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朱維錚問看守，「今天幾號？」不料那天竟是自己的35歲生日——1971年7月14日。那天朱維錚在40多平方米的囚室里不吃不喝走了一天。回憶當時的情形，朱維錚說：「我一直在思考，我一直想，自己怎麼總是跟不上？在35歲生日這一天，我想通了。我之所以總覺得跟不上，因為缺少了自己的頭腦。總是跟著別人走，沒有自己的頭腦！」這天，是朱維錚一生的重要轉折。
「先生一直講，當時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就是幾億人只有一個腦袋，所以整個國家才會這樣死氣沉沉。」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姜鵬是朱維錚的學生，在師從朱維錚的很多年裡常常能聽到老師這樣的話，「一定要有自己的腦袋。」姜鵬強調，「就是這句話，一定要有一顆屬於自己的腦袋，腦袋要長在自己肩膀上。這是朱先生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次覺悟」。
1936年7月14日，朱維錚出生於江蘇鎮江。解放戰爭中，朱維錚舉家遷到老家無錫安鎮。在家鄉，他接觸了《中學生》，十分喜歡，要求父親為他訂這本雜誌。於是，這本由夏丏尊、葉聖陶主編，開明書店出版的《中學生》雜誌成了他的課外讀物。當時，郵遞員按時從城裡騎自行車到鄉村專為一個孩子遞送雜誌，街坊鄰居都很驚訝。朱維錚沒料到，《中學生》一個名叫周予同的作者，日後成了他的大學老師，並開啟了他畢生的志業，接續了一門堪稱絕學的「中國經學史」。朱維錚說：「我記得很清楚，周予同先生老是在《中學生》里講經學史。我從那時候開始知道，哦，原來經學史是這個樣子，原來經學有它自己變化的一個過程的。」
他在講台上清理被概念、邏輯裝扮的歷史。他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最好解釋歷史的一種方法。我很贊成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談歷史研究時講的兩句話，一句是：『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一句是：『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間清理出來的。』」
他堅持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翻來翻去，我仍然以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辯證方法，最有助於我看清歷史是怎麼回事。」
我想來想去，我對它的興趣，就是從讀《中學生》那個時候開始的。我想，像我這樣子的一種人，大概就是受益於葉聖陶、周予同他們這些人。」
上世紀50年代初的復旦，擁有一批從「五四」走來的老師，如陳望道、王造時、朱東潤、郭紹虞、陳守實、周谷城、周予同等。他們將閃爍著「五四」精神的文脈匯聚在復旦的講台上、書桌邊。朱維錚曾說：「這群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你可以說有些是幻想，比如說教育救國。但是堅持教育要獨立，我想這沒有錯；堅持教育要給一些學生真的知識，我想這個也沒有錯；堅持教科書要編得好，要編得人家能夠接受，這個我想也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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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重讀近代史”？
FT中文網專欄作家朱維錚：多年來我重讀近代史，嘗試從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角度，清理若乾歷史積疑的實相。我不敢說我重讀近代史的短書小文能夠恢復歷史實相，但至少表明歷史實相有待恢復。
發布於2008年1月10日 00:00
假如由進大學讀史算起，那麽我忝居史學從業者，已有半個多世紀。
誰人不知，在計劃經濟時代，知識分子沒有擇業自由？歷史學科內部早已分工過細，從業人員同樣必須服從組織分配，所謂需要壓倒個人志趣，到我年逾不惑，依然如此。因而，倘若問我怎麽會“重讀近代史”？我只能說是歷史偶然性在作祟，因為在四十歲前，我已不敢奢望重返大學講壇，更想不到後半生會與近代思想學術史結緣。
於是我自一九七八年起改從今行了，迄今恰又三十年。雖說教書主要是開設中國史學史、中國經學史兩門課程，但不斷來學的中外研究生，各有各的專門史課題，卻迫使我為守師德，不少專題都要重溫舊史。
或許我有幾年被迫校註清末民初章炳麟、梁啟超、康有為、譚嗣同等著作的緣故，有幾位年輕俊彥，都選擇晚清學術史作為主攻方向。這促使我不得不從相異角度，重讀相應文獻，並力求拓寬思路，以期教學相長。正因如此，有許多年，我的說史文字結集，稍成系統的，多半為討論晚明至晚晴的思想學說衍變過程，例如已呈現給讀者的《走出中世紀》增訂本、《音調未定的傳統》、《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維新舊夢錄》等。
以上拙著，都可說是我多年來重讀 “近代史”的文字結集。在我看來，中國由走出中世紀到走向“現代化”，是個漫長又曲折的過程，絕非如半個多世紀以來主流史學教科書向大中小學生反復灌輸的那樣，過程是徑情直遂的，動力是來自農民的，取向是由西化必至蘇化的，相反中國沒有能力實現“自改革”，只可能“被現代化”，而被現代化的理論指導，在走過學西方學日本的大彎路之後，唯一坦途是學列寧、斯大林的蘇俄，“走俄國人之路”。這類解釋，或稱“評價”。
問題在於歷史的價值判斷，無論邏輯如何雄辯，最終仍要接受歷史本身的檢驗。中國史學有悠遠的傳統。至遲從公元前二世紀司馬遷著《史記》起，釐清歷史是什麽，便成為史家的第一要務。為防揭露現代歷史實相的司馬遷式“謗書”再度出現，自漢至清的歷代王朝，越來越收緊王朝史的控制權，致使清修《明史》，歷滿清四帝九十年才編纂完成。這個紀錄似乎正在被打破。
依拙見，歷史研究，無論古今中外，第一在於釐清史實。我不能認同後現代史學的說法，即歷史是歷史家的主觀產物，因而歷史事實可有多個。在我看來，歷史屬於過去，過去已經消逝，決不以主觀認知而改變。第二，歷史學家寫歷史必受史料把握，觀察角度、信仰支配，乃至利益衡量等因素的影響，所謂以論帶史乃至代史，但這恰好反證就史論史的重要。第三，正如黑格爾所說“一個灰色的回憶，不能代替‘現在’的生動自由。”況且回憶歷史，不可以“我”為中心，於己有利就渲染誇張，於己不利就遮掩曲解。倘說歷史的經驗值得註意，恐怕以往的歷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總好用某種實用要求所支配的“評價”，代替客觀存在的歷史陳述，是亟應注意的經驗之一。
那麽，歷史有沒有用？假如歷史不能“致用”，為什麽歷史教育又不可缺少？其實，培根早已給出理由：“歷史教人聰明。”因而，取消歷史教育或者強調歷史為我所用，似相反，實相成，效應都是愚民，又必定愚民而自愚，難道不屢由歷史所證明麽？
猶憶五十多年前，初入大學，首要的公共必修課，名曰“馬列主義基礎”，教材即《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其中“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更由駐校首席蘇聯專家講授，因為那是斯大林御制的經典。以後初讀近代史，發現通行論著，無不力求貫徹斯大林的歷史觀，當然它也成為史學界反修防修的理論尺度。文革後思想解放，要打破唯上唯書傳統，但當我轉向晚清思想文化為主的教學與研究，總發現源於斯大林主義的觀念幽靈，仍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我們的近代史“評價”體系。怎麽辦呢？我還是相信馬克思的方法論：“真理是通過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從矛盾的陳述中間清理出來的。”如何從矛盾的歷史陳述中間探究歷史實相，由清代至民國的經史考證學家，早有成功的範例。多年來我重讀近代史，便嘗試從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角度，清理若干歷史積疑的實相。這就是我明知將碰壁仍要期待祛疑的由來。我不敢說我重讀近代史的短書小文能夠恢復歷史實相，但至少表明歷史實相有待恢復。
2008年1月5日夜
朱維錚先生的最後一課
作者：常夏伊洛
這是朱維錚先生整整52年教書生涯的最後一堂課，地點是複旦大學第五教學樓5301室，題目是《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復旦各個院係有200多位學生聆聽了這堂課。在歷史系副主任鄧志峰和姜鵬博士的陪護下，先生提前到達教學樓，走進教室時，他仍不讓人攙扶，而是用了拐杖走上講台。授課時，先生的聲音微弱，但他仍堅持講完了這將近兩小時的課程。“就到這裡！”先生講完這最後四個字，起身退場，他仍堅持著不讓學生攙扶，緩緩走進休息室。就在先生退場時，聞訊趕來旁聽並錄製上海電視台《大師》節目組的所有編導都落下了眼淚。其實了解先生病情的人多少已明白，這很可能是朱先生與大學課堂最後的道別。
十天后，朱維錚先生住進了醫院，他再也沒能走出來。
我要求你們各位要學點歷史，懂得一點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的區別：第一個要區別的是，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族類的概念；第二，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空間概念；第三，歷史上的中國後來變成了一個文化概念，這個文化概念和統治中心是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歷史上的中國，到了明清六百年，中國和首都文化聯繫在一起。
希望你們了解這一點。作為一個歷史概念，我們在講歷史上的中國，應當要弄清楚，當時自稱中國的人很複雜，有一些自稱中國的人是把我們統屬於中華民族的一些重要的民族都排斥在外了。比如說滿洲人，它把滿洲作為第一——就是把滿蒙漢八旗作為第一等人，被征服的漢族、被征服的其他民族都是二三等人。這是歧視。比如說朝廷裡面，滿漢分野極其鮮明。
到了雍正以後，大學士變成一個空名，軍機大臣才是真正的執政。但是之前的大學士、之後的軍機大臣，只有到了比較晚的時候才有漢人，前面一定是滿人——就是滿洲人——而且一定是滿洲的皇室。過去我們不承認有滿漢歧視，不承認有滿漢分野。其實過去我們稱道最不講滿漢分野的康熙，在私下里講到漢人的時候，稱“那些蠻子”。他自己的頭腦裡面，滿漢分野非常清楚。
後來滿漢分野不那麼清楚了，把分野變成了一個承認不承認我的統治的問題，慈禧太后就是這樣。慈禧太后是什麼人？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滿人的後代？也不清楚。她是滿洲八旗里漢軍旗人的後代嗎？也不清楚。但這個老太婆是很厲害的，誰得罪了她，她就宰了誰。請你們看一看我的一本小書《重讀近代史》，那是寫給你們各位沒有耐心看長文章的人看的。
當時英國的《金融時報》要我開一個專欄，給我規定，談中國歷史，兩千字一篇。我沒有辦法，只好每個禮拜給他們寫兩千字，講一點在我看起來中國歷史上比較需要知道的事情。《重讀近代史》有一部分就是在這份報紙上發表的，另外有一部分是寫好了沒有發表或者後來補寫的，中間有一類就是講慈禧太后。
我後來就特別講慈禧的改革是怎麼一回事，我把慈禧的改革看作當年南宋的理學家們，講他們在理學上和皇室的關係。我當年把程朱學派的理學家稱作王安石的“遺囑執行人”，因為他們在政治上反王安石，但是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他們用的概念、理論都是王安石提出來的。慈禧也一樣，她絞殺了戊戌維新，扶植了義和團，招來了八國聯軍的侵略。到了以後，她為了要保存自己，求得八國聯軍的原諒，要求四萬萬中國人，每人出一兩銀子替她贖罪。
這就是後來的《辛丑和約》，賠款一直到1949年解放還沒有賠完。因為連利息在裡面，有九億多兩銀子，所以長期用帝國主義控制著的中國海關收入做擔保。慈禧這樣的一個人，還有人讚美她，說你看她晚年要改革。我說她那是假改革，她用改革的名義來攪亂人家的思想，使自己逃脫輿論的指責，為自己繼續鎮壓反對派製造理由。
好多時候，不是講改革，就是一個改革家。講改革，還得有另外的東西。
誰都知道，我們中國在慈禧時代，滿清王朝的腐敗到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程度。比如慈禧最信任的滿洲的一個親王奕劻，他就是一個公開的大貪污分子。誰要做官，沒有幾萬兩銀子、幾十萬兩銀子送給他，你做不成。但就是這個人，慈禧不撤他。到以後慈禧死了，醇親王作為攝政王當權的時候，他的政府還是要慶親王奕劻當首相。不要講別的例證，就這個例證——人人都知道是最大的貪污分子、最大的腐敗分子。但是就在義和團運動起來的時候，他開始當政。
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前後後多少年？義和團是1900年，辛亥革命是1911年，這11年裡面，不要說報刊公開揭露他，當時有些正直的官員彈劾他，就是搞不掉。為什麼？慈禧保他，因為慈禧需要他，沒有他，慈禧貪污從哪裡來？所以可以講，是慈禧和滿洲皇室自己把王朝給搞完了。現在還有人講，當初那些人真不該革命，本來她要改革，革命了以後，她改革不成，革命壞了事。
這是一個叫李澤厚的人，寫了一本書，叫做《告別革命》，他的一個理由，我說過了。我說你怎麼告別革命？革命在哪裡？你要解釋。包括戊戌變法，本身也是一場革命，包括太平天國，也是革命，我們可以批評太平天國革命本身多麼糟糕，但是為什麼要革命？戊戌變法，我們可以評論它變不成，但是為什麼要變法？到以後辛亥革命，我們可以講辛亥革命失敗了，或者最終失敗了，或者實際上失敗了。
但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要堅持搞革命？成就了誰？當然成就了一批新貴。可是革命以後，一個最大的變化——我們結束了從秦始皇以來延續了兩千年的帝國體制，建立了一個叫民國的共和體制。從那時起，誰要搞復辟帝制的話，誰就要失敗。袁世凱，本來很多人都擁護他，後來他要復闢帝制，沒幾個月就完蛋了。張勛要復闢滿洲的體制，把溥儀請出來再當皇帝。
1916年搞了丁酉政變，復辟清朝的帝制，更慘，延續了前後首尾12天就完了蛋。這就證明一點，在辛亥革命以後，在中華民國建立以後，誰要復闢帝制，那就會遭到全國的人——包括非常溫和的人——的反對。章太炎在清朝末年就說過了，中國人個個都有皇帝思想。什麼道理呢？當年所謂的農民造反有一句話流傳得很廣——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這句話的影響，我們至少可以從隋唐時代的農民起義裡看出。那些所謂的農民造反，非失敗不可，有這種思想就要失敗。但是有一條，為什麼要造反？還有一條，為什麼一做皇帝人家就要造他的反？這就證明帝制在中國延續不下去，勉強延續到慈禧死了，慈禧死了才三年，她的帝國就完了蛋。從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開始到以後，一直到現在，正好一百年。
今年慶祝辛亥革命一百年，這一百年，中間出過皇帝嗎？出過，有一個偽滿洲國皇帝。但是其他人想當皇帝，只能用別的名稱。這證明一條，辛亥革命還是要肯定的。
我講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為什麼呢？因為從鴉片戰爭以後，我們以夷制夷不行了。原先他們總結出三條，我們傳統的政策以夷制夷、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款”就是求和的意思。
這在當年已證明是失敗的。以夷款夷——通過這個夷狄去向那個夷狄求和。鴉片戰爭的時候，拼命地想拉美國向英國求和，也失敗了。最後以夷制夷制不了，因為清朝人就是以夷制夷的能手，明朝人提出以夷制夷對付滿洲，滿洲人當權以後，把以夷制夷變成了以明製明，用明朝人來治理明朝人。征服了南方以後，只要南方人不反對我，我不妨礙你去尊孔。康熙的政策有他的一套，你只要服從我的統治，你的信仰和文化基本上都在可以容忍的範圍之內，我允許你存在。這是過去明朝做不到的，明朝人沒有辦法，最後只能學秦朝人。
我也承認長城是個奇蹟，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它當年是怎麼弄出來的。所以我說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基本上就是統治的民族——或者統治的家族——自居為華夏，把其他的邊疆族都叫做夷狄或者四夷或者諸夷。這種做法，影響到以後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本來是夷夏之變，最主要是中國內部的問題。現在我說中國的範疇。我在第一節課已經講了，我所講的中國的範疇，就是指1911年還存在的中國的範疇。其實按照譚其驤先生的意見——他認為歷史上的中國應當以康熙時代大清帝國的統治範疇，作為歷史上中國的範疇。當然這一條，據說當時牽涉到政治問題。譚先生去世前感到遺憾，他說我是搞歷史的，結果我在畫中國歷史的地圖上，不能夠如實地反映歷史，這是他很傷心的一條。
我們現在看歷史上中國與世界，要了解歷史上的所謂夷狄和諸夏的歷史，要了解歷史上夷夏之變的過程。到了近代以後，起了一個大變化，就是林則徐提出以夷制夷，他前面加了幾個字——“師夷長技以製夷”，學習夷人的長處，反過來對付他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鴉片戰爭前就已經發現，歐洲遙遠的夷狄那麼強大。派了幾十條船，英國第一次鴉片戰爭，侵略的軍隊真正能打仗的才幾千人，就打遍了中國的萬里海疆。
所以不得不承認一條，人家比我們行，所以要師夷長技以製夷。但是到了後來，清朝就是不肯承認，說你技術比我好，所以要講中體西用，我的那套體制、我的那套思維方式、我的那套意識形態都比你高明，叫中體。你的技術，我可以拿來用，就叫西用。李澤厚又改了一下，說我們要倒過來，變成西體中用。
現在看來，我們要認識中國、要認識世界，恐怕有幾條要防止：第一，我們不要把自己變成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其實這還不是中華民族主義者，而是大漢族主義者；第二，恐怕我們眼睛要向內，最主要的是要解決自己的問題。
眼睛要朝內，解決了中國的問題，才能解決歷史上會“積弱”的東西；第三，恐怕我們在觀念上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今天我就講了一點很簡單的意見，簡單的意見就是，我們現在的許多認知，對中國與世界的認知，其實停留在孔夫子的時代。有的時候，連林則徐、連李鴻章他們的認知都沒有達到。李鴻章至少還知道，光是中體西用不行，他也知道要學點西方的東西。
我們不要把自己變成一個非常狹隘的人物，把自己變成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人家一批評，我們就跟著跳起來。孟子老早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但我希望你們各位還是要思考，多思考一點中國自身的問題。
當然我們要比較，但是這個比較不要有那麼多的偏見。我並不崇拜美國，我去了美國好多趟，我老是批評他們，我尤其不佩服他們的漢學、他們的中國學。並不是我比他們高明，而是我認為他們比我太不高明。我也去過歐洲很多趟，我也以為它有它的長處，我們沒有學它的長處，我們整天在講它的短處。而你們各位光看網上的宣傳，自己把自己的頭腦變得非常狹隘。
我還是讚成魯迅的話，“批評必須好處說好，壞處說壞”。人家是好的，你要承認，人家不好的，你可以批評，但是你自己呢？你自己不好的地方，你要承認。比如說我們的觀念到現在為止，我們對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和歷史上的夷夏之變的認知來比較一下，我們有多少跳出當年非常狹隘的觀念？
這個學期的課就到這裡，有一點，我們每一位教師在講的時候，都開了一點參考書，希望你們看。我想將來你們每個人做作業，都根據參考書自己選一個題目，做一個作業。就到這裡！
十天后，朱維錚先生住進了醫院，他再也沒能走出來。
我要求你們各位要學點歷史，懂得一點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的區別：第一個要區別的是，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族類的概念；第二，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空間概念；第三，歷史上的中國後來變成了一個文化概念，這個文化概念和統治中心是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歷史上的中國，到了明清六百年，中國和首都文化聯繫在一起。
希望你們了解這一點。作為一個歷史概念，我們在講歷史上的中國，應當要弄清楚，當時自稱中國的人很複雜，有一些自稱中國的人是把我們統屬於中華民族的一些重要的民族都排斥在外了。比如說滿洲人，它把滿洲作為第一——就是把滿蒙漢八旗作為第一等人，被征服的漢族、被征服的其他民族都是二三等人。這是歧視。比如說朝廷裡面，滿漢分野極其鮮明。
到了雍正以後，大學士變成一個空名，軍機大臣才是真正的執政。但是之前的大學士、之後的軍機大臣，只有到了比較晚的時候才有漢人，前面一定是滿人——就是滿洲人——而且一定是滿洲的皇室。過去我們不承認有滿漢歧視，不承認有滿漢分野。其實過去我們稱道最不講滿漢分野的康熙，在私下里講到漢人的時候，稱“那些蠻子”。他自己的頭腦裡面，滿漢分野非常清楚。
後來滿漢分野不那麼清楚了，把分野變成了一個承認不承認我的統治的問題，慈禧太后就是這樣。慈禧太后是什麼人？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滿人的後代？也不清楚。她是滿洲八旗里漢軍旗人的後代嗎？也不清楚。但這個老太婆是很厲害的，誰得罪了她，她就宰了誰。請你們看一看我的一本小書《重讀近代史》，那是寫給你們各位沒有耐心看長文章的人看的。
當時英國的《金融時報》要我開一個專欄，給我規定，談中國歷史，兩千字一篇。我沒有辦法，只好每個禮拜給他們寫兩千字，講一點在我看起來中國歷史上比較需要知道的事情。《重讀近代史》有一部分就是在這份報紙上發表的，另外有一部分是寫好了沒有發表或者後來補寫的，中間有一類就是講慈禧太后。
我後來就特別講慈禧的改革是怎麼一回事，我把慈禧的改革看作當年南宋的理學家們，講他們在理學上和皇室的關係。我當年把程朱學派的理學家稱作王安石的“遺囑執行人”，因為他們在政治上反王安石，但是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他們用的概念、理論都是王安石提出來的。慈禧也一樣，她絞殺了戊戌維新，扶植了義和團，招來了八國聯軍的侵略。到了以後，她為了要保存自己，求得八國聯軍的原諒，要求四萬萬中國人，每人出一兩銀子替她贖罪。
這就是後來的《辛丑和約》，賠款一直到1949年解放還沒有賠完。因為連利息在裡面，有九億多兩銀子，所以長期用帝國主義控制著的中國海關收入做擔保。慈禧這樣的一個人，還有人讚美她，說你看她晚年要改革。我說她那是假改革，她用改革的名義來攪亂人家的思想，使自己逃脫輿論的指責，為自己繼續鎮壓反對派製造理由。
好多時候，不是講改革，就是一個改革家。講改革，還得有另外的東西。
誰都知道，我們中國在慈禧時代，滿清王朝的腐敗到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程度。比如慈禧最信任的滿洲的一個親王奕劻，他就是一個公開的大貪污分子。誰要做官，沒有幾萬兩銀子、幾十萬兩銀子送給他，你做不成。但就是這個人，慈禧不撤他。到以後慈禧死了，醇親王作為攝政王當權的時候，他的政府還是要慶親王奕劻當首相。不要講別的例證，就這個例證——人人都知道是最大的貪污分子、最大的腐敗分子。但是就在義和團運動起來的時候，他開始當政。
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前後後多少年？義和團是1900年，辛亥革命是1911年，這11年裡面，不要說報刊公開揭露他，當時有些正直的官員彈劾他，就是搞不掉。為什麼？慈禧保他，因為慈禧需要他，沒有他，慈禧貪污從哪裡來？所以可以講，是慈禧和滿洲皇室自己把王朝給搞完了。現在還有人講，當初那些人真不該革命，本來她要改革，革命了以後，她改革不成，革命壞了事。
這是一個叫李澤厚的人，寫了一本書，叫做《告別革命》，他的一個理由，我說過了。我說你怎麼告別革命？革命在哪裡？你要解釋。包括戊戌變法，本身也是一場革命，包括太平天國，也是革命，我們可以批評太平天國革命本身多麼糟糕，但是為什麼要革命？戊戌變法，我們可以評論它變不成，但是為什麼要變法？到以後辛亥革命，我們可以講辛亥革命失敗了，或者最終失敗了，或者實際上失敗了。
但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要堅持搞革命？成就了誰？當然成就了一批新貴。可是革命以後，一個最大的變化——我們結束了從秦始皇以來延續了兩千年的帝國體制，建立了一個叫民國的共和體制。從那時起，誰要搞復辟帝制的話，誰就要失敗。袁世凱，本來很多人都擁護他，後來他要復闢帝制，沒幾個月就完蛋了。張勛要復闢滿洲的體制，把溥儀請出來再當皇帝。
1916年搞了丁酉政變，復辟清朝的帝制，更慘，延續了前後首尾12天就完了蛋。這就證明一點，在辛亥革命以後，在中華民國建立以後，誰要復闢帝制，那就會遭到全國的人——包括非常溫和的人——的反對。章太炎在清朝末年就說過了，中國人個個都有皇帝思想。什麼道理呢？當年所謂的農民造反有一句話流傳得很廣——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這句話的影響，我們至少可以從隋唐時代的農民起義裡看出。那些所謂的農民造反，非失敗不可，有這種思想就要失敗。但是有一條，為什麼要造反？還有一條，為什麼一做皇帝人家就要造他的反？這就證明帝制在中國延續不下去，勉強延續到慈禧死了，慈禧死了才三年，她的帝國就完了蛋。從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開始到以後，一直到現在，正好一百年。
今年慶祝辛亥革命一百年，這一百年，中間出過皇帝嗎？出過，有一個偽滿洲國皇帝。但是其他人想當皇帝，只能用別的名稱。這證明一條，辛亥革命還是要肯定的。
我講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為什麼呢？因為從鴉片戰爭以後，我們以夷制夷不行了。原先他們總結出三條，我們傳統的政策以夷制夷、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款”就是求和的意思。
這在當年已證明是失敗的。以夷款夷——通過這個夷狄去向那個夷狄求和。鴉片戰爭的時候，拼命地想拉美國向英國求和，也失敗了。最後以夷制夷制不了，因為清朝人就是以夷制夷的能手，明朝人提出以夷制夷對付滿洲，滿洲人當權以後，把以夷制夷變成了以明製明，用明朝人來治理明朝人。征服了南方以後，只要南方人不反對我，我不妨礙你去尊孔。康熙的政策有他的一套，你只要服從我的統治，你的信仰和文化基本上都在可以容忍的範圍之內，我允許你存在。這是過去明朝做不到的，明朝人沒有辦法，最後只能學秦朝人。
我也承認長城是個奇蹟，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它當年是怎麼弄出來的。所以我說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基本上就是統治的民族——或者統治的家族——自居為華夏，把其他的邊疆族都叫做夷狄或者四夷或者諸夷。這種做法，影響到以後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本來是夷夏之變，最主要是中國內部的問題。現在我說中國的範疇。我在第一節課已經講了，我所講的中國的範疇，就是指1911年還存在的中國的範疇。其實按照譚其驤先生的意見——他認為歷史上的中國應當以康熙時代大清帝國的統治範疇，作為歷史上中國的範疇。當然這一條，據說當時牽涉到政治問題。譚先生去世前感到遺憾，他說我是搞歷史的，結果我在畫中國歷史的地圖上，不能夠如實地反映歷史，這是他很傷心的一條。
我們現在看歷史上中國與世界，要了解歷史上的所謂夷狄和諸夏的歷史，要了解歷史上夷夏之變的過程。到了近代以後，起了一個大變化，就是林則徐提出以夷制夷，他前面加了幾個字——“師夷長技以製夷”，學習夷人的長處，反過來對付他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鴉片戰爭前就已經發現，歐洲遙遠的夷狄那麼強大。派了幾十條船，英國第一次鴉片戰爭，侵略的軍隊真正能打仗的才幾千人，就打遍了中國的萬里海疆。
所以不得不承認一條，人家比我們行，所以要師夷長技以製夷。但是到了後來，清朝就是不肯承認，說你技術比我好，所以要講中體西用，我的那套體制、我的那套思維方式、我的那套意識形態都比你高明，叫中體。你的技術，我可以拿來用，就叫西用。李澤厚又改了一下，說我們要倒過來，變成西體中用。
現在看來，我們要認識中國、要認識世界，恐怕有幾條要防止：第一，我們不要把自己變成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其實這還不是中華民族主義者，而是大漢族主義者；第二，恐怕我們眼睛要向內，最主要的是要解決自己的問題。
眼睛要朝內，解決了中國的問題，才能解決歷史上會“積弱”的東西；第三，恐怕我們在觀念上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今天我就講了一點很簡單的意見，簡單的意見就是，我們現在的許多認知，對中國與世界的認知，其實停留在孔夫子的時代。有的時候，連林則徐、連李鴻章他們的認知都沒有達到。李鴻章至少還知道，光是中體西用不行，他也知道要學點西方的東西。
我們不要把自己變成一個非常狹隘的人物，把自己變成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人家一批評，我們就跟著跳起來。孟子老早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但我希望你們各位還是要思考，多思考一點中國自身的問題。
當然我們要比較，但是這個比較不要有那麼多的偏見。我並不崇拜美國，我去了美國好多趟，我老是批評他們，我尤其不佩服他們的漢學、他們的中國學。並不是我比他們高明，而是我認為他們比我太不高明。我也去過歐洲很多趟，我也以為它有它的長處，我們沒有學它的長處，我們整天在講它的短處。而你們各位光看網上的宣傳，自己把自己的頭腦變得非常狹隘。
我還是讚成魯迅的話，“批評必須好處說好，壞處說壞”。人家是好的，你要承認，人家不好的，你可以批評，但是你自己呢？你自己不好的地方，你要承認。比如說我們的觀念到現在為止，我們對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和歷史上的夷夏之變的認知來比較一下，我們有多少跳出當年非常狹隘的觀念？
這個學期的課就到這裡，有一點，我們每一位教師在講的時候，都開了一點參考書，希望你們看。我想將來你們每個人做作業，都根據參考書自己選一個題目，做一個作業。就到這裡！
李零《維錚先生二三事》及註解文字
維錚先生二三事
李零
朱先生性格強烈，濃茶烈酒猛抽煙。他走了，怎麼紀念好呢？我把我殘存的記憶搜羅了一下，很想與大家分享，讓更多人知道，上海還有這樣一位立場分明的先生，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一）近些年，三次去上海，我都去看過朱先生。一次是《上海書評》賞飯，在什麼地方，沒記住。當時我說，我正在讀《顧頡剛日記》。於是書評編輯說，他可以買一套，送給朱先生，請朱先生賜文。後來，果然有朱先生的文章登在《上海書評》上，對顧先生阿蔣頗有微詞，一時輿論嘩然。另一次是我到復旦演講，復旦大學出版社請客。臨走，朱先生說，下次來上海，我請你到家裡喝酒。第三次也在復旦大學，中西書局請客。每次我都帶書給朱先生，朱先生也送書給我。最後這次，我知他得了大病，特意去看他。席間，他談笑風生，依然故我，該罵照罵。我沒想到他走得這麼快。
（二）說實話，我和朱先生一點也不熟。早先，我們有過通信，好像是為了幫我出《中國方術考》，推想大概在1990年前後，但沒見過面。後來，在香港見過，近一點，大概總在新世紀吧。那次是在城市大學看鄭培凱辦的一個展覽，內容好像和瓷器有關。我們在一塊兒聊天，很愉快。朱先生治經學史和近代思想史，和我的學術方向不太一樣，但有件事，我們心靈相通。我們都看不慣1989年後風起雲湧的保守主義：傳統文化熱和尊孔讀經風，以及肉麻吹捧大師，有如大師轉世、附體顯靈的所謂學術史，被人視為欺師滅祖。我挨罵，他也挨罵，同是天涯挨罵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他們罵人我不聽，我愛聽朱先生罵人。
（三）朱先生的名作是《走出中世紀》。我記得，李學勤先生在劉東家演講，聽眾是一個號稱國學所的小圈子，當時年輕，還想扎堆，後來成腕，也就散了。我是被葛兆光拉入這個圈子的。劉東命我整錄音，我和魏赤反复倒帶，幾乎把錄音機搞壞。稿子整出來，很長，一半是李先生的高論，一半是大家的討論。我把稿子交兆光，兆光交《中國文化》。劉主編夢溪把討論部分統統刪去，少了一半。李先生圈掉可能得罪人的話，又少了一半。劉主編請加標題。李先生說，朱維錚先生不是有本書叫《走出中世紀》嗎，我的演講就叫“走出疑古時代”吧。因為文章是我整理，李先生挨罵，我被視為李黨，其他人則逍遙罵外。
（四）朱先生的書，書名本身已表明，他是個啟蒙派。“文革”後啟蒙之說大興，但什麼叫“啟蒙”卻是一筆糊塗賬。當時都說，中國應該反封建，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好像中國還在資本主義之前或之外。此說對嗎？我很懷疑，但大家至少明白了一點，反正中國不在資本主義之後。現在倒好，啟蒙的意思是吃後悔藥。什麼是蒙？先頭還是“文革”之左，後來不過癮，逢左必反，一個勁往回倒騰，往右倒騰，往蔣介石倒騰，往美國倒騰，說民國好著呢，大清朝更好，流氓都比現在有範兒。於是有那麼一回，也是在飯桌上，朱先生跟他那位老同學說：蔣介石，無恥；吹捧蔣介石，更無恥。
（五）天道輪迴，恍如隔世。哪怕是不久前的事，隔不了幾天，大家就記不清。每當酷暑難消，我們總是忘記了冬天的寒風刺骨，把寒冷叫做涼快。就拿上面說的“走出疑古時代”來說吧，這才多少年，現在居然有人說，那次演講，地點在語言學院（現在叫語言大學）。我記得，當年在奧斯陸，裘錫圭先生跟我說，現在真不像話，有人居然替《古文尚書》說話，還打著李學勤先生的旗號。我說，不，李先生的演講，確實有這麼一部分，他自己刪掉了。為了證明這一點，我給兆光打電話，想把整理稿的原件找出來，但《中國文化》那邊找了半天，就是找不著。可見人證多重要。幸虧我還活著。
（六）我沒有在蔣介石的治下生活過，但朱先生生活過，他不但有國民黨的家庭出身背景，還親歷過國共戰爭的血雨腥風。他是個啟蒙派，沒錯。但他是個老啟蒙派，不是現如今把五四運動和一切左翼（包括魯迅）全都列入蒙的那種新啟蒙派。他比我年長，他還有當時的國共對比，他還有鮮活的歷史記憶，他還記得那首紅歌，“團結就是力量……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製度死亡”。既言一切，就不止現在，也包括過去；不止中國，也包括其他地方。我記得，《南方周末》的劉小磊請他推荐一本書給現在的青年。你猜這本書是什麼？竟然是馬克思的《資本論》。
在如今這個大講“普世價值”的時代，還有什麼比“資本”更普世嗎？馬克思講了，它就是如今的上帝。
李零
朱先生性格強烈，濃茶烈酒猛抽煙。他走了，怎麼紀念好呢？我把我殘存的記憶搜羅了一下，很想與大家分享，讓更多人知道，上海還有這樣一位立場分明的先生，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一）近些年，三次去上海，我都去看過朱先生。一次是《上海書評》賞飯，在什麼地方，沒記住。當時我說，我正在讀《顧頡剛日記》。於是書評編輯說，他可以買一套，送給朱先生，請朱先生賜文。後來，果然有朱先生的文章登在《上海書評》上，對顧先生阿蔣頗有微詞，一時輿論嘩然。另一次是我到復旦演講，復旦大學出版社請客。臨走，朱先生說，下次來上海，我請你到家裡喝酒。第三次也在復旦大學，中西書局請客。每次我都帶書給朱先生，朱先生也送書給我。最後這次，我知他得了大病，特意去看他。席間，他談笑風生，依然故我，該罵照罵。我沒想到他走得這麼快。
（二）說實話，我和朱先生一點也不熟。早先，我們有過通信，好像是為了幫我出《中國方術考》，推想大概在1990年前後，但沒見過面。後來，在香港見過，近一點，大概總在新世紀吧。那次是在城市大學看鄭培凱辦的一個展覽，內容好像和瓷器有關。我們在一塊兒聊天，很愉快。朱先生治經學史和近代思想史，和我的學術方向不太一樣，但有件事，我們心靈相通。我們都看不慣1989年後風起雲湧的保守主義：傳統文化熱和尊孔讀經風，以及肉麻吹捧大師，有如大師轉世、附體顯靈的所謂學術史，被人視為欺師滅祖。我挨罵，他也挨罵，同是天涯挨罵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他們罵人我不聽，我愛聽朱先生罵人。
（三）朱先生的名作是《走出中世紀》。我記得，李學勤先生在劉東家演講，聽眾是一個號稱國學所的小圈子，當時年輕，還想扎堆，後來成腕，也就散了。我是被葛兆光拉入這個圈子的。劉東命我整錄音，我和魏赤反复倒帶，幾乎把錄音機搞壞。稿子整出來，很長，一半是李先生的高論，一半是大家的討論。我把稿子交兆光，兆光交《中國文化》。劉主編夢溪把討論部分統統刪去，少了一半。李先生圈掉可能得罪人的話，又少了一半。劉主編請加標題。李先生說，朱維錚先生不是有本書叫《走出中世紀》嗎，我的演講就叫“走出疑古時代”吧。因為文章是我整理，李先生挨罵，我被視為李黨，其他人則逍遙罵外。
（四）朱先生的書，書名本身已表明，他是個啟蒙派。“文革”後啟蒙之說大興，但什麼叫“啟蒙”卻是一筆糊塗賬。當時都說，中國應該反封建，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好像中國還在資本主義之前或之外。此說對嗎？我很懷疑，但大家至少明白了一點，反正中國不在資本主義之後。現在倒好，啟蒙的意思是吃後悔藥。什麼是蒙？先頭還是“文革”之左，後來不過癮，逢左必反，一個勁往回倒騰，往右倒騰，往蔣介石倒騰，往美國倒騰，說民國好著呢，大清朝更好，流氓都比現在有範兒。於是有那麼一回，也是在飯桌上，朱先生跟他那位老同學說：蔣介石，無恥；吹捧蔣介石，更無恥。
（五）天道輪迴，恍如隔世。哪怕是不久前的事，隔不了幾天，大家就記不清。每當酷暑難消，我們總是忘記了冬天的寒風刺骨，把寒冷叫做涼快。就拿上面說的“走出疑古時代”來說吧，這才多少年，現在居然有人說，那次演講，地點在語言學院（現在叫語言大學）。我記得，當年在奧斯陸，裘錫圭先生跟我說，現在真不像話，有人居然替《古文尚書》說話，還打著李學勤先生的旗號。我說，不，李先生的演講，確實有這麼一部分，他自己刪掉了。為了證明這一點，我給兆光打電話，想把整理稿的原件找出來，但《中國文化》那邊找了半天，就是找不著。可見人證多重要。幸虧我還活著。
（六）我沒有在蔣介石的治下生活過，但朱先生生活過，他不但有國民黨的家庭出身背景，還親歷過國共戰爭的血雨腥風。他是個啟蒙派，沒錯。但他是個老啟蒙派，不是現如今把五四運動和一切左翼（包括魯迅）全都列入蒙的那種新啟蒙派。他比我年長，他還有當時的國共對比，他還有鮮活的歷史記憶，他還記得那首紅歌，“團結就是力量……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製度死亡”。既言一切，就不止現在，也包括過去；不止中國，也包括其他地方。我記得，《南方周末》的劉小磊請他推荐一本書給現在的青年。你猜這本書是什麼？竟然是馬克思的《資本論》。
在如今這個大講“普世價值”的時代，還有什麼比“資本”更普世嗎？馬克思講了，它就是如今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