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兩種，用功或不用功的，文章也有兩種，一是寫得好，一是寫得不好；正如Oscar Wilde所言：“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moral or an immoral book. Books are well written, or badly written. That is all.”，我看待文章的標準亦不外如是。」

在中環麥當勞道高層大廈上的董宅裡，清癯瘦削、一派儒雅斯文的董老跟我們談到文章事時，眼神語調都忽然嚴肅起來，我開始明白他為什麼說讀書人必須有氣節風骨，要有自己的獨立思想而奉行不輟。「用功」這兩字，董老在跟我們談話中提出了不下十次，他說「做人多講無謂，你必把它做出來。寫文章係要很努力、用功，誠心做好案頭工作。你必須devoted必須全情投入！執筆以來，我相信自己都寫上千萬字了。」

讀董老的文章，特別是那些談及前塵往事、考據憶舊、識情賞美的小品文，篇篇都是精雕細琢的華章，雖然他自言下筆甚快，一萬字一小時多就寫好。父執師友也好、騷人墨客也好，粉黛佳人也好，都是那樣鮮活明媚。然而，丹青翰墨、鶯聲燕語底下，卻總似乎帶一絲未盡言的愁緒，可又絕非那種矯情造作的淒美。記起董老舊文曾提及「今日學術多病，病在溫情不足。溫情藏在兩處：一在胸中，一在筆底；胸中溫情涵攝於良知之教養裏面，筆底溫情則孕育在文章的神韻之中。短了這兩道血脈，學問再博大，終究跳不出渀渀蕩蕩的虛境了。」看來，真情感悟與刻苦用功，便都是文藝創作的必要條件，文質彬彬可不能說了算，董老便曾為文說：「學術上說博說專，說新說舊，全在唬人。經營得出一點氣象才是成就。沒有下過苦功，應該安於淺薄。」這話似成了他在訪問中，一直抗拒學術式、陳義過高言詞的注腳。

董老寓所室雅而不大，客廳陳設字畫和文玩都是他偏愛的小品，葫蘆及各式佛像很多，董說自小全家都信佛。自認文物古董修養淺薄，我能賞識的就只有那精緻生動的布袋尚或彌勒佛小木雕。這次為我們照像的攝影師鄧鉅榮(Ringo Tang) 身型微胖而笑口常開，樣子就似個彌勒佛，他與董老一位漂亮的晚輩小姐稔熟，年前開其人物肖像攝影展《如去：如來》，通過美麗的晚輩求得董老為其作小序。序中董老幽默說：「昔人以『瘦』評賈島的詩，求瘦太難，藝術臃腫蹣跚者正苦不能『瘦』耳。這個道理鄧鉅榮懂：他微胖，作品倒是很精瘦，很神氣。」鄧早已是城中著名時尚攝影師，近年轉攻藝術攝影，董老看出他的刻苦用功，小序以《唐詩三百首》裏賈島的名詩《尋隱者不遇》借題發揮，令整個攝影展氣象一新。難怪鄧鉅榮總是感激不已說：「董老師真的看透了我作品，知道我的用意。」

董老小序寫道：「唐詩三百首裏賈島的《尋隱者不遇》是名詩:『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師父上山採藥是日課，過去、現在、將來都上山，都採藥。浮雲時淺時深，忽來忽去，過去、現在、將來不斷飄浮，不斷聚散。空間時間這樣遼闊，一下子凝聚在一棵松樹下的一問一答之中，從一個定點拓展到無邊無際的無窮，這二十個字從此成了世情的長卷。那是賈島的藝術境界，清峭幽僻，天地生姿。」原來董老五十年前在台北一位老畫家的畫室裏看到一幅手卷，天地很窄，幅面寬長，淡彩迷迷濛濛畫了隱士山居一片幽邃的山景，近處茅屋門前童子和來客在松蔭下相對問答，卷首抄錄賈島這首詩，卷尾小行楷寫了長長的跋文，細說老畫家教小孫子誦讀這首詩的故事。

「說到文人品味，我一路提倡細微，第一是因為買不起大東西，我是從案頭小東西，開始學，開始買，開始玩。案頭東西包括小冊頁、手卷，我想袖珍的東西是中國文人的教育經歷，包括你讀的書如明清筆記，明顯不是長篇大論。幾句就是一段，這就是小品。短短的片段，人生入面的片段，美好的片段。小品就是如此的美好的小片段。我快要出版的一本新書就寫成一段一段的，像明清筆記般的文章。五、六百字一段，一共寫了一百零一段，用意是借此表達小品的體驗。」董老喜歡小品文章或袖珍文玩，可不是正因其見微而識宇內，「即是不露，傳統中國教養或甚至英國式的教育，都教人不露，你說英國人陰濕也可以，他就是不露。一種沉底的訓練。」

董老立足文壇近半世紀，又曾任職中外媒體與文化出版機構，加上活躍於文物金石收藏，以文會友結下許多朋友，他表示：「用真心去對待朋友是必然的。中間必存誠意。你跟朋友交往，彼此溝通，信劄往還，吃飯喝酒，都是平常。但太過頻密，便很難了。我現時仍有跟朋友書信往來，譬如跟余英時便常有通信，本來都是寄信的，現在圖方便，手寫好便傳真過去。用原子筆或鋼筆多，沒必要是毛筆。email 通訊也成，但寫文章我必須手寫。」那種輕鬆歡快的口吻同就似大家用facebook，whatsapp或wechat朋友圈跟朋友溝通那樣爽快。

事實上，余英時這位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亦真的稱得上是董老「知己」。早幾年，董老七十大壽，香港牛津出版社為其出版紀念文集《董橋七十》，余英時特別為老友題文，一小段一小段的七言詩，短短七段道盡這位文壇好友事跡為人、志向心境。我認為其第五段尤其說明了董橋鮮為人識的一面：「東籬採菊見南山，人道淵明鎮日閑。讀到刑天舞干戚，始知猛志在胸間。」董橋壯年時，胸中應有團火。

董橋出生於1942年，原名董存爵，福建泉州晉江人，印尼華僑，六十年代中台灣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後來港發展，曾任香港美國新聞處《今日世界》叢書部編輯，七十年代曾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研究多年，並在倫敦英國廣播電台中文部從事製作節目及時事評論工作，後又在港出任《讀者文摘》中文版總編輯、香港公開大學中國語文顧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組主任、《明報月刊》與《明報》總編輯、《蘋果日報》社長等職。董氏文筆雄深雅健，兼有英國散文之淵博雋永與明清小品之情趣靈動，為當代中文書寫另闢蹊徑，深獲海峽兩岸三地讀者傾心喜愛。董橋撰寫文化思想評論及文學散文多年，在港台及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杭州、成都、瀋陽出版文集十多種。董橋學貫中西，散文備受推崇，曾任大學文學獎、全球青年華文文學獎、城市文學獎評審。文評家陳子善曾撰文《你一定要看董橋》，推許董橋的作品。

這是我在網上查找到介紹董老的文字，如果向他求証，董老可能又會抗拒說：「正如做人，你要非成功便是失敗，亦毋須多廢話了。」董老寫文章要求極高，遣詞造句有如金雕玉琢，色彩多姿又有其規律及韻，有論其作品為：「科技時代鴛鴦蝴蝶遺老捨不得昨宵落在綉花枕頭邊的一枝白玉簪」，甚至有沒有下過苦功又不安於淺薄的晚輩評論家表示，董老如陽春白雪、鴛鴦蝴蝶的文字，不外舞文弄墨。其實，董老就外間對其作品毀譽言論可從不在意也不在乎，他說：「首先，我不會回應任何稱讚或批評我文章的說話。幾十年如一日都是如此。我覺得假如你還沒充份讀過我的文章，我也毋須多言了。其實我近年的寫作跟以前已有變，人一直在改變，是自然不過。」

蘇富比中國書畫部主管張超群老師與董老稔熟，張老師早年曾任記者，也算是董老半個晚輩吧。刻苦用功的他口頭沒對董老作品有什麼褒揚稱譽，但從他主催即將於4月18日至29日假香港蘇富比藝術空間舉行的《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展覽，以及落力籌備的興奮神情，他對董老尊崇已見一斑。經常以詩人自況的蘇富比亞洲區行政總裁程壽康更表示：「董橋的散文造詣和文學修養在文化圈中是無人不知的，但他是謙謙君子，平日言談間甚少談及其收藏之成就。事實上，他品味縱貫古今，橫跨東西，極富文人意趣，亦反映了他的閱歷及眼光。這一次我們非常幸運董先生同意展出他的珍貴收藏，通過第一次這麼全面的展覽，我們有幸更瞭解董橋。」

我們這次有機會拜訪董老，並能與其暢談文藝創作與文物收藏心得，都得感謝張超群老師細心安排，當然，也要董老不吝賜教用功不足的唐突後生。張超群老師向我們透露《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是香港蘇富比重頭戲年度展覽，消息傳開後，中外文壇和收藏界朋友奔走相告，預期屆時必盛況空前。張超群老師表示，2017年適逢董老翰墨生涯歷時半世紀，香港蘇富比舉辦《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展覽，首度公開董橋珍藏逾百件，種類包括書畫信劄、文房雅玩、西洋古籍、藏書票等；同場展出其書法近作、手稿，以及著作之特別版本。屆時，展覽劃分為四個展區，由董橋之文字引領導賞；展場更將呈現董氏書齋「舊時月色樓」之樣貌，並展出其日常寫文練字之書案，讓觀者恍如置身董橋書房，徜徉在此「讀書人家」。

四大展區包括：「清白家風」、「字裡相逢」、「絕色」和「這一代的事」，其實都源自董老文集舊著名稱。「清白家風」涉中國近現代書畫逾六十件，部分乃友輩文人送贈，如余英時、啟功、梁實秋寫贈董氏之墨蹟；部份為其經年珍藏，如張充和舊藏《牡丹亭》手抄曲尺譜、其老師胡適及沈尹默寫贈之書法、溥氏家族成員溥儒、溥伒、溥佐，以及張大千、黃賓虹、齊白石、祁崑等名家之作，不少為袖珍小品，別具雅趣，可見董橋之識見及品味不隨流俗。「字裡相逢」中涵蓋友輩文人致董氏之信劄，當中包括文壇、藝壇、翻譯界以及學術界，如金庸、白先勇、吳魯芹、林文月、楊絳、余光中、余英時、林海音、徐訏、宋淇、陳蝶衣、艾青、南宮搏、胡金銓等，皆首度公開。由於書信數量甚夥，展覽期間，將分批展出。

「絕色」中之西洋古籍不少乃十九及二十年世紀之西方經典名著初版，部分繪圖由名手所出。書面多為硬皮精裝，具花飾燙金，不少出自頂尖裝幀工藝師，並以皮革、貝殼、紅寶石等珍貴材質，雕刻後鑲嵌其中，設計、造工細緻精美，瑰麗典雅，皆應舊日藏書家訂製而作，鮮有重複，彌足珍貴。另董橋所藏之藏書票，亦會同場展出。「這一代的事」展出董橋特為是次活動所作之書法，以及其創作之手稿，及專著特別版，可供選購。屆時亦會推出其著作簽名本限量套裝，可預先訂購。

香港蘇富比隆重呈獻《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展覽，完全以茲事體大的態度嚴陣以待，董老則一而貫之淡然處之，「中國書法繪畫求的祇是自家歡喜的零箋小品，西洋古籍舊書藏的也是自家偏愛的陳年舊夢。竹木牙角案頭文玩更是毫無規範，文氣飄香的都愛，華貴庸俗的不收，脾性之不合時宜一覽無遺，我不在乎。」誠如董老為文所謂「文化遺民講品味，養的是心裏一絲傲慢的輕愁」、「搜獵老文物也許只為了給人生配製幾段貼心的旋律」，或者說是不在乎，卻是對現今滿城新潮和滿街俗物的一種「反動」。董老說：「不合時宜不能只從字面來看。不合時宜是一種對現實的抗拒，即是你不能苟同現今眼前一切，你自己抽離開來，就說自己不合時宜吧。」對他來說，這些舊物不啻在老橡樹上繫一根黃絲帶，渾似千瓣心香，而刧後的意識形態，值得依戀的正是這些殘望的舊時月色。

董老文章秀麗翩躚，入世卻又出塵，很難會想到背後有什麼「刧後的意識形態」，然而，他卻是道道地地的一個生於憂患的讀書人。譬如在其被國內選為高中語文閱讀練習的散文名篇《南山雨》中，開首便提到「三四十年前我帶著家小來香港謀生，白天做兩份兼差的工作，晚上給報紙雜誌寫稿翻譯，三口生計勉強應付，偶然碰到意外支出，變賣細軟的落難舉措還是有的。這樣熬了兩三年，老二出世的時候，我去應徵一份工錢優厚的職務，連過三關，十拿九穩，竟然落空。」昔日六十年代黑白粵語片屋漏夜雨情節，在他身上是真人真事，而戰亂流離也是其小時親身經歷。

「我1942年抗戰時期在印尼出生，那時還在打日本人，到1945勝利了又有印尼獨立戰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目睹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開入印尼，協助荷蘭人鎮壓動亂，但荷蘭人最終仍打敗仗，印尼宣佈獨立，那時是1947年，我只有五歲。1959年，十七歲去臺灣成功大學讀書，那時候印尼有左派學校也有右派學校，我父親是辦學的，親國民黨學校，當時華人學生有一批往大陸升學，另一批則去台灣，我是去台灣那批，去大陸那批人後來都景況坎坷，有些人偷渡來港甚至死在半途，到了香港也生活坎坷。我在1965年來港，1967年香港暴動，在港工作至1972年才去英國。」董老細說從前，可今日他倒慶幸自己有此一段經歷，「生於憂患，經歷這許多戰亂離難，其實對我日後創作也很有幫助。若沒有這些經歷，什麼叫打仗？什麼是炸彈？你都不曉得。」

董老認為文藝創作貴乎「真」，帶真感情的妙筆難求，揮灑的是學問不是學識，講究的是心境不是心志，感於哀樂的感字很要緊。古時文人或者讀書人，也是士人，總要修齊治平、經世致用，對家國天下有所擔當，他卻以為「時代都變了，今天也無所謂士不士了。但一個人最緊要有氣節風骨，有沒有其他什麼志向亦無傷大雅。所謂士的定義根本難說清楚，亦實在不切合當今時代，但做人的風骨氣節卻從來都要緊。這不但只對中國讀書人要緊，對全世界讀書人都一樣要緊。這就是無分古今中外都必須有的integrity。」

「我主張一個讀書人或文化人或對文化感興趣的人，最緊要是得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判斷，有自己的立場和信仰，人家如何看你，大可置諸不理，這也是氣節風骨的表現。我對歷史上許多文人都很仰慕，卻不覺得哪個尤其突出，因為各人皆有其長短，亦各有其獨特成就，我不會特別崇拜哪一位人物。」董老說，他的成長有着老師長輩以身作則的啟發，也存在自己讀書求知的感悟，「尤其是我這一代讀書人，因為生於憂患，對風骨氣節便尤為重視，這跟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很有關係，後生一代因沒經歷這許多憂患，或許就沒有這樣的情懷。」

儘管自言沒太多士人志氣使命感，董老骨子裡對傳統文化始終珍而重之，甚至以其如此份量仍自稱「半吊子舊派人熬過了大半個世紀還嫌自己舊得不夠地道」，其文章亦每有引述大家之言如「士大夫憂天下不憂國家，天下者，文化也」，年輕時在英倫研究馬克思主義時，亦不忘從馬氏文藝理論中抽絲剝繭、探察端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提到古老社會社裏的藝術作品（古希臘藝術）為什麼到現在還能散發『永久的魅力』，讓工業時代裏的人看了還覺得過癮⋯⋯馬古思用比較接近心理學的方法解答這個疑問：古老社會象徵『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人人都會緬懷童年樂事。好的文學藝術到底都有『魅力』，新的古的都有。」我直覺他心裏，有「不露」的猛志。美學家張世英說：「人生四種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審美境界。審美為最高境界。」董老文章字裡行間流露的美感與歷年收藏珍品，殊途同歸都有着那種懷古憶舊的審美，循此問道，可他卻抗拒稱之為「審美」。他認為美感的培養不是「審」來的，「我不會用『審美』如此學術的字眼，我覺得那只是個人好惡使然，美與不美，其實都是出於個人的教養、成長，令你對某些事物特別感興趣，而對某些事物卻又無動於衷而已。審美是學術多於生活，我想不需要如此刻意。我小時候家裡地方很大，庭院深深，還有許多字畫，我父親可沒教我那個是美那個不美。總之你在這樣的環境成長，又有機會自己親手去栽樹種花，凡此種種便都成為我判別美醜的體驗，而不是從書本上學習得來。」

「一個人的成長過程有好的也有壞的，什麼的遭遇都會有，但種種經歷雜然混合，卻足以令自己有所昇華。不一定好際遇才會提升自己，有時候，壞的經歷也可以對人生有積極作用。說到人生修養，我相信生活經歷多過書本學習，所以看待事物也應多從生活角度觀之，而非書本尺度。正如我們小時候看長城、邵氏出品的黑白電影，特別是夏夢主演的電影，都看了許多。那些電影未必齣齣佳作，但片中某個場景、影像或劇情片段，卻足以令我至今仍歷歴在目。」董老猶記得五十年代末他看過長城出品的一部電影，好像叫《中秋月》吧，當中有一個鏡頭拍到八月十五中秋夜，一輪明月清輝映照下的木屋區，原本破落衰敗的貧民窟竟美得令人屏息，這景象便一直長駐他心間。他表示，人對於美的感受便都由生活中點滴累積形成，所以文藝作品怎樣才令人感動或不感動，便難有一個客觀學術標準。

所以除了孜孜以求用功之外，董老對文藝創作也有其「才情」論，「用功之外，一個人的才情也很要緊。你寫文章，寫小說、散文都要才情，甚至做學術研究都要才情，但兩者所需要的才情卻不一樣。第一必然是用功，你要博命去讀，但才情卻是天賦，不可強求。譬如拿胡適與徐志摩比才情，徐志摩才情肯定勝胡適。如果說用功與才情兼備的話，梁實秋就兼而有之。在他們那一代文人當中，我認為冰心的學問只屬一般，但她卻實在有才情，否則也寫不出《寄小讀者》了。你看文章似乎簡單，其實卻得來不易。」

今人喜歡說突破創新，凡事都要與時並進，最好還要引領時代，那麼時代變遷會否也要求文學創作有所改變？董老淡然說：「要求也沒用。跟上一代文人比，思想情懷一定有改變。但作為一個創作者，我亦毋須要去理它。我亦不想知道它。我要是知道，就會去遷就它。我照樣創作，不管你新時代有什麼新要求。出來的作品可能合你意又或不合，都不打緊。作為一個創作者，對改變中的客觀情況和需要都毋須理會。因為創作者本身已在演化當中。你能融匯貫通自然好，但一切隨心亦非常重要，創作都源自生活。因為作者本身一直在變，所以你問哪是我最好作品，我幾時都會說還未寫成。」

董老認同人和書都會老，「書會老，不是說它外表頁片泛黃又或內容與現世脫節。反而是對現世越來越清楚和深刻。不是遠，是你在理解現實之後，情願保持距離。這是老的好處。你不是逃避它，而是你已看通透它了。」不是遠而是保持距離，是一位稱吾老矣智者之言。

香港蘇富比即將舉行的《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展覽中的「絕色」環節，董老收藏的裝幀設計精美絕倫的眾多西洋古籍和藏書票，都是越老越迷人的逆齡絕色。畢竟，縱使書會老亦不單關乎外表，董老最近便又在重看一批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的文學類英文書，中文書則看明清筆記，他說：「我全部看，慢慢再讀一次，再讀一次。」

想到董老在其書齋「舊時月色樓」用功讀書、寫作的景況，相信就好比如貝多芬在月光靜靜地灑落下創作《月光曲》的情境，董老會彈鋼琴，他說：「創作一定有自己獨立的地方，有自己獨立的一切，永遠要記得，你是一個很孤獨的人，你才能寫作。否則你寫不出東西。寫作是一個人孤單的行為。」

董老所傾慕的古舊光華，不是當今燦然無明的高科技LED燈或充斥燈光污染的bright light big city，縈繞他心間的舊時月色是帶着母親懷抱體溫的童年樂事，人世間最美好的片段。他說：「其實也不代表舊時歲月一切都好，但我對今時今日許多事物都看不順眼。我覺得今日世界已難以得享昔時那種人文生活即humanity。我的書齋叫『舊時月色樓』已表明自己對今日時代的抗拒態度。我喜歡look back。」

舊時月色不是照明工具。我忽然想起《心經》中那句子「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訪問：簡國慧、趙柏偉　撰文：趙柏偉　攝影：鄧鉅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