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報文化的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早已停刊。
一個世代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其間一系列局部戰爭和革命從未間斷過，其後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條約，勝利者也未得到休養生息，卻以預料剩下的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告終。這一等待的時刻就像喪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後的平靜。我們不再期望最終能恢復那種舊世界秩序及其一切舊傳統，也不再期望五大洲的人們重新統一團結；他們被扔進由戰爭和革命的暴力產生的混亂之中，而這一切的日益衰微仍被忽略了。我們看到同一種現象在極不相同的條件下和全然相異的環境裡發展——精神上的無家可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飄流無根的心緒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未來感到無法預料，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依賴各種政治力量，我們無法相信它們會遵從常識和自我利益的法則——如果根據本世紀以前的標準來判斷，這些是瘋狂的政治力量生命。人類似乎分裂成兩種類型，一種人相信人無所不能（他們認為，只要懂得如何組織群眾，那麼一切都將是可能的），而另一種人則認為，他們生命中的主要經驗是無力感。
在歷史眼光和政治思考的層次上，流行著一種含糊不清的共識，即一切文明的本質結構已經到了崩潰的臨界點。儘管文明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保持得更好，但是它在任何地方都無法引導本世紀的可能前途，或對其中可怕的事件作出適當反應。絕望的希望和絕望的恐懼往往比起平穩的判斷和審慎的洞悉，更接近上述事件的中心。比起那些魯莽地一頭鑽進樂觀主義的人來，那些全然相信世界將不可避免地毀滅的人會更善於忘卻我們時代的各種中心事件。
本書的寫作背景就是針對這兩種魯莽的樂觀和輕率的絕望態度。我認為，進步（Progress）和毀滅（Doom）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它們都是迷信的見解，而不是信念的結果。我相信應該有可能發現一種隱形機制——我們的政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傳統因素根據這種機制都溶入一種積澱，使一切都顯得失去具體價值，而人類卻無法靠理能力來辨認它，也不能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屈從於唯一的解體過程，這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因為它不僅假設了「歷史必然性」的虛假輝煌，而且也使除它以外的一切都開始顯得無生命、無血色、無意義，而且不真實。
有一種信念認為，地球上發生的一切事物必定都是人可以理解的，這會導致以平庸的觀點來解釋歷史。理解（comprehension）並不意味著否定暴亂，援引先例來演繹史無前例的事實，或者用類比和概括來解釋現象，以致令人不再感到現實的衝擊和經歷的震動。相反，理解意味著有意識地檢視和承負起本世紀壓給我們的重擔——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壓下卑躬屈膝。簡言之，理解意味著無論面對何種現實，總要坦然地、專心地面對它、抵抗它。
在此意義上，就必然可能面對和理解一種暴亂的事實，即猶太人問題。它是一種很小的（而且在世界政治中很不重要的）現象，但是反猶主義卻成為先是納粹運動，接著是世界大戰，最後建立死亡集中營的觸發原因。還有，原因與結果之間如此奇特地不相稱，引發了帝國主義時代，其經濟困境在幾十年時間裡導致了全世界政治狀況的深刻轉變。還有，極權主義運動玩世不恭地發誓遵奉「現實主義」，而它們卻明顯地蔑視現實的本質，這兩者之間構成了奇怪的矛盾。還有，現代人實際的權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足以使他向自身存在其中的宇宙挑戰，但是現代人無能居住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世界，並理解其意義，權力與無能之間的不相稱令人沮喪。
極權主義企圖征服和統治全世界，這是一條在一切絕境中最具毀滅性的道路。它的勝利就是人類的毀滅；無論在哪裡實行統治，它都開始摧毀人的本質。然而若想躲避本世紀的各種毀滅性的力量，又幾乎是徒勞無功。
問題是，我們的時代是好壞交織的奇怪時代，即使沒有帝國主義的「為擴張而擴張」，世界也永遠不可能變成一個；即使沒有資產階級「為權力而奪權」的政治手段，也永遠不可能發現人類力量的界限；即使沒有極權主義運動對世界的虛構，在其中無比明確地驅除我們時代種種重大疑惑，我們也可能在毫未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時就已被趕到了世界末日。
假如在極權主義的最後階段真的出現了絕對的惡（說它絕對，是因為從人類可理解的動機來看無法再惡化了），那麼如果沒有它，我們就不可能懂得「惡」的真正的、徹底的本質是什麼，這也是真的。
反猶主義（不僅僅是仇視猶太人），帝國主義（不僅僅是征服），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專政）——一個接著一個、一個比一個更野蠻，這說明人類尊嚴需要一種新的保障。這種保障只有在一種新的政治原則，在一種新的世界法律中才能找到。這一次，它的有效性應該包括整個人類，而它的權力應該受到嚴格限制，在新界定的地域統一體中扎根，並且受到控制。
我們不再能接受過去好的部分，簡單地稱之為我們的傳統遺產，只拋棄過去壞的部分，簡單地認為它是一種已死的重負，會被時間埋葬在遺忘中。西方歷史的潛流終於浮上了水面，取代傳統的尊嚴。這就是我們所生活的現實。這也就是為什麼想逃避嚴酷的現在、懷舊地躲進對仍然原封不動的過去，或者在遺忘中預先奔進一個更好的未來的一切努力終將徒勞。
漢娜．鄂蘭 1950年夏
▼ 導讀
．蔡英文（東海大學歷史系及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l906-1975）於1949年寫成，於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初版的名稱為《我們當前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在1958年的修訂版，鄂蘭增加了一篇類似結論的文章，題名為「意識形態與恐怖統治」，分析極權主義政制跟過去的專制政體本質上的差異，書名也改成現在的名稱。
《極權主義的起源》是鄂蘭生前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一如其他所有的論著，如《伊赫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論革命》（On Revolution）與《人間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這本著作所建立的極權主義理論，及其歷史根源的解釋與敘述，激發學院的歷史與政治學學者的嚴厲評論。儘管如此，鄂蘭的論述構成理解西方現代之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現象的一重要的解釋觀點。
鄂爾的這本論著結合了歷史的解釋、敘述與概念之形構（即：建立極權主義之理論）。在了解《極權主義的起源》，我們必須以這兩個層面為方向。
依鄂蘭的解釋，極權主義是史無前例的新的統治形態，過去任何專制獨裁制，無論如何殘暴，都沒有如極權主義一般，把人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而以「集中營」或「勞改營」為場所，進行集體的改造與屠殺；過去的專制政權僅止於迫害反對此政體的「政治敵人」，但極權主義毫無留情地殲滅服從它的「順民」；過去沒有一個政體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條，如「你不應殺人」與「你不能做偽證」，而把殺人與說謊轉變成公民應該服從的法律命令；過去沒有一個政權的領導者如此狂妄地認為人的力量無比偉大，而得以從事人性的改造，跟這相對，過去也沒有一政權的領導者那麼謙卑自稱是執行「歷史或種族必然法則」的工具。
這樣嶄新的政權，鄂蘭進一步解釋，乃是建立在一套「意識形態」（ideology）的統治支配，這套「意識形態」，在極權主義者的運用下，表示一套講求前提與推論必須首尾一貫的演繹邏輯，這套邏輯以不講自明的「種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為前提，而對人類整體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做全盤的解釋，同時認定人類整體的歷史意義在於一終極目的，意即「無階級社會」或「純粹人種」，的實現。極權主義者運用這一套「意識形態」塑造或者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實」或「現實」，在講求首尾一貫之一致性之邏輯推論，此「意識形態」拒絕實質之經驗與事實的否證，其結果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閉的「虛構世界」；同時，為了確實實現這套「意識形態」所揭示的歷史之究竟意義或目標，極權主義者自認是這一人類偉大的目標的執行者，但他們也知道這個目標並非一蹴可即，而是為「百年大計」，執行此目標的任何階段也都不會是絕對完美的，因此，「意識形態」的法則，不論是歷史的或者是種族的法則，必然是動態的，在此動態的運動法則的支配下，極權主義者名正言順地摧毀一切阻撓此運動的既成制度與憲政的結構，掃除人間世界的任何法律與道德倫理的界線；偏執於絕對之歷史目的之達成，極權主義者不斷在他們發動的所謂運動的歷史過程，尋找與肅清偏離或顛覆此運動法則與過程的「危險分子」。據此，在鄂蘭的解釋，極權主義的本質乃是抹平人間世界的所有界線，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壓縮成單調如一的集體同一性，俾能釋放非人性的自然或歷史之勢力。
這套「意識形態」顯現在極權主義者身上的性格，一力而是表現「凡事皆可為」的虛無作風，一種認為人的力量無比偉大的狂妄；另一方面則是自認為執行歷史或自然之動態法則的工具，一切作為因此不是自發性的，或是自律性的，而是法則支配下的傀儡，這造成極權主義者全然喪失「政治責任」的理念與承擔。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1958年版的《意識形態與恐怖統治》一文，鄂蘭從理論反省的層次，表述極權主義的本質，但整部著作的重點在於解釋極權主義如何可能在西方現代社會中形成：極權主義的以邏輯演繹與歷史目的論為宗旨的「意識形態」如何可能塑造社會之力量，得以蠱惑人的心思，願意放棄一己之私奉獻於它不斷造成的運動？作為一位猶太人，鄂蘭特別關注：基於甚麼歷史條件，猶太人成為納粹的「民族社會主義」決意整體剷除的對象？對於這些基本問題的解釋構成《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複雜、精微，且不時閃現高度之歷史想像的敘述整體。
就歷史敘述體的構成，鄂蘭在此書的第一部分，「反猶主義」，從西方現代「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歷史形成，解釋猶太人——這沒有建立一政治共同體而飄泊無根的民族——如何取得金融掮客的地位，成為歐洲金融界的顯赫人物；但是作為一無國籍民，猶太人無法培養政治意識與參與政冶事務的能力，造成猶太人政治冷感與被動反應政治現實的習性（這是鄂蘭解釋猶太人現代命運的基本論點，也是激起她同胞之嚴厲批判的觀點）。生活於非他們所屬的國度裡，猶太人不是成為政治社會的邊際人物，就是戮力躋身上層社會的暴發戶。在西方現代早期的發展，由於國際間金融借貸的需求，這無國籍的猶太人，因這性格，可以替各國政府穿梭引線，解決金融之問題，是為各國政府所需要的「有用之物」，同時，在講求人權與法治的現代民族國家裡，猶太人可以獲得社會政治地位的保護，但猶太人所置身的安全處境只是暫時性的。到了 19 世紀，西方的現代政冶社會產生了無可化解的危機，猶太人喪失了他先前享有的安全穩固的地位。
鄂蘭把猶太人的命運與西方現代性的發展及其危機相互關聯，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的第二部分，鄂蘭探討西方現代性的進展中，「潛伏的暗潮」如何導致人本主義與啟蒙之文明的崩潰，以及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造成納粹的「民族社會主義」的興起。她的論述不像學院之歷史家探討如「法國大革命之歷史起源」的方法，她不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特殊歷史處境，去尋求納粹之極權主義的根源，而是把它視之為可以表露西方現代性之陰暗底層的「巨大事件」，基於這樣的解釋立場，鄂蘭也把史達林的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由於它奠基於馬克思式的意識形態，解釋為西方自啟蒙以來的現代性之產物，依此，我們可以說：鄂蘭探討極權主義的歷史起源，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西方現代性之困境的反省與批判。
關於極權主義的起源，鄂蘭思考的問題是：到底是甚麼勢力蘊藏於西方現代文明之社會，而導致極權主義可以把人性轉變成動物族類的屬性？鄂蘭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體系的運作為起點，說明資本主義如何把人固定的、滿足其生存之必需的「私產」（property）轉化成不斷投資和再投資之無限流動的「資產」（wealth），這種轉化也是孕育「資本主義意識」的過程，為擴張資產之原故而進行無休止的資產之擴張，以及以征服全地球為目的，構成了此意識的本質。
資本主義的無限擴張一方面動搖了有一定疆域與憲政法治之一定結構的現代「民族國家」體制，使國家逐步喪失在它治理的疆域裡保障公民權與超越人種族群之上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執行資本主義擴張的所謂「帝國主義」在亞非的殖民經驗中，孕育出「種族主義」，藉此合理化他們對殖民地的征服，同時，「種族主義」讓他們確立以人之生物屬性為本的政治共同體理念，而侵蝕了「民族國家」的政治公民權。除此之外，這些「帝國主義者」在執行資本主義的擴張原則時，所扮演的若不是以行政命令取代法治的官僚，就是隱匿身份的秘密特工，他們作為的取向即是破壞既定的法律或道德原則，這種帝國主義殖民經驗塑造出另一種態度與理念：否定或隱藏自己的認同身份，以及認為自己的使命是服務歷史與生物之必然性的潛藏的勢力，此種心態與理念（包括殖民地的「種族主義」）成為 20 世紀中葉極權主義運動的動力資源。
在解釋與論述從資本主義之擴張和帝國主義心態之形塑轉向極權主義運動與支配的歷程，引人興趣的說明主題是 20 世紀的群眾社會與極權主義之支配兩者的關聯，鄂蘭的論述表現了她對人之道德心理的洞識。依鄂蘭的分析，資本主義的「資產積累」的生產方式與不斷擴張的原則造就了西方現代社會一大群「孤單」、自覺「多餘無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離的「群眾」，拚命地追求物慾之滿足，充滿物慾之激情，罔顧公共事務，但是生活之支離與意義的喪失，使他們成為絕望之存有，他們既無法彼此結合成政治的團體，共同參與政治之事務，更甚者，他們隔絕了其他人，也隔絕了使他們生活有意義的共同世界，在這種「隔絕」（isolation）與「孤單」（loneliness），意即：喪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處境，他們不但喪失了現實感，也喪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斷經驗的能力，他們極易被任何勢力所鼓動。從群眾出來的激進分子（所謂的「暴民」）在 19 世紀中葉跟「帝國主義者」串聯，在無法治的「蠻荒世界」從事各種巨大的罪行，而被動的「群眾」則受各種運動的「意識形態」所蠱惑，帝國主義的「暴民」在亞非地區的罪行，以及「群眾」在歐洲大陸熱衷信服各種「意識形態」，這樣的經驗間接地造成孕育極權主義的溫床，最後，極權主義的封閉的邏輯推論系統與自稱能解答人類歷史之究竟意義的「意識形態」，終究能在這共同世界喪失與個人「單原子化」（atomization）的現代處境吸引「群眾」，他們服膺這套「意識形態」至少讓他們認為身屬某一聲勢浩大的「部落團體」，不論是自稱「人種之主宰」或者自稱「歷史必然性之領導」的「部落團體」，而能感受到生活的一點點尊嚴。
猶太人的命運隨著這樣的歷史的轉變逐步被推向深淵。護衛他們之政治社會地位的「民族國家」，其憲政法治結構受帝國主義擴張而動搖，以及它所保障之人權與法律之平等抵擋不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及隨之而起的民族或種族歧視之壓力，在這種處境下，猶太人具有的文化特殊性及他們在現代歷史中跟「民族國家」的緊密關係，遂變成種族之歧視與仇恨的顯著目標。
扼要地說明《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論述主題，提供讀者簡略的綱領，希望有助於讀者閱讀這部被視為西方現代經典名著。最後，讓我們思考的問題是：鄂蘭在這部著作中處理1890年代西方現代的困境與極權主義的本質與歷史根源，對我們能提示甚麼反省之資源？細讀這部論著，不難發現：鄂蘭透過歷史的解釋與敘述，說明西方現代之「民族國家」（它的契約論式的個人主義基礎、它對人權之保障與形式之平等的承諾……等被視之為西方現代性之成就）本身具有的脆弱性格，如上所說，「民族國家」的憲政法治結構經不起經濟的無限擴張，更甚者，它抵擋不了各種以血緣關係、語言文化、區域認同為基礎組合成的「族群」所揭示之「政治認同」的意識形態的攻擊，最後，代表啟蒙理念、法治倫理與寬容原則的西方現代性是否如我們想像的如此根基穩固？同時，西方現代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與科技所承諾的繁榮富庶，是否證明祇是夢想？如果說西方的現代性在某種程度上構成我們的傳統，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的深刻反省是值得我們去閱讀與理解的。
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初版序
它既不歸結於過去，也不歸結於未來。
它只是走過，一切都存於現在。
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
一個世代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其間一系列局部戰爭和革命從未間斷過，其後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條約，勝利者也未得到休養生息，卻以預料剩下的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告終。這一等待的時刻就像喪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後的平靜。我們不再期望最終能恢復那種舊世界秩序及其一切舊傳統，也不再期望五大洲的人們重新統一團結；他們被扔進由戰爭和革命的暴力產生的混亂之中，而這一切的日益衰微仍被忽略了。我們看到同一種現象在極不相同的條件下和全然相異的環境裡發展——精神上的無家可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飄流無根的心緒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未來感到無法預料，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依賴各種政治力量，我們無法相信它們會遵從常識和自我利益的法則——如果根據本世紀以前的標準來判斷，這些是瘋狂的政治力量生命。人類似乎分裂成兩種類型，一種人相信人無所不能（他們認為，只要懂得如何組織群眾，那麼一切都將是可能的），而另一種人則認為，他們生命中的主要經驗是無力感。
在歷史眼光和政治思考的層次上，流行著一種含糊不清的共識，即一切文明的本質結構已經到了崩潰的臨界點。儘管文明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保持得更好，但是它在任何地方都無法引導本世紀的可能前途，或對其中可怕的事件作出適當反應。絕望的希望和絕望的恐懼往往比起平穩的判斷和審慎的洞悉，更接近上述事件的中心。比起那些魯莽地一頭鑽進樂觀主義的人來，那些全然相信世界將不可避免地毀滅的人會更善於忘卻我們時代的各種中心事件。
本書的寫作背景就是針對這兩種魯莽的樂觀和輕率的絕望態度。我認為，進步（Progress）和毀滅（Doom）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它們都是迷信的見解，而不是信念的結果。我相信應該有可能發現一種隱形機制——我們的政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傳統因素根據這種機制都溶入一種積澱，使一切都顯得失去具體價值，而人類卻無法靠理能力來辨認它，也不能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屈從於唯一的解體過程，這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因為它不僅假設了「歷史必然性」的虛假輝煌，而且也使除它以外的一切都開始顯得無生命、無血色、無意義，而且不真實。
有一種信念認為，地球上發生的一切事物必定都是人可以理解的，這會導致以平庸的觀點來解釋歷史。理解（comprehension）並不意味著否定暴亂，援引先例來演繹史無前例的事實，或者用類比和概括來解釋現象，以致令人不再感到現實的衝擊和經歷的震動。相反，理解意味著有意識地檢視和承負起本世紀壓給我們的重擔——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壓下卑躬屈膝。簡言之，理解意味著無論面對何種現實，總要坦然地、專心地面對它、抵抗它。
在此意義上，就必然可能面對和理解一種暴亂的事實，即猶太人問題。它是一種很小的（而且在世界政治中很不重要的）現象，但是反猶主義卻成為先是納粹運動，接著是世界大戰，最後建立死亡集中營的觸發原因。還有，原因與結果之間如此奇特地不相稱，引發了帝國主義時代，其經濟困境在幾十年時間裡導致了全世界政治狀況的深刻轉變。還有，極權主義運動玩世不恭地發誓遵奉「現實主義」，而它們卻明顯地蔑視現實的本質，這兩者之間構成了奇怪的矛盾。還有，現代人實際的權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足以使他向自身存在其中的宇宙挑戰，但是現代人無能居住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世界，並理解其意義，權力與無能之間的不相稱令人沮喪。
極權主義企圖征服和統治全世界，這是一條在一切絕境中最具毀滅性的道路。它的勝利就是人類的毀滅；無論在哪裡實行統治，它都開始摧毀人的本質。然而若想躲避本世紀的各種毀滅性的力量，又幾乎是徒勞無功。
問題是，我們的時代是好壞交織的奇怪時代，即使沒有帝國主義的「為擴張而擴張」，世界也永遠不可能變成一個；即使沒有資產階級「為權力而奪權」的政治手段，也永遠不可能發現人類力量的界限；即使沒有極權主義運動對世界的虛構，在其中無比明確地驅除我們時代種種重大疑惑，我們也可能在毫未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時就已被趕到了世界末日。
假如在極權主義的最後階段真的出現了絕對的惡（說它絕對，是因為從人類可理解的動機來看無法再惡化了），那麼如果沒有它，我們就不可能懂得「惡」的真正的、徹底的本質是什麼，這也是真的。
反猶主義（不僅僅是仇視猶太人），帝國主義（不僅僅是征服），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專政）——一個接著一個、一個比一個更野蠻，這說明人類尊嚴需要一種新的保障。這種保障只有在一種新的政治原則，在一種新的世界法律中才能找到。這一次，它的有效性應該包括整個人類，而它的權力應該受到嚴格限制，在新界定的地域統一體中扎根，並且受到控制。
我們不再能接受過去好的部分，簡單地稱之為我們的傳統遺產，只拋棄過去壞的部分，簡單地認為它是一種已死的重負，會被時間埋葬在遺忘中。西方歷史的潛流終於浮上了水面，取代傳統的尊嚴。這就是我們所生活的現實。這也就是為什麼想逃避嚴酷的現在、懷舊地躲進對仍然原封不動的過去，或者在遺忘中預先奔進一個更好的未來的一切努力終將徒勞。
漢娜．鄂蘭 1950年夏
．蔡英文（東海大學歷史系及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l906-1975）於1949年寫成，於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初版的名稱為《我們當前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在1958年的修訂版，鄂蘭增加了一篇類似結論的文章，題名為「意識形態與恐怖統治」，分析極權主義政制跟過去的專制政體本質上的差異，書名也改成現在的名稱。
《極權主義的起源》是鄂蘭生前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一如其他所有的論著，如《伊赫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論革命》（On Revolution）與《人間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這本著作所建立的極權主義理論，及其歷史根源的解釋與敘述，激發學院的歷史與政治學學者的嚴厲評論。儘管如此，鄂蘭的論述構成理解西方現代之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現象的一重要的解釋觀點。
鄂爾的這本論著結合了歷史的解釋、敘述與概念之形構（即：建立極權主義之理論）。在了解《極權主義的起源》，我們必須以這兩個層面為方向。
依鄂蘭的解釋，極權主義是史無前例的新的統治形態，過去任何專制獨裁制，無論如何殘暴，都沒有如極權主義一般，把人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而以「集中營」或「勞改營」為場所，進行集體的改造與屠殺；過去的專制政權僅止於迫害反對此政體的「政治敵人」，但極權主義毫無留情地殲滅服從它的「順民」；過去沒有一個政體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條，如「你不應殺人」與「你不能做偽證」，而把殺人與說謊轉變成公民應該服從的法律命令；過去沒有一個政權的領導者如此狂妄地認為人的力量無比偉大，而得以從事人性的改造，跟這相對，過去也沒有一政權的領導者那麼謙卑自稱是執行「歷史或種族必然法則」的工具。
這樣嶄新的政權，鄂蘭進一步解釋，乃是建立在一套「意識形態」（ideology）的統治支配，這套「意識形態」，在極權主義者的運用下，表示一套講求前提與推論必須首尾一貫的演繹邏輯，這套邏輯以不講自明的「種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為前提，而對人類整體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做全盤的解釋，同時認定人類整體的歷史意義在於一終極目的，意即「無階級社會」或「純粹人種」，的實現。極權主義者運用這一套「意識形態」塑造或者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實」或「現實」，在講求首尾一貫之一致性之邏輯推論，此「意識形態」拒絕實質之經驗與事實的否證，其結果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閉的「虛構世界」；同時，為了確實實現這套「意識形態」所揭示的歷史之究竟意義或目標，極權主義者自認是這一人類偉大的目標的執行者，但他們也知道這個目標並非一蹴可即，而是為「百年大計」，執行此目標的任何階段也都不會是絕對完美的，因此，「意識形態」的法則，不論是歷史的或者是種族的法則，必然是動態的，在此動態的運動法則的支配下，極權主義者名正言順地摧毀一切阻撓此運動的既成制度與憲政的結構，掃除人間世界的任何法律與道德倫理的界線；偏執於絕對之歷史目的之達成，極權主義者不斷在他們發動的所謂運動的歷史過程，尋找與肅清偏離或顛覆此運動法則與過程的「危險分子」。據此，在鄂蘭的解釋，極權主義的本質乃是抹平人間世界的所有界線，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壓縮成單調如一的集體同一性，俾能釋放非人性的自然或歷史之勢力。
這套「意識形態」顯現在極權主義者身上的性格，一力而是表現「凡事皆可為」的虛無作風，一種認為人的力量無比偉大的狂妄；另一方面則是自認為執行歷史或自然之動態法則的工具，一切作為因此不是自發性的，或是自律性的，而是法則支配下的傀儡，這造成極權主義者全然喪失「政治責任」的理念與承擔。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1958年版的《意識形態與恐怖統治》一文，鄂蘭從理論反省的層次，表述極權主義的本質，但整部著作的重點在於解釋極權主義如何可能在西方現代社會中形成：極權主義的以邏輯演繹與歷史目的論為宗旨的「意識形態」如何可能塑造社會之力量，得以蠱惑人的心思，願意放棄一己之私奉獻於它不斷造成的運動？作為一位猶太人，鄂蘭特別關注：基於甚麼歷史條件，猶太人成為納粹的「民族社會主義」決意整體剷除的對象？對於這些基本問題的解釋構成《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複雜、精微，且不時閃現高度之歷史想像的敘述整體。
就歷史敘述體的構成，鄂蘭在此書的第一部分，「反猶主義」，從西方現代「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歷史形成，解釋猶太人——這沒有建立一政治共同體而飄泊無根的民族——如何取得金融掮客的地位，成為歐洲金融界的顯赫人物；但是作為一無國籍民，猶太人無法培養政治意識與參與政冶事務的能力，造成猶太人政治冷感與被動反應政治現實的習性（這是鄂蘭解釋猶太人現代命運的基本論點，也是激起她同胞之嚴厲批判的觀點）。生活於非他們所屬的國度裡，猶太人不是成為政治社會的邊際人物，就是戮力躋身上層社會的暴發戶。在西方現代早期的發展，由於國際間金融借貸的需求，這無國籍的猶太人，因這性格，可以替各國政府穿梭引線，解決金融之問題，是為各國政府所需要的「有用之物」，同時，在講求人權與法治的現代民族國家裡，猶太人可以獲得社會政治地位的保護，但猶太人所置身的安全處境只是暫時性的。到了 19 世紀，西方的現代政冶社會產生了無可化解的危機，猶太人喪失了他先前享有的安全穩固的地位。
鄂蘭把猶太人的命運與西方現代性的發展及其危機相互關聯，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的第二部分，鄂蘭探討西方現代性的進展中，「潛伏的暗潮」如何導致人本主義與啟蒙之文明的崩潰，以及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造成納粹的「民族社會主義」的興起。她的論述不像學院之歷史家探討如「法國大革命之歷史起源」的方法，她不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特殊歷史處境，去尋求納粹之極權主義的根源，而是把它視之為可以表露西方現代性之陰暗底層的「巨大事件」，基於這樣的解釋立場，鄂蘭也把史達林的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由於它奠基於馬克思式的意識形態，解釋為西方自啟蒙以來的現代性之產物，依此，我們可以說：鄂蘭探討極權主義的歷史起源，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西方現代性之困境的反省與批判。
關於極權主義的起源，鄂蘭思考的問題是：到底是甚麼勢力蘊藏於西方現代文明之社會，而導致極權主義可以把人性轉變成動物族類的屬性？鄂蘭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體系的運作為起點，說明資本主義如何把人固定的、滿足其生存之必需的「私產」（property）轉化成不斷投資和再投資之無限流動的「資產」（wealth），這種轉化也是孕育「資本主義意識」的過程，為擴張資產之原故而進行無休止的資產之擴張，以及以征服全地球為目的，構成了此意識的本質。
資本主義的無限擴張一方面動搖了有一定疆域與憲政法治之一定結構的現代「民族國家」體制，使國家逐步喪失在它治理的疆域裡保障公民權與超越人種族群之上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執行資本主義擴張的所謂「帝國主義」在亞非的殖民經驗中，孕育出「種族主義」，藉此合理化他們對殖民地的征服，同時，「種族主義」讓他們確立以人之生物屬性為本的政治共同體理念，而侵蝕了「民族國家」的政治公民權。除此之外，這些「帝國主義者」在執行資本主義的擴張原則時，所扮演的若不是以行政命令取代法治的官僚，就是隱匿身份的秘密特工，他們作為的取向即是破壞既定的法律或道德原則，這種帝國主義殖民經驗塑造出另一種態度與理念：否定或隱藏自己的認同身份，以及認為自己的使命是服務歷史與生物之必然性的潛藏的勢力，此種心態與理念（包括殖民地的「種族主義」）成為 20 世紀中葉極權主義運動的動力資源。
在解釋與論述從資本主義之擴張和帝國主義心態之形塑轉向極權主義運動與支配的歷程，引人興趣的說明主題是 20 世紀的群眾社會與極權主義之支配兩者的關聯，鄂蘭的論述表現了她對人之道德心理的洞識。依鄂蘭的分析，資本主義的「資產積累」的生產方式與不斷擴張的原則造就了西方現代社會一大群「孤單」、自覺「多餘無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離的「群眾」，拚命地追求物慾之滿足，充滿物慾之激情，罔顧公共事務，但是生活之支離與意義的喪失，使他們成為絕望之存有，他們既無法彼此結合成政治的團體，共同參與政治之事務，更甚者，他們隔絕了其他人，也隔絕了使他們生活有意義的共同世界，在這種「隔絕」（isolation）與「孤單」（loneliness），意即：喪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處境，他們不但喪失了現實感，也喪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斷經驗的能力，他們極易被任何勢力所鼓動。從群眾出來的激進分子（所謂的「暴民」）在 19 世紀中葉跟「帝國主義者」串聯，在無法治的「蠻荒世界」從事各種巨大的罪行，而被動的「群眾」則受各種運動的「意識形態」所蠱惑，帝國主義的「暴民」在亞非地區的罪行，以及「群眾」在歐洲大陸熱衷信服各種「意識形態」，這樣的經驗間接地造成孕育極權主義的溫床，最後，極權主義的封閉的邏輯推論系統與自稱能解答人類歷史之究竟意義的「意識形態」，終究能在這共同世界喪失與個人「單原子化」（atomization）的現代處境吸引「群眾」，他們服膺這套「意識形態」至少讓他們認為身屬某一聲勢浩大的「部落團體」，不論是自稱「人種之主宰」或者自稱「歷史必然性之領導」的「部落團體」，而能感受到生活的一點點尊嚴。
猶太人的命運隨著這樣的歷史的轉變逐步被推向深淵。護衛他們之政治社會地位的「民族國家」，其憲政法治結構受帝國主義擴張而動搖，以及它所保障之人權與法律之平等抵擋不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及隨之而起的民族或種族歧視之壓力，在這種處境下，猶太人具有的文化特殊性及他們在現代歷史中跟「民族國家」的緊密關係，遂變成種族之歧視與仇恨的顯著目標。
扼要地說明《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論述主題，提供讀者簡略的綱領，希望有助於讀者閱讀這部被視為西方現代經典名著。最後，讓我們思考的問題是：鄂蘭在這部著作中處理1890年代西方現代的困境與極權主義的本質與歷史根源，對我們能提示甚麼反省之資源？細讀這部論著，不難發現：鄂蘭透過歷史的解釋與敘述，說明西方現代之「民族國家」（它的契約論式的個人主義基礎、它對人權之保障與形式之平等的承諾……等被視之為西方現代性之成就）本身具有的脆弱性格，如上所說，「民族國家」的憲政法治結構經不起經濟的無限擴張，更甚者，它抵擋不了各種以血緣關係、語言文化、區域認同為基礎組合成的「族群」所揭示之「政治認同」的意識形態的攻擊，最後，代表啟蒙理念、法治倫理與寬容原則的西方現代性是否如我們想像的如此根基穩固？同時，西方現代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與科技所承諾的繁榮富庶，是否證明祇是夢想？如果說西方的現代性在某種程度上構成我們的傳統，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的深刻反省是值得我們去閱讀與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