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徐梵澄同志早年研究德國哲學，由德回國後又在四十年代去印度研究印度哲學，在印曾翻譯印度古典。七十年代末回到祖國後，出版了《五十奧義書》和現代印度最有影響的宗教哲學家阿羅頻多的《神聖人生論》兩部巨著譯本。兩書的印數不多，讀者大概也很少，但可能產生的能量卻未必是可以輕易低估的。兩書一古一今，相隔兩千多年，但是一脈相通，其中奧妙總是關心世界文化思想史的人所不應忽略的吧？

算來我讀《奧義書》原本已是四十三年以前的事了。當時印度僅有的幾位佛教比丘之一，迦葉波法師，為斯里蘭卡的來印度鹿野苑的幾位比丘講主要的《奧義書》。他們的共同語言只有巴利語和梵語。兩者都是印度古語，一俗一雅，可以互通。他便用雅語梵文講雅語梵文經典。因為他們都是佛教徒，讀這「外道 」經典只為見識見識，而講解者也只是幼年「讀經」學古文時念過，改信佛教後不再鑽研，所以講得飛快。承他們好意，讓我這個俗家人旁聽，給我留下了難忘的深刻印象。

我驚異的第二點是翻譯的不同途徑。我先已看過一點歐洲語言譯的《奧義書》，這時猛然感覺到那些全是一種「改作」，全得不由自主地照歐洲各種語言的各自文化背景理解，所以全是「解說」(詮釋、闡釋、釋義)的產物。這一次聽到了用「通俗」雅語解說書面雅語，也就是用本國語解說本國語，才覺得這也是翻譯，是另一種形式的翻譯，和外國語翻譯全不一樣。那時我又想到佛經的翻譯。那又是另外一種翻譯，是不翻譯的翻譯。例如佛、菩薩、涅、覺、空、色、識、眼識、意識、緣、界、法等等都是原來的詞，不是翻譯語言的詞，其實也類似照原樣用本國語解說本國語。仿佛說「仁者，人也。義者，宜也。」②迦葉波法師偶然也用巴利語和梵語中字同義異的詞或則相等、相似的詞點一下。一點就明，就不需要再多解說了。於是我想當年印度和尚與中國和尚合譯佛經時很可能就是這種情況。假如我在旁邊用漢文一字一字記下他的話，那不就象《大智度論》一類的書嗎？他講書時常自問自答。這種體裁，古代印度註疏用得多，古代中國用得也不少，例如《公羊傳》。

我聽講時想到中國和印度講古書的相似和不同，想到翻譯的通氣和不通氣，當時只是直覺感受。迦葉波法師講得太快，一點思索的空隙都不給人。初聽時簡直茫然，只靠有書本和先知道內容才勉強能跟著跑。等到這種直接感受一來，很快就象兒時聽講中國經書一樣了。老習慣回來了，這便容易了，走上熟路了。於是結果也一樣：說是不懂吧，講的句句都懂得；說是懂了吧，並沒有全懂。只能重複老師的話，不能說出自己的話。自己不會解說，那還是沒有懂。

現在徐梵澄同志用漢語古文體從印度古雅語梵文譯出《奧義書》，又不用佛經舊體，每篇還加《引言》和注，真是不容易。沒有幾十年的功力，沒有對中國、德國、印度的古典語言和哲學切實鑽研體會，那是辦不到的。當年我不過是有點直覺感受，等到略微在大門口張望了一下之後，就以為理想的翻譯，佛教經論似的翻譯，現在不可能，至少是我辦不到。稍稍嘗試一下，也自認翻譯失敗。③因此我對於梵澄同志的功力和毅力只有佩服。

從原文看，翻譯很難，幾乎不可能；但從功能或作用看，翻譯卻又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若沒有翻譯，世界各民族各地區以至各時代的文化的交流以及矛盾衝突匯合缺了文獻這個層次，都不可能完全了，作為整體的「世界文化」也沒有高層次了。若是翻譯等於原作，那便沒有正解、曲解、誤解、異解、新解等等，「世界文化」情況又會和現在大不相同了。十九世紀初期，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讀到了從波斯語譯本轉譯的《奧義書》的拉丁文譯本，歡喜讚嘆，在自己的哲學體系里裝進了他所理解並解說的《奧義書》思想，或則不如說是他用自己的哲學解說了《奧義書》。到十九世紀末期，德國又一位研究哲學的多伊生(徐譯為杜森)學習梵文，讀了並譯了《奧義書六十種》，又用康德的哲學思想加以解說。這對歐洲有影響，但還遠不如對印度的影響之大。許多印度人由此知道了，原來印度古代哲學和歐洲近代哲學是可以通氣的。於是又有人作進一步的解說，不僅康德，連黑格爾的哲學思想在印度古代哲學中也被發現出來了。很快，印度人的民族自卑感變成了民族自豪感。從此古代經典變成了現代經典，而且指導了行動，出現了宣揚《奧義書》的詩人兼哲學家泰戈爾，標榜古典又學習古聖人而進行現代群眾運動的政治家甘地。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翻譯和解說的顯著「效益」吧？

《奧義書》本是叢書之類，實是一種文體之名，多到一百幾十部，甚至近代還有人照寫；但最古的只十幾部，後來的是各教派的著作。好比《孟子》、《荀子》、《公羊傳》、《穀梁傳》、《左傳》、《春秋繁露》、《文中子》、《太極圖說》等書都附於儒家經典那樣，《奧義書》也分配到各《吠陀》經典的傳授系統中去，其實內容並不單純、同一。誇大來講，好比把「老、莊、列」、《肇論》、《周易參同契》也附入儒家。所以既不能當作一家言，也不能當作諸子百家。若說是有統一體系的《奧義書》哲學，那只能算是現代人的一種解說。這一點我想應當先弄清楚，才不至於目迷五色。若把主要的十來部作為一部書，恐怕也和《論語》或《莊子》類似，內容雖可有一貫，但不是完全一致的。

這樣一部千頁大書怎麼讀？那當然因人而異。若是一般人只想「不求甚解」的略知一二，或則「買櫝還珠」，不深究哲學而當成文學欣賞，那也未始不可。書的閱讀是可以分層次的。若是最低層次的閱讀，我想提供一點意見供非專家們參考。

我的建議實在「卑之無甚高論」，不過是幾點，微不足道。一是把文言當白話讀。二是可以跳著讀。古書哪能處處懂？三是揀軟性的讀，莫先啃硬骨頭。四是自己去解說，邊讀邊解，別去找「標準答案」，那是不存在的。讀書不是為應考。讀書「為已，而為人乎哉？」深淺只能由自己，別人是幫不上忙的。譯者的每篇《引言》及注雖有幫助，畢竟不能代替你自己讀解。

不舉例不明。例如全書是照分屬各經排列的，不是必讀的次序。頭兩篇屬一部經。這經最「神聖」，所以列第一；但這兩部書卻不一定是最先要讀的，可以跳過。不過第二篇中有很有趣味的片段可以看看。第42到43頁的兩段講求寶和求愛，是很容易懂的。這有什麼哲學意義呢？譯者在注中作了解說，可以參考，也可以自作「解人」。第48到49頁的兩段：一段說人的生命中各要素互爭優勝，這在其他篇中也有類似說法。一段說父病重時對兒子行的「父子遺囑禮 」。「遺囑禮」行過了，「若其病癒已，則父當居子之治下，或遊方而去。」這一下由「父為子綱」變成「子為父綱」了。這和第544頁的「遺囑」類似而結果略有不同。從哲學思想說，可有一種解說。從人類學的角度說，這又不是印度獨有的。是不是和日本的《山節考》中的拋棄老人故事也可以聯繫一下呢？

又例如最著名也最重要的幾篇之一的長篇《唱贊奧義書》中(第156頁起)講幾位著名仙人的得道。故事和語言都簡單，但意義卻可以有深淺各解。例如第161頁的一句「唯願老師教我！」徐譯註引原文說諸家改字解釋牽強，不改「則義皆變矣。存此以俟高明。」於是把那個主要的字略去未譯。其實照不高明的平常讀法，那個字不過是一個極平常的「欲」字。因為各家認為要以「離欲」為中心思想，所以聚訟紛紜。古今中外思想不同，忌諱有異，不能不影響到解說和翻譯。這一篇的《引言》中說：「微有所刪節，質樸而傷雅則闕焉。」第145頁注說：「原文稍有過於朴率之處，譯時略加文飾。」俗詞改譯成了雅詞。第 151頁注說：「此章梵文殊晦，譯時頗有增損。」第182頁注說：「此節譯之傷雅，故略。」第252頁注說：「此章譯時略去俗義。」在另一最著名最重要的長篇《大林間奧義書》的《引言》中說：「天竺古人有不諱言之處，於華文為頗傷大雅者，不得已而刪之。明通博達之君子，知可相諒。」於是這一篇中最末部分的第四章的第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諸節(第665至666頁)全刪，第四、六節「下略」，第656頁有一處「中略」，如此等等。所以譯者譯時也是有的地方跳了過去，不過都以負責態度聲明。讀者若不是研究，若無耐性，當然可以跳讀。首先可以摘讀最流行的古本，即譯本中第一、二、三、四、六、八、九、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等篇。以上引的兩長篇(第三、第十五)內容較雜，對一般讀者說，可以由此開始。至於研究者又當別論。不過無論研究哪一方面，不能只靠譯本，不能不查原文，這是顯而易見的。例如，譯本刪去的恰好是中國道家同樣有的，這從譯者用雅言譯而未刪的許多地方還可以看出來，但僅憑譯本難作確切比較研究。其他語譯本也同樣。

從孔子刪《詩》的傳說起，不雅之言似乎就不應見於書面。奇怪的是，《易經》、《詩經》、道藏、佛典以至於外國的《聖經·舊約》、《吠陀》、《奧義書》都仍有不雅之言。孔子說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說到「逾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唐代的古文家柳宗元還寫出《河間婦傳》。可見有刪的就有補的。要求一切書一律純潔是不切實際的。翻譯外國書和古書往往由於彼此忌諱不同而不得不有所變動。不僅文學作品，神聖經典和神秘哲學也不能免。這部書又提供了證明。

書中尚有誤排之字未能校正，這也屬於難免之事。遺憾的是，譯者在全書中都譯《韋陀》，而《譯者序》中改為現在通行的「吠陀」，不能一致。想來這不能由譯者負責。古譯「吠」字本有佛教徒鄙薄「外道」之意。譯者尊重印度正統(即佛教之「外道」)經典，改用另一古譯「韋陀」，也不致有誤會，出書時不必在《序》中獨改。現在通行譯作「往世書」的，徐譯為「古事記」，與日本同名古書相混，還是分別為好。還有些篇名、人名本無定譯，譯者在國外譯時自立一套。這類異譯對一般讀者關係不大，而略知印度古典的人也容易辨認，不統一倒也無妨。至於各篇非一時所譯，稍有參差，那更無關緊要了。

(《五十奧義書》，徐梵澄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第一版，〔精〕6.90元)

① 試看第278頁譯者注及第465頁本文與較晚出的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篇等，可比較中醫經絡及道家修煉。此外如「五大」對應「五行」之類不勝枚舉。

② 印度也這樣解詞，徐譯註多說是「文字遊戲」， 實未必然。

③《蛙氏奧義書的神秘主義試析》，見拙著《印度文化論集》，曾載《哲學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蛙氏奧義書》即徐譯第十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