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教者 ── 側記高錕校長
2017/9/12 — 8:41
（2018年9月23日）編按：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有「光纖之父」之稱的高錕，今日下午離世，享年84歲。中文大學政政系副教授周保松早年撰寫此文，今日再向本網傳來多張相片，悼念這位備受尊敬的中大前校長。文章今日經重新排版，並添加了多張高錕生前照片。
「真正的大學教育，應該鼓勵學生自由探索，成為有個性有創造力同時懂得對生命負責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條將學生變得唯唯諾諾服服貼貼。高校長明白，要培養這種人，就要給予學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許學生嘗試和犯錯，並在眾聲喧嘩和不和諧中看到大學之大。」
高錕校長在 2009 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迅即成為媒體焦點。除了高校長在光纖通訊方面的成就，其中最受人關注的，是他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期間和學生的關係，尤其是 1993 年發生的兩件大事。但觀乎媒體報導，有頗多的不盡不實，部份更近乎傳說。這些傳說，對高校長和學生都不公平。
我當時讀大學三年級，是《中大學生報》校園版編輯，親歷這些事件，而且和高校長做過多次訪問，算是對內情有所了解。現在熱潮既過，我自覺有責任將當年所見所聞記下來，為歷史留個紀錄。更重要的是，十八年後，我對高校長的教育理念，有了一點新體會。這點體會，無論是對中文大學還是對中國的大學，或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1
我第一次見高錕校長，是 1992 年八月某個下午，我和學生報其他四位同學去大學行政樓訪問他，一談就是三小時。高校長的粵語不太流利，我們主要用普通話交談。高校長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率真誠懇，沒官腔很隨和的人。即使我們有時問得直接尖銳，他也沒有迴避或帶我們繞圈子，而是直率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我還留意到高校長有個習慣，就是喜歡一邊聊天一邊在白紙上畫幾何圖案，愈畫愈多。
那天我們從中大的人文傳統和教育理想談起，說到學制改變，校園規劃，教學評核和通識教育等。最後，我們問高校長是否支持學生運動。在那個年頭，學生會經常出去示威抗議，有的時候會出現學生在外抗議，校長在內飲宴的場面。校長說他個人很支持學生參與社會事務和民主運動，但因為他是校長，代表大學，因此不適宜表態。他甚至說：「我很同情你們的許多行為，覺得是年青人應該做的。但有些人很保守，可能會覺得我不對。如果我不做校長而做教師，那情形就不同。」1
那個訪問最後由我執筆，一年後被收進我有份參與編輯的《中大三十年》。中大學生會一向有為學校撰史的傳統，每十年一次，從學生的觀點回顧及檢討大學及學運的發展。書出版後，我寄了本給校長。過不了幾天，他在校園偶然遇到我，說讀了書中我的兩篇文章，一篇寫得好，一篇寫得不太好。我當時有點詫異。一是詫異他會讀我的文章，二是詫異他如此直率，直率得對著這個學生說不喜歡他的文章。我沒有不快，反覺得高校長如此坦白很好。可惜當時人太多，我沒機會問他不喜歡哪一篇及原因是什麼。
這裡要補一筆，談談學生會幹事會和學生報。幹事會和學生報是中大學生會的核心，是當時唯一需要全校學生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組織，運作經費來自學生的會費，在組織和財政上完全獨立於校方。學生會總部在學生活動中心范克廉樓，幹事會在地庫，學生報在頂層，彼此關係密切，我們慣稱自己為「范記人」。校長所在的行政樓，與范克廉樓一路之隔，並排而立。中大學生會有很長參與校政和關心社會的傳統，崇尚獨立思考自由批判。我入學時，八九年剛過不久，范克廉樓聚集了大批熱血青年，天天在那裡議論國事。除了學生會，中大還有過百計學生團體，包括書院學生會、國是學會、中大社工隊、青年文學獎、綠色天地等。這些團體也是學生自治，每年由會員選舉出我們叫做「莊」的內閣，自行組織活動，學校不會干預。
我特別說明這個背景，是想讀者明白，雖然高校長是國際知名的光纖之父，但我們當時對他不僅沒有崇拜，反而有一份戒心，因為他是校長。對范記人來說，校長擁有龐大的行政權力，代表大學官僚體系的利益。而學生會的職責，是捍衛教育理想，監察大學施政，爭取校政民主化，保障同學權益。所以，校長和學生會之間，存在著某種結構性張力。更重要的是，范克廉樓有強烈的反權威反建制傳統，在我的讀書年代尤甚。這個傳統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發展下來，一代傳一代，從沒中斷過，形成所謂范克廉樓文化。很多人對這個傳統不認識，一見到學生會有抗爭行動，總會習慣性標籤他們為「過激」、「非理性」和「一小撮搞事份子」，但卻很少嘗試理解他們背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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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距九七主權移交，還有四年。那是高錕校長任內最紛擾的一年，而且和香港政局糾結在一起。在這年，高校長放棄了一年前親口對我們說過的政治中立，接受中國政府委任為港事顧問，結果引發軒然大波。
讓我先說點背景。 1992 年 7 月，彭定康成為香港最後一任殖民地總督。他上任不久，即在施政報告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增加立法會民選議席，冀在九七前加快香港民主發展步伐。這個方案遭到中國政府強烈反對，雙方關係陷於破裂，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甚至斥責彭定康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於是決定另起爐灶，積極吸納香港不同界別精英為其所用，邀請他們出任港事顧問。
1993 年 3 月 27 日中國政府公佈第二批港顧名單，高錕校長赫然在名單之上。中大學生會在 29 日發出聲明，指港事顧問乃不民主的政治委任，高錕身為校長，代表中大，不宜擔任此職，並要求高校長公開交代事件。高校長當晚回應說，他是以個人身份接受此職，不會對中大有任何影響。事情發展得很快，當天在范克廉樓已出現大字報潮，傍晚電視新聞也以頭條報導此事。在委任名單中，其實也有別的大學的校長，例如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但因為只有中大有反對聲音，所以成為全城焦點。
3 月 30 日中午，學生會在烽火台舉辦論壇，有四百多人出席。高校長沒有出現，但發了一信給學生會，稱他會利用港顧一職，就「學術自由及促進本港與國際學術界聯繫」向中國政府反映意見。論壇結束後，有五十多位同學帶著橫額，遊行到中環恆生銀行總行，要求正在那裡參加中大校董會會議的高校長回校公開解釋。傍晚六時許，高校長答應出席第二天的論壇。我們當晚在學生會開會到夜深，並為第二天的論壇作準備。
3 月 31 日早上 11 時，高校長踏出行政樓，來到數步之遙的烽火台，等候他的，是中大千多名師生及全香港所有媒體。高校長那天穿深色西裝，精神看來不錯。烽火台放了一張長桌，高校長坐一端，中間是學生主持，另一端是學生會會長。高校長背對著的，是朱銘先生著名的太極系列雕塑「仲門」，門後面是大學圖書館；正對著的，是密密麻麻的師生，師生後面是百萬大道，大道盡頭是俗稱「飯煲底」的科學館，上有「博文約禮」校徽。
論壇氣氛熱烈，學生排著長隊等著發問，用的是標準中大模式：發問者先自報姓名及所屬書院學系年級，然後提出問題，高校長回應，發問者接著可追問或評論，高校長再回應，然後下一位接上。爭論的焦點，是港事顧問的政治含意以及校長應否接受這樣的委任。高校長不善言辭，對著群情洶湧的學生，一點也不易應付。但就我觀察，高校長不是太緊張，即使面對發問者的冷嘲熱諷，他也不以為忤，有時甚至忍不住和學生一起笑起來。
高校長當天答得很坦白，直言不熟悉政治也對政治沒興趣，只是如果拒絕接受委任，會引起對方「猜疑」及「弊多於利」。有學生批評高校長六十歲了還如此天真，竟以為港事顧問可以和政治無關。他回應說：「你們說我太天真了，我說我是一個很真實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對香港的將來做一些事情，這是不錯的。香港的將來是大家的將來，可能對世界的影響非常大。」2論壇去到最後，學生會會長將一個紙製傳聲筒遞給校長，諷刺他作為中方的傳聲工具。高校長接過傳聲筒一刻，攝影記者蜂擁而上。這張相片在全香港報紙刊登後，不少人大罵中大學生是文革小將，想威逼校長戴高帽遊街示眾。我們哭笑不得，因為真是發夢也想不到，傳聲筒會變成批鬥高帽。
4 月 1 日高校長和其他港事顧問上北京接受委任，學生會再次帶著標語到機場示威。高校長回來後，接受我們訪問。被問及如何看待學生抗議時，他說學生會對他沒有作出任何人身攻擊，而且「在香港，學生完全有權和有自由這樣做。」3 儘管是這樣，學生之間卻很快出現分歧，不同立場的大字報貼滿范克廉樓，引來大批同學圍觀回應。學生報當時做了個民意調查，訪問七百多位學生，發覺支持和反對高校長出任港顧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4 月 1 日高校長和其他港事顧問上北京接受委任，學生會再次帶著標語到機場示威。高校長回來後，接受我們訪問。被問及如何看待學生抗議時，他說學生會對他沒有作出任何人身攻擊，而且「在香港，學生完全有權和有自由這樣做。」3 儘管是這樣，學生之間卻很快出現分歧，不同立場的大字報貼滿范克廉樓，引來大批同學圍觀回應。學生報當時做了個民意調查，訪問七百多位學生，發覺支持和反對高校長出任港顧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事件發生一年後，我再次訪問高校長，問他一年來做過什麼，他說沒有參加過任何港顧的正式活動，也沒表達過什麼意見。我當時為這宗新聞起了個標題叫「港顧徒具虛名，校長一事無成」。4 報紙出來後，有個書院輔導長見到我，說你們這樣寫校長，難道不怕得罪大學嗎？我當時愣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因為真的沒想過。我那幾年辦學生報，雖然對學校有許多批評，但從來沒擔心言論會受到限制，也沒感受過來自學校的壓力。當時的中大，百花齊放。除了學生報和大字報，還有許多我們稱為小報的刊物，大部份匿名出版，言論大膽出位，放在范克廉樓任取。我們自己也知道，校內校外都有聲音，要求學校管制這些出版物，但校方始終沒有行動。
港顧一役後，高校長如常接受我們訪問，每年會親自寫一封信來多謝我們的工作，還從他的私人戶口拿出兩萬元資助學生會有經濟需要的同學 ── 雖然我們不怎麼領他的情。高校長也重視我們的言論。學校公關部職員曾私下告訴過我，每月學生報出版後，如有對大學的投訴，高校長都會叫職員影印一份，寄給相關部門跟進。我當時的感覺，也是許多校園問題報導後，負責部門很快就會回應。我們那時一個月出版一期報紙，每期有好幾十版，印五千份，放在校園免費任取，通常幾天內就會派完。那時做學生報很辛苦，白天要採訪，晚上要開會寫稿排版校對，沒有半分酬勞，但我們卻覺得值得和有滿足感，因為相信可以為校園帶來一點改變，並令同學多些關心身外事。
現在回過頭看，港顧事件在中大校史中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對香港政治產生了什麼影響，而是起了一個示範，就是校長有責任就大學重要事務出來和同學公開對話。之前或許也試過，但論規模論影響，這次千人論壇肯定是歷史性的。從此之後，類似的校政討論逐漸成了傳統。我記得 1995 年高校長宣佈退休後，學生會曾在烽火台辦了另一次論壇，要求學生有權參與遴選新校長。那次論壇由我主持，高校長不僅自己出席，還帶了好幾位學校高層來一起討論。這樣的對話，不一定有即時成果，但對建立一個問責透明，重視師生共治的校園文化，卻有積極作用。
3
1993 年發生的第二件大事，是 11 月 13 日的開放日事件。所謂開放日，是指中大三年一次，開放校園給公眾參觀，讓公眾對中大有更多認識。 1993 年的開放日，恰逢中大建校三十年，所以辦得特別隆重。沒料到的是，這個開放日又一次令高校長成為全香港的焦點。
開幕禮當天早上，百萬大道會場坐滿了嘉賓，高錕校長被邀到台上致辭。正當他要發言時，突然有十多位學生從兩邊衝出來，手持標語，高叫反對開放日口號，會場霎時亂成一團。高校長一個人在台上，手裡拿著講稿，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能呆呆站著苦笑。與此同時，有學生搶了台上的麥克風，還有兩位爬到典禮正前方的「飯煲底」頂層，用一條長布橫額將中大校徽遮起來，上書「兩天虛假景象，掩飾中大衰相」。台下觀眾及負責籌辦開放日的同學，最初不知所措，接著則對抗議學生不滿，開始起哄，場面混亂。事件擾攘十多分鐘後，示威同學被保安推下台，高校長才有機會將開幕辭匆匆講完，但整個開放日的氣氛已全變了調。
典禮結束後，高校長打算離開，大批記者立刻上前將他團團圍著。我作為學生報記者，夾在人堆中，高聲問了一句：「校方會不會處分示威的同學？」「處分？我為什麼要處分他們？他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校長邊走邊答，語氣平靜。我當時一下子就呆了。要知道，二十多分鐘前，高校長剛經歷了人生最難堪的一幕。堂堂一校之長，光纖之父，在全校甚至全香港人面前，受到自己學生最不客氣的抗議和羞辱。這次和港顧事件不同，學生不是要和校長對話，而是要公開揭露大學之醜相，讓外界知道中大三十年沒什麼值得慶祝，藉此激起更多對大學教育的反思。所以，我和其他在場記者一樣，以為校長一定會大發雷霆，狠狠訓斥學生一頓。但他沒有那樣做，而且清楚表達了他的態度。那一幕，留給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後來不止一次回想，如果我是他，設身處地，會不會像他那樣反應？坦白說，我想我做不到。我相信絕大部份人也做不到。
第二天的報紙，不用說，鋪天蓋地是這宗新聞，並且一面倒批評學生。在校內，事件也引起極大爭論。那一期學生報社論，叫「不是社論」，因為我們內部徹底分裂，無法對事件有共識。然後我聽說，學校管理層對此十分震怒，認為絕對不能縱容學生。我又聽說，大學收到不少校友來信來電，強烈要求懲戒學生。但過了兩個月，什麼也沒發生。到底大學內部有何討論，我全不知情。直到前兩年，我從一位同事口中得悉，原來當年大學曾為此特別開會，會中只有三人不主張處分學生。三人之中，有高錕校長本人 ── 是他硬生生將處分學生的建議壓了下去。
4
我 1995 年畢業後，就再沒見過高校長。大約是 2000 年，我在倫敦讀書，香港電台為校長拍攝「傑出華人系列」，導演讀了我大學時代的許多文章，特別來倫敦訪問我，我才將開放日那難忘一幕說了出來。之前我從沒和人提過此事，因為要公開肯定高校長，對我是不容易過的一關。其實當時高校長也人在倫敦，我卻因為可笑的自尊而沒去見他一面，遂成遺憾。
兩年前高校長得諾貝爾獎，傳媒拚命追挖中大舊聞，說得最多的，就是這兩件事。而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頌揚高校長寬大為懷，有雅量容忍我們這些頑劣之徒。而愈將學生描畫成偏激乖張，似乎就愈顯校長的偉大。我對此感到不安。坦白說，我並不認為我們當年所做的每件事都合情合理。無論對於理念還是行動手段，我們都有過深刻反思，甚至進行過激烈辯論。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是無理取鬧或大逆不道。恰恰相反，這些同學是我大學生活中見過的最有理想最獨立思考也最關心社會的人。他們許多畢業後一直堅持信念，在不同領域默默耕耘，推動社會改革，並取得不同成就。退一步，如果我們真是頑劣之徒，高校長何必要忍受我們？高校長身邊許多人，就勸過他不要過度縱容學生。例如當時的副校長金耀基教授，便曾公開說過他不認同高校長的做法。我也聽過不少評語，認為高校長軟弱無能，沒有管治權威。可以說，高校長的做法在當年不僅沒受到頌讚，反而遭人嘲諷。
高校長為什麼要那樣做？這些年來，我一直困惑。尤其當我 2002 年回到中大任教，目睹母校種種轉變，我就更加懷念我的讀書時代，更加希望理解高校長多一點。到了最近兩年，因為閱歷漸深，也因為聽了高校長幾段話，我有了一些新體會。
在「傑出華人系列」訪問中，高校長應導演之邀，上到范克廉樓中大學生報會室，打開當年報紙，首度談他的感受：「我的感覺是學生一定要這樣做，不然我聽不到新的思想。他們表達之後，我們至少有一個反應，知道他們在爭取什麼東西。」 2009 年高校長獲諾貝爾獎後，高太太黃美芸女士回中大演講，提及高校長當年和學生激烈爭論後，回家對她說：「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
從這兩段說話，我們清楚看到，高校長和許多人不同，他沒有視學生為敵，更不是在容忍學生，而是暗暗欣賞這些別人眼中的叛逆學生。他似乎認為，中大學生不這樣做，才奇怪才不應該。這真是大發現！我從沒想過，校長會欣賞學生。他欣賞學生什麼呢？我猜想，高校長欣賞的，是學生敢於獨立思考，敢於挑戰權威，敢於堅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相信，這是真正的科學精神，也是真正的大學精神。
我這不是胡亂猜度。高校長在某個電視訪問中說得清楚：「千萬不要盲目相信專家，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譬如我說，光纖在一千年之後還會被應用，大家便不應該隨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高校長不喜歡別人崇拜他，更不喜歡別人盲從他。他要學生有自己的見解。真正的大學教育，應該鼓勵學生自由探索，成為有個性有創造力同時懂得對生命負責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條將學生變得唯唯諾諾服服貼貼。高校長明白，要培養這種人，就要給予學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許學生嘗試和犯錯，並在眾聲喧嘩和不和諧中看到大學之大。這不僅是個人胸襟的問題，更是理念和制度的問題。一所大學的師生，如果看不到這種理念的價值，並將其體現在制度，實踐於生活，沉澱成文化，這所大學就很難有自己的格調。
我漸漸體會到，因為高校長有這樣的視野，所以他能對一己榮辱處之泰然，所以能頂住重重壓力保護學生，也所以才能說出：「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這樣的話 ── 即使學生反對的是他本人。高校長不是文科人，未必懂得將這些理念用很好的語言表達出來。做校長多年，他並沒有留下什麼動聽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學家，知道真正的學問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樣的環境才能孕育出來。高校長不曉得說，但曉得做。當十八年前他自自然然不加思索地反問我為什麼要處分學生的時候，他就活在他的信念之中。正因為此，當年我們這群最「不聽話」的學生，今天才會那麼懷念高錕時代的多元開放和有容乃大。
說來慚愧，我用了十八年，才能體會這點道理。
5
再次見到高校長，已是十五年後，在去年秋日的中大校園。那天陽光很好，我駕車從山腳宿舍到山頂辦公室。在路上，我遠遠見到，高校長和高太太兩個人在陡峭的山路慢慢行走。我把車停下來，問高太太要不要載他們一程。這時候，高校長竟自個走到車前，向我揮手對我微笑。校長老了許多，一頭白髮，還留了長長的鬍子，像個老頑童。我大聲說，校長，你好，我是你的學生。校長一臉茫然，不知如何答我。我的心驀地就酸了。雖然面對面，由於他所患的病，高校長永遠不會記得我是誰了，我也永遠不會再有機會向他道一聲謝。十八年前的記憶，在樹影婆娑中，零零碎碎上心頭。
我希望，當時光逝去，人們說起高錕時，不要只記著他是光纖發明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還能記著他是我們的老校長，是一位真正的教者。
註腳
[1] 《中大三十年》（中大學生會出版， 1993 ），頁 15 。
[2] 《中大學生》，第 88 期（ 1993 年 4 月）。
[3]《中大學生》，第 88 期（1993年4月）。
[4]《中大學生》，第 92 期（1994年4月）。
刊於《南方周末》, 2011.11.3 (http://www.infzm.com/content/64456) 刊出時略有刪節，此為全文。
（編按：此文也收在作者《在乎》一書之中。）
周保松
中文大學政政系副教授
一點讀書心得
2018/7/13 — 11:17
我在大學任教政治哲學教多年，發覺閱讀原典，對學生的學習有許多好處。所謂閱讀原典，就是選擇一些學術經典作深度閱讀，與作品直接對話。但我也發覺，在閱讀過程中，同學經常會遇到各種困難，以至半途而廢，入寶山而空手回。對於這種由閱讀而來的挫折，我也體會甚多。
以下所談，是我多年來的一點讀書體會。不過，我必須強調，這不是甚麼定論或指引，而只是很個人的一點分享，畢竟每個人的讀書方式和閱讀經驗都不一樣。
一，甚麼是閱讀呢？在我看來，這是一場思想的相遇。當你選擇一本學術著作，並決定嘗試進入時，你是在進入一個思想的世界。這個世界處理的問題，很可能十分重要但異常困難；用的語言和邏輯，很可能頗為陌生兼不易把握；提出的觀點，很可能聞所無未聞甚至匪夷所思。因此，足夠的認真、足夠的謙遜，以及足夠的迎難而上的好奇心，都很重要。
二，捧起一本學術著作，我們最好習慣帶著問號去閱讀：作者在處理甚麼問題？這些問題為何重要？作者又是在甚麼學術傳統回應別人的挑戰？支持這種回應的理由有足夠說服力嗎？如果沒有，我們是否有更好的出路？帶著問題去閱讀，我們就不會那麼容易迷失在理論的迷宮，同時令自己和作者處於一種對話的狀態。
三，宜慢讀細讀，不宜速讀粗讀。人文社科著作許多都涉及抽象的概念、嚴謹的論證和深邃的思想，因此要習慣慢咀細嚼。讀一遍，不懂，再讀；再不懂，繼續讀。一篇文章反覆讀十數遍，然後才略有所得，是常事。如果貪多務得，囫圇吞棗，最後可能記了一堆似懂非懂的學術套話和時髦術語，思想的收穫卻可能甚少。
四，無論擺在我們面前的著作多麼有名，也不宜用一種崇拜的、甚至膜拜的心態去讀，更不要認定這些著作所說，必然就是真理。在任何時候，都不要盲從權威，不要失去自己的判斷力。我們當然可以相信某套理論或堅持某種立場，但一定要有充份理由支持。不僅對待經典如此，對待自己的老師，也應如此。「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理應是追求學問的基本態度。
五，如果能力和條件許可，最好多讀外文原典，少讀譯本。一開始也許讀得很慢很吃力，但只要堅持一段日子，慢慢習慣以後，你會發覺這種努力絕對值得。與此同時，最好是閱讀重要思想家本人的著作，而不是只讀詮釋這些哲學家的二手文獻。還有就是要學會群讀，而不只是獨讀。例如辦個讀書小組，幾個人一起讀，然後互相討論彼此交流。我辦讀書組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只要持之以恆，這種讀書方式往往既愉快收穫又大。
六，不要強求自己讀一些根本讀不進去或完全找不到共鳴的著作，無論這些著作受到多少人推崇或影響力有多大。說到底，閱讀的目的，是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和享受思想的盛宴。如果讀來味同嚼蠟，樂趣全無，那倒不如先放下，改讀其他。也許過一段日子重拾，或會另有所得。世間沒有甚麼非讀不可的書，也不見得所有人都會喜歡同一本書，畢竟每個人都不一樣。
七，讀那些能夠回應你的關切和助你解惑的書。也就是說，最好不要隨意地東讀一點西讀一點，而能因應自己關心的問題，有計劃地讀。例如你關注自由問題，可以去讀穆勒的《論自由》和伯林的〈兩種自由的概念〉；關心社會正義問題，可以去讀羅爾斯的《正義論》或諾齊克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對國家正當性問題有興趣，可以去讀洛克的《政府二論》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這是一種以問題為導向的閱讀：儘量讓你的關懷和困惑，推動你去探索和欣賞沿途美好的知識風景。
八，學術潮流此起彼落，時髦術語層出不窮，更有一些作者喜歡故弄玄虛，令讀者暈頭轉向，以為愈含混愈艱澀的文字便愈有深度。實情往往不是這樣。好的學術著作，通常能用清晰明確的語言將道理講清楚。有些書你讀不下去，未必是你能力不足，而是對方寫得不好。
九，不僅要學會讀，還要學會寫。所謂的寫，最好不要只是摘抄筆記或抒發幾句感受，而是嘗試用自己的語言，將該書主要觀點整理出來，並逐點檢視它們是否合理。許多時候只有通過寫，我們才能確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讀懂了一本書。
在這個追求速讀易讀的年代，以上這幾點讀書心得，也許不合時宜。但慢慢閱讀，慢慢咀嚼，慢慢在其中理解和領悟，其實也不錯。
原載《在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
2017.9.23
台灣的新書太多了。新書發表會一場接一場。我通常只選附近的場。
然而，有時可能有些緣分。缪詠華女士今年來漢清講堂發表 (對了，阿邦轉引的殷琪的故事，應該是要轉送寫過【長眠在巴黎】的她)不忘送周保松簽名的【小王子的領悟】-- 她向作者卡油的。
我回贈一本重量級的Silverstein的書【不同的舞步】。並請她設法聽聽作者誦自己的詩的"聲優"水準。
我還說，很怕看原書數十倍篇幅的書；也不喜歡爭"馴服"、"馴化"、"親近"的翻譯。
歸檔之前，讀些，免得辜負作者、贈書者的美意。
然而，有時可能有些緣分。缪詠華女士今年來漢清講堂發表 (對了，阿邦轉引的殷琪的故事，應該是要轉送寫過【長眠在巴黎】的她)不忘送周保松簽名的【小王子的領悟】-- 她向作者卡油的。
我回贈一本重量級的Silverstein的書【不同的舞步】。並請她設法聽聽作者誦自己的詩的"聲優"水準。
我還說，很怕看原書數十倍篇幅的書；也不喜歡爭"馴服"、"馴化"、"親近"的翻譯。
歸檔之前，讀些，免得辜負作者、贈書者的美意。
感動的事：作者從("徹底改變了香港，也徹底改變了我"的)雨傘革命(2014)的喧鬧之餘， 來台北"平靜"。
"我的少年時代，大部分的人文養分都是來自台灣。....走進一個有情有義的文學世界。......我仍然清楚記得，當年讀到司馬中原的【啼明鳥】時的那份激動，.....給我前行的勇氣和希望。"
這是下月要出版的繆詠華翻譯的"小王子 狐狸篇"部分：
"「最好在同一個時間過來，」狐狸說。「比方說，要是你下午四點鐘來的話，三點鐘一到，我就會很快樂。時間越臨近，我就會越感到快樂。四點鐘一到，我就已經坐立難安，而且會很擔心；我會發現快樂是要付出代價的！可是要是你來的時間不一定，我就永遠也不會知道什麼時候該做好心理準備⋯⋯這可是需要儀式的。」～狐狸，《小王子》"
我要提議：這隻狐狸是"損失函數" (loss function)的創始人之一：
損失函數描述某些可調整的參數的不同數值下，該系統遭受的損失。損失函數的運用範圍，應侷限在損失是可加以衡量的場合。
損失函數的最重要應用是可協助我們，從只求”符合規格”的心態、觀念，轉換到透過對於流程的改善，持續地將某目標值的變異縮小。
---W. Edwards Deming 《新經濟學》台北：經濟新潮，2015
2015.9.19
2000年是Antoine Saint-Exupéry百年祭 : the French aristocrat, writer and pioneering aviator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1900–1944).
他的所有作品似乎都有漢譯了 (台灣也如此).
*****
這可能是法國式怨偶.
一般外人很難想像如此婚姻關係:
After his disappearance, Consuelo de Saint Exupéry wrote The Tale of the Rose, which was published in 2000 and subsequently translated into 16 languages.[100]
我在舊書攤買到:《玫瑰的回憶》，黃葒譯，上海:譯文，2002
看了後面四章. 還不錯. 他們在美國也是活在名人圈和友善圈中 (外地租屋. 屋主一聽是Antoine Saint-Exupéry 自願免費.....)
英文本: Saint-Exupéry, Antoine (Consuelo de); and/tr. by Esther Allen. The Tale of the Rose: The Love Story Behind The Little Pri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The Tale of the Rose:
The Love Story Behind The Little PrinceConsuelo and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met in Buenos Aires in 1930—she a seductive young widow, he a brave pioneer of early aviation, decorated for his acts of heroism in the deserts of North Africa. He was large in his passions, a fierce loner with a childlike appetite for danger. She was frail and voluble, exotic and capricious. Within hours of their first encounter, he knew he would have her as his wife.
Their love affair and marriage would take them from Buenos Aires to Paris to Casablanca to New York. It would take them through periods of betrayal and infidelity, pain and intense passion, devastating abandonment and tender, poetic love. The Tale of the Rose is the story of a man of extravagant dreams and of the woman who was his muse,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Little Prince’s beloved rose—unique in all the world—whom he could not live with and could not live without.
Their love affair and marriage would take them from Buenos Aires to Paris to Casablanca to New York. It would take them through periods of betrayal and infidelity, pain and intense passion, devastating abandonment and tender, poetic love. The Tale of the Rose is the story of a man of extravagant dreams and of the woman who was his muse,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Little Prince’s beloved rose—unique in all the world—whom he could not live with and could not live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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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應該重溫這小王子的天真 (2010)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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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Petit Prince' |
"It is only with the heart that one can see rightly, 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翻譯：王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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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小王子》
閱讀2014年02月13日
摩根圖書館的「《小王子》：一個紐約故事」(The Little Prince: A New York Story) 展揭示出這部法語經典之作鮮為人知的紐約根源，探索這部看似簡單實則意味深長的童書的起源。20世紀40年代初，法國被德國佔領期間，該書作者、飛行員安 托萬·德·聖-埃克蘇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流亡到美國。他住在曼哈頓，專心寫一個故事：一個陷入困境的飛行員與一個來自他世的小男孩之間的友誼。他在中央公園南邊和比 克曼社區的家中、長島的一個避暑地和一個朋友在第52街的工作室寫作和繪製《小王子》。那個工作室後來變成了法國餐館La Grenouille。這部簡練的中篇小說去年4月迎來了誕生70周年紀念，是法國被閱讀最多的作品。這部小說正被改編成一部即將上映的3D動畫電影，由 瑞秋·麥克亞當斯(Rachel McAdams)、詹姆斯·弗蘭科(James Franco)和瑪麗昂·歌迪亞(Marion Cotillard)配音。但是紐約對這本書不可否認的影響力卻很少被探究。聖-埃克蘇佩里在紐約的那些年很重要，因為那是他最後的日子。1943年，在 《小王子》的第一批書上架之後一周，他乘船重返戰場，回到他的偵察小組。臨走前，他匆忙地把這本書的手稿送給紐約的一個朋友，作為告別禮物。一年後，在巴 黎解放前幾周，他的飛機在地中海上空失蹤。人們一直沒有找到他的屍體。摩根的展覽展出了少數幾本有他簽名的《小王子》中的一本，以及他失蹤那段時間所佩戴 的身份腕帶，上面刻有他的名字以及他的出版商在紐約的地址。
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里1944年在撒丁島。
John Phillips, courtesy of the John and Annamaria Phillips Foundation
這場展覽的關鍵是聖-埃克蘇佩里的原始手稿。透過有咖啡漬的草稿修 改、最初的水彩畫以及私人信件和草圖，《小王子》的構思過程被生動地呈現出來。同時展出的還有最早的素描——小王子和他的寵物狐狸這些人物就是從這些素描 演化而來的——以及聖-埃克蘇佩里最初畫的幾幅描繪小王子的小星球的素描。手稿最初有三萬字，最終被精簡到不到一半——原稿提到曼哈頓、長島和洛克菲勒中 心的部分最終都被刪除了。手稿中還列舉了一組能引起共鳴的詞句，聖-埃克蘇佩斟酌再三，最終選擇了那句成為全書中心句的話：「本質的東西用眼睛是看不見 的。」
「一個紐約故事」證明了這個童話故事的哲理對孩子和大人長久的影響 力。摩根的展覽還展出了P·L·特拉韋爾(P.L. Travers)寫的最早的一篇對《小王子》的書評。《瑪麗·波平斯》(Mary Poppins)系列的作者預見道，「《小王子》將用一道側光照耀孩子們。它將照到頭腦之外的某個地方，在那裡發光，直到他們長大後能夠理解。」
摩根圖書館&博物館，麥迪遜大道225號；1月24日至4月27日；themorgan.org。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4年1月24日。翻譯：王相宜
Time Wasted
September 18, 2015 | by Sadie Stein
From The Little Prince.
When we got married, my husband and I knew we didn’t want to do anything elaborate: we had neither the money nor the inclination and, in any case, we wanted to get the wedding over with and begin the marriage. (Proper weddings, as any bridal magazine will tell you, take months of preparation.) So: we agreed on a date, got our license, I bought a suit, and we went to City Hall with our siblings and our two dearest friends.
After the ceremony, we took the subway uptown and met our families for lunch. I’d booked the upstairs dining room of a venerable French restaurant because I knew the food would be good, and everyone would feel comfortable. Like everything else about the wedding, I must admit I didn’t give it too much thought; I knew the day would be nice no matter what and, for my life’s sake, very much hoped it would not be the most important.
But when people asked me where we were planning to have the lunch, and I told them, their eyes would light up. “But you know The Little Prince was written there!” they would say in delight. “How romantic! How perfect!” It was true: Saint-Exupery had written the iconic book while staying in what was then an artist friend’s atelier during the war—in the very space that is now the restaurant’s upstairs dining room.
And we would smile and say, yes, what luck, we weren’t even thinking of that!
Because the secret truth is, we have both always hated The Little Prince. Its whimsy and passion-play significance had always left my fiancé cold; I found the isolation of the book’s landscape deeply scary. Besides, I’ve never liked anything set in space. I’d read it as a child, of course, and later in French class, and I had watched the creepy cartoon version with a sort of horrified fervor. But my feeling had always been one of active aversion—the last theme I’d ever have chosen for a wedding. It’s not the sort of thing one takes pleasure in disliking; the love people feel for that book is pure and real, and if I could love it, I would. I think we both feel that way; we certainly laughed ruefully together about the coincidence. (To the extent that people laugh ruefully in real life, that is.)
At a certain point before the wedding, I found myself in a bookstore, and I thought, I’d better get a copy of The Little Prince. I thought it would be funny to produce it amid the toasts and read a quote aloud—the sort of cheesy quote people put on their yearbook pages or on tote bags—and we’d tell everyone about our shared aversion to the book, and it would be charming and irreverent and show how well matched we were, or something. It wouldn’t be a real reading—that would be something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ery personal and surprising, and maybe unsentimental. I bought it, and I stuck it in my bag, and I forgot about it until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I read it through that night.
I had it in my bag—the bag with my makeup and my bouquet and my ID—and when I stood up, my hands were shaking. Here is the part I read:
The little prince went away, to look again at the roses.“You are not at all like my rose,” he said. “As yet you are nothing. No one has tamed you, and you have tamed no one. You are like my fox when I first knew him. He was only a fox like a hundred thousand other foxes. But I have made him my friend, and now he is unique in all the world.”And the roses were very much embarrassed.“You are beautiful, but you are empty,” he went on. “One could not die for you. To be sure, an ordinary passerby would think that my rose looked just like you—the rose that belongs to me. But in herself alone sh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ll the hundreds of you other roses: because it is she that I have watered; because it is she that I have put under the glass globe; because it is she that I have sheltered behind the screen; because it is for her that I have killed the caterpillars (except the two or three that we saved to become butterflies); because it is she that I have listened to, when she grumbled, or boasted, or ever sometimes when she said nothing. Because she is my rose.And he went back to meet the fox.“Goodbye,” he said.“Goodbye,” said the fox. “And now here is my secret, a very simple secret: It is only with the heart that one can see rightly; 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 the little prince repeated, so that he would be sure to remember.“It is the time you have wasted for your rose that makes your rose so important.”“It is the time I have wasted for my rose—” said the little prince, so that he would be sure to remember.“Men have forgotten this truth,” said the fox. “But you must not forget it. You become responsible, forever, for what you have tamed.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your rose …”“I am responsible for my rose,” the little prince repeated, so that he would be sure to remember.
And by the end, of course, I was crying.
Sadie Stein is contributing editor of The Paris Review, and the Daily’s correspo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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