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秀哲《「勿忘臺灣」落花夢》1947/2013

　　日治時期　　●他曾豪氣以一圓日幣把中山北路豪宅租給中國當駐臺領事館
　　●他曾經與蔣渭水聯手阻止日本在臺灣開放買賣鴉片政策
　　●魯迅幫他翻譯的《國際勞動問題》寫序
　　●蔣渭水、杜聰明是他的結婚介紹人
　　●革命同志張深切說他，長得就像托洛茨基，如果除掉了少爺脾氣，便是一個好革命家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對於十幾歲的張超英來說，父親張秀哲從此成為沉默的存在，他滿臉鬍子地被家族從警總營救出來後，從此封閉在自己的書房。一九四七年八月這本《「勿忘臺灣」落花夢》出版了，但很快又因故收回煙滅。此後的父親成為一個活死人，餘生抑鬱以終。

　　只有在《「勿忘臺灣」落花夢》裡，張秀哲是一個不同的父親，是個活躍的革命家。這本書裡，他如夢一樣地回憶了自己在一九二○、三○年代的年輕歲月，以熱情與豪氣在中國宣傳臺灣解放，反對殖民統治，即使入獄也未曾後悔。他交遊廣闊，在廣州組織「臺灣革命青年團」，與魯迅、郭沫若、戴季陶、甘乃光往來，自費印行小冊《勿忘臺灣》與雜誌《臺灣先鋒》，革命是他的事業。

　　《「勿忘臺灣」落花夢》重新出版，彷彿是皆已離世的父子兩人，透過出版繼續在時空對話，其中更有許多珍貴的一手文獻，可以窺見當時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的心靈世界，以及對日本、中國的觀察。張秀哲自己在書中緒言提道，這本書是「臺灣解放運動的一頁史實速寫」，「在已往數十年來，是不能在臺灣自由公開赤裸裸的寫出來！況且先前在帝國主義者蠻行統治的時代，極端壓制之下，都是沒有機會公開發表的，而同志們都星散了，也沒人肯用功寫出來的。」如今，就是它再度現身的時刻，也是張超英心中真正父親的復活。

　　本名張月澄，父親張聰明因開採煤礦致富，《宮前町九十番地》作者張超英為其子。十三歲就赴日本京都留學，返臺後入日人專屬臺北一中（現今建國中學），後再赴香港英人創辦的拔萃書院，大學入美國人主辦的嶺南大學，以及廣州中山大學法科政治系就讀。在廣州期間，與臺灣青年組成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在中國進行臺灣反殖民抗日運動。一九二七年在上海遭日人逮捕入獄一年多，受到監視與禁足。解禁後再度前往中國，遇一二八事變，轉往日本在東京帝大神川彥松研究室擔任研究員，寫下《國民政府的外交及外交行政》一書。二戰結束後，張秀哲到長官公署工礦處底下的紡織公司任職，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以「叛亂嫌疑」被逮捕入獄，經家族營救後獲釋。一九四七年八月出版《「勿忘臺灣」落花夢》一書，但又因故回收湮滅。

寫在出版前  張顏千鶴

張超英談父親
推薦序
張秀哲寫本書的心境  張炎憲
迷惘的歷史 彌足珍貴 李筱峰
「祖國」是一場惡夢  曹長青

緒言
一、怒吼了我們祖國
二、苦惱的民族理念
三、浪跡彷徨滯廣州
四、人同此心懷祖國
五、黃埔軍校歡迎會
六、黨國元老慇懃問
七、志同道合臺灣人
八、臺灣解放的工作
九、臺胞心情長苦悶
十、愴惶避難離廣州
十一、化名搭船赴上海
十二、日本政府逮捕令
十三、曰警密探兇得很
十四、水上警察留置場
十五、押送船中滅證據
十六、輪船汽車忙接送
十七、警署嚇人「大鐵鍊」
十八、特高夜半傳審問
十九、檢察有意捏口供
二十、入獄相逢淪落人
二十一、獄中妙得通密信
二十二、臺灣法院審革命
二十三、日本政府投獄書
二十四、密電「國聯」廢阿片
二十五、追懷故舊蔣同志
二十六、楊海軍武官與我
二十七、南船北馬到東都
二十八、文章獻國留千秋
二十九、華美晚報的時代
三十、披瀝襟懷留幾句

附錄一 原書說明與版權頁
附錄二 編輯說明
附錄三 張秀哲年表
索引

　　讀完《「勿忘臺灣」落花夢》之後，對千鶴女士要再版先生父親張秀哲舊作，為歷史留下紀錄的決心，深感佩服之外，更對臺灣前輩在外來政權統治下，為了追求臺灣人的未來與福祉所做的努力，感觸極多。

　　張秀哲，本名為張月澄，一九○五年出生，是張家獨子。父親張聰明是礦業鉅子。礦場主要在臺北景美一帶，有「永豐」、「朝日」、「德豐」三處礦區，在宮前町九十到九十三番地擁有一座兩層樓的洋樓（現今中山北路錦州街與民權西路之間區域）。所以張超英（秀哲之子）的口述自傳才會以《宮前町九十番地》之名出版。張秀哲與張超英兩人志不在經商，轉而投入抗日運動和外交活動。展現出臺灣人知識份子的風骨。要瞭解張家，需要從張家三代的歷史入手，因此張秀哲與其子張超英的作品都要一起閱讀，才能知道在時代變局中，張家人的抱負與作為，而張家三代的改變其實是一百多年來臺灣社會的縮影，反映出臺灣人追求的轉折。

　　《「勿忘臺灣」落花夢》是張秀哲自傳性的作品。全書分成三部分，首先書寫自己對日本統治的不滿，認為日本是帝國主義者，處處剝削臺灣人，為了要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他嚮往中國的革命，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從香港前往中國革命策源地廣州，進入嶺南、中山大學就讀，認識了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與女兒廖夢醒，並加入中國國民黨做為祕密黨員。後又認識在黃埔軍官學校就讀的臺灣人林文騰，組織「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後改名為「臺灣革命青年團」，從事臺灣解放的工作，主要幹部有林文騰、張深切、郭德金和張秀哲等。為了讓中國瞭解臺灣的現狀，張秀哲撰寫《勿忘臺灣》，呼籲中國不要忘記臺灣，希望中國能夠幫助臺灣的解放運動。同時，又發行「臺灣革命青年團」的機關刊物《臺灣先鋒》雜誌，並發表「臺灣革命青年團為國際勞動節告中國同胞宣言」、「臺灣革命青年團為國恥紀念日宣言」、和「臺灣恥辱日告中國民眾書」等。這時期的張秀哲充滿革命者的熱情，一方面批判日本，一方面則與中國國民黨戴季陶、施存統等人來往，希望獲得中國的援助。但當時的中國國民黨力量薄弱，無法實質幫助，只能在精神上支援而已。

　　其次，張秀哲在書中描述在廣州受到日本密探的跟監之後，離開廣州，避難上海，反而被中國警察逮捕，移送日本領事館，而被遣送返臺。

　　抵達基隆港之後，即被送到警察北署對面的「銃器倉庫」（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經過三、四次訊問之後，送往「臺北刑務所」。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臺北地方法院才判決「臺灣革命青年團事件」，張秀哲被判二年刑期，緩刑五年，林文騰則是四年、張深切三年、郭德金三年。

　　出獄之後，張秀哲仍然不避嫌與蔣渭水見面，商量臺灣總督府欲開放鴉片許可專賣的對策，更幫蔣代擬英文密電國際聯盟，要求派代表來臺調查。國聯派人來臺調查時，他將蔣渭水的陳情書譯成英文轉交。此舉雖然引起日本政府的憤怒，但也促成「更生院」的設置，鴉片吸食者終於愈來愈少而致絕跡。

　　最後，張秀哲描述一九三一年再去上海，進入國立暨南大學就讀，但不久發生一二八事變，乃避難東京，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研究室研究員，專攻國際法與外交史，利用檔案資料撰寫《國民政府的外交及外交行政》，在一九三五年由東京巖松堂出版，後又編《國民政府重要外交年表》。這兩本書是他的研究成果，希望藉此表達他對中國的熱愛與關心。

　　旅居東京期間，張秀哲曾設宴歡送中國駐日海軍武官楊少將，也曾將臺北中山北路的洋樓住宅提供給中國駐臺總領事館做為辦公室之用，因為他希望藉此能在屋頂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

　　這本書共分成三十個小節。一至二十九節都在敘述中國對日抗戰前的往事，但第三十小節卻突然提到戰後中華民國接收臺灣後他對時局的主張。他認為近代民主國家是要為民生留著兩條路：一是生存之路，闢開民生；一是活躍之途，賦與民權。如果政府能夠照這樣做，則會與民眾站在一起，合作建設我們的新臺灣。他沒有明確述說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的實況，卻暗喻他對近代國家的觀點。

　　這本書於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完稿，距離二二八張秀哲被捕獲釋不久，他遭逢二二八巨變，心靈受到極大創傷，心情跌入谷底，怎可能提筆回顧往事，所以這本書應該在二二八之前即已寫成，第三十節則是在出版前增加的，仍然期待臺灣在賢明領袖蔣主席與新省長領導下，能夠建設成為新臺灣。但張超英在《宮前町九十番地》有這樣的記載：「二二八事件後，父親被抓進東本願寺，據父親說，很多人被逮捕，只有他和基隆煤礦世家的顏滄海被釋放而已。從此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他對臺灣回歸祖國的熱情一天天冷卻。當他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意志消退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

　　從張超英的記載，我們進一步瞭解到張秀哲在二二八後的心境，不再談「祖國」之情，卻滿懷失望與絕望，從此祖國夢碎，而將自己封閉起來。所以他出版這本書時，採用昔日熱血奔騰時所寫的「勿忘臺灣」的名稱，卻加上「落花夢」三個字，表明過去像一場落花夢，一場絕望的夢。因此，閱讀這本書需要從大時代的巨視角度去觀察，更要從他的生命史去瞭解，才能貼近他書寫本書的深意。

　　在日治時代的臺灣民族運動史、社會運動史和臺灣學生運動的著書中，「張月澄」或「張秀哲」的名字，占有重要的位置。

　　張月澄（張秀哲），出生在日本統治臺灣的第十年（一九○五年）。一個不曾經在中國政權統治下生活過的年輕小伙子，卻在青少年時代懷著強烈的「中華民族主義」意識。當然那是受乃父的影響，也是華人社會的文化浸漬力使然。

　　因此，張月澄在年少時代就遠赴香港，繼而進入「祖國」的廣州去讀書。一九二七年在廣州與張深切、林文騰、郭德金等四人組織「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並出版《臺灣先鋒》，鼓吹中國革命「勿忘臺灣」。他們希望藉由中國革命成功來解救臺灣人民脫離日本統治，「救祖國！救臺灣！」。這本《「勿忘臺灣」落花夢》就是他「回歸祖國」從事抗日運動的經驗記錄與心路歷程的寫照。

　　根據日本學者若林正丈的《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將臺灣抗日團體依臺灣統獨及認同問題來做分類，分為四種，分別是「祖國派」（主張革命、統一）、「待機派」（主張改良、統一）、「臺灣革命派」（革命、分離），以及「一島改良主義」（改良、分離）。張月澄的「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被歸類為「祖國派」。祖國派的主張就是：為了從日本統治中得到解放，與其直接跟日本戰鬥，不如回大陸去為祖國的建設效力，俾祖國早日強盛起來，臺人的解救才有希望，因此要利用從日本的大學所學到的近代知識參與祖國建設。所以張月澄天真地「想一生抱著為『正義』為我們中華民族奮鬥」，「希望祖國的有志者積極出來替我們臺灣的民眾出力，援助我們臺灣的解放運動」。

　　回到「祖國」而開始有了中國經驗的張月澄，顯然「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就像莎士比亞對於愛情的形容「當你愛他，你就看不清他，因為愛情是盲目的」。張月澄沒有看清中國政治文化的本質，仍滿腔期待，充滿著孺慕之思。他甚至為了奔走「祖國」的革命事業而在上海遭日警逮捕下獄兩年。

　　二次大戰結束，臺灣「回歸祖國懷抱」，張月澄也回到臺灣懷抱。但是沒想到，在「祖國」來臨的一年四個月裡，臺灣面臨的局面卻是：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終於在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八」事件！張月澄與一般臺灣菁英一樣，遭受國民黨逮捕。張月澄之子張超英回憶說：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左右，就開始抓人。打聽起來，抓得相當有系統。我們陸陸續續聽到誰家的誰「沒有」了，好像禍真的會從天降，而且遮天蓋地，幾乎沒有一個臺籍菁英要人能夠幸免，最後我的父親也被抓走了。」（見張超英，《宮前町九十番地》）

　　張月澄幸虧有較好的人際關係（也或許是金錢疏通有方），他最後幸免於難。然而二二八事件死裡逃生之後，張月澄的「祖國夢」破滅了！對臺灣回歸祖國的熱情一天天冷卻。（張超英，《宮前町九十番地》，頁九八）和張月澄同樣回到「祖國」從事抗日運動的張深切，在二二八事件時也差一點被捕，他逃亡躲藏在南投中寮山數月，也從此沈默不語，祖國的夢日漸遠去，擲筆不再著作。和張深切一樣，當張月澄發覺同時代的臺灣知識菁英朋友一一蒙難，消失無蹤時，他對生命的熱誠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

　　「祖國」夢碎後的張月澄，留下這部最具「祖國夢」的著作《「勿忘臺灣」落花夢》，是否還有其價值？張月澄老先生的兒媳婦千鶴女士決定再版《「勿忘臺灣」落花夢》的同時，擔心此書的再版是否會讓月澄老先生這段歷史顯得尷尬又無奈？尤其她更擔心這本充滿著中國幻夢的記錄，是否會成為中國對臺統戰的材料？因此千鶴女士囑我寫序加以補充說明解釋，我欣然接受。

　　從當今臺灣人追求獨立自主的立場來看，張月澄當年替中國賣命的努力，也許與我們背道而馳，但是他們的奮鬥與精神，仍應受到肯定。讀歷史要有能力理解一個時代的侷限性，要能有「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要能分辨「方法論」與「目的論」的不同。方法可以因時空的轉變而不同，目的才能顯示其恆久的精神、本質與意義。張月澄、張深切等人當年回到他們心目中的「祖國」奮鬥，其目的是在反抗殖民統治、爭自由、爭平等。他們以「中華民族」的論述來對抗日本，是屬於他們抗日的「方法論」，而不是「目的論」。追求「自由、平等、公義」才是他們的目的，亦即他們的精神所在。「目的論」的價值絕對高過「方法論」，因為方法論是有時空性的，目的論則具永恆價值。有了這樣的認識之後，才能解釋為何在日本人走後，許多當年張月澄、蔣渭水的臺灣民眾黨的舊同志還會繼續反抗來自「中華祖國」的政權，或是遭受「中華祖國」政權的迫害。誠如審判楊逵的一位軍法官所說的「你們會反抗日本，也就會反抗國民黨」。

　　所以張月澄當年的方法也許不一定適合我們今天的時空，但是他們努力奮鬥的精神，則仍是我們肯定的指標。尤其當他們期待中國、寄情中國，最後卻遭中國所棄，這段祖國夢碎的歷史，更足資我們今天警惕！臺灣要邁向民主、自由、公義、平等之境，透過中國不能竟其功，反而幻滅，千百個張月澄等知識菁英的遭遇，已經給了我們這樣的教訓。

　　在重新閱讀本書之後，我仿佛聽到晚年沈默不語的張月澄開口了，他激動地吶喊：先在自己腳踏實地的土地上，建立民主自由的國度，這才是真正的祖國。有了民主自主的臺灣，也許才能給那個遠去、幻滅的「祖國」一個典範。

　　記憶中，祖母常常深深嘆息，以臺灣話形容父親：「四十幾歲，就按呢去了！」

　　「去了」？事實上，父親的身體依然健康，只是父親的心、父親的靈魂、精神和熱情，已被摧殘殆盡，被趕去另一個不存在的世界。

　　一直到父親去世，父親過了三十多年自我封閉的日子。他把自己關在中山北路的老宅裡，足不出戶，不見任何一位朋友。嚴格說，父親也不與家人往來。我們祖孫三代住在同一座大宅，但父親把自己再關進大宅裡的書房。吃飯時，偶而會出現，但永遠面無表情。我的長女出生，呱呱墜地的聲音也未能敲開父親的心門；他既沒有對我說半句恭喜的話，臉上也看不出一絲笑容，連摸一下小孫女都沒有。

　　一九四八年以前，父親不是這樣的人。不僅不同，而且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

　　父親的革命同志張深切在其著作《里程碑》中如此形容父親：「我們同志中最活躍的，可以說是張月澄，他多才多藝，而且比我們有錢，所以富有活動力。他是臺北人，先在嶺南大學讀書，後來轉入中山大學法科政治系，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和英語，面容有點似托洛茨基，如果除掉了少爺脾氣，便是一個好革命家。」

　　張深切是名作家王詩琅筆下的「革命家，也是思想家、哲學家」又是「劇作家、導演」，張深切對父親的描寫，可以相信是既真實又懇切。

　　一九○五年，父親生在富裕而人丁單純的家庭。祖父張聰明開採煤礦致富，膝下僅父親一子，極盡培育之能事。父親也不負祖父期待，小學唸完四年級，祖父即送他到日本京都，由當時唸醫學院的杜聰明先生代為照顧、引導。畢業後，以優越的成績考上臺北一中（今建國中學），是清一色日本權貴子弟的中學。

　　在中學，父親因受日本學生歧視性的欺侮，對臺灣人的二等公民處境很是憤慨，萌生壯志，輟學轉往香港英屬拔萃書院就讀，勤學中英文，立志要讓臺灣人有朝一日脫離日本統治，昂首做一等公民。這個魂繫救臺灣的心志，貫串他的前半生。而以他當時的認知，他認為能救臺灣的，只有「祖國」中國。所以，二十歲那一年，他毅然前往中國，先是進廣州私立嶺南大學，後又轉入中山大學政治系就讀，並在廣州參與黃埔師生的革命行列，寄望中國革命成功，進而回頭來救臺灣。

　　父親在他的回憶冊《「勿忘臺灣」落花夢》裡，曾多次提及，他和同志們手無寸鐵，又發現中國自顧不暇，完全忘記臺灣還深受著帝國主義的蹂躪，於是把革命工作鎖定在宣傳臺灣的問題上，做他所謂「文章報國」的事業。

　　於人，父親以他與生俱來的廣交能力，結交國民黨黨政要人戴季陶、甘乃光、廖仲愷的子女廖承志和廖夢醒，以及革命詩人郭沫若、知名作家魯迅，喚起他們注意臺灣人所受的苦難。父親翻譯的《勞動問題》一書，還請魯迅寫序，序文〈寫在《勞動問題》之前〉編入魯迅的《而已集》。

　　於文字，父親寫成兩萬字的《勿忘臺灣》小冊子印發，也在《廣州民國日報》連續發表「臺灣痛史」。

　　於金錢，父親出資刊行《臺灣先鋒》雜誌，對同志們也多有援助。

　　於組織，父親糾合同志組成「臺灣革命青年團」，繼之以此組織名義，散發傳單，將六月十七日日本在臺灣始政的這一天，改為「臺灣恥辱紀念日」。

　　我在書上目睹的年輕父親，渾身幹勁，充滿革命救臺灣的熱情，他暗自抱著「事若不成死不還」的信念，也知道從事反總督府的運動，若被緝捕，免不了要判刑入獄，但父親說，果如坐牢，「也是自己甘心情願的」！

　　父親與同志林文騰、張深切、郭德金等多人於一九二七年果真被捕，遭監禁一年多，史稱「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事件」。隔年父親被判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五年，禁止出境。而在島內，則又被列為「要視察人」，意謂行動不得自由，既要事前報准，又有日本特務警察全天候跟監。

　　禁足令一結束，父親形容自己「歸心似箭」，立刻再到中國，轉入上海暨南大學外交領事系就讀。不久遭逢一二八上海事變，其時家姐超雄甫出生，父親即攜帶家眷避去東京，並蒙特准進入東京帝大研究院，在東京帝大鼎鼎有名的神川彥松教授研究室當博士研究生，前後三年，寫成三十五萬字的日文巨著《國民政府�外交及外交行政》。這本書卻也為父親差點招來一紙發行禁令和警視廳不時的監視與搜查。

　　父親是獨生子，結業後，祖父很自然嚴禁父親再涉入政治，命令他專心做生意。父親離開東京帝大後，往返臺、中、日三地，確也幫祖父做生意，而且專營日本大財閥三井株式會社在上海的煤炭買賣，賺很多錢。但父親同時還在為臺灣和祖國默默效力。驕傲的是，反對總督府運動史上著名的「鴉片事件」，一般熟知是蔣渭水醫師（他亦是我父母的證婚人）的傑作，把臺灣總督府企圖在中部種植鴉片的消息訴諸國際，遏止了總督府惡毒的如意算盤計畫；這個事件，父親是居幕後獻策及作業的人。父親在本書對拍電報給國際聯盟及籲請國聯派員來臺視察等過程，有第一手的詳細記載。

　　另外，父親也以一圓日幣象徵性的租金，把我們在宮前町九十番地（即現今臺北中山北路二段一一四至一一八號）的家供做中國駐臺總領事館。父親說：「我想這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我的住宅屋頂可以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光輝的『祖國』國旗，能可翻揚於臺灣唯一的空中，算也是值得一種的欣幸。」

　　抱著這樣純真赤情的父親，把臺灣的遠景和希望寄付給中國的父親，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卻像一把血腥大刀，砍向他的靈魂。父親如一枚炙熱燃燒的火球，驟然墜入冰河，從此沉寂在酷寒的大海。

　　二二八發生當時，父親因臺灣長官公署工礦處長包可永是他在東京當研究生時的舊識，而出任公營工礦公司轄下的紡織分公司的總經理。父親精通中、日、英語及臺灣、廣東、上海話，又嫻熟公司經營，使得協理幾乎成了名譽職。

　　父親家境富裕，又深受日本教育，痛惡貪汙，但從「祖國」派來的人要貪，父親便成了他們的擋路人。二二八爆發後，公司內有二十一人聯名密告，指父親唆使臺灣人衝進公司打中國來的職員（工礦公司紡織分公司舊址在現今衡陽路的金石堂書店）。過不了多久，父親突然被特務抓走，關在警總情報處（即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地窖，今天的西門町獅子林廣場）。事有湊巧，保密局臺灣站站長胡寶三的弟弟胡品三，時為警總少校，常來我家走動，意在追求我祖母的養女。那一天，他剛由東本願寺出來，撞見父親被蒙住雙眼綁去，很驚訝說：「張先生，您怎麼也在這裡？」於是趕緊奔告祖父。

　　許多菁英在二二八之後被綁走，一部分的人救不了，根本問題是不知道被誰綁去，綁去那裡。父親所幸有胡品三告知，祖父才開始營救父親。據家人事後說，只有錢也救不了，完全是靠很高層的關係才救出父親；靠的不是祖父在臺灣人圈子裡的關係，這個圈子已經自身難保。據說靠包可永和陳儀的關係，後來陳儀下條子要放人，但承辦人不放，一口咬定有二十一人聯名，不可能錯抓。解嚴後，經友人在警備總司令部，查得父親的罪名是「叛亂嫌疑」，應處死刑。最後還是由參謀長柯遠芬親自去帶父親出來。

　　前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也曾受誣關在東本願寺過，張副院長形容那裡是「一個只有『人間地獄』可以描寫的地方」。父親自那個人間地獄出來以後，就不再多講話了。我記得他被放回來的那一天，滿臉鬍鬚，形容沮喪，匆匆吃完飯就進房休息。此後，不斷有悲慘的消息傳進家裡來，許許多多父親的親朋近友不是失蹤，就是被抓。一位家姐超雄的同學，家住迪化街，也來告訴我們，她親眼目睹四十一部卡車行經延平北路，車上疊滿屍體，雙腳朝外，簡直就是古代遊街示眾的搞法。從那以後，父親愈來愈鬱悶，愈來愈封閉自己，直到晚年。他的眼神永遠看見人又似沒見著人一般。他既是活的死人，也是死的活人。

　　我這樣寫著父親，心底無限割痛。也深有感慨，世人所知父親事蹟無多。父親在終戰當年十月從上海返臺，臺灣局勢仍不穩定，家裡決定父親先避居北投別墅，他便在那裡動筆寫這本書。那時我已是初中生，常常騎腳踏車經圓山明治橋（現已拆除）去北投探望父親，一個禮拜兩、三次，對父親執筆伏案的情景仍歷歷在目。父親親筆記錄自己波瀾壯闊的半生，書稿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完成，八月出版，但不久書又因故收回煙滅。

　　今天能由我的好友張寬敏醫師提供珍藏的舊本，重新製版再刊發行，除了讓父親半生念茲在茲救臺灣的愛國精神，不至灰滅，且身為人子，可以減輕些許遺憾之外，也渴望這本書能夠啟發後來者，所謂的中國「祖國」是一場惡夢，呼籲中國「勿忘臺灣」更是一場「落花夢」。臺灣人只有緊靠自己，團結一致，赤誠護衛臺灣，才能建設臺灣為永遠美好的家園。（本文於二○○四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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