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達談：沙畹與法國現代漢學

沙畹（本名愛德華·埃瑪紐埃爾·沙瓦訥，法語：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中文名「沙畹」；1865年10月5日－1918年1月20日），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漢學大師之一，有「歐洲漢學泰斗」之譽。

沙畹是世界上最早開始整理研究敦煌與新疆文物的學者之一，是法國敦煌學研究的先驅。此後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與馬伯樂都出自其門下。沙畹還將中國最著名的史學著作《史記》以及《後漢書》有關西域的部分翻譯成了法文。

他的最後一部著作，研究了古代中國對於泰山的崇拜。這部著作結合了考據學以及田野調查，開啟了歐洲現代漢學的先河。

エドゥアール・シャヴァンヌ（Édouard Chavannes、1865年10月5日 - 1918年1月20日）は、フランスの歴史学者・東洋学者。リヨン生まれ。姓はシャバンヌとも表記される。

フランスにおける中国学・東洋学・東洋史学の草分け的存在とされる。

1893年よりコレージュ・ド・フランスの教授となる。

1885年から1905年にかけて『史記』の翻訳注釈を行った（“Les 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日本では解説論文が新潮選書で、岩村忍訳『司馬遷と史記』として出版されている（現在は絶版）。

1913年には、1907年にオーレル・スタインによって発見された木簡の「敦煌漢簡」700片余の解読を完了し、“Les documents chinois :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としてオックスフォード大学出版部より出版した。

1910年にフランスのアジア学会副会長、1916年にイギリスのアジア協会の名誉会員となった。

主な論文に“le t'ai chan : 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があり、日本では菊地章太訳『泰山：中国人の信仰』（アシアーナ叢書 001）として勉誠出版から出版されている。

編纂としては“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 aux”があり、『西突厥史料』として馮承鈞によって訳され（1934年）、2004年の中華書局版など、中国本土と台湾で数種の版が出版されている。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漢學一再展現驕人的成就，愛德華·沙畹（Emmanuel-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在承上啟下、融會中西的舊學新知方面涉及的領域最廣泛、最富首創性，可以說是在實踐中帶頭的核心人物。台灣中研院院士、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張廣達先生近年來持續關注那一時期漢學研究在中、日、俄、法、美等不同國家的轉型特色，其中對法國方面就以沙畹為例進行了深入剖析。在張先生看來，沙畹的最大貢獻可以歸結於一點：他以親自的踐行為當代漢學確立了專業規範，與當代同儕相比，他更卓有成效地將漢學這一專業訓練引上了現代學術研究的軌道。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漢學一再展現驕人的成就，巴黎因而成為舉世矚目的漢學中心。法國漢學在這一時期的領先優勢，即便在歐洲，也得到當時英、德、荷、俄、匈、瑞典等國諸多有成就學者的首肯。鑑於這一形勢，陳垣等中國學者多次表示，應當將漢學中心由巴黎奪回到中國來；1928年1月，傅斯年向蔡元培陳述建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必要，揆其初衷，也未嘗不是出於同樣的心態。

　　法國的漢學之所以能在這一時期脫穎而出，在於當時的法國漢學家一代比一代具有更加明確的指導思想和問題意識：若要使漢學研究富有成果，就不僅需要致力於探討中國和東亞的傳統舊學，也需要善於參照西方的古典舊學，借鑒近代西方日新月異的新知，促使漢學更加邃密深沉；與此同時，也不能忽視西方近代科研模式的不斷更新或轉型，推陳出新。換言之，法國漢學之領先，在於既不忘記歐洲十八世紀以來研究中國學問的成就而加以繼承，又在處理具體課題的方式方法上致力於在知識論和方法論層次上做出調整與更新，使之符合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現代學術發展的水準及其範式的要求。在這一治學程序的轉變過程中，無疑，愛德華·沙畹在承上啟下、融會中西的舊學新知方面涉及的領域最廣泛、最富首創性，可以說是在實踐中帶頭的核心人物。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沙畹跨出校門不久，以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學子的身份踐臨中國。來到北京，一切都讓他感到奇妙，實地的觀察使他具備了不同於前人的研究中國的視野；從此，他常在中國讀書人幫助下閱讀艱難的漢文文本，同時，認真參照西方歷史學、社會學、 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進展，縝密思考如何強化漢學課題的研究。他相繼著手的不同課題促進他不停頓地擴展漢學研究的史料範圍，有時候，勢須協同諸多學侶或弟子一道發揮聰明才智，利用多種語系的語言文字，參照、借鑒希臘拉丁古典學、印度學、伊朗學、阿爾泰學和歐洲近代東方學成就來考釋史料、解讀文獻，或借助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作為參照系，在漢學領域開創性地建構不同於此前史學的史考、史纂和史釋。由於沙畹譯註司馬遷的《史記》的首創性作用，法國漢學日益形成完備的體系，研究中國的學問被逐步建構為匯總歷史、考古、碑銘、傳統語言文字學（philology）、文學、哲學、宗教、民族、民俗、藝術的綜合學科。在沙畹門下，傑出的登堂入室弟子除了本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1945）、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三傑之外，俄國的阿理克（Vassili Alexeiev，1881-1951）、瑞士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人也置身沙畹門牆，日後並成西方漢學界翹楚。在西方漢學這一學風轉變過程中，不妨也將瑞典的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美國的勞費爾（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列為沙畹的私淑。一百二十餘年來，沙畹和他的學侶與門生一直影響著國內外的同行學者。對中國來說，他們在二十世紀初直接、間接促進了中國傳統文獻學和史學的轉型。

　　台灣中研院院士、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張廣達先生近年來持續關註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葉漢學研究在中、日、俄、法、美等不同國家的轉型特色，其中對法國方面就以沙畹為例進行了深入剖析。在張先生看來，沙畹的最大貢獻可以歸結於一點：他以親自的踐行為當代漢學確立了專業規範（professional standards），與當代同儕相比，他更卓有成效地將漢學這一專業訓練（professional training/discipline）引上了現代學術研究的軌道。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漢學不再僅僅是西方傳教士、外交家等業餘者的嗜好了。

　　1814年法蘭西學院創設“漢語和韃靼-滿語語言與文學”講座，是法國現代漢學建立的標誌性事件，迄今已逾兩百週年；剛剛到來的2015年，又恰逢沙畹誕辰一百五十週年。《上海書評》因而邀請張廣達先生就沙畹及其所代表的法國現代漢學形成之初的諸多特徵做些介紹。

　　中國學界目前對沙畹的了解並不充分，尤其是他進入中國研究領域之前的經歷，很少有人談及，所以請您首先大概談談沙畹的出身和家庭情況。

　　張廣達：一個人青少年時期的經歷確實對他日後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沙畹1865年出生於法國里昂一個深富文化教養的基督教新教家庭，這個家族源出於法國東部Haute Savoie地區的Charmoisy村，該村位於橫亙法國和瑞士兩國之間的萊蒙湖（Le Lac Lemon ）以南約十公里，自該村東行八公里是Thonon，更東行是vian，兩地都是阿爾卑斯山區的旅遊勝地，該地礦泉水享譽世界。Charmoisy村西南行約二十公里是瑞士日內瓦，隔萊蒙湖北望是瑞士洛桑。1536年日內瓦市民起事，驅逐了統治當地數世紀之久的天主教主教，邀請法國宗教改革家卡爾文（Jean Calvin，1509-1564）前來主持政教合一的新政府，從此，日內瓦成為新教卡爾文宗的基地。同年，卡爾文派的教義從瑞士傳入法國境內沙畹氏祖先居住的Savoie。沙畹家族自十六世紀以來即信奉新教卡爾文宗。大約是1602年，沙畹氏祖先Bernard Chavannes為逃避對卡爾文宗的宗教迫害而從Haute Savoie遷出，泛萊蒙湖移居瑞士洛桑，並於1618年入籍瑞士。1865年沙畹在法國里昂出生後不久母親便棄世，幼兒沙畹便被送回瑞士洛桑，在祖母身旁長大，原因無他，沙畹家族的故居本在萊蒙湖的一南一北。這些細節似乎並不起眼，其實非常有助於我們了解沙畹出身的家族背景。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走出中世紀的西歐，經過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和十七世紀宗教戰爭，提供了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若干範例。在各個現代民族國家形塑各自國民的集體性格上，十六世紀以來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反复較量以及長期的宗教戰爭起了至關重大的作用。瑞士人集體性格中的刻苦勤奮、行事嚴格認真，例如體現在工藝製造上的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實與新教卡爾文宗有至為深厚的歷史淵源。有關新教與邁入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精神面貌之間的關係，韋伯（Max Weber，1864-1920）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已有詳述。沙畹的家族，十六世紀末葉以來，先是生活在新教卡爾文宗中心地區日內瓦湖周圍，十八世紀後又生活在日內瓦共和國，可以說，新教倫理塑造了沙畹家族的門風。我們中國人在與西方人交往中，往往不大注意理解宗教在他們生活中的作用，但要真正理解西方世界，應當認真對待其宗教背景和影響。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沙畹在他日後的研究中註重引入和運用某些科學認知的範式，這應當與祖父是植物學家、父親是工程師的家庭熏陶不無關係。沙畹一生敬業勤奮，以不知何謂疲倦知名，著述等身，其中很多撰著往往一再修訂，務求盡善盡美。如果說這些都反映著家教的影響，那麼，這種家教又當從他生前兩百年餘年的新教家族背景追溯其形成的源頭活水。

　　孩提時代的沙畹在瑞士隨祖母生活，後來回到了法國接受學校教育，您能說說沙畹早期的教育經歷嗎？

　　張廣達：沙畹的母親產後不久過世，沙畹被送到瑞士萊蒙湖北岸的洛桑，與祖母一道生活，後來回到法國里昂與父親同住，完成了中學教育。

　　沙畹從洛桑回到里昂的前後，法國的教育制度已然經歷過改革，先前的改革是為了適應法國工業革命的要求。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法國最終戰敗。戰後新成立的法國第三共和國政府檢討戰敗的原因，也進行過有關教育的辯論，戰後的教育改革便更多著眼於使教育適應戰後形勢，培養客觀現實所需要的民族國家精英和主管人才。

　　法國有多種形式的高等學府，在法國人心目中被見重的高等學府並不是一般大學（l'université），而是一些以大學院（Granｄ cole）見稱的學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設在巴黎五區玉勒姆街（rue d'Ulm）的高等師範學院（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簡稱“高師”。高師遵循著創立者拿破崙一世規定的教育方針，以拉丁文、修辭學、數學為主要教授內容，以栽培學生達到美、善、真的境界。數學培養人求真，修辭學實際上是學習哲學。高師的在校學生被叫作“高師生”（Normalien），身為“高師生”，享有很高的社會榮譽。高師為二十世紀的法國源源不斷地培育著世界知名的思想家，大學者。法國的諾貝爾獎得主不少是“高師生”。

　　高師生主要來自兩所中學，其中之一就是沙畹從里昂轉到巴黎後就讀的路易大帝（Louis le Grand）中學。沙畹在中學時期已然受到了良好的全面基礎教育，打下了堅實的希臘、拉丁古典學識的根底，這使他順利地進入了巴黎高師。1885年，二十歲的沙畹進入高師後，主修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哲學，課題是康德哲學著作之一《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原理》。

　　我們注意到，您曾經在《王國維的西學與國學》一文中特別提到早年王國維多次研讀康德的經歷，在談及沙畹的學術歷程時，也強調他在高師階段對康德哲學的深入鑽研，能具體說說個中詳情嗎？

　　張廣達：這一情況非常值得我們今天注意。沙畹選擇這一課題並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紀末葉，繼黑格爾的觀念哲學盛行之後，德國興起了“回歸康德”（Zurück zu Kant）的思潮。關於十九世紀末的德國哲學界，日本研究康德的老一輩哲學家桑木嚴翼（1874-1946）曾有實地觀察。桑木曾留學英、美、法、德諸國，其間居留德國時間最長。他注意到，十九世紀法國思想界的大趨勢是傾向於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實證主義，到十九世紀末葉德國形成新康德學派之後，法國學界也跟著開始認真研究康德哲學了。沙畹如此，這也讓我們聯想及於王國維。1898年王國維在上海就學於東文學社，看到東文學社日本教師田岡佐代治（田岡嶺雲，1870-1912）文集中引用康德，他在這一啟示下而開始後來四度鑽研康德。這一連串的現像看來似乎偶然，但是如果深究當日歐洲思潮對東方的影響，這其實是歐風東漸的餘波蕩漾。

　　沙畹的畢業論文是與高師的同學安德勒（Charles Andler, 1866-1933）合作完成的，由康德《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原理》的法語譯文和長篇導言/ 緒論構成。我們看到，導言分為六節：（一）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學、（二）物質自然的形而上學、（三）形而上學向物理學（形而下學）的過渡、（四）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導致的自然哲學的變化、（五）康德與牛頓的關係、（六）結論。可以說，這篇導言系統地論述了康德有關運動學、動力學、靜態力學的形而上學原理。

　　鑽研康德哲學，看上去與漢學研究相去甚遠，實則不然。我認為，沙畹後來在漢學研究中展現出來的驚人才華與早年打下了良好的思維訓練的底子大有關係。王國維亦然。

　　那麼沙畹是如何由哲學轉向（或者躍入）漢學的呢？

　　張廣達：這就不得不說到沙畹早期學術生命當中的幾位“領路人”。第一位是高師院長佩柔（Georges Perrot，1832-1914）。在高師求學的過程中，沙畹深得佩柔的賞識。佩柔是法國著名的古代藝術史專家，特別是希臘古典藝術專家。他注意到了沙畹的教養和潛力，因此非常熱心地培養他，並勉勵他將治學方向定位於研究中國。沙畹正是在佩柔的鼓勵下，漸次確定了此後研究中國的大方向。因此，在高師讀書期間，沙畹不僅到巴黎東方語言學院隨冉默德（Maurice Jametel，1856-1889）學習漢語，還到法蘭西學院聽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ys, 1823-1892）講授有關中國的課程。在這裡，需要提醒大家的一點是，當時巴黎東方語言學院所開設的漢語和相搭配的課程，旨在培養譯員和外交官，可不是培養學者。

　　導致沙畹轉換專業過程中的另一位關鍵人物，是1880年執鞭高師歷史教席的當時法國史學界的領軍人物莫諾（Gabriel Monod，1844-1912）。此前十年，1870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戰敗，但法國很多年輕士子照樣前往德國修讀歷史學的博士學位，莫諾即是其中之一。原因在於，歷史學在十九世紀的普魯士和德國處於極盛時代。在當時的普魯士和德國，史學界不僅有聲名赫赫的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等巨擘，也湧現了大批兼顧專精與博覽的史家，所以人們常常因為德國歷史學興旺發達的成就而將十九世紀稱為歷​​史學的世紀。當時德國歷史學家蒐集、處理史料和研究史學的方式方法日益定型，他們發凡起例，撰寫體大思精的論文或專著的章法日益圓熟。莫諾早年留學德國，深得其師魏茨（Georg Waitz, 1813-1886）的真傳，而魏茨是歐陸普魯士史學派宗師蘭克的首席弟子，魏茨在批判地處理文獻和嚴格精審地考據史實方面，甚至還要青出於藍，高出他的老師。通過莫諾，蘭克史學的學風延伸到了法國。終其一生，莫諾在法國展現著十九世紀普魯士和德國的史學傳統特色。1876​​年莫諾創辦《史學評論》（Revue historique），並長年主持該刊，莫諾通過該刊，建立了法國史學界的“方法學派”（l'école méthodique），直到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這一學派一直居於左右法國史壇的導向地位。

　　莫諾從史學方面指導沙畹，同時將他引薦給了考狄（本人自稱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考狄是當時法國研究中國和蒐集西文的中國文獻的專家，綽號“活卡片”。考狄出生於美國新奧爾良，1869-1876年間生活在上海，供職於一家商行。可惜，長年在遠東的居留並沒有使考狄掌握漢文。他回國後受聘為東方現代語學院的遠東各國歷史、地理、法制體系教授。1890年與荷蘭萊頓大學中國學教授施古達（Gustave Schlegel, 1840-1903）共同創辦並合編《通報》（T'oung Pao）。考狄編纂西洋研究中國的《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達到了鉅細無遺的程度，他由此掌握了西方漢學業績的全貌，對當時西方的漢學研究現狀和動態了然於心。這份書目後來也受到中國同行的重視，圖書館學家袁同禮（1895-1965）就曾為此書編纂續編。顯然，就熟悉歐洲漢學界的既往成果、時下動態和未來發展趨向而言，考狄比莫諾更為內行，可以給予沙畹更具體的指導和更切合實際的建議。沙畹由於是學哲學出身，本想從翻譯中國經學著作入手。考狄鑑於英國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翻譯中國經典方面的建樹，建議沙畹留意西方學者還沒有認真觸碰過的中國史學文獻。這一及時的點撥對於沙畹擇定日後的研究方向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沙畹拍攝的雲岡石窟細部照片

　　沙畹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出任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這與他從事的《史記》譯註工作存在怎樣的關係？他回國後主要開展了哪些研究工作呢？

　　張廣達：1893年，二十八歲的沙畹奉招回國，繼承德理文的教席，就任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與他學術上的創新當然有很大關係。但是也要注意，候選人有八位之多，他的當選並非毫無困難，而且遴選過程中，沙畹本人並不在法國，多靠印度學家富歇（Alfred A. Foucher，1865-1952）為他大力奔走。這也從另一方面透露給我們一點信息：沙畹當時周圍的許多學者，在各自專業領域皆是高手，學侶間通過協作而揚長補短，互相激發，彼此提攜，於是能夠跨越隔行如隔山的學科障礙而取得突出成績。沙畹這次回國後，就在自己的摯友、印度學家列維（Sylvain Lévi, 1863-1935）的鼓舞下，開始了漢文佛教文獻的研究，兩人的合作密切無間，取得多項成果，皆堪稱典範。

　　也就在沙畹任教法蘭西學院期間， 英籍匈牙利裔考古學家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開始多次組隊進入新疆、甘肅地區，進行大規模的地理測量、考古與文物調查活動。1900-1901年第一次考察中國丹丹烏里克、尼雅等地，獲得漢晉簡牘和唐代文書。斯坦因完成考古調查任務之後著手撰寫考察報告時，都分別邀請各領域最權威的專家協助他考釋各種文字的文書。斯坦因把1901年第一次探險所得漢文木簡與文書實物送到沙畹面前，請求沙畹協助考釋。沙畹考釋的成果刊在斯坦因《古代和闐》（Ancient Khotan）一書中。

　　斯坦因看中沙畹，拜託他來考釋流沙墜簡，而且非他莫屬，這毫不偶然。在當時的歐洲，沙畹是擔此重任的不二人選。斯坦因後來又交給沙畹他第二次中亞考察所獲的大約兩千枚左右敦煌木簡，附帶也把他的助手蔣孝琬所做的初步錄文給了沙畹。沙畹使用放大鏡一一檢閱了這批木簡，淘汰了其中沒有用處的大部分。當沙畹著手分類處理有字木簡的時候，他發現蔣師爺的錄文很草率，於是沙畹只好勉為其難，重新一一審視木簡。為了識別疑難字，沙畹一遍遍地檢查木簡，從中找出有類似疑難字的木簡，以資比對。但他依然非常清醒自己沒有百分之百的能力徹底清理這批材料，於是他1912年便將自己的手校樣書寄給了專業能力更強的羅振玉、王國維。羅、王二人仔細研究沙畹書後，決定按簡文內容和文書性質分類，重排簡牘的順序，改編沙書的內容，形成1914年在京都出版的名著《流沙墜簡》，也算一段學術因緣。當然沙畹自己的整理也有出版，即1913年牛津出版的《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發現的漢文文書》（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一書。

　　研究中古史的學者都非常熟悉沙畹那本著名的《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這本書似乎也著手於這段時間？有著怎樣的寫作背景呢？

　　張廣達：是的。1897年，沙畹寫了《景教和哈喇和林遺址碑銘》（Le nestorianisme et l'inscription de Kara-Balgassoun），該碑發現於蒙古鄂爾渾（Orkhon）流域。沙畹指出碑文所言慕阇弟子可能是摩尼教徒或者景教徒，並從佛典中找到了佐證。正是這個見解啟發了德韋理亞（Gabriel Devéria），進而論證《九姓回鶻可汗碑》所記載的不是穆斯林而是摩尼教傳入回鶻的歷史，進一步補充了沙畹的研究。

　　當時，俄國探察者在和林發現九姓回鶻可汗碑的同時，也發現了突厥時期的《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俄國皇家科學院需要掌握更多的歷史背景，以考釋這些突厥、回鶻碑銘。這時俄國皇家科學院就找到了中國的沈曾植、法國的沙畹。沙畹不負所望，交出來的，就是這本《西突厥史料》，1903年由俄國科學院刊行。沙畹編纂這本書，由於兼備希臘拉丁古典訓練和漢學訓練，視野遼闊，取材完備；他還基於審音勘同的原則，比定地名、人名，考證典章、制度；特別是末章論述東亞、北亞和西亞拜占庭帝國的交涉往來，高瞻遠矚，歷來為世人所嘆服。

　　沙畹回國工作一段時間後，又一次到過中國，他二進中國和當時的具體學術研究課題有什麼聯繫嗎？

　　張廣達：有的。說到這裡，我們就能看出沙畹不僅學術課題一環扣一環，他再次來華考察也是為明確目標而來。由於此前和列維合作處理佛教文獻，他此次除了注意蒐集碑銘石刻、民俗資料之外，也關注與佛教有關的遺跡。1907年，沙畹經西伯利亞前往中國東北，他先到遼寧考察了清帝先陵，然後去鴨綠江畔看了高句麗《好大王碑》。後從北京動身，自天津沿運河南下，行經泰安、曲阜、開封、洛陽，再西行至西安、乾州，來到沙畹一生與之保持心神感應（empathy）的司馬遷故鄉韓城，而後取道龍門，北上太原、五台山、大同雲岡等地，考察了冀、魯、豫、陝、晉五省。

　　沙畹在此次行程中收購大批圖書，拍攝大批照片，獲得刻石拓片數以千計，甚至在開封一家書舖，一口氣買下全部方志。他也沿路拜訪和結識了許多文人、官吏以及西方傳教士，比如太原的英國傳教士、漢學家蘇慧廉（William Ed. Southill，1861-1935）。沙畹回國後，法國駐北京使節特別為沙畹此行而向清政府表示謝忱，並具體地向許多地方官員指名道謝。

　　值得一提的是，沙畹這次考察來到北京時，在北京城牆根，巧遇在巴黎從他受業的俄國學生阿理克。阿理克注意民俗學，當時在為自己的博士論文蒐集資料，如《九九消寒圖》、楊柳青年畫等，因此，兩人得以同行數月。從阿理克刊行的旅行筆記中，我們能看到不少有關此次考察過程中不見於沙畹自己記錄的細節。

　　這次考察的直接結果就是沙畹的四卷本《華北考古紀行》，計文字兩卷，相應大型圖譜兩卷。沙畹的這部著作是空前的，有關佛教洞窟的攝影早於日本水野清一和長廣敏雄的集大成之作，內容還更為豐富。武梁祠，嵩山三闕，孝堂山、鞏縣石窟，劉村、焦城村的石雕石刻、龍門、雲岡等著名石窟的影像皆在其中，同時還盡可能收錄、翻譯了相關的碑文與題記。由於泰山、龍門、雲岡等處遺跡迄今多有損毀，沙畹留下的這批照片和記錄對於研究這些遺跡將永遠具有不可取代的意義。

　　伯希和這個時候似乎也在中國西北考察，這與師徒二人後來合作譯註摩尼教文書有關係嗎？

　　張廣達：沒錯。1907-1908年，沙畹在華北考察的同時，他的學生伯希和正在探查西域和敦煌，師徒二人，一東一西，基本上同時結束考察工作。伯希和這次在敦煌藏經洞經過仔細翻檢取走大量重要文書，但一個大漏就是那件後來入藏京師圖書館的摩尼教文書（後編號為北字8470）。1910年，由羅振玉（1866-1940）刊佈在《國學叢刊》第二號上，刊佈時因為不能確定教義的性質而稱之為《波斯教殘經》。這一消息馬上引起伯希和的注意，他立即撂下手頭數千件敦煌文書原卷的編目工作，急忙找到老師沙畹，一起著手翻譯和註釋這一抄件，他們對這件文書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早在十九世紀下半期，歐洲學者，如G. Flügel、H. Pognon、Fr. Cumont等開始刊布有關摩尼教的基本文獻，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摩尼教作了文獻準備，但是對摩尼教的東傳完全沒有概念。突然，敦煌和吐魯番有了嶄新發現，這為中外學者研究摩尼教東傳及其在中亞和唐代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意料不到的證據。當德國考察隊在吐魯番等地獲得的文書送回柏林，研究工作立即提上​​日程。1911年，沙畹與伯希和撰《中國發現的一部摩尼教經典》（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將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摩尼教《殘經》譯為法文並附以大量註釋，不少註釋中附有R. Gauthiot關於伊朗語學的註釋。這部譯註，文字疏證和教義考釋並重，學術水准在當時是超一流的，即便今天也令人稱賞，後來他們又於1913年合作考證有關摩尼教流行中國的歷史文獻記載，詳細勾勒了摩尼教東傳和在中國的傳播過程。這是沈曾植、羅振玉、王國維等同時代的中國學者不可能做得出來的。

　　到此我們基本上回顧了沙畹一生學術成就的幾個方面，他於一戰前不久就去​​世了，那麼就您看來，如何看待沙畹在現代法國乃至歐洲漢學學術史中的意義呢？

　　張廣達：沙畹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一戰過程中身心俱疲的情況下，他依然堅持高強度的工作，同時還收容照料來自比利時的難民，加以戰時營養不良，眷念作為空軍飛行員戰鬥於前線的兒子，終於1918年1月離世。今天看來，沙畹留下的大量著述不僅僅具有歷史學和考古學的意義，同時也具有社會學意義。沙畹雖然沒有在中國進行今天意義上的社會學或人類學調查，但是他的關懷和經驗使得他注意到了中國的學術傳統、社會現實、周邊諸多民族和國家，以及應用社會學方法研究中國的廣闊前景，可以說，從沙畹開始，現代社會科學才真正參與到了漢學研究當中。最能代表這方面成就的，可參看沙畹撰寫的《中國文學的社會角色》（1893）、《光緒皇帝》（1900）、《拳民（義和拳）會社》（1900）、《洪武皇帝的聖訓》（1903）、《中國對美德的旌表》（1904）、《評範·熱奈普的著述〈過渡儀式〉》（1909）、《中國人的道德觀念》（1917）等文章，每一篇都值得細細審讀。

　　在西方，已有一批學者從沙畹首開其先的科學研究角度，繼續其開創的譯註《史記》的事業。目前《史記》已經有了越特金（Р. В. Вяткин, 1910-1995）與同事塔斯金（В. С. Таскин）、兒子小越特金（А. Р. Вяткин）共同完成的俄文全譯本（全帙九冊，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2-2010）；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主持的英文全譯本當亦將告成。踵事增華，越來越多的學者就《史記》撰寫博士論文和專題論文，有不少精彩的研究。

　　如果最後做一總結，您認為沙畹促成法國現代漢學轉型的主要原因何在？相比較來說，中國當時人文學術研究有哪些不同之處呢？

　　張廣達：原因當然就是我們一開始談到的時代背景和學術環境，沙畹在此因緣際會中扮演了繼往開來的角色，關於這一點，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裡就說得很好，“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託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沙畹所做的，正在於“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

　　另外一點呢，我就想到《荀子·勸學篇》有句話，“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這在沙畹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假若他不到中國來，不和中國學者接觸，不踏察泰山，不尋訪河北、山東、河南、陝西、山西，不參拜洛陽、龍門、西安、司馬遷出生地韓城、太原、雲岡等地，不注意歐洲各國探險家對中國各地的考察、記錄和研究，他不可能具有那麼開闊的視野；假若他不懂得“善假於物”的道理，他就不會注意運用西方學科自身的傳統和長處，例如西方哲學的思維方法和社會學的概念工具，那麼，無待贅言，他不會有後來的成就。這到今天依然給我們很多啟發。

　　學術發展並不是因為有了新的開發而過去就落伍了。實際上，我們看到，沙畹既注意傳統有用的東西，又措意於新的史料，並按新範式將新史料與學術傳統相結合。其實，其他領域又何嘗不是同樣的道理。Edmund Burke（1729-1797）在《法國大革命的思考》（1790）一書中說：“一個不善於保守者，不可能有效的創新。”保守的前提是著眼於有效的創新，而非抱殘守缺，這才是智慧真諦。史學研究也是這樣，我們在沙畹身上看到開創的敏感，看到“舊學與新知”、“傳統與創新”之間的互相激勵與發明。

　　反觀中國，我認為1893年12月5日沙畹在法蘭西學院發表的就職講演，題為《中國文學的社會角色》，今天依然值得重視。他認為，中國獨有一種文學，或譯作文獻，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如此普及，得益於它的書寫載體——漢字，漢字不僅比各種方言有更大的延展性，而且在被賦予道德教化的影響力之後使人們的思想符號化，成為塑造思維的形式和模具。沙畹充分肯定中國文學或文獻在維護中國大一統局面中的作用，但也指出，中國文學和文獻構成一種傳統，使得中國人在培育後代上過於強調背誦。過猶不及，過分強​​調博聞強記，必然忽視獨立的理性思維。人們應付的現實在改變，但人們的思維定勢則是墨守聖賢、君主和祖宗的教訓，遇到問題總是求諸“經典”，而不是自己動腦筋、想辦法。就這一點來說，我們必須注意沙畹早年的哲學訓練，我們今天把哲學當成一門專門的學科，但事實上，哲學和數學一樣，是所有學科的基礎，意在培養一個人基本的邏輯思維，而不僅僅是普及知識。沙畹這篇演講發表近十年後，梁啟超發表了《新史學》，批判中國傳統史學的弊病，兩者之間的同與異，值得我們去仔細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