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孚先生的去世，象徵着一個時代的終結。是甚麼時代呢？是一個左翼文化人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時代，這個時代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其後左翼作家聯盟成 立，左翼文人逐漸追隨中國共產黨爭取民族戰爭的勝利，爭取中國的自由、民主的實現，直到建立中共政權，中共由革命者變成統治者，漸漸被權力腐化，終於走向 自己原先追求的目標的反面。一些有成就的左翼作家，在中共的統治下或變成依附政權的歌德派，或失去寫作鋒芒而變得寂寂無聲。而羅孚，作為居香港的作家，共 產黨內的文化人，獨享半自由的寫作空間，在依附共產黨權力與自由寫作的邊緣遊走，在以共產黨人身份向香港中間派和右派文化人統戰之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和樹 立自己的寫作風格，是一個相當傑出的人物。他自1982年在中共權力鬥爭中被誣衊為間諜後，漸漸擺脫對中共的依附而成為一個對中共帶批判意識的自由作家。 九十三年的漫長一生，見證中國大半個世紀的變遷，隨着中共的異化而思考，而寫作，是我們值得追憶的人物。
羅孚是抗戰期間加入《大公報》的，那時的 《大公報》網羅一批左派文化人，監察政府，針砭時弊，是極具影響力的報紙。《大公報》的編輯、記者、寫作人，大都是有品有為有才的文化人。羅孚年輕時進入 《大公報》，以他的銳筆被稱作神童。要問他或他們的理想，從一本叫《歷史的先聲──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承諾》的書就可以看到。此書摘選了1941年至 1946年期間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共產黨在報紙、雜誌、書刊上所發表的要求自由民主憲政的談話、文章和評論。該書於1999年在大陸出版後被查 禁，2013年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再版。書中收集的文章，論點包括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呼籲普選、提倡私人財產不可侵犯、反對一黨獨裁 等。羅孚和他的《大公報》夥伴們，正是在這些民主自由的思想熏陶下，從事新聞工作並跟着中國共產黨走的。
《大公報》在中共建政前南遷香港，成為中 共在香港的言論基地。羅孚也在那時候南來，並在香港開展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他大概是那時候加入共產黨的。長期以來，他擔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創辦 《新晚報》並擔任總編輯。另外，他又擔任《文匯報》「文藝週刊」主編。筆者當年就是在「文藝週刊」投稿、被羅孚先生取用而晉身左翼文壇的。他既是筆者的恩 師也是筆者進入文藝界的帶路人。「文藝週刊」雖然可能有統戰香港文藝界的宗旨，但羅孚以文章質素而不是以作家名氣取用稿件的原則，則是筆者終生從事編輯工 作的圭臬。
羅孚既是中共黨員，因此頗受中共信任，這使他能與右派名人接觸而不會被中共黨組織質疑。但在與右派接觸中，他的思想也受到衝擊和影響， 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儒學大師徐復觀先生。徐先生晚年的文章中常提到的L先生就是羅孚。徐先生生前曾對筆者表示，他非常欣賞羅孚的人品、學問、文章，並說如 果共產黨人都像羅孚那樣，中國就有救了。前港澳辦主任廖承志過港時，羅孚曾帶他與徐復觀見過面，也邀請過徐老訪問大陸，但徐老因重病未能成行就過世了。
羅 孚被誣陷為間諜，被判徒刑十年，但他其實沒有真正坐過一天監牢，所有刑期都是在北京以「監視居住」的方式執行的。很可能中共一方面在權爭中必須判他刑期， 另方面也明知他無罪而予以寬待。六四時，羅孚仍在北京。後來他刑滿回港，跟筆者借一些六四時期的新聞錄影帶來看。看後他很有感觸，他當時應該是非黨員了， 他的感受不是自己的澈悟，而是中共對自己早年標舉的民主自由的背叛。羅孚沒有變，正如筆者也沒有變一樣，是中共變了。
羅孚文質彬彬，待人溫和友 善，他在香港和大陸的文化界交遊廣闊，許多名人都是他好友。他是香港左派文壇的一代宗師。他代表有理想的文化人對中共所有宣傳徹底質疑，對中共的幻想全然 破滅。中共的專權統治，把大陸所有具獨立思想的文化人滅聲，也在香港把所有左派旗下的有自由思想的文化人掃地出門。
作為過去是羅孚的追隨者和先後的理想幻滅者，曾經是左派新聞文化界的朋友們，讓我們懷念他和哀悼他的離去。（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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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