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有兩位來自以色列和埃及的作家，他們一見面就互看不順眼，往對方臉上扔杯子。但四個月後到了要離別時，卻在機場抱頭痛哭，」那一幕讓他無法忘懷。他們發現，不管仇敵再怎麼可恨，終究跟自己一樣是個人。
也許是因為早年的顛沛流離，以及《自由中國》事件，讓聶華苓體認到自由民主的可貴，她對於不見容於當時政治氣氛的言論，特別願意擁抱、聆聽。
「在 政治打壓下，還渴望自由書寫的靈魂，是聶華苓最希望邀請的對象，」蔣勳認為，這些國家的資訊流通經常也受限，國際交流計劃讓作家有機會走出自己的框框， 「再有侷限的人，只要願意走出去和別人對話，都會發現自己的狹窄。」談到聶華苓對寫作計劃的付出，蔣勳有無限的欽佩，「我在愛荷華四個月，看到的世界比我 在巴黎四年還要開闊，」他下了如此的註腳。
現年八十七歲的聶華苓，在安格爾九一年過世之後，就獨自深居簡出在愛荷華的家中。如今國際寫作計劃早已換人主持，但她仍擔任工作坊的顧問。
近半世紀後，因為經費減少，愛荷華寫作計劃規模，從一年期逐漸縮短為目前的三個月。但許多國家體認到交流對文學的重要性，政府或企業紛紛挺身而出，例如，香港政府與台灣的文建會，就每年贊助作家至愛荷華進行短期交流。
聶華苓的自傳性文集《三生三世》一開頭就寫著：「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一個意象體現了她的漂泊命運，也彰顯愛荷華工作坊的時代意義。
時代變遷，旅行與國際交流也許已不再困難重重，但仍有許多誤解與無知等待突破。透過愛荷華作家的交流，離世界大同的理想，似乎又更靠近了一點。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4540&page=5
中情局資助愛荷華寫作計劃曝光
美國學者班尼特發表長文，揭露中情局當年資助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作家聶華苓和安格爾經由寫作計劃，廣邀兩岸三地和全球作家交流寫作心得、民族感情與文化共識，意外地超越中情局的冷戰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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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玲（左）與安格爾夫婦
在冷戰時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世界各地秘密進行「硬實力」與「軟實力」行動。「硬實力」行動包括在伊朗（一九五三年）、危地馬拉（一九五四）和越南（一九六三）製造兵變，以及發動古巴難民登陸豬灣（一九六一）。「軟實力」則是成立外圍組織，撥發經費，發行刊物或資助大學，宣揚美國文化，拉攏外國知識分子。新近披露的檔案顯示，聞名全球的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 ing Program）即是接受中情局所提供的經費而成立。
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又譯天命）學院英文系助理教授艾力克．班尼特（Eric Bennett）曾於一九九八至二零零零年到愛荷華大學參加「愛荷華作家寫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零七年七月，班尼特回到愛荷華大學校園，以一個月時間研讀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創辦人之一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的生平。
一九九一年以八十二歲高齡在芝加哥機場猝逝的安格爾，於一九六七年和來自台灣的湖北籍作家聶華苓（一九二五年生，六四年赴美）創辦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愛荷華作家寫作坊和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並不一樣，愛荷華作家寫作坊創於上世紀三十年代，首任主任是韋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安格爾是第二任主任，從一九四一年做到六五年。聶華苓曾在台灣素負盛名的反對派雜誌《自由中國》做過文藝編輯，並在台灣大學外文系教過書，她於一九六四年到愛荷華大學，七一年和安格爾結婚，雙方都是第二次婚姻。六七年，安格爾與聶華苓另行創設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專門招收海外作家到愛大進修，愛荷華作家寫作坊則專門吸收美國本地作家。
班尼特於二零零七年盛夏，每天朝九晚五翻閱安格爾捐贈給愛大的四十箱檔案與資料，他找到一份資料，指出安格爾於一九六零年曾向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feller Foundation，又譯羅氏基金會）提議，他所主持的愛荷華作家寫作坊向海外招收作家，特別是左翼作家，讓他們到新大陸來看看美國、認識美國，讓他們知道美國文化並不只是可口可樂、米老鼠。洛克菲勒基金會給他一萬美元旅費，到亞洲及歐洲吸收作家（以左派知青為主）到愛荷華作家寫作坊深造。安格爾於一九六七年不再主持愛荷華作家寫作坊，但他是個工作狂，又好客、愛交朋友，更很喜歡和外國作家來往。於是，他和聶華苓一起創辦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班尼特赫然發現，安格爾和聶華苓創辦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經費，竟然是來自中情局的外圍組織法菲德基金會（Farfield Foundation）。除了法菲德基金會，中情局的另一外圍組織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國務院亦都曾資助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台灣的一些民間機構亦曾向國際寫作計劃捐款。台灣的一些反共政客與右翼文化打手曾對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邀請自由派作家赴美，表示不滿。台灣著名異議作家柏楊在安格爾於一九九一年去世時，撰寫《懷念中國人的朋友﹕悼保羅．安格爾》，文章裏提到﹕「國大代表鍾鼎文先生在報上把愛荷華的經費來源的國務院，誣指為花花公子雜誌，指控保羅夫婦對中國文化包藏禍心。」
安格爾於一九零八年生於愛荷華州西達拉皮茲市（Cedar Rapids，又譯雪松急湍），曾就讀柯（Coc）學院、愛荷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因品學兼優獲羅氏學者（Rhodes Scholar，前美國總統克林頓亦為得主），負笈牛津大學。安氏以寫詩出名，班尼特說他像當時的許多理想型的知識分子，曾嚮往和相信共產主義，日後又拋棄共產主義。安氏做過奧亨利獎（O. Henry Prize）叢書主編。他主持愛荷華作家寫作坊的四分之一世紀裏，使寫作坊揚名天下，全球各地作家都想到被玉米田包圍的愛大進修，與世界各地作家促膝把晤、通宵暢飲，交換寫作心得。國際寫作計劃亦成為化敵為友的文化園地，最流行的傳奇是，一位以色列作家和一位巴勒斯坦作家初見面後，曾互擲酒杯對罵，幾個月後分手時，兩個人抱頭痛哭。
中情局希望國際寫作計劃通過海外作家向全球推廣反共宣傳，並介紹美國文化。但安格爾和聶華苓則經由國際寫作計劃，廣邀兩岸三地作家進行寫作心得、民族感情、文化共識的交流與提升，其正面作用遠超過中情局的冷戰構想與原始創意。海峽兩岸當局都曾因懷疑或不滿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而動用政治力量抵制或阻撓作家赴會，甚至不讓安格爾夫婦來訪。
班尼特今年二月曾在《高等教育紀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發表長篇文章，敍述中情局與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關係，他亦準備出版《帝國的寫作坊》，以申論中情局如何介入包括寫作坊在內的各種文化機構。班尼特對中情局的做法持負面看法，深不以為然。但安格爾和聶華苓卻利用愛荷華國際計劃，為文學和文化打開一條新路與生路，使兩岸三地和其他各地的作家共聚一地暢述衷情，這也許是中情局特務沒有想到的。
愛大惠及眾多兩岸作家
從六十年代開始（包括愛荷華作家寫作坊），數不清的海外作家曾到愛荷華呼吸含有玉米味道的新鮮空氣與自由氣氛。從台灣的柏楊、陳映真、王禎和、林懷民、鄭愁予、殷允芃、瘂弦、高信疆到大陸的莫言、丁玲、徐遲、諶容等，多少文化人都在愛荷華找到了梁啟超所說的「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即靈感、鼓舞人心的事）和伙伴情誼（camaraderie）。
中情局在冷戰時曾設立不少基金會和文化組織以對抗國際共產主義，並向海外宣傳美國文化，其中最大的一個外圍組織是以歐洲為戰場的「促進文化自由聯合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促進文化自由聯合會從一九五零年到六七年，在三十五個國家成立分會，出版二十種有水準的雜誌，並經常舉辦畫展、音樂會、文化交流和學術研討會，許多知名學者和作家都在不知聯合會底細的情況下，參與它的會議，如英國哲學家羅素。不少歐美主流媒體的著名記者亦曾自願被中情局外圍組織利用，如《紐約時報》外交專欄作家索茲伯格（A. L. Sulzberger）。
中情局在海外所推動的秘密戰爭包羅萬象，應有盡有，現在最拿手的是利用無人飛機炸射恐怖分子。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也許是惡名昭彰的中情局所作的最有價值的文化投資，安格爾長留去思。一個不會聽亦不會說中國話（只會﹕「吃飯吧！」）的外國人，向兩岸三地作家展示了無國界的愛心與熱忱。舞蹈家兼作家林懷民說﹕「在柏林圍牆倒塌前，那道牆已在聶華苓家被拆除了。」
安格爾夫婦獲提名諾獎
班尼特稱安格爾是「冷戰鬥士」，但他和聶華苓對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不朽貢獻卻超越冷戰，而受到國際文化界所認同。一九七六年，他們夫婦二人曾被共同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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