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来德（J.F.Billeter）,1939年生于瑞士巴塞尔，于日内瓦大学法国文学系毕业后在巴黎学中文，1963至1966年在北京留学，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后又在京都、香港、巴黎深造。从1972至1999年任日内瓦大学讲师、教授，创立了中文系。 　　作为一位西方的汉学家，他的研究涉及社会学、思想史、美学等多个方面，其哲学方面的代表著作为《庄子四讲》及《庄子研究》等。他的著作和学术论文均用法语写作。

中文版序
原序
第一讲　运作
第二讲　天人
第三讲　浑沌
第四讲　主体

第一讲 运作
　 《庄子》可以有百种读法，但原则上只有一种是好的，就是能够准确把握作者赋予他作品及其各部分全部意义的那种。笔者就是试图接近这样的解读——首先是因为 它应该是最有意思的解读，其次是因为这是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如果学者们不朝这样的目标努力，则始终无法整合众人的力量，一同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因此，笔者的态度是有别于许多汉学家的。他们仿佛彼此心照不宣，久已达成了一种共识，即所谓《庄子》一书，其文本如此艰深，其传承状态又如此疑云重重，书 中所表述的思想更是离我们非常之遥远，所以企图确切理解它，非为天真即属妄想。在他们看来，千百年来无数注释、衍义、解说又附加其上，而这些注解本身也都 晦奥难通，所以障碍已呈不可克服之势。其实大家之所以如此众口一词，恐怕是因为这样的观念，让人大可不必细读文本，尽可以人云亦云，生套些陈词滥调，或对 《庄子》随意诠释解说，也不必担心遭到别人的反驳。

我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一成见。我采取的作法不是试图提出一种特定的解读，而是要陈述自己是如何去尝试理解庄子的，一方面要阐明我自认为已经取得的一些成 果，另一方面也坦承自己遭遇的疑惑，以及自己还在追问的一些问题。我希望能够让读者了解到，当我们本着一种既严谨又大胆想象的精神去研读这一文本的时候， 能够有什么样的发现。

我的研究是这样开始的。有好些年，我翻译了《庄子》的一些段落，这既是出于对翻译的喜好，也是因为想与一位朋友讨论这些段落的思想内容。在这样断断续续的 翻译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了原作之高明，不只是高明于西方汉学家的各种译本和所做的各种诠释，也高明于中国历代文人及现代学者的诸种阐释。从此，我对《庄 子》原文的兴趣日增，同时，对这些二手资料则越来越产生了戒心，导致我最后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研究议题：一是《庄子》本身，二是人们长期以来对它施 以的种种简化、歪曲或挪用。

这里我得补充一点：我的研究，假如不是始于翻译，而且一直把翻译列为最终目的，就不会是它今天的这个样子。因为没有任何研究方法，任何学术规范会像翻译那 样迫使我们如此全面审慎地考量一份文本的所有特点，包括它的架构、节奏、语气，等等，——而这些也都一同决定了文本的意义。原文与其对应的法文文本之间的 多次往返、多次对照是逐渐显现文本含义的最有效的方法。我甚至认为，一种不曾经历翻译之考验的诠释，必然是主观而片面的。

到目前为止，西方汉学家大致是以四种方式来研究《庄子》的。最常见的是借鉴传统的中文注解来翻译、评注《庄子》。另一部分人则试图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宗教 史人手，对传统评注加以更新或是精致化的研究。还有的人则偏重于文本的考据学研究，他们大多只关注文本的传承、来源以及真伪等问题。最后一些研究者则试图 将《庄子》当中某些提法与西方某哲学家，特别是当代哲学家的某些观点加以类比，由此构织新的论述。

这些方法尽管都是有用的，却始终让我感觉稍欠人意，只是很长时间也看不到别的可能。后来有一天，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庄子》不是一个普通的文本。它，至少 它的一部分，乃是一位哲人的作品。我所谓的哲人，指的是这么一个人：一，他进行独立思考，而且是根据自己对自我、他人及外界的亲身体会进行思考的；二，他 注意参考在他同时及在他以前的别的哲人的思考；三，他对语言的陷阱又有敏锐的感悟，因此十分谨慎地运用语言。
这一想法在我面前开辟了新的视野。我自己对这样的哲学活动有兴趣，这在庄子和我之间便构成了一种原则上的平等关系。他既然根据他的亲身体会进行独立思考， 我既然也愿意这样做，我们之间就产生了交会：他的经验与我的经验，必然或多或少有彼此印证之处。由此我便得出了自己的第一条研究原则。每次要去研究《庄 子》的一段文字的时候，我首先要问自己的，不是作者在推演一些什么概念，而是他在谈论哪种具体的经验，或是共通经验中哪一个方面。
我的第二条研究原则是在维根斯坦那里找到的，更具体地说，是他在下面这段文字。他在《纸条集》当中写道：“我们在此遇上了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的、典型的 现象。可以说，难的不是找到答案，而是在看起来只是答案的入门阶段里辨识出答案来。……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期待的是一种解释，而看不到描述已经是困难的答 案——当然要给这一描述它应有的地位，要停留在这一描述上，不再试图超越它。——难的是：停。”维根斯坦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过这一想法。在他最后 的手稿中，他是这么说的： “早晚要从解释回到描述上来。”在他后期的哲学当中，他就是这样，对一些最基本的现象耐心地、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描述的。这也是他后期的笔记会显得如此令 人困惑的原因：他是以高度的注意力观察我们可以称之为“无限亲近”或是“几乎当下”的现象。

而我有一天意识到了，庄子在我最熟知的一些段落当中，也是这样做的。我前面已经认定他是一位哲人，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首先关注自己的亲身经验的人。而我现 在发现，他是在描述这些经验，而他的描述非常精确，非常精彩，也一样是描述“无限亲近”与“几乎当下”的现象。这又为我打开了新的途径，可以依靠这些描述 去理解庄子的一些核心思想，而由此一步一步走进未能理解的区域。

维根斯坦说，要停在描述上。这意味着两点：一是要放弃我们日常的活动，转而全心全意地检视我们眼前的或是甚至离我们更近的现象；二是要以精准的语言来描述 所观察到的现象，花足时间，找准词汇，抵御话语本身的牵引，强迫语言准确表达我们所知觉到的东西，而且只是表达那些。后一点则要求对语言有极高的驾驭能 力。而维根斯坦和庄子，虽然如此迥异，却都是出色的作家，这绝不是件偶然的事。

下面就是《庄子》当中这类描写的一个范例。这是书中第三篇《养生主》里的一则对话。人物有两个，一个是与庄子同时代的魏国君主文惠君，另一个是他的一个屠夫——一个庄子想象的人物形象：

庖丁为文惠君解一头牛。他或手触牛体，或是以肩膀顶住牛躯，或是双腿立地用膝盖抵住牛身，都只听哗哗的声响。他有节奏地挥动牛刀，只听阵阵霍然的声音，仿佛是在跳着古老的“桑林舞”或是在鼓奏着“经首曲”。

文惠君叹道：“佩服！技术居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庖丁放下刀回答说：“您的臣仆我所喜好的不是技术，而是事物之运作。我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满眼所见都是一整头牛。三年以后，所看到的就只是一些部分而 已。而到了现在，我只用心神就可以与牛相遇，不需再用眼睛看了。我的感官知觉已经都不再介入，精神只按它自己的愿望行动，自然就依照牛的肌理而行。我的刀 在切割的时候，只是跟从它所遇到的间隔缝隙，不会碰触到血管、经络、骨肉，更不用说骨头本身了。（……）在碰到一个骨节的时候，我会找准难点，眼神专注， 小心谨慎，缓慢动刀。刀片微微一动，牛身发出轻轻的‘謋’的一声就分解开来，像泥土散落掉在了地上。我手拿牛刀，直立四望，感到心满意足，再把刀子揩干净 收回刀套里藏起来。（……）”

我只引用了这段文字的一个部分，因为我目前只关心文章开头的那段描述，也就是庖丁对他自己学习过程的描述。

庖丁对文惠君说，在他刚开始做解牛工作的时候，“所见无非全牛者”，满眼都是那一整头牛。面对那样一个庞然大物，他只会感到自己有多么无能为力。之后，最 初这种主体与客体间的对立状态发生了变化。经过三年的练习，他就“未尝见全牛也”，所看到的只是一些部分了，也就是那些在切割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庖 丁已经灵活了，开始战胜客体对他的对抗了，他所意识到的已经不再是客体对象，而更多的是他自己的活动了。最后，这一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