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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 Claude Levi-Strauss: The Poet in the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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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e Levi-Strauss: The Poet in the Laboratory  簡體字版:廣東出版集團新世紀

《憂鬱的熱帶》/ Claude Levi-Strauss/王志明/New York in 1941
紐約的續傳 因為英文版題目缺1977年的"預示與回眸"讓Anazom的某書評搞混了.....



讀書會通知

Levi's讀書會訂在
2012年四月八日(星期天)
12:00-14: 00 新生南路三段88號2樓 Tel.23650127


李維史陀將一種藝術的感性注入學術研究,如同詩人一般運用意象與意念。他在亞馬遜流域深處進行考察的同時,一邊撰寫有關奧古斯都的悲劇;他的四卷本鉅著《神話學》,是用一連串樂章的形式所組成。

「從超現實主義、語言學、美學和音樂汲取靈感,李維史陀在人文學裡闢出一條新的蹊徑。縱貫一生,他都致力於對親屬關係、原始宗教思想和神話做出推翻成說的重新詮釋。他是最寬闊意義下的人類學家,出入於最細碎的民族誌材料與文化共相之間,出入於個別部落與心靈的普同法則之間。他的作品全集始於高度專技的民族學分析,卻結束於思索小說的誕生、西方音樂的演化和視覺藝術不可逆的衰亡。

由於流亡其間與俄國語言學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邂逅,李維史陀注意到二十世紀思想最根本的一個轉換:從『意義』盪向『形式』,從『自我』盪向『系統』。他聲稱自己的使命是『瞭解存有(being)與它自身的關係,而不是瞭解存有與我們自己的關係。』——這項原則界定了結構主義方案,也在社會科學中牽引出一個姍姍來遲的現代主義轉向。透過雅各布森,他發現了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重要見解,並開始把它們應用在自己的研究。自此,語言變成了文化分析的主隱喻:就像索緒爾把語言視為一個由『音素』構成的系統那樣,李維史陀亦把文化看成是一個由對比元素構成的系統。」

讀一章 博士論文之興衰  人際關係好 因是紐約參辦  可布給他的尊重原來室內裝璜的建議....



年初出版  CAROL很快就傾倒
我們安排梁先生讀書會
我將 憂鬱熱帶與 Leach 的Claude Levi-Strauss來讀
梁先生依直很忙 我今天有機會在哥德餐廳與他暢談
 拿到書才知道 Claude從1977年起也是日本迷--工作中注入詩意


此書引用 LEACH的著作
可惜沒說清楚
它是說Claude 和沙特的爭議 (野性思維  末章/ Leach 的書好  也指出書名直譯 為 Good to Think 非英文  玩Goods to Think 文字遊戲)
 
"Tweedledum and Tweedledee"
Tennieldumdee.jpg
John Tenniel's illustration, from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1871), chapter 4
Written byTraditional
Published1805






:
Tweedledum and Tweedledee
    Agreed to have a battle;
For Tweedledum said Tweedledee
    Had spoiled his nice new rattle.
Just then flew down a monstrous crow,
    As black as a tar-barrel;
Which frightened both the heroes so,
    They quite forgot their quarrel.[1]


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

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 Claude Levi-Strauss: The Poet in the Laboratory

二十世紀下半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引領結構主義思潮的學術大師
1938年,李維史陀最後一次深入巴西內陸進行田野考察,十七年後出版的《憂鬱的熱帶》,激起了學院內外讀者的熱情,也開啟了結構主義橫掃全球知識界的時代。
李維史陀的理論一掃先前以沙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開闢了二十世紀下半截然不同的思想氛圍。從精神分析到流行時尚,結構主義的原則被運用到各種領域。如果沒有李維史陀,傅柯、羅蘭.巴特、拉岡、阿圖塞等人的理論思想將難以想像。
李維史陀將一種藝術的感性注入學術研究,如同詩人一般運用意象與意念。他在亞馬遜流域深處進行考察的同時,一邊撰寫有關奧古斯都的悲劇;他的四卷本鉅著《神話學》,是用一連串樂章的形式所組成。
本書是李維史陀漫長心靈生活的思想傳記,也是評價他的一個嘗試。會追隨他從巴黎去到聖保羅,再深入巴西的內陸。追蹤了他的動盪戰時歲月,敘述他如何逃離維琪政府治下的法國,流寓紐約,過程中又是如何尋覓出獨樹一格的理論架構。
本書作者威肯不但具有人類學背景,同時也是研究巴西歷史的專家。除了深入研究李維史陀的著作與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的檔案資料外,作者亦兩度親訪李維史陀,並規律通信,是李維史陀逝世後最新的完整傳記。

作者簡介
派翠克.威肯 Patrick Wilcken
成長於雪梨,就讀倫敦大學戈德斯密學院及拉丁美洲研究學院。他是國際特赦組織的巴西研究人員,經常替《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及《衛報》撰稿。著有《帝國漂移:里約熱內盧的葡萄牙宮廷1808-21》,曾在巴黎與里約熱內盧長住,目前與妻兒定居倫敦。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台灣大學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譯有《老年之書》、《毛二世》等。



推薦序:在野性智慧的十字路口╱今福龍太(東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學研究院人類學及倫理學教授)
推薦序:李維史陀的超現實思維╱林徐達(東華大學民族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地圖
緒言
第一章  早期歲月
第二章  奇風異俗
第三章  龍東電報線
第四章  流寓
第五章  基本結構
第六章  在巫師的沙發上
第七章  回憶錄
第八章  現代主義
第九章  肆恣的心靈
第十章  神話的星雲
第十一章  輻湊
尾聲
注釋
延伸閱讀

推薦序
在野性思維的十字路口
李維史陀首 度訪日的第一場演講假東京的朝日廳舉行,在座大約有七百個忠實聽眾。大家對這位「結構主義」大師滿懷期待,但到頭來卻發現自己的趕時髦心態膚淺而不可取。 這當然不是因為演講內容不夠水準,真正讓聽眾(包括我本人)愣住的,是李維史陀提了一個我們從未想過也沒有料到他會談的問題:人類學家的道德責任。演講 中,他痛斥人類學家一直在全球各地推動一種知識恐怖主義,一直打著維護「部落權利」和「文化尊嚴」的幌子以遂一己的學術野心。李維史陀認為,在這種恐怖主 義肆虐的過程中,人類學已深受斲傷,也因為這樣,任何人類學家都有責任竭盡所能去贖罪,想辦法幫助傳統社會重建自主性。任何人類學家都應該感到某種「虧 欠」,並以此做為他們學術實踐的精神∕道德基礎。另外,人類學家的全部著作也必須做為另類的人文主義的未來資糧,必須超越西方文明的爭勝心態和自毀性格所 製造的死胡同。這是他的結語。我記得,在那一刻,在這場九十分鐘演講的最後,全場一片鴉雀無聲,人人都陷入深深的反省和嚴厲的自我批判。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事,站在講臺上的是西方哲學和人類學的一位巨人。事前,我們都以為他會暢談由他一手打造的「結構主義」的最前沿發展。距此僅僅幾年前, 他的學術豐碑(四大冊的《神話學》)才剛剛出齊,而對大部分讀者而言,這套著作深奧難懂,近乎天書。換言之,在廣大讀者心中,李維史陀一直是個傳奇性人 物,充滿神祕感。有鑑於此,那次演講真正讓人震撼之處,是它讓我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這個人極其淵博,但又充滿熱情和道德關懷,句句都是發抒自「人 性」的最核心(「人性」是李維史陀終其一生都不倦思索的課題)。所以,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高度感性且富於想像力,既是理論家又是詩人,相 信文字的力量不只來自邏輯嚴謹性,還是來自詩性創意和倫理關懷。這就是一九七七年發生在思想西半球另一端的事情:我們發現了李維史陀是個剛猛的道德哲學家 和富於想像力的詩人。
《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有著同一種啟明效果,能把一個被迷霧繚繞的人物還原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在「人 類學」實驗室裡工作的倫理詩人。作者威肯鮮明地勾勒出一個二十世紀思想巨人的多方多面,把他還原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這書也讓我們第一次有機會以鳥瞰的角 度和整合的方式把李維史陀一百零一歲的人生盡收眼底。書中,威肯追述了李維史陀善感的早年歲月、他在巴西雨林考察的經過、他在波希米亞都市紐約的流寓歲 月,以及他回到巴黎後跟存在主義者與其他結構主義者的交鋒。跳脫各種意識形態與學院成見,這部傳記直截了當、立論公允、包羅詳盡而又注意細節,讓讀者可以 把李維史陀重組為一個質地飽滿的三度空間人物。
李維史陀思想始終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勞作(labor)的「詩學」──不管這勞作是真實意 義還是神話意義的。毫無疑問,他的其中一個主要學術關懷是人類思維的「修補術」(bricolage),而這種思維方式充分體現在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話。換 言之,人類心靈有著一種詩性勞作(poetic labor)的傾向,會對意義做出野性的、結構化的加工。然而,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勞作」領域讓晚年的李維史陀深感興味:傳統日本匠人的世界。在一九七七 至八八年五次訪問日本期間,李維史陀從北至南廣泛遊歷了日本列島,甚至造訪過關西和九州的小村子和沖繩的偏遠小島,主要目的是拜會一些能工巧匠:織布工、 染色師傅、製陶匠、鐵匠、金匠、漆器匠、細木匠、釀清酒師、和果子師傅、木偶戲表演師和傳統樂器樂師。這些會晤帶給他極深刻的印象,讓他深信日本和東方看 待「勞作」的態度非常不同於一般。西方人把勞作看成是人對惰性物料的任意形塑,但日本人卻把勞作看成是人與自然親密關係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他在身後才出 版的一部日本文化論叢裡說過:「日本人的藝術長才表現在把詩意(poetic value)加入日常勞作。」「詩意」一詞毫無疑問是源自古希臘的poiesis概念,而poiesis意指「藝術地製作、創造」。做為一個詩人,李維史 陀對日用尋常的手工藝勞作充滿崇敬──這一點,威肯在本書裡有詳盡的見證。
李維史陀的思想家身影極其偉岸,然而,他的思考方式和表達方 式卻總是調子平靜、態度謙遜並帶著平靜的悲觀情緒。他的聲音總是伴隨著另一種謙虛的聲音,又特別是伴隨著野性思維的神話詩律(mythological prosody)。他在《神話學》系列裡從不用權威十足的「我」來自稱,又讓自己像個隱士似的,結廬在美洲印第安人集體智慧的對位運思 (contrapuntal reasoning)裡(威肯在「神話的星雲」一章有漂亮闡述)。在《憂鬱的熱帶》,李維史陀曾以冷對千夫指的姿態強調,他擁有的是一種新石器時代的智力 (a Neolithic kind of intelligence):「就像土著所放的一把森林野火那樣,它有時會讓一片未被探索過的地方大放光明。它也許會在那兒加以施肥,再採摘若干穀物,然 後,它會繼續邁進,把焦黑一片的土地留在後頭。」就像他指出過的,人類學的實踐是由土地與人類的相互回饋與相互剝削這兩重關係所牽引。他的勞作風格和思考 風格就像是新石器時代的粗放農業,不會絕對講究效率或講究理性,而是以漫遊、放獷和即興為特色:一種爐火純青的「修補術」。因為夠謙虛,所以李維史陀可以 讓自己被人類的肆恣天性引領,而這種天性是西方科學和技術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失落的。
必須指出的是,《憂鬱的熱帶》的最後一章記述了李維 史陀在印度次大陸所得到的最深沉哲學冥思。在新大陸密集研究過仍然保存著野性思維的巴西印第安人之後,他又去了(或說是不自覺地回到)充滿異國風情的舊大 陸邊陲。不管是站在犍陀羅(Gandhara)古文明的遺址前面時,還是在吉大港山區(Chittagong hill)一座墨人(mogh)的村子駐足沉思之時,他都設法總結自己思想追尋之旅的意義,把他的認識論之旅的起點和終點連結起來。在南美洲的雨林裡,他 觀察過一個最小型社會的意義產生過程。另一方面,他又在塔克希拉(Taxila)的佛教遺跡見證到一個自視為消失中符號系統的文明是如何徹底破滅。所以, 如果說西印度(美洲印第安社會)曾讓他看過意義誕生的一刻,那東印度(印度次大陸)就讓他深信意義的終歸消亡和自我否認。就這樣,人類原生思維 (primordial thinking)裡的「空無」(饒有深意的,這個字是《神話學》系列全文的最後一個字)便終於與文化滅絕帶來的真空會遇了。正是這種返本歸元,這種從線 性時間觀念的覺醒,讓李維史陀最終可以擺脫西方文明的糾葛──這文明一事無成,只知拚命追逐權力和隨之而來的惰性,最終只能面對自己的自毀。
他對日本和東方那種全貌性∕泛靈性(holistic/animistic)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持續感到興趣,而這種興趣應該會在不久的未來受到認真重 視。在李維史陀看來,對於解決人類在現代世界所面臨的災難性問題,日本和東方提供了一條無可取代的線索。世界已經忘了自己原有的均衡,正在被自己那種機械 化複製的惰性力量逐漸摧毀。在晚年,李維史陀非常關注現在世界的種種問題,包括了文化多樣性、性、科技、全球經濟和「他者」等各種問題。一九八六年,他以 「人類學家與現代世界難題面對面」為題,在日本進行了三場連貫性的講演,表達了他對西方文化已經無以為繼的深信不疑。其實,早在《憂鬱的熱帶》中,李維史 陀便已預言過這些問題的出現:「從人類開始呼吸開始進食的時候起,期間經過火的發現和使用,一直到目前的原子和熱核裝置被發明出來為止,除了從事生殖活動 的時候以外,人類所做的一切,不就只是毫不在意地破壞數以億萬計的結構體,把它們支解分裂到無法重新整合的地步嗎?」這個解體過程產生了無限多的「熵」 (entropy,一譯「能趨疲」),讓世界不斷趨近完全惰性不動的地步。出之以一種苦澀的幽默感,李維史陀建議把「人類學」 (Anthropology)改稱「熵學」(entropology),但另一方面又想方設法超克現代文明的死胡同。
透過閱讀李維史陀 且真誠地回應他的整個人生和思想,我們將會去到一條新的認知地平線,在該處,東方、西方和原住民的知識會交會在一起,以一種未知的語言對話。在這個歷史脫 臼又重新接合的所在,「自然」和「文化」的觀念將會向我們顯示一個全新的星座,其所反映的是「五官的賦格曲」或「平均律天文學」(這兩個都是《神話學》的 章名),是人類最深邃的音樂性∕神話性智力,是由李維史陀的「詩性創制」(poiesis)工藝所創造。在這個「野性」知識的輻輳之處,我們將會與一個無 與倫比的詩人(他靜靜坐在偉大觀念的實驗室裡)分享到一種創意驚人的人類願景。
今福龍太╱東京外國語大學人類學及倫理學教授

Armorer: Giovan Paolo Negroli (Italian, ca. 1513–1569) | Breastplate | ca. 1540–45
Friday at 6:30 p.m., see the Met's collection through artist Kate Gilmore's eyes, whose work explores the issues of physicality and female identity through performance, video, sculpture, and photography. Gilmore will discuss works of art in the collection that have influenced her own work. http://met.org/1FxCPV4  Armorer: Giovan Paolo Negroli (Italian, ca. 1513–1569) | Breastplate | ca. 1540–45

內容連載

§內文1

我第一次拜會李維史陀是在二○○五年,地點是社會人類學實驗室(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sociale),那是一個位於巴黎第五區的研究機構,由他在一九六○年一手創立。第五區常常透著累積了幾世紀的學養氣息,除了有些街道是以笛卡兒、巴斯 卡(Pascal)、居維葉(Cuvier)和蒲豐(Buffon)等名字命名以外,一些專門培養最優秀心靈的菁英機構也座落在這裡,包括了亨利四世中 學、高等師範學院和法蘭西學院等。在這個「拉丁區」的東面,是那座落成於一九八○年、象徵著法國包容性的豐碑: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Institut du Monde Arabe)。它那些穿孔和帶花紋的金屬窗格讓它看起來未老先衰,就像是前朝遺物。再往前走是十七世紀的植物園(Jardin des Plantes),其幾何形狀布局裡散布一些墨西哥式溫室、裝飾藝術式(Art Deco)風格的冬季花園和一家老式動物園。

李維史陀的辦公室位於一個夾層,要爬上一道緊窄的螺旋形樓梯才到得了,屬於一家改裝過的十九世紀圓形劇場的屋頂的一部分。辦公室一邊是玻璃板,可以看到懸掛在中樑上的鐵製燈具。研究人員和圖書館理員在燈具下方忙碌著,或是敲打手提電腦的鍵盤,或是翻閱書目卡片。遠處的牆壁裝飾著花朵圖案、奇怪的盾形徽和中世紀的勃艮第盔甲。李維史陀的辦公室幾乎毫無異國風情可言(看不見面具和羽毛之類),有的只是書本和大致裝訂過的博士論文。李維史陀的樣子看起來 和過去幾十年無大差別,只是皺縮了一些和衰弱了一些。他身上的粗花呢西裝現在對他變得略為大件,鬆垮垮掛在他身上。他彬彬有禮而充滿警覺性,只有他伸手從 前胸口袋掏出地址本時才會洩漏出他年事已高的事實:這手會明顯顫抖。雖然已經九十好幾,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他還是會到辦公室去,只是不再寫多少東西。我們 的談話以他的巴西歲月為主題,而他說的話奇怪地結合著兩種異質成分:一方面,他提到的事都是我在其他地方就讀過(幾乎和他嘴巴說出來的一字不差),另一方 面,他又流露出一種我沒預期的情緒:尖刻但反諷的虛無主義。

我們從《憂鬱的熱帶》談起。那是他的巴西回憶錄,曾在一九五○年代讓他聲名大噪。它始終是他唯一一本非學術性著作,裡面的文學風格只會在他更正式 的作品裡隱約出現。我問他為什麼突然會放棄這種文類,此後從未重拾?他給了我一個坦白但讓人洩氣的回答:「我簽了合約,非寫不可,而我需要那筆錢。」(這 種回答在他很罕見。在別處,他都是用長篇大論而錯綜複雜的方式,說明自己寫《憂鬱的熱帶》的各種動機和文學抱負。)我們又談到了巴西原住民的現況。「他們 的前景何在?」我問。「等你到了我把年紀,就不會再去想未來的問題。」他以冷面笑匠的幽默回答。但接著,他又較為詳細地指出,巴西原住民的人口雖然不斷增 加,又擁有自己的保留區並獲得愈來愈大的自決權,但就文化上來說,他們的傳統業已因為西方巨輪的輾壓而衰亡。

我好奇他對巴西利亞(Brasília)會是什麼觀感(這座現代主義風格的首都在李維史陀於巴西從事田野工作之日還不存在,但他一九八○年代陪密 特朗總統到巴西進行國是訪問時曾短暫一訪)。我猜想,這座城市會不會跟李維史陀的美學感性產生共鳴,因為他的結構主義研究方法富有形式主義特徵,而且又對 圖案和設計深感興趣。沒想到他卻這樣回答:「我沒有足夠時間參觀,而且行程都是預先安排好的。但把我的作品和現代主義相提並論卻是大錯特錯。」他的這個回 答後來反覆浮上我的心頭,因為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跟現代主義運動看似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李維史陀看來不想談他的理論。當我問他他認為自己的作品會留下什 麼遺澤,問他認不認為自己的理論會存續下去時,他的回答相當坦白:「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準備離開時,他的心情變得輕鬆起來,談到了大皇宮 (Grand Palais)正在舉行的「巴西印第安人文物展」,又敦促我務必要看一看。

第二個星期,我走在那些讓人目眩的羽毛頭冠陣列之間。有些頭冠是由豔麗的紅、藍兩色羽毛構成,頭冠的柳條框上裝飾著像是用混凝紙塑成的魚、鳥和美 洲豹頭。展品中還包括一些在馬拉若島(Marajó,亞馬遜河出海口的一個大島)找到的四英尺高瓷製骨灰甕。李維史陀的收藏品是展覽會的壓軸。透過玻璃, 我看到南比夸拉人的鼻羽、卡都衛歐人以幾何圖案裝飾的甕,還有波洛洛人用於儀式的飾物(我在《憂鬱的熱帶》讀到過這種飾物)。牆壁上懸掛著一排構圖漂亮的 黑白照片,是李維史陀的萊卡相機所拍攝。投影機將他拍自田野的一些短片投射在牆上,反覆播放。影片介於早期的新聞畫面跟家庭影片,無聲、過度曝光、有點晃 動,穿插著葡萄牙文的解說字幕。在令人難忘的一幕中,一個穿著襤褸花裙子的卡都衛歐老婦人把一些幾何形圖案畫在自己臉上(李維史陀終其一生都對這種圖案入 迷不已)。牆上照片中那個蓄絡腮鬍的年輕人和我剛見過的那個老人幾乎毫無相似之處。時間所拉開的鴻溝看來是不可架接的,而李維史陀在這段期間所寫出的高如 山積的作品只讓這鴻溝更形擴大。照片中那個幽幽人影感覺像是另一個生命,是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紀。

Prasenjit Duara 杜贊奇: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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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訪談──
超越狹隘,重建價值,共渡人類危機:杜贊奇教授訪談錄(姚新勇)
《「天下」作為意識形態(思想36)》,2018/12/25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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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卷化」是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J. Geertz)在1960年代用於研究印尼爪哇勞動密集型水稻耕作農業模式的一個概念。所謂「內卷」,是指某種經濟、社會或文化模式持續發展一段時間並達致某種決定性的狀態時,無法自身轉型到一種新的模式,推動進一步的發展。杜贊奇在1980年代採用了這個概念,分析民國時期國家締造的過程,指出民國政府在地方社會擴張到一定階段時無法前進,不得不依賴一些非形式的結構(informal structures)作為國家代理,其後這些結構變得尾大不掉,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地方治理機制。2


The New York Times Chinese -Traditional 紐約時報中文網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是對亞洲的文化和宗教最具獨創思考的學者之一。
在中國,信仰更多的是關乎個人救贖還是社會因素?什麼是「超驗」,什麼是「救贖社團」?中國政府為何害怕宗教?
這裡是杜贊奇的解讀。

On the Role of Chinese Relig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歷史學家杜贊奇對中國宗教有開創性的研究,他認為宗教是中國傳統社會最強大的力量之一,這種影響正是政府最害怕它的地方。他還提出,信仰能夠推動解決環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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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贊奇以對中國宗教的開創性研究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他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於1988年出版,這項研究幫助了人們重新定義如何思考中國宗教的問題,顯示了宗教是中國傳統社會最強大的力量之一。他的後續著作反映了他的興趣擴大到包括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等題材上。他的最新著作《全球現代性的危機:亞洲的傳統與一個可持續的未來》(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把許多這些思路交織在一起,對諸如氣候變化等問題做出論述。
杜贊奇最近在北京的一次採訪中,討論了佛教的環境主義、宗教的哪方面最令人中國政府不安,以及南滿鐵路公司等話題。

大多數人對接受你新書中的前兩個前提沒有多大問題:既我們面臨一個環境危機,這是經濟快速增長造成的。但是,你的另一個論點比較違反直覺,你認為存在一個超越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框架(如聯合國)的解決方案,你認為信仰也能起作用。
我們需要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我們也需要生物工程和市場機制。但在過去10年或20年中,一些最重要的因素浮現出來,雖然緩慢、但越來越受重視,其中之一是,最有效的社會從某些方面來看也是最傳統的。這些社會結合了基於信仰的有關自然和社會的觀念。
比如在台灣,我一直對「佛教環保」感興趣。我今年夏天在那裡,那裡有把拯救環境作為己任的大規模的佛教團體。
這對中國大陸也適用嗎?返回傳統能幫助激勵人們嗎?
中國大陸在某些方面更困難。但是,大陸也有道教環保方面的努力,比如在(江蘇道教名山)茅山。他們把老子描繪為一個綠神。一些村民通過復興寺廟社區來尋求保護他們的當地生態。
你的長處之一是,你有跨越邊界描述東亞、南亞和東南亞情況的能力。我對你新書的封面印象深刻。它顯示的是什麼?


The painted faces are of people who live in the Prey Lang forest in Cambodia. The forest faces destruction by massive logging. These people hold demonstrations, painting themselves and staging ritual dramas using traditional ideas of avatars as well as from the movie “Avatar” to publicize their cause. They have organized surveillance systems of the forest and links to NGOs.

面部有彩繪的人是居住在柬埔寨白朗森林裡的人。白朗森林面臨著大規模砍伐的毀滅。那裡的人舉行示威,用彩繪塗身,他們用傳統的化身理念編演典禮劇,以及用電影《阿凡達》來為他們的事業做宣傳。他們組織了森林監測系統並與非政府組織建立聯繫。

Professor Duara’s latest work,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covers many topic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印度的情況呢?
印度的情況更有點希望,因為印度是一個民主社會。雖然印度有一個等級社會,但民主制度有利於允許存在分歧。所以印度才有像20世紀70年代初的契普克(Chipko)婦女的抱樹運動。該運動後來發展成為一個巨大的環保運動。
但是,隨著(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V·)普丁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興起,印度現在也面臨著我們在其他國家看到的強人問題。有意思的是,強人想要控制的是環保運動。他們正在禁止外國非政府組織在國內活動,關閉本國的這類組織
你的論點是,當地的信仰激發了這些一些運動。我想知道在中國,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和社會目標有關。似乎其中很大一部分僅僅與個人救贖有關。
事實上,中國政府害怕宗教的地方就在於它的社會因素。雖然它始於個人救贖,但中心卻是社會關係。在中國,宗教一直是社會社區——以寺廟為中心的社區——的基礎。中國試圖防止各種團體對不公正發起挑戰,卻沒能成功。中國政府對宗教的社會組織影響的認識,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清楚
你在你第一本關於華北宗教的書中著力強調了這一點。在1988年那本書發行之前,大多數研究人員都認為,中國的村莊主要是靠趕集日和經濟紐帶聯繫起來的。但是你發明了「權力的文化聯繫」這個術語,用來描述村莊如何通過另外一種方式進行聯繫,也就是通過宗教和文化。
我本來打算寫一本關於華北革命的書,結果無意發現宗教是如何讓社會凝聚在一起的。我的研究表明,人與村莊之間的網路是由廟會和儀式聯繫起來的,人們通過它接觸彼此。就這樣,我對這個題目產生了興趣。
我一直對你這部作品的資料來源很感興趣。在參考書目中,你列出的主要是日本殖民組織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檔案。它為什麼會去研究中國的宗教?
它是一家鐵路公司,就像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是一家航運公司一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是一個巨大的殖民企業,分佈在日本帝國各處,它下設了一個研究機構,那裡的很多人在軍國主義的興起期間逃離日本,希望為中國做些事情。他們僱用研究人員來調查這片新的領土。當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現代研究機構。我也在東京研究了這些檔案一年時間。
你還發明了一個用來理解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的重要術語——「救贖社團」。在西方,人們經常用「秘密社團」來稱呼這些群體。
他們擁有數以百萬計的成員,所以很難說是秘密。我倒是認為專門用一個術語來描述他們的活動更好一些。在20世紀初期,他們試圖拯救中國社會。有些人說「救贖」聽起來太像基督教,但佛教裡也有這種觀念。
你的這部作品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超驗」。你說宗教不僅試圖影響個人救贖,也在設法拯救世界。
這個想法起源於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的「軸心時代」理論,它指的是公元前6世紀時,重要宗教或思想家在猶太人、印度人、中國人和希臘人中湧現。在此之前,宗教主要是基於人與祖先或神靈之間的世俗性交流。他們可能不存在於物理世界中,但會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我會犧牲自己,所以你要讓我有個兒子,或者是我做1000遍禱告,你保佑我在考試得高分。
「超驗」指的是,在另一個領域裡存在著在那之外的東西。它可能不會此時此地就立刻幫上你的忙,但它賦予了你一種道德權威,讓你去做正確的事情。那是大國和帝國的一個形成期,你需要擁有更大的視野,不局限於自己所在的社區。「超驗」就是超越此時此地的意思。
世界各地都有這個觀念,但你看它在亞洲的發展很獨特。你使用「對話式的」這個形容詞來描述它。這是什麼意思?
它指的是對話,意思是你可以接受達到超驗狀態的其他見解。所以實現超驗的做法有很多,通向它的道路不止一條
所以它更具包容性。
是的。亞伯拉罕諸教的問題在於,他們形成了單一民族國家:我們和他們的較量。我們相信這個,他們相信那個。我們必須改變他們的信仰。要對話不太容易。
當然,有些人已經不再持有這種態度,但在某些條件下,這些想法推動了單一民族國家和殖民主義的形成。我們讚美單一民族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是競爭性資本主義成功和現代性的引擎。
隨著國家逐漸消除宗教的維度,它也瓦解了征服自然和全球資源的障礙。它不知道何時何地應該如何停止。它帶來了現代性的反烏托邦。
所以你認為亞洲的傳統信仰更適合解決如今的問題?
亞伯拉罕諸教的問題在於他們對絕對真理的看法。佛教和其他多元宗教對於一個獨立存在的、超驗的真理並沒有那麼大的信心,那種真理是伴隨存在一個全能神的看法而來的。絕對真理帶來的改革運動非常激進,因為其目標總是回歸純粹和真實——例如原教旨伊斯蘭教,或早期的新教。這導致了一種即使犧牲他人,也要擴大你的版圖,增進你的繁榮的想法。
那麼你認為這些信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亞洲是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應該認為它們適合該地區嗎?還是因為它們能夠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替代模式?
我的確傾向於認為這些概念,不管是在印度還是中國都是對話式的。它們當然也壓迫過其他概念,但它們歸根結底沒有那種排斥其他真理的教條維度。它們把個人修行的觀點和共同目標聯繫在了一起。就能否存活而言,它們是可以移植到其他地方的。
張彥(Ian Johnson)是《紐約時報》記者。
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本文作者張彥@iandenisjohnson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點擊查看本文英文版。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是對亞洲的文化和宗教有最獨創思考的學者之一。
這位現年66歲的中國歷史學家出生在印度的阿薩姆,分別在德裡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接受教育。他後來曾在芝加哥大學、史丹佛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目前在杜克大學教書。

Overview

Prasenjit Duara is the Oscar Tang Chair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Duke University. He was born and educated in India and received his PhD in Chinese history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He was previously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Dept of History and Chair of the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1-2008). Subsequently, he became Raffles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nd Director,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a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8-2015).
In 1988, he published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Univ Press) which won the Fairbank Prize of the AHA and the Levenson Prize of the AAS, USA. Among his other books are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U Chicago 1995),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Rowman 2003) and most recently,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2014). He has edited Decolonization: Now and Then (Routledge, 2004) and co-edited A Companion to Global Historical Thought with Viren Murthy and  Andrew Sartori (John Wiley, 2014). His work has been widel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and the European languages.

Franz Kafka - The Blue Octavo Notebooks (1917-19)『審判』Der Process (Der Prozeß)は「訴訟」;林聰賢「灰色的靈魂─被害‧法律‧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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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re talking about things of which they don't have the slightest understanding, anyway. It's only because of their stupidity that they're able to be so sure of themselves."
--from THE TRIAL (1920) 

“The meaning of life is that it stops.” 
― Franz Kafka





Franz Kafka - The Blue Octavo Notebooks (1917-19)


Franz Kafka - The Blue Octavo Notebooks (1917-19 ...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gD981HZ190BUJF...9gw/edit?...


AN EVERYDAY OCCURRENCE: the way he endures an everyday confusion. A has an important business deal to conclude with B, who lives in H. He goes to H ...



  1. Franz Kafka - The Blue Octavo Notebooks (1917-19 ...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gD981HZ190BUJF...9gw/edit?...

    AN EVERYDAY OCCURRENCE: the way he endures an everyday confusion. A has an important business deal to conclude with B, who lives in H. He goes to H ...


The Trial
TrialKafka.jpg
First edition dustjacket
AuthorFranz Kafka
Original titleDer Process[1]
LanguageGerman
審判』(しんぱん、Der Process)は、フランツ・カフカの長編小説。1914年-1915年執筆。理由の分からないまま裁判を起こされた男ヨーゼフ・Kが、様々な立ち回りもむなしく無残に処刑されるまでを描いている。生前は発表されず、死後1927年マックス・ブロートによって編集・公刊された(ただし作中の一挿話のみ、生前に「掟の門前」のタイトルで独立して発表されている)。結末部分が書かれているものの、途中の章は断片に留まっており全体としては未完の作品である。
原題のDer Process (Der Prozeß)は「訴訟」「経緯」の意。

日本語訳


Selected publication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新增了 1 張相片。

Yale University Press 的相片。

評論

《審判》整部小說在一種不變的無情的令人不安的氣氛中進行,直到悲慘的結尾。小說表面上的主題是關於政治的—對法院的無能腐敗的抨擊。但小說主要用力在對這種環境對K的影響。它展示了人類的困境,K的努力沒有方向,也沒有結果。
嘗試分析一下《審判》——有必要指出小說的結局是卡夫卡最先寫出來的部分。所以K的審判和被處死是必然的,在小說中多處都有暗示。K從來都沒告知他 被起訴的罪名,並且他從頭到尾一直認為自己是清白的。而K被起訴的罪名恰恰是他的清白——做人就是有罪的。承認他的罪是做人,可能K就能從案子中解脫出 來。或者說,K的審判是因為他不承認他是有罪的,即他不承認他是人。
另外種說法是薩特在他的《關於猶太人問題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ive) 一書中提出的。顧名思義,猶太人生來就是在一個充滿反猶主義的世界裡,似乎就像是K經歷的那樣,而卡夫卡本人也經歷過。薩特說:「《審判》可能是關於猶太 人的。就像小說的主人公K,猶太人陷入了一場漫長的審判。他不認識自己的法官,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認識自己的律師。他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什麼,但他是 被認為有罪的。審訊在被不斷的拖延,他利用這段拖延不斷地找人說情幫忙,但每一步都把他推向罪的深淵。他的外表雖然依然正常,但出生一刻起他就陷入了審 判。終於有一天他被告知被捕了,最後被處死。」


 The Trial (original German title: Der Process,[1] later Der Prozess, Der Proceß and Der Prozeß) is a novel written by Franz Kafka in 1914 and 1915 but not published until 1925. One of Kafka's best-known works, it tells the story of a man arrested and prosecuted by a remote, inaccessible authority, with the nature of his crime revealed to neither him nor the reader.



Legality metaphors

In a study based on Kafka's office writings,[2]Reza Banakar points out that many of Kafka’s descriptions of law and legality are often treated as metaphors for things other than law, but also are worthy of examination as a particular concept of law and legality which operates paradoxically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under modernity.[3] Josef K. and his inexplicable experience of the law in The Trial were, for example, influenced by an actual legal case in which Kafka was involve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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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判》迷霧的籠罩下——林聰賢X郭強生對談
2013年6月10日 14:13⋯⋯繼續閱讀




 Charles Wang林 聰賢老師過去發表於《中原財經法學》的「灰色的靈魂─被害‧法律‧救贖」是一篇影響我個人重新看待法律很深的一篇文章(它從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的理論深刻的 檢討了法律世界中「被害」與「加害」的意涵。其觸動之深,至今仍難以忘懷)。「法律與文學」在20世紀中葉後的國外就已經逐步形成一門特殊的領域。國內較 少有這方面的文章(若有,絕大部分的論述方式是偏向於探討歷史文本上的公案(Law in Literature)。我記得張麗卿老師就曾開過這方面的課)。

來回於法律與文學(社會事實的藝術性詮釋)之間,真的可以構築出一個非常深邃且富有人味的法律世界。看到老師貼這篇,很有感悟。

在此,抒一己之發爾以,望諸君莫見笑。

PS:灰色的靈魂其實出自一部法國的小說,也有翻拍成電影(但小說比較好看)。

附上該文章,轉貼自網路:
http://cycu.lawbank.com.tw/Download/17/01310003.pdf





【我是一隻令人難以置信的鳥】
一一卡夫卡眼中的詩人
一九二一年五月,卡夫卡的小友,也就是「卡夫卡的故事」的作者古斯塔夫‧詹諾契(Gustav Janouch)寫了一首十四行詩刋登在「波希米亞報」的星期副刋上。卡夫卡看了之後對他說:
「你形容詩人是個偉大而神奇的人,兩腳著地,而頭腦隱失在雲霧裡。當然在中下階層的智力架構中,那是一個十分平常的印象,是願望受挫後的一種幻覺,和現實截然不同。事實上詩人一向比社會上一般人更渺小、更脆弱。因此人間生存的負擔,他覺得比別人更緊張,更強烈。於他個人而言,尖叫便是他的歌。他不是巨人,只不過是鳥籠裡一隻羽毛還算漂亮的鳥。」
「你也是一隻鳥囉?」詹諾契馬上反問。
「我是一隻令人難以置信的鳥。」卡夫卡回答說:「我是一隻穴鳥,一隻Kavka。靠近天恩(Tein)大教堂那個賣煤炭的人有一隻。」
「我見過,它在店舖那附近飛來飛去。」
「嗐!我的同類都比我好。當然,牠的羽翼被剪短了。我倒無這個必要,因為我的雙翼早就萎縮了。基於這個原因,於我而言是沒有所謂“高度”和“距離“的。我在同伴中混亂地跳動著,他們以極深重的懷疑看著我,而我確實是隻危險的鳥一一小偷,一隻穴鳥。但這只是一種錯覺罷了,事實上,我對任何發亮的東西己失去感覺,因此我甚至連光澤烏黑的羽毛都沒有。我混身灰暗,猶如一撮灰燼。我是一隻渴望隱藏在石縫間的穴鳥。不過這只是開玩笑而己,所以你不會注意到我今天的處境是多惡劣。」
按卡夫卡這個名字的原文Kafka,捷克文的正確拼法應是將第三個字母 f 改為 v,即Kavka,而此字即為捷克文的「穴鳥」之意,這種鳥頭特別大,還有一條美麗的尾巴。但有些版本把Kavka譯成「寒鴉」。當然卞夫卡把自己看成一隻「混身灰暗,猶如一撮灰燼,隱身在石縫間的穴鳥」是一種痛苦的自貶,也是一種絕不妄自尊大的自謙。首先他是出生於捷克的猶太人,由於中東歐地區反猶氣氛高張,他對人性的困惑,以及集體無預警的被廹害的置疑,造成他自幼即遭受心靈嚴重的衝擊。同時他與他巨人般的父親一直處於對立狀態、感到無助與焦慮,他也是一個極端反婚姻制度的人、他怕婚姻的枷鎖會影響她對抗這世界唯一的武噐「獨處」。
(本文取材自張伯權先生所譯《卡夫卡的故事》1983年自華書店出版。)

Sherborne Mis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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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al の定義
名詞
1
a book containing the texts used in the Catholic Mass throughout the year.
Edith responded immediately by buying a missal and a catechism and preparing for baptism.
Missal の例
An English Dominican friar named John Siferwas, he is also identified in the monumental missal commissioned for the Dorset abbey of Sherhorn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British Library
Ever heard of a ‘wodewale’ or the ‘roddoke’?
Within the illuminated pages of the Sherborne Missal, perhaps the largest and most lavishly decorated English service book to survive from the Middle Ages, are no less than 44 highly naturalistic depictions of birds.
Along with ‘ganett’, ‘moorhen’ and ‘stork’, some feathery fowl on the pages go by their less-well-known Middle English names. Turn the pages with #BLTreasures http://bit.ly/2DSyEIL
沒有自動替代文字。

《白 話 字 聖 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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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漢字,本聖經,羅馬聖經, 台語漢字聖經, ... 白話字聖經目錄 ... Lo-má 羅馬書 · Ngá-koh 雅各書 · Ko-lîm-to chiân 歌林多前書 · Pí-tek chiân 彼得前書 · Ko-lîm-to hō ...
台語有聲聖經. 下載檔案 下載檔案(ftp站) 關於語音聖經 可用Winamp線上收聽 註:章數後面如果有A、B、C表示那是另外的朗讀版本. 創世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


白 話 字 聖 經 目 錄 

Kū iok Sèng-keng
Chhòng-sè-kì 創 世 紀Thoân-tō 傳 道 書
Chhut ai-ki̍p-ki 出 埃 及 記Ngá-ko 雅 歌
Li-bī-kì 利 未 記I-sài-a 以 賽 亞 書
Bin-sò. Kì 民 數 記Iâ-lī-bí 耶 利 米 書
Sin-bēng-kì 申 命 記Iâ-lī-bí Ai-ko 耶 利 米 哀 歌
Iok-su-a 約 書 亞 記I-se-kiat 以 西 結 書
Su-sū-kì 士 師 記Tàn-í-lí 但 以 理 書
Lō-tek-kì 路 得 記Hô-se-a 何 西 阿 書
Sat-bó-jíⁿ siōng-koàn撒 母 耳 記 上Iok-jíⁿ 約 珥 書
Sat-bó-jíⁿ hā-koàn 撒 母 耳 記 下A-mô.-sū阿 摩 司 書
Lia̍t-ông siōng-koàn 列 王 記 上Gô-pa-tí-a 俄 巴 底 亞 書
Lia̍t-ông hā-koàn 列 王 記 下Iok-ná 約 拿 書
Lek-tāi chì-lio̍k siōng-koàn歷 代 志上Bí-ka 彌 迦 書
Lek-tāi chì-lio̍k hā-koàn 歷 代 志 下Ná-hông 那 鴻 書
Í-su-la̍h 以 斯 拉 記Hap-pa-kok 哈 巴 谷 書
Ní-hi-bí 尼 希 米 記Se-hoan-ngá 西 番 雅 書
Í-su-thiap 以 斯 帖 記Hap-kai 哈 該 書
Iok-pek-kì 約 伯 記Sat-ka-lì-a 撒 迦 利 亞
Si-phian 詩 篇Má-la̍h-ki 瑪 拉 基 書
Chiam-giân 箴 言
Sin iok Sèng-keng




【歷史上的今天】
1959.12.17 長老教會對禁止使用羅馬字聖經所提之行政訴訟遭中華民國政權駁回
中華民國政權逃亡來臺後,強力推行臺灣原本幾乎沒人使用的北京話,透過強力的教育、媒體等手段消滅臺灣原本通行的多元語言,昔日在學校講母語被掛狗牌罰錢歧視也成為許多人的記憶。
在19世紀由英國傳入臺灣的長老教會,百年來在臺灣就以羅馬拼音(俗稱白話字,POJ)記錄臺灣語言推廣宗教,戰後便與消滅在地母語無所不用其極的中華民國政權發生衝突。
1954年「臺灣省政府」下令取締教會對兒童教授羅馬字拼音,長老教會於是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1959年12月17日被當局駁回,只好盡量拖延,之後無可奈何下,1969年百年來以拼音發行的臺灣教會公報終於改用漢字出版,但聖經則依然有羅馬字拼音版本。
1970年代中華民國政權與美關係生變,變本加厲意圖對島內進行更徹底的控制,而主張萬年國會全面改選、臺灣前途由臺灣人決定的長老教會自然成為其整肅目標。1975年1月,警備總部查扣泰雅族人泰雅語聖經,之後沒收聖經公會2200本臺語羅馬拼音聖經,消息傳到國外,世界聖經公會總幹事因此專程來台,中華民國政權駐美代表在國際抗議及譴責壓力下返臺報告事情大條,官方於是以「違反語言政策」為由辯解,主張「中國政府絕無意干涉或限制宗教自由」「查禁是因為違反語言政策」(圖:1975年5月教育部公報)。
長老教會並未因此屈服,持續發表宣言主張每一個人都有用自己語言進行宗教信仰的自由,更在1977年美國與正牌中國建交後,發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主張「臺灣的命運應由臺灣人決定、臺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於是便開始面臨監聽、查水表、各式各樣的干涉手段齊出,之後在美麗島事件爆發時,協助民運人士躲藏的高俊明牧師便遭判七年徒刑。
在回顧這些歷史時,我們必須了解戰後臺灣在外來統治下經歷了什麼。從母語滅絕到宗教干預,即使終於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很多事情卻再也回不來,母語的壓迫也由官方主導轉為人民被語言改造後的多數暴力。每當有人發表壓迫母語的主張,許多人跟著拍手叫好,覺得這樣「單純多好」「何必那麼麻煩學那麼多語言」「想學自己回家學就好」,絲毫不了解自己遭遇了什麼程度的文化滅絕而選擇站在壓迫者的一方。
這無疑是這塊土地最大的悲哀。
了解歷史、了解事情來龍去脈,你才有可能「客觀理性中立」。什麼都不想了解丟一句「都一樣爛」「無色覺醒」彷彿很清高,恐怕只是為了掩飾自己對思考的怠惰。
延伸閱讀:
中華民國來臺前,臺灣講什麼語言?
http://www.twmemory.org/?p=12723
--
本文同步刊載於
http://www.twmemory.org/?p=1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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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喬:遺願,《我的心靈簡史 : 文化台獨筆記》《台灣文學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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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是我的文化英雄
自由廣場》李喬的願望
2018-12-19 06:00
◎ 李喬
二○一八年選舉,「民進黨」潰敗。選後的表現,敵友都吃驚。該黨有「不能改變的因素」—指核心人員的困境。而台灣以及廣大該黨黨員,不能一起崩毀。
在此提一構想:請有志有心人士,以最快速度組建「台灣共和黨」—結合七十%民進黨黨員、五十%以上國民黨黨員,及時代力量、社民黨等以及有志者「共組」一個開放平等的、為救台灣免於淪亡的「名新實舊」政黨。一切為免崩毀而團結,無不能商榷決定的。以個人經驗,成員需對「政治」有抱負決心者結合才成。學界等協助可以,不適領航。筆者是「將走的人」,謹提遺願,期待有志朋友行動。祝成全。
(作者為前國策顧問,苗栗縣民)


《台灣文學造型》
作者:李喬
高雄:派色文化 出版社/ 台北: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1992


第75页
鄭淸文先生在五十四年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說集:《簸箕谷》,五十七年出版《故事》,五十
九年出版《峽地》〖長篇)和《校園裏的椰子樹》,六十四年出版《鄭淸文自選集》, ,六十五
年四月,出版他的最新小說集《現代英雄》。綜觀鄭氏十年來的創作,就數量說,他不是 ...
第77页
有錢能使鬼推磨,英雄可以標價,阿堵物能呼風喚雨,這豈止是英雄的悲哀,也是靈性的
蒙塵,整個價値系統的崩潰。凡此,小說家豈能無動於衷嗎?然而這事實,是現實。於是「
現代英雄」終於產生。西方人塑造所謂:「荒謬英雄」,荒謬英雄也者,是現實的抽象化, ...
第79页
這種特性,在鄭氏的作品裏,自然也不例外. ,尤其這本「現代英雄」表現得最鮮烈。也正
因爲如此,許多篇章,似乎總是同時出現一、二類型的英雄。〈五彩神仙〉, ,寫陳咸興和兪
小姐一種適性的生活。世人爲財富、婚姻、食色、禮俗等等而自抑而奔波、焦急、毀形

第页
誠實的文學—序「靑瞑藤仔」形式與内容—序許振江的小説\ ^無名氏的恐怖小說魅力
的誕生 I 《隔山》評述台灣工人的夢—序《夢魘九十九》小説家的生長 I 序《燕鳴的街道》
第三輯型「文學語言」之辯适 1 ^鄭清文的寫作歷程與小説特色\ 55 台 13 文學與歷史
 ...
第100页
... 的背後,隱約浮現圓圓的光環!註一:見洪醒夫訪問鄭清文專稿:〈誠實與含蓄的故事〉。
(一九七七年十月「台灣文藝」革新號第三期) 成長的寓言序《燕心果》鄭淸文 台灣文學
造型匚 100.
第185页
... 自己,但不能欠缺引子的觸機,這是鄭先生作品的特色。我可以引用很多例子來談談,
這是很有趣的一部份。 例如〈結〉中的淑琴,以「 185 口"清文的 18 作歷程與小說特色.












作者: 李喬
書名: 《我的心靈簡史 : 文化台獨筆記》
台北:望春風,2010








The temptation of the West By André Malraux;史景遷《馬爾羅的誘惑》;The Last Days of Pekin by Pierre L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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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mptation of the West

Malraux, André, 1901-1976.
1992




館藏已從我的最愛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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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
The temptation of the West
Malraux, André, 1901-1976.
1961

可在 總圖書館 Main Library 總圖5F綜合資料區 (郭松棻.李渝 CB251 M313 1961)獲得


書評參考史景遷
《馬爾羅的誘惑》
收入《中國縱橫》75~88












Loti:...躺在大床上,看到周圍的牆上和天花板都是老鼠的尖臉和閃閃發光的眼睛。......爭吃法式蛋糕時,瓷盤發出的叮噹聲。~~~史景遷 《馬爾羅的誘惑》,收入《中國縱橫》75~88

The Last Days of Pekin by Pierre Loti.


日本的森林哲學;《自然的奇妙網路》推薦序:沒有任何一棵樹無關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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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來-日本的森林哲學:宗教與文化

Feb 26, 2016 - 日本森林思想裡眾生平等、生命循環的概念,蘊含著拯救瀕臨危機的現代文明之道。日本當代哲學大師梅原猛考察日本宗教及文化基層的森林文明, ...


沒有任何一棵樹無關緊要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這是一本迷戀自然之書。或者說,本書相信自然的力量,擔憂這個時代人類侵害了自然,迫使人類之外的各種動物植物陷入生存危機。然而作者也相信,只要相信自然,自然本身便具有治癒這個世界的力量。
我可以理解那樣的夢想,那是德國人對自然的迷戀。作者渥雷本說出了幾乎是每個德國人心中的走入自然之夢,也因此他的每一本著作都盤踞德國暢銷書排行榜。
渥雷本原是德國林務管理的公務員,致力推動生態林業多年後,2007年開始出版生態有關書籍,2017年成立渥雷本森林學院(Wohllebens Waldakademie),推動森林生態旅遊及教育訓練等,現在提及森林,幾乎不能不聯想起他的名字。
讀其書,我總是想起自身的經歷。那是2005年,我在德國波鴻大學讀書,波鴻有悠久工業傳統,並非一個以自然著稱的城市,但已經比亞洲大部分大城市保存的自然還多。當時我的宿舍,門一推開便走入廣闊的森林,門口也偶有小動物來訪。在那裡讀書時,我常遇見附近森林小學(Waldschule)的師生,以及森林裡漫步的人們,與我一同穿越森林。
住了一陣子後,指導教授問我感想,我說,現在越來越能夠體會,為什麼康德、海德格、阿多諾等那麼多德國哲學家們把自然放在那麼崇高的地位。讀這本書,也使我進入了一座森林,彷彿聽見當時我踩在林中落葉沙沙作響的腳步聲──尤其是渥雷本也寫道,他宿舍後方,便是森林。

對德國人來說,文明不可能捨棄自然

在2018年10月號的《哲學雜誌》(philosophie magazin)專刊中,作家朵恩(Thea Dorn)說,對於自然的熱愛絕對是定義德國人特質的重要指標。在英美世界裡存在著自然(nature)與文化(culture)的對立概念,可是在德國人的思考裡,自然與文化(或者文明)之間不是對立的,而是相生的概念。不管如何現代化,文化(Kultur)最原初的意義仍存在其拉丁文原型中:cultura,也就是養殖培育,是農業勞動。在英美或法國看待文明的方式裡,文明存在於「自然」被科技或者社會契約超克(überwinden)之時,然而對德國人來說,文明不可能捨棄自然,人類始終要在自然中勞動。
甚至,朵恩指出這種對自然的迷戀,在日耳曼人被基督教化前,已經存在他們古老的日爾曼「異教」信仰中:每一棵樹中都棲居著一個神。即使在500年前,馬丁路德已經擔憂德國森林有消失的危機(那根本未工業化的500年前!)。而德國人到今日,看到一棵樹被砍伐,心中仍會有極強烈的不安。朵恩認為,那正是因為深藏在文化血液裡的「自然之神的日爾曼異教思想」糾纏著,否則根本無法解釋為什麼德國人對自然的憂慮程度,遠非任何其他西方社會可比擬。
這個視角,讓我們可以想像,為什麼19世紀浪漫主義詩歌與哲學那麼嚮往自然的力量,也讓讀者可以理解,渥雷本在本書中的憂心忡忡,除了是林業生態的知識層次的觀察外,也是日爾曼民族的文化與自我認同特質。而這也解釋了其作品在德國書市暢銷的原因。

森林的存續,也攸關人類的存續

本書其中一個核心問題,正是探問自然與人類文明的關係究竟為何。渥雷本觀察到人類活動直接或間接介入生態系統,破壞了自然的秘密網路,也危及森林的健康發展。他主張,人類應知道這樣的自然網路如何精妙運作,而只要我們減少人為干預,便有機會讓這個生態系統再自我修復。作為一個林務員,他的立場並不意外,可是,人們是否聽得進去呢?
人們勢必得聽,因為森林的存續,不只攸關自然,依本書的思路,也攸關人類的存續。一個例子說明這種重要性: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於2017年在波昂召開締約方大會時,德國漢巴赫森林(Hambacher Forst)的佔領者在現場舉布條遊行,因為能源公司為了採煤,打算砍伐這片1萬2千年的原始林,引來憂心的環保人士多年來佔領森林,以肉身對抗伐樹機器。
目前,這場能源發展與自然保育的爭鬥仍在進行中,敏斯特高等行政法院於2018年10月5日宣判暫停能源公司伐林許可,因為無法證明一旦停止砍伐、無法採煤,該區的能源供給便會不足。判決隔天,約有5萬人來到了漢巴赫森林遊行,展現了他們留下這片森林的意志。
越來越多的鄰近居民甚至遠道而來者加入護林的陣營,也去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場抗議,希望喚起國際社會重視,因為他們也相信,這個精細的自然網路可以改善氣候變遷問題,此外,也因為那幾千年的對於森林虔誠信仰的文化基因呼喚著這個民族。
護林者高舉的海報上寫著「沒有任何一棵樹無關緊要」(Kein Baum ist egal)。是的,在氣候變遷的生死存亡之戰裡,在這個自然的奇妙網路裡,每一棵樹都重要。
(本文為《自然的奇妙網路》推薦序。)

1946: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y Victor Sebestyen 1946:現代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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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MCMXLVI) was a common year starting on Tuesday of the Gregorian calendar, the 1946th yearof the Common Era (CE) and Anno Domini (AD) ...


Editorial Reviews. Review. "An exceptionally involving and horrifying book grindingly awful ... 1946: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y [Sebestyen, Victor] ...


1946: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y [Sebestyen, Victor]



From the author of Twelve Days: The Story o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1989: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comes a powerful, revelatory book about the year that would signal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the end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ival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SSR. Victor Sebestyen reveals the events of 1946 by chronologically framing what was taking place in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with seminal decisions made by heads of state that would profoundly change the old order forever. Whether it was the July 22 bombing of the King David Hotel in Jerusalem, the July 25 Bikini Atoll underwater atomic bomb test, or the August 16 Great Calcutta Killings in India, 1946 was a year of seismic and dramatic events.
 
Sebestyen begins with the Moscow Foreign Ministers’ Conference the week before Christmas 1945, when Stalin announced that the USSR would not withdraw its troops from Iran by March 1946, and ends with the morning of November 3, 1946, when Emperor Hirohito officially unveiled Japan’s new constitution before the National Diet. The year 1946 would see the map of Eastern Europe redrawn, Chinese communists gaining decisive victories in their fight for power, and the birth of Israel. 
 
Though Truman, Stalin, Churchill, MacArthur, Ben-Gurion, Hirohito, and Menachem Begin are part of the story, Sebestyen also writes about the enormous suffering and ongoing persecution of civilian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war: the pillaging and rap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German population from Czechoslovakia and Poland; the rise of a violent new anti-Semitism; the civil wars in China and Greece; the mass starvation in Japan, Eastern Europe, and Germany on a scale not seen since the Middle Ages; the spread of diseases such as tuberculosis and diphtheria; and such total desolation that schools, government, and transportation were nonexistent and currency was worthless.
 
Drawing on personal testimonies and new archival research, Sebestyen has written a vivid and compelling narrative that brilliantly evokes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set against a devastated landscape of dystopian horrors.

(With 16 pages of black-and-white photographs.)
中文本缺5張地圖、照片16張中4張與中國相關:馬歇爾將軍與周恩來、 毛澤東、馬歇爾將軍與蔣介石、宋美齡、中國的貧窮與飢餓;索引等


1946:現代世界的形成



內容簡介


1946年,冷戰開始,世界分裂成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歐洲開始被鐵幕有形地分成兩半。雖然以色列要到兩年后才建國,但正是由於在1946年做出的建立猶太人家園的決定,導致了此后宿命般的結果。

1946年,是印度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獨立於世的年份,也是曾經盛極一時的日不落帝國開始衰亡的一年。所有歐洲的帝國都在逐漸走向消亡,盡管帝國主義仍然會以不同形式存續於世。

1946年,是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向着最后勝利發起沖擊的一年,並最終使得中國以一個大國的姿態重新崛起。

本書的目的在於展現在1946年做出的那些決定——以及做出這些決定的人——是怎樣塑造了我們當今的世界。
第一章 我厭倦了讓蘇聯為所欲為 
第二章 美國的世紀
第三章 俄國人:沙皇人 
第四章 零點:關鍵時刻
第五章 奧地利忘記過去 
第六章 來自冷戰的間諜 
第七章 緊縮的英國 
第八章 莫斯科大劇院的表演 
第九章 冷戰宣言 
第十章 退位危機 
第十一章 姦淫擄掠 
第十二章 “德國人有麻煩了”
第十三章 “只要回家”
第十四章 “中國這個怪泥灘”
第十五章 鐵幕 
第十六章 戰爭迷霧 
第十七章 日薄西山的英印統治 
第十八章 難民 
第十九章 審判與錯誤 
第二十章 希臘悲劇 
第二十一章 倖存者 
第二十二章 “猶太布爾什維克陰謀” —血祭誹謗 
第二十三章 反恐戰爭 
第二十四章 傾聽世界 這是轉折時刻 
第二十五章 法蘭西的榮耀—“心中的抵抗” 
第二十六章 史達林的土耳其空城計 
第二十七章 血洗加爾各答 
第二十八章 日丹諾夫恐怖 
第二十九章 國王回歸 
第三十章 往老鼠洞裡灌沙子 
第三十一章 總命令—民主
第三十二章 大冰凍 
尾聲
致謝 
參考文獻



第九章 冷戰宣言

在杜魯門日記中,他將1946形容為“做決定的年份”;他現在開始採取一些措施,試圖解決如何“不讓蘇聯再為所欲為”的難題。在美國看來,從古琴科事件,伊朗爭端的持續,對土耳其施壓以求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獲得一個軍事基地,吞併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到現在的莫斯科大劇院講話,這一切都標誌著蘇聯變得越來越“咄咄逼人”。由於杜魯門主政之前對外交政策瞭解甚少,現在他開始徵求顧問意見,以堅定其決心。
人們常說,羅斯福在蘇聯人面前過於“軟弱無力”,“很傻很天真”。但他知道與蘇聯肯定早晚會發生對抗。雖然他的首要任務是擊敗德國和日本以贏得這場戰爭,“然後”再著手對付蘇聯。在他去世之前,他開始表現得更為強硬。
1945年4月1日,羅斯福在去世前不到兩周時給史達林的最後一封電報中寫道:

對在富有成效的雅爾達會議上達成的共同利益的發展,我無法向您隱瞞我的擔憂……我們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得到世界大多數人民的熱烈擁護,正如其所見,我們能夠找到一個共同理解的基礎,以保障戰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正由於這些希望和期待催生了我們的決定,而其成果也被密切關注。我們不應讓他們感到失望。但迄今為止的缺乏進展令人沮喪……那些我們在會議上作出的政治決定……坦白說我不明白為何會變成這樣……我還必須告訴您的是,我對您的政府在許多方面表現出的冷漠態度還無法完全理解。

他接著說,蘇聯希望統治東歐,特別是波蘭的意圖是令人無法接受的,將導致美國人民認為“雅爾達會議是失敗的……對影響盟國軍隊團結的困難和危險,我們可能還要作更壞的打算。”在去世兩天前給邱吉爾的最後的話中,羅斯福表示得更為明確:“我們需要盡可能仔細考慮史達林態度背後的含義和我們下一步應當做什麼。”那天他離開華盛頓去佛羅里達的棕櫚泉,並在那裡去世,他告訴一名信任的記者,《紐約時報》的安妮•麥考密克(Anne O’Hare McCormick):“史達林不是一個說話算數的人……或許他並不能掌控蘇聯政府。” 
幾天之前的3月24日,羅斯福與一位老朋友安娜•羅森柏格•霍夫曼(Anna Rosenberg Hoffman)在紐約州北部的海德公園共進午餐。她回憶說:“他拿著一封電報,怒不可遏。他用拳頭猛擊輪椅的扶手,說“艾弗里爾•哈裡曼(Averell Harriman)是對的。我們不能與史達林做交易。他對雅爾達會議上的每一個承諾都出爾反爾。”身價千萬的馬球商人艾弗里爾•哈裡曼是前駐莫斯科大使,已故總統的老朋友,現在則變成杜魯門的了。他是一個臉色陰鬱,慣於躲在幕後的權力掮客。哈裡曼從其父鐵路大亨E. H. 哈裡曼(E. H. Harriman)那裡繼承了一大筆財富,在航運、銀行和石油業都有大量資產。他原來同情蘇聯——直到自己到了那裡並生活過一段時間,然後開始與蘇聯官員打交道。“任何談判……總好像是要重複說兩遍。”* 
在戰爭即將結束時,哈裡曼懷疑蘇聯對於未來的野心漸長。他在從莫斯科返回華盛頓的飛機上——他是最早擁有私人飛機的美國人之一——私下跟杜魯門說應當強硬起來,並開始挑戰蘇聯:
這些人自以為憑藉武力就可為所欲為。他們以為在沒有徵求我們和其他國家意見的情況下,就可以其決定強行付諸實施。現在蘇聯的政策有諸多跡象表明,蘇聯正在成為肆意欺淩弱者的世界強盜,任何其感興趣的地方都難逃此劫。要改變這一趨勢,唯有改變我們的實際對蘇政策……不是虛張聲勢而要堅定果決……的行動。蘇聯打算建立衛星國的計畫對美國和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一旦蘇聯改變主意,歐洲可能面臨遭受野蠻入侵。” 
在政治上,哈裡曼建議繼續鞏固和加強思想基礎。史達林在莫斯科大劇院發表演講的兩周後,美國國務院收到了堪稱冷戰史上最為核心的檔之一,所謂“長電報”。當古琴科醜聞愈演愈烈,白宮正在激烈討論如何對付蘇聯時,駐莫斯科大使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被問及蘇聯的下一步行動。肯南自1934年開始對俄國及其歷史進行了長時間的仔細研究,毫無疑問是美國國務院最重要的俄國問題專家。他發回一封5500字的電報(並非許多文獻提到的8000字,但肯定是一封長電報),其分析結合歷史背景,有理有據,使人信服。
肯南可能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具影響力的美國外交官,如後來對其無比崇敬的歷史學家兼外交家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所描述的:“冷戰知識份子的官方代表”。傲慢自大、貴族氣息、容易動怒的肯南對其同時代的政客總是頗為不屑:“那些華盛頓的國家領導人恐怕都不知道,也無法想像,在蘇聯佔領地區的人們遭受的是秘密員警頭子貝利亞的統治”,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但他在長電報中還是提供了政客們所希望聽到的東西。“實際上,克林姆林宮那些神經過敏的傢伙看待世界事務的角度,還是基於俄國人傳統和本能的不安定意識。從伊凡雷帝到史達林的俄國統治者都寧願“讓其人民生活在黑暗中,而不必冒著接觸光明的風險與西方聯繫”。甚至像彼得大帝那樣的“西化派”也試圖“限制與歐洲其他地區的接觸;他們感興趣的是西方的技術,而非政治思想。”
https://en.wikipedia.org/wiki/1947






林 義正 公羊春秋九讲;林文月《謝靈運》1982年/2018;王旋 短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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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廉、郭豫倫
記得9月是林文月先生的80歲大慶,我有機會參加臺大為她辦的國際研討會,結論那場,後來才知道隔座是她女兒。去參觀她的文物展,從影片等略知林先生和家人……..。
會後,找出林先生的大部分散文作品拜讀,當然知道林先生洪範版的幾本書,封面是她先生設計的郭豫倫。


*****
王旋 在
1984年《聯合文學 創刊號》有短篇小說,篇名待補

近兩天,買到王孝廉的小說《彼岸》: 1985年1月出版同年9月3版.......我以前都只讀王先生的學術作品,讀他的小說當然可以了解他的另外面向。他在"自序"說葛浩文教授曾將書中兩篇《塵海三色》和《平戶千里》翻譯成英文....... 『郭豫倫先生為我設計此書和另一本散文集《船過水無痕》的封面,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十分好的紀念。』
我想有系統的找郭先生的資料,而網路上有不少郭豫倫和林文月的照片。不過齊邦媛先生的回憶錄這樣記林先生:二○○一年丈夫郭豫倫過世後,她獨居在舊金山,和一雙兒女感情親密………





圖書

九讲

林, 義正.

2018

《聯合文學 創刊號》1984.11

勇猛大精進 《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水滸》"人肉包子",《足本大字三國志演義》"....生啖其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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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大精進 《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水滸》"人肉包子",《足本大字三國志演義》"....生啖其肉......"



若欲求除滅  無量諸過惡
應當一切時  勇猛大精進

譬如人鑽火  未出數休息
火勢隨止滅  懈怠者亦然』-----《胡適選注的詩選‧山歌‧民歌‧云謠》台北: 遠流,1986 ,頁185-86
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 维基文库,自由的图书馆
zh.wikisource.org/zh-hant/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

四十幾年前中學時代,讀《水滸》。現在還記得"人肉包子"等情事。
今天 2013.12.21 買一本台北文化版的《足本大字三國志演義》1991.,748頁.,訂價160元。 第120回有".....碎割岑昏,生啖其肉......"

Audrey Geisel, Picture Book: Kitty-in-Boots, 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by Beatrix Po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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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rey Geisel
Film producer
BornAugust 14, 192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 hours ago - Audrey Geisel, the widow of beloved children's book author Dr. Seuss and an avid promoter of his legacy, died this week at her California home ...
Theodor Seuss Geisel was an American children's author, political cartoonist, and animator, ..... a collaboration with Michael K. Frith. Frith and Geisel chose the name in honor of Geisel's second wifeAudrey, whose maiden name was Stone.
This page is a redirect: From spouse: This is a redirect from the name of a person's spouse (husband or wife) or former spouse to the article about the person.
Very sad news 😢💔


Beatrix Potter's Peter Rabbit gets his own 50p coin – and he didn't have to steal it


To mark 150 years since the author’s birth, Beatrix Potter’s much-loved bunny becomes the first character from children’s literature to appear on a UK coin


THE GUARDIAN · 38,001 次分享



【Peter Rabbit 出硬幣】

50便士印上這隻可愛兔仔,粉絲們都會爭相收藏,唔捨得用!

硬幣都這麼可愛?英國推出 Peter Rabbit 限量硬幣


你喜歡 Peter Rabbit 嗎?這隻家傳戶曉的童話主角要出硬幣了!今年是其作者 Beatrix Potter 150 週年冥誕,英國皇家造幣廠 The Royal Mint 特別推出印上這隻可愛兔仔的50便士,讓 Peter Rabbit…

HK.STYLE.YAHOO.COM


The New Yorker
Rebecca Mead on the artistry and popular charm of Beatrix Potter,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author's “lost” book.


The Bittersweet Announcement of a New Beatrix Potter Book
“The Tale of Kitty-in-Boots,” a “lost” Beatrix Potter work to be published this…
NYER.CM|由 REBECCA MEAD 上傳


Unseen Beatrix Potter story featuring an older Peter Rabbit to be published

Quentin Blake to illustrate The Tale of Kitty-In-Boots, which was left unfinished when Potter died and was lost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GUARDIAN


BBC World Service
Where has 'Kitty-in-Boots' been hiding?



The lost tale of Kitty-in-Boots, World Update - BBC World Service
A new Beatrix Potter story is to be published after more than 100 years
BBC.IN





絵本(えほん)とは、その主たる内容がで描かれている書籍で絵画(イラストレーション)を主体とした書籍のうち、物語などテーマを設けて文章を付与し、これを読ませるものである。

日本における絵本[編集]

平安時代絵巻物を起源とし、室町時代奈良絵本江戸時代草双紙と歴史をたど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絵手本のことを指して絵本と呼んだ例もある。特に江戸時代の赤本が、子供向けに作られた絵本といえる。また、教育的な要素の強いものとしては中村惕斎による『訓蒙図彙』が挙げられる。明治時代になって欧米の印刷技術や絵本が入り、現在のような絵本の形態になってきた。絵本は、絵だけのものもあるが、基本的には絵と言葉による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であり、ページをめくるという行為が重視される。

Picture book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For other uses, see Picture Book (disambiguation).

Peter Rabbit with his family, from 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by Beatrix Potter, 1902
picture book combines visual and verbal narratives in a book format, most often aimed at young children. The images in picture books use a range of media such as oil paints, acrylics, watercolor, and pencil, among others. Two of the earliest books with something like the format picture books still retain now were Heinrich Hoffmann's Struwwelpeter from 1845 and Beatrix Potter's 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from 1902. Some of the best-known picture books are Robert McCloskey's Make Way for DucklingsDr. SeussThe Cat In The Hat, and Maurice Sendak's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The Caldecott Medal(established 1938) and Kate Greenaway Medal (established 1955) are awarded annually for illustration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the mid-1960s several children's literature awards include a category for picture books.

Characteristics[edit]


A child with an illustrated book ofThree Billy Goats Gruff
Any book that pairs a narrative format with pictures can be categorized as a picture book; as kiefer states: "In the best picture books, the illustrations are as much a part of the experience with the book as the written text."[1]
Oftentimes the author and illustrator are two different people. Once an editor in a publishing house has accepted a manuscript from an author, the editor then selects an illustrator.
Picture books may or may not have page numbers, and they cover a wide variety of themes, target audiences, and subgenres.

Target audiences[edit]

Picture books are most often aimed at young children, and while some may have very basic language especially designed to help children develop their reading skills, most are written with vocabulary a child can understand but not necessarily read. For this reason, picture books tend to have two functions in the lives of children: they are first read to young children by adults, and then children read them themselves once they begin learning to read.
Some picture books are published with content aimed at older children or even adults. Tibet: Through the Red Box, by Peter Sis, is one example of a picture book aimed at an adult audience.

Subgenres[edit]

There are several subgenres among picture books, including alphabet booksconcept booksearly readersnursery rhymes, andtoy booksBoard books - picture books published on a hard cardboard - are often intended for small children to use and play with; cardboard is used for the cover as well as the pages, and is more durable than paper. Another category is movable books, such as pop-up books, which employ paper engineering to make parts of the page pop up or stand up when pages are opened.The Wheels on the Bus, by Paul O. Zelinsky, is one example of a bestseller pop-up picture book.

Early picture books[edit]


A reprint of the 1658 illustrated Orbis Pictus
Orbis Pictus from 1658 by John Amos Comenius was the earliest illustrated book specifically for children. It is something of a children's encyclopedia and is illustrated bywoodcuts.[2] A Little Pretty Pocket-Book from 1744 by John Newbery was the earliest illustrated storybook marketed as pleasure reading in English.[3] The German children's book Struwwelpeter (literally "Shaggy-Peter") from 1845 by Heinrich Hoffmann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examples of modern picturebook design. Collections of Fairy tales from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like those by the Brothers Grimm or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were sparsely illustrated, but beginn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collections were published with images by illustrators like Gustave DoréFedor FlinzerGeorge Cruikshank,[4] Vilhelm PedersenIvan Bilibin and John BauerAndrew Lang's twelve Fairy Books published between 1889 and 1910 were illustrated by among others Henry J. Ford and Lancelot SpeedLewis Carroll's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illustrated by John Tenniel in 1866 was one of the first highly successful entertainment books for children.

Alice from Lewis Carroll's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illustration by John Tenniel, 1866
Toy books were introduced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small paperbound books with art dominating the text. These had a larger proportion of pictures to words than earlier books, and many of their pictures were in color.[5] The best of these were illustrated by the triumvirate of English illustrators Randolph CaldecottWalter Crane, and Kate Greenaway whose association with colour printer and wood engraver Edmund Evans produced books of great quality.[6]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a small number of American and British artists made their living illustrating children's books, like Rose O'NeillArthur RackhamCicely Mary BarkerWilly Pogany,Edmund DulacW. Heath RobinsonHoward Pyle, or Charles Robinson. Generally, these illustrated books had eight to twelve pages of illustrated pictures or plates accompanying a classic children's storybook.

Cover of Babes in the Wood, illustrated by Randolph Caldecott
Beatrix Potter's 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was published in 1902 to immediate success. Peter Rabbit was Potter's first of many The Tale of..., including The Tale of Squirrel NutkinThe Tale of Benjamin BunnyThe Tale of Tom Kitten, and The Tale of Jemima Puddle-Duck, to name but a few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the years leading up to 1910. Swedish author Elsa Beskow wrote and illustrated some 40 children's stories and picture books between 1897–1952. Andrew Lang's twelve Fairy Books published between 1889 and 1910 were illustrated by among others Henry J. Ford and Lancelot Speed. In the US, illustrated stories for children appeared in magazines likeLadies Home JournalGood HousekeepingCosmopolitanWoman's Home Companion intended for mothers to read to their children. Some cheap periodicals appealing to the juvenile reader started to appear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ften with uncredited illustrations. Helen Bannerman'sLittle Black Sambo was published in 1899, and went through numerous printings and versions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0th century. Little Black Sambo was part of a series of small-format books called The Dumpy Books for Children, published by British publisher Grant Richards between 1897 and 1904.

Early to mid 20th century[edit]


Title page from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by L. Frank Baum from 1900
L. Frank Baum's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was published in 1900, and Baum created a number of other successful Oz-oriented books in the period from 1904 to 1920. Frank Baum wanted to create a modern day fairy tale since he loved fairy tales as a child. In 1910, American illustrator and author Rose O'Neill's first children’s book was published, The Kewpies and Dottie Darling. More books in the Kewpie series followed: The Kewpies Their Book in 1912 and The Kewpie Primer 1916. In 1918, Johnny Gruelle wrote and illustrated Raggedy Ann and in 1920 followed up with Raggedy Andy Stories. Other Gruelle books included Beloved BelindaEddie Elephant, andFriendly Fairies.
In 1913, Cupples & Leon published a series of 15 All About books, emulating the form and size of the Beatrix Potter books, All About Peter RabbitAll About The Three BearsAll About Mother Goose, and All About Little Red Hen. The latter, along with several others, was illustrated byJohnny GruelleWanda Gág's Millions of Cats was published in 1928 and became the first picture book to receive a Newbery Medal runner-up award. Wanda Gág followed with The Funny Thing in 1929, Snippy and Snappy in 1931, and then The ABC Bunny in 1933, which garnered her a second Newbery runner-up award.
In 1931, Jean de Brunhoff's first Babar book, The Story Of Babar was published in France, followed by The Travels of Babar thenBabar The King. In 1930, Marjorie Flack authored and illustrated Angus and the Ducks, followed in 1931 by Angus And The Cats, then in 1932, Angus Lost. Flack authored another book in 1933, The Story about Ping, illustrated by Kurt Wiese. The Elson Basic Reader was published in 1930 and introduced the public to Dick and Jane. In 1930 The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 was published, illustrated by Lois Lenski. In 1954 it was illustrated anew by George and Doris Hauman. It spawned an entire line of books and related paraphernalia and coined the refrain "I think I can! I think I can!". In 1936, Munro Leaf's The Story of Ferdinand was published, illustrated by Robert LawsonFerdinand was the first picture book to crossover into pop cultureWalt Disney produced an animated feature film along with corresponding merchandising materials. In 1938 to Dorothy Lathrop was awarded the firstCaldecott Medal for her illustrations in Animals of the Bible, written by Helen Dean Fish. Thomas Handforth won the second Caldecott Medal in 1939, for Mei Li, which he also wrote. Ludwig BemelmansMadeline was published in 1939 and was selected as a Caldecott Medal runner-up, today known as a Caldecott Honor book.
In 1942, Simon & Schuster began publishing the Little Golden Books, a series of inexpensive, well illustrated, high quality children's books. The eighth book in the series, The Poky Little Puppy, is the top selling children's book of all time.[7] Many of the books were bestsellers[8] including The Poky Little PuppyTootleScuffy the TugboatThe Little Red Hen. Several of the illustrators for the Little Golden Books later became staples within the picture book industry. Corinne MalvernTibor Gergely,Gustaf TenggrenFeodor RojankovskyRichard ScarryEloise Wilkin, and Garth Williams. In 1947 Goodnight Moon written byMargaret Wise Brown and illustrated by Clement Hurd was published. By 1955, such picture book classics as Make Way for DucklingsThe Little HouseCurious George, and Eloise, had all been published. In 1955 the first book was published in theMiffy series by Dutch author and illustrator Dick Bruna.
In 1937, Dr. Seuss (Theodor Seuss Geisel,) at the time a successful graphic artist and humorist, published his first book for children, And to Think That I Saw It on Mulberry Street. It was immediately successful, and Seuss followed up with The 500 Hats of Bartholomew Cubbins in 1938, followed by The King's Stilts in 1939, and Horton Hatches the Egg in 1940, all published byRandom House. From 1947 to 1956 Seuss had twelve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published. Dr. Seuss created The Cat in the Hatin reaction to a Life magazine article by John Hersey in lamenting the unrealistic children in school primers books. Seuss rigidly limited himself to a small set of words from an elementary school vocabulary list, then crafted a story based upon two randomly selected words—cat and hat. Up until the mid-1950s, there was a degree of separation between illustrated educational books and illustrated picture books. That changed with The Cat in the Hat in 1957.
Because of the success of The Cat In The Hat an independent publishing company was formed, called Beginner Books. The second book in the series was nearly as popular, The Cat in the Hat Comes Back, published in 1958. Other books in the series were Sam and the Firefly (1958), Green Eggs and Ham (1960), Are You My Mother? (1960), Go, Dog. Go! (1961), Hop on Pop(1963), and Fox in Socks (1965). Creators in the Beginner Book series were Stan and Jan BerenstainP. D. EastmanRoy McKie, and Helen Palmer Geisel (Seuss' wife). The Beginner Books dominated the children's picture book market of the 1960s.
Between 1957 and 1960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d a series of sixteen "I Can Read" books. Little Bear was the first of the series. Written by Else Holmelund Minarik and illustrated by a then relatively unknown Maurice Sendak, the two collaborated on three other "I Can Read" books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From 1958 to 1960, Syd Hoff wrote and illustrated four "I Can Read" books: Danny and the DinosaurSammy The SealJulius, and Oliver.

Mid to late 20th century[edit]

In 1949 American writer and illustrator Richard Scarry began his career working on the Little Golden Books series. His Best Word Book Ever from 1963 has sold 4 million copies. In total Scarry wrote and illustrated more than 250 books and more than 100 million of his books have been sold worldwide.[9] In 1963,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by American writer and illustrator Maurice Sendak was published. It has been adapted into other media several times, including an animated short in 1973, a 1980 opera, and, in 2009, a live-action feature film adaptation directed by Spike Jonze. By 2008 it had sold over 19 million copies worldwide.[10] American illustrator and author Gyo Fujikawa created more than 50 books between 1963 and 1990. Her work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17 languages and published in 22 countries. Her most popular books, Babies and Baby Animals, have sold over 1.7 million copies in the U.S.[11] Fujikawa is recognized for being the earliest mainstream illustrator of picture books to include children of many races in her work.[12][13][14]
Most of the Moomin books by Finnish author Tove Jansson were novels, but several Moomin picture books were also published between 1952 and 1980, like Who Will Comfort Toffle? (1960) and The Dangerous Journey (1977). The Barbapapa series of books by Annette Tison and Talus Taylor was published in France in the 1970s. They feature the shapeshifting pink blob Barbapapa and his numerous colorful children. The Mr. Men series of 40-some books by English author and illustrated Roger Hargreaves started in 1971. The Snowman by Raymond Briggs was published in Britain in 1978 and was entirely wordless. It was made into an Oscar nominated animated cartoon that has been shown every year since on British television.
Japanese author and illustrator Mitsumasa Anno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picture books beginning in 1968 with Mysterious Pictures. In his "Journey" books a tiny character travels through depictions of the culture of various countries. Everyone Poopswas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7,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the prolific children's author Tarō Gomi.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several languages. Australian author Margaret Wild has written more than 40 books since 1984 and won several awards. In 1987 the first book was published in the Where's Wally? (known as Where's Waldo?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series by the British illustrator Martin Handford. The books were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and the franchise also spawned a TV series, a comic strip and a series of video games. Since 1989 over 20 books have been created in the Elmer the Patchwork Elephantseries by the British author David McKee. They have been translated in 40 languages and adapted into a children's TV series.

Awards[edit]

In 1938,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 began presenting annually the Caldecott Medal to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hildren's book illustration published in the year. The Caldecott Medal was established as a sister award to the ALA's Newbery Medal, which was awarded to a children's books "for the most distinguished American children's book published the previous year" and presented annually beginning in 1922. During the mid-forties to early-fifties honorees included Marcia BrownBarbara CooneyRoger DuvoisinBerta and Elmer HaderRobert LawsonRobert McCloskeyDr. SeussMaurice SendakIngri and Edgar Parin d'AulaireLeo PolitiTasha Tudor, and Leonard Weisgard.
The Kate Greenaway Medal was esta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55 in honour of the children's illustrator, Kate Greenaway. The medal is given annually to an outstanding work of illustration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It is awarded by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CILIP). Since 1965 the Deutscher Jugendliteraturpreis (German Youth literature prize) includes a category for picture books. The Danish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for Illustration has been awarded since 1966. The Boston Globe-Horn Book Award, first presented in 1967, includes a category for picture books. In 2006, the ALA started awarding the Geisel Award, named after Dr. Seuss, to the most distinguished beginning reader book. The award is presented to both the author and illustrator, in "literary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s to engage children in reading."

References[edit]

  1. Jump up^ Kiefer, 156
  2. Jump up^ Hunt, p. 217
  3. Jump up^ Hunt, p. 668
  4. Jump up^ Hunt, p. 221
  5. Jump up^ Whalley, p.
  6. Jump up^ Hunt, p. 674
  7. Jump up^ according to a 2001 list of bestselling children's hardback books compiled by Publishers Weekly.
  8. Jump up^ Four of the top eight books on the Publishers Weekly list are Little Golden Books.
  9. Jump up^ New York Times obituary of Richard Scarry
  10. Jump up^ Thornton, Matthew (February 4, 2008) "Wild Things All Over"Publishers Weekly
  11. Jump up^ Publishers Weekly. Retrieved 23 April 2007.
  12. Jump up^ Gyo Fujikawa, a Children's Illustrator Forging the Way, Dr. Andrea Wyman. Versed, Sept. 2005. URL accessed 21 July 2009.
  13. Jump up^Penguin Group Diversity.URL accessed 23 April 2007.
  14. Jump up^Ask Art:Gyo Fujikawa.
     URL accessed 23 April 2007.

Source[edit]

External links[edit]

Children's Picture Book Database at Miami University

陳平原 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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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左圖右史成語讀音zuǒ tú yòu shǐ 成語解釋形容周圍都是圖書。指嗜書好學。 常用程度生僻感情色彩中性詞成語結構聯合式成語用法作賓語、








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簡體書)
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簡體書)
  • ISBN13:9787108061898
  • 出版社:北京三聯
  • 作者:陳平原
  • 裝訂/頁數:精裝/513頁
  • 規格:26cm*19cm (高/寬)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18/10/01


陳平原最近二十年來東奔西走,努力搜尋資料,嘗試借助文字與圖像兩種不同介質的功能互補和互動,深入拓展他一向關注的近代文學與文化研究。這一有“預流”性質的研究轉向,既是回應海外漢學研究的某種趨向,更有中國學界自主推進相關研究的動力。本書就是作者在晚清畫報研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通過各自獨立但又內在關聯的十篇文章,將近代啟蒙、新知傳播、傳教士、女學、科幻小說等諸多內容,配以三百多幅圖片,生動再現了晚清畫報繽紛的面目。而書中兼及新聞史、繪畫史與文化史的論述,尤其關注圖文之間的縫隙,對讀者深刻瞭解晚清社會風尚、文化思潮以及審美趣味的複雜性,會有極大的幫助。


陳平原,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與北京大學合聘)。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獲教育部頒發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1995,1998,2003,2009,2013)、北京市第九、第十一、第十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2006,2010,2012)、第一、第二屆王瑤學術獎優秀論文一等獎(2002,2006)及第四屆王瑤學術獎學術著作獎(2016)等。2017年12月獲目前中國人文學界負盛名的思勉原創獎(第四屆)。先後出版著作三十餘種。


F. Scott Fitzgerald, "The Beautiful and Damned";The Last Tycoons; F SCOTT FITZGERALD'S Cartoon of Joyce and his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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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is day in 1940, F. Scott Fitzgerald died in Hollywood, California (age 44).


“Life is so damned hard... So damned hard, so damned hard," he repeated aimlessly; "It just hurts people and hurts people, until finally it hurts them so that they can't be hurt ever any more. That's the last and worst thing it does.”

― from "The Beautiful and Damned"


F. Scott Fitzgerald's second novel, which brilliantly satirizes a doomed and glamorous marriage, anticipated the master stroke—The Great Gatsby—that would follow, and marks a key moment in the writer’s career. Would-be Jazz Age aristocrats Anthony and Gloria Patch embody the corrupt high society of 1920s New York: they are beautiful, shallow, pleasure-seeking, and vain. As presumptive heirs to a large fortune, they begin their married life by living well beyond their means. Their days are marked by endless drinking, dancing, luxury, and play. But when the expected inheritance is withheld, their lives become consumed with the pursuit of wealth, and their alliance begins to fall apart. Inspired in part by Fitzgerald's own tumultuous union with his wife Zelda, hauntingly rendered and keenly observed, these characters evoke a vivid portrait of a lost world: a city steeped in vice, a society without direction, and the rootless and decadent generation that inhabited it. READ an excerpt here:http://knopfdoubleday.com/b…/50048/the-beautiful-and-damned/




"Amory Blaine inherited from his mother every trait, except the stray inexpressible few, that made him worth while."
--from THIS SIDE OF PARADISE (1920)


F. Scott Fitzgerald died 75 years ago today. His lifelong friend John Dos Passos spoke up for The Great Gatsby in the pages of New Republic.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19285/fitzgerald-press



"I've been drunk for about a week now, and I thought it might sober me up to sit in a library." - F. Scott Fitzgerald died in Los Angeles #OTD1940 aged 44.

圖像裡可能有1 人、文字






How John Dos Passos Defended His Friend F. Scott Fitzgerald After His Death


Part of the New Republic's tribute to "The Great Gatsby" author, after he…


NEWREPUBLIC.COM


































































F SCOTT FITZGERALD'S Cartoon of Joyce and his friends:




















HISTORY OF LAZARD SCOOPS FT AWARD


《最后的大亨》荣获FT/高盛2007年度最佳图书奖
hc譯評:此書名為複數 tycoons
不應與 F. Scott Fitzgerald's unfinished final novel, The Last Tycoon混為一談




英国《金融时报》安德鲁•希尔(Andrew Hill)伦敦报道
2007年10月26日 星期五
By Andrew Hill in LondonFriday, October 26, 2007
The Last Tycoons, a “vivid” account of the tumultuous evolution of Lazard, the investment bank, has narrowly beaten Alan Greenspan's The Age of Turbulence to win the 2007 Financial Times and Goldman Sachs Business Book of the Year Award.
William Cohan's high- octane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elite and enigmatic investment bank” was awarded the £30,000 ($61,500, €43,000) prize at a gala dinner last night in London.

high-octane

威廉•D•科汉(William D. Cohan)所著的《最后的大亨》(The Last Tycoons),以微弱优势击败了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获得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高盛年度最佳图书奖”(Financial Times and Goldman Sachs Business Book of the Year Award)。
《最后的大亨》“生动”描述了“全球最顶级且最神秘投资银行”Lazard轰轰烈烈、极为引人好奇的发展历程。在昨晚于伦敦举行的颁奖晚宴上,威廉•科汉这部著作赢得了3万英镑(合6.15万美元)大奖。(译者/梁艳裳)

紐約時報書評


Bankers Behaving Badly

Published: May 27, 2007

Some years ago, a New Yorker cartoon depicted a middle-aged, big-haired, overweight and badly dressed woman striding energetically down the street, with Manhattan’s skyline in the background. Her too-snug T-shirt displayed the large black initials “DKNJ.” The caption beneath read simply, “Donna Karan’s nightmare.”
Skip to next paragraph

Helen Yentus

THE LAST TYCOONS

The Secret History of Lazard Frères & Co.
By William D. Cohan.
742 pp. Doubleday. $29.95.

A somewhat similar fate, to judge by William D. Cohan’s “Last Tycoons,” seems to have befallen Lazard Frères & Company.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legendary firm was considered by many in the clubby world of high finance the quintessence of investment banking, with its aristocratic European hauteur, superlative trans-Atlantic connections and unmatched savoir-faire in the advice it dispensed to ultra-wealthy individual and corporate clients. Although much smaller than better-known rivals like Goldman Sachs, Lazard engendered awe among Wall Street insiders.
Cohan, who once worked at Lazard, tells a sprawling, gossip-filled tale about the firm, the careful cultivation of its lustrous reputation and, in the last decade or so, that reputation’s apparent undoing. It is far from an epic tragedy — the story is, after all, about money and its most avid pursuers. Moreover, in dollar terms, Lazard — however dimmed its reputation — is seemingly thriving as never before, its stock price having doubl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But Cohan’s portrayal of the firm’s dominant partners — whose gargantuan appetites and mercurial habits provide the unifying force behind the book’s operatic melodramas — makes this an epic in its own way. In fact, “The Last Tycoons” bear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F. Scott Fitzgerald’s “Last Tycoon.” Fitzgerald set his novel in Hollywood, and described lives, temperaments and ambitions that closely approximate those of Lazard’s most important figures. Of course, Cohan isn’t Fitzgerald. After 700 pages, many will come away feeling the bank’s story might work better as a tale told by Hollywood — a French-accented “Dynasty” meets “What Makes Sammy Run?”
In this book, the bank’s five most prominent modern-day partners — André Meyer, Felix Rohatyn, Michel David-Weill, Steven Rattner and Bruce Wasserstein — share tumultuous center stage. Because most Americans won’t recognize their names, Cohan meticulously details the impressive (but not entirely winning) reasons for their outsize reputations among denizens of Wall Street, the Upper East Side and the Hamptons.
Long the dominant force, André Meyer (who died in 1979) wasn’t a Lazard, but shared deep Alsatian Jewish roots with the family. Such connections mattered, as the firm’s birth and rise make clear. In the 1840s, three Lazard brothers left Alsace for New Orleans. Decamping soon thereafter for San Francisco — and joined by another brother and a cousin — they quickly made a fortune as dry goods merchants after the 1849 gold rush. By the 1880s, the Lazard clan had shrewdly used a small but profitable sideline — the shipping, trading and apparently early arbitraging of gold, silver and currency — to reinvent the family as trans-Atlantic bankers for an elite clientele, with offices in New York, London and Paris.
For the next half-century — thanks to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global investing, expensive wars and profitable arms races — Lazard thrived as an adviser to corporations and governments, and at the expense of much larger, WASP-dominated competitors. The firm skirted bankruptcy more than once, but each time recovered stronger than ever.
New York became the most powerful and profitable of Lazard’s three branches, owing to Meyer’s courtship of Manhattan’s fast-rising Jewish Brahminate. The firm was also helped by his courtship, frequently amorous, of a succession of beautiful and beautifully connected society wives and widows — most famously, in his later years, Jacqueline Kennedy.
Meyer’s protégé Felix Rohatyn once said about his mentor: “He wanted to be loved. He had a great sense of buying and selling — things and people. He was the most ruthless realistic analyst of human character I have ever met. ... I fought him every day for 20 years. You had to. If you didn’t fight him, you were finished. ... He destroyed a lot of people.” Much of the book provides the evidence for that testimony.
Under Meyer’s tutelage, Rohatyn prospered, becoming the firm’s pre-eminent deal maker by engineering a string of high-profile corporate mergers and takeovers in the 1960s and early ’70s — while carefully never challenging Meyer’s need for total control. Rohatyn’s gifts were not unalloyed: he more than once worked at the darkly clouded interse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business — most notoriously involving Harold Geneen, ITT, Chile and Richard Nixon— and thereby badly tarnished his and the firm’s reputation for a time. But when New York nearly collapsed in the mid-’70s, the city called on Rohatyn to put its finances back in order. Manhattan and its powerful media adored him, transforming “Felix the Fixer” into a much-sought-after pundit and Democratic Party economic policy maven.
By the late ’70s, Meyer’s age and health required a successor — a position that Rohatyn declined and that instead fell to Michel David-Weill, whose family, along with Meyer’s, then still controlled Lazard. But his tenure soon brought challenges as contradictory and destructive as any bred under Meyer. The wave of corporate permutations and consolidations in the ’80s made Lazard ever more influential and profitable — and induced it to hire a talented new crop of bankers from comparatively middle-class backgrounds. Among these, Steven Rattner and Bruce Wasserstein would prove defining figures at the bank,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Rattner, the son of a paint manufacturer from Long Island, went to Lazard after reporti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where he forged an important friendship with Arthur Sulzberger Jr., now the publisher. Assigned to the Washington bureau, Rattner, Cohan suggests, too eagerly befriended some of the city’s most influential deal makers, men who would eventually help him move on to investment banking.
Rattner’s Rolodex of media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helped make millions upon millions for Lazard, his clients and himself as he midwifed some of the richest deals in the ’90s. His success resulted in a bitter rivalry with Rohatyn, but more important, it led David-Weill to make Rattner the deput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Rattner soon let his new position overshadow that of David-Weill — an error Rohatyn had avoided with Meyer. David-Weill overthrew Rattner after he tried to restructure the New York, London and Paris offices in ways that threatened the Frenchman’s power. Rattner’s departure set the stage for the arrival of Bruce Wasserstein.
The Brooklyn-born son of a ribbon manufacturer, Wasserstein had briefly worked as a Nader’s Raider before turning to investment banking, where his brilliant but often very expensive deals earned him the nickname Bid-’Em-Up Bruce. Wasserstein is Lazard’s chief executive today because he outmaneuvered David-Weill, forcing Lazard from private partnership to public company. The shift destroyed the byzantine structure that had given Meyer and David-Weill their unrivaled control, but also brought unwanted scrutiny to the myriad struggles that had long been concealed behind the firm’s impeccably upright reputation. Yet ignominy aside, going public vastly enriched Wasserstein, the partners who joined him — and even David-Weill.
In many of its details, “The Last Tycoons” will captivate those closest to the industry. They will learn that David-Weill’s percentage of the firm’s profits was 25.7552 in 1977, that Lazard paid $100 million to settle a municipal bond kickback scandal, even which senior partner preferred the Hoyo de Monterrey Epicure No. 1 brand of illegal Cuban cigars. But for a general audience, there is little that will seem new after two decades of Enrons, Worldcoms and Milkens — all tales of similarly motivated men, the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We hear about the requisite amorous indiscretions (even a lurid S-and-M-tinged homicide), overconspicuous consumption, petty vanities and betrayals, and the habitual collecting of high-priced art and oversize homes.
Judging the art collection left by Meyer after his death, a writer remarked that it was “a glorious triumph of mystique over substance.” One is tempted to imagine that line as a caption for some future cartoon depicting a middle-aged, overweight and badly dressed banker, with Manhattan’s skyline in the background, dressed in a bespoke tab-collared, French-cuffed shirt with the monogrammed initials “LFNJ.”

Richard Parker, an economist, teaches at the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 He is the author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







陳健邦先生贈書:金克木《咫尺天顏應對難》等等; 趙武平《閱人應似閱書多》;中國必須回到文明的主流(上):江青專訪余英時先生; 飆哈雷救經濟、國土與國變、百年大師 二之1、明報月刊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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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出四本金克木的書,想一想要送給誰?
《掛劍空壟》,金克木在後記說:
「往聖證道,面壁九年。不佞思過,緘囗十載。」⋯戊寅春夏之交記(1998)
緘囗十年,應該是指:從1989至1998。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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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24 阿邦請我們吃日本料理,又送ㄧ袋寶物,真謝謝:
一幅對聯:鄭善禧寫的:
"置身百尺樓上;放眼萬卷書中",後詳。

6本書:;金克木《咫尺天顏應對難》北京:人民日報,2007;羅銀勝《王元化和他的朋友們》湖北人民,2009;《錢穆講學語錄》香港:商務,2013;陳丹燕《我的旅行方式》浙江文藝,2015;絲柏客《溫城筆記:一個律師的人文世界》台北:書泉,2006;皮爾斯夫人《夢想德國》台北:柿子文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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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健邦先生2016年12月25日的贈書,非常謝謝 (他還請我們看一部"慾望城國",朋友辛先生夫婦請吃飯)。
 趙武平《閱人應似閱書多》是本71篇雜文 (書評和作者/意者之介紹或訪談雜記)
 每篇都有些"小新知"(對我而言),所以是難得的有用雜學。


閱人應似閱書多



《閱人應似閱書多》中所涉人和事,無一不是我們熟悉的,但對於我們來說又都是新鮮的。作者多年編書、譯書、淘書、藏書,在書中閱人、參悟人生。書中所述名人趣事、文本賞析、譯本考證和時事評論,透出濃濃的與書有關的歡喜和文人的情懷,於閱書中閱人、閱事。有品位,很好看。

趙武平,文字工作者,現任職於上海譯文出版社。曾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出版研習班,耶魯大學美國研究訪問學者。著有隨筆集《人如其讀》,翻譯《楊柳風》和《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傳》,主編《王爾德全集》。 

目錄

陸序 
施序 
自序 
語言的「復活」 
朱光潛與毛澤東詩詞英譯 
「杏仁」的「正名」 
馮譯《聖經》及其名物考 
也談魯迅致陶亢德信 
老舍美國行之目的 
翻譯的恩怨 
哥大的老舍檔案 
誤 解 
變奏,致敬,和美妙的相遇 
此樂園非彼樂園 
從叩頭到握手的外交 
「夢家和××」 
喬木關於知堂的信 
不再咒罵翻譯家 
謀害「文學教皇」的方法 
虛妄的「緋聞」 
詞典的「粉絲」 
入鄉問俗 
群病與己責 
矜 持 
南昌熱 
韓國城 
過軒尼詩道 
讀書不二 
南書房行走 
瞎馬盲人 
咸肉庄考 
「上海傑克」 
仿來的故居 
面條的身份 
書評與書販 
宮里的星巴克 
遠去的醬園 
合理的宮刑 
紙上紙老虎 
川味法國菜 
歷史的緘默 
捕風捉司馬 
作為隱喻的內褲 
德里達先生的銀發 
井水飲處歌傑倫 
姚明不識「簽語餅」 
人總是要老的 
小說不是小說 
作家「考古」 
貓鼠游戲 
鄭和的發現 
復原上海的失敗 
毛踢誰的屁股 
王爾德的先祖與后輩 
魯濱孫的媒人 
「阿三」和《紅與黑》 
《紅樓夢》非「石頭記」 
霍克思先生的翻譯 
譯叢中的螳螂和黃雀 
誰為馬可波羅編「謊言」 
本雅明的幻滅 
比較董橋的政治筆記 
邵洵美的「美麗錯誤」 
李歐梵的「摩登上海」 
楊絳譯筆下的蘇格拉底 
林徽因的考古發現 
閱人應似閱書多 
「勢利鬼」之辨 
滋養心靈的散文 
諾貝爾的謎語難猜 
譯大書與寫小品 
「政治不正確」 
「小說史」引發的困惑 
梵高的信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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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邦先生10月27日、31日來訪的贈書,非常謝謝。


朱敬一 【飆哈雷救經濟】台北:時周文化,2011 (HC:我不知道這本文集呢!)

周言【國土與國變---知識人與晚近中國】台北:秀威,2011 (看了李劼的"序"解釋".......自由是零。這既是我的人生選擇,也是我的寫作維度......"就可。)

鄭貞銘、丁士軒編【百年大師  二之1】台北:遠流,2015 (我對這種一網打盡的書,興趣不大......)。

【明報月刊】2016.7 (獨家圖文:楊絳浮沉錄)---頁27有張書架的照片,我以前努力研究過,記得有本Hieronymus Bosch (1450-1516)大畫冊:昨晚公視播"國家地理頻道 《洪水來臨前》(BEFORE THE FLOOD) 引他的畫作。



中國必須回到文明的主流
《明報月刊》專訪余英時



字 字 字 二○一六年十一月號 余英時 江青 重點內容 專題.特輯…
MINGPAOMONTHLY.COM








中國必須回到文明的主流(上):專訪余英時先生(江青訪問、言賏記錄)


與許冠三胡菊人結緣
江青女士(下稱「江」):您是怎樣成為《明報月刊》的作者的?
余英時先生(下稱「余」):我跟《明報月刊》關係很深。我自一九五五年,就到了美國。《明報月刊》一九六六年創辦時,我在美國教書,並不認識總編金庸先生。一九七一年我從美國回香港,才經人介紹認識金先生。我第一個接觸的《明報月刊》編輯是許冠三先生。許先生已過世了,他比我大幾歲,是學歷史的。
一九六三至六四年許先生自印了一些文章給大家看,問了我許多問題,我也回信答覆。這些信我都沒有保留,後來他編《明報月刊》,就把書信往來整理成文發表(《涵養新知 商量舊學》,本刊一九六六年四月號)。他發表這些文章時,我不知道,是後來才得悉的。這些信的內容,與討論中國有關係。一九七三年至七五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任職,當時《明報月刊》總編是胡菊人先生,他夫人劉美美女士是新亞的學生。他們做了一個很長的採訪,這個長篇訪問(《中國在遽變中未能完全脫離傳統之流弊》,本刊一九七四年一月號)刊出後,引起注意,招致《新晚報》連續罵了兩天。他們說我批評文革,沒有加強中美關係的建立。其後,我也認識了該報總編羅孚,他說刊報時他剛好不在香港,手下編輯開罪了我。我說,沒開罪,我了解《新晚報》的立場。
江:我也是因胡菊人先生開始和《明報月刊》結緣。
余:什麼時候?
江:一九七三年,我在紐約成立江青舞蹈團。一九七八年,去香港參加亞洲藝術節演出。胡先生連續幾天寫藝評,從文化角度來寫,讓我很驚訝。胡先生擅彈古琴,眾所周知,他是個十分真誠的人。後來,我寫教舞蹈的文章,挑了些交給他刊登。一九八二年至八四年,我在香港舞蹈團任藝術總監,常常把演出構思寫成文章交他發表。董橋先生接任時,我和《明報月刊》依然這麼往來。
余:我其實更早結識胡先生。我的朋友辦了友聯出版社,《中國學生周報》就是這個出版社創辦的,朋友找我做《周報》的編輯。我是第一任總編輯,可只做了兩三個月,因為想專心做研究。胡先生那時候十分年輕,也在友聯工作,那時候我們彼此都知道對方,但沒有真正接觸。一九七六年,我寫文章探討大陸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文章由《聯合報》連載十幾天,十分轟動。這篇重要的文章(《反智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之分野與匯流》,本刊一九七六年二月號、三月號連載》)是因為胡菊人約稿。我很想念胡菊人先生。
江:他後來辦《百姓》雜誌。
余:那份雜誌的老闆不行,是投機商人,不是理想的報人。
與董橋之因緣
江:胡菊人離開《明報月刊》後,董橋先生接任。您和董橋關係特別深——
余:董橋任內,我寫論文推究陳寅恪的舊詩,解釋其詩中隱晦的內容,是批評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時事的。這些文章大陸很關注,引起很大爭論。大陸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就是對這場爭論作總結。還有,我也寫了《胡適傳》。中英政府展開談判香港回歸時,董橋也讓我寫許多文章。總而言之,給董橋寫了最長時間以及最多文章。
江:我常常到香港,跟董橋很熟悉,見面頗多……
余:我只見過董橋一次,那回從美國回香港,他請我吃飯,還有新亞書院老先生——牟潤孫。那是惟一一次的見面和談話。董橋七十歲時,我寫詩祝賀……
江:我就跟董橋說,余先生給你那麼大面子。我的四部書,有三部都是董橋作序。
余:他的散文很細膩。羅孚寫了《你一定要看董橋》一文,他的散文在大陸大受歡迎,和羅孚此文有關。
江:他的書法也非常出色。
余: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通過董橋邀我出書,出版了《中國文化史通釋》,董橋為該書作序。我和《明報月刊》的關係,董橋是重要的角色,這樣才維持下去。胡菊人先生離任後,我和《明報月刊》失去聯繫,直到董橋寫信約稿。但董橋和我早已是互相信任的朋友,不只是編者和作者的關係。
《明報月刊》的價值和使命
江:《明報月刊》的價值和使命,您怎麼看?
余:《明報月刊》是惟一的文化和思想刊物。不是政治刊物。政治是附帶的,不是重點所在。我認為《明報月刊》最主要的貢獻是思想和文化方面。一九四九年底我到香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有第二份刊物,具有這樣的內容性質。《明報月刊》有廣泛的文化性和思想關懷,容量非常大,試圖做到通盤了解人類社會和文化。更難得的是,託香港言論自由之福,這一刊物竟延續五十年之久,而且還在向前走。這樣的刊物十分罕有。
江:兩岸三地知識人,怎樣發揮作用?
余:知識人的重要性,是中國很特殊的歷史。自先秦孔孟以來,中國的「士」或「士大夫」,即所謂的知識人,他們入世,是社會的一部分,負起責任。儒家的「道」一方面超越塵世,另一方面又正視人世,認為人生只此一回,要極嚴肅對待,不可草草混過。道家比較灑脫,但同樣肯定人生,不過要人不為世俗名利所困而已。道家「無為而治」,要求一個高度自由的秩序。
中國的「士」即使不做官,歸隱或著述,仍關懷社會。而西方,像希臘哲學家,雖然也關心社會,但偏重抽象思維。西方之出現知識人,一直要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才比較普遍。相比起來,中國早自漢朝,已有察舉制度,選拔治理國家的人才。這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西方統治階層,或是貴族、或是商人,或是武士,但都不是知識人。西方知識人的社會關懷、文化關懷,發源於宗教。但這個大問題一言難盡,我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討論很多,請參看。
江:您不說「知識分子」,而說「知識人」,用「人」這個字特別精準。
余:我以為稱「知識人」,比稱「知識分子」妥當,一九四九年以後,什麼什麼「分子」,都是被批鬥的對象,諸如反革命分子、勞改分子、右派分子、投機倒把分子等。日本人也稱「知識人」,中國也可用這個詞語。
我的意思——不是要知識人像過去「士」或「士大夫」那樣主宰社會體制,而是要他們發揮關懷社會和弱勢人群的精神,作為現代社會的批評者。以美國為例,也不是知識人領導社會。現在有所謂的「公共知識人」,很接近中國的「士」,他們和社會息息相關,不單擅長自己的專業。西方的人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如遊行、罷工等方式解決問題。中國的傳統不一樣,知識人的作用比起西方社會重要。當年「五四」運動和最近「六四」還都是知識人出頭領導的,他們把傳統「士」的基本精神轉化為現代社會中批判的力量。一直要等到進入民主社會以後,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落實了,才不必借重知識人。以現在中國大陸的情況而言,還是要靠知識人。現在的問題是,事實上當局為了維護政權,害怕知識人引起動亂。我知道共產黨的想法就是不要有任何動亂。最好防止動亂的方法是,讓人民有途徑表達不滿,促使政府各部門協力解決改善。這是西方的辦法。西方媒體報道問題所在,政府負責人必須面對它,解決它。如果一個政權不斷自我完善,就是一個最可靠最穩定的社會。如果以暴力壓制一切不同的觀點,就等於自掘墳墓,所以說中國仍處於秦始皇時代。
江:一九七八年以後,您就不再踏足中國,可對中國大陸那麼了解。這是很深的中國情懷。現在大陸叫「公知」(公共知識分子)的,是不是等於您所謂的「士」,他們具有社會責任感和良心,例如徐友漁、賀衛方、章詒和等。他們不是異議人士、民運人士,他們眼於文化思考,對當前社會問題提出看法和批評。
余:他們就是現代的「士」。從「士」的精神轉換而來;但他們不同於傳統的「士」,把皇權看得高高在上,而是把政權看做是平等的公共組織,可以平等對話。不過現代知識人也同時必須有高度責任感,必須對自己的批評負起責任,決不應信口開河。
(如欲閱讀全文,可選擇明報月刊iPad版,或到各大書報攤購買。)
(江青為旅居紐約和瑞典的華裔舞蹈家。)
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三聯,2008 對江青的舞蹈讚譽有加:
海外中國藝術家的抒情精神——訪巴黎朱德群先生追記
顏擇雅 Amelie Lee 訪余先生這位是瓊瑤電影 "幾度夕陽紅"女主角,劉家昌前妻。董成瑜幾年前幫壹周刊訪過她



Helmut Schmidt 'The Story of the Jews'; 'the word “Jew,”德國人卻不富《德國反猶太史》《生活在德國》施密特Schmidt:不要惧怕中国/ 不在其位 (Ausser Dienst byHelmut Schm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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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The Story of the Jews' by Simon Schama

A version of Jewish history that departs from Elephantine, a small town of 'happy banality' and coexistence in Egypt.

March 14, 2014 4:37 p.m. ET
Jewish history, as Bette Davis said of old age, is no place for sissies. I am not speaking of those who defy its paradoxes with their daily lives, though that too requires courage; I'm speaking of those who choose to write about it. When the eminent British historian Cecil Roth—editor of the Encyclopedia Judaica—was invited to teach at Bar-Ilan University in Israel in 1964, he was denounced for a passage in his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that appeared to deny (though in fact it did not) the historicity of...


The New York Times
More art than literature, this new book consists only of the word “Jew,” printed six million times to signify the number of Jews killed during the Holocaust.
Lex專欄:為何德國富、德國人窮?
英國《金融時報》 Lex專欄

“貧窮”的德國人真值得同情。沒錯,兩支德甲(Bundesliga)球隊將在本月的歐冠聯賽(Champions League)決賽中相遇,德國Dax股指本週創下新高,德國工業產出持續強勁、3月份製造業產出環比增長1.4 %,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歐洲央行(ECB)近期一份備受爭議的調查顯示,歐元區的最大經濟體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矛盾現實:德國很富足,但德國人卻不富。怎麼會是這樣?

“德國富”不難解釋:以製造業和出口為基礎的德國經濟增長模式正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這體現在股​​市上。過去3年裡,德國企業市值的增加有很大一塊來自那些不怎麼知名的公司——至少是在德國之外沒什麼名氣。生產機械製造商庫卡(Kuka)就是一例。 2009年全球經濟陷入低迷以來,庫卡的年銷售額幾乎累計增長了一倍,在2012年達到18億歐元;其息稅前盈利也增長了近一倍。 2010年以來,庫卡股票的表現已領先德國股市大盤200%。其他的佼佼者還包括日用品集團漢高(Henkel)、消費品集團拜爾斯道夫(Beiersdorf)、醫療集團費森尤斯(Fresenius)和製藥公司默克(Merck)。儘管這些企業得益於德國國內因素的影響——例如庫卡就是德國本土汽車製造商的重要供應商——但它們的基本增長點還是出口市場。

但“德國人窮”卻有些讓人摸不著頭腦。歐洲央行的調查充滿限定條件,被批評者批得體無完膚。住房自有率低是這一“財富鴻溝”的重要原因。彌合這一鴻溝的一種方法是,讓德國人持有更多股票。歐洲各國民眾的參股率數據出名的難找,但歐洲證券交易所聯合會(Federation of the European Stock Exchange Markets)在2007年進行的最近一次相關調查發現,德國人的參股率為14%,與英國人大致相當,為法國人的兩倍、意大利人的一半左右。也許,德國人應該拋下對歐元區危機的擔憂,集中精力把握好本國的繁榮。

Lex專欄是由FT評論家聯合撰寫的短評,對全球經濟與商業進行精闢分析

 

 

Full Circle in Berlin

Mindy Wiesel’s abstract paintings are hauntingly inspired by her parents’ suffering during the Nazi regime.

Mindy Wiesel was born in a displaced persons’ camp in Germany two years after her Jewish parents were freed from Auschwitz. The young family e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 but the shadows cast by the past proved to be long. A Berlin gallery is now hosting Wiesel’s first ever exhibition in her native“ Germany.
Report: Alexa Dvorson

忠信兄送一本Klaus P. Fischer 德國反猶太史 南京江蘇人民2007/2010: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German Judeophobia and the Holocaust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Front Cover
Continuum, 1998 - History - 532 pages
The state-sponsored genocide known as the Holocaust was the greatest crime of this century and a seminal event of modern times. In this major work, Klaus Fischer unravels the complex history of Judeophobia in its four essential forms: Christian, nationalistic, social-discriminatory, and biological-racial. He argues that German defeat in World War I cleared the way for the pathological Judeophobia that formed the core of Nazism. When Hitler turned Germany into a racist totalitarian state, Jews changed from "Christ-killers" or alien outsiders to racial subhumans, or deadly bacilli. Fischer carefully explores the German-Jewish relationship in modern times in all its dimensions. He reveals...

生活在德國LEBEN IN DEUTSCLAND (本書在德國時代周報 發表台北台灣商務 ,2007
我首先讀附錄的施密特訪談,有意思又有意義 。可惜,未說明何時訪談的。
譬如說, 問他認為德國普遍的德國特徵是什麼  任何地點.....

施密特Schmidt:沒有 除了Auchwitz集中營



*****

Helmut Schmidt 

Many expected the chain smoker to live for an entire century, yet former German Chancellor Helmut Schmidt died a few years too early. He passed away at his home in Hamburg at the age of 96 on November 10, 2015. He would have turned 100 today.
圖像裡可能有1 人、微笑中、小孩、特寫和室內
圖像裡可能有1 人
圖像裡可能有1 人、套裝
圖像裡可能有1 人、特寫



人权是普世价值
epa03446141 View of the outer walls of the Beijing No.1 Detention Center in Beijing, China, 25 October 2012. The detention center, which has a maximum capacity of 1,000 inmates, was shown to members of the press during a rare visit ahead of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EPA/DIEGO AZUBEL 中国政治犯,共有几多人?
2013  94岁高龄、备受国内外敬重的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日前才公开表示人权不是中国文明的一部份,外国不应该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指指点点,还为中共镇压六四民运辩护。虽然同属社民党,施密特的说法还是让史奈德觉得不可思议。
史奈德说,不论在世界任何角落,人类的感受都有其普遍性,正因人权是普世价值,大家才能理解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从过去与中国和俄罗斯异议人士交 谈的经验,史奈德相信,像这样的作品朗诵活动别具意义,"知道世上有人在关心他们、捍卫他们的人权,对这些被关在狱中的政治犯来说,是重要的精神支柱。"
作者:林育立

新闻报道 | 2012.02.02

施密特:不要惧怕中国

今年的中国话题不少:北京政治领导层的换届;当局对西藏抗议活动的压制;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中国之行。周二,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政治学者辜学武就中国崛起这个话题进行了一场讨论。

由3个大型德国基金会主办的这一系列对话活动题为"磁场中国"。首场讨论会本周二(1月31日)在柏林举行,讨论双方是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在波恩大学任教 的中国政治学者辜学武。有将近600人聆听了这场对话。在此前一天,德国的"中国文化年"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把中国比作"磁场"恰当地体现了西方与中国之 间的矛盾关系:既相互吸引,又彼此排斥。
对默克尔的建议?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现年93岁的施密特关注中国问题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或许他是唯一还健在的亲自同毛泽东谈过话的德国人。施密特认为毛具有相当的个人魅力,但同时他也提到毛 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前者造成的大饥荒导致了至少2000万人死亡。讨论会主持人、曾长年在中国工作的记者泽林(Frank Sieren)提出的问题中,只有一个施密特不愿回答--他会给出访中国的默克尔提出什么建议?施密特说,默克尔一定很清楚她在中国的任务是什么。
不要惧怕中国
施密特要传达的信息是,欧洲和德国不必对中国的崛起心存恐惧。相反,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让德国的经济受益非浅。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公司收购德国企业引起的担忧是不合时宜的。
施密特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对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历史充满敬意,认为欧洲人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得太少。他说,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理解这个国家和它当前的政治。
在讨论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话题是儒学和所谓"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施密特认为,偏偏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大修孔庙,在国外建立上百个孔子学院,这是个历史的讽刺。他还严肃地补充说,他认为目前的意识形态真空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政治体制输出
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
来 自中国,目前任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的政治学者辜学武在这场对话中承担的角色,主要是对施密特的观点作一些"缓冲",尤其在涉及政治体制问题时,辜学 武一再提出不同的意见。例如当施密特表示不赞成西方试图向中国输出民主制度时,辜学武则认为,民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就不同立场进行争论、争取多数支持比 赤裸裸的强权政治要好。
"磁场中国"系列讨论会的下一场将于3月份在汉堡举行,题目是"无限增长?-中国崛起与世界经济"。
作者:冯海音 编译:叶宣
责编:石涛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02.02.2012

Magnet China - an old empire rises again

Experts, including former Chancellor Helmut Schmidt, gathered this week to discuss all things China, as current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is in Beijing meeting Chinese officials.

The "Magnet China" discussion series involving three major German foundations opened this week in front of nearly 600 onlookers in Berlin. Among the speakers were former Chancellor Helmut Schmidt and Bonn-based political scientist Gu Xuewu. The term "magnet" was chosen to represent both the forces of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93-year-old Schmidt has been dealing with China and issues surrounding the country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He may in fact be the only living German to have held direct discussions with, as he called him, "the great Steuermann" Chairman Mao whose charisma he recalled this week.
He also remembered the famine triggered by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that led to the deaths of at least 20 million people and the catastrophic Cultural Revolution.
There was only one question that the old chancellor would not answer: What advice would he give Angela Merkel for her trip to meet China's leaders? Schmidt told host Frank Sieren that Merkel had to make up her own mind about what to do in China.
Don't worry, be happy
Schmidt's message to Europe and Germany, in the face of a rising China, was to have no fear. On the contrary, he said, Germany had thus far greatly benefitted from China's economic rise. He said that concerns over the purchase of German companies by Chinese firms were dated and should be plac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Helmut SchmidtSchmidt said the West should embrace China's rise
The former Social Democrat leader said he had great respect for China's growth and performance, as well as for the country's history, which he said was scarcely understood in Europe. He added that Beijing's policies today could only be understood with a knowledge of China's history.
Long stretches of the evening were devoted to discussions on Confucianism and what the panelists described as a balance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human responsibilities. Schmidt pointed out how ironic it wa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setting up Confucius institutes all over the world. He added that one of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the country faced was what he termed its ideological vacuum.
Differences of opinion
Gu Xuewu, director of the Bonn Center for Global Studies, was on hand mainly to put Schmidt's comments into perspective. This was particularly the case when Schmidt was discussing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When the former chancellor expressed his doubts about the export of Western democracy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Gu countered that democracy would actually suit China.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said a free system was always a better option than the naked exercise of power.
The next "Magnet China" meetings will be held in Hamburg in March to discuss "Growth without Limits? China's Rise in the Global Economy."
Author: Mattias von Hein / dfm
Editor: Anne Thomas

Bibliography

Memoirs

  • Menschen und Mächte (Persons and Powers), Siedler, Berlin 1987. Memoirs with focus on cold war politics.
  • Die Deutschen und ihre Nachbarn (The Germans and their Neighbours), Siedler, Berlin 1990. Strong focus on European politics.
  • Kinder und Jugend unter Hitler, with Willi Berkhan et al. (Childhood and Youth under Hitler). Siedler, Berlin 1992.
  • Weggefährten (Companions), Siedler, Berin 1996. Personal memoirs, with focus on personal relations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ticians

Recent political books (selection)

  • Balance of Power, Kimber, 1971, ISBN 978-0-7183-0112-5
  • The Soviet Union: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As Seen from the European Point of View,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4, ISBN 978-9971-902-75-9
  • A Grand Strategy for the West: The Anachronism of National Strategie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1987, ISBN 978-0-300-04003-6
  • Men and Powers: A Political Retrospective, Random House, 1989, ISBN 978-0-394-56994-9
  • A Global Ethic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ies: Two Declarations, with Hans Kung, SCM Press, 1998, ISBN 978-0-334-02740-9
  • Bridging the Divide: Religious Dialogue and Universal Ethics, Queen's Policy Studies, 2008, ISBN 978-1-55339-220-0
  •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öffentlichen Moral (In Search of a Public Morality), DVA, Stuttgart 1998.
  • Die Selbstbehauptung Europas (The Self-Assertion of Europe), DVA, Stuttgart 2000.
  • Die Mächte der Zukunft. Gewinner und Verlierer in der Welt von morgen (The Powers of the Future.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World of Tomorrow) Siedler, Munich 2004.
  • Nachbar China, with Frank Sieren (Neighbour China), Econ, Berlin 2006.
  • Ausser Dienst (Out of Service), Siedler, Munich 2008. A political legacy.
http://www.answers.com/topic/helmut-schmidt
失活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
原价:29.80
优惠价: 29.80
装潢:平装
开本:16开
页数:329
出版单位: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2
因为该书不仅谈了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也介绍了高级政治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政府首脑的游戏规 则.诸如何以看待和处理党内、领导集团内的不同意见者,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原则等等,其中不仅有理论、原 则,而且通过许多具体的人、事予以证明。对于从事领导工作或者有兴趣准备介入这一领域的年轻人来说,不失为一部有益的参考书。每次德國進行評選最優秀領導人的民意測驗,名列榜首的總是施密特。赫爾穆特·施密特於1974年至1982年任聯邦德國總理。
  本書匯集了施密特先生畢生的思想成果,充滿了真知灼見,閃耀著智慧之光,充分展現了一名偉大政治家的深謀遠慮。整本書縱橫捭闔,論說天下大事;條分縷析,飽含哲理思辨;犀利幽默,一語中的。
 目錄
前言
1 經驗會逐漸改變衡量事物的標準
 朋友和可信賴的合作者
 經濟工作經驗
 機構、管理與誠信
 網路
 也要傾聽不同的聲音
2 歷史的腳步
 21世紀初葉的德國
 最沉重的債務
 與德國人為鄰
 民主是人類的傑作
 德意志諸小聯邦
3 漫漫人生路
 一些失誤
 謹慎的良心決定
 本能的決定
4 世界所面臨的新挑戰
 核心問題
 歐洲有能力自衛嗎?
 西方的帥印在美國手中
5 德國必須改變自己
 老結構與新問題
 老化和衰退催生的變革
 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風險和機遇
 殘暴的資本主義——弱者何以自衛?
 換位思考與改革
6 宗教、理性與道德良知
 是基督教的烙印嗎?
 世界宗教之間的寬恕
 政治道德的組成部分
 和平要求妥協
 道德良知作為最高的審判標準
政治家的良知



改變世界的七種花:蓮花、百合、向日葵、罌粟、玫瑰、鬱金香、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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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是改變中國的花

才子出沒 百卉清供-瓶花與盆景畫特展 ‼️
  大名鼎鼎的 #唐寅 所繪的這幅 #倣唐人仕女,描寫的是唐代名妓訪揚州崔涯求詩的典故,畫中 李端端 手持白牡丹佇立屏前,崔涯 手持詩卷凝神構思,旁側侍女捧膽瓶等候插花。牡丹是富貴象徵,用為庭院壇栽賞玩,透露出明代文人世俗享樂意識。
【明 唐寅 倣唐人仕女(軸)】
Imitating a Tang Artist’s Lady Painting Tang Yin (1470-1524), Ming dynasty Tang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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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自動替代文字。

改變世界的七種花(簡體書)


改變世界的七種花:蓮花、百合、向日葵、罌粟、玫瑰、鬱金香、蘭花
作者將漫長曆史中花卉與文化、藝術以及宗教的複雜聯繫層層展開,揭示出七種花背後神秘而令人驚訝的故事。它們在何時又是如何獲得了自身的力量?它們在園林、文學和藝術作品,以及政治、經濟、宗教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百合和玫瑰常常相隨,它們在基督教的花卉名單中競相奪取了至高地位;鬱金香有著不羈的魅力,但更讓人驚訝不已的是它激發人類最荒唐行為的能力;蘭花被中國的聖人孔子視為謙謙君子,但在古希臘人眼中它卻是性的象徵。每一種花兒都將我們帶至意想不到之處,彰顯出它們用隱喻的方式言說的力量。



珍妮弗·波特(Jennifer Potter),作家,創作小說的同時也寫作與植物、園林相關的歷史文化書籍。她也是《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書評人。她出版的非小說類作品包括傳記《陌生的花》(Strange Blooms)和《玫瑰》(The rose)等。

錢理群《示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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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眾

簡體書 ,  , 重慶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13

精選了錢理群先生近年來最優秀的十余篇文章,主要包括《漫說「魯迅五四」》《孔夫子在當下中國的命運》《「攖人心」的文學》《這本書竟是如此沉重》《尋找失去了的大學精神》《直面中學教育的深層次問題》《一百塊錢,有多輕又有多重》《示眾》等,表現了作者憂國憂民,關注青年人成長,關注國家命運的人文情懷。

錢理群,著名人文學者,魯迅、周作人研究專家。1939年1月30日生於四川重慶,祖籍浙江杭州。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后並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60年畢業。1960-1978年先后在貴州省安順地區衛生學校、地區師范學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研究生,師從王瑤、嚴家炎先生攻讀現代文學,1981年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


目錄

知識分子叢書總序
漫說「魯迅『五四’」
「魯迅左翼」傳統
孔夫子在中國當下的命運
這本書竟是如此沉重
「攖人心」的文學
尋找失去了的「大學精神」
直面中國教育的深層次問題
一百塊錢,有多輕又有多重?
地方文化研究的意義
尋求中國鄉村建設與改造之路
我的告別詞
示眾






后記

博客來-作者-錢理群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錢理群/.../0/







精選了錢理群先生近年來最優秀的十余篇文章,主要包括《漫說「魯迅五四」》《孔夫子在當下中國的命運》《「攖人心」的文學》《這本書竟是如此沉重》《尋找失去了的大學精神》《直面中學教育的深層次問題》《一百塊錢,有多輕又有多重》《示眾》等,表現了...... more




黑名單上的人物包括王丹、劉曉波(《零八憲章》起草人)、貝嶺(中國流亡作家)、余杰(中國異議作家)、錢理群(北大退休教授)、平可夫(《漢和防務評論》總編輯)等人。
台灣3家被禁的出版社對於被列入黑名單表示難以理解。聯經出版社副總編輯胡金倫說,王丹、錢理群的作品內容並未詆毀中國,王丹《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與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同樣熱銷上萬本。 


講座後一日她與師兄錢理群再聚首,之前在三聯書店開她的新書座談會時,錢理群感喟今天的未名湖畔不僅沒有朱光潛一樣的先生,也沒有張曼菱一樣的學生。研究教育、關注青年的老教授好奇學生都向張曼菱提了什麼問題,張曼菱說,她印象最深的,是她用了一堆自己的故事來告訴學生忠於自己、堅持自己的重要性,但學生問她:“你讓我們張揚,但《聖經》叫我們謙卑,這不是矛盾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可怕。說明他們事實上是在選擇偶像。選擇《聖經》跟以前選擇《語錄》一樣,並不是出自靈魂的需要,而是找個偶像罩著自己。”張曼菱說。

“這甚至不是真的問題,他們只是要在我面前展現一下姿態。”張曼菱又說,“哪怕你問我該不該出國,現在的環境下該怎麼讀書,頭髮該剪短還是留長,對他們來說倒還都是真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也不大好吧。”錢理群插了句。

“我在中科院演講時就有個女生這麼問我,我說站起來讓我看下你身高體形,嗯,你還是留著吧。”張曼菱繪聲繪色,“我覺得她很可憐,也許除了做研究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如果有個好朋友,她就不會來問我了。”在場的學者沉默了。




“在北大,老師並不認為你不來聽他講課就是冒犯。他們常說,講課的教學大綱,起點是針對應屆中學生的,而我們這批'老大學生'應該抓緊時間多學一些自己需要的東西。”張曼菱回憶。

更有甚者,老師鼓勵學生拋棄他、超越他。張曼菱曾晨讀時遇一老者,見她在讀朱光潛,不以為然道:“他的書都是從外國搬來的,裡面沒多少自己的東西,翻譯也有偏差,你要讀就讀原著。”張曼菱不予理睬,但有人認出,這老者就是朱光潛本人。張曼菱大慨:先生一世為學,付出一生,承受一切,卻叫人不要讀他的書,甘於做學術之路上的墊腳石:“唯我北大朱先生也!”

這句話也令錢理群震驚數日,話裡凝聚了朱光潛那一代學人的命運:小試鋒芒後遇到戰亂,而後是連續30年的思想改造,等可以坐下來做學問了,歲月已不饒人,無力構建自己的獨創思想體係了。

但另一方面,這樣的學者仍清醒自省,心中自有學術標準;而如今的講台上,則滿是“感覺始終良好,不斷吹噓自己,卻不知學術為何物的‘學者’”。 “許多人談論今日之北大的衰落,不可忽視的,是教師隊伍素養的總體下降。”

而 “沒有朱光潛也沒有張曼菱”之慨,則是針對目前的北大學生。張曼菱書中曾深情描述過的北大西門的“小金水橋”,現在則成了絡繹不絕的遊客口中的“狀元橋”。 “‘朝進北大門,暮登天子堂’已經是今日許多學子的‘北大夢’,和我們當年的夢想已經大不一樣了,這也是我們必鬚麵對的現實。”錢理群說。

“現代的杞人已習慣於壓抑式的表達”

但錢理群的思考還有延伸:對於張曼菱這樣的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無論是自家的躊躇滿志,還是前輩的殷殷期望,都指向其將為中國知識分子歷史開創新的希望與可能。然而衡量他們這代人30年來的成就與功勞,在錢理群看來,仍如朱光潛自省的那樣,“沒有多少自己的東西”。

“這是為什麼呢?朱光潛們是因為戰亂,因為‘思想改造’;張曼菱們的悲劇原因何在呢?這難道真是知識分子的宿命嗎?”錢理群發出無解之問。

上世紀90年代末,原北大中文系主任孫玉石到訪雲南,已經回到雲南的張曼菱一家盛情邀宴。張曼菱的父親張進德是個民間知識分子,當年來北大探望女兒時,在未名湖畔留影尚要脫帽以表敬意。席間這位“中國布衣”父親舉杯相敬:“久仰北大,終得睹北大先生。”

孫玉石卻指著張曼菱說:“北大風,看她就行。”

但當年競選時,孫玉石曾對張曼菱推心置腹:“以後專心寫作,不要再參加那些事情了。”上世紀90年代初,季羨林也對開始下海的張曼菱說,從商很好。

人們談論北大的時候,其所指往往不僅是一所大學,更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精神,而“不要參加的那些事情”,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責任。其中矛盾,正如張曼菱所指出:“北大這塊風水寶地,世世代代總要出一些憂天的杞人,然而,思想與現實的重大衝突,一次次的傷害,已使校園的眾多優秀心靈遠離塵世,渴求寧靜純和。現代的杞人已習慣於壓抑式的表達。”

批評家邵燕祥認為,張曼菱在北大的那4年,在北大歷史上是一個特殊時期,以前的老北大傳統在這段時間有一個短暫的、有限度的複活。 “這於你於北大都是值得回憶的華彩樂章,但你將來還會有新的華彩樂章,而我認為北大不會有了。”

但在張曼菱,她沒有聽季羨林的“坐冷板凳”,沒有聽孫玉石的“不參加那些事”,乃至沒有聽錢理群的反思自己這一代怎麼不出大師,她一直在做的,是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銜接歷史。從90年代開始做的西南聯大資料搶救,到現在推出自己的北大回憶,到下一步,還將前往台灣做對岸的西南聯大學生口述史,她致力於為將來保存即將成為過去的現在。


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1931)《夜間飛行》Vol de Nuit. Aeropos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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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領導學"漫談 2017-06-16 鍾漢清

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31)《夜間飛行》Vol de Nuit ,二魚,繆詠華譯,2015。
紀德(André Gide)作序,關於上司Rivière (李維耶)的論述,是篇領導學好文章。

Night Flight (1933 film), a 1933 film starring Clark Gable, was based on the novel by 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 which recounted his real life experiences when he managed and flew for the Aeroposta Argentina subsidia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C3%A9ropostale_(aviation)


100 years ago, airmail took flight on wings of Frenchman who founded Aeropos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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