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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國際敦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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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六四”30周年感言
九十高齡的余英時教授手跡
余英時：“六四”30周年感言
六四民主運動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大陸已經淪爲有史以來最嚴酷的極權國家，並運用種種最新科技來摧毀人民的言論與行動的自由。對于源遠流長的文明中國和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個不能容忍的奇恥大辱。我們今天紀念六四， 便是爲了徹底消滅這一恥辱，因此必須同時向兩大目的奮進：
第一，我們要運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如撰述、回憶、會議等等，將六四的真實曆史揭示出來，保存在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記憶之中。
第二，現代中國人集體而又自覺地追求民主，是從100年前的“五四”運動開始的。“六四”在這一方面則直接繼承“五四”而來。我們都清楚地記得，當年“六四”民主運動正是在“五四”70周年紀念大會中發展起來的。所以怎樣不斷深化中國人對于民主理念的認識和追求，更是紀念“六四”的中心任務！
第二，現代中國人集體而又自覺地追求民主，是從100年前的“五四”運動開始的。“六四”在這一方面則直接繼承“五四”而來。我們都清楚地記得，當年“六四”民主運動正是在“五四”70周年紀念大會中發展起來的。所以怎樣不斷深化中國人對于民主理念的認識和追求，更是紀念“六四”的中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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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dict Anderson, A Life Beyond Boundaries: A Memoir ；《想像的共同體》；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
那隻懂得俄語的青蛙，多年後到俄國師範學校演講，只記得詩的幾句，然而上千聽眾接下朗誦，以示"團結"，發出陽光的誓言！
紀念 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
"睡前讀A Life Beyond Boundaries: A Memoir by 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 2016，有點欲罷不能(雖然是學思過程，有許多"當地人"的現場教育、友情，以及一流的師長同事......)。提醒眼力有限。雖然下單買中文本以備.....英文版有索引，很適合我喜歡跳讀的習慣，譬如說。讀書前設想要介紹兩位西方人研究印尼的高手，原來輩分有別；無意間聽到A. B.說，古希臘沒Power觀念...... 。"
紀念 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
"睡前讀A Life Beyond Boundaries: A Memoir by 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 2016，有點欲罷不能(雖然是學思過程，有許多"當地人"的現場教育、友情，以及一流的師長同事......)。提醒眼力有限。雖然下單買中文本以備.....英文版有索引，很適合我喜歡跳讀的習慣，譬如說。讀書前設想要介紹兩位西方人研究印尼的高手，原來輩分有別；無意間聽到A. B.說，古希臘沒Power觀念...... 。"
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
A Life Beyond Boundaries: A Memoir
An intellectual memoir
回憶錄有漢譯本
我是一隻跳出椰殼碗的青蛙
2018-10-12
作者：[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譯者：徐德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定價：49.80元
安德森自傳日文版（《ヤシガラ椀の外へ》，加藤剛譯，2009年，NTT出版）及英文版（2016年7月，Verso出版）
國際知名民族主義理論家、政治學著作《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2月12日晚在印尼瑪琅病逝，享年79歲。
2009年，安德森在日本出版了自傳《椰殼碗外的人生》（《ヤシガラ椀の外へ》，加藤剛譯，NTT出版）。書名來自印尼和暹羅的諺語「椰殼碗下的青蛙」，與中、日文里的「井底之蛙」有相似之處又有微妙的區別。
安德森與中國淵源頗深，他1936年出生在抗戰時期的昆明，1941年隨家人躲避戰火離開中國。2014年還曾來中國講學。
作為牽動世界東南亞地域研究的重要學者，該書既是安德森自己一生「知識的自傳」，同時也是一部極具價值的論著。書中，作者回顧了自己幼年的多語學習環境、從事東南亞研究的理由、田野調查的困難和趣味、比較研究的意圖和意義、跨學科研究的變遷歷程，以及《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產生的背景等等。
這部自傳的奇特之處在於，它是安德森在日本編輯和譯者的強烈請求下，專門為日本的年輕學者所撰寫，目前沒有英文原版而只有日文譯本。其英文版「A Life Beyond the Boundaries：A Memoir」明年7月將由英國Verso出版社出版，繁體中文版也將由吳叡人翻譯、台灣聯經明年推出。
澎湃新聞據日文版節譯安德森自傳中關於他與中國淵源，以及作者總結自己幸運的求學時代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我與中國
1936年8月26日，我出生在中國昆明，那時正是日本對中國北部發起大規模侵略的前夕，也就是歐洲人所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三年前。1941年夏天，在我即將迎來五歲生日的時候，身體有恙的父親詹姆斯·奧格爾曼·安德森（James O』Gorman Anderson）和他的家族取得了聯繫，決定取道美國返回故鄉愛爾蘭。當時的愛爾蘭，正竭盡全力在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中保持它的中立地位。
從中國出發的船隻，在舊金山停泊的時候，大西洋上德軍潛水艦的攻擊演變得愈發激烈了。父親判斷，繼續乘船是不可能了，我們一家只能逗留在加利福尼亞，之後又輾轉到科羅拉多州。納粹德國戰敗之後，我們終於得以踏上歸國的旅途，而船上的其餘乘客大部分是前往歐洲的美國大兵。那都是我快滿九歲的那個夏天的事了。父親于歸國後的第二年去世，我的母親維羅妮卡·安德森（Veronica Anderson）是英國人，但她決定留在愛爾蘭。就這樣，直到1958年1月我啟程去美國之前，愛爾蘭成了我的家鄉。
……
父親是個聰明人，也是一個不滿足於安頓在故鄉小城的年輕人。他不願被沃特福德郡缺乏刺激的生活所埋沒，便在劍橋大學畢業前的1914年，也就是他21歲的時候，來到中國的「海關稅務司署」這個不尋常的機構就職。
……
父親很擅長語言學，為了提高外國署員的漢語會話和閱讀能力，海關稅務司署為他們安排了嚴格的外語課程，父親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中國工作期間，無論對當時的政府懷著怎樣的想法，對於中國本身以及市井之中的中國人，都產生了深刻的感情；他還閱讀了很多領域的中文書籍。父親去世後，漸漸振作起來的母親在他留下的書籍當中，發現了一套附有插圖的性學研究全集，深受震動。書中都是中國第一代的性研究者所記錄的反映當時社會上的強制賣春現象和女性悽慘狀況的內容。
在此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20年，父親和正在中國旅行的斯特拉·本森（Stella Benson）相遇，第二年，他們在倫敦結婚。斯特拉是廣為人知的作家、短篇小說家，也是當時維吉尼亞·伍爾夫所在的前衛藝術圈中的一員。婚後，她和父親一起移居到中國生活，並以當地的生活經歷為基礎，創作了幾篇在她所有作品中可以稱得上是傑作的作品。二人的新婚旅行是在由倫敦前往中國的途中，乘坐汽車橫穿了美國大陸。從父親去世後留下的藏書類別中可以看出，似乎正是這段經歷使他迷上了美國。
斯特拉在中國英年早逝，父親為此遭受了巨大的悲痛。不過，1935年，他又在倫敦邂逅了我的母親，同她結婚，並帶她回到了中國。我就是這樣出生在了昆明。至於為什麼是昆明這個地方，那是由於父親不喜從事坐辦公室的文書工作，更願意去中國的邊境各地，去那些不用被老闆指手畫腳的地方工作。這其中的因由，想必是愛爾蘭人身上的反叛精神和流浪癖有關吧。我個人是能夠理解的。我關於父親的記憶，都是從他健康狀況已經不佳之時開始的。那段時間裡，父親反覆地出入醫院。而即便在抱病中，他依然常懷著溫暖的慈愛，是一個相處起來使人十分快樂的人。
……
家中充滿了中國的捲軸、繪畫和民族服飾，弟弟妹妹經常穿著這些衣服嬉戲。有一天，母親拿出一雙比我的手還要小的帶有刺繡的鞋子給我看，告訴我，這是從小纏足的中國女性穿的鞋子。我至今仍記得自己當時震驚的感受。父母二人都很喜歡攝影，家中有許多相冊。當然，其中有許多在中國拍攝的照片。母親還曾給我看過一張一個兩歲左右的可愛的中國女孩的照片，說，「這個小女孩是你人生的頭一個摯友呢。」
「椰殼碗下的青蛙」
在人生最初的二十一年間，我是那麼地被幸運所眷顧著，這裡不必再加以贅述。唯一的，也是最大的不幸，就只有在我九歲的時候，當時年僅53歲的父親去世這件事。不過，那個時期我人生中的幸運或不幸背後，可能存在著一個更大的圖景。關於這一點，上文已經多次流露。這個大的圖景，可以說有空間性與時間性兩個方面。
從空間性這一方面來說，雖然當時尚未這樣來理解，我是在一個國際性的、能夠習得一種比較性眼光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在進入青春期之前，我就有著在雲南（昆明）、加利福尼亞、科羅拉多、獨立的愛爾蘭、英格蘭等地生活的經歷。由身為愛爾蘭人的父親，英國人的母親，以及越南人的保姆養育過。法語是父母之間用來說悄悄話的語言。我喜愛拉丁語，父母的書房裡則有中國、日本、法國、俄羅斯、義大利、美國、德國等各國人寫的書籍。
進一步說，處在一個較為邊緣的位置上，也恰好能獲得一些有用的感性經驗。在加利福尼亞人們嘲笑我的英國口音，而我在沃特福德郡用美國熟語、在英格蘭說愛爾蘭腔，也都被當地人嘲笑過。這種經驗可以有兩種解讀。從不好的方面說是無根，沒有一個牢固的身份認同；但這種經驗也能作積極的解讀：愛爾蘭也好，英格蘭也好，加上通過文學、電影獲得的了解，我對地球上的許多地域都懷有感情。因此，我之後在不同國家生活，浸潤於當地語言中，通過相似的方式，我很容易地就對印度尼西亞、暹羅、菲律賓產生了深刻的感情。從某種意義上看，這可以說是一種多元民族主義（multiple nationalism）吧。連續不斷的遷移是其中的關鍵。在印度尼西亞和暹羅，有一句諺語叫「椰殼碗下的青蛙」。這些國家的人把分成兩半的椰子殼當成碗來使用。這樣的碗沒有底座，底部是圓球形的。青蛙在碗朝上的時候不小心跳進來，又在碗翻倒的過程中被倒扣於其中，雖然能夠在底下將碗前後左右移動，卻不能輕易地從碗底下脫身。在這段時間內，青蛙所感知到的世界，大約就是倒扣的椰殼碗底的狹小空間而已。跟「椰殼碗下的青蛙」（與日本的「井底之蛙」有相似之處又有微妙的區別）不同，我未曾紮根於某處，也沒有在一個地方長久地居住過。
……
歷史的幸運
說完空間性的方面，接下來是時間性的方面。關於這一點和人生的很多方面都是很久以後才意識到的——我成長在一個即將迎來舊世界的終結之日的時代。我把自己接受的優秀的舊式教育作為一種理所應當的東西而接受了，並沒有想到，自己幾乎是接受這種恩惠的最後一代人中的一員。這種教育的目的非常保守，是把年輕人培養成有教養的、全能的紳士，換句話說，也就是中產階級上層傳統的繼承者。能夠接受這種通識教育的年輕人，即便在我那個時代，也無不是高級官僚、政治權利核心團體的成員，有些依舊期待著成為傳統意義上受到尊敬的「先生」，而非有用知識的傳授者。
然而，戰後早期勞動黨政權在英國引進的溫和的社會革命，在經歷了冷戰、被美國所支配、商業全球化、大英帝國凋落等狀況後，創立了大量新型的高校和大學。年輕人必須學習經濟學、商務管理、大眾傳播、社會學、現代建築學和科學（從天體物理學到古生物學）。教養、全能、通俗教育所奉行的業餘主義，已經變得無用武之地。連語言也發生著變化。我用來學習說話的BBC電台典雅英語，被攻擊為上層階級的語言，被更加庶民化的語言所逐漸替代。背誦詩歌這樣的事已經變得沒有意義，更不必說用英語之外的語言來背誦詩歌。
學校也產生了變化，體罰（來自老師或是高年級學生）的時代結束了。男子學校逐漸處在呼籲男女同校的民主壓力之下：男女同校這一變化固然有其積極意義，但也存在消極的側面。我恐怕是被書本、廣播、黑白電影所教育的最後一代人了。那是一個在成長期間既沒有電視機，也幾乎沒有受到好萊塢的影響，也沒有電子遊戲和英特網經驗的群體。就連學會使用打字機，也是成年後去到美國之後的事了。
……
以上這番論述，並不是說在我成年後所發生的這些變化從各個層面來看沒有朝著好的方向發展。我唯一想要強調的是，我的求學生涯結束之時，正是這種變化逐漸開始的時期，僅此而已。我是沒有把這些變化視作理所應當之事的最後一代人。與其說我是被這些變化所形塑的，不如說我處在一個與這些變化拉開一定距離而得以眺望它的好位置。因此，在這裡我再一次把自己看作一個幸運的人。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culture/6n8rxm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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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Benedict Anderson，2015.12.14 知道先生自傳2016年出版。
至善社的小伙子的目標，是要"一直做發動機， 從後面推動年長者"。------Benedict Anderson《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4 黑暗之時和光明之時，頁134
Benedict Anderson的 《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扉頁 引 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 ，1893～1930)的《 馬雅可夫斯基在夏日別墅中的奇遇》(詩題翻譯有點問題): 參考《 馬雅可夫斯基夏天在別墅中的一次奇遇》----這是一首長詩， 作者邀請太陽來長敘，"....咱是天生的一對，....我放射著太陽的光輝，你就讓自己的詩章 散發著光芒......."
時時發光，
處處發光，
永遠叫光芒照耀，
發光----
沒二話說!
這就是我和太陽的
口號!
上述的翻譯有點問題: 據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選集第一卷
第88頁的翻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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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老師您好，
黑體字的部分，前者翻譯得較好，「I nikakikh gvozdei!」是俄文俗語片語，意為：夠了、不需多說了、沒什麼好說的了。給您參考。
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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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的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2日於印尼瑪琅（Malang）逝世，享年79歲。
自由引述CNN報導提到，安德森的養子育滴提拉（Wahyu Yudistira）表示，安德森在12日晚間11時30分逝世，上週四，安德森還在印尼大學公開講課，育滴提拉說，安德森非常喜歡印尼，但他可能過於疲勞。
納迪克．安德森是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Aaron L. Binenjorb講座教授，為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最著名的著作是《想像的共同體》，作者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該書自1983年問世以來，被譯成31種語言出版，是社會科學領域必讀的重要作品。
安德森2003年、2010年時曾來訪台灣，對台灣的處境與民族主義發表看法。聯合報導，當時他談到二二八的看法，安德森以愛爾蘭爭取獨立的經驗提醒台灣，「就像愛爾蘭一樣，台灣在過去數百年中承受了許多苦難，然而台灣不應該重到(sic)愛爾蘭的覆轍，長期陷入地方主義和無法忘懷的怨恨之中」，他說「過去絕不應該被遺忘」，但對現在來說，「重要的不是過去的黑暗，而是在前方向我們招手的光明。」
對於當時將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安德森說：「如果我是台灣人，我會問為什麼要慶祝，」他形容兩岸慶祝建國的做法「就像年輕人終日在電腦前凝視自己的臉書，」「與其不斷問『我是誰』，不如去想我可以為未來做麼！」
納迪克．安德森還著有《比較的鬼魂：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革命時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美國殖民時期之暹羅政治與文學》（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之政治文化》（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三面旗幟下：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的想像》（Under Three Flags: 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等重要作品。
第88頁的翻譯如下:
永遠照耀，
到處照耀 ，
直到那日月的盡頭，
照耀----
不顧一切阻撓! I nikakikh gvozdei!
這就是我和太陽的
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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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老師您好，
黑體字的部分，前者翻譯得較好，「I nikakikh gvozdei!」是俄文俗語片語，意為：夠了、不需多說了、沒什麼好說的了。給您參考。
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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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的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2日於印尼瑪琅（Malang）逝世，享年79歲。
自由引述CNN報導提到，安德森的養子育滴提拉（Wahyu Yudistira）表示，安德森在12日晚間11時30分逝世，上週四，安德森還在印尼大學公開講課，育滴提拉說，安德森非常喜歡印尼，但他可能過於疲勞。
納迪克．安德森是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Aaron L. Binenjorb講座教授，為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最著名的著作是《想像的共同體》，作者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該書自1983年問世以來，被譯成31種語言出版，是社會科學領域必讀的重要作品。
安德森2003年、2010年時曾來訪台灣，對台灣的處境與民族主義發表看法。聯合報導，當時他談到二二八的看法，安德森以愛爾蘭爭取獨立的經驗提醒台灣，「就像愛爾蘭一樣，台灣在過去數百年中承受了許多苦難，然而台灣不應該重到(sic)愛爾蘭的覆轍，長期陷入地方主義和無法忘懷的怨恨之中」，他說「過去絕不應該被遺忘」，但對現在來說，「重要的不是過去的黑暗，而是在前方向我們招手的光明。」
對於當時將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安德森說：「如果我是台灣人，我會問為什麼要慶祝，」他形容兩岸慶祝建國的做法「就像年輕人終日在電腦前凝視自己的臉書，」「與其不斷問『我是誰』，不如去想我可以為未來做麼！」
納迪克．安德森還著有《比較的鬼魂：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革命時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美國殖民時期之暹羅政治與文學》（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之政治文化》（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三面旗幟下：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的想像》（Under Three Flags: 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等重要作品。
Centaur: the life and art of Ernst Neizvestny - Page 56 - Google Books Result
books.google.com/books?isbn=0742520587
Albert Leong - 2002 - Biography & Autobiography
... always, to shine everywhere do dnei poslednikh dontsa, to the last drops of one's days, svetit'i nikakikh gvozdei to shine and no nails Vot lozung moi i solntsa. 《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出版日期：2012年本書分析了形成民族主義的各種力量，考察各個東南亞國家具體的民族主義表現並加以比較，最後提出為在冷戰後遭受冷遇的民族主義正名，對東南亞、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有深刻的洞見。 “人文與社會譯叢”秉承“激活思想，傳承學術”之宗旨，以精良的選目，可靠的譯文，贏得學術界和公眾的廣泛認可與好評，被認為是當今“最好的社科叢書之一”。
目錄 · · · · · ·
目錄題記致謝導論第一部分民族主義的長弧
1 民族主義、認同與序列邏輯
2 複製品、光暈和晚近的民族主義想像
3 遠距民族主義第二部分東南亞：國別研究
4 黑暗之時和光明之時
5 專業夢想
6 雅加達鞋裡的沙子
7 撤退症狀
8 現代暹羅的謀殺與演進
9 菲律賓的地方巨頭民主制
10 第一個菲律賓人
11 難以想像第三部分東南亞：比較研究
12 東南亞的選舉
13 共產主義之後的激進主義
14 各尋生路
15 多數族群和少數族群第四部分所餘何物？
16 倒霉的國家
17民族之善索引·
1 民族主義、認同與序列邏輯
2 複製品、光暈和晚近的民族主義想像
3 遠距民族主義第二部分東南亞：國別研究
4 黑暗之時和光明之時
5 專業夢想
6 雅加達鞋裡的沙子
7 撤退症狀
8 現代暹羅的謀殺與演進
9 菲律賓的地方巨頭民主制
10 第一個菲律賓人
11 難以想像第三部分東南亞：比較研究
12 東南亞的選舉
13 共產主義之後的激進主義
14 各尋生路
15 多數族群和少數族群第四部分所餘何物？
16 倒霉的國家
17民族之善索引·
《比較的幽靈》試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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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史縮斂成一故事是特別重要的。秉持此一精神，Benedict Anderson (1991)論到，國家感牽涉到建立在透過一遺忘，發明，和詮釋的審慎結合所建構的歷史之想像共同體的了解。" James March (2010)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 - Google 圖書結果
Benedict R. O'G. Anderson - 1991 - Political Science - 224 頁Introduction Perhaps without being much noticed yet,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m and Marxist movements is upon us. ...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BD0049)──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作者：班尼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譯者：吳叡人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0年05月03日
民族主義研究的必讀經典 《想像的共同體》自1983年問世以來，不但使學界對民族與民族主義課題的思考角度產生哥白尼式的徹底翻轉，其深刻影響也廣及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除了被譯成三十一種語言出版之外，甚至成為一種近乎教科書的作品，遠遠超乎作者的預料。 安德森從文化內涵的改變與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來探討民族主義的源起，並辨析民族主義在美洲誕生，被歐洲的群眾運動挪用，被帝國政權吸納，再到亞非兩洲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反帝國主義抗爭的數百年過程。 此次中文增訂版收錄了安德森於2006年新添的一章，概略檢視了此書所造成的影響，並探討此書在世界各地的出版與反應情況；另外更收錄了2003年作者兩篇關於臺灣處境的研討會講稿，以及譯者訪談這位學術大師的深情記敘。 ．據說在全球接軌的浪潮中，國族認同的強度會衰退？ 或說在網路互動的年代裡，媒體訊息的影響會減弱？ 不過事實的發展，顯然沒那麼簡單-國族主義未曾消逝，媒介建構也仍在運作。《想像的共同體》，早已不僅是一本書的名字、或一個朗朗上口的學術名詞，更是每個現代人在追尋、思索集體與個體名分時，一個始終明亮清朗、安身立命的提醒。 ──李明璁（臺大社會系助理教授） ． 讀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既是享受，也是挑戰。他的核心論題不難懂，但他帶領讀者進入的世界，有一大片陌生異境。深具原創性的安德生不媚俗，在自由偏左 學界對於民族主義一片撻伐聲中，他獨排眾議指出現代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起源是：弱小社群對抗帝國的「弱者武器」。光是這一點，就值得臺灣讀者好好思索本書 的深意。──吳介民（清華大學社會學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委） ． 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在1983年出版後，就成了民族主義研究中最重要的一本書，至今未衰。透過豐富大量歐美帝國主義與第三世界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等 跨越時間與空間的研究，他帶領讀者去探討一個核心的問題：人們為何會以「民族國家」之名，為其生，為其死，為其殺？「民族國家」到底如何生成？如果你在知 識上思索民族主義，或在心靈上受民族主義之苦，那你就不應該錯過閱讀此書──范雲（臺灣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臺灣的命運總是離不開與民族主義的搏鬥，不論是實踐或是論述。安德森的這本著作讓我們理解民族主義的起源與重量，而吳叡人的譯筆與對這個問題的權威，讓閱讀這本經典成為一場愉悅而深刻的知識旅程。──張鐵志（作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從來沒有哪位作者有過安德森這樣的絕佳機會：一本大量使用書寫與出版為材料來探討文化政治的著作，經過二十餘年來各式各樣的翻譯之後，作者可以用這本書的全球出版史作為材料，再一次精闢地解析了這些年來的全球政治變遷。所謂「反身性」，莫有過於此者。 ──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 閱讀《想像共同體》的經驗，彷彿是在世界政治、文化史叢林中的探險，旅途中充滿了不可預期的挑戰與刺激。作者安德森饒富隱喻、寓意的文筆，讓各地方看來不 相關的事件與人物，重新復活；萬一讀者只能將它當作民族主義的政治學教科書，那就未免太可惜了，而他反歐洲中心、反殖民、諷刺「大國」的獨尊霸業、親近 「小國」與追求獨立的共和精神，都躍然紙上。本書已翻譯成多國文字，臺灣譯者吳叡人教授誠實幽雅又生動的譯筆，恰當的譯者補充，以及幾可成一家之言的「導 讀」，深受安德森以及讀者的讚賞。在此次的新版中，安德森反思最新網路科技，以及人類跨國界移動對「自我想像」的影響，更為自己這本書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轉 譯的生命歷程，做了後設的分析，而為臺灣民族主義所添加的討論等，都豐富了原版的內容。──張茂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 ． 關於民族主義與印刷資本主義共生的歷史情境，安德森的敘述與觀點，早成一家之言。安德森認為「馬克斯主義者就不會是民族主義者」的說法，似是而非；他又辨 明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大不相同。關心階級政治與國際主義前途的人，對話本書的信念之後，當能續做觀察、分析、辯駁與推進。──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十九世紀以來「現代化」帶來的「鉅變」折騰著西方人文與社會學者，他們企圖回到古典的「共同體」想像謀求救贖藥方。安德森教授這本問世已久的「舊著」能夠一再地以各種語言出版，有著眾多的讀者群，不只因為它是有關民族主義的經典著作，更是照應著這樣的學術認知焦慮。──葉啟政（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講座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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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Aaron L. Binenjorb講座教授，為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除《想像的共同體》外，還著有《比較的鬼魂：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革命時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美國殖民時期之暹羅政治與文學》（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之政治文化》（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三面旗幟下：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的想像》（Under Three Flags: 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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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叡人 臺 灣桃園人，台大政治系畢業，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客座助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專攻比較政治（民族 主義、殖民主義、國家形成與轉型正義）、政治哲學、台灣近代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日本近代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現正進行台灣左翼傳統之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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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的重量：《想像的共同體》導讀╱吳叡人 第二版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文化根源 第三章 民族意識的起源 第四章 歐裔海外移民先驅者 第五章 舊語言，新模型 第六章 官方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第七章 最後一波 第八章 愛國主義和種族主義 第九章 歷史的天使 第十章 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 第十一章 記憶與遺忘 旅行與交通：《想像的共同體》的地理傳記 譯後記 附錄 帝國／臺灣 曼谷遙寄 黑暗之時，光明之時╱吳叡人 參考書目 索引 不夠細 《想像的共同體》Benedict Anderson/著 吳睿人/譯 （1999 時報） 文匯報：如果可能，說說您的弟弟佩里·安德森吧。他寫過一本反思國家的書《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他描寫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的國家中心論敘事，和您的幾本書中的方式有著巨大差異。我很好奇，你們之間對民族主義有過什麼有趣的互動話題，如果您願意和我們分享的話。 安德森：他比我聰明，也比我成熟得早。他是我弟弟，但是很早就開始讀小說、歷史和理論。我們很不一樣，但是我們很愛對方，也為對方驕傲，我們也向對方學習到很多。 從研究興趣上來講，/他對權力感興趣，而我總的來說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我們家裡還會說笑話*，*我妹妹*拿我們兩個哥哥打趣，說你們把世界都分了呀，你寫亞洲，佩里寫歐洲和美洲，那我就研究東歐吧。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如何記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作者：本報記者李純一實習生祁濤文章來源：文匯報點擊數： 40更新時間：2014年04月08日 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一書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闊別中國...70多年後，再一次來到他出生的土地。安德森教授在訪問期間，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 手裡攥著載有填字格遊戲的報紙和一隻沒拆封的口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 ct Anderson）踱著步走進來。“你喜歡玩填字遊戲嗎？”“嗯，醫生讓我練練腦子，我現在記性不太好。” “記性不太好”的安德森，腦袋裡裝備著多國語言。在劍橋大學學習古典學之後，安德森來到美國研究印尼政治。由於1972年起蘇哈托政權禁止他入境，安德森 開始把目光轉向印尼的文獻材料，以及泰國和菲律賓。直到今年，安德森每年仍有一半時間生活在泰國，以獲取直接經驗開展研究。 安德森對東南亞深深著迷，有這樣一個契機：1936年出生於中國昆明的他，在1941年隨家人躲避戰火暫居美國，之後來到英國受教育。1956年，安德森 在劍橋閒逛，看到一群上流社會的英國學生攻擊一位演說批評英法入侵蘇伊士運河的印度人，他試圖阻止，結果也和那位印度人一樣遭到毆打，甚至接下來還得聽這 群英國學生高唱英國國歌。安德森“憤怒至頭暈目眩”，這是和一個“被殖民者”一起接受了帝國的羞辱的經歷。1957年，印尼發生內戰，美國中情局介入其 中，好奇的安德森決定遠赴美國康乃爾大學，師從喬治·卡欣（Geroge Kahin）攻讀印尼研究。也正是在卡欣這裡，安德森“學到了政治與學術的不可分離”。 在這些年裡，安德森在幾百年來經歷移民、被殖民、獨立與認同危機的東南亞，開展廣泛的田野工作，“透過倒轉的望遠鏡來看我的歐洲”，努力適應如影隨形的 “比較的幽靈”。在這些距離宗主國最為遙遠的前殖民地，盤踞著形形色色帝國主義的奇特歷史：“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封建主義的16世紀末葉，荷蘭人在重商 主義的17世紀，英國人在啟蒙主義的18世紀，法國人在工業主義的19世紀”，此後，是“美國人在機動化的20世紀到達此地”，是“太平洋戰爭、飛速的戰 後去殖民化、冷戰的發動，以及美國人想取代日本人做本地區唯一霸主的持續努力”。因此，繼西屬美洲之後，東南亞成了又一個“爭取獨立以及更多東西的武裝鬥 爭是家常便飯”的區域。 與殖民地時代的學術研究不同，非殖民化與美國冷戰霸權主導下的20世紀東南亞研究，不再由殖民地文官主導，也不再聚焦於考古學、古代史和古典文學，而是集 中於政治科學、近現代史和人類學。不過，安德森的研究依然留存著他早年熱愛文學的痕跡，他分析爪哇語的長詩、對比菲律賓民族英雄撰寫的西班牙語小說及其英 譯本的差異、研究泰語文學，用他充沛自由的筆調— —用學科化的語言來講，是“融比較史、歷史社會學、文本分析與人類學於一爐”，敘寫反殖民民族主義這一他長期傾心的主題。 安德森認為，民族、民族屬性與民族主義都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表現了在世界性宗教共同體、王朝以及神諭式的時間觀念沒落之後，人類意識的深刻變 化。這種變化是經由文字或者說閱讀來推動的——“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相互作用，打破了拉丁文的壟斷地位，讓方言寫作的小說與報紙 逐漸興起，塑造出一個語言的共同體，成為後來民族共同體的原型。在殖民地區，人口調查、地圖和博物館三者更是一起深刻地型塑了殖民地政府想像其領地的方 式，人口的分類範疇被不斷重組編排，與地圖一樣，都隱含著一種新的論述，而古蹟被保護起來，以彰顯殖民地政府的強大管理能力和威望。 揭示種種概念的虛構性，並告訴人們這是人類情感和意識的深層需要，顯然也打動了中國的讀者們。近日，安德森來到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講演 “民族主義研究中的新困惑”與“海外華人認同的悖論：以泰國為例”，吸引了眾多抱有身份認同焦慮和反思“想像的共同體”的青年。期間，他還與師生們進行了 座談。本報節選座談內容，結合記者採訪部分，以饗讀者。 民族主義的發生關乎情感，而不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 文匯報：從您寫作《想像的共同體》至今已有30多年。您對民族主義這一研究領域在這些年的發展有何評價？您對您30年前提出的民族主義的理論，有何修正嗎？ 安德森：這本書一開始只是寫給英國人看的，因為他們對民族主義的認識就是希特勒，他們不知道怎麼去認識民族主義。所以當這本書開始被翻譯的時候我很吃驚， 因為裡面所有的笑話都是跟英國有關的。這時候我才意識到，別的國家的人也感興趣。有趣的是，後來我的一個好朋友，是挪威人，告訴我說他們也要翻譯，我問為 什麼現在已經有了一個你們完全能看懂的瑞典文版本，還要一個挪威文版本呢？他們回答說，想要一個自己的版本。我想說，讀者實際上放大了民族主義。 這本書就像我私奔的女兒一樣，她跟一個司機跑了，我只能說，祝你好運吧。 文匯報：《想像的共同體》用“官方民族主義”這個詞來描述歐洲的民族與王朝制帝國的刻意融合。官方民族主義可以用在中國嗎？ 安德森：官方民族主義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中國的情況很有趣，中國有同一的書面語，覆蓋廣闊的地域，就像在歐洲，法國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等 有同一套書寫系統，但是可以按各自的方式來講話。因此在中國，擁有一種歷史悠久的閱讀的聯繫。但是這一點之所以變得重要，是要在特定時候發生的，也就是當 知識分子們希望其發生影響時。 我們可以看到在海外的華人，尤其是東南亞的華人，從前他們不會講普通話的，而是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像客家人、福建人、海南人，他們甚至還相互仇恨，這 就是他們的口語所起的分隔作用。但是到了19世紀末時，很快發生了變化，普通話開始變得重要起來，因為人們必須讓一種語言可以在每個地方都被閱讀。 確實相較於歐洲國家，這一進程在中國發生得晚一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文明化”進程吧。不過這樣的語言多樣性在中國一直持續到那麼晚近，是很驚人的。 文匯報：您說您的民族主義不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不是像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這樣的概念，而說這是一種更近似於宗教的概念。但是當您談論官方民族主義時，所 用的敘述更近似於對那些意識形態的主義的描述。我想知道，我們可以對一定歷史情境下的某種民族主義進行價值判斷嗎，比方認為其是正面的、負面的、危險的、 不危險的，還是說我們可以不管這種情境，就像談論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一樣來談論民族主義？ 安德森：這很複雜，傳統形態的王朝帝國可以不斷攫取、不斷花費，幾乎沒有限度，直到有一天皇帝被刺或者被打敗，這個循環才會停止，也就是說，帝國是沒有邊 界的。宗教也是這樣，因為對於宗教來說只有唯一正確的宗教。在這個意義上，民族主義是很有意思的——它不是自上而下發生的，不是由那些認為自己可以控制世 界的人創造出來的。民族主義的發生其實是一個依戀的問題，不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而是一種情感的東西。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這樣的傳統意義上的意識形態，都 是垂直的、自上而下的，而不是水平的、橫向發生的——這就是民族主義令人著迷的地方。我也確實思考過，民族主義能不能被稱為一種意識形態。但我覺得還是不 一樣。 民族主義領袖可能會將國家引向災難。因為這種危險的後果，民族主義會消失，但是後來又會不斷回來。就像如果你擁有一個很可怕的父親，總是在家虐待母親、虐 待孩子，但在父親去世以後，孩子們商量怎麼安葬父親時，會有人說再也不想見到他，但也總會有人說他始終是我們的父親，我們必須做點什麼留下印跡，只是不很 確定到底該怎麼做——而這就是民族主義的記憶，是一個民族想要記下來的東西，因此這些東西被如何記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一下不同的公民會如何理解過去。有趣的是，出於民族主義而生髮的對歷史的飢渴，會把很多根本說不上是“民族的”東西，當作是民族的。比方說，大 家都認為拿破崙是法國皇帝，實際上他是科西嘉人，應該說是意大利人；另外就是俄國的凱瑟琳大帝，她是普魯士人，也就是德國人。這種記憶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是 非常重要的，而這種記憶對於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就一點不重要。 文匯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一個民族國家都受到了全球性或跨國組織的影響，民族國家的主權儘管沒有喪失，但國家形式還是發生了改變。您認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國家是否正處於衰落的狀態？ 安德森：確實存在這樣的問題，但是，國家的邊界並沒有真的消失，或者說我們還是在想像一個國家的空間。有一個例子就是電視上的天氣預報，你永遠不會看到電視台播另一個國家的詳細情況，比方在美國，加拿大再冷、墨西哥再熱，都不會提，只會說美國。 這種完全罔顧別國的現像是很有趣的，這實際上就是我們對自己國家圖景的想像。國家實際上是在用這個來告訴公民們，我實際控制著這些區域，甚至是，我實際控制著這些天空的主權。 文學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關聯已經不像19 世紀和20 世紀初那樣牢固 文匯報：在民族主義形成的過程中，以民族語言寫作的小說等文學作品成為塑造共同體情感的重要部分，而現在則有了新的媒體形式：互聯網，這種形式的媒體會聚集想法相同的人，很可能是不同膚色和民族的想法相同的人，這會塑造出一種新的共同體嗎？ 安德森：我想不會。不過我老了，對於電腦還是那麼白痴，也從來不看電視，不用手機，因為那種即時性，我覺得太吵了。 閱讀時，你會努力集中自己的精神，而媒體則永遠在變化，給你快速切換的圖片，或者兩三行字的信息，這樣的文化也會讓你自己的視野變窄。我沒能從這樣的文化 中獲得什麼深刻的情感體驗，因為它變化得太快了。我也不覺得這種文化之下的思想能夠讓人們產生任何長久而牢固的依戀，這些都只是風尚，人們一會兒做這個， 一會兒做那個。而閱讀體驗裡的感受令人著迷，像炸彈一樣有力，區別只是它們會一直存在。如果你面對的是一本真正的好小說，就永遠不會感到厭倦，因為你總能 發現更多的東西。 如果人們一直處在一種不斷變動的文化中，會發生什麼呢？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是，這種文化是如何看待過去的。因為記憶對於民族主義來說非常重要，如果林肯時代的美國擁有這樣一種文化，我就很懷疑是否會出現那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當然，民族主義會開始，也會結束，而且我認為現在，民族主義已經過了頂點，開始有些衰落，但仍然還會有相當一段時間的影響力。我不知道你們年輕人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因為你們也是通訊革命的一部分。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是10年前的一項實驗。我有位同事，他是阿根廷人，在阿根廷殘暴的右翼軍政府上台之後，他的父母把他送到智利，以避免被逮捕和虐待。我 這位同事跟我說，他對一個網絡小組很感興趣，這個小組的成員都是不住在阿根廷的阿根廷人。有許多這樣的阿根廷人，在歐洲、美國和亞洲。他們在這個名叫“海 外阿根廷人”的網絡空間裡談論些什麼呢？全都是在訴說他們的思念——阿根廷的肉，阿根廷的探戈，阿根廷的足球，全都是最棒的，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擁有不 了的，也是他們如果身在阿根廷會擁有的東西。然而，奇怪的是，住在阿根廷的阿根廷人，真的每天都在享受這些東西嗎？其實完全不是這樣，這只是一種懷鄉情 緒，一種強烈的懷鄉情緒。 於是我說，我們來做個實驗吧，你申請加入這個網絡小組，兩週後你犯一個小小的錯誤——最好是用一個智利西班牙語的動詞，而不是阿根廷用的那種西班牙語，讓 我們看看會發生什麼。令我驚訝的是，結果網上像暴動一樣，每個人都在小組裡寫：有奸細！因為我們發現有人用錯動詞了！用了智利的西班牙語！我們的小組肯定 被智利人滲透了！得把這個人找出來，懲罰他！諸如此類，非常憤怒。 這只是一個小小世界裡發生的故事。我的同事也很吃驚，不敢相信。他說實際上住在阿根廷的阿根廷人根本不會想那麼多，智利人過來旅遊、參觀展覽，根本不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 因此，民族主義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被創造出來的，一種是日常生活裡每天都會遇到的那種。如果你去看看那些海外公民的網上論壇，經常會發現這種瘋狂的民族主義，而這樣瘋狂的民族主義是只有在網絡空間裡才能生存的，它們一天24個小時全天候都在。 因此我很好奇你們這一代人是怎麼處理這個問題的，我知道中國人都有手機，還有數不清的網站。年輕人和父母一代對網絡的使用情況有怎樣的差別呢？當然在歷史上，老一代總是會譴責年青一代，年輕人也總會抱怨老一代。 文匯報：您認為民族主義和文學有非常大的關係，那麼我們可以怎樣通過文學來研究民族主義呢？ 安德森：許多國家都很久沒出過大作家了，似乎現在我們已經告別出產偉大文學的時代了，即便像法國、俄國這樣有文學傳統的國家也是。我並不是說，文學已經終 結了，而是其力量大不如前了。現在，文學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關聯已經不像19世紀和20世紀初那樣牢固。如今有許多可與之競爭的交流形式，比方廣播。當然有 人會說，這個分析不全面，偉大的文學總是會在一個社會陷於危難時出現。就像有個笑話是，如果你是一隻牡蠣，你會被人類摔打，但如果你中毒了，蚌病成珠，你 會被人類當作珠寶掛在脖子上。因此是有這種說法，如果一個社會裡有很多衝突，有很多問題待解答，就會出現偉大的文學，因此現在文學的衰落，他們會說，是因 為沒有什麼大事發生，每天都那麼平庸無聊。這是一部分人的看法。 我經常會觀察所住的酒店，也總是很吃驚，人們總是急著按電梯的關門鍵，雖然其實再過一兩秒鐘，它自己會關上。人們一進電梯就梆梆梆地撳，如果你指出來說， 急什麼呀，那人就會反問道，這有什麼不對嗎，我時間緊著呢！好多事情要做！現在真是什麼事情都越快越好。我想說的是，你可以觀察一下日常生活和人們的行 為，然後再來思考民族主義這個問題，也許你會發現它們和民族主義是相關的。 文匯報：所以您認為許多事情是相互關聯的，比方日常行為、文學和政治學？ 安德森：我21歲的時候，整天想的都是文學、詩歌，後來我決定去美國學習政治學，而那時候我都不知道政治學是什麼。我所在的系叫作政府系，然後我就學習了 完全不同的東西。我的同事們基本上都覺得，分析文學和詩歌，不是政治學。不過無所謂。我們受到不同的訓練，美國的政治學研究者基本上不讀小說，也不讀詩 歌，只是做統計。我和他們是朋友，但我們互相都不理解對方。 在過去，政治學和歷史之間的牆還不是那麼高，但最近10年，這堵牆變得越來越高，他們所使用的語言也越來越難懂，真的都是艱深的術語，實際上如果你不是政治學者，根本就不會去讀那樣的東西。所以，應該說，我是一個非典型的政治學者。 現代的工業化、全球化社會有正反兩方面影響 文匯報：您在講座中說到鄉愁，是否意味著民族性格與文化將一直伴隨著移民來到新的國度？這讓我聯想到希臘詩人卡瓦菲斯的《城市》：“你不會找到一個新的國家，不會找到另一片海岸。這個城市會永遠跟踪你。”您覺得，這種心理現像是完全無法在新的生活中徹底改變的嗎？ 安德森：我覺得不該這麼思考這個問題。比方第一代移民加拿大的華人總會想起中國，而第二代的鄉愁不那麼濃，因為他們的朋友都是加拿大人，而且他們也會在政 治權利上有所要求。第二代通常會受到非常大的來自第一代移民的壓力，因為第一代會說他們做出了巨大犧牲把你帶到這裡，讓你受教育，而你不按照他們希望的去 做。這裡有很多衝突。當然有些家長比較好。因此，幾代移民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 很久以前，一位夏威夷的華裔商人當選為參議員。於是美國外交部就派這位華裔商人到亞洲各個國家去，宣傳美國不是一個種族主義的國家，華裔也可以當美國的參 議員等等。但是他們不知道，後來大家開始開玩笑說，這意思是如果你想成為一個美國人，你必須是“中國人”。這就說明了，對不同社會的人，你必須採用不同的 說法。因為代際之間的理解會有很大的差別。 文匯報：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傳統共同體往往具有緊密的親屬網絡，或者說共同體內部之間的社會關係是具體的。但是，現代社會徹底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 繫。家庭凝聚力的逐步瓦解、社會勞動分工程度的提升，令現代社會的團結感需要被重新建構。那麼，當代的民族主義是否提供了一種有效的社會凝聚力？或者它能 否提供一種組織原則？ 安德森：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說一些零星的想法吧。曾經有人引用過一句非常有趣的話，是一位反抗美國統治的菲律賓民族主義者說的。許多年後，這位民族 主義者老了，人們問他，當時他有什麼感受。他說當時的社會很不一樣，然後列舉了一些當時並不存在的東西，最有趣的一項就是他列舉說，那時候沒有年輕人。 我可以再補充一個例子就是，英國直到很晚才設立教育部，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因為在這以後，學校體制發生變化，孩子們的朋友都在學校，孩子們不再聽父母的 話，而是聽老師的，也不用做任何工作。以前則是十三四歲就得開始工作的。在這麼長一段時間裡不用乾活，意味著權力關係也發生變化。比方，過去的大規模社區 都不復存在。 另外，民族主義的一代知道得比父母多，這是以前從來不會出現的代際情況，而且他們會自稱青年一代，比方青年意大利、青年愛爾蘭、青年緬甸之類。 在現代的工業化、全球化社會裡，人與人會更加疏離，這也是有正反兩方面影響的。比方現在大城市裡的人很容易變得見死不救，當然也有例外，但在小鎮上，如果 別人看到了，是一定會幫助你或者叫其他人來一起幫忙的。不過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會讓許多人都學習英語，比方為了做生意，儘管他們不喜歡，而這會讓不同人群 之間比以前更能相互交流。 我還想說一點是，我對泰國和菲律賓的研究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他們的語言裡，沒有政變、叛亂、叛國這樣的詞，但是他們的歷史上一直在發生這樣暴力的 事情。他們數百年來有這樣的經歷，但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分類，不會這麼去想問題。我在想，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宗教和我們不同，我們會相信靈魂、上帝、救贖這 些，會有一些延伸的概念，但是他們沒有。就像中國在近代從日本拿來了很多西方詞彙的翻譯，都是漢字，但可能跟日文的原意已經不一樣了，這樣就會造成其實是 用另外一個概念在看問題。 文匯報：如果可能，說說您的弟弟佩里·安德森吧。他寫過一本反思國家的書《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他描寫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的國家中心論敘事，和您的幾本書中的方式有著巨大差異。我很好奇，你們之間對民族主義有過什麼有趣的互動話題，如果您願意和我們分享的話。 http://jds.cass.cn/Item/25259.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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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ily Grossman 1905~1964；Life and Fate生活與命運、 Everything Flows
Vasily Grossma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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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in Schwerin, Germany, 1945. | |
| Born | Iosif Solomonovich Grossman 12 December 1905 Berdichev, Russian Empire |
| Died | 14 September 1964 (aged 58) Moscow, Soviet Union |
| Occupation | Writer, journalist |
| Nationality | Soviet Union |
| Period | 1934–1964 |
| Subject | Soviet history World War II |
| Notable works | Life and Fate Everything Flows |
ヴァシリー・セメノヴィチ・グロスマン (ロシア語: Василий Семё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ウクライナ語: Василь Семе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1905年12月12日 - 1964年9月14日）は、ソ連の作家、ジャーナリスト。ウクライナ生まれ。
モスクワ大学卒業。炭鉱技師を経て、1930年代から著作活動に入る。第二次世界大戦中は、赤軍の機関紙『赤い星』の従軍記者として、スターリングラードやクルスクの戦闘を取材したほか、ナチスの強制収容所の実態についても取材した。
Like “Life and Fate”, the newly translated “Stalingrad” is a huge, seething fresco of front-line combat, domestic routine under siege and restless debate. He transforms into art “all the savage grief and homeless happiness of those terrible years”
Publications[edit]
- For a Just Cause (1956) originally titled Stalingra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obert and Elizabeth Chandler (June 2019)
- Life and Fate (1960) (ISBN 0-00-261454-5 -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ion, other editions ISBN 0-09-950616-5; ISBN 1-59017-201-9; ISBN 1-86046-019-4)
生活與命運
Life and Fate
目錄
- The People Immortal,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Elizabeth Donnelly (1943),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in U.S. as No Beautiful Nights, New York, J. Messner (1944) and in U.K. as The People Immortal, London: Hutchinson International Authors (1945))
- Kolchugin's Youth: A Novel,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Rosemary Edmonds (1946), Hutchinsons International Authors Ltd
- Forever Flowing (European Classics - ISBN 0-8101-1503-4)
- The Black Book: The Ruthless Murder of Jews by German-Fascist Invaders Throughout the Temporarily-Occupied Reg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in the Death Camps of Poland during the War 1941–1945. by Vasily Grossman and Ilya Ehrenburg (ISBN 0-89604-031-3)
- Everything Flows, Trans Robert & Elizabeth Chandler (2010), Harvill Secker and New York Review Books (ISBN 978-1-59017-328-2).
- The Road, Stories, Journalism, and Essays,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Robert and Elizabeth Chandler with Olga Mukovnikova, commentary and notes by Robert Chandler with Yury Bit-Yunan, afterword by Fyodor Guber,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10, ISBN 1-59017-361-9
- "In The War" and Other Stories. Trans Andrew Glikin-Gusinsky. Sovlit.net
- (in Russian) Grossman's publications at lib.ru
- A Writer at War : a Soviet Journalist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ntony Beevor and Luba Vinogradova from Grossman's wartime notebooks.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2013 ISBN 9780307424587
- "An Armenian Sketchbook." Translation Robert Chandler. New York Review Books Classics, 2013, ISBN 1590176189.
著作[編集]
- 『スターリングラード』、黒田辰男譯、七星書院、1947年
- 『万物は流転する…』、中田甫訳、勁草書房、1972年（『万物は流転する』、齋藤紘一訳、みすず書房、2013年）
- 『人生と運命』、全3巻、齋藤紘一訳、みすず書房、2012年 - 第49回日本翻訳文化賞受賞
関連図書[編集]
- アントニー・ビーヴァー『赤軍記者グロースマン――独ソ戦取材ノート 1941-45』、川上洸訳、白水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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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s and legacy of French sociologist Pierre Bourdieu 《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 often say that sociology is a martial art, a means of self-defence."
A special programme on Pierre Bourdieu: Laurie Taylor explores the ideas and legacy of the French sociologist, best known for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s of cultural, social, and symbolic forms of capital (as opposed to traditional economic forms of capital). His book'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was judged the sixth most important sociological work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His work is credited with enhanc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 social order and power are transferred across generations. Laurie is joined by Diane Reay, Professor of Education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Derron Wallace, Post Doctoral Fellow at Brandeis University and Kirsty Morrin, Phd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and co-convenor for the Bourdieu Study Group. Revised repe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erre_Bourdieu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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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別感
在社會範疇中關於區別的主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著作等身，在他探討的諸多面向當中，包括了藝術愛好者在欣賞藝術品時的區別感覺。布迪厄的某些觀察關乎博物館及博物館參訪者，但我想將他的觀念應用於小說家與小說讀者。
我先來說一則十年前在伊斯坦堡知識分子間流傳甚廣的故事。繼一九四○年代與一九六○年代先後出版了普魯斯特作品的部分譯本後，哈珂曼（Roza Hakmen, 1956-）在一九九六至二○○二年間，將普魯斯特的七冊全集盡數翻譯成土耳其文。她巧妙地運用土耳其語對長句的偏好與其他細膩優點，致使絕大多數的伊斯坦堡報紙都盛讚她的翻譯非常成功。收音機、電視與報章雜誌都在談論普魯斯特，前幾冊小說甚至登上暢銷排行榜。約莫同一時間，在伊斯坦堡技術大學有一大群新生正在排隊等候開學註冊。故事是這樣的：有個排在隊伍後方的女孩（姑且稱之為艾雪吧），從手提袋裡拿出一本Kayip Zamann İzinde（追憶似水年華），而且似乎有點驕傲地刻意誇大動作，然後看起書來。她不時會抬起頭注視那些即將和她共度四年的學生。其中，她特別注意到一個稍微排得比較前面的女孩（就叫她琪奈吧），足蹬高跟鞋、濃妝豔抹，還穿著毫無品味的昂貴洋裝。艾雪看著琪奈的膚淺外表輕蔑一笑，手裡的普魯斯特則握得更緊了。
不料一會兒過後，當艾雪再次抬頭，竟赫然看見琪奈從手提袋拿出同一本書看了起來。她實在無法相信自己會和琪奈那種穿著打扮的女孩看同一本小說，從此便對普魯斯特興趣盡失。
布迪厄除了讓我們知道像艾雪這樣的女孩去參觀博物館，有一部分是為了證明自己和琪奈不一樣，他還揭露道這樣的決定有相當大程度受到階級與社群意識所影響。誠如故事顯現，相同因素也適用於小說的閱讀──但是那經驗必然伴隨著更多個人特質與更深入的私人層面，這些也是我在此想要強調的。我已經說過閱讀小說時，因為太努力去想像作者的言詞，去看到作者以書寫呈現的影像，我們經常覺得自己是作者唯一的傾訴對象。最後，我們會特別鐘愛某些小說，原因是為它們花費太多想像的心力，所以我們才會巴著那些書頁發皺、書角翻捲的小說。一九八○年代，伊斯坦堡剛開始發展大規模觀光業，有些二手書店會販售遊客遺留在飯店房間的書，但我每回去幾乎都找不到我想看的小說，而且感覺到被丟棄的這些只是遊客可以不費力氣看的書。
我們之所以努力投入閱讀與想像小說，和我們渴望特別、渴望與眾不同有關。而這種感覺還連結著另一種渴望，渴望與那些生活經歷不同的小說人物同化。閱讀《尤利西斯》時，首先會覺得舒服，因為我們嘗試著融入無論生活、夢想、周遭環境、恐懼、計畫或傳統都與自己迥然不同的人物。接著當意識到自己正在讀一本「困難」的小說，而且內心深處隱隱覺得自己正在從事一項堪稱卓越的活動，那舒服的感覺還會向上提升。在閱讀像喬伊斯這種具有挑戰性的作家的作品時，會有一部分大腦忙著為此自我恭喜。
註冊日當天，當艾雪從手提袋取出普魯斯特的書，為的是不要光排隊浪費時間；但她很可能也想顯示自己有多麼不同，想表現一種社交姿態讓她能找到其他類似自己的學生。我們可以形容艾雪是個多感深思的讀者，十分清楚自己舉手投足的意義。而琪奈可能是率性之類的讀者，相較於艾雪，她比較沒有察覺到小說可能賦予讀者的優越表象。不想猜錯的話，至少可以斷定艾雪眼中的她是如此。讀者的率性與多感（就像對小說技巧的意識）關係到你對於閱讀小說的情況與態度，以及對於作者在此情況中的立場是否感興趣。
相反地，想想杜思妥也夫斯基寫了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小說《附魔者》，作為針對政治對手（即俄國西化人士與自由派人士）的宣傳作品，然而今日讀者最津津樂道的卻是書中對人性的深刻描繪。小說在何種情況下寫成並不重要，在哪裡閱讀也不重要。唯一要緊的是內容告訴了我們什麼。渴望沉浸於小說內容之中，便近似博物館參訪者渴望獨守某一幅畫的永恆之美，不管公司團體或政府利用博物館作為什麼樣的宣傳目的。（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 1931-1985〕寫了一本名為《古代大師》〔Old Masters〕的小說，便巧妙地玩弄這種渴望。）但要想談論小說的「永恆」之美是不可能的，因為小說只能在讀者的想像力當中完成、實現，而讀者卻活在亞里斯多德的時間裡。看畫時，我們立刻能掌握它的整體構圖，但在小說中卻得慢慢穿越一大片森林，運用想像力讓每一棵樹成形，如此才能完成全面構圖，獲得那「永恆」之美。若非一開始便知道作者的意向、他所屬文化的問題、小說的細節與影像，以及小說以哪一類讀者為訴求對象，我們便無法達成視覺化過程，將文字轉換成畫面。我們今日所知的小說藝術乃是十九世紀中葉，由巴爾札克、斯湯達爾與狄更斯發展而成（我們就在此為它正名，稱之為「偉大的十九世紀小說」吧），至今也不過一百五十年歷史。我並不懷疑那些優秀作家將會像不朽的語言符號、象徵，永遠活在今日的英法語讀者心中，至於再過一百五十年後，未來世代是否還會如此欣賞他們，我就不敢說了。
在社會範疇中關於區別的主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著作等身，在他探討的諸多面向當中，包括了藝術愛好者在欣賞藝術品時的區別感覺。布迪厄的某些觀察關乎博物館及博物館參訪者，但我想將他的觀念應用於小說家與小說讀者。
我先來說一則十年前在伊斯坦堡知識分子間流傳甚廣的故事。繼一九四○年代與一九六○年代先後出版了普魯斯特作品的部分譯本後，哈珂曼（Roza Hakmen, 1956-）在一九九六至二○○二年間，將普魯斯特的七冊全集盡數翻譯成土耳其文。她巧妙地運用土耳其語對長句的偏好與其他細膩優點，致使絕大多數的伊斯坦堡報紙都盛讚她的翻譯非常成功。收音機、電視與報章雜誌都在談論普魯斯特，前幾冊小說甚至登上暢銷排行榜。約莫同一時間，在伊斯坦堡技術大學有一大群新生正在排隊等候開學註冊。故事是這樣的：有個排在隊伍後方的女孩（姑且稱之為艾雪吧），從手提袋裡拿出一本Kayip Zamann İzinde（追憶似水年華），而且似乎有點驕傲地刻意誇大動作，然後看起書來。她不時會抬起頭注視那些即將和她共度四年的學生。其中，她特別注意到一個稍微排得比較前面的女孩（就叫她琪奈吧），足蹬高跟鞋、濃妝豔抹，還穿著毫無品味的昂貴洋裝。艾雪看著琪奈的膚淺外表輕蔑一笑，手裡的普魯斯特則握得更緊了。
不料一會兒過後，當艾雪再次抬頭，竟赫然看見琪奈從手提袋拿出同一本書看了起來。她實在無法相信自己會和琪奈那種穿著打扮的女孩看同一本小說，從此便對普魯斯特興趣盡失。
布迪厄除了讓我們知道像艾雪這樣的女孩去參觀博物館，有一部分是為了證明自己和琪奈不一樣，他還揭露道這樣的決定有相當大程度受到階級與社群意識所影響。誠如故事顯現，相同因素也適用於小說的閱讀──但是那經驗必然伴隨著更多個人特質與更深入的私人層面，這些也是我在此想要強調的。我已經說過閱讀小說時，因為太努力去想像作者的言詞，去看到作者以書寫呈現的影像，我們經常覺得自己是作者唯一的傾訴對象。最後，我們會特別鐘愛某些小說，原因是為它們花費太多想像的心力，所以我們才會巴著那些書頁發皺、書角翻捲的小說。一九八○年代，伊斯坦堡剛開始發展大規模觀光業，有些二手書店會販售遊客遺留在飯店房間的書，但我每回去幾乎都找不到我想看的小說，而且感覺到被丟棄的這些只是遊客可以不費力氣看的書。
我們之所以努力投入閱讀與想像小說，和我們渴望特別、渴望與眾不同有關。而這種感覺還連結著另一種渴望，渴望與那些生活經歷不同的小說人物同化。閱讀《尤利西斯》時，首先會覺得舒服，因為我們嘗試著融入無論生活、夢想、周遭環境、恐懼、計畫或傳統都與自己迥然不同的人物。接著當意識到自己正在讀一本「困難」的小說，而且內心深處隱隱覺得自己正在從事一項堪稱卓越的活動，那舒服的感覺還會向上提升。在閱讀像喬伊斯這種具有挑戰性的作家的作品時，會有一部分大腦忙著為此自我恭喜。
註冊日當天，當艾雪從手提袋取出普魯斯特的書，為的是不要光排隊浪費時間；但她很可能也想顯示自己有多麼不同，想表現一種社交姿態讓她能找到其他類似自己的學生。我們可以形容艾雪是個多感深思的讀者，十分清楚自己舉手投足的意義。而琪奈可能是率性之類的讀者，相較於艾雪，她比較沒有察覺到小說可能賦予讀者的優越表象。不想猜錯的話，至少可以斷定艾雪眼中的她是如此。讀者的率性與多感（就像對小說技巧的意識）關係到你對於閱讀小說的情況與態度，以及對於作者在此情況中的立場是否感興趣。
相反地，想想杜思妥也夫斯基寫了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小說《附魔者》，作為針對政治對手（即俄國西化人士與自由派人士）的宣傳作品，然而今日讀者最津津樂道的卻是書中對人性的深刻描繪。小說在何種情況下寫成並不重要，在哪裡閱讀也不重要。唯一要緊的是內容告訴了我們什麼。渴望沉浸於小說內容之中，便近似博物館參訪者渴望獨守某一幅畫的永恆之美，不管公司團體或政府利用博物館作為什麼樣的宣傳目的。（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 1931-1985〕寫了一本名為《古代大師》〔Old Masters〕的小說，便巧妙地玩弄這種渴望。）但要想談論小說的「永恆」之美是不可能的，因為小說只能在讀者的想像力當中完成、實現，而讀者卻活在亞里斯多德的時間裡。看畫時，我們立刻能掌握它的整體構圖，但在小說中卻得慢慢穿越一大片森林，運用想像力讓每一棵樹成形，如此才能完成全面構圖，獲得那「永恆」之美。若非一開始便知道作者的意向、他所屬文化的問題、小說的細節與影像，以及小說以哪一類讀者為訴求對象，我們便無法達成視覺化過程，將文字轉換成畫面。我們今日所知的小說藝術乃是十九世紀中葉，由巴爾札克、斯湯達爾與狄更斯發展而成（我們就在此為它正名，稱之為「偉大的十九世紀小說」吧），至今也不過一百五十年歷史。我並不懷疑那些優秀作家將會像不朽的語言符號、象徵，永遠活在今日的英法語讀者心中，至於再過一百五十年後，未來世代是否還會如此欣賞他們，我就不敢說了。
說到小說的完成與實現，讀者與作者的意向同等重要。我當然既是讀者也是作者。就和艾雪一樣，我很享受閱讀那種似乎無人聞問的小說──享受自己發現它的感覺。而我也如同許多讀者，喜歡將小說作者想像成不快樂、不被了解。在這樣的時刻，我會覺得只有自己能了解那本被忽略的小說中最受忽略的角落。我心中滿是驕傲，因為我與書中人物融合在一起，同時感覺到作者彷彿親自在我耳邊低聲講述著小說內容。讀者覺得彷彿自己親筆完成作品的心理，便是這種驕傲感的縮影。我在《黑色之書》一個名為「雪夜裡的愛情故事」（Love stories on a snowy evening）的章節裡，就寫過這樣一位讀者，一個熱情仰慕普魯斯特的人。（或許我可以再補充一點，我也喜歡去遊客罕至的博物館，而且就跟《純真博物館》的主人翁凱末爾一樣，我覺得在警衛打著盹、鑲木地板吱嘎作響的空曠博物館裡，有某種時空的詩意。）閱讀一本無人知曉的小說，讓我們自覺賣了作者一個人情，因此看書時會加倍認真也會加倍運用想像力。
了解一部小說的難處不在於猜出作者的意向與讀者的反應，而是就這項訊息得到一個平衡觀點，再決定文本想說些什麼。別忘了，小說家寫書時會不斷猜測讀者可能會作何詮釋，而讀者看書時也會猜測作者是作了如此猜想後寫出小說。小說家也會判定讀者看小說時會自認為作者，或是會想像作家是個被忽視而不快樂的人，他們便呼應此心態寫作。我恐怕揭露太多商業機密了──公會可能會取消我的會員資格！
有些小說家甚至一開始便堅決避免與讀者玩這種無論是真是假的棋戲，也有一些則是一路玩到底。有些小說家寫作是為了在讀者眼中豎立一座雄偉的紀念建築（博爾赫斯早期一篇關於《尤利西斯》的評論，便將喬伊斯這部作品比擬為大教堂；普魯斯特也曾考慮以大教堂的各個部分來為小說的分冊取名）。有些小說家以了解他人為傲；有些則以不被他人了解為傲。這些互相矛盾的目標恰與小說本質相符。作家一方面試圖去了解他人，去設身處地為人著想並發揮憐憫心，另一方面卻又試圖以熟練而細膩的手法，同時隱匿小說核心（即小說更深層的意義，遠望森林的唯一完整景象）又給予暗示。小說藝術最主要的矛盾之處就是小說家既努力表達自己個人的世界觀，卻也透過他人的眼睛看世界。
*****北京商務出的翻譯本(【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全兩冊)】) 雖然晚HUP的28年，沒關係啦，似乎每年1刷，
好多年前在誠品書店翻過HUP的英譯本：Distinction — Pierre Bourdieu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hup.harvard.edu/catalog.php?isbn=9780674212770
- 作者： （法）皮埃爾·布爾迪厄
-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 出版日期：2015/10/01
- 語言：簡體中文
目錄
In the course of everyday life people constantly choose between what they find aesthetically pleasing and what they consider tacky, merely trendy, or ugly. Bourdieu bases his study on surveys that took into account the multitude of social factors that play a part in a Frenchperson’s choice of clothing, furniture, leisure activities, dinner menus for guests, and many other matters of taste. What emerges from his analysis is that social snobbery is everywhere in the bourgeois world. The different aesthetic choices people make are all distinctions—that is, choices made in opposition to those made by other classes. Taste is not pure. Bourdieu finds a world of social meaning in the decision to order bouillabaisse, in our contemporary cult of thinness, in the “California sports” such as jogging and cross-country skiing. The social world, he argues, functions simultaneously as a system of power relations and as a symbolic system in which minute distinctions of taste become the basis for social judgement.
The topic of Bourdieu’s book is a fascinating one: the strategies of social pretension are always curiously engaging. But the book is more than fascinating. It i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current debates on the theory of culture and a challenge to the major theoretical schools i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 Preface to the English-Language Edition
- Introduction
- I.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 1. The Aristocracy of Culture
- The Titles of Cultural Nobility
- Cultural Pedigree
- 1. The Aristocracy of Culture
- II. The Economy of Practices
- 2. The Social Spac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 Class Condition and Social Conditioning
- A Three-Dimensional Space
- Reconversion Strategies
- 3. The Habitus and the Space of Life-Styles
- The Homology between the Spaces
- The Universes of Stylistic Possibles
- 4. The Dynamics of the Fields
-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oods Production and Taste Production
- Symbolic Struggles
- 2. The Social Spac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 III. Class Tastes and Life-Styles
- 5. The Sense of Distinction
- The Modes of Appropriation of the Work of Art
- The Variants of the Dominant Taste
- The Mark of Time
- Temporal and Spiritual Powers
- 6. Cultural Goodwill
- Knowledge and Recognition
- Education and the Autodidact
- Slope and Thrust
- The Variants of PetitBourgeois Taste
- The Declining Petite Bourgeoisie
- The Executant Petite Bourgeoisie
- The New Petite Bourgeoisie
- From Duty to the Fun Ethic
- 7. The Choice of the Necessary
- The Taste for Necess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Conformity
- The Effects of Domination
- 8. Culture and Politics
- Selective Democracy
- Status and Competence
- The Right to Speak
- Personal Opinion
-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of Opinion
- Dispossession and Misappropriation
- Moral Order and Political Order
- Class Habirus and Political Opinions
- Supply and Demand
- The Political Space
- The Specific Effect of Trajectory
- Political Language
- Conclusion: Classes and Classifications
- Embodied Social Structures
- Knowledge without Concepts
- Advantageous Attributions
- The Classification Struggle
- 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 Postscript: Towards a ‘Vulgar’ Critique of ‘Pure’ Critiques
- Disgust at the ‘Facile’
- The ‘Taste of Reflection’ and the ‘Taste of Sense’
- A Denied Social Relationship
- Parerga and Paralipomena
-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 5. The Sense of Distinction
- Appendices
- Notes
- Credits
-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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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Junes is Julia Glass' debut novel 三個六月天
三個六月天
內容簡介
 Front cover of unknown edition | |
| Author | Julia Glass |
|---|---|
| Country | United States |
| Publisher | Pantheon Books |
Publication date | 2002 |
| Media type | Print (hardcover) |
| ISBN | 0-375-42144-0 |
Three Junes is Julia Glass' debut novel. It won the U.S. National Book Award for Fiction in 2002.[1]
Plot summary[edit]
Three Junes follows the McLeods, a Scottish family, throughout their lives and relationships. Its members are Paul and Maureen, and their sons: Fenno, and twins David and Dennis. At the opening of the book, Paul is on a tour of Greece, Maureen has died from lung cancer, and Fenno is running a bookstore in New York City. Other important characters include Malachy, Fenno's friend who is a music critic and suffering from AIDS, and Fern, an unwed pregnant woman, whom Paul formerly met on his trip to Greece, trying to recover from his wife's death. Finally, another important character of the book is Tony, a photographer, who is a house-sitter, never living in the same house for more than a few months. He is a catalyst in the narrative development of Fern and Fenno. He is an old friend with Fern and he develops a tumultuous relationship with Fenno.
The novel is written in three parts, using the flashback technique.[2] The first takes place in 1989 and is told from Paul's perspective; the second, in 1995 and from Fenno's point of view; the third, in 1999 and from Fern's perspective. As Julia Glass has said herself, the book should be viewed not as a trilogy but rather a triptych – elements that may seem small in one section play a large role in another, like a triptych, rather than a consecutive series of novels in a trilogy.
References[edit]
- ^ "National Book Awards – 2002". National Book Foundation. Retrieved 2012-03-27.
(With acceptance speech by Glass and essay by Judy Blundell from the Awards 60-year anniversary blog.) - ^ "Three Junes (review)".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012-04-04. Retrieved 2011-09-20.
External links[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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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rewards reputable journalism, not left-wing politics
If Google favoured liberals, left-wing sites would appear more often than our model predicted, and right-wing ones less. Our model saw no such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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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繼華《浪漫的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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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紹智 Shaozhi Su (1923- 2019)
蘇紹智(1923年- 2019年5月27日)，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滿族人[1]。主要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權政治體制的形成，曾擔任中國社科院馬列所所長。
目錄
1生平
2著作
2.1中文著作
2.2英文著作
3參考條目
4參考資料
5外部連結
底下這些書，多在台灣、香港出版：
蘇紹智. 論制度選擇: 未來中國學社學術討論會文集. 1992. OCLC 37130889.
蘇紹智. 中國大陸由全能主義向民主的轉化. 1994. OCLC 670439154.
蘇紹智. 馬克思主義新論. 時報文化. 1992. ISBN 978-957-13-0449-6.
蘇紹智.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再認識. 風雲論壇出版社. 1995. ISBN 978-957-8929-16-6.
蘇紹智. 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2001. ISBN 978-957-0340-49-5.
蘇紹智; 陳一諮; 高文謙. 人民心中的胡耀邦. 明鏡出版社. 2006. ISBN 978-1-932138-34-4.
蘇紹智. 民主不能等待: 蘇紹智桴邊放言選錄. 田園書屋. 2006. ISBN 978-962-339-060-6.
台大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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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子彈鴉片》：“六四暴徒”獄中記《輪迴的螞蟻》《六四‧我的證詞》；Nineteen Days /捷克哈維爾（Vaclav Havel來自遠方的拷問）
 廖亦武（前排頭包圍巾者）及其四川獄友們。 Courtesy of Liao Yiwu |
編輯推薦|《子彈鴉片》：“六四暴徒”獄中記 |
“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三十年了，但對這些當年的“暴徒”來說， 三十年如一日 。當時發生的一切仍歷歷在目：他們曾經滿腔熱血，誓要為民主自由而戰，最後卻被送進監獄，飽受折磨，更有甚者，丟了性命。 |
流亡德國的草根歷史學家廖亦武近期出版了《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一書的英文版。這本訪談集以對話的方式翔實記錄了八九民運與“六四”鎮壓中，一些被迫入獄的工人和民眾的遭遇。在獄中，他們被死亡的恐懼籠罩、被迫進行高強度的勞改作業、以爛白菜和窩頭充飢…… |
而那些有幸熬出頭的人，內心的煎熬也並未因此減少。時報撰稿人張彥(Ian Johnson)在序言中寫道，這本書“不僅關乎三十年前的那些事情”。當那些所謂的“六四暴徒”重返社會，面對一個已經遠離政治，徹底擁抱消費主義和廉價民族主義的國家，他們又該如何自處？時報中文網節選了書中廖亦武與一名“六四縱火犯”的對話 ，試圖重現他的獄中沉浮和重新適應社會的掙扎，歡迎閱讀。 |
廖亦武
1958年生於四川鹽亭，因在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凌晨寫作並朗誦著名長詩《大屠殺》，以及組織拍攝詩歌電影《安魂》而被捕，判刑四年，受盡折磨，曾在獄中自殺兩次。刑滿後多次化名出版《沉淪的聖殿》、《中國底層訪談錄》等書，成為中國第一禁書作家。
2007年，紐約的文學經紀人彼得．伯恩斯坦在《巴黎評論》看到黃文翻譯的《中國底層訪談錄》片段後，取得該書英文版權，並從此成為廖亦武作品經紀人。
2008年5月該書英文版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出版，讓地下作家廖亦武在海外一夜成名。可在中國，他的言行依然受到嚴格封殺，曾17次被禁止出國。2011年7月，因準備在美國和德國出版《上帝是紅色的》和《六四：我的證詞》，受到警方再次判刑坐牢的威脅，不得不買通黑社會，輾轉越南逃亡德國。流亡後的廖亦武，在英、法、德、西、葡、義等三十多個國家都有多種著作出版，特別在德國及法國，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有《六四：我的證詞》、《子彈鴉片》、《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上帝是紅色的》、《這個帝國必須分裂》、《毛時代的愛情》、《鄧時代的地下詩人》，並獲得德國書業和平獎、雪爾兄妹獎、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法國抵抗詩人奬等十多個重要獎項。在伯恩斯坦看來，廖亦武不僅是有作品被翻譯成多種外語的中國當代作家中最優秀、最具挑戰性和創新的一位，更是一位勇敢大膽的有著獨立意志的人，任何時候都會捍衛自己自由言論和自由思考的權利（Liao is not only a fine writer but a courageous and brave and individual willing to stand up at every turn for his right to speak and think freely）。
內容簡介
目錄
序
Vaclav Havel
幾個禮拜前，有機會重翻《哈維爾自傳》來自遠方的拷問，
或許冥冥之中就是要跟你說聲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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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巴黎評論》：一个中国诗人的二十天
Nineteen Days
ISSUE 189, SUMMER 2009
June 4, 1989
A massacre took place in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ize of it shocked the world. Nobody knows precisely how many innocent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The government put the number of “collateral deaths” at two hundred or less. But many Chinese believe that it was more like three thousand innocent students and residents who were slain.
I didn’t witness the killings in Tiananmen Square. I was home in Fuling, a small mountain town well known for its pickled and shredded turnips. When I heard the news, I was outraged. I composed an epic poem, “Massacre,” to commemorate the government’s brutality against its people. With the help of a visiting Canadian friend, I made a tape, chanting my poem into an old toothless tape recorder. My wife Axia was also present.
June 4, 1990
It was a sultry, gloomy day. I was locked up inside a detention center operated by the Chongqing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 had survived the initial blitz of constant interrogations, which had lasted twenty days. I was packed into a cell with several dozen common criminals. My head had gone bald on the top. Waves of lightning cut across the sky like giant saws. I muttered to myself: “Time flies. It’s been a year already.”
A detainee who had been assigned to clean the hallway came in and hastily slipped me a tiny piece of folded-up paper. I unfolded it. It was a note from Liu Daheng: “Bearded Liao, I’m hungry. Could you scrounge a wheat bun and pass it on to me? It would be even better if you could get me two cigarettes.” Liu was in my crew. They arrested us while we were making a movie about the Tiananmen massacre. I don’t remember what I was able to get for him to eat. I think it was half of a cold bun that I had saved.
June 4, 1991
I lay stuck between two death-row inmates. Their shackles clanked loudly each time they turned their bodies. All night long, I floated in and out of bad dreams.
It had been a bad year for prisoners. The flood in Anhui Province affected food supplies nationally. At the detention center in Chongqing, our food portions became smaller. Eventually, our daily meal was reduced to two pieces of sweet potato and some pumpkin or plain potato, which had been boiled to a gruel. We would close our eyes and stuff it into our throats. There was neither oil nor salt. The pumpkins were yellowish and the potatoes were white. Soon, the stuff would exit from the other end, undigested. We were hungry all the time. Two dozen detainees were crammed into a cell as small as thirty or forty feet square, so we didn’t have room to do anything else except sit side by side on a long wooden plank all day long. Our waists had thickened from malnutrition, as if we were corrupt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had been wined and dined all the time. Each time we stood up, we wobbled, our legs shaking.
June 4, 1992
I lay half awake and half asleep, still stuck between two death-row inmates. I had gotten used to them. No matter how frequently they turned around with their clanking shackles, I slept as soundly as a pig.
Several inmates had been released earlier for good behavior. My charges had been reduced. I was no longer charged with organizing a large-scale counterrevolutionary group. My crimes had been changed to “engaging in individual counter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had sentenced me to four years in jail. If I could deduct the time I had already served at the detention center, freedom seemed to be not too far away.
I had attempted two suicides. The guards had punished me many times by tying both of my hands behind my back and leaving me in a dark cell for as long as twenty-three consecutive days. They prodded me with their electric batons. They also tortured me by poking my asshole with their batons while kicking and punching me. I was constantly on edge as death-row inmates were taken away to the execution ground. I looked like a ghost.
June 4, 1993
I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No. 2 Sichuan Provincial Prison in the suburbs of Chongqing. I will serve out the rest of my sentence at the No. 3 Prison in Dazu County, in northern Sichuan Province. Tonight, a dozen convicted counterrevolutionaries gathered spontaneously in the courtyard, squatting down and silently watching the sky like those fabled frogs stuck at the bottom of a deep well.
I was holding a flute in my hand. The crowd surrounded me, asking me to play a tune. I was still an amateur, though, and hadn’t yet mastered the instrument. I became really nervous in front of the crowd and played out a string of dissonant notes.
Li Bifeng, an inmate, patted me on my shoulder and said: “Old Liao, I’m glad that you will be released soon.” Another inmate, Pu Yong, who died soon after his release, interrupted us: “We will all be released soon. I bet you that on the fifth anniversary, the verdict will be overturned and all of us, no matter what type of sentences we are serving, will be released.”
June 4, 1994
I was a free man. I was released three months earlier for what the prison authorities called “good behavior.”
My wife, Axia, had divorced me, and left with our child. Police revoked my registration card in Fuling. I moved in with my ailing parents in Chengdu. Beginning the night of June 3, police appeared in front of our house and took turns guarding me. They didn’t leave until June 5.
In the afternoon, my new girlfriend, Song Yu, traveled all the way from Mianyang city to spend time with me on that special day. A student activist and candidate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he had turned eighteen that year. Her bold visit shocked the police stationed outside the house, but they let her in. That evening, we lit a candle and paid tribute to the victims of Tiananmen. Then we immersed ourselves in the sweetness of our newly found love.
When the student protest began in 1989, Song Yu was only thirteen. She grew up in a small town and said she couldn’t grasp the full meaning of my life story. But seeing that I have gone through so much suffering, she said she would love me and accompany me through the rest of my life.
June 4, 1995
I spent the anniversary inside a guest house affiliated with the Chengdu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Several weeks before, I had participated in several petition drives initiated by my friend, Liu Xiaobo, a writer in Beijing. He had circulated a petition letter entitled “Draw Lessons from the Blood.” All the signers had been snatched up by police. Some were under house arrest. I was invited to stay at the guest house. Despite the fact that I was never considered a VIP dissident, they had me share a room with two policemen. It was comical: One was fat and the other was lanky and tall. The fat one slept quietly while the thin one snored thunderously all night long.
June 4, 1996
The police temporarily expelled Liu Xiaobo and his wife Liu Xia from Beijing for fear that they might talk with foreign reporters or stir up trouble during the anniversary. Liu sought refuge in Chengdu, and we spent the day together. Liu bought some nice clothes for Song Yu, now the new wife of this starving writer. He said it was his first time buying clothes for a friend’s wife. Seeing how pretty and wonderful Song Yu was, he began to worry that this idiot called Liao Yiwu wouldn’t be able to keep her for long. Not long afterward, Liu was arrested and put in jail again.
June 4, 1997
I was struggling to find a job to support myself. On that day, a policewoman invited me to have tea at a local teahouse. She was there to monitor me, making sure that I didn’t cause any trouble on the anniversary. During our awkward conversation, I learned that she and I happened to have been born on the same day of the same month of the same year.
June 4, 1998
I was under house arrest again. I had written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Bill Clinton, protesting his visit to China during the memorial month of June. At least the house arrest forced me to keep up with my writing. I had no choice: there wasn’t any other way to occupy myself.
June 4, 1999
I accepted an interview request from Radio Free Asia, which is based in Washington, DC, and read my poem “Massacre” on the air.
June 4, 2000
I cannot recall where I was and what I was doing.
June 4, 2001
Where was I? Again, I don’t remember.
June 4, 2002
I spent most of my day inside an intensive-care unit taking care of my father, who was dying of lung cancer. A school teacher all his life, he was branded a counterrevolutionar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filed for divorce to protect his children. Later, he and my mother moved back in together.
The previous week, I recorded a new version of “Massacre,” which was distributed underground. I was very busy and my father’s condition drove me to the point of despair. I didn’t even realize it was the anniversary. Inside the oncology department, people died and were wheeled out every couple of days. The deaths occurred more frequently at night. A cart from the morgue would rise slowly to the top floor through a special elevator, gliding quietly through the corridor and then into the ICU. The loud, grief-stricken screams, like sudden explosions of deeply buried landmines, echoed in the long corridor. I would immediately shut the door and hold my father’s hands, which were hanging limp by the bedside. I felt so helpless.
June 4, 2003
I was agonized with pain. My wife Song Yu and I were on the verge of breaking up. She said she could no longer handle my vagabond life. She was tired and craved a normal, secure life. After ten years, she was ending our relationship. After leaving me a letter at home, she went into hiding.
I went into exile in a small town in the southwestern province of Yunnan. I spent the evening with a new girlfriend at a bar where a group of out-of-town drunkards were hanging out. Out of the blue, a stranger in the crowd yelled: “Does anyone know what day it is?” People shook their heads. One person said: “Who gives a fuck what day it is. Just enjoy the day!” I felt as though an electric shock had singed my scalp. I blurted out: “It’s June 4.” Everybody looked at me strangely. My new girlfrie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eer, said: “Liao was a well-known poet in the eighties. He wrote a wonderful poem called ‘Massacre.’” Everybody applauded me, pouring more beer in my mug and urging me to read my poem. I went on the stage and jumped up and down, chanting and performing the poem. I hadn’t realized that this old, faded poem could still bring so many people to tears.
June 4, 2005
I was traveling in Yunnan, wandering around and conducting interviews with people for a series of books about victims of injustice in China.
June 4, 2006
I was in Yunnan, packing for my trip to Hunan Province, trying to track down Yu Zhijian, who was arrested in 1989 for tossing eggs filled with paint at the Chairman’s portrait in Tiananmen Square.
June 4, 2007
During the past two weeks, my mother contacted me repeatedly, urging me to come back to Chengdu and help her move back into our old house. She had left our house the year my father died. After living in different places, she was eager to come back. I obliged. After we finished unpacking, I sat in my father’s room. Nothing had changed. I sat in my father’s old chair, staring at a wall while my mother was nagging and yelling in the kitchen. My mind reeled. I felt as though I had reached old age. Aside from the fact that I didn’t smoke, I couldn’t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 and my father. Who was it that occupied this body of mine, me or my father?
My friend Liu Xiaobo e-mailed me, “ordering” me to write an article to commemorate the eighteenth anniversary of Tiananmen. I declined, with the lame excuse that my surroundings weren’t suitable for any kind of creative effort. In reality, I lacked the motivation, and the courage. But Liu wouldn’t let me off the hook that easily. He e-mailed me back right away: “How dare you?”
I had to come up with something. But my innocence and passion had slowly been worn away. Memories of what had happened to me were gradually fading. People had become more jaded and cynical, many taking refuge in their comfortable nests. A drunkard once muttered to me at a bar: “The dead are silent and the living struggle with futility.”
June 4, 2008
I continued to interview victims of the May 12 earthquake that hitWenchuan County, about seventy kilometers away from Chengdu. About sixty-nine thousand people were killed, and the survivors were struggling. The only thing I could do was record the survivors’ stories, their pains, frustrations, and anger. In the morning, I talked with a group of victims who had managed to leave the mountainous region of Qingcheng and had come to Chengdu. They had set up tents behind the city’s western gate. They looked weary and distracted. In the afternoon, two friends mentioned the anniversary and I couldn’t help sighing: Nineteen years!
Three years after the massacre, I was in jail. Five years later, police were stationed in front of my house. Seven years later, there were sporadic memorial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individuals or small groups—petition letters, candlelight vigils, the burning of paper money to appease the dead, poetry readings, and hunger strikes.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I repeated my poem “Massacre” for an overseas radio station by chanting and yelling into my telephone receiver. Then things started to change for me. I don’t want to be like a second-class actor, waiting for this special occasion year after year so I can summon all my strength and put on full costume for a show. I’m getting old and my passion is fading.
I remembered the story of Sun Jinxuan, a poet who died of lung cancer in late 2002. On June 4 that year, he woke up with pain. He called a dozen of his friends, most of whom were poets, writers, and celebrities. The first thing he asked on the phone was: “Do you know what day it is?” The majority of them answered: “It is Duanwu Festival, the time when people eat sticky rice wrapped up in bamboo leaves.” Some thought Sun was losing his memory, and explained that the Duanwu Festival was meant to commemorate a patriotic poet named Qu Yuan. Believe it or not, I was the only one who correctly pointed out the anniversary. Sun felt embarrassed and outraged by the answers of his friends. He yelled loudly on the phone, announcing that he intended to stage a one-person demonstration on the street. His slogan would be: “Killings, killings. No memories, no memories.” Since he was at the very end of his life and was too sick to even get up from his bed, he ordered me to show up at his hospital in thirty minutes to help him with his last wish. I hesitated for a moment and then hung up the phone. What if he dropped dead on the street? I would be blamed for murdering him, wouldn’t I?
Postscript: June 4, 2009
The police had started to remind me of the anniversary in May. They came to see me frequently, telling me to be “low-key” and not to do anything subversive. On the afternoon of June 1, public security officers invited me to their office and interrogated me. They had heard that I had written an article called “Nineteen Days.” They wanted to know what my motives were.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by Wenguang Huang
埃郎根據德新社報導，今年7月流亡德國的中國異議人士、詩人廖亦武計劃寫作新書，以文學形式剖析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殺事件。這位現年53歲的作家上週六（8月27日）晚間在埃郎根（Erlangen）詩人節上透露，在這一新作品中將包括有關證人和罹難者的報告，他這次在行李中有２０名親歷了當年血腥屠殺事件的當事人的陳訴紀錄稿，帶入了德國。廖亦武指控中國政府，系統性地壓制對“六四”的民族記憶，“人們被強迫忘卻”。廖亦武對大約４００名聽眾表示，許多同胞雖然對當局的打壓憤憤不平，但因大屠殺導致的震撼，大眾中鮮少出現抵抗行為。曾入獄多年的廖亦武於今年７月轉道越南來到德國。
中國短訊 | 08.08.2011 | 17:00 UTC 廖亦武新書進入《明鏡週刊》暢銷榜 中國作家廖亦武新書《一首歌與一百首歌》（原《證詞》德文版） | |||||||||||||||||||||
現實太震撼，虛構太不值 廖亦武 唯有見證！◎中國時報開卷／林欣誼100年8月6日 ------------------------------ | |||||||||||||||||||||
然而，他不是本來就屬於底層。廖亦武原為先鋒派詩人， 突破禁令 抵達柏林 出獄後20年來，廖亦武數度被逮捕抄家，13次被阻止出國訪問， 2009年以來，他又三度被禁止出國參與作家活動， 他的新書《六四‧我的證詞》（允晨）德文版及中文版， 六四後 和平演變夢碎 《六四‧我的證詞》是他的獄中自傳，文字直接赤裸， 然後是六四、槍響、大屠殺，他與朋友們窩居著錄製帶子， 他認為這本書是中國第一部關於六四的個人「證詞」， 經過獄中的折磨，20年來沒呼吸過一口自由的空氣， 當今中國 首要是見證 他強調在當今的中國，首要的是見證，「 他淡淡說一句：「我沒看到過哪個作家寫的小說，比這個更殘酷。」 他自稱「謀生能力挺強」，在獄中學會吹洞簫， 離開了中國，他還沒決定是否長期流亡國外，但電腦裡的採訪材料， | | ||||||||||||||||||||
廖亦武，反抗黨天下統治的現代箕子！ ◎余英時 ------------------------------ 關於廖亦武其人其事， 但是廖亦武最近引起我的關注則由於今年（二○一○）三月《 無獨有偶，繼廖亦武之後， | |||||||||||||||||||||
【關於本書】中國官方三次抄走，阻撓出版的驚世鉅作 德國版由德國菲舍爾出版社（S.Fischer）同步發行 廖亦武是作品被嚴禁最多的中國作家之一， 作者把我帶進一個生平未嘗夢見過的世界，處處是奇峰突起。—— 懷著幾近絕跡的虔誠向你說聲：謝謝啦，我的廖禿頭！——劉曉波 他在向歷史交出證詞的過程中， 語言是受難者的庇護所，是人類良知的最高法庭。 後毛時代的「中國證詞」，隆重獻聲！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公安突襲我在成都的住所， 而在之前的一九九○年三月十六日至十九日， 每次大禍臨頭，我都懷著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被克格勃（ 但是，時代變了，我只能像隻老鼠，多掘洞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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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cometti’s work. Ulysses (1922)/Chapter 9 The supreme question about a work of art is out of how deep a life does it spring.
昔日引言過分簡單，該整句引......The supreme question about a work of art is out of how deep a life does it spring. The painting of Gustave Moreau is the painting of ideas. The deepest poetry of ...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sbn=8027235731
ideas, formless spiritual essences. The supreme question about a work of art isout of how deep a life does it spring. The painting of Gustave Moreau
294 bytes (11,699 words) - 17:01, 2 April 2011
“The supreme question about a work of art is out of how deep a life does it spring.”
―from ULYSSES (1922)
―from ULYSSES (1922)
“Giacometti’s work helped revitalize sculpture at a time when most attention was focused on painting…his “walking” figures would come to immortalize the artist’s study in human frailty and resilience in the canon of art history.”—Tess Thackara (Artsy). Discover the artist’s tall and slender figures as they come alive on Frank Lloyd Wright’s spiral ramp this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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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忠男 《日本電影大師們 》三冊：日本電影大師 Japanese film directors By Audie Bock
佐藤忠男 《日本電影大師們 》三冊，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
日本電影大師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書名 Japanese film directors 作者 Audie Bock 出版者 Kondasha International Limited, 1985
Japanese film directors
Taking ten filmmakers, such as Oshima and Kurosawa, and following their careers chronologically has resulted in a history of Japanese film as well as a study of each master
常見字詞
actors become camera cast character Chishu Ryu Chuji Kinoshita color phcolor scope ph comedy Daiei daughter director drama dupe positive extant prints father filmmaking Fumio geisha girl Haruko heroine Hideko TakamineHideo Shigehara Hiroshi Kusuda human husband Japan Japanese cinema Japanese film jisaku o kataru Kazuo Miyagawa Keiji Ken Uehara Kenji Kido Kinuyo Tanaka Kishi Kogo Noda Kyoto lbid lchikawa lchiro lkedalmamura Mariko Okada married Masahiro Shinoda Masaki KobayashiMasao Masuo Melodrama Minoru Mitsuko Mizoguchi mother murderNagisa Oshima Nakamura Naruse Naruse's Natto Natto Wada negative at Shochiku negative or script Nikkatsu Nikkatsu Daishogun Ofuna Okadaorig Ozu's period film PFA/SH postwar Saito samurai Sato Setsuko ShiroShiro Kido Shochiku Shochiku Kamata Shochiku Ofuna Shohei shotsister suicide Tadao Takashi Tatsuya Nakadai Toru Takemitsu Toshirowife woman women Yamamoto Yoko Yoshikata Yoda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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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 1884-1962.回憶錄 ； Franklin D. Roosevelt LOOKING FORWARD & ON OUR WAY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beauty of their dreams."—Eleanor Roosevelt
1884-1962
羅斯福夫人回憶錄Eleanor Roosevelt, 1884-1962 / 埃莉諾/伊莉納・羅斯福著
現在讀這譯本， 覺得不順。不過可以了解羅斯福夫人的許多先見，譬如說，爭取女人的地位和機會.....由於此書無索引，所以我們必須努力，才可知道關於蔣宋美齡的部分是否已遭刪除.....
![向前看‧在路上：羅斯福新政從綱領到實現]()
大債時代，世界又到了十字路口？
誰是第二個羅斯福？
歷史驚人輪迴，危機無處不在。
共度大危機的韜光養晦，走出大蕭條的智慧引領
這是一本關於羅斯福總統政治智慧和危機處理方略的經典暢銷書，為我們時下所面臨的各種困局提供了真知灼見。
作者簡介
富蘭克林．D．羅斯福（1882 ~ 1945）
美國第32位總統。雖然是最受爭議的總統之一，但也是美國歷史上最優秀的總統之一，他不僅任期比其他任何總統都要長，而且以其大智大勇帶領全體美國人民 走出了20世紀兩次最大的危機——現代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和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一般美國人的心目中，他是與喬治．華盛頓和亞伯拉罕． 林肯齊名的三大偉人之一。他在就職演說中說過的話，有些已經成為廣泛流傳的名言，如「我們唯一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如「一個國家的壽命究竟有多長，要按 其生存的願望而決定」，等等。
前 言
這本書是我1933年3月1日前所寫的眾多文章和發表的眾多講話的彙編。我所增加的部分是為了讓這些資料渾然一體。
在下面的這些評論中，我所談論的不是政治而是政府，不是黨派問題而是普遍的原則。一位偉大的美國人曾經在很大程度上從這些評論中解讀出了政治的含義－－政治科學是關於人類生活的各種事務的科學。除此之外，這些評論都是非政治性的。
從能夠影響到普通美國男女生活狀況的改善這樣一門科學的角度講，國家政治的品質是國家領袖的問題，尤其當我們處於責無旁貸地要力挽狂瀾的年代，在這個年 代，所有的事物看來都處於循規蹈矩、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的狀態而這個世界也變得老弱不堪、筋疲力盡、一盤散沙。這就是大蕭條的氛圍，淒淒慘慘戚戚，令人生 厭的大蕭條。如果我們的政治領袖的素質是過硬的，那麼他們就應該能夠使這種大蕭條陰影消失得無影無蹤，一去不返。
所有事情都表明，這種無益哲學是錯誤的。美國是朝氣蓬勃的，正處於變革和發展的進程中。她有著巨大的青春潛力。但是青年人應當誓死推翻政治與政府不作為的銅牆鐵壁。
誠然，我們的政府是由我們自己創建的，其所奉行的政策以及許多具體的行動都接受我們的指令。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雖然不能稱之為自私，但我們在政府的利 益的確是我們自己的利益，因為每當我們確保政府的某項行動對我們自己有利，那麼此行動也應當對全體人民有利。當我們環顧四周時，很可能已經忘卻了我們的人 民為爭取制度權利所付出的艱苦努力。
良好的政府應在下列方面保持平衡：每個人都應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每個人在希望獲得安全感時就能找到這種安全感，每個人都能獲得人盡其才，各施所能，並同他們所承擔的責任相一致。
所以說，良好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是一項漫長的工作。沒有什麼事情比人類的天真無邪更令人感到震驚的了－－他們堅持認為，一旦目標確定，就應當立即制定一項特殊計劃來保證目標的實現。
人類的力量可不像想像的那麼簡單。政府包括制定政策的藝術；運用政治手法來使這些政策獲得大眾的普遍支持；以及說服、領導、犧牲以及不斷地進行教化，因為政治家最偉大的職責或許就是進行教育。
我們必須朝著使得主要的經濟蕭條狀況不再重演的方向努力；如果這意味著要犧牲靠採取通貨膨脹政策實現繁榮獲得的利益，那麼就隨他們去吧。
我們最近在投機方面的實踐已經使許多人的想法發生了混亂。整整一代人因為合作這個詞而發瘋，各個行業已經召開了多次會議，制定了一系列貿易規則、道德準 則，舉辦晚會並發表鼓舞士氣的講話－－這一切的目的都在於提高銷售水準和產量。但我們所缺的是這種防止而非刺激生產過剩的規劃。自然而然地，曾經作為我們 的保障力量的工業乃至機構的頹廢狀況使得人們對於現在當採取何種行動感到迷惑不解；曾幾何時，他們還能夠從過去的歷史中尋找到可資借鑒的東西。當這樣的實 踐似乎不能帶來任何啟迪作用，大蕭條這種重大的社會現象很可能引發動盪。然而，放蕩不羈的激進主義者卻回天乏術，而我能夠給我們的同胞們最偉大的頌揚之詞 就是，在這物質極度匱乏的日子裡，我們的數百萬民眾雖然苦不堪言，但依然一直保持著一種井然有序、信心百倍的精神。如果不能給他們提供新的機遇，那就不但 是對他們所抱有希望的背叛，而且是對其耐心的誤讀。
回應激進主義的危險就意味著災難的降臨。這是挑戰，是煽動。應對這種風險的方法就是制定出一項可行的重建計劃。一方面要防止採取盲目行動，另一方面又得提防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不負責任的機會主義做法，而這種計劃是，而且是唯一恰當的防護手段。
我的政黨既非初出茅廬，也非缺乏經驗。在民主黨內，一直可以合法地追溯到－－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該黨召開會議並提名我們為總統候選人之時，從這個意 義上講，我的國家領導能力是稚嫩的。但是，該領導層中的新面孔並不應當意味著在制定政策方面缺乏經驗。他們一定會根植於過往的政府實踐當中。伍德羅‧威爾 遜所明智地提出的聯邦主義是一個集團，該集團「團結一致，並對利益共同體有著清醒的認知。」傑弗遜的目的是要讓國民知道，聯邦主義的團結唯一一種局部性團 結，它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如果要建立一個偉大的國家，就必須考慮全國各地所有集團的利益。他被稱為政治家，這是因為他花費數年之心血致力於一個政黨 的建設事業。但是，它的艱苦努力本身對於實現全國各地團結一致地支持共同原則做出了肯定性的、實際的貢獻。當人們漫不經心地，或假充內行地嘲笑政黨時，他 們忽略了這樣的事實：政府的政黨制度是實現團結，並教育人們從我們文明的共同利益出發來思考問題的最偉大的手段。
在我們自己的歷史長河 中有這樣三位偉人－－班傑明‧富蘭克林、湯瑪斯‧傑弗遜和希歐多爾‧羅斯福，他們主要因為其實現了利益的一致性和具有的學識而卓爾不群。這三位都能最先知 道國內和國際生活的每一個反對思潮。所有這三位偉人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又都能對人們的渴望和機會的缺乏－－他們的數百萬同胞兄弟的希望和恐懼－－予以 理解。
我認為，在這三位當中，從各方面講，傑弗遜堪稱最深謀遠慮的學生。他的求知慾最為強烈，知識最為豐富，最重要的，他在任何時候都最具有遠見卓識，對當前行動給人類造成的最終影響明察秋毫。
傑弗遜的方法通常表現在建立在共同利益的政府問題上。我能夠描繪出他連續數周騎馬深入我國的各個州，一點一滴、勤勤懇懇地積累著他對我國人民的瞭解的情景。他不但瞭解各個階層人們的需要，而且使他們對自治政府的基本原則有了理解。
傑弗遜在心靈和精神方面如此之偉大，以至於他知道普通人都會理解他的這番話，「我經常會因為不完全明智的判斷而犯錯誤。而當我判斷正確時，那些缺乏全域 立場與眼光的人卻認為我錯了。我請求你們的支持，來反對其他人的錯誤，這些人會指責那些如果從全域角度出發就不會加以指責的事物。
我不 會談論那種經過徹底規劃和整頓的經濟生活。這既不可能，也不現實。我要討論的是必要性問題－－政府必須在何處進行干預，以使全國經濟結構各組成部分相互適 應；不但在我們整個偉大的國家的各個地區之間，而且在不同的經濟體以及這些經濟體的各個集團之間都存在著真正的利益共同體；所有人都應參與到各個階層共同 的生活為基礎進行規劃的補救工作當中來。就我們目前的大部分計劃而言，這裡存在著大量以偏概全、以點帶面、以局部替代整體的傾向。我不希望由某個階級來控 制局面，而是希望實現真正的利益一致。
我們在目前的緊急形勢下所制定的計劃如果是明智的，並且將我們的結構置於一個足夠廣泛的基礎之 上，那麼，我們就到了一條使我們的社會與經濟生活更持久地得到保障的康莊大道，並最終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從繁榮到蕭條的惡性循環中去。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支 持不僅在當前時期，而且有必要再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進行經濟規劃。
如果傑弗遜能夠重新回到我們的議事機構當中來，他會發現，一個世紀的經 濟變革雖然已經使得政府行為的必要手段發生了變化，但是政府行為的原則依然完全是他自己所曾宣導的原則。他基於公平、公正的共同利益，實現了廣泛的思想一 致性與行動一致性。他努力使得分散的農民、個人和商人都參加到國家事務之中。這就是他的目標，這就是他所創建的政黨所堅持的原則。當前，這一點成為國家團 結的動力。
對美利堅充滿信心，對我們的個人責任感這個傳統充滿信心，對我們的制度充滿信心，對我們自己充滿信心，這些要求我們接受古老 的社會契約所具有的嶄新含義。在這些評論中，我勾畫出了自己關於這些新概念的基本理解，並且相信你們將跟從你們的新一屆全國政府所採取的行動；理解新一屆 政府的目標就是你們大家的目標，我們的責任是相互的。
海德公園
1933年3月1日
1923到1933年十年的時間中，羅斯福擔任了兩屆紐約州長，做了許多行政改革和積極的立法工作。1932年，羅斯福開始著手競選總統，他獲得了總統候選人提名並擊敗了時任總統的赫伯特•胡佛。在他的第一次國會演講中，羅斯福向美國人民宣佈要實行「新政」。
1933年3月4日，羅斯福臨危受命，宣誓就任總統。48小時後，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平息金融危機。在羅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國會通過《緊 急銀行法》，決定對銀行採取個別審查頒發許可證制度，對有償付能力的銀行，允許儘快複業。99天內（一般被稱為「百日新政」）制定了許多美國歷史上著名的 法律和改革方案。為了緩解經濟危機，政府削減聯邦工作人員的工資支出和退伍軍人的津貼；調整國家貨幣政策；改革財政和銀行體系；解決中產階級的問題；為生 活極端貧困的人們發放救濟和提供工作機會；採取一系列的農業和工業改革措施。在羅斯福的領導下，美國國會制定了大量適合美國的、至今仍被採用並影響深遠的 法令。其中比如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和水力發電站的建立，降低了發電成本，同時也帶動了周邊地區的發展。另外一個是《美國國家勞工關係法》，給了工 人和廣大勞動者們最廣泛的權利。美國證監會進一步規範股票市場，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也許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專為老人提供養老金等職能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
羅斯福的反對者們指責他正在將美國帶入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但是幾乎後來所有的史學家都承認是他拯救了資本主義。同時，他也與世界各國建立了 更加良好的外交關係，甚至法西斯德國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羅斯福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實現了他在競選時的承諾，大量法令的頒佈實施使得美國從大蕭條中走了出 來，免於崩潰。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美國人民對戰爭不感興趣。羅斯福卻巧妙地設法支持加入戰爭的英國，運送戰時物資、提供貸款、允許美國 艦隊炮擊德國艦隊為英軍護航。當日本突襲珍珠港時，羅斯福已經帶領美國為大規模的戰爭做好了準備。他生命中的52個月都是美國軍隊的絕對核心和支柱力量， 同時也鼓勵美國人民對同盟國提供支援。雖然羅斯福沒有親自參戰，但是他制定了許多重要的戰略決策。或許這些是由於他與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還有其他盟國 領袖們經常會晤的緣故。所以，在大蕭條時的美國，是羅斯福卓越的領導才能和非凡的個人魅力使得美國人民深深地懂得只有緊緊把握時代的脈搏，才能真正實現生 活的目標。
1940年，羅斯福開始了他的第三個總統任期，這是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因為似乎只有他才能讓美國渡過難關，走向復興。1944年，他又開始了 更是史無前例的第四個任期，因為戰時更換總統是不明智的。他的反對者們將他批判為一個獨裁者，但是他的親隨們都知道這將是羅斯福的最後一個任期。然而他們 卻也未曾料到，雅爾達會議結束後兩個月，身心疲憊的羅斯福在佐治亞溫泉休養時悄然逝去。1945年4月12日，一位現代歷史上的巨人與世長辭。羅斯福臨終 前便已斷定戰事即將結束。
羅斯福為美國做出了豐功偉績。他去世後的50年中，他的頭像都被印在美國的郵票上，人們對他的敬仰不僅僅是由於他保護了人民的利益（例如社會保障 體系），而且因為他解決了關係國家利益和民族發展的許多重大問題。當然，羅斯福也有其不足之處：他對歐洲猶太人的困境無動於衷；允許將美籍日本人送往隔離 營；低估了蘇聯的野心等等。但是如果要根據一個總統上任時到離任時的不同國情來判斷的話，羅斯福毫無疑問是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總統之一。在一般美國人心目 中，他是與喬治•華盛頓和亞伯拉罕•林肯齊名的三大偉人之一。他在就職演說中說過的話，有些成了廣泛流傳的名言，如「我們唯一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如 「一個國家的壽命究竟有多長，則要按其生存的願望而決定」，等等。
第一章 再論價值觀問題
政府問題一直以來就是個人是否要服務於某種政府和經濟體制，抑或某種政府和經濟體制之存在就是為了服務於個人。
多少代人以來，這個問題始終是政府問題討論的核心。在與這些事情有關的問題上，人們的觀點可能會有分歧，遠古以來，誠實可信的人們在這些問題上還將繼續存在不同觀點。
沒有人可以蓋棺定論，但我們依舊相信變革與進步的力量。梅雷迪斯•尼科爾森所稱謂的民主制度就是一種求索，一種永無休止地尋求這些事物並為此努力 拼搏的過程。有很多條道路可以走。如果我們對此進行梳理的話，就會發現這些事物只會朝著兩個基本方向發展。其一是向著為少數人利益服務的政府這個方向邁 進，其二是向著為多數人利益服務的政府這個方向邁進。
歐洲各國政府的發展道路是要努力建設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使其強大到足以實現統治階級的和平。在很多情形下，中央政府所取得的順利，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的設立對個人而言都是一個避風港。人們寧願接受遠方的偉大的統治者的統治，也不願接受近在咫尺的較小統治者的剝削與壓迫。
都是國家政府的創立者們卻不可避免地是殘酷無情之人。他們採取的手段常常很殘忍，儘管他們不斷地努力爭取實現社會需要和緊缺的事物－－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能夠保持和平，根絕內戰，使那些桀驁不馴的貴族人士老實就範，並使大多數人可以安享地生活。
那些殘酷無情之人在建設先進國家方面發揮過作用，就像他們在國家的建設進程中使得中央政府的權威得以確立時發揮的作用一樣。社會對其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給予了充分認可。但是，當歐洲各國完全實現了發展之時，曾經發揮作用的雄心壯志與殘酷無情就會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目前存在著一種日益濃厚的感覺－－政府的運作時以所有人的利益為代價而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的。人們在尋求一種平衡－－一種限制性力量。逐漸地，出 現了城鎮議會、行會、全國性議會，通過憲法、公眾的參與與控制來對獨裁權力予以限制。對統治者的權力進行限制的另一個因素是道德觀念的興起－－統治者有責 任為其臣民某福利。美洲殖民地就是在這種鬥爭過程中誕生的。美國革命則是其轉捩點。美國革命之後，這種鬥爭仍在繼續，並轉化為為國家的公共生活而進行鬥 爭。
有些人由於在美國獨立戰爭年代目睹了這種混亂局面，他們接受了這樣的思想－－人民政府肯定是危險的、不可行的。總體來說，這些思想家是誠實的；我們不能否認他們的實踐已經證明存在某種恐懼是正常的。
漢密爾頓是持這種觀點的人當中最傑出、最誠實、最堅定的擁護者。他對漸進性方法完全失去了耐心。大體而言，他認為共和國的安全有賴於其政府的專制力量；個人的命運要服從於政府的命運；由一小部分出類拔萃的、有公益心的公民所主導的強大的中央機構能對所有政府實施最佳統治。
但是，在1776年夏天，傑弗遜在起草完獨立宣言之後就把精力轉移到同樣的問題中來，並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沒有使自己受到外在形式的蒙蔽。對他 來說，政府只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政府或者是一個避難所，或者是一種危險、一種威脅，這有賴於不同的環境。我們發它認為這這些人具有兩套權利－－「個人權利」以及與獲取並擁有財產的權利。他的「個人權利」指的是自由思考的自由、形成和表達想法的自由、以及個人生活的自由，每個人都具有各自的權利。
為了保障第一套權利，政府必須理順其職能，以便不去干涉個人之事務。但即使傑弗遜也意識到，財產權利之行使必然對個人權利形成干涉，而沒有政府的協助財產權利則無以維繫；政府的介入必然是對個人主義的保護，而非破壞之。
我們對接下來發生的偉大的政治鬥爭耳熟能詳。漢密爾頓和他的盟友們要建立一個專治的，中央集權的政府，但他們的嘗試在1800年總統大選中被傑弗遜的政黨徹底挫敗了。那次政治鬥爭之後出現了兩大政黨，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共和黨和民主黨。
這樣，在美國政治史上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個人與政治體制相抗衡的時代；這這個時代，個人主義成為美國生活中偉大的標誌。經濟環境處於最佳時 期使得那個時代長盛不衰、波瀾壯闊。在西部邊疆地區，人們可以完全自由地獲得土地。任何一個想要承擔起維持生計的人都完全有機會做到這點。大蕭條能夠，也 確實發生過，但這些次蕭條不能改變下面的基本事實：大部分人部分地依靠出賣其勞動力為生，部分地依靠土地維持生計；因此，饑餓和無家可歸的情形實際上是不 可能出現的。最糟糕的情況就是，經常有可能爬進一輛帶篷子的四輪馬車向西部進發，在那裡，未開墾的大草原成為這些人的天堂；在東部，他們找不到這樣的地 方。
我們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因此我們不但可以給我們自己的人民，而且還可以全世界所有窮困潦倒的人們提供這種救濟。我們能夠張開雙臂歡迎歐洲移民的到來。
每當出現大蕭條時，在西部就會有一塊新的土地向人們開放。這成為了我們的傳統。因此，哪怕我們暫時遇到不幸也是為實現我們的天定命運服務的。
但是，在19世紀中葉，出現了一股新興的力量，並造就了一個嶄新的夢想。這股力量就是所謂的工業革命，蒸汽機和機械設備的出現，以及現代工廠之雛 形的興起。這個夢想是就是經濟機器的夢想，要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準；使最卑微的人也能夠享受奢侈；依靠蒸汽動力和後來的電力來消除距離；是所有人從單調乏 味的、最繁重的體力勞作中解脫出來。
人們期望這種力量和這個夢想必然會對政府產生影響。自那時候起，人們只是希望政府能夠創造一種人們可以在期間幸福地生活、和諧地勞作、安全地休息 的環境。現在，人們希望政府為實現這個新的夢想伸出援手。可是，前景並不光明。要想使這個夢想變成現實，需要人們有堅忍不拔的意志、豪情滿懷的遠大抱負， 並發揮其聰明才智，因為除此之外，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金融、工程技術以及新興開發問題。
因此，機器時代的優勢是與生俱來的；但是，合眾國還是無所畏懼地、興高采烈地，我認為還是正確地、甜蜜地接受了這種苦難。人們認為，為了能夠獲取完善的工業體制所帶來的優勢，付出再大的代價也是值得的。
19世紀後半期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金融大發展的歷史，其所使用的金融工具缺乏認真監管，只要取得預期的效果就會受到褒獎，而不論其手段為 何。譬如，將鐵路推進到太平洋的金融寡頭們通常殘酷無情、奢侈浪費、腐敗盛行，但是他們的確建造了鐵路，而且我們到今天還在使用這些鐵路。有人曾經估算，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投資家為美國鐵路體系付出了三倍以上的資金；但是儘管事實如此，合眾國還是最大贏家。
只要我們還擁有自由的土地，只要人口數量還會突飛猛進地增長，只要我們的工廠還不能滿足我們自己的需要，那麼社會就可以讓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們暢快淋漓地發揮其才智，不受限制地獲得回報，我們唯一需要的就是，他可以創造出人們所期望的經濟繁榮。
在大發展時期，所有人都是機會均等的，政府的事情不是去干涉，而是去扶持工業的發展。應商人們自己的要求才這麼做的。征繳關稅最初的目的是「使我們的處於繈褓中的工業發展壯大」。就在不久前，我的讀者當中一些上了年紀的人還記得這是個政治問題。
現，傑弗遜認真地分析過他 要為之組建一個政府的社會。
「我們沒有窮人－－我國人口中的廣大群眾是勤勞的，沒有勞動－－不論是體力的還是專業性的－－就不會有我們的財富，哪怕是少許的、微不足道的財 富。勞動階級中的大多數人都擁有財產，可以公允他們自己的田地，擁有自己的家庭，他們的勞動需要使得他們有能力從富人那裡分得一杯羹，而合理的勞動價格也 使得他們能夠豐衣足食，可以靠勞動養家糊口。」
鐵路有時候是贈與金錢的形式，但更多的時候是以贈與土地的形式得到了資助。合眾國某些最有價值的油田被饋贈，以扶持一直延伸到西南部的鐵路建設融資問題。一支新興的商業船隊得到金錢援助或郵政補貼，以便使我們的蒸汽船可以在七大洋遨遊……
我們不需要政府從事商業活動。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歷史的經驗所在。因為，雖然政府不得投身商業活動同私營企業進行競爭一直是美國的信條，但是，商業熱切地要求政府對私營企業提供各種形式的政府援助卻是美國的傳統。
他不想看到政府干涉商業活動－－他就是這個想法，而且有很多合情合理的理由這樣去說－－說同樣的話的人卻是第一個跑到華盛頓要求政府對其產品徵收 抑制性關稅的人。當事情變得非常糟糕時－－就像在1930年時那樣－－他會以同樣快捷的速度跑到合眾國政府要求貸款。復興金融公司就是此舉的產物。
每一個集團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需求政府的保護，它們並沒有意識到，政府的職能不應當是以犧牲其保護所有公民的個人自由與私有財產權這項責任為代價來放棄對弱小集團的支持。
反思歷史，我們現在會發覺，跌宕起伏的大轉折的時期出現於世紀之交。那時，我們到達了我們最後的邊疆，再也沒有自由的土地了，我們的工業兼併變得非常強大，已經無法控制，並且在國家中形成了一個缺乏責任感的權力集團。
明察秋毫的人們恐懼地發現了機會將不再均等的危險；日益發展的公司就好像古代的封建貴族一樣將會威脅到個人謀生的經濟自由。就是在那個時期，我們的反托拉斯法誕生了。
反對大公司的呼聲此起彼伏。希歐多爾•羅斯福，首位偉大的共和黨進步派人士在「討伐托拉斯」問題上掀起了一場總統運動，可以自由地探討擁有巨額財 富的壞人。如果政府具有一項政策的話，它寧願讓時間倒流，以便去摧毀那些規模龐大的托拉斯公司，回歸到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小企業的年代去。這是不可能的。 希歐多爾•羅斯福放棄了自己的「討伐托拉斯」的想法，並被迫勾勒出「優秀」托拉斯同「糟糕」托拉斯之間的區別。最高法院提出了著名的「理性法則」，據此， 如果其用以獲取權力的手段和運用此種權力的方式是理性的，那麼，工業權力的集中似乎意味著就是可以接受的。
1912年當選美國總統的伍德羅•威爾遜對形勢的觀察更加清晰。傑弗遜曾經擔心政治權力對個人生活的侵害之處，威爾遜知道新興的權力是金融權。他 看到，在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內，廣大群眾賴以維繫其安全和生計的20世紀的專制暴君，其缺乏責任感與貪婪的本性－－如果得不到控制的話－－將會使他們食不 果腹、貧苦不堪。
雖說金融權力在1912年的集中情形遠不如今天嚴重，但是，這種情形已經發展到很嚴重的程度，以至於威爾遜完全認識到其影響。現在來讀一讀他的講話很有意思。今天所謂「激進」的講話（我有理由知道我講話的出處）同威爾遜總統的講話相比是小巫見大巫。
他說，「沒有誰可以否認，努力拼搏的界線已經變得越來越狹窄而尖銳；任何人如果對我們國家工業發展的狀況一無所知，那麼你就不會注意到，如果你沒 有和那些已然控制了我國工業的人們攜手並肩，同仇敵愾地獲取更大額的貸款，那麼獲取此種貸款正變得越來越困難。所有人都能夠注意到，任何人試圖在同大型資 本聯合體的控制下從事的任何生產過程進行競爭，以建立自己的一番事業時，都會情不自禁地發現，他們或者被排擠出局，或者被迫出賣勞動力，並令自己沉溺下 去。」
如果不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如果威爾遜總統能夠花八年時間投身於國內事務而不是國際事務，那麼我們現在面臨的形勢可能截然不同。但是，遙遠的歐洲 的槍炮聲轟鳴作響，戰事愈演愈烈，這迫使威爾遜總統放棄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他非常清晰地洞察到的問題成為遺留給我們的一份遺產，我們任何黨派的任何人都 不可否認，這是政府高度關注的問題。
對當前的形勢瞥一眼就能夠清晰地看到，我們曾經知道的機會均等已經不復存在了。我們的工廠得以建立。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讓我們來看看我們的近代史以及簡單經濟學，也就是你、我以及普通男女都在談論的那種經濟學。
我們知道，1929年前的歲月裡，我們國家已經完成了一輪大規模的建設和通貨膨脹週期；在10年時間裡，我們在醫治戰爭創傷的理論指導下進行擴張，但實際 上擴張的範圍遠超於此，並且我們自然的和正常的發展規模。在此期間，冷冰冰的經濟資料證明，消費者支付的價格降低的幅度微不足道，或者沒有降低，儘管同樣 的資料證明，生產成本大幅下降了；從這個時期獲取的公司利潤也是豐厚的；同時，幾乎沒有利潤用於降低價格。消費者被遺忘了。幾乎沒有錢用於增加工資；工人 們被遺忘了；不管怎麼說，還是有足夠的份額被用來支付利息－－股東也被遺忘了。
附帶提一下，那個時期的慈善的政府也幾乎沒有征繳到任何稅收。
結果怎樣呢？大量的過剩資金堆積如山－－這是有史以來最觸目驚心的場景。這些過剩資金主要流向兩個方向，一是流向新興的、不必要的工廠，現在這些工廠僵直地矗立在那裡，被閒置起來；二是直接由公司或者間接地通過銀行將它們送入到華爾街的金融市場。
之後就出現了崩盤。投資於不必要工廠的過剩資金被閒置。人們失去了工作；購買力乾涸了；銀行變得惶惶不可終日，並開始追討貸款。那些有錢人唯恐與其脫離干係而不及。信用喪失了。工業停頓了。商業下滑了，失業率上升了。
運用你們自己掌握的知識將此種形勢轉換為人類可以理解的概念。看一看過去三年所發生的事情是如何讓特定的人群感受到其影響的。首先是依賴工業的人 群，其次是依賴農業的人群，再次是主要由上述兩個人群的成員組成的人群－－「小投資者和儲戶。」記住，前兩個人群，即工業人群和農業人群間可能存在的最強 大的聯繫紐帶是這樣一個事實：存款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二者擁有的債券都與第三人群聯繫在一起－－這就是國家的信貸結構。我們知道這個信貸結構發生了什麼事 情。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再次審視一下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我們曾經知道的機會均等不復存在了。再來談談下一個明顯悲劇性的經濟問題－－機會在哪裡？我們必須那個迄今為止一直是我們的救世主的歷史概念。
我們早已抵達了我們最後的邊疆；事實上，再也沒有自由土地了。我們的人口中超過一半的人既不生活在農場，也不生活在田地裡，他們無法靠經營自己的 財產維持生計。，那些被經濟機器剝奪了工作機會的人們藉以重新開始新生活的、以西部大草原形式存在的安全閥不復存在了。我們不能再去邀請歐洲移民來分享我 們的無限繁榮。現在，我們正讓我們自己的人民過著一種單調乏味的生活。
我們的不斷發展的關稅制度最終迫使我們通過對這些國家徵收報復性關稅在北部關閉了我們的加拿大邊疆，在東部關閉了我們的歐洲市場，在南部關閉了我 們眾多的拉美市場，在西部關閉了我們的大部分太平洋市場。這已經迫使我們眾多大型工業機構在關稅壁壘之內到這些國家建立工廠。這些工業機構過去曾把其過剩 的產品出口到這些國家。這已經使得他們在美國的工廠產能下降，就業機會減少。
威爾遜時代以來，商業領域的機會進一步減少了，就好像再也不能自由地建立農場一樣。誠然，人們仍舊能夠依靠天生的精明和能力開辦小企業，以跟上競 爭者的步伐；但是，大公司將各個領域一個接一個地統統預先予以佔領，而且，即使在那些沒有引起重大關注的領域，小人物開辦企業也是舉步維艱。過去30年無 情的統計資料表明，獨立商人正在進行一場早已輸掉的賽跑。或許他被逼到牆角；或許他不能申請貸款；或許用威爾遜的話說，就好像街角的水果店老闆告訴你的那 樣，他是被高度組織化的共同競爭者強迫「出局」的。
最近，有人對美國商業集中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該項研究表明，我們的經濟生活被大約600餘個公司掌控著，這些公司控制著美國工業三分之二的份額。1,000萬小商人則分享剩餘的三分之一。
更加令人震驚的是，該項研究表明，如果這種集中化進程按著同樣的速度繼續發展下去，那麼到21世紀末，整個美國工業將控制在12家公司手裡，可能僅有100人在管理著這些公司。簡單地說，就算我們現在還沒有成為經濟寡頭統治的國家，我們也正在穩步地朝著這個方向邁進了。
顯然，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我們對價值觀問題進行重新評價。更多工廠的唯一建設者、更多鐵路體系的某個創立者、更多公司的每個組織者，這些人很可能既是救星也是威脅。只要這些偉大的工業先行者或金融寡頭肯於投資建廠或進行開發，我們就奉送所有的東西，這樣的時代結束了。
我們現在的任務不是勘探或者開發自然資源，或者一定要生產更多的產品。頭腦更加冷靜、作風更加穩健的商業企業應當控制住自然資源和已然在握的工廠；謀求重 建我們的過剩產能的海外市場；應對消費能力低下問題，或者是產量與消費量相適應；更加公平地分配財富與產品；使目前的經濟組織為人民謀利益。
就好像在古代一樣，中央政府首先是一個避難所，其次才是一種威脅；現在，在一個經濟聯繫更加密切的體制內，這些主要的、野心勃勃的金融集團不再是 服務於國家意願的奴僕，而是一個威脅。我想做進一步的對比。因為在18世紀時，全國性政府就變成了一個威脅，但是，我認為我們不應因此就擯棄全國性政府的 原則。
同樣，我們今天也不能因為這些稱為公司的強大經濟體的權力容易遭到濫用就擯棄公司的原則。在其他時期，我們通過循序漸進地將過於雄心勃勃的中央政府轉變為一個憲政民主制政府來處理這個問題。因此，當前，我們正改變並控制著我們的經濟體。
如同我所看到的那樣，政府在處理其與商業的關係時所擔負的任務是協助發展一項經濟權利宣言，一種經濟憲政秩序。這是商人和政治家們的共同職責。這 是一個社會擁有更加持久，更加安定的秩序的最低要求。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這個時代表明，創建這樣一種秩序不僅是政府的合理政策，而且也是保障我們的經濟結 構唯一安全線。
我們現在知道，如果沒有始終如一的繁榮，也就是說，如果購買力不能在我國所有集團間進行恰當的分配，這些經濟體就沒法生存。這就是為什麼哪怕是那 些最自私自利的公司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也意願看到工資水準得以恢復、失業人士獲得救助、使農民回歸到自己習慣的繁榮水準、並確保工人和農民這兩個人群持久 安定的情形出現的原因所在。這就是為什麼某些明智的工業部門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費盡周折地在其工業部門內限制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商業團體的行動自由的原 因所在。這就是為什麼各地的商人們正要求建立某種形式的使事務均衡發展的組織，即使從某種程度上講，該組織可能會在商業氛圍之內限制個人的行動自由的原因 所在。
我認為，每一個實實在在地進行經濟鬥爭的人－－這意味著所有人都不是生來就擁有財富的－－通過自身的實踐和自己的生活都懂得，我們現在不得不將美 國政府的早期觀念應用於當前的環境。獨立宣言從簽約的角度探討了政府問題。政府是一種公平交換的關係－－如果我們循著其發展思想的軌跡考察的話，政府必然 是一種契約。根據這種契約，統治者被賦予權力，而人民則本著他們應當被賜予某些權利的想法認可了該項權力。政治家們的任務一直以來就是根據不斷變化和發展 著的社會秩序對這些權利進行重新定義。新的形勢對政府以及管理政府的人們提出新的要求。
契約這個詞和共和制一樣古老，同時它又同新的經濟秩序一樣鮮活。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這意味著他也有權過上舒服的生活。由於懶惰或犯罪，他可能 會拒絕行使該權利，但一定不要否認他擁有這樣的權利。我們的政府正式和非正式地從政治和經濟方面肩負著讓每個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勞動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的 責任。每個人都有權擁有自己的財產，這意味著他有權最大限度地使其收入所得獲得安全保障。在人生的其他階段，如童年時期、患病期間、老年時期，從事物發展 的本質上講，這些階段的人們沒有勞動能力，而人們無論如何也要承擔起這種負擔來。在所有關於財產的思想中，這種權利是是至高無上的；所有其他財產權必須服 從於它。與這項原則相一致，如果我們一定要對投機家、操控經濟者乃至金融家們的活動進行限制，我認為我們就必須承認，這種限制是不可或缺的，這不是要打擊 而是要保護個人主義。
這項崇高契約的最後一條是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自由。在上個世紀，對這兩種自由我們已經瞭解很多了。我們知道，如果個人的自由與幸福沒能從和衷共 濟、唇亡齒寒的角度來加以保障的話，那麼這兩項自由就毫無意義。我們知道，古老的「私人能力權」－－閱讀的權利、思考的權利、表達意見的權利以及選擇生活 方式的權利－－必須全面地加以尊重。我們知道，肆意妄為的自由權剝奪了其他人的基本權利，這種自由權是不受任何契約保護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就是要保 障所有人實現正義的均衡性。
就像我們履行傑弗遜於1776年為我們想像到、傑弗遜、希歐多爾•羅斯福和威爾遜謀求予以實現的、明顯烏托邦式的職責那樣，我們將履行當前政府的職責。我們必須這樣做，以防因我們的集體失敗而導致大蕭條的出現，將我們都吞噬進去。
1884-1962
In her newspaper column, “My Day”, she urged that refugees from abroad be let in to America. “People are not throwing Americans out of work to employ refugees,” she wrote in 1939, sounding a theme that resonates today
安娜·愛蓮娜·羅斯福（英語：Anna Eleanor Roosevelt，/ˈɛlᵻnɔːr ˈroʊzəvɛlt/，
羅斯福夫人回憶錄Eleanor Roosevelt, 1884-1962 / 埃莉諾/伊莉納・羅斯福著
- Uniform Title:
- This I remember. Chinese
- Author/Creator:
- Roosevelt, Eleanor, 1884-1962.
- Language:
- Chinese
- Imprint:
- Xianggang : Jin ri shi jie she, [195-] 香港 : 今日世界社 [195-]
- Format:
- Book
- 24 p. : ill. ; 28 cm.
- Note:
- Translation of This I remember.
- Series:
- 今日世界叢書
Subjects:
向前看‧在路上：羅斯福新政從綱領到實現 LOOKING FORWARD‧ON OUR WAY
- 作者：富蘭克林‧D‧羅斯福
- 原文作者：Franklin D. Roosevelt
- 出版社：冠橙出版
- 出版日期：2012年
大債時代，世界又到了十字路口？
誰是第二個羅斯福？
歷史驚人輪迴，危機無處不在。
共度大危機的韜光養晦，走出大蕭條的智慧引領
這是一本關於羅斯福總統政治智慧和危機處理方略的經典暢銷書，為我們時下所面臨的各種困局提供了真知灼見。
作者簡介
富蘭克林．D．羅斯福（1882 ~ 1945）
美國第32位總統。雖然是最受爭議的總統之一，但也是美國歷史上最優秀的總統之一，他不僅任期比其他任何總統都要長，而且以其大智大勇帶領全體美國人民 走出了20世紀兩次最大的危機——現代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和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一般美國人的心目中，他是與喬治．華盛頓和亞伯拉罕． 林肯齊名的三大偉人之一。他在就職演說中說過的話，有些已經成為廣泛流傳的名言，如「我們唯一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如「一個國家的壽命究竟有多長，要按 其生存的願望而決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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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
- 叢書系列：Win
- 規格：平裝 / 480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目錄
上篇 向前看………………7開篇 羅斯福時代………………9
前 言………………14
第一章 再論價值觀問題………………20
第二章 經濟規劃的必要性………………34
第三章 紐約州土地使用規劃………………43
第四章 政府的重組………………52
第五章 開支與稅收………………64
第六章 我們的確進步了嗎？………………74
第七章 農業的問題在哪裡………………83
第八章 電力問題………………91
第九章 鐵路問題………………102
第十章 關稅問題………………114
第十一章 司法改革………………124
第十二章 犯罪和罪犯………………131
第十三章 銀行業和投機………………137
第十四章 控股公司………………145
第十五章 國家與國際團結………………150
附錄：羅斯福的部分重要演講………………161
我保證為美國人民實施新政………………162
首任就職演講………………176
第一次記者招待會………………183
談銀行危機………………193
致電倫敦會議，堅持應有比單純穩定貨幣更廣泛的目標………………201
簡述「新政」規劃………………203
美國人民未來的更大經濟保障………………214
總統就簽署社會保險法發表的聲明………………219
進步不僅意味著穩定的工商企業和農業，而且意味著美國生活的穩步改善…………221
全國性的思考、全國性的計劃和全國性的行動是防止全國性的危機的三大要素……230
我們正處於恢復機會均等的過程中………………237
連任就職演說………………243
四大自由………………251
第三次就職演說………………264
第四次就職演說………………271
下篇 在路上………………275開篇 走出大危機………………277
前 言………………281
第一章 上任伊始………………285
第二章 緊急狀態下的新政………………307
第三章 保護投資者………………314
第四章 城市建設和規劃………………320
第五章 銀行的職能………………324
第六章 交通運輸問題………………328
第七章 全國復興法………………342
第八章 積極救濟法………………349
第九章 我們的外交政策………………360
第十章 經濟復甦與重建的進程………………383
第十一章 第七十三屆國情諮文………………423
第十二章 論公共事業………………445
第十三章 政府就是公眾的信託………………455
前 言………………14
第一章 再論價值觀問題………………20
第二章 經濟規劃的必要性………………34
第三章 紐約州土地使用規劃………………43
第四章 政府的重組………………52
第五章 開支與稅收………………64
第六章 我們的確進步了嗎？………………74
第七章 農業的問題在哪裡………………83
第八章 電力問題………………91
第九章 鐵路問題………………102
第十章 關稅問題………………114
第十一章 司法改革………………124
第十二章 犯罪和罪犯………………131
第十三章 銀行業和投機………………137
第十四章 控股公司………………145
第十五章 國家與國際團結………………150
附錄：羅斯福的部分重要演講………………161
我保證為美國人民實施新政………………162
首任就職演講………………176
第一次記者招待會………………183
談銀行危機………………193
致電倫敦會議，堅持應有比單純穩定貨幣更廣泛的目標………………201
簡述「新政」規劃………………203
美國人民未來的更大經濟保障………………214
總統就簽署社會保險法發表的聲明………………219
進步不僅意味著穩定的工商企業和農業，而且意味著美國生活的穩步改善…………221
全國性的思考、全國性的計劃和全國性的行動是防止全國性的危機的三大要素……230
我們正處於恢復機會均等的過程中………………237
連任就職演說………………243
四大自由………………251
第三次就職演說………………264
第四次就職演說………………271
下篇 在路上………………275開篇 走出大危機………………277
前 言………………281
第一章 上任伊始………………285
第二章 緊急狀態下的新政………………307
第三章 保護投資者………………314
第四章 城市建設和規劃………………320
第五章 銀行的職能………………324
第六章 交通運輸問題………………328
第七章 全國復興法………………342
第八章 積極救濟法………………349
第九章 我們的外交政策………………360
第十章 經濟復甦與重建的進程………………383
第十一章 第七十三屆國情諮文………………423
第十二章 論公共事業………………445
第十三章 政府就是公眾的信託………………455
序
這本書是我1933年3月1日前所寫的眾多文章和發表的眾多講話的彙編。我所增加的部分是為了讓這些資料渾然一體。
在下面的這些評論中，我所談論的不是政治而是政府，不是黨派問題而是普遍的原則。一位偉大的美國人曾經在很大程度上從這些評論中解讀出了政治的含義－－政治科學是關於人類生活的各種事務的科學。除此之外，這些評論都是非政治性的。
從能夠影響到普通美國男女生活狀況的改善這樣一門科學的角度講，國家政治的品質是國家領袖的問題，尤其當我們處於責無旁貸地要力挽狂瀾的年代，在這個年 代，所有的事物看來都處於循規蹈矩、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的狀態而這個世界也變得老弱不堪、筋疲力盡、一盤散沙。這就是大蕭條的氛圍，淒淒慘慘戚戚，令人生 厭的大蕭條。如果我們的政治領袖的素質是過硬的，那麼他們就應該能夠使這種大蕭條陰影消失得無影無蹤，一去不返。
所有事情都表明，這種無益哲學是錯誤的。美國是朝氣蓬勃的，正處於變革和發展的進程中。她有著巨大的青春潛力。但是青年人應當誓死推翻政治與政府不作為的銅牆鐵壁。
誠然，我們的政府是由我們自己創建的，其所奉行的政策以及許多具體的行動都接受我們的指令。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雖然不能稱之為自私，但我們在政府的利 益的確是我們自己的利益，因為每當我們確保政府的某項行動對我們自己有利，那麼此行動也應當對全體人民有利。當我們環顧四周時，很可能已經忘卻了我們的人 民為爭取制度權利所付出的艱苦努力。
良好的政府應在下列方面保持平衡：每個人都應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每個人在希望獲得安全感時就能找到這種安全感，每個人都能獲得人盡其才，各施所能，並同他們所承擔的責任相一致。
所以說，良好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是一項漫長的工作。沒有什麼事情比人類的天真無邪更令人感到震驚的了－－他們堅持認為，一旦目標確定，就應當立即制定一項特殊計劃來保證目標的實現。
人類的力量可不像想像的那麼簡單。政府包括制定政策的藝術；運用政治手法來使這些政策獲得大眾的普遍支持；以及說服、領導、犧牲以及不斷地進行教化，因為政治家最偉大的職責或許就是進行教育。
我們必須朝著使得主要的經濟蕭條狀況不再重演的方向努力；如果這意味著要犧牲靠採取通貨膨脹政策實現繁榮獲得的利益，那麼就隨他們去吧。
我們最近在投機方面的實踐已經使許多人的想法發生了混亂。整整一代人因為合作這個詞而發瘋，各個行業已經召開了多次會議，制定了一系列貿易規則、道德準 則，舉辦晚會並發表鼓舞士氣的講話－－這一切的目的都在於提高銷售水準和產量。但我們所缺的是這種防止而非刺激生產過剩的規劃。自然而然地，曾經作為我們 的保障力量的工業乃至機構的頹廢狀況使得人們對於現在當採取何種行動感到迷惑不解；曾幾何時，他們還能夠從過去的歷史中尋找到可資借鑒的東西。當這樣的實 踐似乎不能帶來任何啟迪作用，大蕭條這種重大的社會現象很可能引發動盪。然而，放蕩不羈的激進主義者卻回天乏術，而我能夠給我們的同胞們最偉大的頌揚之詞 就是，在這物質極度匱乏的日子裡，我們的數百萬民眾雖然苦不堪言，但依然一直保持著一種井然有序、信心百倍的精神。如果不能給他們提供新的機遇，那就不但 是對他們所抱有希望的背叛，而且是對其耐心的誤讀。
回應激進主義的危險就意味著災難的降臨。這是挑戰，是煽動。應對這種風險的方法就是制定出一項可行的重建計劃。一方面要防止採取盲目行動，另一方面又得提防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不負責任的機會主義做法，而這種計劃是，而且是唯一恰當的防護手段。
我的政黨既非初出茅廬，也非缺乏經驗。在民主黨內，一直可以合法地追溯到－－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該黨召開會議並提名我們為總統候選人之時，從這個意 義上講，我的國家領導能力是稚嫩的。但是，該領導層中的新面孔並不應當意味著在制定政策方面缺乏經驗。他們一定會根植於過往的政府實踐當中。伍德羅‧威爾 遜所明智地提出的聯邦主義是一個集團，該集團「團結一致，並對利益共同體有著清醒的認知。」傑弗遜的目的是要讓國民知道，聯邦主義的團結唯一一種局部性團 結，它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如果要建立一個偉大的國家，就必須考慮全國各地所有集團的利益。他被稱為政治家，這是因為他花費數年之心血致力於一個政黨 的建設事業。但是，它的艱苦努力本身對於實現全國各地團結一致地支持共同原則做出了肯定性的、實際的貢獻。當人們漫不經心地，或假充內行地嘲笑政黨時，他 們忽略了這樣的事實：政府的政黨制度是實現團結，並教育人們從我們文明的共同利益出發來思考問題的最偉大的手段。
在我們自己的歷史長河 中有這樣三位偉人－－班傑明‧富蘭克林、湯瑪斯‧傑弗遜和希歐多爾‧羅斯福，他們主要因為其實現了利益的一致性和具有的學識而卓爾不群。這三位都能最先知 道國內和國際生活的每一個反對思潮。所有這三位偉人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又都能對人們的渴望和機會的缺乏－－他們的數百萬同胞兄弟的希望和恐懼－－予以 理解。
我認為，在這三位當中，從各方面講，傑弗遜堪稱最深謀遠慮的學生。他的求知慾最為強烈，知識最為豐富，最重要的，他在任何時候都最具有遠見卓識，對當前行動給人類造成的最終影響明察秋毫。
傑弗遜的方法通常表現在建立在共同利益的政府問題上。我能夠描繪出他連續數周騎馬深入我國的各個州，一點一滴、勤勤懇懇地積累著他對我國人民的瞭解的情景。他不但瞭解各個階層人們的需要，而且使他們對自治政府的基本原則有了理解。
傑弗遜在心靈和精神方面如此之偉大，以至於他知道普通人都會理解他的這番話，「我經常會因為不完全明智的判斷而犯錯誤。而當我判斷正確時，那些缺乏全域 立場與眼光的人卻認為我錯了。我請求你們的支持，來反對其他人的錯誤，這些人會指責那些如果從全域角度出發就不會加以指責的事物。
我不 會談論那種經過徹底規劃和整頓的經濟生活。這既不可能，也不現實。我要討論的是必要性問題－－政府必須在何處進行干預，以使全國經濟結構各組成部分相互適 應；不但在我們整個偉大的國家的各個地區之間，而且在不同的經濟體以及這些經濟體的各個集團之間都存在著真正的利益共同體；所有人都應參與到各個階層共同 的生活為基礎進行規劃的補救工作當中來。就我們目前的大部分計劃而言，這裡存在著大量以偏概全、以點帶面、以局部替代整體的傾向。我不希望由某個階級來控 制局面，而是希望實現真正的利益一致。
我們在目前的緊急形勢下所制定的計劃如果是明智的，並且將我們的結構置於一個足夠廣泛的基礎之 上，那麼，我們就到了一條使我們的社會與經濟生活更持久地得到保障的康莊大道，並最終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從繁榮到蕭條的惡性循環中去。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支 持不僅在當前時期，而且有必要再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進行經濟規劃。
如果傑弗遜能夠重新回到我們的議事機構當中來，他會發現，一個世紀的經 濟變革雖然已經使得政府行為的必要手段發生了變化，但是政府行為的原則依然完全是他自己所曾宣導的原則。他基於公平、公正的共同利益，實現了廣泛的思想一 致性與行動一致性。他努力使得分散的農民、個人和商人都參加到國家事務之中。這就是他的目標，這就是他所創建的政黨所堅持的原則。當前，這一點成為國家團 結的動力。
對美利堅充滿信心，對我們的個人責任感這個傳統充滿信心，對我們的制度充滿信心，對我們自己充滿信心，這些要求我們接受古老 的社會契約所具有的嶄新含義。在這些評論中，我勾畫出了自己關於這些新概念的基本理解，並且相信你們將跟從你們的新一屆全國政府所採取的行動；理解新一屆 政府的目標就是你們大家的目標，我們的責任是相互的。
海德公園
1933年3月1日
1923到1933年十年的時間中，羅斯福擔任了兩屆紐約州長，做了許多行政改革和積極的立法工作。1932年，羅斯福開始著手競選總統，他獲得了總統候選人提名並擊敗了時任總統的赫伯特•胡佛。在他的第一次國會演講中，羅斯福向美國人民宣佈要實行「新政」。
1933年3月4日，羅斯福臨危受命，宣誓就任總統。48小時後，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平息金融危機。在羅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國會通過《緊 急銀行法》，決定對銀行採取個別審查頒發許可證制度，對有償付能力的銀行，允許儘快複業。99天內（一般被稱為「百日新政」）制定了許多美國歷史上著名的 法律和改革方案。為了緩解經濟危機，政府削減聯邦工作人員的工資支出和退伍軍人的津貼；調整國家貨幣政策；改革財政和銀行體系；解決中產階級的問題；為生 活極端貧困的人們發放救濟和提供工作機會；採取一系列的農業和工業改革措施。在羅斯福的領導下，美國國會制定了大量適合美國的、至今仍被採用並影響深遠的 法令。其中比如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和水力發電站的建立，降低了發電成本，同時也帶動了周邊地區的發展。另外一個是《美國國家勞工關係法》，給了工 人和廣大勞動者們最廣泛的權利。美國證監會進一步規範股票市場，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也許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專為老人提供養老金等職能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
羅斯福的反對者們指責他正在將美國帶入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但是幾乎後來所有的史學家都承認是他拯救了資本主義。同時，他也與世界各國建立了 更加良好的外交關係，甚至法西斯德國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羅斯福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實現了他在競選時的承諾，大量法令的頒佈實施使得美國從大蕭條中走了出 來，免於崩潰。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美國人民對戰爭不感興趣。羅斯福卻巧妙地設法支持加入戰爭的英國，運送戰時物資、提供貸款、允許美國 艦隊炮擊德國艦隊為英軍護航。當日本突襲珍珠港時，羅斯福已經帶領美國為大規模的戰爭做好了準備。他生命中的52個月都是美國軍隊的絕對核心和支柱力量， 同時也鼓勵美國人民對同盟國提供支援。雖然羅斯福沒有親自參戰，但是他制定了許多重要的戰略決策。或許這些是由於他與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還有其他盟國 領袖們經常會晤的緣故。所以，在大蕭條時的美國，是羅斯福卓越的領導才能和非凡的個人魅力使得美國人民深深地懂得只有緊緊把握時代的脈搏，才能真正實現生 活的目標。
1940年，羅斯福開始了他的第三個總統任期，這是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因為似乎只有他才能讓美國渡過難關，走向復興。1944年，他又開始了 更是史無前例的第四個任期，因為戰時更換總統是不明智的。他的反對者們將他批判為一個獨裁者，但是他的親隨們都知道這將是羅斯福的最後一個任期。然而他們 卻也未曾料到，雅爾達會議結束後兩個月，身心疲憊的羅斯福在佐治亞溫泉休養時悄然逝去。1945年4月12日，一位現代歷史上的巨人與世長辭。羅斯福臨終 前便已斷定戰事即將結束。
羅斯福為美國做出了豐功偉績。他去世後的50年中，他的頭像都被印在美國的郵票上，人們對他的敬仰不僅僅是由於他保護了人民的利益（例如社會保障 體系），而且因為他解決了關係國家利益和民族發展的許多重大問題。當然，羅斯福也有其不足之處：他對歐洲猶太人的困境無動於衷；允許將美籍日本人送往隔離 營；低估了蘇聯的野心等等。但是如果要根據一個總統上任時到離任時的不同國情來判斷的話，羅斯福毫無疑問是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總統之一。在一般美國人心目 中，他是與喬治•華盛頓和亞伯拉罕•林肯齊名的三大偉人之一。他在就職演說中說過的話，有些成了廣泛流傳的名言，如「我們唯一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如 「一個國家的壽命究竟有多長，則要按其生存的願望而決定」，等等。
第一章 再論價值觀問題
政府問題一直以來就是個人是否要服務於某種政府和經濟體制，抑或某種政府和經濟體制之存在就是為了服務於個人。
多少代人以來，這個問題始終是政府問題討論的核心。在與這些事情有關的問題上，人們的觀點可能會有分歧，遠古以來，誠實可信的人們在這些問題上還將繼續存在不同觀點。
沒有人可以蓋棺定論，但我們依舊相信變革與進步的力量。梅雷迪斯•尼科爾森所稱謂的民主制度就是一種求索，一種永無休止地尋求這些事物並為此努力 拼搏的過程。有很多條道路可以走。如果我們對此進行梳理的話，就會發現這些事物只會朝著兩個基本方向發展。其一是向著為少數人利益服務的政府這個方向邁 進，其二是向著為多數人利益服務的政府這個方向邁進。
歐洲各國政府的發展道路是要努力建設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使其強大到足以實現統治階級的和平。在很多情形下，中央政府所取得的順利，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的設立對個人而言都是一個避風港。人們寧願接受遠方的偉大的統治者的統治，也不願接受近在咫尺的較小統治者的剝削與壓迫。
都是國家政府的創立者們卻不可避免地是殘酷無情之人。他們採取的手段常常很殘忍，儘管他們不斷地努力爭取實現社會需要和緊缺的事物－－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能夠保持和平，根絕內戰，使那些桀驁不馴的貴族人士老實就範，並使大多數人可以安享地生活。
那些殘酷無情之人在建設先進國家方面發揮過作用，就像他們在國家的建設進程中使得中央政府的權威得以確立時發揮的作用一樣。社會對其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給予了充分認可。但是，當歐洲各國完全實現了發展之時，曾經發揮作用的雄心壯志與殘酷無情就會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目前存在著一種日益濃厚的感覺－－政府的運作時以所有人的利益為代價而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的。人們在尋求一種平衡－－一種限制性力量。逐漸地，出 現了城鎮議會、行會、全國性議會，通過憲法、公眾的參與與控制來對獨裁權力予以限制。對統治者的權力進行限制的另一個因素是道德觀念的興起－－統治者有責 任為其臣民某福利。美洲殖民地就是在這種鬥爭過程中誕生的。美國革命則是其轉捩點。美國革命之後，這種鬥爭仍在繼續，並轉化為為國家的公共生活而進行鬥 爭。
有些人由於在美國獨立戰爭年代目睹了這種混亂局面，他們接受了這樣的思想－－人民政府肯定是危險的、不可行的。總體來說，這些思想家是誠實的；我們不能否認他們的實踐已經證明存在某種恐懼是正常的。
漢密爾頓是持這種觀點的人當中最傑出、最誠實、最堅定的擁護者。他對漸進性方法完全失去了耐心。大體而言，他認為共和國的安全有賴於其政府的專制力量；個人的命運要服從於政府的命運；由一小部分出類拔萃的、有公益心的公民所主導的強大的中央機構能對所有政府實施最佳統治。
但是，在1776年夏天，傑弗遜在起草完獨立宣言之後就把精力轉移到同樣的問題中來，並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沒有使自己受到外在形式的蒙蔽。對他 來說，政府只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政府或者是一個避難所，或者是一種危險、一種威脅，這有賴於不同的環境。我們發它認為這這些人具有兩套權利－－「個人權利」以及與獲取並擁有財產的權利。他的「個人權利」指的是自由思考的自由、形成和表達想法的自由、以及個人生活的自由，每個人都具有各自的權利。
為了保障第一套權利，政府必須理順其職能，以便不去干涉個人之事務。但即使傑弗遜也意識到，財產權利之行使必然對個人權利形成干涉，而沒有政府的協助財產權利則無以維繫；政府的介入必然是對個人主義的保護，而非破壞之。
我們對接下來發生的偉大的政治鬥爭耳熟能詳。漢密爾頓和他的盟友們要建立一個專治的，中央集權的政府，但他們的嘗試在1800年總統大選中被傑弗遜的政黨徹底挫敗了。那次政治鬥爭之後出現了兩大政黨，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共和黨和民主黨。
這樣，在美國政治史上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個人與政治體制相抗衡的時代；這這個時代，個人主義成為美國生活中偉大的標誌。經濟環境處於最佳時 期使得那個時代長盛不衰、波瀾壯闊。在西部邊疆地區，人們可以完全自由地獲得土地。任何一個想要承擔起維持生計的人都完全有機會做到這點。大蕭條能夠，也 確實發生過，但這些次蕭條不能改變下面的基本事實：大部分人部分地依靠出賣其勞動力為生，部分地依靠土地維持生計；因此，饑餓和無家可歸的情形實際上是不 可能出現的。最糟糕的情況就是，經常有可能爬進一輛帶篷子的四輪馬車向西部進發，在那裡，未開墾的大草原成為這些人的天堂；在東部，他們找不到這樣的地 方。
我們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因此我們不但可以給我們自己的人民，而且還可以全世界所有窮困潦倒的人們提供這種救濟。我們能夠張開雙臂歡迎歐洲移民的到來。
每當出現大蕭條時，在西部就會有一塊新的土地向人們開放。這成為了我們的傳統。因此，哪怕我們暫時遇到不幸也是為實現我們的天定命運服務的。
但是，在19世紀中葉，出現了一股新興的力量，並造就了一個嶄新的夢想。這股力量就是所謂的工業革命，蒸汽機和機械設備的出現，以及現代工廠之雛 形的興起。這個夢想是就是經濟機器的夢想，要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準；使最卑微的人也能夠享受奢侈；依靠蒸汽動力和後來的電力來消除距離；是所有人從單調乏 味的、最繁重的體力勞作中解脫出來。
人們期望這種力量和這個夢想必然會對政府產生影響。自那時候起，人們只是希望政府能夠創造一種人們可以在期間幸福地生活、和諧地勞作、安全地休息 的環境。現在，人們希望政府為實現這個新的夢想伸出援手。可是，前景並不光明。要想使這個夢想變成現實，需要人們有堅忍不拔的意志、豪情滿懷的遠大抱負， 並發揮其聰明才智，因為除此之外，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金融、工程技術以及新興開發問題。
因此，機器時代的優勢是與生俱來的；但是，合眾國還是無所畏懼地、興高采烈地，我認為還是正確地、甜蜜地接受了這種苦難。人們認為，為了能夠獲取完善的工業體制所帶來的優勢，付出再大的代價也是值得的。
19世紀後半期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金融大發展的歷史，其所使用的金融工具缺乏認真監管，只要取得預期的效果就會受到褒獎，而不論其手段為 何。譬如，將鐵路推進到太平洋的金融寡頭們通常殘酷無情、奢侈浪費、腐敗盛行，但是他們的確建造了鐵路，而且我們到今天還在使用這些鐵路。有人曾經估算，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投資家為美國鐵路體系付出了三倍以上的資金；但是儘管事實如此，合眾國還是最大贏家。
只要我們還擁有自由的土地，只要人口數量還會突飛猛進地增長，只要我們的工廠還不能滿足我們自己的需要，那麼社會就可以讓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們暢快淋漓地發揮其才智，不受限制地獲得回報，我們唯一需要的就是，他可以創造出人們所期望的經濟繁榮。
在大發展時期，所有人都是機會均等的，政府的事情不是去干涉，而是去扶持工業的發展。應商人們自己的要求才這麼做的。征繳關稅最初的目的是「使我們的處於繈褓中的工業發展壯大」。就在不久前，我的讀者當中一些上了年紀的人還記得這是個政治問題。
現，傑弗遜認真地分析過他 要為之組建一個政府的社會。
「我們沒有窮人－－我國人口中的廣大群眾是勤勞的，沒有勞動－－不論是體力的還是專業性的－－就不會有我們的財富，哪怕是少許的、微不足道的財 富。勞動階級中的大多數人都擁有財產，可以公允他們自己的田地，擁有自己的家庭，他們的勞動需要使得他們有能力從富人那裡分得一杯羹，而合理的勞動價格也 使得他們能夠豐衣足食，可以靠勞動養家糊口。」
鐵路有時候是贈與金錢的形式，但更多的時候是以贈與土地的形式得到了資助。合眾國某些最有價值的油田被饋贈，以扶持一直延伸到西南部的鐵路建設融資問題。一支新興的商業船隊得到金錢援助或郵政補貼，以便使我們的蒸汽船可以在七大洋遨遊……
我們不需要政府從事商業活動。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歷史的經驗所在。因為，雖然政府不得投身商業活動同私營企業進行競爭一直是美國的信條，但是，商業熱切地要求政府對私營企業提供各種形式的政府援助卻是美國的傳統。
他不想看到政府干涉商業活動－－他就是這個想法，而且有很多合情合理的理由這樣去說－－說同樣的話的人卻是第一個跑到華盛頓要求政府對其產品徵收 抑制性關稅的人。當事情變得非常糟糕時－－就像在1930年時那樣－－他會以同樣快捷的速度跑到合眾國政府要求貸款。復興金融公司就是此舉的產物。
每一個集團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需求政府的保護，它們並沒有意識到，政府的職能不應當是以犧牲其保護所有公民的個人自由與私有財產權這項責任為代價來放棄對弱小集團的支持。
反思歷史，我們現在會發覺，跌宕起伏的大轉折的時期出現於世紀之交。那時，我們到達了我們最後的邊疆，再也沒有自由的土地了，我們的工業兼併變得非常強大，已經無法控制，並且在國家中形成了一個缺乏責任感的權力集團。
明察秋毫的人們恐懼地發現了機會將不再均等的危險；日益發展的公司就好像古代的封建貴族一樣將會威脅到個人謀生的經濟自由。就是在那個時期，我們的反托拉斯法誕生了。
反對大公司的呼聲此起彼伏。希歐多爾•羅斯福，首位偉大的共和黨進步派人士在「討伐托拉斯」問題上掀起了一場總統運動，可以自由地探討擁有巨額財 富的壞人。如果政府具有一項政策的話，它寧願讓時間倒流，以便去摧毀那些規模龐大的托拉斯公司，回歸到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小企業的年代去。這是不可能的。 希歐多爾•羅斯福放棄了自己的「討伐托拉斯」的想法，並被迫勾勒出「優秀」托拉斯同「糟糕」托拉斯之間的區別。最高法院提出了著名的「理性法則」，據此， 如果其用以獲取權力的手段和運用此種權力的方式是理性的，那麼，工業權力的集中似乎意味著就是可以接受的。
1912年當選美國總統的伍德羅•威爾遜對形勢的觀察更加清晰。傑弗遜曾經擔心政治權力對個人生活的侵害之處，威爾遜知道新興的權力是金融權。他 看到，在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內，廣大群眾賴以維繫其安全和生計的20世紀的專制暴君，其缺乏責任感與貪婪的本性－－如果得不到控制的話－－將會使他們食不 果腹、貧苦不堪。
雖說金融權力在1912年的集中情形遠不如今天嚴重，但是，這種情形已經發展到很嚴重的程度，以至於威爾遜完全認識到其影響。現在來讀一讀他的講話很有意思。今天所謂「激進」的講話（我有理由知道我講話的出處）同威爾遜總統的講話相比是小巫見大巫。
他說，「沒有誰可以否認，努力拼搏的界線已經變得越來越狹窄而尖銳；任何人如果對我們國家工業發展的狀況一無所知，那麼你就不會注意到，如果你沒 有和那些已然控制了我國工業的人們攜手並肩，同仇敵愾地獲取更大額的貸款，那麼獲取此種貸款正變得越來越困難。所有人都能夠注意到，任何人試圖在同大型資 本聯合體的控制下從事的任何生產過程進行競爭，以建立自己的一番事業時，都會情不自禁地發現，他們或者被排擠出局，或者被迫出賣勞動力，並令自己沉溺下 去。」
如果不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如果威爾遜總統能夠花八年時間投身於國內事務而不是國際事務，那麼我們現在面臨的形勢可能截然不同。但是，遙遠的歐洲 的槍炮聲轟鳴作響，戰事愈演愈烈，這迫使威爾遜總統放棄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他非常清晰地洞察到的問題成為遺留給我們的一份遺產，我們任何黨派的任何人都 不可否認，這是政府高度關注的問題。
對當前的形勢瞥一眼就能夠清晰地看到，我們曾經知道的機會均等已經不復存在了。我們的工廠得以建立。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讓我們來看看我們的近代史以及簡單經濟學，也就是你、我以及普通男女都在談論的那種經濟學。
我們知道，1929年前的歲月裡，我們國家已經完成了一輪大規模的建設和通貨膨脹週期；在10年時間裡，我們在醫治戰爭創傷的理論指導下進行擴張，但實際 上擴張的範圍遠超於此，並且我們自然的和正常的發展規模。在此期間，冷冰冰的經濟資料證明，消費者支付的價格降低的幅度微不足道，或者沒有降低，儘管同樣 的資料證明，生產成本大幅下降了；從這個時期獲取的公司利潤也是豐厚的；同時，幾乎沒有利潤用於降低價格。消費者被遺忘了。幾乎沒有錢用於增加工資；工人 們被遺忘了；不管怎麼說，還是有足夠的份額被用來支付利息－－股東也被遺忘了。
附帶提一下，那個時期的慈善的政府也幾乎沒有征繳到任何稅收。
結果怎樣呢？大量的過剩資金堆積如山－－這是有史以來最觸目驚心的場景。這些過剩資金主要流向兩個方向，一是流向新興的、不必要的工廠，現在這些工廠僵直地矗立在那裡，被閒置起來；二是直接由公司或者間接地通過銀行將它們送入到華爾街的金融市場。
之後就出現了崩盤。投資於不必要工廠的過剩資金被閒置。人們失去了工作；購買力乾涸了；銀行變得惶惶不可終日，並開始追討貸款。那些有錢人唯恐與其脫離干係而不及。信用喪失了。工業停頓了。商業下滑了，失業率上升了。
運用你們自己掌握的知識將此種形勢轉換為人類可以理解的概念。看一看過去三年所發生的事情是如何讓特定的人群感受到其影響的。首先是依賴工業的人 群，其次是依賴農業的人群，再次是主要由上述兩個人群的成員組成的人群－－「小投資者和儲戶。」記住，前兩個人群，即工業人群和農業人群間可能存在的最強 大的聯繫紐帶是這樣一個事實：存款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二者擁有的債券都與第三人群聯繫在一起－－這就是國家的信貸結構。我們知道這個信貸結構發生了什麼事 情。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再次審視一下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我們曾經知道的機會均等不復存在了。再來談談下一個明顯悲劇性的經濟問題－－機會在哪裡？我們必須那個迄今為止一直是我們的救世主的歷史概念。
我們早已抵達了我們最後的邊疆；事實上，再也沒有自由土地了。我們的人口中超過一半的人既不生活在農場，也不生活在田地裡，他們無法靠經營自己的 財產維持生計。，那些被經濟機器剝奪了工作機會的人們藉以重新開始新生活的、以西部大草原形式存在的安全閥不復存在了。我們不能再去邀請歐洲移民來分享我 們的無限繁榮。現在，我們正讓我們自己的人民過著一種單調乏味的生活。
我們的不斷發展的關稅制度最終迫使我們通過對這些國家徵收報復性關稅在北部關閉了我們的加拿大邊疆，在東部關閉了我們的歐洲市場，在南部關閉了我 們眾多的拉美市場，在西部關閉了我們的大部分太平洋市場。這已經迫使我們眾多大型工業機構在關稅壁壘之內到這些國家建立工廠。這些工業機構過去曾把其過剩 的產品出口到這些國家。這已經使得他們在美國的工廠產能下降，就業機會減少。
威爾遜時代以來，商業領域的機會進一步減少了，就好像再也不能自由地建立農場一樣。誠然，人們仍舊能夠依靠天生的精明和能力開辦小企業，以跟上競 爭者的步伐；但是，大公司將各個領域一個接一個地統統預先予以佔領，而且，即使在那些沒有引起重大關注的領域，小人物開辦企業也是舉步維艱。過去30年無 情的統計資料表明，獨立商人正在進行一場早已輸掉的賽跑。或許他被逼到牆角；或許他不能申請貸款；或許用威爾遜的話說，就好像街角的水果店老闆告訴你的那 樣，他是被高度組織化的共同競爭者強迫「出局」的。
最近，有人對美國商業集中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該項研究表明，我們的經濟生活被大約600餘個公司掌控著，這些公司控制著美國工業三分之二的份額。1,000萬小商人則分享剩餘的三分之一。
更加令人震驚的是，該項研究表明，如果這種集中化進程按著同樣的速度繼續發展下去，那麼到21世紀末，整個美國工業將控制在12家公司手裡，可能僅有100人在管理著這些公司。簡單地說，就算我們現在還沒有成為經濟寡頭統治的國家，我們也正在穩步地朝著這個方向邁進了。
顯然，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我們對價值觀問題進行重新評價。更多工廠的唯一建設者、更多鐵路體系的某個創立者、更多公司的每個組織者，這些人很可能既是救星也是威脅。只要這些偉大的工業先行者或金融寡頭肯於投資建廠或進行開發，我們就奉送所有的東西，這樣的時代結束了。
我們現在的任務不是勘探或者開發自然資源，或者一定要生產更多的產品。頭腦更加冷靜、作風更加穩健的商業企業應當控制住自然資源和已然在握的工廠；謀求重 建我們的過剩產能的海外市場；應對消費能力低下問題，或者是產量與消費量相適應；更加公平地分配財富與產品；使目前的經濟組織為人民謀利益。
就好像在古代一樣，中央政府首先是一個避難所，其次才是一種威脅；現在，在一個經濟聯繫更加密切的體制內，這些主要的、野心勃勃的金融集團不再是 服務於國家意願的奴僕，而是一個威脅。我想做進一步的對比。因為在18世紀時，全國性政府就變成了一個威脅，但是，我認為我們不應因此就擯棄全國性政府的 原則。
同樣，我們今天也不能因為這些稱為公司的強大經濟體的權力容易遭到濫用就擯棄公司的原則。在其他時期，我們通過循序漸進地將過於雄心勃勃的中央政府轉變為一個憲政民主制政府來處理這個問題。因此，當前，我們正改變並控制著我們的經濟體。
如同我所看到的那樣，政府在處理其與商業的關係時所擔負的任務是協助發展一項經濟權利宣言，一種經濟憲政秩序。這是商人和政治家們的共同職責。這 是一個社會擁有更加持久，更加安定的秩序的最低要求。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這個時代表明，創建這樣一種秩序不僅是政府的合理政策，而且也是保障我們的經濟結 構唯一安全線。
我們現在知道，如果沒有始終如一的繁榮，也就是說，如果購買力不能在我國所有集團間進行恰當的分配，這些經濟體就沒法生存。這就是為什麼哪怕是那 些最自私自利的公司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也意願看到工資水準得以恢復、失業人士獲得救助、使農民回歸到自己習慣的繁榮水準、並確保工人和農民這兩個人群持久 安定的情形出現的原因所在。這就是為什麼某些明智的工業部門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費盡周折地在其工業部門內限制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商業團體的行動自由的原 因所在。這就是為什麼各地的商人們正要求建立某種形式的使事務均衡發展的組織，即使從某種程度上講，該組織可能會在商業氛圍之內限制個人的行動自由的原因 所在。
我認為，每一個實實在在地進行經濟鬥爭的人－－這意味著所有人都不是生來就擁有財富的－－通過自身的實踐和自己的生活都懂得，我們現在不得不將美 國政府的早期觀念應用於當前的環境。獨立宣言從簽約的角度探討了政府問題。政府是一種公平交換的關係－－如果我們循著其發展思想的軌跡考察的話，政府必然 是一種契約。根據這種契約，統治者被賦予權力，而人民則本著他們應當被賜予某些權利的想法認可了該項權力。政治家們的任務一直以來就是根據不斷變化和發展 著的社會秩序對這些權利進行重新定義。新的形勢對政府以及管理政府的人們提出新的要求。
契約這個詞和共和制一樣古老，同時它又同新的經濟秩序一樣鮮活。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這意味著他也有權過上舒服的生活。由於懶惰或犯罪，他可能 會拒絕行使該權利，但一定不要否認他擁有這樣的權利。我們的政府正式和非正式地從政治和經濟方面肩負著讓每個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勞動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的 責任。每個人都有權擁有自己的財產，這意味著他有權最大限度地使其收入所得獲得安全保障。在人生的其他階段，如童年時期、患病期間、老年時期，從事物發展 的本質上講，這些階段的人們沒有勞動能力，而人們無論如何也要承擔起這種負擔來。在所有關於財產的思想中，這種權利是是至高無上的；所有其他財產權必須服 從於它。與這項原則相一致，如果我們一定要對投機家、操控經濟者乃至金融家們的活動進行限制，我認為我們就必須承認，這種限制是不可或缺的，這不是要打擊 而是要保護個人主義。
這項崇高契約的最後一條是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自由。在上個世紀，對這兩種自由我們已經瞭解很多了。我們知道，如果個人的自由與幸福沒能從和衷共 濟、唇亡齒寒的角度來加以保障的話，那麼這兩項自由就毫無意義。我們知道，古老的「私人能力權」－－閱讀的權利、思考的權利、表達意見的權利以及選擇生活 方式的權利－－必須全面地加以尊重。我們知道，肆意妄為的自由權剝奪了其他人的基本權利，這種自由權是不受任何契約保護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就是要保 障所有人實現正義的均衡性。
就像我們履行傑弗遜於1776年為我們想像到、傑弗遜、希歐多爾•羅斯福和威爾遜謀求予以實現的、明顯烏托邦式的職責那樣，我們將履行當前政府的職責。我們必須這樣做，以防因我們的集體失敗而導致大蕭條的出現，將我們都吞噬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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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ergen Haberma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2003, 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 Dialogues With Jue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 by Giovanna Borrador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恐怖時代的哲學：與哈貝馬斯和德里達對話》，王志宏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戰爭之後——歐洲的復興〉，J.哈貝馬斯、J.德里達著，李理譯，《世界哲學》2003.5。
書名：Haberma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語言：英文，ISBN：9780192840950，
Jürgen Habermas is the most renowned living German philosopher. This book aims to give a clear and readable overview of his philosophical ..He'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alive.
Now 90, Juergen Habermas (Jürgen Habermas) still gets involved in the big questions of our time. Happy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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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s running. A Fighting Chance by Elizabeth Warren 2014；不大好笑的人生：伊莉莎白．華倫卯上華爾街的真實故事 2018；兼談所謂書摘
Warren advised a variety of clients, from people with asbestos disease to a corporation facing possible liability over ruptured breast implants.
2019.6.19
Bernie Sanders told CNN one of the reasons Elizabeth Warren is catching up to him in the polls is because “there are a certain number of people who would like to see a woman elected.”
It's official. She's running.
WASHINGTONPOST.COM
Sen. Elizabeth Warren says she will seek the presidency in 2020
Sen. Elizabeth Warren says she will seek the presidency in 2020
Fighting chance definition: a slight chance of success dependent on a struggle
Listen
See all 4 imagesA Fighting Chance Hardcover – April 22, 2014
by Elizabeth Warren (Author)
A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An unlikely political star tells the inspiring story of the two-decade journey that taught her how Washington really works―and really doesn't―in A Fighting Chance
An unlikely political star tells the inspiring story of the two-decade journey that taught her how Washington really works―and really doesn't―in A Fighting Chance
As a child in small-town Oklahoma, Elizabeth Warren yearned to go to college and then become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an ambitious goal, given her family's modest means. Early marriage and motherhood seemed to put even that dream out of reach, but fifteen years later she was a distinguished law professor with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why people go bankrupt. Then came the phone call that changed her life: could she come to Washington DC to help advise Congress on rewriting the bankruptcy laws?
Thus began an impolite education into the bare-knuckled, often dysfunctional ways of Washington. She fought for better bankruptcy laws for ten years and lost. She tried to hol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ccountable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but became a target of the big banks. She came up with the idea for a new agency designed to protect consumers from predatory bankers and was denied the opportunity to run it. Finally, at age 62, she decided to run for elective office and won the most competitive―and watched―Senate race in the country.
In this passionate, funny, rabble-rousing book, Warren shows why she has chosen to fight tooth and nail for the middle class―and why she has become a hero to all those who believe that America's government can and must do better for working families.
In this passionate, funny, rabble-rousing book, Warren shows why she has chosen to fight tooth and nail for the middle class―and why she has become a hero to all those who believe that America's government can and must do better for working families.
不大好笑的人生：伊莉莎白．華倫卯上華爾街的真實故事
A FIGHTING CHANCE： A STORY ABOUT LOSING，LEARNING AND GETTING STRONG
- 作者： 伊莉莎白．華倫
- 原文作者： ELIZABETH WARREN
- 譯者： 卓妙容
- 出版社：早安財經 新功能介紹
- 出版日期：2018/06/27
- 語言：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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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目錄
Robert Reich
According to Ben White, Politico's chief economic correspondent, Wall Street’s biggest Democratic donors who have helped fund Hillary Clinton’s campaigns over the years are threatening to withhold their cash if she picks Elizabeth Warren as her running mate. So far, Wall Street is Clinton's top source of money, already donating over $28 million.
This is a great argument for Hillary Clinton picking Elizabeth Warren. It would show the public Hillary isn’t in the pocket of the Street.
What do you think?
Wall Street tells Hillary Clinton: We'll cut you off if you pick Elizabeth Warren
Wall Street has an unambiguous message for Hillary Clinton: Don't pick…
CNBC.COM|作者：CNBC
The passion and honesty of her words resonate.
Elizabeth Warren Just Gave the BEST EVER Endorsement of Hillary | BNR
This is a moment millions of Democrats have waited for.
BLUENATIONREVI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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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Warren is sincere in her moral indignation, and she came by it the hard way. Her Oklahoma childhood was stalked by financial ruin after her father fell ill. Her career as a scholar of bankruptcy law led her into the public arena, as a campaigner against predatory lenders. What does she want? It’s not the presidency, and for good reason http://econ.st/1esaYd9
Elizabeth Warren is sincere in her moral indignation, and she came by it the hard way. Her Oklahoma childhood was stalked by financial ruin after her father fell ill. Her career as a scholar of bankruptcy law led her into the public arena, as a campaigner against predatory lenders. What does she want? It’s not the presidency, and for good reason http://econ.st/1esaYd9
Behind Consumer Agency Idea, a Tireless Advocate
By JODI KANTOR
Published: March 24, 2010
WASHINGTON — Ask Elizabeth Warren, scourge of Wall Street bankers, how they treat consumers, and she will shake her head with indignation. She will talk about morality, about fairness, about what she calls their “let them eat cake” attitude toward taxpayers. If she is riled enough, she might even spit out the Warren version of an expletive.
Stephen Crowley/The New York Times
Elizabeth Warren during an event at the White House in October where President Obama called for new consumer protections and urged Congress to pass regulatory reform legislation.
Mary F. Calver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lizabeth Warren, head of oversight of the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has strongly advocated for middle-class families.
Mary F. Calver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lizabeth Warren with Richard H. Neiman, New York's superintendent of banks, last month.
Warren Family
Elizabeth Warren, 3, in Norman, Okla. She became a speech therapist, then a lawyer and an expert in bankruptcy law.
Readers'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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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all the dramatis personae of post-financial crisis Washington, there is no one remotely like Ms. Warren, 60, who has divided the town between those who admire her and those who roll their eyes at her.
She is an Oklahoma native, a janitor’s daughter, a bankruptcy expert at Harvard Law School and a former Sunday School teacher who cites John Wesley — the co-founder of Methodism and a public health crusader — as an inspiration. She brims with cheer, yet she is she is such a fearsome interrogator that Bruce Mann, her husband, describes her as a grandmother who can make grown men cry. Back at Harvard, Ms. Warren’s teaching style is “Socratic with a machine gun,” as one former student put it. In Washington, she grills bankers and Treasury officials just as relentlessly.
Ms. Warren has two roles here: officially, as head of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for the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and unofficially, as chief conceiver of and booster for a new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 Fusing those projects and her academic work, she has become the most prominent consumer advocate in years.
In a blitz of television appearances, she offers a story of how 30 years of deregulation has rewarded the financial industry but led to abusive practices and collapses that have hurt ordinary Americans — the same taxpayers who are paying for bank bailouts.
Ms. Warren’s climactic hour begins now: three years after she hatched the idea for the agency, the White House has backed it,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s approved it and it is a top Democratic priority in the Senate.
Many fans, including Representative Barney Frank, Democrat of Massachusetts, hope Ms. Warren will run it. But even if the agency is approved, it might be far weaker than what she envisioned, thanks to fierce opposition from the financial industry.
Critics argue that such an agency, which would regulate mortgages, credit cards and nearly all other loans to consumers, would tighten credit in an already tight market, stifle innovation and hurt small businesses.
They have another objection as well: to Ms. Warren herself. As one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acknowledged, the prospect of her running the new agency may be an impediment to its creation because of her crusading style, her seemingly visceral loathing of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ies and her expansive way of interpreting assignments.
“ ‘Loose cannon’ would be an appropriate term to apply in her case,” said Dean Baker, co-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and a Warren supporter.
The defining event of Elizabeth Warren’s life may have taken place before she was born, when a business partner ran off with the money her father had scraped together to start a car dealership. She arrived a few years later, in 1949, another mouth for a strapped family to feed. But she used that mouth to talk her way into a debate scholarship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age 16.
She became a speech therapist, then a lawyer — she hung a shingle and did wills and real estate closings — then a part-time law instructor, and finally a leading scholar of bankruptcy. Her research helped change the stereotype of bankrupt people as feckless deadbeats: many, she showed, are middle-class workers upended by divorce or illness.
While Ms. Warren was building her career, her father became a maintenance man and her three older brothers back in Oklahoma worked in construction, car repair and the oil fields. Among them, they have endured all manner of financial crisis, including foreclosure, according to Ms. Warren’s husband.
“I learned early on what debt means, how vulnerable it makes people, what the security of owning a home means,” Ms. Warren said, her eyes welling. Even today, said Ms. Warren’s daughter, Amelia Warren Tyagi, her mother is so frugal that she eats shriveled grapes out of the fruit bowl.
Six years ago, Ms. Warren was one of the few guests at a Harvard Law School faculty reception for Barack Obama, an alumnus then running for a United States Senate seat in Illinois. He greeted her with two words: “predatory lending,” signaling he knew her work. He began to talk about dicey mortgages and abusive credit products and their shattering effect on families, Ms. Warren recalled. Finally, she cut him off.
“You had me at ‘predatory lending,’ ” she said. A few years later, Mr. Obama was promoting her idea for a consumer agency on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trail.
Meanwhile, in October 2008, Harry Reid, the Senate majority leader, called out of the blue and asked Ms. Warren to head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of the bank bailout. It was a vague job, sketched out in a hurry, but she interpreted her mandate aggressively. Instead of issuing standard monthly reports, she turned them into independent research projects, bulletins and videos asking pointed questions about Treasury’s treatment of the banks.
At the same time, banking lobbyists and other business-financed groups threw their weight against the consumer agency proposal — and they complained about Ms. Warren as well. (Wayne Abernathy, a lobbyist for the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declined to comment for this article but recently asked if the TARP oversight panel had become “the new Warren commission.”)
“She comes at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she knows what’s good for people,” said Douglas Baird, fr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who said he shared Ms. Warren’s concerns but not always her views. “She starts with a skepticism of markets and a skepticism of the ability of consumers to make sensible choices.”
The TARP project also complicated Ms. Warren’s ties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president lights up when her consumer protection ideas are discussed, according to Diana Farrell, deputy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Likewise, David Axelrod, a White House senior adviser, effused about Ms. Warren in an interview by phone, using the word “passionate” over and over.
Her relationship with Treasury is chillier. In private, she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some officials there on regulatory reform. But in her oversight role, she pounds the agency, leading some to accuse her of showboating or breeding cynicism about a program functioning better than many expected.
“I’m a thorn in this administration’s side as much as in the last administration’s side,” she said.
She will not comment on whether she might head the agency, for the same reaso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will not.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build an institution that’s over and above any individual,” Ms. Farrell said.
Ms. Warren does say that if sh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lose on the agency’s passage, she’d like them to lose big — to force lawmakers, as she puts it, to leave “lots of blood and teeth” on the floor.
If that happens, Ms. Warren will still have her own platform, starting with her nearly constant stream of television appearances. Hosts and cameramen love her: she has the friendly face of a teacher, the pedigree of a top law professor, the moral force of a preacher and the plain-spoken twang of an Oklahoman.
“This is America’s middle class,” she recently said on “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 “We’ve hacked at it and pulled at it and chipped at it for 30 years now, and now there’s no more to do. We fix this problem going forward, or the game really is over.”
“When you say it like that and you look at me like that, I know your husband is backstage, I still want to make out with you,” Mr. Stewart responded.
If no agency or government post materializes, Ms. Warren says she will happily return to Harvard. Others expect her to do more, including Eliot Spitzer, the former New York governor who has come to know her through their shared interest in consumer advocacy.
“Plan B is to become Ralph Nader,” he said.
Ben Werschkul contributed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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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似乎有許多方式。
甲.《讀者文摘》式的，消化之、簡化之。這一類的最低層次的，可能如鄭清文改編的兒童讀物《愛麗絲夢遊奇境》(台北：光復，1980年代初)
乙. 全書佳句選，我的學長張忠樸的"尋智書摘" (百來本，約1998~2002)。 此方式容易"見樹不見林。"
丙. 摘某章部分，譬如下面這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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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似乎有許多方式。
甲.《讀者文摘》式的，消化之、簡化之。這一類的最低層次的，可能如鄭清文改編的兒童讀物《愛麗絲夢遊奇境》(台北：光復，1980年代初)
乙. 全書佳句選，我的學長張忠樸的"尋智書摘" (百來本，約1998~2002)。 此方式容易"見樹不見林。"
丙. 摘某章部分，譬如下面這則：
此方式比"見樹不見林"稍好，因為原書的第二章關於美國破產法的"奮鬥抵抗約十年"的部分，也是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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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一個運動的開始》1986；《台灣新電影推手—明驥》2018；徐漢強 2019
徐漢強
很久很久之前就發現在電影界有一個叫做「徐漢強」的年輕人，每次的評審過程都投他一票。
投著投著，他卻一直都沒有能夠完全一部長片，那怕是已經申請到了輔導金。終於，終於，最近完全了這一部應該會是「一鳴驚人」、「可能會改變台灣」的電影。
當然，我還是會投他一票。
請大家也要去買票，並且替他宣傳一下。
請大家也要去買票，並且替他宣傳一下。
John Han-chiang Hsu
從踏入《返校》到現在，算一算兩年半了。
我是一個前紅白機和單色 PC 時代就開始玩遊戲、到現在遊戲齡已經超過三十二年的玩家。如果我晚十年生，可能進的是遊戲圈而不是拍電影。小時候最喜歡的遊戲類型，就是 Lucasarts、Sierra 跟 Westwood 的冒險遊戲。比起遊戲，它們更像是互動故事書，我很享受那些跟著各種神經病角色在奇妙世界裡冒險的回憶。後來這個類型式微了，直到獨立遊戲崛起，冒險類型才又長了回來。
還記得第一次在遊戲新聞網站上看到《返校》的開發新聞和一張小小的截圖，發現有人要以台灣戒嚴時期作為背景，製作點擊式冒險遊戲，就迫不及待將它列入wishlist，到處跟朋友推廣：「欸你知道有人要做台灣戒嚴時期的冒險遊戲嗎？」其實同溫層沒幾個人知道我在興奮什麼。
總之發售日當天，我守在電腦前等著《返校》推出，幾小時內就完成了遊戲。我很少玩遊戲哭的，但《返校》的結局讓我哭慘了。不只是因為完成度和視覺風格出乎預料地強大，更重要的是，《返校》有一個無比真誠、完全屬於台灣人的故事。我很久沒有在遊戲中感受到這種歸屬，腳下這片土地上確實發生過的歷史，可以如此生動成為遊戲的這件事，讓我激動地起了雞皮疙瘩。當下我在心裡大叫：「那個誰快來把它拍成電影啊！」
然後就變成我們在做了。（人生從沒決定事情這麼快過）
《返校》很不好做，所有的一切都超過電影產業的資源和生態。每個工作人員都說「沒做過這麼難的東西」，我也常常開很宅的玩笑，說好像人生第一次打電動就玩 Dark Souls（總之就是難翻天的遊戲）。整個過程我們都戒慎前進，畢竟同樣作為玩家，被遊戲改編電影傷害的經驗每幾年就會發生一次，像是一朝被蛇咬，十年被蛇咬，咬到已經可以自豪「被蛇咬這種事我現在可是看多了（菸）」。
但我們總不能去咬人啊。正因為我們都非常喜歡《返校》，誰也不希望看到這個改編作品走到奇怪的地方去。直到電影製作已進入尾聲的現在，我們終於可以把晚上10點這支前導預告當作擴音器，大聲地向各位說：
《返校》電影版是以「完全忠於原作精神、故事背景和主線劇情」的方式進行改編的，該有什麼就有什麼。那是從一開始就決定，也從沒有改變過的初衷。
遊戲中的主要人物和故事主線將全員登場，我們也在維持原作基礎下，擴張了故事細節和世界觀。大家所熟悉的、以翠華中學為舞台的角色們，也會以更多遊戲外的姿態活躍在電影版中。
我們的目標是製作一部台灣自製、屬於台灣的新品種類型電影。而秉持的原則，就如同回應遊戲中的那句經典台詞：
「我們不曾忘記，也不會害怕想起來。」
9/20 戲院見！
導演 徐漢強
做為編劇最難，但卻最重要的事
有一種編劇能力是無法敎的，那便是個人的生活經驗和對人事物的感受力。
所以我在學生陸續進入工作室時會放感染力強的音樂，找到機會就講一些自己親身體驗的故事，這次我說了自己在受敎育時的挫敗和李安最想要拍「喜宴」，可是卻我被老闆退件的挫敗，那一年是1988年，蔣經國過世。1989年初，我和吳念真同時告別了中影。
所以我在學生陸續進入工作室時會放感染力強的音樂，找到機會就講一些自己親身體驗的故事，這次我說了自己在受敎育時的挫敗和李安最想要拍「喜宴」，可是卻我被老闆退件的挫敗，那一年是1988年，蔣經國過世。1989年初，我和吳念真同時告別了中影。
所以，最重要的是，引發學生對於自己要改編的劇本的情緒和感受。現在，他們已經能夠對自己要寫的或是要研究的東西侃侃而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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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電影中心舉辦《台灣新電影推手—明驥》新書發表會，明驥總經理已逝世6年多，
這個星期趁著白天工作與工作間的空隙在看一本書，國家電影中心出版的「明驥---台灣新電影推手」。
剛看完。
整個星期...非常非常想念他。
剛看完。
整個星期...非常非常想念他。
想念這個不管我們怎麼當面頂撞他、奚落他、嘲笑他、惹怒他....最多也只是斥責一句「你這個孩子！」的長輩。
想念這個無論是探病、祝賀員工得子得女，手上拎的永遠是兩罐克林奶粉的長輩。
想念這個曾經幾次都用嚴肅的表情跟我們說「事情你們去做，責任我來扛！」的長輩。
想念這個每年除夕都會打電話來問東問西，即便是暫居美國的那幾年也沒間斷的長輩。
想念這個每逢重大選舉都會請我們幾個壞小孩吃飯，要我們一定要投他所屬的政黨候選人一票的長輩。
想念他做的珍珠丸子。
想念他的湖北腔。
想念他。
明驥的傳記出版了
歷史上真正的革命家不多，追隨在革命家後面的那些自稱是革命份子的人，大多數是等待一個新的時代到來，然後擁抱過去得不到的名和利。
在我的心目中，明驥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他號召了很多年輕人追隨他，然後，台灣電影的革命就這樣發生了。
明驥（Ming Chi ,俄語：Джи Мин，1923年1月24日－2012年6月15日），生於中國湖北省，前中華民國政戰少將，曾任中央電影公司（簡稱「中影」，今中影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文化大學教授，為台灣知名電影從業人與俄文教育家。因為他培育出了台灣新電影運動中的許多傑出人才，如小野、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柯一正等人，被尊稱為「台灣新電影之父」。[1]
生平[編輯]
1978年，升任中影總經理。1980年，聘用小野、吳念真為企畫與編劇。1982年，大膽啟用侯孝賢、楊德昌、張毅和萬仁等年輕導演，在戒嚴時期拍出探討社會真實現象的電影《光陰的故事》，以清新寫實的風格與樸實乾淨的拍攝手法，揭開了台灣新電影浪潮的序幕，成為台灣電影史的重要里程碑，將台灣電影以新風貌帶上國際影壇。其他任內完成作品尚包括《小畢的故事》和《海灘的一天》等。[2]
2012年6月15日，明驥病逝於三軍總醫院，享壽89歲。
榮譽[編輯]
- 2009年
紀念[編輯]
吳念真在明驥過世後於Facebook感傷緬懷這位長者，他留言表示「不敢說明驥是『台灣新電影之父』，但他絕對是台灣新電影的催生者、呵護者」，文末真情流露地說：「明總，我愛你。」
著作[編輯]
著有《蘇聯外交史》、《北國探索》、《觀光俄語會話》、《訪蘇見聞記》、《今日蘇》、《傳情一海鷗》、《俄羅斯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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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川瀨先生的《台灣電影》年刊 (日文；約2018年11月初出版)，專訪張毅。印小野《一個運動的開始》1986 中與他相關的部分......
1986年：小野、吳念真中影幼稚園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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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蜉蝣天地話滄桑》；百年中國「人」：小思.....
此blog 還有好幾篇資中筠相關的介紹。
Ben Chen (在漢清講堂：
123 資中筠其人其書 陳健邦 (Ben Chen) 2016-10-27
「我對再現七十年前的士林風貌決不存幻想，我的最低希望只是取消一些“逼良為娼”的機制，解放廣大教育工作者的智慧、時間和良心。」⋯⋯資中筠
2008年，我曾經在電子郵件中向資中筠問說：
Q1：《錦瑟無端》或可說是您回憶錄的片段，如果有機會寫出更完整的回憶錄，請問
您會採用的書名？
⋯⋯⋯⋯⋯⋯⋯⋯⋯⋯⋯
Q1：《錦瑟無端》或可說是您回憶錄的片段，如果有機會寫出更完整的回憶錄，請問
您會採用的書名？
⋯⋯⋯⋯⋯⋯⋯⋯⋯⋯⋯
《蜉蝣天地話滄桑》
資中筠，九十自述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資中筠，九十自述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另外也問了：
Q; Susan Shirk 出了一本書”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台灣有出中文本)
UC Irvine 的Peter Navarro也出了一本 “The coming China Wars”
其中,Navarro總括中國之經濟發展及社會體制，說: “China has put itself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請問，您是否熟識這兩位？大陸的中美關係學界是否重視這兩本書？如何看待其觀點？
Q; Susan Shirk 出了一本書”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台灣有出中文本)
UC Irvine 的Peter Navarro也出了一本 “The coming China Wars”
其中,Navarro總括中國之經濟發展及社會體制，說: “China has put itself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請問，您是否熟識這兩位？大陸的中美關係學界是否重視這兩本書？如何看待其觀點？
資中筠：百年中國「人」（未刪節）
2012-08-01 09:41 作者： 資中筠
說明：3月8日《南方週末》刊登我一篇文章，題為"修身老課本中的'中國夢'"。此文被刪改多處，連題目也不是原來的。更重要的是，我原來依據的文本名為《共和國教科書》，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而《南方週末》刊出的文章中改成了《修身老課本》（花城出版社出版）。另外，我文章中引用的大多出自國文課本，只有個別處提到修身課本，我已向編輯申明，並建議去掉"修身"，就稱"老課本"。不知為何，報紙領導堅持要強調"修身"課本。我一向對媒體的苦衷比較體諒，願意做出妥協，並且已經做了不少妥協。但是此文連同題目被修改的思路令我不解。對於客觀事實，我是較真的，例如明明是《共和國教科書》，不是《修身老課本》。文章被如此刪改，我感到很鬱悶。現在乾脆將未經"和諧"的文章全文連同原來的題目一併發表於此，願讀者以此為準。──資中筠
2011年，在學術界的大事首先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念，這一紀念遠遠超出了應景活動，而是掀起了重新審視的熱潮。有關文章、著作、記錄影像、挖掘出的新史料、發表的對各種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新評價、新見解，內容十分豐富，在有限的言論空間內居然呈現出一片小小的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使我對史學界和出版、傳媒刮目相看。我本人儘管對這段歷史有濃厚的興趣，但無專業研究，不敢隨便發表意見，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只能私心有所傾向，這是一點自知之明，也是對歷史的 一分畏懼。
在諸多出版物中我有幸拿到一套引人注目的書：《共和國教科書》。《南方週末》做了"中國夢"的專題活動，包括對這套書的摘評，曾邀我參加，我因時間不巧未能出席，允諾寫一篇讀後感。如今寫此文，確實有感而發，並非僅為踐約。
這套書出版於1912年，距今正好一百年。我是民國過來人，當時尚未出生。而見報導，我的師長楊絳先生正好用過這部教科書，算起來，我的父母從私塾進入"新式"小學時，也應該是學的這套課本。如今披讀後，不禁感慨萬千。撫今思昔，較之百年前的先輩，我們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當然是指精神、人格層面。
這是辛亥革命後出版的第一種新編小學教科書，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國文》和《新修身》。那是在白話文運動之前，所以還是文言文。而其內容，從今天的目光看，還遠未過時，其觀念甚至可以被認為"超前"，有些仍屬犯忌的"敏感"話題。翻開首頁的"編輯大意"，就令人精神為之一振。高小課本的"編輯大意"，第一條開宗明義：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義，以養成共和國民之人格。（重點號為本文筆者所加，下同）
寥寥數語包含了現代公民教育的要義。請注意：最終目標為"共和國民之人格"，這是鮮明地區別於大清王朝的臣民。
接下來幾條簡明扼要，完整地表現了"共和國"教育的特點。不忍割愛，全引如下：
二、表彰中華固有之國粹特色，以啟發國民之愛國心。
三、矯正舊有之弊俗，以增進國民之愛國心。
四、詳言國體政體及一切政法常識，以普及參政之能力。
五、提倡漢滿蒙回藏五族平等主義，以鞏固統一民國之基礎。
六、注重博愛主義，推及待外人愛生物等事，以擴充國民之德量。
七、注意體育及軍事上之知識，以發揮尚武之精神。
八、注意國民生活上之知識技能，以養成獨立自營之能力。
九、關於歷史地理科之材料以有興趣者為主，與各科無重複之弊。
十、選錄古今名人著作以養成文字之初基。
十一、各種文體略備，使學生知其梗概。惟詔令奏議二類，非共和國所用，故不採。
初小課本的宗旨大體相同，與高小不同者是更強調"合於兒童心理，不為好高騖遠之論"，注意循序漸進，結合生活現實，還特別提出關於花草景物的課文應預算就學的日期，按照時序排列，使兒童易於隨時實驗。
課文內容由淺入深極為豐富，囊括了天文、地理、中外歷史、科學知識、日常生活、器物常識、實用技能（如"簿記"、各種書信體等）、國家政體以及倫理道德、待人接物，等等。貫穿其中的是"共和國國民"的精神。課文之外，還有為教師準備的《教授法》，難以一一盡述。只能根據自己的主觀感受，提出特別打動我的幾點：
1.第一冊、第一課，赫然一個"人"字。配圖七個人，顯示一家三代男女老少，包括懷中嬰兒。一個"人"字如何講滿一堂課？《教授法》中從各個方面加以說明，除書寫、讀音外，列舉具體的人的不同特點，和抽象的人的共同概念，有個性、有共性。還有人與動物的異同。畫龍點睛之筆是：人之區別於鳥獸者，為"讀書明理"。試設想，一個小學生第一天背著書包上學校，進入腦海的最初知識，就是對"人"的認識，接受了讀書的必要性和讀書的目的："明理"。而且初步接受了抽象思維的方法，由此奠定走向做文明人的出發點。
2.初級課本中充滿了日常生活常識，由家庭而社會，而且兼顧農村和城市的生活環境、勞作方式，接近自然，不唱高調，不矯情，不煽情，符合兒童心理。兼顧識字釋義，由易入難，穿插其中多有花鳥魚蟲、美景、遊戲，活潑而有情趣。不知不覺間培養一種健康、衛生、勤勞的生活方式，尊重勞動的觀念，文明禮貌待人接物的作風，還有美育、趣味、情操的熏陶。
3.從初小第七冊（小學四年級）起，即有以"共和國"、"平等"、"自由"為題目的課文。"共和國"講國家制度結構；"平等"課講專制與共和之區別，在共和制度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分兩課，上一課講身體、財產、言論、居處、信仰自由，"即國家亦不得侵犯"；下一課講自由的界限，必須在法律範圍之內，不得侵犯他人自由。以後幾冊，此主題重複出現，不斷加深。在高小的課文中詳述各種國體──共和、專制、君主、憲政。切實貫徹"普及參政能力"的宗旨。
4.歷史地理知識極為豐富，深入淺出。對全球地理以及各大洲主要國家都有介紹。有一課題為"共和國模範"，主要介紹美利堅、法蘭西和瑞士，這也代表了當時中國精英心目中的嚮往。
高小一年級的課本中有兩課連續講"華盛頓"，統共不到五百字，把華盛頓其人與美國獨立起因和過程都說清楚了，簡明扼要，十分到位。難得的是關於美國獨立，課文指出是從抗稅開始，而且稱"英僑"，而不是模糊地稱"美國人"，因為那時還沒有美國。說明當時的編者對外國歷史的把握已達到相當水平，能夠準確地在幾十個字中表達清楚：
（英國）"乃征美洲重稅，關禁甚嚴。英人居美者，不便之。宣言：英國舊律，更定稅則必由民舉議員定之，因請立美洲議院，如英制。英廷不允，僑民大憤，不奉令，雖婦人孺子亦主持自立，起與英抗。"
本文特別引出這一小段文字，是因為上世紀下半葉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大陸普遍的觀念是把美國獨立納入"資產階級武裝革命"的一部分，與法國大革命相提並論。"抗稅"的觀念對當時的國人是陌生的。直到2005年，中央電視臺拍攝《大國崛起》的電視片，關於美國卷曾採訪我，我著重講述了當時抗英的口號："無代表，不納稅"。這一內容卻未通過不知哪一級的審查，在製片中被刪掉了。百年前，共和第一年的小學生就從課本中學到的知識，到21世紀的"人民共和國"卻成了主流媒體不可言說的"敏感"內容，確是莫大的諷刺。
5.愛國與愛人類都是本教科書的重要主題。不少課文都有激發愛國情懷，提倡團結自強的內容。關於中外關係，初小四年級的課本中有三課連續講"清季外交之失敗"，把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列強對中國的侵犯以及割地賠款、不平等條約的經過做了扼要、客觀的闡述。
中國人一向唸唸不忘自己是"大國"，一切自大與自卑的複雜情結由此而來。且看此教科書關於"大國民"的定義：
"所謂大國民者，非在領土之廣大也，非在人數之眾多也，非在服食居處之奢侈也。所謂大國民者，人人各守其職，對於一己，對於家族，對於社會，對於國家，對於世界萬國，無不各盡其道，斯之謂大國民"。接下來，講述為"大國民"之方，就是德育、智育、體育的全面培養。
另一方面，愛人類的課文也多次出現，反覆論述平等對待一切國家民族之人，不分膚色、種族。《修身》課本中更有好幾課講"博愛"、"國際道德"、"對外人"之道：例如"應對不可以不謹，交易不可以不信"，"我以禮往，彼以禮來，既不容侮慢，亦何必畏怖乎？"
"對於外人，或加以侮辱，或施以傲慢，於外人絲毫無損，特以野蠻示人耳"。
在戰爭中對於"敵軍之失戰鬥力者"，也應以常人待之，這就是優待俘虜的原則。課文中專有對國際紅十字會的介紹。
我們不應忘記，那是列強環伺，國人深感積貧積弱之痛的時代，理所當然要強調愛國、自強，乃至專有"軍國民"，培養尚武精神之課文。但與此同時，仍倡導人類博愛精神，以不亢不卑的態度對待外人，培養寬廣的胸懷，而不是片面煽動狹隘的民族主義。第六冊最後以一句格言作結："一國之強弱，視人民之德行"。
對照今世，何其難能，又何其可貴！
6.信仰自由也是重點之一，對佛、道、耶（基督教）、回（伊斯蘭）諸教都有介紹，強調宗教平等，不應互相歧視。對於孔子、孟子、老子、商鞅的學說都有簡述，並強調儒學不是宗教，老子的學說與道教也不是一回事。這些都只是作為一家之言。此外還有不少課文介紹中外歷史人物，領域甚廣，既有秦皇、漢武、俾斯麥、拿破崙，又有花木蘭、秦良玉、哥倫布、南丁格蘭（今譯南丁格爾）。從人物的選擇來看，體現了多元化的取向，並不一定代表編者的好惡。
7.特別突出完整的公民教育，除了貫穿在課文中的公民精神外，高小《修身》最後一冊後半部分，也就是畢業班最後學的課文是"共和國公民須知"專題，共五章十五節，大約佔半個學期的課時。
1）"總論"給出定義："公民者，享有公權利之國民也"，並詳述公民之資格；
2）"公民之權利"──自由、平等、選舉、從政；
3）"公民之義務"──納稅與公債、服兵、守法、教育；
4）"地方自治"──戶籍與警察、公益機關、公安機關；
5）"國家之組織"──國體與整體、立法、司法與行政。
當然，小學的科目不僅是國文和修身，應該還有算術、常識（或稱"自然"、"博物"，即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學知識）等。不過我一向認為，國文是奠定青少年文化底蘊和思維能力的決定性科目。這一套國文課本不負所望，深與廣都達到一定程度。到五四運動之後，教科書大多改成白話文，但基本宗旨取向，特別是公民教育還是一脈相承。在價值觀上所謂傳統與西化，自然地融合，似乎不成問題。從《修身》課本的章節看，私德與公義並重，中國的傳統美德和現代社會的公民道德都囊括其中，既講謙謹、仁愛，又講堅毅、勇武；既講孝悌忠信，又講尊重人權、人格獨立，而且調動了古今中外美德表率的各種實例。
可以想見，讀完這套書，一個高小畢業生已獲得基本文化知識、文字修養、做人的道理，並且具備現代公民的品格和一定的世界眼光。在此基礎上，若繼續深造，研習一種專業，無需回頭再補基礎文化課；若無力升學，進入社會，也具備了基本謀生手段，和自學能力。我見到過不少前輩，或是老革命，參加革命前只讀過小學；或是後來成為文化界名人的，如大出版家範用、瀋昌文等，正規教育也不過小學或初中。但是學識淵博，視野開闊，即使歷經思想禁錮、扭曲的年代，在環境許可時，還是比較容易接受新事物。這固然與他們各自的天分和後來勤奮自學有關，但也是拜那時的小學教育所賜。
這套書是蔡元培任教育部長時主持編纂的。民國建立伊始，立足未穩，即以教育為重。1912年一月教育部即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規定清朝頒行之教科書一律禁用，小學讀經科一律廢除，同年三月，南京臨時政府頒布《臨時約法》又規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接著，蔡元培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指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必須從教育宗旨中刪去，所以小學廢尊孔讀經。孫中山也力主此議。由此可見，蔡元培固然主張兼容並包，連辜鴻銘也被延聘到北大教課，但是他主張自由、民主、共和政體的傾向是很鮮明的，唯其是真正的主張自由，也能包容異見。
與此同時，在康有為推動，其弟子陳煥章主持下，掀起了強大的"孔教"運動，聲勢浩大，形成一次重要的思想較量。後來到1917年新文化運動時期又有一次較量。在那以後，新學開始佔上風，"民主與科學"成為知識界的共識。平心而論，就純學術思想而言，這種復舊的主張也不是全無道理。因為在政權新舊交替中，整個局面是很混亂的。舊的秩序"禮崩樂壞"，而新的道德倫理不可能立即樹立和普及。還有不少政客以共和為名，行爭權之實，真偽莫辯。所以客觀上呈現出來的就是道德滑坡，世道混沌，人倫失範。一部分士人懷念舊秩序，企圖從復古中找出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體現在當時的政局上，這種尊孔運動必然符合頑固反對共和的政治勢力的訴求。所以，伴隨著這一文化上的較量，先有袁世凱稱帝，後有張勛復辟，及其隨後的覆敗。百年後的今天又出現尊孔讀經之論，又有人提倡定孔教為國教。不知這是與什麼樣的政治訴求相伴，是耐人尋味的。
誠然，同樣的教科書，不一定培養出同樣的人，社會環境千變萬化，進入社會的人自然也良莠不齊。但是法乎其上，僅得其中。教育方針的指向至關重要。百年樹人，如果十年為一輪，按照這套教科書的基本宗旨奠定一輪輪少年的"讀書明理"的基礎，今日為生，明日為師，再加以隨著經濟的發展，教育普及，擴大覆蓋面，到百年後的今天，人心世道會是怎樣景象？還能以中國人"素質不高，因而不適於行民主"為藉口嗎？公民社會還會那麼遙遠，甚至不可言說嗎？
我們曾經經歷過一個極端，強制全民皈依一個十九世紀德國人的學說，這一"全盤西化"未能實現，只生出了與秦始皇相結合的怪胎。方今忽然又強調"文化自主"，回歸傳統，抵制"西化"。現實中，一方面瘋狂拆除歷史遺蹟，任意塗抹屏蔽歷史；一方面又大肆宣揚復古，動輒兩千年，甚至五千年。為什麼不看看一百年前呢？是不是只有回到完全不知海外有何物的時代才算是中國文化？我常說"愧對先賢"，就是我們沒有爬到巨人肩膀上繼續向前，而是像俗話說的"狗熊掰棒子"，拿一個，掉一個，永遠積累不起來。甚至�珠璣而揀瓦礫。而曰，向世界弘揚中國文化。其可得乎？
最後要感謝這套書的出版人張立憲先生，他的確做了一件好事。我是從《中國新聞週刊》上才知道其艱難的經過的。《週刊》把他定為年度致敬人物，可謂實至名歸。
補充說明：
報刊刪改文章，乃尋常事，儘管常常令人不快。但是這次關於"教科書"一文我為什麼這樣計較？前一說明意猶未盡，再補充如下：
1. 這套書值得大書而特書的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是民國元年出版的，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套"共和國"教科書，宗旨在於培養"共和國民"，是當時的教育部正式審定的，不是一般的課本。把"共和國"刪掉，就抽去了靈魂。我認為"共和國"不應屬於敏感詞，否則，如何紀念辛亥革命？
2. 我特別注意到該國文課本開宗明義第一課就突出一個"人"字。所以我文章的原題是"百年中國'人'"，是百年樹人，重點是"人"，不是"國"。修改後的題目失去我的原意。幸好編輯配圖用了"人"字那一頁，有所彌補。
3. 據我瞭解，這套教科書資料已經散失，並沒有現成的完整文本，主編者張立憲在收集、考訂、編輯成書方面經過了鍥而不舍的艱苦努力，這既需要選題的眼光，也需要有理念、有韌性。最後以精美線裝的式樣面世，也體現了承接出版的星星出版社的品味。我拿到手的，並據以寫出文章的，就是這個版本。只是我在文中沒有註明出版社。現在把書名連同出版社都改錯，同時刪去最後我對編者讚許的話，看似細節，卻是對原著缺乏尊重，令人遺憾。
4. 我對此文的修改特別計較，還出於對《南方週末》的感情。多年來，我一直是該報忠實讀者、不算經常的作者和熱心支持者。對於其艱辛歷程和許多報人前仆後繼的精神一向欽佩，同時也對其苦衷有所體諒，並不苛求。但是我這篇文章所受到的斧鉞，超乎常情，即使為了"安全"，也可謂"防衛過當"，其中所透露的一種取向和精神狀態令我擔憂。方今之媒體，要堅守一種精神、一種優良傳統需要膽與識，而使之流失、萎縮、終至奄然，可以在旦夕、無形之間。但願我的遭遇只是偶然現象，不代表某種傾向。
5. 最後，我要感謝責編劉小磊先生，遵守刪改文本必經作者過目之約，使我有機會"討價還價"，又爭取回來一些章句，不至於面目全非。因此文之故，使責任編輯夾在領導與作者之間左右為難，深感歉意。
偶然翻到我2003年在《南方週末》一千期紀念活動時應邀題詞，再抄錄於此，以表達我的心意：
為民喉舌難，堅持社會良知，合眾而不媚俗猶難。
知難而進，不避艱險，鍥而不舍，凡一千期，可敬可賀！
書以志盛，並寄厚望。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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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nner with Sir Arthur Sullivan (rare 1888 recordings) 吉伯特與蘇利文Gilbert & Sullivan By Alan James, Andrew Cod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ilbert and Sullivan
Sir William Gilbert was born in London, England on this day in 1836.
"Major-General's Song" (1879) by William Schwenck Gilbert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General,
I've information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know the kings of England, and I quote the fights historical
From Marathon to Waterloo, in order categorical;[a]
I'm very well acquainted, too, with matters mathematical,
I understand equations, both the simple and quadratical,
About binomial theorem I'm teeming with a lot o' news, (bothered for a rhyme)
With many cheerful facts about the square of the hypotenuse.
I've information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know the kings of England, and I quote the fights historical
From Marathon to Waterloo, in order categorical;[a]
I'm very well acquainted, too, with matters mathematical,
I understand equations, both the simple and quadratical,
About binomial theorem I'm teeming with a lot o' news, (bothered for a rhyme)
With many cheerful facts about the square of the hypotenuse.
I'm very good at integral and differential calculus;
I know the scientific names of beings animalculous:
In short, in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General.
I know the scientific names of beings animalculous:
In short, in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General.
I know our mythic history, King Arthur's and Sir Caradoc's;
I answer hard acrostics, I've a pretty taste for paradox,
I quote in elegiacs all the crimes of Heliogabalus,
In conics I can floor peculiarities parabolous;
I can tell undoubted Raphaels from Gerard Dows and Zoffanies,
I know the croaking chorus from The Frogs of Aristophanes!
Then I can hum a fugue of which I've heard the music's din afore, (bothered for a rhyme)[b]
And whistle all the airs from that infernal nonsense Pinafore.
I answer hard acrostics, I've a pretty taste for paradox,
I quote in elegiacs all the crimes of Heliogabalus,
In conics I can floor peculiarities parabolous;
I can tell undoubted Raphaels from Gerard Dows and Zoffanies,
I know the croaking chorus from The Frogs of Aristophanes!
Then I can hum a fugue of which I've heard the music's din afore, (bothered for a rhyme)[b]
And whistle all the airs from that infernal nonsense Pinafore.
Then I can write a washing bill in Babylonic cuneiform,
And tell you ev'ry detail of Caractacus's uniform:[c]
In short, in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General.
And tell you ev'ry detail of Caractacus's uniform:[c]
In short, in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General.
In fact, when I know what is meant by "mamelon" and "ravelin",
When I can tell at sight a Mauser rifle from a javelin,[d]
When such affairs as sorties and surprises I'm more wary at,
And when I know precisely what is meant by "commissariat",
When I have learnt wh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modern gunnery,
When I know more of tactics than a novice in a nunnery –
In short, when I've a smattering of elemental strategy – (bothered for a rhyme)
You'll say a better Major-General has never sat a gee.[e]
When I can tell at sight a Mauser rifle from a javelin,[d]
When such affairs as sorties and surprises I'm more wary at,
And when I know precisely what is meant by "commissariat",
When I have learnt wh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modern gunnery,
When I know more of tactics than a novice in a nunnery –
In short, when I've a smattering of elemental strategy – (bothered for a rhyme)
You'll say a better Major-General has never sat a gee.[e]
For my military knowledge, though I'm plucky and adventury,
Has only been brought down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But still, in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General.
Has only been brought down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But still, in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General.
*
Music may be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 needs no words—the “language where all language ends,” as Rilke put it—but that has not stopped poet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from trying to represent it in verse. Here are Rumi and Shakespeare, Elizabeth Bishop and Billy Collins; the wild pipes of William Blake, the weeping guitars of Federico García Lorca, and the jazz rhythms of Langston Hughes; Wallace Stevens on Mozart and Thom Gunn on Elvis—the range of poets and of their approaches to the subject is as wide and varied as music itself. The poems are divided into sections on pop and rock, jazz and blues, specific composers and works, various musical instruments, the human voic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usic and love, and music at the close of life. The result is a symphony of poetic voices of all tenors and tones, the perfect gift for all musicians and music lovers. READ an excerpt from the foreword here:https://www.penguinrandomhouse.com/…/musics-spell-by-edite…/
Gilbert & Sullivan
Gilbert and Sullivan go together as naturally as roast beef and Yorkshire pudding--they are as enduring a British institution as Westminster Abbey or Harrods. Audiences laughed at their light-hearted but sharply satirical creations over a hundred years ago and they are still laughing today the world over. But, if you thought that Gilbert and Sullivan went together as well as their words and music do, this revealing and copiously illustrated new biography will have some surprises in store.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 Title | Gilbert & Sullivan The illustrated lives of the great composers |
| Authors | Alan James, Andrew Codd |
| Edition | illustrated |
| Publisher | Omnibus Press, 1989 |
| ISBN | 0711917531, 9780711917538 |
| Length | 240 pages |
『吉伯特與蘇利文』（ GILBERT & SULLIVAN）
輕歌劇
Alan James 著的『吉伯特與蘇利文』（台北：智庫文化，1996，第 2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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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ilbert and Sullivan
Get access
Cited by 1
Edited by David Eden , Meinhard Saremba
Publish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nline publication date:September 2011
Print publication year:2009
Online ISBN:9781139002639
Frontmatter
pp i-xiv
https://doi.org/10.1017/CCOL978052188849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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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1998: 死亡的臉 HOW WE DIE (1993) by Sherwin B. Nuland 1930-2014
"There are no consolations in the diagnosis of Alzheimer's disease. The anguish may be mitigated by good nursing care, support groups, and the closeness of friends and family, but in the end it will be necessary for patient and loved ones together to walk through that very tortuous valley of the shadow, in the course of which everything changes forever. There is no dignity in this kind of death. It is an arbitrary act of nature and an affront to the humanity of its victims. If there is wisdom to be found, it must be in the knowledge that human beings are capable of the kind of love and loyalty that transcends not only the physical debasement but even the spiritual weariness of the years of sorrow."
--From HOW WE DIE (1993) by Sherwin B. Nuland #AlzheimersAwarenessMonth
--From HOW WE DIE (1993) by Sherwin B. Nuland #AlzheimersAwarenessMonth
A runaway bestseller and National Book Award winner, Sherwin Nuland’s How We Die has become the definitive text on perhaps the single most universal human concern: death. This new edition includes an all-embracing and incisive afterword that examines the current state of health care a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life as it approaches its terminus. It also discusses how we can take control of our own final days and those of our loved ones.
Read more HERE: https://www.penguinrandomhouse.com/…/how-we-die-by-sherwin…/
2018年12月1日 星期六
Sherwin Bernard Nuland 1930-2014；death hath ten thousand several doors
About the Author 1994
Sherwin B. Nuland, M.D., is the author of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He teaches surgery and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t Yale, and is also Literary Editor of Connecticut Medicine and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In addition to his numerous articles for medical publications, he has written for The New Yorker, The New Republic, and Discover magazine. His book The Origins of Anesthesia is a volume in the Classics of Medicine Library Dr. Nuland and his family live in Hamden, Connecticut.
Also by Sherwin B. Nuland 1994
The Origins of Anesthesia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Medicines:
The Art of Healing
The Face of Mercy
Sherwin Bernard Nuland was an American surgeon and writer who taught bioethics,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edicine at the Yale School of Medicine, and occasionally bioethics and history of medicine at Yale College.Wikipedia
Born: December 8, 1930,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nited States
Died: March 3, 2014, Hamden, Connecticut, United States
Spouse: Sarah Nuland (m. 1977–2014)
Cause of death: Prostate cancer
Children: Victoria Nuland
Books[edit]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New York: Knopf, 1988) ISBN0-679-76009-1
Medicine: The Art of Healing (New York: Hugh Lauter Levin Associates, Inc. Distributed by Macmillan, 1992) ISBN0-88363-292-6
How We Die: Reflections on Life's Final Chapter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4) ISBN0-679-41461-4
The Wisdom of the Body (New York: Knopf, 1997) ISBN0-679-44407-6
How We Liv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8)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he Wisdom of the Body in 1997] ISBN0-09-976761-9
Leonardo Da Vinci (Penguin Lives) (New York: Viking, 2000) ISBN0-670-89391-9
The Mysteries Within: A Surgeon Explores Myth, Medicine, and the Human Bod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ISBN0-684-85486-4
The Doctors' Plague: Germs, Childbed Fever and the Strange Story of Ignac Semmelweis (New York: W.W. Norton, 2003) ISBN0-393-05299-0
Lost in America: A Journey with My Father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2003) ISBN0-375-41294-8
Maimonides (Jewish Encounters) (New York: Nextbook: Schocken, 2005) ISBN0-8052-4200-7
The Art of Aging: A Doctor's Prescription for Well-Be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ISBN1-4000-6477-5
The Uncertain Art: Thoughts on a Life in Medicin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ISBN1-4000-6478-3
The Soul of Medicine (New York: Kaplan Publishing, 2009) ISBN1-60714-055-1
紐約時報訃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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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季
死亡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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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一生，都在面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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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生命都是獨特的，--這種獨特性甚至延及我們每個人的死亡過程。”
Hanching Chung這本書的文字檔：https://archive.org/stream/HowWeDie/How%20We%20Die_djvu.txt管理
ARCHIVE.ORG
Full text of "How We Die"
death hath ten thousand several doors men to take their exits. — John Webster, The Duchess of Malfi, 1612
To:組織學習論壇先進 (1998年8月4日,CPC主辦) 1998年7月24日
主題:「組織學習的一些資訊」
說明: 我代表華人戴明學院(網址 www.deming.com.tw,上網會有收獲!)與各位先進分享點資訊，盡點義務，做點交流，廣告一番。這裡談的組織學習當然不只是《第五項修練》。有些好消息，也有些挑戰。
首先，我們去年出版 Innovational Associates (彼得．聖吉為重要成員的顧問公司《加速度組織》，市面流通約二千本。這本優缺點互見，不過值得參考一下。
另外，鄙人在「戴明年會」上寫篇整合"Human Dynamics"與《戴明修練Ⅱ》融會貫通的論文。
今年出版的《精實系革命(Lean Thinking)》中有反「學習型組織」的批評，把它視為
「知識上的MRP，大而無當!」這也許反映出日本JIT∕現場人員對《第五項修練》
的「偏見」。請注意，我為該書弄個「精」「實」「系統」的用心。該派自成－Lean Enterprise系統!有個議題供大家思考：為何《第五項修練》沒日譯本?為何《創新求勝》等書非議「學習型組織」？日本的改善傳統與學習型組織的關係，應進一步深入探討。
我們年底要出版的The Leader Handbook by Peter R.Scholtes， 該書序言由 Rusell L.Ackoff 教授所作，他們一貫的主張為系統思考(戴明的系統觀，非系統動力學式的)自然是廿一世紀領導者必備的修練。
我們年底或明年初也會出版本世紀最有影響力的Herbert Simon(司馬賀)的"管理行為"──這是他１９７８年諾貝爾經濟獎得獎作品最新版。他在１９４０年代第一版中首鑄「組織學習」，第四版(1996)中有一節「從有限理性談組織學習」。他推薦一本較採平的論文選：Organizational Learning edited by M.D Cohen和L.S.Sproull,Sage,1996。這本書為我們下年學習的重點。
在課程開發上，我在五月試過以《加速度組織》為主，新設一《十倍速學習型組織》，這是八Ｏ年代世界級公司的學習∕改善策略之應用。
我們的一些議題∕專案
去年我們就「合作學習」作了二篇報告（蔡士魁先生的文章在網址上可找到我的〈從幼稚園到研究所的合作學習〉下月在網站發表）。今年下半年，擬在中原大學的通識課程中介紹戴明哲學、五項修練、採合作學習方式（基本上以品管圈模式）,從閱讀和遊戲中學習。
我們也打算就"Learning by Doing and Innovation"做更深入的研究(含極少樣本的學習)。
另一主題為"學習、習慣、改善、進化與組織的關係"。
建議：我第一次第（或第二次，若含上次"年會"）參加貴研究小組，不妨給大家一嚴素肅主題：為何：為何不組個協會（學會），平行於Society fo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呢?這是我們合作練習－運作－組織的機會。在台灣，有這種「產官學及一般群眾」基礎的「小集團」不容易。如何才是可大可久之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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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和成編著《英語詞源趣談》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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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魁夷《我游歷過的河山》桂林：灕江出版社，1999
東山魁夷《旅環》桂林：灕江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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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賽．沃特斯《美學權威主義批判》(Towards a Poetics of Experience) 北京：北京大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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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布爾迪厄《關於電視》(Towards a Poetics of Experience)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王逢振等編譯《電視與權力》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2000
Praise be to God and
To Holy Mary
Forever
Vi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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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ennino d'Andrea Cennini's The Craftsman's Handbook translated by D. V. Thompson, Jr., 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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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的經營管理財務政治等應用： Shakespeare's Julius Caesar
Once you rely on agents, you create conflicts of interest
羅馬的太陽已經沉沒，
我們的白晝已經過去，
黑雲、夜露和危險正在
襲來，我們的事業已成
灰燼
Get an answer for 'In Shakespeare's Julius Caesar, Act 5, scene 3, Titinius ... extends the comparison stating that Cassius is the sun of Rome, and it has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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