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芷筠
日籍資深記者野島剛於今年年底出版了專書《銀幕上的新台灣：新世紀台灣電影中的台灣新形象》，封底寫著，這是一本「透過電影這扇窗去觀察台灣社會，是以記者角度出發的書」。
野島剛現任朝日新聞國際編輯部副部長，曾於2007年到2010年間派駐台灣、擔任台北特派員，也在京都大學講授「亞洲學」，主要工作範圍為政治新聞與兩岸關係，亦觸及藝術、電影，在中文、日文的媒體雜誌上有十餘個專欄，產量豐富。其實野島剛1991年開始在台灣念書、學中文，他說，「那時剛開始民主化，從野百合運動開始，大家都走上街頭，社會充滿活力，但還是有兩蔣時代的氣味。我那時開始感受到時代氛圍正在改變。2007年朝日新聞社派我駐台，當時台灣已經完成民主化過程與政黨輪替，大家也有台灣人身分認同。台灣電影也從侯孝賢、楊德昌等比較嚴肅的題材與風格轉變為節奏快、開心的味道。」
會對台灣電影發生興趣，是因為2007年開始，許多好看的電影包括《練習曲》、《海角七號》、《九降風》，題材傾向本土，比較有商業娛樂性。「本土很值得思考，為了了解台灣，通過電影可以了解更多。我每年幾乎看遍上映的台灣電影，也都盡量去戲院看，觀察身邊觀眾的反應，過了幾年，覺得可以寫一本書，充分描繪時代的變化。」因此，野島剛將這十年來台灣電影內容的發展，定位成一個認識、挖掘本土文化的過程，也從記者的眼光、觀眾的不同反應折射出台灣政治社會的變化。
「台灣有一些人批評魏德聖的《海角七號》是親日，《賽德克．巴萊》是反日，《KANO》是媚日，但不能用這個角度判斷，他的主題是日治時期五十年的衝突與和解，雖然每次都選擇不同題材，但拍的都是日治時期的台灣。很多人會從政治角度去批評或稱讚，這在日本也是很少見的，當然有點問題，但對導演來說，有人關注是很重要的。在日本，導演的發言全都是娛樂新聞，但台灣導演的發言可能變成社會新聞，有社會影響力，密集度遠遠高過日本，這是很特別的現象。」
除了舉出他所喜歡的魏德聖導演，野島剛指出，紀錄片也是一個特殊的現象。「《看見台灣》從上面空拍一個半小時，怎麼會有人去看呢？我很驚訝觀眾的反應是感動流淚，才了解大家對台灣的濃厚情感。台灣有很多好的紀錄片，可以上院線，跟日本不太一樣。日本只有小型獨立放映，分得很清楚，也無法期待紀錄片的票房。這方面，我覺得紀錄片對台灣市場的吸引力遠遠超過日本。」
此書原本是針對日本讀者，讓讀者知道台灣有什麼樣的電影，與台灣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我想給讀者一個線索，日本人對台灣電影的認知仍停留在新電影時期，這本書今年一月份在日本出版，反應非常好，他們覺得，原來台灣還有這樣的電影！也有一些愛好者會自己組織放映會，按照這本書觀賞。」
透過旁觀者的眼睛，有時候能後清楚地看見市場與觀眾反應、票房之間的關係，與台灣整體社會的情感結構有著複雜的互動關係。野島剛舉例，「《練習曲》是一個年輕人騎腳踏車環島的故事，戲劇性也不大，日本人很難理解台灣人為什麼喜歡這部電影，台灣人或許自己也不那麼清楚。我認為這跟台灣社會的變化有關，以前國民黨教育讓大家對台灣地理很陌生，年紀大的台灣人很少去鄉間山上，本土化讓台灣人開始對本土感興趣。通過年輕人的旅程，自己也體驗、認識了台灣各地精采豐富的人文社會。」
Photo Credit：Kano粉絲團
從2008年《海角七號》所帶起的市場復甦風潮以來，許多後續出產的電影一直圍繞著離開台北，回到南部、鄉下的題材。野島剛認為，從這些線索可以歸納出台灣電影的潮流：這是一個台灣人認識台灣的行動與過程。「台灣的歷史很複雜，過去是言論控管的社會，不能拍日治時期的故事，國民黨時代的悲劇、太本土的題材也不能拍」，因此，現在仍可挖掘許多大時代背景的相關題材。反觀日本，「關於戰爭、戰敗、經濟高度成長、泡沫經濟的題材都已經拍了很多，沒有東西可以拍了，現在充斥許多生病、高齡化，還有清新戀愛故事。」
從政治社會的眼光，通過電影文本來解剖台灣，面對電影導演的提問與工作方式有何不同？野島剛笑說，「因為我是外國人，比較可以沒有包袱，可以直接去採訪。比如我採訪魏德聖，會直接問他：『你為什麼沒有得金馬獎？』也可以直接問侯導：『《聶隱娘》是不是你的最後一部電影？』也會問鈕承澤：『為什麼台灣社會對你有這麼多批評？』這是一般台灣記者比較不敢問的，但可能因為我是第三者，他們對外國人比較寬容，我也不怕得罪大導演，擔心的部分比台灣記者少。」
野島剛說，自己並非電影專業出身，因此美學風格或產業發展動態並非關鍵，在意的是導演與製作人為何想拍這部電影？期待觀眾從電影中學到什麼？如何讓大家感動？等核心的價值思考。「我會問他這部分為什麼這樣拍？是為了反應什麼樣的價值？導演的核心思維與當前台灣社會的變化有很大關係，因為他們所設想的觀眾基本上都是台灣人，期待票房成功。」而票房成功的電影是因為內容與社會有互動過程，與觀眾有共鳴，才能帶動觀眾進戲院去看。
若從政治角度，可以如何看待台灣電影的發展現狀？野島剛認為，電影已慢慢脫離政治掌控，但需要面對中國大陸市場。「台灣的社會環境基本上是本土化，觀眾很喜歡看台灣自己的東西、文化、語言，但太台灣口味，對岸無法接受。《痞子英雄》在大陸票房很好，但像《總鋪師》《雞排英雄》因為內容非常台灣，無法被台灣以外的市場接受，但在本土市場仍可達到上億票房。目前趨向兩種並行，導演必須做出選擇。」
他同時也提醒，台灣人拍大陸可以接受的電影是很難的，因為感受、想法差異太大。而名氣大的導演作品如《風中家族》《刺客聶隱娘》的票房反應也往往不如預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訪談最末，我們聊起了近期看過的電影，包括身為一個日本人，如何看《灣生回家》？野島剛看電影時也同身旁的觀眾一般落淚，也分析道：「國民黨教育是醜化日本統治者，認為戰敗時日本拋棄台灣，1972年台日斷交也是日本發起的，因此台灣社會普遍覺得，台灣對日本這麼好，但日本對台灣沒那麼好。從人之常情來說，一個在台灣長大的人回去日本後會懷念台灣，沒什麼不可思議，但這些人的故事一直沒有人知道，《灣生回家》裡充滿日本人對台灣人的愛，稍微讓台灣人比較放心，才有這麼大的社會反應。」
這觀點，除了挑動敏感政治神經，也娓娓道出台灣人無法啟齒的真相。
Photo Credit: 灣生回家。灣生奶奶講到當時他們要坐船離開台灣時，與弟弟站在甲板上對著台灣唱歌告別。
【人物檔案】
野島剛，1968年生，就讀日本上智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任職朝日新聞社，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著有《伊拉克戰爭從軍記》，在台灣出版過的作品有：《銀輪的巨人》、《兩個故宮的離合》、《謎樣的清明上河圖》、《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