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看聯經新生店書架上還有洪先生的傳記
今天重編 concordance 加上按西人於其重要之詩人，輒為編一字不漏之"堪靠燈" *( concordance) 極檢尋應用
之便 ，今編"杜詩引得"蓋師此意也 (洪業《杜詩引得序》， 《洪業論學集》頁348)。
1981年版的 《洪業論學集》 (1981年1印3150冊，16開本)| 竟然還上市中， 真是讀書人的 福氣--它價值極高。 讀書人或學者的真正面貌 ，多該從其論學中了解。 《洪業論學集》談他翻譯杜詩、 評 論他人的翻譯等段落， 都很能表現他的泱泱大度。 (按：五十年代初期，流亡新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多恓恓惶惶，谋生不易，治学更难。以胡适的声望地位，亦屈就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并感慨 “国家倒楣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况他人？而且海外花果飘零之苦，终不及海内风刀霜 剑之苦也。
诗曰：文献凭君始易徵，研经说杜亦多能。漫言考据e时代，不过翻新堪靠灯。
按：近时台湾黄一农治明清天主教史，藉网络及电子数据库博引史料，并标榜今日已为“e考据时代”云云。)
![]( "洪業論學集（繁體版）")
洪煨蓮（1893.10.27-1980.12.23），原名業，字鹿岑，譜名正繼，號煨蓮，英文學名William。福建侯官（今閩侯）人。著名歷史學家。
洪煨蓮幼學于家，1910年入福州鶴齡英華書院，1915年赴美留學，1917年獲美國俄亥俄韋斯良大學文學士學位，1919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文 碩士學位。1920年畢業于紐約協和神學院，獲神學士學位。1920-1922年在美國巡回演講，爭取美國友好人士援助中國抵抗日本強佔青島。1923年 受燕京大學之聘，協助哈里‧盧斯為燕京大學在北平西郊建造新校舍募得巨款，當年返回北平，參與新校舍建設，並任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在燕京大學執教的二十 三年期間，曾歷任文理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圖書館館長、研究院文科主任等職。1924年受燕京大學之命與哈佛大學協商，為創立哈佛燕京學社和爭取查爾斯 ‧馬丁‧霍爾的亞洲文化教育事業基金做出了重要貢獻。1925年赴哈佛大學講學。1930年回國，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兼導師。1933年、1940 年先後獲得美國俄亥俄韋斯良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和名譽神學博士。在燕京大學期間兼任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總編輯二十多年，1937年獲巴黎茹理安（儒蓮） 獎金。1941年12月與陸志韋、趙紫宸、鄧之誠等人被日軍逮捕入獄，次年出獄後拒絕為日偽工作。1945年燕京大學復校，仍任歷史系教授。1946年赴 哈佛大學講學，1947年任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1947-1948年任哈佛大學東亞語文系客座教授。1948年起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研究員。1958年兼 任新加坡南洋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973年獲美國匹茲堡大學“中西文化學術交流倡導者獎狀”。
洪煨蓮在1928年任燕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期間，精心制定圖書館管理制度，注意國內外新版書刊和明清史志善本圖書的采購，在圖書目錄方面也有很大的改進。
洪煨蓮博聞強識，治學嚴謹。非常重視工具書的編纂與應用，自創“中國字庋擷法”，著《引得說》，用以編纂各種引得，在他的主持下，哈佛燕京學社引 得編纂處編纂經、史、子、集引得六十四種，八十一冊，為學術界提供了很大便利。為引得所做的《禮記引得序》、《春秋經傳引得序》、《杜詩引得序》，文字從 數萬言到近十萬言，考訂有關學術源流，匯集相關論述，論述版本流傳演變，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洪煨蓮對于杜甫的詩與生平、《蒙古秘史》、《史通》等都有深 入獨到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洪煨蓮畢生致力于教育事業和中西文化交流事業，為發展燕京大學、創立哈佛燕京學社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主要論文有︰《引得說》、《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禮記引得序》、《春秋經傳引得序》、《杜詩引得序》、《蒙古秘史源流考》（英文）、《史通點煩篇臆補》、《再論杜甫》（英文）等。著作有《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英文專著）、《洪業論學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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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編 concordance 加上按西人於其重要之詩人，輒為編一字不漏之"堪靠燈" *( concordance) 極檢尋應用
之便 ，今編"杜詩引得"蓋師此意也 (洪業《杜詩引得序》， 《洪業論學集》頁348)。
诗曰：文献凭君始易徵，研经说杜亦多能。漫言考据e时代，不过翻新堪靠灯。
按：近时台湾黄一农治明清天主教史，藉网络及电子数据库博引史料，并标榜今日已为“e考据时代”云云。)
洪業論學集（繁體版）
洪煨蓮（1893.10.27-1980.12.23），原名業，字鹿岑，譜名正繼，號煨蓮，英文學名William。福建侯官（今閩侯）人。著名歷史學家。
洪煨蓮幼學于家，1910年入福州鶴齡英華書院，1915年赴美留學，1917年獲美國俄亥俄韋斯良大學文學士學位，1919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文 碩士學位。1920年畢業于紐約協和神學院，獲神學士學位。1920-1922年在美國巡回演講，爭取美國友好人士援助中國抵抗日本強佔青島。1923年 受燕京大學之聘，協助哈里‧盧斯為燕京大學在北平西郊建造新校舍募得巨款，當年返回北平，參與新校舍建設，並任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在燕京大學執教的二十 三年期間，曾歷任文理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圖書館館長、研究院文科主任等職。1924年受燕京大學之命與哈佛大學協商，為創立哈佛燕京學社和爭取查爾斯 ‧馬丁‧霍爾的亞洲文化教育事業基金做出了重要貢獻。1925年赴哈佛大學講學。1930年回國，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兼導師。1933年、1940 年先後獲得美國俄亥俄韋斯良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和名譽神學博士。在燕京大學期間兼任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總編輯二十多年，1937年獲巴黎茹理安（儒蓮） 獎金。1941年12月與陸志韋、趙紫宸、鄧之誠等人被日軍逮捕入獄，次年出獄後拒絕為日偽工作。1945年燕京大學復校，仍任歷史系教授。1946年赴 哈佛大學講學，1947年任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1947-1948年任哈佛大學東亞語文系客座教授。1948年起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研究員。1958年兼 任新加坡南洋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973年獲美國匹茲堡大學“中西文化學術交流倡導者獎狀”。
洪煨蓮在1928年任燕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期間，精心制定圖書館管理制度，注意國內外新版書刊和明清史志善本圖書的采購，在圖書目錄方面也有很大的改進。
洪煨蓮博聞強識，治學嚴謹。非常重視工具書的編纂與應用，自創“中國字庋擷法”，著《引得說》，用以編纂各種引得，在他的主持下，哈佛燕京學社引 得編纂處編纂經、史、子、集引得六十四種，八十一冊，為學術界提供了很大便利。為引得所做的《禮記引得序》、《春秋經傳引得序》、《杜詩引得序》，文字從 數萬言到近十萬言，考訂有關學術源流，匯集相關論述，論述版本流傳演變，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洪煨蓮對于杜甫的詩與生平、《蒙古秘史》、《史通》等都有深 入獨到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洪煨蓮畢生致力于教育事業和中西文化交流事業，為發展燕京大學、創立哈佛燕京學社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主要論文有︰《引得說》、《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禮記引得序》、《春秋經傳引得序》、《杜詩引得序》、《蒙古秘史源流考》（英文）、《史通點煩篇臆補》、《再論杜甫》（英文）等。著作有《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英文專著）、《洪業論學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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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杜甫全集校注》初讀記
日期:2014-04-14 09:06:49 作者:陳尚君
◇杜詩研究是宋以後最多學者關注的課題。從匯集作品、校勘編年開始，進而註釋，繼而集注，到宋末已經發展到千家注杜的規模，趙次公、蔡夢弼、黃鶴等人的解讀註釋代表了宋代的水平。經過元明的低谷，明末王嗣奭、胡震亨續有所得，清代則以錢謙益、朱鶴齡、仇兆鰲、浦起龍、楊倫為代表。進入20世紀，杜甫研究日新月異，但可以代表當代水平的集大成著作則始終未見。
《杜甫全集校注》的設想從1976年提出，1978年立項，隨即展開工作。在蕭滌非先生(圖左)指導下，經歷1980年代的努力，就在全書進程過半之際，主編去世，編纂工作停頓近20年之久。2009年以來，經過山東大學校方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多方協調支持，由蕭先生學生張忠綱教授領銜，重新啟動，方得完成。全書出版時署名：“主編蕭滌非，全書終審統稿張忠綱，副主編廖仲安、張忠綱、鄭慶篤、焦裕銀、李華。”張忠綱教授在蕭先生去世20多年後，終於能完成老師未竟的事業。他在《統稿後記》中用“餘生也有幸”表達自己的心情。
全書對杜甫全部存世詩文作了校勘、編年、註釋、匯評、備考等幾項工作，並附錄《杜甫年譜簡編》、《傳記序跋選錄》、《諸家詠杜》、《諸家論杜》、《重要杜集評註本簡介》等。以上諸端，都達到很高學術水平。
等待了36年，皇皇12厚冊、多達680萬字的《杜甫全集校注》(簡稱《校注》)終於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書的問世，是中國當代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學研究的重大收穫，謹向纂注者和出版社表示祝賀!筆者在此將初讀以後的一些認識和所知寫出，與讀者分享。
宋以來的杜詩研究回顧
在中國詩歌史上，杜甫的地位至高無上，唐末被讚為“詩史”，蘇軾稱之為“集大成者”(《後山詩話》)，宋以後被尊為詩聖，影響其後千年詩歌發展走勢。杜甫以前詩歌以古詩、樂府為主，杜甫以後近體詩方成為詩歌主脈，杜甫窮極所有變化的巨大創造力，為後世提供了無數探討不盡的法門和範式。無論江西派還是同光體，無不受其沾溉而各成氣象。杜詩研究也成為宋以後最多學者關注的課題。從匯集作品、校勘編年開始，進而註釋，繼而集注，到宋末已經發展到千家注杜的規模，趙次公、蔡夢弼、黃鶴等人的解讀註釋代表了宋代的水平。經過元明的低谷，明末王嗣奭、胡震亨續有所得，清代則以錢謙益、朱鶴齡、仇兆鰲、浦起龍、楊倫為代表。進入20世紀，杜甫研究日新月異，但可以代表當代水平的集大成著作則始終未見。日本前輩學者吉川幸次郎(1904-1980年)曾發願全注杜詩，計劃作《杜甫詩注》20冊，特別關注杜詩在繼承前彥開拓詩境方面的努力，每首詩都有日譯和詳解，可惜僅完成5冊(筑摩書房1977-1982年)即去世。山東大學著名杜甫專家蕭滌非先生從1978年起領銜匯校匯注杜甫全集，學界曾抱持殷切期待，相信此項工作必然給杜甫研究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研究帶來巨大的影響。我那時還剛學術起步，做過兩篇研究杜甫生平和著作的文章，曾窮盡所有地閱讀杜集，深感杜甫作品之瓌瑋和歷代研究之鴻博，對此項工作期冀尤切。無奈世事多舛，蕭先生在全書進展過半即不幸去世，因人事糾紛，這一項目耽擱下來，很感遺憾。三年前方得到消息，經過山東大學校方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多方協調支持，由蕭先生學生張忠綱教授領銜，該項目重新啟動並已接近完成全稿。出版社囑我推薦申請國家出版基金，我恰已接任曾由蕭先生擔任的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深感大作家研究是帶動一代文學研究的根本，更期望前述工作得以完成出版，因此大喜過望，願盡綿薄。再經過兩年多的反復修訂校改，纂修者和出版社都付出巨大努力，終得問世。
蕭滌非先生與杜詩校注
蕭滌非先生(1906-1991年)早年研究漢魏樂府，中年後專治杜甫，1956年出版《杜甫研究》二冊，上冊通論，研究杜甫生平和詩歌的思想藝術成就，下冊詩選，對杜甫代表詩歌200多首作詳盡的註釋解讀，是古典詩歌選本之典範，也因此奠定了蕭氏在杜詩研究領域的地位。《校注》的設想從1976年提出，1978年立項，隨即展開工作。在蕭先生指導下，校注組在研讀杜詩的同時，一是檢閱元、明以還諸家別集、詩話、筆記、叢談、雜著等書，摘錄有關杜詩資料，力求其全，分門別類加以整理，以備檢索;二是廣事搜求海內外杜詩版本、注本，歷時6年，得以大備。同時，校注組還沿著杜甫當年的行跡，赴山東、河南、陝西、甘肅、四川、重慶、湖北、湖南等地，對照杜詩，作實地考察。將全書設想、體例印發全國有關專家徵詢意見，並於1984年試印樣稿，到杜甫故里召開樣稿審訂討論會，形成共識。經歷1980年代的努力，就在全書進程過半之際，因主編去世，合作諸人因分工、進退等分歧，致使編纂工作停頓了近20年之久。我雖然對具體內情不甚了解，但知道的是2009年山東大學徐顯明校長推動重啟編修，學校成立此書工作協調領導小組，提供經費和人力支持，方得完成。全書出版時署名：“主編蕭滌非，全書終審統稿張忠綱，副主編廖仲安、張忠綱、鄭慶篤、焦裕銀、李華。”顯得很特別，體現了對歷史的尊重，和對實際責任人所付出的艱辛勞動的尊重。張忠綱教授今年75歲，在老師去世20多年後，終於能完成老師未竟的事業。他在《統稿後記》中用“餘生也有幸”表達自己的心情，他的努力值得尊敬。全書參與者各自承擔的部分，也都有清晰表達。我也經歷過學術合作的風雨，知道領導與出版方的支持、主事者的大度、合作者的互敬，對完成大項目缺一不可。
集古今之大成的《校注》
由於做過大量文獻的前期準備工作，《校注》在體例設計、學術追求和文獻處理方面，都體現了尊重前賢研究，博採約取，集古今大成，體現當代學術需求的自覺意識。全書對杜甫全部存世詩文作了校勘、編年、註釋、匯評、備考等幾項工作，並附錄《杜甫年譜簡編》、《傳記序跋選錄》、《諸家詠杜》、《諸家論杜》、《重要杜集評註本簡介》等。以上諸端，都達到很高學術水平，試分別述之。
杜詩校勘，是宋人研杜的起步工作。王洙結集杜集祖本匯聚古本9種，吳若會校則援據樊晃《杜工部小集》、晉開運二年官本等多種舊本，已具備良好的學術積累。《校注》在利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代約請王利器、舒蕪等據11種宋、元刊本和明鈔本所作校勘基礎上，又增校《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殘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3種宋本，得以充分利用存世全部宋元古本參校。如《草堂詩箋》校及3種不同的宋本，而成都杜甫紀念館藏宋刻殘本、宋曾噩刊九家注本、山東博物館藏宋刊黃鶴父子千家注本等，均罕傳難得之本。是書文本寫定的準確和異文之備存，遠超前人的所有工作。特別可貴的是，《校注》於底本與參校本入選尺度嚴格，絕無好多寬濫之病，與時下動輒喜歡說參校了幾十種文本，其實多數並無參校價值，完全不同。且盡量尊重底本，不輕易改字。如《登白馬潭》，明清傳本多作《發白馬潭》，校記指出古本皆不作“發”字，為後人所改。《諸將五首》之一“曾閃朱旗北斗閒”一句，因觸家諱，宋人多有考訂。本書有詳細考訂，據宋人著《侯鯖錄》卷七引薛向家藏五代本、《明道雜誌》引北宋王仲至家古寫本，並參南宋週必大《二老堂詩話》謂宋初避諱改“殷”為“閒”的考證，恢復古本的原文。全書類似的校定極其豐富，保證了學術質量。
前代杜集編次，有分體、分類、編年、分韻四體，《校注》鑑於杜詩的特質，以編年最能顯示其詩史的成就和知人論世，因此雖全書以存世最早杜集《續古逸叢書》本收宋本為底本，但編次則參照宋、清以來諸家之考訂，並參新見文獻和實地考察，有部分的調整。其中引錄較多的是宋末黃鶴及其所引梁權道的考證，對蔡夢弼、王嗣奭、錢謙益、仇兆鰲諸家所考，也有較多的吸取。利用新見文獻者，如根據新出土《韋濟墓誌》，重新考定《奉寄河南韋尹丈人》、《贈韋左丞濟》、《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編年，對杜甫受困長安時期的情況，有更準確的反映。而杜甫入湘後的行程，前人一直相沿宋人的編次。校注組在踏勘湘江沿途景觀後，將《入喬口》諸詩改編到《宿鑿石浦》諸詩前。
宋人認為杜甫詩“無一字無來處”，特別用心於杜詩中的語典和事典的來源與解釋，後世注杜者則更關注杜詩語意的釋讀，有關討論汗牛充棟，鉅細無遺。《校注》的註釋繼承蕭滌非《杜甫詩選注》的善例，尊重舊注以揭示詩中典實、語詞來源的引徵前代文獻的傳統，又注意吸取歷代學者詮釋杜詩時的創說發明，更注意現代學者需要通過原句語譯以便準確理解詩意的要求，基本採取每韻加註，逐句解說的體例。這部分是全書分量最重的工作，也是歷代注杜學者傾注心力最多的工作。《校注》融諸說之長，別擇認真，解釋客觀，注意參綜今古，為今人研讀杜詩提供了可靠的依憑。
集評尤盛於明清兩代，有多種五色套印會評本，可見重視。近年則有《唐詩匯評》和《中華大典》尤肄力於此。《校注》設“集評”一欄，匯聚歷代對杜詩逐篇的評點意見，採據之廣，超過以往各書。
《校注》於杜詩歷代有爭議或不同立說者，立“備考”一欄，引錄文獻並略作考訂。以杜甫晚年諸詩為例，《聶耒陽以僕阻水》附關於“狄相孫”、“方田驛”以及“飫死耒陽說”的討論;《回棹》附“關於編年之異說”，《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附“江閣”、“崔盧二侍御”及“錦帶”的解釋，《長沙送李十一銜》錄洪邁、胡應麟有關李杜齊名的釋讀，《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附錄“關於詩之編年”、“關於宗文之死”、“關於'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二句所指”三項備考。全書附錄備考有近千例之多，將有關杜詩歷來爭議的主要觀點和證據都列舉出來，足為學者之參考。
我特別注意到，《校注》備舉諸家之說，以清末以前諸家為主，近人之說僅偶及之，有很仔細的遴選。文獻備錄務求廣取備參，盡量不加案斷，僅在顯著錯誤時方略申己說。全書引錄主編蕭滌非的考說，全書似僅十餘則，其餘參編諸人各人研究有得者，一律不加引錄。這是古籍文獻研究值得肯定的態度，前人稱“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今人說精彩全在不言中，正可見到編纂者的高遠立意。全書為行文簡要，引錄前說僅稱某某曰，書前附簡稱所指，書末附《重要杜集評註本簡介》對援據較多134種杜集作了很精當客觀的介紹。
韓愈《調張籍》說自己讀李杜詩驚其開拓創造之不易：“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今讀《校注》，也有同樣的感受。從開始謀劃到終於完成問世，歷時36年，集中了三四代學者的接續努力，文獻之豐備，校勘之精審，註釋之周詳，考斷之穩妥，確能代表當代別集整理新註之最高水平，是一部總結一千多年來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校注》之後的杜甫研究展望
由於杜甫詩歌之博大精妙，歷代研究之汗牛充棟，杜集不可能如其他著作那樣地採取會校會注會評的體例，將各家見解全部包羅無遺，只能選取最重要的創見，當然不免會因讀者之閱讀需求和學術立場不同而會有不同認識。我也無意強作解人，僅想在此期待，因為本書的出版，將千年以來杜甫研究的主要見解陳列出來，今後的研究應以本書為起點，將杜甫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就我所知，就在本書定稿期間，清華大學謝思煒教授完成《杜甫集校注》，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京都大學興膳宏教授近年組織讀杜會，有志將吉川先生中輟的《杜甫詩注》全書完成。由齋藤茂、下定雅弘、芳村弘道等教授共同承擔的杜詩全譯工程，預計將於明年截稿。這些工作與本書一起，會引起一段時間內杜甫研究的熱點。
《杜甫全集校注》應該會帶動有關杜甫的一些新的學術編纂。為體例所限，此書以清末以前箋杜著作之總結為主，近代以來的學術見解僅採納很少一部分，海外的研究基本沒有採及。這些都有待作新的總結。
近代以來因為敦煌遺書、域外善本和出土墓誌的大量發現，為唐代文史研究帶來全新的氣象。本書有部分的採據，如前云《韋濟墓誌》的利用即為一例。有些已知還沒有在校注中予以表達。如洛陽近年出土《鄭虔墓誌》載其卒於乾元二年(759)九月，比前人根據杜甫《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所定廣德二年(764)要早5年，當然會引起一系列詩作編年的重新確定。張忠綱《統稿後記》已註意及此，認為《所思》原註“得台州鄭司戶消息”，當然應該寫於鄭虔生前，不會如舊說係於上元二年(761)。然而問題在於當時諸人天各一方，杜甫得到鄭虔消息的時間很難確定，可能在當年，也可能在幾年後。因鄭虔還牽扯到蘇源明，杜甫最好的兩位朋友應為同一年去世，但蘇又似乎在鄭去世後兩年還因代宗即位而改名。存疑而保留舊說，不失為慎重的處理。
即便如杜甫這樣研究得相當徹底的作家，無論其生平和作品都還有許多問題有待澄清，比如他的早年經歷，他的母系親屬，其妻楊氏的家族情況，晚年離蜀後曲折行踪的原因，都還有待深究。近代以來出土唐代墓誌近萬品，不少與杜甫的交遊有涉，也有待梳理。我在30年前曾撰文《杜甫為郎離蜀考》(《復旦學報》1984年1期)，將杜甫入嚴武幕府任節度參謀和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分開來解說，認為欲入朝而離蜀，因為生病滯留峽中而改變行程。當年張忠綱先生曾撰文商榷，我們因此而相識結交，但學術見解都沒有妥協。我認為，《去蜀》“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世事已黃發，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若作於離蜀初，似乎杜甫當時就有入湘的準備，無法解釋一路之猶豫徬徨，似應在入湘後作。這當然僅屬一家之言，舉此說明杜詩的編年其實還有許多再斟酌的空間。其他大者如李杜齊名的形成過程，杜甫在中晚唐詩壇的影響，杜甫詩歌的典範意義，杜甫與中古詩歌的轉型，杜甫與宋詩風格之形成，小者如杜甫詩中所涉名物制度，語詞解讀，句型變化，詩律通變，與杜甫相關之人物命運，杜甫所見之山川地理，杜甫所涉之大小雜事，都還有很大開拓空間。
文/陳尚君
2014年4月6日於復旦大學光華樓(作者為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