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t Used to Be Us: How America Fell Behind in the World and How We Can Come Back
by Thomas L. Friedman (Author), Michael Mandelbaum (Author) 2011
翻譯評論：
第四部 政府當機 / 第11章： "兩個恐怖元素 (The Terrible Twos)"：
by Thomas L. Friedman (Author), Michael Mandelbaum (Author) 2011
翻譯評論：
第四部 政府當機 / 第11章： "兩個恐怖元素 (The Terrible Twos)"：
章名： "兩個恐怖元素 (The Terrible Twos)"錯誤，內文都譯為"恐怖的兩歲"。
中文版
301頁的緬因Maine街，乃是main street (市鎮的主要商業街)的誤譯。- A child development stage which normally occurs around the age of two (but can start earlier) and consists of toddlers often saying no and throwing temper tantrums
324頁的2處"destructive creation"有誤
被全球化的浪潮逼到邊緣，政治對立加劇， 眼看中國經濟起飛，想要追趕卻有心無力… 這是一本談論美國的困境與希望的書，但處處與台灣的現況似曾相識，如果先民的拓荒精神是美國困境的解答，我們不妨也重新擦亮自己對國家的想像。
選後台灣，我們最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冷靜、需要沉澱、需要思考，
我們曾經輝煌，輝煌於對未來的企圖心、對未來的想像力，要在世界發聲與立足的勇敢。
台灣有自己的成功方程式：優秀的國民教育、現代化基礎設施、廣納五湖四海 「新台灣人」的開放精神，加上鼓勵產業發展升級的良好政策。此時，該是我們回看歷史、重新檢驗每一項成功方程式的的關鍵時刻了。
如果你關心台灣未來，如果你關心在「扁平2.0」新世界裡，如何維持個人的競爭優勢，佛里曼的《我們曾經輝煌》，提供你新視角，只要你將書中談的「美國」代換成「台灣」，「美國人」代換成「台灣人」，因為，在這個超連結新世界，台灣的挑戰比起美國更艱巨。
這本書由佛里曼與外交思想家曼德鮑姆合著，探討美國政府當前所面臨的四大危機：全球化、資訊科技革命、債台高築，及能源過度使用。但美蘇冷戰結束後，美國政府對這些議題視若無睹。而當今中國大陸無論在教育、工業、科技的崛起，都一再提醒美國「也曾擁有如此光榮」（That Used to Be US），並顯示美國當今政治體系及核心價值的崩壞。
儘管如此，佛里曼深信，只要深入了解美國歷史，就會找到讓美國克服當前危機的方式，讓美國重返輝煌時代。本書提出許多成功企業家的例子，指出他們並未放棄美國夢的願景及勇往直前的態度及行動，佛里曼更進一步針對美國已陷入的困境提出建言，包括振興傳統核心價值，及建立新的第三方運動復興國家經濟。
< 目錄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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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時代，站在全球高度上，從龐雜紛歧的全球事務中理出頭緒，為全世界人類帶來全球觀點的第一人，非佛里曼莫屬。
從報導中東地區複雜的局勢，到盱衡全球的國際事務，佛里曼一直用敏銳的記者直覺，強烈的個人文字風格，運用許多小故事，夾議夾敘，把治絲益棼的國際政治、金融市場、科技環保、宗教文化等種種議題，寫得十分淺顯易懂，引人入勝，讓每個人都可以對國際事務侃侃而談，對於全球化的過程如臨其境。
佛里曼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同步在全球超過七百多個媒體上刊登。他的《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被翻譯成27國文字，並成為暢銷書，甚至成為許多中學及大學了解中東議題的教科書。1999年出版《了解全球化》（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被翻譯成20國文字，2005年出版《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成為全球各地討論的熱烈話題，也讓他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選為美國最佳領導人之一。 他因為傑出的新聞報導及評論成就，拿過三座普立茲獎，如今已是普立茲獎的終身評審。他精通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有五所美國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新聞工作之餘，他也曾任教哈佛大學，與哈佛校長桑默斯與本書13章出現的桑德爾共同開一門「全球化」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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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鮑是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專攻美國外交政策，並主持該院的美國外交政策計畫。他也曾任教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及美國海軍學院。他擔任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顧問，該所贊助中東政策研究和相關議題的公共討論。 曼德鮑畢業於耶魯大學，獲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碩士，並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他著有13本書，並編輯了12本書，除了本書之外，他的寫作主題遍及美國政策、體育生態、歐洲政治、全球競爭，及核能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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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讀 美國重建輝煌之路 高希均
前 言 生於斯土
第一部 為美國看看病
1 見可疑，立通報
2 我們始終忽視問題
3 美國人已忘卻歷史
第二部 教育面臨艱巨挑戰
4 誰吃掉我的工作
5 創意，生存的必要條件
6 用雙倍的家庭作業復興美國夢
7 無業世代來臨？
第三部 對數學與物理學開戰
8 欠債總要還
9 與數學（及未來）開戰
10 物理之戰
第四部 政府當機
11 兩個恐怖元素
12 不管是什麼，我都反對到底
13 貶值
第五部 重新發現美國
14 從不放棄的民間力量
15 震撼療法
16 重啟美國光榮
被全球化的浪潮逼到邊緣，政治對立加劇， 眼看中國經濟起飛，想要追趕卻有心無力… 這是一本談論美國的困境與希望的書，但處處與台灣的現況似曾相識，如果先民的拓荒精神是美國困境的解答，我們不妨也重新擦亮自己對國家的想像。
選後台灣，我們最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冷靜、需要沉澱、需要思考，
我們曾經輝煌，輝煌於對未來的企圖心、對未來的想像力，要在世界發聲與立足的勇敢。
台灣有自己的成功方程式：優秀的國民教育、現代化基礎設施、廣納五湖四海 「新台灣人」的開放精神，加上鼓勵產業發展升級的良好政策。此時，該是我們回看歷史、重新檢驗每一項成功方程式的的關鍵時刻了。
如果你關心台灣未來，如果你關心在「扁平2.0」新世界裡，如何維持個人的競爭優勢，佛里曼的《我們曾經輝煌》，提供你新視角，只要你將書中談的「美國」代換成「台灣」，「美國人」代換成「台灣人」，因為，在這個超連結新世界，台灣的挑戰比起美國更艱巨。
這本書由佛里曼與外交思想家曼德鮑姆合著，探討美國政府當前所面臨的四大危機：全球化、資訊科技革命、債台高築，及能源過度使用。但美蘇冷戰結束後，美國政府對這些議題視若無睹。而當今中國大陸無論在教育、工業、科技的崛起，都一再提醒美國「也曾擁有如此光榮」（That Used to Be US），並顯示美國當今政治體系及核心價值的崩壞。
儘管如此，佛里曼深信，只要深入了解美國歷史，就會找到讓美國克服當前危機的方式，讓美國重返輝煌時代。本書提出許多成功企業家的例子，指出他們並未放棄美國夢的願景及勇往直前的態度及行動，佛里曼更進一步針對美國已陷入的困境提出建言，包括振興傳統核心價值，及建立新的第三方運動復興國家經濟。
< 目錄章名>
在全球化時代，站在全球高度上，從龐雜紛歧的全球事務中理出頭緒，為全世界人類帶來全球觀點的第一人，非佛里曼莫屬。
從報導中東地區複雜的局勢，到盱衡全球的國際事務，佛里曼一直用敏銳的記者直覺，強烈的個人文字風格，運用許多小故事，夾議夾敘，把治絲益棼的國際政治、金融市場、科技環保、宗教文化等種種議題，寫得十分淺顯易懂，引人入勝，讓每個人都可以對國際事務侃侃而談，對於全球化的過程如臨其境。
佛里曼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同步在全球超過七百多個媒體上刊登。他的《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被翻譯成27國文字，並成為暢銷書，甚至成為許多中學及大學了解中東議題的教科書。1999年出版《了解全球化》（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被翻譯成20國文字，2005年出版《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成為全球各地討論的熱烈話題，也讓他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選為美國最佳領導人之一。 他因為傑出的新聞報導及評論成就，拿過三座普立茲獎，如今已是普立茲獎的終身評審。他精通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有五所美國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新聞工作之餘，他也曾任教哈佛大學，與哈佛校長桑默斯與本書13章出現的桑德爾共同開一門「全球化」的課。
曼德鮑是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專攻美國外交政策，並主持該院的美國外交政策計畫。他也曾任教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及美國海軍學院。他擔任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顧問，該所贊助中東政策研究和相關議題的公共討論。 曼德鮑畢業於耶魯大學，獲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碩士，並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他著有13本書，並編輯了12本書，除了本書之外，他的寫作主題遍及美國政策、體育生態、歐洲政治、全球競爭，及核能議題。
導 讀 美國重建輝煌之路 高希均
前 言 生於斯土
第一部 為美國看看病
1 見可疑，立通報
2 我們始終忽視問題
3 美國人已忘卻歷史
第二部 教育面臨艱巨挑戰
4 誰吃掉我的工作
5 創意，生存的必要條件
6 用雙倍的家庭作業復興美國夢
7 無業世代來臨？
第三部 對數學與物理學開戰
8 欠債總要還
9 與數學（及未來）開戰
10 物理之戰
第四部 政府當機
11 兩個恐怖元素
12 不管是什麼，我都反對到底
13 貶值
第五部 重新發現美國
14 從不放棄的民間力量
15 震撼療法
16 重啟美國光榮
誌謝
生於斯土
讀者或許會問起，我們兩個本以寫作外交事務為職志，一個是紐約時報的海外特派兼專欄作家，一個是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所（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教授，為什麼這回卻合力著書探討美國國內現況。答案很簡單。我們是交情超過二十年的老朋友，在這段漫長歲月裡，我們幾乎每星期都會一起討論不同層面的國際關係問題，還有美國的外交政策。但近幾年來，我們開始注意到：儘管每次話題始於外交政策，但最後都會歸結到國內政策。我們會討論美國發生了什麼事，或是哪些事情該發生卻沒發生。有時我們會試著轉移話題，但是談著談著，總是又轉回美國，談到我們如今似乎沒有能力起而應付當前最大的挑戰。
當然，此一情況具有極大的外交政策意涵。置身今日世界，美國多半還是扮演巨大且富建設性的角色，但這必須仰賴美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健全。今天的美國生病了，無論在經濟或政治上。我們想藉由這本書解釋美國何以落入今天的境況，以及應該如何脫身。
至於我們的寫作風格，也希望讀者能理解。我們在書中所引用的故事、軼聞與訪談，經常只有我們其中一人在場或聽聞。一本擁有兩位作者且引述諸多報導的書，並不能只寫「我說」或「我看到」。為了清楚陳述，我們在引述的時候必須寫上自己的名字，如：「湯姆回憶……」、「邁可寫道……」（編注：中文版為方便閱讀，佛里曼的感想以第一人稱「我說」或「我看到」呈現，曼德鮑的觀察則加註原名「邁可寫道……」。）
讀者對於我們的認識，大多經由我們的工作角色，所以知道我們是作家與評論家，但是，我們也是美國國民。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撰寫此書的動力不只來自於我們對政策的興趣，也在於我們的身份認同。所以謹在此簡單地自我介紹—不是以專家，而是以美國公民的身份。
佛里曼的童年
湯姆：我出生於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里斯市，在郊區的聖路易公園（St. Louis Park）長大。這個小地方後來因為柯恩兄弟伊森（Ethan Coen）與喬伊（Joel Coen）一部以此為背景的電影「正經好人」（A Serious Man）而聞名。參議員富蘭肯（Al Franken）、柯恩兄弟、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政治學家奧恩斯坦（Norman Ornstein）、長期擔任國家足球聯盟（NFL）足球教練的崔斯特曼（Marc Trestman）和我前後一起在這個小社區住過幾年，這對我們每一個人產生極大的影響。在這裡的成長經驗，孕育出我對美國的高度樂觀主義，並相信我們真的可以群策群力、共謀公共利益。
1971年，我高中畢業那年，《時代》雜誌的封面是明尼蘇達州州長安德森（Wendell Anderson）高舉一條他剛捕獲的魚，標題是〈明尼蘇達的美好生活〉。通篇報導談的是「這個州有所作為」。如果打從孩提時期開始，本州出身的參議員是民主黨的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孟岱爾（Walter Mondale），麥卡錫（Eugene McCarthy），眾議員是溫和的共和黨籍的麥克奎格（Clark MacGregor）和法蘭澤（Bill Frenzel），而州內的頂尖企業，如戴頓百貨（Dayton’s）、標靶百貨（Target）、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和3M，都是倡導企業社會責任的先驅，深信協助興建諸如「古斯里劇院」（Tyrone Guthrie Theater）這樣的建設是企業使命的一部分，你必然堅信政治確實有所作為，而且美國人生活中確實有可行的政治核心。
我和同一群孩子一起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從幼稚園一直到高中。在當年的明尼蘇達，私立學校是給惹麻煩的孩子唸的。對於聖路易公園的中產階級家庭小孩，私立學校簡直聞所未聞，住在那裡的每一戶人家都是中產階級。我媽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加入美國海軍，拜「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之賜，他們才能貸款買到房子。我爸爸沒唸過大學，是一家銷售滾珠承軸公司的副總裁。內人安妮（Ann Bucksbaum）出生於愛荷華州的馬歇爾鎮，然後在第蒙長大。直到今天，我最好的朋友還是和我一起在聖路易公園長大的同伴，而我對明尼蘇達州的印象──當然是經過理想化的印象—仍是當年那個主宰且提供我許多政治判斷的明尼蘇達。不論我人在何方—倫敦、貝魯特、耶路撒冷、華盛頓、北京，或是班加羅爾（Bangalore）—我總是期望再次發現明尼蘇達，在那個萬湖之地，政治確實曾發生作為，讓人民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撕裂離間人民。那就是以前的我們。事實上，那就是我的街坊。
曼德鮑的期待
邁可：湯姆和他的妻子都來自美國中部，而我的妻子安恩（Anne Mandelbaum）和我則成長於美國東西兩岸。她在紐約曼哈頓長大，而我是在加州柏克萊。我父親是加州大學人類學教授，我的母親在三個孩子進中學之後，到公立學校任教，然後進入我們簡稱為「加大」（Cal）的加州州立大學工作。
雖然柏克萊以政治激進主義聞名，但在我1950年代的童年時期，那裡比較像湯姆的明尼蘇達，而不像後來外界熟悉的柏克萊，說它是革命的溫床，其實更帶有美國中部的影子。如今可能令人不敢置信，但在我童年時期，柏克萊曾出現共和黨籍的市長與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
那個年代有一個事件和本書息息相關：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環繞地球的人造衛星史普尼克（Sputnik），所引發的餘波蕩漾。此一事件在美國引起極大震撼，震波甚至傳到了加菲德中學（後來更名為馬丁．路德．金恩中學），當時我讀七年級。學校召開全體學生大會，校長嚴正的告誡我們，未來每一個人必須更加努力學習，而且數學和科學最重要。
我父母獻身教育，因此我比旁人更清楚學校與學習的重要性。但是那一刻的嚴肅凝重讓我印象深刻，我了解，美國正面臨一個全國性的挑戰，每個人都必須奉獻心力去面對。我毫不懷疑美國，以及美國人必會勇敢承擔。我們不可能再回到1950年代，同時也有很多理由慶幸時光不會倒流，但當時全國上下那種嚴肅以待的態度，在今日卻一樣必要。
我們目前在華府生活工作，親眼目睹政府無法應付國家所面對的重大挑戰。儘管本書對當前局勢的看法悲觀，然而對未來的希望與期盼卻極高。我們相信美國必能迎接挑戰，畢竟，這就是我們在其中成長的美國。
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
邁可．曼德鮑（Michael Mandelbaum）
2011年6月於馬里蘭州貝瑟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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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未來所面臨的第三項重大挑戰，是國家負債與年度赤字的不斷增加。負債與赤字自從冷戰以來已經擴增到危險程度，原因是我們習於不透過稅收去籌足經費支應聯邦政府的開支，所以靠借貸彌補差額。美國政府之所以能借到好幾兆美元——其中相當大的部份是向中國和其他國家借的——-是因為對於美國經濟的信心，以及美元從美國擁有全球經濟霸權時代就已扮演的特殊國際角色。
結果，美國擁有了美國版的石油財富：美元財富（dollar wealth）。因為美元從二次大戰以後就已成為通用貨幣，所以美國能大肆印鈔票與發行債務，讓其他國家都只能瞠乎其後。因石油而致富而的國家很容易在財政上變得毫無節制，而可以自行印製美元面額財富的國家也容易掉入相同的陷阱。當然，自從冷戰結束以來，特別是自從2001年以來，美國在財政上遭遇史無前例的重大損失。而發生的時機又極為不巧：正當戰後嬰兒潮世代準備退休，並要開始支領社會福利與醫療保險所允諾給付的津貼。
年度財政赤字的累積就成了國家負債，而普遍引用的數據雖然令人怵目驚心，但事實上卻還是低估了美國納稅人的負擔程度。這些數據並未包括州與市龐大甚至（在部份案例中）很可能無法償還的債務。據估計，州級政府背負著三兆美元與退休金相關且未設基金的債務負擔。特別是紐約州、伊利諾州與加州，未來幾年的負債與政府可望收到的稅金收入之間有著非常大的落差。
加州的瓦雷荷市（Vallejo）擁有人口大約十一萬七千，在2008年5月宣布破產。瓦雷歐市耗費約百分之八十的預算去支付組織工會的警察、消防員，以及其他公共安全人員的薪資與福利。加州的崔西市（Tracy）登上新聞版面，因為該市在2010年宣布，市民今後必須支付九一一緊急服務的費用——每戶每年48美元，低收入戶每年36美元。如果居民打九一一電話，且首先趕赴現場的人員實施了醫療救治，那麼費用將自動跳升到300美元。當然會有人呼籲聯邦政府對部份義務負起責任。而聯邦政府也面臨壓力，要對某些實質上已經破產的私人退休金計畫伸出援手。大部份的估算都認為，為資助預算赤字而借貸的項款，政府只須支付合理的利息。然而，對於美國政府信用價值的疑慮，可能會導致財政部提高利率，以找到足夠的公債買主。而這又將大幅增加債務總額——須視未來的利率會有多高而定。簡言之，我們整體財政情況的惡化程度超乎想像。有個專門追蹤「美國未償付公共債務」的網站顯示，2011年6月15日的全國債務是14,344,566,636,826.26美元（或許中國願意少算我們26美分？）
至於第四項挑戰，也就是礦物燃料對地球生物圈所造成的威脅，是能源消耗激增所直接導致的結果，所以也就是透過全球化與採用自由市場經濟（特別是在亞洲）而實現的經濟成長直接帶來的結果。如果我們無法發現豐富、廉價、清潔、可靠的新能源，供所謂的「新美國人」未來之用，那麼我們就承擔了燃燒、窒息、暖化、煙化我們地球的風險，而且速度將遠比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所預測的更快。
然而，這也意味著能提供豐富、廉價、清潔、可靠新能源的科技將是下一個嶄新的全球產業。能源科技（Energy technology）——ET——將會是新的資訊科技（IT）。ET產業蓬勃發展的國家，將享有能源安全，提升自身的國家安全，進而對全球環境安全作出貢獻。而這也將是創新企業的重要基礎，如果不能發明更聰明的材料、更聰明的軟體、更聰明的設計，企業也就無法製造更綠能（greener）的產品。如果不能在下一個全球大產業中擁有領導角色，實在很難想像美國人如何能維持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
這四項挑戰的共同之處是都需要集體反應。這些挑戰太過龐大，單一的政黨或大眾之中的一小部份人都無力因應。每一項都是全國性的挑戰；只有傾全國之力才能應付。當然，成功的反應也有賴於個人去做正確的事情。勞工必須讓自己具備獲取高薪工作的技能，而企業家必須創造這樣的工作。美國人必須減少消費增加儲蓄，並接受更高的賦稅。個人、公司、企業必須減少使用礦物燃料。可是為了在每一個範疇產生合宜的個人作為，我們必須提供誘因、規範和制度去加以鼓勵，而這都是集體的任務。
因為這些挑戰必須全國團結一致去應付，因為應付這些挑戰需要努力與犧牲，更因為這些挑戰全都涉及國際層次，所以用借用國際競爭與衝突的論述來討論似乎也是很自然的。肯楠在他的「長電報」中感受到的挑戰是一場大戰。但是今天我們國家所面對的四大挑戰則必須用不同的架構來理解。在我們看來，自然界演變的大動力——進化——似乎為我們提供了適當的架構。進化的驅動力量是適應環境。當年肯楠力勸美國人去對抗新敵人，而我們則呼籲美國人要去適應新的環境。
數億年來，數以萬計的物種（植物與動物，包括人類）存活了下來，原因是他們的生物特性容許他們去適應環境——也就是讓他們能成功繁殖，從而讓基因永久留存。如果灰色蒼鷺比白色蒼鷺更容易偽裝，躲過掠食者的捕獵，那麼存活下來的灰色蒼鷺就會越來越多，白色蒼鷺越來越少，然後經過一代又一代的繁殖，直到最後所有的蒼鷺都是灰色的。（「適者生存」這個詞彙常被用來描述進化（evolution），意思是生存下來的都是最能適應的。）
物種生存的環境發生變化時，適應力就格外迫切需要。鳥類可能會遠離原先的棲息地，飛到另一個島嶼，至於能否存活下來則取決於能否適應新家園。而整個物種能否存活下來，則端視其適應力是否能成功地遺傳給其後的世代。
科學家相信，六千五百萬年前，一顆巨大隕石或一連串的隕石衝擊地球，引發大火風暴，使地球覆蓋在煙塵裡，造成四分之三的物種滅絕，包括當時主宰地球的恐龍。
冷戰的結束與接續而來的挑戰為我們的環境帶來根本的改變。只有個人、企業與國家適應新的全球環境，我們才能在未來的數十年裡繁榮發展。冷戰結束所帶來的不應該是鬆卸與志得意滿，而應該是集合眾人力量去適應我們所創造出來的新世界。
我們要把自己當成獅子，剛剛征服熱帶大草原上的所有獅群，成為所到之處無不披靡的萬獸之王。結果我們這一向以來直到現在，都還是讓自己冒著變成恐龍的風險。
不過，拿進化對於某些物種的影響來和主權國家遭遇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變遷衝擊作類比，可能在某些關鍵面向並不見得可行。舉例來說，生物學上的適應可能必須跨越幾百個世代，然而我們此刻所談及的適應卻必須在幾年內完成。而且物種能否適應環境，取決於不可控制的基因碼，但相對的，個人、團體與國家卻可以瞭解環境，並審慎進行必要的調整，以求在新環境中繁榮發展。恐龍對於避免滅絕無能為力，但是美國卻可以選擇迎接自己所面對的挑戰，採取適當的政策來避免滅絕。
我們國家面臨的並不是滅絕問題，但賭注確實非常之高。
生於斯土
讀者或許會問起，我們兩個本以寫作外交事務為職志，一個是紐約時報的海外特派兼專欄作家，一個是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所（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教授，為什麼這回卻合力著書探討美國國內現況。答案很簡單。我們是交情超過二十年的老朋友，在這段漫長歲月裡，我們幾乎每星期都會一起討論不同層面的國際關係問題，還有美國的外交政策。但近幾年來，我們開始注意到：儘管每次話題始於外交政策，但最後都會歸結到國內政策。我們會討論美國發生了什麼事，或是哪些事情該發生卻沒發生。有時我們會試著轉移話題，但是談著談著，總是又轉回美國，談到我們如今似乎沒有能力起而應付當前最大的挑戰。
當然，此一情況具有極大的外交政策意涵。置身今日世界，美國多半還是扮演巨大且富建設性的角色，但這必須仰賴美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健全。今天的美國生病了，無論在經濟或政治上。我們想藉由這本書解釋美國何以落入今天的境況，以及應該如何脫身。
至於我們的寫作風格，也希望讀者能理解。我們在書中所引用的故事、軼聞與訪談，經常只有我們其中一人在場或聽聞。一本擁有兩位作者且引述諸多報導的書，並不能只寫「我說」或「我看到」。為了清楚陳述，我們在引述的時候必須寫上自己的名字，如：「湯姆回憶……」、「邁可寫道……」（編注：中文版為方便閱讀，佛里曼的感想以第一人稱「我說」或「我看到」呈現，曼德鮑的觀察則加註原名「邁可寫道……」。）
讀者對於我們的認識，大多經由我們的工作角色，所以知道我們是作家與評論家，但是，我們也是美國國民。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撰寫此書的動力不只來自於我們對政策的興趣，也在於我們的身份認同。所以謹在此簡單地自我介紹—不是以專家，而是以美國公民的身份。
佛里曼的童年
湯姆：我出生於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里斯市，在郊區的聖路易公園（St. Louis Park）長大。這個小地方後來因為柯恩兄弟伊森（Ethan Coen）與喬伊（Joel Coen）一部以此為背景的電影「正經好人」（A Serious Man）而聞名。參議員富蘭肯（Al Franken）、柯恩兄弟、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政治學家奧恩斯坦（Norman Ornstein）、長期擔任國家足球聯盟（NFL）足球教練的崔斯特曼（Marc Trestman）和我前後一起在這個小社區住過幾年，這對我們每一個人產生極大的影響。在這裡的成長經驗，孕育出我對美國的高度樂觀主義，並相信我們真的可以群策群力、共謀公共利益。
1971年，我高中畢業那年，《時代》雜誌的封面是明尼蘇達州州長安德森（Wendell Anderson）高舉一條他剛捕獲的魚，標題是〈明尼蘇達的美好生活〉。通篇報導談的是「這個州有所作為」。如果打從孩提時期開始，本州出身的參議員是民主黨的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孟岱爾（Walter Mondale），麥卡錫（Eugene McCarthy），眾議員是溫和的共和黨籍的麥克奎格（Clark MacGregor）和法蘭澤（Bill Frenzel），而州內的頂尖企業，如戴頓百貨（Dayton’s）、標靶百貨（Target）、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和3M，都是倡導企業社會責任的先驅，深信協助興建諸如「古斯里劇院」（Tyrone Guthrie Theater）這樣的建設是企業使命的一部分，你必然堅信政治確實有所作為，而且美國人生活中確實有可行的政治核心。
我和同一群孩子一起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從幼稚園一直到高中。在當年的明尼蘇達，私立學校是給惹麻煩的孩子唸的。對於聖路易公園的中產階級家庭小孩，私立學校簡直聞所未聞，住在那裡的每一戶人家都是中產階級。我媽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加入美國海軍，拜「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之賜，他們才能貸款買到房子。我爸爸沒唸過大學，是一家銷售滾珠承軸公司的副總裁。內人安妮（Ann Bucksbaum）出生於愛荷華州的馬歇爾鎮，然後在第蒙長大。直到今天，我最好的朋友還是和我一起在聖路易公園長大的同伴，而我對明尼蘇達州的印象──當然是經過理想化的印象—仍是當年那個主宰且提供我許多政治判斷的明尼蘇達。不論我人在何方—倫敦、貝魯特、耶路撒冷、華盛頓、北京，或是班加羅爾（Bangalore）—我總是期望再次發現明尼蘇達，在那個萬湖之地，政治確實曾發生作為，讓人民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撕裂離間人民。那就是以前的我們。事實上，那就是我的街坊。
曼德鮑的期待
邁可：湯姆和他的妻子都來自美國中部，而我的妻子安恩（Anne Mandelbaum）和我則成長於美國東西兩岸。她在紐約曼哈頓長大，而我是在加州柏克萊。我父親是加州大學人類學教授，我的母親在三個孩子進中學之後，到公立學校任教，然後進入我們簡稱為「加大」（Cal）的加州州立大學工作。
雖然柏克萊以政治激進主義聞名，但在我1950年代的童年時期，那裡比較像湯姆的明尼蘇達，而不像後來外界熟悉的柏克萊，說它是革命的溫床，其實更帶有美國中部的影子。如今可能令人不敢置信，但在我童年時期，柏克萊曾出現共和黨籍的市長與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
那個年代有一個事件和本書息息相關：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環繞地球的人造衛星史普尼克（Sputnik），所引發的餘波蕩漾。此一事件在美國引起極大震撼，震波甚至傳到了加菲德中學（後來更名為馬丁．路德．金恩中學），當時我讀七年級。學校召開全體學生大會，校長嚴正的告誡我們，未來每一個人必須更加努力學習，而且數學和科學最重要。
我父母獻身教育，因此我比旁人更清楚學校與學習的重要性。但是那一刻的嚴肅凝重讓我印象深刻，我了解，美國正面臨一個全國性的挑戰，每個人都必須奉獻心力去面對。我毫不懷疑美國，以及美國人必會勇敢承擔。我們不可能再回到1950年代，同時也有很多理由慶幸時光不會倒流，但當時全國上下那種嚴肅以待的態度，在今日卻一樣必要。
我們目前在華府生活工作，親眼目睹政府無法應付國家所面對的重大挑戰。儘管本書對當前局勢的看法悲觀，然而對未來的希望與期盼卻極高。我們相信美國必能迎接挑戰，畢竟，這就是我們在其中成長的美國。
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
邁可．曼德鮑（Michael Mandelbaum）
2011年6月於馬里蘭州貝瑟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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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未來所面臨的第三項重大挑戰，是國家負債與年度赤字的不斷增加。負債與赤字自從冷戰以來已經擴增到危險程度，原因是我們習於不透過稅收去籌足經費支應聯邦政府的開支，所以靠借貸彌補差額。美國政府之所以能借到好幾兆美元——其中相當大的部份是向中國和其他國家借的——-是因為對於美國經濟的信心，以及美元從美國擁有全球經濟霸權時代就已扮演的特殊國際角色。
結果，美國擁有了美國版的石油財富：美元財富（dollar wealth）。因為美元從二次大戰以後就已成為通用貨幣，所以美國能大肆印鈔票與發行債務，讓其他國家都只能瞠乎其後。因石油而致富而的國家很容易在財政上變得毫無節制，而可以自行印製美元面額財富的國家也容易掉入相同的陷阱。當然，自從冷戰結束以來，特別是自從2001年以來，美國在財政上遭遇史無前例的重大損失。而發生的時機又極為不巧：正當戰後嬰兒潮世代準備退休，並要開始支領社會福利與醫療保險所允諾給付的津貼。
年度財政赤字的累積就成了國家負債，而普遍引用的數據雖然令人怵目驚心，但事實上卻還是低估了美國納稅人的負擔程度。這些數據並未包括州與市龐大甚至（在部份案例中）很可能無法償還的債務。據估計，州級政府背負著三兆美元與退休金相關且未設基金的債務負擔。特別是紐約州、伊利諾州與加州，未來幾年的負債與政府可望收到的稅金收入之間有著非常大的落差。
加州的瓦雷荷市（Vallejo）擁有人口大約十一萬七千，在2008年5月宣布破產。瓦雷歐市耗費約百分之八十的預算去支付組織工會的警察、消防員，以及其他公共安全人員的薪資與福利。加州的崔西市（Tracy）登上新聞版面，因為該市在2010年宣布，市民今後必須支付九一一緊急服務的費用——每戶每年48美元，低收入戶每年36美元。如果居民打九一一電話，且首先趕赴現場的人員實施了醫療救治，那麼費用將自動跳升到300美元。當然會有人呼籲聯邦政府對部份義務負起責任。而聯邦政府也面臨壓力，要對某些實質上已經破產的私人退休金計畫伸出援手。大部份的估算都認為，為資助預算赤字而借貸的項款，政府只須支付合理的利息。然而，對於美國政府信用價值的疑慮，可能會導致財政部提高利率，以找到足夠的公債買主。而這又將大幅增加債務總額——須視未來的利率會有多高而定。簡言之，我們整體財政情況的惡化程度超乎想像。有個專門追蹤「美國未償付公共債務」的網站顯示，2011年6月15日的全國債務是14,344,566,636,826.26美元（或許中國願意少算我們26美分？）
至於第四項挑戰，也就是礦物燃料對地球生物圈所造成的威脅，是能源消耗激增所直接導致的結果，所以也就是透過全球化與採用自由市場經濟（特別是在亞洲）而實現的經濟成長直接帶來的結果。如果我們無法發現豐富、廉價、清潔、可靠的新能源，供所謂的「新美國人」未來之用，那麼我們就承擔了燃燒、窒息、暖化、煙化我們地球的風險，而且速度將遠比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所預測的更快。
然而，這也意味著能提供豐富、廉價、清潔、可靠新能源的科技將是下一個嶄新的全球產業。能源科技（Energy technology）——ET——將會是新的資訊科技（IT）。ET產業蓬勃發展的國家，將享有能源安全，提升自身的國家安全，進而對全球環境安全作出貢獻。而這也將是創新企業的重要基礎，如果不能發明更聰明的材料、更聰明的軟體、更聰明的設計，企業也就無法製造更綠能（greener）的產品。如果不能在下一個全球大產業中擁有領導角色，實在很難想像美國人如何能維持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
這四項挑戰的共同之處是都需要集體反應。這些挑戰太過龐大，單一的政黨或大眾之中的一小部份人都無力因應。每一項都是全國性的挑戰；只有傾全國之力才能應付。當然，成功的反應也有賴於個人去做正確的事情。勞工必須讓自己具備獲取高薪工作的技能，而企業家必須創造這樣的工作。美國人必須減少消費增加儲蓄，並接受更高的賦稅。個人、公司、企業必須減少使用礦物燃料。可是為了在每一個範疇產生合宜的個人作為，我們必須提供誘因、規範和制度去加以鼓勵，而這都是集體的任務。
因為這些挑戰必須全國團結一致去應付，因為應付這些挑戰需要努力與犧牲，更因為這些挑戰全都涉及國際層次，所以用借用國際競爭與衝突的論述來討論似乎也是很自然的。肯楠在他的「長電報」中感受到的挑戰是一場大戰。但是今天我們國家所面對的四大挑戰則必須用不同的架構來理解。在我們看來，自然界演變的大動力——進化——似乎為我們提供了適當的架構。進化的驅動力量是適應環境。當年肯楠力勸美國人去對抗新敵人，而我們則呼籲美國人要去適應新的環境。
數億年來，數以萬計的物種（植物與動物，包括人類）存活了下來，原因是他們的生物特性容許他們去適應環境——也就是讓他們能成功繁殖，從而讓基因永久留存。如果灰色蒼鷺比白色蒼鷺更容易偽裝，躲過掠食者的捕獵，那麼存活下來的灰色蒼鷺就會越來越多，白色蒼鷺越來越少，然後經過一代又一代的繁殖，直到最後所有的蒼鷺都是灰色的。（「適者生存」這個詞彙常被用來描述進化（evolution），意思是生存下來的都是最能適應的。）
物種生存的環境發生變化時，適應力就格外迫切需要。鳥類可能會遠離原先的棲息地，飛到另一個島嶼，至於能否存活下來則取決於能否適應新家園。而整個物種能否存活下來，則端視其適應力是否能成功地遺傳給其後的世代。
科學家相信，六千五百萬年前，一顆巨大隕石或一連串的隕石衝擊地球，引發大火風暴，使地球覆蓋在煙塵裡，造成四分之三的物種滅絕，包括當時主宰地球的恐龍。
冷戰的結束與接續而來的挑戰為我們的環境帶來根本的改變。只有個人、企業與國家適應新的全球環境，我們才能在未來的數十年裡繁榮發展。冷戰結束所帶來的不應該是鬆卸與志得意滿，而應該是集合眾人力量去適應我們所創造出來的新世界。
我們要把自己當成獅子，剛剛征服熱帶大草原上的所有獅群，成為所到之處無不披靡的萬獸之王。結果我們這一向以來直到現在，都還是讓自己冒著變成恐龍的風險。
不過，拿進化對於某些物種的影響來和主權國家遭遇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變遷衝擊作類比，可能在某些關鍵面向並不見得可行。舉例來說，生物學上的適應可能必須跨越幾百個世代，然而我們此刻所談及的適應卻必須在幾年內完成。而且物種能否適應環境，取決於不可控制的基因碼，但相對的，個人、團體與國家卻可以瞭解環境，並審慎進行必要的調整，以求在新環境中繁榮發展。恐龍對於避免滅絕無能為力，但是美國卻可以選擇迎接自己所面對的挑戰，採取適當的政策來避免滅絕。
我們國家面臨的並不是滅絕問題，但賭注確實非常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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