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Mann《歌德與托爾斯泰》

《歌德與托爾斯泰》作者托馬斯•曼說瓦格納的作品“不是讓人娛樂的，而是促使人進行思考的”，他的作品亦然。《歌德與托爾斯泰》書如其名，托馬斯•曼中對歌德、托爾斯泰、席勒等幾位偉大文學家及其作品進行了闡釋，如歌德的《浮士德》、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席勒的《華倫斯坦》等，通過比較他們思想與性格的異同，為這些文學巨匠們描繪了一幅幅生動的文學與思想肖像。




作者簡介：
托馬斯• 曼（ T homas M ann ，1 8 7 5 —1955），是20世紀最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和人道主義者。其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的出版，使其25歲就進入德國重要作家行列，並於192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他重要作品還有《魔山》（1924）和《浮士德博士》（1947）等。


譯者簡介：
朱雁冰，德語教授， 1960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外文系，曾任1986至1992年度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和1992至1996年度高等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際日耳曼學聯合會（IVG）會員。上世紀80年代在德國沃爾芬比特圖書館作儒家思想在德國的接受（至18世紀末）的專題研究，發表論文《耶穌會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中文）、《萊布尼茨與朱熹》（德文）、《赫爾德、歌德和席勒著作中的儒家思想》（德文）等九篇。譯著涉獵哲學、基督教神學和文學等十幾種。


目錄 · · · · · ·

001譯者序

009歌德與托爾斯泰——人文論題未完稿

133歌德——市民時代的代表

173歌德作為作家的生涯

203論歌德的《浮士德》

251論《安娜?卡列尼娜》 ——

為一個美國版英譯托爾斯泰作品集寫的序

271關於歌德的幻想——

為一個美國版英譯歌德作品選寫的序

313論萊辛——在普魯士藝術科學院萊辛紀念會上的講話

333試論席勒——為紀念席勒一百五十年忌辰而作

427越洋之旅中讀《堂吉訶德》



《歌德與托爾斯泰》試讀：譯者序






托馬斯• 曼被認為是他那個時代的德國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無可爭議的經典作家，他佔有著他那個時代的市民德國最高的思想文化，而且他自己也覺得他以他“世俗的德意志品格”，站在德意志文化的前沿崗位上，是一種向世界開放的德意志人道情懷和精神的代表。一九四九年歌德誕生兩百週年之際，他接受當時分裂的西德和東德的當局的邀請，分別在歌德的出生地西德法蘭克福和他的逝世地東德魏瑪的紀念會上作主題報告，儘管七月二十三日即將啟程之時，他在蘇黎士他下榻的飯店曾表示：“我覺得似乎在走向戰場。”但據稱，這時他也曾說：“凡我所在就有德國存在。”*** 然而，他在德國文學中的這個崇高地位並非毫無爭議。北德意誌廣播電台文化編輯部在一九七五年為紀念托馬斯• 曼一百週年誕辰曾就托馬斯• 曼令人感興趣的所在，對青年作家的影響和他作為他那個時代偉大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為二十世紀德語文學唯一無可爭議的經典作家這一評價的正當性三個方面詢問了許多德國作家，並將訪談作為專題播放。一九七六年，慕尼黑的《文本與批評》將這次訪談中的三十七位作家的談話在它的托馬斯• 曼專輯發表。其中多數人的回答是否定的，或者稱得上是肯定性回答卻有所保留。作出完全肯定的回答者只是少數。看來，出身於有教養的市民家庭的托馬斯• 曼的個人性格缺乏親和性，他跟這些大都跟他隔代甚至隔兩代的作家們存在“代溝問題”是一大原因，但從根本上講，還是思想和審​​美傾向的差異。比如一位女作家，她首先對這次詢問調查就不贊成，她說：“看來在這個國家似乎有人擔心，文化批評界對他的評價過分單調，為了使之再次成為話題，不得不將這具屍體抬出來讓人羞辱一番。”接著她提出指責：“稱得上罕有，但畢竟令人見到一次的一種精神訓練是，托馬斯• 曼居然能夠將他所經歷的兩次世界大戰，將兩次革命——近處的德國革命和較偏遠的俄國革命，將他在美國的居留，或者將重返遭到狂轟濫炸的德國的經歷幹乾淨淨地排除於他的作品之外。”這位論者大概忘記了托馬斯• 曼是將藝術與政治截然分開的。與布萊希特不同，他絕不將藝術與政治混在一起。他藉以表達他的政治信念和愛國情懷的是他的文章、講話和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發表《一個不問政治者的看法》。在這裡他作為保守的專制體制支持者和反民主的城市貴族的代表捍衛德意志文化，認為它與歐洲西部的文明有別並優於後者。但他同時又沿襲著當年歌德不反對拿破崙的態度，對戰爭保持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的立場。當然這是徒勞的，以致跟包括他的兄長亨利希• 曼在內的德國反戰的知識界陷於衝突。直到一九二二年他發表《論德意志共和國》的演說，這一沖突才得到化解。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他發表《呼籲理性》一文和中篇小說《馬里奧和魔術師》，矛頭直指日益猖獗的法西斯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流亡美國，當時他發表的五十六篇《對德國的廣播講話》和一些文章表明，他作為藝術家是他那個時代的代表，同時又對它提出指控。一九四五年三月間他在一封信中寫道：“這個德國'被掌握在了魔鬼的手裡'，沒有哪個德國人有權避開罪責，只有一個選擇：共同承擔德意志的不幸。” * 而且，他是一個有責任感的藝術家。六月間他以《德國和德國人》為題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作的報告中重又提出“德國人的罪”的問題。** 只是他絕不在他的敘事作品裡表達政治立場。不少被詢問者認為，若說一個時代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或者經典作家，卡夫卡或者布萊希特同樣應該，甚至更有資格擁有這類稱號。這類人認為，托馬斯• 曼已成過去，他的作品中所表現的有教養的市民階層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是歷史的見證，但並非榜樣。對於這類人而言，“《約瑟和他的兄弟們》只是單純的論辯和智慧的空談。凡是出於這種理由遠離托馬斯• 曼的人，就會走近布萊希特”。*** 托馬斯曼缺少追隨者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他的全部作品達到了幾乎令人嘆為觀止的嚴整和完美，凡是出於這種理由遠離他的人就會走近卡夫卡”。**** 可以說，托馬斯• 曼的全部重要作品都是完整的，《騙子菲利克斯• 克魯爾的自白——回憶錄第一部》的寫作開始於一九一○年，被擱置四十年之後重又補寫完成，於一九五四年，即他去世前一年出版。而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幾乎全是未完稿。托馬斯• 曼非常勤奮，他的女兒埃麗卡說，別人工作是為了生活，而他活著是為了工作。他一直到晚年仍然筆耕不懈，因為他知道：只要他在寫作，他就活著。甚至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他完美地實現了他為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他的敘事風格真正是不可超越的，因而便不再是值得模仿的。一個範例被評價得越高，它就越​​是不可作為範例。於是最終便只好顛倒過來加以歪曲。”* 這位論者話說得有一點兒刻薄，但的確說出了譯者在閱讀一些被詢問者不無妒意的回答時的感受。有位被詢問者提到托馬斯• 曼作為敘事者的傲慢態度，敘事者像上帝般端坐於他所支配的情節之上。譯者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感覺到，作者是居高臨下鳥瞰般地觀察和敘述人間的事和人的，這裡談不上“傲慢”，只是跟客體拉開距離進行觀察和評說的一種敘述方式，或者說，“他的語言更多是照亮事物，而不是讓事物發光”。** 他讓讀者自己觀察和思考被展示於他們面前的人和事。瑞士作家穆什克*** 也是被詢問者之一，他就托馬斯• 曼與歐洲文明的關係解釋托馬斯• 曼的敘事特點，頗耐人尋味：“托馬斯• 曼與他所代表的歐洲文明的關係，大致如一個國家法教師與國家的關係。他表述指導性原則，權衡、比較最後達到的諸觀念，重視保護少數人，考察現有的利益是否可被視為合法，以及處於怎樣一種先後順序。但他在他所擬定的畫面中作為行動著和相關的主體本身卻並未出現。充其量他只是偶爾對促使人們思考的一個論題發表某些令人信服和無懈可擊的意見。於是便產生了在始作俑者缺席的情況下各方都受到約束的印象，可以說，始作俑者本人出於審慎悄然溜走了；這樣一種情況時而讓人驚嘆，時而讓人不耐煩，因各自處境不同而異，人們習慣上將這種情況稱為諷喻。”諷喻（Ironie）這個詞在德語中的含義是置根於諷刺的一種態度或者意見，它意之所指者是它所說出者的反面，即它所說者是反話，進而對它所針對的東西提出疑問，如果它使人感覺到理應所是的東西，這種態度或者意見便具有了道德傾向。托馬斯• 曼是使用諷喻修辭手段的高手，所以，這才引發穆什克這一段議論。儘管一些二三流作家對托馬斯• 曼的議論出言不遜，但德國的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爾和格拉斯以及倫茨* 仍然遵循托馬斯• 曼的將政治與文學明確分離開來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尤其《鐵皮鼓》和《狗年月》的作者拉格斯，採用的雖然是當代歷史題材，表現方式卻是非政治的，其中沒有政治性的分析與論斷。他的做法恰如托馬斯• 曼，他只在文章和演說中表達他的政治信念。盧卡奇在他對托馬斯• 曼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浮士德博士》的評論中談到托馬斯• 曼的思想發展和他的文學創作上的現實主義時說，托馬斯• 曼的發展不僅從保守的專制體制擁護者達到民主主義，而且甚至也承認社會主義的不可避免，但這種可能性卻被排除於他所創作的這部重要作品之外。不過在這裡應指出，托馬斯• 曼的“社會主義”卻並非盧卡奇寫作此文時所看到的“社會主義”。一九四四年，托馬斯• 曼本人在《命運與使命》** 一文中寫道：“中世紀終止之時的宗教性的人民運動便具有一種關於世界終極命運的和共產主義的品格；當時就主張土地、水、空氣、野獸、魚和鳥為一切人所共有……可見共產主義比馬克思和十九世紀更加古老。”*** 托馬斯• 曼相信人們能夠超越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當前的殘暴現實。他在《藝術家與政治》一文中又說：“共產主義是一種思想，其根係比馬克思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扎得更深，它的純淨的實現將永遠作為要求和使命提到人類面前。而法西斯主義並非思想而是醜惡行徑，但願一個民族不論大小永遠不要再沉迷其中。” * 關於托馬斯• 曼的現實主義，盧卡奇寫道，托馬斯• 曼是“罕有的忠於現實，甚至膜拜現實的現實主義者”，他的現實主義之偉大的力量是，“他只創作在德意志的現實中實際存在著，而並非單純作為要求提出的東西；他描述這些東西直抵其深層根系，絕沒有作者先聲奪人般的未來預言”。** 有的論者認為，*** 在托馬斯• 曼身上將詩人與思想家這兩種品格區分開來是困難的。他在《一個不問政治者的看法》中全面表達了他保守的和反民主的唯美主義。當時他對歐洲西部的一切都持反對態度，認為德意志的文化有別於西部的文化並優於它，這是作為其突出代表的德意志城市貴族的基本信念。他的《約瑟和他的兄弟們》四部曲的情節介於聖經故事與神話之間，寫成於德國人與猶太人共存現象遭到破壞之時，他是如此行事的少數“純德意志的”詩人之一。我在翻譯他的這部以《高貴的精神》為標題的散文集的過程中第一次感覺到，他是偉大的作家，但也是思想家。他在對瓦格納的評論文章中提到，瓦格納說他的作品不是讓人娛樂的，而是促使人進行思考的。我想，這想必也是托馬斯• 曼對他自己的作品尤其是散文作品的要求。作為《高貴的精神》這部散文集的中譯文的一部分的標題的《歌德與托爾斯泰》寫成於一九二一年，這表明，他已經從因發表《一個不問政治者的看法》（一九一八）而跟反戰的知識界發生的衝突的窘境真正脫身出來，不再寫《主人與狗》和《幼兒的歌》（一九二九）之類的閒書。當然，最終使他與反戰派取得和解的是他在一九二二年發表的《論德意志共和國》的演說。《歌德與托爾斯泰》首先於一九二一年九月間在盧俾克的福音傳教士學校宣讀，在隨後的幾年裡被多次修改、潤飾，一九二三年以單行本形式在亞琛出版。一九三二年幾經修改又以《歌德與托爾斯泰——人文論題未完稿》為題在柏林出版，十年間不斷湧入本文的新的思想甚至改動了他的長篇小說《魔山》的構思。中譯本在這一標題下收入的部分文章是關於這兩位偉大作家及其主要作品和不屬於十九世紀的作家、作品的評論，其余文章則收入《多難而偉大的十九世紀》。《高貴的精神》散文集的完整標題是《高貴的精神——人文問題十六論》，一九四五年在斯德哥爾摩出版。中譯文依據的是柏林建設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托馬斯• 曼全集》第十卷《高貴的精神——人文問題二十論》其中增加了一九四五年以後寫的《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適度評說》（一九四六）、《我們的經驗體認的尼采哲學》、《關於歌德的幻想》和《試論席勒》（一九五五）。中譯文分兩卷出版是出於技術上的原因，即篇幅較大，而且從篇目內容上看這種分卷原則大體上也說得過去。翻譯托馬斯• 曼的著作是譯者翻譯工作的回歸。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我曾譯出他的《馬里奧和魔術師》，當時已臨近“文革”，找不到可發表的刊物，“文革”初期出於恐懼和絕望將手稿付之一炬。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翻譯的題材很雜，文學、哲學、基督教神學以及所謂政治哲學皆有，而後兩類東西耗我時間和精力尤多。可我的興趣更在文學和哲學的經典作品。所以，當我從周運先生那裡接手托馬斯• 曼散文集的譯事時，一位老友得知後對我說：“這才是你做的事！”正是他這句話使我頓生回歸之感，儘管此前不久我應朋友之託剛剛譯完托馬斯• 曼的《多難而偉大的理查德• 瓦格納》。與我交誼多年的周運先生不僅給予我這次回歸的機會，而且編書、出書追求盡善盡美的他，從眾多版本的托馬斯• 曼的散文集，選取其中一個詮注最詳細的版本，將其文獻註釋補入中譯，又多方蒐集和精心挑選了一些圖畫和照片映襯與論說相關的人與事。此書若能得到讀者認可，他功不可沒。我們期待著方家的教正。朱雁冰二○一二年清明節重慶歌樂山麓






《歌德與托爾斯泰》試讀：施托澤


在魏瑪，本世紀初** 還生活著一個名叫尤利烏斯• 施托澤，以教書為業的人。當他還是一個學生，一個十六歲的文科中學學生的時候，與艾克曼*** 博士住在距歌德寓所僅幾步之遙的同一幢房舍裡。施托澤與跟他同住的一個同學有時當老人坐在他的窗下時，偶然會伴隨著怦怦心跳瞥見他若明若暗的身影。兩個孩子懷著真正從近處仔細看他一眼的熱切願望，求助於這個與他們同舍居住的助手，懇請他無論如何要為他們尋找這樣一次機會。艾克曼天性和善可親；他讓兩個孩子在一個夏日從後門進入這個著名寓所的花園，他們惴惴不安地站在那裡等待著歌德，讓他們大吃一驚的是：他確實也走了過來，身著一件淺色外衣——大概是我們所知道的那件法蘭絨睡衣——每逢這一時刻在這裡漫步，由於他看見了這兩個孩子，便向他們走去，散發著eau-de-Cologne（科隆香水）的香味，自然是背著手，挺著腹，面帶一副帝國直轄市法律顧問的表情，藉以掩飾——這已被證明是可信的——他的尷尬，他站在他們面前，問他們的名字和要求——很可能同時問兩個孩子，若果真如此，這就顯得很嚴肅了，而且幾乎不容作出回答。由於他們有點兒吞吞吐吐，老人建議他們努力學好功課，他們也許將這領會為：這勝似在這裡張著嘴巴發呆，他們最好是坐下來做好自己的功課，——接著他繼續走下去了。這是全部過程，事情發生在一八二八年。——三十三年以後的某天中午一點鐘，當時已經成為一個優秀的、懷著愛獻身於自己職業的中學教師的施托澤，在二年級教室正要開始上課，這時，師範學校的一個學生推門探頭進來報告說，一個外國人求見施托澤先生。這個外國人隨即走了進來，比老師年輕很多，蓄著不太長的絡腮鬍子，顴骨突出，一雙灰色的小眼睛，黑黑的眉毛之間有兩條皺紋。他沒有自我證明或自我介紹，而是立即問，今天下午上什麼課；當他得知，先是歷史，接著是德語課時，他認為這真是太好了，並說，他走訪了南德意志、法國和英國的學校，現在也想了解一下北德意志的學校。他講話像一個德國人。人們必定認為他是一個教師，基於他提出的專門性的和感興趣的問題以及發表的見解，同時他不停地在他的筆記本上作記錄。他旁聽了一節課。當孩子們在他們的本子上就一個題目寫了一篇文章，即一封信以後，這個外國人要求允許他帶走並保存這些“作文”；這些東西對於他最為有趣。可施托澤卻覺得這要求有些幼稚。誰補償孩子們的練習本呢。魏瑪是個貧窮的小城……他委婉地表達了這層意思。但這外國人回答說，這總會找到辦法的，說著就走出教室。施托澤讓人請校長到教室來。他讓人說這裡發生了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他這麼做是對的，他後來才完全理解，他當時傳達這個消息是多麼得體。因為在當時，當外國人挾著一包書寫用紙回來後，向校長和他說出了自己的名字：“來自俄國的列夫• 托爾斯泰伯爵”，這對於他可能沒有多大意義。——但施托澤老師活到很大年紀，因而他有時間看到，他當時結識的是什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