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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s and Catalans:Union and Disunion By John H. Elli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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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new book, a distinguished historian compares the secessionist movements in Scotland and Catalonia. It is a pioneering and scrupulously even-handed study https://econ.st/2zxDgTb

Scots and CatalansUnion and DisunionJohn H. Elliott


Format:
Hardback
Publication date:
10 Jul 2018
ISBN:
9780300234954
Impri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Dimensions:
360 pages: 235 x 156mm
Illustrations:
3 maps + 2 b-w figures
A landmark account that reveals the long history behind the current Catalan and Scottish independence movements

A distinguished historian of Spain and Europe provides an enlightening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t and separatist movements in contemporary Catalonia and Scotland. This first sustained comparative study uncovers the similarities and the contrasts between the Scottish and Catalan experiences across a five-hundred-year period, beginning with the royal marriages that brought about union with their more powerful neighbors, England and Castile respectively, and following the story through the centuries from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until today’s dramatic events.

J. H. Elliott examine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emotional factors that divide Scots and Catalans from the larger nations to which their fortunes were joined. He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the highly topical subject of the character and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nationalism, the nature of separatism, and the sense of grievance underlying the secessionist aspirations that led to the Scottish referendum of 2014, the illegal Catalan referendum of October 2017, and the resulting proclamation of an independent Catalan republic.

周夢蝶《晚安!小瑪麗;化城再來人》《還魂草》。 《印光集》陳傳興 導演/《蕭紅》/陳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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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9
周夢蝶的詩作〈晚安!小瑪麗〉,作品底附註:瑪麗,小狗名。
最近訪談中發現,還真有這隻小瑪麗,是某位女詩人家中養的小狗。
〈晚安!小瑪麗〉
晚安,小瑪麗
夜是你底搖籃。
你底心裏有很多禪,很多靦腆
很多即使啄木鳥也啄不醒的
仲夏夜之夢。
 
露珠已睡熟了
小瑪麗
憂鬱而冷的十字星也睡熟了
那邊矮墻上
蝸牛已爬了三尺高了。
 
是誰底纖手柔柔地
滑過你底脊背?
你底脊背,霧一般弓起
髣彿一首沒骨畫
畫在伊底柔柔的膝頭上。
 
自愛琴海忐忑的夢裏來
夢以一千種溫柔脈脈呼喚你
呼喚你底名字;
你底名字是水
你不叫瑪麗。
 
貝葉經關世界於門外
小瑪麗
世界在一顆露珠裏偷偷流淚
晚香玉也偷偷流淚
仙人掌,仙人掌在沙漠裏
也偷偷流淚。誰曉得
淚是誰底後裔?去年三月
我在尼采底瞳孔裏讀到他
他裝著不認識我
說我愚癡如一枚蝴蝶……
 
露珠已睡醒了
小瑪麗
在晨光熹微的深巷中
賣花女衝著風寒
已清脆地叫過第十聲了。
 
明天地球將朝著哪邊轉?
小瑪麗,夜是你底;
使夜成為夜的白晝也是你底。
讓不可說去探問風底來處與去處吧!
睡著是夢,坐著和走著又何嘗不是?
 
附註:瑪麗,小狗名。




【民歌,夢蝶,錄音帶】
民國六十六年(1977)
五十八歲的周夢蝶將生平第二本詩集《還魂草》交由領導出版社重版發行(最初為1965年文星書店出版)
由於當年鼓吹「唱自己的歌」思維而興起的校園「民歌運動」風潮正夯
因此出版社也順應此一時代潮流,請來民歌手吳楚楚、胡德夫、朱介英等人,結合周夢蝶的現代詩進行民歌創作,推出了《夢蝶之歌》錄音帶(每卷定價100元)
根據該社的出版廣告中說:凡預約《還魂草》一冊,或直接劃撥購買《夢蝶之歌》卡帶一卷者,附贈卡片一套。
若直接郵購單買卡帶者,可享七折優惠,並附送詞曲套譜
可惜的是,領導版《還魂草》詩集至今雖不太難找
卻未曾有緣能夠聽到此一錄音帶




應當發願願往生,客路溪山任彼戀
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
~~印光大師一九四0年生前最後一個中秋節勉同修而寫
摘自舊物中自己抄在某年年曆記事本扉頁的文字

 2014.5.14 
《百喻經選講》書背有釋印光書(全無標點分段等)

心好命又好富貴直到老;
命好心不好福變為禍兆;
心好命不好禍轉為福報;
心命俱不好遭殃且貧夭;

心可挽乎命最要存仁道
實造於心吉凶惟人召
信命不修心陰陽恐虛矯
心一聽命天地自相保


 ---此詩於心命兩義發揮周到。 
能依之行則命自我作福
自我求造化之權
不歸於天地鬼神矣





印光法師圓寂於靈岩山/寺,可參閱琦君 《心琴憶蘇州》,台北:爾雅,1980,頁53-9。

展覽會場有王曼文選周先生的詩句作書籤:向萬里無寸草處行腳』、背面是印光法師的話 
欲真利人當事事盡己之分則日用行為皆含化人之機久而久之人自見信而依從之固有不期而然者也。』……


  《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台中蓮社印行,1994 (1/10000)

 《印光集》黃夏年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復信都沒有寫日期    .2013.7.12 讀他復弘一法師,談"刺血寫經"等事, 很感慨 86-90
第一篇 「印光法師開示」:
…….念佛雖貴心念,亦不可廢口誦;以身、口、意三,互相資助。…….所以《大集經》云:「大念見大佛,小念見小佛。」古德謂大聲念,則所見之佛身大;小聲念,則所見之佛身小耳。……..

弘法著作[編輯]




之後,我在余光中的專題演講,看見周夢蝶 ---演講雖可,不過余先生只知道一點點的周夢蝶, 雖然他稱寫3首關於周的詩、

印光大師教給我們,要把“死”字貼在額頭上,他老人家自己的佛堂就掛了一個“死”字。 我們這個身體實實在在是脆弱,我們的這個身命實實在在是無常,所以印光老法師常常教誡我們,念佛人應當把“死”字貼在額頭上。





遇 見  周夢蝶先生

也許近340分鐘仔細看完周夢蝶手稿暨創作文物展(背景聲音是周先生唸其作品當時還可算鏗鏘有力)
我剛走出門看到幾位老師推著輪椅上的周先生 (92) 從印度黑檀樹蔭下逼進來三位老師將其提起越過二節石階走上展覽場 (幾乎所有的人都瑣言在會場聽演講者大談諸如論周夢蝶的死亡意識等議題而周先生炯炯有神地端視著我這陌生人送進場將周先生扶到座椅時就開始許多同學照相先生很機伶示意他要在簽名簿上簽名然後他一筆一畫地寫小字簽名當然不是展覽會上的書法水準不過字跡可辨
然後他回去原位又示意他想坐到另外一張垂直方向靠牆壁的椅子接下來周先生很平靜地面對五六部相機老師們也一一像某張孫逸仙坐蔣介石站(偽照片)的姿態照相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周夢蝶(1921年12月29日),籍貫河南省淅川縣臺灣詩人文學家,定居在新北市淡水區,本名周起述。筆名周夢蝶,起自莊周午夢蝴蝶,表示對自由的無限嚮往。

目錄

簡述

童年失怙,沉默、內向。熟讀古典詩詞及四書五經,因戰亂,中途輟學。
1948年加入青年軍,隨中華民國國軍部隊來台,家鄉遺有髮妻和二子一女。
1952年開始在《中央日報》、《青年戰士報副刊》上發表詩集。
1955年自軍中退伍,加入「藍星詩社」。
1959年起在臺北市武昌街明星咖啡廳門口擺書攤,專賣詩集和文哲圖書,並出版生平第一本詩集《孤獨國》。
1962年開始禮佛習禪,終日默坐繁華街頭,成為台北「風景」,文壇「傳奇」。
1980年美國Orientations雜誌記者來台專訪他,並以古希臘時期代神發布神諭的Oracle為喻,撰文者稱許他為「廈門街上的先知」(Oracle on Amoy Street)。同年因胃潰瘍開刀,以致書攤歇業。曾獲第一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桂冠文學類」獎章。
2011年文學大師系列電影發行,導演陳傳興拍攝的周夢蝶紀錄片。

作品

《孤獨國》、《還魂草》、《周夢蝶世紀詩選》、《約會》、《十三朵白菊花》

特色

作品從自我靈魂為起點,引禪意入詩,感悟現實的真諦。

相關連接




 .http://140.112.154.154/conference/agenda.htm

 

 

 

The Coming of Tulku 這是很不錯的一部影片 雖然有點沉悶

不過所有重要的關係人/朋友等等都提到.

Tulku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n.wikipedia.org/wiki/Tulku - Cached
In Tibetan Buddhism, a tulku (Tibetan: སྤྲུལ་སྐུ, Wylie: sprul sku, ZYPY: Zhügu, also tülku, trulku) is an honorary title given to a recognised reincarnate Lama ...

The Coming of Tulku

化城再來人The Coming of Tulku》預告- YouTube

www.youtube.com/watch?v=X4dv7Zw01GQ
Apr 20, 2011 - Uploaded by fisfisamedia
莊周夢蝶,無有虛實。詩人在紅塵中夢想脫俗,於露電裡捕捉永恆。《化城再來人》借用佛經典故,以周夢蝶的一天隱喻其一生中的風景,從日常中穿插 ...
http://fisfisa.pixnet.net/blog/post/29473342-- 話說,原來「化城」一詞出自法華經「化城喻品」。導師帶領眾生前往成佛之地,但道途險惡,行人會疲倦會退卻,導師便於途中變出一幻化城郭,讓眾生休息,一旦眾生生養休憩,便又將城郭幻化,令眾生瞭解一切均為夢幻泡影、海市蜃樓。

而 「再來人」,則是可成佛卻不成佛,選擇重回到人世間來渡化眾生。此意象在周公早期詩集中也經常提到,「那再來之人」。因此,以「化城再來人」作為周公一片 的題目,意義多重繁複。周公一生有二十餘年時光身處武昌街,街頭書齋,那市聲喧囂對他而言,是否一如「化城」虛幻?是否一如金剛經所說「如露亦如電,如夢 幻泡影」?而半生潛心於佛經的周公,是否為再來之人?是否已渡到彼岸?聲光電影,坐在觀眾席的你,不也正欣賞一場化城的華麗演出?

「化城喻品」中還將三千大千世界比喻為墨條,而我們所處的土地,「如人以力磨」,再怎樣磨,也不過是一個墨點,大不過微塵,正好呼應了周公於此片中寫書法、磨墨、以及周公自己講人與人之間的相遇與緣份,就像兩顆微塵碰上,劇本與佛典關係的緊密扣合,更讓人敬佩不已。





電影

我們還在用層層「污垢」包裹蕭紅



3月8日,傳記電影《蕭紅》開始公映,中國文藝界又起了一股蕭紅熱。我們談論電影中人物 塑造的“民間范兒”,談畫面的“文藝”和“唯美”,談蕭紅和幾個男人的糾纏——蕭紅、蕭軍和端木蕻良同卧一張床的曖昧,蕭紅與魯迅的“緋聞”。這些成了電 影的噱頭,怎麼說呢,增加了一點色情的、解放的味道。至於蕭紅是誰?我們不想知道。
我們熱衷於談論蕭紅的情事和情史,雖有悲劇之感,卻也夾雜着些微的“輕侮”和“鄙夷”。這“輕侮”和“鄙夷”伴隨着蕭紅的一生,一直到現在。
蕭紅有中國1930年代“文學洛神”之稱。她1911年生於黑龍江呼蘭。1932年至1937年與作家蕭軍同居,合作出版作品合集《跋涉》。 1935年,在魯迅的支持下,發表了成名作《生死場》。1936年,為擺脫精神上的苦惱東渡日本,並寫下了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 1938年與作家端木蕻良結婚,1940年二人同抵香港,之後發表了中篇小說《馬伯樂》和長篇小說《呼蘭河傳》。
蕭紅的人生是以“出走”為關鍵詞的。為了反對包辦婚姻,為了能夠上學,她抗婚,出走,流浪,被軟禁,最後,卻又與當初她反對的那個“未婚夫”同居。但是,“未婚夫”卻以在法庭上的公開背叛羞辱了蕭紅。
是的,會寫文章、會舞劍的蕭軍俠情萬丈,把蕭紅“營救”出去。她和蕭軍成為了著名的“革命情侶”。她時時為蕭軍的不忠、大男子主義所憤怒,卻又因為女性孱弱的存在和身體而委曲求全。在蕭紅面前,蕭軍是磊落的,但也是傲慢的。因傲慢而產生的“鄙夷”。
有一段時間,蕭紅幾乎天天到上海大陸新村9號的魯迅家裡。她寫的《回憶魯迅先生》,不是戰士的、革命的、思想的魯迅,而是人間的魯迅,充滿着溫暖和 人情。那文字如此自然、跳脫、溫柔,彷彿來自於最有愛的靈魂。於是,又有許多人肯定地說,蕭紅和魯迅怎樣怎樣。這是又一層“輕侮”。
根據季紅真撰寫的《呼蘭河的女兒:蕭紅全傳》,1937年10月間,在武漢水陸前街小金龍巷21號,她、蕭軍、端木蕻良、蔣錫金幾個年輕人同居兩 室,談文學,談理想,過着恣意的文藝生活。有那麼幾天,因為有朋友來,無法安置,他們甚至三人同床,端木在最裡面,蕭軍中間,蕭紅最外邊,當時他們就擔心 會有“閑話”傳出。
但他們沒有想到,這“閑話”一直流傳至今,仍然津津有味。
很難想像,1938年的蕭紅和蕭軍分手,並決定和端木蕻良結婚時,她所遭遇的是怎樣的一種氛圍?那時,幾乎所有左翼作家,包括老朋友胡風都不理解 她,並多少有些排斥她,特別是端木又是那樣一個自由主義的和資產階級形象的人。那時,“抗日戰爭”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那個曾經寫出《莎菲女士的日記》的 感傷的、個性主義的丁玲正在蛻變為一個“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女戰士,然而蕭紅卻還是“蒼白的臉,緊緊閉着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丁玲語)
蕭紅與那個火熱的時代是越來越遠了。沒有人在意蕭紅究竟想要什麼,更沒有人發現蕭紅身上那股一定要掙脫的強大的“力”。封建家長的父親無從發現,大 男子的蕭軍無從發現,比較開明、溫柔的端木蕻良也意識不到,雖然蕭紅是以愛他之名而出走的。蕭紅要的不只是他這個男人,而是她的獨立,她的空間,她的個人 性——她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的生命所應該擁有的價值、尊嚴。還有,尊重。
蕭紅的一生都在抗爭,但她抗爭的方式只能是逃離。不斷地逃離。不斷地漂泊。1942年1月22日上午十點多鐘,蕭紅在香港去世。享年31歲。“女性 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這句話成了讖言。最終,她還是沒有要到她想要的男人、 自由、尊重和一個“安靜的寫作空間”。
除卻她傳奇的人生,蕭紅究竟是怎樣一個作家?學者劉禾在她那篇著名的文章《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中認為,評論者所持有的“民族國家主義”視角 遮蔽了蕭紅作品中的複雜場域和多重意義空間。魯迅為蕭紅的《生死場》做序時認為它體現了“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但是,根據劉禾的論述, 魯迅卻“未曾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即《生死場》表現的也許還有女性的身體體驗,特別是與農村婦女生活密切相關的兩種體驗——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殘導 致的死亡。”胡風在後記中認為《生死場》體現了抗日精神和中國農民愛國意識的覺醒,但是實際上,《生死場》前十章,足有全文三分之二的文字,寫的都是鄉村 婦女生活經驗,而剩餘那三分之一“愛國意識的覺醒”,與前面那切骨的疼與痛相比,顯得非常虛浮。
在左翼序列里,蕭紅也並非是一個合格的戰士。在武漢、臨汾、西安,抗日戰爭轟轟烈烈,每一個人都面臨著迫切選擇的時候,蕭紅的逆向選擇很讓人意外 (無論愛情的選擇,文章的風格,還是個人的去向)。她的文章雖然被作為“左翼文學”的旗幟和標本,卻也經常被認為太過晦暗、脆弱,缺乏蕭軍《八月的鄉村》 那種開朗和英雄主義情結。救亡的迫切要求淹沒了一切個人與自我的要求,並且,成為一種道德律令被大家自覺遵守。那逸出的人總是那麼怪異、不合時宜。
這些“缺點”、“弱點”和異質的選擇恰恰體現了蕭紅及其作品另外的重要空間和品質,即女性主義的和個人主義的特點。
小說《生死場》中女人的生育和窗下的豬一塊兒進行着,懷孕的女人,形象醜陋,肉體處於一種可怕和變形和撕裂之中,那意識流般的、跳躍的敘述,彷彿讓 我們感受到女性那恐慌的、無助的生命。對於被男人誘惑懷孕又被拋棄,進城做工卻被污辱的金枝而言,在日本人進來之前,她也沒有過家,“從前恨男人,現在恨 日本人。”女性飄零的命運,被寄存的第二性狀態,並不因為民族國家的被入侵而有更多的改變。這一意義空間完全逸出了“民族國家”的視角和“左翼”視野。
《生死場》充滿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它是“狠”的,把女性的身體撕裂給人看,也讓那看的人感受到那身體的疼與痛。但是小說《呼蘭河傳》卻是如 此的“輕”,輕盈,輕清,悠遠,夢幻,儘管這夢並不都是美好。它就像一條河,緩緩流淌而來,河邊的生活,那有着大泥坑的街道,那被折磨致死的小團圓媳婦, 那要上吊的、“站起來就被父親打倒下去,他再站起來,又被父親打倒下去”的有二伯,從大地上漫延而來,又消失在遠方,無窮無盡。
蕭紅為現代小說開創了另外一個空間。很少有一個作家能如此完美把“輕”與“重”、“美”與“悲”結合在一起。呼蘭河的生活充滿悲哀、黑暗和痛苦,但 是,呈現給我們卻是難以言盡的美。僅僅是那文字的兒童化和句式的散文化嗎?僅僅是那隨性的、靈活的結構嗎?僅僅是那種追憶的情感嗎?都不盡然。讓《呼蘭河 傳》浸潤着“美”的東西是作者的一種情感:純真。它是人類的最高情感。純真是赤子之心,是永不放棄的童年最初的記憶,永不放棄的兒童的世界和追求。純真是 一種寬闊的平等,能夠給任何人生和生命以同樣的關注和認同。純真是一種悲憫,它具有過濾的特質,讓我們意識到那污濁生活背後最值得珍惜的東西。
在生活中,“純真”是蕭紅生命性格的自然流露。所有人都注意到生活中的蕭紅的“孩子氣”(魯迅語),她“不諳世故”,“容易抱有純潔和幻想”,也注 意到《呼蘭河傳》的散文化風格和無情節特點。但是,幾乎所有人都把這些看作蕭紅的缺點。因此,人們對待作家蕭紅,也都帶着點遺憾,帶着點縱容,甚至,帶着 點輕視。
蕭紅甚至也並非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我們總是喜歡用一個巢窠來代替另一個巢窠。如果一定要給蕭紅冠上什麼“主義”的話,那麼,蕭紅就是一個經驗主義 者,個人主義者,是一個天然的自由主義者(與理論的“自由主義”完全不相干)。她還是一個另類的啟蒙主義者,讓我們這個習慣於集體主義話語的民族看到“生 命”本身存在的意義,個體的存在、生命的光華和疼痛要超越於任何的理想和主義。
在泥淖里輾轉,被這泥淖所污、所累、所傷,最終,卻從這泥淖中掙脫起來,閃出光輝。這光是純凈的,同時又帶着重量和質感,帶着掙脫之時的血與淚,黑 暗與陰影,包容着世界萬千的色彩和光輝。世間的事往往都是這樣。經過時間的沖刷,那恆久的美一點點放射出光輝,人們才驚覺自己的遲鈍。然而,這“驚覺”, 在電影《蕭紅》中並沒有出現,甚至說,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都沒有能力意識到這種“驚覺”。我們還在用那層層污垢包裹蕭紅。
梁鴻是作家,著有《中國在梁庄》、《梁庄在中國》等。







陳傳興 導演【導演簡介】陳傳興-鄭愁予《如霧起時》、周夢蝶《化城再來人》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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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傳興 法 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語言學博士(1981~1986),師承電影符號學理論大師Christian Metz,博士論文為〈電影「場景」考古學〉。擅長藝術史、電影理論、符號學與精神分析理論,對於視覺/影像分析尤有關注與專精。拍攝紀錄片包括有《移 民》(Beta/45分鐘 ,1979)、《阿坤》(16mm/45分鐘 ,台語,1980)、《鄭在東》(SuperVHS/60分鐘 ,1992-93)、《姚一葦口述史》(60分鐘 ,1992-97)等。

1987年在阮義忠先生訪談所著的《攝影美學七問》中,負責 其中「五問」的回答者,訪談內容對海內外都產生深遠的影響。著作《憂鬱文件》(1992)中,關於《明室》一書的深度書評,也成為中文世界理解羅蘭‧巴特 的經典文獻。曾任教於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1998年創辦的行人出版社,以歐陸思想及前衛書寫為出版軸線。現任國立清華大學副教授,開設「電影」與「精神 分析」相關課程。


Tsun-Shing Cheng

Ph.D. in Linguistics, Ecole des Haute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France.
Associate Professor in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includes art theory, psychoanalysis, film, and theater.


與談人


另類歷史:陳耀成電影回顧展 

日期及時間:
23/04/2012 - 29/04/2012

臺灣著名電影學者焦雄屏形容陳耀成是「華語電影真正的知識份子,他有詩人的情懷,敏銳的洞察力,原創性的創作形式,還有當代華語導演中難得有的歷史觀。」美國《後現代文化》學報形容他的作品「同時是香港與美國主流之外的另類聲音,但卻朝向一個嶄新的文化領域。」

過去廿年,在香港成長,旅居紐約的陳耀成,於紀錄與劇情片之間遊走——從香港維權運動的起點(《吳仲賢的故事》)到六四後掙扎求存的愛與愁(《浮世戀 曲》);從九一一前後港人眼中的另類紐約(《錯愛》、《紫荊》)到華人參與締造的另類當代古典音樂(《靈琴新韻》);從悲喜交雜的九七回歸(《北佂》)到 他最新的辛亥百年異議之作《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其結果是一系列以香港為本位,並且充滿創意的另類華人歷史電影。

這次香港藝術中心的陳耀成回顧展選映九部他的作品,包括世界首映的《康有為二三事》及參考性的重要經典《清宮秘史》,萬勿錯過。(所有放映將由陳耀成導演親身介紹。部分場次有特別嘉賓參與映後討論會。)

智庫文化出版公司:Anthony Quinn 自畫像;Billions and Billions: Thoughts on Life and Death at the Brink of the Millen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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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昆 探戈獨舞》(One Man Tango (1995).台北:智庫文化,1997) ---這是他的第二本回憶錄:第一本是《安東尼.昆原罪: 自畫像》(The Original Sin: A Self Portrait (1972) )

1989年八月號讀者文摘,頁80-13

圖像裡可能有2 個人、大家站著

Anthony Quinn (April 21, 1915 – June 3, 2001) was a Mexican-American actor, as well as a painter and writer. He starred in numerous critically acclaimed and commercially successful films, including Zorba the Greek, Lawrence of Arabia, The Guns of Navarone, The Message , "Lion of the Desert" and Federico Fellini's La strada. He won the Academy Award for Best Supporting Actor twice; for Viva Zapata! in 1952 and Lust for Life in 1956.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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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Early life

Quinn was born Antonio Rodolfo Quinn-Oaxaca in Chihuahua, Chihuahua, Mexico, during the Mexican Revolution. His mother, Manuela "Nellie" Oaxaca, was of Aztec Indian ancestry.[1][2] His father, Francisco Quinn, an Irish Mexican, was also born in Mexico. Frank Quinn rode with Pancho Villa, then later moved to Los Angeles and became an assistant cameraman at a movie studio. In Quinn's autobiography The Original Sin: A Self-Portrait by Anthony Quinn he denied being the son of an "Irish adventurer" and attributed that tale to Hollywood publicists.[3]
When he was six years old, Quinn attended a Catholic church (even thinking he wanted to become a priest). At age eleven, however, he joined the Pentecostals in the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the Foursquare Gospel (the Pentecostal followers of Aimee Semple McPherson).[4]
Quinn grew up first in El Paso, Texas, and later the Boyle Heights and the Echo Park areas of Los Angeles, California. He attended St. Hammel Elementary School, Belvedere Junior High School, Polytechnic High School and finally Belmont High School with future baseball player and General Hospital star, John Beradino, but left before graduating. Tucson High School in Arizona, many years later, awarded him an honorary high school diploma.
As a young man Quinn boxed professionally to earn money, then studied art and architecture under Frank Lloyd Wright, both at Wright's Arizona residence and his Wisconsin studio, Taliesin. The two very different men became friends. When Quinn mentioned he was drawn to acting, Wright encouraged him. Quinn said he had been offered $800 a week by a film studio and didn't know what to do. Wright replied, "Take it, you'll never make that much with me."[cite this quote]
In a rerun of an interview done with Anthony Quinn in 1999 for Turner Classic Movies'"Private Screenings with Robert Osborne" (repeated 21 April 2009), Mr. Quinn said that the contract was for $300 a week.

[edit]Career

After a short time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Quinn launched his film career performing character roles in the 1936 films Parole (his debut) and The Milky Way. He played "ethnic" villains in Paramount films such as Dangerous to Know (1938) and Road to Morocco, and played a more sympathetic Crazy Horse in They Died with Their Boots On with Errol Flynn. By 1947, he had appeared in over 50 films and had played Indians, Mafia dons, Hawaiian chiefs, Filipino freedom-fighters, Chinese guerrillas, and Arab sheiks, but was still not a major star. He returned to the theater, playing Stanley Kowalski in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on Broadway.
In 1947, he became a naturalized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2] He came back to Hollywood in the early 1950s, specializing in tough roles. He was cast in a series of B-adventures such as Mask of the Avenger (1951). His big break came from playing opposite Marlon Brando in Elia Kazan's Viva Zapata! (1952). Quinn wanted to play the lead role of Zapata but Brando coming off his recent success in the film Streetcar Named Desire was Kazan's first choice. However his supporting role as Zapata's brother won Quinn an Oscar while Brando lost the Oscar for Best Actor to Gary Cooper in High Noon. He was the first Mexican-American to win any Academy Award. He appeared in several Italian films starting in 1953, turning in one of his best performances as a dim-witted, thuggish and volatile strongman in Federico Fellini's La strada (1954) opposite Giulietta Masina. Quinn won his second Oscar for Best Supporting Actor by portraying the painter Paul Gauguin in Vincente Minnelli's van Goghbiopic, Lust for Life (1956). The award was remarkable as he was on screen for only 8 minutes. The following year, he received an Oscar nomination for his part in George Cukor's Wild Is the Wind. In The River's Edge (1957), he played the husband of the former girlfriend (played by Debra Paget) of a killer (Ray Milland), who turns up with a stolen fortune and forces Quinn and Paget at gunpoint to guide him safely to Mexico. Quinn starred in The Savage Innocents 1959 (film) as Inuk, an Eskimo who finds himself caught between two clashing cultures.

Quinn circa 1970s

As Wogan in the trailer for The Black Swan (1942)
As the decade ended, Quinn allowed his age to show and began his transformation into a major character actor. His physique filled out, his hair grayed, and his once smooth, swarthy face weathered and became more rugged. He played a Greek resistance fighter in The Guns of Navarone (1961), an ideal ex-boxer in Requiem for a Heavyweight, and a natural for the role of Auda abu Tayi in Lawrence of Arabia (both 1962). That year he also played the title role in Barabbas, based on a novel by Pär Lagerkvist. The success of Zorba the Greek in 1964 was the high water mark of his career and resulted in another Oscar nomination for Best Actor. Other films include The 25th Hour (1967), with Virna Lisi; The Magus (1968), with Michael Caine and Candice Bergen, and based on the novel by John Fowles; La Bataille de San Sebastian (Guns for San Sebastian) with Charles Bronson; and The Shoes of the Fisherman, where he played a Ukrainian pope. In 1969, he starred in The Secret of Santa Vittoria with Anna Magnani.
He appeared on Broadway to great acclaim in Becket, as King Henry II to Laurence Olivier's Thomas Becket in 1960. An erroneous story arose in later years that during the run, Quinn and Olivier switched roles and Quinn played Becket to Olivier's King. In fact, Quinn left the production for a film, never having played Becket, and director Peter Glenville suggested a road tour with Olivier as Henry. Olivier happily agreed and Arthur Kennedy took on the role of Becket for the tour and brief return to Broadway.[5][6]

In 1971, after the success of a TV movie named The City, where Quinn played Mayor Thomas Jefferson Alcala, he starred in the single-season ABCtelevision series entitled The Man and the City. Though the program was filmed in Albuquerque, New Mexico, the name of the city is not disclosed on the program. His subsequent television appearances were sporadic, among them Jesus of Nazareth.
In 1977, he starred in the movie Mohammad, Messenger of God (also known as The Message), about the origin of Islam, as Hamzah, a highly revered warrior instrumental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slam. In 1982, he starred in the Lion of the Desert, together with Irene Papas, Oliver Reed, Rod Steiger, and John Gielgud. Quinn played the real-life Bedouin leader Omar Mukhtar who fought Benito Mussolini's Italian troops in the deserts of Libya. The film,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Moustapha Akkad, is now critically acclaimed, but performed poorly at the box office because of negative publicity in the West at the time of its release, stemming from its having been partially funded by Libya's Muammar Gaddafi. In 1983, he reprised his most famous role, playing Zorba the Greek for 362 performances in a successful revival of the Kander and Ebb musical Zorba. Quinn performed in this musical both on Broadway in New York City and at the Kennedy Center in Washington, D.C,
Quinn's film career slowed during the 1990s, but he nonetheless continued to work steadily, appearing in Revenge (1990), Jungle Fever (1991), Last Action Hero (1993), A Walk in the Clouds (1995) and Seven Servants (1996). In 1994, he played Zeus in the five TV movies that led to the syndicated series Hercules: The Legendary Journeys. (However, he did not continue in the actual series, and the role was eventually filled by several other actors).
Quinn made an appearance at the John Gotti trial, according to John H. Davis, author of Mafia Dynast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ambino Crime Family. He told reporters he wanted to play Paul Castellano, the boss of the Gambino family after Carlo Gambino. Gotti had Castellano murdered, becoming the boss of the Gambino family thereafter. Gotti was on trial concerning a variety of felony charges when Quinn visited the court room. Although he tried to shake hands with Gotti, federal marshals prevented him from doing so, Davis says. The actor interpreted the testimony of Sammy ("The Bull") Gravano, Gotti's underboss, against Gotti as "a friend who betrays a friend." He hadn't come to "judge" Gotti, Quinn insisted, but because he wanted to portray Castellano, who inspired the actor because he had had a "thirty-year-old" mistress, which Quinn believed was "a beautiful thing." He would later portray Gambino family underboss Aniello Dellacroce in the 1996 HBO film Gotti. Armand Assante portrayed John Gotti and Richard C. Sarafian portrayed Paul Castellano. Quinn was nominated for a Golden Globe for his performance as Dellacroce.

As Manolo de Palma in the trailer for Blood and Sand (1941)

[edit]Painting and writing


as Eufemio Zapata with Marlon Brando's Emiliano Zapata in the trailer for Viva Zapata! (1952)
Art critic Donald Kuspit, explains, "examining Quinn's many expressions of creativity together—his art and acting—we can see that he was a creative genius..."[7]
Early in life Quinn had interest in painting and drawing. Throughout his teenage years he won various art competitions in California and focused his studies at Polytechnic High School in Los Angeles on drafting. Later, Quinn studied briefly under Frank Lloyd Wright through the Taliesin Fellowship—an opportunity created by winning first prize in an architectural design contest. Through Wright's recommendation, Quinn took acting lessons as a form of post-operative speech therapy, which led to an acting career that spanned over six decades.
Apart from art classes taken in Chicago during the 1950s, Quinn never attended art school; nonetheless, taking advantage of books, museums, and amassing a sizable collection, he managed to give himself an effective education in the language of modern art. Although Quinn remained mostly self-taught, intuitively seeking out and exploring new ideas, there is observable history in his work because he had assiduously studied the modernist masterpieces on view in the galleries of New York, Mexico City, Paris, and London. When filming on location around the world, Quinn was exposed to regional contemporary art styles exhibited at local galleries and studied art history in each area.
In an endless search for inspiration, he was influenced by his Mexican ancestry, decades of residency in Europe, and lengthy stays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while filming in the 1970s and 1980s.
By the early 1980s, his work had caught the eyes of various gallery owners and was exhibited internationally, in New York, Los Angeles, Paris, and Mexico City. His work is now represented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He wrote two memoirs, The Original Sin (1972) and One Man Tango (1997), a number of scripts, and a series of unpublished stories currently in the collection of his archive.

[edit]Personal life


Quinn with his son Lorenzo at the 40th Annual Emmy Awards, August 28, 1988
Quinn's personal life was as volatile and passionate as the characters he played in films. His first wife was the adopted daughter of Cecil B. DeMille, the actress Katherine DeMille, whom he married in 1937. The couple had five children: Christopher (born 1939), Christina (born December 1, 1941), Catalina (born November 21, 1942), Duncan (born August 4, 1945), and Valentina (born December 26, 1952).[8] One of their sons, Christopher, age 2, drowned in the swimming pool of next-door neighbor W.C. Fields.[8] Quinn and DeMille were divorced in 1965.
The following year, he married costume designer Iolanda Quinn (Jolanda Addolori). They had three children: Francesco (born March 22, 1962), Danny (born April 16, 1964), and Lorenzo (born May 7, 1966). The union ended in 1997, after Quinn fathered a child with his secretary, Kathy Benvin. He then married Benvin, with whom he had two children, Antonia (born July 23, 1993) and Ryan Nicholas (born July 5, 1996).[9] Quinn and Benvin remained together until his death.
Quinn also fathered two other children with Friedel Dunbar: Sean Quinn (born February 7, 1973), a New Jersey real estate agent, and Alexander Anthony Quinn (born December 30, 1976), an event producer in Los Angeles, CA.[9][10]

[edit]Death

Quinn spent his last years in Bristol, Rhode Island. He died aged 86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from pneumonia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while suffering from throat cancer shortly after completing his role in his last film, Avenging Angelo (2002).
His funeral was held in the First Baptist Church in America in the College Hill section of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late in life, he had joined the Foursquare evangelical Christian community. He is buried in a family plot in Bristol, Rhode Island.

[edit]Tributes


Anthony Quinn, hand & footprints outside the Grauman's Chinese Theatre
There is a statue of Anthony Quinn (a native son of Chihuahua) doing his famous "Zorba the Greek" dance In Chihuahua Mexico[11]
On January 5, 1982, the Belvedere County Public Library in East Los Angeles was renamed in honor of Anthony Quinn. The present library sits on the site of his family's former home.[12]
There is an Anthony Quinn Bay and Beach in Rhodes, Dodecanese, Greece, just 2.7 miles (4.3 km) south of the village of Faliraki (aka Falirakion or Falirákion).[13][14] The land was bought by Quinn during the filming of The Guns of Navarone in Rhodes; however, it was reclaimed by the Greek government in 1984 due to a change in property law.[15]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La Raza gives the Anthony Quinn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motion pictures as an ALMA Award.



小腳與西服






為台灣的智庫文化出版公司的殞落而嘆息.....
Billions and Billions: Thoughts on Life and Death at the Brink of the Millennium, published by Random House in 1997, is the last book written by renowned American astronomer and science popularizer Carl Sagan before his death in 1996. Wikipedia
Originally published: 1997
THEVERGE.COM

This new map of the universe charts out 1.2 million galaxies
In an attemp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expansion of our universe, scientists have created a 3D map plotting the locations of 1.2 million galaxies. This map may help give astronomers...



《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a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3 v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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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a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3 vols. (originally appeared in 1949; revised several times)
vol. 1: La part du milieu ISBN 2-253-06168-9
vol. 2: Destins collectifs et mouvements d'ensemble ISBN 2-253-06169-7
vol. 3: Les événements, la politique et les hommes ISBN 2-253-06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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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intellectualism;《美國的反智傳統: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美國人對知識的態度?》; 李振聲 《反共抗俄遊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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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intellectualism既然是"文化思想中的態度",似乎不宜翻譯成"主義":


反智主義英語:anti-intellectualism),又稱作反智論反智識主義,是一種存在於文化思想中的態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論。反智主義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對於智性(intellect)、知識的反對或懷疑,認為智性或知識對於人生有害而無益。另一種則是對於知識分子的懷疑和鄙視。
同樣的,日文也有統一翻譯:他們認為anti-intellectualism 是一種"主義・思想"。



反知性主義(はんちせいしゅぎ、英語Anti-intellectualism)とは、知的権威やエリート主義に対して懐疑的な立場をとる主義・思想[1][2]。言葉自体は、1950年代アメリカ合衆国で登場したとされ[3]、その後リチャード・ホフスタッター1963年に『アメリカの反知性主義英語版』で示したものが知られる[4]



Anti-intellectualism is hostility to and mistrust of intellectintellectuals, and intellectualism commonly expressed as deprecation of education and philosophy, and the dismissal of artliterature, and science as impractical and even contemptible human pursuits.[1] Anti-intellectuals present themselves and are perceived as champions of common folk—populists against political and academic elitism—and tend to see educated people as a status class detached from the concerns of most people, and feel that intellectuals dominat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control higher education.[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ti-intellectualism



美國的反智傳統: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美國人對知識的態度?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ti-intellectualism_in_American_Life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is a book by Richard Hofstadter published in 1963 that won the 1964 Pulitzer Prize for General Non-Fiction. In this book, Hofstadter set out to trace the social movements that altered the role of intellect in American society.

美國政治傳統與其塑造者, 李查德˙霍夫斯塔特(著)、
王世憲(譯), Richard Hofstadter (1948).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Knopf.


 Richard Hofstadter著,王世憲譯,《美國政治傳統與其塑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1948,台北市:商務印書館,民68/1979。





Further reading



  • Susan Jacoby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8.
  • Aaron Lecklider (2013). Inventing the Egghead: The Battle over Brainpower in American Cultur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ISBN 978-0-8122-4486-1.
  • Elvin T. Lim (2008). The Anti-Intellectual Presidency: The Decline of Presidential Rhetoric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George W. Bus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199898091.
  • "Anti-Intellectualism and th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 psychology today. 2014. There is a growing and disturbing trend of anti-intellectual elitism in American culture. It's the dismissal of science,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and their replacement by entertainment, self-righteousness, ignorance, and deliberate gull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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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抗俄遊戲集》書序開宗名義地說:「書中不講理論,不言事實,......。使受教者不知不覺於實際行動中,接受理論與事實」。






書籍名 反共抗俄遊戲集
著者 李振聲
出版社 臺中印務館, 1953
ページ数 76 ページ

Napoleon III By Louis Girard:拿破崙三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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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三世傳

拿破仑三世传
作者[法]路易·吉拉尔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郑德弟
出版年: 1999-4
页数: 434
定价: 20.6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100022552


Wiki
拿破崙三世
中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BF%E7%A0%B4%E4%BB%91%E4%B8%89%E4%B8%96




The Cartoon Emperor: The Impact of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on European Comic Art, 1848-1870

Article excerpt


康正果 《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Confessions: AN INNOCE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 By Kang Zhengguo《重審風月鑒--性與中國古典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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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康正果老師的【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台北:允晨文化,2005)。難免為歷史興嘆:本書末頭,下一代回上海打拼,康老師或以為,美國籍是"黨天下"下的護身符,......這可能也很難說。(元月寫的,7月17才讀後數章,很感動,決定在漢清講堂介紹。)

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二版)

內容簡介

  他是解放軍口中的「反動份子」,他的遭遇,可能是許許多多中國人的縮影。本書記述作者從1949年至2003年的生命歷程,雖說是自傳但更像是史學家眼中的最原始的史料。
  作者講述數十年不斷陷入在中國的「反動」遭遇,呈現了中國大陸1949年以降的荒謬真實。歷經勞改、抄家、批鬥、審問、監禁的屈辱均叫魂般一一扯出。五十年後離開故土,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但他的災難未因此而結束,文字的災難,書寫的救贖,親情友情的損傷和復原,情愛婚姻的炎涼世態和諧謔變奏,政治尿溺,學術泡沬,風風雨雨折騰後,獨有痴念不絕,善緣若續,異域土地上扎了根,愁目渺渺,展望故國的未來。
作者簡介
康正果
  西安人,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中文資深講師。已出版的著作有《風騷與艷情》(1988)、《女權主義與文學》(1994)、《重審風月鑑》(1996)、《交織的邊緣》(1997)、《鹿夢》(1998)、《身體和情慾》(2001)和《生命的嫁接》(2002),現與家人定居康州。
 

驚世之作,海內外名家一致推崇;英譯本已獲美國筆會翻譯基金2005年度資助
一部有生命的微觀記錄,未來史家研究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史的重要依據。---余英時
康正果的個人史重述了一個時代 -----茉莉
康正果一生的經驗是非常獨特的。他好像活過了好幾次:在寂園讀書的少年、大學生、工人、囚徒、農民。他的人生就是童話裡一場很長的噩夢。所幸他正是孟子所說,擁有赤子之心的人,這樣天真的人對生活現實所持的恨,要比一般人強烈得多,也只有這樣的的人,可以熬受這樣的痛苦,達到生活真正的意義。——馬悅然

Confessions

AN INNOCE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

Kang Zhengguo (Author)Susan Wilf (Translator)
book cover
“A mesmerizing read.... A literary work of high distinction.” —William Grimes, New York Times
This “gripping and poignant memoir”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draws us into the intersections of everyday life and Communist power from the first days of “Liberation” in 1949 through the post-Mao era. The son of a professional family, Kang Zhengguo is a free spirit, drawn to literature. In Mao’s China, these innocuous circumstances expose him at age twenty to a fierce struggle session, expulsion from university, and a four-year term of hard labor. So begins his long stay in the prison-camp system. He finally escapes the Chinese gulag by forfeiting his identity: at age twenty-eight he is adopted by an aging bachelor in a peasant village, which enables him to start a new life.

BOOK DETAILS

  • Paperback
  • June 2008
  • ISBN 978-0-393-33200-1
  • 5.6 × 8.3 in / 480 pages
  • Sales Territory: Worldwide

重審風月鑒--性與中國古典文學


  • 作者 / 康正果
  • 出版社 / 釀出版(秀威資訊)
  • 出版日期 / 2016-02
簡介
男色、豔情、春宮,從《紅樓夢》到《金瓶梅》與《肉蒲團》,真與假的困惑,夢想與恐懼的交織,娛樂與懲勸的互補,誡淫與誨淫的矛盾,全都像「風月鑑」的正反兩面,以不同程度的偏斜轉換在形形色色的古代文學作品中。作者由自慰而悅人,也由自危而嚇人,這便是風月筆墨的本質。
本書探討《金瓶梅》和《肉蒲團》等中國古代廣泛的「性文本」,深入淺出地闡述了古典文學中的男色、同性戀、窺淫癖與性別論述,探討其文本構成和敘事妙趣,呈現中國古代多面相的性文化。

本書特色
首次針對古代文學中有關情色描寫、性愛問題探討,乃至被斥為淫書的各種文本進行系統討論的專著,以後現代解構主義反思情色文學傳統的種種意涵,敘述生動,剖析深入,頗富反諷意味。全書綜論文學,兼及中國政治、法律、醫藥、宗教等機構所建立的性及性別論述,對於貞與淫、同性戀與異性戀、房中術等話題均有洞察的探討。獵奇者可一窺其中的花絮,研究者可從中領會西方後現代批評理論在闡釋中國性文化諸問題。

作者簡介
康正果,退休教師。已出版的作品有《風騷與艷情》、《重審風月鑑》、《交織的邊緣》、《鹿夢》、《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肉像與紙韻》、《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平庸的惡──一位海外華人筆下的中國剪影》、《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等著。

目錄
修訂版自序 情色書寫沉浮錄

導言 從風月鑑說到性文學

第一章 祕戲與文學
 一、從〈同聲歌〉談起
 二、房中書透視
 三、祕戲的寫照

第二章 紅顏禍水
 一、尤物
 二、媚術
 三、妖后
 四、淫婦懺悔錄

第三章 男色面面觀
 一、史書上的嬖臣
 二、南風和男子的女性化
 三、身為女人的經歷
 四、情癡與狎優

第四章 仙趣與豔趣
 一、從遊仙到豔遇
 二、帝王豔史
 三、鬼妖美女

第五章 話說偷情
 一、話本小說的消遣性
 二、婚配喜劇
 三、通姦的計謀及其報應
 四、淨土中的陷阱

第六章 浮世風月債
 一、《金瓶梅》:財色與自我
 二、《肉蒲團》:誡淫與誨淫
 三、各種淫穢小說:退入狂歡的桃源

第七章 淫書的命運
 一、說「淫」
 二、對淫書的禁毀
 三、對淫書的口誅筆伐
 四、對淫書的辯護與細讀
 五、餘波綺麗

Antonin Art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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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ing #PoetryAtPUL📖 Follow us on Instagram to see contemporary poetry in our collections every Tuesday and Thursday. http://ow.ly/TAUl30kZK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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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in Artaud
French dramatist
Antoine Marie Joseph Artaud, better known as Antonin Artaud, was a French dramatist, poet, essayist, actor, and theatre director, wide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ajor figures of twentieth-century theatre and the European avant-garde.Wikipedia
BornSeptember 4, 1896, Marseille, France
DiedMarch 4, 1948, Ivry-sur-Seine, France
EducationStudied at the Collège du Sacré-Cœur
No one has ever written, painted, sculpted, modeled, built, or invented except literally to get out of hell.
All true language is incomprehensible, like the chatter of a beggar's teeth.
It is not opium which makes me work but its absence, and in order for me to feel its absence it must from time to time be present.

蕭鳳霞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在大國邊緣,別讓香港被壓成一個官僚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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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H. C. Lee

剛剛看到蕭鳳霞在香港演講香港研究的報導。朋友說,很學術性,不太能聼得懂云云。我回信給他,這麽說:
當然。不過我有一次聼她在耶魯的會議上,批評有些人(可能是指城大的中國文化中心)認爲中國文化就是昆曲、江南輩出的畫家及其畫風,顧陸朱張,及金庸的《書劍》。使得她覺得自己簡直不是中國人。
 Thomas H. C. Lee 
Helen是人類學家,所以對“精緻文化”的説法不是很認同。她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廣東文化(很多廣東朋友都還能唱粵劇,不像台灣人多已不會唱歌仔戲;多數廣東人都還能以粵語吟誦中國古文,甚至於能用粵語讀華文的《聖經》,相較之下,臺灣人則不行)或廣東視角的中華文明竟然在“中國文化中心”不存在,認爲不應該如此。相信她在那中心時,一定覺得透不過氣來。1980左右,華文漪帶了上海昆劇團到中文大學表演。劇目是“遊園驚夢”。崇基學院院長聼了不到半場,顯然因爲聼不懂,又因爲看不懂各樣的手勢和它們的意義,中途提早離席。江浙文化的確細膩(不只昆曲,他如評彈),而且蘇杭美人又特別婀娜多姿,不由得令人覺得它的文化高人一等,壹千年來,莫非如此。不過是不是應該有一點聲勢淩人,讓人難以呼吸的自覺?





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109-mainland-helensiu/

人類學家蕭鳳霞:在大國邊緣,別讓香港被壓成一個官僚細胞

生長於香港、學成於美國、著述於中國,當代最傑出的人類學華人學者之一蕭鳳霞,如何理解「大國崛起」「中港關係」「知識分子」?


人類學家蕭鳳霞。圖片來源: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Foundation

當代最傑出的人類學華人學者之一,67歲的耶魯大學教授蕭鳳霞,樂意形容自己「離經叛道」「不安本分」。
她生在英殖時代的香港,從父親那裏學來一口自豪的「西關廣府話」,十來歲便到美國去做「番書女」,普通話是在史丹福大學學的。政治經濟學無法滿足她對人類生活的好奇心,便一頭扎進了人類學的海洋,但又不滿於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僵化,於是「跟歷史、跟文學一同跳舞」,從華南地區開始,打破「中國作為一個固定對象」的慣性視角,研究「中國作為一個過程」(process),拆解鎮壓者與反抗者二元對抗之外的「共謀」(complicity),反思地方在中心強權下被抽空獨特歷史文化的「細胞化」(cellularization),批評知識分子在內化國家權力結構的「國家內捲化」(state involution)中批判性不足而為權力機器所操弄……
這場溯洄古今、往返中外的田野調查,一跑至今40年,仍未止息,被她寫成新書《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蕭鳳霞1月5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介紹道,書名原本是China As Process(中國作為過程),但兩名評議人都反對,認為太抽象,最終用了Tracing China(踏跡尋中),「怎麼把政治的東西變成過程?用歷史學家給我的功夫才做得到。」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中文譯名:《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
作者:蕭鳳霞(Helen Siu)
出版:2016年8月

蕭鳳霞不僅不用傳統主流的方法觀察中國,她也不是站在中國的中心觀察中國,華南在中國歷史上的帝國空間中,長期被視為邊陲和具有顛覆性。蕭鳳霞曾寫過,她自己就是一個在邊緣的他者,但她欣賞在邊緣,享受做他者,不僅可以漠視周邊常規禮數,更容易「越界」,有無限的空間可以悠遊、可以發揮創意,想像一切不可能——而且在邊緣,無論是地緣上的,歷史上的,還是權力上的,更可能找到在帝國式一統話語之外的想像,找到對既有觀念和權力關係的另一種打開方式。
「嶺南雖然在中國的邊緣,但給了中國非常光芒的貢獻,也變成了大整體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為它有背靠中國,放眼世界,」蕭鳳霞說,「香港也要這樣做。」
「『一國』當然要,但是『兩制』怎麼尊重?就是要層層尊重local(本地)、regional(地區)、global(全球)的歷史。」

「中國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過程」

「我騙了他,說要去廣東農村好好地做些研究,但其實不是啦!我就是要去找革命!」一頭清爽短髮的蕭鳳霞說起大學時代的自己施的小詭計,還是笑得得意洋洋。
那是火紅的70年代,留著黑色長髮、愛彈吉他的蕭鳳霞在史丹福大學念人類學,「反越戰、反帝國主義的政治活動我都參與了」,「那時在海外,看到的完全就是『四人幫』的宣傳」。一方面是有幾分天真,另一方面也是對正處於十年「文化大革命」後期的社會主義中國產生了學術上的興趣——「中國式的革命對那些正在經歷後殖民時代發展陣痛的社會來說,說不定會是一服良藥」,蕭鳳霞便向她的老師、人類學家William Skinner撒謊,奔去「找革命」。
但是,在70年代的廣東農村,蕭鳳霞想像中火紅的革命「當然找不了,我看到的是貧窮和封閉,全國一片紅,可是生活一點顏色都沒有。」蕭鳳霞並沒有以這樣的廣東農村作為自己的研究的起點,她困惑,村子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貧瘠、一無所有的,是什麼讓它變成這樣?在這樣的歷史視角下,她發現,農村失去色彩的過程,正正是她要研究的對象。變革人類學研究的種子,也從此埋下。
「權力關係是辯證的、互動的,每個人一起做出來的,不是壓迫和反抗這麼簡單。」
80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作為橋頭堡的廣東,成為大批農民工湧向目的地,蕭鳳霞便跟著他們,一路跑進廣東的小城鎮,去找「市場新動力、商業復興」,但是,又沒有找到,「看到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太子黨』和賣貨郎,完全沒有商業復興,也沒有私營部門」。
90年代,中國社會整體洋溢著一種「向前看」、充滿希望和機會的氣氛,蕭鳳霞又跟著農民工跑道大城市,看看他們是否也分享到了這種「新希望」,如何參與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進程,她要找「現代性」。但是,又沒有找到,「看到的就是越來越嚴峻的社會分化,很多針對農民工的障礙,他們的生活是有希望的,但也有很苦的。」
失落、反差和悖謬讓蕭鳳霞看到了中國急速變動的社會中,國家權力和普通個人之間超越二元對立的複雜關係。她在1989年出版的《華南的「能動者」與「受害人」:中國農村革命的共謀》(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一書中,落下這樣的結語:「某種意義上,我懷著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來到華南,但離開的時候,我卻滿懷韋伯(Max Weber)的恐懼。」韋伯的理論強調,作為實施有目的行動的能動主體,人們追求有意義的生活的同時,總會有意無意地塑造了社會、歷史和他們自身,人們的行動及其出乎意料的結果,讓歷史變遷顯得紛呈、厚重、多向。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中文譯名:《華南的「能動者」與「受害人」:中國農村革命的共謀》
作者:蕭鳳霞(Helen Siu)
出版:1989年

作為70年代最早在中國大陸從事嚴肅田野研究的學者,蕭鳳霞開始自我反省——「1989年,是我自己社會科學思考的一個大轉變,從70年代非常馬克思的觀念,變成一個非常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觀念,權力關係是辯證的、互動的,每個人一起做出來的,不是壓迫和反抗這麼簡單」。這時候,她也開始與她的「四人幫」夥伴——科大衞(David Faure)、陳春聲、劉志偉一同,一邊在華南的田野裏行走,一邊開始思考跨學科人類學研究的實驗和理論提煉,去「追尋富有意義的生活寶藏,而非受限於非常僵化、桎梏的社會學理論和概念」。


圖為70年代文革時期的農村。
圖為70年代文革時期的農村。攝:XINHUA / AFP

蕭鳳霞在《反思歷史人類學》和《廿載華南研究》中如此總結這種「人類學的韋伯式轉向」:文化不再是靜態的、可量化的、擺在那兒的,而是人們創造的、賦予意義的,歷史亦然,要研究的不是歷史的內容、文化的分類,而是內容的構建、分類的變異和具體化——文化、社會、族群、宗教、國家、民族等名詞,也不再是不證自明的研究起點,而恰恰是研究的對象;權力不只運行於政治機器及其制度體系中,也可以內化到我們每個人的知識、語言和行為之中,要研究的不僅是權力制度,更是權力作為一套語言如何實現滲透,並被普通人內化之後,在他們的日常言行中重現;就連時空,也是人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用不同方式想像、構建和磨合的結果。
「中國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過程,最有意思、最激動人心的,我就去,還是去研究中國。」
由此,意義、過程、對人類主觀能動性的批判性闡釋,逐漸成為人類學分析的核心。具體到蕭鳳霞最感興趣的「中國」,就不應被單純視為「一個政體、一個經濟實體、一個人口大國、一片有疆有界的疆域、一個脱離時間而存在的文化」或「一個固定不變的單元(bounded unit)」,更重要的是,了解「中國作為過程」在歷史上、文化上是如何形成的,有關中國的概念分類,暗含了怎樣的敘事策略和論述意涵,在這些建構和分類的過程中,中國的「人」不應是「群眾」「農民」「革命主體」等抽象概念,而應被視為活生生的、有利害關係的、懂得運用文化策略的、具有歷史經驗、有矛盾心理和情緒的人——比如在蕭鳳霞研究的中國農村革命中,農民「既是變化的主體,也是其中的受害人,一同創造他們所說的那個革命」。
後來,人們把蕭鳳霞他們稱為「華南學派」,但她對此並不認可,一方面因為他們重新思考的問題不限於華南地區,而是人類學研究中比較抽象、高層次的學術概念,另一方面「因為我們的世界是比較大的」。
大到哪兒去?
「很快中國就要走出世界,我也跟著很多非常成功、非常有朝氣、非常努力的企業家,跑到中東,跑到非洲。人家會說,為什麼你做中國研究這麼多年,現在跑到非洲去了?我說,不是啊,中國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過程,最有意思、最激動人心的,我就去,還是去研究中國。走出世界,很多人帶著他們的希望和努力跑出去了,所以我就跟他們去看了嘛!」
這次看到了什麼?
「2007年開始,我就一直去跑杜拜。看到的最後現代的(建築),很多都是中國的工程師、建築師、公司去建的——這不止是在杜拜。實際上,(當地)很多地產實在就是被温州的商人買走了,所以很多物業的主人是中國人。在杜拜的機場,2007年你能看到英國人、美國人、歐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北非人,到了2009、2010年,金融危機之後,剩下的就是中國人了。」
「在廣州……(能買到)非洲的土布。中國對非洲的影響,可能不是完全是最好的。什麼人沒有工作?現在這個布,就是完全在中國做。」「我們在坦桑尼亞北部,看到地標,當地人跟我們說,連綿無盡的農地都被他們(中國公司)買了,旁邊就建了路,旁邊是輸電線和鐵路。要問的是,中國的投資是為了什麼?」
「我以為看到的是一個全球化的新秩序,可是看到的當然也有很多不擇手段的力量,非常根深蒂固的國家空間,跟我在耶魯很多同事看到的新自由主義市場不同的世界,」蕭鳳霞說。在蕭鳳霞展示的一張在非洲拍攝的照片裏,一個中非合作項目的大門口招牌上,被人用紅色油漆,打了個叉。
「在野」40年,蕭鳳霞說,自己仍然好奇,仍然有非常開放的心態和消耗不盡的熱情,她還在尋找關於「中國過程」的新問題的答案:「21世紀,我們怎麼跟著那些(歷史)軌跡,重新尋找interregional connections(跨地區連結)?」


圖為深圳羅湖區鄧小平廣場。
圖為深圳羅湖區鄧小平廣場。攝:RAUL ARIANO / NURPHOTO

中央要給地方空間,香港要避免細胞化

對和她一樣位於「邊緣」、充滿「他者」特徵的故鄉香港,蕭鳳霞也是用這種「跨地區連結」的框架來看。
她說自己根本就不是一個研究香港的學者,在德國漢堡的法學院邀她去談一國兩制、談2014年的雨傘運動,她便給人播起梅艷芳、Beyond、何韻詩的歌,竟把那些德國大狀聽哭了,聽她講了兩個小時還不願放她走。
蕭鳳霞給德國律師們播放了一段何韻詩2016年Dear Friend演唱會的片段。「你們知道Dear Friend是什麼嗎?」她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廳問台下的觀眾,「Dear Friend是1942年,甘地寫給希特勒的一封信的address(抬頭),就是我們可以完全不同,但我們可以共存,尊重你,也尊重我自己,你不要go into war(發動戰爭)。」
對於近年每況愈下的中港關係,蕭鳳霞坦言感覺「不舒服」(uncomfortable)。她當然認為香港是獨特的。早在回歸前夕的1997年6月29日,她就公開發表過這樣的文字:
我們必須認清一點,「主權」可以恢復,歷史卻不能「回歸」;「認祖歸宗」應該立足現在,「民族感情」務必首先尊重自己。只有承認這些事實,「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部份才有可能得到體現。 畢竟,「一國」牽涉到的是主權問題,而主權問題相對容易地在外 交和政治層面上得到解決;「兩制」則拖着沉重的歷史包袱、纏繞 着複雜矛盾的情感,要得到充分的尊重與落實,實有待時間的考驗。 經過了多年的歷史發展,香港已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子。 「香港人」的身份已變得多元龐雜,不是簡單地用「西方」或者 「殖民地」等語詞可以涵蓋。抽象一點說,「香港人」所依存的這片土地已經再沒有清楚的界線,她裝載了多層次的社會意涵、經濟 利益和政治取向;她能夠放眼國際,同時又心懷中國、立足本土。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香港也好,華南什麼地方也好,一層又一層的資源,或者是它的機制,慢慢被削減為兩點,一點叫『中央』,一點叫『地方』。」
回歸將滿20年,蕭鳳霞仍然相信,香港之所以是香港、香港的「兩制」,在於「立足香港、背靠中國、放眼世界」的辯證關係,「只有本土的boundedness(界定)的話,這三方的辯證斷了的話,可能是有問題的」。
她認為,香港要避免「細胞化」——避免變成70年代她在廣東看到的農村,「什麼都沒有了,只是一個細胞化的單位」。如她在《華南的「能動者」與「受害人」》一書中寫到,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滲透鄉村社區,沉重的政治行政及其逐漸取代了層層疊疊的「民間」社會,原本繁複的、多層次多元化的鄉村共同體,被壓縮為單一的官僚細胞,日常生活的定義也被階級和革命的語言所主導。
「80年代在(廣東的)小城鎮還可以看到很多古老的大房子,還能找到石碑,(上面寫著)規定誰不可以在這裏建祠堂什麼的,這是權力的語言、譜系的語言,」蕭鳳霞說起田野調查的例子,「45歲以下的人,我問他們,這個祠堂是什麼,沒有人可以給我講,最後有人說,『你說的是個什麼什麼工廠嗎?』這就是毛時代革命造成的文化真空,兩代人之間,有意義的生活寶藏都沒有了。」
蕭鳳霞的學生、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與歷史系教授程美寶在與蕭對談中說:「我們最擔心的就是,香港也好,華南什麼地方也好,一層又一層的資源,或者是它的機制,慢慢被削減為兩點,一點叫『中央』,一點叫『地方』,現在不是這樣嗎?動不動就問那裏什麼看法,怎麼做」——程一手向上指了指,「動不動就說該怎麼做。我們之間本來有很多層的,這一層層可以是鄉下,可以是地區,可以是世界,現在實際上也有的,但我們的言詞,我們的言說,慢慢沒有了這一層一層,這一點是讓我比較心驚膽跳的。」
「當中央沒給地方空間的時候,緊張就出現了……沒機會他們就要走了,走不了就轉過身來反你了。」
怎麼辦?
蕭鳳霞想,香港與北京,要解決的是邊緣與中心如何獲得積極的互動能量——她曾在《廿載華南研究》中寫過,香港人在「邊緣」處觀看著政權和民族尊嚴此起彼落,處境和其他「少數民族」不相上下,都是在運用權威(帝國)的隱喻,在時刻變動的政治環境中定位自己。
她曾與劉志偉合作,研究帝國時代的中央與華南地方的關係,從中可以對中港關係觀照一二:「明清時候,政治中心不是太明確的時候……當中央給了地方很多空間,很多的文化、社會、精英,可以用他們不同的資源跟中央站在一起,變成中央主流文化的一部分,這樣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可以互補,(形成)有建設性的互動過程。當中央沒給地方空間的時候,緊張就出現了……沒機會他們就要走了,走不了就轉過身來反你了。」如她在回歸前夕所寫:「只要中央給予地方足夠的空間,容許並尊重『兩制』甚至『多制』並存,『一國』便越能夠得到落實與鞏固。」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中文譯名:《帝國之於邊緣:近代中國文化、族群性與邊界》
編者:Pamela Kyle Crossley(柯嬌燕), Helen F. Siu(蕭鳳霞), Donald S. Sutton(蘇堂棣)
出版:2006年

如今香港,「最好多一點跟省港澳一層層歷史文化,再重新看看有沒有互動。這樣才是背靠中國。在文化上是可以這樣做的。英國的殖民地經驗帶來香港的是一個非常全球化的網絡,完全不是『英國和中國的矛盾』這樣的東西。一層層的文化資源,(讓)我們可以立足香港、背靠中國——背靠嶺南,尤其是嶺南——盡量利用以前的歷史性全球性,香港一方面可能可以找回自己的定位,在世界,在中國,也可以並存。」
但問題是,「以前的國家機器和現在的有什麼分別,」蕭鳳霞說,「還是我很想找到答案的一個題目。」

知識分子,胸前戴三個毛章的上訪者是你嗎?

無論是農民與國家,還是地方與中央,蕭鳳霞一直在注視著人與權力的關係,對於參與權力「共謀」而不自知的知識分子同儕,更是毫不客氣。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之後三個星期,蕭鳳霞將《犁溝:農民、知識分子與國家》(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的書稿交給史丹福大學,準備出版,書中附錄只放了一張照片,是蕭鳳霞的一位攝影師朋友在1976年在北京拍攝的。
照片中是一名上訪老人,衣衫襤褸,風霜憔悴,但他的胸前掛著三個奪人眼球的毛澤東大像章——讓老人感到自豪、給他庇佑的東西,恰恰是將他至於如此慘境的緣由——「那個震撼是我很難用社會科學講出來的,可是我的知識分子朋友,說的是農民,我問他一句,這個形象就不是你嗎?」蕭鳳霞說。她曾經這樣總結:「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好像中國的農民一樣……既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觀的創造者,也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觀的受害者」。


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中文譯名:《犁溝:農民、知識分子與國家》
編者:蕭鳳霞(Helen Siu)
出版:1990年

「你可以知道我(交書稿時)的心情是什麼,」現在說來,蕭鳳霞神色尤肅然而隱隱有憤慨,「我實在就是批判我的知識分子朋友的,你們沒做過文化批判,(沒)把自己跟歷代政權……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定位,很多時候,很多不同的政權用了你們的熱情,用了你們的理想,然後搞到這樣,不是什麼人的錯。」
「這個照片是我對我的知識分子朋友那個時候做的比較強的批評,之後5年,被他們罵到要死,『天安門已經搞成這樣,妳還在罵我們』。可是這本書已經出版了20多年,還在賣,這本書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因為它問的問題,是一個已經超越了歷史時空的東西。」
「很多時候,很多不同的政權用了你們的熱情,用了你們的理想,然後搞到這樣,不是什麼人的錯。」
「要好好地自我反省自我定位」,不僅對與國家權力的關係如此,蕭鳳霞對學術研究亦是如此,「我們老了,很快走不動了怎麼辦,我們的想像、我們的熱情還可以去(田野),但跑田野的是靠你們兩代(年輕)人。」她鼓勵年輕的人類學者不必再走他們走過的華南老路,而應該走出華南,到別的地方去闖一闖,只要裝備好理論和方法工具,到哪兒都可以,「所以我就跑到非洲了嘛!」
蕭鳳霞在中大的演講現場又播了一首何韻詩的歌:「脱下透明的盔甲,你說什麼都不怕,對著北風呼喊,你說勝過裝聾扮啞,原來我已愛上屬於你的一種傻,你說西伯利亞有你的臘梅花……」
「我為什麼要播何韻詩的這首歌?你們不怕冷的話,還是要到西伯利亞去找你的臘梅花,」著一件草綠舊毛衣的蕭鳳霞笑著,如田野在身。

《春天與阿修羅》;電影《阿修羅》Asura 慘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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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與阿修羅》是宮澤賢治唯一一部詩集。作為曾經的詩壇“異類”,宮澤賢治至今仍是昭和詩人中最獨特的,也是日本影響力最大的詩人之一,被選為日本千年來最偉大的作家第四位。《春天與阿修羅》開宇宙詩風之先河,代表了早期現代詩歌的成就,




阿修羅(梵語:असुर Asura巴利語असुर Asura),亦譯為阿須羅阿索羅阿蘇羅阿素落阿須倫阿須輪,直譯為「非天」,意思是「果報」似而非天之義。在佛教中是六道之一,是欲界天的大力神或是半神半人的大力神。阿修羅易怒好鬥,驍勇善戰,曾多次與提婆神惡戰[1],但阿修羅也奉佛法,是佛教護法神天龍八部之一。
在語言學上,梵語的「阿修羅」一詞和古諾爾斯語的æsir(阿薩神族古諾爾斯語的名稱)及阿維斯陀語的ahura(可見於祆教善神阿胡拉·馬茲達的名字之中)一詞為同源詞。

アスラ(असुर asura)とは、インド神話・バラモン教・ヒンドゥー教における神族または魔族の総称



阿修羅(あしゅら、あすら、असुरasura)は、八部衆または二十八部衆(中国では二十八天)に属する、仏教守護神[1][2]。略して修羅(しゅら)ともいう[3][2]六道の一つであり、戦闘をこととする鬼類[2




投資7.5億票房慘淡《阿修羅》上映3天撤檔
大紀元



Asura, the most expensive Chinese film ever made, cost producers $112 million. The fantasy epic has been pulled from theaters after a dismal opening weekend.

程美寶: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 讀 Helen F. Siu,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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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寶: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讀蕭鳳霞:《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

2017/01/14來源:口述歷史


——讀 Helen F. Siu,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文章發表於《二十一世紀》,2016年12月號,總第一五八期,原題目為「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 Helen F. Siu,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因標題字數限制故改動。
感謝劉志偉老師發來文章電子版。
人類學家蕭鳳霞與歷史學共舞多年,在華南走過了四十載田野之路。她最新出版的文集用 TracingChina 為書名,與其說是「追蹤」或「追溯」中國,不如說更像踏雪尋梅,細覓中國或隱或現的蹤跡與軌跡。
當人類學家遇上歷史學,她會變成怎樣的人類學家?那要看產生何種的感情,是真愛還是假愛,是愛上與人類學心心相印的新史學,還是貌合神離的舊史學;是愛上是事實也是神話的「歷史」,還是被政治家認定為信史的「歷史」。若是真的愛上了史學,則人類學家走近歷史學,與歷史的對話,當如電影《貝隆夫人》(Evita, 1996)中貝隆夫人與那位一直在冷眼旁觀的男士共舞一樣,他總是在觀看著她,也反照著她,讓她從他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而從她把手遞給他蹬腳起舞的一刻開始,便很清楚他一直在觀照著她,也觀照著別人。她因此沒有被披著「歷史事實」的外衣的歷史神話領得暈頭轉向,而儘可能看清締造神話的過程,踏著她自己的舞步,與這位歷史先生共舞,共同掰開層層的過去,重構一個可理解的當下。
Helen F. Siu,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從《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引用只注章節或頁碼)可見,蕭鳳霞大抵就是這樣的一個「歷史人類學家」(頁358)。她與歷史學共舞多年,在華南走過了四十載田野之路。她沒有用濃墨重彩潑染出一個龐然的中國,而是用一根2B鉛筆,在一張薄薄的描摹紙上,輕輕地、層層地擦塗,讓中國從紙背或深或淺地逐漸浮現。如果我的理解不差,她最新出版的文集用Tracing China為書名,與其說是「追蹤」或「追溯」中國,不如說更像踏雪尋梅,細覓中國或隱或現的蹤跡與軌跡,中文書名也大抵因此譯為「踏跡尋中」,取其輕描淡寫,步履輕盈之語感。
至於書的副題——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在人類學的概念與詞彙已經過許多反省與更替的今天,當我們看到「ethnographic」(「民族志」)一詞的時候,應該明白到其涵義的複雜性。事實上,一部「民族志」,已經不是「一部」民族志,也不是對一個被劃定為某一個「共同體」或「社區」的群體所做的「全方位」描寫。研究者不再自以為可以像上帝般鳥瞰眾生,而是非常清楚身處田野中的自己也是需要不時作出檢討的。他們的學術訓練,讓他們用撰寫民族志的方法,不斷地為別人、也為自己撰寫民族志,甚至為這些民族志再寫一部民族志。換句話說,研究對象、研究者自己及其言說與書寫,統統都可用「民族志」的方式予以批判和檢視。四十年的田野經驗,廿多年的出版成果,足以串成一條時間長鏈,讓一個學者有距離地觀照自己。我們作為讀者,因此也得戴著一副漸進眼鏡來閱讀這部文集,儘管不易對焦,但應該會比較容易看清不同階段作品的貌相。
蕭鳳霞多年來持續運用的最為核心的基礎概念,在本文集的不同部分都有所討論和發揮。第一組包括「人的能動性」、「結構過程」和「過程」這三個概念;另一組是中國社會的「國家內卷化」、「細胞化」,以及這些過程中各種能動者所起的「共謀」作用。
一、兩組核心概念
如上所說,人類學家自有其舞步,即使她與歷史學共舞,也總是遵循人類學的步法,著意對社會科學的核心概念反覆思量,批判應用,逐步形成自己的分析框架,由是站穩腳步,舉重若輕。蕭鳳霞多年來持續運用的幾個最為核心的基礎概念,在本文集的不同部分(尤其是第三部分的導言)都有所討論和發揮。為明晰起見,我們或可將之分為兩組概念去理解。
正如通過理解「過程」把「結構化」和「人的能動性」兩者的張力松解得更為動態一樣,用上「共謀」的視角,也有助於把「國家內卷化」和「細胞化」這兩個概念達致辯證統一。「細胞化」是蕭鳳霞建基於四十年實證研究對中國農村社會作出的判語。
第一組屬較為抽象和具有普遍意義的層面,包括「人的能動性」(human agency)、「結構過程」(structuring)和從語義上看來無甚特別的「過程」(process)這三個概念。「人的能動性」這個概念,早在她1989年出版的專著《華南的能動者與犧牲品:中國農村革命的共謀》(Agents and Victims in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中,便有非常透徹的發揮。這部以她二十世紀7080年代在廣東新會開展的田野調查為基礎的專著,以「能動者與犧牲品」為書名,開宗明義地點出了「人的能動性」的悖論性——人在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過程中,會逐步產生「結構化」的後果(結構),而「結構(化)」在人們運用主觀能動性時,又會對他們的行為和思想發生作用和限制。強調「過程」的重要性,有助於我們把「結構化」與「人的能動性」兩者的張力鬆綁,理解結構與「結構過程」間的動態關係。

讀到這裡,我們自然會想到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名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如果蕭鳳霞的討論僅僅停留在這裡,我們會以為她不過是重複著十九世紀古典社會學大師的論述。然而,她的研究並沒有只是停留於人在既定社會條件下的能動性,而是更著重於能動者對自己所處的結構的創造——既在能動者的行為與變動中的結構的互動過程中把握和認識社會結構,又從這個「結構過程」了解作為能動者自身的歷史活動和歷史命運,探求社會結構性變遷(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軌跡。從這種以「結構過程」、「人的能動性」和「過程」鼎足而立的理論框架出發,蕭鳳霞基於自己在中國鄉村的田野研究形成的認識,從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引出了另一組相當重要的概念——中國社會的「國家內卷化」 (state involution)、「細胞化」(cellularisation),以及這些過程中各種能動者所起的「共謀」(complicity)作用。
1970年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已在結構上成為一個儼如細胞的單元。這個「結構」,是「革命」的過程。這場革命只有在村民和幹部深度參與和合作(共謀)的情況下才可能成功。
「內卷化」是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J. Geertz)在1960年代用於研究印尼爪哇勞動密集型水稻耕作農業模式的一個概念。所謂「內卷」,是指某種經濟、社會或文化模式持續發展一段時間並達致某種決定性的狀態時,無法自身轉型到一種新的模式,推動進一步的發展。杜贊奇在1980年代採用了這個概念,分析民國時期國家締造的過程,指出民國政府在地方社會擴張到一定階段時無法前進,不得不依賴一些非形式的結構(informal structures)作為國家代理,其後這些結構變得尾大不掉,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地方治理機制。2
蕭鳳霞的研究,尤其是有關民國時期華南農村社會「大天二」的分析,呼應的也是二十世紀許多現代國家締造過程中出現「內卷」現象的討論。不過,她似乎要進一步將「內卷化」再往「內」推進,借鑑唐尼索恩(Audrey Donnithorne)用「細胞型經濟」(cellular economy)來形容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地方和國營企業發展趨向的分析3,採用了更接近生物學意義的「細胞化」這個概念,把「國家內卷」的意象由外在的社會推衍到個人的身心。
在這裡,正如上述通過理解「過程」把「結構化」和「人的能動性」兩者的張力松解得更為動態一樣,用上「共謀」的視角,也有助於我們把「國家內卷化」和「細胞化」這兩個看來一外一內的概念,達致辯證統一。換句話說,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由外而內徹徹底底的「內卷」,是因為這並非單方面來自外在的國家機器強壓的結果,而是每個個人都共同參與,最終被國家的語言內化身心,讓自己也「成為國家」的共謀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權力的運作也從外而內,由硬而軟,個人被權力操控,也共同行使著權力。
我認為,中國農村的「細胞化」是《華南的能動者與犧牲品》一書最重要的結論,但這個結論一直沒有得到學界足夠的關注。正如蕭鳳霞在文集第三部分的導言所說,在該書中,她敘述了中華帝國晚期的華南鄉村社會如何發展出充滿活力的商品交易市場、根植地方的宗族組織、豐富多姿的宗教儀式與習俗,以及超越本地的身份認同。然而,時至二十世紀70年代,當她踏進這些鄉村時,看到的卻是二十多年社會主義革命的後果——市場被遏制、社會組織被剷平、宗教儀式和民間習俗被取締,更重要的是,鄉村社會跟外界有機的聯繫和互動很大程度上被切斷。此時,華南的鄉村變成「內向的『農村』細胞」(inward-looking 「rural」 cells),自我收縮成一個最基本的單元,既與外界絕緣,也不能離開「國家」這個身體而獨立存在。
如果我們用「結構過程」這個概念去思考這個結果,則可以1970年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已在結構上成為一個儼如細胞的單元。這個「結構」,是「革命」的過程。本來,革命的終極,是砸碎舊世界,是「人的能動性」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表現,然而,「能動者與犧牲品」、「共謀」這幾個概念又提醒了我們,這場革命只有在村民和幹部深度參與和合作(共謀)的情況下才可能成功。鄉民不錯是受害人,但也是行動者,而最深刻的受害,莫過於每個人的身份和前途皆由階級和革命的語言所定義,且逐漸無法用另一套語言取代。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強調的,在這個過程中僵化的不只是外在的社會結構,還有人們的語言和思維結構。
儘管在寫作《華南的能動者與犧牲品》一書時,蕭鳳霞還沒有很明確地提出「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和概念,但通過實地考察和文獻閱讀,她對共和國成立前的華南鄉村的認識,有別於許多社會科學家把中國農村想像為「停滯、封閉和孤立」狀態的前設。
這個「結構過程」,早在1949年前便逐步發生。蕭鳳霞有關新會天馬鄉、中山小欖鎮和番禺沙灣鎮的研究更表明,社會主義革命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早在二十世紀40年代已見端倪。二十世紀上半葉,鄉村城鎮軍閥橫行,緊隨著的是國民政府企圖通過社會和政治運動達致各種「現代化」的目標。抗戰期間,多處地方淪陷,貿易往來以及跟外部社會的聯繫中斷。未幾內戰爆發,時至1949年,華南不少鄉村為「大天二」把持,粗暴的「槍桿子裡出政權」的原則,取代了原來以宗族語言表達的權力秩序。緊接著的社會主義革命,更使得原來層次繁多的社會與人際網絡難以恢復(第13章、頁69119)。
「細胞化」可說是蕭鳳霞建基於自己四十年實證研究對中國農村社會作出的判語。這個在歷史中發生的「結構過程」的結果,是改變「過程」的方向,成為看起來相對僵化的結構。那麼,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結構?研究者需要提出一個哪怕是臨時性的答案,以突出足以達致結構性變遷的歷史轉折點。在這裡,歷史的觀照給了蕭鳳霞有別於許多社會科學家的眼光。
儘管在寫作《華南的能動者與犧牲品》一書時,蕭鳳霞和她一起從事華南研究的同仁還沒有很明確地提出「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和概念,但通過實地考察和文獻閱讀,她對共和國成立前的華南鄉村的認識,有別於許多社會科學家把中國農村想像為「停滯、封閉和孤立」狀態的前設。也因為如此,當她看到改革開放後許多所謂「傳統」的「復興」,如中山小欖的菊花會、潮連洪聖誕的游神,甚至是村裡年青人籌辦的奢侈婚禮和葬禮時(第678章),她知道這些已經不可能是簡單的「復興」,而是人們用新獲取的財富,將傳統重新組合,或用來處理家庭內部的代際關係,或用來配合地方政府的口號政策,是應對社會主義國家所遺留的過去和所定義的當下的「循環再造」(recycling)。向著「細胞化」結構轉變的華南鄉村社會,儘管跟港澳和海外仍然維持一定的關係而不至於與外部世界完全斷裂,但其自身的社會組織能力,與過去已不可同日而語。
1980年代,曾有社會科學家認為共產主義沒有改變傳統中國,傳統的力量依然十分強大。蕭鳳霞明確地回應,共產主義革命深刻地改變了中國鄉村社會,集體化時代留下的影響,已深深地鑲嵌在人們的生活和思維中。改革開放因此不應被理解為「告別革命」,從此掀開新的一頁。身處當下的田野中,處處可以看到過去的魅影。毛澤東時代埋下的地方權力結構,已經內化於人們的身心,人們無意識地再生產他們曾幾何時極力躲避的權力結構。這個歷史包袱(或歷史遺產?)應該是分析後毛時代的前提(第4章、頁68-69)。
蕭鳳霞處處指出黨國—社會關係的悖論性: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黨國必然是與社會利益對立的外在力量,同樣地,我們也很難再把地方社會視為「文化傳統」的倉儲,以為這些「傳統」只是一時被壓抑,早晚會「回來」。事實上,在很多情況下,國家與社會已相互糾結得難捨難分。蕭鳳霞這樣的一種研究取向,不只應用在像中國這樣的一黨獨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更與1980年代中期歐美政治學「把國家拉回視野」(to 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呼籲互相呼應。時至今日,即便在比較民主開放的國度,國家——不論是作為組織性的結構,還是一個自主的行動者——已深深地滲透到社會之中。因此,公共和私人領域、國家與社會、形式化和非形式的權力與威權,都不應看成是對立的二元。行動者作為一個獨立個體,也許在政治和經濟的競技場上會理性算計,但歷史與文化賦予他們的包袱或遺產,又使得他們宿命地循著某些軌跡行走。
蕭鳳霞對上述兩組核心概念的推進,與她受益於二十世紀70年代以降歐洲史學特別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法國年鑑學派與新文化史的發展大有關係。其中,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關於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的經典討論,提倡用「結構過程」取代過往把「結構」與「過程」分離的視角至為關鍵。4種種新史學的趨勢,一方面注重把握長時段和整體史,另一方面提倡對歷史中個人行為的涵義予以同情之理解,有助我們把無窮的過去與瞬間消逝的當下以及立馬蒞臨的將來動態地聯繫起來。
人類學家在當代中國城市的「田野」中行走。(圖片由嚴麗君拍攝及提供)
換言之,「歷史」不是「擺在那裡」的「背景」或聊作點綴的文獻,而是現實中一個不斷造就現實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不但創造了歷史,也創造了歷史敘述,這些歷史敘述又影響了歷史。可悲的是,有些歷史學者老是把歷史敘述當成所謂客觀的甚至唯一的歷史「事實」,而忽略了「歷史」蘊含的多重概念性和事實性。把「歷史」視為「結構過程」的這種認識,是蕭鳳霞和她扛起「歷史人類學」大旗的研究夥伴的共同出發點——不管他們考察明清還是現當代歷史,立足華南還是華北。
二、非城非鄉非鎮
蕭鳳霞的田野考察一再呈現出改革開放後人們如何利用他們可能曾經極力抗拒的標籤和身份,在新時代賺取新的資源。在這個博弈過程中,「農民」身份在某些地方變成值錢的籌碼,「城鎮」卻被夾在城鄉中間難以動彈。
蕭鳳霞往後的許多田野考察,一再呈現出改革開放後人們如何利用他們可能曾經極力抗拒的標籤和身份,在新時代賺取新的資源。在這個博弈過程中,「農民」身份在某些地方變成值錢的籌碼,「城鎮」卻被夾在城鄉中間難以動彈。早在1980年代,蕭鳳霞便曾把注意力放在現已被人淡忘的「城鎮」之上(第5章)。在後社會主義時代,受制於「鎮」這個行政層級和集體經濟,規模有限的「城鎮企業」夾在農村公社、國營企業以及後來冒起的市級政治經濟體之間。在稅務負擔方面,城鎮企業未能如農村企業般享有形式化或非形式的優惠;在國家財政方面,鎮政府所能分到的份額只是杯水車薪。在鎮一級的幹部和企業看來,「鎮」已變得非驢非馬——既非農村也非城市,既非集體也非國營,還要背負「趕不上現代化步伐」的罪名。他們所期待的出路,是享有與農村集體一樣的財稅優惠,要不就是在行政級別上升格為市。
然而,蕭鳳霞研究的個案卻顯示,在由省而市層層下達的決策過程中,城鎮企業被迫與鄰近的農村集體合併,而新的城鎮中心更被迫遷往偏遠窮困的郊區。相形之下,「農民」看起來是暫時的贏家。在文革時,他們不用像城鎮知識分子般要「下鄉」;在城市實行一胎化政策初期,他們可以多生一個孩子;在1990年代以降房地產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擁有集體土地產權的一些鄉村,經討價還價,得以分享出租或置換土地的利益。但由「耕田」變為「耕屋」並不意味「農民」必然能夠達致社會身份的轉換,新世紀之交廣州珠江新城某村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另一方面,對於從鄉村移徙至城市打工的人來說,農村戶口是他們無法達致真正的社會流動的枷鎖,且要背上一個充滿悖論和歧視的標籤——「農民工」。
蕭鳳霞研究的個案顯示,在由省而市層層下達的決策過程中,城鎮企業被迫與鄰近的農村集體合併,而新的城鎮中心更被迫遷往偏遠窮困的郊區。 相形之下,「農民」看起來是暫時的贏家。但由「耕田」變為「耕屋」並不意味「農民」必然能夠達致社會身份的轉換。
熟悉當代中國的人都知道,下級的政府和幹部總是以為許多問題只要通過行政體制的提升——也就是權力和資源的擴張,就可以得到解決。所以,從「農村」變成「街道」,從「區」升格為「市」,好像總是值得額手稱慶的。蕭鳳霞指出,過往人們似乎並不需要通過行政級別的升格來抬高身價,卻仍能自信滿滿。華南地區原來在明清時期發展出來的許多大鎮,與城市固然聯繫緊密,與鄉村也儼如一體。這些地方的人,善於運用各種工具性和象徵性的手段,把自己跟不論是想像的還是真實的國家建構的過程聯繫起來。因此,明清以來的華南區域系統,不純粹是一個經濟單元,還是一個滲入了各種政治和社會的偶然因素的有意識的文化歷史建構。
過去,這些地方樂於自稱為「鄉」,卻並非一般學者所認為的是「封閉落後的農業社會」,而是通過市場網絡成為區域經濟的一個有機部分,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在文化上有多重參照點,顯得自信十足。如南海佛山是明清經濟大鎮,卻樂得號稱「忠義鄉」;番禺沙灣雖有鎮的規模,但仍然維持一個「鄉」的社會和心理結構;再如蕭鳳霞蹲點多年的新會潮連,其1946年出版的鄉志一開始說「潮連一鄉」是「東西相距六里余,南北相距五里余」的蕞爾荒島,未幾筆鋒一轉,就說「地球言文化,必以河流,粵省言文化,當以海坦」,一下子便把潮連這片四面環海連接西江的海坦,與「地球」、「文化」聯繫起來。值得注意的是,鄉志編纂盧子駿「居鄉之時少,而作客之時多」,他寫這篇序言時也並非身在潮連,而是識於「香港加冕台三號」5
時至1960年代,在華南許多地方,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將城、鎮、鄉徹底分離,而鄉的悲哀之處就在於,當一個外加的標籤被人們唸了無數遍——「我是農民,我是農民,我是農民」——這個標籤便會成為咒語,成為「事實」。蕭鳳霞1970年代進入華南鄉村從事田野工作時,經常碰到村民的反應是:「我們是農民而已,你為甚麼對我們感興趣呢?」這樣一種反覆的言說,對當時的蕭鳳霞儼如當頭棒喝,讓她意識到站在她面前的,已經不是曾幾何時的「村民」,而是經過革命洗禮的「農民」了。
至於處於夾縫中的鎮,則既無鄉的集體土地資源,也缺乏過去由鄉而鎮的文化自信。如今許多鎮級的幹部,尤其是那些與本地社會無甚關係的年輕公務員,只會從「國家」的視角出發(猶如斯科特 [James C. Scott] 所說的「seeing like a state」),用「鎮級」的思維去定義其管理的地方文化,漠視過去有機的城鄉關係以及跨地域性聯繫。近年,我與番禺某鎮合作整理一批與廣東音樂有關的文獻和文物時,就深感「細胞化」的思維已徹底滲透這些地方幹部的血液。無論這批文獻和文物如何顯示廣東音樂及其相關人物的跨地域性,這些幹部卻只是滿足於將之視為「本地」的文化遺產。目下中國許多關於地方文化的定義,皆按行政層級來劃分,這種狹隘的思維,正是「細胞化」造成的由外而內的深遠後果。
蕭鳳霞經常說,她在中國沒有看到革命成功,但革命的夢魘卻總在徘徊;進入鄉村,她看不到鄉村,何況如今不少鄉村的面貌也已半推半就地被城市化了;去到城市,她看不到城市,經過革命的洗禮,不少城市的內核已不知不覺地被無產階級化。
蕭鳳霞經常說,她在中國沒有看到革命成功,但革命的夢魘卻總在徘徊;進入鄉村,她看不到鄉村,何況如今不少鄉村的面貌也已半推半就地被城市化了;去到城市,她看不到城市,經過革命的洗禮,不少城市的內核已不知不覺地被無產階級化了。蕭鳳霞近年研究的廣州珠江新城某村,便鮮活地展現了這種非驢非馬的景象。該村村民用他們的集體土地產權,與發展商討價還價多年,換取到每戶數間高樓大廈商品房和其他利益,得以「留」在自己所屬的土地上。村裡原來的祠堂被拆遷到商品房小區的一塊空地上重建,不同姓氏的祠堂肩並肩、背對背地立在一起,原來的廟宇被移到小區某個角落重建,也是一字排開;更有趣的是廟旁立了一尊巨型的射手銅像,遙遙對著那道造型如鯊魚張嘴的現代大橋,據說是用來抵擋煞氣的。
看到這番似乎有點荒謬的景象,我們便會明白為甚麼蕭鳳霞會把第16章有關城中村(或村中城?)的文章題為〈顛沛不流離:後改革時期華南非公民的城市空間〉(「Grounding Displacement:Uncivil Urban Spaces in Post-ReformSouth China」)。被城市圍困的村民,在既非鄉村也非城市的奇異空間裡,在後社會主義時代繼續保有集體權利,成了後毛時代的毛式地主(Maoist landlords)。他們不錯是「換取」(「displacement」第一含義)到「接地」(「grounding」第一含義)的好處,但這種「錯位」(「displace-ment」另一含義),卻無異於「大船擱淺」(「grounding」另一含義),教他們難以自拔,連村民自己也感嘆說:「我們現在是有錢卻沒前途。」(頁xi)不論是村民還是外來工,他們生活在珠江新城這個廣州在1990年代規劃的中央商業區(CBD)範圍內,都顯得「格格不入」(out of place)。他們既非廣州「市民」,也很難說是立足在「公民」空間上。如果他們有甚麼抵抗意識,大抵也只能靠那尊儼如大風車下的唐吉訶德的射手銅像含蓄表達。這種「格格不入」的景象,在蕭鳳霞最近與濮德培(Peter C. Perdue)、泰利可佐(Eric Tagliacozzo)合編的「翻展亞洲」(Asia Inside Out)系列的討論和附照中,也隨處可見。
「翻展亞洲」這個主題正正提醒我們,只要我們願意挖出一條歷史的隧道,將僵化的地區研究的時空予以重新校正,把亞洲由里而外地翻展開來,則許多看來「甚麼都不是」的荒謬景象,就會變得可以理解。
蕭鳳霞闡述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既為國家追尋現代化、也在自我救贖的過程中,摒棄了鄉土,製造了農民,構築了新中國,也成就了一個自以為是的新的自己。知識分子好像他們筆下的農民一樣,既是能動者,也是犧牲品。
三、敘述與言說
既悖論又悲劇的是,上述那種捆綁於本地的「細胞化」思維,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摒棄鄉土的結果。蕭鳳霞編著有兩部「文學性」著作——《毛的收成:中國新世代的聲音》(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 1983)和《犁溝:農民、知識分子與國家:現代中國的故事與歷史》(Furrows: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Stories and Histories from Modern China, 1990),表達的正是這個命題。本文集收入了後者的導言(第12章),闡述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如何在既為國家追尋現代化、也在自我救贖的過程中,摒棄了鄉土,製造了農民,構築了新中國,也成就了一個自以為是的新的自己。知識分子好像他們筆下的農民一樣,既是能動者,也是犧牲品,他們共同在一個他們稱為「革命」的社會政治變遷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共謀,創造了新世界。
也許讓讀者難以理解的是,與這篇導言一起放在文集第五部分「字裡行間的歷史」 (History between the Lines)的,是在內容上看來風馬牛不相及的〈婦女何在?抗婚和華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Where Were the Women? Rethinking Marriage Resistanc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South China」)一文(第11章)。我的理解是,蕭鳳霞嘗試用文學的文本批判方法,來閱讀史料中字裡行間的意涵。她在該文指出,華南地區婦女「自梳」不嫁與嫁後「不落家」的習俗,可能是廣大西南、華南與東南地區更早的土著習俗的殘存,到了明清時期,這些習俗卻成為地方士紳載於方誌的佳話,是表達自身文化正統性和排斥他者的手段。這種刊載於方誌的故事,與許多族譜謂某姓「本屬中原貴胄,為避亂而南遷」的故事同出一轍,都是用來標榜正統、合理化入住權的敘述。蕭鳳霞從方誌敘述的字裡行間,讀出了弦外之音。
同樣充滿悖論的是,在這些敘述中,在地的「入住權」是通過「遷移史」來合理化的,「土著」得變成「移民」,才能成為蓋上「正統性」印記的新土著,而舊移民則不斷通過強化其「中原正統」的來歷,排拒其他土著和新移民,但這並不是說被認為屬「邊緣」的社群,就必然會自認「邊緣」和無法達致社會流動。正如華德英(Barbara Ward)以建立其「意識模型」的香港船民研究所揭示一樣,被認為位處邊緣的船民(「疍民」或「疍家」),從其自我意識出發,在文化上並不認為自己屬「邊緣」,而認為自己所實踐的是正統的中國禮儀。蕭鳳霞在〈婦女何在?〉一文中,也提到一些原來在沙田區被標籤為「疍家」的社群,有部分在二十世紀3040年代成為地方上新興的權勢後,亦採用大族「不落家」的婚俗,以標榜其正統性,儘管當時這種婚俗已被城市知識分子視為「封建落後」。
「本地」、「疍家」(在另一些情境中表述為「本地」、「客家」)等標籤,就是在這個爭奪入住權的博弈中衍生出來的族群分類。發表於1990年的〈婦女何在?〉一文,為蕭鳳霞十多年後與劉志偉合寫的〈宗族、市場、盜寇與疍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Lineage, Market, Pirate, and Dan:Ethnic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一文(第9章)埋下了伏筆。該文指出,原來位處邊緣的人群,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並非完全無法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一旦達致了這種流動,取得入住權的人便會利用各種體現在文字和言說的文化手段,再生產僵化的族群分類和標籤,用以區分我群/他群。她和劉志偉在田野里經常聽到的有關疍民的描述是「水流柴,無祠堂」(頁135156)。這種言說和分類,直到今天仍不絕於耳。今年9月,我乘坐番禺一位朋友的座駕,造訪位於廣州南面的南沙區萬頃沙鎮某個社區委員會的綜合文化室。一路上,我一面看著車外的風景,一面打開手機上的地圖定位,比劃明清時期逐步形成的萬頃沙的地形。當車子駛進鎮里窄窄的街巷時,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間又一間小小的住房,整齊劃一地排列在平坦的土地上,這明顯是原來只能在海坦邊搭建草寮居住的疍民在1950年代後被容許「上岸」建房的結果。目睹此情此景,我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問朋友,這裡的人是水上人嗎?他不經意地回答:「是呀,水流柴,無祠堂。」
聽到這六個字,當時腦海馬上閃現的,就是蕭、劉這篇文章。這篇文章是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合作的成果。他們共同討論了明清時期的戶籍制度、動亂期間地方勢力的興衰、水陸交通帶來的商業契機;他們從族譜書寫中讀出許多弦外之音,觀察了神誕節日活動中的組織與權力結構。「水流柴,無祠堂」,這聽起來無足輕重的六個字的意涵,如果沒有層層的文獻和田野功夫,是難以體會的。族群分類的語言在一個「結構過程」中逐漸形成,這套語言和標籤又高度內化,決定了人們對歷史、對現實和對自己的認識。
四、香港,香港!
蕭鳳霞與劉志偉合寫的〈宗族、市場、盜寇與疍民〉一文是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合作的成果。 有關疍民的描述——「水流柴,無祠堂」,這聽起來無足輕重的六個字的意涵,如果沒有層層的文獻和田野功夫,是難以體會的。
無獨有偶,香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了「香港人」和「新移民」這兩種滲和著事實與觀感的分類標籤。蕭鳳霞在〈定位「香港人」與「新移民」〉 (「Positioning
Hong Kongers』 and 『New Immi-grants』」)一文(第15章)中,呼籲決策者應撥開造成這種二元對立的迷霧,辨析不同時代移居香港的人口來源與背景,才可能訂定更合理的政策,讓人們摒棄粗糙的分類思維和歧視性的語言。儘管蕭鳳霞說自己很享受位處「邊緣」的含混不清的文化身份,但我相信,在各個「田野點」中,最讓她揪心的始終是香港。
她的研究展示了生活在香港和廣大的華南地區的人們本來最能表現出跨國和跨地域的性質;而香港經驗所形成的香港認同,從來也不是可以簡單地用「殖民地的」、「西方的」或「本地的」等詞彙去定格。恰恰是華南地區的人們這種遊刃有餘的經驗,教蕭鳳霞意識到她的研究對象是變動不居的,因此她也不得不沿著研究對象的軌跡到處行走。她所寫的每部民族志,也必須有多於一個「田野點」,而且往往是跨地域和跨國的。
地方上的人的敘述,當中反映的觀感、情緒和策略性定位,也隨著不斷變化的地域建構有所轉移(頁300)。蕭鳳霞四十年來的「田野點」,不論是潮連島、環城公社、沙灣鎮、小欖鎮、廣州、香港,都不是一個個孤立的「點」,而是四通八達的網絡「節點」(hubs)。十九、二十世紀的香港由於其曖昧的政治環境,把這種「節點」的靈活性發揮得淋漓盡致。蕭鳳霞說,香港是文化的萬花筒,是世界的一道風景線,歷史的許多偶然因素,使香港發展出一個與內地許多城市不一樣的華人社會。曾幾何時,理論上在中國人社會位處邊緣的女性,在香港也由於一些結構性的因素,一度在政壇上表現突出。
然而,就在相對於「新移民」的「香港人」認同感日趨強化之時,好些香港人在心理結構上似乎也經歷著一個「內卷」的過程。一方面,他們碰上回歸中國這個歷史轉捩點;另一方面,「本土」這個含混不清的概念也逐漸在各種論述中浮現。歷史好像在給我們開玩笑,原來用於論析華南鄉村社會的「細胞化」概念,在四十多年後居然有可能適用於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讓人感到不寒而慄的是,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香港呈現出的許多態勢,難免令人聯想到這個城市走向「細胞化」的可能——如果不是整個社會的「細胞化」,至少可能是個人思維的「細胞化」——「香港」和「香港人」成為一個自以為能夠自足的單元,某程度上在心態上與外部世界隔絕。
蕭鳳霞的華南農村研究一再提醒我們,一個地方的「細胞化」,不僅僅是外部的強大政治力量操控的結果,而是每個作為能動者的個人,在自以為反抗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用了抗爭對象的語言和思維方式,結果自己成了受害人而不自知。在文集的最後一章,蕭鳳霞用了「鄉曲寡陋」(provincialized)一詞來形容香港中產階級的下游趨勢——儘管她用一些正面的例子和前瞻的語氣,企圖為香港的中產階級調出合適的音調,指出一些可能的出路;近年來,她更將自己的視野移向亞洲和全球,從這個視角出發,把部分探索成果置於文集第七部分一個引人開闊眼界的大標題「歷史上的全球性與亞洲式的後現代」(Historical Global and the Asian Postmodern)之下,但在我看來,她這種努力在指陳走出困局的方向的同時,也表達了一些言猶未盡的隱憂——都會氣象是否已成歷史?亞洲式的後現代會否以「本土」之名變得故步自封?
蕭鳳霞四十年來的「田野點」,不論是潮連島、環城公社、沙灣鎮、小欖鎮、廣州、香港,都不是一個個孤立的「點」,而是四通八達的網絡「節點」(hubs)。十九、二十世紀的香港由於其曖昧的政治環境,把這種「節點」的靈活性發揮得淋漓盡致。
就像她在第1013章所描述的,二十世紀40年代華南地方權勢歷經戰亂、重新洗牌之後,原來在外大展拳腳、在故鄉發揮一定影響力的新會商人在本地社會逐步被邊緣化的情況一樣——他們原來散發的都會氣息,要不徹底與鄉土隔離,要不就是在「細胞化」的農村中被重重圍困,偃旗息鼓。然而,外力操控的權勢轉移也許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始終是自我「細胞化」。
香港人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心態如果愈趨「細胞化」,即使表面上看來再衣冠楚楚、再充滿大都會氣息,最終在鏡中映照到的自己,可能跟第12章中那位鶉衣百結、身上別上無數個毛章的上訪者沒有兩樣(頁245,圖12.1)——他感到冤屈,他極力去申訴,但他申訴的對象卻已內化到他的身心,成為他自己的一部分。正如蕭鳳霞在該章一開始引用北島1988年的詩作《無題》所說的:「對於自己/我永遠是個陌生人/我畏懼黑暗/卻用身體擋住了/那唯一的燈/我的影子是我的情人/心是仇敵。」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在研究中無法盡情言說的感受,有時候會在文學家那裡找到共鳴。
五、韋伯抑或馬克思?
不論是走在田野、與當地人聊天,抑或是閱讀文獻,蕭鳳霞和她有著共同研究理念的同仁的終極目標,都是希望能夠聽懂、讀懂人們的話語,理解人們行為的涵義以及他們對自己行為的自我定義和詮釋,透析這些話語如何在時空交疊的情景中逐步建構起來。她一再強調,人作為一個能動者,既背負著歷史包袱,也時刻演示著決心和野心,面對隱而不彰的制度性局限,不斷地創造文化資源,又不斷製造結構捆綁著自己。她把不論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者自己使用的分類和標籤,都看成是「社會和話語的產物,有待破譯」,也就是文學研究的所謂「解構」(頁xii)。
在田野里,蕭鳳霞明白她的存在和人們對她的存在的理解——學生、港澳同胞、教授、上面派來的、朋友、同情者——會引起人們不同的反應。人們如何說話,往往是在極力解開意識形態的成見和跟她有意無意地成為朋友之間作出平衡,從而假定她應該知道甚麼,或因政治需要而感到有責任讓她知道甚麼。恰恰是她與研究對象之間多年的互動——逐漸由陌生人變成朋友——成為她追尋行為涵義的思想源泉。她在田野現場,不是純粹為了「占有」資料而做筆記,而是細聽人們訴說各種瑣事;她不光重視他們說甚麼,更注意他們怎麼說。四十載的田野經驗,讓她與本地人從互不相識甚或疑忌,變成可以信賴的老朋友,彼此能分享喜悅,訴說擔憂。
蕭鳳霞一再強調,人作為一個能動者,既背負著歷史包袱,也時刻演示著決心和野心,面對隱而不彰的制度性局限,不斷地創造文化資源,又不斷製造結構捆綁著自己。
儘管蕭鳳霞說自己「在某種意義上,帶著馬克思的希望進入華南,最後帶著韋伯的憂慮離開」 (頁xiii),在我看來,如果這是她表達自己在1989年的心情的話,如今這部歷經修改的個人民族志,反映的她既是追尋行為或言說背後涵義的「韋伯主義者」,但也始終不改她以「大寫的人」為本的「馬克思本色」,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從塗爾干(émile Durkheim)、福柯到列維—史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般由外而內的結構主義者。也正因為如此,用任何一個學者或主義的框框,都不能簡單說明蕭鳳霞的理論前提。作為一個見證二十與二十一世紀社會現象和理論轉型的人類學家,她嘗試從人文學科尤其是歷史與文學尋覓思想源泉,企圖超越二十世紀社會科學某些囿於分類和標籤的僵化甚或異化的趨勢,致力發展出一個制度性的框架和平台,建立跨學科的學術議程,以捕捉種種變動不居的現象(頁xi)。在蕭鳳霞來說,變動不居的不只是人和社會,還包括整個「中國」本身。
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涵義」的單位,不只是一個地理空間或政治實體,也是一個累積了人們的生活與思維所經歷的變遷的載體。中國,不僅僅是一個空間,更是一個過程(China as Process,頁viii-xiv),需要用歷史眼光去觀照。
變動不居的不只是人和社會,還包括整個「中國」本身。中國作為一個具有「涵義」的單位,不只是一個地理空間或政治實體,也是一個累積了人們的生活與思維所經歷的變遷的載體。中國,不僅僅是一個空間,更是一個過程,需要用歷史眼光去觀照。
六、余話:後現代的
荒誕劇最後還值得一提的,是這部文集的封面照片。看過1989年出版的《華南的能動者與犧牲品》的讀者,都應該知道兩本書其實採用了同一張照片作為封面。也就是說,這張照片已有幾近三十年的歷史了。我凝視著這張照片,不禁要問:這片葵林,今日安在?這個挑擔的婦女,路在何方?當年的封面,用的是黑白照,這次用的是彩照。二十一世紀的這張彩照,是否比二十世紀那張黑白照來得更真實呢?相片中的陽光,經過色彩處理,顯得格外金黃,卻未免過份耀眼,以致看不清葵林里的風景;整個氣氛,甚至顯得有點荒誕不經。這也許就像當下的中國,種種合理和不合理的存在疊加在一起,斑斕混雜,零落破碎,前景不明,看來荒誕,卻又並非完全不可解。
注釋
1 馬克思(Karl Marx)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8-9
2 參見Prasenjit Duara, 「State Involution: 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 1911-
1935」, Comparative Studies inSociety and History 29, no. 1(1987): 132-61
3 參見Audrey Donnithorne,Chinas Cellular Economy:Some Economic Trends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China Quarterly , no. 52 (October-December 1972): 605-19
4 參見Philip Abrams, 「History,Sociology, Historical Sociology,Past and Present , no. 87 (May
1980): 3-16。
5 盧子駿:〈自序〉,載盧子駿編:《潮連鄉志》(香港:林瑞英印務局,1946),頁3-4
程美寶,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康正果:《毛澤東和歹托邦》(2017)《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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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老師上回來台灣主持允晨的新書發表會時,我很幸運在場。很認真、正直的學者。退休後,仍有許多論述。現在有新書、書名有妙譯,特別為他喝采。
utopia, dystopia (康正果:歹托邦) , heterotopia...
康正果新著《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 (台北:允晨,2015)第7章:結語和後話:毛共的現形和蛻變----從毛時代到後毛時代,頁521 (2015.3.8)有下述2006胡錦濤訪美的故事的精練說法:
在回答有關政治改革問題的時候,胡主席一口咬定說,中國一直都在進行改革,但決不會照抄西方民主。當他堅定地自稱他是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從英譯中聽到了“materialist”一詞的美國聽眾都發出了會心的一笑。這“materialist”一詞,當天下午耶魯師生在Battell教堂就胡的講話做討論的時候,已有一位臉色嚴峻的黑衣男子跳出來做過爭辯,他說胡主席說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意義上的唯物主義,請美國人不要把該詞誤解成美國語境中的物質主義或實利主義。該辯護士說得義正詞嚴,博得了一群在場大陸留學生熱烈的掌聲。然而事實最終還是勝於這位辯護士的雄辯。胡主席自抵達西雅圖直至訪問耶魯,他的所說所做,哪一句話哪一件事不屬於物質實利?耶魯校長本人就是個經濟專家,身為耶魯公司(Yale Corporation)的代表,他當然和如今要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資產階級文化——的中共CEO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和利益分享了。就是在胡主席訪問耶魯的前夕,據報導,中方已宣布允許擁有一千五百億資產的耶魯財團在中國股市上市。耶魯的社會學教授,中美關係國家委員會的成員Deborah Davis一向都愛跑到中國訪學,她興奮地對記者說:“胡錦濤此行中,美國,特別是西歐,顯然都想從中國領導人手中得到比五年前更多的東西。”---康正果:胡錦濤耶魯行側記(博訊2006年5月02日)-


http://hctranslations.blogspot.tw/2016/12/timeline-facebook.html


歹托邦(dystopia)是烏托邦的反義詞,希臘語的字面意思是“不好的地方”。與理想中那種完美的境域完全相反,歹托邦乃指極端惡劣的社會形態。西方作家創作了很多有關歹托邦的虛構作品,多是描繪反人性的極權政府和高科技畸形發展所導致的生態災難。此類作品的故事背景多設定在未來,旨在警示世人關注現實世界中有關社會制度、環境保護、道德倫理和科學技術方面的問題。1868年,約翰·密爾(John S. Mill)在英國下議院發表演講時首次使用了“歹托邦”一詞,他指責政府的愛爾蘭土地政策說,“把它稱作烏托邦也許過於褒獎,我看稱其為歹托邦才恰如其分。我們常用烏托邦指稱某些太美好而難以實現的事情,但這個現行的政策實在不好,它根本是行不通的。”1
1、Se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ystopia

康正果:毛澤東和歹托邦:亂與暴的反噬(上)



康正果老师把 dystopia 戏译成 “歹托邦”scoundrel/ruffian/rogue/asshole country, 而不是通常流行的“恶托邦”/evil/wicked! Very politically subversive!

沒有自動替代文字。


毛澤東與歹托邦

  • 作者 / 康正果
  • 出版社 / 秀威出版(秀威資訊)
  • 出版日期 / 2017-10
  • ISBN / 9789863264569







目錄

代序 歹托邦辯/康正果 

被忽視的先聲--重溫殷海光的「共產黨問題」論述 
毛像的興衰與高氏兄弟的「去毛」創作 
毛澤東和歹托邦:亂與暴的反噬 
破解毛共軍事神話 
毛澤東的假面舞會 
除誣解魅的史筆擔當 
共情與共惡 
國民與黨民 
不屈的受難和奮爭--《上帝是紅色的》台灣允晨版代跋 
靈與肉的受難 
紅與黑的陰影 
情慾的力量 
活出饑餓,歷盡死亡--讀蔡楚詩文集《油油飯》 
反事實的多重歷史想像--漫議陳冠中的解恨賦 
文緣書命度年華--評廖志峰《書,記憶著時間》 
一顆裹著糖衣的苦藥 
君子上達 
港人的自由與中共對它的利用和侵蝕 
不是有希望才抗爭,而是抗爭中求希望 
突破「一中」的困境



毛澤東與歹托邦: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革五十週年國際 ... - YouTube
▶ 18:3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GE6Ub2g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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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嵗生日,賦詩自勉。


頒白滿頭意氣閒,扛輕負重挺雙肩。
舉杯自品醇和味,上網偶逢邂逅緣。
臨水登山驢友樂,* 吟風弄月野狐禪。
管他逾矩不逾矩,跨越更年向暮年。**


*驢友(tour pals)乃網絡新詞,泛指戶外運動愛好者,特指背負行囊的“背包客”(backpackers)。因驢子能馱能背,吃苦耐勞,戶外活動愛好者遂以該詞互稱和自稱。
**人從中年轉入老年常苦更年期之累,但有些人這期間似無更年期的感覺。



HC:康正果老師前幾月來台灣發表新書,演講時虎虎有風、一氣呵成。不忘提一下孫老師。敬祝他多寫幾本書,多賦詩。

新書發表會:http://hclectures.blogspot.tw/2015/04/blog-post_26.html

康正果
康正果,1944年7月2日出生於陝西省西安,祖籍陝西臨潼,美籍華人[1],現居於美國康乃狄克州北港,,中文教師、作家、文史研究者。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碩士。曾執教西安交通大學,美國耶魯大學[2]。評論隨筆散見大陸、港台和北美報刊。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公共知識分子



著作和譯作[編輯]

  • 岡布里奇著:《藝術的故事》(與黨晟合譯),陝西美術出版社,1987。
  • 《風騷與艷情》,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初版;1991年台北雲龍出版社繁體再版;201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修訂版。
  • Aimee E. Liu著《愛·謊言·陷阱》(與蕭瑗合譯),台北旺文出版社,1993。
  • 《女權主義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安妮·厄努著《只是戀情》,香港明窗出版社,1996。
  • 《重審風月鑒》,1996年台北麥田出版社繁體版,1999年遼寧教育出版社簡體版。
  • 《交織的邊緣》,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 《鹿夢》,台北三民出版社,1999。
  • 《身體和情慾》,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
  • 《生命的嫁接》,上海三聯書店,2002。
  • 《我的反動自述》,2004年香港明報出版社初版,2005年台北允晨文化更名《出中國記》再版。2007年英譯本Confessions:Norton Press版;2011年義大利文譯本出版。
  • 《肉像與紙韻》,台北允晨文化,2006。
  • 《平庸的惡》,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1。
  • 《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


讀康正果新著《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 (台北:允辰,2015)第7章:結語和後話:毛共的現形和蛻變----從毛時代到後毛時代,頁452-541 (2015.3.8)。
"台灣當局要是繼續像現在這樣一步一步淌入"九二共識"的深水,到頭來恐怕只會是中共的單贏。"(頁514)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73670


康正果《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新書發表2個多鐘頭。大嘆中國領導的質地越來越差,終於演化成對於國家、世界、人類的絕大威脅....


康正果新著《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 (台北:允辰,2015)第7章:結語和後話:毛共的現形和蛻變----從毛時代到後毛時代,頁521 (2015.3.8)有下述2006胡錦濤訪美的故事的精練說法:Materalist

他最後跟我們分享昨天在飛機上讀WSJ的一篇書評:
http://hcasia.blogspot.tw/…/sino-fantasy-liu-mingfus-china-…

2013年出書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被康先生多次引用。它的漢譯五次書摘請參考:http://www.storm.mg/article/48025
弱者的力量:台灣反併吞的和平想像
作者: 簡錫堦追蹤作者出版社:我們出版出版日期:2015/04/01http://hcasia.blogspot.tw/2015/05/2015_9.html





康正果:胡錦濤耶魯行側記請看博訊熱點:胡錦濤訪美

(博訊2006年5月02日)

自去秋中方取消了原定的胡錦濤耶魯之行後,曾忙活了一陣的迎胡氣氛已在耶魯冷清了好久。最近有確切的消息說胡即將來訪,各項準備工作又熱了起來。這些年來,中美首腦的互訪中新添了一項到對方的名校登台演講的節目,對躬逢盛況的校園人群來說,除了個人的好奇心和榮譽感可得到熱鬧的滿足,抓緊這難得的機會表示一番,還能將不同的政治態度公開而強烈地傳達出來。(博訊boxun.com)


表達自由一貫是耶魯建校的原則,公佈了胡主席來訪的消息,校方同時向全校師生強調,和平的抗議活動理應受到維護,但為確保應邀的演講者能夠不受影響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安全措施也極為重要。“9/11”之後的美國,安全已成了做出各種嚴厲限制的強硬理由,就拿向來都是校內集會抗議場地的跨街校園(Cross Campus)來說,這一次即因離胡主席演講的Sprague禮堂太近而遭到了例外的封閉。要求抗議的師生最後被安排到四面 ​​圍起建築物的老校園內,眾所周知,在那裡面集會示威,安全得就像關進了城堡。

 中國人一直自豪地揚言,中國要在二十一世紀走向世界。到現在為止,這個“走向世界”的願景,還一直是以中國人的大批出國湧現在老外們眼前的:從大小官員絡繹不絕的出訪到有錢人的成群結隊的出遊,到沒錢人一大堆悶死在集裝箱內的集體偷渡,直到紐黑文街頭迎胡與抗胡的兩軍對壘——中國人要求自由表達的行動和他們受到另一些中國人壓制的激烈鬥爭竟鬧到了電視報導聚焦的前台。紐黑文建城已三百多年,在胡錦濤來訪的四月二十一日,該城經歷了有史以來匯集華人最多的一天。那抗胡的隊列是以法輪功學員為主的各類示威群體,這些受害者在國內得不到抗議的機會和安全,如今好容易逃到自由世界,自然要抓緊時機,死盯住出訪中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向全世界公眾揭露他們的罪行,非把他們鬧得威風掃地不可。早在胡錦濤車隊到來前,從各地趕來的大法弟子就佔據了警戒線之外較為引人注目的地方。他們人數不算多,明顯地勢單力弱,但他們平和的面容上卻凝聚著殊死的頑強。有的站在路邊高舉標語牌展示法輪功學員被虐殺的照片,有的拿起揚聲器,一直向過路人揭發當局從被捕的學員身上摘除器官做醫療生意的吸血鬼暴行。他們到處散發中英文的控訴材料,誓死要把這一場向世界法庭上訪的活動搞到底。 

 據網上的報導說,這幾年國內新出現了一種被稱作“截訪”的政府惡行:為維護首都北京的治安秩序,中央明顯地支持地方上派人將各地上訪的苦主連拉帶打,一個個都抓起來綁架回去。這一恐怖也在向國外擴散,眼下,一大群熱烈歡迎胡主席訪美的愛國人士就在紐黑文街頭囂張起來,一時間把這座美國小城鬧騰得恍若中共的領地,光天化日之下,竟明目張膽地搞起了可稱之為“國外截訪”的行動。這些人從一輛輛開自紐約等地的大巴上蜂擁而下,有很多人都頭戴紅帽,身穿紅衣,手揮紅旗,還有人敲鑼打鼓,揮紅綢起舞,假扮藏族扭捏出誇張的歡迎姿態。耶魯校園外的各條要道旁擠滿了這些鬥士,他們以三千多人的壓倒優勢包圍起法輪功零星散佈的杏黃。在火辣辣的紅帽子帽簷下,一張張中國城內打黑工的粗面孔都對法輪功學員怒目相向,用他們粗壯的肢體和手中的紅旗將法輪功杏黃色的標幟及宣傳圖片遮蔽了起來。法輪功學員掙扎著突破紅色的壓迫,但越來越多的紅帽子眼看著就要將他們淹沒下去。有個抱不平的耶魯人要求警察干預眼前的“截訪”現場,警察則漠然以對,他說他只管路旁的人群越不越警戒線,對中國人之間的衝突,他此刻實在沒精力介入。後來聽說有個紅帽子暴徒在另一處毆打了法輪功,終於觸怒警方,被當場抓了起來。 

 警察也顧不上制止製造噪音的行動了:從紐約中領館開來的廣播車鼓足了馬力,從這條街到那條街來來回回地張揚,高音喇叭中把《義勇軍進行曲》播放到刺耳的高度。該車的車窗內還有人伸出頭拿揚聲器大喊,一遍遍向人行道上的紅帽子群喊話說:“同志們辛苦了,我們敬愛的胡主席看望大家來了。”目睹這狂歡動亂的景象,剛從課堂走上街頭的一位耶魯教授一陣驚奇,她拿下眼鏡,揉了一下困惑的眼睛,自言自語著“莫非紅衛兵攻占紐黑文市了?”一道揮也揮不去的幻影攪擾得她立在路上發呆。教授的反應未免有點過敏,其實這些紅色義和團只夠得上紅衛兵的末流,他們已喪盡造反的血性,只剩下奉旨張狂的奴才氣了。 

 車隊急馳而過,坐在車內的胡主席尚未從前一天白宮草坪上受驚的不適中恢復過來,他並沒向那些想一睹主席風采的紅帽子們露面,他甚至對窗外的街道看也沒看一眼,他實在不想看見任何抗議的表示再出現在眼前。但紅帽子們仍沉浸在各自的激奮中:他們有不少人都是年輕的學子,大概叫冷清的留學生涯慪出了什麼毛病,寂寞得一心要來湊這場目睹“漢官威儀”的熱鬧,為的就是過一次合群自大的干癮。還有些愛充打手的大老粗,他們未必有多少明辨是非的頭腦,是他們所屬的僑界組織派他們來此助陣,而組織的頭頭們要和大陸做生意,派出些人手,只是為了向領館的大人們討好。至於另一些肢體粗壯的傢伙們,據說有不少人都拿了官方的佣金,他們本來就打工為生,趕這個湊熱鬧起哄的場子,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了。

 就在紅帽子們把法輪功學員推搡得最來勁的的時刻,胡主席一行人已進入耶魯校長雷文隆重歡迎的大廳。他向耶魯大批贈了書,校長回贈他容閎的一幅畫像。面對那位民國世界的先驅者,我們的胡主席不知做何感想。摸著他梳得油光的黑髮,不知他感覺得出自己還拖著很長的精神辮子?就在胡主席出神的片刻,一位CNN記者問他是否看到了外面的抗議活動,該記者當場就被校警請出了現場。警官毫不客氣地對他說:“我們請你來採訪現場,沒叫你到這裡主持新聞發布會。” 

 Sprague禮堂內,恭候演講的聽眾已耐心地坐了近兩個小時,音樂學院的學生們不斷登台吹拉助興,莫扎特的樂曲柔和地迴旋空中,街道上紅帽子還在推搡法輪功,那裡的喧鬧和動盪都被遠遠地隔絕在這莊嚴的牆壁之外。 

 胡錦濤主席順利而安全地讀完了講稿。演講詞寫得公式刻板,花邊般插了些美麗的排句,一派散佈親善和勸說和諧的口氣。他一開始就讚賞了耶魯大學追求光明和真理的校訓,但並未就這一精神觸及當前中國高校中氾濫成災的假冒偽劣。他宣稱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殿堂,要求美國人尊重他國文化的多樣性,但絲毫不提中國國內正在加緊封殺異議的現狀。他表揚耶魯大學為中國培養了大批的人才,但直到此刻,他恐怕從來也沒想過,一九四九年以後回來報效祖國的的耶魯畢業生中,到底有多少人在歷次運動中受到迫害。雷文校長坐在一邊點頭稱是,對於耶魯畢業生中還有多少人也像馬寅初那樣捱過批鬥恨恨而死的問題,誰知道他想沒想到過組織人去做一番調查? 

 在回答有關政治改革問題的時候,胡主席一口咬定說,中國一直都在進行改革,但決不會照抄西方民主。當他堅定地自稱他是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從英譯中聽到了“materialist”一詞的美國聽眾都發出了會心的一笑。這“materialist”一詞,當天下午耶魯師生在Battell教堂就胡的講話做討論的時候,已有一位臉色嚴峻的黑衣男子跳出來做過爭辯,他說胡主席說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意義上的唯物主義,請美國人不要把該詞誤解成美國語境中的物質主義或實利主義。該辯護士說得義正詞嚴,博得了一群在場大陸留學生熱烈的掌聲。然而事實最終還是勝於這位辯護士的雄辯。胡主席自抵達西雅圖直至訪問耶魯,他的所說所做,哪一句話哪一件事不屬於物質實利?耶魯校長本人就是個經濟專家,身為耶魯公司(Yale Corporation)的代表,他當然和如今要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資產階級文化——的中共CEO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和利益分享了。就是在胡主席訪問耶魯的前夕,據報導,中方已宣布允許擁有一千五百億資產的耶魯財團在中國股市上市。耶魯的社會學教授,中美關係國家委員會的成員Deborah Davis一向都愛跑到中國訪學,她興奮地對記者說:“胡錦濤此行中,美國,特別是西歐,顯然都想從中國領導人手中得到比五年前更多的東西。” 

 胡主席這一唯物主義的宣稱明快而爽利,誰都知道,他的馬列主義行話只是層稀薄的面紗。當主持人告訴胡主席聽眾一共提了七十多個問題時,他有點羞澀地微笑了一下,接著撒嬌地說,那他就來回答所有的問題,今天就不走了。幽了這唯一的一默,胡主席隨即跟車隊疾馳而去,把他從來也沒打算回答的問題統統留給了耶魯人莫可名狀的疑惑。因此,在列舉出中國人權狀況繼續惡化的事例後,曾擔任克林頓人權助理,現任法學院院長的Harold Koh措詞強烈地說道:“我們不得不問這位中國領導人一個問題:Who are you ?我們確實很想知道。” Harold Koh的問題不由得令人聯想到歷史系名牌教授史景遷那本題為The Question of Hu的著作。是的,胡的問題的確是很嚴重的,史學家史景遷和法學家Harold Koh都解決不了。但Harold Koh想要弄清的問題,有一部分,雷文校長已對記者講得十分清楚。校長說他知道人權惡化的情況,但他認為中國政府會加以改善。他也希望實現表達的自由,但發展經濟應該優先。校長的思路顯然代表了美國朝野相當大一批“唯物主義者”官民的思路。正是在這一交點上,極權政府和民主共和政府取得了物質利益上的互惠。而來耶魯舉行這場告別的文化儀式,不過演一幕曲終奏雅的典禮罷了。胡主席最後宣布今年夏天邀請一百名耶魯師生訪問中國,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很多人躍躍欲試,說不定連校狗bulldog都可能隨團而行。

 就這樣,曲終人散後,吵鬧了Battell教堂的年輕辯護士們還一個個氣勢洶洶,在痛批法輪功的陳述中擺出了圍攻Harold Koh的陣勢。街上的紅帽子群餘興未盡,他們依然逗留在煙頭、紙屑棄扔得法拉盛一樣的人行道上,一個勁地敲敲打打,載歌載舞,把他們歡慶的熱勁發散到最後一個泡沫消散的時候。綴在Silliman寄宿學院牆壁上歡迎胡錦濤主席的紅招貼,一夜過去後全都隨風飄去,第二天早上,都讓學生們刷上了“解放中國”的藍色大字。 首發《民主中國》 (博訊記者:蔡楚) (博訊boxun.com)

Moby Dick,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and Homer's The Odyssey by Bob Dy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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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porpoise: delivering enormous cargo with a smile.
NPR.ORG

Whale Of A Plane: Airbus BelugaXL Makes Maiden Flight
The BelugaXL's paint job "features beluga whale-inspired eyes and an enthusiastic grin." For several hours on Thursday, the whale soared over southern France.

The Endless Depths of Moby-Dick Symbolism -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archive/...i-moby-dick.../278861/
2013/08/20 - A great herd of readers profess devotion to Herman Melville's classic Moby-Dick, but novelists especially .... whale posters on my wall -- the narwhal, the beluga -- and I joined Save the Whales and stuck their sticker on the ...


白鯨
Belugawhale MMC.jpg
Beluga size.svg
與人類體型的比較
保護狀況
科學分類編輯
界:動物界 Animalia
門:脊索動物門 Chordata
綱:哺乳綱 Mammaliam
目:偶蹄目 Artiodactyla
下目:鯨下目 Cetacea
科:一角鯨科 Monodontidae
屬:白鯨屬 Delphinapterus
Lacépède, 1804
種:白鯨 D. leucas
二名法
Delphinapterus leucas
(Pallas, 1776)
Cetacea range map Beluga.png
白鯨學名Delphinapterus leucas)又稱貝魯卡鯨,為一角鯨科白鯨屬的唯一物種,以多變化的叫聲與豐富的臉部表情聞名,早期的捕鯨者稱之為「海中金絲雀」。白鯨廣泛分布於北極與亞北極地區,自古以來牠們一直是北極地區人類社會的重要商品,為當地原住民提供了食物、燃油、皮革等物資。牠們的活力與適應力、特殊的外貌、易受吸引的天性、以及可接受訓練等因素,使其成為海洋世界 的明星之一。幾個白鯨集中的地區已成為賞鯨聖地,包括加拿大東部的聖勞倫斯河下游與哈德遜灣西部的邱吉爾河河口。白鯨的潛水能力相當強,對於北極的浮冰環境有很好的適應力。

The times, they are in the nick of.



Musician had been required to deliver lecture within six months of Nobel…
THEGUARDIAN.COM

Moby Dick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and Homer's The Odyssey.
白黥記、西線無戰事、(荷馬的) 奧德賽。
"The themes from those books worked their way into many of my songs, either knowingly or unintentionally. I wanted to write songs unlike anything anybody ever heard, and these themes were fundamental," Dylan says during the 30-minute lecture.
這些書的主題已明顯或默會之方式,化入我的許多音樂。我想寫出的音樂是沒人聽過的,這些主題是我創作的根基。----Bob Dylan



Herman Melville 分享了 1 條連結





六月四日這一天,狄倫自己朗讀得獎感言(30分鐘)。



Six months after Bob Dylan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ROLLINGSTONE.COM





Six months after Bob Dylan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t a ceremony he did not attend, the songwriter has fulfilled the award's criteria by delivering a lecture on the topic to the Swedish Academy.





Recorded June 4th in Los Angeles, Dylan's lecture finds the rock legend discussing both his musical influences like Leadbelly and Buddy Holly alongside literary works that informed his songwriting, including Moby Dick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and Homer's The Odyssey.
"The themes from those books worked their way into many of my songs, either knowingly or unintentionally. I wanted to write songs unlike anything anybody ever heard, and these themes were fundamental," Dylan says during the 30-minute lecture.
Dylan then summarizes those classic stories and how folk music often cited their themes and motifs.
"The Odyssey is a great book whose themes have worked its way into the ballads of a lot of songwriters: 'Homeward Bound,''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Home on the Range,' and my songs as well," Dylan said.
"The Odyssey is a strange, adventurous tale of a grown man trying to get home after fighting in a war. He's on that long journey home, and it's filled with traps and pitfalls. He's cursed to wander … He's a travelin' man, but he's making a lot of stops," a nod to the Ricky Nelson single.
When the Swedish Academy initially announced that Dylan was the Nobel Prize recipient, they faced some backlash for including a songwriter among previous winners like Samuel Beckett, Pablo Neruda and Toni Morrison. However, as Dylan explained in his lecture, the songwriter, the poet, the playwright and the storyteller are all similar.
"Our songs are alive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 But songs are unlike literature. They're meant to be sung, not read," Dylan said.
"The words in Shakespeare's plays were meant to be acted on the stage. Just as lyrics in songs are meant to be sung, not read on a page. And I hope some of you get the chance to listen to these lyrics the way they were intended to be heard: in concert or on record or however people are listening to songs these days. I return once again to Homer, who says, 'Sing in me, oh Muse, and through me tell the story.'"
While Dylan did not attend the Nobel ceremony and banquet in Stockholm in December, he did pen an acceptance speech that was read by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Sweden Azita Raji. In April, when Dylan's European tour reached Sweden, he officially received his Nobel Prize medal and diploma.
By providing a lecture on 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 Dylan fulfilled all the requisites in order to receive the $900,000 award that accompanies the Nobel Prize.

《八千頌般若》 Ash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8,000 Verses); 種田山頭火/たねだ さんとう. the Ash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8,000 Ve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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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is master painter of the Pala-era Buddhist monastic tradition is known from one extant palm-leaf manuscript, now shared between New York and Lhasa. The illustrated manuscript is a deluxe edition of the Ash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8,000 Verses), a Mahayanist text of profound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soteric Buddhist practice. The paintings that accompany this text display not only highly sophisticated painting skills but also such a sensitivity and empathy for the subject matter that one cannot avoid assuming the artist was a monk, deeply versed in the text he was engaged to illustrate. https://met.org/2zXBPgK
Featured Artwork of the Day: Mahavihara Master (active in the early 12th century in Bengal) | Bodhisattva Avalokiteshvara Dispensing Boons: Folio from an Ash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Manuscript | early 12th century | Pala Period | Bengal | From eastern India or Banglad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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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經(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為大乘空宗主要依靠的一系列經典,其中部分經典位於大乘佛教最早出現的經書之列。般若梵語是「智慧」的意思,與世俗的智慧不同,它專指佛陀開始的,指引人超越世俗,來到彼岸的智慧。
般若經核心思想,是空性與慈悲。空性在於體驗到一切存在皆空不可得,慈悲在於強調救度眾生的利他精神和種種方便。這二者是般若經乃至大乘佛教體系的兩根支柱,缺少對空性的體悟,或者缺少慈濟眾生的心願與實行,都是不能成佛的。

目錄


般若經的歷史[編輯]

般若經的結集從公元前一世紀開始,一直延續到公元十世紀。學者愛德華·孔茲把般若經的發展分成四個階段[1]
  1. 原始階段,最早的般若經《八千頌般若》首先誕生。這個階段大致在公元一世紀中葉,在印度處於安達羅王朝時期。佛學家也認為它是最早的大乘經之一。因為,般若經典和其他大乘經相比,更明顯具有巴利經典所採取的對話方式。這種方式通常是早期佛經特徵的。而且般若經中的佛陀通常與祂的弟子,如須菩提、滿慈子、舍利弗對論佛法,在其他大乘經中,與佛對話的,更多的是菩薩。
  2. 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般若經的篇幅不斷擴充,從八千頌擴展到一萬八千頌,二萬五千頌乃至十萬頌。在二到三世紀的龍樹時代,就已經有了大品般若經和小品般若經的流行,大品般若指的是兩萬五千頌的版本,小品般若指的是八千頌的版本,二者篇幅詳略不同,但內容相近。
  3. 濃縮階段,有兩種濃縮方式,一種是把長篇的般若經用散文的方式壓縮,形成了《金剛經》、《心經》這樣的作品;另外一種方式是用詩頌總結經文的奧義,《現觀莊嚴論》就是這樣被創作出來的;
  4. 密教階段,這期間密教思想在印度得到了大大的發展,因此具有新特點的般若經也隨之應運而生。這樣的經典以《理趣般若經》為代表。這些經典以中觀瑜伽行派的思想作為其理論基礎,而實踐上則採用各種咒術和儀軌。



邱振瑞
四月二十九日
日本俳人種田山頭火的日記輯錄成的《貧窮的滋味》一書,與永井荷風的《斷腸亭日乘》(七卷本)內容同樣細緻精采。從這些平淡無奇的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詩人與作家的本真,由他們紀錄的日常生活點滴,於將近八十年後的今天,讀來仍有質樸的感動。
1938年4月29日(山頭火)
天長節,日本晴天,真好。
總之,心情安詳,可喜可賀。
收到K寄自美國的來信,感謝!
畫眉鳥唱歌迷人動聽,
但牠一直拘謹得很。
吃過麥飯,感恩慶幸。
散步時,看到棕櫚樹的花萼,這讓我回想起少年時期。
一隻貓頭鷹飛將過來,棲立在近處的樹上叫著,我專心致志展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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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田山頭火
Hofu Santoka's statue.jpg
出生本名種田正一
1882年(明治15年)12月3日
 日本山口縣佐波郡
逝世1940年10月11日(58歳)
 日本愛媛縣松山市
職業俳人
語言日本語
國籍 日本
母校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系中途輟學
創作時期1882年 - 1940年
體裁俳句
代表作《鉢の子》、《草木塔》、《山行水行》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種田山頭火
假名たねだ さんとうか
平文式羅馬字Taneda Santōka
種田山頭火(日語:種田山頭火たねだ さんとうか Taneda Santōka)(1882年-1940年),日本自由律俳句的著名俳句詩人,本名種田正一,生於山口縣佐波郡的一個地主家庭中。[1]1892年,其母投井自盡,享年33歲。之後,種田山頭火由其祖母照顧。1902年在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系就讀。在那裡,他開始酗酒,並於1904年日俄戰爭之初因酗酒而被大學文勸退。[2]1909年種田山頭火結婚,次年,他的兒子健出生。1920年種田山頭火與妻子離婚,不久後其父去世。[3][4]1924年,種田山頭火在熊本市大酗酒後跳到一列正在開過來的火車面前,火車在離他只有幾英寸處剎住。一位記者把他帶到報恩寺,他開始了行腳禪僧的生涯。[5]1928年,46歲的種田山頭火開始在中國九州四國等地流浪。1940年, 種田山頭火於松山市一草庵逝世,享年58歲。

主要著作[編輯]

  • 《鉢の子》
  • 《草木塔》
  • 《山行水行》

參考連結[編輯]

  1. 移至^ 光田伸幸 「山頭火年譜の第一項」『種田山頭火ノオト 第一號』種田山頭火研究會 發行於1981年。
  2. 移至^ Burton Watson, For All My Walking, (紐約: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2003), 3.
  3. 移至^ 村上護 『放浪の俳人 山頭火』 81頁。
  4. 移至^ James Abrams, 「Hail in the Begging Bowl: The Odyssey and Poetry of Santoka,」 Monumenta Nipponica 32, (1977), 271.
  5. 移至^ 深圳新聞網-深圳商報. 種田山頭火騰訊網. 2010年9月2日 [2013-07-18] (簡體中文)山頭火的故事在42歲那一年突變……山頭火就開始了行腳禪僧的生涯。




作家論[編集]

自由律俳句の代表として、同じ井泉水門下の尾崎放哉と並び称される。山頭火、放哉ともに酒癖によって身を持ち崩し、師である井泉水や支持者の援助によって生計を立てていたところは似通っている。しかし、その作風は対照的で、「静」の放哉に対し山頭火の句は「動」である[14]
なお、「山頭火」とは納音の一つであるが、山頭火の生まれ年の納音は山頭火ではなく「楊柳木」である。「山頭火」は、30種類の納音の中で字面と意味が気に入った物を選んだだけであると『層雲』の中で山頭火自身が書いている。

代表句[編集]

  • あるけばかつこういそげばかつこう
  • へうへうとして水を味ふ
  • 一羽来て啼かない鳥である
  • うしろすがたのしぐれてゆくか
  • どうしようもない私が歩いている
  • 生まれた家はあとかたもないほうたる
  • 音はしぐれか
  • ゆうぜんとしてほろ酔へば雑草そよぐ
  • 酔うてこほろぎと寝ていたよ
  • 鴉啼いてわたしも一人
  • 笠にとんぼをとまらせてあるく
  • 笠も漏り出したか
  • けふもいちにち風を歩いてきた
  • この旅、果もない旅のつくつくぼうし
  • こころすなほに御飯がふいた
  • 鈴をふりふりお四国の土になるべく
  • 霧島は霧にかくれて赤とんぼ
  • また一枚脱ぎ捨てる旅から旅
  • まつすぐな道でさみしい
  • ふるさとはあの山なみの雪のかがやく
  • すべつてころんで山がひつそり
  • また見ることもない山が遠ざかる
  • 松はみな枝垂れて南無観是音
  • 分け入つても分け入つても青い山
  • 鉄鉢の中へも霰
  • 山へ空へ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経
  • 水音の絶えずして御仏とあり
  • ほろほろほろびゆくわたくしの秋
  • 生死の中の雪ふりしきる
  • おちついて死ねそうな草萌ゆる
  • 濁れる水の流れつつ澄む
  • 風の中おのれを責めつつ歩く [15]
(出典「草木塔」「俳句検索」)[疑問点 ]
  • 柳散るそこから乞いはじめる

主要な著作[編集]

  • 『鉢の子』
  • 『草木塔』
  • 『山行水行』


納音(なっちん)とは、六十干支陰陽五行説や中国古代の音韻理論を応用して、木・火・土・金・水の五行に分類し、さらに形容詞を付けて30に分類したもの。生れ年の納音によってその人の運命を判断する。
荻原井泉水種田山頭火などはこの納音から俳号をつけた(ただし実際の生年によるものではなく、音の響きなどで選んだもの)。
用語用語の読み干支
海中金かいちゅうきん甲子乙丑
爐中火ろちゅうか丙寅丁卯
大林木たいりんぼく戊辰己巳
路傍土ろぼうど庚午辛未
釼鋒金じんぼうきん壬申癸酉
山頭火さんとうか甲戌乙亥
澗下水かんかすい丙子丁丑
城頭土じょうとうど戊寅己卯
白鑞金はくろうきん庚辰辛巳
楊柳木ようりゅうぼく壬午癸未
井泉水せいせんすい甲申乙酉
屋上土おくじょうど丙戌丁亥
霹靂火へきれきか戊子己丑
松柏木しょうはくぼく庚寅辛卯
長流水ちょうりゅうすい壬辰癸巳
沙中金さちゅうきん甲午乙未
山下火さんげか丙申丁酉
平地木へいちぼく戊戌己亥
壁上土へきじょうど庚子辛丑
金箔金きんぱくきん壬寅癸卯
覆燈火ふくとうか甲辰乙巳
天河水てんがすい丙午丁未
大駅土たいえきど戊申己酉
釵釧金さいせんきん庚戌辛亥
桑柘木そうしゃくもく壬子癸丑
大溪水だいけいすい甲寅乙卯
沙中土さちゅうど丙辰丁巳
天上火てんじょうか戊午己未
柘榴木ざくろぼく庚申辛酉
大海水たいかいすい壬戌癸亥

一本書的故事——《風騷與艷情》修訂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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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的故事——《風騷與艷情》修訂本自序


   談到這部舊作,我不由得回想起曾因此而經歷的憂患,以及後來所觸發的一系列善緣。在它出版二十七年之後,如今又蒙秀威資訊重印發行,趁寫這篇序言之機,我要給新一代讀者講些我與此書的故事。

     我沒受過多少學院的正規教育,在中文系本科才讀到二年級上半學期,就因焚毀系總支強迫我上繳的私人日記而被開除學籍。從此,我墮入社會底層,從工廠轉到勞教農場,最後到農村落戶,做了好多年農民。直至多年後獲得平反,我才有機會考回原來那個大學攻讀古典文學碩士學位。當時親友多建議我另選一個學校讀書,我卻偏要顯示「前度劉郎今又來」的得意,硬是回到我曾跌倒的地方再站起來做人。

     那時中國大陸正值二十世紀七○年代末的轉折年代,而中文系的教學和研究仍沿襲五○年代以降的教條,整個氛圍令人甚感沉悶。我的指導教師文筆趨時,比較風派,詩詞鑑賞的小文章寫得活潑通俗,在古典文學界已有相當的影響。但就做研究生所需要的扎實培訓而言,像他那類習慣做古典文學普及工作的教授就難免有所欠缺,實在說不上有多少值得師法之處。因此對我來說,考到學院裡讀這個學位,不過是把平日業餘的自學鑽研提升到正規專攻的程度,比起課堂上灌輸的那些知識,還是在圖書館和宿舍內自己研讀收益更多。好在我那位導師更關心他自己發表文章和參加學術會議的事情,極少給我們上課,我也樂得安享我的「被放羊」狀況,索性就古今中外隨心所欲地貪讀泛覽下去,與老教授日益脫節。

     光陰似箭,轉眼就到了準備撰寫學位論文的時候。同學中有人選白居易,論述其關心民生疾苦;還有人研究邊塞詩,要展示盛唐的文治武功……我沒興趣去敷衍此類穩妥的老舊話題,暗地裡獨出心裁,在宮體、香奩和詞為豔科的脈絡中打起我論文的腹稿。有一天在校園的柳蔭道上與導師相遇,導師問起我的選題情況,我對他說:「我想研究豔情詩。」導師皺了下眉頭,頗為禁忌地迴避了我提出的論題,他嚴肅地要求我選擇內容健康的愛情詩,在論文中認真討論其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我沒有在「內容健康的愛情詩」範圍內做文章,而是選定韓偓的《香奩集》寫出了我的碩士論文。我的導師與答辯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都對我如此放肆的做法滿懷學術義憤,他們說我那篇論文「所反映的思想傾向是不健康的」,指責我「亂講豔情詩的特徵。對作品的分析,全是對豔情詩的欣賞,有的宣揚色情……有的宣揚人性論……宣揚所謂『意淫』……肯定色情詩」等等。最後,他們對我作出結論:「鑑於上述情況,答辯委員會不接受其論文答辯。」這一決定的後果是很嚴重的,那幾個選題穩妥的同學都順利畢業,分配了工作,唯獨我留級在校,被指令隨下一屆學生重新答辯。
     

        我被迫另選一合適的論題撰寫論文交差,好歹算是過了關,總算拿到了畢業文憑。但因檔案內已塞入了很差的評語,沒有哪個大學的中文系再願意要我。後來,西安交大社科系急需在新辦的雙學位班上推出「西方現代文藝思潮」的新課程,我自告奮勇,保證能立即開出這個冷僻而無人應承的講座,這才獲得了交大的錄用。我的古典文學專業從此無用武之地,我也不打算在那方面再做出什麼成績。

  一九八六年夏的一天,我在本地召開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結識了來自鄭州大學的李小江教授。她當時正主編「婦女研究」叢書,交談中自稱很賞識我的知識結構,當即約我為她的叢書寫一本「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史」的專著。我們隨後在多次通信中反復討論,最終按我的提議,斷然捨棄了通常的文學史那種按作者和編年順序分期編排的歷時性敍述模式,決定通過風騷精神與豔情趣味這兩大源流對立與融合的演化軌跡,來統攝由女性作者書寫的和有關女性的所有詩詞作品及其相關的評論,並對政治與情愛、文人與女性、詩歌與音樂的關係予以充分的討論。李小江是一位辦事精幹,很有魄力的年輕學者,她當時正在銳意建立她所開創的新學科──婦女研究。若不是碰上她這樣不拘一格大膽組稿的主編,像我這般思路和行文均明顯出格的作者,稿子落在不論哪個編輯手中,都會被拒之門外。書稿在她的催促激勵下寫得快也出得快,一九八七年暑期定下選題,次年五月即交出定稿,幾個月後便發行上市。對我來說,這本書的出版,在實現我出書夢想的興奮之餘,總算出了口論文被斃的惡氣。

     那時候我所在的交大社科系正在給教師評定高級職稱,由於「文革」造成的延誤,很多將近退休年齡的教師仍是講師職位。因此,評審工作基本上按論資排輩的老規矩進行,不少沒有任何學術成果的老講師也都給予照顧,提升了職稱,而像我這樣還算年輕的講師,便一再被往後挪移。我不甘後進,跑到教師科找科長理論,並出示我新出的著作,力陳我所具備的條件。那科長接過我的書,讀著「風騷與豔情」這個書名,疑慮地問我是不是本言情小說;並提醒我說,評定職稱要有學術論著,小說詩歌之類的文字可不算數。我只有耐心解釋,說這是本研究古典詩詞與女性的專著,的確屬於學術著作。交大當時還只是個工科大學,那科長顯然在死守針對工科教師學術成果的評定標準,他驢頭不對馬嘴地問我:「這本書應用的理論有什麼實際的經濟價值?」面對科長的問題,我實在有口難辯,只好拿上我那無經濟價值可言的書揚長而去。

     就在這場不愉快的行政樓「上訪」之後不久,我收到一封寄自美國耶魯大學的來信。寄信者是該校東亞系的系主任孫康宜教授,她說她最近剛讀過我的《風騷與豔情》,對書中涉及的諸多問題很感興趣;還說她將在秋季學期開設一門討論課,要集中討論明清兩朝的婦女詩詞,很想拿我這本書給選課的學生做參考資料。給我寫信的目的,就是想讓我幫她聯繫出版社,為她的學生訂購這本新書。我立刻幫她聯繫了出版社,此後便與她有了通信往來。接著,應她盛情邀請,去美國參加了在耶魯舉辦的「明清婦女與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我提交的會議論文頗獲與會者好評。會後我照常返回交大,繼續教我的大學語文。大概是我的會議論文和那本書給耶魯東亞系諸教授留有較好的印象,一九九四年春,該系急需一中文教師,系主任命秘書給我發來傳真,問我是否有意赴耶魯講授中文。我當時在交大幹得並不愉快,有機會換個更好的地方,何樂不為?我立即回電應聘,果斷辭去了交大的教職。就在那年夏天,我帶上妻子兒女,舉家移居耶魯所在的康州紐黑文市。

     在美國大學當中文教師,差不多就像中國大陸大學外語系聘來的外教,人家重用的只是你這個說母語的教師固有的語言資源,至於你出了什麼中文著作,都不在特別考慮之列。做這種口力勞動的工作,能把學生教得會說普通話、會寫漢字就算盡職,若有餘力編些中文教材,自然會更受嘉許,但並不存在必須在哪一級刊物上發了多少學術論文才能評高級職稱的問題。即使平日應邀參加研討會,也只限於中文教學的內容。我因此再不必為評職稱而苦心從事追求學術成果的寫作,更不必死守著古典文學專業來規劃我做學問的內容。讓我感到特別輕鬆的是,我曾經遭遇的種種非學術和反學術的困擾在此都一筆勾銷,從此可游離出學院學術的藩籬,隨興之所至,在異國的語言地圖上開拓母語寫作的天地。

     耶魯校園的建築古色古香,走進圖書館正廳,恍如置身時間隧道,一下回到十八世紀。我家的住宅遠在城郊,一出門即有「悠然見南山」的圖畫視野。我儘管疏遠了那種從文本到文本的古典學問,卻活出了「古典的現世」,一股子與古為鄰的情味。從某種程度上說,古典已內化為我的情意思緒和胸臆氣度。退休以來,我偶爾會寫幾首舊體詩詞,算是在風騷與豔情走向融合的流變中添上幾筆綺麗的餘波。茲錄近作一首,作為這篇序言的結尾:
   
   秋興
木已成舟恰稱身,飄洋過海好移民。
百年跌宕獨行客,半世浮沉局外人。
自省因緣權得失,追懷際遇辨疏親。
天涼最喜深秋景,又上東岩做片雲。
   
   
   二○一五年八月
(2015/11/15 发表)

橋本忍 (黒澤明的脚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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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黒澤明と早坂文雄』

「七人の侍」などを手がけた脚本家の橋本忍さんが19日、100歳で亡くなりました。黒澤明監督の「羅生門」で脚本家デビューし、数々のヒット作、名作映画に携わってきました。
ASAHI.COM

脚本家の橋本忍さん死去 「七人の侍」黒澤8作品に参加:朝日新聞デジタル
「羅生門」「七人の侍」「日本沈没」「砂の器」など、映画史に残る名作、ヒット作を数多く手がけた脚本家の橋本忍(はしもと・しのぶ)さんが19日午前9時26分、肺炎のため東京都世田谷区の自宅で死去した。1…

阿謝耶夫;俄羅斯情詩選 歐茵西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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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光分享了 1 則貼文

阿謝耶夫跟巴斯特納克是同時代的詩人,早期風格同屬未來派,不過後來巴斯特納克的光芒似乎遮蔽了阿謝耶夫……
剛剛才發現,這是阿謝耶夫七十一歲時的作品!
照片中這條街叫宮廷侍從巷,是我最常逛的地方之一,巧的是,小說中的齊瓦哥醫生也住在這裡。
#偶爾讀讀詩也挺好 #莫斯科
圖像裡可能有1 人、戶外
櫻桃園文化出版社
44 分鐘
詩人阿謝耶夫在莫斯科的故居紀念牌,就位在莫斯科藝術劇院附近一個容易被忽略的轉角。
這首是阿謝耶夫1960年的情詩。
沒有妳,我不能活!
沒有妳,下雨對我是乾旱,
沒有妳,暑熱對我是寒冰,
沒有妳,莫斯科對我是荒地。
一小時沒有妳,對我是一年;
願時間變小,敲碎它!
沒有妳,藍天蒼穹
對我是石塊。
我什麼都不關心──
朋友的窮困,敵人的忠誠,
我什麼都不期待,
除卻妳珍貴的腳步聲。

Jorge Amado 若热·亚马多;我是寫人民的小說家 ---若热·亚马多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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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寫人民的小說家 ---若热·亚马多談創作  雲南人民,1997




若热·亚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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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ge Amado
Jorge Amado, 1935.jpg
喬治·阿瑪多, 1935年
出生1912年8月10日
巴西巴伊亞州伊塔布納
逝世2001年8月6日(88歲)
巴西巴伊亞州薩爾瓦多
職業小說家
國籍巴西
創作時期1931-1995

簽名

生平
[編輯]喬治·阿瑪多(葡萄牙語:Jorge Amado,1912年8月10日-2001年8月6日),巴西現代主義小說家。他是巴西最有影響的作家,其作品被翻譯成49種文字在55個國家出版,許多曾被拍成電影。他主要關注的是城市中黑人及混血族群的生活。1961年阿瑪多當選巴西文學院院士,6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其主要作品有《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大埋伏》、《加布里埃拉、康乃馨和桂皮》、《可可》等。

阿瑪多出生於巴西東北部巴伊亞州伊利烏斯市,其父是當地有名的可可莊園主。他童年時代在可可莊園的經歷,成為其文學創作中取之不盡的靈感源泉。畢業於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1931年發表處女作《狂歡節之國》,1932年加入巴西共產黨,1933年發表以可可種植園農民的苦難生活為題材的小說《可可》一舉成名。1948年初,巴西共產黨再度被迫轉入地下,喬治·阿瑪多同年被國會開除,被迫流亡歐洲。1950年在華沙召開的第二屆世界和平大會上,他當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翌年,他榮獲「加強國際和平」史達林獎金。1952年結束流亡生活回國,繼續從事小說創作,1954年出版了由《苦難的歲月》、《黎明前的黑夜》和《地下的曙光》組成的《自由在地下》三部曲,描寫聖保羅城市無產階級在巴西共產黨領導下所進行的鬥爭。1955年,喬治·阿瑪多退出巴西共產黨,成為一名職業作家。[1]1961年當選為巴西文學院院士。2001年8月6日晚喬治·阿瑪多因心肌梗塞在巴伊亞州的一家醫院逝世,終年88歲。
阿瑪多是巴西當代最負盛名的一位小說家,作品總印數高達500餘萬冊,有「百萬書翁」之稱。[2]

作品[編輯]

  • 《無邊的土地》
  • 《黃金果的土地》
  • 《飢餓的道路》
  • 《加布里埃拉》
  • 《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
  • 《奇蹟之篷》
  • 《浪女回歸》
  • 《大埋伏》

畫中書:東山魁夷自畫像;Horse, Pipe, and Red Flower By Joan Mir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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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


25:42
231 宏遠興業"2018自辦展及研討會"觀摩記 2018-05-15




René  Maria Rilke (4 December 1875 – 29 December 1926)詩集


24:41
230 川端康成と東山魁夷 2018-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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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se, Pipe, and Red Flower By Joan Miró
https://www.philamuseum.org/collections/permanent/83144.html



The rooster and the harlequin

Le Coq et l'Arlequin - Wikisource

https://fr.wikisource.org/wiki/Le_Coq_et_l’Arlequin
2014/02/03 - J'admire les Arlequins de Cézanne et de Picasso mais je n'aime pas Arlequin. Il porte un loup et un costume de toutes les couleurs. Après avoir renié au chant du coq, il se cache. C'est un coqde la nuit. Par contre j'aime le ...


Masterpieces from th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Impressionism and Modern Art
Horse, Pipe, and Red Flower belongs to a small number of still lifes that the Catalan artist Joan Miró painted while at home in the village of Montroig during the summer of 1920. That spring Miró had made his first trip to Paris, a four-month stay inspiring him with a confidence that bore fruit in his next paintings, the first true masterpieces of his long career. This joyful work captures a moment of profound transition for the twenty-seven-year-old artist. The exuberant color, clamorous patterning, and crowded composition are characteristic of his earlier paintings, while the toy horse and long clay pipe lend a Catalan flavor to the scene. But the complex configuration of the forms, the unconventional vantage point, and the background's resemblance to Cubist collage prove Miró'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avant-garde painting he had seen in Paris. He focused especially on Picasso, whom he had met during the spring of 1920. The book on the table advertises this association: it faithfully represents the small volume Le coq et l'arlequin by Jean Cocteau, illustrated with line drawings by Picasso. By audaciously incorporating Picasso's drawing in his own painting, Miró proudly announced his memb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avant-garde. Melissa Kerr, from Masterpieces from th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Impressionism and Modern Art (2007), p. 178.

《異鄉人》/《局外人》(L'Étranger); The Myth of Sisyphus By Albert Camus and A. G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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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L'Étranger)是法国加缪创作的中篇小说,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局外人》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 ...

The Stranger [ 1946 ] a novel by Albert Camus (V-2, a Vintage Book ...


台灣《異鄉人》的翻譯版本可能超過5~10本。

絕對忠實於自己的感受,乃至打破社會定義的人性,不遵從道德,體制,宗教,是法國著名作家加繆在“局外人”當中刻畫的莫爾索的形象。無論是離經叛道抑或深情於自由,莫爾索這個爭議形象最終死於與現世的“消極對抗”。這是一場由楊婷工作室本年度帶來阿維尼翁戲劇節的作品,由中國名演員趙陽主演。以下視頻是對趙陽的專訪。


TRAD.CN.RFI.FR

【視頻報道】阿維尼翁戲劇節:中國名演員的法國荒誕經典劇
絕對忠實於自己的感受,乃至打破社會定義的人性,不遵從道德,體制,宗教,是法國著名作家加繆在“局外人”當中刻畫的莫爾索的形象。無論是離經叛道抑或深情於自由,莫爾索這個爭議形象最終死於與現世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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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這則筆記,已快滿65歲了,對於The Myth of Sisyphus 的體會,雖然欲道還休,當然不比他倆淺。

江山代代有譯才:比較台灣 (1974)、中國 (1987)的【獻詞】第一段,你一定會認為翻譯自兩本書......幸虧台灣 (2017,大塊)的新譯,清楚多了,可惜,太通順了,.....這是不懂法文之悲哀!





由英譯本可知, Albert Camus 行文很樸實,很樂觀。上述兩本中文,對【群魔】中的

Alexei Nilych Kirilov,都沒註解。
紀德1916年10月15日的【日記】中的Sisyphus 則是陰鬱的 (轉引 克洛德 馬丹【紀德】李建森譯,北京:三聯:2002,pp. 138-39)


昨天,令人厭惡的再度墮落使我的身心瀕臨絕望、自殺和瘋狂......  Sisyphus的石頭重新滾落到山腳下,他曾竭盡全力想把石頭推向山頂,石頭卻帶著他一起滾下。石頭輾過他的身體,以它至人死命的重量拖著他,再度把它拋入泥潭。難道他還要重新開始這種可悲的努力,直到生面的結束?











 The Myth of Sisyphus By Albert Camus

http://dbanach.com/sisyphus.htm










The Myth of Sisyphus Albert Camus


The gods had condemned Sisyphus to ceaselessly rolling a rock to the top of a mountain, whence the stone would fall back of its own weight. They had thought with some reason that there is no more dreadful punishment than futile and hopeless labor.

If one believes Homer, Sisyphus was the wisest and most prudent of mortals. According to another tradition, however, he was disposed to practice the profession of highwayman. I see no contradiction in this. Opinions differ as to the reasons why he became the futile laborer of the underworld. To begin with, he is accused of a certain levity in regard to the gods. He stole their secrets. Egina, the daughter of Esopus, was carried off by Jupiter. The father was shocked by that disappearance and complained to Sisyphus. He, who knew of the abduction, offered to tell about it on condition that Esopus would give water to the citadel of Corinth. To the celestial thunderbolts he preferred the benediction of water. He was punished for this in the underworld. Homer tells us also that Sisyphus had put Death in chains. Pluto could not endure the sight of his deserted, silent empire. He dispatched the god of war, who liberated Death from the hands of her conqueror.

It is said that Sisyphus, being near to death, rashly wanted to test his wife's love. He ordered her to cast his unburied body into the middle of the public square. Sisyphus woke up in the underworld. And there, annoyed by an obedience so contrary to human love, he obtained from Pluto permission to return to earth in order to chastise his wife. But when he had seen again the face of this world, enjoyed water and sun, warm stones and the sea, he no longer wanted to go back to the infernal darkness. Recalls, signs of anger, warnings were of no avail. Many years more he lived facing the curve of the gulf, the sparkling sea, and the smiles of earth. A decree of the gods was necessary. Mercury came and seized the impudent man by the collar and, snatching him from his joys, lead him forcibly back to the underworld, where his rock was ready for him.




You have already grasped that Sisyphus is the absurd hero. He is, as much through his passions as through his torture. His scorn of the gods, his hatred of death, and his passion for life won him that unspeakable penalty in which the whole being is exerted toward accomplishing nothing. This is the price that must be paid for the passions of this earth. Nothing is told us about Sisyphus in the underworld. Myths are made for the imagination to breathe life into them. As for this myth, one sees merely the whole effort of a body straining to raise the huge stone, to roll it, and push it up a slope a hundred times over; one sees the face screwed up, the cheek tight against the stone, the shoulder bracing the clay-covered mass, the foot wedging it, the fresh start with arms outstretched, the wholly human security of two earth-clotted hands. At the very end of his long effort measured by skyless space and time without depth, the purpose is achieved. Then Sisyphus watches the stone rush down in a few moments toward tlower world whence he will have to push it up again toward the summit. He goes back down to the plain.

It is during that return, that pause, that Sisyphus interests me. A face that toils so close to stones is already stone itself! I see that man going back down with a heavy yet measured step toward the torment of which he will never know the end. That hour like a breathing-space which returns as surely as his suffering, that is the hour of consciousness. At each of those moments when he leaves the heights and gradually sinks toward the lairs of the gods, he is superior to his fate. He is stronger than his rock.




If this myth is tragic, that is because its hero is conscious. Where would his torture be, indeed, if at every step the hope of succeeding upheld him? The workman of today works everyday in his life at the same tasks, and his fate is no less absurd. But it is tragic only at the rare moments when it becomes conscious. Sisyphus, proletarian of the gods, powerless and rebellious, knows the whole extent of his wretched condition: it is what he thinks of during his descent. The lucidity that was to constitute his torture at the same time crowns his victory. There is no fate that can not be surmounted by scorn.




If the descent is thus sometimes performed in sorrow, it can also take place in joy. This word is not too much. Again I fancy Sisyphus returning toward his rock, and the sorrow was in the beginning. When the images of earth cling too tightly to memory, when the call of happiness becomes too insistent, it happens that melancholy arises in man's heart: this is the rock's victory, this is the rock itself. The boundless grief is too heavy to bear. These are our nights of Gethsemane. But crushing truths perish from being acknowledged. Thus, Edipus at the outset obeys fate without knowing it. But from the moment he knows, his tragedy begins. Yet at the same moment, blind and desperate, he realizes that the only bond linking him to the world is the cool hand of a girl. Then a tremendous remark rings out: "Despite so many ordeals, my advanced age and the nobility of my soul make me conclude that all is well." Sophocles' Edipus, like Dostoevsky's Kirilov*, thus gives the recipe for the absurd victory. Ancient wisdom confirms modern heroism.

One does not discover the absurd without being tempted to write a manual of happiness. "What!---by such narrow ways--?" There is but one world, however. Happiness and the absurd are two sons of the same earth. They are inseparable.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say that happiness necessarily springs from the absurd. Discovery. It happens as well that the felling of the absurd springs from happiness. "I conclude that all is well," says Edipus, and that remark is sacred. It echoes in the wild and limited universe of man. It teaches that all is not, has not been, exhausted. It drives out of this world a god who had come into it with dissatisfaction and a preference for futile suffering. It makes of fate a human matter, which must be settled among men.

All Sisyphus' silent joy is contained therein. His fate belongs to him. His rock is a thing. Likewise, the absurd man, when he contemplates his torment, silences all the idols. In the universe suddenly restored to its silence, the myriad wondering little voices of the earth rise up. Unconscious, secret calls, invitations from all the faces, they are the necessary reverse and price of victory. There is no sun without shadow, and it is essential to know the night. The absurd man says yes and his efforts will henceforth be unceasing. If there is a personal fate, there is no higher destiny, or at least there is, but one which he concludes is inevitable and despicable. For the rest, he knows himself to be the master of his days. At that subtle moment when man glances backward over his life, Sisyphus returning toward his rock, in that slight pivoting he contemplates that series of unrelated actions which become his fate, created by him, combined under his memory's eye and soon sealed by his death. Thus, convinced of the wholly human origin of all that is human, a blind man eager to see who knows that the night has no end, he is still on the go. The rock is still rolling.

I leave Sisyphus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One always finds one's burden again. But Sisyphus teaches the higher fidelity that negates the gods and raises rocks. He too concludes that all is well. This universe henceforth without a master seems to him neither sterile nor futile. Each atom of that stone, each mineral flake of that night filled mountain, in itself forms a world. The struggle itself toward the heights is enough to fill a man's heart. One must imagine Sisyphus happy.




*

Alexei Nilych Kirilov

lexei Nilych Kirillov is an engineer. He is a thorough nihilist, and has decided his own will is the ultimate reality. He means to commit suicide, and Pyotr Stepanovich means to use his suicide to further his revolutionary purposes. He is a "thoroughgoing madman", driven to such a state by his obsession with the belief that man can only stop living in fear of death when he rejects such fear to such an extent that he is willing to kill himself without any care. A man who can do this becomes the true God in Kirillov's view.

In his study of suicide, The Savage God, Al Alvarez postulates this theory about Kirillov: "Thus Kirillov. . . . kills himself, he says, to show that he is God. But secretly he kills himself because he knows he is not God. Had his ambitions been less, perhaps he would only have attempted the deed or mutilated himself. He conceived of his mortality as a kind of lapse, an error which offended him beyond bearing. So in the end he pulled the trigger in order to shed this m…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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