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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宗頤:《梵學集》《畫𩕳》《澄心論萃》《文化之旅》《饒宗頤研究》《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中國宗教思想史新頁』《文化藝術之旅──池田大作、饒宗頤、孫立川鼎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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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上海書店 ,2000 ,頁186) 的一段英文的漢譯, 讓我懷疑: 是不是饒宗頤先生有點誤會? 翻譯的問題很嚴重:

Some Scholars(sic 按: 我加的,下述"sic"同。) have tried to prove that Chinese picture writing had a common origin with the picture-writing of the ancient Sumerians, that the two system (sic) followed independent lines of development, and that while the Babylonians soon abandoned, in large part, ideographic for phonetic writing, the Chinese stuck to the old System(sic).)

 有些學者試圖證明漢文的文字畫來自同一源頭:即古代蘇美爾人的圖形文字。從此源頭出現了兩條獨立發展的系統。其一為巴比倫,不久就消亡了,另一為勇敢使用文字畫為記音文字,但中國人卻在舊系統裏因循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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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2007.5 無意中讀到饒宗頤在北大演講成書『中國宗教思想史新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其中一節「四方風新義—時空散點與樂律」 (pp.115-26),說明巴比侖『開闢史詩』中已有four winds 說法……。「華夏的四方風在殷代有非常具體的記載……..」


饒宗頤
固庵詩詞選
池田大作長詩 : 獻給饒宗頤 五洲之際會 協尋一位香 . . 峰的光彩  獻給尊敬的饒宗頤教授 池田大作 )
饒宗頤教授書畫近作觀後


剛剛成立的"饒宗頤學術館之友"旨在凝聚力量支援該館建設、推動學術館成為研究中國
傳統文化重要基地。

論饒宗頤
饒宗頤,字國庵,又字伯濂,伯子。號選堂。一九一七年生於廣東潮安。父親饒鍔,為潮州
大學者,著作甚富。幼承家學,未冠整理其父 ... 選堂文史論苑:饒宗頤先生任復旦大學
顧問教授紀念文集(復旦大學中文系編), 上海:上海古籍,1994, AC150
《楚辭地理考》開闢了楚辭
研究的新領域,此書在上海的出版使29歲的饒宗頤一舉成名,從此他便專攻文史而 ...
謹向一代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致崇高敬意。先生道德文章,行足為世人模範、學足為天下人之師表,更於中國文化之發展,繼往開來,而光被四表,霑溉來葉;由是而稱頌於寰宇,不朽之業,漪歟盛哉﹗

先 生名宗頤,字選堂,號固庵,一九一七年八月降生於中國廣東省潮安縣;少承庭訓,篤意藝文,騂角有成,宿儒咸訝天授。現代學堂只足以培育中人,不足以範上 智如先生者;先生全無學府文憑之可恃,亦未嘗漂海鑲金於洋學堂以自重。然半世紀以來,主持學府學術;一九四六年任廣東華南大學文史系教授及系主任,一九五 二年至六八年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席至教授,一九六八至七三年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首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七三年至七八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 授兼系主任,一九八零至八八年任澳門東亞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兼研究院中國文史學部主任,至於客座及訪問之教席遍及中國、日本、北美、歐陸,舉凡研治中華文 史哲藝諸學術機構,無不被先生之霑潤與影響;未受現代學宮洗禮之學人,而具如此獨特之學術經歷,極為罕見。先生雖不曾留學,竟通英文、法文、日文,以至艱 深之古代梵文及契形文,視外語之掌握與運用為研究之媒介。至於與先生遊者,俱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研究之領袖人物,若季羡林、日本之吉川幸次郎、法國之戴密 微、英國之李約瑟。以一介原生中華大地之學人,能與學壇鉅子預流全球漢學,逍遙乎學圃,至今依然奮耕無已。治中華學術,精通漢文當為本份,先生於甲骨鐘鼎 簡帛之訓讀、於四部文獻之詮釋、於道藏佛典之解說,皆妥貼平正;先生固精訓詁通小學,文字障全然消煥;至於筆底風雲,墨現乾坤,古文、駢語、賦、詩、詞無 不精絕,以視今日輕詆中華文化者,真不啻畎畝之於喬嶽也。
先生為學,不囿一方,不名一家,縱橫左右、上下古今,洵足體現中華文化之博大精深、浩瀚 無涯。以是習於故常或狃於偏蔽之士,率悸訝曰奇。夫中華國學之精神,平正博大,奇仄之塗,非所尊尚。先生之學,深體華夏文化之精髓,返古開新而深究本源, 方法端正而立義精深;故先生之學,規模至大而立意至正。先生著書六十,撰文四百,所論皆學術文化之關節,未嘗分毫假借鈔綴,率動極神源之原創研究,就事相 類別之,先生之治學範圍,蘊傳統學術概念之全體,即經學、史學、子學、集學,而又匯近二百年中西學術之門類,如晚清之西北史地學、殷契學、敦煌學,近代歐 陸之比較語言學、中亞近東及南亞文化研究、比較宗教學,以至當代新生之簡帛學。先生於諸學,率深造有得;至其左右逢源、融匯貫通,窈契天人,洞達大道之 旨,迥非曲隅碎義之可及。
先生之學有本有原,修明道術,以道自恃。一生遠離依傍,不苛附團體、朋黨、學派與機構,趨運自然,動止遂心,出處進退, 隨順因緣,蒼穹碧宇,獨鶴與飛,不污一介之塵垢,莫致名利之矢弋,高風凌霄,岸然自守。此所謂大自在與大通貫。因蘊鴻洞,翰染乾坤,此華夏天人合一之旨。 學藝本原天地之道,治《經》,則《禮》、《易》相參,溯三代禮文之損益,披歷萬千骨甲而考訂貞人之身份;排比殘簡首揭《易》爻之變化,倡為新經學,莫囿 《五經》之目,并舉《莊》、《老》,以天道為則,重立華夏之"聖經",丕顯華夏文化深涵之宗教性。滿清入關以來,中夏學術之真脈,始因先生而再現。先生治 史,非徒逞博,亦不屑於翻史案,而必於史之關節處觀照;先生特抉《春秋》微旨為華夏史學之真髓,意在王道而非紀實,故成《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了斷近世 史學之卑瑣,俾治史者知史識之所存。先生之治子部之學,勝義紛陳,結合中亞、印度、南亞、東洋全域之文化考察與深究,於儒、釋、道以至近東宗教文化之瞰 照,然後知我華夏儒門尊德之可貴;深究域外所存典籍,成《老子想爾注》之研究,揭示華夏文化於外來思想挑戰之反應;周行印度南亞佛祖行跡,印證文獻,深體 緣起性空之環境因緣,治佛學如此,當世唯先生而已。於中東文明,深表敬慕,明示中東之不可侮,並首揭中東文明早已霑溉於華夏文明之事實,猶以文字為然,成 《漢字樹》之鉅著,一反陳腔濫調,陳明中夏文化擴散之事實,波震學壇。至於西方世界之學術,先生燦然胸中,知所審擇,不為炫惑;遍行美洲、歐陸大洋洲,盡 歷諸地學術機構,識見之廣,非徒竊取枝節以轉販者可比。至於生先之治集部藝文之學,識趣高遠而考核精確,版本、目錄、文獻,成就俱逾前人,《楚辭地理 考》、《楚辭書錄》、《詞籍考》、《敦煌曲》、《全明詞》皆傳世不朽之篇;先生之治古代文學理論,張揚言志而突顯主體文藝術感覺,深契二十世紀歐陸現象學 之宗旨。天人之際,先生之學實一以貫之;一言以蔽,曰聖學而己。
澳門四百年之文化交融,深蘊天人相與之道境;澳門大學處新世紀之始,體存濠江之精神特色,繼往開來,闢創新猷。先生文德之純正與乎學術之恢宏,皆足為澳門大學邁進之啟示。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易》曰人文化成,此先生榮膺人文科學榮譽博士學位之要義,是為贊。

宗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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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心論萃》胡曉明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178則/共435頁


第54則 頁132-35
討論syllogism的翻譯 指出嚴復將其格義為"連珠"是錯誤的


2000.7.17 我的網站 View(觀點)《入唐巡禮求法記》的一些故事>   近讀饒宗頤生先《澄心論萃》(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他在某次會議主題講解中:記得若干年前在法京(按:,有某學者見到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記》的日文記錄,致函向日本學人詢問其中文原本,引起哄堂大笑(按:圓仁為日僧,為該書以中文為載體)。可見知彼知己,同樣重要」這事值得談,因為《中國大百科》的「歷史」及「宗教」等卷,都有關於圓仁的介紹。我多年前也為此,去中央圖書館查賴肖和(Edwin
O. Reischauer
)的博士文。賴肖和1935年留法/1935年留日,1937中國。他是中、日史專家,《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相關的英譯及說(如當時的民間佛教,日韓中的文化交流)為其博士文。我想中國一些學人如陳寅恪,向達等,都讀過這本書,向達引用過其中佛教「俗講」。可惜留傳不廣。日本人當然也有《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的知音,所以在鈴木基金會資助下1960年代小井出了四大部的注釋書,這套在八年代北京大學有收藏,後來他們出了以小井版的注釋本我也受益。我一向有願把這個故事作個俗講。


饒宗頤(著)《梵學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7月版
梵學集小引 1
卍(Swastika)考――青海陶文試釋 1
尼盧致論(Nirukta)與劉熙的釋名 17
天問文體的源流――“發問”文學之探討 27
不死(a-mrta)觀念與齊學――鄒衍書別考 51
安荼論(anda)與吳晉間之宇宙觀 61
印度波儞尼仙之圍陀三聲論略――四聲外來說平議 79
文心雕龍聲律篇與鳩摩羅什通韻――論四聲說與悉曇之關係兼談王斌、劉善經、沈約有關諸問題 93
鳩摩羅什通韻箋121)
論悉曇異譯作“肆曇”及其入華之年代 143
北方澤州慧遠所述之悉曇章 153
唐以前十四音遺說考159)
說扶南胡書 (175)
僧旻之四聲指歸177)
文心與阿毗曇心179)
梵文四流母音RRLL與其對中國文學之影響――論鳩摩羅什通韻(敦煌抄本斯坦因一三四四號) 187
慧琳論北涼曇無讖用龜茲語說十四音 199
禪門悉曇章作者辨 205
南戲戲神咒"囉哩嗹"之謎 209
蜀布與Cī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 223
華梵經疏體例同異析疑 261
吽字說 277
論釋氏之崑崙說 289
達嚫國考 303
馬鳴佛所行讚與韓愈南山詩 313
從“睒變”論變文與圖繪之關係 319
金趙城藏本法顯傳题記337)
談印度河谷圖形文字347)
中國典籍有關梵書與佉留書起源的記載 379
佛國集385)
梵學集小引
少日趨庭,從先君鈍盦先生問業.枕饋書史,獨喜涉獵釋氏書。又得王弘願師啓迪,於因明及密宗,初窺門徑。先君草《佛國記疏證》,小子無狀,偶為謄鈔,故於顯師文字片段.略能上口。變亂以來,楹書蕩然,先君遺著,亦不可蹤跡,思之哽咽。自居香港而後,嘗從印度蒲那白春暉(V.V. Paranjpe)君習梵文及婆羅門經典,前後三載。一九六三年,應班達伽東方研究所之聘,復從春暉尊人白老教授(Professor V.G. Paranjpe) 遊,研習《梨俱吠陀》因得漫遊天竺南北。歸途足跡,遍及錫蘭、緬甸、柬埔寨、泰國。余於梵土智識,薄有所知, 實植基於此。頻年讀書,偶有著論,輒喜取華、梵舊書此勘.覓其因緣,究其相涉之處。不賢識小,未敢自信;而季羡林先生頗稱許之,嘗語余曰:“不意吳晉間中 印關係隱晦之事,有待抉發者如是之夥;鑿險縋幽,仍有期諸來者。”近時治敦煌本什公《通韻》。尋究六朝間悉曇學之流變,因悟涅槃之學與悉曇相為表裹,唐以 前十四音之遺說,鈎稽内典,冥行採賾,所得有出於安然《悉曇藏》之外者,足為中古聲韻史提供嶄新資料。因不自量,勼集曩日之短書散札,合為一編,顏曰《梵 學集》。自慚學非顓門,事同票友,摭拾叢殘,徒供覆瓿。用竢方聞,理而董之。乙丑(一九八五年)荼月,饒宗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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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之旅──池田大作、饒宗頤、孫立川鼎談集》一書近日在香港書展2009上推出。其中匯集了池田大作、饒宗頤兩位著名人物的人生感悟和文化心得。而孫立川博士則全面策劃並參與、纂輯了池、饒鼎談。

饒宗頤教授是中國著名的國學大師,今年1月16日又獲溫家寶總理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央文史研究館是地位崇高的文化研究機構,饒宗頤是首位獲聘館員的香港人。

日本池田大作是國際創價學會會長,兼佛教領袖、和平活動家、作家與及大學創辦人於一身。今年3月21日,池田大作榮獲丹麥南方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此為他獲頒授的第250個榮譽學術稱號。

這 兩位蜚聲國際的著名人物,在今年初同獲殊榮,可謂有著深厚的緣份。而事實上,池田大作與饒宗頤的首次會面,可追溯至1974年,當時饒宗頤作為香港中文大 學教授訪問團的成員,前往日本創價大學訪問。自此,兩人結下深厚的友誼。池田大作曾以長詩送贈,饒宗頤則常以書畫相答。

在香港書展推出的 《文化藝術之旅》一書,可說是兩位著名人物與香港文壇翹楚心靈溝通的結晶。據悉,在整個鼎談過程中,香港天地圖書副總編輯孫立川全面策劃和纂輯,一方面參 與鼎談,同時亦為讀者閱讀和理解的方便,旁徵博引了大量對話內容的背景資料,使本書在內容宏富之餘得以深入淺出。

池田大作與饒宗頤在本書 中,從回顧青春時代求道的步伐開始,追尋人生歷程中文化學藝進益之道,指出擁有藉得追隨的師匠,是人生勝利的重要因素。在人類文化藝術的宏觀視野上,從中 國文字的文化內涵開始,談到書籍對人類社會心智發展的重要,再進一步則是由對藝術之美的追求,揭示出人可以擁有無限創造的精神。

兩人的話題更從佛教經典《法華經》蘊藏和平與共生的啟示,以及對生命尊嚴的禮讚,引發至人類向上的精神能開啟文明的動力,並從而指望未來而建立不朽的事業,這不但是人類得以存續的方程式,更是任何世代的青年人所應懷有的人生使命。

此書的日文版已於今年2月付梓成書,獲得好評。而中文繁體字版由天地圖書公司精裝出版。
文化藝術之旅

文化藝術之旅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
池田大作、饒宗頤、孫立川天地圖書(香港), 出版日期:200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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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𩕳著者: 饒,宗頤
出版地: 臺北市 出版者: 時報 出版日期: 1993[ 民82] 2016 香港


頂顛
端、最高處。如:「他站在山的顛,俯瞰這一片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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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2011/2012
 《饒宗頤研究 第一輯》
前言略論成立饒宗頤研究所之必要性和可行性
韓山師範學院隆重舉行饒宗頤研究所成立大會暨饒宗頤學術研討會
一主題演講
 在“饒宗頤研究所成立大會暨饒宗頤學術研討會”上的致辭
 “饒學”之根在潮州  
二專題研究
 饒宗頤先生辭賦與駢文初探
 論饒宗頤先生之王國維詞學批評
 饒宗頤“形上詞”論分析
 饒宗頤的文學創作
 越南、法國、中國香港:阮述《往津Et記》引發的學術因緣——以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藏戴密微、饒宗頤往來書信為中心

饒宗頤研究(第二輯)
《饒宗頤研究(第2輯)》由林倫倫主編,全書分為五個部分,分別是:主題演講、饒宗頤印像、饒宗頤學術研究、研究資料、簡訊。本書收入了《風雪夜行人:序<選堂詩詞論稿>》《從中國敦煌學史的視域看饒宗頤先生的敦煌學成就》《略論葉恭綽對饒宗頤治學道路的影響》等文。
目錄
一  主題演講
  《選堂清談錄》摘選
二  饒宗頤印象
  歲月悠悠說大師
    ——追憶我父子兩代與饒公交誼的往事
  風雪夜行人:序《選堂詩詞論稿》
  學藝雙修,德壽齊尊——我心目中的饒公
三  饒宗頤學術研究
  「古雅」:饒鍔先生的文化心態與審美境界
  簡述饒宗頤先生的經學思想與成就
    ——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經術部分為例
  饒宗頤先生的目錄學成就
  從中國敦煌學史的視域看饒宗頤先生的敦煌學成就
  饒宗頤辭賦駢文分類舉隅
  以「和」相生:選堂和韻寫作研究
  饒宗頤《(慵石室詩鈔)序》評鑒
    ——兼論饒宗頤先生的詩學思想
  論饒宗頤古典藝術闡釋方式的當代意義
  饒宗頤教授與東南亞研究
  要確立饒宗頤方志實踐與理論在方志學和饒學研究中的應有地位
  饒宗頤教授與泰國緣分述略
  略論葉恭綽對饒宗頤治學道路的影響
四  研究資料
  饒學研究論著續編之一:饒宗頤先生相關紙媒報道目錄簡編
五  簡訊
  饒宗頤研究所啟動專項研究課題立項工作

 

98歲“國學泰斗”饒宗頤:中國將踏上文藝復興時代
時間:2013-01-10 08:33   來源:南方日報

  饒宗頤每天仍堅持國學研究。
  饒宗頤篤信,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藝復興的時代。
  已是望百之年,饒宗頤仍筆耕不輟,他説二十一世紀是東學西漸的時代,東方的學術和藝術思想將對西方産生重大影響。這位國學大師的國學夢,從未放棄。
  日前,聞名國際的法蘭西學院確定饒宗頤教授為該學院外籍院士,聲動法國乃至歐洲藝術文化界。作為亞洲第一個獲頒該榮銜的漢學家,饒公老當益壯,“我已經是97歲的老人,很快就98歲,實際上我不認老。我記得劉海粟以90多歲高壽上黃山,我希望步他後塵,再去黃山!”
  “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不磨就是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名;中流猶言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則是指獨立的精神。饒宗頤常説,做學問、做藝術當先立德、立品,治學要求是、求真、求正,方能立足於世,實現中國文藝復興。
  少年退學求學
  文科不同於理科,過分強調專家、專門,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無家可歸”
  14歲那年,完成潮州城南小學的學業不久,剛上中學的饒宗頤作出一個頗具勇氣的決定退學。此時,學校教育已不能滿足他對知識的渴求。
  出身於廣東潮州一個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開始誦讀經史、文賦、詩詞。名字饒宗頤,源於父親希望他能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家中“天嘯樓”藏書數萬冊,天資聰穎的少年饒宗頤徜徉其間,盡享閱讀之樂趣。
  兩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眾多碑帖、拓本及畫作,更為他習書作畫創設了有利條件。學有所得的他盡顯少年老成,在與書界名流書信往來時絲毫不顯稚氣,許多人並不知曉,通信交流之人竟不足20歲。
  少年時期的廣泛涉獵,為他奠定了堅實的學養基礎。1932年,父親因病溘然長逝。饒宗頤開始繼承他父親遺志,續編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藝文志》。自此,潮學研究與饒宗頤結下不解之緣。
  抗日戰爭爆發後,年輕的饒宗頤在中山大學出版了《潮州藝文志》,填補了潮州藝文領域系統的著作實錄的空白,成為研究潮州歷代文獻的里程碑式著作。
  但正當研究剛有起色時,1938年廣州淪陷,中山大學內遷到雲南,作為中山大學一員,饒宗頤原本也要到雲南,但當他回家之後準備返校時,突然大病一場。結果,饒宗頤沒有去雲南,而是輾轉到了香港。
  不久,香港接著淪陷,他又回到潮州,後來到了廣西無錫國專。一直到抗戰勝利,饒宗頤才回到廣東擔任省文獻委員會委員,編廣東的地方誌,主要是編潮州志。
  對話
  記者:少年退學,在社會求學這段經歷,對您後來的學術研究有何影響?
  饒宗頤:雖然從學校退學,但我是為了在社會上更好地求學。我一直比較倡導潮學研究,因為國家的歷史研究應該從地區做起,假如不從地區做起,就沒有辦法寫成比較可靠而且可以傳之永久的全國性歷史。以外國的史學研究為例,很多大的題目研究完了,地區的、個別的,也很有研究價值,甚至一個建築物都可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
  記者:除了潮學之外,您在眾多領域皆有建樹,研究範圍縱跨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十三大門類。有很多人都覺得您“神通廣大”。
  饒宗頤:因為我從小開始,就對中國文化産生濃厚的好奇心,希望尋根究底。我在研究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個領域。文科不同於理科,過分強調專家、專門,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無家可歸”。

 

香港潛心治學
  做學術研究,有個安定的環境很重要,香港是個避風港,為學術發展創造了相對安寧的條件
  香港是饒宗頤的福地。
  1949年初,為了編寫《潮州志》,饒宗頤赴香港搜尋資料。其間,因儒商方繼仁先生挽留,饒宗頤留居香港,潛心學術研究,直至1979年9月。
  在此期間,饒宗頤的研究視角得以進一步拓寬,亦有更多的機會與世界各地的學者開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證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遠渡重洋去法國研究敦煌學……每到一處,饒宗頤都致力於開拓學術研究的新天地。
  1956年,饒宗頤發表了《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藏于倫敦的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典籍全文錄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的源頭活水,引發了歐洲人對於道教研究的熱潮。法國巴黎大學的中國宗教學權威康得謨教授認識到了這本書的重要,將此書定為教材。“東學西漸”的歷程中,饒宗頤開風氣之先。
  1962年,饒宗頤獲得被譽為西方漢學諾貝爾獎的法國儒蓮漢學獎。1993年,中學輟學的他獲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榮譽人文科學博士學位,這是建院125年來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將此榮譽授予華人。
  “香港為饒先生的學術研究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接受記者採訪時説,饒宗頤無疑是幸運的,安定而寬鬆的環境,使他的學術研究達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成就了饒宗頤,在這裡,他逐漸成為一名“百科全書式”學者,蜚聲國際。而同時期的國內許多學者,有些被迫離開了熟悉的工作崗位,有些則正在“五七幹校”中勞作。饒宗頤也成就了香港,有學者説:“香港有了饒宗頤,就不能説是文化沙漠。”
  對話
  記者:為什麼在香港的30年間,您取得的學術研究成就最高?
  饒宗頤:1949年前,因為戰亂,社會環境不穩定,我曾顛沛流離,很艱苦。所以,做學術研究,有個安定的環境很重要。新中國成立後,香港與歷史上建安時代的“荊州”相似,都為學術發展創造了相對安寧的條件,香港是個避風港,有這麼幾年的安定,很重要。
  而且香港是個開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對學術研究者非常包容,當年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請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給了我一份薪水,讓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的研究平臺變得非常開闊,我有很多機會與各地學者交流,還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學習。
  記者:您曾輾轉海內外多地任教,這些地區在學術研究上,有無給您留下印象特別深刻的?為什麼?
  饒宗頤: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國,他們對我國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説是非常有系統及精密。在日本,對於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視,更是值得我們傚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傳下來的一張紙,他們都有系統地記錄及保存起來。這是對事物一個“敬”的觀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觀念,是來自我們中國。但是,他們發展得更為盡致。
  記者:現在很多年輕人感覺做學問很枯燥。從潮州到香港,再到世界各地,這個求學圓夢的過程,您有感覺過辛苦麼?您又是怎樣克服困難的?
  饒宗頤:做學問同做藝術,都是一個苦心,要在苦中求樂。我在香港曾寫了一本名為《長洲集》的詩詞集,其中有82首“和阮籍咏懷詩”。當時創作這些僅用了5天時間。為什麼能這麼快?因為那時我帶了一把古琴,在長洲島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邊彈古琴邊寫作,感覺詩心和琴心相通,這樣創作就感覺有樂趣了。
  文藝復興時代
  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家的恩惠,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文藝復興”的時代
  1978年,饒宗頤在香港退休。此時,改革開放之風開始吹拂中國大地。
  闊別內地30年後,1979年9月,饒宗頤應中山大學之邀,赴廣州參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屆學術年會,此後與內地學者交流漸頻。
  翌年,在曾憲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歷時3個月踏訪了14個省市,參觀了33座博物館,接觸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資料。每行一處,皆有著述。
  此後,饒宗頤的身影開始頻繁出現在內地學術活動之中。“世界五洲已歷其四,華夏九州已歷其七”。
  饒宗頤的研究不斷深入。期間,大陸出土了很多新的歷史文物,為饒宗頤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基礎。
  饒宗頤精習法語、日語、德語、英語、印度語、伊拉克語6國語言文字。通諳外語,為他提供了打開異域文化之門的鑰匙,他自如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間,博採眾長。
  統計饒宗頤的創作時間可發現,他退休後發表的文章遠超于退休之前。
  近年來,隨著年事漸長,饒宗頤較少外出,社會活動亦隨之減少。但他亦並非埋首故紙堆中不聞窗外之事。新的學術動態、文物出土等資訊他依舊十分關注。
  望百之年,饒公老當益壯,仍然筆耕不輟。不久前,他被聞名國際的法蘭西學院確定為該學院外籍院士,聲動法國乃至歐洲藝術文化界。
  饒宗頤説,在他心裏,始終常存著一個關於中國的“新經學”之夢。“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家的恩惠。”他堅信,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文藝復興”的時代。

對話
  記者:很多人退休後都尋求享受清凈的生活,您卻將學術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饒宗頤:很多人跟我説,我退休的時間正是一個好時機,天時地利人和。這個時候,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拋棄了過去那種“左”的東西,思想解放了,學術禁區也掃除了。
  還有是“文革”期間所有的學科都受到衝擊,但考古還保留著,或者是恢復得比較早,我可以接觸到這個階段新出土的東西。
  當時我離開內地那麼多年,廣東好多人都邀請我回內地。那時改革開放方興未艾,可以説是一片百廢待興,我返回內地時,感覺充滿了勁頭,研究可以很好地深入,因此,我當時用幾個月的時間,走訪了大陸30多個博物館。
  記者:您曾經提到,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我們要重新塑造中華民族新時代的聖經,建立新經學。
  饒宗頤:我在北京大學建校100週年紀念會上提出這個觀點。因為每個國家都有“經”,中國其實早就有“經”,中國的“經”源遠流長,一些國家還在倡導我們的“經”。可是我們自己卻不讀經,我覺得這是中國人應該反省的問題。
  經書是中華民族文化精華的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也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對現代人有極大的啟發作用。
  記者:如何理解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
  饒宗頤:我為什麼説二十一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因為100多年來,我們國家出土的東西非常多,很多是漢代的竹簡、帛書等,我們可以接觸到中華文明的精髓。
  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因為很多古希臘的思想精華,都在阿拉伯的寫本上保留下來。通過這些寫本,歐洲找回了很多古希臘的思想精華。可以説,歐洲的文藝復興就起源於這些老的寫本。也就是説,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對古典的新發掘與認識。
  我們現在的情況也一樣,我們要趁機把“經”做一個新的整理。當然,我們要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前人的寶貴經歷好不容易通過歷史文物保留下來,我們要珍惜,給以新的詮釋。
  另外,至於經學研究的新方向,有不少學者正在努力。因此,我肯定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一個文藝復興的年代。
  記者:這個“文藝復興”的時代會産生怎樣的影響?
  饒宗頤:我認為二十一世紀應該是一個東學西漸的年代。作為現代東方的學人,應該意識到這個世紀不單只是一個東方文藝復興的年代,更應該是東方的學術與藝術思想,會對西方産生巨大的影響。因為尤其是在中國,不少新的資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們更知道東方文化悠久的傳統,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
  治學精益求精
  學術研究,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堅持正義、弘揚正氣
  對待治學,饒宗頤始終精益求精。
  饒宗頤的諸多研究成果,並不急於在完成後立即發表,而是細加論證、反覆推敲。年方20時,他便追根溯源寫出《郭子奇年譜》,因認為文中疑點尚存,不斷修正之後,時隔50年才發表。
  饒宗頤治學十分強調“用哲學的心態深入考察,而從上向下來看問題”。他説今天一些做學問的人有個缺點,往往抓到一點,就把它放大,卻忽視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容易誤導大家。“應該冷靜,應該全面地看,從上到下,從左到右,許多領域都是有聯繫的。”
  饒宗頤還認為,國學是國人的文化精華和寶庫,蘊含著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他擔心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之下,許多知識分子過多地向外追逐馳騖,甚至不惜放棄本位文化。
  “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季羨林曾盛讚饒宗頤,“涉及範圍廣,使人往往有汪洋無涯涘之感,這在並世學人中並無第二人”。
  但平日裏,饒宗頤卻對大師的稱謂敬辭不受。他笑言:“大師是佛教裏的稱謂,我又不是佛教徒。”

與季羨林並稱“北季南饒”的饒宗頤,2011年被推舉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
  創立於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海內外研究金石篆刻歷史最悠久、影響最大的專業學術團體,有著“天下第一名社”的美譽。吳昌碩、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樸初、啟功等文藝翹楚先後擔任社長。百餘年間,西泠印社名家輩出。
  2012年炎夏,他踏訪孤山社址,興之所至,欣然握筆題字。
  踱步方桌前,滿頭銀發的饒宗頤揮毫潑墨,行雲流水間,四個蒼勁而又飄逸的大字“播芳六合”寫就。
  “六合即為天地、世界。”饒宗頤收筆,位於杭州西湖畔的西泠印社柏堂中掌聲雷動。
  對話
  記者:您踏訪位於杭州的西泠印社社址時,曾題字“播芳六合”。您覺得,這個“播芳六合”應當如何實現?
  饒宗頤:我覺得西泠印社在推展中國金石學,尤其在篆刻、書法幾方面,已經做了很多。我在西泠題上“播芳六合”幾個字,是希望中國的金石學,更能進一步地推向世界,使得西方能夠知曉及更了解中國這一門獨特的學問。
  記者:國學大師季羨林去世時,您曾寫過一首輓詩,最後兩句“南北齊名真忝竊,乍聞乘化重悲憂”。這句詩寄予了您怎樣的深意?
  饒宗頤:我沒有表達在中國國學研究上有缺乏後繼者這個想法。反之,我覺得現今是國學研究一個興盛的時代。因為不少新的資料像楚簡、青銅器出土,而不少專家都在研究。另外,在傳統經籍的整理及修葺上,國家也作出大量的支援。所以,我認為現在對中國國學的研究,正走向一個很正面的路向。
  記者:您在諸多專業領域,都有開創之功。而當下,學術研究中開創者愈少,追隨者愈多。甚至出現了學術剽竊等不端行為,您認為,學術風氣的凈化,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饒宗頤:學術研究,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堅持正義、弘揚正氣。中國人自古就是最講正氣的,《易經》中是講求“正”的,佛家也講求“正”。只有求“正”,才能永遠立足於世。

文化之旅
作者: 饒宗頤
漢學大師饒宗頤說他平生喜歡寫札記,零葉寸箋,塗鴉滿紙,這本「文化之旅」的小品,就是這類不修篇幅的短文,作者本人未必很重親,但讀者喜之愛之。
記得元代文家吳萊說過:「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饒公十分欣賞這幾句話,因為吳萊指出史和經不同的地方,聖者折衷群言。史家如畫筆,只能鈎勒大略,經文則精義入神,賦予新的微旨,奧妙難測。
這些短文,「隨事而變化」,抓問題反而搔到癢處。作者一向觀世如史,保持着「超於象外」的心態,從高處向下看,不跼促於一草一木,四維空間,還有上下,「小中見大」。

「文化之旅  作者: 饒宗頤  漢學大師饒宗頤說他平生喜歡寫札記,零葉寸箋,塗鴉滿紙,這本「文化之旅」的小品,就是這類不修篇幅的短文,作者本人未必很重親,但讀者喜之愛之。  記得元代文家吳萊說過:「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饒公十分欣賞這幾句話,因為吳萊指出史和經不同的地方,聖者折衷群言。史家如畫筆,只能鈎勒大略,經文則精義入神,賦予新的微旨,奧妙難測。  這些短文,「隨事而變化」,抓問題反而搔到癢處。作者一向觀世如史,保持着「超於象外」的心態,從高處向下看,不跼促於一草一木,四維空間,還有上下,「小中見大」。」



How General Electric became a general disappointment...GE大裁員..At Any Cost: Jack Welch, General Electric, and the Pursuit of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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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13

Turbines built by GE create a third of the world's electricity. But with a $9.8 billion loss and the looming risk of being dropped from the Dow, GE is in a real-time meltdown.

GE: The American golden child
GE represents the height of American business. The godfather of modern electricity, Thomas Alva Edison, provided notable inventions including the lightbulb and the locomotive while other GE scientists invented the x-ray machine, the jet engine and everyone's favorite summertime appliance: the electric fan. Katharine Burr Blodgett, the first female scientist hired by GE, invented the non-reflective glass that is used in cameras today. GE built a large por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expanding across industries with the grit and moxie American companies pride themselves on.
"While I believe Immelt compounded GE's problems, I also think these started under Welch, particularly when he allowed GE Capital to borrow way too much money," says investigative reporter Charles Ortel, one of the first to predict GE's downfall. "At heart of GE's pain likely were too many ill-advised and debt-financed investments that may, in theory, have offered earnings per share accretion potential, but confused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that brings us to GE Capital. Most people don't know much about GE Capital. Functioning as the financial services unit for GE it finances GE customers buying products like jet engines, industrial equipment, power turbines and medical machines. But under Jack Welch GE Capital amassed a portfolio of highly specific assets, financing everything from Mexican warehouses to condos, to leasing railcars and fleets, all of which came to a head dur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But they wanted it to be bigger
Responding to pressure from investors, Jack Welch expanded GE Capital, making it the largest issuer of commercial paper in the world, incurring debt to invest beyond their means. GE Capital made up 60 percent of GE's earnings growth between 1990 and 2005.
Jeff Immelt, nicknamed by th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s "The Great Transformer" claimed to remodel GE toward industrial businesses, where GE's enormous scale made it a good fit. Immelt's letter, published in the HBR was titled "How I Remade GE" and describes a different company than the one investors saw.
In 2001, Welch received the largest retirement package in history. Valued at $420 million, it included access to an $80,000-per-month Manhattan apartment, tickets to elite sporting events and lifelong use of airplanes and other GE facilities. And it wasn't until Immelt stepped down that GE finally cut some costs.
During his tenure, it was not uncommong for Immelt to take company aircrafts to business meetings, often having an empty jet follow behind, just in case.
The 2008, crisis marked a point when GE had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ana Faroohar, an economic analyst for CNN, had conversations with executives who knew the choice was between being a bank or going back to innovation, "They decided to do the latter and they have moved away from finance. They have been selling off their financial assets and they are trying to now move into making things particularly geared for the emerging markets.
A lot of people are really watching that company to see, hey, can a big American company that went this far into the process of financialization pull back and really move to a different paradigm?"
What next?
A recent $6.2 billion charge for problems with its finance unit is only stoking concern about its survival. GE's new chief executive John Flannery has spoken with analysts about his plan to focus GE on its three main businesses: health care, aviation and power generation. GE has since disassembled GE Capital, reinstating it to its former purpose.
The options are increasingly limited and investor confidence has been pummeled. Unless GE can convince another billionaire like Warren Buffett to bail them out again, many analysts are surmising the company will only survive if broken apart. One can interpret what Immelt said in his departure letter with new eyes, given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We were a classic conglomerate. Now people are calling us a 125-year-old start-up."
2016.1.15
【即時頭條】GE計劃在歐裁員6500人
GE表示由於歐洲對燃氣輪機和汽輪發電機的需求減弱,計劃在歐洲裁員約6500人,同時將原阿爾斯通能源業務整合到公司運營中。
GE發言人Renaud Petitjean1月13日在巴黎表示,包括在法國裁員765人,德國裁員1700人。在完成對阿爾斯通的收購後,裁員人數約佔子公司GE發電和水處理(GE Power & Water)在歐洲聘用的48000名員工的14%。
2015年11月,GE敲定了對阿爾斯通能源業務價值85億歐元(92億美元)的收購交易。此舉促使總部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的GE擴大了盈利豐厚的燃氣輪機維修和維護業務,同時在可再生能源和輸電業務方面增設合資企業。GE此前承諾將在法國淨增1000個職位,以獲得法國政府對該收購交易的支援。
「法國可能受到影響的任何職位在該期間結束後將得到替換,」Petitjean在電話中表示。「如果我們撤銷這些職位,將會在此前承諾的1000個職位之外,再次創設這些職位。」撰文/彭博社 編輯/鄧雅蔓
總之 GE計劃在歐洲裁員約6500人,同時將原阿爾斯通能源業務整合到公司運營中。

彭博商業周刊 / 中文版的相片。




2006 HC
該唾棄 傑克.威爾許 的狂言
這位 傑克.威爾許, 在聯合報與他太太推出什麼專欄,賣的盡是美國「可能」最爛的管理實務,並強姦行銷與策略字眼differentiation,應該予以譴責。
「來自吉隆坡的谷澤問:我真心支持依員工表現決定升遷及裁員的差異化管理制度(differentiation),把員工分為績效最優的前20%、績效中間的70%,和較差的最後10%,建立「不長進則淘汰」的標準。但執行時很容易遭到百般抗拒,要如何解決?」(傑克.威爾許專欄》實施差異化管理 急不得 【經濟日報/編譯 謝璦竹】 2006.10.02  )

  

「……差異化管理是什麼?簡單地說,它的精神是「擁有最優秀人才的團隊才能取勝」。要是你不同意上述原則,永遠不可能了解差異化管理。如果你同意,那麼這套制度可以提供你達成上述目標的方法。如何達成?首先,大方地獎勵團隊裡的明星,不只在荷包上,也要讓他們的心理感到滿足,這樣才能留住最好的人才,讓他們發揮最大才能;積極開發中間的70%的潛能,給予訓練跟個別指導;去除墊底的10%,好讓新血可以加入。…….」

我們知道一個人在組織中的績效並不是他/個人的表現而已,還有更多的環境因素(系統等共同原因)和互動、變異,需要長時間才能確認,所以遴選員工要慎始。員工的表現和主管的領導可能有莫大之關係。他們更不應該用粗糙的"(年度)考績制"或強制排序法來合理化。




分級太殘忍? 文化偏見 

不適任的員工,至少可以考量去留及時轉行。

答:用「抗拒」來形容恐怕委婉了些!
很多人支持差異化管理制度,甚至有不少死忠派,但歷來從沒有一種管理措施引起如此激烈的爭議。感謝你提出來,我們正好藉此說明差異化管理的精神,其實真正的差異化管理並不等同於每到年底就「把人分級、揪出壞份子」,然後公開開除他們;差異化管理也不殘忍,容易受循私與文化偏見影響。

 那麼差異化管理是什麼?簡單地說,它的精神是「擁有最優秀人才的團隊才能取勝」。要是你不同意上述原則,永遠不可能了解差異化管理。如果你同意,那麼這套制度可以提供你達成上述目標的方法。

如何達成?首先,大方地獎勵團隊裡的明星,不只在荷包上,也要讓他們的心理感到滿足,這樣才能留住最好的人才,讓他們發揮最大才能;積極開發中間的70%的潛能,給予訓練跟個別指導;去除墊底的10%,好讓新血可以加入。

基本上,差異化管理制度可幫助導入精英領導,且持續提高團隊的績效標準,讓公司競爭力不斷提昇。如果是這樣,為什麼這個制度會引起你說的百般抗拒?最常聽見的理由是:把人分級太殘忍。

但我們的看法完全相反。差異化管理評定各人表現,因此人人都知道他目前的評級,即使不總是好消息,但至少讓他們可以控制自己的命運。

比較另一種情況,某家公司出於仁慈的理由,讓表現不佳的人在公司裡摸魚好幾年,只拍拍他的背安慰他。有一天情況不允許時,突然來個大逆轉,年屆中年表現不佳的員工首當其衝,一個一個被叫進主管辦公室懇談,對話通常如下:



「喬,恐怕你得另覓高就了。」

「什麼?為什麼是我?」

「呃…因為你的表現一直不佳。」

「我在這兒20年了,怎麼你從沒跟我說過?」

 說真的,為什麼你從沒說過呢?如果你早點說,這個員工早幾年前可能還可以找到有前途的工作,現在已經45歲,或者50歲,他面對的就業市場從沒像現在這麼競爭,這樣難道不殘忍?

At Any CostJack Welch, General Electric, and the Pursuit of Profit

Front Cover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Jan 12, 2011 - Business & Economics -480 pages

本書 At Any Cost: Jack Welch, General Electric, and the Pursuit of Profit By Thomas F. O'Boyle 1998年初版,書名意思是Jack Welch 把他在中學時"不惜一切代價追求贏 (Win- At-All-Cost)心態帶入企業界。 (p.69) 它說明20世紀90年代GE的CEO,Jack Welch,他的一心追求的財務上短視績效,只是美國崇拜華爾街心態下應運而生的"假"英雄.....。
由本書的索引中的Peter Drucker和W. Edwards Deming,我們很可以知道作者如何利用這兩位管理學理論大師的基礎來寫他的史詩。

第69頁以Drucker 著名的企業三問,導入Welch先生學自Bendix公司企畫長致Fortune 的信,發展出"本公司所有的事業部都必須是業界的第一名或第二名,才可以在本公司有立足之地。"的哲學。頁373-74 頁更以Drucker 在1946年的【公司的概念】說,現代通用企車公司的開創者Alfred P. Sloan, Jr.,雖然將公司的汽車的美國市場佔有率提升到48% (約40年代末),集團之經營極客觀、有效、就事論事,不過GM是一家"沒有靈魂的公司" (參考Sloan 著的【我在通用汽車公司的日子】)。

Drucker 的另外一位企業英雄是創IBM的Thomas J. Watson Sr (他大Sloan一歲)。Sloan建立的是大而分權的企業,不過Watson 十年之後所建立的IBM,更尊重員工個人,創立Drucker夢寐以求的"全廠共同體" (plant community,如公司俱樂部等),對於要求尊守高商業道德標準等等,都是日本公司戰後學習的楷模--這是日本的友人告訴他的。(頁240-41)

本書也介紹Deming的經營管理的十四要點等,來針貶GE公司的經營---在Jack Welch的前任,60~80年代,GE的人,讓Drucker選為"專業知識工作者的代表。記W. Edwards Deming是作者當WSJ的記者時訪問Dr. Deming的。

Google Books這版本是2001版--Afterword 寫於2001年4月。上述2011年版應該是補充近35頁。由書內搜索。

這本書很難能可貴處是沒寫 Jack Welch的緋聞與離婚記。簡述故事:美國著名的商業刊物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的編輯某人去訪談 Jack Welch 董事長,兩人一見鍾情,可能還一起去珠寶店為 Jack Welch太太買結婚紀念禮物?後來 Jack Welch太太知道先生偷情,兩人就離婚。


2011 前幾天在CNN看 Jack Welch 的訪問
才知道有人認為他是20世紀最了不起的經理---才怪
約10多年前 哈佛商業評論HBR的一位編輯訪問他
結果是兩人煞到 開始約會 (此 Jack 還將新書 送其妻)
一年後女有高升 最後辦公室革命 群起而攻之
他們戀情公開後結婚......

之後包裝再寫書 寫專欄 儼然是位管理大師......

現在有管理學院訓練MBA....

此君是美式管理的包裝大王......別相信這種人


Jack Welch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 [ 翻譯這個網頁 ]

John Francis "JackWelch, Jr. (born November 19, 1935(1935-11-19)) is an American chemical engineer, businessman and author. He was Chairman and CEO of ...
en.wikipedia.org/wiki/Jack_Welch - 頁庫存檔 - 類似內容

傑克·威爾許-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小約翰·法蘭西斯·“傑克”·威爾許(John Francis "JackWelch, Jr.,1935年11月19日 ...

Contents

'Washington Post' To Add 60 Newsroom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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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郵報》昨日宣布,因應海外讀者增加,正計劃強化國際新聞內容,決定於香港及羅馬開設分部,另打算加聘一名駐墨西哥城記者,以深化拉丁美洲報導。
2016.12.28  NPR
The Washington Post set records for traffic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revenue in 2016.



After a record-setting year, the Post newsroom will grow by more than 8 percent.
NPR.ORG

《狐狸的故事》廖寶畫譯 Le Roman de Renard = Huli de gushi, adaptation P. de Beaumont et Liao Baocai yi / édition multilingue, Taizhang : Guangqi chubanshe ,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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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Roman de Renard

by 


台中:光啟社出版,1972,71頁,各頁有插圖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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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was moving in the air above and in the earth below and around him, penetrating even his dark and lowly little house with its spirit of divine discontent and longing.”
―from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1908) by Kenneth Grahame
Since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1908, generations of adults and children have cherished Kenneth Grahame’s classic,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For in this entrancing, lyrical world of gurgling rivers and whispering reeds live four of the wisest, wittiest, noblest, and most lovable creatures in all literature—Rat, Mole, Badger, and Toad of Toad Hall. Like true adventurers, they glory in life’s simplest pleasures and natural wonders. But it is Toad, cocky and irrepressible in his goggles and overcoat, whose passion for motorcars represents the free and fearless spirit in all of us; just as it’s Toad’s downfall that inspires the others to test Grahame’s most precious theme—the miracle of loyalty and friendship. READ an excerpt here: https://www.penguinrandomhouse.com/…/the-wind-in-the-willo…/
圖像裡可能有一或多人和文字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1908

The British Library 的相片。


大英圖書館
快樂#NationalBadgerDay!這是我們的最愛-獾從柳林風聲! 
Happy ‪#‎NationalBadgerDay‬! Here's our favourite - Badger from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大英圖書館的相片。

這本書應該有好幾個漢譯本。

柳林風聲- 谷歌圖書結果

肯尼斯· 格雷厄姆 - 2007 -少年小說- 120頁
按照蟾蜍,鼠,獾,鼴鼠,和他們的許多朋友,因為他們“只是搞亂有關船隻。

簡介· · · · · ·

  《楊柳風》這部經典童話初版於1908年。書中描述了河鼠、鼴鼠、獾、蛤蟆這幾隻動物的生活,它們都曾在追求新鮮、刺激、冒險的心態下遠離家園,尤其是蛤蟆差點丟失了性命,但最終都在家的召喚下回歸了家園和自我。這部作品優雅、詩意,充滿了田園風格,也透露出了大自然蘊含的質樸理念。

作者簡介· · · · · ·

   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 1859-1932),英國兒童文學作家。他喜愛文學,用晚上和假日的時間寫作。同時,他更愛研究自然,這正好為他以動物為主角的童話準備了豐富的材料。他先後出版了《黃金時代》、《夢幻的日子》、《楊柳風》三部童話,其作品深為英美讀者喜愛。

目錄· · · · · ·

和可愛的動物們共遊古老的河岸(中譯本序)
一本關於家園最好的書(譯者序)
第一章河岸
第二章大路
第三章野林
第四章獾先生
第五章溫馨住宅
第六章蛤蟆先生
第七章黎明門前的笛手
第八章蛤蟆歷險
第九章皆是遠遊人
第十章蛤蟆的第二次歷險
第十一章蛤蟆的眼淚像夏天的暴風雨來去匆匆
第十二章英雄歸來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 by Bronislaw Malinowski 1948《巫術、科學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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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 by Bronislaw Malinowski 1948《巫術、科學與宗教》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by Bronislaw Malinowski Selec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BERT REDFIELD Trade Edition BEACON PRESS: BOSTON, MASSACHUSETTS Text Edition THE FREE PRESS: GLENCOE, ILUNOIS 1948



《巫術、科學與宗教》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 by Bronislaw Malinowski 1948,朱岑樓譯 ,台北:協志工業叢書,1978年出版、1996年第4刷
第75頁:"1925年11月",一直錯誤打成"1952年11月"。原文: [The above formed the opening passages of an address delivered in honor of Sir James Fraz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in November, 1925.]
第73頁的翻譯,有些問題,原文:
 I could then show you a student leaving the medevial college buildings, obviously in some distress of mind, hugging, however, under his arm, as the only solace of his troubles, three green volumes with the well-known golden imprint, a beautiful conventionalized design of mistletoe—the symbol of 'The Golden Bough3 .
朱岑樓的譯文:......有三卷,封面印有金色的榭寄生樹 (mistletoe)作為象徵,設計精美輝煌。

翻譯此,可能要了解 2事,其一:conventionalized design of mistletoe。
mistletoe 的解釋:封面的 mistletoe 圖案是conventionalized design 傳統的設計圖案。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stletoe

其二:至於The Golden Bough 一書選擇 mistletoe 作為其象徵,必須了解該名著

Chapter 68. The Golden Bough. Frazer, Sir James George. 1922.


It is not a new opinion that the Golden Bough was the mistletoe. True, Virgil does not identify but only compares it with mistletoe. But this may be only a poetical device to cast a mystic glamour over the humble plant. Or, more probably, his description was based on a popular superstition that at certain times the mistletoe blazed out into a supernatural golden glory. The poet tells how two doves, guiding Aeneas to the gloomy vale in whose depth grew the Golden Bough, alighted upon a tree, “whence shone a flickering gleam of gold. As in the woods in winter cold the mistletoe—a plant not native to its tree—is green with fresh leaves and twines its yellow berries about the boles; such seemed upon the shady holm-oak the leafy gold, so rustled in the gentle breeze the golden leaf.” Here Virgil definitely describes the Golden Bough as growing on a holm-oak,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mistletoe. The inference is almost inevitable that the Golden Bough was nothing but the mistletoe seen through the haze of poetry or of popular superstition.


The Golden Bough
The Golden Bough.jpg
Cover of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1976 Macmillan Press edition
AuthorJames George Frazer
CountryUnited Kingdom
LanguageEnglish
SubjectComparative religion
PublisherMacmillan and Co.
Publication date
1890
Media typePrint (Hardcover and Paperback)




巫術科學與宗教

馬凌諾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一八八四年生於波蘭。家學淵源,擅長多國語言及各種澳洲土語。求學期間原專攻物理、數學及自然科學,獲博士學位。後因一場疾病,養病期間閱讀傅雷則爵士(Sir James Frazer) 的金樹枝 (The Golden Bough) 後,立志終身投入人類學的研究。其研究不空談理論、不偏頗學派,而是實際深入原始土著的生活中,親臨其境,用眼觀察、用心體會、用手記錄,使抽象的推論,產生真實的意義,以不尋常的洞察,配合無比的耐心作長期的研究,終於成為蜚聲國際的人類學權威。巡迴世界各地演講、教學、討論。一九三九年到美國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遂留在美國。至一九四二年在田野工作中因心臟病與世長辭。馬凌諾斯基一生事業──他的田野工作、他的理論、他的課堂教學、他的大眾化演講,在在反映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譯者簡介

  朱岑樓,湖南省湘鄉縣人,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社會學系,美國康乃爾大學研究,歷任國立台灣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主任及研究所主任。譯著甚多,有《社會學》(協志叢書)、《婚姻研究》、《老人學》、《人文區位學》等。



  跨出理論家的封閉書齋,走入人類學的空曠田野。作者馬凌諾斯基從澳洲新幾內亞的超卜連茲島土著的生活中擷取精華,探討有關該島土著的宗教、巫術、科學、儀式、神話等行為,將種種事實納入於理論體系,闡明某些反覆出現的和普遍的人類社會行為之特徵,並對滿足人類需要和維持社會存在的各種方式作啟發性的分析。其記述栩栩如生,繪聲繪影,使讀者雖遠在天涯海角,也能感同身受;並從一個社會得知大多數社會,從少數人認知大多數人。本書是踏入人類學領域不可或缺的基石。

林莊生著《懷樹又懷人》《回憶台灣的長遠路程:林莊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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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中央書局和早期的重要人物我的姨丈莊垂勝先生,右下表哥林莊生後來在加拿大渥太華工作退休,寫了幾本有關外公家族在霧峰吳厝桩的人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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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海外臺灣知識分子的現實關照—林莊生致葉榮鐘信函初探 (1961~1976〉,收入
廖振富《以文學發聲》台北:玉山社,2017

2015.1.27
昨天清晨打開電郵信箱,很震驚收到林莊生先生的夫人郭女士來信,告知林先生已於24日在渥太華去世的噩耗,內容如下:

廖振富教授:
林莊生於 Jan. 14,2015 中風,急送醫院。不幸於 Jan 23,2015 安息了。
在醫院時他要我告知您他中風的消息,因這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可是我還沒來得及回家電郵給您,他就安息了。
我們雖然極悲哀,但也很感謝他能在兩個兒女及太太隨守在旁下、安然地離開人間。以下是他要我記下的話,一字不漏地轉達給您:
“Jan. 16, 2015我中風,講話困難,右手右腳沒有能動,不能自由跟您聯絡。我的著作能受您認可,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高興與貢獻。我能把重要的文件(轉交給您)實在非常高興,希望能讓後代人利用。有您這麼好的傳達人我能將一生的工作傳達下代,使我能高興與安心離世。因此非常感謝,希望您能再發展下去。”

匆忙間,我回信如下:

林太太:
一大早收到您通知的噩耗,非常震驚難過!想必您跟孩子都極度哀傷,您仍須為處理後事忙碌,務必請千萬保重身體。
很抱歉!最近因為忙於學生畢業論文指導與口試,又必須完成《台中文學史》專書的修訂,疏於聯絡。原想近日應寫信問候您們,並校訂去年10月在府上進行林先生訪談的文字稿,還有我請人翻譯的林先生的日文信,一起寄給林先生過目。沒想到時間耽擱,林先生突然就離開人間了。而學期末雜事太多,一時無法分身飛往加拿大,到林先生靈前弔唁致哀,非常遺憾,也請見諒。
回想我個人與林先生及您的結緣,深感人間因緣的奇妙,我非常慶幸去年前往府上叨擾,能有機會親炙您們夫婦,並與您們夫妻暢談,說「受益良多」還不足以形容我的感激之情。很感激林先生對我如此信賴,我會牢記林先生的遺志,繼續更深入研究他的著作與相關資料,這些都是臺灣文化的寶藏,我一定不會辜負他的期待。
匆匆先致上慰問之意,您與兒女正在哀傷之中,若有任何需要,煩請不要客氣,盡量吩咐。不知林先生何時舉行告別式?我希望能在同一時間,在故鄉臺灣遙寄對林先生的感激與哀悼之忱。謹此。
廖振富敬上   2015年1月26日

林太太隨後回信如下:

廖振富教授:
莊生如能看到您的電郵該會多麼高興啊!他極珍愛與您交談,只可惜他已用完他的時間了。我萬分感謝他能遇見廖教授,這確實是他一生中一筆寶貴的財富。 他吩咐得特別清楚,不要替他舉行告別式,我們會尊行他的遺言。但我知道他會萬分感動您想在那麼遙遠的故鄉台灣寄表哀悼之忱。

林先生特別跟家人交代不要辦告別式,他低調踏實的個性與特殊風骨,真是始終如一,令人感佩不已。學期末雜事纏身,但林先生的去世,讓我感嘆老成凋謝之餘,更感謝他的知遇之恩。既慶幸去年10月專程到加拿大對他進行深入訪談,又感慨時不我予,沒有機會繼續跟他暢談,以挖掘更多寶貴的記憶。然而,他希望我的期許,我將牢記在心,不敢或忘。


廖振富

珍惜最後五分鐘──敬悼林莊生先生

(刊於《文訊》第353期,2015年3月號)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R030045268 本期文訊目錄


去年10月由同事汪俊彥老師陪同,我們兩人專程前往渥太華拜訪林莊生先生,並應林先生懇切的邀請,借住他家數日,接受他們夫妻熱情接待,也因此更方便進行多次深入訪談。除了錄音、錄影的正式訪談,我們還在餐廳、客廳、書房,不分清晨、午後、深夜,輕鬆自在隨興閒談,彼此都非常愉快。

林莊生的父親莊垂勝是近代台灣著名文化人,活躍於日治時期政治與文化運動場域,譬如1920年代台灣文化協會的宣傳活動,他以擅長演講著稱,被美稱為「莊鐵嘴」,1927年由他發起倡設中央書局,作為推廣文化的據點。1931年與賴和、葉榮鐘等人共同創辦《南音》雜誌,戰後1946年曾短暫被委派為臺中圖書館館長,大力推展他的文化理想。不料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他受牽連而入獄一星期,雖經人營救而倖免於難,但從此對政治灰心失望,退隱於霧峰萬斗六的山居,1962年去世。

林莊生出生於1930年2月,是莊垂勝的長子(林莊生從母姓)。1943年就讀台中一中,1945年8月二次大戰結束,學校教的「國語」,從日文轉變為北京話,重頭學習全新的語言。1952年他從省立農學院(中興大學)農藝系畢業,曾在彰化銀行任職8年,但因戒嚴時代的精神苦悶,1961年赴美留學,1967年獲得威斯康辛大學農學博士學位,隨後任職於加拿大農業部,直到1995年退休為止長達27年。他在台灣的成長與教育的背景,跨越日治末期到戰後初期,以迄50年代的白色恐怖階段。他熟悉台語、日語、英語,國語反而不太熟練。因此這次林先生跟我談話,不論閒聊或訪談都以台語進行,偶而穿插少數英文、日文詞彙,這是相當特殊的經驗,也讓我倍感親切。而年輕同事汪俊彥老師則努力用他不太「輪轉」的台語加入閒談,雖常有「笑點」,卻誠意十足。另外,看他們夫妻互動的情景十分有趣,林夫人照顧有病在身的林先生,在很多細節上都無微不至,當我們喝著咖啡,吃著豐盛又多樣化的早餐時,林先生的早餐卻永遠是一大盤生菜沙拉,而他似乎也甘之如飴。

在林先生府上作客期間,他還特別作東,安排與我定居渥太華的台灣前輩餐敘,他們都是早年出國留學的知識菁英,多半在加拿大政府部門工作或大學任教數十年,目前都已退休,卻仍相當關心家鄉台灣的現況。其中蕭欣仰、游惠貞夫婦抽空帶我們去魁北克加蒂諾公園(theGatineau park)賞楓踏青,劉德雄、卓純惠夫婦開了兩小時車程,帶我們逛美加邊境著名的景點Thousand islands與別具風情的小鎮,台灣前輩殷切的熱情,與加拿大壯美的風景,同樣讓人難以忘懷。

某日上午,在他溫馨雅致的書房裡進行訪談時,我看著他安穩坐在書桌前,被滿滿的三面書牆包圍(其中以台灣文史著作數量最多),窗外庭院裡,一棵銀杏樹沐浴在陽光中,樹葉閃爍著澄黃色的光芒,草地上鋪滿落葉。這時他的新書《回憶臺灣的長遠路程》剛出版不久,我在台灣已承他贈書並事先拜讀。他雖已高齡84歲,卻依舊思路清晰,談吐不俗,每天坐擁書城,持續不斷閱讀、思考、寫作,使我不由得對他發出真心的敬佩與讚嘆:「您的精神真是不簡單!」。

「我是在珍惜最後五分鐘!」當時林先生面露微笑,以古雅的台語輕鬆回應我。這聽來輕鬆的一句話,當下使我心中一震。不料回到台灣才三個月,1月26日一大早,突然收到林夫人來信告知林先生辭世的噩耗,林太太信上告訴我:「他極珍愛與您交談,只可惜他已用完他的時間了。」回想起來,「珍惜最後五分鐘」的譬喻,確實是他晚年生活與心境的最佳寫照。雖然在猝然不及間他已經用完了「最後五分鐘」,但他當時說話的神情,卻深深烙印在我腦海裡。真希望日後當自己生命接近終點時刻,也能像他一樣優遊書海、寫作不輟而怡然自得,從而無憾告別此生。

關於林莊生先生的著作,我最早的閱讀經驗,可上溯到1992年博士論文撰寫期間,當時他的力作《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以及那個時代》剛出版,這本書在知識背景與精神層面,都帶給我個人極大的啟發與鼓舞。當年讀過這本書,曾在書後空白處寫下簡短感言:「1993年8月28日,閱畢全書一遍,對日據時期台灣文化界先賢之事跡、風範,興起無窮探索之志。」先前,我在施懿琳、鍾美芳兩人合編的《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中,看到鍾美芳利用林莊生返台機會,對他進行專訪的內容與照片,對其照片散發的儒雅又自信的神采,留下深刻印象。1999~2009年,他又連續出版《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兩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站在台灣文學的邊緣》三書,我都抱持高度興趣陸續閱讀,從而對台灣上一世代文化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們與對時代的感懷反思,有更深刻的體會。

我與林莊生先生的正式結緣,則始於2010年4月,他在加拿大看到我參與撰寫的《新編霧峰鄉誌》(2009年10月出版),曾對上述三本著作加以介紹而引為知音,因此託人寄贈他新出版的《站在台灣文學的邊緣》一書,進而透過電子信與筆者聯繫。這段因緣,正印證了唐君毅先生所言:「在遙遠的地方,一切的虔誠終將相遇。」(語出唐君毅《人生之體驗》)後來他又寄贈絕版多年、重新再版的《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以及那個時代》一書,筆者也回贈論文與專書,維持密切交流。

2013年8月間,林先生將收藏多年的珍貴書信、文物分批寄交我全權處理。莊垂勝、林莊生父子兩代保存的書信數量約兩百餘件,通信對象包括:林獻堂、蔡培火、陳虛谷、葉榮鐘、洪炎秋、朱點人、黃春成、日籍學者岸田秋彥、徐復觀、陳逸雄(陳虛谷之子)等人,其中林獻堂、蔡培火、陳虛谷、葉榮鐘等人是莊垂勝在日治時代政治文化運動的同志與知交,洪炎秋、朱點人、黃春成等人是文學家,其中洪炎秋與莊垂勝年輕時代的鹿港舊友,黃春成是《南音》雜誌發起人,而出身臺北的小說家朱點人在1951年白色恐怖時代遇害,其書信手跡尤其珍貴。日籍學者岸田秋彥是臺北帝國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教授,與朱點人交情極深,戰爭時期到霧峰躲避空襲,並透過朱點人介紹與莊垂勝建立珍貴的友誼。戰後岸田返回日本,1950年代起持續與林莊生通信將近40年。當代著名學者徐復觀則是戰後來臺,曾定居臺中多年,經由蔡培火居間介紹,與莊垂勝結為莫逆之交。林莊生在1961年出國留學後,與葉榮鐘、徐復觀、洪炎秋、岸田秋彥等父執輩保持數十年的通信,延續兩代的情誼,十分少見。

上述人物都是20世紀臺灣重要文化人,書信涵蓋時間跨越日治末期到1980年代,內容廣泛涉及政治、文化、歷史與社會,而林莊生與父執輩的對話,更可看出兩代間的思想傳承與演變軌跡。對瞭解臺灣近現代知識份子的思想與心靈世界而言,這些書信可說是一種兼具私密性、可親性而無可取代的特殊文本。除書信之外,其他文物還包括莊垂勝詩稿《徒然吟草》手稿本三種、葉榮鐘在《自立晚報》連載之「台灣民族運動史」完整剪報,以及相關人物照片等。我因為獲得前輩如此信賴而倍感振奮,更深感責任重大。

林先生將這批珍貴資料寄交給我時,曾表明除了提供給我個人研究參考,並希望捐贈給中興大學圖書館收藏。但幾經考量,基於史料典藏的專業設備需求,與研究者參考的方便性,我認為國立臺灣文學館的收藏條件應該勝於中興大學圖書館。2014年8月,終於說服林先生同意,將這批資料全數捐贈給國立臺灣文學館,目前已納入該館永久典藏。

2013年1月起,我與楊翠教授受台中市文化局委託,共同執行「台中文學史」編纂計畫,工作內容包括作家及其家屬之專訪、文學資料之蒐集整理(配合未來「台中文學館」展示需要)等,林莊生自然成為我規劃中的訪談人選之一,而他寄給我的書信文物,不但成為這次工作的最大收穫,其個人專訪更具備多方面價值,意義深遠。然而迫於工作時限,我當時採取書面訪談方式,在7~8月間以電子信往來進行,全文經雙方整理確認,以〈林莊生先生訪談錄〉為題,發表於《台灣風物》63卷3期(2013年9月)。文中,我者曾提出以下分析:

綜合觀察林莊生的著作,貫串其中的主要精神,厥有二端:一是其筆下洋溢著對台灣歷史文化的深情,與如何保存、傳承,進而發揚台灣文化的熱切期待,二是對當代台灣文化與政治發展的關心與見識,顯然來自眷戀故鄉家園,屢屢不忘回眸母土的反哺之心。而其筆鋒展現的自信直率,卻又不失寬宏謙遜的特殊風格,可說極具個人文字魅力。作為日治時期出生,卻在戰後台灣動盪年代成長,並奠定知識養成基礎而長期旅居異國的一代,他站在新舊世代傳承的樞紐位置,逐一打開封存已久的記憶寶庫,鑒往知來,其心靈世界的深邃與廣闊,值得加以挖掘理解。

這段簡短的閱讀心得,似乎讓林先生相當感動,於是將它收入2014年8月出版的《回憶臺灣的長遠路程》書中,認為「句句擊中他的心肝」。這是我個人閱讀其著作的真實感受,並非刻意讚美之詞。

去年2月,他寄給我一篇長文〈追憶1947年的環島之行〉,內容描述二二八事件當年,暑假期間他陪父親莊垂勝北上開會,又轉赴花蓮處理事情,接著到高雄會見彭明敏之父彭清靠的經過,反映當時的台灣社會狀況與二二八的集體傷痛,是非常珍貴的第一手見證,正是我所言「他站在新舊世代傳承的樞紐位置,逐一打開封存已久的記憶寶庫」的具體成果。我讀後深覺該文兼具文學與歷史價值,立即轉介給封德屏社長,隨後刊登在2014年5月號的《文訊》雜誌,而這篇文章也成為他最後的遺作。

大約2012年起,他曾多次表達希望我能到加拿大渥太華與他當面晤談。由於教學研究工作忙碌,一直等到去年10月機緣成熟,才終於成行。我原本計畫今年再度前往拜訪,進行第二次訪談。誰知他竟在我措手不及的此刻,用完了「最後五分鐘」,這次當面暢談竟已成為絕響。林夫人1月26日給我的信如此寫到:

廖振富教授:

林莊生於 Jan. 14, 2015 中風,急送醫院。不幸於Jan 23, 2015 安息了。

在醫院時他要我告知您他中風的消息,因這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可是我還沒來得及回家電郵給您,他就安息了。

我們雖然極悲哀,但也很感謝他能在兩個兒女及太太隨守在旁下、安然地離開人間。以下是他要我記下的話,一字不漏地轉達給您:

“Jan. 16, 2015 我中風,講話困難,右手右腳沒有能動,不能自由跟您聯絡。我的著作能受您認可,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高興。我能把重要的文件(轉交給您)實在非常高興,希望能讓後代人利用。有您這麼好的傳達人我能將一生的工作傳達下代,使我能高興與安心離世。因此非常感謝,希望您能再發展下去。”

這段臨終遺言,背後傳達的是期待台灣在地文化生生不息的傳承意識,何其莊重而剴切。我不由得回想起,2013年8月他將珍貴的書信資料寄給我時,曾這樣寫著:「文化這種東西有點像四百公尺的『接棒比賽』,需要一代接一代,而能發揚光大才能有生命力。現在我把這個『棒』交給您了,加油吧!」受到這位值得尊敬的台灣前輩如此鄭重託付,細思他對我個人的知遇之恩,此生應該可以無惑的在這條路上,持續堅定的走下去,直到盡頭。

林先生,謝謝您!您交給我的棒子,我會勇敢傳下去。(2015/2/5修訂稿)










Hanching Chung很有緣份,我寫林先生的再版書剛好滿一年,而錦坤兄去年年底給我的信之留言,竟然有林先生的"您好,我是林荘生,我最近出版新書,您或許有興趣一讀,再請您留意。
2014年10月8日"http://yifertw.blogspot.tw/2013/12/blog-post_23.html


台語與佛典: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
 廖振富樓上前輩您好、我是中興大學廖振富 您的部落格文章是我10月上旬到加拿大拜訪林莊生先生時 點閱給他看的 我同時告知他如何留言 謹在此向您致意
Hanching Chung謝謝廖振富先生,文章是我朋友蘇錦坤先生的--你們和林先生的文字緣,真是我去年送出4本書的最大報酬。再次拜謝。
:原來如此 感謝分享 蘇先生是彰化人 可能是家學背景 所以對中部文化人感受特深
HC:廖先生。沒錯。我買書主要是紀念臺中中央書局的許多美好回憶。譬如說1971忍痛花約160元買本未央歌--當時理科原文盜版每本50元;高中時代許多數理書,可惜當年沒追問50年代的書......
: 中央書局代表臺中的一段輝煌的歷史 莊垂勝先生是書局的主要推動者 我這次去加拿大特別也請教林先生關於中央書局的點滴 原來您也曾在書局裡獲得很多養分
HC:我的西洋美術啟蒙一定是中央二樓的日文書部。許多大型的藝術家專集。我第一次在那兒看到羅丹的Kiss都會臉紅.....廖先生,請代向林莊生先生問好。我喜歡他說的加拿大的故事:你可以用一株樹紀念某親友,但不能立碑等等。晚安。
 我也非常喜歡這個故事 還有書名隱含的深意 這次去 特別請林先生帶我去看那棵樹 並拍照紀念 這張照片是林先生在大樹下的留影
晚安

廖振富的相片。



 

回憶台灣的長遠路程:林莊生文集

內容簡介

  我一九六一年離開台灣。經二十六年的北美生活,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再度回到故鄉。故鄉的山河仍然青翠,但舊日的熟人已走了大半,頓時心中湧出一股強烈的願望,想記錄過去的回憶。

  回到加拿大後,陸續完成《懷樹又懷人》、《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兩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站在台灣文學的邊緣》幾部作品。這次再度選出十篇近年的文章集結成書,寫台灣的近代歷史發展、回憶影響我一生的母親與長輩、談海外的生活與好友,也述說我對台灣未來的一點想法。總的來說,這本書想表達一個海外台灣人對故鄉的無限思念。

特別推薦

  ◎本書作者為日治末期曾參與文化協會、戰後經歷二二八事件的鹿港名士莊垂勝先生之子,從小生長在這種環境下的作者,即使是家常的回憶文字,都是理解台灣近代發展史的寶貴資料。

  ◎從本書論述日治後期台灣政治運動的發展、介紹《民俗台灣》的重要性,即可看出作者雖以農學為專門,卻也具有歷史家的敏銳觀察、分析能力。

  ◎書中也回憶對作者旅居海外影響極大的親友,讀來溫情,也反應台灣人在戰後努力爭出一片天的豪情。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林莊生


  1930年出生於台中縣霧峯鄉,經台中附小、台中一中,1953年畢業於省立台中農學院(現在的國立中興大學)。1963年獲得Montana State College的農藝碩士,1967年獲得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農藝博士。隨即移民加拿大,在聯邦政府農業部擔任生物統計方面的研究工作,發表過43篇科學論文,1995年退休。現從事於寫作。著有:

  《懷樹又懷人》自立報系,1992年(本書獲得該年新聞局優良圖書推薦金鼎獎)。
  《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望春風,1999年。
  《兩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前衛,2000年。
  《站在台灣文學的邊緣》台灣文學資料館,2009年。
  《新版懷樹又懷人》台灣文學資料館,2012年。

目錄

前言/思台灣,也憶往事

第一部 思台灣
日治時代台灣的政治運動
洪元煌的政治生涯
張漢裕教授的信和《蔡培火全集》
在國外看台灣——林莊生先生訪談錄 訪談者:廖振富

第二部 憶往事
從兩張漫畫談起世風與時代
知遇之恩——記李毓濱姑丈
美國的吳厝庄
整理債務與母親的訪美
讀者的反應和我的回思
追憶一九四七年的環島之行

附錄
附錄一/談日本高中作文比賽的特選作
附錄二/《民俗台灣》與金關丈夫——五十年後的讀感

前言

思台灣,也憶往事
            

  我一九六一年離開台灣。經二十六年的北美生活,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再度回到故鄉,遭遇到唐代詩人賀知章同樣的窘境: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故鄉的山河仍然青翠,但舊日的熟人已走了大半,像日本童話中之浦島太郎,頓時感到隔世之感。心中湧出一股強烈的願望,想記錄過去的回憶。回到渥太華後即時開始動手,於一九九二年完成《懷樹又懷人》。此書得到該年度新聞局的金鼎獎。這個社會認可,大大地加強了我繼續寫作之心。一九九五年從聯邦政府農業部退休後,便以此為生活之中心,打算今後用這種方式來跟國內的同胞對話。可是這個意圖從開始就碰到難題,主要的原因是我想傳送的信息和國內報社的需要不太一致,屢遭退稿,成為名符其實的「退稿專家」,舉兩件較特殊的經驗為例:

  第一是我在一九九六年四月號的日本《文藝春秋》,看到一九九五年度「文の甲子園」得獎作的發表,這是日本全國高中學生的作文比賽,得獎者是沖繩首里高等學校(等於我國高中)二年級金城幸小姐的〈不能忘的盛餐〉。此次選定有兩個極不尋常的地方:第一此文是六個選考委員一致推蔫,表示此文較其他作品有極突出的成就。 第二其中有兩位認為此文是「文の甲子園」創辦以來最傑出的作品,並促將來的應募者應把它作為文範。我讀了金城之文也大為感動,覺得應讓台灣的學生知道日本中學生的作文傾向,因此把此文翻成中文,並以「日本高中作文比賽的特選作」的標題(參見本書附錄一)投給《自由時報》。該報副刊編輯來信說對該文之內容他們是有興趣,但因原作是外國人,要我附上原出版社之同意書。因此我就向《文藝春秋》社申請翻譯此文。對方回信說:「不行」,他們的翻譯權只賣給出版社,不賣給私人。這一來我即沒法交代,因此再向《文藝春秋》陳情說這是此地新聞社之規定,並告訴他們我的目的是要介紹此文給台灣的學生。他們聽了頗同情,經內部之協商後允我翻譯,但要我覆約幾項義務,我回答說都沒有問題。我將此意轉達《自由時報》後,他們大概認為太複雜了,告訴我說他們是以政治、經濟為主的報紙,而此文是較屬文學與教育性質,只好割愛。於是我又轉向南部的某新聞投稿,該報副刊編輯來信說該刊的篇幅有限,而該文太長無法採用,又遭拒絕。於是我改變策略,投稿黨國的《中央日報》副刊,意外地這次卻被接受了。副刊編輯來信說:要等某系列的連載刊完後馬上登我的,過了幾天果然收到該報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日的副刊一頁。一看我的文章被剪成兩篇:一是金城的〈難忘的盛餐〉的中譯,二是金文以外的我的文章的總合,並給於新題目〈擺脫「劃一化」,突出「感受力」——從日本高中作文比賽的特選作談起〉。對《中央日報》把此文剪為兩篇並無異議。但對第二篇的篇名感到與文意不十分鍥合。因此特將投稿原文載於「附錄一」以資比較。

  第二個例子是我用了很多時間寫的一篇相當長的論文〈《民俗台灣》與金關丈夫——五十年後的讀感〉(參見本書附錄二)。一九九〇年代回台時在《自立晚報》書店中看到一部《民俗台灣》的全套翻印(三大本),這是戰前在台灣發行,以收集和研究台灣民俗為宗旨的月刊雜誌,是日治末期台灣社會極重要的文獻,共有四十三期。我把它買下來帶回加拿大。不但從頭到尾仔細地看過好幾次,並統計投稿二篇以上的作者名單。其中投稿數最高的前十名如下表1。

  這十位投稿者大部分是台灣人而是代表當時的知識份子。其中戴炎輝(法律)、楊雲萍(歷史)、陳紹馨 (社會學)戰後均成為台大教授。要注意的是畢業農業學校,擔任地方政府書記的黃連發。他受到金關的指導,發表了不少民俗的論文,是受金關極器重的人。有一年金關回去日本見到民俗學的大師柳田國雄,他便問柳田,能不能介紹一位斯學之專家,柳田推薦金關的同事池田,金關回答說池田還不夠:這種人非培養台灣人學者不可。然後說:他們最近發現了一個人材,頗能照他們的指導寫論文,當然是指黃連發。可惜黃氏罹上肺病,不久就逝世了。金關大為傷心,寫了一文表達痛失弟子的哀傷,值得珍惜。此集中尤其可貴的是:金關召集的林茂生和台北帝大三位同事的座談會記錄,討論該雜誌是否應修正編輯方針或停刊(從這份報告可以測定當時日本政府對言論自由之尺度)。從座談會後之表現看來,雜誌並沒有修改方針,堅持到停刊為止。在戰爭末期日本政府對台灣人的控制已達最高峰的時代,金關所抱持的包容而寬大的人道精神,深深地打動了我。

  根據上述發現,我寫成〈《民俗台灣》與金關丈夫——五十年後的讀感〉一文(附錄二),自認為一篇有學術價值的論文,投稿給當時相當有名的文學雜誌。但等了一年半,毫無消息。為瞭解該刊的編輯方針,我買來幾本該刊來看,始知投錯了刊物。因為這位新編輯把着重點放在雜誌的編排和寫真,而內容即放在二二八遭難人士之故事,難怪我的文章一直被擱置在箱底了。於是我把稿子要回來,經朋友之推薦,改投《台灣風物》。主編張炎憲先生即時來信表示接受,隨即發表在該刊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我因出國太早,對國內的出版狀況毫無認識,投稿常用try and error(試行錯誤)的方式進行,結果浪費了很多時日。這種狀況後來漸漸改善了。最初是一九九三年接到鄭炯明先生主持的《文學台灣》的贈閱,得知有本土文學的雜誌。其本土性很適合我的口味,但該雜誌是偏重小說和詩文,不是我關心所在。繼之,二〇〇一年張良澤先生創辦《台灣文學評論》,此雜誌是側重non fiction,恰好是我的專行。不但如此,他還送來一張堂而皇之的聘書,請我當該刊撰稿委員。我跟張先生素無認識,不過被他官函的引誘,欣然應命。雖然我沒有執行審查之任,卻全力寫自己的文章交卷。剛好他有一位能幹的助理編輯戴嘉玲小姐,她頗偏愛我的文章,每次投稿都給我「帝展無監查」的優待(案:戰前日本的帝國美術展覽會之規定,入選二次以上之作家,不必再受審)。因此,我的文章不再被退稿了。如果寫的是論文,我就寄給《台灣風物》;如果是雜文,我就交給《文學台灣》或《台灣文學評論》,不必再為投稿奔走傷神了。

  那麼從前被退了的文章我怎麼處理呢?簡單地說,我用「廢物利用」(戰前的慣用語,同於當今的recycle〔回收〕)之方式。我們渥太華的台灣同鄉會出版一種無定期的《加都台訊》,是手寫、自印的一種community letter(參見圖1),被退回的稿我都送到這裡去「發表」,而且用「一鴨兩吃」之方式,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望春風文庫),就是把這些退稿加上幾篇新作完成的。在本書之第九篇說過,我出版之書都不賣座,獨有此書二千本都賣完了,真是「天公疼人」之謂也。

  這次再度捲土重來,希望繼續發揮「人」的精神,為台灣留下更多的史料。本書除了附錄兩篇曾經發表過的舊文外,正文共收錄十篇文章,都是二○一一年以來我在台灣所發表的近作。前四篇匯集成第一部「思台灣」,內容是側重政治面,談台灣近代史和人物:首先以〈日治時代台灣的政治運動〉一篇,回顧台灣政治運動的發展史,瞭解台灣在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下,領導階層是如何與統治者進行互動。〈洪元煌的政治生涯〉介紹橫跨清領、日治及國民黨三個時代的中部士紳洪元煌,他的一生相當多彩。可以說他像個「御用紳士」,但從另一種角度看,卻又像民族鬪士。〈張漢裕教授的信和《蔡培火全集》〉是回顧我與蔡培火先生的女婿張漢裕教授間的書信來往,得於認識他學者之風格。第四篇〈在國外看台灣〉是去(二○一三)年接受廖振富教授的訪談正文,內容主要是介紹我在加拿大的經歷與生活,加上我對現在台灣的看法。

  第二部「憶往事」收錄六篇文章,雜談個人的往事:〈從兩張漫畫談起世風與時代〉由報紙上看到的兩則漫畫,報告台僑融化於當地社會之狀況,並申論加拿大政治領首旳風範,與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領導人應當具有的特質。〈知遇之恩——記李毓濱姑丈〉、〈美國的吳厝庄〉、〈整理債務與母親的訪美〉三篇,是回憶在我海外生活的過程中,對我影響極大的親人與摯友。〈讀者的反應和我的回思〉是自一九九二年出版第一本專著《懷樹又懷人》後,二十多年來所收到的讀者迴響中,最值得與讀者分享的六篇,對「如何看書」這個問題來說,可以提供不少的啟發和參考。最後一篇〈追憶一九四七年的環島之行〉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不久,隨家父莊垂勝先生進行環島旅行的回憶,除了是一篇個人遊記外,或也可算是讓後人理解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社會的一般情況。總的來說,這本書想表達海外台灣人之心思。供國內讀者參考。

胡慧玲-林莊生: 1992年舊信

http://blog.roodo.com/michaelcarolina/archives/25846040.html

  莊垂勝-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將書名Google一下有更多資訊. 包括:懷樹又懷人- 台灣大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Taiwan

 以及
 【台灣文學評論】十一卷一期
一本穿越歷史時空的經典──《新版 懷樹又懷人》校對雜感 /曹永洋

  時間真快,1992年由自立報系出版的林莊生著《懷樹又懷人》,今由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刊行新版。這本出版後同年獲新聞局金鼎獎的好書,竟已弱冠成年,20年間只售出1400本。我和作者在千禧年春有一面之雅,可是和他見面之前我們通過信,讀過這本書,而且知道其尊翁和我的恩師徐復觀教授交往很深,所以初晤時仍覺好像是熟諳已久的兄長。

  校對這本書時,再度喚醒並清楚看出作者的經營與用心,正如作者副標題點明這是寫「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第一部〈父親與我〉,由父親的身世、作者的成長、求學、出國到父親病逝。第二部〈父親的朋友〉,包括9位登上舞台的朱石峰、洪炎秋、許文葵、黃春成、陳滿盈、徐復觀、葉榮鐘、蔡培火、林獻堂,加上日本人岸田秋彥共計10人。因為作者的本行是「農藝」學,二次大戰結束,他是受過8年日本教育的15歲少年,31歲出國,6年後取得威斯康辛大學農學博士,作者能自如運用的語言有日語、中文與英文。第一次閱讀林莊生這本著作時,對這位當時定居加拿大渥太華已近30年的作者,能寫這樣優遊從容,極有風格的文體,真的感到嘖嘖稱奇。不過等讀者看到作者的尊翁和出現在萬斗六「大同農園」代表中部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其學養、器識、操守、人格和堅持的信念與原則,就如同撥開雲霧,了然於心。


****我11月6日去郵局劃撥買5本  16日晨收到包裝仔細的新版《懷樹又懷人》. 此版有"人名索引"和"後記"等都很不錯.
 附索引的優點很多. 譬如說我查神田喜一郎 他的《陳維英先生太谷巢聯集》序言是很寶貴的----
"任教台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張寶三 323
神田喜一郎先生傳【張寶三撰述 】是否談及此師生情誼? 待查

Anthony Quinn 自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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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昆 探戈獨舞》(One Man Tango (1995).台北:智庫文化,1997) ---這是他的第二本回憶錄:第一本是《安東尼.昆原罪: 自畫像》(The Original Sin: A Self Portrait (1972) )

1989年八月號讀者文摘,頁80-13
圖像裡可能有2 個人、大家站著

Anthony Quinn (April 21, 1915 – June 3, 2001) was a Mexican-American actor, as well as a painter and writer. He starred in numerous critically acclaimed and commercially successful films, including Zorba the Greek, Lawrence of Arabia, The Guns of Navarone, The Message , "Lion of the Desert" and Federico Fellini's La strada. He won the Academy Award for Best Supporting Actor twice; for Viva Zapata! in 1952 and Lust for Life in 1956.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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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Early life

Quinn was born Antonio Rodolfo Quinn-Oaxaca in Chihuahua, Chihuahua, Mexico, during the Mexican Revolution. His mother, Manuela "Nellie" Oaxaca, was of Aztec Indian ancestry.[1][2] His father, Francisco Quinn, an Irish Mexican, was also born in Mexico. Frank Quinn rode with Pancho Villa, then later moved to Los Angeles and became an assistant cameraman at a movie studio. In Quinn's autobiography The Original Sin: A Self-Portrait by Anthony Quinn he denied being the son of an "Irish adventurer" and attributed that tale to Hollywood publicists.[3]
When he was six years old, Quinn attended a Catholic church (even thinking he wanted to become a priest). At age eleven, however, he joined the Pentecostals in the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the Foursquare Gospel (the Pentecostal followers of Aimee Semple McPherson).[4]
Quinn grew up first in El Paso, Texas, and later the Boyle Heights and the Echo Park areas of Los Angeles, California. He attended St. Hammel Elementary School, Belvedere Junior High School, Polytechnic High School and finally Belmont High School with future baseball player and General Hospital star, John Beradino, but left before graduating. Tucson High School in Arizona, many years later, awarded him an honorary high school diploma.
As a young man Quinn boxed professionally to earn money, then studied art and architecture under Frank Lloyd Wright, both at Wright's Arizona residence and his Wisconsin studio, Taliesin. The two very different men became friends. When Quinn mentioned he was drawn to acting, Wright encouraged him. Quinn said he had been offered $800 a week by a film studio and didn't know what to do. Wright replied, "Take it, you'll never make that much with me."[cite this quote]
In a rerun of an interview done with Anthony Quinn in 1999 for Turner Classic Movies'"Private Screenings with Robert Osborne" (repeated 21 April 2009), Mr. Quinn said that the contract was for $300 a week.

[edit]Career

After a short time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Quinn launched his film career performing character roles in the 1936 films Parole (his debut) and The Milky Way. He played "ethnic" villains in Paramount films such as Dangerous to Know (1938) and Road to Morocco, and played a more sympathetic Crazy Horse in They Died with Their Boots On with Errol Flynn. By 1947, he had appeared in over 50 films and had played Indians, Mafia dons, Hawaiian chiefs, Filipino freedom-fighters, Chinese guerrillas, and Arab sheiks, but was still not a major star. He returned to the theater, playing Stanley Kowalski in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on Broadway.
In 1947, he became a naturalized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2] He came back to Hollywood in the early 1950s, specializing in tough roles. He was cast in a series of B-adventures such as Mask of the Avenger (1951). His big break came from playing opposite Marlon Brando in Elia Kazan's Viva Zapata! (1952). Quinn wanted to play the lead role of Zapata but Brando coming off his recent success in the film Streetcar Named Desire was Kazan's first choice. However his supporting role as Zapata's brother won Quinn an Oscar while Brando lost the Oscar for Best Actor to Gary Cooper in High Noon. He was the first Mexican-American to win any Academy Award. He appeared in several Italian films starting in 1953, turning in one of his best performances as a dim-witted, thuggish and volatile strongman in Federico Fellini's La strada (1954) opposite Giulietta Masina. Quinn won his second Oscar for Best Supporting Actor by portraying the painter Paul Gauguin in Vincente Minnelli's van Goghbiopic, Lust for Life (1956). The award was remarkable as he was on screen for only 8 minutes. The following year, he received an Oscar nomination for his part in George Cukor's Wild Is the Wind. In The River's Edge (1957), he played the husband of the former girlfriend (played by Debra Paget) of a killer (Ray Milland), who turns up with a stolen fortune and forces Quinn and Paget at gunpoint to guide him safely to Mexico. Quinn starred in The Savage Innocents 1959 (film) as Inuk, an Eskimo who finds himself caught between two clashing cultures.

Quinn circa 1970s

As Wogan in the trailer for The Black Swan (1942)
As the decade ended, Quinn allowed his age to show and began his transformation into a major character actor. His physique filled out, his hair grayed, and his once smooth, swarthy face weathered and became more rugged. He played a Greek resistance fighter in The Guns of Navarone (1961), an ideal ex-boxer in Requiem for a Heavyweight, and a natural for the role of Auda abu Tayi in Lawrence of Arabia (both 1962). That year he also played the title role in Barabbas, based on a novel by Pär Lagerkvist. The success of Zorba the Greek in 1964 was the high water mark of his career and resulted in another Oscar nomination for Best Actor. Other films include The 25th Hour (1967), with Virna Lisi; The Magus (1968), with Michael Caine and Candice Bergen, and based on the novel by John Fowles; La Bataille de San Sebastian (Guns for San Sebastian) with Charles Bronson; and The Shoes of the Fisherman, where he played a Ukrainian pope. In 1969, he starred in The Secret of Santa Vittoria with Anna Magnani.
He appeared on Broadway to great acclaim in Becket, as King Henry II to Laurence Olivier's Thomas Becket in 1960. An erroneous story arose in later years that during the run, Quinn and Olivier switched roles and Quinn played Becket to Olivier's King. In fact, Quinn left the production for a film, never having played Becket, and director Peter Glenville suggested a road tour with Olivier as Henry. Olivier happily agreed and Arthur Kennedy took on the role of Becket for the tour and brief return to Broadway.[5][6]

In 1971, after the success of a TV movie named The City, where Quinn played Mayor Thomas Jefferson Alcala, he starred in the single-season ABCtelevision series entitled The Man and the City. Though the program was filmed in Albuquerque, New Mexico, the name of the city is not disclosed on the program. His subsequent television appearances were sporadic, among them Jesus of Nazareth.
In 1977, he starred in the movie Mohammad, Messenger of God (also known as The Message), about the origin of Islam, as Hamzah, a highly revered warrior instrumental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slam. In 1982, he starred in the Lion of the Desert, together with Irene Papas, Oliver Reed, Rod Steiger, and John Gielgud. Quinn played the real-life Bedouin leader Omar Mukhtar who fought Benito Mussolini's Italian troops in the deserts of Libya. The film,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Moustapha Akkad, is now critically acclaimed, but performed poorly at the box office because of negative publicity in the West at the time of its release, stemming from its having been partially funded by Libya's Muammar Gaddafi. In 1983, he reprised his most famous role, playing Zorba the Greek for 362 performances in a successful revival of the Kander and Ebb musical Zorba. Quinn performed in this musical both on Broadway in New York City and at the Kennedy Center in Washington, D.C,
Quinn's film career slowed during the 1990s, but he nonetheless continued to work steadily, appearing in Revenge (1990), Jungle Fever (1991), Last Action Hero (1993), A Walk in the Clouds (1995) and Seven Servants (1996). In 1994, he played Zeus in the five TV movies that led to the syndicated series Hercules: The Legendary Journeys. (However, he did not continue in the actual series, and the role was eventually filled by several other actors).
Quinn made an appearance at the John Gotti trial, according to John H. Davis, author of Mafia Dynast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ambino Crime Family. He told reporters he wanted to play Paul Castellano, the boss of the Gambino family after Carlo Gambino. Gotti had Castellano murdered, becoming the boss of the Gambino family thereafter. Gotti was on trial concerning a variety of felony charges when Quinn visited the court room. Although he tried to shake hands with Gotti, federal marshals prevented him from doing so, Davis says. The actor interpreted the testimony of Sammy ("The Bull") Gravano, Gotti's underboss, against Gotti as "a friend who betrays a friend." He hadn't come to "judge" Gotti, Quinn insisted, but because he wanted to portray Castellano, who inspired the actor because he had had a "thirty-year-old" mistress, which Quinn believed was "a beautiful thing." He would later portray Gambino family underboss Aniello Dellacroce in the 1996 HBO film Gotti. Armand Assante portrayed John Gotti and Richard C. Sarafian portrayed Paul Castellano. Quinn was nominated for a Golden Globe for his performance as Dellacroce.

As Manolo de Palma in the trailer for Blood and Sand (1941)

[edit]Painting and writing


as Eufemio Zapata with Marlon Brando's Emiliano Zapata in the trailer for Viva Zapata! (1952)
Art critic Donald Kuspit, explains, "examining Quinn's many expressions of creativity together—his art and acting—we can see that he was a creative genius..."[7]
Early in life Quinn had interest in painting and drawing. Throughout his teenage years he won various art competitions in California and focused his studies at Polytechnic High School in Los Angeles on drafting. Later, Quinn studied briefly under Frank Lloyd Wright through the Taliesin Fellowship—an opportunity created by winning first prize in an architectural design contest. Through Wright's recommendation, Quinn took acting lessons as a form of post-operative speech therapy, which led to an acting career that spanned over six decades.
Apart from art classes taken in Chicago during the 1950s, Quinn never attended art school; nonetheless, taking advantage of books, museums, and amassing a sizable collection, he managed to give himself an effective education in the language of modern art. Although Quinn remained mostly self-taught, intuitively seeking out and exploring new ideas, there is observable history in his work because he had assiduously studied the modernist masterpieces on view in the galleries of New York, Mexico City, Paris, and London. When filming on location around the world, Quinn was exposed to regional contemporary art styles exhibited at local galleries and studied art history in each area.
In an endless search for inspiration, he was influenced by his Mexican ancestry, decades of residency in Europe, and lengthy stays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while filming in the 1970s and 1980s.
By the early 1980s, his work had caught the eyes of various gallery owners and was exhibited internationally, in New York, Los Angeles, Paris, and Mexico City. His work is now represented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He wrote two memoirs, The Original Sin (1972) and One Man Tango (1997), a number of scripts, and a series of unpublished stories currently in the collection of his archive.

[edit]Personal life


Quinn with his son Lorenzo at the 40th Annual Emmy Awards, August 28, 1988
Quinn's personal life was as volatile and passionate as the characters he played in films. His first wife was the adopted daughter of Cecil B. DeMille, the actress Katherine DeMille, whom he married in 1937. The couple had five children: Christopher (born 1939), Christina (born December 1, 1941), Catalina (born November 21, 1942), Duncan (born August 4, 1945), and Valentina (born December 26, 1952).[8] One of their sons, Christopher, age 2, drowned in the swimming pool of next-door neighbor W.C. Fields.[8] Quinn and DeMille were divorced in 1965.
The following year, he married costume designer Iolanda Quinn (Jolanda Addolori). They had three children: Francesco (born March 22, 1962), Danny (born April 16, 1964), and Lorenzo (born May 7, 1966). The union ended in 1997, after Quinn fathered a child with his secretary, Kathy Benvin. He then married Benvin, with whom he had two children, Antonia (born July 23, 1993) and Ryan Nicholas (born July 5, 1996).[9] Quinn and Benvin remained together until his death.
Quinn also fathered two other children with Friedel Dunbar: Sean Quinn (born February 7, 1973), a New Jersey real estate agent, and Alexander Anthony Quinn (born December 30, 1976), an event producer in Los Angeles, CA.[9][10]

[edit]Death

Quinn spent his last years in Bristol, Rhode Island. He died aged 86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from pneumonia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while suffering from throat cancer shortly after completing his role in his last film, Avenging Angelo (2002).
His funeral was held in the First Baptist Church in America in the College Hill section of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late in life, he had joined the Foursquare evangelical Christian community. He is buried in a family plot in Bristol, Rhode Island.

[edit]Tributes


Anthony Quinn, hand & footprints outside the Grauman's Chinese Theatre
There is a statue of Anthony Quinn (a native son of Chihuahua) doing his famous "Zorba the Greek" dance In Chihuahua Mexico[11]
On January 5, 1982, the Belvedere County Public Library in East Los Angeles was renamed in honor of Anthony Quinn. The present library sits on the site of his family's former home.[12]
There is an Anthony Quinn Bay and Beach in Rhodes, Dodecanese, Greece, just 2.7 miles (4.3 km) south of the village of Faliraki (aka Falirakion or Falirákion).[13][14] The land was bought by Quinn during the filming of The Guns of Navarone in Rhodes; however, it was reclaimed by the Greek government in 1984 due to a change in property law.[15]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La Raza gives the Anthony Quinn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motion pictures as an ALMA Award.

醫學恩仇錄:醫學史上的十大爭端 Great Feuds in Medicine: Ten of the Liveliest Disputes Ev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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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 醫學恩仇錄:醫學史上的十大爭端》(2011/2015) Great Feuds in Medicine: Ten of the Liveliest Disputes Ever (2002)雖然是科普類的書,然而,參考資料的蒐集,頗具功夫。譬如說,第七章〈佛洛伊德對摩爾、布洛伊爾、榮格及其他許多人:精神分析〉,從浩瀚的資料海中,理出最新的資料,很可參考。



賈士蘅先生的"參考資料/書目"的 翻譯,很值得討論、觀摩。這是另外一主題啦!



醫學恩仇錄:醫學史上的十大爭端


系列名:博雅文庫
ISBN13:9789571182834
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作者:哈爾‧赫爾曼
譯者:賈士蘅
裝訂/頁數:平裝/352頁
版次:1/2
規格:20.5cm*14.7cm*2cm (高/寬/厚)
出版日:2011/2015


本書簡介涉及人類健康之爭,在醫學界尤其可以十分邪惡。
沙賓曾刻薄的評論沙克,認為一般人也可以走進廚房去做他所做的事。
為避免產褥熱的高死亡率,主張醫生要先洗手的塞麥爾維斯,最後卻死於精神病院。
發現新方法或新藥物十分可貴,既可得名又能得利,但爭執、妒忌、怨恨、仇恨、破壞和誹謗,也隨之而生。
哈維如何矯正通行了一千四百年之久的血液循環系統理論?
首先發現愛滋病濾過性病毒的是蓋洛還是蒙塔尼耶?
沙賓和沙克在小兒麻痺症疫苗的發明如何一分高下?
從青蛙腿推演而來的「動物電」理論最終導致伽凡尼和伏特的激烈鬥爭?
沒有女科學家富蘭克林,威爾金斯三人就不會發現去氧核糖核酸的結構?
  由十七世紀的解剖學家哈維到二十世紀的佛洛伊德,無數的研究人員、醫師、和科學家,在他們的貢獻被承認及接受之前,皆曾經歷批評、忌妒、競爭及對抗,以致事業及人生遭受摧殘。與我們認知不同的是,即使在醫學上,爭執仍無法從純粹合理和科學的觀點來處理,宗教、國籍、社會地位及個人的驕傲、貪婪、和野心等,都在爭論中有重大作用。
  潛藏在百年來無數起爭論下的啟示是,那些相左的意見、衝突的資料數據、分歧的評論及個人的爭鬥,正是導致醫學知識開展及進步的重要推力。無庸置疑的是,醫學研究長久以來既為有組織的活動,也是全人類的事業。
本書特色完整的介紹了醫學歷史上的這些富戲劇性質的個案,有助於我們了解醫學研究界的猶豫、混亂、但不失美妙。

  • 本書簡介涉及人類健康之爭,在醫學界尤其可以十分邪惡。
    沙賓曾刻薄的評論沙克,認為一般人也可以走進廚房去做他所做的事。
    為避免產褥熱的高死亡率,主張醫生要先洗手的塞麥爾維斯,最後卻死於精神病院。
    發現新方法或新藥物十分可貴,既可得名又能得利,但爭執、妒忌、怨恨、仇恨、破壞和誹謗,也隨之而生。
    哈維如何矯正通行了一千四百年之久的血液循環系統理論?
    首先發現愛滋病濾過性病毒的是蓋洛還是蒙塔尼耶?
    沙賓和沙克在小兒麻痺症疫苗的發明如何一分高下?
    從青蛙腿推演而來的「動物電」理論最終導致伽凡尼和伏特的激烈鬥爭?
    沒有女科學家富蘭克林,威爾金斯三人就不會發現去氧核糖核酸的結構?
      由十七世紀的解剖學家哈維到二十世紀的佛洛伊德,無數的研究人員、醫師、和科學家,在他們的貢獻被承認及接受之前,皆曾經歷批評、忌妒、競爭及對抗,以致事業及人生遭受摧殘。與我們認知不同的是,即使在醫學上,爭執仍無法從純粹合理和科學的觀點來處理,宗教、國籍、社會地位及個人的驕傲、貪婪、和野心等,都在爭論中有重大作用。
      潛藏在百年來無數起爭論下的啟示是,那些相左的意見、衝突的資料數據、分歧的評論及個人的爭鬥,正是導致醫學知識開展及進步的重要推力。無庸置疑的是,醫學研究長久以來既為有組織的活動,也是全人類的事業。
    本書特色完整的介紹了醫學歷史上的這些富戲劇性質的個案,有助於我們了解醫學研究界的猶豫、混亂、但不失美妙。
  • 作者簡介哈爾.赫爾曼(Hal Hellman),著有《數學恩仇錄》、《科學恩仇錄》、《科技恩仇錄》,以及包括《未來世界》在內的六本套書,共計有二十七本通俗科學著作。這些書都由威立父子出版公司出版。他還在眾多媒體上發表過文章,如《紐約時報》、《萬國雜誌》、《讀者文摘》、《今日心理學》和《地理學雜誌》等。

    譯者簡介賈士蘅
    賈士蘅,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考古人類學系碩士,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班肄業、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文系博士班肄業。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美國丹佛市美術博物館研究員,從事中譯英及英譯中工作達二十餘年。譯有《英國史》、《美國史》、《英國社會史》、《殖民時代的美國》、《西方思想史》、《羅馬帝國》、《躍升中的四小龍》、《帝國的年代》、《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達文西廚房》、《你所不知道的工業革命》、《科技恩仇錄》等書。
  • 書評◆本書記載了醫學歷史上十項最激烈的爭議和競爭,敘事引人入勝。其細節尤其娓娓道來,讀之令人悅目賞心。──《紐約時報》
    ◆這本精彩的著作乃以紮實的研究工作為基礎。任何對人類的天性和進步有興趣的讀者,都會喜歡一讀。──《美國科學家》
    ◆完整的介紹了醫學歷史。──《科克斯書評》
    ◆富刺激性。──《美國醫學會學報》

    ※書籍推薦人郭文華副教授(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公共衛生研究所)
    ※推薦文雖然書名聳動,《醫學恩仇錄》絕不是「向白色巨塔宣戰」的爆料書,也不是「醫史外傳」。作者消化近年醫學史、性別與科學,甚至是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概念與成果,從身體構造的探索、生理現象的解讀、精神狀態的解析,到病原體的發現與疫苗防治等精采案例,審視醫學擺盪在實證知識與臨床實踐之間,歷史發展的複雜性。對於將醫學視為直線性的進步,或者輕易將她與科學劃上等號的讀者來說,《醫學恩仇錄》提供了還原歷史現場,反省過去的解釋空間。而她更是一本生動的教戰手冊,對有志生醫者揭示從古至今醫學的多元與爭議,開啟未來發展的視野與挑戰,值得人手一冊,細細品玩。
    ──郭文華副教授,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公共衛生研究所
  • 目次
    謝誌
    緒論
    第一章 哈維對普林若斯、李奧蘭、和解剖學者:
        血液循環
    第二章 伽凡尼對伏特:
        動物電
    第三章 塞麥爾維斯對維也納的醫學界:
        產褥熱
    第四章 貝納爾對化學家、醫師和反對活體實驗的人:
        實驗醫學
    第五章 巴斯德對李比希、鮑其特和科赫:
        發酵、自然發生說和細菌理論
    第六章 高爾基對雷蒙.伊.卡哈爾:
        神經網絡
    第七章 佛洛伊德對摩爾、布洛伊爾、榮格及其他許多人:
        精神分析
    第八章 沙賓對沙克:
        小兒麻痺症疫苗
    第九章 富蘭克林對威爾金斯:
        去氧核糖核酸的結構
    第十章 蓋洛對蒙塔尼耶:
        愛滋病之戰
    尾聲
    註釋
    參考書目
    中外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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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citing, well-researched work, which should appeal to anyone with an interest in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the human race.American Scientist
The cataclysmic clash of medical ideas and personalities comes to colorful life

Great Feuds in Medicine: Ten of the Liveliest Disputes Ever 1st Edition

  • Hardcover: 252 pages
  • Publisher: Wiley; 1 edition (February 1, 2002)


From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Inundated by medical journals, surrounded by news media with health and science reporters, bombarded with invitations to conferences, and ensnared in the World Wide Web, physicians and the public have come to expect medical discoveries and breakthroughs to appear constantly and to be incorporated instantly into clinical practice or further research. Hal Hellman, a writer of popular science, has provided a valuable service in his new book, Great Feuds in Medicine, revealing how difficult it can be to create and disseminate innovative medical information. Hellman has assembled 10 chapters in medical history, a series of contentious cases with ``some special drama or scientific interest'' to highlight the ``human enterprise'' of medical discovery. His stories cover a broad span of time, from the work of Harvey in the early 1600s to research on th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 the 1980s, and an equally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including physiology, microbiology, neuroscience, psychia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Most chapters tackle pivotal moments in medical thinking, when dramatic ideas or experiments transformed the field. After each such moment followed a time of discontent and upheaval, when challenges arose and information was dispersed, before the paradigm shifts and discoveries were accepted with broad consensus.
Collectively, the vignettes illustrate the personal perils of being an explorer; medical researchers who aspire to greatness ought to have a thick skin. Before ascending to the pantheon of medicine, most of these heroes had to suffer through bitter attacks on their work and their character. Pasteur, Freud, Harvey, Bernard, Salk, Semmelweis -- each was prey to criticism, envy, competition, resistance, and dismissal befor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ir contributions were accepted and acknowledged. The scientific process is revealed to be less pure and pristine than many imagine. Nationalist bias, professional entrenchment, institutional bureaucracy, religious sentiments, and cultural tradition all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and adop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and thus have an impact at least as important as the scientific method itself.
This is medical history as personal rivalry; hence, the feuds. Hellman relishes the anecdote, the off-hand comment, and the individual foible that make real people of these legendary heroes. Vanity, competitiveness, self-doubt, jealousy -- all these human frailties appear in great abundance. In some instances, this approach clearly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seminal physicians, yielding insight into their ambition and brilliance. It is enlightening to be reminded that the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of medical ideas frequently hinges on the personality of the individual researcher and on that of his or her competitors. The showmanship of medical discovery -- the ability to illustrate a point dramatically in public ceremony -- emerges as a lost art. Certain figures, such as Pasteur and Freud, prove so compelling that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ir discoveries extends into the historical assessment of their lives. Hellman notes how the feuds ignited by these men turned into battles among their various biographers and historians.
How do differing opinions, conflicting data, disparate observations, contrasting philosophies, personal rivalries, and pointed conjecture influence the growth of medical knowledge? This is the unspoken question underlying Hellman's book, and it is a critical one for understanding the way in which science and clinical practice evolve. The resolution of medical disputes is a fascinating and important process, and as Hellman shows, it is often governed by much more than cold, hard facts or data. Hellman provides interesting anecdotes that will capture the attention of a lay audience and build appreciation for human interaction in medical discovery. However, his method falls short of explaining how medicine changes over time, and his reliance on secondary sources means that there is little new information. The narration lacks the richness and depth favored by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of medicine. Those seek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will find the chapters readable and free of technical jargon. Yet the disputes Hellman chooses seem oddly petty -- personal but not intellectual -- and surprisingly devoid of the compelling drama created by real tensions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relying on short case studies, Hellman misses an opportunity for tackling the broader meaning of dispute and debate as part of the scientific and medical process.
The word ``feud'' connotes a bitter, festering, long-standing, and somewhat irrational quarrel -- an argument for the sake of an argument. In the long and colorful history of medicine, there have undoubtedly been many feuds. Some persist to this day. Great Feuds in Medicine serves up some of the most exciting disputes. These stories make for fascinating, if not entirely satisfying, reading.
Harold J. Burstein, M.D., Ph.D. 
Copyright © 2001 Massachusetts Medical Socie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the MMS.

君士坦丁大帝 時代 Meet the Romans with Mary Beard :Roman Art 《羅馬人》/《羅馬藝術鑑賞》 Treasures of Ancient Rome/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Jacob Burckhardt《君士坦丁大帝 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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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ger Hanoune /John Scheid 《羅馬人》台北:時報,1999
R. H. Barrow《羅馬人》上海:人民,2000
 M. 科利奇《羅馬藝術鑑賞》北京:北京大學,1988 
雷文炳和張秀亞《西洋藝術史綱羅馬的藝術》第5冊  台北:光啟,1969

 《羅馬藝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Roman Art [Paperback]
Nancy H. Ramage, Andrew Ramage
  • Paperback: 384 pages
  • Publisher: Pearson; 5th edition (February 7, 2008)
  • Languag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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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the Romans with Mary Beard is a 2012 documentary written and presented byMary Beard about the ordinary citizen of ancient Rome, the world's first metropolis.[1]

Episode one: All Roads Lead to Rome[edit]

Beard takes the Via Appia to Rome to show the lives of ordinary citizens in imperial times, those citizens who would be in the top seats of the Colosseum. She takes a boat to Rome's port Ostia,where imported goods come from all over the Mediterranean, and she takes us into the bowels of Monte Testaccio. She features extraordinary Romans such as Eurysaces, a baker who made a fortune in the grain trade and built his tomb in the shape of a giant bread oven; Pupius Amicus, the purple dye seller making imperial dye from shellfish imported from Tunisia; and Baricha, Zabda and Achiba, three prisoners of war who became Roman citizens.
UK viewing figures: 1.97 million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ggk_H3jEgw

Episode two: Street life[edit]

She goes into the streets to discover the dirt, crime, sex and slum conditions in the world's first high-rise city where the poorer you were the higher you lived with little space, light, or sanitation. Rooms that were only slept in forced the poor to go outdoors into the city streets to eat, wash, get water and go to the lavatory. She looks at the Forum as a place of gamblers, dentists, thieves, prostitutes and rent boys. A huge wall separated the rich from the poor in their wooden tenements that often caught fire with no proper fire service to put them out. At night the streets were a mugger's paradise with no police force. Politicians who tried to provide social services were murdered lest they become too popular.
UK viewing figures: 1.87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JFw8M4PBUI

Episode three: Behind Closed Doors[edit]

To learn about their family life, Beard looks at the thousands of tombstones of ordinary Romans, their children and slaves. Unwanted babies were left outside to die. Of the children that were wanted, half died by the age of ten. Children were put to work at manual labour as soon as they were able, often from the age of five. Schooling for the few would be, boys only,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public speaking, and poetry. Many girls were married at the age of twelve. One tombstone belonged to a 16-year-old girl murdered by her husband. Childbirth was equally dangerous with the tools available at the time. Slaves were regarded as part of the family and used as sex slaves. Masters and mistresses often married their freed slaves; other slaves were buried in the same tomb as their masters.
UK viewing figures: 2.00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UvG0LDeYBA
References[edit]

Jump up^BBC official page
^ Jump up to:abc"Weekly Viewing Summary (see relevant week)". BAR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8WR_Z-wEE4
2012年BBC這3小時的古羅馬藝術寶藏之旅絕對會讓你大開眼界:BBC The Treasures of Ancient Rome 2 of 3 Pomp and Perversion 720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wXi1uyqgCM
BBC The Treasures of Ancient Rome 3of3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wSxA8tY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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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 Hanoune /John Scheid 《羅馬人》頁100-101 有一羅馬市容模型
更精彩的在A Tour through Ancient Rome in 320 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AgA6G75X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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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Museum

A gold coin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is set into the centre of this marvellous pendant – the Roman emperor was born #onthisday in AD 272 (or maybe 273).
Made around AD 321, it’s decorated with heart-shaped motifs and features six expressive portrait busts. The identity of those portrayed in the busts is unknown, but they may be gods, philosophers, muses or satyrs. It was originally part of a dazzling numismatic necklace that had four other gold pendants set with coins.
沒有自動替代文字。

The Roman emperor Constantine the Great was born ‪#‎onthisday‬ in AD 272 (or maybe 273!) http://ow.ly/zzfOo


「 The Roman emperor Constantine the Great was born #onthisday in AD 272 (or maybe 273!) http://ow.ly/zzfOo 」

Constantine I

羅馬皇帝(280-337 306-337年在位)自此 ...自屋大維時代開始不斷強化和神化的皇權,到了君士坦丁時代,終於達到了它的頂峰。

君士坦丁堡希臘語ΚωνσταντινούπολιςΚωνσταντινούπολη拉丁語Constantinopolis鄂圖曼土耳其語قسطنطینیه;現代土耳其語İstanbul)又譯康斯坦丁堡,是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堡的舊名,現在則指伊斯坦堡金角灣馬爾馬拉海之間的地區。它曾經是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拉丁帝國鄂圖曼帝國首都

his coin, called a nummus, was struck in AD 332 and shows a personification of Constantinopolis

This coin, called a nummus, was struck in AD 332 and shows a personification of Constantinopolis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Jacob Burckhardt

君士坦丁大帝 時代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宋立宏等譯,宋立宏審校:

在本書中,作者打算描述從戴克里先即位到君士坦丁之死的半個世紀,將之作為一個與眾不同的過渡時期來寫。作者並不想寫君士坦丁生平與統治的歷史,也不想寫 一本百科全書記錄下那個時期值得書寫的所有信息。而是想寫當時那個世界重要而基本的種種特征,把它們勾勒、塑造成明白易懂的整體。

君士坦丁一直被視為上古晚期最重要的一個皇帝。他堅強有力的個性奠定了歐洲後古典文明的基石;在他統治期間,適逢多事之秋,極富戲劇性。他在米爾維橋的勝 利是世界歷史上最關鍵的時刻之一。 但是君士坦丁也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人物,這些爭議從古代就已開始。叛教者尤里安指責君士坦丁貪婪浪費。異教史學家索西穆斯認為(西方)帝國的瓦解,君士坦 丁難辭其咎。從另一方面來說,基督徒拉克坦提烏斯和優西比烏斯認為他是上天挑選來造福人類的人。這種正面看法在整個中世紀都佔了上風。 君士坦丁實質上並不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這個人滿腦子都是野心和追求權力的欲望;更糟糕的是,他是一個“為了自己利益,不惜犧牲他人性命的人”,一個習慣 違背誓言的人。而且這個人在宗教方面,不但不一致,而且還“刻意毫無理性”。



羅馬帝國地圖(公元297年)
君士坦丁家譜
中譯本序言/黃 洋
第一版序言(1852)
第二版序言(1880)
第一章 三世紀的皇權
第二章 戴克里先︰他的收養制度與統治
第三章 西部個別行省與鄰國
第四章 東部個別行省與鄰國
第五章 異教︰眾神混合
第六章 不朽及其秘儀︰異教的精靈化
第七章 古代生活及其文化之衰朽
第八章 迫害基督徒︰君士坦丁和皇位繼承
第九章 君士坦丁和教會
第十章 宮廷、政府與軍隊︰君士坦丁堡、羅馬、雅典與耶路撒冷
附錄與勘誤
關于古代的原始資料/摩西‧哈達斯
羅馬皇帝年表
索引
譯後記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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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 Univ of California Pr (1983/05)
  • 言語英語, 英語, 英語
  • ISBN-10: 0520046803
  • ISBN-13: 978-0520046801
  • 発売日: 1983/05
Edict of Milan:米蘭詔書:公元 313年(2月)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所頒佈基督徒信仰自由之詔書,天主教歷經三個世紀艱苦奮鬥後,終能在羅馬帝國公開傳佈福音。


Constantine the Great is best remembered as the first Roman emperor to promote Christianity. The Edict of Milan he issued in 313 granted unqualified freedom to all cults, thereby bringing toleration to all Christian sects throughout the empire. In 325 he presided at the Council of Nicaea, whose chief purpose was to dispose of the Arian conflicts. In 330, he established a new capital in Byzantium, renaming it Constantinople.


Arianism:亞略主義;亞流主義:為基督學之異端,是三、四世紀亞略神父 Arius 所倡的學說,否認耶穌的天主性,325年被尼西亞大公會議(Council of Nicaea)處罰並放逐。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by Jacob Burckhardt is a definitive biography of the emperor whose reign represented a remarkable change from pagan antiquity to the Christian Middle Ages. It is both informative and interesting.



The Arch of Constantine is a triumphal arch in Rome, situated between the Colosseum and the Palatine Hill. It was erected by the Roman Senate to commemorate Constantine I's victory over Maxentius at the Battle of Milvian Bridge in 312. Wikipedia
AddressVia di San Gregorio, Roma, Italy
Height21 m
Architectural styleCorinthian order


‪#‎Onthisday‬ in 315, the Arch of Constantine was dedicated to the Roman Emperor Constantine commemorating his victory over Maxentius at the battle of Milvian Bridge. The block above the arches displays sculpted panels, and an inscription which would have originally been inlaid with gilded bronze.

The British Library 的相片。

Mark Twain Himself: A Pictorial Biography; Mr. Clemens and Mark Twain: A 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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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Twain Himself: A Pictorial Biography 1960: 此書《馬克·吐溫畫傳》從二手書店便宜取得。看到Google Books的資訊 (相比AMAZON,更能發揮其特色),才知道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重印 ( 2002) ,是Mark Twain and His Circle 叢書的第一本。


Mark Twain Himself: A Pictorial Biography ()

Mark Twain Himself Hardcover – 1960
by Milton Meltzer (Author)

Publisher: Bonanza;

WINGS BOOKS

Mark Twain's life—one of the richest and raciest America has known—is delightfully portrayed in this mosaic of words and more than 600 pictures that capture the career of one of America's most colorful personalities. The words are Twain's own, taken from his writings—not only the autobiography but also his letters, notebooks, newspaper reporting, sketches, travel pieces, and fiction. The illustrations provide the perfect counterpoint to Twain's text. Presented in the hundreds of photos, prints, drawings, cartoons, and paintings is Twain himself, from the apprentice in his printer's cap to the dying world-famous figure finishing his last voyage in a wheelchair. Mark Twain Himself: A Pictorial Biography will not only inform and entertain the casual reader but will provide a valuable resource to scholars and teachers of Twain as well.



Contents


MISSOURI BOYHOOD 1 I Did It for Florida 2


TRAMP PRINTER 24 A Glorious Sight 26


MISSISSIPPI PILOT 33 Learning the Mississippi 34


LIT OUT FOR THE TERRITORY 44 Overland Stage to Nevada 44


REPORTER AT LARGE 68 Awful Slavery for a Lazy 70


A Night in Jail 86


THE TROUBLE BEGINS AT 8 110 Twain on Dickens 112


FAMILY LIFE Cont Mark Twains House 123




WRITER AT WORK 148 An Author for 20 Years and an Ass for 55 150


PATENTS PUBLISHING AND 190 A Charming Machine 194


A PEN WARMED UP IN HELL 202 The Moralist of the Main 204


ROVING AMBASSADOR 214 Another Throne Gone Down 218


THE BELLE OF NEW YORK 230 A GhostWritten Obituary 233


A Reading List 291


Index 299


Copyright


Popular passages

Page 211 - It is by the goodness of God that in our country we have those three unspeakably precious things :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the prudence never to practice either of them.
Page 151 - Then a sentimental passion of a vegetable fashion must excite your languid spleen, An attachment a la Plato for a bashful young potato, or a not-tooFrench French bean ! Though the Philistines may jostle, you will rank as an apostle in the high aesthetic band, If you walk down Piccadilly with a poppy or a lily in your mediaeval hand.
Page 77 - Other things leave me, but it abides; other things change, but it remains the same. For me its balmy airs are always blowing, its summer seas flashing in the sun; the pulsing of its...
Page 207 - You see my kind of loyalty was loyalty to one's country, not to its institutions or its office-holders. The country is the real thing, the substantial thing, the eternal thing; it is the thing to watch over, and care for, and be loyal to; institutions are extraneous, they are its mere clothing, and clothing can wear out, become ragged, cease to be comfortable, cease to protect the body from winter, disease, and death. To be loyal to rags, to shout for rags, to worship rags, to die for rags — that...
Page 34 - I was so far above the water that I seemed perched on a mountain, and her decks stretched so far away, fore and aft, below me, that I wondered how I could ever have considered the little Paul Jones a large craft.
Page 167 - ... you could see a streak on the water which you know by the look of the streak that there's a snag there in a swift current which breaks on it and makes that streak look that way...
Page 7 - After ten more minutes the town is dead again, and the town drunkard asleep by the skids once more. My father was a justice of the peace, and I supposed he possessed th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over all men and could hang anybody that offended him. This was distinction enough for me as a general thing; but the desire to be a steamboatman kept intruding, nevertheless. I first wanted to be a cabin-boy...
Page 6 - ... came to our section left us all suffering to try that kind of life; now and then we had a hope that if we lived and were good, God would permit us to be pirates. These ambitions faded out, each in its turn; but the ambition to be a steamboatman always remained.
Page 169 - I felt good and all washed clean of sin for the first time I had ever felt so in my life, and I knowed I could pray now.
Page 275 - Deal" from 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 The Gilded Age gave an entire era its name. "The future historian of America," wrote George Bernard Shaw to Samuel Clemens, "will find your works as indispensable to him as a French historian finds the political tracts of Voltaire."1 There is a Mark Twain Bank in St.

About the author (2002)


Milton Meltzer has written a great many books for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 including Dorothea Lange: A Photographer's Life and Carl Sandburg: A Biography. He now resides in New York City.
The Mark Twain and His Circle Series, edited by Tom Quirk and John Bird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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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1988年再版的書,應該是取材;Mr. Clemens and Mark Twain: A Biography Paperback – December 15, 1991
by Justin Kaplan
  • Paperback: 432 pages
  •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Reissue edition (December 15, 1991)

沒有自動替代文字。


Mark Twain, the American comic genius who portrayed, named, and in part exemplified America’s “Gilded Age,” comes alive in Justin Kaplan’s extraordinary biography.

With brilliant immediacy, Mr. Clemens and Mark Twain brings to life a towering literary figure whose dual persona symbolized the emerging American conflict between down-to-earth morality and freewheeling ambition. As Mark Twain, he was the Mississippi riverboat pilot, the satirist with a fiery hatred of pretension, and the author of such classics as Tom Sawyer andHuckleberry Finn. As Mr. Clemens, he was the star who married an heiress, built a palatial estate, threw away fortunes on harebrained financial schemes, and lived the extravagant life that Mark Twain despised. Kaplan effectively portrays the triumphant-tragic man whose achievements and failures, laughter and anger, reflect a crucial generation in our past as well as his own dark, divided, and remarkably contemporary spirit.

Mr. Clemens and Mark Twain brilliantly conveys this towering literary figure who was himself a symbol of the peculiarly American conflict between moral scrutiny and the drive to succeed. Mr. Clemens lived the Gilded Life that Mark Twain despised. The merging and fragmenting of these and other identities, as the biography unfolds, results in a magnificent projection of the whole man; the great comic spirit; and the exuberant, tragic human being, who, his friend William Dean Howells said, was “sole, incomparable, the Lincoln of our literature.”

The Argumentative Indian;《雲使》《 "Meghaduta"》賴顯邦譯;《泰戈爾談文學》《沙恭達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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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28

準備泰戈爾訪華與徐志摩;泰戈爾與日本;
兩首國歌。

2018.1.7

India’s Economy Is Piercing Modi’s Aura of Invulnerability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s policies are being criticized as India’s hot economy cools. But his Hindu base still appears solid.



我幾周前提過,希望在2018年的紀念賴顯邦先生時,談談賴顯邦譯的《雲使 "Meghaduta"》。
我希望更可以進一步談中國與印度的交流,這是賴先生生前的志趣之一。這一構想的文本是
師覺月《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關係》及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論文:China and India,收入其書: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pp. 161~90.
 (有漢譯:阿馬蒂亞‧森慣于爭鳴的印度人︰印度人的歷史、文化與身份論集劉建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2007)





泰戈爾談文學  作  者: (印)泰戈爾
出版單位: 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 2011.
此書收入3篇,與我們今天要談的,賴顯邦翻譯的《雲使》有關係:
《沙恭達羅》
《雲使》
「歌是我的雲使」



在Wikipedia 的"Meghaduta"條目,缺中文版。日文版也只是簡單的介紹:
    所以《雲使》(賴顯邦譯),最少可以使我們不至淪為井底之蛙。
    至少還有許多bonus:《泰戈爾談文學》中的談《沙恭達羅》,內有歌德的詩之翻譯,這與
    《雲使》(賴顯邦譯)的,可以讓我們比較觀摩。

卡萊爾 Carlyle by A.L.Le Ques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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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萊爾 Carlyle by A.L.Le Quesne 

卡萊爾 聯經,1986 ;Carlyle by A.L.Le Quesne ,OUP,1982



在沒網路、Wikipedia等時代,翻譯參考資料缺,尤其一般史地。
例如,第78頁:
".....步行到城裡去看示威,他走到柏林敦大道 (Burlington Arcade)時遇雨,便乘公共馬車折回...."。

現在,我們很容易查出那是1819年建成的'伯靈頓拱廊街'。

Thomas Carlyle (1795-1881) was a Scottish philosopher, satirical writer, essayist, historian and teacher.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commentators of his time, he presented many lectures during his lifetime with certain acclaim in the Victorian era. He was the first and greatest of the Victorian 'prophets'. The style and imagination of his writing dazzled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of the 1830s, and by the 1840s the scale and radicalism of his social criticism had captured some of the best minds of a conscience-stricken generation. He was proclaimed a great moral leader by such notable figures as dickens, Thackeray, Mrs. Gaskel, Browning and Tennyson, who had all fallen under his prophetic spell. Yet this role was not to last. As England emerged from the economic crisis of the 2840s, Carlyle's vicious attacks on democracy and his gloomy predictions clashed with a new era of liberal optimism. His call for moral leadership developed into an obsession with 'hero-worship'. He no longer saw ordinary men and women as long-suffering and much-abused, but as greedy and shiftless, redeemable only by the iron and merciless discipline of a despot. A. L. Le Quesne examin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is extraordinary man, whose genius was recogniz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yet has proved difficult to define ever since. He explains how Carlyle's greatness lay in his ability to voice the needs of a remarkably moral generation, and traces the growing divergence between Carlyle and his disciples, illustrating how they finally came to feel, in the words of one contemporary, that "Carlyle has led us out into the desert - and he has left us there". The Edinburg University Journal said this was "a first-rate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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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You Forgive Him?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8, 2004 P. 48



LITERARY LIVES about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omas Carlyle and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effect on that friendship of the manuscript of Carlyle’s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ing burned while in Mill’s possession… Writer tells about Mill arriving at Carlyle’s house in 1835 to give Carlyle the news about the loss of his manuscript. Mill insisted on compensating Carlyle and eventually got him to accept a hundred pounds… Tells about Carlyle magnanimously forgiving his friend… As the years went on, though, the friendship wither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anuscript had more implications than Carlyle realized…Tells about Mill’s affair with a married woman, Harriet Taylor, and the suspicion that she may hav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anuscript… Describes the origins of the Mill-Carlyle friendship… From the very first, Carlyle, who was looking for a disciple, mistook how different he and Mill were… Carlyle lived in a remote part of Scotland. He felt drawn to studying people when they were strained to the utmost… He wanted to write a book about the French Revolution. Mill’s collection of books on the subject was one of the finest in the world. Tells about Mill’s political beliefs and his plans to launch a Radical magazine to be called The London Review. While Carlyle disapproved of the Radicals, he hoped to edit the magazine. Ultimately, Mill became the editor… Mill, who was known for his preternatural calm, was worked up to a considerable pitch by his affair with Taylor… Tells about Taylor’s influence on Mill’s late works, including “On Liberty.” Describes the agonizing process by which Carlyle rewrote his book. Tells about his opinions of the Revolution and his ideas about English politics of the time. When “The French Revolution” was published in 1837, John Stuart Mill made sure he was the first to review it… Mentions Mill’s praise, as well as some of his reservations. Charles Dickens based “A Tale of Two Cities” on Carlyle’s book… Tells about Carlyle’s lecture series “On Heroes and Hero-Worship” in which he insulted Mill. Also tells about the Eyre Affair in Jamaica. Mill and Carlyle had opposing views of the affair… Tells about Carlyle’s later works, including his biograph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the book Goebbels read to Hitler in the bunker… Carlyle decided the solution to contemporary agitations was oppression… Tells about Mill’s “Autobiography” in which he acknowledges that his initial opinion of Carlyle may have been incorrect…




曼殊斐兒 徐志摩 構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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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斐兒



“這心靈深處的歡暢,
 這情緒境界的壯曠;
  任天堂沉淪,地獄開放,
  毀不了我內府的寶藏!”
                                         (《康河晚照即景》)


美感的記憶,是人生最可珍的產業,認識美的本能是上帝給我們進天堂的一把秘鑰。
有人的性情,例如我自己的,如以氣候喻,不但是陰晴相間,而且常有狂風暴雨,也有最艷麗蓬勃的春光。有時遭逢幻滅,引起厭世的悲觀,鉛般的重壓在心上,比如冬令陰霾,到處冰結,莫有微生氣;那時便懷疑一切:宇宙、人生、自我,都只是幻的妄的;人情、希望、理想也只是妄的幻的。
“Ah,human nature,how,
  If utterly frail thou art and vile,
  If dust thou art and ashes,is thy heart so great?
  If thou art noble in part,
  how are thy loftiest impulses and thoughts 
   By so ignoble causes kindled and put out?
            "Sopra un ritratto di una bella donna.”

這幾行是最深入的悲觀派詩人理巴第(Leopardi)的詩;一座荒墳的墓碑上,刻著塚中人生前美麗的肖像,激起了他這根本的疑問——若說人生是有理可尋的,何以到處只是矛盾的現象,若說美是幻的,何以他引起的心靈反動能有如此之深刻,若說美是真的,何以可以也與常物同歸腐朽?但理巴第探海燈似的智力雖則把人間種種事物虛幻的外像一一褫剝了,連宗教都剝成了個赤裸的夢,他卻沒有力量來否認美,美的創現他只能認為是神奇的;他也不能否認高潔的精神戀,雖則他不信女子也能有同樣的境界。在感美感戀最純粹的一剎那間,理巴第不能不承認是極樂天國的消息,不能不承認是生命中最寶貴的經驗。所以我每次無聊到極點的時候,在層冰般嚴封的心河底裏,突然湧起一股消融一切的熱流,頃刻間消融了厭世的凝晶,消融了煩悶的苦凍:那熱流便是感美感戀最純粹的一俄頃之回憶。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Songs of Innocence : William Blake.”(從一顆沙裡看出世界,天堂的消息在一朵野花里,也將無限存在你的掌上。)
這類神秘性的感覺,當然不是普遍的經驗,也不是常有的經驗,凡事只講實際的人,當然嘲諷神秘主義,當然不能相信科學可解釋的神經作用,會發生科學所不能解釋的神秘感覺。但世上“可為知者道不可與不知者言”的情事正多著哩!
從前在十六世紀,有一次有一個意大利的牧師學者到英國鄉下去,見了一大片盛開的苜蓿(Clover)在陽光中只似一湖歡舞的黃金,他只驚喜得手足無措,慌忙跪在地上,仰天禱告,感謝上帝的恩典,使他得見這樣的美,這樣的神景,他這樣發瘋似的舉動當時一定招起在旁鄉下人的嘩笑,我這篇裡要講的經歷,恐怕也有些那牧師狂喜的瘋態,但我也深信讀者裡自有同情的人,所以我也不怕遭鄉下人的笑話!
去年七月中有一天晚上,天雨地濕,我獨自冒著雨在倫敦的海姆司堆特(Hampstead)問路驚問行人,在尋彭德街第十號的屋子。那就是我初次,不幸也是末次,會見曼殊斐兒①——“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的一晚。
我先認識麥雷君(John Middleton Murry),Athenaeum的總主筆,詩人,著名的評衡家,也是曼殊斐兒一生最後十餘年間最密切的伴侶。
他和她自一九一三年起,即夫婦相處,但曼殊斐兒卻始終用她到英國以後的“筆名”(Penname)Miss Katherine Mansfield。她生長於紐新蘭(New Zealand),原名是Kathleen Beanchamp,是紐新蘭銀行經理Sir Harold Beanchamp的女兒,她十五年前離開了本鄉,同著她三個小妹子到英國,進倫敦大學院讀書,她從小即以美慧著名,但身體也從小即很怯弱,她曾在德國住過,那時她寫她的第一本小說“In a German Pension”大戰期內她在法國的時候多,近幾年她也常在瑞士、意大利及法國南部。她所以常在外國,就為她身體太弱,禁不得英倫的霧迷雨苦的天時,麥雷為了伴她也只得把一部分的事業放棄(Athenaeum之所以併入London Nation就為此),跟著他安琪兒似的愛妻,尋求健康,據說可憐的曼殊斐兒戰後得了肺病證明以後,醫生明說她不過三兩年的壽限,所以麥雷和她相處有限的光陰,真是分秒可數,多見一次夕照,多經一度朝旭,她優曇似的余榮,便也消滅瞭如許的活力,這頗使想起茶花女一面吐血一面縱酒恣歡時的名句:“You know I have no long to live,therefore I will live fast!——“你知道我是活不久長的,所以我存心活他一個痛快!我正不知道多情的麥雷,對著這艷麗無雙的夕陽,漸漸消翳,心裡“愛莫能助”的悲感,濃烈到何等田地!
但曼殊斐兒的“活他一個痛快”的方法,卻不是像茶花女的縱酒恣歡,而是在文藝中努力;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鵑鳥,嘔出縷縷的心血來製成無雙的情曲,便唱到血枯音嘶,也還不忘她的責任,是犧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幾分的美,給苦悶的人間,幾分藝術化精神的安慰。
她心血所凝成的便是兩本小說集,一本是“Bliss”,一本是去年出版的“Garden Party”。憑這兩部書裡的二三十篇小說,她已經在英國的文學界裡佔了一個很穩固的位置,一般的小說只是小說,她的小說卻是純粹的文學,真的藝術;平常的作者只求暫時的流行,博群眾的歡迎,她卻只想留下幾小塊“時灰”掩不暗的真晶,只要得少數知音者的讚賞。
但唯其是純粹的文學,她著作的光彩是深蘊於內而不是顯露於外者,其趣味也須讀者用心咀嚼,方能充分的理會,我承作者當面許可選譯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應珍重實行我翻譯的特權,雖則我頗懷疑我自己的勝任,我的好友陳通伯他所知道的歐洲文學恐怕在北京比誰都更淵博些,他在北大教短篇小說,曾經講過曼殊斐兒的,很使我歡喜。他現在答應也來選擇幾篇,我更要感謝他了。關於她短篇藝術的長處,我也希望通伯能有機會說一點。
現在讓我講那晚怎樣的會晤曼殊斐兒,早幾天我和麥雷在Charing Cross背後一家嘈雜的ABC茶店裡,討論英法文壇的狀況。我乘便說起近幾年中國文藝復興的趨向,在小說裡感受俄國作者的影響最深,他的幾於跳了起來,因為他們夫妻最崇拜俄國的幾位大家,他曾經特別研究過道施滔摩符斯基著有一本“Dostoyevsky:A Critical Study Martin Secker”,曼殊斐兒又是私淑契高夫(Chekhov)的他們常在抱憾俄國文學始終不會受英國人相當的注意,因之小說的質與式,還脫不盡維多利亞時期的Philistinism。我又乘便問起曼殊斐兒的近況,他說她這一時身體頗過得去,所以此次敢伴著她回倫敦來住兩個星期,他就給了我他們的住址,請我星期四,晚上去會她和他們的朋友。
所以我會見曼殊斐兒,真算是湊巧的湊巧,星期三那天我到惠爾思(HGWells)鄉里的家去了(Easten Clebe)下一天和他的夫人一同回倫敦,那天雨下得很大,我記得回寓時渾身都淋濕了。
他們在彭德街的寓處,很不容易找(倫敦尋地方總是麻煩的,我恨極了那個回街曲巷的倫敦)。後來居然尋著了,一家小小一樓一底的屋子,麥雷出來替我開門,我頗狼狽的拿著雨傘還拿著一個朋友還我的幾卷中國字畫,進了門。我脫了雨具。他讓我進右首一間屋子,我到那時為止對於曼殊斐兒只是對一個有名的年輕女作家的景仰與期望;至於她的“仙姿靈態”我那時絕對沒有想到,我以為她只是與Rose Macaulay,VirginiaWoolf,Roma Wilson,Mrs Lueas,Vanessa Bell幾位女文學家的同流人物。平常男子文學家與美術家,已經盡夠怪僻,近代女子文學家更似乎故意養成怪僻的習慣,最顯著的一個通習是裝飾之務淡樸,務不入時,“背女性”:頭髮是剪了的,又不好好的收拾,一團和糟的散在肩上;襪子永遠是粗紗的;鞋上不是有泥就有灰,並且大都是最難看的樣式;裙子不是異樣的短就是過分的長,眉目間也許有一兩圈“天才的黃暈”,或是帶著最可厭的美國式龜殼大眼鏡,但他們的臉上卻從不見脂粉的痕跡,手上裝飾亦是永遠沒有的,至多無非是多燒了香煙的焦痕,嘩笑的聲音十次裡有九次半蓋過同座的男子;走起路來也是挺胸凸肚的,再也辨不出是夏娃的後身;開起口來大半是男子不敢出口的話;當然最喜歡討論的是Freudian Complex,Birth Control或是George Moore與James Joyce私人印行的新書,例如“A Story-teller's Holiday”“Ulysses”。總之她們的全人格只是婦女解放的一幅諷刺面(Amy Lowell,聽說整天的抽大雪茄!)和這一班立意反對上帝造人的本意的“唯智的”女子在一起,當然也有許多有趣味的地方。但有時總不免感覺她們矯揉造作的痕跡過深,引起一種性的憎忌。
我當時未見曼殊斐兒以前,固然並沒有預想她是這樣一流的Futuristic,但也絕對沒有夢想到她是女性的理想化。
所以我推進那房門的時候,我就盼​​望她——一個將近中年和藹的婦人——笑盈盈的從壁爐前沙發上站起來和我握手問安。
但房裡——一間狹長的壁爐對門的房——只見鵝黃色恬靜的燈光,壁上爐架上雜色的美術的陳設和畫件,幾張有彩色畫套的沙發圍列在爐前,卻沒有一半個人影。麥雷讓我一張椅上坐了,伴著我談天,談的是東方的觀音和耶教的聖母,希臘的Virgin Diana,埃及的Isls,波斯的Mithraism裡的Virgin等等之相信佛,似乎處女的聖母是所有宗教裡一個不可少的象徵……我們正講著,只聽得門上一聲剝啄,接著進來了一位年輕女郎,含笑著站在門口,“難道她就是曼殊斐兒— —這樣的年輕……”我心裡在疑惑。她一頭的褐色捲髮,蓋著一張的小圓臉,眼極活潑,口也很靈動,配著一身極鮮豔的衣裳——漆鞋,綠絲長襪,銀紅綢的上衣,紫醬的絲絨圍裙——亭亭的立著,像一顆臨風的鬱金香。
麥雷起來替我介紹,我才知道她不是曼殊斐兒,而是屋主人,不知是密司Beir,還是Beek我記不清了,麥雷是暫寓在她家的;她是個畫家,壁掛的畫,大都是她自己的,她在我對面的椅上坐了,她從爐架上取下一個小發電機似的東西拿在手裡,頭上又戴了一個接電話生戴的聽箍,向我湊得很近的說話,我先還當是無線電的玩具,隨後方知這位秀美的女郎,聽覺和我自己的視覺彷彿,要藉人為方法來補充先天的不足。(我那時就想起聾美人是個好詩題,對她私語的風情是不可能的了!)
她正坐定,外面的門鈴大響——我疑心她的門鈴是特別響些,來的是我在法蘭先生(Roger Fry)家裡會過的Sydney Waterloo,極詼諧的一位先生,有一次他從他巨大的袋裡一連摸出了七八枝的煙斗,大的小的長的短的各種顏色的,叫我們好笑。他進來就問麥雷,迦賽林(Katherine)今天怎樣。我豎起了耳朵聽他的回答,麥雷說“她今天不下樓了,天太壞,誰都不受用……”華德魯就問他可否上樓去看他,麥說可以的,華又問了密司B的允許站了起來,他正要走出門,麥雷又趕過去輕輕的說“Sydney,don't talk too much.”
樓上微微聽得出步響,W已在迦賽林房中了。一面又來了兩個客,一個短的M才從遊希臘回來,一個軒昂的美丈夫就是London Nation and Athenaeum裡每週做科學文章署名S的Sullivan,M就講他遊希臘的情形盡背著古希臘的史蹟名勝,Parnassus長Mycenae短講個不住。S也問麥雷迦賽林如何,麥說今晚不下樓W現在樓上。過了半點鐘模樣,W笨重的足音下來了,S就問他迦賽林倦了沒有,W說“不,不像倦,可是我也說不上,我怕她累,所以我下來了。”再等一歇S也問了麥雷的允許上樓去,麥也照樣的叮囑他不要讓她乏了。麥問我中國的書畫,我乘便就拿那晚帶去的一幅趙之謙的“草書法畫梅”,一幅王覺斯的草書,一幅梁山舟的行書,打開給他們看,講了些書法大意,密司B聽得高興,手捧著她的聽盤,挨近我身旁坐著。
但我那時心裡卻頗有些失望,因為冒著雨存心要來一會Bliss的作者,偏偏她又不下樓;同時WS麥雷的烘雲托月,又增加了我對她的好奇心,我想運氣不好,迦賽林在樓上,老朋友還有進房去談的特權,我外國人的生客,一定是沒有份的了,時已十時過半了,我只得起身告別,走出房門,麥雷陪出來幫我穿雨衣,我一面穿衣,一面說我很抱歉,今晚密司曼殊斐兒不能下來,否則我是很想望會她的。但麥雷卻很誠懇的說“如其你不介意,不妨請上樓去一見。”我聽了這話喜出望外立即將雨衣脫下,跟著麥雷一步一步的上樓梯……
上了樓梯,叩門,進房,介紹,S告辭,和M一同出房,關門,她請我坐了,我坐下,她也坐下……這麼一大串繁複的手續,我只覺得是像電火似的一扯過,其實我只推想應有這麼些邏輯的經過,卻並不曾親切的一一感到;當時只覺得一陣模糊,事後每次回想也只覺得是一陣模糊,我們平常從黑暗的街里走進一間燈燭輝煌的屋子,或是從光薄的屋子裡出來驟然對著盛烈的陽光,往往覺得耀光太強,頭暈目眩的要定一定神,方能辨認眼前的事物。用英文說就是Senses overwhelmed by excessive light,不僅是光,濃烈的顏色,有時也有“潮沒”官覺的效能。我想我那時,雖不定是被曼殊斐兒人格的烈光所潮沒,她房裡的燈光陳設以及她自身衣飾種種各品濃艷燦爛的顏色,已夠使我不預防的神經,感覺剎那間的淆惑,那是很可理解的。
她的房給我的印象並不清切,因為她和我談話時不容我分心去認記房中的佈置,我只知道房是很小,一張大床差不多就佔了全房大部分的地位,壁是用畫紙裱的,掛著好幾幅油畫大概也是主人畫的,她和我同坐在床左貼壁一張沙發榻上。因為我斜倚她正坐的緣故,她似乎比我高得多,(在她面前哪一個不是低的,真的!)我疑心那兩盞電燈是用紅色罩的,否則何以我想起那房,便聯想起,“紅燭高燒”的景象!但背景究屬不甚重要,重要的是給我最純粹的美感的——The purest aesthetic feeling——她;是使我使用上帝給我那管進天堂的秘鑰的——她;是使我靈魂的內府裡又增加了一部寶藏的——她。但要用不馴服的文字來描寫那晚。她,不要說顯示她人格的精華,就是忠實地表現我當時的單純感象,恐怕就夠難的一個題目。從前有一個人一次做夢,進天堂去玩了,他異樣的歡喜,明天一起身就到他朋友那裡去,想描摹他神妙不過的夢境。但是!他站在朋友面前,結住舌頭,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因為他要說的時候,才覺得他所學的人間適用的字句,絕對不能表現他夢裡所見天堂的景色,他氣得從此不開口,後來就抑鬱而死,我此時妄想用字來活現出一個曼殊斐兒,也差不多有同樣的感覺,但我卻寧可冒猥瀆神靈的罪,免得像那位誠實君子活活的悶死。她也是鑠亮的漆皮鞋,閃色的綠絲襪,棗紅絲絨的圍裙,嫩黃薄綢的上衣,領口是尖開的,胸前掛一串細珍珠,袖口只齊及肘彎。她的發是黑的,也同密司B一樣剪短的,但她櫛發的式樣,卻是我在歐美從沒有見過的,我疑心她有心仿效中國式,因為她的發不但純黑而且直而不捲,整整齊齊的一圈,前面像我們十餘年前的“劉海”梳得光滑異常,我雖則說不出所以然我只覺她發之美也是生平所僅見。
至於她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淨,我其實不能傳神於萬一,彷彿你對著自然界的傑作,不論是秋月洗淨的湖山,霞彩紛披的夕照,南洋裡瑩澈的星空,或是藝術界的傑作,培德花芬②的沁芳南③,懷格納④的奧配拉⑤,密克朗其羅⑥的雕像,衛師德拉(Whistler)或是柯羅(Corot)的畫;你只覺得他們整體的美,純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說的美;你彷彿直接無礙的領會了造作最高明的意志,你在最偉大深刻的戟刺中經驗了無限的歡喜,在更大的人格中解化了你的性靈,我看了曼殊斐兒像印度最純澈的碧玉似的容貌,受著她充滿了靈魂的電流的凝視,感著她最和軟的春風似神態,所得的總量我只能稱之為一整個的美感。她彷彿是個透明體,你只感訝她粹極的靈澈性,卻看不見一些雜質就是她一身的艷服,如其別人穿著也許會引起瑣碎的批評,但在她身上,你只是覺得妥貼,像牡丹的綠葉,只是不可少的襯托,湯林生,她生前的一個好友,以阿爾帕斯山巔萬古不融的雪,來比擬她清,極超俗的美,我以為很有意味的;她說:——曼殊斐兒以美稱,然美固未足以狀其真,世以可人為美,曼殊斐兒固可人矣,然何其脫盡塵寰氣,一若高山瓊雪,清澈重霄,其美可驚,而其涼亦可感,艷陽被雪,幻成異彩,亦明明可識,然亦似神境在遠,不隸人間,曼殊斐兒肌膚明皙如純牙,其官之秀,其目之黑,其頰之腴,其約發環整如髹,其神態之閑靜,有華族粲者之明粹,而無西艷伉傑之容。其軀體尤苗約,綽如也,若明蠟之靜焰,若晨星之淡妙,就語者未嘗不自訝其吐息之重濁,而慮是靜且淡者之且神化……
湯林生又說她銳敏的目光,似乎直接透入你靈府深處將你所蘊藏的秘密一齊照徹,所以他說她有鬼氣,有仙氣,她對著你看,不是見你的面之表,而是見你心之底,但她卻大是偵刺你的內蘊,並不是有目的搜羅而只是同情的體貼。你在她面前,自然會感覺對她無慎密的必要;你不說她也有數,你說了她也不會驚訝。她不會責備,她不會慫恿,她不會獎贊,她不會代出什麼物質利益的主意,她只是默默的聽,聽完了然後對你講她自己超於美惡的見解——真理。
這一段從長期交誼中出來深入的話,我與她僅一二十分鐘的接近當然不會體會到,但我敢說從她神靈的目光裡推測起來,這幾句話不但是不能,而且是極近情的。
所以我那晚和她同坐在藍絲絨的榻上,幽靜的燈光,輕籠住她美妙的全體,我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癡對她神靈的妙眼,一任她利劍似的光波,妙樂似的音浪,狂潮驟雨似的向著我靈府潑淹,我那時即使有自覺的感覺,也只似開茨(Keats)聽鵑啼時的:“My heart aches,and a drowsy numbness sense,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Th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y happiness.”
曼殊斐兒音聲之美,又是一個Miracle一個個音符從她脆弱的聲帶裡顫動出來,都在我習於塵俗的耳中,啟示一種神奇的意境。彷彿蔚藍的天空中一顆一顆的明星先後湧現。像聽音樂似的,雖則明明你一生從不曾聽過,但你總覺得好像曾經聞到過的也許在夢裡,也許在前生。她的,不僅引起你聽覺的美感,而竟似直達你的心靈底里,撫摩你蘊而不宣的苦痛,溫和你半僵的希望,洗滌你窒礙性靈的俗累,增加你精神快樂的情調;彷彿湊住你靈魂的耳畔私語你平日所冥想不得的仙界消息。我便此時回想,還不禁內動感激的悲慨,幾於零淚;她是去了,她的音聲笑貌也似蜃彩似的一翳不再,我只能學Abt Vogler之自慰,虔信:“Whose voice has gone forth,but each survives for the melodies when eternity affirms the conception of an hour.……Enough that he heard it once;we shall hear it by and by.”
曼殊斐兒,我前面說過,是病肺癆的,我見她時,正離她死不過半年,她那晚說話時,聲音稍高,肺管中便如吹荻管似的呼呼作響。她每句語尾收頓時,總有些氣促,顴頰間便也多添一層紅潤,我當時聽出了她肺弱的音息,便覺得切心的難過,而同時她天才的興奮,偏是逼迫她音度的提高,音愈高,肺嘶亦更歷歷,胸間的起伏亦隱約可辨,可憐!我無奈何只得將自己的聲音特別的放低,希冀她也跟著放低些,果然很靈效,她也放低了不少,但不久她又似內感思想的戟刺,重複節節的高引,最後我再也不忍因為而多耗她珍貴的精力,並且也記得麥雷再三叮囑W與S的話,就辭了出來。總計我自進房至出房——她站在房門口送我——不過二十分的時間。
我與她所講的話也很有意味,但大部分是她對於英國當時最風行的幾個小說家的批評——例如Riberea West,Romer Wilson,Hutchingson,Swinnerton等——恐怕因為一般人不稔悉,那類簡約的評語不能引起相當的興味。麥雷自己是現在英國中年的評衡家最有學有識之一人,——他去年在牛津大學講的“The Problem of Style”有人譽為安諾德(Matthew Arnold)以後評衡界裡最重要的一部貢獻——而他總常常推尊曼殊斐兒說她是評衡的天才,有言必中肯的本能。所以我此刻要把她簡評的珠沫,略過不講,很覺得有些可惜,她說她方才從瑞士回來,在那邊和羅素夫婦的寓處相距頗近,常常談起東方好處,所以她原來對於中國的景仰,更一進而為愛慕的熱忱。她說她最愛讀Arthur Waley所翻的中國詩,她說那樣的詩藝在西方真是一個Wonderful Revelation。她說新近Amy Lowell譯的很使她失望,她這裡又用她愛用的短句——“That's not thething!”她問我譯過沒有,她再三勸我應得試試,她以為中國詩只有中國人能譯得好的。
她又問我是否也是寫小說的,她又殷勸問中國頂喜歡契高夫的哪幾篇,譯得怎麼樣,此外誰最有影響。
她問我最喜讀那幾家小說,哈代、康拉德,她的眉梢聳了一聳笑道——“Isn't it!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old masters for good literature the real thing! ”
她問我回中國去打算怎麼樣,她希望我不進政治,她憤憤的說現代政治的世界,不論哪一國,只是一亂堆的殘暴,和罪惡。
後來說起她自己的著作。我說她的太是純粹的藝術,恐怕一般人反而不認識,她說:“That's just it.Then of course,popularity is never the thing for us.”
我說我以後也許有機會試翻她的小說,很願意先得作者本人的許可。她很高興的說她當然願意,就怕她的著作不值得翻譯的勞力。
她盼望我早日回歐洲,將來如到瑞士再去找她,她說怎樣的愛瑞士風景,琴妮湖怎樣的嫵媚,我那時就彷佛在湖心柔波間與她蕩舟玩景:“ Clear,placid Leman!……Thy soft murmuring sounds sweet as if a sister's voice reproved.That I with stemde lights should ever have been so moved……Lord Byron.”
我當時就滿口的答應,說將來回歐一定到瑞士去訪她。
末了我說恐怕她已經倦了,深恨與她相見之晚,但盼望將來還有再見的機會,她送我到房門口,與我很誠摯地握別……
將近一月前,我得到消息說曼殊斐兒已經在法國的芳丹卜羅⑦去世,這一篇文字,我早已想寫出來,但始終為筆懶,延到如今,豈知如今卻變了她的祭文!下面附的一首詩也許表現我的悲感更親切些。
哀曼殊斐兒
我昨夜夢入幽谷,
聽子規在百合叢中泣血,
我昨夜夢登高峰,
見一顆光明淚自天墜落。
羅馬西郊有座暮園,
芝羅蘭靜掩著客殤的詩骸;
百年后海岱士(Hades)黑輦之輪。
又喧響於芳丹卜羅榆青之間。
說宇宙是無情的機械,
為甚明燈似的理想閃耀在前;
說造化是真善美之創現,
為甚五彩虹不常住天邊?
我與你雖僅一度相見——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
誰能信你那仙姿靈態,
竟已朝露似的永別人間?
非也!生命只是個實體的幻夢;
美麗的靈魂,永承上帝的愛寵;
三十年小住,只似曇花之偶現,
淚花里我想見你笑歸仙宮。
你記否倫敦約言,曼殊斐兒!
今夏再見於琴妮湖之邊;
琴妮湖(Lake Geneva)永抱著白朗磯(Mount Blance)的雪影,
此日我悵望雲天,淚下點點!
我當年初臨生命的消息,
夢覺似的驟感戀愛之莊嚴;
生命的覺悟是愛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與戀之涯沿!
因情是摜不破的純晶,
愛是實現生命之唯一途徑:
死是座偉秘的洪爐,此中
凝煉萬象所從來之神明。
我哀思焉能電花似的飛聘,
感動你在天日遙遠的靈魂?
我洒淚向風中遙送,
問何時能戡破生死之門?[1] 


①曼殊斐兒:通譯曼斯菲爾德(1888—1923),英國女作家。
②培德花芬:通譯貝多芬
③沁芳南:即交響樂一詞的音譯。
④懷格納:通譯瓦格納
⑤奧配拉:即歌劇(opera)一詞的音譯。
⑥密克朗其羅:通譯米開朗琪羅
⑦芳丹卜羅:通譯楓丹白露[1] 

鼻 (芥川龍之介 Ryūnosuke Akutagawa )


Horizon Magazine 美國藝術雙月刊

Alexiad By Anna Komnene 1083~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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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Komnene - Leonora Nevill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anna-komnene-9780190498177
Sep 1, 2016 - Byzantine princess Anna Komnene is known for two things: plotting to murder her brother to usurp the throne, and writing the Alexiad, an epic history of her father Alexios I Komnenos (1081-1118) that is a key historical source for the era of the First Crusade. Anna Komnene: the Life and Work of a Medieval ...


Anna Komnene, commonly Latinized as Anna Comnena, was a Byzantine princess, scholar, physician, hospital administrator, and historian. She was the daughter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 Alexios I Komnenos and his wife Irene Doukaina. Wikipedia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Anna+Komnene&oq=Anna+Komnene&aqs=chrome..69i57j0l5.1549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A funeral oration written in Anna Komnene’s memory called her “a rival star” to Constantinople’s galaxy of brilliant men. Future readers of her work would not always be so enamored with her.
For centuries, historians saw her as a ruthless schemer who tried to kill her brother for the throne. But her true legacy is in her own words.
THEPARISREVIEW.ORG

Dante Alighieri 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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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n Florence, you don’t have to look hard to find tributes to Dante Alighieri, Italy’s most famous medieval poet. A small museum, built inside the house believed to have once belonged to the poet, touches upon his famous work and also tells 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that shaped both Dante and his beloved city.
A medieval weapon rumored to have been used by the brilliant poet Dante Alighieri himself.
ATLASOBSCURA.COM




When in Florence, you don’t have to look hard to find tributes to Dante Alighieri, Italy’s most famous medieval poet. A small museum, built inside the house believed to have once belonged to the poet, goes beyond merely touching upon his famous work and tells 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that shaped both Dante and his beloved city.
Dante famously fought in the Battle of Campaldino, during which the Guelphs of Florence squared off against the Ghibellines of Arezzo. It was a historic battle, which saw Tuscany fall under the hands of the Pope-supporting Guelphs.
Dante’s House Museum (Museo Casa di Dante) in Florence, his home city, tells the story of this pivotal battle. Life-sized replicas of various Italian soldiers, including a traditional soldier, a shield-bearer, and a crossbowman, stand within the room.
Weapons from the 13th to 15th centuries fill a glass showcase. One rusted dagger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According to the museum, it was used by a soldier during the Battle of Campaldino—perhaps, even, by Dante himself (hence it being labeled “Dante’s Dagger”).
In addition to rehashing the events of the battle, the museum tells other stories of Dante’s birthplace. It tells the tale of Florence as the poet lived it, with exhibits dedicated to the politics, powerful people, and economy that shaped its history.



圖像裡可能有一或多人


Richard Hofstadter著,王世憲譯,《美國政治傳統與其塑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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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傳統與其塑造者, 李查德˙霍夫斯塔特(著)、
王世憲(譯), Richard Hofstadter (1948).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Knopf.

 Richard Hofstadter著,王世憲譯,《美國政治傳統與其塑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1948,台北市:商務印書館,民68/1979。

第一章:開國元勛們:現實主義時代, An age of realism



王世憲譯, 1958 ,《美國人的性格與文化》,臺北:華國出版社
王世憲(譯)(1977):《美國政黨與政治》,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王世憲譯,勃朗(Harrison Borwn)著,人類前途再展望,台北:幼獅, 1980。

Richard Hofstadter (August 6, 1916 – October 24, 1970) was an American historian and public intellectual of the mid-20th century. Hofstadter was the DeWitt Clinton Professor of American Histo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Rejecting his earlier approach to history from the far left, in the 1950s he embraced consensus history, becoming the "iconic historian of postwar liberal consensus," largely because of his emphasis on ideas and political culture rather than the day-to-day doings of politicians. His influence is ongoing, as modern critics profess admiration for the grace of his writing, and the depth of his insight.[1]
His most important works are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1944);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1948); The Age of Reform (1955);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1963), and the essays collected in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1964). He was twice awarded the Pulitzer Prize: in 1956 for The Age of Reform, an unsentimental analysis of the populism movement in the 1890s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in 1964 for the cultural history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2]


Consensus historian[edit]

From 1942 to 1946 Hofstadter taught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ere he became fast friends with radical sociologist C. Wright Mills and read extensively in the fields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absorbing ideas of Max WeberKarl MannheimSigmund Freud,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His later books frequently refer to behavioral concepts such as "status anxiety."[11][12]
In 1946 Hofstadter joined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faculty and in 1959 succeeded Allan Nevins as the DeWitt Clinton Professor of American History, where he played a major role in directing Ph.D. dissertations in the field. After 1945 Hofstadter philosophically broke with Charles A. Beard and moved to the right, becoming leader of the "consensus historians," a term that Hofstadter disliked, but it was widely applied to his rejection of the Beardian idea that there was a fundamental conflict running throughout American history that pitted economic classes against each other.[13]
As early as his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1948) Hofstadter rejected black-and-white polarization between pro-business and anti-business politicians.[14] Making explicit reference to JeffersonJacksonLincolnClevelandBryanWilson, and Hoover, Hofstadter made a compelling statement of the consensus model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The fierceness of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has often been misleading: for the range of vision embraced by the primary contestants in the major parties has always been bounded by the horizons of property and enterprise. However much at odds on specific issues, the major political traditions have shared a belief in the rights of property,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 the value of competition; they have accepted the economic virtues of capitalist culture as necessary qualities of man.[15]
As a consensus historian, Hofstadter rejected Beard'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s a succession of socio-economic group conflicts. He thought that all historical periods could be understood as an implicit consensus, shared by antagonists, explaining that the generation of Beard and Vernon Louis Parrington had:
...put such an excessive emphasis on conflict, that an antidote was needed... It seems to me to be clear that a political society cannot hang together, at all, unless there is some kind of consensus running through it, and yet that no society has such a total consensus as to be devoid of significant conflict. It is all a matter of proportion and emphasis, which is terribly important in history. Of course, obviously, we have had one total failure of consensus, which led to the Civil War. One could use that as the extreme case in which consensus breaks down.[16]
In 1948 he publishe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incisive interpretive studies of 12 major American political leaders from the 18th-20th centuries. Besides critical success, the book sold nearly a million copies at university campuses, where it was used as a history textbook; critics found it "skeptical, fresh, revisionary, occasionally ironical, without being harsh or merely destructive."[17] Although, as Bruce Kuklik notes, it still "owed much to Hofstadter's leftist background," it was ironic and paradoxical in dealing with political leaders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Each chapter title illustrated a paradox: Thomas Jefferson is "The Aristocrat as Democrat"; John C. Calhoun is the "Marx of the Master Class"; and Franklin Roosevelt is "The Patrician as Opportunist."[18]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6559227/
大時代歌姬 評論 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  2014-02-23 14:56:55

美國新聞處、今日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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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到南海路的228紀念館,介紹原屋主USIS,資訊很少。所以我打算在漢清講堂好好介紹 該單位和其出版品。


Richard M. McCarthy
(上周2016.7 ,季季說:USIS 當年買《現代文學》600本。)
台灣稱呼洋人,喜歡只用姓或者名,很不好的習慣。
因為 講McCarthy,可能會誤以為是"恐共"的美國國會議員Joseph McCarthy。
當時美國新聞處借居孫立人將軍住過的......處長叫McCarthy, Richard M.
網路上有他13頁的回憶訪談,我認為很值得整理出來供國人參考:
McCarthy, Richard M. -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
www.adst.org/OH%20TOCs/McCarthy,%20Richard%20M.toc.pdf


朱宥勳更新了他的近況。
2017年3月4日·

在讀1960年代前後的一些作家資料,真的覺得當時的「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卡錫,在台灣文學史上應該值得至少一個專門的章節。他在1942年參加二戰,1950年代之後就在越南、香港、台灣等地的美新處任職,幾乎把亞洲轉了一圈。美新處同時是外交機構、文化機構和情報機構,擔負著美國「反共宣傳」的任務。在台港的那幾年間,麥卡錫涉入文壇的程度非常深,特別在維持與作家的關係上做得十分綿密。


在香港,透過宋淇,麥卡錫與張愛玲合作,先是請張愛玲譯書,後來更是直接「出題」,委託張愛玲寫小說,即《秧歌》和《赤地之戀》。在台灣,透過殷張蘭熙(她是殷琪的母親⋯⋯)、吳魯芹,麥卡錫也織起了一張細密的關係網。

比如夏濟安等人創辦的,影響力廣大的《文學雜誌》,背後就有麥卡錫的支持。夏濟安最重要的幾篇小說評論,多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當時的重要作家彭歌、新銳作家余光中,都有作品發表。《文學雜誌》後來把新詩的審稿交給了余光中,因此又連上了一大掛「藍星」的詩人。台大外文系學生輩的白先勇、陳若曦、歐陽子、王文興等人,也和這個雜誌有連結。當《文學雜誌》因為夏濟安赴美而逐漸停刊時,這群受到影響的學生又接著辦了《現代文學》,麥卡錫也曾經資助過這個雜誌。

而從《文學雜誌》岔出去,還有一條線索是出版商劉守宜。負責發行出版的劉守宜,是「明華書局」的負責人,也是夏濟安、吳魯芹的好友,這個組合戲稱為「吳夏劉」。明華書局出版了姜貴的《旋風》(難怪夏濟安會注意到這本這麼冷門的書,這也是美新處資助出版的反共小說)和聶華苓的早期小說,更接了許多美新處的案子,出版一系列翻譯作品,比如聶華苓翻譯的亨利・詹姆斯。這當然也是某種形式的資助。

這樣算一算,整個1960前後的台灣文壇,其實都在麥卡錫主導的美新處的網羅裡了。他建立了非常完整的網路,幾乎沒有連結不到的人。

讀陳若曦的自述,更可以感受到麥卡錫的「佈線」是多麽綿密,對這種有潛力的年輕作家是全力吸收、又不給予任何壓力。陳若曦找工作時,是由麥卡錫幫忙引介的,是在一個美國設立、專門訓練台灣政府官員英語的機構上班。美國在台機構的工作很難擠進去,麥卡錫在其中出的力自不待言。更有趣的是,陳若曦負責的那個班,竟然是訓練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的⋯⋯所以她的工作,就是幫這些每週來上課的政要學員簽到、弄講義,最後當然通通都認識了。把這個說成是麥卡錫的刻意安排,可能有點太過了,但我想他心中至少會閃過「這樣的連結很不錯」的念頭吧XD。

後來,陳若曦想赴美讀書,麥卡錫立刻大力推薦他的母校愛荷華大學,說那裡有個寫作工作坊,主持人就是他的老師保羅・安格爾。就在陳若曦因為美籍男友的緣故,決定先去念其他學校一年時,麥卡錫還特別要求陳若曦無論如何先去跟安格爾見一面(又是連結!)。陳若曦跟安格爾談話的過程中,安格爾不斷詢問台灣的作家,於是陳若曦理所當然地提到了聶華苓等人。隔年,安格爾正式訪台,結識聶華苓,發生了後來那麼多事情,就顯然不是「命運的意外安排」了。

也就在陳若曦赴美隔年,麥卡錫又推薦了白先勇、王文興、聶華苓三個名字給他的老師安格爾。這些人後來都去了愛荷華大學,還有一個人留下來把寫作工作坊搞得超大。

陳若曦留美期間,剛好也遇到麥卡錫調回美國,負責「美國之音」廣播電台的主管。就在他任職的兩年間,他幫中文部門找了兩個工讀生,一個是陳若曦,一個是王文興。王文興還在那裡交了一個論及婚嫁的越南籍女友(後來沒成)。

你這個美新處長的售後服務也做得太周到了吧。

想想真的是很欽佩也很可怕。往後半個世紀的台灣文壇,有至少半壁江山是一個外國機構(如果不說是麥卡錫一個人的話)挑選、培養出來的。眼光之好、培訓手段之細膩、「投資報酬率」之高,真的十分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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