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biography of Andrew Carnegie

Autobiography of Andrew Carnegie

After seating themselves, the stranger said he was part owner in a gold mine in California, and explained that there had been a dispute about its ownership and that the conference of partners broke up in quarreling. The stranger said he had left, threatening he would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and begin legal proceedings. "The next morning I went to the meeting and told them I had turned over Josh Billing's almanac that morning and the lesson for the day was: 'When you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take him by the tail; you can get a better hold and let go when you've a mind to.' We laughed and laughed and felt that was good sense. We took your advice, settled, and parted good friends. Some one moved that five thousand dollars be given Josh, and as I was coming East they appointed me treasurer and I promised to hand it over. There it is."

卡內基

從積極而繁忙的商務活動中退休之後，在這里和大不列顛的朋友們熱誠的懇求下，我丈夫終於做出了讓步，開始不時地草草記下關於他早期的回憶。然而，他發現他生活並沒有像他期許的那樣充滿了閒暇，而是比以前的任何時期都充滿了更多的事情。寫作這本自傳是為了記錄下在蘇格蘭的快樂時光。每個夏天的幾個禮拜，我們都要隱居到奧特納哥荒野中帶走廊的小平房裡好好地享受一下簡單的生活，卡內基在這段時間裡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寫作。回想那些早期的時光讓他感到愉悅，由於他的寫作，他過去的生活又再一次復活了。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雲開始聚集，他正在潛心著述。而在8月4日那天，我們一聽到那震驚世界的消息，就立即離開了我們在山里的隱居之所，回到了斯基伯，以便更加快捷地了解局勢。
他關於自傳的回憶就是在那時候結束的。從此以後，他對個人的私生活再也提不起興趣。很多次他嘗試繼續其寫作，但又發現這都是徒勞的。直到那時，他還過著一個人在中年時期，並且是相對年輕的中年時期過的生活，每天打高爾夫球、釣魚和游泳，有時候這三項內容會在他的同一天裡出現。他像往常一樣總是很樂觀，甚至在面對那場世界大災難，他的希望破滅的時候，他還是努力保持樂觀。他的心臟有問題，到了老年兩次非常嚴重的肺炎降臨到了他的聖上，接著又遭遇了嚴重的流行性感冒。
先卡內基幾個月去世的，他的一位同時代的人說，他永遠都無法承擔老年的重負。對於那些了解他的親密的人來說，也許卡內基生命中最讓人振奮的東西是他忍受“老年重擔”的方式：總是富有耐心、考慮周全、高興而愉悅、對任何很小的樂趣和得到的服務都心懷感恩、從來都不考慮他自己，但總是相信更好的一天即將拂曉。他的精神世界總是日益明亮，直到“他被神帶走，不存於這個世界上”。
在他手稿中章節後的空白處，他親手寫下的是這樣的詞語：“在我整理的這些記憶寫作的這部傳記中，可能只有很少的內容是公眾所關心、想要讀的。但是我的親友將會很高興地讀到其中大量材料。我想，我不時寫出來的東西應該​​被疏忽。不管是誰來整理這些筆記都應該謹慎小心，不要讓公眾披上太重的閱讀負擔。能承擔這項工作的人須有心並且睿智。
那麼，有誰比我們的朋友約翰C•凡•達克博士更勝任這項工作了呢？當他看到手稿時，他說，“要是這本書付梓出版，其準備將是一份需要愛的工作”，這時候他並沒有看到卡內基寫的那段註解。選擇在這裡是雙向的，他在校對整理這本書時所顯示出來的態度證明了選擇的智慧――出自一段美好友誼所做出的選擇。
路易斯•懷特菲德•卡內基
紐約
1920年4月16日

卡內基

這是關於某人一生的故事，尤其值得注意的，這是一個由主人公親自講述的故事。因此，它不能在一個編輯粗枝大葉的處理下進行講述。他因該被允許用他特有的敘述方式，甚至作為故事的一部分，大量的過於鋪張的背誦也是可以接受的。在表面的誇張中，事實依然能夠被發現，這個人的品質可能構成了他的健康精神的基礎。所以，編者在準備這本書的出版時，除了將材料按照年代和邏輯的順序進行組織整理之外，還做了更多的工作以保持敘事的完整連貫以致結尾。其中的一些尾註是用來做解釋用的，在其中加入一些圖表以使文本在視覺上看起來更加生動，但文章的敘述才是主題和最重要的。
這裡並不是適當的時機和地點來頌揚他並且表現“這一離奇的多變故的歷史”的創造者的性格，但也許值得我們去好好認識這樣的一件事情：歷時真的是多變故並離奇的。即便是阿拉伯《一千零一夜》裡的故事也不會比這個故事更加神奇的了。一個移民美國的貧窮的蘇格蘭小孩，靠著他一步一步的努力，在經過了一個又一個考驗和勝利之後，最終成為了偉大的鋼鐵大王，建立起了龐大的工業，聚集了巨額的財富，接著為了整個人類的教化和改良，系統地並且有意地將他所有的財產獻出。不僅如此，他創立了不能被忽視和忘記的財富聖經，他的這一姿態給隨後的百萬富翁們如何分派其財產開創了先例。在他的事業的過程中，他成為了一個民族的建設者、思想的領袖、作家、演講家、工人的朋友、學人和政治家，他是崇高和謙卑的結合。然而，與他所做出的那些偉大的具有啟示性的事情（他對自己財產的處置、他對世界和平的激情和他對全人類的愛）相比，這些只不過是能算得上有趣的事件。
也許我們離這段歷史太近以致不能用一種合適的尺度來審視，但正確地看待這一歷史的能力將會隨著時間的流走在興趣和透視中發現和增長。我們的後代將會比今天的我們更加充分地認識到它的奇妙之處。通過卡內基先生自己的文字並且以其輕快的風格，他為我們所保留，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這是一段值得回憶的紀錄――一段也許我們再也無法見到和重複的紀錄。

卡內基

如某個聖人所說，如果每一個的生活故事被真實地敘述出來，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我的那些堅持讓我寫出自己的傳記親戚和摯友也許就不會對這一結果過度失望了。我想這個故事至少會為了解我的一部分人感興趣，我以此自我安慰，激勵我堅持下去。我的朋友，匹茲堡的梅隆法官，在幾年前寫了一本這樣的書，它給我帶來了極大的樂趣。正因為如此，我傾向於同意我在上文中引述過的那個智者的觀點。當然，法官講述的故事被證明能給他的朋友帶​​來無窮樂趣，並且還能夠繼續影響到他的家族的後世，使得他們能過上一份美好的生活。並且不僅如此，超出了他的想像地，它被歸入最受歡迎的作品。這本書包含了一個本質的價值特徵——它展示了人。它的寫作並非為了引起公眾的注意，而僅僅只是為了他的家人而設計。同樣的，我將這樣講述我的故事：沒必要在公眾面前擺出某種姿態，但在我的可靠的真實的人民和朋友當中，對那些我可以擁有最徹底的自由與之商談的人，他們會感到即便是瑣屑的事件也不會完全剝奪掉他們的興趣。讓我們開始我的故事吧。1835年的11月25日，我出生在丹佛姆林的一個房屋的閣樓裡，房屋座落在摩迪（moodie）街和修道院巷的一個角落中，房子只有一層。（103 安德魯?卡內基出生於蘇格蘭丹佛姆林的平房）正如諺語所說：“具有貧窮卻誠實的父母、有好的親戚和朋友”。作為蘇格蘭綢緞交易的中心，丹佛姆林在很長時間以前就被引起重視。我的父親，威廉?卡內基，安德魯?卡內基的兒子，是一個紡織工人，他用我爺爺的名字為我命名。我的祖父卡內基因為他的機智幽默、他親切的天性和抑制不住的精神在這一地區享有盛名。他是他們那個時期活躍分子們的的領袖，作為他們的歡快俱樂部——“帕提爾姆學院”（Patiemuir college）的首領，他遠近聞名。在闊別了十四年後，當我再次回到丹佛姆林時，我記得一個老頭向我走來，有人告訴我他是我的“教授”祖父，那是他在其密友中的頭銜。那是一幅中風顫抖老人的圖畫：“他的下巴和鼻子都透著老態龍鍾。” 當他蹣跚著穿過房間向我走來，將他那顫抖的雙手放在我的頭上說： “你是安德魯爾?卡內基的孫子！恩，星期一的時候，我已經看到了這一天：你的外祖父和我原本可以朝那個他認為是通情達理的人高喊'哈魯'。” 在一個大年夜裡，一個鄉村老婦人吃驚地看到了一張從窗戶中突然伸進來的經過喬裝的臉孔。一伙的遲疑之後，她終於明查到了，於是大喊著說：“噢，原來是愚蠢的青年安德魯?卡內基呀。”她是正確的，我的祖父在五十七歲的時候還喬裝成一個嬉笑的年輕人，出來驚嚇她年老的女性朋友。正如我的朋友們所說，我想我樂觀的天性、我能分解煩惱並且始終高笑著生活的能力、我能使“所有的醜小鴨變成美麗的白天鵝”的能力很可能是從我那快樂地化裝逗笑的老祖父處繼承而來。我以擁有它的名字而自豪。充滿著陽光的心情和意志要比財富更有價值。年輕人必須認識到它是可以被耕耘而獲得的，心智也像身體一樣可以從陰暗處轉移到陽光中來。於此，那就讓我們行動吧，如果可能，請讓笑聲將煩惱趕開。如果他多少有一點哲人的味道的話，人們常常可以做得到，假如人們對自己所犯錯誤不在自責。因為那總是殘留下來，該死的污點不會被淘汰清洗乾淨。端坐於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不會受到欺騙的。因此，伯恩斯所給出的那條重要的生活的準則說： “僅僅是你自己的責備產生了畏懼。” 這條座右銘很早以前在生活中就被認可了的，它比我所聽說過的任何訓誡對我都更加有用。我已經聽過遠遠不止一點點的迅捷，儘管我可以承認在我已經成熟了的年歲裡，我和我的老朋友貝利?沃爾克有類同之處。他總是被他的醫生詢問其睡眠狀況，而他總是答复說很不能讓人滿意。他常常不能入睡，並且眼睛裡有金星閃爍：“但是我有很多不錯的瞌睡。” 在我母親的家族這一邊，我的外祖父就更加有特點而值得講述，因為我的外祖父托馬斯?莫里森是威廉?古伯特的朋友，他為他的記錄和作品做出過貢獻，並且與他一直保持著通信。甚至正如我所寫的，在丹佛姆林，凡是認識我外祖父莫里森的老人都說他是最好的演講家之一，而且還是他們所見過的最能幹的人。他是古伯特《記錄》的小型版本《先驅》的出版發行人，這在蘇格蘭被認為是第一篇激進的論文。我讀過他寫的一些東西， 考慮到在今天他們對技術教育的重要性，我想他們中最顯著的是七十多年前出版的一個冠名為“Head-ication versus Hand-ication”的小冊子。他堅持其後來在某種意義上的重要性將反映出對今天極力提倡的技術教育的信任。它以這樣的詞句結尾：“感謝上帝，我在年青的時候可以製作並且修補鞋子。”古伯特在1833年把它刊發在《記錄》(Register)一書中,以編輯身份作出評論： “與此主題有關的刊發在《記錄》中的最有價值的通信之一，是來自於我們可敬的朋友和通信者，蘇格蘭的托馬斯?莫里森，這份通信就出現在這一期中。”所以看起來，我“信筆塗鴉”的習性來自雙方面的遺傳，因為卡內基家族同樣也愛讀書並且善於思考。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一個天生的演說家，一個聰敏的政客，同時也是當地區激進政黨的左翼的領袖——這一職務後來被他的兒子，我的舅舅所繼承。不止一個有名望的在美國的蘇格蘭人拜訪過我，以與“托馬斯?莫里森的外孫”握手。克利夫蘭和匹茲堡鐵路公司的負責人法默先生有一次對我說：“我所有的一切學識和文化都是受益於你外祖父的影響。”丹佛姆林重大事件史的作者埃比尼澤?亨德森也說，他生命中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件非常幸運的事件：當他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就曾受到我外祖父的影響。在我的生命中，我總是能夠得到一些恭維。但是當這一恭維來自於一個曾在美國聽過我在聖?安德魯大廳所作的關於地方自治的演講的格拉斯哥報的記者，便沒有任何其他的誇獎能使我更加快樂了。那個通訊記者如此寫道，當時蘇格蘭大部分的言論都和我自己、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馬斯?莫里森相關。他繼續寫道“想像一下我在講台上發現外孫的時候有多麼的驚訝吧，他在儀態、手勢和外貌上都是對老莫里森的一個完美的摹寫。 我記不起來我的外祖父長什麼樣了，但是我和他之間驚人的相像卻是不可置疑的。因為我清楚地記得，在二十七歲那年，我第一次回到丹佛姆林，當我在沙發上和我的舅舅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時，我清楚地記得他的眼睛裡含滿了淚水。他不知道說什麼然後衝出了房間，當過了一夥回來時，他解釋說我身上的某些東西會讓他的父親不時地在他跟前閃現。這個影像會立即消失，但過不了多久便又重新出現了。我的一些手勢，正好也是使他不能很好的將我和他的父親區分開來的原因。我的母親不停地在我身上找到我外祖父所特有的一些怪癖。傾向可遺傳學說時刻都被得到證明，這一法則如此靈驗，甚至一個手勢也可以在代際之間傳遞，或許某些超越了肉體的東西。我為之深深地震驚了。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娶的是愛丁堡的霍奇女士，她是一位身份高貴，舉止優雅，富有學識涵養的婦人，很可惜的是，在這個家庭還非常的年輕，她便過早地去世了。當時，他過著一份安穩的小康生活，作為一個皮革商人在丹佛姆林管理著自己的生意和一小份產業。但是如同其它成千上萬的人一樣，他在滑鐵盧戰後的和平中破產了。他的大兒子，我的舅舅貝利是在這個家庭的奢華時期成長起來的，因為在兒時他有一匹小型馬可供騎乘，而在他之後出生的那些家庭成員則遭遇到了艱苦的生活。他的第二個女兒，瑪格麗特，也就是我的媽媽。（17 安德魯?卡內基的母親瑪格麗特?莫里森，一位慈祥的蘇格蘭婦女）對她，我沒有自信談論太多。她從她的母親那裡繼承到了高貴精緻和有涵養的風度氣質。也許某一天我可以向全世界講述這個女主人公的一些東西，但對此我依然心存疑慮。對我來說，她如女神一般聖潔，這其他人是體會不到的。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可以說真正了解她。在我父親去世後，她便是我的全部了。在我第一本書的獻辭中我講到這一事實：“獻給我最愛的英雄－－我的母親。” 我是幸運的，因為的祖先們，我的出生地對我來說有著無上的意義。對一個人來說，在那裡出生時非常重要的。因為不同的環境和傳統會刺激和形成小孩不同的潛在的趨向。羅斯金如實敘述說，在愛丁堡，每一個聰明的孩子都受到他們視界中的城堡影響，丹佛姆林的兒童也是如此，他們肯定受到了蘇格蘭威斯敏斯特的莊嚴的修道院的影響，它是在十一世紀（1070）由保護聖徒馬爾科姆和他的皇后瑪格麗特修建的。這座偉大的修道院的遺跡以及國王所出生的宮殿至今依然還保存著，另外還有皮特克利夫峽谷、 祭奉皇后瑪格麗特的神殿，國王馬爾科姆的城堡的遺跡。就像老民謠“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的開頭一樣： “國王坐在丹佛姆林城堡之中，喝著血紅的葡萄酒。” 布魯斯的墳墓就在修道院的中心，在瑪格麗特的墳墓的旁邊，而在不遠的周圍的，則埋葬著許多皇室親屬。當小孩兒第一次看到這座充滿了羅曼蒂克情調的城鎮時，那的確是一件幸事。這座鎮子盤踞在港灣往北三英里處的高地上，往前可以俯瞰到大海，把你的視角轉向南面，愛丁堡便出現在視野中，當向北遠眺的時候又可清晰地看到奧契爾山的峰頂。這一切都讓人聯想到在丹佛姆林孩同為蘇格蘭的宗教和國家首都時代的那些逝去的權勢們。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兒童便能得到優先的發展。從他所呼吸的空氣裡，他吸收進了詩情和浪漫氣息；當它放目四望的時候，他又受著歷史和傳統的滋潤。這些就變成了兒童們的​​真實世界——理想總是真是的。到生活中稍後更遲的階段，當它遭遇到工作日中嚴酷的現實的時候，真實才開始到來。但即便是在那時，甚至在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天，他早期的這些印象依然保存著，儘管它們會偶爾短暫地消失，但只不過是表面上被趕走或者受到了壓制。它們會在其內心中一次又一次地升起並且給他們以影響，提升他們的思想和妝扮他們的生活。在丹佛姆林，沒有哪個聰慧的孩童能夠逃脫出修道院、宮殿和峽谷所帶來的影響。這些東西輕觸著他們並且點燃內心深處的潛在的火苗，使得他們超越它將要成為的樣子並且與此有些不一樣。我的父母也出生在這種讓人振奮鼓舞的環境下，因此，我毫不懷疑，浪漫和詩歌力量的影響一定也遍及他們兩個。當我的父親在紡織業中獲得成功，我們便從摩迪街搬到里德公園的一所寬敞得多的房子裡。父親四或五台紡紗機佔據著樓下的一層，我們則住在樓上，外邊人行道上有樓梯直接與之相通，勉強可以說它具有老式蘇格蘭民居的共同風格。（a12 幼年的卡內基在父親的紡紗機前）這裡正是我的早期記憶開始的地方，然而奇怪的是，我對這些記憶的第一次回溯就讓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見到一幅小型美國地圖的時候。它被貼在滾軸上，大概有兩英尺那麼寬。我的父親、母親、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媽在上面查找著匹茲堡，並且指出了伊利湖和尼亞加拉河。不久之後，姨父和艾特肯姨媽便去了那塊他們得到了允諾的土地。這時，我記得堂兄喬治?多德（Dod）和我自己都被懸掛在頭頂的巨大危險所震驚，那是一面隱藏在丁樓上的非法的旗幟。我記得在那次反對玉米法的遊行之中，扛著它的是我的父親、叔叔、或我家族中其他的善良的激進分子。他們在一座小鎮中被包圍起來，在同業公會所中和騎兵部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我的外公和舅舅們，以及我的父親是在會議中發言的重要人物，我的整個家庭圈子都激動並騷亂起來了。我有如昨天一般清楚地記得那個晚上，我背後窗上的一陣緊急的敲打聲所驚醒。有人跑來通知我的父母說貝利舅舅因為召集已經被禁止召開的會議而被關進了監獄。通過兵士的幫助，治安郡長在召開會議城鎮的幾英里遠處抓住了他，並連夜將他帶回了鎮子，他的身後跟著一大群人。我們擔心會發生更加嚴重的麻煩，因為百姓們鼓動著要去救他出來，不久我們又得知，監獄看守勸他走到窗前俯看身下的大街，以請求人們撤離。他這樣做了，並說，“如果有位朋友是因為正當的理由在今晚來到這裡，那麼請收起你們的武器。”他們如是做了，在短暫的停頓之後，他又說，“現在，請大家平靜地離開這裡。” 像我所有的家庭成員一樣，我舅舅的內心有一種道德和精神驅動力，對法律有一種強烈的順從，然而在其骨子深處卻是一個激進分子，對美國有一種強烈的嚮往。人們可以想像，當所有的這一切都公開地進行，那些人們私下地流傳的話語將會有多麼苦悶。對一切君主、貴族政府和特權的譴責，偉大的共和國政體，美國的優越、一個居住著與我們同屬一個種族的人的土地、自由人的家鄉，在那裡沒有特權，人們平等地享有權利——這是我所接受到的激動人心的旋律，我便就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作為一個孩童，我已經殺死了國王、公爵和封建領主，並且認為他們的死亡是為了國家服務的，因此便也是一種英雄行為。這就是我在孩童時期最早的聯想給我所帶來的​​影響，當時我遠不能夠謙恭地去談論那些特權階級或者享有特權者，因為他們並非通過某種高尚的方式使自己變得卓著以贏得被公眾所尊重的權利，而只是因為他們的血統。在他們的身後依然有人在冷笑：“他什麼也不是，什麼也沒做，只不過是因為一個偶然的出生便穿著借來的羽毛昂首闊步並開始招搖撞騙。他的家族中最具成果的部分已經像土豆一樣，深埋地底。”有的人生來就具有特權，儘管它並非具有天生的聰明才智，在這裡，一個有才能的人能得以生活下來我為之感到驚訝。我總是不厭其煩地引用僅有的那幾個能夠準確地表達出我的義憤的語句： “曾經有個布魯圖斯，他也不能夠容忍， 魔鬼要做羅馬的君主， 千秋萬代地把有國家。” 但是，國王依然是國王，並不只是一個影像。當然，這一切都是繼承得來，我只是對我在家裡所聽到的東西作出回應。丹佛姆林作為也許是王國中最為激進的一個城鎮而早就享有盛譽，儘管佩斯利如此宣稱。但從產生激進主義的根源來說，這是更為可信的。在我所談論的那個時期，丹佛姆林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小手工業者，他們都有自己的紡紗機，一台或者好幾台。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他們所干的都是計件工作，從更大的製造者那裡獲取材料，然後在家裡進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