級人物。訪談雙方認識經年,在堅穩的互信基礎上,主訪人事先詳閱資料,準備問題,現場臨機應變,殷殷扣問;受訪人開誠佈公,侃侃而談,熱心無私地分享個人經驗、學思歷程、專業洞見。全書內容豐富多元,涵蓋了文學理念、創作歷程、翻譯經驗、學術心得、批評見解,並涉及文學與宗教、戰爭與文學、創傷與創作、歷史與正義等重要議題,以及對於台灣的人文生態與外文學門建制的體驗與觀察。透過這些深入淺出的對話與交流,不僅為受訪人留下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也提供華文世界讀者一窺受訪人的內心世界、分享其寶貴的人生經驗與專業見解的難得機會。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單德興


  國立台灣大學博士(比較文學),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嶺南大學翻譯系兼任人文學特聘教授,曾任歐美研究所所長,《歐美研究》季刊主編,行政院國科會外文學門召集人,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美國加州大學、哈佛大學、紐約大學、英國伯明罕大學訪問學人及傅爾布萊特資深訪問學人,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兼任教授,靜宜大學英文系兼任講座教授,並三度獲得行政院國科會外文學門傑出研究獎,第五十四屆教育部學術獎,第六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

  著有《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反動與重演:美國文學史與文化批評》、《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翻譯與脈絡》、《薩依德在台灣》等,出版訪談集《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譯有《近代美國理論:建制‧壓抑‧抗拒》、《美國夢的挑戰:在美國的華人》、《文學心路:英美名家訪談錄》、《知識分子論》、《格理弗遊記》、《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等近二十本專書,主編或合編多種專書及期刊,並與李有成先生、張力先生擔任《朱立民先生訪問紀錄》主訪。研究領域包括美國文學史、亞美文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翻譯研究等。
 

目錄

自序:扣問與迴響

創作篇
文學與宗教:王文興訪談錄
宗教與文學:王文興訪談錄
小說背後的作者世界:王文興鼎談錄
美國‧自由‧生活:哈金訪談錄
詩歌‧歷史‧正義:林永得訪談錄

翻譯篇
第十位繆斯:余光中訪談錄
翻譯面面觀:齊邦媛訪談錄
寂寞翻譯事:劉紹銘訪談錄

學術篇
曲終人不散,江上數峰青:齊邦媛訪談錄
狐狸型學者的自我文本解讀:李歐梵訪談錄
卻顧所來徑:周英雄訪談錄

出處
 



  沉甸甸的書稿交出時,我笑說:「明天要睡到自然醒。」

  這本書集結了我近年來有緣訪談的華人世界代表性作者、譯者與學者的文字紀錄與圖片,文稿一改再改,圖片一增再增,終能在出國研究前六天,溽暑的七月下旬車水馬龍的南京東路一棟辦公大廈的六樓,交出這份逾二十二萬字、百張圖片的訪談稿,放下心中一塊巨石。

  果然一夜好眠。

  第二天早上醒來,內室還是一片黑暗,就著手錶的微光端詳,竟然不到五點,比平常還要提早不少。既然已經醒來,便趁著涼爽的清晨出外。記不得有多久沒這麼早出門散步了。沿著四分溪走在中央研究院裡,清晨的頭腦特別靈活,不禁想到任職中研院已超過三十一個年頭,在這一萬一千多個日子裡,除非出門在外,否則幾乎天天走路上班,這種生活已超過了半輩子,成為我全部的學術生涯,不禁感到「此身雖在,堪驚」。

  不知不覺路過任職的歐美研究所(我初到時是「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易名),來到民族學研究所旁的側門,穿過研究院路,就是胡適公園。我大約每週路過此地一次訪人。原先的小徑這幾星期在整修,平時不見有人工作,卻依然拉上黃布條。繞道的小徑經過胡適墓園和銅像,即使未曾駐足,每次依然對這位五四健將、中研院前院長油然生出緬懷之心。今晨無事,就在此流連片刻,遙想昔日風光,反思自己的研究生活:從不知中研院為何物,至今已成為資深研究人員,過著外人眼中逍遙、光鮮的自由生活,卻不知何為「朝九晚五」、「週休二日」,總是一篇論文接著另一篇論文,一個研究計畫接著另一個研究計畫,過著「債台高築」的日子,似乎永遠沒有償清的一天。年年月月就在學術之路尋尋覓覓中度過──難道研究(“research”)就是永無止境的尋覓再尋覓(“re-search”)?

  於是一篇篇的論文和一本本的專書、譯作就成了尋覓過程中的雪泥鴻爪,記錄了自己思索與努力的階段性成果,集中於對人性的探索、對文學的喜好以及對人文的尊崇,而這些俱是人之所以為人,人類之所以有今日的文明與文化的核心因素。年屆耳順的我,益發感到時不我予,如何利用日漸短少消逝的時光與體力,將所見所聞所思所學記錄下來,與有緣者對話交流、切磋砥礪,成了當務之急。

  《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是我繼《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台北:麥田,2001)與《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台北:允晨文化,2009)之後出版的第三本訪談集。尤記得就讀台大外文研究所碩士班時,初次讀到《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的訪談,甚受感動與啟發,不忍獨享,於是從數冊《作家訪談集》(Writers at Work)中精選、翻譯了十幾位英美名作家,包括數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翻譯時的細讀深思、字斟句酌使得《巴黎評論》的訪談標準深入我心,成為後來自己從事訪談時根深柢固的習性,算來也已超過三十年。

  在《對話與交流》的〈緒論〉中,我根據中外資料與親身經驗,闡明了訪談這個文類(genre)或次文類(sub-genre)的特色與錯綜複雜,並強調其中涉及的美學、政治、倫理:亦即,訪談的文字、修辭與結構的整理、講究與安排,主訪者與受訪者之間微妙的互動與權力關係,以及主訪者對受訪者與讀者所獨具的再現的權力/權利與義務。在《與智者為伍》的序言中,我也指出與學有專精、充滿智慧與行動力的作家與知識分子交流、問學的樂趣與收穫。文中並以土耳其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為例,指出《巴黎評論》一篇與美國作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訪談,在當時年方二十五、懷抱作家夢的異地青年心目中有如「一個神聖的文本」,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堅定了他寫作的信心,竟於三十年後同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為《巴黎評論訪談錄,第二輯》(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 II)撰寫序言,顯示了文字因緣的不可思議。
這些訪談與我個人的專業領域息息相關,很大程度反映了我個人的學術興趣與生命關懷。而在人生路程能與這些傑出的中外作家、學者、批評家相逢,建立文字因緣,留下白紙黑字的紀錄,對於個性內斂的我來說,也是難能可貴的事。因此,我在《與智者為伍》的序言結尾期許:「身為代言人、再現者的訪談者,在為自己求知、解惑的同時,也可藉由訪談錄將個人的關懷與受訪者的回答公諸於世,分享他人,縱使未必知道這些訪談的效應如何,但或許某時某地某個有緣人能像帕慕克一樣,在其中得到安慰、鼓勵與指引。」

  相較於前兩本訪談集,本書的十一篇訪談集中於我國與華裔人士,都是我佩服的前輩師長與作家──余光中教授與王文興教授更分別是我在政大西語系與台大外文所的老師,以及文學、翻譯、訪談方面的啟蒙師。全書依主題分為創作篇、翻譯篇與學術篇。創作篇的篇數最多(五篇),幾佔一半,是在不同的時空因緣下訪談的三位作家──王文興(三篇)、哈金(Ha Jin)與林永得(Wing Tek Lum)各一篇──針對彼此關切的議題進行訪問。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三年我為了第一篇國際會議論文,首次進行訪談,對象就是王老師,當時兩人都稱許《巴黎評論》的高規格訪談,而那篇仔細修訂的訪談逾三萬字,後來成為王文興研究的代表性文獻之一。將近三十年後再度因為不同的機緣向王老師請益,尤其是討論一般文學研究中較少觸及的宗教、靈修與終極關懷,再度令我大開眼界,也是師生之間難得的跨宗教對話(王老師是天主教徒,我是佛教徒)。至於第三代華裔夏威夷詩人林永得與第一代華美作家哈金都是我多年研究的對象,佩服他們透過寫作所表達的人道關懷。一九九七年與林永得的當面訪談收錄於《對話與交流》,二○○八年與哈金的書面訪談收錄於《與智者為伍》,之後一路追蹤他們的文學創作:林永得自一九九七年閱讀了華美作家張純如的《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之後,多年以詩作表達對於南京大屠殺的關切以及對戰爭的反思;哈金於《自由生活》(A Free Life)中展現了流亡美國、過自由生活的同時,在異域他鄉以非母語寫作的艱辛與挑戰、堅持與成果,於《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中頌讚美國傳教士、教育家魏特琳(Minnie Vautrin)在南京淪陷後保護南京婦孺的崇高義舉,譴責日本侵華戰爭的罪行。

  翻譯篇為本書的特色,因為前兩本訪談集雖然偶爾觸及文學與文化翻譯,卻未專門針對翻譯這個重要議題進行訪談,而本書所訪談的三位華文世界的前輩學者──余光中老師、齊邦媛教授和劉紹銘教授──數十年推動翻譯不遺餘力,受到國內外學界、翻譯界、文化界普遍肯定,但在他們的多重角色與貢獻中,攸關文學與文化交流的翻譯卻不見深入的訪談。余老師自中學起便翻譯不輟,自稱詩歌、散文、評論、翻譯是他「寫作生命的四度空間」,與詩作相互影響,也曾將詩作自譯成英文,但翻譯卻成為他的文學世界中最被忽略的領域。齊老師自抗戰時代起便閱讀翻譯作品,任職國立編譯館時大力推動台灣文學外譯與外國經典中譯,多年擔任《中華民國筆會》總編輯,後來又與王德威教授為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合編「台灣現代華語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系列,是台灣文學向國際進軍的重要推手,數十年如一日。劉教授多年來以英文編譯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與台灣文學,成為美國大學的教科書,一九七○、八○年代分別以中文譯介猶太裔與華裔美國文學,開華文世界風氣之先。他們的翻譯成果都為文學界提供了重要的養分,促進文化交流,卻未得到應有的評價與重視。為了彌補這個缺憾,矯正華文世界與學界對翻譯的忽視與偏見,我特地針對這個議題向三位翻譯界與文學界的前輩進行訪談,請他們分享多年從事翻譯、推動翻譯以及評論翻譯的經驗與心得,為華文翻譯界留下難得的史料。

  學術篇則與我關切的學術建制史(institutional history)有關,訪談的三位都是華文世界的知名學者──齊老師、李歐梵教授與周英雄教授。三人背景的異同正可發揮相輔相成之效。齊老師出生於中國東北遼寧省,於抗戰時期接受文學教育,受朱光潛先生啟發尤深,此訪談是繼先前為其回憶錄《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2009)的口述底稿而做。她是光復後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第一位助教,創立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為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十二位發起人之一,參與並見證了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在台灣的推動與發展。李教授出生於中國河南省,於台灣長大,在訪談中他別出心裁地將自己視為文本加以解讀,有關新竹中學的敘述讓人緬懷辛志平校長的教育理念與深遠影響,保送進入台大外文系之後與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人同班,共同打造了《現代文學》的傳奇,赴美留學時所遭逢的名家與際遇,出入於文學、歷史與理論之間,對於美國與兩岸三地學界的觀察……在在令人回味。周教授則出生於台灣雲林虎尾,在訪談中敘述了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與研究所時的情形,先後負笈夏威夷與加州,學成後赴香港任教多年,又返回台灣在不同的學術行政職位與民間學會推動台灣外文學門的研究與發展。由這三位的出身背景、求學過程、學術發展、經歷與貢獻,多少可以勾勒出台灣的外文學門,尤其是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的軌跡與特色,為台灣的學術建制史留下珍貴的經驗與紀錄。

  由上述可知,本書涉及創作、翻譯、學術建制等不同面向,有其多元性,基本上是一位台灣學者在不同的機緣下,從其知識立場與發言位置,針對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作者、譯者、學者所進行的訪談。另一種多樣性則在發生的場景。先前兩本訪談集幾乎全為一對一的訪談,本書的訪談雖然大多如此,但也有幾篇的情形比較特殊,比如與王文興老師有關文學與宗教的一篇訪談涉及當時拍攝中的《尋找背海的人》(「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之一),因此有林靖傑導演參與;王老師與我在紀州庵的對談,由於主持人柯慶明教授的參與,形成三人鼎談,加上與現場觀眾問答,更成為多方對話;哈金的訪談是為了美國在台協會當時籌畫中的「華裔移民對美國貢獻特展」(“Immigrants Building America”),於台北美國文化中心進行,現場並有錄影,錄影的片段後來於特展中播放;齊老師有關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的訪談,則是對台灣的外文學門建制史有興趣的我和王智明博士合訪。訪談的地點以台北居多(五次),其他包括了桃園(兩次)、新竹、高雄、香港與夏威夷。凡此種種都增加了訪談的複雜性,也呈現了更豐富多元的面貌。

  十一次訪談中,以紀州庵那次最為複雜,對談之前半小時現場便已坐滿觀眾,由柯慶明教授主持,王老師事前表示希望我的發言能跟他一樣長,而我深知他是主角,絕不能喧賓奪主,但又不便違背師命。再加上三人發言長短不一,時間上也有限制(兩小時),又要現場問答……因為變數甚多,只能自己先充分準備,再隨機應變,以達到實問實答的效果,甚至引出一些獨特的回答(如多倍速網路時代的閱讀與書寫,《巴黎茶花女遺事》的譯者)。幸好不負眾望,現場氣氛熱烈,訪談稿並受到《慢讀王文興》叢書編者之一、加拿大卡加利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黃恕寧教授高度肯定。

  若干受訪者,如王文興、林永得、哈金,已出現於前兩本訪談集中,有些則在本書中出現兩次(齊老師)、甚至三次(王老師)。然而這些再訪非但不令人覺得重複,反而更凸顯了受訪者多元的面貌與豐饒的內心世界,見證了他們的發展以及在時光中留下的軌跡,也反映了我個人身為學者、訪談者及芸芸眾生之一的關切、發展以及變與不變之處。

  此書另一個特色就是圖片很多,其中有些是訪談現場拍攝的照片,有些是訪談前後蒐集的資料以及網路上的資料,標明資料來源、攝影者與提供者,旨在為訪談提供佐證,讓文字文本與圖像文本彼此參照、相得益彰。在此感謝出版社不惜成本主動將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圖片特別處理,以提昇視覺效果。

  此書雖不是學術論文集,但絕非研究「之餘」的副產品,而是與之同步進行的成果,具有其獨立的價值,若干資料且引用於筆者的論文中。準備這些訪談所花費的時間、精神、編輯作業不見得較論文少,反而因為涉及受訪者,在連絡與後續作業上花了更多的工夫,在此感謝受訪者的合作與用心,如余老師連一個英文字母都不錯過,王老師、齊老師、劉教授、周教授等人仔細校訂,哈金先生在百忙中迅速回傳校稿,林永得先生修訂英文錄音謄稿並兩度親赴華人墓園拍照,這些由所附的圖片可見一斑。

  本書雖未編製索引,但彼此之間時有關聯:如從周教授的訪談中得知余老師在台師大英語研究所教過他翻譯,當時用的方法包括口譯王爾德(Oscar Wilde)的喜劇,由此可知余老師對王爾德垂青已久,經多年準備,終於將他的喜劇全部譯成中文;從劉教授的訪談中得知朱立民老師教他翻譯時是口譯米勒(Arthur Miller)的劇本;又如王老師、劉教授和李教授當初都是《現代文學》的創刊成員,劉教授撰寫發刊詞,選擇介紹的作家多出自王老師的主意,李教授至今依然非常推崇《現代文學》第一期的封面作家卡夫卡(Frantz Kafka)。因此,本書以腳註提示彼此之間的關聯,並提供相關資料,供讀者參考。

  交出書稿後,我前往美國加州,在舊金山和洛杉磯進行短期研究與訪談。時差尚未調整過來的我在成立於柏克萊近半世紀的天馬書店(Pegasus)看到夏季號的《巴黎評論》,赫然發現悼念創刊者之一麥西森(Peter Matthiessen, 1927-2014)的短文。今年四月甫去世的他是小說家,也是禪修者,一九五三年在巴黎籌畫此刊物時,另一位創刊者普林頓(George Plimpton)為了省錢並打響招牌,想出作家訪談的點子,訪問了於英國劍橋大學認識的小說家佛斯特(E. M. Forster),果然一鳴驚人。主訪者事先的審慎準備以及事後受訪者的仔細修訂,使得《巴黎評論》的訪談長久以來成為全世界文藝訪談的標竿。最近一期距離這份季刊創刊已有六十一年,名為「小說之藝術」(The Art of Fiction)的訪談已是第兩百二十三篇,名為「詩歌之藝術」(The Art of Poetry)的訪談則是第九十八篇。一九六七年,文學批評家卡靜(Alfred Kazin)在為自己編輯的第三冊《作家訪談集》(New York: Viking, 1967〕)的緒論中,稱讚其為「晚近有關傳記藝術的最佳例證」、「當代作家的最佳側影」(vii, ix)。一九九五年,名編輯貝拉彌(Joe David Bellamy)於《文學奢華:千禧年末的美國寫作》(Literary Luxuries: American Writing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一書中稱許其為「世界史上單一最持久的文化對話行為」(213)。二○一○年,加納(Dwight Garner)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也有如下的讚許:「在我們的文學宇宙中,《巴黎評論》的訪談是談話的經典,長久以來樹立了紙上精釀的對話的標準」(十月二十二日)。由這些橫跨數十年的讚美之詞,可知《巴黎評論》及其訪談在世界文壇的重要性,稱其為一「建制」當不為過。

  我個人以其為標竿,三十年樂此不疲從事訪談,前後三本訪談集總計收錄三十八篇中文訪談,若干也曾發表於英文期刊,採用一問一答的形式,並經受訪者修訂,旨在兼顧現場感與正確性,減少主訪者的主觀介入。這些訪談固然有其客觀與學術的面向,但絕不只是「為研究而研究」或象牙塔內的產物,而是來自特定的時空、脈絡與關懷,借用曾三度訪談的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用語,具有一定的「現世性」(worldliness),希望華文世界的讀者能找到相應或啟發之處。

  本書出版首先要感謝多位受訪者的熱心與耐心,接受邀請,坦誠回應,悉心修訂。其次要感謝刊登與轉載這些訪談的期刊與專書的相關人士,尤其是《印刻文學生活誌》的初安民先生和周昭翡女士,《思想》的錢永祥先生,《文訊》的封德屏女士,《編譯論叢》的李奭學先生、張淑英女士和張嘉倩女士,《英美文學評論》的黃心雅女士,《人生雜誌》的邱惠敏女士,馬來西亞《蕉風》的許通元先生,香港《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的黃淑嫻女士和宋子江先生,汕頭《華文文學》的莊園女士,以及主編《管見之外:影像文化與文學研究——周英雄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的李有成先生和馮品佳女士,主編《偶開天眼覷紅塵:王文興傳記訪談集》的黃恕寧女士。也要感謝熱心提供照片的《文訊》、九歌文化與台大出版中心等。感謝楊啟巽先生繼《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與《與智者為伍》之後,再度為我的書設計封面,增色許多。

  這些訪談錄音大都由黃碧儀小姐謄打,除了李歐梵教授的訪談未曾刊登之外,其他在刊登前都經受訪者修訂,由我和黃碧儀小姐、陳雪美小姐校對,補充資料。書稿交出前由我和黃小姐數度修訂,補充照片與圖片,撰寫圖說,有些原本沒有小標題的訪談也增加了小標,以利讀者閱讀,部分圖片承蒙楊厚嘉小姐協助處理,在此一併致謝。全書經多次校對,務期以最佳面貌呈現給華文世界的讀者。若有不盡理想之處,純為我個人之失。

  最後要感謝允晨文化廖志峰發行人繼《與智者為伍》之後,再度出版《卻顧所來徑》,並列入「當代名家系列」,讓這些名家分享他們的多年經驗與寶貴心得,藉以接通學院與社會。雖然文學式微之說傳聞已久,但我深信「有人即有文」、「有文學即有人文」,而身為「學者」的我就是「終身學習者」,藉由訪談自我精進,並成為連結受訪者與讀者的重要橋樑,希望彼此各獲其益。

  再次感謝受訪者與編輯,讓我能以中間人/中介者的角色出現,以訪談結緣。其實,訪談就是扣問與迴響,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進而引發讀者的不同迴響,期盼能聲聲相連,緣緣相續,引發更多的扣問與迴響。至於因篇幅之限未能收入的訪談,以及這次赴美進行的訪談,希望未來能有適當機緣繼續與讀者分享。


齊邦媛 台灣文學的國際推手(上)
單德興教授 2009/07/07 自由時報 

  齊邦媛教授《巨流河》一書的出版是台灣文壇一件大事。從原先的口述,到後來全面改寫,筆者有幸全程與聞,對她以八十高齡投入此事所展現的認真與毅力,感到無比的敬佩。
  《巨流河》全書二十餘萬字,自家世、幼年、求學一直到教學、研究、行政……娓娓道來,在一則則精采故事中,見證了一個大時代中的奇女子的遭遇,內容豐富,值得讀者從不同角度一讀再讀。在筆者看來,本書重點之一就是傳主數十年來如何孜孜不倦地向國際推介台灣文學,主要包括了海外教學、文學選集、編譯季刊和長篇小說。
  齊教授之所以多年來大力為台灣文學向國際發聲,緣起於1967年赴美留學期間,應邀在印第安納州樹林中的聖瑪麗學院(Saint Mary-of-the-Woods College)開設中國文學課程,遍讀該校圖書館藏,卻沒有任何關於台灣的資料,自此埋下了向國外推介台灣文學的種子。在資訊欠缺、流通緩慢的年代,留學者一方面向國外取經,學習異文化的長處(研習英美文學者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也相當程度扮演了「文化大使」的角色,向好奇的外國人介紹台灣的種種,尤其是風土人情以及最能表現文化特色的文藝。但是齊教授在面對這些好奇、甚至不知台灣在何處的外國人士時,卻苦無台灣文學譯本可供參考、推薦,深切體認到這種缺憾。
  直到1972年,齊教授應邀擔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積極施展「書生報國」的抱負,其中最為人稱道而且影響深遠的兩件事就是:對內,大幅修訂中學國文教科書,增加許多當代台灣文學作品;對外,進行「中書外譯計畫」,向國際推介台灣文學。前者嘉惠國內學子,後者嘉惠國外人士,都是影響深遠的文學、教育與文化工作。
穿過鐵幕打開世界之窗
  翻譯計畫由她擔任主編,團隊成員包括余光中、吳奚真、何欣、李達三(John J. Deeney),五人自1973年2月開始每週見面,先決定文類,集中於詩、散文、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因受篇幅之限不得不割愛),再選擇文本與作者。由於主編的文化使命感與恢宏的視野,加上編輯委員都是名重一方兼具國際視野的作家、學者、批評家,所以不僅選文仔細,具有代表性,翻譯的過程更是字斟句酌,務必將台灣文學的特色忠實地以英文傳達給國際讀者。
  編輯團隊所選擇、翻譯的作家及作品都是一時之選,而且經過「漫長的審稿討論,無數的評讀,直到定稿,將近兩年時間。每一篇每一字斟酌推敲而後決定。」1975年,上下兩冊、一千多頁的《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由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發行。前言指出,文選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二次大戰後台灣最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讓國際讀者有機會透過翻譯接觸到原先只有華文世界才能獨享的文學佳作。這部扎實的文選見證了台灣文學的繁複多樣。由於此事意義重大,《巨流河》第八章〈開拓與改革的七○年代〉第一節「進軍世界文壇──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專述此事的始末。而傳主在事隔三十多年後回顧此文選時有如下的說法:「對歐洲及美國的漢學家而言,這是第一套比較完整充實地介紹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英譯本。自從1949年播遷來台,台灣文學作家得以在大陸政治文化的鐵幕之外,延續中國文學傳統,創造出值得研究的作品,好似開了一扇窗子。」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這段評語頗為允當。
  此外,因為台灣文學對傳主意義重大,所以書中特闢專章〈台灣、文學、我們〉,令人更清楚認知傳主多年來對於台灣文學的熱心投入,以及在幕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出版後,台灣文學逐漸受到國際矚目,也被國外一些學校選為教材。齊教授除了多次參加相關會議之外,也應邀赴國外講授台灣文學。1982年,她應美國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曾憲斌先生之邀,前往擔任訪問教授,為期一學期,講授台灣的「中國現代文學」。該校當時已採用這本選集做為教材,選課的學生約有二十人,其中一半是華裔,因此「文化上隔閡很小,對文學作品的情境及心理不必太多剖析,師生可以更接近中國文學的心靈。那半年的文化交流,讓我真正認識他們稱之為『屋崙文學』(舊金山華裔作家文學),認識根源文化所做的努力。」更重要的,當然就是把台灣文學推介給這些美國學生,為他們打開一扇窗,有幸在編譯計畫主持人親自帶領下,窺探以往不為外人所知的台灣文學。
台灣文學初觸柏林
  另一個特殊經驗則是1985年赴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at Berlin)講授台灣文學。傳主於中國東北出生時,「父親在柏林留學,在2月凍土的故鄉,柏林是我年輕母親魂牽夢縈的天外夢境」。萬萬沒想到六十年後自己竟然應邀來此擔任客座教授,講授正式授予學分的「台灣文學」課程,難怪乍聽到這個消息時的她「幾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齊教授前往德國訪問教學時,全球尚處於冷戰時期,世人難以想像幾年後惡名昭彰的柏林圍牆竟會一夕崩塌。分裂的東西德對於台灣/中國的處境有著異乎其他世人的領會。因此,傳主在第一場針對全系一百多人的「訂交演說」中提到自己的家世,也特別指出:
  台灣的處境舉世皆知,我們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學應該是最能了解的。我今日來此希望藉台灣文學作品做心靈交流,深一層同情東、西兩個分裂國家人民的生活態度和喜怒哀樂……我教的台灣大學學生和諸位一樣是追求自由思考的學術青年,我希望能真正認識德國,你們也真正認識我們台灣。
  這番剴切、真摯的言詞立即贏得了師生們的普遍肯定,為她在柏林大學的教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齊教授每週發一張授課大綱,教材以小說為主,內容除了她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之外,還有其他英譯的文學文本,以英文授課,並搭配一位台籍講師,必要時譯為德文。此外,傳主將寄去的三百多本台灣文學作品,悉數捐給該校中國文化系所,書裡蓋有「齊邦媛教授捐贈,1985」的戳記。這很可能是當時全歐洲有關台灣文學最豐富的典藏,而德國學子對台灣文學的興趣與正式學習也從此開始,在文化交流上自有其開創的意義,從事相關研究的德國學子往往超過歐洲其他國家,足證齊教授開疆闢土之功。同時,這個獨特的柏林經驗也為傳主拓展出更大的視野,「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台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
在東西方之間搭一座橋
  齊教授另一個對台灣文學推廣的貢獻則在多年擔任中華民國筆會的顧問與總編輯。她在書中提到,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1921年成立於倫敦,其中的「PEN」「poet」(詩人)、「essayist」(散文家)、「novelist」(小說家)的縮寫。1924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於上海,會長是蔡元培,發起人有林語堂、胡適、徐志摩等。當年印度文豪泰戈爾便是應筆會之邀來華訪問,由徐志摩擔任翻譯,成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大盛事。
  1953年中華民國筆會在台灣復會,1959年回歸國際總會,1970年林語堂當選會長,在台北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積極提升台灣的國際可見度,並倡議在台灣出版一本英文刊物,「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1972年秋,《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正式創刊,首任總編輯是以英文為母語的殷張蘭熙,齊教授則擔任顧問。當時兩人各自主編筆會季刊與《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住處又在鄰巷,經常就編譯的作品、翻譯的人選、譯文的斟酌等交換意見。《巨流河》中寫道:「那二十多年間,蘭熙和我這顧問之間的熱線電話從來沒有停過。電話解決不了的時候我們便須見面,譬如書稿的編排,與新的譯者見面,分享好文章的發現、文字推敲的喜悅等。」
  1992年殷張蘭熙基於健康因素不得不卸下總編輯之職,齊教授「以承受好友陣前託孤的心情」接任,繼續為台灣文學的國際化奉獻心力,前後達九年之久。筆會季刊定期出刊,「是國際筆會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百多個會員國間享有盛譽,但多年來卻只自政府部門取得涓滴之助,其他皆由私人捐助,尤以殷之浩先生支持最力。





齊邦媛 台灣文學的國際推手(下)

單德興教授 2009/07/08 自由時報 



  齊教授根據自己多年閱讀台灣文學的經驗,依照不同主題編輯季刊,如「鄉愁文學」、「現代女性處境」、「書」、「你是誰?──不同人生」、「台灣科幻小說」、「自然之美與情」、「童年」、「親情」、「鄉土變遷的記憶」等,展現台灣文學的多重面貌。


背著軛頭往前走

  為了英譯台灣文學,她「快樂地建立了一支穩健的英譯者團隊」,包括了在台灣任教的外籍教授,如輔仁大學的康士林(Nicholas Koss)、鮑端磊(Daniel J. Bauer)、歐陽瑋(Edward Vargo),以及海外的高手,如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閔福德(John Minford)、馬悅然(N. G. D. Malmqvist)、奚密(Michelle Yeh)、陶忘機(John Balcom)。齊教授以敬謹認真的態度負責編務,在「我們台灣文學很重要」的共識下,引領著一群人把台灣文學推到國際文壇的聚光燈下。效率高超的她,多次戲稱自己是「奴隸頭子」(slave driver),催逼手下這群人幹活。筆者也曾被抓公差,一字一句對照中文原文來校訂英譯,務求譯文的忠實、暢達、優美,親身體會她的工作態度、要求與效率。

  回顧這份發行近四十年的刊物,她提到其中「已經英譯短篇小說四百多篇,散文三百多篇,詩近八百首,藝術家及作品介紹一百三十多位,幾乎很少遺漏這三十六年台灣有代表性的作者。」對於這份全心投入的志業,她自稱從事的是「超級寂寞」的工作,扮演的是「唐吉訶德」的角色,有如「背著軛頭往前走」,箇中的甘苦不足為外人道,在千禧年前終得急流勇退,交棒給年輕一輩,繼續往前衝刺。

  齊教授分別從台灣與國際的視野來看待這塊以眾人心血辛勤灌溉的園地。在她眼中,這份季刊「對台灣的文學可說是一座忠誠堅固的橋。未來研究台灣文學史的人,當會與我們在這橋上相逢。」放眼國際,她也在謙虛中帶著肯定:「我不知會不會有一天,有人寫國際文化交流史,寫到『我們台灣』曾這樣堅定地隨著季節的更換,以精緻素樸的面貌,從未中斷地出現,而讚歎我們這份持之以恆的精神以及超越地理局限的文化自信。」筆者相信未來的文學史家與文化史家應會有公允的評價。


開闊繁複的編譯計畫

  然而文選與季刊畢竟篇幅有限,對於長篇小說只得忍痛割愛,傳主「當然知道(翻譯台灣文學)所有的努力中缺少長篇小說的英譯,就缺少了厚重的說服力。」因此當1996年王德威先生邀請她參加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台灣現代華語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英譯計畫時,齊教授視它為「我今生最後一次意外的驚喜,一個完成心願的良機」。

  這個台灣文學英譯計畫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編輯委員除了兩人之外還有馬悅然教授。三人運用多年的閱讀經驗與研究心得,選擇台灣具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邀請翻譯高手譯介給英文世界,十多年來已陸續翻譯了多部作品,其中齊教授與王德威合編的作品計有: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Wang Chen-ho, Rose, Rose, I Love You [1998年5月])。鄭清文,《三腳馬》(Cheng Ch’ing-wen, Three-Legged Horse [1999年1月])。朱天文,《荒人手記》(Chu T’ien-wen, Notes of a Desolate Man [1999年6月])。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Hsiao Li-hung, A Thousand Moons on a Thousand Rivers [2000年3月])。張大春,《野孩子》(Chang Ta-chun, Wild Kids: Two Novels About Growing Up [2000年9月])。李喬,《寒夜》(Li Qiao, Wintry Night [2001年3月])。奚密、馬悅然編,《台灣現代詩選》(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2001年4月])。黃春明,《蘋果的滋味》(Huang Chun-ming, The Taste of Apples [2001年5月])。張系國,《城三部曲:五玉碟,龍城飛將,一羽毛》(Chang Hsi-kuo, The City Trilogy: Five Jade Disks, Defenders of the Dragon City, Tale of a Feather [2003年5月])。李永平,《吉陵春秋》(Li Yung-p’ing, Retribution: The Jiling Chronicles [2003年10月])。齊邦媛、王德威編,《最後的黃埔》(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ed [2004年1月])。施叔青,《香港三部曲》(Shih Shu-ching, City of the Queen: A Novel of Colonial Hong Kong [2005年8月])。陶忘機編,《原住民文學》(Indigenous Writers of Taiwan [2005年9月])。吳濁流,《亞細亞孤兒》(Zhuoliu Wu, Orphan of Asia [2006年1月])。平路,《行道天涯》(Ping Lu, Love and Revolution [2006年10月])。張貴興,《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Zhang Guixing, My South Seas Sleeping Beauty [2007年4月])。朱天心,《古都》(Chu T’ien hsin, The Old Capital [2006年4月])。郭松棻,《奔跑的母親》(Guo Songfen, Running Mother and Other Stories [2008年1月])。

  其他計畫出版的還有駱以軍的《月球姓氏》,蔡素芬的《鹽田兒女》和吳繼文的《天河撩亂》等。這份清單上的都是台灣數十年來具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可以看出編者開闊的視野以及所呈現的繁複多樣。


成就一生精采長篇

  對於這套書能由享譽全球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流通海內外,產生長遠的效應,傳主頗覺欣慰,因為「哥倫比亞大學存在一天,出版社即能永續經營,我們的這套書亦能長存。後世子孫海外讀此,對根源之地或可有真實的認識,德威與我這些年的努力也該有些永恆的價值。」這些說法再度肯定了文學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堅定信念,遠遠超出了一時一地之限以及任何黨派之見。傳主有感而發地說:「我們對台灣文學的共同態度是奉獻,是感情,是在『你愛不愛台灣』成為政治口號之前。」旨哉斯言!其中的深意值得陷溺於政治泥沼、淺碟文化,只知高喊口號、不知身體力行的人三思。

  傳主的尊翁齊世英先生在政治方面反抗蔣介石的威權統治,積極聯絡有志之士,致力於台灣民主的播種與扎根(詳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而齊邦媛教授則在台灣散播文學的種子,為中學教科書減少政治八股文章,納入當代台灣作家作品,於課堂上春風化雨,多年講授英美文學,開拓學生的胸襟與視野。此外,她更扮演起台灣文學國際化的重要推手,在不同的機緣下,善用不同的角色與資源,多年如一日地耕耘、奉獻、提攜與推介。這分胸襟超越了狹隘的黨派與地域之見,也就是這種無私無我、無怨無悔的奉獻,為傳主贏得了國內外讀者、作家與學者的普遍肯定與敬重。

  多年為他人作嫁的齊邦媛教授,一生便是精采的長篇故事,而《巨流河》則是她首次以自己為主角所完成的大書。筆者有幸協助促成此書出版,先睹為快,深覺此書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與文學意義,值得有心人深思,特就傳主與台灣文學的因緣略述如上。在一切講求速效的今天,傳主這種認真踏實,默默奉獻,文學譯介,教育扎根,文化傳揚的作風,實為值得效法的典範。

The City Out My Window: 63 Views on New York 紐約的窗景,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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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y Out My Window: 63 Views on New York (English) Hardcover – 3 11 月 2009


From Matteo Pericoli, the celebrated author of Manhattan Unfurled, comes a unique collection of illustrated cityscapes. In these intimate drawings of window views, Pericoli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the city by showing us what New Yorkers see when they look out their windows. The City Out My Window shows us a series of private New Yorks, as seen by Tom Wolfe, Tony Kushner, Nora Ephron, Stephen Colbert, Richard Meier, Oliver Sacks, Mario Batali, David Byrne, and other artists, writers, and thinkers who help make the city what it is. The book includes their comments on what they see out their window and is introduced by Pulitzer Prize-winning architecture critic Paul Goldberger.


Review

"Delightful paean...elegant." -- New York Times

"[An] amazing book." -- The New York Daily News

"New Yorkers will never look out their windows the same way again." -- Women's Wear Daily

"There is a lot of beauty -- and more than a little wisdom -- in The City Out My Window." -- Connecticut Post

"Pericoli reveals not just the landscape of the city, but the landscape of the city's greatest minds. Art is the bones of New York City and in the blood of its inhabitants. Pericoli creates a tapestry out of the inevitable and elegant interplay of people and place." -- Popmatters.com

"The City Out My Window offers an intimate sense of the quiet these residents, artists, writers, and composers enjoy and their constant connection with their city through their view. Reading this book, you gain a new sense of what people seek when they find their ideal home, even in crowded New York City...The variety among the 63 charming drawings shows Pericoli's ability to capture the spirit of the city with simple lines." -- Blogcritics.org

About the Author

Matteo Pericoli, a graduate of the Polytechnic School of Architecture, moved to New York in 1995, where he has worked as an architect, illustrator, author, journalist, and teacher. His drawing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variou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 the U.S., in Italy, and elsewhere—including The New York TimesThe New YorkerConde' Nast TravelerTravel & LeisureIl Corriere della Sera, and La Stampa, among others. In 2007 he completed Skyline of the World, a 397-foot-long panoramic mural for American Airlines' new International Terminal at John F. Kennedy Airport in New York City.


紐約的窗景,我的故事
The City Out My Window
作者: 馬帝歐.佩里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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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Matteo Pericoli
譯者: 廖婉如
出版社:馬可孛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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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5/12/05

內容簡介

63篇私密告白,63幅私藏的紐約風貌。
你的窗口是你眼中世界風貌的框架。
這風貌只屬於你,獨一無二。

  一個窗景,兩個故事。 窗外有故事在上演,窗內也有我的故事在發生……

  本書收錄了許多定居紐約的知名藝文人士窗外景色素描,以及他們對這面窗景的諸多臆想、懷想、追想。

  包括作家彼得・凱瑞(Peter Carey)、作曲家菲利普・葛拉斯(Philip Glass)、妮可・克勞斯(《愛的歷史》作者)、攝影家安妮.萊博維茲(Annie Leibovitz)、名廚馬利歐.巴塔立(Mario Batali)、《紐約時報》發行人小亞瑟.奧克士.沙茲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等63位。

  本書不僅關乎他們對於一扇窗的想像,也是他們對於自己住家,以及住家與外面世界關係的反思。

  作者佩里柯利詳實描繪了每位受訪者窗外可見的風景與住宅設計,諸如高級的赤褐砂石樓房,直入雲霄的摩天大樓,以及充滿紐約風情的老公寓,儘管只是線條簡潔的黑白素描,觀者的想像力卻會自動為它們上色,使之成為一幀幀宛如電影定格畫面的圖畫。

  而當我們的心思被作者牽引望向窗外的景色,也會不禁揣想起,住在這面窗景所在的房間裡,人們的生活是什麼模樣……

  你的窗景,絕非無關緊要,而是構成自己生活風貌的一片重要風景。因此現在就推開你的窗,敞開你的心,用心與眼享受只屬於你自己的私密風景,向外觀看世界,也向內觀看自己。

專文推薦

  馮光遠、黃寶蓮

鄭重推薦(依姓氏筆畫)

  •1976阿凱 
  •太陽臉(知名插畫家)
  •小 樹(La Vie專欄作家,StreetVoice音樂頻道總監)
  •李清志(實踐大學建築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李俊明(設計與生活風格作家)
  •杜祖業(GQ總編輯)
  •黃威融(《Shopping Design》總編輯)
  •楊子葆(輔仁大學客座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馬帝歐.佩里柯利 Matteo Pericoli


  義大利建築師,他的素描作品相當出名,曾以《Manhattan Within》一書,以素描方式描繪紐約大城數處知名景點,流露出知名建築師的不同眼光。

譯者簡介

廖婉如


  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畢業,紐約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曾任技術學院講師,現為自由譯者。
 

目錄

推薦文 一座令人激動的回憶劇場/馮光遠
推薦文 借來的私房風景/黃寶蓮
 
引言:這風貌只屬於你,獨一無二/保羅.高柏格(Paul Goldberger)╱ 普立茲建築獎評論家

寇特.安德森KURT ANDERSEN╱小說家、電台主持人
羅傑.安哲ROGER ANGELL╱紐約棒球評論家
彼德.班內特PETER BARNET修道院博物館館長
卡洛琳.貝倫CAROLINE BARON╱製片、慈善家
巴瑞辛尼可夫MIKHAIL BARYSHNIKOV╱芭蕾舞家
馬利歐.巴塔立MARIO BATALI╱名廚
約翰.伯蘭特JOHN BERENDT╱作家
德瑞克.柏梅爾DEREK BERMEL╱豎笛家、作曲家
艾席卓.巴拉斯可ISIDRO BLASCO╱視覺藝術家
查爾斯.波克CHARLES BOCK╱小說家
卡蘿.波格特CARROLL BOGERT╱人權運動家
大衛.拜恩DAVID BYRNE╱樂手、藝術家
彼得.凱瑞PETER CAREY╱作家
葛雷登.卡特GRAYDON CARTER╱雜誌總編
蘿珊.凱許ROSANNE CASH╱創作樂手兼作家
史蒂芬.寇柏特STEPHEN COLBERT╱喜劇演員、電視節目主持人
克列柏.克雷恩CALEB CRAIN╱作家
亞瑟.丹托ARTHUR DANTO╱哲學家、藝評家
麥特.戴林傑MATT DELLINGER╱作家、新聞工作者
朱諾.迪亞茲JUNOT DÍAZ╱作家
E.L.達克多羅E. L. DOCTOROW╱小說家
納森.英格蘭德╱NATHAN ENGLANDER作家
諾拉.伊佛朗NORA EPHRON╱導演、作家
李察.伏洛德RICHARD FLOOD╱新當代藝術館博物館館長
奈爾.法蘭科NIEL FRANKEL╱藝術家
格勒克仁波切GELEK RIMPOCHE╱藏傳佛教大師、流亡作家
尼克.吉斯NICK GHIZ╱藝術家
菲利浦.葛拉斯PHILIP GLASS╱作曲家
伊森.荷遜菲德ETHAN HERSCHENFELD╱聲樂家
郭華德ED KOCH╱前紐約市長
妮可.克勞斯NICOLE KRAUSS╱作家
東尼.庫許納TONY KUSHNER╱劇作家
安妮.萊伯維茲ANNIE LEIBOVITZ╱攝影家
丹尼爾.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建築師
菲力普.洛佩特PHILLIP LOPATE╱作家
格倫.勞瑞GLENN D. LOWRY╱紐約現代美術館館長
弗列德.魯布林FRED LUBLIN╱神經學家
溫頓.馬沙利斯WYNTON MARSALIS╱爵士樂手、作曲家
布魯斯.麥考BRUCE MCCALL╱插畫家、幽默大師
科倫.麥肯COLUM MCCANN╱作家
李察.麥爾RICHARD MEIER╱建築師
丹尼爾.米納克DANIEL MENAKER╱出版人、作者
安東尼奧.孟達ANTONIO MONDA╱作家、教授
蘇珊娜.摩爾SUSANNA MOORE╱作家
馬克.莫里斯MARK MORRIS╱編舞家
尼可.馬利NICO MUHLY╱作曲家
梅根.奧羅奇MEGHAN O’ROURKE╱作家、詩人
克利斯.拉西卡CHRIS RASCHKA╱插畫家
奧利佛.薩克斯OLIVER SACKS╱腦神經學家、作家
史地芬.薩格梅斯特STEFAN SAGMEISTER╱平面設計師
蓋瑞.史坦恩加特GARY SHTEYNGART╱作家
彼得.席斯PETER SÍS╱插畫家
班.桑南柏格BEN SONNENBERG╱作家、編輯、譯者
洛林.史坦LORIN STEIN╱編輯
亞歷山大.史迪里ALEXANDER STILLE╱作家、記者
伊莉莎白.史卓特ELIZABETH STROUT╱作家
小亞瑟.奧克士.沙茲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紐約時報》發行人
蓋伊.塔利茲GAY TALESE/作家
阿基雷.瓦爾茲ACHILLE VARZI╱哲學家
亞歷.威金森ALEC WILKINSON╱作家
湯姆.沃爾夫TOM WOLFE╱作家
亞當.賈克ADAM Y╱樂手
勞倫.扎拉茲尼克LAUREN ZALAZNICK╱媒體主管

後記/窗框內那片薄玻璃之外的一切,屬於我們內心,不屬於外在世界。
 

推薦序一

一座令人激動的回憶劇場 / 馮光遠


  對居住紐約十多年的我來講,看完馬帝歐‧佩里柯利這一本用黑白線條描繪出來的紐約窗景,滿足了我不少鄉愁。是的,鄉愁,紐約是我的第二故鄉。

  當年在紐約,是怎麼都不可能從這麼多俯視的角度看這個城市的。那個時候拍紐約,很多時候都是「室外、仰視」的畫面,不像這本圖文書裡的「室內、俯視」視角。你可以安靜地從許多紐約客的窗子,用獵豹掃描草原的方式檢視窗外這個城市,她的靜止,她的流動,她的古舊,她的創新,每次都讓你重新認識她。

  看到湯姆‧沃爾夫在《紐約的窗景,我的故事》裡寫道,房地產仲介商帶著他妻子與他一起看房子,當看到後來成交的這一棟時,仲介商說,「你有沒有發現,每次我帶你看房子,你從沒看內部一眼,總是直接衝到窗邊看風景。」這敘述讓我回想到許多我的紐約朋友不也都是這樣,到了別人家(尤其是位於曼哈頓的公寓),幾乎都是先考察窗外的景色,又突然想到一個跟這有關的有趣之事:有回跟幾個朋友去上城哥大附近參加派對,從主人家客廳的窗子望出去,幾條街外有兩棟長得一模一樣的住宅大廈,寫詩的夏宇看著看著就問我,「光遠,那是世界貿易中心嗎?」我噗嗤一笑,「小姐,不是長得一樣的兩棟大樓都是世貿中心。」

  可是佇立在窗口打量窗外風景,不管是夜晚遠眺帝國大廈頂樓紅白藍光,或者白晝近望克萊斯勒大樓從劍魚般尖塔反射出來的銀光,永遠都是一件讓人出神的事──若是你可以看到稱得上是經典建築或者自然美景的話。

  《紐約的窗景,我的故事》書裡就有好幾個人描述到這樣的景況,作家菲力普‧洛佩特說,他其實很高興從他書房窗口望出去的景色「平凡無奇,不會美得讓人屏息」,因為如詩如畫的風景會讓他無法專心寫作;編導過《西雅圖夜未眠》、《美味關係》的諾拉‧伊佛朗講得更白,說從她辦公室落地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她最喜歡的克萊斯勒大樓,「幸好我寫作時是背對著它,否則會半個字也寫不出來。」

  窗外的風景的確會讓你沉浸在各種思緒裡久久不想動,尤其是在紐約這種城市,不盡然要在高樓櫛比鱗次的曼哈頓區,饒有文化感覺的布魯克林區、族裔鮮明的皇后區、具郊區風味的布朗克斯區,甚至是帶點世外桃源感覺的史泰登島,從各個人家窗戶望出去,再對照書裡各扇窗戶外的景觀,你突然會有一種領悟,原來紐約市做為世界級的文化藝術重鎮,窗外的風景竟然扮演著這麼重要的角色。

  那也無怪乎希區考克的《後窗》觀念被書中好幾位作者提及,電影《後窗》裡,腿打上石膏坐在輪椅上竟日無所事事的攝影師詹姆斯‧史都華,從他位於曼哈頓下城西村的公寓後窗,不但看盡庶民生活百態,還見證一起謀殺案。

  從後窗緊挨著後窗的公寓裡,紐約客一不小心就會看到故事,啟發靈感。傳記作家亞歷‧威金森就經常從他的窗子看到對面有二十個房間的名人的家居生活,並且好奇他經常在某個房間度過一天的最後時光的理由;鄉村搖滾歌手蘿珊‧凱許住在雀爾喜區,從她朋友住的雀爾喜飯店房間窗口,可以看到凱許的臥房,所以凱許喜歡跟先生在拜訪那位朋友時,從那個窗口反看自己的臥房;08年普立茲獎得主,《貧民窟宅男的世界末日:奧斯卡‧哇塞短暫奇妙的一生》作者朱諾‧迪亞茲更是在書中寫道「在這麼高的地方,窗子不再是窗子,反倒像窺視孔。這是如假包換的『後窗』,獨不見美侖美奐的房子,也不見人性光輝。」   所以,誰說文化藝術不就是從這些點點滴滴的「窺視」開始累積,漸次成形,終至無限開展?

  一邊閱讀本書,自己的窗景經驗也不時跳出來。初至紐約,我與畫畫的朋友合租布魯克林「公園斜坡」的公寓,就是作家克列柏‧克雷恩與他男友彼得居住的那一區,看到克雷恩家的窗景,八○年代「公園斜坡」21街的日子又鮮活起來,不同的是,我居住的公寓後窗,跨過低矮的窗櫺,就是一樓的屋頂。我喜歡搬張椅子坐在人家屋頂上喝啤酒,而我的室友習慣把比人高的畫布撐在人家屋頂上作畫。後來我搬到皇后區「陽邊」,從窗口望出去,看得到帝國大廈頂層部分,七月四日,紅藍白三色總是異常耀眼。記得1986年紐約大都會棒球隊打敗波士頓紅襪隊奪得世界冠軍,紅藍白光也高掛曼哈頓上空提醒紐約客大都會的成就。

  提這些,因為在本書裡,你會不時在各個角度的天際線看到帝國大廈,它出現在凱許家窗口,出現在建築師李察‧麥爾辦公室和編舞家馬克‧莫里斯家窗口。從平面設計師史地芬‧薩格梅斯特的工作室窗口也看得到帝國大廈,因為他需要工作室的每個人都時時感受到自己生活在紐約的事實。這真是一個激勵人心的選屋條件。

  呆看《紐約的窗景,我的故事》的各個窗景,十幾年紐約生活從不去深究、就這麼擦身而過的建築或生活細節,竟然也會從畫作裡冒出來。《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的作者奧利佛‧薩克斯原來住在格林威治村外沿的十三街,當年,我應該曾經經過他的公寓;媒體人勞倫‧札拉茲尼克住的那棟大樓旁邊有間很大的賣酒的店,我知道,因為我在畫作左下方瞄到古博聯合學院;以前經常去華盛頓廣場,看到從作曲家尼可‧馬利的窗口望出去的廣場拱門,許多回憶紛沓而至,加上一直在研究他家到底在廣場的哪個角落,我因此在這頁待了好久。

  佩里柯利的黑白線條工整,把書裡這些紐約客各自的窗景,不論複雜或簡單,都整理得有條不紊。想到他能夠登堂入室到許多人家裡,端坐窗前畫出城市的各個面貌,我想也只有在紐約這個不論文化或歷史都層次分明的城市才有可能成其事。

  以前在《紐約時報》,後來在《紐約客雜誌》寫建築評論的保羅‧高柏格為本書寫的引言是這本書有看頭的另一個理由。至於諸多文化人、作家、藝術家為自家手繪版窗景所寫的短文裡,《光影交舞石頭記──建築師李伯斯金回憶錄》作者,紐約新世貿大樓建築師丹尼爾‧李伯斯金的窗景以及他的感想,我覺得最值得拿出來當作這本書的代表。

  李伯斯金是這麼寫的:我窗前這片景捕捉到紐約的詩意。它飽含感情和幾何線條……而感情才是建築的靈魂。好一座讓人激動的回憶劇場。

推薦序二

借來的私房風景 / 黃寶蓮


  我倚窗夠久,

  早已習慣一個空寂的房間,而,

  你的愛不過是老人袖口上的塵垢,               ——Leonard Cohen歌詞裡憂傷的窗。
  
  窗是浪漫愛情發生的場景,

  窗是想像飛馳的靈感之泉,

  窗是誘惑的源頭,也可能是犯罪的入口……,

  窗是關於自由和夢想,孤獨和寂寞,歡樂與喧囂……。

  人的一生中想必都住過不同的房子,在不同的城鎮,有過不同的窗景,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擁有或大或小、或闊綽或窄促的窗;窗的存在連繫了心靈與外面的世界;人都害怕孤獨,害怕被世界隔絕;有了窗,讓光進來,讓風景留駐;窗也是為了等待,等待生活可能發生的奇蹟,等待愛情,等待四季的變化,等待未來或緬懷過往……。

  在紐約的那些年,我在布魯克林的窗外有一片藍天,許多高大的落葉喬木,下雪的時候,天地一片灰濛;晴朗的夏夜,偶有流星墜落天際,窗前也來過鴿子和賊子,有過我的遐想和失落;二十年過去,那一扇窗的景物,生生猶在記憶裡,成為生命中恆常的一頁風景。

  是因為戀戀難捨即將告別的窗景,畫家馬帝歐.佩里柯利,造訪了六十三位和紐約淵源深遠的音樂家、建築師、博物館館長、舞蹈家、記者、哲學家、教授、插畫家、藝評家、雜誌總編、視覺藝術家、醫生……,將他們私家窗景拍照入畫,成為這本《紐約的窗景,我的故事》,從這些窗口我們望見紐約既古典又摩登的建築特色,窺見了世界知名的地標景物,也讀到不同的人物的思維與訊息,看見了一般人看不到的私房風景。

  作家科倫.麥肯說:「我總以為,我們開多少次窗,便可以編織出多少個不同的故事。」讓我這個在窗前眺望著高樓夾縫中六尺見方的海景,埋頭敲打鍵盤卻未必能寫出像樣故事的書寫者嫉妒而且汗顏!

  前紐約市長Ed. Koch說:「我的窗可以讓陽光通行無阻地灑進來!」

  簡單一句話語,有力的說明Koch居處的闊綽;寸土寸金的紐約,一扇向陽的亮麗窗口是何等優沃奢華!Koch是個熱愛廣東烤鴨的老饕,更是典型的紐約客,他已經給自己在紐約選好墓地,因為無法想像自己離開紐約,生是紐約人,死是紐約鬼!是這樣一個讓人愛得徹底,恨也決絕的極端城市!這裡富人窮人各得其所;難見天日的半地庫裡,其實也窩居著未來的藝術家、音樂家或者清潔工、售貨員。

  攝影家安妮.萊博維茨,蘇珊.桑塔格生前的伴侶,住在最富歐洲情調的格林威治村,每天在某一個固定的時刻,後院的磚牆上會有一束慢慢成形的光影,是院子裡的無花果樹投影;她說是紐約獨有的「借來的風景」;彷彿在嘲諷自己債台高築,抵押了後半輩子所有作品的版權向銀行告貸的困窘現狀!

  視覺藝術家巴拉斯可住在傑克森高地,被那裡的平整和寬闊震撼;那裡移民聚居,滿街都是印度人開的電器店、果蔬雜貨、賣沙麗的布店、餐館,整條街飄著咖哩香,連人身上流的汗也有辛香味。有段時間我經常去那裡,吃印度菜、買沙麗,也上印度人的當,那些聲名遠播的小騙子。

  「我愛死了!」作曲家葛拉斯說:關於他窗前的水塔、冷氣機、排氣管,紐約的基礎設施盡在他眼底。不知是他絕頂的幽默還是誇張的牢騷?有多少人熱愛這些發出噪音和熱氣的笨重機器?除了木質水塔,勉強稱之為紐約天頂的特殊景觀。

  導演伊佛朗擁有紐約最光耀照人的窗景,紐約市天際線上最受人喜愛的建築,貝扇型的頂尖啟發多少建築與創作的靈感?為紐約夜景鑲上一顆閃爍的鑽石;克萊斯勒大廈成為電影、文學、戲劇、音樂、廣告甚至流行時尚界中不斷被引用描述的對象,許多故事發生的背景,一座你不得不另眼相待的獨特建築。

  誰說:汽車在天上飛馳?

  就如我此刻寓居的香港半山窗景,馬路是在樓跟樓夾層裡的一條帶子,車輛上頭有天橋跨過,天橋上面是6乘8見方的海,海的上面是維多利亞港對岸的尖沙咀,天氣晴朗不受污染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高跟鞋形樣的文化中心;然後,有一小片切割的山景,像切塊的馬鈴薯那樣,還有山外被兩棟大樓夾壓成峽谷的天空,在高樓與高樓之間形成「樓谷」,也有老鷹翱翔穿越、名符其實的石屎森林。

  樓上有樓,天外有天,汽車真的是在天空奔馳穿梭,我窗外的天上人間。

  紐約是這樣一個豐富多元的城市,佩里柯利所描繪的窗景,既美麗兼具特色又經典,他細緻的筆觸展示了紐約多層次的空間感與建築結構之美,百老匯大道、華爾街、中世紀的修道院以至河濱公園的花香草綠,夕陽中的跨河大橋,教堂的尖塔……,無一不令人遐想、惹人豔羨。

  這六十三幅窗景,絕對是獨一無二的紐約剪影,無疑也是閱讀紐約最獨特而私密的視角,因為這是從他人的窗戶所借來的風景,那些不論你如何熟悉紐約都不可能有機會看到的私房風景。

  即使你對這些人未必熟知,一扇窗卻能勾起人們對那個城市的聯想和好奇,從那一格一格的窗景裡,似乎也窺見了窗裡人點滴的心緒,處處充滿了窺探的好奇與驚喜,一個人即使未曾居住在紐約這個臥虎藏龍藏污納垢的城市,想必也會為這精彩的窗景而神往不已!對於我這個過往的居民,不小心卻引發了一場泛濫決堤的懷舊之情!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By David Ny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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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By David E. Nye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continu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that David Nye began in his award-winning book Electrifying America. Here Nye examines the continuing appeal of the "technological sublime" (a term coined by Perry Miller) as a key to the nation's history, using as examples the natural sites, architectural forms,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at ordinary people have valued intensely.Overview

Author(s)

Summary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continu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that David Nye began in his award-winning book Electrifying America. Here Nye examines the continuing appeal of the "technological sublime" (a term coined by Perry Miller) as a key to the nation's history, using as examples the natural sites, architectural forms,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at ordinary people have valued intensely.

Technology has long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s' sense of selfhood. From the first canal systems through the moon landing, Americans have, for better or worse, derived unity from the common feeling of awe inspired by large-scale ap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prowess.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continu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that David Nye began in his award-winning book Electrifying America. Here Nye examines the continuing appeal of the "technological sublime" (a term coined by Perry Miller) as a key to the nation's history, using as examples the natural sites, architectural forms,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at ordinary people have valued intensely.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is a study of the politics of perception in industrial society. Arranged chronologically, it suggests that the sublime itself has a history - that sublime experiences are emotional configurations that emerge from new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hat each new configuration to some extent undermines and displaces the older versions. After giving a short history of the sublime as an aesthetic category, Nye describes the reemergence and democratization of the concept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American sense of specialness.

What has filled the American public with wonder, awe, even terror? David Nye selects the Grand Canyon, Niagara Falls, the eruption of Mt. St. Helens, the Erie Canal, the 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Eads Bridge, Brooklyn Bridge,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the Hudson-Fulton Celebration of 1909,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and Boulder Dam. He then looks at the atom bomb tests and the Apollo mission as examples of the increasing ambivalence of the technological sublime in the postwar world. The festivities surrounding the rededication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 in 1986 become a touchstone refle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of the sublime over two centuries. Nye concludes with a vision of the modern-day "consumer sublime" as manifested in the fantasy world of Las Vegas.

HardcoverOut of PrintISBN: 9780262140560384 pp. | 6 in x 9 inOctober 1994

Paperback$40.00 X | £32.00ISBN: 9780262640343384 pp. | 6 in x 9 inFebruar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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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
David E. NyeDavid E. Nye is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harles Babbage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nd Professor Emeritus of Americ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His other books published by the MIT Press include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and American Illuminations. He was awarded the Leonardo da Vinci Medal in 2005 and was knighted by the Queen of Denmark in 2013.

Reviews


David Nye always has something interesting and suggestive to say about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society.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is...a book that can be profitably and enjoyably read by specialists and general readersalike. It is an estimable piece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writing and deserves a wide readership.

David Nasaw

Boston Globe

Walter Lippmann 1889-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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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運動領袖寫文章,多刊登在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於1913年所創立的《新共和》(New Republic)。胡適留美期間最醉心於《新共和》,回國以後更積極仿效它的 ...

20世紀的幾位"大老" (dean),都是很有名望、學問;
Walter Lippmann, the retired columnist and author who was the dean of American political journ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讓我想起翻譯成 "華爾街教父"的這本"The Dean of Wall Street"
有意思的是,該文給胡適下的不朽處,竟不是胡先生的三不朽(楊聯陞先生在給《陳世驤選集》作序敬輓,就是用胡適的話來破題的,該文功力不凡),或是像我們在《華爾街大老》(The Dean of Wall Street)中了解的,傳主 Benjamin Graham的墓誌銘是刻了丁尼生詩歌Ulysses 的句子--他與胡適都極喜愛。(詳《努力、探尋、發現、永不退讓、不屈服》)
dean:The senior member of a body or group: the dean of the Washington diplomatic corps.

Walter Lippmann, Political Analyst, Dead at 85
By Alden Whitman
Dec. 15, 1974



Walter Lippmann, the retired columnist and author who was the dean of American political journ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died of a heart ailment yesterday morning at a private nursing home at 755 Park Avenue, He was 85 years old.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and influential political writers of his time, Mr. Lippmann was for millions of readers the conscience of the nation through the trials of Depression, wars and international confrontation.

Bringing reason, clarity and ethics to the tumult and intrigue of politics, he wrote a score of books and more than 4,000 columns—nationally syndicated as “Today and Tomorrow”—in a career that spanned six decades.

The course of those years carried him from cub reporter to elder statesman as a kind of philosopher‐journalist, and they were filled with controversy and accolades.

His awards were legion: Pulitzer Prizes in 1958 and 1962; 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in 1964; Overseas Press Club awards for interpretation of foreign news in 1953, 1955 and 1959, and many others.

Only two months ago, on Oct. 8, Mayor Beame presented Mr, Lippmann with the city's highest honor, the Bronze Medallion, at Gracie Mansion. Yesterday, President Ford said the nation had “lost a great American,” and, added:

“As a newsman, political analyst and author, Walter Lippmann played a major role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public dialogue and in shaping a new standard of journalism.”

Mr. Lippmann retired several years ago and had hen in failing health, suffering a series of strokes in the last year. His wife, the former Helen Byrne Armstrong, died last February. He is survived by a stepdaughter, Mrs. Edwin Gamble, of Brunswick, Me.

Funeral arrangements were incomplete yesterday.

Walter Lippmann's first byJim? article appeared in national magazine in 1911, shortly, after he had become a cub journalist in unusual circumstances. At his death, several‐million words later, he was a public political thinker of towering eminence whose wisdom was pondered by men in high station and low the world over.

Mr. Lippmann was to his time what Horace Greeley and Wendell Phillips, two notable journalists who molded American political opinion in the crisis if slavery and the Civil War, were to their era. All wrote for large and appreciative audiences; all dealt intellect Tally? with fundamental issues. But there were important differences: whereas Greeley was a shaker and Phillips a mover, Mr. Lippmann was an Olympian—“a Manhatted Zeus,” Edward Hunt, a friend of his early years, once called him.

A description of Mr. Lippmann as reason incarnate, made in 1912 by John Reed, a Harvard classmate and friend, hardly differed from assessments of him at the close of his life. The Reed description, written as part of a poem, had said:

Lippmann — calm, inscrutable.

Thinking and writing clearly, soundly, well;

All snarls of falseness swiftly piercing through.

His keen mind leaps like lightning to the True

“He is first and foremost a child of the Enlightenment, with a Gallic mind and a Gallic passion for reason,” Dr. Carl Binger, the psychiatrist and a boyhood friend of Mr. Lipprann, wrote in 1959. An academician, Dr. David E. Weingast, found his writing “restrained, judicious and reasonable, and almost never alarmist.”

“Lippmann is not in the fight” Dr. Weingast continued. “He wears no battle scars because he is an observer. rather than a participant in the struggle. He has elected a position that is detached and somewhat remote.”

Distrusting passion and emotion as components of “thoughtful analysis, Mr. Lippmann himself agreed that he tended to deal generally with politics rather than specifically. “Look here,” he once told a colleague, “I can't always be raising a flag and rushing off to battle.”

A Public Schoolmaster

Mrs; Lippmann's growth to eminence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was the triumph of persistent application of reason to world and domestic problems. In his columns and other writings, he disdained the personal and shied from the scoop and the oracular. What. gave him readability and, immense authority was his ability to take a tangled headline issue; analyze it coolly and relate it convincingly to the underlying problems of which it was a part. He always wrote from a background of solid information, and in this sense he was also a public schoolmaster who obliged his readers to think of the transient in terms of the everlasting.

From Mr. Lippmann's columns, especially those since 1938, and from his books, there emerged an insistence that Americans “face up to the facts” of their historical heritage, their experience in government,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world. In a typical expression of this concept of American freedom, he wrote:

“To perpetuate the Republic in this epoch of war and revolution it is now more than ever necessary that we maintain the marriage of Jeffersonian liberty and Hamiltonian authority. We can do ourselves no greater injury than to become unconscious of either principle; so enamored of freedom that we do not construct strong lawful authority to contain it and sustain it, or so apprehensive of freedom that we seek to deny it and suppress it.

“The conflict of the two principles can be resolved only by uniting, them. Neither can live alone. Alone, that is, without the other, each is excessive and intolerable. Freedom, the faith in man's perfectability, has always and will always in itself, lead through anarchy to despotism. Authority, the conviction that men have to be governed and not merely let loose, will in itself always lead through arbitrariness and corruption to rebellion and chaos. Only in their, union are they fruitful. Only freedom which is under strong law, only strong law to which men consent because it preserves freedom, can endure.”

As a public political thinker who exposed his views to millions, Mr. Lippmann was subject more than most to faultfinders and critics, especially those who professed active liberalism in the New Deal years. Among the Most acid of his critics was Heywood Broun Mr. Lippman, his friend and Colleague said, was “quite apt to score a field goal for Harvard and a touchdown for Yale in one and the same play. But, of course, he specialized, in safeties.”

Not all criticism was as flip as Mr. Broun's. Prof. Fred Rodell of the Yale Law School took the commentator to task in The American Mercury in 1945 as a columnist who wrapped in portentousness, not to say solemnity, of language ideas of small import. The elaborateness, of the package, Professor Rodell argued, hid the meagerness of the gift inside.

I Much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Mr. Lippmann concerned “liberalism.” It was also inspired by his compulsion to see many sides of a question, by his tendency to associate with wealthy companions, the great and the powerful to the exclusion of the rank and file. Lippmann friends countered, however, that he applauded the policies of Roosevelt, Wilson and Alfred E. Smith; that he, opposed the Ku Klux Klan and peonage in Florida; that he advocated humanizing in industry, Social Security, public works, and coexistence and trade with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other hand, his columns opposed the Wagner Labor Relations Act and much New Deal legislation; and he voted for Alfred M. Landon in 1936, for Thomas E. Dewey, in 1944 and 1948 and for Dwight D. Eisenhover in 1952.

Turned to Democrats

He swung to the Democrats in the Kennedy‐Johnson years, and he was a cautious supporter of President Nixon, although not of Mr. Nixon's “prolong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I think on the whole [Mr. Nixon's] done pretty well at [governing the country],”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in February, 1973.

Summing up the contentions of Mr. Lippmann's critics, Dr. Weingast said:

“Lippmann's record suggests that his enthusiasm for reform measures ends at the point where they are written into law. For while he has steadily professed liberal principles, he has often recoiled from liberal enactments.”

If Mr. Lippmann took notice of these jibes at all it was not apparent in the serene tenor of his writings, but over his study desk he kept a James Thurber line drawing of a man and a woman, with the latter saying: “Lippmann scares me this morning.”

Order and self‐discipline characterized his adult life. These traits were nurtured virtually from his birth into a world of quiet affluence. He was born Sept, 23, 1889, in a brownstone on Lexington Avenue near 61st Street. His father, Jacob, was a prosperous clothing manufacturer and real estate broker who retired early in life, His mother, Daisy Baum Lippmann, was gracious and handsome, the able manager of a genteel, upper‐middle‐class household, The third adult in the family was Mrs. Lippmann's mother, a wealthy, cultured matriarch who doted on her grandchild.


An Only Child

Walter was an only child, and he was treated as a, spevial kind of person. He was shielded from the rough‐andtumble experienced by most children, and tiresome chores were done for him by servants. He took only a small part in boyhood sports. Instead, he read and traveled, going to Europe almost every summer with his parents.

When Walter was 13 or 14 the family moved to a big stone house at 46 East 80th Street, where he lived until his first marriage, in 1917. Meantime from 1896 to 1906 he attended Dr. Julius Sachs's School for Boys, along with other sons of well‐to‐do German‐Jewish fainflies. There he was a quick learner and acquired a formidable knowledge in history, geography, Greek and French.

Young Lippmann entered Harvard in 1906 and took his bachelor's degree, cum laude, in three years. At the university, then a place of ferment, his imagination was captured by Fabian Socialism, and he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Harvard Socialist Club. His emotions were also caught up in humanitarianism, which prompted him to work with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at Hale House, a Boston settlement house.

In 1910, in what would normally have been his senior year, he took a discussion course with Graham Wallas, a visiting British lecturer and well‐known Fabian Socialist. He made such an impression on Mr. Wallas that he dedicated his book “The Great Society” to Mr. Lippmann when it was published in 1914. He also met Ralph Albertson, a liberal Socialist with three daughters, one of whom, Faye, Mr. Lippmann married in 1917.

Throughout college, he wrote for the various Harvard literary magazines, and one of his articles brought him to the attention of George Santayana, whose “The Life of Reason” (1906) is still a philosophical classic. Mr. Lippmann served his fourth year at college as that gentle and urbane Spaniard's assistant.

Protégé of Lincoln Steffens

In the summer of 1910 Mr. Lippmann went to work for Mr. Albertson as a writer on The Boston Common, a small left‐of‐center journal. It was from there that he was plucked to national journalism in unusual circumstances. It came about in this fashion. Lincoln Steffens, the famous muckraker, was the major byline writer for Everybody's magazine. He proposed finding and training a cub writer and was challenged by doubting editors to do it. As Mr. Steffens retold the incident:

“It was late that summer (1910) when I went to Cambridge. The graduated class of Harvard had scattered. There were a few of them left around Boston, and some professors. I described the man I was after. I asked for the ablest mind that could express itself in writing. Three names were offered, only three, and after little bit of conversation everybody agreed on one — Walter Lippmann. I found Lippmann, rind saw right away what his classmates saw in him. He asked me intelligent, not practical, questions about my profession and when they were answered, gave up the job he had and came to New York to work with me on my Wall Street series of articles. It was reporting. I was writing in my house in Connecticut. He went to Wall Street for the facts, which he reported to me. He ‘caught on’ right away. Keen, quiet, industrious, he understood the meaning of all that he learned; and he asked the men he met for more than

Mr. Steffens thereupon gave Mr. Lippmann his first magazine assignment, to do “a subject well within his personal knowledge.” The article, “The Open Mind — William Tames,” came up in proof under Mr. Steffens's byline, which he changed only at the moment before publication. The article impressed the editors Of Everybody's, and within a year Mr. Lippmann was on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fairly started on his career.


From that point on, Mr. Lippmann's life divided itself into four quite distinct phases —the young intellectual who worked with Herbert Croly on The New Republic; the brilliant but sometimes bored editor of the editorial page of The New York World; crusty years in opposition to the New Deal as writer of the column “Today and Tomorrow” in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and other papers; and, beginning in 1938 with a move from New York to Washington, columns on world affairs and columns, with largeness of spirit, on American politics.

Mr. Lippmann left, Everybody's in 1912 to becom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the Rev. George R. Lunn, the new Socialist mayor of Schenectady, N. Y. He departed after four months, having discovered that he had no taste for practical politics and no head for Social ism. Nevertheless, his first book, “A Preface to Politics,” published in 1913 and still highly regarded, spoke favorably of such Socialist‐advocated reforms as the abolition of child labor, slum clearance and votes for women;

But Socialism as a movement was brushed off as doctrinaire and sterile in his “Drift and Mastery,” issued in 1914. In that year The New Republic started and Mr. Lippmann was with it. Both he and the magazine, then as now a slightly left‐of‐center journal of ideas, were soon in the clasp of the drama of World War J.

Failed to Dissuade Wilson

In his New Republic articles Mr. Lippmann gravitated toward support of President Wilson's war policies. He was in such good standing at the White House that he was put on a special committee that drafted the territorial sections on Wilson's Fourteen Points for peace. And after a brief Army hitch as a propagandist, he was attached to the staff of Col. Edward M. House, Wilson's intimate adviser,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Mr. Lippmann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ilson decided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a step Mr. Lippmann deplored, and also after having failed to dissuade the President from intervening in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White Russian side. “I tried in vain,” Mr. Lippmann said, “to remind Wilson of the incongruity of the situation. I pointed out that by participating in this war during the era of pacification we were bound to cancel 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eace treaty we were drafting.”

Back in New York Mr. Lippmann worked again briefly on The New Republic, resigning to complete his book “Public Opinion.” Shortly thereafter he was invited to join The World, where he wrote editorials for two years. In 1923, on the death of Frank Cobb, he was given charge of the editorial page with the title of editor. To some, like Mr. Croly,, this shift to The World was an apostasy of idealism for the fleshpots of Park Row. The World, however, was the nation's most scintillating newspaper and the goal of aspiring writers. Mr. Cobb was legendary as a great editor; and besides there were Rollin Kirby, the cartoonist, and the writers Heywood Broun, Arthur Krock, Allan Nevins, James M. Cain, Franklin P. Adams and Charles others.

Capable of Wry Humor

The World, under Mr. Lippmann's leadership, inveighed against the Harding, Coolidge and Hoover Administrations, supported the World Court, urged more cooperation with the League of Nations, wanted lower tariffs and more world trade and gave strong backing to Alfred E. Smith for the Presidency.

Many of his characterizations of public personages were laced with wry humor. For example, of Coolidge he wrote:

“Nobody has ever worked harder at inactivity, with such force of character, with such unremitting attention to detail, with such conscientious devotion to the task. . . . There have been Presidents in our time who knew how to whip up popular enthusiasm. There has never been Mr. Coolidge's equal in the art of deflating interest.”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positions that The World (and Mr. Lippmann) took was on the Sacco‐Vanzetti case. The paper questioned the justice of the conviction of those two anarchists in a Massachusetts payroll robbery, but swung around when a commission headed by A. Lawrence Lowell, president of Harvard and a onetime teacher of Mr. Lippmann, sustained the judgment. Mr. Lippmann wrote a piece praising the commission's good intentions, which outraged Mr. Cain and led to Mr. Broun's leaving the paper when it declined to publish his column attacking the Lippmann editorial.

Soon after The World was taken into the Scripps‐Howard chain and its name merged with that of The Telegram, in 1931, Mr. Lippmann entered the third, and most controversial, phase of his career when he was invited to write a signed column, “Today and Tomorrow,” for The Herald Tribune. When he accepted, many liberals were aghast, for the newspaper wa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organ of Wall Street Republicanism.

Then 41, he was the author of 10 books and already one of the most authoritative voices of liberalism. The Herald Tribune promised him complete freedom of expression.

Like every other commentator, Mr. Lippmann proved fallible. He made some mistakes in judgment, and some of his predictions turned sour.

He thought, for example, that Franklin D. Roosevelt would never make it. As the 1932 Presidential contest approached, Mr. Lippmann wrote:

“Franklin D. Roosevelt is no crusader. He is no tribune of the people. He is no enemy of entrenched privilege. He is a pleasant man who, without any important qualifications for the office,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be President.”

Years later he defended this curiously arbitrary judgment by insisting it was true at the time. “I didn't believe he had any strong convictions,” the columnist said. “Just look at his campaign—180 degrees opposite to the New Deal. The fact is that the New Deal was wholly improvised after Roosevelt was elected.”

A month before the election, Mr. Lippmann announced he would “cheerfully” vote for Governor Roosevelt.

His columns on the New Deal were favorable at first. But after 1935 he grew steadily more hostile, suspecting that the New Dealers were bunch of Socialists leading the country toward collectivism. He had long since emerged from his own Socialist phase. Some of his liberal friends were appalled by what they considered a strong shift to the right. They were convinced when he came out for Alfred M. Landon in 1936.

An Independent Spirit

But Mi. Lippmann proved an independent spirit. He came to appreciate Mr. Roosevelt as a great wartime, President.” He felt that he probably saved the war from being lost by getting Congress and the nation to accept lend‐lease at a time when this country was still neutral.

This was after 1938, when Mr. Lippmann had begun the fourth period of his career. His first marriage having broken up in divorce, he married Helen Byrne Armstrong and moved to Washington. Increasingly, from that time, he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world affairs. His cool prescriptions of sanity and reason, emanating from what was now a truly world capital, increased his influence and gave his columns a new authority, This maturity showed, too, in his book “U.S. Foreign Policy,” which stresses Amer ican world responsibilities after World War II.

Mr. Lippmann never thought much of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so he came out for Gov. Thomas E. Dewey in 1948.

“I think it a tragedy that Dewey wasn't elected in 1948,” he said years later in defending his choice. “If the Republicans could have come to power under an able and intelligent man like Dewey, they would have become a responsible party. And the damage of McCarthyism would have been avoided

As for Mr. Truman, Mr. Lippmann remarked: “I never thought that his quick way of shooting from the hip was the way the Presidency should be conducted.”
比較 Peter Drucker

As postwar relations worsen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he wrote series of columns, later published as a book, “The Cold War,” in which he first set forth his conviction that there would be no peace unless all armies were withdrawn from Germany.

He declared that the Truman Doctrine, designed to “contain” Communism, would certainly fail. He suggested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ake known that it would tolerate no aggression against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countries while assuring Moscow that the West recognized the Russians' preeminent 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Mr. Lippmann was irritably impatient with the second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He had voted for General Eisenhower in 1952 “because I felt he would be able to end the Korean war and because, he would be able to liquidate [Senator Joseph R.] McCarthy.” But he thought the President had made a mistake by accepting the nomination in 1956 after having had a heart attack.

To Republicans, Mr. Lippmann seemed hopelessly biased as the 1960 elections approached. They were not surprised when he declared for Senator John F. Kennedy. His columns criticizing the Republican candidate, Vice President Richard M. Nixon, appeared in Republican pape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had a shattering effect. Many readers complained of his partisanship.

“I felt that a new generation had to come into power,”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after the election. “A Nixon administration would have been an extension of the Eisenhower regime. Nixon would not have attracted new brains to Washington. The intellectuals were overwhelmingly for Kennedy brains, you know, are suspect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We needed younger, more experienced and better educated men running the government, so a Nixon victory would have been a very bad thing‐although I suppose the country could have stood it.”

He was 71 when the New Frontier came to Washington, but despite his age he found the change of air exhilarating. Once he made a scornful reference to the New Frontier as “the third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but generally his columns were friendly.

In the election of 1964, Mr. Lippmann was a biting, sometime sarcastic, critic of Senator Barry Goldwater, the Republican nominee, and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for having chosen him. Not as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however, Mr, Lippmann supported Lyndon B. Johnson for election, praising his deliberateness, his appeal to reason and to a national consensus. In foreign affairs, Mr. Lippmann continued to press for a Soviet‐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for more realistic dealings with Communist China.


Column for Newsweek

Ino 1967 Mr. Lippmann gave up newspaper work and his Washington home, moving to New York. He lived in Riverdale, the Bronx, for about three years and then in an East Side hotel. Since 1963 he had been an occasional contributor to Newsweek, a column he continued until January, 1971.

When he discontinued his column, many readers who had come to depend on it over the years felt that their day had been disoriented. They were reflecting an attitude expressed in a New Yorker cartoon of several years ago that depicted two suburban matrons at breakfast, with one of them saying, “Of course, I only take a cup of coffee in the morning. A cup of coffee and Walter Lippmann is all I need.”

When Mr. Lippmann was 80 in 1969 he was the object of praise and retrospection. One of those to sum up his career was The New Republic, which wrote, “He always addressed himself to possibilities — not imaginings.” It added:

“[He] took the risks of journalistic judgment which can come only with the unfolding of events far off. For 55 Smears he had no peer in American journalism.”




沃爾特·李普曼(英語:Walter Lippmann 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美國作家、記者、政治評論家,傳播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者之一,代表作《公眾輿論/輿論學》(Public Opinion)。李普曼以最早引入冷戰概念而聞名,並在現代心理學意義上創造了「刻板印象」一詞。李普曼在他的報紙專欄和幾本著作中評論媒體,最著名的是他在1922年出版的《輿論學》(Public Opinion)。

李普曼作為伍德羅·威爾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調查委員會的研究主任,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對新聞在民主中的作用的觀點與約翰·杜威的同期著作形成了的對比。他與約翰·杜威的同時期著作後被稱為李普曼-杜威辯論。李普曼獲得了兩項普利茲獎,一項是因為他的聯合報紙專欄,另一項是他1961年對赫魯雪夫的採訪。


目錄
1早年
2生平
3影響
4著作
5傳記
6外部連結

Victor Hugo’s ‘Eye’ in the D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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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Misérables (Fantine: Book 2: ch. 12). 

有的版本 第一部 芳汀 第二卷 沉淪

第12章末 冉阿讓,我的兄弟,你不再屬惡一方,惡一方,......我把您的靈魂從邪惡的念頭和沉淪的思想中出來,交給上帝了。



Victor Hugo’s ‘Eye’ in the Dirt

 
 
 
 
 
 

Most people who’ve read

Victor Hugo’s ‘Eye’ in the D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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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people who’ve read Victor Hugo’s Les Misérables, will list the famous ‘Candlestick’ scene as one of their favorites, I’m sure (Fantine: Book 2: ch. 12). Rightfully so; everything about it is just so powerful and moving and memorable. The movies have all captured it well enough, I suppose; but if you haven’t done the reading yet, you’ve really missed out. Go get a copy, start at the beginning, settle in and when you get to that scene you’ll see why everyone likes it so. Then just take your time and enjoy the rest. Yes, 1200 pages, but what else are you going to do? Watch TV? Listen to more COVID updates?
I’m not going to spoil it for you. I hope you can experience it yourself. Besides, my favorite scene is the one right after that, in the very next chapter. And that I will share a bit with you.
Let’s just say that our tough-as-nails, embittered ex-con, Jean Valjean, has just had the most staggering encounter with grace, forgiveness and mercy, that a person could ever experience! He should have been going back to his chains, back to his “wooden mattress”;1 never to be free again! Apprehended by gendarmes on the stree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Jean Valjean has six silver dishes tucked away in his knapsack; and the gendarmes know exactly where they came from too! Everyone in town knows where this man spent the night, because everyone in town had turned him away. Something about his attire, or his demeanor had stigmatized him as ‘trouble’, as a ‘felon’.
But one kindly woman finally meets him in the street: “Have you knocked at that door yet?” she asks, and she is pointing to the home of the wonderful Bishop, Monseigneur Bienvenu, who never turns anyone away.
At the Bishop’s home, Jean Valjean receives a kinsman’s welcome, an excellent meal, a room, a soft bed and nothing but encouragement from this wonderful man…only to ris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make off with the Bishop’s dinnerware. He had even prepared himself with a weapon to kill the good Bishop if he should awaken in the midst of the deed!
The next day, the man is hauled back by the gendarmes to confront the Bishop with his crime. And that’s when…well…like I said…incredible, life-changing mercy and grace!
But it’s in the very next chapter that a more wonderful thing yet happens…
Jean Valjean has left the city. He wanders now in a daze: trying to sort out what has just happened to him. He finds a quiet place, sits down and wrestles with a veritable storm of conflicting feelings that are raging now within him: elation, gratitude, unworthiness, shame, remorse. He’s been absolved of his crime, given his freedom and even a small fortune that will surely bring a new opportunity in life. The Bishop has sent him away with his blessing: “Go! Go in peace” and “never forget…that your soul has now been given to God…that you no longer belong to evil, but to good.” 2
But–hold on!–life, unfortunately, is not quite that simple!
Toward evening, as Valjean sits by the road reflecting on all this, a little 12-year old boy from Savoy passes by. He’s a street entertainer; he has a hurdygurdy hanging on a strap over his shoulder, and a marmot in a box on his back. He’s a happy boy; he’s made some good money today. He’s singing as he walks, and flipping some of his coins in the air and cleverly catching them on the back of his hand.
The Modern Library Edition is an old classic. It would be nice to find an annotated version, but I haven’t located one I like.
One of his coins however–the largest, as a matter of fact: a forty-sous piece–bounces off the back of the boy’s hand, falls to the road and rolls over toward Jean Valjean…
…and Jean Valjean stands up…and puts his boot on it!
The little boy races over and politely asks: “Monsieur! Please! My piece!”
But Jean Valjean doesn’t move. In fact, he seems not to hear. “My piece, monsieur!”
Jean Valjean asks him: “What is your name?”
“Petit Gervais, monsieur,” says the boy.
“Get out!” says Jean Valjean.
“But my piece!” exclaims the boy. “My silver!” And now the boy is getting desperate. He grabs Jean Valjean by the collar and shakes him. “Take away your foot! I want my piece! Move your foot monsieur! My forty sous.” But Jean Valjean is never going to lift that boot! He lifts up his cane instead, and makes a threatening gesture: “You’d better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now the poor boy is terrified. He starts to tremble; starts to cry and, after a few seconds, he runs for his life. Jean Valjean is left alone, listening to the boy’s sobbing as it recedes into the distance.
The night has arrived; darkness has settled over the earth. Jean Valjean seems to be in some kind of trance; seems not even to know what he has just done, until…
…until he stoops over to gather up his things and moves his boot in the process.
And there it is: that coin, half buried in the dirt! At first it doesn’t quite register with him; but later, when it catches the light and glistens back up at him, the effect is like an electric shock. Aghast, he draws back a step or two, but then stops, unable to look away: “as if now the thing that glistened there in the obscurity had been an open eye fixed upon him.” 3
It’s a marvelous scene! He lunges toward the piece, picks it up, and then races after the boy: “Petit Gervais! Petit Gervais!” But the boy is gone. He passes a priest on the road: “Monsieur Curè have you seen a child go by?”
No, the priest has not seen him.. “Petit Gervais was his name. A little fellow about ten years old with a marmot I think and a hurdygurdy. One of those Savoyards, you know?”
The priest has not seen him. And those Savoyards, why!–they’re all strangers here. Nobody knows them or even notices them at all.
Desperate, the poor man pulls out twenty francs. “Monsieur Abbé, give this to your poor! Monsieur Abbé, have me arrested, I am a robber!”
But those words simply terrify the priest. He puts spurs to his horse and flees the scene.
Frantically, Jean Valjean continues his search, desperate to undo what is already done. He wanders the streets, first shouting, then calling, and finally just murmuring the name “Petit Gervais”, until at last, under the sheer weight of his conscience, his knees just buckle beneath him. He collapses on the cobblestone and,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nineteen years, he weeps.
That “eye” in the dirt! Such a marvelous touch! With it, our man was face-to-face with his sin nature: from which no bishop will ever deliver, and no amount of “do-goodery” can ever overthrow! Oh, no! The sin nature is more pernicious than that! Hugo’s marvelous scene just proved it!
And that’s why we have a Savior, of course.
I love how the scene ends:
“How long did he weep? What did he do after weeping? Where did he go? Nobody ever knew. It is known simply that, on that very night, the stage-driver who drove at that time on the Grenoble route and arrived at Digne about three o’clock in the morning, saw as he passed through the bishop’s street, a man in the attitude of prayer, kneeling upon the pavement in the shadows, before the door of Moseigneur Bienvenu.” 4
I love it! And there’s so much more where that came from. Victor Hugo’s Les Misérables is such a worthwhile investment.
  1. Victor Hugo Les Misérables, complete and unabridged, Modern Library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undated) p. 59
  2. ibid. p. 90
  3. ibid. p. 92
  4. ibid. p. 96
Rightfully so; everything about it is just so powerful and moving and memorable. The movies have all captured it well enough, I suppose; but if you haven’t done the reading yet, you’ve really missed out. Go get a copy, start at the beginning, settle in and when you get to that scene you’ll see why everyone likes it so. Then just take your time and enjoy the rest. Yes, 1200 pages, but what else are you going to do? Watch TV? Listen to more COVID updates?
I’m not going to spoil it for you. I hope you can experience it yourself. Besides, my favorite scene is the one right after that, in the very next chapter. And that I will share a bit with you.
Let’s just say that our tough-as-nails, embittered ex-con, Jean Valjean, has just had the most staggering encounter with grace, forgiveness and mercy, that a person could ever experience! He should have been going back to his chains, back to his “wooden mattress”;1 never to be free again! Apprehended by gendarmes on the stree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Jean Valjean has six silver dishes tucked away in his knapsack; and the gendarmes know exactly where they came from too! Everyone in town knows where this man spent the night, because everyone in town had turned him away. Something about his attire, or his demeanor had stigmatized him as ‘trouble’, as a ‘felon’.
But one kindly woman finally meets him in the street: “Have you knocked at that door yet?” she asks, and she is pointing to the home of the wonderful Bishop, Monseigneur Bienvenu, who never turns anyone away.
At the Bishop’s home, Jean Valjean receives a kinsman’s welcome, an excellent meal, a room, a soft bed and nothing but encouragement from this wonderful man…only to ris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make off with the Bishop’s dinnerware. He had even prepared himself with a weapon to kill the good Bishop if he should awaken in the midst of the deed!
The next day, the man is hauled back by the gendarmes to confront the Bishop with his crime. And that’s when…well…like I said…incredible, life-changing mercy and grace!
But it’s in the very next chapter that a more wonderful thing yet happens…
Jean Valjean has left the city. He wanders now in a daze: trying to sort out what has just happened to him. He finds a quiet place, sits down and wrestles with a veritable storm of conflicting feelings that are raging now within him: elation, gratitude, unworthiness, shame, remorse. He’s been absolved of his crime, given his freedom and even a small fortune that will surely bring a new opportunity in life. The Bishop has sent him away with his blessing: “Go! Go in peace” and “never forget…that your soul has now been given to God…that you no longer belong to evil, but to good.” 2
But–hold on!–life, unfortunately, is not quite that simple!
Toward evening, as Valjean sits by the road reflecting on all this, a little 12-year old boy from Savoy passes by. He’s a street entertainer; he has a hurdygurdy hanging on a strap over his shoulder, and a marmot in a box on his back. He’s a happy boy; he’s made some good money today. He’s singing as he walks, and flipping some of his coins in the air and cleverly catching them on the back of his hand.
The Modern Library Edition is an old classic. It would be nice to find an annotated version, but I haven’t located one I like.
One of his coins however–the largest, as a matter of fact: a forty-sous piece–bounces off the back of the boy’s hand, falls to the road and rolls over toward Jean Valjean…
…and Jean Valjean stands up…and puts his boot on it!
The little boy races over and politely asks: “Monsieur! Please! My piece!”
But Jean Valjean doesn’t move. In fact, he seems not to hear. “My piece, monsieur!”
Jean Valjean asks him: “What is your name?”
“Petit Gervais, monsieur,” says the boy.
“Get out!” says Jean Valjean.
“But my piece!” exclaims the boy. “My silver!” And now the boy is getting desperate. He grabs Jean Valjean by the collar and shakes him. “Take away your foot! I want my piece! Move your foot monsieur! My forty sous.” But Jean Valjean is never going to lift that boot! He lifts up his cane instead, and makes a threatening gesture: “You’d better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now the poor boy is terrified. He starts to tremble; starts to cry and, after a few seconds, he runs for his life. Jean Valjean is left alone, listening to the boy’s sobbing as it recedes into the distance.
The night has arrived; darkness has settled over the earth. Jean Valjean seems to be in some kind of trance; seems not even to know what he has just done, until…
…until he stoops over to gather up his things and moves his boot in the process.
And there it is: that coin, half buried in the dirt! At first it doesn’t quite register with him; but later, when it catches the light and glistens back up at him, the effect is like an electric shock. Aghast, he draws back a step or two, but then stops, unable to look away: “as if now the thing that glistened there in the obscurity had been an open eye fixed upon him.” 3
It’s a marvelous scene! He lunges toward the piece, picks it up, and then races after the boy: “Petit Gervais! Petit Gervais!” But the boy is gone. He passes a priest on the road: “Monsieur Curè have you seen a child go by?”
No, the priest has not seen him.. “Petit Gervais was his name. A little fellow about ten years old with a marmot I think and a hurdygurdy. One of those Savoyards, you know?”
The priest has not seen him. And those Savoyards, why!–they’re all strangers here. Nobody knows them or even notices them at all.
Desperate, the poor man pulls out twenty francs. “Monsieur Abbé, give this to your poor! Monsieur Abbé, have me arrested, I am a robber!”
But those words simply terrify the priest. He puts spurs to his horse and flees the scene.
Frantically, Jean Valjean continues his search, desperate to undo what is already done. He wanders the streets, first shouting, then calling, and finally just murmuring the name “Petit Gervais”, until at last, under the sheer weight of his conscience, his knees just buckle beneath him. He collapses on the cobblestone and,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nineteen years, he weeps.
That “eye” in the dirt! Such a marvelous touch! With it, our man was face-to-face with his sin nature: from which no bishop will ever deliver, and no amount of “do-goodery” can ever overthrow! Oh, no! The sin nature is more pernicious than that! Hugo’s marvelous scene just proved it!
And that’s why we have a Savior, of course.
I love how the scene ends:
“How long did he weep? What did he do after weeping? Where did he go? Nobody ever knew. It is known simply that, on that very night, the stage-driver who drove at that time on the Grenoble route and arrived at Digne about three o’clock in the morning, saw as he passed through the bishop’s street, a man in the attitude of prayer, kneeling upon the pavement in the shadows, before the door of Moseigneur Bienvenu.” 4
I love it! And there’s so much more where that came from. Victor Hugo’s Les Misérables is such a worthwhile investment.
  1. Victor Hugo Les Misérables, complete and unabridged, Modern Library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undated) p. 59
  2. ibid. p. 90
  3. ibid. p. 92
  4. ibid. p. 96

Andre Maurois 的兩本中文《雨果傳》: Olympio ou la Vie de Victor Hugo, étude historique et biographie (1954 中國版1986;2014);Victor Hugo and His World (1966 台版 1975)。 作品日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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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4 : Olympio ou la Vie de Victor Hugo, étude historique et biographie


Olympio: The Life of Victor Hugo (English) Hardcover – 1 1 月 1956

Harper & Brothers; First Edition 版本 (1956)

Olympio: The Life of Victor Hugo (English) Carroll & Graf Pub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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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 Hugo and His World (English) Hardcover – 20 4 月 1966
作者 Andre Maurois (Author)
Hardcover
出版商:Studio; First Edition 版本 (1966年4月20日)
語言: English
ISBN-10: 0670745871


(Promethee ou la vie de Balzac

Andre Maurois | 1 一月 1965

Andrâe Maurois:Prométhée, ou, La vie de Balzac ; Olympio, ou, La vie de (French) Mass Market Paperback – 1 1 月 1993







向許鞍華、Tilda Swinton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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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生成就金獅獎”首次花落女導演

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將本屆“終生成就金獅獎”頒發給了著名香港導演許鞍華,許鞍華也因此成為首位獲得該獎項的女導演。一同獲得該獎項的還有英國女演員蒂爾達·斯文頓。


香港導演許鞍華與英國影后蒂爾達·斯文頓(Tilda Swinton)獲得本屆“金獅終身成就獎”


(德國之聲中文網)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主辦方在周一(7月20日)表示,許鞍華屬於"亞洲最好的女導演",也是"香港電影新浪潮中的一位領軍人物"。

"香港新浪潮"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一個潮流,參與者多為擁有電視製作經驗或曾在英美留學的年輕導演。許鞍華就是其中一員。


許鞍華也曾三次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並於2016年受邀擔任第53屆金馬獎評審團主席

她的代表作包括《女人四十》、《半生緣》、《千言萬語》、《男人四十》、《玉觀音》、《天水圍的日與夜》、《桃姐》、《黃金時代》等。她的新作(改編自張愛玲小說的)《第一爐香》目前正在拍攝中,也頗受關注。

現年73歲的許鞍華曾經六次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1983年、1996年、2009年、2012年、2015年、2018年),這一記錄至今無人能及,而香港電影金像獎迄今僅有的兩部大滿貫作品也都出自許鞍華之手(《女人四十》和《桃姐》)。她也曾三次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並在2011年獲頒亞洲電影大獎頒發終生成就獎。


蒂爾達·斯文頓和她的女兒(左)

與許鞍華一同獲得"終生成就金獅獎"的是59歲的英國女演員、製作人、編劇蒂爾達·斯文頓(Tilda Swinton)。她在2008年憑藉《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layton,也稱《全面反擊》)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配)。她也曾獲得英國電影學院獎等獎項。

威尼斯電影節方面表示,斯文頓最令人難忘的就包括1992年在《奧蘭多》(Orlando)中的表演,這部電影也參加了48屆威尼斯電影節的角逐。

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將在9月2日至12日如期舉行,並沒有因為新冠疫情取消或推遲,不過增加了相關的防疫措施。
香港著名導演許鞍華獲得第77屆威尼斯影展頒發「金獅終身成就獎」,是首位華人女性導演獲頒此項殊榮。





李歐梵在 尋回香港文化 2003 即有向她致敬一文










TWREPORTER.ORG


鄭秉泓/變化就是永恆,專訪《明月幾時有》導演許鞍華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因為隨時都在變化、都在改變,我只能盡量去符合客觀環境、適應時代,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時強硬地想要去扭轉、

東京/台灣 Puck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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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for the magazine Puck, 1871-1918

いたずら好きな妖精。シェークスピアの喜劇「真夏の夜の夢」に登場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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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e Cardinale as Puck from the Carmel Shakespeare Festival production of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September 2000
Puck, also known as Robin Goodfellow, is a character in William Shakespeare's play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based on the ancient figure of Puck found in English mythology.
Puck is a clever, mischievous fairy, sprite, or jester. He is the first of the main fairy characters to appear, and creates the drama of the human lovers' story by splitting up a young couple lost in an enchanted forest. As a "shrewd and knavish sprite", he is an impish trickster and delights in pranks and practical jokes, like replacing Bottom's head with that of an ass.

Ulysse時光機 --- 台灣日治時代大正十五年(1926)諷刺刊物 --->台灣Puck
內容有日語版與華語版,日語版通常以單幅漫畫諷刺時事,華語版則比較像是地方新聞版
當時的日本本島也有東京Puck刊物, 1905年創辦
未提供相片說明。
7月21日下午10:43
 
不過這不是漫畫雜誌,真的不是,別被封面騙了。
喔對了,這不是轉貼,也不是翻拍,就是我本人在現場照的,當然我不確定我是不是目前台灣唯一親眼目睹過這份刊物的人就是了。
PS:這張圖的典故是來自源平合戰屋島之戰裡面的那須與一。
PPS:EVA裡面的屋島作戰的典故也是這個。

D.克利斯蒂 《奉天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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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三十年》是日本岩波書店的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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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國際鼠疫會議報告(簡體) 作者:國際會議編輯委員會編輯譯者:張士尊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日期:201001月01日內容: 1910至1911冬季,在中國的東北和華北爆發了
滿清皇朝覆亡之前一年,在中國東北,爆發了一場 20 世紀全球最嚴重的鼠疫。
1910 年 10 月,清廷風雨飄搖,但這場黑死病偏偏發生在「龍興之地」滿洲,實為上天的愚弄。
鼠疫起因在一種叫做「旱獺」的動物。旱獺生活在今日的蒙古、貝加爾湖、黑龍江大片土地,穴居在乾燥寒冷的草叢山洞中,其洞穴通常遠離人類居所。
20 世紀初,由於旱獺的皮毛稍經加工,即可以與貂皮價錢相若。獺皮變成貂皮 A 貨,市場需求激增。不少逃荒進入關東的河北、山東苦力,加入捕獵旱獺的行列,謀求發財,還將旱獺當做食物,於是瘟疫傳播更快。
東三省滿洲總督錫良,眼見形勢不對,便請北京立即派員進入東北。攝政王載灃下令,北洋陸軍醫院副總監伍連德醫生即組成醫護隊伍,前往哈爾濱巡視。
滿洲里發現了第一宗鼠疫病例。兩星期後,瘟疫即蔓延到 800 公里外的哈爾濱,然後南下長春,兩個月內即蔓延至瀋陽。
伍連德祖籍廣東台山,出生在英屬馬來西亞檳城,留學劍橋,接受西醫的傳染病學專門教育。伍連德去到瀋陽,看見當地主管官員根本不懂醫療藥物,也沒有醫院、實驗室、消毒站,隨即徹底偵查病源,並與當地官紳組成臨時防疫會,嚴格隔離患者。
這位醫學先驅,與香港的袁國勇一樣,受到愚昧的中國政治勢力干擾。因伍連德將西方醫藥經此鼠疫在中國推廣,當時北京的保守勢力則堅持認為中醫中藥有效,但伍連德的成功,令清政府認清:根治鼠疫病症,中藥並無效用,只有西醫的流行病學才是正途。
清政府並在哈爾濱設立「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現代衛生防疫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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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三十年
作者: D.克利斯蒂
出版社: 永望文化事業

內容簡介
284頁/

這並不是歷史書,更不是自傳。
不是要就中國東北,甚至奉天(今瀋陽)提供任何完整說明:這本書不過是私人印象紀錄,是一個將過去沒有變化的東方,以及招來今天變化的重要事件當中的生活記錄下來。
本書作者克莉絲蒂博士是蘇格蘭籍醫師,他於1883年擔任傳道醫生來奉天(瀋陽舊稱),直到1922年因年高歸隱故鄉,在40年漫長的歲月裡,為了東北人現身醫療傳道。他在奉天經歷30年後,他的夫人將他所寫的經驗與追憶編輯,就是本書。
克莉絲蒂當初來中國的時候,雖然被看做「洋鬼」,備受厭惡及迫害,始終以其醫術和基督教的愛心,作東北人的朋友而工作,終於施大夫名字馳名全東北,受千萬人的愛慕。


詳細資料
原書號:9866523063
ISBN:9866523063
頁數:284
分類:教會歷史/中國教會歷史
適用對象:適用所有人

Looking at Epic Poetry Through 21st-Century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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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at Epic Poetry Through 21st-Century Eyes


New translations of the “Aeneid,” “Beowulf” and other ancient stories challenge some of our modern-day ideas.




A 17th-century depiction of Aeneas and Dido.Credit...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By Talya Zax
July 2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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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eneid,” Virgil’s epic about the founding of Rome by the Trojan refugee Aeneas, is so influential that T.S. Eliot once described it as “the classic of all Europe.”

Shadi Bartsch, a classics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inks that for the past 2,000 years, we’ve been reading it wrong.

Before Virgil wrote the “Aeneid,” Bartsch said, Aeneas was considered a traitor who helped the Greeks take Troy. In recasting him as a hero, Virgil changed our understanding of Rome’s history. What readers have historically missed, according to Bartsch, the author of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Aeneid” (Random House) coming out in October, is that Virgil’s depiction was self-consciously political, designed to frame Rome’s expanding empire as just, virtuous and divinely mandated.

“He’s writing an epic that points to itself and says, ‘Hey look, I’m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 national myth,’” she said. Looked at closely, the “Aeneid” is really a story “about how you rewrite a character into history, turning him from someone who was criticized into someone who is praised.”

Bartsch’s translation is one of several new books, including Maria Dahvana Headley’s translation of “Beowulf” and Catherine Nicholson’s “Reading and Not Reading ‘The Faerie Queene,’” to re-evaluate the lessons of epic poetry, a genre consisting of book-length narrative poems that tend, in the words of the poet and critic Edward Hirsch, to be “exalted in style, heroic in theme.”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the underpinnings for world literature, epic poetry has for much of history been used to define social values and shape nations’ political identities. The new books explore subjects ranging from Apollonius Rhodius’s “Argonautica,” a Greek epic from 300 B.C. that predates the “Aeneid” by three centuries, to Edmund Spenser’s “The Faerie Queene,” published in England at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The books, arriving in the politically turbulent landscape of 2020, suggest that it’s time to take a hard second look at these tales, which have for so long shaped the West’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hose second looks have turned up several shared themes. One is a new skepticism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that has developed between the epic and prevailing ideas about male heroism. “A lot of toxic masculinity has been shaped by imperfect understandings of epic poetry,” said Headley, whose “Beowulf” translation is due in August from Farrar, Straus & Giroux.

That result, she and Bartsch agree, is a consequence of particular choices made in reading, not the substance of the epics themselves. Bartsch pointed to the story of Aeneas’s love affair with the Carthaginian queen Dido, whose eventual suicide male scholars have historically framed as the act of a woman who has “deluded herself out of passion.” But her suicide isn’t just a matter of a broken heart, Bartsch said, it’s a response to a position of unexpected political weakness.
“To whom do you/abandon me — to what sort of death?” Dido accuses Aeneas. “Should I await Pygmalion, my brother, who’ll raze my city? Iärbas, who’ll enslave me?”


“I think we have the idea, as readers, ‘I’m looking for the superheroes, and the superheroes are going to be presented as simplistically good guys,’” said Emily Wilson, whose 2017 translation of the “Odyssey,” the first by a woman in English, helped set off the current trend of re-evaluation, which has been led largely by women. In addition to Wilson, Headley and Bartsch’s translations, novels like Pat Barker’s “The Silence of the Girls,” Madeline Miller’s “Circe” and Headley’s own “The Mere Wife,” all published in 2018, have attempted to re-envision the stories of epics — the “Iliad,” the “Odyssey” and “Beowulf,” respectively — through the eyes of secondary female characters.




ImageThe circa-1000 manuscript that contains the original “Beowulf.”Credit...British Library


But the new focus on women’s voices isn’t just about a wish for greater equity in the epic. It’s reflective of a sense of urgency about restoring nuance to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re. As a series of political crises have, in the West, posed fresh challenges to the stories that have shaped our norms and principles, those who study epics see critical readings as an increasingly vital endeavor.

“Epic poetry has shaped the way that we perceive our universe. We’ve used these epics to justify ourselves,” Headley said. “Now is the moment to open the doors.”

Why now? Nicholson’s “Reading and Not Reading ‘The Faerie Quee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in May, notes that the word “crisis” was initially a medical term referring to “the decisive juncture in the course of a disease, after which a patient either dies or begins to recover.” Spenser wrote “The Faerie Queene” in the 16th century “out of a protracted sense of crisis,” Nicholson said. As she began work on her book in the 21st century, she found herself “thinking about what it would mean to read in crisis.”

Now, reflecting on the fraught period between her book’s conception and publication, she said, “one of the things I’ve realized about the experience of crisis is it makes us prone to allegorize everything. Part of the experience of reading at a moment when you feel the world is changing into something you no longer recognize is the impulse to look to literature and say, ‘Aah, it’s like this.’”


In many ways, the history of epic poetry is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change — and, yes, often crisis. Dante Alighieri — the subject of John Took’s forthcoming “Why Dante Matters” (Bloomsbury) and Guy P. Raffa’s “Dante’s Bones: How a Poet Invented Italy” (Belknap Press) — produced “The Divine Comedy” while his city, Florence, was being torn apart by a battle between the Guelphs, whose political lodestar was the pope, and the Ghibellines, who looked to the Holy Roman Emp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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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erie Queene” was published in England at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Credit...British Library


Spenser wrote “The Faerie Queene” while working as a high-level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or in Ireland, implementing brutal tactics of oppression against the native population. Virgil wrote the “Aeneid”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Roman Empire, as Augustus attempted to reshape his image from that of a ruthless, warmongering autocrat to that of a beneficent leader. The “Odyssey” was composed around the end of the 8th century B.C., close to a century before Greek city-states began to develop the first form of democracy.

By “grappling with ques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 to community,” Wilson said, Homer anticipated that shift.

Perhaps because epic poems have so often originated in times of political upheaval, the lessons readers have taken from them have changed, sometimes radically, over the decades and centuries. The history of the “Aeneid,” Bartsch said, shows how great the range of interpretations can be: Early Christian medievalists “chose to read the poem allegorically as a bildungsroman of the good Christian everyman”; Mussolini upheld it “as supportive of the resu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certain 19th-century Americans saw it as a “poem about a group of refugees who head westward to found a new nation, defeat the natives in war, take over that land and call it God’s will.”

Those interpretations aren’t necessarily mistaken, Bartsch said; they’re an understandable result of “people thinking their reading supports their set of enduring values.”

But what most unites this new set of books is that they seek, by embracing the neglected complexity of their source texts, to challenge existing values, not affirm them. As Tom Phillips, the author of “Untimely Epic: Apollonius Rhodius’ ‘Argonaut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ut it: “You can’t simply act as Homeric heroes did.”

Headley gave an example. Readers of “Beowulf,” she said, often “have this understanding that we are essentially on the side of the human characters.” But the monsters the humans battle are “described as canny, and brave, and intelligent,” and given persuasive emotional back stories. “Beowulf,” seen from their perspective, is a story about the human instinct to “create a situation in which your neighbor is the monster.” The accepted value may be that humans are the heroes; the monsters, for their own good reasons, have a different idea.




“The Faerie Queene” concludes with a sequence known as “The Mutability Cantos,” which first appeared in editions of the poem issued a decade after Spenser’s death. Tacked on to the poem’s original six books — out of the 12 Spenser planned — it’s a conclusion of startling ambiguity. “Not only does it fail to provide us with a unified world vision, one of the things epic is meant to provide, but it ends by reflecting on its own failure to do that,” Nicholson said. The poem concludes “with a prayer for a moment when things would be clear, and resolve.”

That moment never came. But the point of the epic might have been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what Spenser imagined: not to provide a cohesive vision for society, but rather an opportunity for each generation of readers to imagine, anew, what that vision ought to be.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is always going to change,” Wilson said, “because the peopl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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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ya Zax is the deputy culture editor of The Forward.

柯慈《屈辱》Dis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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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謝謝)張華、小讀者、路人談段 Disgrace 之翻譯

去年準備好談論Disgrace兩翻譯本的對比。後來想,這樣的比較,其實不公平,所以就放棄了。B版本將書中的拉丁文逋翻譯出了。
A版本:柯慈《屈辱》孟祥森譯,台北:天下文化,2001
B版本:庫切《恥》張冲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前陣子「談一下utopian的反義字(antonyms)「反面烏托邦」dystopian,它在18世紀末即有,此字的前置"dys+"為'BAD'+(U)TOPIA。根據WordNet Dictionary ,它的意思和例子如下: Definition: [adj] as bad as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human misery; "AIDS is one of the dystopian harbingers of the global villages"- Susan Sontag
去年諾貝爾獎頒給Coetzee時說《恥》/《恥辱》這本小說:
"In the dystopian novel Disgrace, David Lurie does not achieve creativity and freedom until, stripped of all dignity, he is afflicted by his own shame and history's disgrace. In this work, Coetzee summarises his themes: race and gender, ownership and violence, and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complicity of everyone in that borderland where the languages of liber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carry no meaning."」

我將這兒的一段討論列出當紀錄,謝謝所有參與的朋友。
‧A版本:就以他這樣的年紀——五十二歲——離過婚的男人而言,他自己認為,他的性問題已經是解決得不錯了。星期四午後,他開車到綠角。兩點正,按溫莎大廈的門鈴,報了自己的姓名,進去。等在一一三室門口的是索拉雅。他直入臥房,感受室內芬芳的氣味和溫暖的燈光。他脫下衣服。索拉雅從浴室出來,褪落浴袍,鑽到床上他的身邊。「想我嗎?」她問。「隨時都在想,」他回答。他撫摩她蜂蜜色、未留日曬痕跡的肌膚,把她擺開親了她的乳房,做愛。

For a man of his age, fifty-two, divorced, he has, to his mind, solved the problem of sex rather well. On Thursday afternoons he drives to Green Point. Punctually at two p.m. he presses the buzzer at the entrance to Windsor Mansions, speaks his name, and enters. Waiting for him at the door of No. 113 is Soraya. He goes straight through to the bedroom, which is pleasant-smelling and softly lit, and undresses. Soraya emerges from the bathroom, drops her robe, slides into bed beside him. `Have you missed me?' she asks. `I miss you all the time,' he replies. He strokes her honey-brown body, unmarked by the sun; he stretches her out, kisses her breasts; they make love.

A版本:「索拉雅修長苗條,黑色長髮,黑如水波的眼睛。理論上,他老得足以當她爸爸了;不過,理論上,男人十二歲也可以當爸爸。他在她的來客名單上已經一年有餘;他覺得她完全讓他滿足。在一個星期的沙漠中,星期四變成了奢侈而淫逸的綠洲。」
Soraya is tall and slim, with long black hair and dark, liquid eyes. Technically he is old enough to be her father; but then, technically, one can be a father at twelve. He has been on her books for over a year; he finds her entirely satisfactory. In the desert of the week Thursday has become an oasis of luxe et volupté.
 B版本:「索拉婭身材高挑姚纖長,一頭長長的烏髮,一對水汪汪的深色眼睛。從年齡上,他足足以做她的父親,可真要從年齡上說,十二歲也可以當父親了。他成為她的顧客已經有一年多時間了,而且覺得她令人心滿意足。在荒蕪的一周裡,星期四成了一塊luxe et volupte*的綠洲。」
*法語:奢侈與肉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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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wo/小讀者/rl/ch……等高手來「譯評小說Disgrace之一段,一番風雨……」:
A版本:「他常刻骨的想,妓女們如何談論常來的恩客——尤其是比較老的。她們說,她們笑,但也打冷顫,就如半夜在澡盆中看到蟑螂。不久,她們也會因他打冷顫——情不自禁,欲蓋彌彰而又惡意盡情的。這是他無可逃脫的命運。」
He has a shrewd idea of how prostitutes speak among themselves about the men who frequent them, the older men in particular. They tell stories, they laugh, but they shudder too, as one shudders at a cockroach in a washbasi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oon, daintily, maliciously, he will be shuddered over. It is a fate he cannot escape.
B版本:「對於妓女之間如何談論她們的常客,特別是年紀大些的客人,他自有見解。她們談逸聞趣事,談到好笑之處盡情一笑,但她們肯定也有聳肩表達鄙視之意的時候,就像人們半夜洗澡在浴缸裡看到一只蟑螂時的反應。用不了多久,她們就會沖他聳起肩膀,挑三剔四,惡言惡語。這就是他的命,逃也逃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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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留言:試試看。
他不免敏銳地想到,妓女會如何討論常來的客人,尤其是老頭子。她們會講客人的故事,有時笑,有時也會打冷顫,就像半夜在澡盆裡看到蟑螂一樣。不久,他也會被她們嬌貴、惡意地打冷顫,這是無可避免的命運。

小讀者留言:
(1)只有一個無傷大雅"技術上"的小意見
通常washbasin是指洗臉盆或擴而張之指洗手台
(2)不太懂作家在這裡的文學筆法:daintily/是指她們輕輕細細地打個冷顫嗎?
打個"精緻"的冷顫?/還是不懂.../沒有偏見, 只是和一般的"刻板印象"不太符合...為何形容"她們"這個shuddering的動作daintily?

路人 留言:

「他對於妓女如何談論恩客,尤其是年紀較大的客人,自有敏銳的見解。她們講述客人的行止,笑出聲來,但也會渾身輕顫,就像半夜在臉盆裡看見蟑螂一樣。然而要不了多久,他也會成為鶯燕們帶著惡意微微顫抖的對象。這是他無法逃避的宿命。」

作者用形容妓女們談論老嫖客的樣子,打顫是做作又充滿惡意的。妓女可能會說:「哎喲,那個老不羞可噁心了。分明已經不行,還要‧‧‧」一面說一面微微打顫的樣子。daintly和maliciously相得益彰,由daintly更加顯得malicious。

小讀者 留言:
借力使力copycat一下, 想把那文字氣氛和節奏表達出來.

要不了多久,他自己,也會成為那冷顫的對象,輕巧而不懷好意的冷顫。

小讀者談「首音互換」和「近音詞誤用/錯誤構詞」

緣起:小讀者留言:「……來個語文上的"主義"討論,倒是蠻不錯的主意,像spoonerism【首音互換】、malapropism什麼的…….!」
說得好,就請你開球啦。我們儘量用多點中文,希望更多的人能欣賞(譬如說,大部份的人對你沒解釋的「首音互換」例,還不嬞)。我查辭典:「近音詞誤用,例如用 facilities代替faculties,或prostrate代替prostate,或epitaph 代替epithet;或翻譯成「錯誤構詞」:譬如說用'childs'等」…….
(malapropism the wrong use of one word instead of another word because they sound similar to each other, and which is amusing as a result
(from 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
這,張華先生應該最在行啦!

小讀者談「首音互換」和「近音詞誤用/錯誤構詞」

我們說急口令,或一些繞口的詞兒,說急了,往往會顛三倒四,張冠李戴,像洗衣服燒飯說成燒衣服洗飯,造成意想不到的「笑」果。

不過我們平常人是偶一為之,這位牛津大學「新學院」的院長William Archibald Spooner(1844-1930)則是以此聞名,經常地鬧這種笑話,尤其在他發火的時候。他常常把一句話裡的某些字眼的字頭,前後倒換--可偏偏英文字很多,隨便調換誤打誤倒,都成個字,結果是妙不可言。所以他的大名成了「主義」,用來形容這種說話時首音替換顛倒的現象。

人怕出名豬怕肥,「調羮君」(spoon+er)有了這個笑名,旁人遂以他之名編出許多笑句,放到他的頭上*(就像英文裡許多「子曰」)。下面一段就有這個嫌疑,不過很能刻畫他的風格(場景是他在罵學生):

Sir, you have"tasted"two whole "worms"; you have "hissed" all my "mystery" lectures and been caught "fighting" a "liar" in the quad; you will leave by the next "town""drain".
XX君,你已經嘗了整整兩條蟲了;我每堂推理(或神秘事件)課上你又都在發出噓聲;還被當場逮著在中庭裡頭和個撒謊的人打架;下回城裡排水你就給我走人吧。

還原如下:
Sir, you have wasted two whole terms; you have missed all my history lectures and been caught lighting a fire in the quad; you will leave by the next down train.
XX君,你已經浪費整整兩學期了;我每堂歷史課你又都沒來上;還被當場捉住在中庭裡頭點火;下班出城的火車你就給我走人吧。

註:牛津本位「主義」甚重,到哪兒都是「下」,只有去牛津是「上牛津」。
【*這種附會,英文就叫apocryphal adjective FORMAL
describes a story that is probably not true although often told and believed by some people to have happened:
an apocryphal story
It's a good story but I dare say it's apocryphal.
所以原文說:One of many "Spoonerisms" now considered apocryphal.】


*****謝謝小讀者,精彩!做些補強,稍後post

像這種以人名而名物名事名地的作法,英文也有一個字來表示:eponymy,擁有這位大名的老祖即是eponym(術語稱為「名祖」),源自希臘字named after(以...為名)之意。科學發明/發現裡,尤其常用這種命名方式【又,我們熟悉的Sandwich 、Biro和許多城市名諸如「華盛頓」、「雪梨/悉尼」…..】

malapropism(用別字用錯字亂用成語亂形容)也算半個eponymy。原是法文裡的malapropos(不恰當; mal a propos)。蕭伯納拿來做他筆下一位角色的名字Mrs. Malaprop【更正:.R. B.Sheridan 在1775喜劇The Rivals 中有名老婦人;莎士比亞約1598《無事自擾》(Much Ado About Nothing)已有誤用之例(Dogbeery 的趣味比較—Camparisons are odorous)…..】,這位錯別字太太老是「出口不成章法」,笑話百出(比方He is the very pine-apple of politeness!"應該是pinnacle【頂點/頂峰】)。Mrs. Malaprop成了個eponym,遂有malapropism。不過,它看來快要被Bushism取代了...

wo粗話試譯和發語辭和鬼佬

看「紐約時報報」導美國汽車市場舊車餘/殘值的報告標題:Dude, Where's My Resale Value? (By DANNY HAKIM)
這dude為美國【俚】 小子,傢伙,不過Yahoo!還有一大堆諸如【美】 裝模作樣的人;花花公子;紈〔NFC27〕子弟 // 【美西部‧加俚】 都市人,(特指)來西部牧場的東部遊客//【美‧俚】 乘公共汽車旅遊者 ( 昔日指乘馬車旅遊者 )。
比較遺憾的是它沒有列常用來作「發語辭」([as form of address])。我想起應該將
wo 和Limei(from 他方)的 留言(加點hc的東西)留下紀錄:

1.

The telephone rang.
"Shit(幹),"Dale said.
The phone kept ringing.
"Don't answer it", she whispered.
"It might be Joanna,"I said.
"No. It's your fucking friend(爛朋友) Bloom,"she said.
It was my fucking friend Bloom.

2.

I put the receiver back on the cradle. Frank was still staring and scowling at me.
"What'd he want?"he asked.
"They've got George Harper. Morrie asked me to represent him during the Q and A."
"Shit(狗屎),"Frank said."

5.

"Yes. She was a very beautiful woman, Morrie."
"Yeah,"he said, and shook his head,"That's the shit of it,ain't it?From what I get from the complaint,she was beaten up real bad.So now she turns up on the beach,burned to death.Does it seem like a coincidence to you?"

作者把"That's the shit of it"譯作「事情怪就怪在這裏」顯然有誤,因為這一句不是承上,而是啟下。應是「事情另有文章」。「直譯」或可譯作︰「事情看來有屎,不是嗎?」

6.

"Susan,cut it out."
"Cut what out?"
"This bullshit about Dale."(你給戴爾起的鳥稱呼)
"l certainly hope you don't use that kind of language in Jodanna's presence. It's bad enough…"

8.
  
"And her language…well, she curses a lot, even more than any of the other girls do-that's normal for Saint Mark's, cursing a lot,the whole `shit,piss,cunt,fuck' routine(開口閉口就是「操、幹、屌」), you know。 But Heather really goes overboard with it,like she's trying to prove how mature she is,you know what I mean?"  

作者說翻譯租話「不能把目光停留在英漢詞典所列舉的那麽幾個有限的選擇上,而應根據上下文和其表達的不同含義,在漢語裏挑選感情色彩相應或相當的同語加以表達」,這是沒有問題的,差的只是實務上有沒有做到「感情色彩相應或相當」。

順道一說,son of a bitch有時是表親熱的語詞,不一定是粗話。英語許多粗話字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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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HC:
謝謝你。讀過Wo的粗話試譯,也看見你幫我謝謝他。
這讓我想起另一個常用的發語辭well。有一說,因為它是發語辭,可以不譯,但我大多數時候還是將它譯出來,只不過中文裡相對的不外乎「喏,嗯,好,話說回來……」,有時再配合下文多點詮釋性的文字。
Wo的粗話試譯讓我有個想法,或許你可以在Simon U裡開個譯者磨刀石,每個星期找一小段文字,讓大家試譯討論。不過你喜不喜歡Simon U變成譯者的實習中心呢?
Limei

hc:當然沒問題。不過做任何事都要有傻子或好事之徒。所以歡迎你們來kick-off 來砥礪。

我(hc)讀蔣宗福《四川方言詞語考釋》(成都:巴蜀書社,2002)談到一「女」字旁的「濫」,想起這兒談過方舟子與某編輯對於「下三濫」(如:為了爭取總經理的寶座,他不惜使出種種下三濫的手段,中傷競爭的同事。亦作下三爛。)粗話的不同看法。
爛/濫:罵責他人品性卑劣的話。醒世姻緣傳˙第五十六回:不知那裡拾了個坐崖豆頂棚子的濫貨來家,野雞戴皮帽兒充鷹哩!
其他加「刁:狡猾、狡詐。如:刁蠻、大膽刁民。文明小史˙第三十九回:諸城的百姓也實在刁的很。」碼:【放刁把濫】解釋 奸詐無賴,惡性欺凌他人。水滸傳˙第二十四回:近來暴發跡,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放刁把濫,說事過錢,排陷官吏。
我昨天問的「gweilo」,其實也是粗話…..
「請教wo,請解釋「中文」:
gweilo ("ghostly man," or Caucasian 這樣定義對嗎?), allows him to walk undeterred into Hong Kong's brothels and opium dens to befriend coolies, Triad gangsters(那一幫) and the real-life model for Hiroshima Joe.【何人】...

wo 留言:鬼佬;三合會;Hiroshima Joe︰英文小說中的人物,在香港打混的落魄鬼佬;Hiroshima應是外號,他在廣島當過戰俘。
」(亞洲版 Time
August 30, 2004 / Vol. 164, No. 9
Hong Kong's Golden Boy

Before he died, Martin Booth wrote a moving memoir of his colorful childhood in the 1950s British colony
BY DONALD MORRISON
...The boy's golden hair is considered lucky by the Chinese, who cannot resist touching it. "I was a walking talking talisman," he writes. This, plus his status as a gweilo ("ghostly man," or Caucasian), allows him to walk undeterred into Hong Kong's brothels and opium dens to befriend coolies, Triad gangsters and the real-life model for Hiroshima Joe....have to serve as his epitaph, ensuring that he will remain forever young.)


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親自簽字授權,導演王小棣與拙劇團團長李小平聯手改編柯慈小說《屈辱》的文學劇場,將於8月19日、20日,在華山烏梅劇院上演。藉由戲劇表演、演講、小說家讀劇等不同形式的交錯「互引」,如同在舞台上進行電影剪輯,呈現出文本的多元面貌,並與當代台灣社會對話。
王小棣曾製作「閱讀時光」系列,將朱天文、駱以軍、夏曼・藍波安等小說家作品改編為戲劇,對文學改編戲劇有豐富經驗與想法。她表示,柯慈雖是南非作家,書中對族群、性別等衝突的刻畫,讓身處台灣的她深感共鳴。王小棣曾以《屈辱》作為Sutio Q 表演課堂上的教材,汲取文本中的性別、族群議題,帶入對台灣社會的反思及觀照,邀請學生在表演中探索對自己的已知與未知,透過集體發展、共同創作演出戲段。
談及與柯慈簽授權改編合約,王小棣如同小粉絲般,興奮地分享柯慈的親筆簽名,「上一次這樣興奮是在路上偶遇江蕙。」對於本次作品的改編,柯慈也非常關注,在通信中主動要求觀看烏梅劇場的照片。
拙劇團團長李小平為第15屆國家文藝獎得主,擅長從傳統戲曲出發,結合現代劇場整體概念,為台灣戲曲開創新風貌。本次出演《屈辱》劇中的教授一角,他認為小說文字精闢,意念的開展到延伸僅有零秒,「人的生命有時也不比書中的情況來得舒展,被矛盾裹纏的時候,又生出如梅子般酸、澀滋味豐富的情慾。」
本次文學劇場形式繁複,首日的演出(8/19)邀請社會學者范雲、文化研究學者張小虹講座,分別就戲段中的歷史及社會實境,展開性別與省籍、族群的深度探討深。
8/20(四)則以讀劇演出,嘗試從文學角度解構經典作品。由李小平精選書中精彩章節,邀請台灣作家以讀劇形式演繹,探尋小說與表演間互動的可能樣貌,召喚蘊藏在字裡行間的無限想像。

雷驤《黑暗中的風景 》1996;〈人間自若皆有情〉2018;董橋 [著]《白描》2004 / 《小風景 》2003 : 雷驤著作:木刻版畫黑美人《人間自若》傅月庵編 (2015);初宴(2007年,2020年5月修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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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驤身兼畫家、導演、作家 (三百多萬字)。
《人間自若 》一套三冊,是"精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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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
黑暗中的風景

作者: 雷驤

出版社:爾雅 1996
經常審視繪畫的人,必定留意陰影的無所不在。並且會知曉,附於形體上的影子,從整體構成來看,如何改變了形體的自身。
一生大半從這樣的陰影裡走來的我,不免將筆觸關注在諸如此類的負空間的表述上了,於我是無可奈何的自然。創作中對悲傷的不捨、對孤獨感的浸溺,以及對陰暗面的興趣,成就我明顯的嗜好。
對我而言,陰暗彷彿是一種黑色的光線,強烈的映照出道途上的細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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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月庵
新春大喜!
雷老師復出臉書,2.0更加康健。
再沒更快樂的事了。
鼠年真好年!
雷驤覺得喜氣洋洋。
「鼠錢數不完.」
🧮雷老師說要這樣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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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老輩習慣香港的書之設計:當然董橋的文章和食是比較集中

董橋 [著]《白描》2004 / 《小風景 》2003 2003.6.2~2001.11.1

272 頁 胡適錄貫酸齋《清江引 》 (寫給充和、漢思; 1987.4 充和送黃裳)


小風景:知識分子幫甚麼閑! | 蘋果日報| 要聞港聞| 20030122
narcoleptic desperation 董橋 《小風景 》 末篇2001.11.1




narcolepsy
The term narcolepsy derives from the French word narcolepsie created by the French physician Jean-Baptiste-Édouard Gélineau by combining the Greekνάρκη (narkē, "numbness" or "stupor"),[4][5] and λῆψις (lepsis), "attack" or "seizure".發作性嗜睡病(Narcolepsy),又名猝睡症、渴睡症,是一種睡眠障礙,與睡眠機制相關的異常。最早是由美國史丹佛大學的附屬醫院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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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樹,寧石,蒼草,一對斑馬閑佇河邊飲水,瑩閃著身上天繪般美麗線條,粼悠的時間之河,無所甚悉的殘鏤晴白,遼吟著自由與記憶。

雷驤 木刻版畫黑美人 All Beauty

https://vimeo.com/135434813

昨天看【愛悅讀】庫存片 才知道有雷驤著作傅月庵編的【人間自若】

一個卓越作家的背後,必有一位創意橫溢的編者,正如雷驤說的:「傅月庵選的沒有一 ... 而【愛悅讀】的觀眾還能跟著雷驤走訪老北投,體驗文人眼中與筆下的「北投趖」!
         【愛悅讀】20160119 - 人間自若 - 雷驤、傅月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nyEuU4DZA

這套書限量印 2888 套 每套編號 附雷驤版畫【人與馬】卡片 寫著

我的繪畫與寫作
始於察知一己生命的侷限
作品只有當與讀者相遇
才是實質意義上之「完成

我對北投有些感情  所以在某書店看到編號586的 就笑納之
 (書中夾有前一位主人二張摃龜之威力彩)


~~~~~~~



● 趖    走走停停
suō  ㄙㄨㄛˉ   ◎ 走;移动:“豆蔻花间~晚日。”
 雷驤 著作【人間自若】傅月庵 編 臺北:掃葉 2015
北投

一個卓越作家的背後,必有一位創意橫溢的編者,正如雷驤說的:「傅月庵選的沒有一 ... 而【愛悅讀】的觀眾還能跟著雷驤走訪老北投,體驗文人眼中與筆下的「北投趖」!【愛悅讀】20160119 - 人間自若 - 雷驤、傅月庵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nyEuU4DZA
● 趖    走走停停
suō  ㄙㄨㄛˉ   ◎ 走;移动:“豆蔻花间~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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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阿姆斯特丹的「林布蘭之家」買到整套的「林布蘭自畫像」的複製品。那原是以銅板蝕刻做成的;各幅表情殊異:有的發嗔;有的發噱;有怒目相視的,也有卑恭乞憐的。我想像畫家面對著鏡子擠眉弄眼的樣子,以求得同一副五官臉型卻呈現全然不同的模樣。
這與林布蘭正式的油彩自畫像十分不同,那厚重的衣飾與空間的光調,一切符合油畫顏料的表現特性。
也許目的在於研究人物表情的變化,整套蝕刻自畫顯示了畫家的各個面向,以至於我們變得十分熟悉他,猶如多年老友。
傳世的林布蘭生涯圖畫中,有一幅是他撥划著草編的筏子,在運河河道滿布的郊野,手持畫本寫生的樣子。


作家的 幻想與旅行虛實記述。—原刊於聯合報副刊
『那個夏天,我靠著堤岸,倏忽見一條舟艇自橋涵駛出,之上有七八個年輕男女,那是從歐洲各地來此度假的孩子,他們之中有幾個赤裸的背曬得通紅,緩緩滑過堤上一座銅像,一座抱胸垂地的昂立向天的巨像,古典的雙分捲髮及肩,一隻高挺的巨鼻,那是猶太裔的哲學家史賓諾莎。
白雲藍天敞開其上。』












傅月庵──和駱以軍。第22屆臺北文化獎【推廣講座】:〈人間自若皆有情〉


時間:11月17日(六)15:00-16:00

地點:紀州庵文學森林-新館2F(臺北市同安街 107 號)

與談人:駱以軍、傅月庵

嘉賓:雷驤老師、Amy師母

***


明天(週日)雷老師要到愛樂電台『聲音紡織機』節目受訪,跟各位說第一次在家請客的故事,14:30開始,歡迎收聽。

——————————


初宴(原文刊載於「文訊」雜誌。)


那是Amy同我結婚成家後,第一回款宴友人吧,如果那簡陋粗疏的餐食調理也能稱之為「宴」的話。


1967年秋末的黃昏,我爬上淡江文理學院的長階,《文學季刊》的朋友四、五位迎面而來,我是專為迎接他們來淡水家中便餐的。以陳映真為首,應學生社團之邀前來講演──為打開《文季》這份頗為孤獨的文學創作刊物的銷路。


我看著他們幾個在黃昏的水泥道上走來:尉天驄和映真笑著;裹著皮草大衣的施叔青幾乎是跳蹦地走;吳耀忠卻端肅著臉邊吸紙菸;另外還有當時社團分子的王津平和武允恭等來相送的三、四個同學──這一幅時代文學青年的圖像,很讓我不能忘懷。


這時匆匆從後面趕來的學校總教官,一稍後聽到了消息,有點疑慮地走來打招呼,大約想盤問講演內容,而映真機敏地以「手掌滿是粉筆灰」為由,婉拒了總教官伸出的手……


妻Amy在我們租住的地方預備好幾道家常菜,我特意來為客人引路,以便順利抵到不容易找的鎮上稱做「布埔頭」的小樓。當時我們家每日肉類預算只能支付新台幣三元,這樣一位家庭主婦能做出什麼特色盛饌,我是沒有所指待的,只不過盡一份住淡水文友的地主之誼罷了。


我是《文季》第五期才加入這個文學團體的,此後每期寄稿,直到第一階段《文季》的結束。這份同仁雜誌先有四期,因為是季刊,所以已發行了一年。說起來我會在《文季》的出現,係仰賴七等生的中介,他將我寫〈犬〉小說原稿,不具名地轉給映真,立即獲得《文季》諸人的讚賞──以為是七等生當期的新稿件。我們年輕時代悲運的相繫,是七等生與我的書跡十分相近之故。


現在很難回溯初宴《文季》的友人中,那時一直往還密切的七等生缺席的原因,尤其兩家家眷也曾十分熟識。


想起來這邀宴可算是對《文季》同仁的一種答謝──自從加入這個文學團體以來,頗有一些受邀宴飲的機會,大抵二、三個月一回,如同發刊例會似的聚餐。當時,寄稿者畢集,奉為精神領袖的姚一葦師也會蒞場。聚會記得有幾次是利用長輩不在時的丘延亮家日式大宅舉開,負責全席料理的則是一名叫「單槓」的台大醫科學生,筵席菜色正典,很難想像出自那麼一位沉靜的醫科學生之手。


當時《聯合報》藝文版名記者楊蔚也經常列席,此一時期,他為本地前衛藝術家寫的個人專介,引起人們興味的眼光,掃視到這個當時十分寂寞的角落來。兩、三年之後,情治單位破獲文化藝術界「叛亂」大案,原來即記者楊蔚長期臥底調查的結果。醫學生「單槓」、丘延亮、王小虹以及「初宴」應邀的文友陳映真、吳耀忠皆涉獄,當然這是後話了。


《文季》平時談發行、約稿、校稿的所在,於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廊前有周夢蝶先生擺設的書攤),那二樓幾成了「文季編輯部」,付款的東道主總是老編尉天驄。即使是咖啡廳淡而無味的「簡餐」;或是隔壁排骨大王油膩的菜飯,予我都是值得感念的盛饌了。


「雷驤的身邊,都時常有一位看來才高中生那麼大,安靜而美慧的妻子。」映真後來為我的小說集出版寫序的時候,這麼樣說:「總之,如果當時還不是妻子,畢竟不久就結婚了。」


我倆像受命於父母的安排(實際已有三年「自由愛戀」的經過),悄悄在故鄉行禮與宴請之後,便返北租貸了小街上前樓的一間房,這麼樣開始生活。


大約這也是一成理由──為得到文友們的祝福,而補上這次的吃飯吧。


由窄木梯走上來,前邊有四扇窗的七席半的一房,而靠窗的一端,愈走愈低矮,最後只能座落窗台了,便是我們的居處。想像Amy每送我出門上班以後,便坐著向窗外觀看,以度過寂寞的一日。得了屋主的允許,共用樓下廚房一角,安置我們那隻野營用的小瓦斯爐,簡單地烹煮後,用托盤端到自己房裡,跪坐在塌塌米上,圍坐茶几邊上吃的。


隔著一層木板壁,獨居著一位和善的老先生,就是房東的父親,時時傳來哮喘和輕咳。房東說:父親久已聾了。


那一次,因為沒有餐室的「宴請」是不可能的,屋主破例讓我們使用樓下的客廳宴客──那裡有L型沙發組以及長矮几,隔著小小天井,尚可透見廚下忙忽的Amy的身影。


朋友們坐落那借用的空間,是否感到怪異或不安,我們無從顧及。文友們一體面向著天井,透過雙重玻璃窗看向廚房,似有一種娛樂效果。


「像繡花似的」──施叔青這麼樣描述Amy面對烹具而躊躇的模樣。那時還是法文系(西洋與文學系法國語文組)三年級的施叔青,理應自己也沒有烹煮經驗吧。


Amy終於來排碗筷了。原屬我兩人的食具,顯然不足請客,記得預先添購了幾隻碗。


群客們當時及後來的生平,在此略為介紹:


尉天驄,《文季》主編,時任政大講師。之前已創辦過思辨性雜誌《筆匯》。2019年12月逝世於台北。


陳映真,天驄《筆匯》時代崛起的小說家,《文季》創刊人之一,時在竹圍「輝瑞」藥廠工作。稍後,因難「白色恐怖」判刑十年。2007年後在北京定居,曾於「人民大學」駐校。2016年11月逝世於北京。


吳耀忠,國立藝專美術科助教,映真年少時代摯友,並為《文季》之友。「白色恐怖」同案繫獄,釋出後一度任「春之藝廊」經理,1987年因酗酒抑鬱而終。


施叔青,淡江文理學院學生。後來的知名小說家,一度長居香港,曾任「香港藝術中心」主任,現居美國。


武允恭,淡江文理學院數學系學生,後移居美國。


王津平,淡江學生。後任「勞動黨」黨委會書記長。當天有事先離開,並未留飯,2019年9月逝世於北京。


飯菜排列開來,大約有蒸魚、紅燒茄子與菜脯蛋等幾樣平常菜餚。因為沙發前的長几並非食桌的高度,五個客人居長沙發那一邊,主人的我倆搬來腳凳面對面坐著,每個人舉箸甚遠──這距離往返挾菜,就食的印象大致如此。


文友們似乎津津地、默默地食著,口中沒有溢美的讚詞,當然我們原也不敢奢望。


記得之前有一回,七等生約我和映真去他家晚飯,從淡水線石牌站下車以後,夜暗中摸索行過許多小路,最後繞行晾在院落裡的幾幅被單,才見合院廂房亮著燈光,七夫婦已守候多時。以為慎重的約請必有相配稱的盛餐,食桌上卻也只平素疏淡的飯菜而已,這也無非是六、七○年代一般人的生活。當然此行為了「看看老七婚後的生活」目的已達。映真爽快地以菜湯泡飯,呼嚕嚕的吃出聲響來,大約為了讓主人安心吧。


我家的初宴,客人們的反應大約也有類似的表現。


那天映真留下一則笑話,仿起地道的四川話,學他的師長說:「永善哪(映真本名),不是你的頭太大(映真綽號「大頭」),是天堂的門太小囉!」


深秋的天光,在吃食中很快的暗下去,送別文友們到庭前的矮門,回望室內已亮著綠白色的日光燈,朋友們的背影轉出清水街口匯入中正路,那麼距離昔日的淡水線火車站,只有一箭之遙了。


最近有一次去淡水,路經清水街口的時候,忽然憶起舊往的事,文友們之後的遭際與歧路,不免令人嗟嘆,那座39年以前我們曾「設宴」的小樓,在如今雜沓到幾乎很難通過的路口,已經找不到了。仔細辨思,大約就是現今翻造成貼粉紅色磁磚的那一幢吧。


不知怎地,在眾聲喧鬧裡,彷彿我還聽見,昔年隔壁老先生哮喘和咳嗽的聲音。


原稿寫於2007年,2020年5月修畢















大江健三郎 《定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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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定義集
作者:(日)大江健三郎
出版社:貴州人民
時間:2019年03月
人民幣 ¥78
ISBN:9787221146724
內容簡介
《定義集》原是《朝日新聞》於2004年6月至2012年3月間為大江健三郎先生開設的一個專欄,由每月發表的一篇隨筆連綴而成的這七十二篇文章,記錄了大江先生在這六年間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所憂所慮乃至越陷越深的絕望,當然,也記錄了老作家在這絕望中不斷尋找希望的掙扎。


作者簡介
作者介紹
大江健三郎(1935—)
日本著名小說家。1957年發表《奇妙的工作》,作為學生作家開始嶄露頭角。1958年的《飼育》獲得第39屆芥川獎,被視為日本文學新時期的象徵和代表。1994年,憑藉《個人的體驗》與《萬延元年的Football》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在中國受到讀者廣泛的喜愛。
譯者簡介:
許金龍,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外國語言文化研究院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曾翻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別了,我的書!》《水死》和《晚年樣式集》等長篇小說、《大江健三郎講述作家自我》、《讀書人》和《定義集》等長篇隨筆,其中《別了,我的書!》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優秀文學翻譯獎。與此同時,發表《“穴居人”母題及其文化內涵》等論文若干。


目  錄
關切的眼神和好奇心 001
促使我修正軌道的友人之眼 006
接納滑稽及其相反 012
孩子般的態度與倫理性想像力 018
民族如同個人,也會弄糟和犯錯 024
重新閱讀將成為全身運動 030
我們絕不能重蹈覆轍 036
日本人的所謂議論 042
事後聰明或也見效的方法 048
“重新學習”和“重新教育” 054
人類淪為機器之事…… 060
細緻入微之教養的成果被摧毀 066
改寫已被改寫的文章 072
在兩個形式之間進行串聯 078
小說家在大學裡學習到的知識 084
在人生中遇到的所有話語 090
曾與“巨大的人”共同生活 096
牢牢地記住吧 102
寫作這種“生活方式的習慣” 108
關於玷污人類 114
現代的“喜悅的知識” 120
傾聽“真實的文體” 126
闖越困境之人的原理 132
世界的順序將因此而從下面發生變化 138
老年期間,像寫日記一樣寫詩 144
顯現在面部的歷史、傳統和文化 150
轉彎抹角的說法具有的力量 156
勇敢而慎重的政治小說的寫作方法 162
對新開始寫小說的人說(之一) 167
擁有餘裕的認真將是必要的 173
一個人需要多少冊書? 179
期望不要忘記 185
對新開始寫批評文章的人說 191
確認話語的定義後重新閱讀 196
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 202
凝視世界終結的表現者 207
挽回無法挽回之事 213
智慧且平靜的悲哀之表現 218
是原子彈爆炸的威力,還是人類的悲慘? 223
對新開始寫小說的人說(之二) 229
其固執之神態極不尋常 235
文化是直接面對危機的技術 241
可是,自然卻沒有權利 247
創造未來的在家幹零活兒 253
某個晴和冬日的發現 259
唯獨不會寬容 265
對新開始寫小說的人說(之三) 271
二十一世紀的日本有“德”嗎? 277
對強者有利的曖昧話語 283
在活著期間倘若神志不正常…… 289
沖繩今後仍將持續之事 294
如何成為私小說作家的? 300
何為遭受原子彈轟炸之國的道義責任? 306
對新開始寫小說的人說(之四) 312
曾說“真是神奇!”的醫生 318
對新開始寫小說的人說(之五) 324
誰在一直阻礙著爆發? 330
充分且細緻地閱讀 335
魯迅的“騙人話語” 341
持續講述氫彈爆炸經歷的人 347
從現場之外也要側耳傾聽 353
不可使曖昧原樣繼續下去 359
認清對責任的承擔方式 365
進而“我的靈魂”將記憶 371
從廣島、長崎面向福島 377
古典基礎語與“未來的人性” 383
所謂核電站是“潛在性核威懾力” 389
另一支前奏曲和賦格曲 395
前往海外出席學會的小說家 400
我們擁有倫理依據 406
現在小說家的可為之事 412
依靠自己的力量策劃定義事宜 418
譯者跋:《定義集》與魯迅和中國 423



促使我修正軌道的友人之眼
我覺得,是多年以來的老友們在為我發揮著這個作用。在人生的某個時候,會覺察到友人無意間投來的異樣目光,我便以此為鏡,倘若從其深邃之處感覺到寒意,雖說無法停止自己這個運動體,卻也要修正軌道了。
Y君就是這樣一位友人。今年,他囑託我在某大學的入學典禮上發表演講,作為並非在教育現場工作至今的人,我第一次做了曾一直避免去做的事。其實,儘管已是步入老年,彼此卻都忙於尚未做完的工作,我們已經許久沒能在一起說說話了,大學方面便為我們提供了一起待上半天的時間。正是這個緣故,我才接受了邀請。
然而,講演日期臨近之際,大學方面卻通知我,說
是友人將無法前來。我擔心該不是彼此都有的舊病而引
發的健康問題吧。萬幸,情況並非如此!我決定從自己
與友人最初邂逅之日說起。我與這位Y君是入學後同在
駒場校區a
的“法語零基礎”班第一次上課那天早晨相識的。
當年,我一心想要考入法國文學學者渡邊一夫b的門下,複讀一年後這才入學的,而Y君則堅定地確定了英文專業這個方向,另行選修法語作為第二外語。我本性就不是一個穩健的人,這時,一個想法便湧上心頭:好吧!大學期間就集中學習法國文學,再另行獨自學習喜愛的英文詩歌吧!
於是,我將顯然是才子的Y君視為自己的目標。多年後,Y君這樣對我說道:“當年,你總是揣著深瀨基寬c的《艾略特》(罕見地將原詩也完整附上的築摩書房版)呀。”我那時執拗地向他詢問不休。
然而我很快便看出,映現在Y君眼中的自己,只是一個毫無根據地顯出一副文學青年做派的半吊子閱讀者而已,唯有Y君才是查閱《簡明牛津詞典》d後為我解答問題的專家苗子。
無論在Y君常年於英國和加拿大從事研究期間,還是在他擔任大學教師之後,我們一直都是朋友,其後我
a 東京大學教養學部所在地,舊制第一高等學校舊址。
b 渡邊一夫(1901—1975),日本著名法國文學研究者,大江健三郎在東京大學學習法國文學時期的恩師,著有《法國人道主義的成立》和《法國文藝復興思潮序說》等論著,譯有《巨人傳》等小說。
c 深瀨基寬(1895—1966),日本的英國文學研究者、翻譯家、隨筆家,著有《艾略特的藝術論》等論著,譯有《奧登詩集》和《艾略特》等作品。
d 原文為COD,即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也曾多次得到他的幫助。我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儀式上的講演也好,在《朝日新聞》上連載的與喬姆斯基a、桑塔格以及薩義德b等人的往復書簡也好,我的以上日文文章都是請Y君翻譯為英文的。
如果大家知道Y君就是山內久明c的話,英語文學圈就會有很多人為我同時還擁有高橋康也d這位朋友所顯現出的豪華陣容而驚訝了。
那麼,接下來就說說我那次講演的後半段。
經Y君反復推敲的英文贏得了對方的信任,而我則依然行事輕率,在將構成回函核心的英語單詞譯為日語時,便處理成自己習慣的表現形式。比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e曾在回函中寫道,諸多個人(抑或接受援助的所謂發展中國家的人們)所擁有的capability之集
a 艾弗拉姆•諾姆•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1928—),美國語言學家,著有《深層結構、表層結構和語義解釋》和《支配和約束論集》等論著。作為公共知識份子,他還是美國政治文化、外交政策的批評者,詳見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喬姆斯基文集》。
b 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1935—2003),出生於耶路撒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系教授,著名政治、文化評論家,著有《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流亡的沉思》和《鄉關何處》等論著。
c 山內久明(1934—),日本的英國文學研究者、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譯有《批判與解剖》和《華茲華斯詩集》等。
d 高橋康也(1932—2002),日本的英國文學研究者,曾任日本英國文學學會會長、日本莎士比亞協會會長等,著有《法悅的譜系》和《貝克特》等論著,譯有《馬婁納之死》等英語文學作品。
e 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1933—),印度經濟學家、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有《貧窮和饑荒》和《選擇、福利和量度》等論著。
合,在獲得發展的自由之後,將成為在社會上發揮積極作用的機能,還將成就當事人的well-being。專業學者在翻譯時,將這兩個英語單詞分別譯為“潛在能力”和“福利”。
我則把這裡處理為如下語義:如果年輕人擁有那種只要其“發展性素質”不受到妨礙的自由,他就會借助在社會上實現其目標的機能,成就其“生活上的好處”。
另外,森教授曾在帕格沃希會議a上發表題為“印度的核爆炸”的講演,在說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開發政策時,他質疑這固然是道德課題,不過作為現實中予以實施的政策是否prudential就令人生疑了。我將此處譯為是否經過“深思熟慮的態度”。當年我效仿Y君,用打工掙來的全部積蓄購買了《簡明牛津詞典》,此刻我打算將一直使用至今的這部詞典所表明的如下語義包含於其中:“審慎避免(人及其行為所導致的)不符心願的結果。”
我曾聽說,為森教授起了阿馬蒂亞這個稀罕姓名的人,是他父親所供職大學的締造者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對於我國保守政治家的大佬們也經常說到的“日本
a 帕格沃希會議,其正式稱謂為“科學與國際問題會議”,為回應羅素、愛因斯坦於1955發表的和平宣言而在加拿大村莊帕格沃希(Pugwash)召開的、旨在討論核裁軍等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會議。此後會議在世界各地召開時,亦均稱為帕格沃希會議。
傳統文化”,這位大詩人有著深刻的理解,卻也不得不對日本這個國家說了以下這番話語:“倘若熱切追求軍事力量,國家不惜犧牲國之魂而擴充兵器裝備,這個國家必將陷入遠甚於敵國的巨大危險。”
在我的文本裡,泰戈爾所說的魂這個詞語的原文是soul。在文章開首處,我說到凝視映現在多年老友眼中的自己,長年來據此設法修正我的軌道。我把想要像Y君那樣使用辭典(儘管遠遠比不上Y君)的想法具體化,這甚至已然成為我步入老年後的習慣。
你們即將在這所大學裡開始學習,在大家尚未前往各專業學習之前,我要告訴你們並以此結束今天的講演:首先要獲得閱讀外語的能力,同時要擁有可靠的朋友。
—二〇〇六年五月

The Sea Journal: Seafarers' Sketchbooks by Huw Lewis-Jones(2019);航海家們的寫生簿:60位航海家的海上傳奇與探索陸地之外未知世界的手繪實錄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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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世界,神秘,恐怖,魅力無比.....
試看康拉德的小說,白鯨記,甚至今年出版的約翰出版的約翰萬次郎等等,都令人嘆為觀止。
The Sea Journal: Seafarers' Sketchbooks by Huw Lewis-Jones (2019)由藝術大出版商Thames & Hudson出版:本書▍極南之境有英國大畫家擔綱:
約瑟夫•透納(JOSEPH TURNER)
其它59位,除鄭和的的資料不足之外,都很可以一讀



航海家們的寫生簿:60位航海家的海上傳奇與探索陸地之外未知世界的手繪實錄

The Sea Journal: Seafarers’ Sketchbooks

內容簡介

繼入選英國《衛報》年度十大旅行類好書《探險家們的寫生簿》,姐妹作好評再出擊!
全彩精裝 29.7 x 21cm大型開本
收錄超過400張珍貴彩圖
完整珍藏60位航海家生平及手繪紀錄
⌇隨書附贈一套四張航海家寫生畫作質感年曆卡(2021年)

▌60則冒險逐浪的航海故事,繪盡海角天涯第一手探索見聞的寫生畫集;
看各時代無畏而偉大的航海家們,如何以慧眼洞察未知的領域與海外新世界
 
「在航海家的寫生簿中,我們可能見到奇蹟。這本書囊括了來自世界各地各種航海家的海上紀錄,是一座海事藝術的寶庫。直到今天,我們僅僅探索了百分之十五的海洋,但我們還想著要再度登陸月球,以及移民火星。我們對於海的探索,能做的其實還有很多。就現況來說,我們只有這顆星球可以居住。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應多多深入瞭解它,挖掘這星球運行的奧祕,並且修復人類已經造成的破壞。這是我們的使命。」
海洋一直是無邊魅力的來源,不止令人著迷,而且也極為神祕,是個兼具奇妙與恐怖的場域。《航海家們的寫生簿》收錄了許多航海者、奇特生物和新土地交會於一處的第一手紀錄──危機與喜悅並存;既有探索之樂,也藏著潛在的毀滅威脅。
在這部由私人日記、手札、信件、官方紀錄、藝術創作……所集結成的作品中,我們要跟隨無畏的水手遠航,一路造訪天寒地凍的極圈荒蕪之地、空氣凝滯而令水手絕望的無風帶,也會前往某些風光迷人的熱帶島嶼。這些航海者在旅程中將眼前所見的一切,用紙筆畫出當下所感受的鮮明印象,試圖捕捉每次出海的所見所聞。從這些寫生作品中,我們可見到時人眼中的海洋。另外,有不少讓人困惑、陌生的海洋生物,同樣也被航海家們一一觀察記錄,並以筆與顏料努力描摹、繪製出來。而我們更能見到一系列自畫像,主題可能是:船上的軍官、一般水手、廚師、捕鯨者、外科醫生和藝術家本人──當然,探險者和冒險家的身影是不會缺席的。
 本書中有趣而迷人的草圖和畫稿,通常仍保有其經歷航海歲月的痕跡,生動地捕捉了海洋的精神與魔力。

▌海外讚譽
「引人入勝的第一手紀錄集,收錄了有關探險與海上冒險的迷人見地。」──《旅行者》雜誌(Taveller)

「廣泛全面、配有具美感的插圖。」──《旁觀者》(The Spectator)年度選書

「書頁絕美……能輕易令讀者留下『十八世紀船員同時也是有才藝術家』的印象。」──CNN旅遊網(CNN Travel)

「對歷史與文化愛好者來說,本書是場視覺饗宴。」──《藝術學會》雜誌(The Arts Society Magazine)

「路易斯-瓊斯的書網羅了豐富內容──從遠洋捕鯨之旅圖文並茂的敘述,到海上戰役,再到駕小艇的堪察加船員,及發著螢光的海蛞蝓──應有盡有。」
──《蘇格蘭人報》(The Scotsman)

「驚豔視界。」──《今日航行》(Sailing Today)

「內容可無窮盡地玩味;成書精美。」──《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休.路易斯-瓊斯Huw Lewis-Jones
休•路易斯-瓊斯同時是歷史學者和探險指導員,其博士學位於劍橋大學取得。他曾任劍橋史考特極地研究所(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和倫敦國家航海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的策展人,現在則為獲獎作家。在不創作新書或準備攝影展時,休會大多時間會乘小船在南極洲和太平洋上航行。他的書已被譯為十五種語言,其中包括《想像北極》(Imagining the Arctic)、《海洋寫照》(Ocean Portraits)、《探險家們的寫生簿》(Explorers’ Sketchbooks,繁體中文版由臉譜出版)、在班夫山地節(Banff Festival,譯註:一年一度,專門表彰主題為山地文化、運動和環境的電影短片、紀錄片和書籍)中榮獲「歷史獎」的《征服聖母峰》(The Conquest of Everest),以及最新一本關於想像作品中出現的地方的地圖集《作家的地圖》(The Writer’s Map)。作者現居英國康瓦耳。

譯者簡介

木同
譯者木同。
 

目錄

推薦序
▍人人都是船員
唐.沃爾許(Don Walsh)

導論
▍未知的水域
休.路易斯-瓊斯(Huw Lewis-Jones)

航海家們的寫生簿
喬治•安森(GEORGE ANSON)
路易斯•厄珀(LOUIS APOL)
西吉斯蒙德•巴克斯特倫(SIGISMUND BACSTROM)
瓊•巴赫(JEANNE BARET)
愛德華•巴羅(EDWARD BARLOW)
法蘭西斯•蒲福(FRANCIS BEAUFORT)
查爾斯•班森(CHARLES BENSON)
彼得•布萊克(PETER BLAKE)
威廉•布萊(WILLIAM BLIGH)
艾爾瑟•波斯特曼(ELSE BOSTELMANN)

▍下潛就對了
羅賓•諾克斯-強斯頓(Rboin Knox-Johnston)

安妮•布雷希(ANNIE BRASSEY)
加布里耶•布雷(GABRIEL BRAY)
強尼•布羅克曼(JOHNNY BROCHMANN)
法蘭西斯•奇切斯特(FRANCIS CHICHESTER)
路易斯•喬里斯(LOUIS CHORIS)
弗瑞德立克•邱池(FREDERIC CHURCH)
威廉•柯次(WILLIAM COATES)
亞德里安•寇能(ADRIAEN COENEN)

▍逐水漂流
羅茲•薩維奇(Roz Savage)

約翰•金斯利•庫克(JOHN KINGSLEY COOK)
愛德華•克里(EDWARD CREE)
亞倫•庫希曼(AARON CUSHMAN)
約瑟夫•德巴爾(JOSEPH DESBARRES)
法蘭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
約翰•艾弗雷特(JOHN EVERETT)
愛德華•范肖(EDWARD FANSHAWE)
蘿絲•德•弗雷西內(ROSE DE FREYCINET)
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

▍意外之旅
斯拜德•安德森(Spider Anderson)

約瑟夫•吉伯特(JOSEPH GILBERT)
康拉德•格魯能貝格(KONRAD GRÜNENBERG)
鄭和
艾瑞克•海索堡(ERIK HESSELBERG)
葛羅莉亞•霍利斯特(GLORIA HOLLISTER)
法蘭克•赫利(FRANK HURLEY)
伊藤熊太郎
羅克韋爾•肯特(ROCKWELL KENT)

▍回到海上
阿爾費德•富克斯(Arved Fuchs)

班傑明•雷•史密斯(BENJAMIN LEIGH SMITH)
亨利•馬洪(HENRY MAHON)
內維爾•馬斯基林(NEVIL MASKELYNE)
威廉•梅爾斯(WILLIAM MEYERS)
喬治•穆勒(GEORG MÜLLER)
霍雷肖•納爾遜(HORATIO NELSON)
保羅-埃米爾•帕若(PAUL-ÉMILE PAJOT)

▍路的盡頭 
菲力浦•馬斯登(Philip Marsden)

朱利亞斯•派耶(JULIUS PAYER)
安東尼奧•皮加費塔(ANTONIO PIGAFETTA)
尼古拉斯•波科克(NICHOLAS POCOCK)
彼利•雷斯(PIRI REIS)
巴薩羅繆•夏普(BARTHOLOMEW SHARP)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YTH)
威廉•斯拜登(WILLIAM SPEIDEN)
歐文•史坦利(OWEN STANLEY)

▍極南之境
羅德尼•路斯(Rodney Russ)

格奧爾格•史特拉(GEORG STELLER)
湯瑪斯•德•蘇里亞(TOMÁS DE SURÍA)
紀堯姆•勒•泰斯蒂(GUILLAUME LE TESTU)
喬治•托賓(GEORGE TOBIN)
圖帕伊亞(TUPAIA)
約瑟夫•透納(JOSEPH TURNER)
蘇珊•維德(SUSAN VEEDER    )
威廉•范•德•費爾德(WILLEM VAN DE VELDE)

▍紙與冰
卡麗•赫爾伯特(Kari Herbert)

284羅伯特•韋爾(ROBERT WEIR)
286赫里特•韋斯特能(GERRIT WESTERNENG)
292威廉•懷利(WILLIAM WYLLIE)

作者介紹
精選書目
圖片版權聲明
謝辭


The Sea Journal

Seafarers' Sketchbooks

Huw Lewis-Jones






The sea has been an endless source of fascination, at once both alluring and mysterious, a place of wonder and terror. The Sea Journal contains first-hand records by a great range of travellers of their encounters with strange creatures and new lands, full of dangers and delights, pleasures and perils.


The sea has been an endless source of fascination, at once both alluring and mysterious, a place of wonder and terror. The Sea Journal contains first-hand records by a great range of travellers of their encounters with strange creatures and new lands, full of dangers and delights, pleasures and perils.


In this remarkable gathering of private journals, log books, letters and diaries, we follow the voyages of intrepid sailors, from the frozen polar wastes to South Seas paradise islands, as they set down their immediate impressions of all they saw. They capture their experiences while at sea, giving us a precious view of the oceans and the creatures that live in them as they were when they were scarcely known and right up to the present day. In a series of biographical portraits, we meet officers and ordinary sailors, cooks and whalers, surgeons and artists, explorers and adventurers. A handful of contemporary mariners provide their thoughts on how keeping a journal remains integral to their voyaging lives.

Often still bearing the traces of their nautical past, the intriguing and enchanting sketches and drawings in this book brilliantly capture the spirit of the oceans and the magic of the sea.

The seafarers include:

Jeanne Baret
William Bligh
Francis Chichester
Vasco da Gama
Francis Drake
Zheng He
Horatio Nelson
Antonio Pigafetta
Piri Reis
Georg Steller
Bartholomew Sharp
Tupaia
Susan Veeder


Reviews


'Readers of this beautifully-produced volume will be far from miserable, and may even be inspired to keep their own journals and images of life'
Nautilus Telegraph

'Thrilling ... succeeds in illustrating not only the diversity of maritime sketchbooks but also how vital they were for their creator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ewis-Jones’s book has everything from illustrated accounts of whaling voyages and naval battles to depictions of Kamchatkan kayakers and fluorescent sea slugs'
The Scotsman

'A captivating collection of exquisite first-hand records providing fascinating insights into exploration and adventure at sea'
Traveller

Reviews


'Readers of this beautifully-produced volume will be far from miserable, and may even be inspired to keep their own journals and images of life'
Nautilus Telegraph

'Thrilling ... succeeds in illustrating not only the diversity of maritime sketchbooks but also how vital they were for their creator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ewis-Jones’s book has everything from illustrated accounts of whaling voyages and naval battles to depictions of Kamchatkan kayakers and fluorescent sea slugs'
The Scotsman

'A captivating collection of exquisite first-hand records providing fascinating insights into exploration and adventure at sea'
Traveller

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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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豪的思想,相當複雜。例如威格的 

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


就記蕭伯納與文豪 H. G. Wells的一場辯論,外人很不容易了解......

George Bernard Shaw

Biographical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was born in Dublin, the son of a civil servant. His education was irregular, due to his dislike of any organized training. After working in an estate agent’s office for a while he moved to London as a young man (1876), where he established himself as a leading music and theatre critic in the eighties and nineties and became a prominent member of the Fabian Society, for which he composed many pamphlets. He began his literary career as a novelist; as a fervent advocate of the new theatre of Ibsen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1891) he decided to write plays in order to illustrate his criticism of the English stage. His earliest dramas were called appropriately Plays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1898). Among these, Widower’s Houses and Mrs. Warren’s Profession savagely attack social hypocrisy, while in plays such as Arms and the Man and The Man of Destiny the criticism is less fierce. Shaw’s radical rationalism, his utter disregard of conventions, his keen dialectic interest and verbal wit often turn the stage into a forum of ideas, and nowhere more openly than in the famous discourses on the Life Force, «Don Juan in Hell», the third act of the dramatization of woman’s love chase of man, Man and Superman (1903).
In the plays of his later period discussion sometimes drowns the drama, in Back to Methuselah (1921), although in the same period he worked on his masterpiece Saint Joan (1923), in which he rewrites the well-known story of the French maiden and extends it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Other important plays by Shaw are Caesar and Cleopatra (1901), a historical play filled with allusions to modern times, and Androcles and the Lion (1912), in which he exercised a kind of retrospective history and from modern movements drew deductions for the Christian era. In Major Barbara (1905), one of Shaw’s most successful «discussion» plays,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is held by the power of the witty argumentation that man can achieve aesthetic salvation only through political activity, not as an individual. The Doctor’s Dilemma (1906), facetiously classified as a tragedy by Shaw, is really a comedy the humour of which is directed at the medical profession. Candida (1898), with social attitudes toward sex relations as objects of his satire, and Pygmalion (1912), a witty study of phonetics as well as a clever treatment of middle-class morality and class distinction, proved some of Shaw’s greatest successes on the stage. It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dramatic, the comic, and the social corrective that gives Shaw’s comedies their special flavour.
Shaw’s complete works appeared in thirty-six volumes between 1930 and 1950, the year of his death.
From Nobel Lectures, Literature 1901-1967, Editor Horst Frenz,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1969
This autobiography/biography was written at the time of the award and first published in the book series Les Prix Nobel. It was later edited and republished in Nobel Lectures. To cite this document, always state the source as shown above.




Nobel Prize
George Bernard Shaw, an Irish playwright, was the leading dramatist of his generation. Born on this day in 1856 he was awarded the 1925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his work which is marked by both idealism and humanity, its stimulating satire often being infused with a singular poetic beauty."
Shaw wrote more than sixty plays including 'Pygmalion' - for which he later won an Oscar for the screenplay.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receive both a Nobel Prize and an Academy Award.
Discover more: https://bit.ly/2E905iH



1949年之前,中國出版的 蕭伯納作品,可能超過20部,待查。有好幾本,台灣商務都用諸如"漢譯世界名著"、"萬有文庫薈要"等套書重印。
中國連蕭伯納的"樂評"都有翻譯本。
翻譯是困難的事,林語堂/譯,《賣花女(英漢對照)》,台南市:開山書店,1967年。(這本應是1930年的書),一開始就有一處誤譯。楊憲益後來的,就沒錯。

在台灣出版的作品[編輯]

  • 《賣花女》(選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年。
  • 《蕭翁談樂:蕭伯納音樂散文評論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 《蕭伯納戲劇選》,作家出版社,2006年。
  • 《華倫夫人的職業:蕭伯納劇作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
  • 《聖女貞德》(中英對照),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年。該書附有光碟。
  • 《以子為父》,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
  • 藍文海/譯,《人與超人》,台北市:啟明書局,1951年。
  • 顧帆/譯,《蕭伯納情書》,台北市:文友,1956年。
  • 譯者不詳,《蕭伯納情書》,台北市:啟明書局,1956年。
  • 元鑫/譯,《魔鬼的門徒》,台北市:新興,1957年。
  • 啟明書編譯所/編譯,《人與超人》,台北市:啟明書局,1957年。
  • 譯者不詳,《聖女貞德》,台北市:三一劇藝社,1964年。
  • 胡仁源/譯,《千歲人》,台北市:台灣商務,1965年。
  • 林語堂/譯,《賣花女(英漢對照)》,台南市:開山書店,1967年。
  • 倜然/譯,《黑女尋神記》,台南市:開山,1968年。
  • 蔡進松/譯,《蕭伯納戲劇選集》,台北市:驚聲文物供應社,1970年。
  • 俞樹清/譯,《蕭伯納書信》,台北市:正文出版,1970年。
  • 林語堂/譯,《賣花女》,台北市:華貿出版,1976年。
  • 中國文化學院戲劇學系影劇組/編,《人與超人》,台北市:中國文化學院戲劇學系影劇組,1976年。 (非賣品)
  • 中國文化學院戲劇學系影劇組/編,《賣花女》,台北市:中國文化學院戲劇學系影劇組,1976年。 (非賣品)
  • 陳蒼多/譯,《蕭伯納趣談婚姻》,台南市:德華,1977年。
  •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 編譯,《蕭伯納/戴麗達》,台北市:九五文化出版,1981年。
  • 黃嘉德/譯,《蕭伯納情書》,台南市:大孚書局,1982年。
  • 顏元叔/主編,《蕭伯納戲劇選集》,台北市:驚聲文物,1984年。
  • 陳惠華、吳潛誠/譯,《人與超人、聖女貞德》,台北市:遠景出版,1987年第6版。
  • 英若誠/譯,《芭芭拉少校》,台北市:書林,2003年。
  • 林筱青、曾文英/譯,《尼貝龍根的指環:完美的華格納》,台北市:高談文化,2003年。
  • 林筱青、曹文英/譯,《華格納寓言:揭開《尼貝龍根指環》的面紗》,台北縣新店市:高談文化,2000年。

蕭伯納[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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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George bernard shaw.jpg
出生1856年7月26日
 英國愛爾蘭都柏林
逝世1950年11月2日(94歲)
 英國赫特福德郡韋林
職業劇作家、評論家、政治活動家
國籍 英國
 愛爾蘭
體裁諷刺黑色幽默
獎項諾貝爾文學獎(1925年)
第11屆奧斯卡獎最佳改編劇本(1939年)
受影響於叔本華理察·華格納易卜生尼采亨利·喬治威廉·莫里斯
施影響於英國社會主義費邊社庫爾特·馮內古特
蕭伯納[註 1]George Bernard Shaw,1856年7月26日-1950年11月2日),直譯為喬治·伯納德·蕭英國/愛爾蘭劇作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聯合創始人。早年靠寫作音樂和文學評論謀生,後來因為寫作戲劇而出名。蕭伯納一生寫過超過60部戲劇,擅長以黑色幽默的形式來揭露社會問題。1926年因為「作品具有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而獲1925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Alan Lerner曾改編其喜劇作品《賣花女》(Pygmalion)成音樂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該音樂劇又改編為好萊塢同名賣座電影而家喻戶曉。

《勅封天后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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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長託買二本書:1. 北京 :中華:《天妃顯聖錄》與媽祖信仰 著者: 蔡相煇 ;2. 北京 :中華 書籍名 勅封天后志 著者 林清標
前者作者在台灣有自印。後者"絕版"。然而媽祖似乎有點靈,今天經"城南公園"對面,遇林先生及湄洲祖廟臺灣行宮執行長黃逸耕(1949~),得贈一本1987恭印《勅封天后志》 。
圖像裡可能有畫畫

Face masks embroidered with indigenous Ainu designs popular in Japan. Author:Isabella Lucy Bird Bishop: Unbeaten tracks in Japan : 『日本奥地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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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masks embroidered with traditional designs of Japan's indigenous Ainu people to ward off evil have gained sudden popularity ami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fter the country's top government spokesman wore one in a televised press conference.


Unbeaten tracks in Japan : an account of travels in the interior including visits to the aborigines of Yezo and the shrine of Nikkô / Isabella L. Bird
London : J. Murray, 1893

 Unbeaten Tracks in Japan - Project Gutenberg(1885年版)

Bird, Isabella. "Unbeaten Tracks in Japan: The Firsthand Experiences of a British Woman in Outback Japan in 1878". Japan & Stuff Press (2006). ISBN 4-9902848-0-1.

Usu Station - 有珠駅 - 北海道伊達市 - Ekinavi

ekinavi-net.jp/railway/jr-muroran01/usu/index.html

翻譯這個網頁
Usu Station area tourism and travel information. 有珠善光寺の玄関口。駅の概要・営業時間・ ... Usu Bay 有珠湾と旅館有珠観光館。 Ousuyama Shrine 大臼山神社。

 I sat on a rock by the bay till the last pink
glow faded from Usu-taki 岳and the last lemon stain from the still
water; and a beautiful crescent, which hung over the wooded hill,
had set, and the heavens blazed with stars:


"Ten thousand stars were in the sky,
Ten thousand in the sea,
And every wave with dimpled face,
That leapt upon the air,
Had caught a star in its embrace,
And held it trembling there."


The loneliness of Usu Bay is something wonderful--a house full of
empty rooms falling to decay, with only two men in it--one Japanese
house among 500 savages, yet it was the only one in which I have
slept in which they bolted neither the amado nor the gate.





The Ainu Bear Ceremony 193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24&v=EelCX5zjTKU


 日本奥地紀行 / イサベラ.バード(Isabella L. Bird)著 ; 高梨健吉訳
東京都 : 平凡社, 2000


日本奥地紀行』(にほんおくちきこう、英語Unbeaten Tracks in Japan)は、イザベラ・バードの日本旅行記である。
1878年明治11)6月から9月にかけて東京から北海道蝦夷地)までの旅行の記録で、明治維新当時の日本の地方の住居、服装、風俗、自然を細かく書き留めてあり、近代以前の日本の情勢を知ることのできる資料である。またアイヌ人に関する記述も豊富にある。
初版は1880年に2巻本として出版されたが,その後版を重ね、関西旅行の記述その他を省略した1885年版が出版された。


『日本奥地紀行』

1878年(明治11)6月から9月にかけ『日本奥地紀行』は執筆され、1880年に "Unbeaten Tracks in Japan"(直訳すると「日本における人跡未踏の道」)として刊行された。冒頭の「はしがき」では「(私の)全行程を踏破したヨーロッパ人はこれまでに一人もいな かった」としるし、また「西洋人のよく出かけるところは、日光を例外として詳しくは述べなかった」と記し、この紀行が既存の日本旅行記とは性格を異にする ことを明言している[2]
栃木県壬生町から鹿沼市日光杉並木に至る例幣使街道では、よく手入れされた大麻畑や街道沿いの景色に日本の美しさを実感したと書いている。また日光で滞在した金谷邸(カナヤ・カッテージ・イン)にはその内外に日本の牧歌的生活があると絶賛し、ここに丸々2週間滞在して日光東照宮をはじめ、日光の景勝地を家主金谷善一郎および通訳の伊藤とともに探訪する。[3]
日光滞在10日目には奥日光を訪れるが、梅雨時の豊かな水と日光に育まれた植生、コケ、シダ、木々の深緑と鮮やかに咲き誇る花々が中禅寺湖男体山華厳滝竜頭滝戦場ヶ原湯滝湯元湖を彩る様を闊達に描写し絶賛している。街道の終点である湯元温泉にもたいへんな関心を示し、湯治場を訪れている湯治客の様子を詳らかに記している。またその宿屋(やしま屋)のたいへん清潔である様を埃まみれの人間ではなく妖精が似合う宿であると形容し、1泊したうえで金谷邸への帰途に就く。[4]
山形県南陽市赤湯温泉湯治風景に強い関心を示し、置賜地方を「エデンの園」とし、その風景を「東洋のアルカディア」と評した。[5]
『日本奥地紀行』では当時の日本をこう書いている。
私はそれから奥地や蝦夷を1200マイルに渡って旅をしたが、まったく安全でしかも心配もなかった。世界中で日本ほど婦人が危険にも無作法な目にもあわず、まったく安全に旅行できる国はないと信じている[6][7]
他には新潟を「美しい繁華な町」としつつも、県庁、裁判所、学校、銀行などが「大胆でよく目立つ味気ない」としたり[8]湯沢を「特にいやな感じのする町である」と[9]記したり、また黒石の上中野を美しいと絶賛したりしている[10]
他方、「日本人は、西洋の服装をすると、とても小さく見える。どの服も合わない。日本人のみじめな体格、凹んだ胸部、がにまた足という国民的欠陥をいっそうひどくさせるだけである[11]」、 また「日本人の黄色い皮膚、馬のような固い髪、弱弱しい瞼、細長い眼、尻下がりの眉毛、平べったい鼻、凹んだ胸、蒙古系の頬が出た顔形、ちっぽけな体格、 男たちのよろよろした歩きつき、女たちのよちよちした歩きぶりなど、一般に日本人の姿を見て感じるのは堕落しているという印象である[12]」と日本人の人種的外観について記している。なおアイヌ人については「未開人のなかで最も獰猛」そうであるが、話すと明るい微笑にあふれると書いている[13]。ほかにもホザワ(宝坂?)と栄山の集落について「不潔さの極み」と表し、「私が日本人と話をかわしたり、いろいろ多くのものを見た結果として、彼らの基本道徳の水準は非常に低いものであり、生活は誠実でもなければ清純でもない、と判断せざるをえない[14]」と阿賀野川津川で書くなど、日本について肯定的な側面と否定的な側面双方を多面的に記述している。
 日本內陸遊記”“日本內陸之旅”是從1878年6月寫了九月( 1878 ) ,於1880年印製成“在日本不敗的曲目”和( “道路不露痕跡日本”和直譯) 。地方去了,“西方人,不詳細,除了太陽所提到的,還簽署了”沒有人迄今在歐洲誰擁有托阿中風所有(我) “和”前言“開頭已表明,它標誌著“是,這個遊記是不同性質的日本遊記現有的[ 2 ] 。我在Reihei寫使用公路通往陽光香柏樹從鹿沼市,栃木縣壬生町,鑑於公路或沿一直保持良好大麻場已經意識到日本的美。此外,妄言,有一個田園生活在日本內部和金谷大廈外誰住在陽光中(金谷山寨式) ,包括日光東照宮,房東金谷陽光的景區留在這裡小胖2週我想與伊藤解釋和Zen'ichiro探索。 [3]在參觀奧日光市停留10天,但禪寺,男性的身影,鮮花盛開的鮮豔和深綠色的植被已經孕育在陽光和雨季水源充足,華嚴的苔蘚,蕨類植物,樹木你是廣受好評的有力描繪成彩色瀑布, Ryuzunotaki , Senjougahara , Yudaki ,湯湖。顯示了大量的湯溫泉的興趣是高速公路的終點,我已經寫了Tsumabiraka的溫泉治療的客人誰訪問過的地方澆水的狀態。另外,我的形容詞來是客棧童話好看,而不是人類的塵土飛揚的社會責任是很乾淨的客棧(八島亞) ,頭回金谷大廈在幫助了一夜。 [4]顯示在赤湯溫泉山形縣南陽市的景觀澆水了濃厚的興趣,這是一個“伊甸園”和置賜區域,並把它稱為“阿卡迪亞東方”的景觀。 [5]我在“日本內陸之旅”寫信給當時的日本。

    
我已經走過超過1200英里的蝦夷和內陸的,但絕對安全又沒有後顧之憂。我認為女人不適合眼睛粗魯甚至比日本在世界上更危險,沒有任何國家能在所有安全出行[ 6 ] [ 7 ]即使在“美麗的小鎮鬧”新潟, [ 8 ] ,是一個小鎮,尤其是不愉快的“感覺湯澤縣政府,法院,學校,銀行或用”平淡脫穎而出以及一個大膽的“另有稱讚或黑色的石頭[9]美麗的Uenakano此外,或標有“ [ 10 ] 。在另一方面, “日本和西方打扮,看起來很小。哪些衣服不合身,只有更差的日本全國缺陷苦不堪言的體質,胸部凹陷,即弓腿的腳[皮膚發黃的臉形式“日本人,僵硬的頭髮,精緻的眼皮,細長的眼睛,眉毛屁股下來,鼻子和俗氣,乳房凹陷,面頰蒙古系統,如馬走了出來也11 ]” , ,日本是每步行印象的比賽被交錯弱小的體魄,男人,比如走在第一時間,婦女的孩子,感到日本人民普遍認為已經下降[ 12 ]的視線“我寫的外觀。應該注意的是,我寫這樣的話“野蠻人中最狠”阿伊努,卻充滿了燦爛的笑容和說話[ 13 ] 。代表的榮聖芳澤的結算“的缺乏衛生高度”和( Takarazaka ? ) ,作為“我或拉與日本的故事的結果,我看到了很多東西以不同的方式,他們的基本道德水平除了等寫在阿賀野市中津川不由的決定是非常低的,生活是,也不是無辜的如果有一個真誠的[ 14 ]“ ,和側面兩個對日本的消極和積極因素我所描述的多面性。



Author:Isabella Lucy Bird Bi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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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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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two Ainu men from the island of Hokkaido in northern Japan, circa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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