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by Isaiah Berlin 浪漫主義的根源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Paper | 2001 | $19.95 / £11.95
192 pp. | 6 x 9
Shopping Cart | Reviews | Table of Contents
Chapter 1
HC簡評此翻譯本:內文翻譯或許還可以 可是譯注太少 舉第一章第2段為例 至少要加兩注



索引錯誤比較多 譬如說 discipline (p.24) 是紀律非"學科" sophists 一處哲學家另外一處"詭辯家"高貴的野蠻人
陳建洪：政治多元論和浪漫主義革命--原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1年4月號
"
在訪問伯林（Isaiah Berlin）的對話錄裏，亞罕拜格魯（Ramin Jahanbegloo）問及其哲學觀點與活力論的關係，伯林轉向了浪漫主義，因爲"活力論哲學與浪漫主義有關"，而且"從歷史上看，浪漫主義先於活力論 而存在"。同時，伯林聲言自己"對浪漫主義有較深的研究"。訪問者照舊糾纏於活力論問題，於是伯林明言這種哲學只不過是浪漫主義思想的子孫。許是覺察到了 伯林再三提及浪漫主義，訪問者才不痛不癢地提了三兩個有關浪漫主義的問題，草草收場。
　　伯林說自己對浪漫主義深有研究，並非隨口說說。他於 1965年3、4月份在華盛頓的國家藝術館爲是年梅倫講座（The A. W. Mellon Lectures in the Fine Arts）做了以浪漫主義爲主題的講演。伯林生前一直沒有出版這個講稿，因爲他還要對這一主題做進深考察。直至伯林撒手他去之後，這個講演經整理後才以 《浪漫主義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爲題面世。
　　全書凡六章，自浪漫主義定義問題始，中經浪漫主義 之濫觴、成長和壯大的過程，至浪漫主義的巨大影響終。結構了然，思路連貫，尤其細節討論不乏洞見。首章針對浪漫主義紛繁複雜無從定義之說，伯林以爲，無論 如何，思想史上確有一個浪漫主義運動曾引發巨大而根本的思想革命，此後一切都變了樣（頁5）。因此，理清楚這個思想運動的要核便屬緊要。
　 　既然浪漫主義是思想史上的根本轉折和革命，首先便要明白它到底革掉了誰的命？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啓蒙運動。但光憑這一點，浪漫主義在伯林眼中的思想革命意 義或不致如此根本和重大。因爲浪漫主義之爲啓蒙運動的反動，幾爲常識。在他看來，浪漫主義對啓蒙運動的反攻倒算實際上是對西方整個理性傳統的顛覆，啓蒙運 動只不過是這個傳統的新進代表。那麽，浪漫主義所攻擊的這個大傳統又是甚麽？據伯林之見，十八世紀中葉浪漫主義興起之前的西方思想，無論基督教的還是異教 的，儘管面貌各異，一直堅守著西方理性大傳統的三個基本命題。第一個命題是，所有真正的問題都可以回答；第二個命題是，所有答案都可知，可以通過教與學的 方式被發現；第三個命題是，所有答案必須是相容的，否則便成亂麻一團。啓蒙運動的變異僅在於認爲獲取答案的方式截然不同於以往，不再依據啓示、傳統和教 條，而是依據理性的正確運用（頁21-22）。簡單地說，這個西方理性主義的大傳統，也就是伯林傾畢生之功所要拆解的哲學靶子：一元論（Monism）。
　 　於是，伯林便從啓蒙運動代表的理性傳統如何受到攻擊開始講，依次討論了開始挖理性傳統牆角的三個人：法國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英國的 休謨（David Hume）和德國的哈曼（Johann G. Hamann）。接下來第三章從標題上看，應側重討論浪漫主義的父執雙親：康得（Immanuel Kant）和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實際上，此章前半接續第二章話題，討論十八世紀60和70年代之間的知識氛圍，後半完全討論赫爾德，康得則留待第四章詳論。指出了科學方 法論在十八世紀的統治地位之後，此章續講對理性傳統的反擊，包括上章尚未講完的哈曼，英國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法國的狄德羅（Denis Diderot）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及當時德國文學作品中要死要活的悲觀主題。接下來便是出現在這個氣候裏的兩位大師級人物：赫爾德和康得。
　　首先是 赫爾德。伯林視其爲浪漫主義雙親之一，理由有三。第一點是表白主義（expressionism）；第二點是對群體的歸屬感；第三點，各種理想之間的不可 相容和妥協。概言之，直至啓蒙運動的理性傳統認爲藝術和文化價值，在於其中蘊含的普遍價值，如美、和諧、一致等；赫爾德則以爲其價值在於它是個人或群體的 表達、言說和交流。其次，理性大傳統認爲衆生皆具普遍人性，赫爾德則以爲人各歸屬其已在其中的群體，連接紐帶是各自的語言；最後，理性大傳統以爲真理只有 一個，通行天下；赫爾德的歷史主義則以爲真理很多，互不相容。故此，稱赫爾德爲浪漫主義之父。
　　但是，康得如何可以同赫爾德一道被看做浪 漫主義的父執雙親？伯林于第四章《拘謹的浪漫主義者》（" The Restrained Romantics"）解釋了這一貌似奇怪的觀點。本章主要著眼三位思想家，哲學家康得、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和劇作家、詩人、歷史學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首先，自然是順延前一章內容的康得思想。伯林稱康得爲浪漫主義之父，是因爲康得的道德哲學，是因爲他強調道德存在和意志自由，以對抗 外在的自然。這一點得到他兩個學生席勒和費希特的堅持和宏揚。費希特尤爲突出，他強調了這樣一個觀念：人是一種不斷活動的東西而不只是一個思索的存在。
　 　至費希特，伯林的筆調開始從"拘謹的浪漫主義"轉入第五章《放浪的浪漫主義》（"Unbridled Romanticism"）。浪漫主義從束手束腳到放浪形骸，大施萊格爾（A. W. Schlegel）所說的三個因素至關重要：費希特的知識論、法國大革命、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著名小說《威廉．邁斯特》（Wilhelm Meister）。一番闡發之後，伯林總結了浪漫主義運動中蘊含的兩種深刻內涵，一爲自由意志的無限張揚，一爲否認事物有其固有本質（頁117）。啓蒙運 動及其傳統歌頌和諧的自然，人是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浪漫主義則貶低自然，高揚意志自由；啓蒙運動及其傳統認爲宇宙萬物皆有一種既定構造，中規中矩，浪漫主 義則否認有這樣一種縝密的理性構造，張揚無限創造的活力和運動過程。
　　最後的第六章關於浪漫主義的經久影響（The Lasting Effects）。首先，伯林再次強調了浪漫主義所攻擊的整個西方傳統的根本點。正是同這一傳統的決裂，浪漫主義才顯現其革命意義。伯林又強調了前已申明 的浪漫主義兩大原則，意志的必然張揚和否認事物結構。傳統思想堅持自然或德性的唯一，浪漫主義則強調意志和創造性；傳統以爲事物皆有一定的結構和秩序，浪 漫主義則認爲實在乃是斷片和瞬間，是一種不可表達、不可言傳、生生不息的無意識力量。伯林並以藝術理論、政治學說、歷史觀、法學理論和音樂欣賞等領域來說 明浪漫主義的這兩大原則深入各個領域。這兩個原則實際上也可歸結爲一點，那就是不可言傳和奔湧不息的意志和永恒創造活動，伯林稱此爲浪漫派運動的本質、浪 漫主義的核心（頁138）。
　　點明浪漫主義的要旨核心之後，伯林於是通過存在主義、施蒂納（Max Stirner）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che）、法西斯主義等說明浪漫主義的根本要旨如何在其後的思想中繼續發揮作用。其中的根本皆在於一個觀念的持久影響，即個人或群體那不可臆測 的意志，其朝向不可預知、無從組織、無法理清。從行文上可以看出，這些秉承浪漫主義本質的思想運動和思想家，伯林其實都不太喜歡。用他在訪問錄中的語言來 說，這些思想家的思想或許是"深刻的"，但不是他"喜歡的"正確道路。他自承心儀自由派的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ch Turgenev），而與"太黑暗、太恐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沒有共鳴"；在他看來，羅素（Bertrand Russell）、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哲學是正路，而尼采、薩特（Jean-Paul Sartre）和他坦言"看不懂"的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步入了哲學歧途。
　　但是問題來了，既然秉承浪漫主義要 旨的這些思想家在伯林看來都不夠"正確"，浪漫主義帶來的革命意義從思想史來看豈非負面？不！伯林在全書最後不動聲色地說，我們受惠於浪漫主義的地方非常 多，比如說有很多價值且不可相容，所有人類答案和安排的多元、不可窮盡和不完滿，沒有一個可以自稱爲完滿和真正的答案，所有這些觀念都要歸功於浪漫主義 者。由於價值的多樣和互相衝突，因此我們必須要妥協和寬容。這才是伯林認同的浪漫主義帶來的好果子。伯林認爲，這個好果子，即自由主義、寬容、大度和對生 命不完善的重視，遠非浪漫主義者本意所在，卻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頁147）。這就是伯林暗自得意的地方，因爲衆多大思想家鼻子裏出來的雖然滿是浪漫 主義氣息，卻未能體味到浪漫主義樹上所結的好果子。伯林卻獨具慧眼，伸手摘下這個好果子供大家享受。更關鍵的地方是，伯林從浪漫主義裏面看到的，不但浪漫 主義思想的嫡系子孫們看不到，甚至連浪漫主義者本身也想不到。據此，既可見思想家伯林如何透過思想史闡發自己的思想立場，亦能明思想史家伯林如何透過自己 的思想立場說解思想史。多元論者伯林只願意發揚浪漫主義蘊含的多元論意義。他雖然分析了浪漫主義非理性因素的進展，但他僅從打破一元論傳統的角度讚賞這種 因素；至於那些堅決將這種非理性因素推行到底的思想家，在他看來都是誤入迷途，儘管他在分析了費希特知識論之後，也不得不偷用不少篇幅討論謝林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關於無意識和深層的說法。
　　伯林發現了浪漫主義的無 心之果：多元論，而且認爲這是浪漫主義和理性大傳統決裂的結果。但是伯林的論點可能會面對一些問題：浪漫主義之前是否確實有一個一以貫之的理性大傳統？啓 蒙運動與傳統哲學的一致性是否強過它於浪漫主義的一致性？或者反過來問，啓蒙運動和浪漫主義的差異性是否確實強過它與傳統哲學的差異性？這些問題的答案如 果不是非常確定，浪漫主義的思想革命強度便會引起懷疑。比如，新康得哲學家卡西爾（Ernst Cassirer）就不覺得浪漫主義有多大革命意義，他于30年代初所寫的《啓蒙哲學》（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似乎在預先反駁伯林的觀點。他覺得浪漫主義數落啓蒙運動的種種得意之見，實爲虛妄。浪漫主義自以爲革命的想法實際上都出自啓 蒙運動，用來反攻的武器也是啓蒙運動所鍛造。爲了修正浪漫主義對啓蒙運動的偏見，他奉勸自己和他人要恪守斯賓諾莎的名言："不嘲笑，不悲哀，不怨天尤人， 而要理解。"如果卡西爾的觀點有一定說服力，即浪漫主義不過是啓蒙運動的結果，那麽便需要深思，爲甚麽恰恰是啓蒙運動造成了浪漫主義的猖獗？爲甚麽恰恰在 嘲笑了傳統哲學的現代啓蒙理性之後出現了非理性因素的猛烈反撲？爲甚麽兩千餘年的傳統哲學理性一直很好地領導和安撫盲目的非理性，現代啓蒙理性卻如此之快 就被自己招來的掘墓人挖了牆角？非理性因素的這種反撲是現代思想的巨大革命，還是傳統哲學精神的可悲喪失？
　　一切尚在追問的路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