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面對出賣革命同志的誣指，法院卻不受理反控的申告，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放下手邊《資本論》的寫作，力抗詆毀，詳述成書，十年後終於真相大白，得雪其冤。雖然有人以為馬克思在有生之年，因此案分心未能完成《資本論》，但馬克思認為應不昔代價、除惡務盡，追尋無法在法庭上獲得的真理與正義．．．。

　　《我的正義法庭》是政論家金恆煒近年政論精選。在台灣混亂的政局中，金恆煒以「正義法庭」為名，將雷震、殷海光、傅正等外省先賢追求民主、自由、反威權的意志，作為超克省籍身份的量尺，以外省第二代的身份認同台灣，批判了不認同台灣的「外省假台灣人」。

　　本書不僅公開馬英九「職業學生案」與周美青「偷書案」的定罪證據與撤告關鍵，更細數「黨國之子」馬英九在台灣政治、文化、文學、媒體界的共犯們，一字一句乍看中立客觀，實為反民主、反台灣的言行。國民黨以虛幻的中國想像為基礎，以暴戾的統治為手段，假民主之名，完成當今破綻百出，傾中賣台的政經、文化政策，這些現實，無疑力證金恆煒的批判與警語。

　　背負著族群政治的包袱，本書是金恆煒投身台灣文化、民主化運動的里程碑，更是希望透過實踐化解族群爭議、捨身對抗黨國政治的實錄。諸多亂臣賊子，在正義的法庭下，在人民的法庭下，審判將至。

作者簡介

金恆煒

　　名政論家、《當代》雜誌創辦人
　　畢業於台灣輔仁大學歷史系，原籍中國浙江。其父金溟若（原名金志超）為作家、翻譯家。
　　青年時受魯迅指導拉拔，後應許壽裳之邀來到台灣，先後擔任編譯館編審、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1948年許壽裳被殺，金溟若斷然離開台灣，但1950年又因國共內戰而輾轉到台，最後終老台北。

　　身為外省第二代，金恆煒卻不曾深陷省籍的泥淖，徹底而捨身地認同台灣。
　　早年獲派中國時報系駐美國編採，後擔任副刊主編、副總編輯等職。
　　1986年創辦《當代》雜誌擔任總編輯，致力引進歐美思潮，成為當時台灣知識界重要且進步的知性刊物，對於台灣新文化的形塑與思想水平之提昇影響甚鉅，

　　除此之外，《當代》更是金恆煒長年關注台灣本土化和民主化運動、爭取媒體獨立的具體實踐。
　　期待以媒體改造社會，其尖銳的筆鋒，刺入台灣歷史、政治、文化、教育等諸多層面，解構台灣荒謬的黨國政治，更時時以外省的身份為鑒，批判不以台灣為主、不以人民為意的政治人物；以倡議民主與自由的外省前人為模範，追尋台灣本土的認同價值。

　　著有《民主內戰的必要》、《解構「他，馬的」：爆破「黨國」最後的「神話」》等書。

自序／金恆煒
亂臣賊子懼──《我的正義法庭》／陳師孟

輯一
「真實」的故事：周美青偷書事件──我的正義法庭
附錄一：李敖揭露周美青哈佛大學偷書內幕
附錄二：「職業學生」馬英九：不可告人之秘

把點滴當大海──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附錄一：逃罷，中國人！逃罷，馬英九
附錄二：龍應台要不要臉

跪下，張曉風，跪下！──從「黑紗」到「肺葉」的故事
偽自由主義者錢永祥──為什麼非做中國人不可？
從黨國之父孫逸仙看監察院的千秋之罪──以胡佛、周陽山借勢追殺平路為例

蘇永欽的「馬尾論」──從「兩國論」到「地區論」
相關文章：「覆議」與國會連不連續何干？
相關文章：從「立法政府」到「法無二父」l回應蘇永欽教授
附錄：財劃法修正案覆議的憲法爭議／黃昭元

「和」就是「降」：一個歷史的考察──從《自由中國》「今日的問題」看台灣「今日的問題」
雷震說余光中不像個詩人──評余五帖

輯二
台灣族群政治的探源
台灣媒體亂象的結構性分析──以《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為例

輯三
代後記：懷想父親金溟若和他的時代

推薦序

亂臣賊子懼—《我的正義法庭》序　陳師孟

　　恆煒這本書的書名相當不尋常，靈感來自馬克思的一段經歷：當年馬克思被另一位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德國政治人物誣指他出賣革命同志，馬克思先是上法院反控對方才是被法國收買的「抓耙仔」，但普魯士法院卻多次拒不受理該案。馬克思為了自己與共產主義運動的信譽，只好擱下手邊《資本論》的研究與寫作，花費一年多的時間針對此案自行寫作出書，揭發對方的真面目與詆毀他的動機。

　　十年之後，真相大白，對方接受法國皇室的酬金領據果然被發現，証實馬克思所言不虛。近代史學家或有認為馬克思因此而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資本論》，是因小失大、得不償失，但馬克思卻認為對這種有權有勢的政客不可姑息，再大的代價也要除惡務盡。

　　自馬英九開始在台灣政壇翻雲覆雨以來，恆煒不斷抨擊馬英九在美國校園做「職業學生」的醜行，也引述馬英九老婆周美青竊取圖書館內台獨書刊被逮的劣跡，結果被「第一家庭」告上法院。很遺憾，台灣的法院一如當初的普魯士法院，伸張正義的天職往往犧牲於政治考量，於是恆煒效法馬克思，「在斗室中，成立自己的正義法庭，．．．人民是裁判，事實會証明，真相一定有大白的一天」。

　　恆煒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揭示一個真理：正義不容許打折扣，但正義更不會是廉價可得的；恆煒並不是以為馬英九不會惱羞成怒、或者司法不致於恃強凌弱，恆煒只是不能坐視馬英九之流壞事做盡又便宜佔盡，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他要不計代價做獅子吼，讓正義超脫馬英九的黑手與法院的樊籠，得以百分之百的伸張。

　　其實這本書除了對馬英九的「職業學生案」與周美青的「偷書案」做出詳盡的審理之外，另有近十篇批判性文章，所批判的對象都是當代台灣有頭有臉的人物；也就是說，在恆煒的「正義法庭」之上，還有一串馬英九的同路人被列為「共犯」，他們的所言所行於此都擺在台灣人民的眼前，公正的「人民裁判」應該不難一併給予「賣台有罪」的正義判決。

　　這些共犯並非是狹義的政治人物，譬如余光中是文化界、龍應台及《聯合》、《中時》的報老闆與「高層」是媒體界、張曉風出身宗教界、錢永祥是學術界、胡佛與周陽山都是法學界、而蘇起與蘇永欽兩兄弟則是學官兩棲的典型，雖然他們骨子裡都是道地的政治動物，但各自披著一層專業人士的皮相，每逢他們在政治課題上發言，容易被認定是客觀中立的見解，也因此會產生相當的「實質影響力」。

　　尤其是當政府官員從總統到檢察官都瀕臨信用破產之際，這些人反而成了徬徨大眾的移情對象，進而也取得了腦殘媒體的青睞，而他們也樂於利用一般人的不明究理與不求甚解，道貌岸然地散布特定意涵的言論毒素。相較於馬英九之流的拙劣政治演技，這些人只怕為害更烈。

　　恆煒在書中雖然沒有特別挑明，但這些人共同的「外省」族群背景是昭然若揭的。說也吊詭，要不是恆煒也是所謂「外省」子弟，他出版這本書一定會被扣上「挑撥族群、製造對立」的大帽子；不過也正因為他的「外省」身份，卻屢屢遭到另一批鐵桿統派中國人罵他「數典忘祖、大逆不道」。但恆煒既不怕被指為異類、也不怕被指為叛徒，他所以把如椽大筆直指這些一輩子「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卻始終不把台灣看在眼裡的假台灣人，毋寧是因為他們才是違背了「飲水思源、受恩圖報」的普世倫常，他們才應該是抬不起頭、見不得人。

　　台灣的「外省」族群大多數是隨著中國國民黨在中國的內戰中敗逃而來，半個多世紀來避禍於台灣，卻厚顏以統治者自居；先是驅使台灣人民跟著他們一起反共，「不然中共會血洗台灣」，現在又反過來吆喝台灣人民跟著他們一起媚共，說的還是「不然中共會血洗台灣」。要戰要降，都是這些「外省」權貴與菁英說了算，何嘗有過一絲對台灣民意的尊重？何嘗顯示一絲對台灣淨土的感恩？所以當余光中還想以文言文霸凌台灣教育主體性、龍應台還在胡亂詮釋歷史為獨裁者脫罪、張曉風還是以戲謔台灣人總統為能事、錢永祥還在抹黑「去中國化」與「台灣民族主義」、胡佛與周陽山還在粉飾「黨即是國」的統治法統、而蘇起與蘇永欽兩兄弟還在虛構「和平統一」的理論基礎時，恆煒「作春秋，亂臣賊子懼」，豈非必然！

　　說到這裡，這本書如果有美中不足之處，就在於「起訴」的對象尚多漏網之魚；我期待不久的將來也能讀到恆煒對諸如王建瑄、星雲和尚、陳長文、金溥聰、趙少康、郁慕明、王效蘭、李濤夫妻、李慶華兄妹、郝柏村父子等等「外省人」的起訴文，這些人何嘗不是「大中國沙文主義」的帶原者？何嘗有一言一行讓人感受到他們對母親台灣的誠意？

　　對恆煒追加這樣的要求，不知道會不會過於殘忍？記得二十年前看《辛德勒名單》(Schindler’s List)這部電影時，辛德勒臉上始終流露鬱鬱寡歡的表情，讓人印象深刻；那時還不太能體會他內心的落寞，現在則全然感同身受。

　　辛德勒做為納粹黨的黨員，眼見全黨在「雅利安人優越主義」的狂醉中，對猶太人做出的族群歧視與人種殘害，他怎能不對其他同志的走火入魔而深覺痛心，也對自己無法力挽狂瀾而深覺歉疚呢？儘管他本身沒有同流合污，但在如此鉅大的集體共業下，他的人生怎可能注入任何歡愉的成份？

　　話說回來，畢竟納粹黨員裡還存在辛德勒，也可能還有其他人，台灣「外省」族群當中也並非全是亂臣賊子，這本書中不斷出現的雷震與殷海光、以及余英時、張忠棟、平路、謝志偉等人，就提供了很好的「對照組」；然而這其中最突出的對比，莫過於恆煒的父親金溟若先生，也就是本書「代後記」所記述的對象。

　　恆煒把他對父親的懷想文字，放在全書最後，應該不只是「好酒沈甕底」，而且有「雲散月出、重見光明」的寓意，讓我們可以走出沈重憤怒的思緒，對這個已然與台灣命運相繫的「外省」族群，重燃希望。

　　恆煒的父親我無緣見到，但在他翻譯的《雪國》（立志譯叢1，一九六八年）一書封底上方，有一張小照，瘦削的臉龐，緊閉的雙唇，挺直的鼻樑上架著一付眼鏡，恆煒像極了其父的神韻，不過這不是重點；恆煒說：「寫我父親就是寫我所自出，同時可以知道我的家教與庭訓」，這才是令人感動之處，恆煒等於是說，他所以成為今天的金恆煒，就是因為在上一代來台的「外省人」當中，有一位金溟若先生。金先生同屬在動盪年代為生存而奮鬥的「外省第一代」，因為堅持不入黨而在台灣一職難求，走投無路之際，鬻文為生。

　　但不同於龍應台筆下她父親的「失敗者那一代」，終其一生金先生沒有被國共任何一邊的威迫利誘所打敗，擇善固執使他不願回歸不可一世的共產黨、嫉惡如仇使他不屑攀附據地為王的國民黨。用龍應台的話說，他的確是「被時代踐踏、傷害過的人」，但用恆煒的話說，他在「價值觀與文明的取捨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勝利者。

　　在大家的心目中，恆煒不也正是這樣一位勝利者？

自序

金恆煒

　　有人稱美我的文章，又剛好知道先父是文學家，常說我「家學淵源」。「家學」，很難說。不過父親在台大任教時，教過韓非，上課可能日語、漢語雜糅，家中有日文、漢文的《韓非》原典與解讀；這些書想來是一九五○年逃離中國時帶著渡海而來，伴著我們一路成長，成為我青年時的讀物。

　　除了學校教的《論》、《孟》之外，是我進入「子學」的入門書。父親並未真正課子過，自也無暇解讀韓非給我們聽，我們兄弟姊妹想學日文，父親卻要我們先去補習班打下基礎日文的底，才不致浪費他的時間，連日文都吝不肯教，何況其他。

　　父親文名在外，免不了常有親朋好友問父親寫作之方，他除了一句話或說一個字：「寫」之外，就沉默是金了。我對父親的寫作與編輯，一向都興趣盎然，他的文章，不管寫、譯，青少年的我都是第一個讀者，也名符其實的成為助手，幫他做第一手的校讀，我的意見他不見得全部接受，但也收斟酌的效益。

　　他編《民眾日報》副刊，我就是在家不支薪的助理。子女中，我與他最親近，話說得也多，燕居時常有私房話，告訴我寫作要訣之一就是：不怕得罪人；怕得罪人，文章就寫不好。確實，心中一旦有任何顧忌，自不能暢所欲言，不能誠實的月旦褒貶，文章如何能縱橫捭闔？父親的這句話，一直縈繞心中，後來成為我編輯、約稿與寫作之圭臬。父親一生仗義執言，幫助弱小，事例很多，不及細數；「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不是虛言。

　　現在讀者諸君手上的拙作，至少是個人「寫」與「心無掛礙」的成品；得罪人──甚至得罪朋友──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否則只有「閉口不言」；那就不是我了。

　　我，或說我們這一輩，在思想上多多少少受歐美六○年代打破建制的狂飆運動，以及七○年代，尤其法國知識分子挑戰權勢、衝破羅網的影響，因此後來很容易接受瑪克斯．韋伯(Max Weber)有關信念與責任以及志業召喚的理念，要求自己憑藉信念、熱情與責任感從事異議分子的職責；另一方面，又信守孟德斯鳩(Montesquieu)及托克維爾(Tocqueville)的啟蒙，甘為權力制衡的民主政體捍衛者，並且不主張道德判斷從中扮演角色。於是激情與理性判斷之間，取得了平衡。這是我思想的基本觀念；是短是長、知我罪我，我都一體承受。

　　無論寫得好或寫不好，這本書自有異彩與特色。陳師孟教授撥冗為我寫的序，已經做出最適當、最明確的闡釋。承他厚愛，語多溢美；做為作者的我，不必多說了。

　　倒是要特別讀一下獻詞。過去寫書、出書，從來沒有題過獻詞，這本書到底不同，我緬想白色恐怖時代，幸虧有雷震、殷海光、傅正、張忠棟、廖中山．．．等先賢，他們都是一九四九年隨蔣介石倉皇辭廟、潰敗台灣的「外省人」，但他們痛定思痛的要立足台灣，以民主、法治、人權做為立國的阿基米德支點，當然批了蔣家／黨國的逆鱗；有了他們血汗的灌溉，台灣才有一點點民主火苗。

　　更重要的是，他們都系出統治階層的中國國民黨，卻視富貴如浮雲，為了美國羅斯福總統揭示的「四大自由」，敢以身體當武器，雖九死其猶未悔。如果「外省中國人」對台灣真的有所貢獻，那就是這些少數無畏且樂觀的勇者，點燃自由的熒熒火苗，終而蔚成燎原之勢。即使職業／特務學生出身如馬英九，妄想與中國共產黨聯手吃掉台灣，結果深陷九趴而不止，支持台獨的台灣人高達七成以上，可見台灣終究不是中國，「中國化」化不了台灣。

　　這本書獻給陳師孟教授，即出於同樣的原因。陳教授系出「貴冑」，憑他祖父陳布雷先生與蔣介石的生死之交，他原可安安逸逸的做他的權貴公子，尤其他有經濟學長才，又有卓越行政能力，洋溢熱情責任感，如果願意辱身降志的進入國民黨隊伍為黨國加磚添瓦，絕不只一官半職。但他寧願走到外省權貴統治階級的對立面，寧願做異議分子，被打壓、被鎮暴，也不改其志。更可貴的是，他堅持理念，數十年如一日，一步也不退讓，一步也不鬆懈。陳教授煥發不同流合污的高貴本質，是為標竿人物。

　　其次，收在本書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當代》二○○八年六月「復出號」之後刊登的；特別感謝陳教授俯允出任「復出號」《當代》的社長。所以我文章的好壞，他脫不了關係；讀我文章而笑而罵，他多少有道義上的責任。

　　此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這些文章不但受到陳教授鼓勵，他還開出落落長的「黑名單」，（見陳序）要我一篇一篇的發表，彼時我確有雄心，對那些奸諛之徒寫「外省權貴」的「賢不肖列傳」。只是天不從人願，一○年八月罹患重症，寫作工程只好打住，送到讀者手中的，只能說是未完成的作品；說到源頭，陳教授是催生者之一。

　　陳教授在序中說，需要有不同「外省族群」的「對照組」，此言甚是。所以我有意寫「殷海光與胡適」的三次論辯，準備放在此書中，當作壓軸。

　　二○一三年三月到芝加哥，待到六月，三個月時間到芝大圖書館看材料，頗有發現，比如一九五四年六月吳國禎在《展望》(Look)雜誌發表“Your money has built a police state in Formosa.”（〈你們的錢用在福爾摩沙建立警察國家〉），說的人很多，但檢閱過的人很少，我在芝大圖書館，大約看遍了到手的所有素材，動筆寫殷海光與胡適在「吳國禎事件」中的首次辯論，達三、四萬字，再加「反攻大陸問題」及「自由與容忍」，如果完篇，全文可能到六、七萬字，只有另外成書。

　　十二月二十二日是張忠棟教授逝世十週年，當天有一紀念的研討會，我的文章第一部份可以先行發表，一方面追念張教授當年研究《自由中國》諸君的開路先鋒成果，另一方面也表達哀思。

　　最後要特別感謝我的牽手文翊對我的支持與照顧。她是我的戰友，是我最大支持力量的來源，更擔負我文章頭號「魔鬼辯護者」的角色。沒有她，我所作所為，勢必大打折扣：我若有點滴成績，大部分歸功於她。

　　拉雜寫來，可以當「序」，也可以「是不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