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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1922-66)與{小莽蒼蒼齋};戚本禹(1931-2016)《戚本禹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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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家英(1922-66)與{小莽蒼蒼齋}

2017.6.23  「臺灣詩乘」連橫
"瀏陽譚壯飛先生嗣同,字復生,敬甫中丞之第三子也。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弱冠後,兩渡臺灣,有所擘畫,因號東海褰冥氏。 故其所著「仁學」,猶署臺灣人撰,蓋有所避忌也。戊戌政變,與林旭、楊深秀等被難,時論傷之。著「莽蒼蒼齋詩」二卷,惜無在臺之作。"

......永遠是如此行色倉皇,/漏夜奔忙。說什麼關山難越悲失路,/負重致遠的才是民族的脊梁。/從來草野高於廟堂,/莽蒼蒼,一萬里關山風起雲颺---邵燕祥



2008/7/30 讀到2007的一英文字眼有
隱身免留千載笑
成書還待十年閒
--田家英引聯說毛澤東
我想我撰文介紹過田家英的 遺族編的小莽蒼蒼齋
不過竟然沒影


desktop查一下-- 它進步了---可以查我舊信箱的信
這位老朋友我幾年沒連絡 很思念他
至於書 介
不怎麼重要
有心人可以查一下

方寒星 http:udn.com/NEWS/CULTURE/UDN-SUPPLEMENT/1116236 Dec 17 2002 - 9:08am方寒星 漢清兄; 你真是不錯過任何好書, 我也是看:陳列【田家英(1922-66)與小莽蒼蒼齋】 ..



----近10年之後補此剪貼
小莽蒼蒼齋  中國再刷一次
我的此書早已存封
方寒星也久未連絡



毛澤東秘書田家英走絕路
   

  、田家英早年身世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同月二十二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中央於次年三月八日為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冤案徹底平反,此時田家英被毛澤東夫婦冤死已二十多年了。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田家英是他的筆名,一九二二年生,四川成都人,父名曾國融,經營小中藥店,一家生活艱苦,母親周氏主持家務,田家英兩個哥哥,一個姐姐,他是他父母的小兒子。田家英三歲那年,父親去世,大哥繼承家業,因不善經營,家境日益艱難。田家英六歲開始讀私塾,念三字經、千字文和四書、五經,背誦古文和詩詞,兩年後進入成都北城小學就讀,一九三三年入成都私立南薰中學,成績優秀。一九三五年母親亦病逝,田家英成為孤兒,家境益感困難,不得不中途輟學,在大哥中藥店當學徒。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成都發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活動,因而發生毆打住在「大川飯店」來成都設領館的日本人﹕渡邊洸三郎、深山經二,另日人二人受傷,造成著名的「大川飯店事件」。田家英積極參加了反日遊行活動,同年十一月,日本伙同蒙偽軍進攻綏遠東部,傅作義軍率部抵抗,消息傳到成都,各界人士紛紛起而聲援。田家英在反日運動中,結識了一些中共地下黨人。中共地下黨侯方岳對他幫助甚多,並閱讀了侯提供他的「大眾哲學」、「斯大林傳」、「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共產黨著作。

         一九三六年冬,田家英參加成都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抗日團體「海燕社」,一九三七年,田家英參加成都各界救國聯合會,學校機關聯合會、文化界救亡協會等反日團體。他在成都「華西日報」發表了抗日文章,並加入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成都民族先鋒隊」(民先隊)。

         一九三七年秋,田家英因課外活動太多,學校開除他的學籍,遂同三位同學向成都民先隊要求去延安參加革命,侯方岳為他們辦理了去延安的手續,中共老黨員趙世蘭給武漢中共八路軍辦事處和延安均寫了介紹信,介紹他們的情況。他們十一月下旬,經重慶、武漢、鄭州、西安,於當年十二月抵達延安。

        田家英到延安後進入陝北公學學習,入學不久向學校中共黨組織提出入黨申請,經過考察後准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八年二月正式宣誓入黨,三月學習期滿,他先後擔任陝北公學中共總支部秘書、中國近代史教員。一九三九年冬天,田家英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馬列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和中國革命史。一年以後,田家英學習期滿,先後擔任中國問題研究室研究員,馬列學院教育處幹事和中國現代史教員。

         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研究室,研究國民黨和日偽關係,供中共中央對外宣傳之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田家英為延安「解放日報」寫了「奴才見解」、「從侯方域說起」、「沙漠的願望」等雜文,其中「從侯方域說起」一文,引起毛澤東對他的注意。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澤東在延安發動整風運動開始,討論整風文件,寫個人思想自傳,進行自我解剖。田家英在延安結識女青年董邊,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經過中共組織批准他們結婚申請。一九四三年初,田家英到晉西北靜樂縣參加中共土改工作,因營養不良,幸得村民照顧才恢復健康。

二、   田家英任毛澤東秘書
         田家英在延安度過十年歲月。一九四八年八月,田家英二十六歲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澤東)秘書,參加「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從「毛選」第一卷到第四卷,每卷都不知道讀了多少遍,每寫一篇毛澤東文章的注釋,他要查閱大量的歷史檔案和資料,而且要反反復復修訂。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田家英擔任共和國主席(毛澤東)辦公廳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等重要職務,毛澤東多次贊美田家英在工作的表現。

         毛澤東長子毛岸英自幼在蘇聯長大,回國後中國語文較差,又對中國社會不了解。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毛澤東要求田家英擔任毛岸英的語文老師,毛岸英與田家英情同手足,親如兄弟,兩人形影不離。毛岸英見到田家英夫人董邊,喊她「師娘」,使她不知所措。毛澤東要毛岸英參加土改,又讓他到朝鮮戰場歷練,竟死在朝鮮戰場,毛澤東痛恨朝鮮中國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未盡保全之責,造成後來毛澤東黜彭德懷的原因。

         一九五O年,中共中央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其他著作。一九五一年田家英在毛澤東指導下,參加毛選四卷的具體工作,擔任了毛澤東文章的選定、整理、注釋、校訂、出版和印刷的大量工作。這個編輯組在田家英指揮下,不容有任何絲毫差錯,損害「毛澤東思想」,甚至會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

         田家英對於「毛選」注釋,除了看原稿,查檔案、翻正史外,還致力下列幾條﹕(一)編寫「民國大事記」,(二)看雜文收集雜文,(三)收集清人墨寶、書法、信札、日記和文稿;(四)反對「毛選」斷章取義,不合邏輯處,反對「毛澤東句句是真理」,因而與林彪、康生等人針鋒相對。

         田家英編輯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和乙種本,協助毛澤東編輯「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和「毛澤東詩詞三十七首」,整理毛澤東講話稿。田家英整理毛澤東講話稿時,發現講話中有不合理、不合事實、不合歷史、不合邏輯處,竟自予以刪除或加添適當語句。這些加添和更改之處,日後成為田家英「纂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田家英不但參加「毛選」第一卷至第四卷的選稿、確定編目,對大部分文章進行精心修改,寫題解和注釋,還對「毛選」中的文章,加寫了許多新的內容。田家英從「毛選」第一卷至第四卷始終參加編輯全部過程,負責注釋工作,雖有中共中宣部、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黨校、軍事科學院參加協助編輯,但田家英負責出版許多具體工作,每一卷毛選出版時,田家英都要寫介紹文字或代新華社起草編目介紹。

         田家英在編輯「毛選」中,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大會,毛澤東親自撰寫開幕詞,他自己不滿意,又囑咐陳伯達、康生起草,毛澤東也不滿意,這時離開中共八大開會只有一、二天,最後要田家英起草。田家英花了整整一天時間,便完成中共八大開幕詞,毛澤東十分滿意田家英寫的中共八大開幕詞,立刻找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等人來參加修改,毛最後在原稿上加了一段才定稿。

         毛選第三卷出版後第七年,一九六O年毛選第四卷的編輯工作,毛澤東已不自己動手,囑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等人編好之後,交由毛澤東自己定稿。田家英同時也參加一部分毛選五卷的編輯工作,但保持對毛選五卷的懷疑態度。田家英當時認為毛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著作還沒有成熟,有的甚至是錯誤的。田家英對毛澤東並沒有盲從附合的態度,毛自己也承認他在社會主義時期著作還有待研究。毛澤東提出要修訂毛選第一卷至第四卷的注釋。一九六二年起毛選注釋進行全部修訂,但資料不足修訂相當困難,毛澤東還親自過目注釋修訂工作。至於「毛選」注釋,田家英還看原稿、查檔案,翻正史 ,以便從事修訂。

三 、 田家英走入絕路
         毛澤東夫人江青了解毛澤東的思想,就誣陷田家英是資產階級分子,到處散布流言蜚語。田家英與江青相處十八年,對她十分清楚了解,一向對她也避而遠之,田家英與陳伯達共事二十五年,也知道陳伯達的惡劣本性,因之,江、陳對田家英恨之入骨,對田家英必須除之而後快。

         毛澤東要田家英讀「海瑞罷官」的劇本,提出自己的見解,田讀後看不出「海瑞罷官」有什麼重大陰謀,如果說這劇本有陰謀,以後沒有人敢研究歷史了,毛澤東仍然決定對「海瑞罷官」進行批評。一九六五年,在京劇「海瑞罷官」問題上,田家英堅持實事求是,反對將此劇說成是為彭德懷翻案,不同意對作者吳唅的批判。 批判「海瑞罷官」,田家英意識到一場大災難正在降臨,首當其衝的是知識分子。一九六六年初,田家英對國內日益升級的階級鬥爭,憂心忡忡,對江青興風作浪,表示極大的憤慨。

         毛澤東在這個時候思想大變,也不滿故舊,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認為資產階級仍將繼續存在,並且有資本主義復闢的危機,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田家英雖然早就察覺到,但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因而田家英時刻都注意毛澤東的思想和行動,常常竟自改動毛澤東文章和講話中的激烈言詞,希望中國社會在平靜中前進。毛澤東對田家英如此作法深為不滿,其夫人江青深知其夫之用意,竟出面反對田家英,所以田在自殺前一天說﹕「我是江青、陳伯達誣害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文革大將王力、戚本禹等人,六月二十二日來到中南海田家英住處,聲稱中共中央決定田家英一貫右傾,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關係不正常,田家英應立刻停職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並批判田家英「篡改毛主席著作」。這個罪名迫使田家英於六月二十三日,憤而自殺身亡,一代神童就這樣消失了。


***** 戚本禹四月廿日在上海病逝。約一周後,《戚本禹回憶錄》在香港問世


《戚本禹回憶錄》由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出版發行,全書約六十萬字,分上、下兩冊,共五大部分、五十八章。除第一部分寫其青少年時代、第五部分寫其步出秦城監獄後如何繼續革命,回憶錄的主要篇幅,是寫中南海的種種經歷、中共黨內軍內的高層鬥爭,又重點回憶了文革開始後的諸多歷史事件,以及他本人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日日夜夜」。
戚本禹在中南海工作18年,是毛澤東欣賞的激進秀才。文革爆發,35歲的他躋身中央文革小組,擔任中央辦公廳代主任,號稱「戚大帥」,但短短兩年就被毛拋棄,在秦城監獄坐牢18年。雖然如此,他在回憶錄獻詞開篇就是「謹以此書獻給偉大導師毛澤東」。文革被官方定調為「十年浩劫」,他認為是遭到污衊,被「加諸種種駭人聽聞的罪名」。對於活捉「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他斥之為華國鋒、葉劍英陰謀發動的「非法拘捕」。至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他視為「復辟資本主義」。





Qi Benyu, Mao Aide Unrepentant About Cultural Revolution, Dies at 84





In his later memoirs and interviews, Mr. Qi distanced himself from the viol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historians said he played down his role in the persecution of purged officials.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e kept his faith in Mao Zedong an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aid Mr. Ye, the historian. “He believed it was right, so there was no need for reflection.”

戚本禹(1931年-2016年4月20日),山東威海人。1949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科科長和《紅旗》雜誌歷史組編輯組長。

生平[編輯]

1931年戚本禹出生於上海,從小學到高中時期一直留在上海,在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不久被選入中南海做機要工作。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開始整風運動林克、戚本禹等八個年輕幹部向上級反映中央政治秘書室存在的一些問題,引起了當時中央辦公廳和中央政治秘書室領導人的不滿。因當時反右運動已經明朗化,他們借反右運動對這八個年輕幹部進行批判,稱他們「反黨」。毛澤東得知此事,用唐朝八司馬事件」的故事解救了戚本禹等八人。
1962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散步時偶遇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澤東直言了自己新近受到的冤枉,毛澤東隨即讓秘書田家英進行調查。戚本禹得知道毛澤東愛讀史書,就開始關注歷史書籍。
1965年12月8日在《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發表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批評翦伯贊***提出的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注意歷史主義的意見,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受到毛澤東稱讚:「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戚本禹關於太平天國李秀成的論文「忠王不忠」,也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譽,並且引起當時史學界的相當重視。


1966年後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文革發起初期,由於田家英在一些觀點上與毛澤東相左,遭到罷免,戚本禹取而代之,成為毛澤東、江青的秘書。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起草了《五一六通知》,戚本禹是起草人之一。1966年第7期《紅旗》雜誌發表《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戚本禹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
1967年3月30日《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4月1日,《人民日報》予以全文刊登。從此為針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調。
1967年4月14日,宣布遇羅克所寫《出身論》是大毒草,並致其最終於1970年3月5日被宣判死刑。
1967年7月20日,七二零事件發生。周恩來開始向毛澤東進言解決「王力關鋒、戚本禹」的問題。戚本禹為求自保,將責任推到了王力、關鋒甚至是江青等人身上,江青、陳伯達、康生等給「王、關、戚」扣上了「變色龍」、「小爬蟲」的帽子,也不允許戚本禹單獨逃脫。
在被毛澤東批示為「壞人」和「小爬蟲」後,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被中央宣布「請假檢討」,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監獄。他是中央文革小組「小三」王、關、戚中最後被隔離審查的。
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1986年出獄後在上海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至1990年代初退休。育有二子一女。再婚後與妻子居住在上海浦東。與人合作的《大人物的變態心理》由吉林省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後,曾引起一陣風波(因疏漏在版權頁署上了他的名字)。曾與人主編了二百餘萬字九大卷《中華易學大辭典》,並研究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為真禪法師等人的著書作序。退休後除繼續鑽研學問、應邀講學外,曾涉足商海,對金融和銀行特別有興趣。
2014年接受香港明報採訪,稱習近平可能為成為毛澤東第二[1]。保皇左派張宏良則稱當時戚本禹「指著在場的幾個同志說,你們的任務就是支持張宏良,張宏良的任務就是支持習近平順利上位。目前對於左派來說,支持習近平順利上位是頭等大事,只要習近平能夠順利上位,就是左派最大勝利。」[2]
2016年4月20日戚本禹因胃癌在上海去世。[3]

觀點[編輯]

網上有他與美國達拉斯時報》編輯陸源評論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訪談。在這個訪談中,戚本禹說「毛是我的導師,也是我的難星」,但「不是封建帝王」,而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成功地領導億萬農民最終推翻地主統治的偉大人物」。毛澤東「為了同這些專制的獨夫民賊作鬥爭,才拿來武器鬧革命的」。戚本禹評價李志綏說他(李志綏)「寫的文革回憶錄除了他親身參與過的支左活動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據現有報刊資料和別人寫的東西拼湊起來的」。「不能說李志綏的回憶錄沒寫一點事實,不,他寫了些事實,特別是一些他直接經歷的又與他的創作意圖不衝突的事情,這些事情他寫得滿好,蠻真實。例如毛澤東對自己疾病的態度,在毛澤東身邊秘密安置竊聽器的事件,毛澤東對擊水長江與奮搏海浪的執拗,還有他對江青、汪東興等人品格、作風的某些描寫等等,它們不僅整體就連情節也是真實的。」「但是只要涉及政治性的報導或分析,他就轉向了,歷史真實與他的政治取向竟成了互不相容的冤家對頭。」「我聽一位從外面探親回來的友人說,李志綏的回憶錄原來不是這個樣子,後來出版社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這個樣子的。如果這個傳聞屬實,那麼這本書同其他根據政治需要而編制的反對共產主義的小冊子一樣,不過是某種政治目的產物,李志綏不過是個為了三十塊銀幣而出賣自己導師猶大。」

參考文獻[編輯]

  • 《「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溫樂群等編,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17頁。
  • 《文革英雄沉浮錄》。

註釋[編輯]

^文革文膽戚本禹撐習近平
^張宏良:向無私無畏的真正共產黨人戚老致敬
^中共文革小組最後成員 戚本禹今早病逝
外部連結[編輯]
戚本禹談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


Mao Zedong’s former propaganda aide regrets death of two intellectuals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 of Qi Benyu, who died last week, reveals that he felt responsible for their suicides
PUBLISHED : Friday, 29 April, 2016, 1:58am
UPDATED : Friday, 29 April, 2016, 1:58am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1939903/mao-zedongs-former-propaganda-aide-regrets-death-two


***Jian and his wife] did not commit suicide because of our article, but our article did exert pressure on them. I’ve always regretted it
QI BENYU IN HIS MEMOIR




John Berger 等人討論 'Chance' by Simone W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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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e weil – chance

simone weil gravity and graceThe beings I love are creatures. They were born by chance. My meeting with them was also by chance. They will die. What they think, do and say is limited and is a mixture of good and evil.
I have to know this with all my soul and not love them the less.
I have to imitate God who infinitely loves finite things in that they are finite things.
We want everything which has a value to be eternal. Now everything which has a value is the product of a meeting, lasts throughout this meeting and ceases when those things which met are separated. That is the central idea of Buddhism (the thought of Heraclitus). It leads straight to God.
Meditation on chance which led to the meeting of my father and mother is even more salutary than meditation on death.
Is there a single thing in me of which the origin is not to be found in that meeting? Only God. And yet again, my thought of God had its origin in that meeting.
Stars and blossoming fruit-trees: utter permanence and extreme fragility give an equal sense of eternity.
The theories about progress and the ‘genius which always pierces through’, arise from the fact that it is intolerable to suppose that what is most precious in the world should be given over to chance. It is because it is intolerable that it ought to be contemplated.
Creation is this very thing.
The only good which is not subject to chance is that which is outside the world.
The vulnerability of precious things is beautiful because vulnerability is a mark of existence.
The destruction of Troy. The fall of the petals from fruit trees in blossom. To know that what is most precious is not rooted in existence—that is beautiful. Why? It projects the soul beyond time.
The woman who wishes for a child white as snow and red as blood gets it, but she dies and the child is given over to a step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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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ed from Simone Weil‘s Gravity and Grace. First French edition 1947. Translated by Emma Crawford.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1963.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討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8JEbAIY2ls&t=261s

John Berger reads 'Chance' by Simone W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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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J. Hobsbawm 《極端的年代:1914~1991》age of extr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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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J. Hobsbawm 《極端的年代:1914~1991》age of extremes
BBC訪談:The Late Show - Eric Hobsbawm - Age of Extremes (24 October 199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nd2Pu9NNPw
Celebrated historian Professor Eric Hobsbawm talks to Michael Ignatieff about his book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He also discusses his childhood in Central Europe, his loyalty to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risis he sees (in 1994) facing the world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末章單字: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1917-2012) 95歲。小讀者翻譯過他的兩本書:   《極端的年代》、《盜匪》。前者的出書速度跟日本版一樣,1996年 (台北:麥田),當時,這是紀錄。簡體字版: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中信出版社,2014



作者簡介  · · · · · ·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享譽國際、備受推崇的近現代史大師。權威媒體評價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歷史學家,更是啟迪大眾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國前首相託尼•布萊爾盛讚他是“進步主義政治史界的巨人,影響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學術領袖”。
霍布斯鮑姆的研究時期以19世紀為主並延伸及17、18和20世紀;研究的地區則從英國、歐洲大陸,擴至拉丁美洲。除史學領域外,他也經常撰寫當代政治、社會評論、社會學理論文章,以及藝術、文化批評等。他在勞工運動、農民叛變和世界史範疇中的研究成果堪居當代史家的頂尖之流,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
他也是敘事體史學的大家,其宏觀通暢的寫作風格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大眾,正如《新左派評論》著名編輯佩里•安德森所言:霍布斯鮑姆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現實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個腳踏實地的唯物主義者、提倡實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將波希米亞、土匪強盜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生活寫成優美哀怨的動人故事。
霍布斯鮑姆一生著作甚豐,真正使他榮登世界“近現代史大師”寶座的,是他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 ~1875》、《帝國的年代:1875~1914》和《極端的年代:1914~1991》。它們結構恢弘,敘事曉暢,成為當代極為流行的歷史著作,讓全球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獲得了觸摸歷史的機會。
基於其卓越的文化貢獻,霍布斯鮑姆曾於1998年被英國皇室授予英國榮譽勳爵(Companion of Honour)稱號,也曾獲得過歐洲最受關注且獎金額最高的人文和自然科學獎項巴爾扎恩獎(Balzan Prize)。
進入21世紀後,霍布斯鮑姆依舊筆耕不輟,《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20世紀人生》《霍布斯鮑姆看21世紀》等書相繼出版,在離世前幾月,他依然在整理自己的最後一部作品《斷裂的年代: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
2012年10月1日,以95歲高齡在倫敦逝世。

目錄  · · · · · ·

讚譽推薦
作者簡介
前言與謝語
鳥瞰本世紀
第一部大災難的年代
第一章全面戰爭的年代
第二章世界大革命
第三章經濟大恐慌
第四章自由主義的衰落
第五章共禦強敵
第六章1914-1945年的藝術
第七章帝國告終
第二部黃金時代
第八章冷戰年代
第九章黃金年代
第十章1945-1990年社會革命
第十一章文化革命
第十二章第三世界
第十三章“現實中的社會主義”
第三部天崩地裂
第十四章危機二十年
第十五章第三世界與革命
第十六章社會主義的失勢
第十七章前衛已死-1950年後的藝術
第十八章魔法師與徒弟:自然科學流派
第十九章邁向新的千年


鳥瞰20世紀
12位文藝和學術界人士對20世紀的看法:
 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我的一生——我一定得這麼說一句——歷經20世紀,卻不曾遭逢個人苦難。然而在我的記憶之中,它卻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個世紀。”

西班牙人類學家巴諾哈(Julio Caro Baroja):“在一個人的個人經歷——安安靜靜地生、幼、老、死,走過一生,沒有任何重大冒險患難——與20世紀的真實事蹟……人類經歷的種種恐怖事件之間,有著極為強烈顯著的矛盾對比。”

意大利作家李威(Primo Levi):“我們僥倖能活過集中營的這些人,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見證人。這種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卻是在我讀了許多受難餘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內所寫的各種記載之後,才慢慢領悟。多年以後,我曾重讀自己的手記,發現我們這一批殘存的生還者,不但人數極為稀少,而且根本屬於常態之外。也許是運氣,也許是技巧,靠著躲藏逃避,我們其實並未陷落地獄底層。那些真正掉入底層的人,那些親見蛇蠍惡魔之人,不是沒能生還,就是從此啞然無言。”

法國農藝學家暨生態學家杜蒙(René Dumont):“我看20世紀,只把它看作一個屠殺、戰亂不停的時代。”諾貝爾獎得主、意大利科學家蒙塔爾奇尼(Rita Levi Montalcini):“儘管發生了種種事情,這個世紀畢竟發生了幾項革命,是往好的方向走去……如第四階級的興起,以及女人在數百年橫遭壓制之後得以嶄露頭角。”

諾貝爾獎得主、英國作家戈爾丁(William Golding):“我只是止不住地想,這真是人類史上最血腥動蕩的一個世紀。”

英國藝術史學者岡布里奇(Ernest Gombrich):“20世紀的最大特徵,就是世界人口繁殖增長的可怕速度。這是個大災難,是場大禍。我們根本不知道對此如何是好。”

美國音樂家梅紐因(Yehudi Menuhin):“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話為20世紀做個總結,我會說,它為人類興起了所能想像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時卻也摧毀了所有的幻想與理想。”

諾貝爾獎得主、西班牙科學家奧喬亞(Severo Ochoa):“最根本的事項,便是科學的進步,成就實在不凡……是我們這個世紀的最大特色。”

美國人類學家弗思(Raymond Firth):“就科技而言,我認為電子學是20世紀最重大的一項發展。至於思想觀念,可能則由一個原本相當富於理性與科學精神的觀點,轉變成一個非理性,也比較不科學的心態。”

意大利史學家瓦利安尼(Leo Valiani):“我們這個世紀,證實了所謂正義、公理、平等等種種理想的勝利,不過是短暫的曇花一現。但在同時,只要我們有辦法將'自由'繼續存留,還是可以從頭再來……不必灰心,甚至在最絕望的情況下也不要喪志。”

意大利史學家文圖裡(Franco Venturi):“歷史學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對我來說,20世紀沒有別的,只需要我們不斷地重新去了解它。”






Eric J. Hobsbawm, Marxist Historian, Dies at 95
By WILLIAM GRIMES October 15, 2012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1917-2012
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逝世
WILLIAM GRIMES 20121015
Eric J. Hobsbawm, whose three-volum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established him as Britain’s pre-eminent Marxist historian, died on Monday in London. He was 95.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 101日在倫敦去世,享年95歲。他曾撰寫篇幅長達三卷的經濟史,追溯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這使他成為英國首屈一指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

The cause was pneumonia, said his daughter, Julia Hobsbawm.

霍布斯鮑姆之女茱莉亞·霍布斯鮑姆(Julia Hobsbawm)表示,他死於肺炎。

Mr. Hobsbawm, the leading light in a group of historians within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that included Christopher Hill, E. P. Thompson and Raymond Williams, helped recast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s a series of great events orchestrated by great men. Instead, he focused on labor movements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what he called the “pre-political” resistance of bandits, millenarians and urban rioters in early capitalist societies.

英國共產黨黨內,在包括克里斯多夫·希爾(Christopher Hill)E·P·湯普森(E. P. Thompson)以及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歷史學家圈子中,霍布斯鮑姆是一個領軍人物。他幫助重塑了人們對歷史的傳統解讀(即歷史是由大人物策劃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相反,他關注的是19世紀的工人運動,以及早期資本主義社會被他稱為“政治前的”土匪、千禧年信徒以及城市暴徒的反抗。

His masterwork remains his incisive and often eloquent survey of the period he referred to as “the long 19th century,” which he analyzed in three volumes: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and “The Age of Empire: 1874-1914.” To this trilogy he appended a coda in 1994, “The Age of Extreme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subtitl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他的代表作依然是對他所稱的“漫長的19世紀”的全面回顧。他的論述非常深刻,很多地方語句精彩。他將自己的分析分成三卷:《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資本的年代: 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和《帝國的年代: 1874-1914 (The Age of Empire: 1874-1914)1994年,《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其美國版的副標題是“世界歷史:1914-1991”)為上述三部曲加上了一個尾聲。

Eric J. Hobsbawm was a brilliant historian in the great English tradition of narrative history,” Tony Judt,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New York University, wrote in an e-mail in 2008, two years before he died. “On everything he touched he wrote much better, had usually read much more, and had a broader and subtler understanding than his more fashionable emulators. If he had not been a lifelong Communist he would be remembered simply as one of the great historians of the 20th century.”

“在用英語敍述歷史的偉大傳統中,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是一名傑出的歷史學家,”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托尼·朱特(Tony Judt)2008年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朱特在兩年後去世。“與那些更傾向於趕時髦的模仿者相比,他無論寫什麼話題都寫得好得多,而且通常閱讀的資料更多,理解更廣泛、更細膩。如果不是終生的共產主義者,他將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被人銘記。”

Unlike many of his comrades, Mr. Hobsbawm, who lived in London, stuck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after the Soviet Union crushed the Hungarian uprising in 1956 and the Czech reform movement in 1968. He eventually let his party membership lapse about the time the Berlin Wall fell and the Eastern bloc disintegrated in 1989.

與他的許多志同道合者不同,在蘇聯鎮壓了1956年的匈牙利起義和1968年的捷克改革運動後,生活在倫敦的霍布斯鮑姆依然沒有脫離共產黨。最終,大約是在1989年柏林牆被推倒、東方集團解體時,他才讓自己的黨員身份失效。

I didn’t want to break with the tradition that was my life and with what I thought when I first got into it,” he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in 2003. “I still think it was a great cause, the emancipation of humanity. Maybe we got into it the wrong way, maybe we backed the wrong horse, but you have to be in that race, or else human life isn’t worth living.”

“我不想拋棄曾經是我的人生的傳統,不想拋棄當初自己入黨時的信念,”他在2003年對《紐約時報》表示。“我依然認為那是一項偉大的事業,是對人性的解放。可能我們採取了錯誤的方式,可能我們看錯了人,但你必須投入這場奮鬥,否則人活著就沒有意義。”

Eric John Hobsbawm was born in 1917 in Alexandria, Egypt, where a confused clerk at the British consulate misspelled the last name of his father, Leopold Percy Hobsbaum, an unsuccessful merchant from the East End of London. His mother, Nelly Grün, was Austrian, and after World War I ended, the family, which was Jewish, settled in Vienna. The Hobsbawms were struggling to make ends meet when, in 1929, Eric’s father dropped dead on his own doorstep, probably of a heart attack. Two years later Nelly died of lung disease, and her son was shipped off to live with relatives in Berlin.

1917年,艾瑞克·約翰·霍布斯鮑姆出生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在當地的英國領事館,犯糊塗的工作人員拼錯了他父親的姓。他的父親名叫利奧波德·珀西·霍布斯鮑姆(Leopold Percy Hobsbaum),是個落魄的生意人,來自倫敦東區。他的母親內莉·格林(Nelly Grün)是奧地利人。一戰結束後,這個猶太家庭在維也納安頓下來。1929年,就在一家人艱辛度日的時候,艾瑞克的父親猝死在自家門口,很可能是心臟病發作。兩年後,內莉因肺部疾病去世。隨後,霍布斯鮑姆被送到柏林,和親戚一起生活。

In the waning months of the Weimar Republic, Mr. Hobsbawm, a gifted student, became a passionate Communist and a true believer i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The dream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s still there somewhere inside me, as deleted texts are still waiting to be recovered by experts, somewhere on the hard disks of computers,” he wrote in “Interesting Times,” a memoir published in 2003.

在魏瑪共和國苟延殘喘的最後幾個月裏,霍布斯鮑姆這個高材生成了一名充滿激情的共產主義者和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的忠實信徒。“十月革命的夢想依然在我身體的某個地方,就像電腦硬碟上被刪掉的文章一樣,它們依然在等著被專家恢復,”他在《趣味橫生的時光》(Interesting Times)一書中寫道。該書是他的回憶錄,於2003年出版。

Mr. Hobsbawm, a cool introvert, found exhilaration and fellowship in the radical politics of the street in Germany. As a member of a Communist student organization, he slipped party fliers under apartment doors in the weeks after Hitler’s appointment as chancellor and at one point concealed an illegal duplicating machine under his bed. Within weeks, however, he was sent to Britain to live with yet another set of relatives.

冷靜、內向的霍布斯鮑姆,在德國街頭的激進政治活動中找到興奮,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作為共產黨領導的一個學生組織的成員,在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後的幾周裏,他將共產黨的傳單塞進公寓的門縫裏,還一度將一台非法的影印機藏在自己的床底下。不過幾周後,他就被送到英國,和另外一些親戚一起生活。

Forbidden by his uncle to join either the Communist Party or the Labour Party (which Mr. Hobsbawm hoped to subvert from within), he concentrated on his studies at St. Marylebone Grammar School in London and won a scholarship to Cambridge. There he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1936, edited the weekly journal Granta and accepted an invitation to join the elite, informal society of intellectuals known as the Apostles.

他的叔叔不允許他加入共產黨或工黨(Labor Party)(霍布斯鮑姆想從內部顛覆工黨),於是他專注於在倫敦聖瑪麗利本語法學校(St. Marylebone Grammar School)的學業,最終獲得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獎學金。1936年,他在劍橋大學加入共產黨,擔任《格蘭塔》(Granta) 週刊的編輯,還應邀加入由知識份子組成的非正式精英社團“劍橋使徒”(Cambridge Apostles)

It was an invitation that hardly any Cambridge undergraduate was likely to refuse, since even revolutionaries like to be in a suitable tradition,” he wrote in “Interesting Times.” He described himself as a “Tory communist,” unsympathetic to the politics of personal liberation that marked the 1960s.

“對任何一個劍橋大學的本科生來說,要拒絕這個邀請是不大可能的,因為就連革命者也想躋身於一個合適的傳統。”他在《趣味橫生的時光》中寫道。他形容自己是一個“保守的共產黨人”,對20世紀60年代標誌性的個性解放運動的政治不抱同情。

Mr. Hobsbawm graduated from King’s College with highest honors in 1939 and went on to earn a master’s degree in 1942 and a doctorate in 1951, writing his dissertation on the Fabian Society. In 1943 he married Muriel Seaman, a civil servant and fellow Communist. That marriage ended in divorce in 1950. In 1962 he married Marlene Schwarz, who survives him. In addition to his daughter, he is survived by his son Andrew; another son, Joss Bennathan; seven grandchildren; and one great-grandchild.

1939年,霍布斯鮑姆以最高榮譽從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本科畢業,接著在1942年取得碩士學位,並於1951年獲得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以費邊社(Fabian Society,英國一個社會主義派別——譯者注)為研究物件。1943年,霍布斯鮑姆與公務員繆麗爾·西曼(Muriel Seaman)結婚,她也是一名共產黨員。那段婚姻在1950年以離婚告終。1962年,霍布斯鮑姆娶了馬琳·施瓦茨(Marlene Schwarz),她仍健在。除了他的女兒,他死後留下兒子安德魯(Andrew)和喬斯·班納森(Joss Bennathan),還有七個孫子和一個重孫子。

Mr. Hobsbawm and his colleagues in the Historians’ Study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stablished labor history as an important field of study and in 1952 created an influential journal, Past and Present, as a home base.

霍布斯鮑姆和他在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Historians' Study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的同事一道,開創了勞動史的研究,並將其確立為一個重要研究領域。他們在1952年創辦了一份有影響力的期刊《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作為他們的主要陣地。

The rich dividends from this new approach to writing history were apparent in works like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Labo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r” and “Industry and Empire,” the companion volume to Christopher Hill’s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這種新的撰寫歷史的方法帶來了豐碩成果,相關著作包括:《原始的叛亂:十九至二十世紀社會運動的古樸形式》(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勞動者:勞動歷史的研究》(Labo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r),以及克里斯多夫·希爾《工業革命的改革》的姊妹篇《工業和帝國》(Industry and Empire)

During this period, Mr. Hobsbawm also wrote jazz criticism for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under the pseudonym Francis Newton, a sly reference to the jazz trumpeter Frankie Newton, an avowed Communist. His jazz writing led to a book, “The Jazz Scene,” published in 1959.

在這個時期,霍布斯鮑姆還以法蘭西斯·牛頓(Francis Newton)為筆名——這個名字來自爵士樂小號手、公開的共產主義者弗蘭基·牛頓(Frankie Newton),為《新政治家與民族》(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雜誌撰寫爵士音樂評論文章。他甚至寫了一本關於爵士樂的專著,書名為《爵士風情》(The Jazz Scene),於1959年出版。

If his political allegiances stymied his professional advancement, as he argued in his memoir, honors and recognition eventually came his way.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he was finally promoted to a readership in 1959 and was named professor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in 1970. After retiring in 1982 he taught at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and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Manhattan.

如果說政治傾向阻礙了他的職業進展——就像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所辯稱的,那麼他最終還是得到了榮譽和認可。1959年,他終於在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升任高級講師,並且于1970年取得經濟和社會史教授頭銜。1982年退休後,他曾在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和曼哈頓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執教。

The accolades for works like his “Age of” trilogy led to membership in learned societies and honorary degrees, but to the end of his life the Communist militant coexisted uneasily with the professional historian.

霍布斯鮑姆的《年代》三部曲所獲得的讚譽,讓他成為諸多學術協會的成員,並獲得各種榮譽學位。然而直到生命盡頭,他作為激進共產主義者的身份,仍不能與專業歷史學家的身份和諧共存。

Not until his 80s, in “The Age of Extremes,” did Mr. Hobsbawm dare turn to the century whose horrific events had shaped his politics. The book was an anguished reckoning with a period he had avoided as a historian because, as he wrote in his memoir, “given the strong official Party and Soviet views about the 20th century, one could not write about anything later than 1917 without the strong likelihood of being denounced as a political heretic.”

直到80多歲時,霍布斯鮑姆才敢在《極端的年代》一書中回顧20世紀,這個世紀發生的一次次駭人聽聞的大事件,塑造了他的政治理念。這本書是對其作為歷史學家此前一直回避的時代的一次痛苦的清算,正如他在回憶錄中所寫的,“鑒於党和蘇聯對於20世紀的強烈正式觀點,要是寫1917年以後的任何東西,就有很大可能被譴責為一個政治異端。”

 Mr. Hobsbawm continued to write well into his 90s, appearing frequently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nd other periodicals. His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 was published last year, and “Fractured Tim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20th-century culture and society, is scheduled to be published by Little, Brown in Britain in March 2013.

霍布斯鮑姆直到90多歲還繼續寫作,經常為《紐約書評》和其他期刊撰文。他所著的《如何改朝換代: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的故事》(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一書去年剛剛出版,而另外一本描寫20世紀文化和社會的文集——《斷裂的時代》(Fractured Times)——也計畫於20133月由英國利特爾布朗出版社出版發行。

Although increasingly on the defensive, and quite willing to say that the great Communist experiment had not only failed but had been doomed from the start, Mr. Hobsbawm refused to recant or, many critics complained, to face up to the human misery it had create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s what I’m after, not agreement, approval, or sympathy,” he wrote in his memoir.

雖然日趨處於守勢,而且相當願意承認宏大的共產主義實驗不僅失敗了,而且從一開始就註定會失敗,但是霍布斯鮑姆還是拒絕承認,或者像許多批評人士所抱怨的那樣,拒絕面對這場共產主義實驗帶給人類的苦難。“我所追求的是對歷史的理解,不是對歷史的認可、贊同,或同情,”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In 1994, he shocked viewers when, in 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Ignatieff on the BBC, he said that the deaths of millions of Soviet citizens under Stalin would have been worth it if a genuine Communist society had been the result.

1994年,他在BBC上接受歷史學家邁克爾·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採訪時語出驚人。他說,如果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能夠誕生,那麼史達林所殺害的數百萬蘇聯公民的死還是值得的。

The greatest price he will pay is to be remembered not as Eric J. Hobsbawm the historian but as Eric J. Hobsbawm the unrepentant Communist historian,” Mr. Judt said. “It’s unfair and it’s a pity, but that is the cross he will bear.”

“他將付出的最大的代價是,他將作為頑固不化的共產主義歷史學家,而不是歷史學家,被人銘記,”朱特說,“這不公平,也很不幸,但這是他必須背負的十字架。”

Copyright © 2013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2101日。

翻譯:陳亦亭、葉凡非

Demian: Die Geschichte von Emil Sinclairs Jugend 德米安:徬徨少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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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a Korean about Herman Hesse's DEMIAN, and of the many who've read it (just this morning I had a conversation about Abraxas, the Gnostic 'god who was both god and devil' Hesse has Emil discover as he comes of age, with the lady who cuts my hair), most will add that they first did so in their teens."


Why Do Koreans Love Herman Hesse's Demian Above All Other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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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ian: The Story of Emil Sinclair's Youth is a Bildungsroman by Hermann Hesse, first published in 1919; a prologue was added in 1960Demian was first published under the pseudonym "Emil Sinclair", the name of the narrator of the story, but Hesse was later revealed to be the author.

デミアン-エーミール・シンクレールの少年時代の物語』(Demian: Die Geschichte von Emil Sinclairs Jugend)とは、ヘルマン・ヘッセ小説である。第一次世界大戦中の1919年に発表された。この作品が発表されたときには、「エーミール・シンクレール」という名で刊行されていた。しかし、作者がヘッセだという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ため、1920年からは「ヘルマン・ヘッセ」の名で公刊されている。

德米安》(德語:Demian:Die Geschichte von Emil Sinclairs Jugend),又翻為《彷徨少年時》,是德國小說家赫塞所著的文學,1919年由菲舍爾出版社fischer Verlag)出版。


日本有七種譯本:邦訳[編集]
  • 高橋健二訳.岩波文庫、1939 のち新潮文庫 
  • 相良守峯訳.1952 角川文庫
  • 実吉捷郎訳. 岩波文庫、1959 
  • 吉田正巳訳 世界名作全集 筑摩書房、1961 
  • 秋山英夫訳 講談社文庫, 1971
  • 生野幸吉訳 世界文学全集 集英社、1973 
  • 日本ヘルマン・ヘッセ友の会・研究会 編訳 ヘルマン・ヘッセ全集 臨川書店、2005 

Notable passages[edit]

These passages are segments of the novel that best demonstrate themes and lessons to be learned when reading Demian. They are a couple of the central ideas and morals of the book.
"Der Vogel kämpft sich aus dem Ei. Das Ei ist die Welt. Wer geboren werden will, muß eine Welt zerstören. Der Vogel fliegt zu Gott. Der Gott heißt Abraxas."
(The bird struggles out of the egg. The egg is the world. Who would be born must first destroy a world. The bird then flies to God. That God's name is Abraxas.)
"Schicksal und Gemüt sind Namen eines Begriffs." Das hatte ich nun verstanden.
("Fate and temperament are two words for one and the same concept." That was clear to me now.)
"Ich habe nichts dagegen, daß man diesen Gott Jehova verehrt, nicht das mindeste. Aber ich meine, wir sollen Alles verehren und heilig halten, die ganze Welt, nicht bloß diese künstlich abgetrennte, offizielle Hälfte! Also müssen wir dann neben dem Gottesdienst auch einen Teufelsdienst haben."
("I have no objection to worshiping this God Jehovah, far from it. But I mean we ought to consider everything sacred, the entire world, not merely the artificially separated half! Thus alongside the divine service we should also have a service for the devil.")
"If today you had to choose one of the two thieves as a friend or think about which of the two you could sooner put your trust in, it's certainly not that whimpering convert. No, it's the other one, he's a real man with character. He doesn't give a hoot about converting, which in his situation can only be pretty speechifying; he travels his path to the end, and doesn't act like a coward at the last minute, renouncing the Devil, who must have helped him up until then. He's a man of character, and people of character generally get short shrift in Bible stories. Maybe he's a descendant of Cain. Don't you think so?"

名言[編輯]

  • Der Vogel kämpft sich aus dem Ei. Das Ei ist die Welt. Wer geboren werden will, muß eine Welt zerstören. Der Vogel fliegt zu Gott. Der Gott heißt Abraxas(這隻奮力衝破蛋殼。世界則是這顆。如果有誰想要出生,就得摧毀一個世界。這隻鳥飛向上帝,上帝的名字叫做阿布拉克薩斯)
  • 我所渴求的無非是將心中脫穎欲出的本性付諸生活


德米安:徬徨少年時
Demian: Die Geschichte von Emil Sinclairs Jugend
作者: 赫曼‧赫塞 Hermann Hesse
譯者:丁君君,謝瑩瑩
內容簡介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最深邃的經典成長小說
被譽為歐洲青年思想啟蒙的重要作品
一部光明與黑暗互相角力的故事
  在朝理想前進時,我必需穿越黑暗的國度
  我的成長,到底是覺醒的過程,還是一則迷途的故事......
  ◆最熱韓劇「製作人的那些事」主角金秀賢、IU 隨身閱讀的人生指南
  一本掀起韓國全民追讀熱潮的經典
  ◆現代「文藝復興男」詹姆斯‧法蘭科(James Franco)最新序言
  此序言原刊於英國企鵝經典文庫(Penguin Classics)
  赫塞以的精神分析的手法切入,並以諾斯替哲學中光明與黑暗的二元衝突,展開了主角少年辛克萊向內自省、邁向成熟卻顛簸不已的成長歷程。
  少年辛克萊的家庭是光明與理想的代表,但他的世界被「惡少」克羅默徹底擾亂了。克羅默帶來了另一個充滿黑暗紛擾的世界,辛克萊也陷入了謊言的深淵,兩個世界初現端倪,迎面而來的衝突使得他焦躁、徬徨。
  這時候,另一個少年德米安出現了。Demian,從字源上看,一開始便作為隱喻,象徵著兩個世界,象徵著矛盾,出現在少年辛克萊的面前。
  德米安拯救了辛克萊,但也象徵了分裂、衝突、二元共存,辛克萊必須在追求理想的同時,面對自己內心的慾望與黑暗,孤獨的走上摸索人生的道路。
  多年後,當辛克萊又一次要面艱難的人生抉擇時,以不同面貌出現的德米安再度成為他的人生引路人。辛克萊最終終於明白,「覺醒的人只有一項義務:找到自我,固守自我,沿著自己的路向前走,不管它通向哪裡。」
【經典名句摘讀】
  ◆一隻鳥出生前,蛋就是牠的整個世界,牠得先毀壞了那個世界,才能成為一隻鳥。
  ◆從過去到今天,我一直是一個尋覓者,但我已不再於星辰和書本之間求索,而是開始聆聽自己血液中的簌簌低語。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是對一條道路的嘗試,是一條小徑的悄然召喚。
  ◆人人都背負著誕生之時的殘餘,背負著來自原初世界的黏液和蛋殼,直到生命的終點。很多人都未能成人,只能繼續做青蛙、蜥蜴、螞蟻之輩。有些人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魚。然而每個人都是自然向人投出的一擲。
  ◆所有人都擁有同一個起源和母親,我們來自同一個深淵,然而人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試圖躍出深淵。我們可以彼此理解,然而每個人能夠詮釋的,只有他自己。
【媒體熱潮】
  韓劇「製作人的那些事」主角金秀賢、IU 隨身閱讀的人生指南,一本掀起韓國全民追讀熱潮的經典。

黎漢傑的相片。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撰:快樂,擁有,命名——對北宋文化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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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快樂,擁有,命名——對北宋文化史的反思

2015-06-22 宇文所安 無待有為齋
快樂,擁有,命名
——對北宋文化史的反思

原載《古典文學知識》2015年第1、2、3期,下載地址:
全文下載地址上:http://pan.baidu.com/s/1dD8fvW1
全文下載地址中:http://pan.baidu.com/s/1c0wDlxI
全文下載地址下http://pan.baidu.com/s/1c0sC35I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撰
卞東波譯

引言

一篇好的學術隨筆(essay )應該致力於在諸多層面同時展開。第一個層面應該植根於文本與文學史,並關注重要的話題。本文關注的問題則是北宋時期快樂(happiness )、擁有(ownership )與命名(naming )之間的關係,儘管宋詩也會討論到這個話題,但本文特別聚焦上述關係在古文中的表現。這是11 世紀一個特別的話題,也與早期道學在北宋的興起密切相關。我將要討論的最早文本作於景祐三年(1036 ),而最晚的則要援引靖康二年(1127 )的一篇文字。在明清貨幣經濟中,快樂與擁有的話題經歷了深刻變化,並增加了更多的複雜性,卻始終是重要的問題。我們不再特別關注“命名”(儘管我們還在品牌上附加價值),但我們似乎還是相信,擁有某物或某個空間,或“到”並“在”某地,會變得更快樂。
快樂是人類最基本的話題,考慮這個問題時,應該從一個更高的理論層面展開,擺脫與有著具體歷史背景文本的糾纏。我不是在每一篇論文中都探討理論,但本文討論的理論問題是:文學是如此有別於哲學與思想史。把這個問題講清楚的最好方法就是閱讀:用文學的方式解讀,而不是用哲學或思想史的方法解讀文本。“思想”(thought )這個術語很有用,因為它可以涵蓋文學與哲學,並啟發我們思考二者之間的差異。本文標題中的三個關鍵詞——快樂、擁有、命名——確實可以成為哲學問題或思想史問題,然而它們也是北宋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的主題。我們稱之為哲學或思想史的解讀風格是如何表現思想的?以及它們是如何與表現思想的文學解讀區分開來的?
第三個層面是最基本的,所以也是最重要的。這就是我們怎麼去讀,以及如何學會關注我們所讀的東西。在下面的各節中,我將討論到閱讀的問題。
本文最早口頭發表於2010 月底到月初北京大學的“胡適人文講座”上。胡適本人就是較早遊走於各種文化邊緣的學者。我們從各種交叉的邊緣,得到很多有意義的,而不僅僅是膚淺的東西,然後再回到雙邊的文化中,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它們。
我們可能並不經常將這三個詞放在一起,但當我們讀北宋文學,特別是歐陽修、蘇東坡時代的作品時,環繞著這三個詞的問題常常以各種形式結袂映入眼簾,這就很值得考察一下它們是如何又是為何結合在一起的。

快樂

第一個關鍵詞是“快樂”。中國文化史上有關快樂的論述(discourse )悠久而有趣,先秦諸子中,從《論語》開始就有相關言說,特別是在《孟子》及道家經典中得到了展開。先秦之後,有關快樂的論述日益零星(截然相反的是,有關“五情”的論述變得流行起來);只有在11 世紀的北宋,才又變得突出。
我相信快樂總是一件基本的事實:人們總是有時候欣喜若狂,有時候垂頭喪氣。事實與話語(discourse )還是有區別的,話語不僅僅宣稱某人是快樂的,還要思考快樂的條件是什麼,以及是什麼讓某人喜上眉梢。在先秦的論述中,人們可以因“道”而樂,因“天”而樂,在為學與儀禮、至行中找到快樂,但“物”(things )或占有(possessions )成為快樂一部分的理念在古代還沒有成為討論的話題。直到宋代,它才真正成為一個問題。在我說其成為一個“問題”(issue )時,並不意味著任何人都相信“擁有”(having )某物可以帶來快樂,相反某些人明確表示,過分執著於物,反而遠離快樂。但這些對立的理念皆建立在有關“樂”與“物”間相互關係的問題之上。
唐代總是宋代一個很好的對照。杜甫極其珍愛他的“烏皮几”,甚至因為用的時間長了,開裂而破舊不堪,他也捨不得扔掉,還在他生命中最後幾首詩裡寫到它:“烏幾重重縛,鶉衣寸寸針。”(《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杜甫還在其他詩中說到他對烏皮几的喜愛,但這種特別有趣的快樂也主要是因為擁有此物時間太長了,日久生情;而且最重要的是,此物也是其他人不想要的。唐代作家也會在展示一些器物時充滿感情,因為它們能給自己帶來安慰和聲望。但唐代作家很少談到何物能讓人感到快樂,快樂的必要條件是什麼,以及快樂與擁有之間可能的關係是什麼。
在傳統有關“快樂”的複雜論述中,有一個特別的問題,或顯或隱地成為北宋著述中論述快樂問題的基礎,即“獨樂”與“與人偕樂”的對應。大家都熟悉《孟子·梁惠王上》中的這段話: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ㄩㄣ:'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在苑囿中的快樂,與我們下文要討論的許多宋代散文中的情況非常相似,即快樂似乎是有條件的,或建立在擁有某物的基礎之上。梁惠王問孟子的問題非常有趣,因為這個問題暗示著“賢人”可能“太上無情”,不能體會人類一般的快樂。孟子改變了問題的方向,這是典型的孟子風格,說只有賢人才能享受到這種快樂;然而,快樂不在苑囿本身,也不建立在擁有苑囿的基礎之上,而在於與民眾共享。
相同的問題又回到了《孟子》中另外一段著名的話: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獨樂是有問題的快樂,在北宋時變得問題更嚴重。(本文避免爭辯“獨樂樂”是讀作“ du le yue ”還是“ du yuele ”的傳統問題。很清楚,在北宋時,“獨樂”就是被理解為“ du le ”)
然而,假設我正獨自漫步於群山之中,美景應接不暇。我坐下來欣賞並感到心曠神怡。這也是“獨樂”,但其並不在《孟子》對獨樂的間接批評範圍之內。與“獨樂”對應的是“與眾樂”,只有在你佔有某物,或你專享某物並排除他人時,獨樂才會產生問題——這就非常接近擁有的定義了。

擁有

很難用中國的文言來談論“擁有”(ownership )的問題。在其他語言中,討論“擁有”的問題也是很難的。在西歐語言中,關於“擁有”已經有充分發達的論述,也是伴隨著資本主義與哲學上的“權力論”(theory of right )而產生的。也許中國文言中,與之最接近的詞應是“己有”;現代漢語中,“ ownership ”變成了“擁有”。現代漢語中,關於“擁有”的話語史是很有意思的。
在我們思考“有”以及“擁有”的話語時,它們之間的區別是很有趣的。假設我說“我有一杯啤酒”(I have a glass of beer )或“我有一捆青菜”(I have a bunch of qingcai)。如果你試圖拿走我的啤酒或青菜,我會說:“是我的。”這就是明確聲明“擁有”。但如果我在幾個小時內不喝啤酒,或在幾天內不吃青菜,它們就等於沒有被“擁有”。如果我說我“有” 1000 元人民幣,情況是一樣的:我們都知道,我會用掉它或消費掉它。如果有人將其拿走,我就會報警。
但是假設我現在說,我有1000 萬人民幣;那麼在一個或兩個月內,我都花不完。它變成了我身份的一部分,改變了其他人看我的方式,也改變了我看自己的方式。假如我收藏了許多精美的商代青銅器,它們可能價值1000 萬人民幣,但我們知道——除非我是一個藝術品商人——我絕不會出售我的藏品,不管其價值如何。轉讓所有權是有意義的行為:如果我將藏品送給孩子,這是家庭的遺產,東西還是在家族內部流傳;如果我將其捐贈給博物館,博物館肯定會在上面貼一個小標籤“宇文所安贈品”。假設我有一座大家都想來參觀的名園,大家都知道園子屬於誰,而當他們想到我時,他們就會意識到,我是園子的主人。
因此在人及其所有物之間有一種變化的關係。價值有多種,附加在物上的價值越多,我就越可能與我擁有的物等同起來,並視自己與物為一體。說到這一點,我突然想起蘇東坡寫的《寶繪堂記》。
讀到這裡,你可能在想:很有趣,但這與中國古典文學有什麼關係呢?假設接下來我說:“我有一萬卷藏書,一千卷古代金文石刻的拓片,有一張琴,一局棋,以及一壺酒。”我是誰?

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大家可能還記得,我上文說過,我“有”(having )一杯啤酒。你應該注意“有一杯啤酒”與“常置酒一壺”的區別。“壺”裡的酒來自於永不竭盡的酒窖,會源源不斷地得到補給。這是另一種類型的“有”(having )——這才是真正的“擁有”。


命名

下文會再次回到《六一居士傳》,快樂、擁有與命名在這篇文章中是聯繫在一起的。假若“擁有”在中文裡是一種困難的表述,那麼“快樂”與“命名”因皆有悠久的歷史,也非常複雜,很難在本文中詳述。我下面只會提一些問題。
《論語》中有一段關於命名的最著名的論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開啟了中國“正名”的悠久傳統,強調名與實要相匹配。對個人的道德發展而言,這意味要用最恰切的名稱界定某人的身份;對記載這個世界的人而言,就意味著要用正確的名稱稱呼這個世界的物。於是,儒學變成了“名教”。
如果物被正了名,那麼名應隨物而定,或者物得以被命名的關係也要是穩定的。在文學傳統中,命名常常是反思性的行為,需要解釋此名何以是“正名”。從一個外在的視角看,中國人熱衷於給各種各樣的地點或物體命名,是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特別要考慮到在中國名稱很少是經久不變的這一事實。人名是各種各樣的,地名也是變來變去。只有人們得到“正名”,或者如果人們理解為何現存之名是“正”名時,命名之事和命名之緣起就會呈現出很重要的反思的一面,如同作家探索世界,世界變得清晰明了,變得很好理解。因此六一居士告訴我們,何以他的舊號是不準確的,而新的自號是正確的。
命名某物是擁有的一種形式,是將某人的名字與某地捆綁在一起,如醉翁亭以“醉翁”得名。甚至當所命之名並非某人的字號時,如果某篇作品附有作者之名並在朋友間流傳,那麼“命名”(naming )就變成了“有名”(having a name/fame )。建築可能荒廢或坍塌,但因為有一個穩定的名字,在原地可以被反復重建,也確實是不停地建了又毀,毀了再建,因此是“名”創造了“地”。“命名”與“擁有”密切相關:命名某物就如同發表一份佔有的聲明。
《六一居士傳》作於熙寧三年(1070 ),已是歐陽修暮年。就在那一年,歐陽修給自己取了一個非常奇特的新號“六一居士”。不像他從前的自號“醉翁”,新的自號是獨一無二的;其他人可能會稱自己為“醉翁”,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會稱自己為“六一居士”。同時,這也是需要解釋的自號,它會吸引聽到它的人問一下這個自號到底何意,或為何其為“正名”。
他稱這篇作品為“傳”,但就這個文體而言也是奇特的。該文並非是對傳主生平的記述,而是敘述了他的自號的來歷。當然,我們知道此傳有一個著名的前身——《五柳先生傳》。很明顯,如果陶淵明將其傳中的“先生”與“五柳”連在一起,那麼根據歐陽修的邏輯,他也可以成為“六一居士”。《五柳先生傳》也可以寫他的“五柳”:“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然而,“傳”這個術語在《五柳先生傳》中是反諷的,因為五柳先生並無個人歷史,也沒有能寫成傳的資料。正因為個人歷史說不清道不明,所以他的傳只能記一系列行跡,唯一穩定且可以命名他這個人的,就是他門前的五棵柳樹。這個名字並不重要,僅僅是一種偶然性,沒有什麼意義,只是眾多偶然名字中的一個。任何人家的周圍都可能有五棵柳樹。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不管何時,當人們暗中將自己與古代的著名人物相比時,也強調了彼此間的不同。五柳先生與六一居士都嗜書:一位是“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另一位是“吾家藏書一萬卷”。五柳先生與六一居士都好酒:一位是“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另一位是“常置酒一壺”。
我希望可以明顯看出,五柳先生與六一居士在他們所嗜之物間有深層的區別。五柳先生享用它們,並且在享用時,有一種不自覺的欣喜。六一居士“擁有”他喜歡的東西,並且比使用或享用它們更快樂。他可能也愛讀書,但他更喜歡的是他有多少卷書可以讀。他也愛飲酒,但他更喜歡的是手邊有源源不斷的酒可以飲。五柳先生的樂是直接的、當下的,而六一居士的樂是未來的、由擁有所保證的。他的快樂也從未來的經驗轉到擁有本身。
這兩個人在個人歷史上也不相同,這應該是“傳”的材料。歐陽修將自己嵌入了對個人歷史的敘述中——正如傳中的“客”提醒他的:你不能逃於名。他另有一個正式的名字——歐陽修——是他所生活時代最傑出的知識分子之一。陶淵明亦有其名——在他的時代,名氣並不大——但他將陶淵明與五柳先生區分得很清楚:“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五柳先生生平不詳,卻能有一個傳,因為他沒有合適的“姓字”或個人歷史,只有行跡。
第二個有深層差異的地方是:五柳先生需要一個外在的敘述者對傳中的人物加以命名,而對其性格卻聲稱知之甚少。“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我們不知道是誰給了他這個“號”,但看來是敘述者以及稍知其底細的其他人。不同的是,我們知道六一居士之號出自於歐陽修自己,《六一居士傳》開頭就出現了“自”這個字:“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
此傳寫在陶淵明之後八百年,歐陽修給自己一個號——這個自號還需要詳細的解釋,必須解釋他的自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他放棄了從前給自己取的舊號。新的自號在生平敘述之末,作為總結出現: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

當然,這裡的“號”只是一個自號,是一個人選擇的反映他個人身份感的名稱。不過,歐陽修開始回憶起從前自號“醉翁”時的歲月,我們從他其他的作品中可以知道,這個自號和“與眾偕樂”是聯繫在一起的,這也是拜天下昇平帶來的融融之樂所賜。“與眾偕樂”在《六一居士傳》中完全消失,六一居士的特性似乎與“獨樂”緊緊扣在一起。《六一居士傳》中擁有的是“物”,而不是太守與民眾聚會的場所。
“正名”是一個問題。在早年寫的《題滁州醉翁亭》詩中,歐陽修告訴我們其自號的有關實情,即自號是如何與實際情況不相符的:“四十未為老。”同樣,在同時期寫的《醉翁亭記》中,他聲稱有“醉翁”之號,僅僅因為他是聚會人群中年紀最長的;而關於“醉翁”中另一個關鍵詞“醉”,他則否認有什麼含義,堅持說其只是從另一種興趣“飲酒”轉移而來的。在《六一居士傳》中,他略微談到從前的自號“醉翁”有點名不副實時,用了一種自嘲式的幽默:現在他真的老了,所以放棄了“翁”之名。從傳記開頭的敘述來看,此傳是希望將“號”與“人”以某種方式等同起來。不過,我們知道他的自號是有問題的:

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

出現一個對話者——“客”——是中國古文中值得注意的一種技巧,這涉及到中國文學傳統中假想的主客問答。在“論”中,作者可能會直接提出某種客觀的知識;但還有另外一種知識,特別是關於其自身的,只有靠他人引出才能被認可。歐陽修知道他這個自號比較奇怪:需要有人給他一個機會去解釋。必須有人問他“六一”這個特別的自號意義何在——雖然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號,但它的意義建立在需要解釋的、只有自己知道的個人經驗之上。給自己取這麼一個高深莫測的號,必然引發詢問以及解釋的機會,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最初的問題是如何由自號以及一開始並不充分的解釋引發的,這個解釋只曝出“六一”中的五物。
歐陽修對“自號”的解釋應該告訴我們,這個人“是”誰;但歐陽修只是告訴我們他“有”什麼,就是文中出現的“五一”。這不可避免地引發“客”的疑問:這才“五一”,還有一個“一”呢?最後一個“一”就是歐陽修自己,他在把玩五物中日漸老去。正是在這個地方,我們發現了存在於宋代作家人格之中的五柳先生的片影。我也許還可以指出五柳先生與六一居士之間的另一個深層差異。陶淵明的五柳就在門前,而且它們都是一樣的。五柳的出現有很多巧合的成份,也方便他人用其來鑑別其他無名的、精神自由但行為古怪的人。與之對照,歐陽修擁有經過多年收集的精美藏品,並以此作為自號。五柳先生的五柳從字面上看確實是存在的,用它們來定義傳中的人物也是有根據的。六一居士的物是居士的隨身之物,可以隨他到處遷移,具有可移動的特性。甚至當歐陽修提醒我們在“吾”與外“物”之間有基本區別時,這些物定義了一個空間,它們的擁有者只是假裝將他這個“一”隱沒於“多”之中。
一把大火將陶淵明的家園付之一炬,儘管物質上的財產全部化為烏有,但陶淵明發現他還是他,沒有變化;進一步說,如果五柳先生沒了五柳,他將變得平淡無奇。即使歐陽修用他挑出的別緻之物——書、金石拓片、琴、棋局、追求閒適的酒來定義自我——但對自我的定義仍要藉助於他的擁有物,在宋代新的時代風氣中,擁有經常是快樂的條件。假若他失去這些物——書、金石拓片、琴、棋局,還有酒——他就會喪失“六一居士”的自號及其身份。
當然,不被注意的“五”也是一個有重要意義的數字——正是五柳先生門前柳樹的數量。所有家當只有這“五”物,其表現出來的簡樸當然只是一個假象。光是其中兩個“一”的數量就非常巨大:“一萬卷”書以及“一千卷”金石拓片。一介隱士表面無所求或對有限的財產感到滿足,但實際上擁有的財富可稱是巨大的產業。與歐陽修同時的司馬光在洛陽撰寫卷帙浩繁的《資治通鑑》時,所擁有的圖書館規模僅及歐陽修藏書的一半。姑且認為歐陽修只有一張琴和一局棋(更多的琴對一個人來說也無用),“一”壺酒只不過是物品有限的假象——他會“一直”有一壺酒在他面前,不過似乎毫無疑問的是,酒一旦喝乾,只要他想要,馬上就又會注滿。這位“居士”的境遇比陶淵明好得多,陶只能偶爾喝“一壺”酒,而且有時只能望酒興嘆。表現節制的修辭暴露出其自身的不真實性,這個作者虛構出來的新的自號與其早年的“醉翁”之號一樣是有問題的。
歐陽修“擁有”物,也被他所擁有之物定義。理論性的問題包容於名號問題之中。擁有某物可以被其所擁有之物定義,於是自我既是擁有者,同時自身又為其財產所擁有。“六一”中的第六物試圖解決上述問題,只是將自己與其他“五”物加在一起;但作為“六一”中獨特的“一”,歐陽修告訴我們,他有不同於其他五物的地位。
聽完歐陽修對其自號的解釋之後,客提出一個預料之中的反對意見,將“名”的意義外延擴大到“名字”與“名聲”:

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

“屢易其號”似乎是“逃其名”的另外一種說法。做一個“居士”,就要從公眾的視線中消失,找一個他人不知道的“名”;改其名而取其號的過程,歐陽修實際上在給自己做廣告。歐陽修回應說,他知道“名”不可逃——我認為,在這裡,他說的是一般意義上的名字——因此,假使他換了他的自號,名字依舊不受影響。關於他取這個自號的動機,歐陽修說:“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說到取名時用的是“聊以”這個詞,就是打消名字之存在就應天下皆知的猜疑。上文中的動詞“志”(譯為“ commemorate ”),隱含著昭告天下,或為了避免被遺忘而記下的動機。此號就像從前的自號“醉翁”一樣,關注的中心仍然是快樂。醉翁之樂是反身的(reflexive ),此樂存在於他人之樂中。文章中,為了回應客的要求,歐陽修描繪了他的樂,我們可以看到此樂確實是與眾不同的:

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眾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

這段對快樂的論述試圖解釋快樂的原因或快樂的性質,而這正是“客”拋出的問題。歐陽修的回答也非常奇特。也許快樂的狀態無法言說,卻能為完全沉浸其中的人所理解——就歐陽修而言,他完全沉浸於他擁有的五物之中。這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不過,“得意”(absorption )可以從反面來描述——為了說你沒有注意到你周圍發生了什麼,你必須表現你沒有注意到的東西。這就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悖論。你不得不指稱你沒有聽到的聲音的存在,就是為了顯示你沒有聽到聲音。對歐陽修而言,他誇張地表現了對“得意”之外的世界未加關注的狀態。泰山就在眼前,他卻看不到;電閃雷鳴,他卻毫不在意。下面兩個場景特別有意味,都說明他的快樂是無法言說的。其一是黃帝在洞庭之野張樂之事,此事見載於《莊子》: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黃帝對北門成所言是有意的遞進,但“懼”、“怠”及最後的“蕩蕩默默”——這是中國傳統文獻中稀見的闡述昇華(sublime )的例子——幾乎是與檢視金石拓片或弈棋極其近似的快樂。其二是黃帝與蚩尤在涿鹿之野的大戰,這是用更奇怪的、比較的方式比喻學術消遣。將歐陽修的快樂與這些比喻聯繫在一起的條件就是:有一種假想的力量能夠控制注意力並達到全神貫注,這種力量只能受制於歐陽修“得意”的程度。
“五物”有控制他的力量,他也有凌駕於它們之上的力量。這似乎是一種勢力的均衡,使得歐陽修並不僅僅是這些物的所有者,而且將其擺在與它們同一層次之上,作為“六一”之“一”:“五物”支配他,就像他支配“五物”;主人“做不了主”了,相互擁有所達致的平衡及其產生的封閉系統正是日漸衰老的歐陽修所理解的快樂。與其他從物得到快樂的例子相比,歐陽修的快樂似乎特別有說服力。
歐陽修幾乎沒有必要繼續告訴我們,他的快樂是負面的,那個封閉系統也是排外的。其不但是“逃於名”,而且是對不堪外在仕宦重負以及隨之而來的內心焦慮的逃離。其不尋求逃離社會,而是在其中尋求自主空間——不是獨善其身的隱士,而是一個結構獨特的新的共同體。這是一個“夙願”的空間,最後在皇恩浩蕩之下,終於得以實現。
這個願望引出客下面明確的質疑,即歐陽修對這“五物”的執著,與他糾纏於仕宦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 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客的質疑可能是任何當時道學家都會想到的;這種質疑早在蘇東坡的《寶繪堂記》中就已經表達過了:快樂不能取決於任何物,特別是外物。人們對其所嗜之物的執著無異於迷戀官位仕途。歐陽修以特有的方式用自身的真實經歷回應了這個過於抽象的道理:官位使他痛苦不堪,而這“五物”則讓他非常快樂。不過,他在這裡的用詞比較有趣:他將沉浸於自己的所有物中稱為“佚”,這個詞經常有點貶意,並與“逃逸”相關。它也可以解釋為過度,更容易與身體上的放縱聯繫起來,而不是過度佔有書籍、拓片、琴、棋局及一壺酒。他可能並不願意想到蘇軾關於人沉溺於物的警告;他說,這“幸無患”,並突然打斷思緒的線索,將思緒轉到另一件事上去。他舉出了三個適合他退隱的原因。第一個就是他的意願。另兩個他舉出的原因則是宦海沉浮——他似乎意識到他在表述對“五物”的喜歡上說得太多了,於是他說,他應該退休了,甚至這些東西都可以置之身外。文章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轉折,從“夙願”轉到做什麼事為“宜”的問題上,此時文章戛然而止。
到文章結尾,我們不禁注意到,歐陽修想像出來的“客”,先是提出問題,然後又質疑,到後來似乎不受控制了。客一開始循著歐陽修安排好的問題,但其質疑,也是一種自我檢討,漸漸切中要害,作者也感到尷尬,不得不結束了對話,然後試圖為自己辯護。他承認這種自我放縱,默認了追求個人歡愉以及試圖逃避的責任,其實是與士人的社會責任相悖的。
對一個老人來說,享受一下他的“文物”和“酒”並沒有害處,不到幾年後他就去世了。不過,到1070 年時,中國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任何言論都要受到新的道德標準的檢視,歐陽修《六一居士傳》中的言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同時代知識分子的批評,批評他對外物的熱衷,並稱歐陽修乃“非有道者”。蘇東坡自己曾批判過對物的執著,而在《書六一居士傳後》則為他的座主辯護: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蘇東坡是總能發奇論的天才。感到有必要放棄五物與求得內心寧靜是一致的,正如依賴於物與持有物並無差異。在任何一種情況下,物在與不在,都是決定人類快樂的因素。蘇東坡總是比迂腐的道學家要聰明,道學家連最小的佔有都視為內在的危險;蘇軾懂得,放棄物本質上是承認外物對人的控制。“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從這個前提出發,蘇東坡聰明地代歐陽修完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擁有消融於模糊之中,誰是所有者,又為誰所有,皆不得而知。不過,儘管可以與迂腐的道學家一辯高下,但蘇軾已然屬於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評判的標準是人們是否“有道”。
蘇東坡聰明地為“六一”這個號辯護,認為歐陽修將自己作為“六一”中的一員,而不是其主人,因此不存在佔有問題。歐陽修稱自己為“六一”中的一個“一”,並將自己也歸到“物”的範疇也是事實。如蘇東坡所知,他這個“一”與其他“五物”還是有所區別的。歐陽修表面上談論的是其他五物,但他還是加入到它們的行列中,成為第六個,並消融於其間。“六一”與“六物”還是不一樣的。
當然,儘管蘇東坡辯才無礙,但我們知道這並不是事實。假若“五物”不在了,歐陽修肯定會悵然若失;至少,他就不再是“六一”了。
歐陽修站在一個新世界的邊緣。道學的意識形態世界與北宋社會價值的現實世界的兩分尚沒有那麼徹底。一方面,許多士大夫收藏並把玩貴重之物(記住:文化物品開始具有巨大的商業價值);另一方面,卻存在一種輕視“有物”的論調,認為只有“有道”之“有”才是合理的。很多人都有點偽善,一方面樂此不疲地汲汲於物,另一方面卻蔑視“有物”的思想。一些人獲得物後興高采烈,另一些人則真的蔑視財富。當社會行為與意識形態分裂時,就會產生問題。歐陽修正站在這個裂縫的邊緣,他很老實地承認他很享受他所擁有的一切,因為它們能給他帶來快樂。這並不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但他擁有的卻很多。他並不貪多務得,但他並不想失去他所有的一切。幾年後,他就去世了。他離新價值觀世界的到來很近,在那個新世界中,他會感到不自在,因為他是如此享受他所擁有的一切。他從“物”中得到的快樂幾乎是沒有功利心的,但不管他多麼明白這一點,這種快樂看起來仍是從庸俗的佔有中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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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普通的文學理論與文學闡釋都不可避免失效了。每一個文本及文本家族(family of texts)都設定了條件,文本或文本家族在這些條件下以某種令人信服的方式被閱讀。有時閱讀的方法受制於文本的內在性質,有時受制於圍繞文本的有效信息。這應是顯而易見的。
不管在歐洲思想或中國思想中,學者們都追求放之天下而皆準的學說。闡釋學或其他思想流派中確實存在可靠的普世學說。問題在於:這些普世學說在某些時段以及某些文本系統中比在其他時段及文本系統中能產生更多有趣的內容。儘管這些普世學說被闡述得很清晰了,但當我們觀照歷史時,就會發現這些學說脫離了文本及文化作品,而對些文本及作品的解釋正是由這些學說來支撐的。如果海德格爾只有中世紀的繪畫,而不是梵高的作品,那麼他關於鞋子以及藝術存在理論的哲學論述可能會大不一樣。
這是一種激進的歷史主義的論調。我擁有的是文化產品的歷史結構。並且,歷史的精確度也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對幾乎每一篇古文進行繫年,甚至可以精確到月、日;我們也可以對大部分詩歌進行類似的準確繫年工作。但是對於詞,除了那些偶有小序的詞,如蘇東坡的很多作品,很難加以繫年——除了與作家生平聯繫起來。“理論”是普世原理的表象,它以一種特殊的文化產品形式呈現;它是歸納性的,故在本質上,它又具有強烈的歷史性。
11世紀及12世紀初,新的作品在一個相對狹小的文人圈子中流傳,他們彼此熟悉。在這個圈子中,每個人都最大程度地閱讀彼此的作品。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文本與其他文本彼此相關。這就產生了一個話語的共同體,引導我們用某種方法去閱讀這些文本。
這種閱讀模式在閱讀《詩經》時是無效的,閱讀建安文學時也幾乎無效,這時僅有極少的作品可以根據之前的文本加以準確地繫年。但中國文學的另一端,即浩如煙海的清代文學,我們則擁有過多雜亂無章的上下文(context),不但有當時人的作品,而且還有前人作品的重印本,以及易得的前代文學作品。在北宋,我們可以自信地說,某些文本——包括本文討論過的大部分文本——在文人圈中是廣為人知的。在清代,我們在大多數情況不再能確定哪些文本已被閱讀過——當時人寫的作品實在太多了;我們也不能確定,如果這些作品被讀過,那麼它們又能否被記住。於是,研究清代文學,我們經常以前代的文學經典作為理解的語境。
正像人們經常看到的那樣,特別是包弼德(Peter Bol)、傅君勱(Michael Fuller)的研究所指出的,宋代建立起來的“文學”觀念,在11世紀的發展過程中,迎來了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即早期的道學。新興的道學不光有一群思想家,還表現了當時思想氛圍的一個新轉折,在此種思想氛圍中,士大夫的言行都要受到其道德內涵的檢視。我們在11世紀中葉的古文中見到這種轉向,既是內在的,又是外在的,內在的形式以想像的“客”的形式出現,他對從前的立場提出道德批判;外在的形式以友善的解釋者出現,他和藹地解釋了好友提出的質疑。
道學並不是籠罩著這些文本的惟一外在力量。有關擁有或“有”的有趣話題涉及日益成長的商業世界以及文化價值與商業價值之間並不匹配的結合。高端的話語與商業世界的隔離,是文學精英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位名人隨手寫下的手札可以賣到可觀的價錢,或者一篇關於園林的古文會使遊客願意掏腰包一覽其勝,在這樣的世界中,文化與商業之間的嚴格鴻溝很難再守住了。討論物的價值、買賣與估價潛進了精英的話語,而且俯拾皆是。

連接過去

在11世紀,士大夫階層固定的話語文體存在於作家們試圖彌合新興的宋代文化與古典價值觀的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更大範圍內,區別於詞、筆記、詩話、尺牘這些北宋剛出現或充分定型的次要文類,我們可以稱剛成立的精英士大夫文體為“古典文學”。
對我們這些後世讀者而言,試圖與過去保持一致或相似,常常只會顯出這些宋代文人與前代有多麼的不同。在一則題跋(這也是一種新興的、不是太精英的文類)中,蘇東坡有兩句名言:“我即淵明,淵明即我。”(《書淵明東方有一士後》)這種關於身份的說明只是提醒我們,陶淵明與蘇東坡是多麼不同。也許最深刻的差異是,儘管陶淵明也以多位古人為榜樣,但他絕不會說:“我即某,某即我。”這種差異定義了一個不同以往的時代。
中國學者早已注意到,《六一居士傳》與它的前身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有著斬不斷的聯繫。與前代文本產生的緊密聯繫常常讓我們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前後文本間的差異上。歐陽修將陶淵明作為得意而樂的榜樣,他希望自己也“像”陶淵明;但基本說來,我們最想比擬的人常常就是我們不像的人。
在閱讀技巧中,我們精確對比兩位作者發出某種聲音時所用的方法;我們尋找某位作者忽略,而另一位作者獨有的東西。正如我們上文所見的,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歐陽修在《六一居士傳》中都說自己喜好讀書、飲酒,但怎麼用文字表達這些歡愉,兩者的對比還是引人注目的。能夠欣賞陶淵明所表現的五柳先生的自得其樂很容易,但對比的目的並不是要作價值判斷,對比是要幫助我們理解新的價值觀,以及新的價值觀如何從過去得到合法性。價值觀多有衝突——對某些人來說,自發的快樂是瞬間的;對另一些人來說,財富已然帶來快樂並能預期未來的快樂——而且價值觀只能以這種方式呈現出來。這就是歐陽修經常比他同時代的許多作家偉大的原因。
價值觀衝突最明顯的例子是在表現有限的修辭中。歐陽修給自己取的新號告訴我們,他有五件單獨的物,這等於是說他只有這五物。但我們檢視這五個“一”時,它們卻表現出豐盛而非有限。歐陽修對自己的擁有如此之富感到驕傲,但他想表現得像陶淵明,而陶幾乎是一無所有。這兩種都是歐陽修真實的價值觀,它們無法得到調和,除非通過這種巧妙的命名,而這意味著同時肯定這兩種價值觀。同樣,他一方面“逃名”,另一方面又使他的名聲更響,就像文中的“客”告訴他的。這就又有了兩種矛盾的價值觀,它們只能通過文本共存。
歐陽修也讓他文中的“客”處理“身外之物”的問題。在帝國體制中,歐陽修因他的官位而得名,從官位上退休之後,又因其珍貴的收藏而得名。這兩種皆是穩定的結構,歐陽修能夠在其中安身立命。歐陽修恰當地比較了這兩種身外之物,其中一個使他痛苦不堪,另一個則使他愉悅萬分。這不是一種優雅的哲學解脫,但它卻有普世的價值。然而到了1070年,從擁有物中獲得愉悅開始蒙上道德猜忌的陰影,這使得歐陽修年輕的朋友蘇東坡要著文辯護,解釋為何這位老居士確實是“有道”的,而非只擁有外物。

(全文完)

原載《古典文學知識》2015年第1、2、3期,下載地址:
全文下載地址上:http://pan.baidu.com/s/1dD8fvW1
全文下載地址中:http://pan.baidu.com/s/1c0wDlxI
全文下載地址下http://pan.baidu.com/s/1c0sC35I

The Diary of a Nobodyby George and Weedon Grossmith, 《小人物日記》/《女朋友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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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ovie Review - 'Girlfriend Boyfriend,' Set in Taiwan

    By JEANNETTE CATSOULIS. Published: August 2, 2012. “Girlfriend Boyfriend,” the vivid second feature from the Taiwanese filmmaker Ya-Che Yang, views 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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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dear old Charlie, are not handsome, but you are good, which is far more noble.” - From The Diary of a Nobody by George and Weedon Grossmith
"The Diary of a Nobody" created a cultural icon, an English archetype. Anxious, accident-prone, occasionally waspish, Charles Pooter has come to be seen as the epitome of English suburban life. His diary chronicles encounters with difficult tradesmen, the delights of home improvements, small parties, minor embarrassments, and problems with his troublesome son. The suburban world he inhabits is hilariously and painfully familiar in its small-mindedness and its essential decency. Both celebration and critique, The Diary of a Nobody has often been imitated, but never bettered.


圖像裡可能有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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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left) and Lupin Pooter at Broadstairs, from Chapter VI of The Diary of a Nobody.

Typical houses on Holloway Road, roughly at the location of "Brickfield Terrace"
The Diary of a Nobody, an Englishcomic novel written by George Grossmith and his brother Weedon Grossmith with illustrations by Weedon, first appeared in the magazine Punch in 1888 – 89, and was first printed in book form in 1892. It is considered a classic work of humour and has never been out of print.
The diary is the fictitious record of fifteen months in the life of Mr. Charles Pooter, a middle aged city clerk of lower middle-class status but significant social aspirations, living in the fictional 'Brickfield Terrace' in Upper Holloway which was then a typical suburb of the impecuniously respectable kind. Other characters include his wife Carrie (Caroline), his son Lupin, his friends Mr Cummings and Mr Gowing, and Lupin's unsuitable fiancée, Daisy Mutlar.
The humour derives from Pooter's unconscious gaffes and self-importance, as well as the snubs he receives from those he considers socially inferior, such as tradesmen. In The Diary of a Nobody the Grossmiths create an accurate if amusing record of the manners, customs and experiences of lower-middle-class, suburban Londoners of the late Victorian era.
The book has spawned the word "Pooterish" to describe a tendency to take oneself excessively seriously.[1][2]
Pooter is mentioned in John Betjeman's poem about Wembley.

[edit]Adaptations

An audio version was produced, performed by Arthur Lowe. In 1964, Ken Russell directed a black and white film adaptation for BBC 2, with Bryan Pringle in the title role and Jonathan Cecil as Cummings.
A TV version of the novel appeared on BBC2 in 1979 with Terrence Hardiman (Pooter) and Timothy Bateson (Cummings), and another on BBC Four in 2007, starring Hugh Bonneville as Charles Pooter.

[edit]References

[edit]External links



小人物日记

小人物日记
作者: [英] 乔治·格罗史密斯 / 威登·格罗史密斯
译者: 孙仲旭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5

  查尔斯·普特尔是个公司小职员,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却也过得心 满意足:在郊区安了新家;老板对他很照顾;妻子也与他情投意合;还有两个关系“老不赖”的街坊朋友。踌躇满志之下老普开始写日记,当然都是些家长里短、柴 米油盐,太阳底下无新事。偶尔有机会参加一个上等人的聚会,虽弄得鸡飞狗跳、洋相出尽,可老普也并不以为意,他生活的目标是成为个体面的绅士,当然他最终 达到了,努力没有白费。
  自从日记出版后,老普成了英国的名人,他的名字pooter进入了日常英语,还派生了pooterish一词,用来指 某一类在郊区生活的古板守旧的中产人士;该日记也被认为是部维多利亚全盛期郊区生活的“编年史”。当然,老普是被虚构出来的一个“典型”,他的刻板老套、 乏味虚荣、容易满足、没有幽默感等,既让人发笑,也令人同情。英国讽刺艺术的精妙于此中毕现。钱钟书将此书“叹为奇作”,“惊其设想之巧”,认... (展开全部)
  

作者简介   · · · · · · 

  乔治・格罗史密斯(George Grossmith, 1847-1912),幽默小品(短剧)和歌曲的创作者、表演者与演唱者,当时有名的多伊利・卡特剧团的台柱,是杰出的喜剧天才,著有自传《大众小丑》。
  威登・格罗史密斯(Weedon Grossmith,1854-1919),乔治的弟弟,剧作家、画家和大众喜剧演员;他不仅与哥哥乔治共同写作了“日记”,还为《小人物日记》画了插图。

目录  · · · · · ·

关于《小人物日记》(代译序)   黄梅
第一章
我们安了新家,我决定记日记。商户有点让我们感到麻烦,刮泥板也是。牧师来访,我受宠若惊。
第二章
商户和刮泥板还是让我们感到麻烦。听够了戈英抱怨油漆。我说了句本人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俏皮话。园艺之乐。我和斯蒂尔布鲁克先生、戈英、卡明斯之间有小误会。萨拉让我在卡明斯面前像个傻子。
第三章
跟默顿先生聊社交的事。萨顿的詹姆斯夫妇来家里。在坦科剧院难受地过了一晚上。试用瓷漆。我又说了句不错的俏皮话,可是戈英和卡明斯没必要地生了气。我把浴缸漆成红色,结果始料未及。
第四章
市长官邸举办的舞会。
……
第二十三章
卢品搬了出去。我们去他的新会寓吃饭,听到非同寻常的消息,关于默里・波什先生的财产。见到莉莲・波什小姐。哈德福・哈特尔先生请我去。重要。
尾声
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
附录 格罗史密斯兄弟与《小人物日记》

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喜剧演员格罗史密斯(Grossmith)兄弟合著的《小人物日记》,最先是在当时著名的讽刺杂志《潘趣》(Punch)上连载,于 1892年正式以书的形式出版,迄今已一百多年的历史,但重印数年,发行无数,足见该书之魅力。正如J. C. Squire在给该小说写的前言介绍中所说,“此书出版后百年不衰,其魅力在于写实的价值和对人物、事件刻画的幽默性。”

小说作者借主人公普特之笔,以日记体的形式把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刻意追求上流社会的生活,却手拙脚 笨、洋相百出;对待下层社会的人,自鸣得意、高高在上,却难免斤斤计较,一副小家子气。但尽管如此,家庭的温馨透露于字里行间,这就是英国式的幽默,嘲讽 中带有温暖,戏谑中充满同情,为读者留下了广泛的思考空间。

小说分二十四章,历时十五个月,记录了主人公普特琐碎的家庭生活。一个家庭一年多的生活,浓缩了一本精巧的日记,将这个家庭的平凡琐事、喜怒哀乐 描绘得让人着迷。小说始于普特和妻子卡莉搬进一幢名为“月桂园”的新房子,男主人普特天性善良,成为绅士是他的人生目标;妻子卡莉体贴贤惠,但没经见过大 场面,典型的家庭妇女形象;儿子卢品是当时的新新人类,叛逆偏激,惹事生非,因感觉银行工作无趣而擅自辞职,投机倒把,自作主张与比自己大很多岁的黛西订 婚,没过几天又草率结束婚约,老爸到处求情好不容易在自己公司给他谋个职位,却因他胳膊肘外拐劝走了公司一个大客户,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损失,结果不得而 知,被公司抄了鱿鱼。小说中还活跃着这个家庭的邻里、朋友、佣人等,例如戈英、卡明斯、黛西姐弟、“霍洛韦喜剧演员会”的成员们、波卡普先生、弗朗清先 生、佣人莎拉,计日打杂女佣波莱尔太太,总之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都围绕这个家庭,记录的大多是琐碎的事情,今天买块羊胛,明天种点蔬菜,前天洗衣女工 洗衣服掉色了,后天裁缝裁裤子裁窄了,再大的事情莫过于在家举行个小型聚会,去市长官邸参加上流宴会。记录尽管零散琐碎,但都是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真真 切切的心理感受,小人物家常的零零总总让我们倍感亲切,日记中若隐若现折射着我们的影子,某件事、某种心理、某个念头我们似曾相识,这就是书中人物给读者 带来的共鸣,也是小说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说的幽默不是让人捧腹大笑式的,而是透露在字里行间让人心酸式的。一方面是人物有意想表现出来的幽默:主人公普特自认为很幽默、有品位,爱讲俏 皮话,但常常是得经过长时间盘算才能说出来,结果却不能博得周围人一笑,反而引来嘲笑。另一方面是人物事件所引发的幽默:承诺带朋友詹姆斯夫妇看戏剧,依 靠人情免费要来的票却不好使;参加市长官邸的宴会,碰上了修刮泥板的五金商;宴会上跟卡莉跳舞摔一大跟头,报纸上漏登了名字,多次交涉,名字终于登报,却 写得错误百出;坐儿子马车出去兜风,路上被小痞子捉弄;在自家花园里散步,被邻居的朋友戏弄;参加志愿者舞会稀里糊涂花钱吃了高价饭,回来因付不起出租马 车费被车夫侮辱,等等,绝大多数事件中都有意外发生,为平凡的记录带来了跌宕起伏。这一本正经、一笔一划的记录中流露着心酸式的滑稽幽默,让读者嘲笑之余 多了几分同情和怜悯。

《小人物日记》并非反映时代巨变的大经典,而是记录普通生活的小经典,小人物为小事而喜,为小事而悲,格罗史密斯兄弟自称“我们不是什么人物”, 他们意在借主人公普特这个小人物想变成绅士所遭遇的种种尴尬,告诫读者人无贫富贵贱之分,只要活得潇洒自在、开心快乐、敬业乐群足矣,对于心态浮躁的现代 人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启迪。

钱钟书夫妇可谓书斋中人,尤其擅长在琐碎和平淡中提炼幸福,他们对《小人物日记》的钟爱超乎寻常。钱老极力推崇此书,称其为“奇作”,对其写实性予以高度肯定—“世间真实情事皆不能出其范围”。

该小说语言简洁平实,富有生活气息,更有弟弟威登·格罗史密斯为该书附上了精美的图画,对广大英语爱好者来说,可谓是一顿盛餐,让我们在平淡的生活描述中汲取营养、发掘维多利亚时代英语的魅力吧。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By Daniel T. Rodgers 大西洋的跨越 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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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Daniel T. Rodgers  2000




  • Prologue
  • 1. Paris, 1900
    • World of Iron
    • Explaining Social Politics
  • 2. The Atlantic World
    • Landscapes
    • Progressive Politics
  • 3. Twilight of Laissez-Faire
    • Natural Acts and Social Desires
    • Professing Economics
  • 4. The Self-Owned City
    • The Collectivism of Urban Life
    • Cities on a Hill
  • 5. Civic Ambitions
    • Private Property, Public Designs
    • “City Planning in Justice to the Working Population”
  • 6. The Wage Earners’ Risks
    • Workingmen’s Insurance
    • Fields of Interest
  • 7. War Collectivism
    • Europe, 1914
    • Society “More or Less Molten”
  • 8. Rural Reconstruction
    • Cooperative Farming
    • Island Communities
  • 9. The Machine Age
    • The American Invasion of Europe
    •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 10. New Deal
    • The Intellectual Economy of Catastrophe
    • Solidarity Imagined
  • 11. London, 1942
    • The Plan to Abolish Want
    • The Phoenix of Exceptionalism
  • Notes
  • Acknowledgments
  • Index





  •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By Daniel T. Rodgers 大西洋的跨越 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本書採用與原書格式全譯的方式,雖然有些地方不很清楚,然而,索引的幫助頗大。
    本書的跨度約1900巴黎博覽會~1942年英國社改-教改報告。
    The Progressive Era was a period of widespread social activism and political reform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890s to the 1920s.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were eliminating problems caused by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immigration, and corruption in government.



  • 大西洋的跨越

    大西洋的跨越
    作者[美] 丹尼尔·T. 罗杰斯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副标题: 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原作名: Atlantic Crossings:Social Politics in Progressive Age
    译者吴万伟
    出版年: 2011-9
    页数: 707
    定价: 5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17786

  • 内容简介  · · · · · ·

    作者简介  · · · · · ·

    丹尼尔•T. 罗杰斯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美国文化和思想史、比较和跨国界视野中的美国历史等。《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1998)曾获美国历史协会的比尔(Beer)奖、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霍利(Hawley)奖。他的著作还包括《1850—1920年美国工业时代的职业道德》(1978)、《受到挑战的真理:独立以来的美国政治关键词》(1987)、《破裂的时代》(2011)。

    目录  · · · · · ·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 1900年的巴黎
    钢铁世界
    解释社会政治
    第二章 大西洋世界
    风景
    进步政治
    第三章 自由放任经济的黄昏
    自然行为和社会欲望
    讲授经济学
    第四章 自我支配的城市
    都市生活的集体主义
    山上之城
    第五章 公民的抱负
    私有财产,公共设计
    “对工人公平的城市规划”
    第六章 工薪族的风险
    工人保险
    利益领域
    第七章 战争集体主义
    1914年的欧洲
    “几乎熔化”的社会
    第八章 农村的重建
    合作农庄
    岛屿社区
    第九章 机器时代
    美国对欧洲的入侵
    现代主义政治
    第十章 新政
    灾难时期的智慧经济
    想象中的团结
    第十一章 1942年的伦敦
    消除贫困的计划
    例外主义的重生
    注释
    致谢
    索引
    译后记
  • 夢想: The Opinion Pages: Socialism’s Future May Be Its Past (再給社會主義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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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進一步了解20世紀,拿出The Age of Extremes,幸得BBC的作者訪談。待補得是20世紀法國史。

    Eric J. Hobsbawm 《極端的年代:1914~1991》age of extremes BBC訪談: The Late Show - Eric Hobsbawm - Age of Extremes (24 October 1994) https://www....
    HCBOOKS.BLOGSPOT.COM

    Finland Station -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nland_Station

    St Petersburg–Finlyandsky (IATA: FVS), is a railway station in St. Petersburg, Russia, handling transport to northern destinations including Helsinki and Vyborg.

    To the Finland Station -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_the_Finland_Station

    To the Finland Station: A Study in the Writing and Acting of History (1940) is a book by American critic and historian Edmund Wilson. The work presents the ...

    The Historical Romance | The New Yorker

    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3/03/24/the-historical-romance
    Mar 24, 2003 - The idea for “To the Finland Station” came to Edmund Wilson while he was walking down a street in the East Fifties one day, in the depths of ...

    紅色世紀

    再給社會主義一次機會

    1917年,俄國,來自Likinskaya織造廠的工人。
    RIA Novosti/Sputnik, via Associated Press
    1917年,俄國,來自Likinskaya織造廠的工人。
    紅色世紀:十月革命100年後,探索共產主義的歷史與後世影響。
    百年之前,列寧那輛封閉的列車抵達芬蘭火車站,由此觸發了一系列事件,最終引向史達林的古拉格,我們如今應該從那段歷史中汲取靈感,這個想法聽上去或許有些荒唐。但布爾什維克一度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這是有著充分理由的。當時,越來越多的黨派致力於爭取廣泛的政治民主,利用由資本主義催生的財富和新興工人階級,把民主權利拓展到社會和經濟領域——這種事沒有哪個資本家會認同——布爾什維克亦是這些黨派所開展的廣泛運動的組成部分。
    早期共產主義運動從不排斥這個寬泛的前提。它脫胎於遭到第二國際中更為溫和的左翼黨派背叛之感——第二國際是由來自20個國家的社會黨和工黨組成的聯合組織,於1889年在巴黎成立。在歐洲各地,諸多黨派一個接一個地做出不可思議之事,背棄了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承諾,在一戰中支持各自的政府。仍舊忠於舊有理念的人自稱共產主義者,以便和那些為一場奪走1600萬條性命的大屠殺推波助瀾的社會主義者劃清界線。(一戰期間,第二國際自身也於1916年解散。)
    當然,共產主義者為結束戰爭,以及在落後的俄國開闢一條通往現代化的人道主義道路而採取的高尚策略,最終似乎證實了伯克的觀點:任何企圖顛覆一種不公正狀態的努力,只會以打造出另一種不公正狀態而告終。
    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已經學乖了,他們從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汲取了教訓。現在,很多本來會為十月革命歡呼的人,不再那麼相信僅僅通過一代人的努力就可以讓世界發生根本性改變。他們把重點放在了政治多元論、異見和多樣性上。
    不過,社會主義的幽靈正引發對一種新極權主義的恐懼。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report)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擔心:年輕人可能會對社會主義持正面看法,「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大受歡迎」或許正起到促使千禧一代反對資本主義的作用。去年,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會長托馬斯·J·多諾霍(Thomas J. Donohue)甚至覺得有必要提醒讀者:「社會主義對於美國而言是一條危險的道路」。
    右翼人士仍然把社會主義斥為一種會催生苦難和貧窮的經濟制度,但他們不太關注常常與社會主義當權如影隨形的政治威權主義。這或許是因為今天的精英並不把政治權利視為最重要的東西——可能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所治理的社會在這些方面做得也沒有多好。
    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制度:一種藉助私人所有制和逐利動機組織生產、滿足市場需求的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令民主的存在成為可能,但卻帶著極大的不情願。正因為如此,早期的工人運動(如19世紀初英國的憲章主義者組織的那些運動)首要的目標就是爭取政治權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領導人都認為:爭取普選權的鬥爭會促使工人利用他們在政治領域的投票權,要求建立一種將工人置於主導地位的經濟秩序。
    然而事情並未完全如他們預料的那樣發展。在西方世界,工人接受了一種階級調和。私人企業會被馴服,而不是被征服;蛋糕越來越大,其中更大的份額會被慷慨的福利國家用於提供全民福利。隨著資本主義的進化和調整,民主的公民社會和帶有威權主義的經濟制度會出人意料地配成看似頗為成功的一對,而政治權利也將受到珍視。
    時至2017年,這種調和業已死去多時。工人階級運動進入休眠狀態,資本橫行無忌,勾畫出一條帶有破壞性的路線,甚至並不承諾實現可持續增長。導致唐納德·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公投決定脫歐的那種憤怒顯而易見。人們覺得自己彷彿坐在一輛失控的列車上,奔向未知的目的地,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回到自己熟悉的苦難中去。
    在這種動盪不定之中,一些人擔心,只要桑德斯和法國的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等以社會主義者自居的領導人慈愛地聳聳肩,我們就會重返芬蘭火車站。但現如今,民主面臨的威脅是來自右翼,而非左翼陣營。似乎有兩條前進道路在政壇呈現,二者都絕對是威權式集體主義道路的非史達林形式。
    「新加坡火車站」是新自由主義中心的列車未經承認的目的地。在這個地方,所有人的信仰和膚色都受到尊重——只要他們知道自己的位置。畢竟,人民既愚鈍又不理性,沒有治理能力。就把新加坡火車站交給專家去運營吧。
    在一些精英看來,這是一種可行的願景。他們正帶著合情合理的疑懼密切關注難以預測的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認為有必要採取嚴厲措施來維持脆弱的全球經濟,擔心選民不願以忍受一時的短痛來避免未來的長痛。迫在眉睫的氣候變化威脅與此類似:相關科學結論在科學界已無爭議,但在公共領域內還有待討論。
    新加坡模式不是所有潛在終點當中最糟糕的一個。在這種模式中,專家可以當專家,資本家可以積累財富,普通工人可以有表面上的安穩。但它沒有留給列車上的乘客大聲喊「停」以及自行選擇目的地的權力。
    「布達佩斯火車站」——名字取自眼下在匈牙利居於主導地位、極具影響力的各右翼黨派——是右翼民粹人士的終點站。布達佩斯至少會讓我們覺得我們又重新掌握了控制權。要抵達那裡,我們得跟一些沖在我們前面的汽車分道揚鑣,慢慢轉向。我們全都在這輛火車上,除非你是一個沒有車票的局外人,然後的運氣就不佳了。
    「川普列車」正在駛向這條道路。川普總統無法通過挑戰精英為普通人提供有形的好處,但他可以提供「工人」表面上的增值,可以引得人們對所謂的導致美國衰落的因素——移民、糟糕的貿易協議、胸懷世界的全球主義者——滿懷憤怒。媒體、學界以及公民社會其他拒不合作的部分都會受到攻擊。與此同時,除了必須適應更多的保護主義和更受限制的移民政策,大多數公司都可以一切如常。
    但還存在第三個選項:帶著過去汲取的所有經驗教訓重返芬蘭火車站。這一次,民眾要投票。好吧,先討論、仔細思考,再投票——並且相信民眾可以組織起來,為人類勾畫新目的地的藍圖。
    追本溯源,社會主義是一種關於激進民主的意識型態。在自由受到攻擊的時代,它試圖賦予公民社會權力,讓公民社會得以參與到會影響我們生活的決策過程中去。當然,龐大的政府官僚機構可以像公司董事會一樣令人有疏離感,一樣不民主,因此我們需要好好想想社會所有制可以有哪些新形態。
    大體輪廓應該已經很清楚了:工人所有的合作企業仍舊在受到調控的市場上開展競爭;政府服務與公民援助計劃合作;確保過上體面生活的基本所需(教育、住房和醫療)被視為社會權利。換句話說,在這個世界裡,不論人們出身如何,都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潛能。
    只有在大多數人的支持下,我們才能抵達這樣一座芬蘭火車站;這也是社會主義者積極提倡民主和多元化的一個原因。但我們不能忽略,社會主義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遺失了純真。我們或許可以不再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當成瘋狂的惡魔,而是選擇把他們當成用意良好的人,試圖在危機中打造出一個更好的世界,但我們必須弄清如何避免他們的失敗。
    這就牽涉到重拾社會民主主義。不是弗朗索瓦·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的社會民主主義,而是第二國際成立之初的版本。這種社會民主主義包括:致力於建設自由的公民社會,尤其是容納那些反對的聲音;在制度上需要對權力進行制衡;以及一種向社會主義過渡,但卻無需與當下進行「零年」式決裂的願景。
    我們21世紀的芬蘭火車站不會是伊甸園。身在其中的你或許會經受心碎和苦難。但這個地方會讓眼下正被不平等碾壓的許多人有機會參與創建一個新世界。
    Bhaskar Sunkara (@sunraysunray)是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的編輯以及美國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組織的副主席。
    這是「紅色世紀(Red Century)」系列的一篇。十月革命100年之後,我們用這個系列探討共產主義的歷史和它對後世的影響。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One hundred years after Lenin’s sealed train arrived at Finland Station and set into motion the events that led to Stalin’s gulags, the idea that we should return to this history for inspiration might sound absurd. But there was good reason that the Bolsheviks once called themselves “social democrats.” They were part of a broad movement of growing parties that aimed to fight for greater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using the wealth and the new working class created by capitalism, extend democratic rights in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pheres, which no capitalist would permit.
    The early Communist movement never rejected this broad premise. It was born out of a sense of betrayal by the more moderate left-wing partie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the alliance of socialist and labor parties from 20 countries that formed in Paris in 1889. Across Europe, party after party did the unthinkable, abandoned their pledges to working-class solidarity for all nations, and backed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in World War I. Those that remained loyal to the old ideas called themselves Communists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socialists who had abetted a slaughter that claimed 16 million lives. (Amid the carnage,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tself fell apart in 1916.)
    Of course, the Communists’ noble gambit to stop the war and blaze a humane path to modernity in backward Russia ended up seemingly affirming the Burkean notion that any attempt to upturn an unjust order would end up only creating another.
    Most socialists have been chastened by the lessons of 20th-century Communism. Today, many who would have cheered o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have less confidence about the prospects for radically transforming the world in a single generation. They put an emphasis instead on political pluralism, dissent and diversity.
    Continue reading the main story

    Still, the specter of socialism evokes fear of a new totalitarianism. A recent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report worries that young people are likely to view socialism favorably and that a “Bernie Sanders bounce” may be contributing to a millennial turn against capitalism. Last yea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 Thomas J. Donohue, even found it necessary to remind readers that “Socialism Is a Dangerous Path for America.”
    The right still denounces socialism as an economic system that will lead to misery and privation, but with less emphasis on the political authoritarianism that often went hand in hand with socialism in power. This may be because elites today do not have democratic right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ir minds — perhaps because they know that the societies they run are hard to justify on those terms.
    Capitalism is an economic system: a way of organizing production for the market through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profit motive. To the extent that it has permitted democracy, it has been with extreme reluctance. That’s why early workers’ movements like Britain’s Chartist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organized, first and foremost, for democratic rights.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leaders alike believed that the struggle for universal suffrage would encourage workers to use their votes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to demand an economic order that put them in control.
    It didn’t quite work out that way. Across the West, workers came to accept a sort of class compromise. Private enterprise would be tamed, not overcome, and a greater share of a growing pie would go to providing universal benefits through generous welfare states. Political rights would be enshrined, too, as capitalism evolved and adapted such that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and an authoritarian economic system made an unlikely, but seemingly successful, pairing.
    In 2017, that arrangement is long dead. With working-class movements dormant, capital has run amok, charting a destructive course without even the promise of sustained growth. The anger that led to th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rexit vote in Britain is palpable. People feel as if they’re on a runaway train to an unknown destination and, for good reason, want back to familiar miseries.
    Amid this turmoil, some fear a return to Finland Station via the avuncular shrugs of avowedly socialist leaders like Mr. Sanders and Jean-Luc Mélenchon in France. But the threat to democracy today is coming from the right, not the left. Politics seems to present two ways forward, both decidedly non-Stalinist forms of authoritarian collectivism.

    Photo

    Workers from the Likinskaya weaving mill in Russia in 1917. CreditRIA Novosti/Sputnik, via Associated Press

    “Singapore Station” is the unacknowledged destination of the neoliberal center’s train. It’s a place where people in all their creeds and colors are respected — so long as they know their place. After all, people are crass and irrational, incapable of governing. Leave running Singapore Station to the experts.
    This is a workable vision for elites who look at the rise of an erratic right-wing populism with justified fear. Many of them argue the need for austerity measures to maintain a fragile global economy, and worry that voters won’t take their short-term pain to spare themselves long-term dysfunction. The same goes for the looming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The science is undisputed among scientists, but is still up for debate in the public sphere.
    The Singapore model is not the worst of all possible end points. It’s one where experts are allowed to be experts, capitalists are allowed to accumulate, and ordinary workers are allowed a semblance of stability. But it leaves no room for the train’s passengers to yell “Stop!” and pick a destination of their own choosing.
    “Budapest Station,” named after the powerful right-wing parties that dominate Hungary today, is the final stop for the populist right. Budapest allows us to at least feel like we’re back in charge. We get there by decoupling some of the cars hurtling us forward and slowly reversing.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unless you’re an outsider who doesn’t have a ticket, and then tough luck.
    The “Trump train” is headed this way. President Trump can’t offer tangible gains for ordinary people by challenging elites, but he can offer a surface-level valorization of “the worker” and stoke anger at the alleged causes of national decline — migrants, bad trade deals, cosmopolitan globalists. The press, academia and any other noncompliant parts of civil society are under attack. Meanwhile, other than having to adjust to more protectionism and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policies, it’s business as usual for most corporations.
    But there is a third alternative: back to “Finland Station,” with all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This time, people get to vote. Well, debate and deliberate and then vote — and have faith that people can organize together to chart new destinations for humanity.
    Stripped down to its essence, and returned to its roots, socialism is an ideology of radical democracy. In an era when liberties are under attack, it seeks to empower civil society to allow participation in the decisions that affect our lives. A huge state bureaucracy, of course, can be just as alienating and undemocratic as corporate boardrooms, so we need to think hard about the new forms that social ownership could take.
    Some broad outlines should already be clear: Worker-owned cooperatives, still competing in a regulated market; government services coordinated with the aid of citizen planning; and the provision of the basics necessary to live a good life (education, housing and health care) guaranteed as social rights. In other words, a world where people have the freedom to reach their potentials, whatev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birth.
    We can get to this Finland Station only with the support of a majority; that’s one reason that socialists are such energetic advocates of democracy and pluralism. But we can’t ignore socialism’s loss of innocence over the past century. We may reject the version of Lenin and the Bolsheviks as crazed demons and choose to see them as well-intentioned people trying to build a better world out of a crisis, but we must work out how to avoid their failures.
    That project entails a return to social democracy. Not the social democracy of François Hollande, but that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This social democracy would involve a commitment to a free civil society, especially for oppositional voices; the need for institutional checks and balances on power; and a vision of a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that does not require a “year zero” break with the present.
    Our 21st-century Finland Station won’t be a paradise. You might feel heartbreak and misery there. But it will be a place that allows so many now crushed by inequ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on of a new world.





    John Toland 的書《佔領日本》(Occupation);The Rising Sun ;Adolf Hitler: The Definitive Biography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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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探討日本,因為在過去50年,台灣和日本都是以製造業為主導的;我們談的這半世紀的「SQCTQC」等的學習,其實就是我們自己的故事。我們遭遇到共同的恩澤和困境,如何「轉危為安」開創新局才是我們的著眼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即為絕佳的例子。廢止軍隊,天皇之象徵化,警察權力之弱化,財閥之解體,透過農地改革而使小地主成為自耕農,對工會的獎勵,政治參與的擴大以及驅逐曾經協助戰爭的政治人物、官僚、企業家、評論者等,均成為主要的改革...就此意義而言,國際關係是界定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根本。」(豬口 孝《國家與社會》劉黎兒譯,台北:時報出版,1992,第85-6頁。)
    要了解19451949的日本情景,美軍為日本立憲,使其成為自由(某村落老師的解釋是「自主」「行動」)民主,軍法審判、兒女深情、愛恨情仇,美國決定將日本發展成亞洲的「工場大本營」(這使得財閥企業和資本主義結合)等等重要的社會背景,可參考小說: John Toland 《佔領日本》(Occupation)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1997
    關於這一時期日本宏觀的經濟發展的一些基本認識,參考:
    中村隆英編的《日本經濟史7--"計畫化""民主化"》北京:三聯書店,1997
    安場保吉等編《日本經濟史8---高速增長》北京:三聯書店,1997



    John Willard Toland (June 29, 1912 – January 4, 2004)[1] was an American writer and historian. He is best known for a biography ofAdolf Hitler[2] and a Pulitzer Prize-winning history of World War II-era Japan, The Rising Sun.

    Books[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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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litzer Prize-winning historian John Willard Toland was born in La Crosse, Wisconsin on this day in 1912.
    "A hybrid of Prometheus and Lucifer.”
    --from ADOLF HITLER: THE DEFINITIVE BIOGRAPHY by John Toland
    Toland's classic, definitive biography of Adolf Hitler remains the most thorough, readable, accessible, and, as much as possible, objective account of the life of a man whose evil effect on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ll always be felt. Toland’s research provided one of the final opportunities for a historian to conduct personal interviews with over two hundred individuals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Hitler. At a certain distance yet still with access to many of the people who enabled and who opposed the führer and his Third Reich, Toland strove to treat this life as if Hitler lived and died a hundred years before instead of within his own memory.


    沒有自動替代文字。



    "He was learning how to appeal to the basic needs of the average German ... His 'basic values and aims' were as reassuring as they were acceptable. His listeners could not possibly know that the 'reasonable' words were a mask for one of the most radical programs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a program that would alter the map of Europe and affect the lives, in one way or another, of most of the people on Earth."
    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Pulitzer Prize-winning historian John Toland’s classic, definitive biography of Adolf Hitler remains the most thorough, readable, accessible, and, as much as possible, objective account of the life of a man whose evil effect on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ll always be f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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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result for rising sun toland



    The Rising Sun
    Book by John Toland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 written by John Toland, was published by Random House in 1970 and won the 1971 Pulitzer Prize for General Non-Fiction. It was republished by Random House in 2003.Wikipedia
    GenreNon-fiction



    原書名是『太陽旗的升起』。大陸譯成『大日本帝國的衰亡』。台灣重新出版『帝國落日』。
    網路上根本免費就可以下載。
    約翰托蘭的此書,得力于妻子松村壽子的協助,曾獲普立茲獎。


    沒有自動替代文字。



    Seeing Through Drawing: A Celebration of John 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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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shed by
    28 June 2017
    ISBN: 9781999712303


    Seeing Through Drawing: A Celebration of John Berger
    John Berger



    From the publisher:
    Published to coincide with the major exhibition at Mandell's Gallery in Norwich, Seeing Through Drawing documents the artists in the show and features unpublished writings by John Berger in collaboration with his daughter Katya Berger Andreadakis; a moving account by his son Yves Berger as he sits down to draw his father in his coffin; and touching pieces by Canadian poet Anne Michaels, writer Geoff Dyer, John Berger’s biographer Tom Overton, psychotherapist Paul Gordon and writer and curator Gareth Evans.

    "A Hero of Our Time" By Mikhail Lermontov 當代英雄 (丘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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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光新譯的【當代英雄】,才清楚知道:書套的背面有詳細的高加索之旅地圖和要點。用心、用情製作翻譯的書最感人。



    阿邦贈書【當代英雄】(宋雲森譯,新竹:啟明,2013),與
    丘光譯本(台北:櫻桃園,2012)有點互補:註解上(送本有高加索等處士意圖,可遠遠不夠細......)、插圖上。
    讀了第一章Bela之後可知馬克思等人對作者的特色說明。
    也可進一步了解後人的芭蕾舞
    A HERO OF OUR TIME | Ep. 5 | Bolshoi Ballet in Cinem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yBNSGo-cP8
    英文版Wikipedia詞條
    "A Hero of Our Time (Russian: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Geroy nashego vremeni) is a novel by Mikhail Lermontov, written in 1839, published in 1840, and revised in 1841.
    It is an example of the superfluous man novel, noted for its compelling Byronic hero (or antihero) Pechorin and for the beautiful descriptions of the Caucasus. There are several English translations, including one by Vladimir Nabokov and Dmitri Nabokov in 1958."
    譯藝獎 2016 俄國文學翻譯 丘光 2016-Oct-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pMksbO2X7A&t=18s



    俄國文學翻譯 譯藝獎 2016 得獎者: 丘光 2016-Oct-01 2010年, 丘光成立一個專門從事俄國文學翻譯的出版社,並以契訶夫(Anton…




     《萊蒙托夫》《當代英雄》


    《萊蒙托夫》萊蒙托夫 (豆瓣) -豆瓣讀書
    book.douban.com/subject/3639767/
    萊蒙托夫 .作者:伊凡諾夫(Иванов)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譯者: 克冰出版年: 1993-6頁數: 515定價: 9.60元裝幀:平裝***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khail_Lermontov
    ****
    今天是俄國作家萊蒙托夫(1814-1841)的兩百歲冥誕,他對後來俄國小說家的心理分析上有重大的影響,也是一直在我心裡占有一個位子的作家,值得我來紀念一番。櫻桃園文化可以說在兩年前就先行慶祝了這個日子,新譯出版《當代英雄:萊蒙托夫經典小說新譯》(其實本該在今年出版,但機緣巧合下早產了)。
    http://vs-press.blogspot.tw/2014/10/Lermontov-200birthday.html
    ......有意思的是,萊蒙托夫一輩子創作,主題多半是對抗宿命。
    《當代英雄》在小說最後,主角佩喬林導出這樣的結論:
    「我們經常把感覺上的欺騙或理智上的誤解當成確定的信念!……我喜歡懷疑一切:這樣的思考方式並不會妨礙性格的決斷力;相反地,就我而言,就算前方等著我的是一片茫然,我都會勇往直前。」

    哇!這個人多麼喜歡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如果我們剝掉佩喬林的拜倫式英雄氣質(勇往直前),再拿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地下室人來對照,好像有點似曾相似吧?

    看來,托爾斯泰並非憑空說出那樣的話。

    ※相關連結:

    《當代英雄:萊蒙托夫經典小說新譯》簡介http://vspress.pixnet.net/blog/post/4535571
    -----
    http://youtu.be/MyT438z9CB8

    Published on May 30, 2012
    《當代英雄:萊蒙托夫經典小說新譯》,櫻桃園文化出版,2012年6月1日

    每個時代都值得一讀再讀的俄國心理小說經典

    啟發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心理分析,滋養托爾斯泰的寫作風格,令契訶夫奉為文學創作範本,­影響台灣作家鄭清文寫出《現代英雄》

    世界級作家同聲讚譽,文藝創作人一致推薦:王聰威、宇文正、吳鈞堯、李維菁、臥斧、紀­大偉、孫梓評、郝譽翔、高翊峰、陳雪、傅月庵、童偉格、辜振豐、黃春明、楊佳嫻、楊照­、熊宗慧、歐茵西、蔡素芬、鄭清文、顏忠賢(按姓名排序)

    那不願安逸的衝動,召喚每個年輕的心!

    《當代英雄》是一部探索心靈的小說,形式上集遊記、日記、懺悔錄於一體,包含了五篇互­涉的小說〈貝拉〉、〈馬克辛‧馬克辛梅奇〉、〈塔曼〉、〈梅麗公爵小姐〉、〈宿命論者­〉,以及兩篇序文,故事由三位敘事者交織講述,融成一個風格獨特的故事盛宴。它是俄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非韻文體),開創了俄國小說體裁形式的新局,也豐富了心理分­析的深度,影響並造就了後輩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等作家。

    「當代英雄」是個外表冷靜內心狂熱的惡魔般人物,體現在小說主角俄國駐高加索軍官佩喬­林的身上,事實上也映照出整個時代社會的諸多惡習,綜合出一副尖刻卻又動人的心靈樣貌­,甚至跨越了時空,讓活在現今的我們亦自覺到心中那不為人知的一面正蠢蠢回應著。佩喬­林擁有無比的意志力,竭盡所能地對抗虛偽的社會,也對抗矛盾的自我。他玩世不恭,粗暴­地剝開世俗的虛假價值觀,恣意揮霍自己的複雜心靈,欺騙女人的感情,嘲笑男人的友情,譏諷政府的專橫,他玩弄整個時代社會,也與內在自我相互爭鬥,真誠地揭露自己的虛無可­悲。

    我回顧往事,經常自問:為什麼我不想走命運開給我的那條路?
    那裡有清靜的歡樂與心靈的平和等待著我......不,我不願安於這種命運!

    正是這份永不耽於安逸的衝動、至高無上的自由意志,召喚著每個時代年輕的心。

    作者萊蒙托夫是俄國大詩人,他是說故事的天才,也是探索心理的惡魔,筆觸細膩,對話機­鋒,獨白深刻,小說視角從外部旁觀到內省自觀,使讀者一步步進入到「當代英雄」的內心­世界,同時在優美文字中感受到高加索的絕世風情、愛情冒險的危險關係,以及他那傲睨命­運的自由意志。





    “I was ready to love the whole world, but no one understood me, and I learned to hate.”
    ―from "A Hero of Our Time" By Mikhail Lermontov, with a Foreword by Vladimir Nabokov, Translation by Vladimir Nabokov and Dmitri Nabokov
    In its adventurous happenings–its abductions, duels, and sexual intrigues–A Hero of Our Time looks backward to the tales of Sir Walter Scott and Lord Byron, so beloved by Russian society in the 1820s and ’30s. In the character of its protagonist, Pechorin–the archetypal Russian antihero–Lermontov’s novel looks forward to the subsequent glories of a Russian literature that it helped, in great measure, to make possible. This edition includes a Translator’s Foreword by Vladimir Nabokov, who translated the novel in collaboration with his son, Dmitri Nabokov. READ an excerpt here:http://knopfdoubleday.com/book/100118/a-hero-of-our-time/




    那不願安逸的衝動,召喚每個年輕的心!
      《當代英雄》是一部探索心靈的小說,形式上集遊記、日記、懺悔錄於一體,包含了五篇互涉的小說〈貝拉〉、〈馬克辛.馬克辛梅奇〉、〈塔曼〉、〈梅麗公爵小姐〉、〈宿命論者〉,以及兩篇序文,故事由三位敘事者交織講述,融成一個風格獨特的故事盛宴。它是俄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非韻文體),開創了俄國小說體裁形式的新局,也豐富了心理分析的深度,影響並造就了後輩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等作家。
      「當代英雄」是個外表冷靜內心狂熱的惡魔般人物,體現在小說主角俄國駐高加索軍官佩喬林的身上,事實上也映照出整個時代社會的諸多惡習,綜合出一副尖刻卻又動人的心靈樣貌,甚至跨越了時空,讓活在現今的我們亦自覺到心中那不為人知的一面正蠢蠢回應著。佩喬林擁有無比的意志力,竭盡所能地對抗虛偽的社會,也對抗矛盾的自我。他玩世不恭,粗暴地剝開世俗的虛假價值觀,恣意揮霍自己的複雜心靈,欺騙女人的感情,嘲笑男人的友情,譏諷政府的專橫,他玩弄整個時代社會,也與內在自我相互爭鬥,真誠地揭露自己的虛無可悲。
      我回顧往事,經常自問:為什麼我不想走命運開給我的那條路?
      那裡有清靜的歡樂與心靈的平和等待著我……不,我不願安於這種命運!
      正是這份永不耽於安逸的衝動、至高無上的自由意志,召喚著每個時代年輕的心。
      作者萊蒙托夫是俄國大詩人,他是說故事的天才,也是探索心理的惡魔,筆觸細膩,對話機鋒,獨白深刻,小說視角從外部旁觀到內省自觀,使讀者一步步進入到「當代英雄」的內心世界,同時在優美文字中感受到高加索的絕世風情、愛情冒險的危險關係,以及他那傲睨命運的自由意志。
    本書特色
      ◎台灣首度翻譯出版,每個時代都值得一讀再讀的俄國心理小說經典
      ◎世界級作家同聲讚譽,創作人必備的案頭書:啟發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心理分析,滋養托爾斯泰的寫作風格,令契訶夫奉為文學創作範本,影響台灣作家鄭清文寫出《現代英雄》
    作者簡介
    米哈伊爾.萊蒙托夫 Mikhail Lermontov, 1814-1841
      繼普希金之後俄國最偉大的詩人,劇作家、小說家,心理小說的藝術手法影響俄國至今。出生於莫斯科,父親是退役軍官,傳說是蘇格蘭貴族移民至俄國的後裔,母親出身顯赫貴族家庭,這段婚姻不被祝福,母親早逝,父親爭取撫養不成被迫離開,作家從小由外祖母撫養。就讀貴族中學期間,因沙皇視察時不滿過分自由的風氣而下令改制為普通中學,他便退學明志,隨即考入莫斯科大學,但一年後與教授爭吵而離校,轉讀彼得堡的軍校,畢業後成為近衛軍驃騎兵團軍官,展開漂泊的軍旅人生。創作上,十四歲開始寫詩,一八三七年為普希金決鬥身亡而發表〈詩人之死〉才揚名文壇,詩中譴責沙皇的宮廷權貴,因此激怒政權,被流放至高加索駐守邊防,在二十七歲那年與人決鬥身亡。多舛的人生經歷、沉鬱的性格和不羈的自由意志,使他的創作獨樹一格,包括數百首抒情詩歌、敘事詩、戲劇、小說,重要作品有戲劇《化裝舞會》、敘事詩《童僧》、敘事詩《惡魔》、小說《當代英雄》等。
    譯者簡介
    丘光
      國立政治大學東語系俄文組畢業,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語言系文學碩士。譯作有:《墮天使暗殺組》、《幽巡者》(合譯)、《帶小狗的女士:契訶夫小說新選新譯》、《當代英雄:萊蒙托夫經典小說新譯》。

    作者序
    當代英雄
      每一本書的序文,既是最先也是最後的產物,它或作為創作意圖之說明,或作為答覆評論之辯護[譯注1]。然而,不論是道德意圖或報刊攻訐往往都不是讀者關心的重點,因此他們通常不讀序文。這在我們國家,很遺憾尤其如此。我們的閱聽大眾還太年輕、太天真,如果在寓言的結尾沒找到道德訓誡,他們就無法理解文章要說什麼。他們看不透玩笑,感受不到嘲諷,只能說他們被教育得太差。他們還不知道,在一個正經的社會或一本正經的書裡,不可能會出現公然辱罵的情節。在當代文化發展下有一種更犀利的武器應運而生,它幾不可見,但仍致命,它藏身在諂媚的外衣之下,卻帶來難以抵擋的精準打擊。我們的閱聽大眾活像鄉巴佬,偷聽到分屬敵對政府的兩位外交官談話後,還真會相信他們倆會為了彼此最親密的友誼而回去欺瞞自家政府。
      這本書不久前才親身經歷過這種不幸,一些讀者甚至報刊只看到書名便望文生義輕信了[譯注2]。另一些讀者則覺得,怎麼把像當代英雄這麼不道德的人物當作他們的榜樣,因此感到非常受辱,而且還挺認真看待;更有其他讀者非常敏銳地指出,作者是在描繪自己和周遭熟人的形象……老套又可憐的笑話!但是,顯然羅斯[譯注3]就是這樣被創造出來的,這個國家裡一切都推陳出新,除了類似的荒唐事一再重複。在我們所有的神奇童話裡,就算最迷人的童話故事,也未必躲得開意圖人身攻擊的指責!
      慈善的閣下,當代英雄正是一幅肖像,但不是某一個人的,而是一幅集合我們整整一代人充分發展出的惡習所組成的肖像。你們又要跟我說,人不可能這麼壞,那麼我要告訴你們,如果你們相信所有悲劇或浪漫劇中的惡人可能存在的話,為何你們不信佩喬林[譯注4]真有其人呢?如果你們會欣賞更可怕更醜陋的虛構人物,那為何此人的性格,甚至跟虛構人物沒兩樣,就得不到你們的同情憐憫呢?莫非他比你們心裡所想的還更真實?……
      你們會說,這個故事裡道德不彰?對不起,人們的甜食已經餵得夠多了,他們也因此吃壞了肚子:需要一點苦藥和苛刻的真理了。而你們倒別以為,之後本書的作者哪天會妄想成為人類惡習的矯正者。老天啊,救救他別這麼無知吧!他只是要描繪出他所理解的,以及他和你們不幸太常遇見的當代人,藉此娛樂而已。毛病一旦指出來就夠了,要怎麼治療--只有上帝才知道!
    譯注
      1.這篇作者序寫於一八四一年春,補刊在這年出版的本書第二版中,藉以回覆輿論及沙皇尼古拉一世對初版的惡評。
      2.當代英雄的俄文原意有:當代的主角、典型人物或英雄。
      3.羅斯是俄羅斯的古稱,在文學語言中有崇敬的感覺,在此增加了嘲諷的強度。
      4.佩喬林是這部小說的主角,姓名語源出自俄國北方一條河的名稱--佩喬拉河(Pechora)。

    【譯界人生】丘光:甜食過盛的年代需要苦藥——萊蒙托夫《當代英雄》





    丘光-1
    (攝影/但以理)

    當代英雄:萊蒙托夫經典小說新譯
    當代英雄:萊蒙托夫經典小說新譯
    台灣人對俄羅斯的想像,大概只有蔣方良加明星咖啡館的甜點,但櫻桃園文化總編輯丘光告訴我們這二者之外的事物,「在俄羅斯念書時,跟著老師到森林裡的小木屋避暑,在森林裡散步,撿了松果和摘了各式磨菇,回到家後,把松果丟進『茶炊』裡當燃料煮水,空氣中漫著松木香味……」這樣簡單的敘述,身處亞熱帶的我們,可能沒辦法意會,空氣的松木香意味著春天,而春天在一年有一半以上是冰天雪地的俄羅斯,是多麼的難得。這種地理與文化的距離感,是台灣讀者閱讀俄國小說的障礙之一。

    由於自然環境的惡劣,反應到俄國文學上,有三大特色,一種是強調角色的心靈世界,丘光形容讀俄國小說可以讀到「人的靈魂」;其次是小說通常充滿人與自然對抗的精神;另外一個特色便是無所不在的嘲諷,「可能是環境太惡劣、無聊,於是以開玩笑、嘻笑怒罵的方式來對抗。」

    大學念的是政大俄文,畢業後還到莫斯科念俄國文學的丘光剛好趕上俄國小說在台灣的輝煌年代,「我高中就讀俄國小說了,70年代流行存在主義,杜斯妥也夫斯基是重要的作者之一,藝文圈很流行俄國小說。再加上,社會氣氛壓抑,俄國小說的特色就是在壓抑的氣氛下尋求寧靜。」丘光引用萊蒙托夫的說法:「一個揚帆出海的青年放棄安逸的生活,去尋找暴風雨,彷彿唯有走在暴風雨之中,才能得到寧靜。」外在環境如此惡劣,但個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所以人的意志要不停的去克服外在的惡劣環境,藉由掌握困境才是完全延展個人的自由意志,個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伸展了,也才有真正的寧靜。

    然而,困境沒了,人們也不需要追求「寧靜」了,80年代後,社會開放,閱讀選擇變多,此後俄文小說猶如遙遠記憶裡的化石,沒有讀者,也就沒有新的譯本,流通最廣的仍是1930年代的譯本,「那個時代動亂,翻譯得很匆忙,有些錯誤。」加上年代久遠,譯筆文字與現今閱讀習慣不同。如此惡性循環,讀者跟俄國文學的距離就更遙遠了。

    台灣還有一些譯作是從英譯本或日譯本翻成中文,「語言經過二層的轉手翻譯,失漏的就更多了。」比如俄羅斯特殊的煮茶具器「茶炊」(самоваp)在某些英、日語的譯本裡只有音譯,若再從這些中介語言翻成中文,就只能照著音翻成「坎模瓦」而不是「茶炊」。另外,小說中的主角的名字通常又臭又長,看不出差異,丘光也略作調整,「有些地方可以把名字濃縮簡化,或是以頭銜公爵夫人、上尉來代稱,會比較好讀。」

    還有更多是關於情境、語氣的,「果戈里的小說人物講話常會在字詞後加S,那是俄國人以下對上,表示卑微的特殊語氣,若翻譯沒辦法將這種S的味道翻出來,果戈里的小說世界也就只是個COMIC(鬧劇)而不是COSMIC(宇宙)。」再者,俄國小說的嘲諷特色,夾槍帶棍的酸人酸語就夾在字句之間,「俄語有些語助詞,一樣的句字可能會有完全相反的意思,但中文不見得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詞。」

    一路被俄文小說餵養大的丘光企圖補足80年代後,俄國文學譯介的空窗期,他看到《夜巡者》的成功,選在2010年契訶夫150歲誕辰,趁勢推出新譯的《帶小狗的女士:契訶夫小說選》,讀者反應不錯,今年六月將再出版被契訶夫尊為小說教科書的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他重新摸索新一代讀者對俄國文學的接納度,「通常娛樂性的類型小說,比如《夜巡者》,或是知名度高的,像契訶夫都賣得不錯。」

    丘光-2
    (攝影/但以理)
    在台灣做俄國小說翻譯應該是很孤獨的吧?「能和原作者有精神的交會,我並不覺得孤單。」俄文已是一項冷門的門檻,丘光挑譯的作品又是另一項門檻,像是「契訶夫選譯的並不是他早期直接、易讀的,《帶小狗的女士》裡都是一些需要年過30、感情有點經歷的人才讀得懂的。」他引用萊蒙托夫的說法,「這個時代甜食大家已經吃得太多了,需要一點苦藥和苛刻的真理了。」唯有在痛苦中才能尋得幸福,在這樣的時代重新出版《當代英雄》,「我只是想告訴現在的年輕人不要太安逸,他們需要有一點暴風雨。」

    30年前,俄國小說是苦悶台灣青年的明燈;30年後,俄國小說在甜點過盛的年代,成了一帖醒腦的苦藥。

    張君邁《新儒家思想史》《王陽明與明末儒學》《特別展覧会・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陽明学 (陽明學在東亞細亞) 展示図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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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陽明與明末儒學(簡體書)

    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智慧

    書名:《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智慧》作者:【日】岡田武彥 著 楊田 馮瑩瑩 袁斌 孫逢明 譯 錢明 審校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內容簡介:《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智慧》(全三冊)是國際上享有盛譽的陽明學大師岡田武彥寫給大眾的最全面、最豐富的王陽明通俗傳記,也是最權威、最嚴謹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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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特別展覧会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陽明学展示図録= 陽明學東亞細亞/ 学習院大学東洋文化 ... 大塩平八郎と陽明学/ 森田康夫著森田康夫; AVAILABLE, PRINTE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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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君邁新儒家思想史   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

    再序文末引:
    Quam multa enim, quae nostra causa numquam faceremus, facimus causa amicorum!
    -Cicero, De Amitica, LVII
    Pues ¡cuántas muchas cosas hacemos por causa de los
    amigos, que nunca haríamos por causa nuestra!
    -Cicerón (106-43 a.C.)
    For how many things we do for our friends that we never would do for ourselves!
    Cicero.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1932 此書有漢譯);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1922) by Carl L. B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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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 Lotus Becker (September 7, 1873 – April 10, 1945) was an American historian.

    Life[edit]

    He was born in Waterloo, Iowa. He enrolled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in 1893 as an undergraduate, and while there, he gradually gained an interest in studying history. Remaining for graduate work, Becker studied under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who became his doctoral adviser there.[1] Becker got his Ph.D. in 1907. He was John Wendell Ander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Cornell University from 1917 to 1941.
    He was elected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1923.[2] Becker died i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has recognized his work as an educator by naming one of its five new residential colleges the Carl Becker House.

    Writing[edit]

    Becker is best known fo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1932 此書有漢譯), four lectures on The Enlightenment delivered at Yale University. His assertion that philosophies, in the "Age of Reason," relied far more upon Christian assumptions than they cared to admit, has been influential, but has also been much attacked, notably by Peter Gay. Interest in the book is partly explained by this passage (p. 47):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key words would no doubt be God, sin, grace, salvation, heaven and the lik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tter, fact, matter-of-fact, evolution, progres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lativity, process, adjustment, function, complex.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words without which no enlightened person could reach a restful conclusion were nature, natural law, first cause, reason, sentiment, humanity, perfectibility....
    This isolation of vocabularies of the epoch chimes with much later work, even if the rest of the book is essayistic in approach. Johnson Kent Wright writes:
    Becker wrote as a principled liberal.... Yet in some respects The Heavenly City presents an almost uncanny anticipation of the "postmodern" read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The Pre-Postmodernism of Carl Becker", p. 162, in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2001), Daniel Gordon editor




    "The purpose of the Declaration is set forth in the first paragraph — a striking sentence, in which simplicity of statement is somehow combined with an urbane solemnity of manner in such a way as to give that felicitous, haunting cadence which is the peculiar quality of Jefferson’s best writing."
    —from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1922) by Carl L. Becker
    Carl L. Becker’s important study is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expressed in the Declaration. Here is a lucid explanation of what the Declaration really is, what views it sets forth, where those views arose, and how they have been accepted or modified by succeeding generations. A book that every American should read.
    圖像裡可能有文字

    Montaigne: A Life ; 蒙田,生活者。 Sarah Bakewell:How to Live: Or A Life of Montaigne in One Question and Twenty Attempts at an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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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taigne: A Life

    Published 01.24.201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32 Pages
    "What sets essaying apart from asserting is failing. Diversion, digression, ambiguity, uncertainty — these are essential, not inimical, to the form. But an essayist who aims for uncertainty is unsatisfying. In good essays, we witness writers grappling genuinely with unanswerable questions, trying to answer and failing, coming by their uncertainty in an honest manner. It is appropriate that the story of the first self-conscious essayist and his times should also be the story of an honest failure: 'In the early 1580s, politics looked very much like the form of the essay. Everything was in movement and contested.'"

    Robert Minto assays “Montaigne: A Life” by Philippe Desan, which restores the great essayist’s political dimension.
    LAREVIEWOFBOOK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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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h Bakewell這本暢銷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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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
    How to Live: Or A Life of Montaigne in One Question and Twenty Attempts at an Answer
    作者: 莎拉.貝克威爾 
     原文作者:Sarah Bakewell
    美國國家書評獎傳記類首獎
      英國柯斯達傳記獎入圍、庫伯獎首獎等多座大獎肯定
      14國版權售出,英美亞馬遜傳記類Top 3、社科類Top 10,好評連連
      一場跨世紀的愉快對話,前所未見的傳記風格
      一個人生大哉問,二十個率性回答,重新發掘法國人文主義先鋒蒙田的一生
      如何找回生命的熱情?如何與人愉快相處?如何對抗暴力?如何平撫傷痛?
      ……該如何生活?從蒙田身上,你將看到靈感,與答案。
      他曾是十六世紀最著名的文人,他的《隨筆集》影響後世千萬人,
      培根、莎士比亞、拜倫、愛默生、赫胥黎都以他為師;
      今日,他依然是許多人「交往過最好的朋友」,讓人不禁大嘆「他怎麼這麼了解我?」
      我們想問蒙田:該怎麼生活?他說,多讀書,然後忘掉你讀的那些,把自己變得笨一點。
      他說,凡事存疑,但要與人自在相處,並守住你的人性。他說,把工作做好,但不用做得太好
      他的誠實、自由與懶散,破除了偉大人物的偶像迷思;
      他的一生,就是一本處世哲學!
      身為一位貴族及地方官,米歇爾.蒙田好奇心盛、勤於探問,卻說自己的腦袋就像一只漏水的瓶子,健忘得要命。他長袖善舞、懂得交際,卻不願在眾人面前做作演戲,對最崇敬的人反而稱讚最少。他具有同情心、同胞愛,但畏懼責任,寧可「淡定」。他熱愛命運,卻又充滿懷疑。蒙田集所有矛盾與不合理於一身,但他說,這就是人性,「如果我必須再活一次,我也會照原來的方式再過一遍」。
      四百多年來,蒙田的誠實、才智與魅力,不曾為人遺忘。他有永不停歇的豐沛思緒,化而為文字,行雲流水般展現於其《隨筆集》裡。蒙田的《隨筆集》將人生的所思所想、體驗感觸信筆記下,不加潤飾,純屬閒話家常;引先哲懿言,反芻自身之舉。然而反反覆覆、離題萬里的書寫格調,卻惹得後人大發牢騷。奇妙的是,一代代讀者仍被《隨筆集》深深吸引,從那裡找到了共鳴、智慧,以及消遣;最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
      在這本與眾不同的傳記裡,貝克威爾要追尋蒙田離奇的成長經歷、青年生涯、性的冒險、各地遊歷,以及與摯友拉博埃西、養女古爾內的真情交遊。為何當有人稱讚蒙田是一名治學認真的學者,他就會發火?為何蒙田在十七世紀是騙子、十八世紀卻成了高貴的野蠻人、十九世紀又變成懦夫?沒有拉博埃西這位「傾訴的對象」,就沒有《隨筆集》的誕生,蒙田與他有著什麼樣不可告人的關係?在十六世紀,旅行可說是一項極限運動,比決鬥還危險,蒙田卻為何執意要到瑞士、德國、義大利等地遊玩?什麼事情讓蒙田從政治舞台上萌生退意,並大嘆為責任而活,不如為自己而活?古爾內的出現,給晚年的蒙田及《隨筆集》帶來了什麼改變?何以終其一生,她都受到民眾的揶揄?《隨筆集》足足被查禁了近兩百年的時間,這又是為何?貝克威爾要告訴我們這些問號背後的真實人生。
      福樓拜曾言,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這本傳記將帶你看見這位最具人性的作家,如何以幽默、寬容與冷靜,看待人平凡且不完美的一生。你或許會和巴斯卡、盧梭一樣,對蒙田既愛又恨;又或許會和愛默生、尼采一樣,盛讚其人其書。無論如何,蒙田都會是你交往過最難忘的朋友。
      從蒙田身上,你將看到的是有關「如何生活」的靈感,與答案。
    作者簡介
    莎拉.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
      1963年生於英國伯恩茅斯(Bournemouth),大部分的童年時光都在澳洲雪梨度過。大學時期就讀英國艾賽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主修哲學。畢業後服務於倫敦衛爾康姆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擔任古籍管理員長達10年。2002年展開全職寫作生涯,著有《偷天換日:魯德夫人與不幸的柏露兄弟》(The Smart: The True Story of Margaret Caroline Rudd and the Unfortunate Perreau Brothers)、《探險家卓根森的一生:從冰島國王到塔斯馬尼亞的囚徒》》(The English Dane: From King of Iceland to Tasmanian Convict)等作品。
      莎拉目前任教於倫敦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London)、公開大學(Open University)等校,教導創意寫作。



    書名: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原文名稱:How to Live: Or A Life of Montaigne in One Question and Twenty Attempts at an Answer,語言:繁體中文,ISBN:9789862722046,頁數:512,出版社:商周出版,作者:莎拉.貝克威爾,譯者:黃煜文,出版日期:2012/07/08,類別:人文史地
    BOOKS.COM.TW

    Tuchman 芭芭拉.塔克曼:《從史著論史學》或《实践历史》《八月炮火》《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第一聲禮炮:另一種視角下的美國革命》《愚政進行曲:從木馬屠城到越南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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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n historian who won a Pulitzer Prize for The Guns of August
    (1962) and for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71).

    『.......既能享受美式生活,而又保有中國文化認同,那麼回不回中國,也就無關宏旨了,況且他早在一九七八年已隨同美國史學家訪問團去過。余英時以 史學家的透視看過中國之後,對中共政權已不再有任何憧憬或寄望,至於中國近年的崛起及空前繁榮,在余英時的心目中,也不過是海市蜃樓而已。



    舉目當今,在海外的知識界像余英時這樣基於個人信念而絕不和中共政權妥協的人,可說是少之又少的。這不禁讓筆者憶起美國史學家塔克曼(女)和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傅爾伯萊特的一段對話。塔克曼以寫「史迪威在華經驗(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一書而獲得普立茲獎,是有名的自由派,甚至有人認為她是左派。

    七十年代初在一片「中國熱」(China euphoria)聲中,塔克曼應邀到參院作證,和外委會主席傅爾伯萊特對話時,塔克曼說,她對共產主義從來沒有幻想,也從不懷疑如果史達林式的共產主義 在美國成功的話,她將是第一批被處決的人,從塔克曼的話,不難看出,有真知灼見的自由主義者,必知共產主義絕不容許自由主義與其共存的。.......』----傅建中《華府瞭望:沒有鄉愁的余英時》,中國時報 ,2007.05.25 



    歷史學作者塔克曼 (Tuchman, Barbara Wertheim1912-1989)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作家。她的中文翻譯可能有三本。
    第一本是台灣的 《從史著論史學》 / 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著; 梅寅生譯 臺北 : 久大印行 : 久博總經銷, 1990[ 民79]
     《從史著論史學》附林博文1889.2.8 《紐約中報》社論:《把歷史傳記融為一爐的美國史家芭芭拉.塔克曼》,很可參考。




    著名的「塔克曼」(Tuch•man , Barbara Wertheim 1912–1989)訪談,可參考Bill
    Moyers《美國心靈》(A WORLD OF IDEAS)(北京:三聯,第3-17頁)。她
    力陳:

    英雄的定義 為 "A person noted for feats of courage or nobility of purpose,especially one who has risked or sacrificed his or her life"。

    不過,現代人都將名人當英雄( "A person noted for special achievement in a particular
    field: the heroes of medicine. See synonyms at celebrity.")



    25年前,Lee A. Iacocca 出書大賣,日本有些評論家說,這種和老東家(Ford)吵架的「叛徒」,如果在日本,根本無法公然「賣出」…..

    約5-10年前,他來過台灣(可能與台塑汽車有關)。他忘記應像其他美國名人,撈百萬美元再走人
    2005/6/30

    As the Going Gets Tough, Chrysler Calls on Its Old Pitchman

    By DANNY HAKIM

    DETROIT, July 6 - Chrysler is bringing back Lee A. Iacocca to do what
    he does best - pitch cars in commercials. At least that is th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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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n historian who won a Pulitzer Prize for The Guns of August
    (1962) and for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71).

    塔奇曼《八月炮火》( The Gun of August by Barbara W. Tuchman)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The Guns of August ( 1962) (also published as August 1914) is a
    military history book by Barbara Tuchman describing the crisis and
    events of the first 30 days of World War I. Beginning on July 28,
    1914, The Guns of August plays out the cataclysm of events that lead
    to Continental War, as well as the strategies behind the war which
    would lead to inevitable stalemate. 】
    2007


    ****200912/22
    Barbara Tuchman Dead at 77; A Pulitzer-Winning Historian

    Barbara W. Tuchman, whose skill at writing histories of men at war and on the brink of war won her two Pulitzer Prizes, died of complications of a stroke yesterday afternoon at Greenwich (Conn.) Hospital. She was 77 years old and wa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Saturday after suffering the stroke at her home at Cos Cob, Conn.
    It was Mrs. Tuchman's fourth book, ''The Guns of August,'' a study of the background and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 that made her a celebrity after it came out in 1962, winning reviewers' salutes, a durable niche on best-seller lists and her first Pulitzer Prize.
    The second Pulitzer came for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The 1971 biography of Gen. Joseph W. Stilwell, a hard-driving American officer who played a major role in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was combined with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Her other books included ''The Zimmermann Telegram,''''The Proud Tower'' and ''A Distant Mirror.'' Latest Book a Best Seller
    Her most recent book, ''The First Salute,'' set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t has been on 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list for 17 weeks, and last week was No. 9.
    Born into a New York family that had long been eminent in finance and public service, Mrs. Tuchman could have had an easy, conventional life as the wife of a prominent physician. But as her three daughters grew older, she took up the historian's profession.
    She had neither an academic title nor even a graduate degree. ''It's what saved me,'' she later said. ''If I had taken a doctoral degree, it would have stifled any writing capacity.''
    Her Primary Obstacle
    But to be a writer was difficult, she found, simply because she was a woman. ''If a man is a writer,'' she once said, ''everybody tiptoes around past the locked door of the breadwinner. But if you're an ordinary female housewife, people say, 'This is just something Barbara wanted to do; it's not professional.'''
    In fact, Mrs. Tuchman had a firm, even contentious, sense of her vocation. In history and biography, she told an audience at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in 1978, ''the writer's object is - or should be - to hold the reader's attention.''
    ''I want the reader to turn the page and keep on turning to the end,'' she added. ''This is accomplished only when the narrative moves steadily ahead, not when it comes to a weary standstill, overloaded with every item uncovered in the research.'' An Impression of Authority
    In her person as well as in her choice of words, Mrs. Tuchman gave an impression of authority. She had strong features, a high forehead, wise hazel eyes and a somewhat serious manner that gave way, now and then, to a dazzling smile.
    Summing up her view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she wrote in 1981, in the preface to ''Practicing History,'' a selection of her short writings, that she had arrived at ''a sense of history as accidental and perhaps cyclical, of human conduct as a steady stream running through endless fields of changing circumstances, of good and bad always coexisting and inextricably mixed in periods as in people, of cross-currents and counter-currents usually present to contradict too-easy generalizations.''
    Lofty though her views might be, Mrs. Tuchman was down to earth in her research. Before she wrote ''The Guns of August,'' she rented a Renault sedan and toured the appropriate battlefields. When she took notes, it was always on index cards measuring 4 by 6 inches - a convenient size, she said, for storing in shoeboxes and carrying in her purse.
    That sort of prosaic concern was far from her exalted birthright. Barbara Wertheim was born on Jan. 30, 1912, in New York, the daughter of Maurice Wertheim, an investment banker, art collector and philanthropist, and Alma Morgenthau Wertheim, a sister of Henry Morgenthau Jr., who wa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under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Miss Wertheim attended the Walden School before entering Radcliffe College, where she concentrated o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nd received her bachelor's degree in 1933. Worked in Japan
    Since, as she put it, ''paying jobs did not hang from the trees'' in that Depression year, she took an unpaid position with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The following year, she went to Tokyo to help work up an economic handbook of the Pacific area. While there, she wrote for two journals, Far Eastern Survey and Pacific Affairs.
    An early contribution was a review of a French historian's book about Japan. Not long after it was printed, she later recalled: ''I was thrilled to receive from the author a letter addressed 'Chere consoeur' (the feminine of confrere, or as we would say, 'colleague'). I felt admitted into an international circle of professionals.''
    In 1936, Miss Wertheim went to work for The Nation, which her father had bought to keep it from going bankrupt. Her first job was clipping newspaper articles, but soon she was writing herself, and in 1937, during the Spanish Civil War, she went to Valencia and Madrid as The Nation's correspondent. 'Heroes, Hopes, and Illusions'
    From Spain she traveled elsewhere in Europe, savoring what she later called ''a somber, exciting, believing, betraying time, with heroes, hopes, and illusions.''
    In London, she put together a short book, ''The Lost British Policy,'' about British policy toward Spain and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Her later appraisal of the work, which came out in 1938, was that it was only ''a respectable piece of research,'' and she sometimes omitted it in listing her books.
    By 1939, she was back in New York, writing largely on Spain, and the next year she married Dr. Lester Reginald Tuchman, a New York internist.
    Mrs. Tuchman was soon showing her strength of will. With Nazi Germany looming, she later wrote, her husband ''not unreasonably felt at that time that the world was too unpromising to bring children into.
    ''Sensible for once, I argued that if we waited for the outlook to improve, we might wait forever, and that if we wanted a child at all we should have it now, regardless of Hitler.''
    ''The tyranny of men not being quite as total as today's feminists would have us believe,'' she added, writing in 1981, ''our first daughter was born nine months later.'' Separated by Wartime
    After Pearl Harbor, Dr. Tuchman went overseas to a United States military hospital, and Mrs. Tuchman got a job in New York with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reparing material on the Far East for use in broadcasts to Europe.
    ''After the war, when my husband came home, we had two more children, and domesticity for a while prevailed,'' she wrote later, ''combined with beginning the work I had always wanted to do, which was writing a book.''
    ''When the children were very small,'' she once recalled in an interview, ''I worked in the morning only and then gradually, as they spent full days at school, I could spend full days at work. I could never have done any of this work if I hadn't been able to afford domestic help.''
    The fruit of those labors, ''Bible and Sword,'' about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Palestine, came out in 1956. It attracted relatively little notice, though what there was of it was favorable.
    Two years later ''The Zimmermann Telegram'' appeared, about a message sent from Berlin to a German diplomat in Mexico in January 1917,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of ''an understanding on our part that Mexico is to reconquer territory in Texas, New Mexico and Arizona,'' and about the message's repercussions after it was intercepted and made public by the British.
    Writing in The New York Times, Samuel Flagg Bemis, the Yale diplomatic historian, said the value and importance of the book lay in Mrs. Tuchman's ''brilliant use of well known materials, her sureness of insight and her competent grasp of a complicated chapter of diplomatic history.'''The Guns of August'
    Attempting something that might have seemed a bit beyond her reach, Mrs. Tuchman took up a far broader and more important topic in her next book, which was ''The Guns of August.'' World War I, as she saw it, was no less than ''the chasm between our world and a world that died forever.''
    Though the book was largely about arms and men, it was also about aspirations and ideals. ''Men,'' she concluded, in one widely quoted passage, ''could not sustain a war of such magnitude and pain without hope - the hope that its very enormity would insure that it could never happen again.''
    Clifton Fadiman, writing in the Book-of-the-Month-Club News, said: ''Its virtues are almost Thucydidean: intelligence, concision, weight, detachment.''
    Writing in The New York Times, Cyril Falls, a British officer turned military historian, said Mrs. Tuchman ''writes so brilliantly and inspiringly.'' The book, he said, was ''lucid, fair, critical and witty.''
    But he contended that her performance was uneven, and ''the errors and omissions amount to a formidable total.'' For his part, Bruce Bliven, writing in The New Yorker, complained that ''Mrs. Tuchman leans toward seeing issues as black and white.'' Emphasized Human Qualities
    The book's emphasis on the human qualities of the leaders of the time helped make it popular with the public, and it served as the basis for a 1964 documentary film, produced by Nathan Kroll, with the same title.
    The quarter-century preceding World War I was the subject of Mrs. Tuchman's next book, ''The Proud Tower,'' which came out in 1966. In a review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rtin Duberman, a Princeton history professor, praised her skill at narrating events, making historical personages come alive, and writing clearly and powerfully about complex matters.
    But he said the book did ''not come up to the high level of 'The Guns of August.''' It was not a portrait of the period, he contended, but merely ''random brush strokes, leaving a canvas unoccupied by any ruling vision.''
    Whe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came out, it was hailed as ''brilliant'' in a review in The New Republic by the dean of American China scholars, John K. Fairbank, the director of Harvard University'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A Distant Mirror'
    Another book about Asia, ''Notes From China,'' a slim volume about a six-week trip Mrs. Tuchman had taken, appeared in 1972. But six years went by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her next work, ''A Distant Mirror,'' a study of the 14th century, an era that was racked by plague and war.
    Reviewing the book in The New York Times, Eric Cochrane,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aid, ''This book abounds in the same elements that have made her previous books masterpieces of popular scholarship: vivid battle scenes, scenes from daily life, brilliant portraits.'' But he also argued that she was guilty of grave omission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In ''The March of Folly: From Troy to Vietnam,'' a 1984 book, Mrs. Tuchman scrutinized the Trojans' decision to admit the Greek horse into their city, the refusal of six Renaissance Popes to arrest church corruption in advance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British misrule under King George III and America's mishandling of the Vietnam conflict.
    Mrs. Tuchman had an occasional fondness for twitting figures of authority. She once began a speech to the Army War College by noting that her subject, generalship, had been suggested by the college's commandant.
    ''No doubt,'' she observed, ''he could safely assume that the subject in itself would automatically interest this audience in the same way that motherhood would interest an audience of pregnant ladies.''
    Mrs. Tuchman is survived by her husband, who is an emeritus professor of clinical medicine at the 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a sister, Anne W. Werner of Manhattan; three daughters, Lucy T. Eisenberg of Los Angeles, Jessica Tuchman Mathews of Washington, and Alma Tuchman of Cos Cob and Manhattan, and four grandchildren.
    The funeral will be private. A memorial service is be held at 2 P.M. Sunday in the Celeste Bartos Forum at the main branch of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Her Books And the Subjects ''The Lost British Policy'' (1938): British policy toward Spain and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Bible and Sword'' (Alfred A. Knopf, 1956):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Palestine.
    ''The Zimmermann Telegram'' (Alfred A. Knopf, 1958): A 1917 diplomatic message and its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The Guns of August'' (Macmillan, 1962): The background and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 ''The Proud Tower'' (Alfred A. Knopf, 1966): The quarter-century preceding World War I. ''Stil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Macmillan, 1971): A biography of Gen. Joseph W. Stillwell. ''Notes From China (Macmillan, 1972): A trip to China.
    ''A Distant Mirror'' (Alfred A. Knopf, 1978): The 14th century.
    ''Practising History'' (Alfred A. Knopf, 1981): A collection of her shorter writings.
    ''The March of Folly: From Troy to Vietnam'' (Alfred A. Knopf, 1984): Some historical mistakes.
    ''The First Salute'' (Alfred A. Knopf, 1988):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laced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hotos of Barbara Tuchman (NYT) (pgs. A1 &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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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7/7

    著名的「塔克曼」(Tuchman , Barbara Wertheim 1912–1989)訪談,可參考Bill Moyers《美國心靈》(A WORLD OF IDEAS)(北京:三聯,第3-17頁)。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

    她写出了20世纪最好的历史作品。以《八月炮火 》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从1956年到1988年,她共出版了10部作品:
    《圣经与剑》(Bible and Sword, 1956)、《齐默尔曼电报》(The Zimmermann Telegram, 1958)、《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 1962 大陸有中文版)、《骄傲的城堡》(The Proud Tower, 1966)、《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71大陸有中文版)、《来自中国的函件》(Notes from China, 1972)、《遥远的镜子》(A Distant Mirror, 1978)、《实践历史 大陸有中文版》(Practicing History, 1981 大陸有中文版)、《“荒唐”进行曲》(The March of Folly, 1984)、《第一次敬礼》(The First Salute, 1988)。


    她力陳:
    英雄的定義 為A person noted for feats of courage or nobility of purpose, especially one who has risked or sacrificed his or her life。
    不過,現代人都將名人當英雄(A person noted for special achievement in a particular field: the heroes of medicine. See synonyms at celebrity.)
    這作者名字之發音,翻譯錯誤: Tuch·man (tŭck`mən) , Barbara Wertheim 1912–1989.



    如果沒有把握,應該參考各種發音辭典,如 Oxford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 或 『BBC英國人名發音辭典』等。

    據 Oxford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我們以前討論的 Laputa ,英美發音不同,不過,Laputan 則只一種發音。

    http://www.answers.com/%20The%20Gun%20of%20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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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作者名字之發音,翻譯錯誤: Tuch·man (tŭck'mən) , Barbara Wertheim 1912–1989.
    American historian who won a Pulitzer Prize for The Guns of August (1962) and for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71).
    如果沒有把握,應該參考各種發音辭典,如 Oxford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BBC英國人名發音辭典』等。
    Oxford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我們以前討論的 Laputa ,英美發音不同,不過,Laputan則只一種發音。

      events of the first 30 days of World War I. Beginning on July 28, 1914, The Guns of August plays out the cataclysm of events that lead to Continental War, as well as the strategies behind the war which would lead to inevitable stalemate.


    大陸兩本,作者名字發音都搞錯:芭芭拉·塔克曼,不是「塔奇曼」。

    這作者名字之發音,翻譯錯誤: Tuch·man (tŭck`mən) , Barbara Wertheim 1912–1989.

    如果沒有把握,應該參考各種發音辭典,如 Oxford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 或 『BBC英國人名發音辭典』等。

    據 Oxford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我們以前討論的 Laputa ,英美發音不同,不過,Laputan 則只一種發音。



    http://www.answers.com/%20The%20Gun%20of%20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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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类别:C.历史
    书号:978-7-80225-321-6
    作者:[美]巴巴拉•W.塔奇曼 万里新 译
    版别: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年9月

    《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是一部傑作,這是出於許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條理由都足以讓它流傳下去。首先,它富於戲劇性。這是一本生動的傳記,講的是一個古怪但卻真實的英雄,一個美國最偉大的戰區指揮官之一。他本可以成為像歐洲戰區的布萊德雷或者巴頓那樣的人物。可是,由於他的中國經歷,他被派去處理那裡的危機。然而本書並非只是快節奏地敘述籠罩在悲劇陰影下的紛繁事件。隱藏在這個戰爭故事後面的是長期以來美國試圖使中國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這是個堂吉訶德式的努力,但是屢敗屢試。但這本書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是部一流的歷史著作,作者是一位自信而又熟悉這種藝術的大家。巴巴拉•塔奇曼主張把歷史看做是具有可讀性的故事,在這一點上她暢所欲言、深刻,並有廣泛說服力。對她來說,關鍵的是人們的感受和言行。她反復強調了事件、人物以及地方的獨特性。巴巴拉•塔奇曼的歷史是自立的, 根本用不著任何理論支持。它就是讓讀者著迷了,它讓他們得以如此接近過去的歷史,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費正清

    图书目录
    序 /費正清前言致謝開篇:危機第一部1 一個軍官的成長2 革命的訪問者:中國,1911年3 世界大戰:聖米耶爾與山東4 派駐北京:軍閥年代,1920-1923年5 “能幹”團和蔣介石的崛起,1926-1929年6 “酸醋喬”,1929-1935年7 出任武官:中國最後的機會,1935-1937年8 出任武官:中日戰爭,1937-1939年第二部9 倉促上陣,1939-1941年10 “讓我去哪我就去哪”,1941年12月-1942年2月11 “一頓狠揍”,1942年3-5月12 受助者,1942年6-10月13 “花生米跟我上了一條船”,1942年8月-1​​943年1月14 總統的政策,1943年1-5月15 史迪威必須走,1943年6-10月16 中國在開羅的一刻,1943年11-12月17 回程,1943年12月-1944年7月18 “整個亞洲的命運岌岌可危”,1944年6-9月19 “能幹”的限度,1944年9-11月20 “我們必須撤出——就現在”,1945-1946年附錄1921年築路:談話錄/約瑟夫•W.史迪威少校參考文獻

    精彩试读
    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是一部傑作,這是出於許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條理由都足以讓它流傳下去。首先,它富於戲劇性。這是一本生動的傳記,講的是一個古怪但卻真實的英雄,一個美國最偉大的戰區指揮官之一。當美國陸軍1940年在路易斯安那舉行軍事演習以物色有才幹的指揮官時,喬• 史迪威表現得極為敏捷、富有想像力而又不墨守成規,當時就已經是閃電戰的高手。在陸軍的九個軍級指揮官中他得到了最高評價,並受命率軍進攻北非。他本可以成為像歐洲戰區的布萊德雷或者巴頓那樣的人物。可是,由於他的中國經歷,他被派去處理那裡的危機。不過,美國在中國的戰時努力基本上是白費了——即便我們承認了這樣的事實,那就是:戰爭本身不過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對人的耗費而已。史迪威將軍恪盡職責, 這使他能屢屢創造奇蹟。他這次冒險本來就兇多吉少,當時在蔣介石委員長統治下的自由中國已經瀕於崩潰,而史迪威名義上是蔣介石的“總參謀長”。這是多麼鮮 明的對比!一個是美國的頑強的理想主義者,決心訓練出中國部隊並“打垮小日本”;另一個則是狡詐的軍事政治家,同樣很有決心,那就是不想讓中國繼續打下去,從而保住自己的位子。史迪威與蔣介石的對峙濃縮了美國在中國的戰時目標所遭遇的種種挫折。然而本書並非只是快節奏地敘述籠罩在悲劇陰影下的紛繁事件。隱藏在這個戰爭故事後面的是長期以來美國試圖使中國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這是個堂吉訶德式的努力,但是屢敗屢試,現在這種努力又再度興起了。讀者會發現本書的結語恰如其分(直到1971年前都是如此):“最後,中國走了自己的道路,就彷佛美國人從來沒有去過那裡似的。”但在將近十五年後,另一輪的接觸、旅遊、交流、投資和外交活動又在展開了。現在是美國公眾好好回顧從前的時候了,用中國人的話說即所謂“前車之鑑”。特別是我們發現,幫助盟友國民黨使我們成了共產黨所發動的中國革命的敵人,對我們來說最糟的是,這場革命最後成功了。總之,正如我們說過的,我們開始是想幫助中國,而之後在冷戰的強權政治中,出於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又跟中國人對立起來。這樣做真的符合我們的國家利 益嗎?尤其在考慮到那就是我們的朝鮮和越南戰爭的序曲時?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直至今天仍然很重要的問題。但這本書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是部一流的歷史著作,作者是一位自信而又熟悉這種藝術的大家。一開始巴巴拉•沃特海姆•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就很自然地躋身於美國知識精英階層中。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紐約從事實務的人們中的自由派領袖。她的外祖父是老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他的兒子,也就是她的舅舅,後來成了羅斯福的財政部長。她還是哈佛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學院的學生時,就曾陪祖父參加在倫敦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對她來說,眼界高遠和公眾人物的品性都是遺傳的一部分。在拉德克利夫的時候,她專注於既相關又各有專攻的歷史和文學。 1933年她畢業後不久,這個世界就不得不為反對法西斯和軍國主義而動員起來。她主動、思路清晰而又無所畏懼,這些素質使得她成為太平洋關係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研究人員。 1934年她在紐約,1935年則在東京。該研究所是一個富有開創性的“智囊團”和會議組織,1920年代由基督教青年會的一些前幹事在檀香山創辦。它由十幾個國家級研究所組成,分佈於主要的環太平洋國家,包括歐洲在那裡的殖民地。它獨自在太平洋地區開創了當代研究和定期國際討論的模式,而現在的中心和協會幾乎每天都在採用這種研究模式。 1935年巴巴拉•沃特海姆從軍國主義的東京去了共產黨控制前的中國。回到紐約後她開始為《國家》(The Nation)雜誌工作;她父親曾經是該雜誌的出版人。然後她在1937-1938年間去馬德里報導西班牙內戰。她作為倫敦《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的駐美國記者回到紐約,並於1940年與萊斯特•塔奇曼(Lester Tuchman)博士結婚,之後很快生下三個女兒。從1943年到1945年,她在紐約戰時新聞處遠東新聞部工作。對一個家道殷實又忙忙碌碌的母親來說,這樣的早期職業經歷足以讓她參加外國關係委員會的會議從而紐約的當權者們增光,但也就僅此而已。然而對巴巴拉•塔奇曼來說,她才剛剛走上軌道。 1956年,她重拾早年的興趣,發表了《聖經和劍:從青銅時代到貝爾福宣言時期的英國和巴勒斯坦》(Bible and Sword: Britain and Palestin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Balfour),一本一直講到1918年的歷史著作。那以後她避免了那些牽扯到她個人情感的題目,並作為面向大眾寫作歷史的作家找到了自己的風格。某個把巴巴拉的這些書稱為“通俗歷史”的批評家與其說是在評論這些書,倒不如說是在評論他自己。確實,它們是“非學術性的”,因為它們主要不是為了討論那些歷史“問題”——太多這類問題來源於社會科學對歷史學的滲透。在大學裡,那些尋求科學一致性的人入侵歷史學後強調的是概括、事件的模式和比較研究的先驗圖式。這些很可能加快了學生對歷史的興趣的減少。總而言之,巴巴拉•塔奇曼主張把歷史看作是具有可讀性的故事,在這一點上她暢所欲言、深刻,並有廣泛說服力。對她來說,關鍵的是人們的感受和言行;相比這些,像社會流動性、合法性、投資比率和工作觀念之類的問題只是次要的。她反復強調了事件、人物以及地方的獨特性。當然,多年來在歷史學領域里個別性和普遍性一直在爭鬥,以期獲得更多的重視。這裡我們很難用只言片語——不管我們怎樣斟詞酌句——就解決這個古老的哲學問題。其實這也用不著我們解決:巴巴拉•塔奇曼的歷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著任何理論支持。它就是讓讀者著迷了,它讓他們得以如此接近過去的歷史,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她的秘密首先在於她驚人的勤奮。她在研究時發掘了所有的記錄,哪怕是最小的紙片也不放過。醞釀《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花了四年,這個時間跟《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花的一樣多;後者講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個月,是本暢銷書,並獲得普利策獎。 1967年,當她開始創作《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的時候,當時已經完成的一些深入研究已經揭示了二戰時美國對華政策在外交和官僚政治上的盤根錯節之處。兩個很有才幹的軍事歷史學家寫了三厚本有關史迪威在中緬印戰區的著作。事件的框架已經有了。尤為可貴的是,史迪威將軍的家人公開了他內容廣泛的日記和私人記錄。要關注史迪威,塔奇曼夫人就得避開那些雷區,即那些自美國宣告“失去中國”之後所積累的單方面證據、指責,以及那些各懷心思的回憶錄。另外,聚焦史迪威使得她可以探求美國與其盟友中國國民政府之間的利益衝突——這才是關鍵所在。這樣就避免了把注意力分散到蔣介石所率領的國民黨和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那場殊死搏鬥;1946年史迪威突然死於癌症後,這場搏鬥掙脫了美國的影響爆發了,美國國內政治因此充滿怨恨。另一個也跟勤奮有關的秘密則很容易察覺到,那就是巴巴拉•塔奇曼通過掌握並使用這些記錄而提煉出了她所謂的“確證的細節”。即便她已經感知了某些事件的相關性,她仍然必須通過現場證據——不言自明的一條引語、一個事實或者一個事件——才可以將這一點傳達給讀者。這些細節使得不同事件聯繫起來了。因為她是在講一個故事,並不是想證明什麼,所以巴巴拉•塔奇曼瞧不起計算機打印出來的那些玩意,也不喜歡引用其他歷史學家的話。 “我從來不覺得引用某人在旁邊大學工作的鄰居的話有什麼意義。在我看來這根本就不是什麼來源;我想知道某個事實的原出處,而不是最近誰引用了它。” 幸運的是,她除了有一種咄咄逼人的獨立精神(她不是個教授),對那些眾多學者所關注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制度或者那些“因素”也具有敏銳觀察力。例如,她對蔣介石在中國所達成的脆弱又耗神費力的權利平衡的分析,便是本書闡發最為清晰的地方之一。她所刻畫的史迪威的早期經歷——他的語言天分和海外遊歷,他對體育運動的熱愛,以及他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對中國的探索——既是他本人的傳記,又是他那個時代的社會歷史。塔奇曼夫人善於發掘和利用各種記錄, 這使得她可以把故事貫穿起來。從1980年代的視角來看,史迪威以及美國人在中國的經歷是怎樣的呢?歷史地看,1911年到1945年是新的中國共和國摸索建立新政體的時期。到1928年國民黨一黨專政終於取代了君主專制。不過,自1931年起,由於日本入侵,中國的政治生活重又陷入混亂。在這個時期,政治上的分裂和虛弱使得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難得地有了參與中國生活的機會。在很多中國愛國人士看來,美國那些用條約維持的各種特權不過是十九世紀歐洲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繼續。羅斯福總統在1944年竟然提議由史迪威將軍指揮全部中國對日作戰部隊,這無疑是整個帝國主義歷史中一個登峰造極的時刻。自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改變了這一切。然而……雖然在1980年代中國的政體是獨立自主的,但它的經濟看起來仍然需要外國的貿易、技術和投資。自1949年後中國人口增加了一倍多,這消耗了革命成果。中國的貧窮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對那些見過外國物質富足的愛國者而言。毛主席排外的平均主義跟他針對統治階級特權和官僚主義的社會革命一樣,只能讓位於鄧小平的工業-技術革命。這個人民共和國現在只能藉助外國的幫助增加產量。美國人——包括那些闊綽的美國遊客——又一次成了貧窮中國的特殊人群。我們再次跟處於統治地位的中國人密切交往起來,跟他們談生意、交朋友。我們的中國朋友再次可能成為排外的民粹運動攻擊的目標。我們在1980年代所看到的中國革命是史迪威未能看到的——這是個社會和工業革命的富於活力的交替變化,是鄉村和城市人民渴望的彼此消長。彷彿有一個內置的鐘擺,引導中國就像一個盲人一樣走了一條迂迴曲折的路線,先在農民中間開展平均主義的社會變革,然後轉而在現代技術領域培養出新的統治階層。過去三十多年的歷史所預示的可不是一種單調的穩定。自巴巴拉•塔奇曼寫作此書後,其他歷史學家又有什麼新見解?有關贏得了未來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新見解很多,但有關1940年代美國戰時努力的卻很少。也許最有價值的研究是邁克爾•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國在中國的東征,1938-1945》(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此書利用了根據“自由信息法”剛剛解禁的秘密政府檔案。沙勒的研究僅僅加深了對美國在戰時中國的意圖和所作所為的幻滅感,而塔奇曼在她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裡早已明確傳達了這種幻滅感舉例來說,他記載了統率美國駐華海軍的米爾頓•邁爾斯(Milton Miles)中校的工作。邁爾斯走在了美國陸軍的前面。通過1943年4月羅斯福總統所簽署的一個秘密協議,他讓美國海軍利用中國自己的飛機向中國提供軍火,並幫助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頭目戴笠對其人員進行培訓,從而更好地打擊對手——中國共產黨。邁爾斯好像有童子軍的素質,看上去也很像。他還在海軍軍官學校(US Naval Academy)的時候,朋友們就叫他“瑪麗”,因為他也有酒窩,長得挺像舞台明星瑪麗•邁爾斯•敏特(Mary Miles Minter)。在自由中國,邁爾斯統率著2500-3000個美國人。有些幫助戴笠進行反共活動,從事暗殺、投毒、抓捕和鎮壓。由於有美國海軍上層的支持,邁爾斯屢次挫敗了史迪威試圖控制他的努力。邁爾斯感到戴笠有種“磁石般的吸引力”,因為他“本身是個自由、民主人士……建立的集中營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他愛自己的母親並支持婦女教育” 。據邁爾斯的批評者說,他參加了戴笠主持的集體審判,審判後那些政治犯就被活埋了。這位浪漫而可怕的海軍軍官提前在中國揭開了冷戰的序幕,後來他得了誇大妄想症並於1945年9月被送回美國。中國共產黨對他的活動進行抗議是完全正當的。邁爾斯一事說明,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的戰時努力是怎樣被限制在國民黨的冷漠和中美反革命之間的。喬•史迪威這個帶兵高手很想教中國那些被徵募來服兵役的農家子弟們怎樣保衛自己的祖國。他身上體現了我們引以為榮的美國的優點,如民主和主動盡職。他的經歷說明了一個有天賦又有超人毅力的人能夠取得什麼, 以及不能夠取得什麼。毫無疑問,史迪威很幸運沒有成為中國抗日軍隊的統帥;在史迪威1944年被召回前羅斯福總統曾經這樣建議過。那將使他置身於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而當時他們誰都不想對日作戰。中國的愛國情緒正在高漲,而國共內戰已經開始。這個被蔣介石拒絕的任命將使美國捲入戰後中國,從而招致一個致命的“超級越南”。即便如此,直到三十年後美國才承認了中國革命。費正清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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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拉•W•塔奇曼作品(全6冊)”包括:

    《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驕傲之塔:戰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歷史的技藝:塔奇曼論歷史》《第一聲禮炮:另一種視角下的美國革命》《遠方之鏡:動盪不安的14世紀》《愚政進行曲:從木馬屠城到越南戰爭》




    • The First Salute: A View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Random House, 1988. ISBN 0394553330



    目錄 · · · · · ·
    說明001
    第一章“在這裡,美利堅合眾國的主權第一次得到承認”   001
    第二章金岩   013
    第三章“海上乞丐”——荷蘭崛起   018
    第四章“世上最瘋狂的想法”——建立一支美國海軍   036
    第五章海盜——“巴爾的摩英雄”號    044
    第六章荷蘭人和英國人:另外一場戰爭   051
    第七章羅德尼上將登場   083
    第八章法國介入  129
    第九章革命的低潮  146
    第十章“一場成功的戰鬥可以讓我們贏得美洲” 169
    第十一章危急時刻209
    第十二章最後的機會——約克鎮戰役225
    尾聲269
    致謝279
    參考文獻283
    註釋293
    索引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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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h of folly : from Troy to Vietnam / Barbara W. Tuchman




    主要作者
    TuchmanBarbara Wertheim
    書名/作者March of folly : from Troy to Vietnam / Barbara W. Tuchman
    出版項New York : Ballantine Books, 1985
    版本項1st Ballantine Books ed

    總圖2F人社資料區D210 T89 19851778997可流通


    主要作者塔克曼 (TuchmanBarbara Wertheim)

    TuchmanBarbara Wertheim
    書名/作者愚行の世界史 : トロイアからヴェトナムまで / バーバラ. W. タックマン著; 大社淑子訳
    出版項東京都 : 朝日新聞社, 1987

    總圖2F人社資料區711 44463100577可流通


    何懷碩訪談: 依然如士; 印萬里《不知如何凋謝的花(Bahn Mai Roo 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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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清講堂】 心得分享與討論會 日期:2017年6月17日(周六),10:00~ 17:00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2樓 (Salute to Mr. Ho Hwai-shouh) 何懷碩 一九四一年生於廣東潮安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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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社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澄社,成立於1989年4月17日台灣自由主義學者論政社團,官方英文名稱為「Taipei Society」。成立之初,希望在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兩黨競爭的態勢間,發出「第三種聲音」。在組織章程中訂立「論政而不參政」的標準。

    成立背景

    澄社成立之前,1960年代末期,許多標諸自由主義學者留學返回台灣,參與《思與言》、《大學雜誌》等刊物編務、撰文。1970年代後,又相繼於《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立早報》撰文評論時政,於1980年代達於高峰,面對台灣解嚴的政治局勢,希冀藉由輿論推動政治改革,因而逐漸聚集。於是由胡佛楊國樞文崇一李鴻禧韋政通何懷碩張忠棟等七人為創社發起人,邀集李永熾林正弘徐正光張清溪張存武張曉春張春興陳師孟黃光國黃武雄黃榮村葉啟政蔡墩銘蕭新煌瞿海源共十六位學者參與,正式創社,推選楊國樞為第一任社長。
    澄社成立後,楊國樞於1989年6月22日《中國時報》發表創社聲明〈我們為什麼要組織澄社〉[1],聲明中對當時國民黨主政下的政治、社會局勢提出批判,要求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實踐《中華民國憲法》、回歸憲政;而對特權壟斷、資源獨占、族群衝突問題也有所訴求。創社成員討論聲明內容時,已經隱約浮現臺灣統獨議題

    發展過程

    國民黨主政期間,澄社與民進黨等在野勢力合作,批判國民黨,共同推展不少政治改革,發起相關議題,許多成員與民進黨來往密切。隨著台灣政治局勢變遷,部分成員投入參政,出任黨政職務退出。而族群、統獨議題對立升高,於澄社中亦有爭論,許多成員因而離去。如建國黨中部份成員即原屬澄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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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奇人奇書!第一次在網路書站前含淚讀序言等。
    浮生六記的"芸",化作泰國女子「雲」(Air).......。
     印萬里《不知如何凋謝的花(Bahn Mai Roo Roy)》台北:允晨,2016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35739



      這個發生於萬里兄與泰國女子「雲」(Air)之間的愛情,在這本書信體的書中,每一頁都是真實的情節在心靈上的迴響。——何懷碩

      書名來自一種淡紫色的泰國花……
      這是一本愛情和生命的故事。因為人物是真實的,它的震撼力和感染力也是自然而強大的。——張信剛

      這是一個歷時七年,極盡淒苦、辛酸、纏綿、激情和甜蜜,終於好夢成真的異國愛情之實錄。一個終身順利、事業有成的教授,在客座回國期間去泰國渡假半月,萌生了不能忘懷的一段戀情。其歷程從沉痛、絕望昇華為喜悅、歡騰而又降溫至憂愁、無奈。在他與青年摯友卡羅的來往書信中,作者以旖旎的文字吐露現代人和異域生活的孤獨和空虛,對於人生之真實辛福的憧憬和追求。這些信件之外,並有最初一年戀愛的情書,細述相逢相識之經過,表露愛情的苦痛、疑惑、憂傷、激蕩、狂熱和欣喜。文中兼談及旅行、民俗、神話、藝術、人文、感性與思維方式、宗教信仰和異國風光。這些函件固是牽腸蕩魂的激情傾訴,但在更深層意義上是三十多年異鄉生活的反思和懺悔,是一個知識人在劇變時代中感受到異化和疏離的表述。

    名人推薦

      我的老友印萬里二○○四年從喬治亞理工大學退休之後,因為一個奇緣,才開始了他一生最重要、最精彩的歷程……。這本書是生命的歌頌,是最幸福的人生在愛情中辛勤釀出的蜜汁……這個發生於萬里兄與泰國女子「雲」(Air)之間的愛情,在這本書信體的書中,每一頁都是真實的情節在心靈上的迴響。——何懷碩

      萬里以他堅強的意志力,用一隻微弱 抖的手寫完這本書,他以與雲和與卡羅的書信為經,對生命與藝術的信念和感悟為緯, 編織成了這本《不知如何凋謝的花(Bahn Mai Roo Roy)》;書名來自一種淡紫色的泰國花……這是一本愛情和生命的故事。因為人物是真實的,它的震撼力和感染力也是自然而強大的。——張信剛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印萬里

      一九四一年生於浙江奉化。戰亂流徙中上過五所小學;入建國中學及台大土木系。留美獲航空及力學碩士、布朗大學應用數學博士。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及卡內基美隆大學研究兩年後,任教新加坡大學、台灣清華大學及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

      除在流、固體力學及複合材料與結構等專長之主要國際期刊發表六十餘篇學術論文外,其真正興趣在於人文、哲學及當代思潮。七十年代在清華任教時曾在《中國論壇》、《書評書目》及《聯合報副刊》著文。返美後專心於理、工科學術,但仍在美國報紙、雜誌發表一般性英文文章。

      二○○四年退休後遷居泰國清邁,沉湎於中西書冊、音樂歌劇;浸潤於田園風光、鄉村民俗。蒐集民俗藝術之泥塑、木雕,石刻、陶瓷、彩畫。與愛侶雲隱居鄉間,又經常相伴或獨自旅行歐亞,尋訪古蹟、廢墟、廟宇、宮殿和藝術珍藏,緬懷歷史,思索未來。

    譯者簡介

    林婷煜
     
      寫過幾本書,現為專職譯者。


    目錄

    別了,老友印萬里兄――《不知如何凋謝的花》序一╱何懷碩
    《不知如何凋謝的花》序二╱張信剛

    1. 愛的萌芽
    2. 旅行與浪漫
    3. 愛之悸動
    4. 回說初遇
    5. 熱昏與冷靜的頭
    6. 她的初次回覆
    7. 懊喪與懺悔
    8. 愛與孤寂
    9. 泰雅村的一天
    10. 同病相憐;愛遇回贈
    11. 不安寧的思緒
    12. 二度離別
    13. 在台中的日子
    14. 心情在沉浮盪漾
    15. 宗教根源;理想和現實世界
    16. 給玲的信;愛之勝利
    17. 三度離別
    18. 親密時光的回憶
    19. 四度相逢;歡樂之極

    後記
    附錄一:印萬里在同學會晚宴致詞原文

    附錄二:靈魂與信仰

    序一

    別了,老友印萬里兄—《不知如何凋謝的花》 ⊙何懷碩


      我的老友印萬里二○○四年從喬治亞理工大學退休之後,因為一個奇緣,才開始了他一生最重要、最精彩的歷程。人生之奇妙,不可思議,但真實發生了。這或許才是最使人生變得更可貴、更魅力無窮的原因。

      宇宙間無量數的偶然,比恆河沙數還大。若發生在人身上,就要看當事人如何接應,如何創造,如何以心血灌溉,以真誠呵護,才能生根發芽,成長茁壯,以至開出美麗的花朵。這本書是生命的歌頌,是最幸福的人生在愛情中辛勤釀出的蜜汁,現在出版,與天下有緣人分享。

      這個發生於萬里兄與泰國女子「雲」(Air)之間的愛情,在這本書信體的書中,每一頁都是真實的情節在心靈上的迴響,不是虛構的小說。其內容不必旁人置喙,讀者自可欣賞。

      但是,最幸福的人生兩年前突然遭逢最不幸的絕症。一個幾萬分之一偶然的惡疾,使萬里兄為造化小兒所妒忌而罹難。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他的建中同班何可兄來電話,告訴我萬里兄不幸罹患漸凍人的消息。去年十二月他來寒舍歡敘,豈料一年後已為惡疾所困。起初他雖還能行走,但已不能清楚說話。二○一五年四月他與泰國女友同來台北,他要帶女友到寒舍一趟,要與建中老同學聚會,要見他老哥哥,也要帶女友去認識他數十年前在台北生活過的處所⋯⋯。四月二十三日,我請他倆及同班何可兄,與將為他出書的允晨出版社發行人廖志峰兄在水源會館晚餐。二十六日晨萬里兄與雲便飛回清邁家中去養病。近日萬里兄電子信函只能打一行字,他已虛弱到不能久撐了。

      萬里兄罹病之初,我建議他寫書出版。因為這是使他投入極有意義的目標,藉以減輕他的悲痛最好的方式,也使他精神生命能在人間延續而感安慰。我建議分三部份:(一)編輯他與雲戀愛的情書及跟他的學生卡羅(Carlo)討論的書信;(二)編寫遊記(附印他所拍的攝影作品精選);(三)寫一生所思所感及罹病醫治經歷等等。這兩年來,我們透過電郵,有極多書函來往。萬里兄以過人的堅強意志,在病體急速惡化的狀況之下,在老同學與老友鼓勵、協助之下在香港出版了英文原文《Bahn Mai Roo Roy: The Blossom Which Dosen’t Know How To Fade》一書,及正要付梓的這本中文版《不知如何凋謝的花》。至此,很可惜,萬里兄已無力繼續編寫其他著作了。這是我深感遺憾,亦無可奈何的事。

      我與同年的萬里兄成為約有四十多年的老友,也起於偶然的機緣。

      萬里兄是科學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美國來新竹清華大學任教,那時我在大報副刊寫專欄,他也偶有文章發表,因此以文會友,同道而相知。見面之後,從此時有書信聯繫,友誼不斷。後來他回美國教書,一九七四年我應邀赴美國舉行個人畫展,住在紐約四、五年間,雖見面不多,但與萬里兄已成老友。八、九十年代我在台北參與創辦「國立藝術學院」(現為「台北藝術大學」)。我們兩個教書匠對這個「現代世界」越來越有共鳴。九十年代後期,我與萬里兄碰巧又都有相同的人生波折,苦悶之至。他每逢寒暑假,多離家遠遊。因為有哥哥在台北,所以每年必來,我們因為「同病相憐」,又同樣求知若渴,於人生、世界,有太多話題可討論,所以,連續十多年,每次相晤,我請他晚餐(有時由我親自下廚)之後,傾談每過半夜之後才分手。談至熱切處,形同爭辯,有時面紅耳熱,不肯罷休。但不管如何執拗,都無傷於友誼。因為凡真的讀書之人,都服膺事未易察,理未易明。那怕自己堅信其是,總須提防或然為非。所以,事理可爭議,情誼要珍惜。

      如果說人生除了正當的吃喝玩樂,除了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除了成就、榮譽⋯⋯等等之外,還有什麼令人心曠神怡而意興風發者?我苦思之,大概尚有三項:第一是讀到好書,第二是到境界絕佳之地旅遊,第三便是遇到同道(不必一定是同專業那麼狹隘)好友,暢述平生,或與同懷知交,斟酒敘舊。不過,在今日之世界,連此三項也飽受威脅與干擾。首先,除了古書,好書不易有,因為今人為名利而寫作,多炎炎大言。再說,出版業萎頓,連書店也一一倒閉了。第二,今日絕佳勝地都商業化,而且遊人如織,喧囂傖俗,加上災難頻頻,旅遊之興大減矣。第三,如今生活競爭激烈,好友與同懷難得;而世道艱險,良友不易保鮮。所以古人那種肝膽相照,同氣相求的道義之交越來越成稀珍了也。

      我與萬里兄自來是東西南北,相去千萬里。因為從未同住一城,更無長期過從之誼。除了久久晤面一回,可傾談竟夕之外,便靠書函往來。可以說我們是在「語」與「文」上建立了數十年純淨的情誼,沒有一點人情的塵埃。

      印萬里浙江人,戰亂流徙來台,先後就讀建國中學、台大土木系,留美所學為航空及力學,得應用數學博士於布朗大學。在各校教書數十年,二○○三年從喬治亞理工大學退休。萬里兄雖所專為科學,一向對人文藝術極用心。其人好讀書,又博聞強記。一般人喜歡說所學數理科技,卻很有人文關懷,似乎很可驚奇。其實,在我與萬里兄看來,不但不驚奇,而且是一個有自覺者必然的事。因為理工科技只是「手段」,人文才是「目的」。一般人之所以「一般」,良有以也。萬里喜歡雲遊天下,而且通過讀書研究,做深度的旅遊。正因為他對歷史、地理、人文,對藝術、風土、文明,這個吾人所寄生的世界的一切有莫大的好奇與熱愛,他才那麼愛旅遊。有些地方,如印度、柬埔寨、歐洲,他一去再去。他所拍的照片以千萬計,所寫的筆記也不少。自古以來,中外都有這種遊客,他們基本上是人文學者,不論有沒有著述,他們與一般觀光客大不相同。我與萬里兄相同的地方是同為世界人生銳敏的觀察者,分析者,而好發議論,愛追根究底。但我自二十世紀最末一年開了一個畫展以後,突然有所悟,而效古人隱於市以逃世,戮力於讀書著述,不大遠遊。

      萬里兄遠遊的豪興,其認真、執著,令人佩服。他生病是大不幸,我只能以他已經有一般人所難有的種種幸福的經歷,應感到不虛此生而自豪去安慰他。我為他這本令人艷羨的書寫小序,卻亦感到上蒼的無情,沒有讓萬里的智慧與才情留下更多文章,使我們可以窺探他內心世界的豐盛。我為彌補這一遺憾,現在把他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帶病參加建中同學會的致詞(那時他已無法講話,所以寫了四頁,由老同學代他讀稿。)還有他在同年五月二十六日給我的信中,附來一篇他有所感而寫的文章,討論「哪有靈魂和信仰這兩回事」。我給他按上〈靈魂與信仰〉的文題,作為此書的「附錄」,放在此書後面。一個重病的學者對生命、靈魂、生死、信仰的感想,是很有啟發性的陳述。

      我從二十世紀之末,開始體會到親長棄養之外,一次一次的喪友之痛。第一位在一九九五年,《民生報》文化組主編,長我十歲的管執中兄;第二位在一九九九年,長我八歲的李葉霜先生;第三位在二○○三年,忘年之交九十七歲的王己千先生;第四位在二○○九年,比我少三歲的高信疆兄;第五位在二○一三年,忘年之交夏志清兄。二○一四年,與我同年的老友印萬里兄罹漸凍人絕症,至今仍在與惡疾搏鬥中。一生有幸得到人間最珍貴的相知相應的純摯友情,一個個失去,真如被砍手削足。在這種時刻,你會頓感世界的荒穢,人生的孤單淒苦。生命任由造化小兒戲弄。正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大文豪托馬斯‧哈代在《黛絲姑娘》的末尾說:當宣告死刑的黑旗升起,古希臘大悲劇家埃斯庫羅斯所說,諸神的領袖—殘暴的宙斯戲弄黛絲已盡興而收場了。

    人類每個人都與黛絲一樣,註定了被諸神所戲弄與宰制。儘管善類與惡棍,兩類大不相同,但演完了自己的戲碼之後,命運收場却大同小異。我每次讀了《黛絲姑娘》的結尾,心中多重解讀,都會淚流滿面。

      生命是如此燦爛、珍貴,却又是多麼如芻狗的空虛。

    序二

    《不知如何凋謝的花》  ⊙張信剛


      印萬里教授是我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1958-62)的同班同學。都是台北人,每天騎腳踏車通學;他住中和鄉,我住古亭區,因此有時一起騎車回家。雖然都是工科學生,但不時會聊些音樂、文學和哲學什麼的。

      大概由於這兩層關係,做鋼筋混凝土設計時就選擇在同一個小組。那是我們交談最多的幾個月,兩人的話題卻往往從鋼筋溜到托爾斯泰,從混凝土變成自由意志。

      大學畢業,服完預備軍官役後,印萬里去美國東部的布朗大學讀研究院,我則去了西部的斯坦福大學,但一直保持著通信(是用筆寫、裝信封、貼郵票的那種)。1966 年夏天,我和妻子曾到布朗大學去探望萬里夫婦,記得那次言談十分開心。時光荏苒,再度見面是 1992 年,在印萬里當教授的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

      2015 年春天,從台大土木系同班同學的相互通信網中讀到萬里寫給大家的電郵信,知道他 2004 遷居泰國清邁,一年前得了一種罕見的神經科重症,逐漸喪失活動能力。驚訝之餘,在沒有太多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我和妻子决定盡快去探望這位相識將近一甲子的老同學。

      在機場接我們的是萬里這些年來的伴侶雲(英文名字是Air),一位在醫院工作的護士,一位有愛心和耐心的女子。他們在清邁市郊的家是一棟美麗的泰式樓房,被有蒼鬱樹木及茂盛花草的庭園圍繞著。院子和房子裡陳列了大量他們在各地旅行時搜集的古董及別緻的藝術品,牆壁上掛著多幀雲的照片,都是萬里拍攝的,還有很多唱片。可以看出來他們在這裡的生活是多麼豐富優游而有情趣。

      那時他體力雖弱,還能行走,三天裡,除了在田野散步,就是交談。他已不能清楚發音,交談時是他筆寫,我口說。在認為生命短暫的心態下,他最為急切的是要把他和 Air 之間的長達二十年的曲折、堅韌的愛情歷程記錄下來;用他和他的摯友,也是他的博士生卡羅持續討論愛情和文化的書信來陳述他對藝術和愛情的深切體認。在活動能力持續下降之際,雖知來日無多,萬里沒有驚慌和抱怨。他對宇宙本源和個體生命的認知也沒有因而改變。作為他年輕時代的朋友,我不能不承認,對這位素有才華而喜愛思考的大學同學低估了。萬里不只是有才華,他具有的是令人感佩的大勇氣和大智慧。

      萬里以他堅強的意志力,用一隻微弱 抖的手寫完這本書,他以與雲和與卡羅的書信為經,對生命與藝術的信念和感悟為緯, 編織成了這本《不知如何凋謝的花(Ba h n Ma i Ro o Roy)》;書名來自一種淡紫色的泰國花,他家附近就有很多。

      這是一本愛情和生命的故事。因為人物是真實的,它的震撼力和感染力也是自然而強大的。

      萬里當時委託我和香港的圖書公司聯繫,出版這本書的英文版。同時,他自己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請台灣的何懷碩先生為他安排中文版在台灣刊行。如今英文版已經上架,中文版付梓在即,萬里要我為中文版寫一篇短序。

      序曰:

      印萬里教授的大半生順利而幸福;在力學、數學、人文幾方面都有卓越成就。這是他生命之花的綻放期。

      為了執著地追求愛情,他決然改變生活軌跡,與他深愛的泰國女子雲在清邁生活十餘年。這是他生命之花的盛開期。

      自從罹患重症,肌肉逐漸萎縮,但精神力量卻愈加旺盛。新處境給予他新智慧,他的生命得以昇華。印萬里確是「不知如何凋謝的花。」

    《居魯士的教育》 (Cyropaedia);《遠征記》( Anabasis ); turns Xenophon’s "Anabasis" into a TV pilot;《波斯帝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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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recent grad may go from Princeton to primetime after writing his senior thesis as the first of a 12-episode TV series.
    Classics major Arthur Edward Imperatore III of the Class of 2017 wrote a…
    PRINCETON.EDU





     《居魯士的教育(》 Cyropaedia);《遠征記》( Anabasis );《波斯帝國史》
    Persian EmpirePersian Empire refers to any of a series of imperial dynasties centered in Persia (modern–day Iran). The first of these was established by Cyrus the Great in 550 BC with the conquest of Media, Lydia and Babnia. ... Several later dynasties "claimed to be heirs of the Achaemenids".
    已故美國波斯古代史權威學者奧姆斯特德教授的畢生心血結晶『波斯帝國史』,死前還未完全定稿,是學生與子女繼續整理完畢才出版的.
    可是,我驚訝的看到,他能引用古代石刻不一樣史料,並多處指出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著作中的虛構與謬誤.
    同樣的,伊朗史,不同的立場學者,也出現不一樣的寫法.所以,史家的著作是否存活後代,也同樣受考驗.

    《長征記》的題材應該很適合以流浪漢和無賴為題材的故事,或是模仿英雄氣概的故事:經過偽裝的一萬名希臘傭兵受僱於波斯王子小居魯士(Cyrus the Younger),長征至小亞細亞的內陸,其真正目的是要驅逐居魯士的哥哥,阿爾泰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不過他們在克納科薩(Cunaxa)的戰場被擊敗了,如今他們群龍無首,而且離鄉背井,必須在充滿敵意的人當中,找到歸鄉的路。他們只想歸鄉,可 是他們所做的一切都造成了公共威脅:他們一共是一萬人,全身武裝,可是卻缺乏糧食,所以他們像是蝗蟲過境般地肆虐、摧毀所到之處,並且擄走大批婦女。



    現在要列出所謂各行(包括經營管理)的百本書,並非難事。許多名家出書量近數十本。如果加上我們談過的「從經典學 MBA」等等,更是汗牛充棟。



    我舉個有趣的例, Peter Drucker 曾說過,他認為領導學的最佳「教科書」,莫過於古希臘色諾分著的「歷史小說」『居魯士的教育』( Cyropaedia)。

    ( hc讀過摘要本;台大等有英文本)不過,我懷疑果真如此。這意見也可見之於名歷史學者吉朋,他說『居魯士的教育』既含糊又萎靡,倒不如讀色諾分另本『遠征記』( Anabasis ,這本書我門介紹過),既詳實又生動。他認為,這就是小說描寫與事實之間的「永恆的差別」。


    The Cyrus Cylinder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objects to have survived from the ancient world. It was inscribed in Babylonian cuneiform on the orders of Persian King Cyrus the Great after he captured Babylon in 539 BC. Introduced by former Director of the British Museum Neil MacGregor, discover the story of this incredible object and its enduring legacy in this video.

    這影片告訴我們Cyropaedia 對於Jefferson 與美國建國有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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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 German Archaeologist Rediscovered in Iran the Tomb of Cyrus

    Lost for centuries, the royal capital of the Achaemenid Empire was finally confirmed by Ernst Herzfeld

    image: http://thumbs.media.smithsonianmag.com//filer/35/04/35042f04-5617-4407-acc2-16dc8de9ce83/fsaa604gn1543c1024x791web.jpg__800x600_q85_crop.jpg
    Mausoleum of Cyrus
    The mausoleum of Cyrus in a cyanotype from a glass plate negative from the papers of Ernst Herzfeld. (Sackl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COM 

    Alexander the Great rode into the city of Pasargadae with his most elite cavalry in their bronze, muscle-sculpted body armor, carrying long spears. Some of his infantry and archers followed. The small city, in what is today Iran, was lush and green. Alexander had recently conquered India. Greece, Macedonia, Asia Minor and parts of Egypt were all part of his new empire. The people of Pasargadae likely expected the worst—when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cavalry shows up on your street, you a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a bad day. But he hadn't come to fight (the city was already hi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ruler had come to pay tribute to someone else.
    The young conqueror was looking for a tomb containing the remains of Cyrus the Great. But it had recently been ransacked (probably for political reasons). Alexander the Great was furious. An investigation was launched, trials were held.
    Alexander ordered the tomb's contents replaced and restored. According to one Greek historian, this included “a great divan with feet of hammered gold, spread with covers of some thick, brightly colored material, with a Babylonian rug on top. Tunics and a Median jacket of Babylonian workmanship were laid out on the divan, and Median trousers, various robes dyed in amethyst, purple, and many other colors, necklaces, scimitars, and inlaid earrings of gold and precious stones. A table stood by it, and in the middle of it lay the coffin which held Cyrus' body.”
    Cyrus had been dead for about two hundred years. Alexander idolized him. In the year 559 BCE, Cyrus or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Pasargadae.





    image: http://thumbs.media.smithsonianmag.com//filer/95/48/954811e8-09b8-40a4-9995-6962dd4ef6ba/fsaa604gn0975dtlweb.jpg__800x450_q85_crop_upscale.jpg
    Ernst Herzfeld arrived in 1928 to begin mapping and photographing the city. He was the world's first professor of middle east archaeology.
    Ernst Herzfeld arrived in 1928 to begin mapping and photographing the city. He was the world's first professor of middle east archaeology. (Sackler Gallery of Art)

    This city became the first capital of the Achaemenid empire that Cyrus built. “It was the super power of its day,” says Massumeh Farhad, chief curator of the Smithsonian's 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of Art. “This is the first super power ever. It was Cyrus who captured Babylon. His empire reached from what is now Afghanistan, included much of Egypt and went as far as the Mediterranean.”
    Cyrus' Persian-dominated empire would come to serve as both inspiration and eventual rival to Alexander. Cyrus created a template for not only military conquest but also the political infrastructure to manage and maintain an empire. A postal system, roads, taxation and irrigation systems; all begun years before the Roman Republic even existed.
    Pasargadae was the capital of an empire known as well for its mercy and relatively liberal government as for its ability to invade and dominate. Cyrus made a point of allowing freedom of religion,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in his empire.
    Both the Christian and Jewish bibles laud him for issuing the Edict of Restoration. After years during which many Jews were kept as captives in Babylon, Cyrus captured Babylon, gave them their freedom and allowed them to return home. For this act, he is the only non-Jew in Jewish scripture who is referred to as 'messiah' or 'His anointed one' (Cyrus is presumed by many scholars to have been a Zoroastrian but it isn't clear that he followed any particular religion).
    Yet somehow, both the city and the tomb were essentially misplaced. The buildings and gardens fell into disrepair and crumbled. The mausoleum remained standing but locals eventually became confused about who was buried in it. “The tomb was known as that of the mother of Solomon,” says Farhad.





    image: http://thumbs.media.smithsonianmag.com//filer/77/bf/77bf51da-535f-4f68-9042-953f2f6ab046/fsa_a6.jpg__800x450_q85_crop_upscale.jpg
    Herzfeld was meticulous, scientific and careful. He soon produced maps of the site that showed how Pasargadae had been more than just an administrative capital. It was a miracle of design.
    Herzfeld was meticulous, scientific and careful. He soon produced maps of the site that showed how Pasargadae had been more than just an administrative capital. It was a miracle of design. (Sackler Gallery of Art)

    “It's one of the most iconic buildings of the ancient world. But its function was forgotten.”
    By the early 20th century, nobody was sure exactly where Cyrus had been buried and it wasn't clear where the former capital of his empire was.
    Thousands of years after Alexander paid his respects, Pasargadae was visited by another foreign adventurer looking for the same tomb as Alexander.
    This time it was a German rather than a Macedonian. Ernst Herzfeld arrived in 1928 to begin mapping and photographing the city. He was the world's first professor of middle east archeaology. Herzfeld determined that the tomb was that of Cyrus, who had become a historical icon and a part of Iran's national identity.
    Modern archeology was still a new replacement for the haphazard looting that had passed for exploration before. Herzfeld was meticulous, scientific and careful. He soon produced maps of the site that showed how Pasargadae had been more than just an administrative capital. It was a miracle of design. Herzfeld's journals, photographs and other materials are now found in the collections of Smithsonian's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where an exhibition of his drawings, notes and photographs is now on view.
    “It was an effort to create a palace city with gardens,” says Farhad. “The gardens play a critical role. The buildings were built around these gardens. There were pavilions... But they had integrated the landscape into the architecture, which was a novel and new idea. That's why the plans for Pasargadae are so important. It was a type of palace that didn't exist before.”





    image: http://thumbs.media.smithsonianmag.com//filer/79/14/7914169b-0af5-490a-bb3c-3bfa3313c9ea/herzfeldpersepolisweb.jpg__800x450_q85_crop_upscale.jpg
    Herzfeld was no Indiana Jones. He was known for being dry, down-to-Earth and serious (although he did travel to Iran with a pet boar named Bulbul).
    Herzfeld was no Indiana Jones. He was known for being dry, down-to-Earth and serious (although he did travel to Iran with a pet boar named Bulbul). (Sackler Gallery of Art)

    “He wa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empire building,” says David Hogge, head of the Freer and Sackler Archives. “But the architecture that is there very much indicates the inter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empire; Persian, Greek and even Egyptian elements in the architecture.”
    Pasargadae was never a huge city, even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time it was founded. But it was Cyrus' personal vision and probably a very pleasant place to visit. “There was a complex system of irrigation canals which Herzfeld discovered,” Hogge says. “It really was very novel when it was built.” The gardens may have contained almond, pomegranate and cherry trees. Clover, roses and poppies probably flowered. It would have been a fragrant place (the Persians also happened to be the first people known to use perfume).
    Herzfeld methodically probed for the outlines of foundations and canals. He sketched reconstructions of shattered statues. And in his drawings and maps he brought Cyrus' city back to life for us, just a little bit. “He really made the foundation,” says Farhad. “You cannot do any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world without going back to his work. He's not as well known as he should be.”
    After Cyrus' death in 530 BCE, the empire's capital was moved to the nearby city of Persepolis (which was also probably founded by Cyrus). Some of the buildings that were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at the time of his passing were never completed. The region gradually became less politically important. “What happened, clearly it was no longer the center of the empire,” says Farhad, “and then with the coming of Islam, the center of importance sort of shifted. . .  Persepolis and Pasargadae represented the pre-Islamic period.”
    In spite of his pre-war international archeological expeditions, Herzfeld was no Indiana Jones. He was known for being dry, down-to-Earth and serious (although he did travel to Iran with a pet boar named Bulbul). He was also Jewish. In 1935 he lost his support from the German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he Nazi party forced him to seek employment and backing elsewhere. Ironically, the Jewish man who discovered the tomb of the emperor responsible for the Edict of Restoration was himself forced away from his home because of his religion.
    Herzfeld ended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teaching at Princeton at the same time as Albert Einstein. He died in Switzerland in 1948 at the age of 68. Cyrus may have lived to be as old as 70 (his exact birth date is unclear) and is thought to have died in battle.
    By the time Herzfeld found his tomb, it had been looted again and Cyrus' bones were gone.
    Alexander's empire exceeded that of his hero but he died of a sudden illness believed by some to be the result of poisoning. He was only 32. Modern archaeologists are still searching for his tomb.
    “Heart of an Empire: Herzfeld’s Discovery of Pasargadae” is on view at the Smithsonian’s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in Washington, D.C. through July 31, 2016.

    The Correspondence. Paul Claudel and Andre G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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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ude! and Gide

    The Correspondence. Paul Claudel and Andre Gide. Translated by John Russell. (Seeker & Warburg. 25s.)

    IN 1947 M. Paul Claude!, aged 77, gave an interview to Combat. He talked about Andre Gide, then 78. " I don't think he has any talent at all," Claudel said. " What I still can't understand is his influence. From the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point of view, Gide is nothing ... (He) gives way to easy temptation, to so-called natural needs .... He offers an appalling example of cowardice and weakness .... His Journal is one long series of poses in front of himself ... a monument of insincerity."
    Claudel added : " I had a lot to do with Gide once." He had ; and the letters they wrote to each other between 1899 and 1926 have found their way into print, first in Figaro, then in book-form, and i now in a masterly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r. John Russell. Claudel and Gide were friends in a sense more French than English, but their social tie was not simply a formal one.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Claudel who was eager for friendship, and he wrote more letters to Gide than Gide wrote to him. " I was a bit too concerned to defend myself," Gide. confided to his Journal (in 1905), " and only half responded to his advances." He described Claude! as " look- ing like a sledge-hammer ; not very high forehead, but rather wide ; face without subtlety as if chiselled out ; a bull neck." Even in the Middle of their correspondence (in 1912) Gide wrote, " I wish I had never known Claudel."
    But there it was ; and here the letters are. Often Claudel and Gide corresponded as fellow-men of letters, exchanging news and Views about books (and these I think are the most interesting letters). Claude], as a diplomatist abroad, relied on Gide for advice in dealing With publishers and translators. He sought Gide 's help in warding off theatrical managers (" I have never written with the stage in Mind. 1 never go to the theatre and know nothing of its require- Ments ") and in making a spirited stand for accurate printing. In 1911, for example, Claudel was so insistent on having the circumflex accent over the " U " in the capital form of Cotifontaine that his Publishers had to telegraph to a foundry in London and have the letter specially made. Sometimes he, seems obsessed with misprints. (His present English publishers might, knowing this, have been more careful.) He is yet more obsessed with religion. Many of these letters were Written in the hope of converting Gide to Rome. They are not the best. For so excellent a poet, Claudel appears as an astonishingly crude evangelist. Gide called him a " solidified cyclone," and there were times when his proselytising ardour caused Claudel's Very mastery of French to falter. Gide's letters are always tranquil and composed ; it is he, and not Claudel, whose approach is diplo- Mat ic.
    For a time the correspondents essayed the ,rilles of penitent and Confessor. This was disastrous, partly because Gide was not repent- ant, and partly because Claudel would not hear what he did not Want to hear. When, in 1914, Claudel was finally compelled to take cognizance of Gide's homosexuality, their correspondence came to a standstill. Claudel wrote again, briefly, in 1919, and Gide noted in his Journal in October, 1923 : " A beautiful letter from Claude] ... has Moved me very much." Three years later Claudel wrote to urge, more eloquently than he had once done, the merits of conversion. Once more he failed. Apparently he did not write again. He gave up hope. " Gide," he told the Combat reporter, " is a poisoner, and I am not speaking lightly ...1 combat his influence with every weapon

    Fyodor Dostoevsky杜斯妥也夫斯基:《罪與罰》;The Brothers Karamazov (1880);《地下室手記》 Notes from Underground (Norton Critical Editions) by Fyodor Dostoevsky (Author), Michael R. Katz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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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ing a new step, uttering a new word, is what people fear most."
    ― from CRIME AND PUNISHMENT(1866)




    “Above all, don't lie to yourself. The man who lies to himself and listens to his own lie comes to a point that he cannot distinguish the truth within him, or around him, and so loses all respect for himself and for others. And having no respect he ceases to love.” 
    ―from THE BROTHERS KARAMAZOV by Fyodor Dostoevsky

    Today is the 195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Fyodor Dostoevsky.
    "But it has always happened that the more I detest men individually the more ardent becomes my love for humanity."
    ―from THE BROTHERS KARAMAZOV

    “In the end they will lay their freedom at our feet and say to us, Make us your slaves, but feed us.”
    ― from "The Grand Inquisitor"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by Fyodor Dostoevsky




    初2 (1966)買讀過《罪與罰》、大一讀狄濟之?翻譯的The Brothers Karamazov....後來這些書都找不到.....

    讀書共和國新增了 4 張相片。
    「我殺了一隻可惡的、有害的蝨子,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她對誰也沒有益處,她吸窮人的血,殺了她可以贖四十樁罪,這算犯罪嗎?
    我可不認為這是犯罪,也沒有想去贖罪,為什麼大家都指著我說:『犯罪,犯罪!』現在我才明白,我的膽怯是愚蠢的,現在我已經下了決心要去受這種不該受的恥辱!
    只是由於自己的卑鄙和無能,也許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我才下了這個決心,就像這個……波爾菲里所建議的!……」
    「哥哥,哥哥,你說什麼啊! 要知道你殺了人?」
    「大家都殺人,現在世界上正在流血,從前也常常血流成河,他們殺人如麻,鮮血像香檳酒一樣流淌,這些人因殺人如麻竟然在卡庇托林舉行加冕,以後又被稱做人類的恩人。
    你只要較為用心地觀察一下,就能看清楚! 我想為大眾造福,往後做成百成千件好事來彌補這樣一樁傻事,這甚至不是傻事,而只是一種笨拙的行為,因為這個主意根本不是像現在失敗了的時候看起來那麼傻……」
    -摘自《罪與罰》
    關注窮人的卑微處境,對被傷害與侮辱的小人物滿懷憐憫之情的俄羅斯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本身也出生於貧困家庭,25歲時以處女作《窮人》出道,在雜誌《當代人》上連載並廣受好評。
    他的代表作《罪與罰》,敘述窮大學生為生計所迫而殺死放高利貸的房東老太婆後,經歷漫長的內在省思,深入刻畫主角的精神狀態變化,並寫實地剖析了俄羅斯社會,和《戰爭與和平》並稱為最重要的俄羅斯小說。
    杜斯妥也夫斯基影響福克納、卡繆、卡夫卡等作家,他和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並稱為俄羅斯文學「三巨頭」。
    他在《罪與罰》中塑造的超人形象,十多年後尼采在出版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也有系統性地闡述期超人哲學。
    1821年11月11日,杜斯妥也夫斯基生於莫斯科。

    杜斯妥也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本身也出生於貧困家庭,25歲時以處女作《窮人》出道,在雜誌《當代人》上連載並廣受好評。 他的代表作《罪與罰》,敘述窮大學生為生計所迫而殺死放高利貸的房東老太婆後,經歷漫長的內在省思,深入刻畫主角的精神狀態變化,並寫實地剖析了俄羅斯社會,和《戰爭與和平》並稱為最重要的俄羅斯小說。 杜斯妥也夫斯基影響福克納、卡繆、卡夫卡等作家,他和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並稱為俄羅斯文學「三巨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BB%E5%A5%A7%E5%A4%9A%E7%88%BE%C2%B7%E7%B1%B3%E5%93%88%E4%BC%8A%E6%B4%9B%E7%B6%AD%E5%A5%87%C2%B7%E9%99%80%E6%80%9D%E5%A6%A5%E8%80%B6%E5%A4%AB%E6%96%AF%E5%9F%BA

    罪與罰 http://www.bookrep.com.tw/product/goods_detail.php?goods_id=3445  每個人的潛意識裡都想殺人,都有成為超人的渴望! 俄國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最深刻、最富現實意義的作品。 以犀利的筆觸無情地剖析當代俄國的社會現實, 深入觸及社會底層的各個角落, 走投無路,就是本書的主旋律……     十九世紀俄國大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本書描寫一心想成為拿破崙式的人物、認定自己是個超人的窮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受無政府主義思想毒害,為生計所迫,殺死放高利貸的房東老太婆和她的無辜的妹妹,製造了一起震驚全俄的兇殺案。經歷了一場內心痛苦的懺悔後,他最終在基督徒索尼雅的規勸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亞。     本書著重表現主角行兇後良心受到譴責,內心深感孤獨、恐懼的精神狀態,刻畫他犯罪前後的心理變化。小說一方面描繪了俄國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揭露貴族社會的罪惡;一方面也宣揚逆來順受,從宗教中求解脫的思想。



    Notes from Underground (Second Edition) (Norton Critical Editions) Paperback
    by Fyodor Dostoevsky (Author), Michael R. Katz (Editor)
    The text for this edition of Notes from Underground is Michael Katz’s acclaimed translation of the 1863 novel, which is introduced and annotated specifically for English-speaking readers.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includes relevant writings by Dostoevsky, among them "Winter Notes on Summer Impressions," the author’s account of a formative trip to the West.

     New to the Second Edition are excerpts from V. F. Odoevksy’s "Russian Nights" and I. S. Turgenev’s "Hamlet of Shchigrovsk District." In "Responses", Michael Katz links this seminal novel to the theme of the underground man in six famous works, two of them new to the Second Edition: an excerpt from M. E. Saltykov-Shchedrin’s The Swallows, Woody Allen’s Notes from the Overfed, Robert Walser’s The Child, an excerpt from Ralph Ellison’s The Invisible Man, an excerpt from Yevgeny Zamyatin’s We, and an excerpt from Jean-Paul Sartre’s Erostratus.

     "Criticism" brings together eleven interpretations by both Russian and Western critics from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wo of them new to the Second Edition. Included are essays by Nikolai K. Mikhailovsky, Vasily Rozanov, Lev Shestov, M. M. Bakhtin, Ralph E. Matlaw, Victor Erlich, Robert Louis Jackson, Gary Saul Morson, Richard H. Weisberg, Joseph Frank, and Tzvetan Todorov.

    A Chronology and Selected Bibliography are also included.



    About the author (2001)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significant authors in all modern fiction, Fyodor Dostoevsky was the son of a harsh and domineering army surgeon who was murdered by his own serfs (slaves), an event that wa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shaping Dostoevsky's view of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He studied to be an engineer and began work as a draftsman. However, his first novel, Poor Folk (1846), was so well received that he abandoned engineering for writing. In 1849, Dostoevsky was arrested for being a part of a revolutionary group that owned an illegal printing press. He was sentenced to be executed, but the sentence was changed at the last minute, and he was sent to a prison camp in Siberia instead. By the time he was released in 1854, he had become a devout believer in both Christianity and Russia - although not in its ruler, the Czar. During the 1860's, Dostoevsky's personal life was in constant turmoil as the result of financial problems, a gambling addiction, and the deaths of his wife and brother. His second marriage in 1887 provided him with a stable home life and personal contentment, and during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he produced his great novels: Crime and Punishment (1886), the story of Rodya Raskolnikov, who kills two old women in the belief that he is beyond the bounds of good and evil; The Idiots (1868), the story of an epileptic who tragically affects the lives of those around him; The Possessed (1872), the story of the effect of revolutionary thought on the members of one Russian community; A Raw Youth (1875), which focuses on the disintegration and decay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life; and The Brothers Karamazov (1880), which centers on the murder of Fyodor Karamazov and the effect the murder has on each of his four sons. These works have placed Dostoevsky in the front rank of the world's great novelists. Dostoevsky was an innovator, bringing new depth and meaning to the psychological novel and combining realism and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in his complex studies of the human condition.
    Michael R. Katz , is C. V. Starr Professor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at Middlebury College.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Literary Ballad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and Dreams and the Unconscious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Fiction . He h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the Norton Critical Editions of Fyodor Dostoevskyrsquo;s Notes from Underground and Ivan Turgenevrsquo;s Fathers and Children . He has also translated Alexander Herzenrsquo;s Who Is to Blame? , N. G. Chernyshevskyrsquo;s What Is to Be Done? , Dostoevskyrsquo;s Devils , Druzhininrsquo;s Polinka Saks , Artsybashevrsquo;s Sanin , and Jabotinskyrsquo;s The Five .



     http://vs-press.blogspot.tw/2014/05/CL004-newsletter.html

    2014年5月8日星期四


    櫻桃園文化推出新譯本紀念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出版150年

    文/櫻桃園文化總編輯 丘光


    為什麼讀杜斯妥也夫斯基?


    櫻桃園文化 出版第四本俄國經典文學新譯,這次輪到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從前次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跳過了果戈里到這本,簡單的理由是這兩部作品有著 極為相似的脈絡,都試圖要描繪出一個負面形象的時代之子,藉此映出社會樣貌,而且針砭時代病症,也可以說,都是給社會一面鏡子,同時給自己辯證一條自由生 活之路。今年恰逢本作出版150週年,新譯本期待以現代閱讀的觀點來向大師致敬。

    對台灣讀者 而言,杜斯妥也夫斯基似乎很深沉,但我們想像的往往比我們認知的還要多、還要複雜,如果實際翻閱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會發現他一生大概只寫一件事情,那 就是研究人的心裡在想什麼,以及藉由這些想法人怎麼過生活,這是永恆的問題,也是他之所以到現今仍讓我們感興趣讀的最主要理由(因為我們許多人到現在還一 直不了解週遭人在想什麼不是嗎?)。當然,小說中難免遇到困惑不解,這正是我們喜歡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原因,他試著看透時代、提出疑問,他向我們展示的人心 並非一清二楚的科學觀察結果,而是要讓我們去思索不清不楚的部分,讓我們自己在內心思索後與文本對話,這裡面有無比的現代性,使我們每次重讀都會得到更多 東西,因為我們學會去獨立思考,學會去感受自己真正要的是什麼,而非大家(或說自然規律)給我們什麼就照單全收──在「開創新局」這個層面上,他可以說是 一個心靈的革命家。


    如何進入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世界?


    杜斯妥也夫 斯基不僅在創作生涯極具戲劇性,在生活上也萬分精彩。他雙親早逝,青春期被丟到軍校生活,年輕時即發現罹患癲癇症,文壇成名後在文化沙龍中交際的挫折與初 戀(其實是單戀)的失敗,與屠格涅夫一生始終維持著亦敵亦友的交情,被逮捕入獄成為政治犯,近十年的西伯利亞流放,包括苦役中與極惡罪犯共同生活的經歷, 兩段婚姻與一段婚外情,沉迷賭博近十年……種種這些「真實生活」大多反應在他的小說創作裡,如果我們進一步認識作家的生活,那麼對作品中的細節或許會有更 多共鳴。

    小說文本的 詮釋上,新譯本除了將譯注增加至八十餘則,其中有許多是本版獨有的,也邀請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熊宗慧專文導讀杜斯妥也夫斯基創作的現代精神,期待閱讀時能 更全面地走進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世界觀中。另外,還試著重現作家的生活與創作的關聯,在書末編寫了全新的圖文作家年表,挑選杜斯妥也夫斯基一生各時期的 重要圖片,文字中收有關鍵的書信片段,輔助我們理解作家當時的生活風貌與思想心境的串連。

    杜斯妥也夫斯基一輩子探索人的心靈,其實早在他十八歲的時候,便已經在信中向哥哥吐露這樣的心聲:「人是一個謎,需要解開它……我在研究這個謎,因為我想成為一個人。」


    怎麼看《地下室手記》?


    從櫻桃園文化一開始,就有不少人提議我們新譯《卡拉馬助夫兄弟》,當然這樣的大部頭作品不是一時間能夠好好處理的,而最主要的是,閱讀杜斯妥也夫斯基,或許從《地下室手記》起步較為合適。

    一位杜斯妥 也夫斯基的崇拜者、作家羅贊諾夫(他甚至娶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前女友蘇斯洛娃)這麼說:《地下室手記》與《罪與罰》一樣,都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巨著,在前 者中你看得到思想,後者則是藝術。沒有讀過《地下室手記》,就不可能理解《罪與罰》,而沒有讀過這兩本,則無法讀懂《群魔》和《卡拉馬助夫兄弟》。

    《手記》看 似個人的懺悔錄,實則是整個時代的雜症診斷,作家虛構出「地下室人」這麼一個封閉自我的人物,藉他的形象點出時代的問題(也包括作家自身的毛病),我們看 看這個角色集合了什麼樣的時代性格:自認比任何人聰明,但又矛盾於自貶與自傲中,以個人對抗全體,卻不敢正眼看他人,疏離了真實生活,跛行於生活,自滿於 講漂亮話,用幻想緩和現實的挫折與傷痛,生活上的一切不順都可避往美與崇高之中──再看看我們現在的生活週遭,有種多麼奇妙的似曾相似!

    沒錯,也許可以直接讀後期的長篇小說,只不過會少了些理解和樂趣,少了這系列作品中一個個叛逆者一路添加的懷疑之火。如果我們從《地下室手記》這個源頭開始讀,則會更清楚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思想脈絡,更明白他在生前最後一本筆記簿寫下的這幾句話:

    「我並不是像小孩子那樣信仰基督的,而是透過懷疑的大熔爐試煉之後,我的『和散那』(即讚美主之意,語出福音書)才傳揚出去,就像我小說裡的『鬼』所說的那樣(指《卡拉馬助夫兄弟》中伊凡與鬼對談的那章)……」

    《地下室手記》正是這座「懷疑的大熔爐」中有計劃的、最初的那把懷疑之火。儘管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中常見懷疑人性、著迷描寫人性中的惡,但作家總會有心靈上、精神上或宗教上的觀點來與作品中的種種懷疑相抗衡,最終將朝著他所謂的「美拯救世界」而去。

    現在不妨來細細重讀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裡是怎麼翻動我們的靈魂,開始來走一趟懷疑的大熔爐試煉吧!


    ※相關連結:


    "Our prison stood at the edge of the fortress, right by the fortress rampart. You could look at God’s world through the chinks in the fence: wouldn’t you see at least something?"
    --from NOTES FROM A DEAD HOUSE (1862) by Fyodor Dostoevsky
    In 1849, Dostoevsky was sentenced to four years at hard labor in a Siberian prison camp for participating in a socialist discussion group. The novel he wrote after his release, based on notes he smuggled out, not only brought him fame, but also founded the tradition of Russian prison writing. Notes from a Dead House (sometimes translated as The House of the Dead) depicts brutal punishments, feuds, betrayals, and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confinement, but it also reveals the moments of comedy and acts of kindness that Dostoevsky witnessed among his fellow prisoners. To get past government censors, Dostoevsky made his narrator a common-law criminal rather than a political prisoner, but the perspective is unmistakably his own. His incarceration was a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that nourished all his later works, particularly Crime and Punishment. Dostoevsky’s narrator discovers that even among the most debased criminals there are strong and beautiful souls. His story is, finally, a profound meditation on freedom: “The prisoner himself knows that he is a prisoner; but no brands, no fetters will make him forget that he is a human being.” READ an excerpt here: http://www.penguinrandomhouse.com/…/notes-from-a-dead-hous…/

    圖像裡可能有文字



    杜斯妥也夫斯基 by N.A. Berdyaev 孟祥森譯 台北:時報 1986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一生. 外語原名, ドストエフスキイの生活. 原作者, 小林秀雄. 作品國別, 日本. 原出版日期, 2003. 原出版社, 萬象文庫 1993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論.原作者, 小林秀雄. 作品國別, 日本. 原出版日期, 2003. 原出版社, 同上



    ● 杜思妥也夫斯基 杜斯妥也夫斯基/ 紀德演講 國立編譯館

    董橋 [著]《白描》2004 / 《小風景 》2003 : 雷驤著作:木刻版畫黑美人《人間自若》傅月庵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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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老輩習慣香港的書之設計:當然董橋的文章和食是比較集中 
    董橋 [著]《白描》2004 /  《小風景 》2003  2003.6.2~2001.11.1 
    272 頁 胡適錄貫酸齋《清江引 》 (寫給充和、漢思; 1987.4 充和送黃衣裳)

    小風景:知識分子幫甚麼閑! | 蘋果日報| 要聞港聞| 20030122


    narcoleptic desperation    董橋 《小風景 》 末篇2001.11.1 

    narcolepsy
    The term narcolepsy derives from the French word narcolepsie created by the French physician Jean-Baptiste-Édouard Gélineau by combining the Greek νάρκη (narkē, "numbness" or "stupor"),[4][5] and λῆψις (lepsis), "attack" or "seizure".發作性嗜睡病(Narcolepsy),又名猝睡症渴睡症,是一種睡眠障礙,與睡眠機制相關的異常。最早是由美國史丹佛大學的附屬醫院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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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樹,寧石,蒼草,一對斑馬閑佇河邊飲水,瑩閃著身上天繪般美麗線條,粼悠的時間之河,無所甚悉的殘鏤晴白,遼吟著自由與記憶。

    雷驤 木刻版畫黑美人 All Beauty

    https://vimeo.com/135434813






    昨天看【愛悅讀】庫存片 才知道有雷驤著作傅月庵編的【人間自若】

    一個卓越作家的背後,必有一位創意橫溢的編者,正如雷驤說的:「傅月庵選的沒有一 ... 而【愛悅讀】的觀眾還能跟著雷驤走訪老北投,體驗文人眼中與筆下的「北投趖」!
             【愛悅讀】20160119 - 人間自若 - 雷驤、傅月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nyEuU4DZA

    這套書限量印 2888 套 每套編號 附雷驤版畫【人與馬】卡片 寫著

    我的繪畫與寫作
    始於察知一己生命的侷限
    作品只有當與讀者相遇
    才是實質意義上之「完成

    我對北投有些感情  所以在某書店看到編號586的 就笑納之
     (書中夾有前一位主人二張摃龜之威力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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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趖    走走停停
    suō  ㄙㄨㄛˉ  
     ◎ 走;移动:“豆蔻花间~晚日。”   
     雷驤 著作【人間自若】傅月庵 編 臺北:掃葉 2015


    北投



    一個卓越作家的背後,必有一位創意橫溢的編者,正如雷驤說的:「傅月庵選的沒有一 ... 而【愛悅讀】的觀眾還能跟著雷驤走訪老北投,體驗文人眼中與筆下的「北投趖」!


    【愛悅讀】20160119 - 人間自若 - 雷驤、傅月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nyEuU4DZA


    ● 趖    走走停停
    suō  ㄙㄨㄛˉ  
     ◎ 走;移动:“豆蔻花间~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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