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essor Howard Gardner is revisiting how postmodern cynicism and the cyber age has threatened the core virtues of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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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總統的書信往來
亞當斯(John Adams)和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兩人是在美國大革命時相識相知，他們倆都是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的成員，都是「獨立宣言」的起草人(當然，是由傑佛遜執筆)，在接下來的歷史歲月中，也是忠實的黨員。年紀較長的亞當斯出身政治世家， 很早就獻身殖民地人民的福祉，他的作風是直截了當、隨時準備戰鬥、自信自負的。而來自維吉尼亞的傑佛遜比亞當斯年輕7歲，比較富有外交手腕。他是博學多聞 的思想家，也頗有文采，他雖然和亞當斯有同樣的雄心壯志，卻不喜歡正面衝突，而寧可在幕後運作。亞當斯和傑佛遜自1770年代起成為戰友，雙方也自稱是朋 友，然而到十八世紀結束時，兩人卻因私人和政治因素而成為勁敵。只是更神奇的是，兩人在黃昏之年，卻又克服了多年來的不和，重新又成為朋友──雙方顯然都 改變了對對方的想法，甚至也可能改變了對自己的想法。
在美國革命出其不意地成功之後，亞當斯和傑佛遜都在歐洲進行外交工作──亞當斯在倫敦，而傑佛遜在巴黎，這是兩人最親近的時期。他們互相寫了許多信給對 方，一起旅行，一起種花蒔草，一起聊天，也自認雙方是密友。據亞當斯太太說，沒有人能像傑佛遜那樣，和她先生合作無間。然而即使是在這相對較平和的期間， 兩人的關係依舊有緊張的跡象。他們倆在風格和政治理念上的不同已經出現：傑佛森是徹頭徹尾的民主主義者，對社會大眾抱著更多的信心，而亞當斯則不相信烏合 之眾。傑佛遜寫信給朋友，把亞當斯描述為「毒草」，說他虛浮盲目，稱他為「易怒暴躁，不會思量人們動機可能產生的效果」。
1789年，美國憲法和人權宣言已成為美國的基本大法，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當選第一任總統，亞當斯任副總統，傑佛遜任國務卿，然而他們未來的政治前景還是一片朦朧，兩人都還未正式宣告競選總統的雄心，但全 美人民都已認定兩者之一一定會繼華盛頓之後任總統，而後來兩人果然也都擔任總統。雖然這兩位朋友在理論上應該可以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但事實上他們卻分道 揚鑣，兩人互相誹謗，傑佛遜表面上說：「我們之間有許多流長蜚短」，但私下卻說，這些流言的來源正是亞當斯，亞當斯陣營聽到了這樣的攻訐，其子約翰‧昆 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亞當斯總統之長子，美國第六任總統)請傑佛遜解釋。傑佛遜發了一封措詞溫和的道歉函給老亞當斯，信中說：「我們倆對政府最佳的形式看法各不相 同，雙方都早已熟知，但我們歧異之處正是朋友該有差別之處。」老亞當斯雖稍被安撫，但仍不忘藉機教訓傑佛遜：「就我記憶所及，你我從未對政府的本質有過深 入的探討。」老亞當斯在1794年1月3日寫給兒子的家書上，也指責傑佛遜說：「他是在知識和道德領域中最難以捉摸的畜生……他就像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一樣野心勃勃，他的靈魂滿載著野心。」
兩人之間重建情誼(或至少能緩和緊張)的最後機會是1796年聯邦黨員亞當斯以些微之差當選總統時，共和黨的傑佛遜被任命為副總統。傑佛遜寫了一封誠懇的 信給亞當斯，恭喜他，並表支持之意，但他同為維吉尼亞同鄉的好友兼顧問麥迪遜(James Madison)卻勸他不要寄出這封信。麥迪遜說，如果傑佛遜想要繼續反聯邦黨，想要在未來競選總統，就不能表示支持亞當斯。
在亞當斯命運多舛的一任總統任期內，他和傑佛遜的關係繼續惡化。有一年多，兩人甚至沒有交談，傑佛遜也盡可能利用每一個機會，強調他和亞當斯之間在觀點和 性情上的不同。亞當斯當然不會置身事外，他聽到傑佛遜的批評，也指責傑佛遜的腦袋「被野心侵蝕成了蜂巢，脆弱、混亂、愚昧無知。」
1801年，傑佛遜繼亞當斯之後，擔任美國第三任總統，兩人形同陌路。由1801至1812年有11年之久，兩人非但未曾交談，甚至連信也不曾通過一封(有趣的是，傑佛遜卻和亞當斯性情活潑的夫人通信，使兩人的關係更加緊張)。
到十九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時，已經沒有人會期待年近70歲的傑佛遜和70多歲的亞當斯會和解了，若非兩人的朋友費城醫生羅許 (Benjamin Rush)巧妙地介入，兩位黨國元老恐怕一輩子不會再恢復友誼。1809年，羅許把他的夢境告訴亞當斯，說他夢到這兩位卸任元首又成為親密好友(他用的是 「對手朋友」一詞)，這個催化劑出乎意料地感動了亞當斯，他在1812年元旦寫了一封簡短但懇切的便箋給傑佛遜，雖然傑佛遜誤會了其中一小段的意思，但這 個誤解並沒有阻礙這封信的意義，甚且還使它更顯親切。
其餘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在接下來15年(直到他們去世為止，而且他們去世的日子非常巧合，竟是在1826年美國國慶7月4日當天)，兩人共有158封書 信往返，剛開始只是談論雙方的嗜好，但逐漸地談起嚴肅的議題，討論他們相左的意見(貴族政治的本質、君王主義和烏合之眾統治的相對風險)，也交換他們共同 的想法和心得。亞當斯在較早的一封信中說：「在你我尚未向對方說明解釋自己的看法之前，我們都不可死亡。」當然那時兩人都明白他們所寫的書信會記入青史， 但我們依然不可忽視這種書信往返的人性和人情層面。
我認為這兩人真正恢復了友誼，兩人也真正地改變了想法。我也相信這樣的改變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兩人都能接受，甚至重視他們之間的相異和相同之處。亞當斯依 舊是亞當斯──依舊好鬥、愛天馬行空地聊天，傑佛遜則依舊是傑佛遜，靈巧、細膩、不愛當面衝突。兩人對自己的觀點都不退讓，但同時也留了一點空間，讓對方 能夠調整他的立場，而不致讓這樣的溝通成為戰場。而無疑的，由於年歲增長，火氣漸消，再加上雙方也都明白自己成為歷史人物，因此消弭、或至少化解了兩人之 間不少的緊張。兩人都覺得該把過去誹謗的言詞怪罪在外在的環境，或是其他抱持惡意的個人，而強調他們的友誼，這段友誼是發生在更早期，在美國革命初始階段 時建立，且因兩人共同在外交和建國方面的努力而持續。
然而若非這兩人澄清誤會，就不可能重新再續友誼。傑佛遜在初任總統時，曾以尖酸刻薄的言語描寫亞當斯，稱他為倒退的思想家，只會反對各種形式的進步。後來 在這封信曝光之後，亞當斯要他舉出證據，傑佛遜明白自己犯了錯，於是表示他指的不是亞當斯，而是假裝支持亞當斯、其實反對他的人。心高氣傲的亞當斯則繼續 指出，在他任總統期間不該算在他頭上的帳。據史學家艾利斯(Joseph Ellis)指出：「這是兩人通信之中最關鍵的一刻……兩人的對話不再是黨國元老的裝腔作勢，而是對於革命遺產不同看法的討論。」最後，傑佛遜把兩人長久 以來不同的觀點融入了更宏觀的視野之中：
目前鼓動美國人民的同樣兩個政 黨，自立國以來就已存在……我們分裂為兩個政黨……這是你我首次分開。而由於我們在公共舞台上都比一般人久，對國人而言，我們的名字也比其他人的名字更熟 悉，因此認同你的想法的黨派奉你的名字為領袖，而另一黨則以同樣的理由選擇了我的名字為領導人……如你所指出的，我們犧牲了自己，成為民眾討論的被動對 象……至於現在分裂我們國家的同一問題：每個人依據他的想法和處境，選擇他的那一邊。
即使這段歷史上的書信往來是發生在近兩世紀之前，早在任何現代科技足以記錄之前，但兩人能夠把他們的想法形諸書信文字的能力，使我們得以描繪出他們的友 誼、疏離，和再續情誼的過程。我們可以在這個紀錄中看到，在兩位卸任元首人生最後15年的書信往返中，都調整了自己的立場──這樣的改變是要重修友誼必要 的條件。和桑默斯─韋斯特的對立比較起來，兩位前總統都在尋覓共同的立場：不論是理性抑或是感性的考量，在直接或間接的辯論，抑或在個人與政治方面的意見 上。兩個人都刻意指出過去雙方意見一致的往事，闡釋目前雙方見解相同的時事，而且不再重複雙方都默認對方可各執己見的議題(如奴隸之命運)。傑佛遜承認他 在某些議題上犯了錯(比如法國大革命)，並且為死忠人士對亞當斯所做的惡意攻擊道歉；唯有偉人才能承認這樣的錯誤。而亞當斯也稱賞接納他的致歉，他曾說傑 佛遜的一封信是「我這輩子所接到最堪告慰的信」。在傑佛遜受到攻擊，指責他刪除了「獨立宣言」某些文字時，他也為傑佛遜辯護。在這裡顯現的是真正的施與受 ──兩人都無意主宰這樣的來往。他們倆都能為用字遣詞、文學典故，或是誰受的誹謗較多而互開玩笑，都能同情對方所受的痛苦和折磨。幸好他們倆都喜歡且善於 寫作，因此這樣的溝通形式對兩人都輕鬆自在，能夠鼓舞他們，使他們能有所獲。兩人都能揣摩對方的心境，而兩人的心境也能越來越接近──雙方都改變了想法。 最後超越了理性、超越了時事，兩人重新建立共鳴，重塑友誼。老亞當斯後來向姻親昆西(Josiah Quincy)說：
我不相信傑佛遜先生曾恨過我， 相反的，我相信他一直都喜歡我……當時他想當美國總統，但我阻礙了他，所以他盡一切可能扳倒我，但若我為此而和他爭吵，那麼我也該和我一生中所有和我有關 的人爭吵。這是人性……傑佛遜先生和我已經老了，也由公眾生活隱退了，所以我們又重溫友誼。
亞當斯(John Adams)和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兩人是在美國大革命時相識相知，他們倆都是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的成員，都是「獨立宣言」的起草人(當然，是由傑佛遜執筆)，在接下來的歷史歲月中，也是忠實的黨員。年紀較長的亞當斯出身政治世家， 很早就獻身殖民地人民的福祉，他的作風是直截了當、隨時準備戰鬥、自信自負的。而來自維吉尼亞的傑佛遜比亞當斯年輕7歲，比較富有外交手腕。他是博學多聞 的思想家，也頗有文采，他雖然和亞當斯有同樣的雄心壯志，卻不喜歡正面衝突，而寧可在幕後運作。亞當斯和傑佛遜自1770年代起成為戰友，雙方也自稱是朋 友，然而到十八世紀結束時，兩人卻因私人和政治因素而成為勁敵。只是更神奇的是，兩人在黃昏之年，卻又克服了多年來的不和，重新又成為朋友──雙方顯然都 改變了對對方的想法，甚至也可能改變了對自己的想法。
在美國革命出其不意地成功之後，亞當斯和傑佛遜都在歐洲進行外交工作──亞當斯在倫敦，而傑佛遜在巴黎，這是兩人最親近的時期。他們互相寫了許多信給對 方，一起旅行，一起種花蒔草，一起聊天，也自認雙方是密友。據亞當斯太太說，沒有人能像傑佛遜那樣，和她先生合作無間。然而即使是在這相對較平和的期間， 兩人的關係依舊有緊張的跡象。他們倆在風格和政治理念上的不同已經出現：傑佛森是徹頭徹尾的民主主義者，對社會大眾抱著更多的信心，而亞當斯則不相信烏合 之眾。傑佛遜寫信給朋友，把亞當斯描述為「毒草」，說他虛浮盲目，稱他為「易怒暴躁，不會思量人們動機可能產生的效果」。
1789年，美國憲法和人權宣言已成為美國的基本大法，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當選第一任總統，亞當斯任副總統，傑佛遜任國務卿，然而他們未來的政治前景還是一片朦朧，兩人都還未正式宣告競選總統的雄心，但全 美人民都已認定兩者之一一定會繼華盛頓之後任總統，而後來兩人果然也都擔任總統。雖然這兩位朋友在理論上應該可以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但事實上他們卻分道 揚鑣，兩人互相誹謗，傑佛遜表面上說：「我們之間有許多流長蜚短」，但私下卻說，這些流言的來源正是亞當斯，亞當斯陣營聽到了這樣的攻訐，其子約翰‧昆 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亞當斯總統之長子，美國第六任總統)請傑佛遜解釋。傑佛遜發了一封措詞溫和的道歉函給老亞當斯，信中說：「我們倆對政府最佳的形式看法各不相 同，雙方都早已熟知，但我們歧異之處正是朋友該有差別之處。」老亞當斯雖稍被安撫，但仍不忘藉機教訓傑佛遜：「就我記憶所及，你我從未對政府的本質有過深 入的探討。」老亞當斯在1794年1月3日寫給兒子的家書上，也指責傑佛遜說：「他是在知識和道德領域中最難以捉摸的畜生……他就像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一樣野心勃勃，他的靈魂滿載著野心。」
兩人之間重建情誼(或至少能緩和緊張)的最後機會是1796年聯邦黨員亞當斯以些微之差當選總統時，共和黨的傑佛遜被任命為副總統。傑佛遜寫了一封誠懇的 信給亞當斯，恭喜他，並表支持之意，但他同為維吉尼亞同鄉的好友兼顧問麥迪遜(James Madison)卻勸他不要寄出這封信。麥迪遜說，如果傑佛遜想要繼續反聯邦黨，想要在未來競選總統，就不能表示支持亞當斯。
在亞當斯命運多舛的一任總統任期內，他和傑佛遜的關係繼續惡化。有一年多，兩人甚至沒有交談，傑佛遜也盡可能利用每一個機會，強調他和亞當斯之間在觀點和 性情上的不同。亞當斯當然不會置身事外，他聽到傑佛遜的批評，也指責傑佛遜的腦袋「被野心侵蝕成了蜂巢，脆弱、混亂、愚昧無知。」
1801年，傑佛遜繼亞當斯之後，擔任美國第三任總統，兩人形同陌路。由1801至1812年有11年之久，兩人非但未曾交談，甚至連信也不曾通過一封(有趣的是，傑佛遜卻和亞當斯性情活潑的夫人通信，使兩人的關係更加緊張)。
到十九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時，已經沒有人會期待年近70歲的傑佛遜和70多歲的亞當斯會和解了，若非兩人的朋友費城醫生羅許 (Benjamin Rush)巧妙地介入，兩位黨國元老恐怕一輩子不會再恢復友誼。1809年，羅許把他的夢境告訴亞當斯，說他夢到這兩位卸任元首又成為親密好友(他用的是 「對手朋友」一詞)，這個催化劑出乎意料地感動了亞當斯，他在1812年元旦寫了一封簡短但懇切的便箋給傑佛遜，雖然傑佛遜誤會了其中一小段的意思，但這 個誤解並沒有阻礙這封信的意義，甚且還使它更顯親切。
其餘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在接下來15年(直到他們去世為止，而且他們去世的日子非常巧合，竟是在1826年美國國慶7月4日當天)，兩人共有158封書 信往返，剛開始只是談論雙方的嗜好，但逐漸地談起嚴肅的議題，討論他們相左的意見(貴族政治的本質、君王主義和烏合之眾統治的相對風險)，也交換他們共同 的想法和心得。亞當斯在較早的一封信中說：「在你我尚未向對方說明解釋自己的看法之前，我們都不可死亡。」當然那時兩人都明白他們所寫的書信會記入青史， 但我們依然不可忽視這種書信往返的人性和人情層面。
我認為這兩人真正恢復了友誼，兩人也真正地改變了想法。我也相信這樣的改變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兩人都能接受，甚至重視他們之間的相異和相同之處。亞當斯依 舊是亞當斯──依舊好鬥、愛天馬行空地聊天，傑佛遜則依舊是傑佛遜，靈巧、細膩、不愛當面衝突。兩人對自己的觀點都不退讓，但同時也留了一點空間，讓對方 能夠調整他的立場，而不致讓這樣的溝通成為戰場。而無疑的，由於年歲增長，火氣漸消，再加上雙方也都明白自己成為歷史人物，因此消弭、或至少化解了兩人之 間不少的緊張。兩人都覺得該把過去誹謗的言詞怪罪在外在的環境，或是其他抱持惡意的個人，而強調他們的友誼，這段友誼是發生在更早期，在美國革命初始階段 時建立，且因兩人共同在外交和建國方面的努力而持續。
然而若非這兩人澄清誤會，就不可能重新再續友誼。傑佛遜在初任總統時，曾以尖酸刻薄的言語描寫亞當斯，稱他為倒退的思想家，只會反對各種形式的進步。後來 在這封信曝光之後，亞當斯要他舉出證據，傑佛遜明白自己犯了錯，於是表示他指的不是亞當斯，而是假裝支持亞當斯、其實反對他的人。心高氣傲的亞當斯則繼續 指出，在他任總統期間不該算在他頭上的帳。據史學家艾利斯(Joseph Ellis)指出：「這是兩人通信之中最關鍵的一刻……兩人的對話不再是黨國元老的裝腔作勢，而是對於革命遺產不同看法的討論。」最後，傑佛遜把兩人長久 以來不同的觀點融入了更宏觀的視野之中：
目前鼓動美國人民的同樣兩個政 黨，自立國以來就已存在……我們分裂為兩個政黨……這是你我首次分開。而由於我們在公共舞台上都比一般人久，對國人而言，我們的名字也比其他人的名字更熟 悉，因此認同你的想法的黨派奉你的名字為領袖，而另一黨則以同樣的理由選擇了我的名字為領導人……如你所指出的，我們犧牲了自己，成為民眾討論的被動對 象……至於現在分裂我們國家的同一問題：每個人依據他的想法和處境，選擇他的那一邊。
即使這段歷史上的書信往來是發生在近兩世紀之前，早在任何現代科技足以記錄之前，但兩人能夠把他們的想法形諸書信文字的能力，使我們得以描繪出他們的友 誼、疏離，和再續情誼的過程。我們可以在這個紀錄中看到，在兩位卸任元首人生最後15年的書信往返中，都調整了自己的立場──這樣的改變是要重修友誼必要 的條件。和桑默斯─韋斯特的對立比較起來，兩位前總統都在尋覓共同的立場：不論是理性抑或是感性的考量，在直接或間接的辯論，抑或在個人與政治方面的意見 上。兩個人都刻意指出過去雙方意見一致的往事，闡釋目前雙方見解相同的時事，而且不再重複雙方都默認對方可各執己見的議題(如奴隸之命運)。傑佛遜承認他 在某些議題上犯了錯(比如法國大革命)，並且為死忠人士對亞當斯所做的惡意攻擊道歉；唯有偉人才能承認這樣的錯誤。而亞當斯也稱賞接納他的致歉，他曾說傑 佛遜的一封信是「我這輩子所接到最堪告慰的信」。在傑佛遜受到攻擊，指責他刪除了「獨立宣言」某些文字時，他也為傑佛遜辯護。在這裡顯現的是真正的施與受 ──兩人都無意主宰這樣的來往。他們倆都能為用字遣詞、文學典故，或是誰受的誹謗較多而互開玩笑，都能同情對方所受的痛苦和折磨。幸好他們倆都喜歡且善於 寫作，因此這樣的溝通形式對兩人都輕鬆自在，能夠鼓舞他們，使他們能有所獲。兩人都能揣摩對方的心境，而兩人的心境也能越來越接近──雙方都改變了想法。 最後超越了理性、超越了時事，兩人重新建立共鳴，重塑友誼。老亞當斯後來向姻親昆西(Josiah Quincy)說：
我不相信傑佛遜先生曾恨過我， 相反的，我相信他一直都喜歡我……當時他想當美國總統，但我阻礙了他，所以他盡一切可能扳倒我，但若我為此而和他爭吵，那麼我也該和我一生中所有和我有關 的人爭吵。這是人性……傑佛遜先生和我已經老了，也由公眾生活隱退了，所以我們又重溫友誼。
◎ 改變自己的想法
本書一開始，我就已經談到作家貝克在裝潢公寓時改變想法的過程。他原先認定自己想要用挖土機來當家具，讓家裡充滿異國情調，但有一天，他卻突然發現自己已 經摒棄了這樣的想法，更奇怪的是，他根本指不出自己究竟是什麼時候改變想法的，那是個漸進的過程，可能是發生在一段時間之內，因為他的知覺和心理表徵經歷 了不少小改變而造成的。
其實截至目前為止，本書所探討的種種改變想法的過程，由國家領袖對全國國民演說，到心理治療師向脆弱的病人解析夢境，恐怕唯有發生在我們自己腦海裡的改 變，才是最耐人尋味的。我們的想法之所以會改變，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我們自己想要改變它們，一方面則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心靈生活發生了某個事件，造成這樣的改 變。貝克也提醒我們，這樣的改變可以發生在任何領域──由政治的信念、科學的理念、個人的信條、到我們對自己的看法。有時候這種想法的改變自然而然的發 生，但有時候，它對我們的生活劇烈而尖銳的改變。
在人改變自己的想法時，改變想法的七大因素都會造成影響，但為求簡單扼要，因此我們先舉一個因時事因素而造成想法戲劇性改變的例子，了解一位55歲的國家領袖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想法有了多大的改變。
小布希總統：發生在華府的想法改變
小布希年輕時是個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然而1990年代，他卻迅速由商壇和政壇竄起，很快地也有了選總統的雄心。1992年，老布希競選總統連任，敗在柯 林頓手下，小布希就暗自下定決心，絕不重蹈老爸的覆轍。後來經過一番激烈的角逐，小布希在總統大選中驚險勝出，此事對美國社會的影響至今還餘波蕩漾。總 之，小布希在2001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一職。
就連小布希最親密的戰友，都會承認小布希對他任內要做的種種決策──尤其是國際事務的決策，並無多少準備。由媒體對小布希的各種訪問和記者會就可看出，小 布希對許多問題都所知不多。紐約共和黨議員金恩(Peter King)提及他在2001年6月和小布希的一次會談時說：「他只不過照本宣科一一宣讀動議了事。」佛羅里達州的參議員葛拉罕(Bob Graham)也附和說：「他並沒有特別花什麼心思。他的重點似乎是放在他認為重要的事項上，對於其他問題，他根本漠不關心，有些人甚至覺得他根本就欠缺 好奇心。」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奈格爾(Chuck Nagel)則說：「小布希大概是歷屆美國總統中，對外交事務最無經驗的一位，馬上就讓自己走入死胡同。」
布希的內政目標乏善可陳，他主要的政見不外乎減稅和撙節政府支出。他在德州最為人稱道的治績是讓許多弱勢兒童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也希望把這樣的政績推廣 到全國。在外交方面，他請來了父親當年任總統時所聘的顧問，他們批評柯林頓的外交政策不連貫，並且採取低調的作法：強大的軍力、避免與非關美國安全的國家 發生糾葛，並採取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不是從道德或世界考慮出發，而是以實用為考慮重心)的觀點，不顧人權，而與中國大陸、俄羅斯、日本和 歐洲等與美國自身經濟有利的國家維持良好關係。小布希的外交政策是單向的，他對與外國合作沒有太大的興趣，對「京都協議」中使用能源的協議更是嗤之以鼻， 同時廢除了早年與蘇聯簽訂的「反彈道飛彈條約」。2001年春、夏季，不論是支持或反對小布希的分析師，大都會同意我如上的這些描述，頂多只是大家描寫時 的程度不同而已。
然而在2001年9月11日，蓋達組織的恐怖分子發動攻擊，以巨無霸客機撞擊曼哈頓鬧區世貿中心雙塔和華府五角大廈之後，一切全都改觀了。原本我們認為年 輕人比較容易改變想法，而年長的人行事思想則早已固定。不過在2001年9月，小布希已經55歲，由許多標準(只是我已經不用這樣的標準!)來看，都算年 長而非年輕了，他的成熟度比起20、30歲時，已經有相當的成長，但對於國際事務的細節和趨勢，卻似乎無意再做更進一步的了解，同時，對於重大的政策議 題，他也並沒有改變想法的跡象──大家都覺得他大概只會聽從核心幕僚的意見，真有問題，頂多去請教他那博學多聞而行事穩健的父親。
然而在九一一之後的數月之中，小布希卻有了明顯的轉變。九一一當天，小布希趕回白宮，心中湧起了真切的新使命：他是美國總統，要盡一切可能消滅恐怖分子的 網絡，避免讓這樣的情形再度發生。當天稍晚他向幕僚表示：「我們已經宣戰了，夥計們，我們領薪水就是為了這個工作。」他專心一志，下定決心，對外交政策掌 握了更多的資訊，接下來他和原本連名字都不熟的各國領袖建立了私人情誼，讓原本批評他的人對他改變了看法。葛拉罕參議員說：「我對他所掌握的細節大感驚 訝。」金恩議員則說：「只要他明白自己所說的內容、願意花時間、展現他的關切，也願意為它而戰，那麼我就比較容易站在他那一邊。」奈格爾參議員則說布希： 「開始找到方向。」小布希由片面主義者(unilateralist，指在外交或國際事務方面不顧他國觀點)搖身一變，成為主張多面協商者 (multilateralist)，由孤立主義者，成為國際主義者。這位原本不願沾惹其他國家是非的領袖，如今卻願意參與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中東 事務，在巴爾幹半島駐軍，甚至發動對伊拉克的全面戰爭。對於他原有定見的其他事務，布希也改變了想法：比如企業必須重整，和是否該針對國土安全的問題，設 立內閣階級的職務等。
小布希花了不少精力，重建10年前他父親當家時，在波灣戰爭所建立的國際合作，成功以武力拔除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以金融、軍事等各種手段，追捕蓋達組 織，並且領導國際間對伊拉克發動的戰爭(雖然最後幾個大國和舉世大部分人民都反對他的作法)。在戰後歲月，他也和聯合國合作。不再奉行片面主義的小布希盡 力和各國領袖維持關係，打擊恐怖主義，隔離他所謂的「邪惡軸心」(即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和北韓)，他覺得後者非但在密謀發動生化或核武戰爭，而且支持甚 至庇護、隱匿恐怖分子。由所有的媒體報導來看，小布希如今獲得了新的使命感，對事物有了先前他未曾展現的了解，他不僅規畫贏得選戰，而且還運用治理國家的 機會，達到特定的政策目標。有觀察家指出：「柯林頓總統上任之後，把焦點放在內政。小布希上任時，則表示他會減少參與外交，而以更謙和的態度和各國建立外 交關係，然而當年美國的外交卻產生了最驚人的後果：我們派軍隊和其他武力到新國家，接受新盟友，在新地點設立軍事基地，參與了新爭端。」另一位評者則說： 「原本大家擔心小布希對外交採隔離的態度，但現在他的作法卻很明確：要重組世界秩序，其雄心壯志、範圍，和意識形態，都和杜魯門(Harry Truman)及威爾遜(Woodrow Wilson，美國第28任總統)總統在位時不相上下。」
有的人改變想法，是因為他們想要如此，有的人則是因為他們必須如此。小布希總統改變想法並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意願(我在此並無不敬之意)，以莎士比亞的話來 詮釋，可以說：「小布希並非天生就是會改變想法的人，他是不得不如此。」大家沒料到的是，小布希能夠挑起這樣的重任。
當然，我們不知道小布希改變想法的心路歷程。他並非擅長內省的人，而且絕不可能把他省思的內容告訴媒體，遑論非親非故的心理學者如我了。但我很確定：小布 希不但和許多人談話，而且更在心裡和他自己談話。身為全球最強大國家美國總統的他，站在和世上任何人都不同的位置上，他盡可以隨心所欲請教任何人，但最 後，尤其是在大家各持己見時，他還是必須問問自己的想法。
有時在別人眼中，某人已經改變了想法，但他自己卻覺得「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自己的態度是一貫的，這種對一貫性的信念，以及相信自己維持一貫態度的想 法，是保持意見堅定不變的主要動力──尤其當此人是公眾人物時更是如此。美國政壇人士不喜歡公開表示自己改變想法，以免被人視為軟弱或前後搖擺。布魯克斯 (David Brooks，美國《紐約時報》資深記者)說：「小布希會不擇手段求取勝利，而他的高階幕僚則能坦誠面對他們的錯誤，但你就是不可能讓他們公開承認自己犯 了錯。」不過我認為，小布希至少改變了他對總統之職目的的想法，我揣測他也改變了他對下面這些問題的看法：對自己人生的使命、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參 與全球問題的必要(包括他所知甚少、成功機會甚低的問題)、和國內外人民溝通，宣揚美國使命的重要、恐怖主義的危險、兩黨在關鍵議題上必須達成的共識，以 及由新國土安全至舊情報和移民機構等各方面議題，所持立場都一致而井井有條的政府機構。正如《商業周刊》中所報導的：「過去12個月來，以國內生產毛額的 比例而言，美國政府在國防上的預算是自1982年以來漲幅最高的一年，也是自1970年代末期以來法規更多、立法監控最多、政府干預也最多的時期。」若非 小布希在關鍵議題上改變了想法，根本很難想像會發生這種趨勢。
不論小布希的才能如何，他自小就表現出我所謂「人際智能」的能力──能夠了解並激勵他人。他喜歡和人相處，也以能了解他人自豪。在學校裡，他或許是學業表 現平平的學生，但卻擅長交朋友(老實說，我猜想年輕的小布希在閱讀和其他語言功課方面的學習障礙，使愛交際的他更加強了自己的人際技巧。他在大學、商學 院、年少輕狂的歲月，和後來從商的過程中，繼續磨練這方面的技巧。甚至連覺得小布希才智平庸的人，都依舊喜歡他，對於他和與人共處、交朋友的能力，表示佩 服。他就像其他人際技巧高明的人(大部分歷屆美國總統都包括在內)一樣，對自己和外國元首相處以及說服他們合作的能力頗有信心，他曾說：「許多領袖來此， 就是要坐下來談，我覺得和他們真心相處很重要，這許多領袖天生都有和我一樣的能力，因此他們能夠看穿人心。」
小布希的人際智能多年來在許多環境背景中，讓他無往不利，但我認為，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他的「內心智能」也有了進步，對於面對政軍未知情勢的他而言，這種 轉變是必要的。內心智能難以理解，更無法形容，不過其核心包括了這些元素：對自己的了解──你是誰，你的優缺點是什麼，你的目標是什麼，如何達到這些目 標，如何運用自己的成功，如何從自己對事件的反應(不論其結果為何)中學習，簡言之，就是對個人身而為人──不論是單獨或與人相處，都有正確的心理表徵， 能夠正確評估這些心理表徵，甚至促成這些表徵的改變。雖然我是由外在觀察，而且對於小布希的諸多政策並不以為然，但我還是要說，他在任職總統期間，內心智 能有相當驚人的成長。
在上一章，我們的重點是因親近的人──同事、朋友、父母、同伴、治療師、情人，而造成個人想法的改變。我們可以改變周遭人們的想法，他們也可以改變我們的 想法，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最後還是得為改變自己的想法負責。在這種想法劇烈改變的時刻，了解自己究竟是怎麼思考的能力，就舉足輕重。
天生並不擅長內省的小布希，後來卻能以他自己和任何人都沒有料想到的方式，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之後，了解自己內心的想法，也了解自己改變自己想法的能 力。他改變了自己想法的內容(即他對整個世界體系的信念)，也改變了想法的形式(他接收資訊、融合為一，然後做出決定的方式)。小布希的例子顯示了：一個 重要事件會如何成為改變想法的關鍵點。我相信在他總統任期內其他的事件，也會影響到他想法的架構和形式。
在一般人最重視最在意的領域中(如政治、學術，和宗教等價值觀點強烈的領域)，想法的改變可能最戲劇化。探索這些「價值觀強烈」的領域中，究竟哪些人會改 變想法，哪些卻維持一貫的信念，能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改變個別心靈的方式。現在我們先以一改變想法的政壇人物為例。在此例中，有3個因素(邏輯思維、共鳴 回響和新聞時事)對於此例主角改變心意，有舉足輕重之效。
意識形態的改變：錢伯斯的例子
自馬克斯寫到資本主義的失敗，和廢除私人財產及國家干預的烏托邦之後，許多人──尤其是年 輕人，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興起了憧憬。其中最著迷的，莫過於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了。錢伯斯於1901年生於長島，在破碎家庭中長大。1920年代初，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及其後赴歐旅行時，就深受共產主義的願景吸 引。當時共產主義在俄羅斯頭一次革命成功，建立了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國家。在錢伯斯赴歐期間，他摯愛的兄弟自殺了，這對他不啻火上加油。錢伯斯說：「當時我 覺得任何造成我兄弟之死的社會，都是不義的，我要向它宣戰。這就是我盲從的開端。」錢伯斯特別致力於協助弱勢的民眾、減輕經濟危機、避免戰爭。
錢伯斯是文筆很好的記者，他從此為左翼報紙寫稿，最後自己也加入共產黨，起先並不活躍，但後來卻逐漸參與地下間諜活動。在這幾年期間，他都以共產黨的角度 公開發表文章，同時私下打探美國的秘密政治計畫，告知美俄兩地的共黨領袖。在此時，「共黨理想」也經數次轉型。在列寧早死之後，史達林掌權，一心以建立舉 世頭一個共黨國家為念，他實施了徹底拔除資本主義的經濟計畫，建立在農、工、軍等方面足堪表率的社會。他推動集體農場，把產業收歸國營，掌控如莫斯科地鐵 等的重要公共設施。他鼓勵或容忍如作家高爾基(Maxim Gorky)和作曲家蕭士塔高維契(Dmitri Shostakovich)等前衛藝術家。然而這些令人欽佩的創舉並沒有維持多久，性格極端偏執的史達林決心要一一清除所有可能的對手，在1930年代後 期發動一連串公審(show trial)，徹底消滅他們。而在1939年8月，就在二次大戰爆發前夕，史達林與希特勒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將東歐畫分為德國和蘇聯的勢力範圍。
錢伯斯對蘇聯如此不公不義的行為終於忍無可忍(如今回顧起來，史達林的共黨政權是史上最血腥的政權之一，保守估計在史達林時代，至少屠殺了數百萬俄國民 眾)。1937年，錢伯斯冒著自己和家人安全的危險，退出共黨。接下來10年，他加入《時代》雜誌，成為該刊物最受尊重推崇的作家和主筆──對二次大戰時 共產黨的角色及後續餘波，有獨到的見解。
如果錢伯斯的一生僅此於此，那麼世人對他恐怕不會有太多印象。但1952年，錢伯斯發表了《見證人》(Witness)一書，筆觸敏銳辛辣，描述了他的想法在1920至1950年之間轉變的過程，一時洛陽紙貴，也讓錢伯斯名留青史。
錢伯斯在書中記載了他想法接連發生的四種狀態：(一)他如何受到共產主義的吸引，並在1920年代中期加入共黨；(二)1930年代末，痛心疾首的他如何 退出共黨；(三)他最初對於把自己與其他人從事間諜活動的內容，透露給檢調單位的掙扎；(四)他最後決定把美國共黨的一切公之於世，一方面讓家人名揚於 世，另一方面卻也讓他們蒙羞。
錢伯斯認為，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世界，見證了對人性兩種詮釋的生死掙扎。起先錢伯斯認定資本主義是邪惡的，因此追求共產主義，認為這是世界唯一的出路。因為 他採取這樣的看法，因此也避開了對共產主義的嚴厲批評，可以說他採取的是基本教義派的死忠觀點。然而接下來共黨罄竹難書的劣跡──既有個人的，也有公眾 的，既有國際的，也有國內的，層出不窮，錢伯斯看到許多人在國外遇害，有些人在國內被追捕或被殺。他讀到在海外有控制心思的情事，後來也在他的共黨牢房親 身經歷。性喜思考的錢伯斯最後終於決定，再也不能容忍自己死忠共產黨徒的身分。他心懷恐懼、渾身顫抖，展讀批評共黨的文章，並且把自己的疑惑告知好友。在 他的想法累積達到關鍵點之後，他做出了重大決定。他說：「1937年，我就像拉撒路(Lazarus，死後4天復活，見《新約‧約翰福音》)一樣死而復 生，脫離了共產主義，由6年來深埋的地下，重回自由人間。」
錢伯斯逐漸了解，他開頭把世界一分為二，認為只有好壞之分的想法並沒有錯，只是他把民主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價值搞錯了。真正的對抗是在於信奉神、相信崇 高的價值、人類之愛和奉獻的人，以及只信仰人和只考慮權力的人之間。起先錢伯斯覺得他應該把自己之所知告訴美國安全體系，提出警告，但沒人理會他，於是他 覺得自己已經盡到了義務，可以結束人生的這一章節。他繼續擔任酬勞豐富的記者，也為人夫、為人父，建立家庭。
錢伯斯在1948年8月一舉成名，他揭露國務院官員希斯(Alger Hiss)和他同時成為共產黨員，接著又透露希斯參與間諜工作(許多人都不認同錢伯斯此舉，有些人迄今還相信希斯是無辜的，不過由法律和歷史的紀錄，可以 證實錢伯斯對希斯的指控為真)。在錢伯斯心中，揭發希斯無疑是義舉，雖然他心頭不安(此乃我們所謂的「阻力」)，擔心社會大眾會認為他在搬弄是非、甚至把 他當成叛徒，讓他的妻兒永遠蒙受陰影，害他放棄了身為全國知名雜誌資深作者的諸多資源，更何況他認為最後會戰勝一切的是共產主義而非民主政體。但最後他還 是覺得應該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他說：「我知道我已經由勝方轉向敗方，但我寧可失敗而死，也絕不要在共產主義下存活……我非常不情願地一步一步毀滅自己， 只希望這個國家和它所依存的信念，能夠持續下去。」
我們可以由許多方面批評錢伯斯，但絕不能說他欠缺勇氣。在近代美國史中，他不論在個人或公眾議題上，想法都有極大的改變，而且他也盡力把他的心路歷程一五 一十地公之於世。其中有些事實專屬這位來自困惑的年輕人所有，但他故事的大要，卻和其他省思共產主義失敗的人相仿。
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庫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法國作家馬爾羅、義大利作家斯隆(Ignazio Silone)、作家萊特(Richard Wright)等知識分子，都為文描述過他們當初受共產主義吸引，以及後來逐漸覺醒的過程。這些作家在描寫這段通常是痛苦的過程時，說明了深思熟慮(且常 常固執己見)的人，如何接納某個觀點，公開支持它、為它申辯，接著不情不願地發現他錯了，再公開宣告自己先前的觀點錯誤。非知識分子可能難以理解，為什麼 知識分子這麼在乎自己應該是對的，知識分子很在意自己清楚明白地為自己的立場辯護，要保持一貫，因為思想是知識分子的核心。知識分子對於認知差異之間的對 抗特別敏感，如果有違反他們理論的想法，他們一定要重新闡釋它，以消除其間的不一致和不連貫。
讓我們舉個例子。史達林和希特勒簽下互不侵犯條約時，知識分子為他提出了種種辯解：有人說他這樣做是為了爭取時間，有人說是為了要對希特勒有更多的影響 力，也有人說，史達林非簽這個條約不可，因為他自己國內的反革命力量已經失控。知識分子振筆疾書，洋洋灑灑長篇大論，否認許多「一般老百姓」看來再明顯不 過的事實：史達林這樣做，根本只是以權力為考量，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暴君(在這方面和希特勒及成吉思汗沒什麼兩樣)，他號稱的社會理想根本是場騙局。像我 這樣的觀察者事後回顧起來，最教人震驚的是：究竟需要多少的「反證據」，才能讓這些人相信共黨的說法或理論根本就是錯的，他們是多麼遲疑，不敢公開承認自 己支持的竟是基礎上就有大錯的理想。我們幾乎看不到他們直接承認錯誤的聲明，很少有如美國共產黨員史凱爾斯(Junius Scales)如此坦白的告白：「史達林──我奉之為共產主義屹立不搖的偶像，是俄國社會主義的創造者，是史達林格勒(今伏爾加格勒)的磐石。這位睿智而 仁慈、充滿幽默感的人，三年前他去世時，曾讓我痛哭失聲──史達林其實是個凶狠殘暴、一心只想掌權的怪物！」
坦白說，共產黨不容人懷疑，義大利小說家斯隆回憶自己脫離共產黨的痛苦過程：
其實脫離共黨和脫離自由黨完全 不同，主要是因為你和黨的關係和他們要求你做的犧牲成正比……這是個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極權主義機構，要求追隨者絕對的忠誠……誠心的共產黨員因為某種奇 蹟，保持了天生的才智，受盡自己內心的折磨，最後才採取關鍵的一步，不是完全服膺黨的領導，就是完全脫離黨的掌控，重獲自由，就像克服了官能症一樣，擺脫 共黨的勢力而痊癒。
近來許多評者提出另一種解釋，說明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如醉如癡的原因。這種持諷刺立場的觀點認為，知識分子熱愛權力，他們高估自己看清推動社會運作「真正 力量」的能力，當權者注意到他們時，他們又太卑躬屈膝。有些人對恐怖行動和暴力懷抱憧憬，忽略到這種作法可能造成的可怕後果。現代德國作曲家史托克豪森 (Karlheinz Stockhausen)就是這種想法的代表，他無視於世貿大樓爆炸對世人造成的悲慘打擊，反而說這次的攻擊是「世界史上最偉大的藝術作品」。史托克豪森 漠視了暴行的本質和後果，只把它視為想像的作品。
對於改變想法前倨後恭的態度，有個老笑話描述得很傳神：一開始抱著舊想法的人，會批評新想法荒謬無稽；過了一陣子，他就把新想法當成傳統智慧；再過一陣 子，他就認為這個新觀念自始至終都是他的點子。不過知識分子對於共產主義改變想法的過程，卻從沒有那麼流暢順利，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愚蠢、天真，或投機取 巧，而常把問題怪在其他地方，認為自己改變想法的轉折並沒有像外人想的那麼劇烈。他們盡量為自己改變想法辯解，認為他們之所以會改變想法，是因為他們得要 維護更基本的一貫理念。比如，他們會說自己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一向都是正確的，史達林原本是個好人，但卻受了法西斯主義的蠱惑，下一位共產主義的領導人就可 由史達林的例子中學到教訓，不會重蹈覆轍。當然，由古巴到北韓到東歐，一個又一個的共產政權相繼失敗，使得這種解釋站不住腳，但至少歐洲有些馬克斯主義者 依舊抱持這樣的論點。
知識分子的這種傾向，使得錢伯斯公開揚棄共產主義的告白更加難能可貴。若以本書所列改變想法的七大因素來評估，他立場的劇變可說是為他在面對時事(史達林 時期的蘇聯)時，運用邏輯思維的能力，以及這些時事無法和錢伯斯一貫抱持的信念起共鳴之故。其他的有識之士則很可能是因為蒐集了許多資料、獲得更多資源的 機會，或者在許多不同的具象重述中(由小說到個人所受的折磨)看到了相反的證據，也使得他們唾棄共產主義。
在政治的領域，想法的改變往往是逐漸變化，而非石破天驚劃時代的劇變，比如原本對共產主義抱持同情心態的人，逐漸不再那麼支持擁護它；原本對新國家的民主 政體很有信心的人，逐漸改變了他們的信念；原本對市場力量心存懷疑的人，逐漸抱持肯定的看法(反之亦然)。邱吉爾曾有一段名言：「年輕時不信社會主義的人 是笨蛋，中年時卻還相信社會主義的人則是蠢驢。」由於這種想法的改變既是漸進的，比較不會引起抱持想法的本人及周遭親朋好友的注意，因此往往不必直接面對 想法改變的衝突。
在政壇上，由保守的想法轉為自由的態度比較容易招致非議，而且有時大家根本不願相信。原本右翼立場堅定的美國記者布洛克(David Brock)2002年坦承，他曾在報導時扭曲事實〔比如對於左派偶像法學教授希爾(Anita Hill)和柯林頓的報導〕，宣告他如今擁護自由派的理想，而且要彌補過去所造成的錯誤。他的告白雖然引起大家的注意，但不論是他從前右翼的朋友，或現今 左派的支持者，都沒有多少人同情。不論如何，凡是人，不論是任何領域，都不喜歡承認錯誤，其中又以政界為然。前紐約市長拉瓜迪亞(Fiorella Henry La Guardia)曾說：「我犯錯的時候，也是經典之錯！」不過像他那樣坦承錯誤的政界人士實在不多。
同樣也是前紐約市長的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彷彿是呼應他的老前輩似的，把政界人物想法的改變分為兩類，他說：「有些人覺得改變想法這種觀念是無聊的，其實不然。你經由嘗試錯誤， 了解到你抱持的想法是錯的……隨著你的知識增長而改變想法是一回事，因為政治原因必須聽命行事，或是因輿論反應不得不然，則是另一個比較常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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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我為例，我喜歡採取各種不同的立場看問題，如果可能，也盡力協調或綜合這些立場。我的個性比較喜歡協調，而不喜歡對立，我研究學問時偏好綜合，而非分 析。我喜歡以各種不同的角度來探討同一個問題，甚至透過不同的學科領域來探究。我很難想像自己在政治、宗教、學術或其他任何領域、任何事物的「死硬派」， 執著於一個不變的觀點，也很難想像自己數十年如一日地分析某一特定的課題或觀念。我比較可能退讓一步，把問題放在更寬廣總其成的背景環境下考量，或者我會 乾脆換個問題思索。我對一個問題正反兩面的阻力都很敏感，但我也並不會在提出了象徵論或分類學之後就撒手不管。我也有一種統一或組合的本能，促使我把所有 的元素全都整合為一個整體。在荷頓的設計中，我是期待最後能做中間人的分析者，如果採取七世紀希臘詩人阿爾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說法，則 我是想做豪豬的狐狸。如果依照本書的說法，則分析與整合的立場最能引起我的共鳴。
對於舉足輕重的事物，要改變想法絕非易事，而要公開宣布自己改變想法，更是難上加難。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很清楚明白而且可以分類的事物上，比如：「我本來 是民主黨員，但由現在起我要改支持共和黨。」或「我終於相信行為主義永遠不能解釋人類究竟如何學得語言，因此我決定投入喬姆斯基陣營。」我們很難辨識出自 己不知不覺奉為圭臬的「主題」，因此更難改變對經驗本質的想法。依我的分析，最能引起我們心靈共鳴的想法，就是我們最重視也最不可能放棄的信念。
其實，唯有認定自己善變，或認為自己「有彈性」的人，才會覺得改變想法不難，非但樂於改變，也願承認改變。但一般人對於這些人改變的想法，往往不會太重 視，因為這些人的改變，透露的是他們的性情，而非他們的想法。如錢伯斯、維特根斯坦，或萊維─布呂爾等人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他們原本對某個觀點非常認 真、執著、熱情，但後來卻接納了另一個和原觀點截然不同的立場。當改變想法舉足輕重時，當阻力消融、新的共鳴取而代之時，我們就會注意它、記得它。
本書一開始，我就已經談到作家貝克在裝潢公寓時改變想法的過程。他原先認定自己想要用挖土機來當家具，讓家裡充滿異國情調，但有一天，他卻突然發現自己已 經摒棄了這樣的想法，更奇怪的是，他根本指不出自己究竟是什麼時候改變想法的，那是個漸進的過程，可能是發生在一段時間之內，因為他的知覺和心理表徵經歷 了不少小改變而造成的。
其實截至目前為止，本書所探討的種種改變想法的過程，由國家領袖對全國國民演說，到心理治療師向脆弱的病人解析夢境，恐怕唯有發生在我們自己腦海裡的改 變，才是最耐人尋味的。我們的想法之所以會改變，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我們自己想要改變它們，一方面則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心靈生活發生了某個事件，造成這樣的改 變。貝克也提醒我們，這樣的改變可以發生在任何領域──由政治的信念、科學的理念、個人的信條、到我們對自己的看法。有時候這種想法的改變自然而然的發 生，但有時候，它對我們的生活劇烈而尖銳的改變。
在人改變自己的想法時，改變想法的七大因素都會造成影響，但為求簡單扼要，因此我們先舉一個因時事因素而造成想法戲劇性改變的例子，了解一位55歲的國家領袖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想法有了多大的改變。
小布希總統：發生在華府的想法改變
小布希年輕時是個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然而1990年代，他卻迅速由商壇和政壇竄起，很快地也有了選總統的雄心。1992年，老布希競選總統連任，敗在柯 林頓手下，小布希就暗自下定決心，絕不重蹈老爸的覆轍。後來經過一番激烈的角逐，小布希在總統大選中驚險勝出，此事對美國社會的影響至今還餘波蕩漾。總 之，小布希在2001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一職。
就連小布希最親密的戰友，都會承認小布希對他任內要做的種種決策──尤其是國際事務的決策，並無多少準備。由媒體對小布希的各種訪問和記者會就可看出，小 布希對許多問題都所知不多。紐約共和黨議員金恩(Peter King)提及他在2001年6月和小布希的一次會談時說：「他只不過照本宣科一一宣讀動議了事。」佛羅里達州的參議員葛拉罕(Bob Graham)也附和說：「他並沒有特別花什麼心思。他的重點似乎是放在他認為重要的事項上，對於其他問題，他根本漠不關心，有些人甚至覺得他根本就欠缺 好奇心。」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奈格爾(Chuck Nagel)則說：「小布希大概是歷屆美國總統中，對外交事務最無經驗的一位，馬上就讓自己走入死胡同。」
布希的內政目標乏善可陳，他主要的政見不外乎減稅和撙節政府支出。他在德州最為人稱道的治績是讓許多弱勢兒童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也希望把這樣的政績推廣 到全國。在外交方面，他請來了父親當年任總統時所聘的顧問，他們批評柯林頓的外交政策不連貫，並且採取低調的作法：強大的軍力、避免與非關美國安全的國家 發生糾葛，並採取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不是從道德或世界考慮出發，而是以實用為考慮重心)的觀點，不顧人權，而與中國大陸、俄羅斯、日本和 歐洲等與美國自身經濟有利的國家維持良好關係。小布希的外交政策是單向的，他對與外國合作沒有太大的興趣，對「京都協議」中使用能源的協議更是嗤之以鼻， 同時廢除了早年與蘇聯簽訂的「反彈道飛彈條約」。2001年春、夏季，不論是支持或反對小布希的分析師，大都會同意我如上的這些描述，頂多只是大家描寫時 的程度不同而已。
然而在2001年9月11日，蓋達組織的恐怖分子發動攻擊，以巨無霸客機撞擊曼哈頓鬧區世貿中心雙塔和華府五角大廈之後，一切全都改觀了。原本我們認為年 輕人比較容易改變想法，而年長的人行事思想則早已固定。不過在2001年9月，小布希已經55歲，由許多標準(只是我已經不用這樣的標準!)來看，都算年 長而非年輕了，他的成熟度比起20、30歲時，已經有相當的成長，但對於國際事務的細節和趨勢，卻似乎無意再做更進一步的了解，同時，對於重大的政策議 題，他也並沒有改變想法的跡象──大家都覺得他大概只會聽從核心幕僚的意見，真有問題，頂多去請教他那博學多聞而行事穩健的父親。
然而在九一一之後的數月之中，小布希卻有了明顯的轉變。九一一當天，小布希趕回白宮，心中湧起了真切的新使命：他是美國總統，要盡一切可能消滅恐怖分子的 網絡，避免讓這樣的情形再度發生。當天稍晚他向幕僚表示：「我們已經宣戰了，夥計們，我們領薪水就是為了這個工作。」他專心一志，下定決心，對外交政策掌 握了更多的資訊，接下來他和原本連名字都不熟的各國領袖建立了私人情誼，讓原本批評他的人對他改變了看法。葛拉罕參議員說：「我對他所掌握的細節大感驚 訝。」金恩議員則說：「只要他明白自己所說的內容、願意花時間、展現他的關切，也願意為它而戰，那麼我就比較容易站在他那一邊。」奈格爾參議員則說布希： 「開始找到方向。」小布希由片面主義者(unilateralist，指在外交或國際事務方面不顧他國觀點)搖身一變，成為主張多面協商者 (multilateralist)，由孤立主義者，成為國際主義者。這位原本不願沾惹其他國家是非的領袖，如今卻願意參與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中東 事務，在巴爾幹半島駐軍，甚至發動對伊拉克的全面戰爭。對於他原有定見的其他事務，布希也改變了想法：比如企業必須重整，和是否該針對國土安全的問題，設 立內閣階級的職務等。
小布希花了不少精力，重建10年前他父親當家時，在波灣戰爭所建立的國際合作，成功以武力拔除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以金融、軍事等各種手段，追捕蓋達組 織，並且領導國際間對伊拉克發動的戰爭(雖然最後幾個大國和舉世大部分人民都反對他的作法)。在戰後歲月，他也和聯合國合作。不再奉行片面主義的小布希盡 力和各國領袖維持關係，打擊恐怖主義，隔離他所謂的「邪惡軸心」(即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和北韓)，他覺得後者非但在密謀發動生化或核武戰爭，而且支持甚 至庇護、隱匿恐怖分子。由所有的媒體報導來看，小布希如今獲得了新的使命感，對事物有了先前他未曾展現的了解，他不僅規畫贏得選戰，而且還運用治理國家的 機會，達到特定的政策目標。有觀察家指出：「柯林頓總統上任之後，把焦點放在內政。小布希上任時，則表示他會減少參與外交，而以更謙和的態度和各國建立外 交關係，然而當年美國的外交卻產生了最驚人的後果：我們派軍隊和其他武力到新國家，接受新盟友，在新地點設立軍事基地，參與了新爭端。」另一位評者則說： 「原本大家擔心小布希對外交採隔離的態度，但現在他的作法卻很明確：要重組世界秩序，其雄心壯志、範圍，和意識形態，都和杜魯門(Harry Truman)及威爾遜(Woodrow Wilson，美國第28任總統)總統在位時不相上下。」
有的人改變想法，是因為他們想要如此，有的人則是因為他們必須如此。小布希總統改變想法並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意願(我在此並無不敬之意)，以莎士比亞的話來 詮釋，可以說：「小布希並非天生就是會改變想法的人，他是不得不如此。」大家沒料到的是，小布希能夠挑起這樣的重任。
當然，我們不知道小布希改變想法的心路歷程。他並非擅長內省的人，而且絕不可能把他省思的內容告訴媒體，遑論非親非故的心理學者如我了。但我很確定：小布 希不但和許多人談話，而且更在心裡和他自己談話。身為全球最強大國家美國總統的他，站在和世上任何人都不同的位置上，他盡可以隨心所欲請教任何人，但最 後，尤其是在大家各持己見時，他還是必須問問自己的想法。
有時在別人眼中，某人已經改變了想法，但他自己卻覺得「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自己的態度是一貫的，這種對一貫性的信念，以及相信自己維持一貫態度的想 法，是保持意見堅定不變的主要動力──尤其當此人是公眾人物時更是如此。美國政壇人士不喜歡公開表示自己改變想法，以免被人視為軟弱或前後搖擺。布魯克斯 (David Brooks，美國《紐約時報》資深記者)說：「小布希會不擇手段求取勝利，而他的高階幕僚則能坦誠面對他們的錯誤，但你就是不可能讓他們公開承認自己犯 了錯。」不過我認為，小布希至少改變了他對總統之職目的的想法，我揣測他也改變了他對下面這些問題的看法：對自己人生的使命、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參 與全球問題的必要(包括他所知甚少、成功機會甚低的問題)、和國內外人民溝通，宣揚美國使命的重要、恐怖主義的危險、兩黨在關鍵議題上必須達成的共識，以 及由新國土安全至舊情報和移民機構等各方面議題，所持立場都一致而井井有條的政府機構。正如《商業周刊》中所報導的：「過去12個月來，以國內生產毛額的 比例而言，美國政府在國防上的預算是自1982年以來漲幅最高的一年，也是自1970年代末期以來法規更多、立法監控最多、政府干預也最多的時期。」若非 小布希在關鍵議題上改變了想法，根本很難想像會發生這種趨勢。
不論小布希的才能如何，他自小就表現出我所謂「人際智能」的能力──能夠了解並激勵他人。他喜歡和人相處，也以能了解他人自豪。在學校裡，他或許是學業表 現平平的學生，但卻擅長交朋友(老實說，我猜想年輕的小布希在閱讀和其他語言功課方面的學習障礙，使愛交際的他更加強了自己的人際技巧。他在大學、商學 院、年少輕狂的歲月，和後來從商的過程中，繼續磨練這方面的技巧。甚至連覺得小布希才智平庸的人，都依舊喜歡他，對於他和與人共處、交朋友的能力，表示佩 服。他就像其他人際技巧高明的人(大部分歷屆美國總統都包括在內)一樣，對自己和外國元首相處以及說服他們合作的能力頗有信心，他曾說：「許多領袖來此， 就是要坐下來談，我覺得和他們真心相處很重要，這許多領袖天生都有和我一樣的能力，因此他們能夠看穿人心。」
小布希的人際智能多年來在許多環境背景中，讓他無往不利，但我認為，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他的「內心智能」也有了進步，對於面對政軍未知情勢的他而言，這種 轉變是必要的。內心智能難以理解，更無法形容，不過其核心包括了這些元素：對自己的了解──你是誰，你的優缺點是什麼，你的目標是什麼，如何達到這些目 標，如何運用自己的成功，如何從自己對事件的反應(不論其結果為何)中學習，簡言之，就是對個人身而為人──不論是單獨或與人相處，都有正確的心理表徵， 能夠正確評估這些心理表徵，甚至促成這些表徵的改變。雖然我是由外在觀察，而且對於小布希的諸多政策並不以為然，但我還是要說，他在任職總統期間，內心智 能有相當驚人的成長。
在上一章，我們的重點是因親近的人──同事、朋友、父母、同伴、治療師、情人，而造成個人想法的改變。我們可以改變周遭人們的想法，他們也可以改變我們的 想法，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最後還是得為改變自己的想法負責。在這種想法劇烈改變的時刻，了解自己究竟是怎麼思考的能力，就舉足輕重。
天生並不擅長內省的小布希，後來卻能以他自己和任何人都沒有料想到的方式，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之後，了解自己內心的想法，也了解自己改變自己想法的能 力。他改變了自己想法的內容(即他對整個世界體系的信念)，也改變了想法的形式(他接收資訊、融合為一，然後做出決定的方式)。小布希的例子顯示了：一個 重要事件會如何成為改變想法的關鍵點。我相信在他總統任期內其他的事件，也會影響到他想法的架構和形式。
在一般人最重視最在意的領域中(如政治、學術，和宗教等價值觀點強烈的領域)，想法的改變可能最戲劇化。探索這些「價值觀強烈」的領域中，究竟哪些人會改 變想法，哪些卻維持一貫的信念，能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改變個別心靈的方式。現在我們先以一改變想法的政壇人物為例。在此例中，有3個因素(邏輯思維、共鳴 回響和新聞時事)對於此例主角改變心意，有舉足輕重之效。
意識形態的改變：錢伯斯的例子
自馬克斯寫到資本主義的失敗，和廢除私人財產及國家干預的烏托邦之後，許多人──尤其是年 輕人，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興起了憧憬。其中最著迷的，莫過於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了。錢伯斯於1901年生於長島，在破碎家庭中長大。1920年代初，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及其後赴歐旅行時，就深受共產主義的願景吸 引。當時共產主義在俄羅斯頭一次革命成功，建立了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國家。在錢伯斯赴歐期間，他摯愛的兄弟自殺了，這對他不啻火上加油。錢伯斯說：「當時我 覺得任何造成我兄弟之死的社會，都是不義的，我要向它宣戰。這就是我盲從的開端。」錢伯斯特別致力於協助弱勢的民眾、減輕經濟危機、避免戰爭。
錢伯斯是文筆很好的記者，他從此為左翼報紙寫稿，最後自己也加入共產黨，起先並不活躍，但後來卻逐漸參與地下間諜活動。在這幾年期間，他都以共產黨的角度 公開發表文章，同時私下打探美國的秘密政治計畫，告知美俄兩地的共黨領袖。在此時，「共黨理想」也經數次轉型。在列寧早死之後，史達林掌權，一心以建立舉 世頭一個共黨國家為念，他實施了徹底拔除資本主義的經濟計畫，建立在農、工、軍等方面足堪表率的社會。他推動集體農場，把產業收歸國營，掌控如莫斯科地鐵 等的重要公共設施。他鼓勵或容忍如作家高爾基(Maxim Gorky)和作曲家蕭士塔高維契(Dmitri Shostakovich)等前衛藝術家。然而這些令人欽佩的創舉並沒有維持多久，性格極端偏執的史達林決心要一一清除所有可能的對手，在1930年代後 期發動一連串公審(show trial)，徹底消滅他們。而在1939年8月，就在二次大戰爆發前夕，史達林與希特勒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將東歐畫分為德國和蘇聯的勢力範圍。
錢伯斯對蘇聯如此不公不義的行為終於忍無可忍(如今回顧起來，史達林的共黨政權是史上最血腥的政權之一，保守估計在史達林時代，至少屠殺了數百萬俄國民 眾)。1937年，錢伯斯冒著自己和家人安全的危險，退出共黨。接下來10年，他加入《時代》雜誌，成為該刊物最受尊重推崇的作家和主筆──對二次大戰時 共產黨的角色及後續餘波，有獨到的見解。
如果錢伯斯的一生僅此於此，那麼世人對他恐怕不會有太多印象。但1952年，錢伯斯發表了《見證人》(Witness)一書，筆觸敏銳辛辣，描述了他的想法在1920至1950年之間轉變的過程，一時洛陽紙貴，也讓錢伯斯名留青史。
錢伯斯在書中記載了他想法接連發生的四種狀態：(一)他如何受到共產主義的吸引，並在1920年代中期加入共黨；(二)1930年代末，痛心疾首的他如何 退出共黨；(三)他最初對於把自己與其他人從事間諜活動的內容，透露給檢調單位的掙扎；(四)他最後決定把美國共黨的一切公之於世，一方面讓家人名揚於 世，另一方面卻也讓他們蒙羞。
錢伯斯認為，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世界，見證了對人性兩種詮釋的生死掙扎。起先錢伯斯認定資本主義是邪惡的，因此追求共產主義，認為這是世界唯一的出路。因為 他採取這樣的看法，因此也避開了對共產主義的嚴厲批評，可以說他採取的是基本教義派的死忠觀點。然而接下來共黨罄竹難書的劣跡──既有個人的，也有公眾 的，既有國際的，也有國內的，層出不窮，錢伯斯看到許多人在國外遇害，有些人在國內被追捕或被殺。他讀到在海外有控制心思的情事，後來也在他的共黨牢房親 身經歷。性喜思考的錢伯斯最後終於決定，再也不能容忍自己死忠共產黨徒的身分。他心懷恐懼、渾身顫抖，展讀批評共黨的文章，並且把自己的疑惑告知好友。在 他的想法累積達到關鍵點之後，他做出了重大決定。他說：「1937年，我就像拉撒路(Lazarus，死後4天復活，見《新約‧約翰福音》)一樣死而復 生，脫離了共產主義，由6年來深埋的地下，重回自由人間。」
錢伯斯逐漸了解，他開頭把世界一分為二，認為只有好壞之分的想法並沒有錯，只是他把民主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價值搞錯了。真正的對抗是在於信奉神、相信崇 高的價值、人類之愛和奉獻的人，以及只信仰人和只考慮權力的人之間。起先錢伯斯覺得他應該把自己之所知告訴美國安全體系，提出警告，但沒人理會他，於是他 覺得自己已經盡到了義務，可以結束人生的這一章節。他繼續擔任酬勞豐富的記者，也為人夫、為人父，建立家庭。
錢伯斯在1948年8月一舉成名，他揭露國務院官員希斯(Alger Hiss)和他同時成為共產黨員，接著又透露希斯參與間諜工作(許多人都不認同錢伯斯此舉，有些人迄今還相信希斯是無辜的，不過由法律和歷史的紀錄，可以 證實錢伯斯對希斯的指控為真)。在錢伯斯心中，揭發希斯無疑是義舉，雖然他心頭不安(此乃我們所謂的「阻力」)，擔心社會大眾會認為他在搬弄是非、甚至把 他當成叛徒，讓他的妻兒永遠蒙受陰影，害他放棄了身為全國知名雜誌資深作者的諸多資源，更何況他認為最後會戰勝一切的是共產主義而非民主政體。但最後他還 是覺得應該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他說：「我知道我已經由勝方轉向敗方，但我寧可失敗而死，也絕不要在共產主義下存活……我非常不情願地一步一步毀滅自己， 只希望這個國家和它所依存的信念，能夠持續下去。」
我們可以由許多方面批評錢伯斯，但絕不能說他欠缺勇氣。在近代美國史中，他不論在個人或公眾議題上，想法都有極大的改變，而且他也盡力把他的心路歷程一五 一十地公之於世。其中有些事實專屬這位來自困惑的年輕人所有，但他故事的大要，卻和其他省思共產主義失敗的人相仿。
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庫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法國作家馬爾羅、義大利作家斯隆(Ignazio Silone)、作家萊特(Richard Wright)等知識分子，都為文描述過他們當初受共產主義吸引，以及後來逐漸覺醒的過程。這些作家在描寫這段通常是痛苦的過程時，說明了深思熟慮(且常 常固執己見)的人，如何接納某個觀點，公開支持它、為它申辯，接著不情不願地發現他錯了，再公開宣告自己先前的觀點錯誤。非知識分子可能難以理解，為什麼 知識分子這麼在乎自己應該是對的，知識分子很在意自己清楚明白地為自己的立場辯護，要保持一貫，因為思想是知識分子的核心。知識分子對於認知差異之間的對 抗特別敏感，如果有違反他們理論的想法，他們一定要重新闡釋它，以消除其間的不一致和不連貫。
讓我們舉個例子。史達林和希特勒簽下互不侵犯條約時，知識分子為他提出了種種辯解：有人說他這樣做是為了爭取時間，有人說是為了要對希特勒有更多的影響 力，也有人說，史達林非簽這個條約不可，因為他自己國內的反革命力量已經失控。知識分子振筆疾書，洋洋灑灑長篇大論，否認許多「一般老百姓」看來再明顯不 過的事實：史達林這樣做，根本只是以權力為考量，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暴君(在這方面和希特勒及成吉思汗沒什麼兩樣)，他號稱的社會理想根本是場騙局。像我 這樣的觀察者事後回顧起來，最教人震驚的是：究竟需要多少的「反證據」，才能讓這些人相信共黨的說法或理論根本就是錯的，他們是多麼遲疑，不敢公開承認自 己支持的竟是基礎上就有大錯的理想。我們幾乎看不到他們直接承認錯誤的聲明，很少有如美國共產黨員史凱爾斯(Junius Scales)如此坦白的告白：「史達林──我奉之為共產主義屹立不搖的偶像，是俄國社會主義的創造者，是史達林格勒(今伏爾加格勒)的磐石。這位睿智而 仁慈、充滿幽默感的人，三年前他去世時，曾讓我痛哭失聲──史達林其實是個凶狠殘暴、一心只想掌權的怪物！」
坦白說，共產黨不容人懷疑，義大利小說家斯隆回憶自己脫離共產黨的痛苦過程：
其實脫離共黨和脫離自由黨完全 不同，主要是因為你和黨的關係和他們要求你做的犧牲成正比……這是個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極權主義機構，要求追隨者絕對的忠誠……誠心的共產黨員因為某種奇 蹟，保持了天生的才智，受盡自己內心的折磨，最後才採取關鍵的一步，不是完全服膺黨的領導，就是完全脫離黨的掌控，重獲自由，就像克服了官能症一樣，擺脫 共黨的勢力而痊癒。
近來許多評者提出另一種解釋，說明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如醉如癡的原因。這種持諷刺立場的觀點認為，知識分子熱愛權力，他們高估自己看清推動社會運作「真正 力量」的能力，當權者注意到他們時，他們又太卑躬屈膝。有些人對恐怖行動和暴力懷抱憧憬，忽略到這種作法可能造成的可怕後果。現代德國作曲家史托克豪森 (Karlheinz Stockhausen)就是這種想法的代表，他無視於世貿大樓爆炸對世人造成的悲慘打擊，反而說這次的攻擊是「世界史上最偉大的藝術作品」。史托克豪森 漠視了暴行的本質和後果，只把它視為想像的作品。
對於改變想法前倨後恭的態度，有個老笑話描述得很傳神：一開始抱著舊想法的人，會批評新想法荒謬無稽；過了一陣子，他就把新想法當成傳統智慧；再過一陣 子，他就認為這個新觀念自始至終都是他的點子。不過知識分子對於共產主義改變想法的過程，卻從沒有那麼流暢順利，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愚蠢、天真，或投機取 巧，而常把問題怪在其他地方，認為自己改變想法的轉折並沒有像外人想的那麼劇烈。他們盡量為自己改變想法辯解，認為他們之所以會改變想法，是因為他們得要 維護更基本的一貫理念。比如，他們會說自己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一向都是正確的，史達林原本是個好人，但卻受了法西斯主義的蠱惑，下一位共產主義的領導人就可 由史達林的例子中學到教訓，不會重蹈覆轍。當然，由古巴到北韓到東歐，一個又一個的共產政權相繼失敗，使得這種解釋站不住腳，但至少歐洲有些馬克斯主義者 依舊抱持這樣的論點。
知識分子的這種傾向，使得錢伯斯公開揚棄共產主義的告白更加難能可貴。若以本書所列改變想法的七大因素來評估，他立場的劇變可說是為他在面對時事(史達林 時期的蘇聯)時，運用邏輯思維的能力，以及這些時事無法和錢伯斯一貫抱持的信念起共鳴之故。其他的有識之士則很可能是因為蒐集了許多資料、獲得更多資源的 機會，或者在許多不同的具象重述中(由小說到個人所受的折磨)看到了相反的證據，也使得他們唾棄共產主義。
在政治的領域，想法的改變往往是逐漸變化，而非石破天驚劃時代的劇變，比如原本對共產主義抱持同情心態的人，逐漸不再那麼支持擁護它；原本對新國家的民主 政體很有信心的人，逐漸改變了他們的信念；原本對市場力量心存懷疑的人，逐漸抱持肯定的看法(反之亦然)。邱吉爾曾有一段名言：「年輕時不信社會主義的人 是笨蛋，中年時卻還相信社會主義的人則是蠢驢。」由於這種想法的改變既是漸進的，比較不會引起抱持想法的本人及周遭親朋好友的注意，因此往往不必直接面對 想法改變的衝突。
在政壇上，由保守的想法轉為自由的態度比較容易招致非議，而且有時大家根本不願相信。原本右翼立場堅定的美國記者布洛克(David Brock)2002年坦承，他曾在報導時扭曲事實〔比如對於左派偶像法學教授希爾(Anita Hill)和柯林頓的報導〕，宣告他如今擁護自由派的理想，而且要彌補過去所造成的錯誤。他的告白雖然引起大家的注意，但不論是他從前右翼的朋友，或現今 左派的支持者，都沒有多少人同情。不論如何，凡是人，不論是任何領域，都不喜歡承認錯誤，其中又以政界為然。前紐約市長拉瓜迪亞(Fiorella Henry La Guardia)曾說：「我犯錯的時候，也是經典之錯！」不過像他那樣坦承錯誤的政界人士實在不多。
同樣也是前紐約市長的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彷彿是呼應他的老前輩似的，把政界人物想法的改變分為兩類，他說：「有些人覺得改變想法這種觀念是無聊的，其實不然。你經由嘗試錯誤， 了解到你抱持的想法是錯的……隨著你的知識增長而改變想法是一回事，因為政治原因必須聽命行事，或是因輿論反應不得不然，則是另一個比較常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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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我為例，我喜歡採取各種不同的立場看問題，如果可能，也盡力協調或綜合這些立場。我的個性比較喜歡協調，而不喜歡對立，我研究學問時偏好綜合，而非分 析。我喜歡以各種不同的角度來探討同一個問題，甚至透過不同的學科領域來探究。我很難想像自己在政治、宗教、學術或其他任何領域、任何事物的「死硬派」， 執著於一個不變的觀點，也很難想像自己數十年如一日地分析某一特定的課題或觀念。我比較可能退讓一步，把問題放在更寬廣總其成的背景環境下考量，或者我會 乾脆換個問題思索。我對一個問題正反兩面的阻力都很敏感，但我也並不會在提出了象徵論或分類學之後就撒手不管。我也有一種統一或組合的本能，促使我把所有 的元素全都整合為一個整體。在荷頓的設計中，我是期待最後能做中間人的分析者，如果採取七世紀希臘詩人阿爾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說法，則 我是想做豪豬的狐狸。如果依照本書的說法，則分析與整合的立場最能引起我的共鳴。
對於舉足輕重的事物，要改變想法絕非易事，而要公開宣布自己改變想法，更是難上加難。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很清楚明白而且可以分類的事物上，比如：「我本來 是民主黨員，但由現在起我要改支持共和黨。」或「我終於相信行為主義永遠不能解釋人類究竟如何學得語言，因此我決定投入喬姆斯基陣營。」我們很難辨識出自 己不知不覺奉為圭臬的「主題」，因此更難改變對經驗本質的想法。依我的分析，最能引起我們心靈共鳴的想法，就是我們最重視也最不可能放棄的信念。
其實，唯有認定自己善變，或認為自己「有彈性」的人，才會覺得改變想法不難，非但樂於改變，也願承認改變。但一般人對於這些人改變的想法，往往不會太重 視，因為這些人的改變，透露的是他們的性情，而非他們的想法。如錢伯斯、維特根斯坦，或萊維─布呂爾等人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他們原本對某個觀點非常認 真、執著、熱情，但後來卻接納了另一個和原觀點截然不同的立場。當改變想法舉足輕重時，當阻力消融、新的共鳴取而代之時，我們就會注意它、記得它。
Changing Mind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
Minds are exceedingly hard to change. Ask any advertiser who has tried to convince consumers to switch brands, any CEO who has tried to change a company's culture, or any individual who has tried to heal a rift with a friend. So many aspects of life are oriented toward changing minds--yet this phenomenon is among the least understood of familiar human experiences. Now, eminent Harvard psychologist Howard Gardner, whose work has revolutionized our beliefs about intelligence, creativity, and leadership, offers an origin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exactly what happens during the course of changing a mind--and how to influence that process. Drawing on decades of cognitive research and compelling case studies--from famous business and political leaders to renowned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o ordinary individuals--Gardner identifies seven powerful factors that impel or thwart significant shifts from one way of thinking to a dramatically new one. Whether we are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mind of a nation or a corporation, our spouse's mind or our own, this book provides insights that can broaden our horizons and improve our lives. Howard Gardner is the John H. and Elisabeth A. Hobbs Professor of Cognition and Education at 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senior director of Harvard Project Zero. The recipient of a MacArthur Prize Fellowship and 20 honorary degrees, he is the author of more than 20 books.by Howard Gardner - 2006 - 276 pages
Changing mind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changing our own and other people's minds By Howard Gardner
Changing Minds──改變想法的藝術. 作者：霍華德．嘉納 譯者：莊安祺 出版社：聯經
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英國最低潮的時候，以堅定的承諾、聰慧的眼光和威權的領導，讓英國重新站起來；在這個過程中，她所過的生活、所用的語言、所說的故事內容和表現的勇氣，成功地改變英國人的觀感和想法，可惜，她的雄辯和驕傲也讓她黯然下野。 南 非總統曼德拉是另一個改變民眾想法的典型。霍華德觀察曼德拉因政治被判27年徒刑，但他並未報復對手和讓他入獄的人，反而尋求和解，在就職總統那天，他邀 曾任他獄卒的警衛坐在第一排觀禮；「他改變的不只是數百萬同胞的想法，也影響了全球」，霍華德認為，曼德拉以身作則打動人心，是改變想法的重要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