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池畔長談──懷一代報人余紀忠


2015年03月13日

然而，在社會運動狂飆的那些年，我們彷彿都得到一種政治狂熱症，以為只要靠群眾運動，就可以打破禁忌，突破封鎖，開啟社會變革的無限可能。那些年最常用的語言，叫「自力救濟」。即政府無能，百姓唯有靠民間自己的力量來改變命運。

一九八八年社會運動到達高峰，爆發了農民運動圍攻立法院、拆行政院招牌的五二○事件，農民運動隨後分裂為統獨二派，開始激進化。

隨後，工運延燒到了報社。中國時報與自立晚報相繼組織工會，展開工運。鄭村棋與吳永毅結合報社工會，要求讓工會參與報社編輯與經營，勞資雙方鬧得非常嚴重。


工會事件未開始，我曾被鄭村棋邀去工會某一個幹部家裡參與討論。但我並不認同工會要求報社開放編輯權的策略。原因有二：其一，編輯內容敏感，最後的政治責任要由報老闆承擔，萬一出錯關門（如美洲中時），工會誰能負責？


其二，中國時報在社會運動過程中，一直是站在弱勢者的一方，如今在報社搞工運，等於在自己家鬧革命，無疑會把中國時報推向保守對立的一面。當社會運動還弱小的時候，我們本應結合更多同情者，無論是主流媒體還是次要媒體，唯有如此才能慢慢壯大。如果一開始就把火燒回到報社本身，會失去一個開明派的助力，這對社會運動是不利的。


但情勢發展已無法逆轉，勞資雙方爭執之下，報社資遣記者，工會運動宣告失敗。而在衝突最嚴重的階段，余先生甚至曾拜託軍方的報紙，如果工會罷工，請《青年戰士報》幫忙印報。一個開明的報紙，最後要請最保守的軍方幫忙，言論如何不倒退呢？


預感到社會運動的倒退，我也已初步完成台灣社會力分析，寫完兩本書，遂決定趁著兩岸剛剛開放的時機，開始大陸的採訪。畢竟，決定台灣命運的關鍵：除了內部的社會脈動，最重要的還是外部的力量：大陸與美國。台灣有許多留美學生，資訊量大，了解較多；但大陸是一個全然陌生的領域。這是新一輪的課題。


從一九八八年冬天開始，我多次進入大陸採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當天早晨，我和同事徐宗懋發完報社的號外稿件，一起在廣場採訪到清晨，學生和工人離開後，部隊開始清場，徐宗懋後來被子彈射傷，送去了醫院，生命非常危險。初步搶救後，余先生仍著急萬分，立即派香港特派記者到北京，緊急將宗懋送回台北治療。我是到了六月二十一日，整個北京大勢底定，進入沉寂狀態之後，才離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