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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tle: 人和書 ( Men and Books)
  • Channel Number: 1904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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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1126-1193)『石湖詩集』《北征小集》等

October 4, 2020, 6: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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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范成大(1126年-1193年),字致能,一字幼元,早年自號此山居士,晚號石湖居士,諡文穆,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南宋官員、詩人、文學家。


目錄
1生平
2家屬
3注釋
4參考文獻
生平[編輯]

宋代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中進士,初授司戶參軍,歷官監「和劑局」、檢討、編修、正字、校書郎、處州知州、禮部員外郎、祈請國信使、集英殿修撰、出知靜江府、廣西經略使、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禮部尚書、資政殿學士等,官至參知政事,追贈少師、崇國公。

范成大曾出使金國,在金國氣節不屈,撼動了金世宗,有日記《攬轡錄》。

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招陸游擔任參議官,兩人雖是上下級關係,但都不拘小節,經常詩酒往來,互相唱和,交情很深。淳熙四年(1177)六月,范成大奉召入京,陸游從成都送他到眉州(今四川眉山),分別時寫送《送范舍人還朝》這首詩,希望范成大於朝見皇帝及碰到朝中舊友時,能提出北伐的建議。

范成大與楊萬里、尤袤、陸游號稱「南宋四大詩人」[1]。范成大的詩作在宋代即有顯著影響,到清初則影響尤大,有「家劍南而戶石湖」(「劍南」指陸游)之說,其詩風格輕巧,但好用僻典、佛經。楊萬里稱其:「大篇逸雋偉,窮追太白。求其支字之陳陳,一唱之嗚嗚,不可得世。」[2]晚年所作《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是其代表作,錢鍾書在《宋詩選注》中謂之「也算得中國古代田園詩的集大成」。

范成大同時還是著名的詞作家、旅遊作家,另有《石湖詩集》、《石湖詞》、《桂海虞衡志》、《驂鸞錄》、《吳船錄》、《吳郡志》等著作傳世。

--

著作と詩[編集]

范成大の著書は多く、『石湖集』は136巻に及んだ。その中から『石湖詩集』34巻、紀行文に『攬轡録』(らんぴろく)『驂鸞録』(さんらんろく)『呉船録』など(邦訳は小川環樹ほか訳注で、平凡社東洋文庫より刊行)、『桂海虞衡志』、『呉郡志』50巻などの地誌、『范村菊譜』、『范村梅譜』などが伝わっている。

詩人としては、『四庫提要』で蘇軾・黄庭堅の遺法を嗣いだことが指摘され、『石湖集』序文では楊万里により『清新嫵麗』と評される。

***

 論范成大使金路途的心境變化--以《北征小集》為中心. 吳潔盈; 中國文學研究 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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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論范成大使金路途的心境變化——以《北征小集》為中心 ...

www.academia.edu › 論范成大使金路途的心境變化_以_...
中國文學研究第四十三期2017 年2 月頁49~82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論范成大使金路途的心境變化──以《北征小集》為中心吳潔盈* 提要范成大(1126-1193)所作使金組詩,乃感於家國淪亡而憤慨惋嘆,雖是南宋使金詩常見的內容、題材,但 ...

***



范成大的使金詩是產生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的。1127年1月9日,金軍攻破了北宋的東京城(今開封),俘虜了宋徽宗、欽宗二帝,即著名的「靖康之難」,宣告北宋滅亡。隨後,趙構在北宋陪都南京(今河南商丘)倉促登基,後南遷紹興率百官遙拜二帝,以紹興為行都,以臨安為行在,史稱南宋,趙構為宋高宗。南宋與金朝東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關為界。1141年,同金簽訂紹興協議,後來南宋以「侄兒」的身份卑事金國。1170年,距金滅北宋已40餘年,宋孝宗趙昚想以「祈請」的方式收拾失去的河山與尊嚴,於是任命45歲的范成大出使金國。他作為「祈請使」,目的有二:一是求趙宋皇室陵墓所在的河南鞏、洛之地;二是重議兩國交換國書的禮儀。就連宋孝宗也知道,此行不但沒啥勝算,還凶多吉少,臨行前對范成大說:「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齧雪餐氊,理或有之。」讓他做好當蘇武的心理準備。

范成大不辱使命毅然北上,此次出使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但表現得風骨凜然,甚至連金主也認為「可以激勵兩國臣子」,只能為弱國外交爭取一點精神上的尊嚴吧了。范成大此行著有旅行日記一卷,名為《攬轡錄》,取東漢名士陳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意思。途中還寫下了著名的使金絕句七十二首,匯為《北征小集》,其中就有在內丘的這兩首典型的田園詩。

范成大的七十二絕句多有小注,能看出當時的情景和他的心境。《內丘梨園》的小注為:「園戶云:『梨至易種,一接變生,可支數十年,吾家園者,猶聖宗太平時所接。』」當范成大聽到「園翁」的嘆息,想想這些老梨樹乃「靖康之難」以前所接,近五十年了,依然枝繁葉茂,碩果纍纍。今卻山河破碎,物是人非。品嘗著「太平時」栽種的梨樹結出的果實,面對的卻是金人鐵騎下的盼歸之土,情何以堪。這便是詩人的巧妙之筆,透過梨園老翁的獨白,表現對南宋恢復無力的無奈。老樹所產之梨吃起來更甜更爽,這本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但作為老樹是它的自豪;與老翁共同變老,是老翁生命的見證;更是世事滄桑的體現;老翁的自豪卻是時代的悲哀。詩人在這裡使用了「隱秀」。顯義是自豪,秀句卻是引人注意的,未必是語意所在。他將隱義深藏於強烈情緒之下,及冷靜同時又可以強烈克制的一種高理智,是詩人所達到的一種人生境界。


接著,在《大寧河》一詩中記錄了內丘梨棗這一特產正值成熟,農戶們在街頭爭相叫賣的場景,是在使金詩中難得的輕鬆之作,表現的卻是大眾百姓自強不息抗爭的精神,和《內丘梨園》形成鮮明的對比。范成大的使金詩《北征小集》以民族情感為經,以旅行進程為緯,抱著堅強的民族氣節和深厚的民族情感,在其創作道路上達到了他的第一座高峰,由此奠定了他的詩詞創作的崇高地位。在內丘留下的這兩首更是上乘之作。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g2r3zmm.html

***

范成大頗具愛國情懷,他在一首詩中寫道:"許國無功浪著鞭,天教飽識漢山川。"范成大一生的飽覽山川是與其"許國"抱負聯繫在一起的,正是為了"許國",他才經受了"三方皆走萬里"的艱苦旅程。因此,范成大最有價值的愛國詩篇,便是乾道六年(1170年)使金時寫下的《攬轡錄》和72首絕句。《攬轡錄》,取東漢名士陳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之意。


據此書記載,范成大於乾道六年六月"出國門","八月戊午"渡淮出國界,十月"戊午"復渡淮歸來,在金國境內逗留了兩個月。這是范成大一生中心情最為複雜的一次旅行,壓抑、悲愴,又滿懷忠義豪情,在此心境下寫出的許多文字都特別感人。

除《攬轡錄》外,范成大此次使金還留下了72首絕句,匯為《北征小集》,其中佳作甚多。這些詩不僅描寫了北方的山川風物,表現了詩人的愛國情懷,而且反映了中原人民的悲慘生活和他們的民族感情。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3y9g3a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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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ù atterrir ? Comment s’orienter en politique,

October 4, 2020, 10: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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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ù atterrir ? Comment s’orienter en poli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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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Où atterrir ? Comment s’orienter en politique,Paperback , 2017

 (邦訳)川村久美子訳『地球に降り立つ: 新気候体制を生き抜くための政治』新評論 2019年

|群學10月新書|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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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陸何處:全球化、不平等與生態鉅變下,政治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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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六十年--新亞書院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內在的自由──新亞校園生活今昔剪影》;困乏我多情 —— 從錢先生給中學生的信說起 撰文:盧瑋鑾(筆名:小思)《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 (夏曉虹)

October 5, 2020, 8:5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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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乏我多情 —— 從錢先生給中學生的信說起
 
昨日 19:01
 

別小看寥寥數語的一封信,情之厚重,盡在其中。無情者都能說漂亮大話,就偏偏寫不出幾句輕輕而情重的叮嚀。新亞校歌中「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正是創校者念玆在玆,及對後來人諄諄教誨的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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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盧瑋鑾(筆名:小思)

有些話需從頭說起:一九六一屆中文系畢業生,許多師兄師姐都是初進師門師弟妹仰慕的,黃漢超是其中一位。我們都稱呼他師傅,因為他是螳螂派大弟子,逢新亞有什麼慶典,總見他在台上大顯身手。他更是錢先生、牟潤孫先生的出色學生,堪稱文武雙全。他的太太林波也是同系同屆同學。

我和林波早就認識,她在真光中學時是莫可非先生的學生,莫先生說她中文優秀,常叫我們一起飯聚聊天。但她婚後去了美國,我們便疏於通訊了。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師傅久病不治去世。〔《新亞生活》四十七卷第一期「訃告」欄誤記二○一九年七月離世。〕我深知林波個性,離天隔海的多餘安慰話,不止沒用,反給她添煩,故我沒說什麼。

二○一九年二月她來電郵,告訴我她正在整理師傅書房,傷情處處不必說,為難是書刊山堆,不知如何處置。四月初她說:「我每天到書房徘徊一會。最難處理的是他和老師們的信件。」不久,她用附件傳了一封信給我,並說:「我只抽出一件給你看。⋯⋯我把錢老師的信電郵給你的另一原因,是想你知道早期新亞如何培訓學生。」以下是錢先生寫給正在培正中學讀高中三年黃漢超的一封信:

     漢超先生

     六日來書奉悉  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  鄙人自藏有一部  足下求閱此書  盼來一談  可就便借去  此間研究所或可再版此書也

     穆每天上午多到校有課  星期二五下午亦有課  盼能於上課前後與足下一面  如能先通一電話約定時日  可免往返相左

     專此順頌

     日祇

                                                                                                                        錢穆啓  十二月八日

這是一九五六年國學大師寫給一個素未謀面中學生的信。

應該不久,中學生就聯絡上訂好見面日子,大概孩子有點心怯,他培正中學中文老師錢䇛友先生竟主動陪他前往。再隔不久,中學生在舊書肆買得此書,拿去請錢先生簽名,錢先生為他寫了一段鼓勵話,也許正是這幾句話,鑄就這中學生決志進入新亞的機緣。

Image description

書還未到我手,林波就向我交代說:「先把這本書的來源傳給你看,然後再把書本寄給你處理,可以嗎?這是漢超非常喜愛的,我不能再保留了!」

看似簡單幾句話,卻蘊藏着無限情意,這真是身受重託,我一直在思量該如何把件事呈現方最合適。

空想太多,竟無從入手。一天翻開錢先生《新亞遺鐸》,讀着讀着,突然讀到錢先生談到〈新亞精神〉:「究竟什麼是我們所謂的『新亞精神』呢?這大家苦於沒有一確切而具體的回答了。」這一說,正好點中許多新亞人的心病。讀細此文,到最後一段:「你們現在只在模糊中覺得有此『新亞精神』之存在。我盼望你們能繼續深入地把此一精神鮮明化、強固化、具體化、神聖化,大家在此一個精神下,不斷努力地上進。」我恍然大悟,新亞精神就在這封給中學生的信中、在書頁題字中。

如讀朱少璋主編的《沈燕謀日記節鈔及其他》,就知道一九五六年,錢先生十分忙於應付農圃道新校奠基、落成典禮、處理複雜校務與人事、向香港教育司爭取辦新亞中學等等工作,又要周旋於資助新亞的美國人、控制新亞行政的英國殖民地官員的各種會面中,此外還要上課。但對一個中學生來信借閱書一事,竟如此細心一一交代,這就是「精神只是指的那憑借現實來運用而有所作為的,那一種經過與表現。」還有什麼比這一封細意叮嚀的信更具體化?但這種精神植根於何處?錢先生早就說:「本來所謂『精神』,是看不見摸不到的。若要具體而確切地指說什麼是我們的所謂『新亞精神』,總不免反而要覺得不恰貼、不完備。所以,我們覺得像有這一番精神是對的,而我們苦於說不出這一番精神究竟是什麼,這也是對的。我們只能在我們內心,覺得有這麼一回事,便夠了。」這段話令我又再仔細思量。

錢先生在創校後,常常提及「艱難掙扎」、「艱苦奮鬥」,而面對時艱的壓力,希望有前途,就必須創造一個「心」。

無私之情最值得珍重

「只能在我們內心」,內心,有什麼?是「心之靈」,那是經得起困乏而不溺於私欲的能量,那就是無私之情,最值得珍重。故校歌中「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正是創校者念玆在玆,及對後來人諄諄教誨的靈藥。

別小看寥寥數語的一封信,情之厚重,盡在其中。無情者都能說漂亮大話,就偏偏寫不出幾句輕輕而情重的叮嚀。(本文原刊於《新亞生活》2020年6月,獲作者授權轉載。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原題為〈俯首甘為孺子牛—記與小思老師的一段接觸〉,節選並改編自《內在的自由──新亞校園生活今昔剪影》,原載於2011年9月4日《明報》「寫讀情緣」專欄。
俯首甘為孺子牛:記與小思老師的一段接觸
《內在的自由──新亞校園生活今昔剪影》
主編:譚偉平、張冠雄、蔡玄暉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20年2月












































《多情六十年--新亞書院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余英時等多校友)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09,約301頁 

【新亞精神】、【新亞師長】、【新亞教與學】、【新亞校園】、【新亞生活】、【新亞校友】、【新亞與雅禮】

《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 

  • 作者: 夏曉虹
  •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出版日期:2009/07/01

內容簡介

一九二○年代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歷時四年,曇花一現,但關於它的逸事佳話,卻讓讀書人久久回味、難以忘懷。「四大導師」早已是名滿天下;身后的院內學生,日后風流雲散,不只印證了先生們「桃李天下」,更是用實際的學問與人格,證明了同學們不辱師教。

《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就是將視野集中到學生一輩的身上,通過追憶文章與珍貴文獻,試圖將清華師生與國學研究院作為一個整體豐富呈現。

全書由「清華同學」領銜出場,「研究院」與「四大導師」坐鎮中央,《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錄》影印殿軍。

影印《同學錄》為館藏罕見,頗具史料價值;追憶部分多出自同學、師友、親屬、弟子之手,側重學術脈絡與成果的清理,兼及世相人情的體貼,甚至不乏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學術抉擇與心路歷程。從中可以使我們探得清華國學院的風采,體察其學術精神與傳統之薪火相傳。

目錄

緣起

輯一
記清華四同學
懷念劉盼遂先生
吳其昌教授事略
吳子馨教授傳
懷念英華早謝的吳其昌同學
沸血胸中自往來——追憶父親吳其昌教授
程憬及其中國神話研究
辛勤耕史苑樹蕙復滋蘭——回憶徐中舒師
楊鴻烈及其對法律思想史學科的貢獻
追悼王庸先生
劉紀澤傳略
自傳
方壯猷傳略
高亨自傳
高亨先生傳略
杜鋼百傳略
遲到的懷念
王嘯蘇傳略
一腔熱血勤珍寶灑去猶能化碧濤——《近代名人墨跡(馮永軒藏品)》卷首語
哀念姚名達教授
姚顯微烈士事略
愛國學者姚名達生平及其史學思想
黃淬伯傳略
自述
劉節先生生平及其治學述略
陸侃如傳略
陳守寔傳略
中國古文字學家朱芳圃
人生和學術
追悼考古學家吳禹銘先生
王力先生的學術道路
馮國瑞先生的生平簡介、學術成就及歷史貢獻
天水著名學者馮國瑞
我的「胡說
衛聚賢傳略
我的同學黃綬
自傳
羅根澤先生在學術領域中的多方開拓
蔣天樞先生與《陳寅恪文集》
不肯跟風的獨行者——記蔣天樞先生
儲皖峰教授傳略
紀念儲皖峰先生
悼儲君皖峰
悼藍孟博(文徵)先生
藍孟博先生碑文
裴學海傳略
念亡友裴占榮
王靜如教授小傳

輯二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
憶清華國學研究院
大師禮贊
回憶梁啟超先生
王國維先生生平及其學說
陳寅恪先生傳
懷念趙元任先生

輯三
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錄
清華同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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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炳章

October 6, 2020, 2:20 pm
≫ Next: 奥野 信太郎(おくの しんたろう、1899年 - 1968年)中国情懷;東京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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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楊炳章:從北大到哈佛

2020/10/06 來源:學人scholar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Gm05ddL.html

楊炳章(1945-2020.9.30)

楊炳章(英文名:Benjamin Yang),1945年出生於山東。1963年從北京101中學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外語學院,1964年退學在北京大學旁聽自學。1966年「文革」初期因反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而遭關押,1968年獲釋遣送原籍。1978年考上北京大學哲學所碩士研究生,1981年提前畢業赴美國留學,考取哈佛大學文理學院博士研究生。1986年獲得博士學位後擔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1996年回國後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發表中英文著作《從北大到哈佛》《不平則鳴》《小平大傳》《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等。

據親屬消息【舅舅走了(修改版)】,楊炳章先生於2020年9月30日因病在重慶去世。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Gm05ddL.html

Ping Hu
我和杨炳章是老朋友,进北大不久即相识,虽然都是学西方哲学,但他在外哲所我在哲学系,没一块儿上过课。他没等毕业就去美国了,赶了篇论文,是研究卡尔波普的。85年回国探亲,到我家来聊天,问我想不想到美国留学,他可以帮忙。我到哈佛那天是他来接的机。如今手边还有他那本回忆录《从北大到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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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大到哈佛: 献给中国知识分子- 杨炳章- Google Books

不平则鸣: 我在哈佛15年. Front Cover. 杨炳章.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 

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插圖本)/ 楊炳章著,郭偉譯:《從革命到政. 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Title, 鄧小平: 政治的伝記. Author, 杨炳章. Publisher, 朝日新聞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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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野 信太郎(おくの しんたろう、1899年 - 1968年)中国情懷;東京暮色

October 8, 2020, 7:10 pm
≫ Next: "chapbook" October By Louise Glück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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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暮色
日本漢學家作家奧野信太郎著作 中國國內集結翻譯出版
上海三聯:2020.4
該商品已下櫃,非常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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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野 信太郎(おくの しんたろう、1899年〈明治32年〉11月11日 - 1968年〈昭和43年〉1月15日)は、日本の中国文学者、随筆家。
『奥野信太郎随想全集』(全6巻別巻1) 福武書店、1984。編集委員は佐藤朔ほか
随筆北京
随筆東京
はるかな女たち
文学みちしるべ
知友回憶
浮世くずかご
別巻. 見たもの聞いた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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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筆北京』 第一書房、1940。平凡社東洋文庫、1990
『北京襍記』 二見書房、1944
『随筆東京』 東和社、1951
『北京留学』 読売新聞社、1952
『中国艶ばなし』 文藝春秋新社、1963
『中国文学十二話』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NHKブックス〉、1968。村松暎編、放送講座での遺稿
『故都芳艸』 論創社、1984
『東京暮色』 論創社、1984。須田正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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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駒田より一世代上の“本家”奥野信太郎『中国艶ばなし』(昭和38年・ポケット文春刊)。こちらの出典は『金瓶梅』他の中国艶笑文学とのこと。"還是看不懂典出何
處。救命呀韓南教授!
アートアクセス版 粋人粋筆探訪 文・坂崎重盛
GEI-SHIN.CO.JP
アートアクセス版 粋人粋筆探訪 文・坂崎重盛


 本書選譯自《奧野信太郎全集》第二冊《隨筆東京》,講述了自關東大地震前後至二戰結束時期東京社會的風貌和變革。東京是奧野先生的家鄉,東京的街巷酒肆、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大都市生態環境日益變化下民俗風情的傳承和變遷,如畫卷般徐徐展開。他以神來之筆寫下銀座、新宿、神樂坂、澀谷等地標的盛衰枯榮,又細細追尋牛奶館、居酒屋、舊書店、澡堂子裡的一幕幕人間煙火。處在時代劇變中的東京,陣痛和蛻變反复,消亡與新生交織,他的情緒也隨之跌宕,愁悶且徬徨。東京的每一處風光,奧野先生與東京的每一個故事,都飽含他對故土深深的愛戀之情。


作者簡介

  奧野信太郎(1899—1968),日本漢學家、作家。1925年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1936至1938年赴中國留學。1944年再赴中國北京,任輔仁大學教授。1947年起任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教授。1949年起任日本中國學會理事,並兼任茨城大學文藝學部教授,從事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和中國文學的翻譯。著有《奧野信太郎全集》(共七卷),並主編《中國史談》《中國名作全集》《中國古典文學》等。


目錄

奧野信太郎與他的東京情節(代序)

秋分節後

東京暮色

緣日

牛奶館

露天店的興衰

冬夜的回憶

市兵衛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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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皮鞋的父女倆

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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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若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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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花信

東京戰火之後

黑澡堂子

舊煤油燈

話說“三痴”

薄暮時分

澀谷素描

夜間遊覽巴士

郵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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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book" October By Louise Glück 2004

October 9, 2020, 4:4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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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e Glück

Glück c. 1977
Born Louise Elisabeth Glück
April 22, 1943 (age 77)
New York City, U.S.
Occupation

Poet
essayist
professor
Education

Sarah Lawrence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Period 1968–present
Notable works The Triumph of Achilles (1985)
The Wild Iris (1992)









The third annual edition of Sarabande’s Quarternote Chapbook Series.

"Identifying with the season of autumn, the dark of it, the barren, irreversible future of it, and the beauty of it, which is not seen as redemptive, the voice of Louise Glück is starker, more direct, more emotionally charged than it has ever been. October is a masterpiece."—Mark Strand

Louise Glück is the author of nine books of poetry. Her many honors include a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a Bobbitt National Poetry Prize, a Pulitzer Prize, the first annual New Yorker Magazine’s Readers Award, an Ambassador’s Award, a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ward, a Lannan Literary Award, a PEN/Martha Albrand Award for Nonfiction and a Bollingen Prize for Poetry.



Robbins, Michael. "The Constant Gardener: On Louise Glück".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August 7, 2020. Retrieved April 7, 2020.


Chapbooks[edit]

  • The Garden. Antaeus Editions, 1976.
  • October. Sarabande Books, 2004. ISBN 1-932511-00-8

In 2004, in response to the terrorist attacks of September 11, 2001, Glück published a book-length poem entitled October. Divided into six parts, the poem draws on ancient Greek myth to explore aspects of trauma and suffering.[38] That same year, she was named the Rosenkranz Writer in Residence at Yale University.[39]


The term "chapbook" is also in use for present-day publications, commonly short, inexpensive booklets.[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pbook



  • 日本語

 チャップ・ブック(Chapbook)は、主に17世紀から19世紀にかけてイギリスで発行されたポケットサイズの本。低価格で、内容は大衆向けの文学や実用的なものなど様々であり、19世紀の書物収集家によって名付けられた。

16~24ページ程度で、内容は伝承的な物語や詩、童話、政治的、宗教的なもの、料理、恋愛、旅行、占いなどのハウツー、ユーモア、暦など多彩であり、版画による挿絵も付いていた。 価格は1ペニー前後で、古くは「ペニー・ヒストリー(Penny history)」とも呼ばれていたが[1]、Chapbookという名は、行商人(Chapmen)が売り歩いたことによるとも、古英語で商売を意味するceapがなまったという説もある[2][3]。現代でも、40ページ以内で詩などの出版物もこの名で呼ぶこと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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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ctors Mayo ByHelen Clapesattle 1941 杏林三傑。Mayo Clinic

October 9, 2020, 8: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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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所有4圖像
Helen Clapesattle



The Doctors Mayo (English) Hardcover – 1 1 月 1941
作者 Helen Clapesattle (Author)



The Doctors Mayo經 Google 翻譯,只是梅奧醫生,中文本杏林三傑,美國60年代2版的封面和郵票,都只紀念Mayo兄弟 2人。


1941 初版 822 頁,1969平裝本437 頁,摘要本 杏林三傑,115頁



The Doctors Mayo

前表紙
Helen Clapesattl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41 - 822 ページ
0 レビュー
Tells the story of the Mayo brother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medicine.


  • Paperback : 437 頁
  • ISBN-13 : 978-5555502827
  • ISBN-10 : 5555502826
  • 出版者 : Mayo Clinic; Second 版本 (1 六月 1969)


摘要本杏林三傑 今日世界,1970 (2刷)

American appeared asked assistant Association became began better boys brothers brought building called carried cause charge Charlie Chicago Clinic course decided developed diagnosis disease doctors early entirely examination experience farm father five four friends gave give given hand hospital hundred idea John knew later learned living look Mary's Mayo Mayo brothers medicine meeting method Michigan Minnesota months morning moved never night nursing once operation passed patients Paul performed possible practice record removed returned Rochester sisters sometimes soon staff stomach story success surgeons surgery surgical taken talk thing thought thousand tion told took town train treatment turned wanted weeks young




梅奧診所醫學中心(英語:Mayo Clinic),又譯為梅奧診所、梅約診所、馬約診所,是世界最著名的醫療機構之一,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羅徹斯特(Rochester)。它還有醫院設在佛羅里達州的傑克遜維爾(Jacksonville)及亞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爾(Scottsdale)。在明尼蘇達州、愛荷華州、威斯康辛州還有一些小的診所和醫院。2019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將其評為美國最佳醫院[3]。

梅奧診所(Mayo Clinic)2017年綜合財務報告顯示,其2017年營業利潤達7.07億美元,營收120億美元。相比2016年,營業利潤增長了超過2.25億美元,主營業務收入增長了10億美元。營業利潤率也從2016年的4.3%增長至2017年的5.9%


目錄
1梅奧診所
2歷史
3著名病人
4參考文獻
5外部連結
梅奧診所[編輯]

在梅奧診所名字里的「診所」,通常指一個單一的小型門診設施,梅奧診所就是這樣開始起家的。但現在梅奧診所是一個全面的醫療保健系統,包括門診、醫院、醫學研究及醫學教育機構。梅奧診所是明尼蘇達的第二大的非營利性組織,2004年梅奧診所營業額56億美元、有51萬新病人、總門診量2百萬、13萬人次入院、近60萬人住院。

梅奧診所支付醫師酬薪的方式特殊。在美國的大多數醫療體系,醫生酬薪取決於其所看病人的數量。梅奧診所的醫師酬薪不取決於病人的數量,酬薪是參照可比的大型醫療集團的醫師的市場薪酬。
歷史[編輯]

聖瑪麗醫院
1846年,威廉·梅奧從英國移民到美國。
1850年,威廉·梅奧開始行醫。



William Worrall Mayo, founder of Mayo Clinic

1883年,威廉·梅奧的兒子,威廉·詹姆斯·梅奧(1861-1939)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大學醫學院,加入其父親的診所

Mayo Brothers U.S. Commemorative Stamp issued 1964



1888年,威廉·梅奧的兒子,查爾斯·霍勒斯·梅奧(1865-1939)畢業於美國西北大學的芝加哥醫學院,加入其父親的診所。
1883年,5級龍捲風襲擊羅徹斯特,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威廉梅奧治療倖存者。
1889年,與聖弗朗西斯修女院合作建立了27張病床的聖瑪麗醫院。今天,該醫院有1157張病床。
1901年,Henry Stanley Plummer加入威廉·梅奧。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chester,_Minnesota




後來,梅奧幫助明尼蘇達大學建立了醫學院。
1970年代後期梅奧診所開始有了自己的梅奧醫學院。
2015年美國梅奧醫療集團與高瓴資本在中國成立合資公司「北京惠每極致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著名病人[編輯]

Plummer大樓
美國前總統,約翰·甘迺迪
美國前總統,傑拉爾德·福特
美國前總統,羅納德·威爾遜·里根
美國前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
約旦國王,海珊·賓·塔拉勒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前總統,扎耶德·本·蘇爾坦·阿勒納哈揚
美國20世紀小說家,歐內斯特·海明威
參考文獻[編輯]

^ Richert, Catharine. Mayo Clinic names Farrugia as new CEO. Minnesota Public Radio. 10 August 2018 [2019-03-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3-31).
^ Snowbeck, Christopher. New Mayo Clinic CEO most recently led its Florida operation. Star Tribune. 11 August 2018 [2019-03-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3-31).
^[1]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07-05-09.
外部連結[編輯]
梅奧診所中文官方網站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梅奧診所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梅奧診所醫學院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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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pedia 的Jacques Offenbach... Offenbach By Peter Gammond, 1986: 奧芬巴赫,台北:智庫文化,1995

October 10, 2020, 1: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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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ians Jacques Offenbach (1819-1880),



Offenbach in the 1840s

Offenbach as a young cello virtuoso, drawing by Alexandre Laemlein from 1850


Offenbach in the 1860s

用 Google 搜索, Wikipedia 領先 --其插圖也很好。
Poster by Offenbach's friend Nadar

Programme for the first London production of La Périchole




Jacques Offenbach (/ˈɒfənbɑːx/, also US: /ˈɔːf-/, French: [ʒak ɔfɛnbak], German: [ˈʔɔfn̩bax] (About this soundlisten); 20 June 1819 – 5 October 1880) was a German-born French composer, cellist and impresario of the Romantic period. He is remembered for his nearly 100 operettas of the 1850s to the 1870s, and his uncompleted opera The Tales of Hoffmann. He was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later composers of the operetta genre, particularly Johann Strauss Jr. and Arthur Sullivan. His best-known works were continually revived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and many of his operettas continue to be staged in the 21st. The Tales of Hoffmann remains part of the standard opera repertory.

Born in Cologne, the son of a synagogue cantor, Offenbach showed early musical talent.


A musical bool of days ; A perpetual diary
1880年10月5日: 第二帝國的伶人雅克奧芬巴赫在巴黎去世,享年61歲。





Elegy to Offenbach by Clement Scott in the magazine Punch




1819年6月20日: 喜歌劇作曲家 約克奧芬巴赫在科隆出生。他自稱為 "科隆的 O. 先生"。附卡通畫像。類似:
The composer-cellist caricatured



作者和譯者都有不一致處。


Offenbach by André Gill, 1866


Peter Gammond. Offenbach: His Life and Times. Speldhurst: Midas, 1980. 

Peter Gammond. Offenbach. London: Omnibus, 1986.

奧芬巴赫,台北:智庫文化,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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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歌〉(Lamentations)〈野生鳶尾花〉(The Wild Iris)

October 10, 2020, 9:2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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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e Glück 在普林斯頓待二年,遇到作家"心隔" writer's block。 她決定接受某教職。一旦感覺與世有牽掛/責任 obligations,她又能提起筆來。


慧眼獨具,將露伊絲.葛綠珂推薦給寶瓶出版,並親自翻譯《野鳶尾》的詩人陳育虹......
因此,當《野鳶尾》於1992年獲普立茲文學獎時,其亮眼、讓人聯想起但丁《神曲》的架構,就深深吸引陳育虹,直到2017年終於有機會介紹給台灣的讀者。


她的名作〈野生鳶尾花〉(The Wild Iris)就是最好的憂鬱症書寫。陳育虹曾經翻譯,我也來嘗試一下。

 At the end of my suffering
 there was a door.

 Hear me out: that which you call death
 I remember.

 Overhead, noises, branches of the pine shifting.
 Then nothing. The weak sun
 flickered over the dry surface.

 It is terrible to survive
 as consciousness
 buried in the dark earth.

 Then it was over: that which you fear, being
 a soul and unable
 to speak, ending abruptly, the stiff earth
 bending a little. And what I took to be
 birds darting in low shrubs.

 You who do not remember
passage from the other world
 I tell you I could speak again: whatever
 returns from oblivion returns
 to find a voice:

 from the center of my life came
 a great fountain, deep blue
 shadows on azure seawater.

在我苦難的盡頭
曾有一扇門。

聽好:那是你稱之為死亡
我記得。

上頭,噪音,松樹枝枒搖晃。
然後是虛空。那微弱的陽光
閃動在乾燥的地面之上。

存活下來是可怕的
當意識
被掩埋在陰暗土壤裡。

然後它結束了:那你所畏懼的,身為
生靈而無法
言說,陡然結束了,堅硬的土地
微微彎折了。而我認為是鳥的
雀躍在矮灌木林裡。

不記得曾經從另一個世界
過來的你們
我告訴你們我又能言說了:所有
自昏迷回來的回來
之後找到了嗓音。

從我的生命中心
湧出一座大泉水,深藍
暗影在湛藍海水之上。

陳育虹把oblivion翻成了湮沒,其實是無意識、昏迷之意。又把shadows翻成了投影,其實是一片陰暗區域。

真的,這完全是疾病經驗的書寫,如此鮮明好懂,讓人感同身受。



AS: …would you recommend a place for them to start, something that’s most characteristic perhaps?

LG: There isn’t, because the books are very different, one from another. I would suggest that they not read my first book unless they want to feel contempt, but everything after that I think [is of some] interest. I like my recent work. I would say ‘Averno’ would be a place to start, or my last book ‘Faithful and Virtuous Night’.






****

...在美國土生土長的格勒克奪獎,那是「因為她的詩意聲音,清晰無誤,而且帶着樸素之美,使個體的存在變得普世」。(for her unmistakable poetic voice that with austere beauty makes individual existence universal.)
早期詩作

格勒克1943年生於美國紐約市,她是匈牙利猶太移民的後裔,高中時開始患有神經性厭食症,曾入讀哥倫比亞大學,但沒有完成學位。在哥倫比亞大學詩作坊,她跟隨庫尼斯(Stanley Kunitz)學習,格勒克1968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頭生子》(Firstborn),就是獻給庫尼斯。

我手頭有格勒克的The First Five Books of Poems,是首五部詩集《頭生子》、《沼澤地上的房屋》(The House on Marshland,1975)、《下降的形象》(Descending Figure,1980)、《阿基里斯的勝利》(The Triumph of Achilles,1985)、《阿勒山》(Ararat,1990)的合集。格勒克將這些詩集結合為一本書,但詩作沒有被修改,而她也指這並不意味着詩歌不能被改善。她說首三部詩集出版後,她已經厭倦了被視為柔弱的抒情詩人,格勒克將短促的抒情詩,組織成更宏大的作品,達到知性和情感層面的鑲嵌。





這批六十至八十年代的詩作,可歸類為格勒克的早期作品。其中,格勒克尤其喜愛《下降的形象》一冊,確實《下降的形象》的壓卷之作〈哀歌〉(Lamentations)就相當奪目,一些美國當代詩選本如麥可克萊奇(J.D. McClatchy)所編的The Vintage Book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也理所當然選錄〈哀歌〉。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就集中討論這首重要佳作。
〈哀歌〉:從創世到末世

既然要了解格勒克的詩歌藝術,在此不妨引錄這首組詩。以下是柳向陽的中譯本:
1. 神諭
他們兩人都安靜。
女人滿心悲傷,男人
枝蔓般進入她的身體。
但上帝正注視着。
他們感覺到他黃金的眼睛
在風景上投射出花朵。
誰知道他想要什麼?
他是神,一個龐然大物。
所以他們等待。而世界
充滿了他的光輝,
彷彿他渴望得到理解。
遠處,在他所形成的虛無裏,
他轉向眾天使。
2. 夜曲
一片樹林從大地上升起。
噢令人同情,如此需要
上帝狂暴的愛——
他們一起成為野獸。
他們躺在固定的
他所疏忽的幽暗裏;
從山丘上,狼群到來,機械地
被驅向他們的人類的溫暖,
他們的恐慌。
那時眾天使看到
他怎樣分開了他們:
男人,女人,和女人的身體。
在翻騰起伏的蘆葦叢之上,樹葉
發出清越的瑟瑟之聲。
3. 契約
出於恐懼,他們建造了棲居之所。
但一個孩子在他們之間成長
當他們熟睡,當他們
試圖養活自己。
他們把它放在一堆樹葉上,
被拋棄的小身子
裹在一塊乾淨的
獸皮裏。映着黑色天空,
他們看到大量的光的證據。
有時它醒來。當它伸出雙手
他們明白自己已經為人父母,
沒有誰比他們更權威。
4. 淨化
逐漸地,經過許多年,
絨毛從他們身上消失
直到他們站立在亮光裏
彼此陌生。
一切再不同於從前。
他們雙手顫抖,摸索
熟悉的一切。
他們也無法從那潔白肉體上
移開眼睛——
許多傷口在上面清晰地顯現
像一面書頁上的詞語。
而從無意義的褐色和綠色裏,最終
上帝升起——他巨大的身影
黯淡了他的孩子們沉睡的身體——
躍入天堂。
一定是多麼美啊,
這塵世,當第一次
從天空中看到。

〈哀歌〉四首,就好像是四個樂章,副題分別是The Logos、Nocturne、The Covenant和The Clearing,總括來看已可知帶有宗教精神的意味。

第一首「神諭」原題The Logos,在和合本《聖經》中譯為「道」,如《約翰福音》的開場白「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神諭」的要旨是神與人,以至人與人的關係,具有豐富的想像力,詩中開頭帶有男女性愛的指涉,也令人想到《創世記》中的亞當和夏娃。至於詩中「虛無」的原文是void,詹姆士王譯本(King James Version)的《創世記》開首,就是用without form, and void,形容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整首「神諭」基本上是由創世故事出發。

第二首「夜曲」的開頭:「一片樹林從大地上升起。」讀者立即想到二十世紀德語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致奧爾甫斯的十四行詩》(Sonnets to Orpheus)開首的名句「有樹躍起,啊純粹的超升!」事實上,里爾克對格勒克的影響確是歷歷可辨,尤其是對精神世界和神話故事的關注,格勒克從里爾克的詩歌傳統獲益不淺。

回到「夜曲」,「上帝狂暴的愛」接續了《創世記》的上帝形象,也加入了人的獸性,以至人與動物的關係,在「神諭」尾段簡單一提的眾天使,在「夜曲」中是男女被分開的見證者。到第三首「契約」,人已離開伊甸園,建造居所,養活自己,生育孩子。天空黑色,但有光,光的證據就是神的證據,也指向神與人的聖約,而亞當和夏娃已成為父母,沒有神的直接干預,他們成為了生活世界的權威。

來到最後一首「淨化」,時間過了許久,一下子格勒克從《創世記》的原初世界跳躍到最後的終末世界,世界已變得陌生,「無意義的褐色和綠色」也許是指大地和樹林,第二首「夜曲」中是樹林從大地上升起,在終末就是上帝升起,躍入天堂。可是這首〈哀歌〉不是向上帝發出的讚歌,格勒克的視點是從天空回望塵世大地,對最終無意義的大地,發出讚歎:「一定是多麼美啊」,可是這是曾經的美,如今大地已歷經淨化。

〈哀歌〉的詩題本身令人想到《聖經》的《耶利米哀歌》(Book of Lamentations)甚或里爾克的《杜英諾哀歌》(Duino Elegies)等等,格勒克的〈哀歌〉從《創世記》的故事出發,由上帝的注視、男女的性愛、神聖的光輝、天使的目擊,轉入亞當和夏娃離開伊甸園的生活世界,包括家庭的組成、人類的權柄,最終是世界的陌生化,以及人與大地的淨化,收結於從天空望向塵世的美。
後來的格勒克

格勒克經歷了早期的探索,就寫下重要詩集《野鳶尾》(The Wild Iris,1992),這部書有柳向陽和陳育虹的譯本,簡單比較之下,可見柳向陽傳意,陳育虹傳神,柳向陽比較跟隨原詩本身,陳育虹就有較多詞彙的調動變化。

《野鳶尾》為格勒克帶來普立茲文學獎(Pulitzer Prize),《野鳶尾》的封底有詩歌研究學者文德勒(Helen Vendler)的一段話。文德勒突出了格勒克非同尋常的特質,就是既不是自白的(confessional),也不是知性的(intellectual),這兩項通常被認為代表了詩歌生命中的兩個陣營。

格勒克也許是難於定位,她不是自白派詩人,但她的詩作往往帶有個人的生命痕迹和經歷。當然,她也不是學者型詩人,但她的詩作卻出入於許多希臘神話和《聖經》的典故,也接受狄更生(Emily Dickinson)和里爾克的內省書寫。

我們更不能過度簡單地將她定位為猶太裔詩人、女性主義詩人(雖然《山梅花》Mock Orange一詩帶有女性主義色彩),又或自然寫作詩人等等,也許,正因為無法簡單標籤,詩人的個性特色和詩意聲音,才得以更為清晰無誤地向我們傳遞。
文˙鄭政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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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colò Paganini 1782 - 1840 帕格尼尼

October 11, 2020, 6:2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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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sical bool of days ; A perpetual diary
1829年9月29日:"帕格尼尼拜訪歌德。"


Goethe, who heard Paganini in Weimar, referred to his music as “meteoric”, a “flaming column of cloud”.



John Sugden  帕格尼尼 台北:智庫文化,1995



In 1827, Pope Leo XII honoured Paganini with the Order of the Golden Spur.[3][4] His fame spread across Europe with a concert tour that started in Vienna in August 1828, stopping in every major European city in Germany, Poland, and Bohemia until February 1831 in Strasbourg. This was followed by tours in Paris and Britain.


Joshua Bell and Sharon Isbin perform Paganini's Cantabile at the White House Evening of Classical Music on 4 November 2009.


Niccolò Paganini - Wikipedia

1782年10月27日 - 1840年5月27日


Date of birth: October 27, 1782
Place of birth: Genoa
Date of death: May 27, 1840
Place of death: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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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沢 明夫 青森三部作ライアの祈り

October 11, 2020, 10:1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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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森三部作[編集]

  • 津軽百年食堂(2009年2月 小学館 / 2011年1月 小学館文庫)
  • 青森ドロップキッカーズ(2010年2月 小学館 / 2014年1月 小学館文庫)
  • ライアの祈り(2012年9月 小学館 / 2015年3月 小学館文庫)

ドロップキッカーズ

A drop kick is a type of kick in various codes of football. It involves a player dropping the ball and then kicking it after it bounces off the ground.

Drop kicks are most importantly used as a method of restarting play and scoring points in rugby union and rugby league. Also, association football goalkeepers often return the ball to play with drop kicks. The kick was once in wide use in both Australian rules football and gridiron football, but is today rarely seen in either sport.[citation needed]


森沢 明夫(もりさわ あきお、1969年9月20日[1] - )は、日本の作家。千葉県船橋市生まれ[1]。早稲田大学人間科学部卒業。出版社勤務を経て、フリーに。

2006年、「ラストサムライ 片目のチャンピオン武田幸三」で第17回ミズノスポーツライター賞優秀賞を受賞。

小説、エッセイ、絵本、ノンフィクションなど、幅広い分野で活躍している。

改編森澤明夫「青森三部曲」的《萊亞的祈禱》

◎日本首相母親安倍洋子特為片名題字

《祈禱愛》改編自森澤明夫「青森三部曲」之三的《萊亞的祈禱》 | 【壹電影 NEXT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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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特.葛拉斯作 《給不讀詩的人:我的非小說:詩與畫》

October 13, 2020, 2:5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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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特.葛拉斯作 《給不讀詩的人:我的非小說:詩與畫》. 張善穎譯,台北:原點出版社,2007

27日的聚會,Hans 特別端出一盤櫻桃--美國的吧?
所以這本書57頁的畫:一盤櫻桃:盤內13棵,盤外3棵,上頭用葡萄酒色調寫詩

 Mitten im Leben ,中文(第56頁,在生命之中)

我想起所有那些死去的人
那些難以計數的無名氏與我所熟悉的人
而日常生活卻來敲了敲門
花園則越過籬笆喊道:
櫻桃已經成熟了呢!


註解說,詩題影射著名的宗教讚歌:Mitten wir in Leben sind,
---
第一句的英譯:
In the midst of earthly life
Snares of death surround us;



Mendelssohn - Mitten wir in Leben sind, Op.23 No.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jAceKCKDUE

Gloriae Dei Cantores conducted by Elisabeth C. Patter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
In the midst of earthly life
Snares of death surround us;
Who shall help us in the strife
Lest the Foe confound us?
Thou only, Lord, Thou only.
We mourn that we have greatly erred,
That our sins Thy wrath have stirred.
Holy and righteous God!
Holy and mighty God!
Holy and all-merciful Savior!
Eternal Lord God!










作者簡介

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
德國作家,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葛拉斯的成長身受世局動盪的影響,作品具有強烈的自傳色彩,取自鄉間見聞,使用地方俚語;加上豐富的想像力與犀利的文字精準地掌握德國人對戰爭的反省心理,形成史詩般的寫作風格。

《錫鼓》(1959)是葛拉斯發表的第一篇長篇小說,因其對人性的細緻描寫、主題的聳動與深入的批判性,使得他得以揚名國際。瑞典皇家學院榮此形容葛拉斯:「他肩負起回顧現代史的艱鉅任務,一一喚起眾人所否認、所遺忘的一切,他追溯受難者、失敗者和人類想要拋諸腦後的各種謊言,原因是世人曾一度相信這些謊言。文學獎是獎勵葛拉斯所有的作品,包括他今年才問世的新作「我的世紀」;他的成名代表作《錫鼓》將毫無疑義地成為二十世紀流傳千古的文學作品。」

葛拉斯不但以小說馳名,也是傑出的詩人、劇作家、雕刻家與畫家。他曾著有詩集《風信雞的長處》、《三角軌道》等;劇本《洪水》、《平民試驗起義》以及為數眾多繪畫與雕塑。葛拉斯的藝術猶如他心靈世界的反映,通過豐富的創作經驗,他以視覺藝術再現小說的意境,讓其敏銳幽微的情感與心靈不僅行諸文字,也具體呈現在視覺的形式語彙中。



譯者簡介

張善穎
1963年出生於台北。
畢業於台灣大學哲學系、三民主義研究所。
1995年獲時報文學獎新詩首獎德國蔚慈堡大學(Universität Würzburg)哲學系。
2001-2004年間,旅居德國。
台北護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曾出版《女人是天生的收藏家》、詩集《描金的影子》、《Paris, Paris》。






畫中有詩 詩中有畫——葛拉斯的水彩詩
文∕劉惠安(輔仁大學德文系專任副教授)

  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 )今年歡慶八十歲生日,記得幾年前第一次看到他,他在舞台上朗讀唱詩兩個多小時,結束後毫無倦意地回到後台和我們打招呼,當時我還讚佩他精力充沛,他也打趣地回說,在舞台上就是能生龍活虎、精力百倍。的確,他以滾滾不絕的創意,源源不盡地創作,帶給世人橫跨世紀的歷史見證與文學藝術印記……

  八十歲的葛拉斯,前半生顛沛流離:1927年10月16日生於但澤(Danzig),即今日波蘭北部的海港城市格但斯克(Gda?sk),因地處海洋政商樞紐,自古以來即為德意志、波蘭和許多民族必爭之地。葛拉斯自幼便感受到周遭環境的緊張氛圍。他於二次大戰間加入希特勒少年團,大戰結束的前一年(1944),正值十七歲歲青少年期的他,接受徵召入納粹裝甲部隊,親身經歷了戰爭流離的苦難以及為求生存餬口的人生百態。

  1946年希特勒少年團的領導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 1907-1974)於紐倫堡大審中,承認納粹統治集團計畫式運送猶太民眾至集中營屠殺。葛拉斯這時才因「自己人」認罪而承認德國人所犯的罪行,他本來所相信的世界至此徹底瓦解崩潰,他從納粹帝國的幻想甦醒過來,成為他日後不斷進行實際觀察、思考反省、提示世人不應重蹈歷史覆轍的肇因。

  戰後冬天葛拉斯由美軍俘虜營釋放出來,他雖看盡凍僵的餓蜉流民,但卻天真無慮地寫下自己的第一個願望:成為雕塑家,時年十九。他想進入當地的杜塞爾道夫藝術學院學習雕塑,卻因學校關閉,只好先到附近的雕刻工廠作石匠學徒,還做過門房,同時也為年長男士繪製人像圖,以換得一室十人共睡的棲身地。

  1948年杜塞爾道夫藝術學院復課,葛拉斯開始學習雕塑與繪圖,直到1952年完成了許多雕塑、素描、銅版與水彩作品,主題大半為雞或飛禽類。1951-52年間身無一文以沿途打工方式遊遍法國和義大利。1953-56年間在柏林造型藝術學院拜雕塑家哈爾桐(Karl Hartung)為師,繼續學習雕塑。1954年與瑞士芭蕾舞者安娜?史懷茲(Anna Schwarz)結褵(但於1978年離婚,1979年與鄔特?辜訥特Ute Grunert結婚至今);1955年安娜與葛拉斯的妹妹娃德嬈(Waltraut)合將葛拉斯的一首短詩寄至南德電台參與詩作競賽,獲得第三名,之後開始受邀至柏林的四七會社朗讀作品,同時亦在司圖加特開了生平第一次雕塑和繪圖的作品展。自此注定了葛拉斯畢生文學與藝術的雙軌創作。

  葛拉斯不只努力創作,同時也時刻關懷德國社會的發展,因認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路線而曾多次為社會民主黨(SPD)的競選站台,例如1960至1970年代的社民黨黨魁布蘭德(Willy Brandt, 1913-1992)以及1998年的施若德,兩人均贏得選舉。葛拉斯自述:「政治事務對他來說有點無聊,雖常為社民黨的競選活動站台,但在沒有選舉時,他就批判社民黨,期待該黨能關注弱勢民眾的需求,這是因為到處都充滿了不平不義,當舊的不義消失時,總會出現新的,他雖不全然贊同社民黨的政策,但社民黨似乎總在蛻變,也因該黨沒有最終目標好讓眾人可永遠追隨歌詠頌讚,這就是他始終對社民黨持肯定態度的理由。」

  葛拉斯自1950年代起不僅創作出許多藝術作品、詩集與短篇作品,且在1959年完成了長篇小說《錫鼓》(Die Blechtrommel),並在1960年代出陸續出版了《貓與鼠》(Katz und Maus)和《狗年月》(Hundejahre)。這三部作品以在但澤發生的歷史事件為故事開始的背景,亦稱「但澤三部曲」(Danziger Trilogie),讓德人驚訝其細緻描述德國社會變遷中市井小民的隱晦,遭到許多衛道人士的排斥,但卻獲得德國青年的喜愛與國際文壇的驚豔,曾於1994至2002年任德國憲法法庭主席的林芭赫女士(Jutta Limbach, 1934-)曾說:「葛拉斯的作品是我們那個時代青少年異常喜愛看的,因為它們填補了我們所需要知道的漏洞,讓我們感受到真實的人生價值。」

  這本《給不讀詩的人》水彩詩集是葛拉斯繼1995年秋發表長篇小說《遼闊的原野》(Ein weites Feld)之後,於1997年出版。《遼闊的原野》係借已逝德國文豪馮塔那(Theodor Fontane)之名,由書中主角Fonty之口,表達出對德國統一太過快速倉促,忽略民眾實際需求的看法,因而引起德國政界與媒體的撻伐,德國《明鏡週刊》(Spiegel)甚至在1995年第34期的封面刊登出德國的文評教父雷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作勢地呼喊「我親愛的葛拉斯……」、卻撕毀《遼闊的原野》的圖片,讓葛拉斯認識到自己的作品彷彿是向那些沈浸在慶祝統一的歷史贏家與他們追隨者的湯裡吐了口痰似的,這樣的回應讓葛拉斯非常難過。

  他再度浸沈至藝術創作工作,重拾起畫筆,這一次是水彩畫筆,距離他上次拿起水彩筆的1960年代已過了三十多年。葛拉斯與鄔特這次仍是到他們常去的丹麥小島莫恩(M?n),在度假小屋裡安靜放鬆、觀察描繪自己身邊的事物。心中起初仍對德國媒體與文評的批判難以釋懷,所以在開始繪製丹麥森林的幾幅水彩畫中,總是帶有陰鬱的灰褐與深藍綠色調。葛拉斯在2004年出版的《五十年的工坊報告》(F?nf Jahrzehnte-Ein Werkstattbericht)中自述了1995年秋天開始以水彩作畫的情景:

  幾年前我還在此畫出那些傾倒的樹木而完成了《朽木》(Totes Holz)畫集,而今,這片森林卻讓自己感受到倖存的大自然,當我以水彩繪出那些平滑的山毛櫸樹時,全然沒考慮到現今的藝術品味,只察覺到當每棵樹木在面對我時,那種近似幸福的感受,至少已讓我暫時逃離了那些在文學界的獵人頭爭競。

在丹麥小島上的生活,讓他開始注意自己周遭的事物,他提起畫筆,發現……

  水彩畫的工作,時而需等待畫漬透乾,時而需即時快速補上畫底色彩,潤濕中的潤濕,或在半乾間滿溢著明亮空曠的背景,沒有一個是我這個畫者所熟悉的輪廓,時而瞄下大自然,發現到愈來愈多的形狀與色彩,不是我們的腦袋可預測出來的。

  1996年春葛拉斯陪三個女兒去義大利的翁布里亞(Umbria)度假,幾人途中的對話讓他突發靈感地想在水彩畫中題詞,在畫中隨興地寫詩,起初的詩只有四、五、七行,用水彩筆寫上,葛拉斯為這樣的創作形式取名「水彩詩」(Aquadichte)。

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就此展開……

  畫中描繪的主題多半是些日常生活小物,像是在森林裡採集到的野菇、撿拾到的羽毛、沙灘上的貝殼、在丹麥小島或住家四處可見的蝸牛、壓扁的蟾蜍,或偶爾收集到的口吹玻璃杯。身邊的物品也都入畫,如他的菸斗和火柴、平日隨手可及的綠色鉛筆、鑰匙、自己常用的工具、葛拉斯太太鄔特在院子裡使用的工具,以及一直和他一起四處旅行工作的奧利維帝牌打字機,野外寫生時必備的水瓶,作畫用的海綿,還有工作台旁的陶土範本,出外常穿的鞋子、外套、常提的袋子、當年的房車等。

  另外,葛拉斯也記錄了不同時令的景色:每年5月住家四周盛開的油菜花與那年在油菜花田裡含飴弄孫的歡愉,每年秋天在住家旁的那棵高大的核桃樹下採集核桃堅果,每年10月自己生日時可撿拾到的栗子,每年秋天院子裡茂盛的葫蘆,秋末的蘋果樹,還有常在春天或秋末與鄔特去葡萄牙度假時種植的龍舌蘭。

  這些看似瑣碎的尋常景物,卻處處映照出葛拉斯的心境,像是突然憶起少年時期的第一份工作:在石材場雕刻兒童墓碑;對自己出生地但澤的記憶和關懷;以及始終縈繞心中的對於時政的擔憂和不滿,如對政府將公營的德國郵政民營化的不以為然(「色彩學」),或由自己平日常用的工具聯想到柏林圍牆雖然倒塌,但那道牆似乎仍在德國民心揮之不去,尤其是以一片飯糊來比喻德國統一後的社會現象。

  曾經與葛拉斯有過相當接觸的人也都入了詩:那些曾經同屬左派的朋友們(1968年葛拉斯並不贊同他們的革命前衛態度,而另助社民黨執政,但這些朋友之後卻往右靠攏,投靠保守陣營);以羽毛吹起飄浮來暗喻自己並不會如布蘭德被眾人遺忘;還有對那些不友善文評者的嘲諷。

  在完成本書時,葛拉斯時年七十,或許感受到自己終將歸於塵土,彷彿一位長者訴說將死,但卻又突然難以抑制的樂觀起來(葛拉斯鮮少用驚嘆號,但此詩以驚嘆號作結尾):

平日來敲門了∕花園越過了籬笆大喊∕櫻桃已經熟了!

  這些完成於1995-1997年初間的水彩詩,勾勒出葛拉斯個人的生活與思想,就如葛拉斯的編輯Helmut Frielinghaus所說:也許正因這些個人的感受與輕嘆,讓許多原本的憂傷轉化成了詼諧,這正是這些水彩詩成為藝術鉅作的道理。葛拉斯為非讀者輕輕地抬起又放下,但又饒富深意,若不是畫中時而乍現的輕盈愉悅與青綠無憂,或許就可視為是——年長的智慧吧。

正如葛拉斯的秘書Hilke Ohsoling曾為我引用本書內的一首詩來比喻葛拉斯:

  我想和一袋堅果∕還有全新的牙齒∕一起被埋葬下地。∕在我躺下的地方∕發出了喀喇一聲∕有人就會猜想∕那就是他∕依舊還是他。

  的確,這就是永不倦怠、永不止息、不甘寂寞地進行創作、思考、寫作、反省、秉著良知批判時政、繼續作德國人的麻煩人物——葛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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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ünter Grass 1927-2015; 《給不讀詩的人:我的非小說:詩與畫》; 臺灣人眼中的君特·格拉斯 啟蒙的冒險: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對談

October 13, 2020, 9: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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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冊專訪等也很有趣,待補。
本BLOG還有英文的訪問
鄭樹森編《國際文壇十二家 葛拉斯》臺北:聯合文學,292~334










Günter Grass 1927-2015《給不讀詩的人:我的非小說:詩與畫》,
這本詩畫集通常1頁1首。
例外是第168頁,竟然收3首。
第1首:一整天



第2首標題1914.
寫3位畫家誠船駛往突尼斯。
Paul Klee, August Macke, Louis Moilliet
August Macke 8月8日從軍去,9月26日陣亡。
 August Macke, Louis Moilliet Google 翻譯:奧古斯特·馬克,路易斯·莫伊利特
雨云《克利日記選》翻譯 (149頁): 馬格; 莫利葉 (瑞士伯爵)
(p. 193 翻譯者不知道Grey Hound翻誠譯"灰狗"令人不知所云:......在電車後頭跑了好一程,他是一隻真正的灰狗。"



第3首: (譯註):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The Thames from Richmond Hill
c.1815
其實,Turner畫此Hill有好幾張,待確認
10月03 2015 六 Mr. Turner
傍晚,拿著{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從公館搭捷運往關渡,參加臺北藝術大學的第7屆關渡電影節的第2部Mr. Turner (2014年影片。主角為英國畫家J.M.W. Turner (1775-1851),當時已有火車,照相館.....) 。第一次完全利用公共運輸 (轉公車)去台藝大,有機會看到該校校長及一級主管及電影系師生。電影院和它的所有類別硬體設施之先進,讓我印象深刻。1977-78年,我參訪過劉森堯學長的倫敦電影學校,同樣熱情搭火車到外地去看一場電影......現在的台灣學子真是天之驕子,資源豐富,各專門老師都有,校園美麗.....。
這部電影是通俗之作。近年已發現Turner先生晚期的一系列很不一樣的"驚人作品",請往YouTube 去觀賞。
Yale University 的影片。
2015年7月28日 8: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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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ching Chung
2016年7月28日 · 
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作 《給不讀詩的人:我的非小說:詩與畫》. 張善穎譯,台北:原點出版社,2007
27日的聚會,Hans 特別端出一盤櫻桃--美國的吧?
所以這本書57頁的畫:一盤櫻桃:盤內13棵,盤外3棵,上頭用葡萄酒色調寫詩
Mitten im Leben ,中文(第56頁,在生命之中)⋯⋯




Mendelssohn - Mitten wir in Leben sind, Op.23 No.3
Gloriae Dei Cantores conducted by Elisabeth C. Patter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 In the midst of earthly life Snares of death surround us; Who shall help us in...
YOUTUBE.COM

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小說家Günter Grass逝世,享年87歲。
著名的作品:《鐵皮鼓》、《貓與鼠》和《狗年月》合為「但澤三部曲」,2002年出版最後一本長篇小說《蟹行》,2006年出版三冊的自傳《剝洋蔥》。

鈞特 葛拉斯《我的世紀》蔡鴻君譯,時報,2000。





Günter Grass, Nobel-winning German novelist, dies aged 87

Author of The Tin Drum and figure of enduring controversy










Günter Grass
 Günter Grass. Photograph: Graeme Robertson/Graeme Robertson

Richard Lea in London and Ben Knight in Berlin
Monday 13 April 2015 10.38 BST

The writer Günter Grass, who broke the silences of the past for a generation of Germans, has died in hospital in Lübeck at the age of 87.
German president Joachim Gauck led the tributes, offering his condolences to the writer’s widow Ute Grass. “Günter Grass moved, enthralled, and made the people of our country think with his literature and his art,” he said in a statement. “His literary work won him recognition early across the world, as witnessed not least by his Nobel prize.”
“His novels, short stories, and his poetry reflect the great hopes and fallacies, the fears and desires of whole generations,” the statement continued.
Tributes began to appear within minutes of the announcement of Grass’ death on Twitter by his publisher, Steidl.
In the UK, Salman Rushdie was one of the first authors to respond, tweeting:


The Turkish Nobel laureate Orhan Pamuk had warm personal memories: “Grass learned a lot from Rabelais and Celine and was influential in development of ‘magic realism’ and Marquez. He taught us to base the story on the inventiveness of the writer no matter how cruel, harsh and political the story is,” he said.
He added: “In April 2010 when there was a mushroom cloud over Europe he was in Istanbul and stayed more than he planned. We went to restaurants and drank and drank and talked and talked ... A generous, curious and a very warm friend who also wanted to be a painter at first!”









A life in writing: Günter Gr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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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 found success in every artistic form he explored – from poetry to drama and from sculpture to graphic art – but it wasn’t until publication of his first novel, The Tin Drum, in 1959 that he found th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which brought him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40 years later. A speechwriter for the German chancellor Willy Brandt, Grass was never afraid to use the platform his fame afforded, campaigning for peace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speaking out against German reunification, which he compared to Hitler’s “annexation” of Austria.
Grass was born in the Free City of Danzig – now Gdansk – in 1927, “almost late enough”, as he said, to avoid involvement with the Nazi regime. Conscripted into the army in 1944 at the age of 16, he served as a tank gunner in the Waffen SS,bringing accusations of betrayal, hypocrisy and opportunism when he wrote about it in his 2006 autobiography, Peeling the Onion.
The writer was surprised by the strength of the reaction, arguing that he thought at the time that the SS was merely “an elite unit”, that he had spoken openly about his wartime record in the 1960s, and that he had spent a lifetime “working through” the unquestioning beliefs of his youth in his writing. His war came to an end six months later having “never fired a shot”, when he was wounded in Cottbus and captured in a military hospital by the US army. That he avoided committing war crimes was “not by merit”, he insisted. “If I had been born three or four years earlier I would, surely, have seen myself caught up in those crimes.”
Instead he trained as a stonemason, studied art in Düsseldorf and Berlin, and joined Hans Werner Richter’s Group 47 alongside writers such as Ingeborg Bachmann and Heinrich Böll. After moving to Paris in 1956 he began working on a novel which told the story of German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the life of a boy who refuses to grow.
A sprawling mixture of fantasy, family saga, bildungsroman and political fable,The Tin Drum was attacked by critics, denied the Bremen literature prize by outraged senators, burned in Düsseldorf and became a global bestseller.









Günter Grass is my hero, as a writer and a moral compass

John Ir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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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ing to the Swedish Academy in 1999, Grass explained that the reaction taught him “that books can cause offence, stir up fury, even hatred, that what is undertaken out of love for one’s country can be taken as soiling one’s nest. From then on I have been controversial.”
A steady stream of provocative interventions in debates around social justice, peace and the environment followed, alongside poetry, drama, drawings and novels. In 1977 Grass tackled sexual politics, hunger and the rise of civilisation with a 500-page version of the Grimm brothers’ fairytale The Fisherman and His Wife. The Rat (1986) explored the apocalpyse, as a man dreams of a talking rat who tells him of the end of the human race, while 1995’s Too Far Afield explored reunification through east German eyes – prompting Germany’s foremost literary critic, Marcel Reich-Ranicki, to brand the novel a “complete and utter failure” and to appear on the cover of Der Spiegel ripping a copy in half.
His last novel, 2002’s Crabwalk, dived into the sinking of the German liner Wilhelm Gustloff in 1945, while three volumes of memoir – Peeling the Onion, The Box and Grimms’ Words – boldly ventured into troubled waters.
Germany’s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responded immediately to the news of Grass’s death. The head of the German Green party, Katrin Göring-Eckardt, called Grass a “great author, a critical spirit. A contemporary who had the ambition to put himself against the Zeitgeist.”
“Günter Grass was a contentious intellectual - his literary work remains formidable,” tweeted the head of the opposition Free Democratic party, Christian Lindner.









Günter Grass in quotes: 12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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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eign ministe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was “deeply dismayed” at the news of the author’s death, a tweet from his ministry said.
Steinmeier is a member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which Grass had a fraught relationship with - after campaigning for the party in 1960s and 70s, he became a member in 1982, only to leave ten years later in protest at its asylum policies.
“Günter Grass was a contentious intellectual who interfered. We sometimes miss that today,” SPD chairwoman Andrea Nahles said.

Speaking to the Paris Review in 1991
, Grass made no apology for his abiding focus on Germany’s difficult past. “If I had been a Swedish or a Swiss author I might have played around much more, told a few jokes and all that,” he said. “That hasn’t been possible; given my background, I have had no other choice.”While there were plenty of tributes recognising Grass as one of Germany’s most important post-war writers, social media users swiftly revived many of the controversies of his divisive career, bringing up his membership of the SS and his alleged anti-Semitism.
The controversy flared up again following by publication of his 2012 poem What Must be Said, in which he criticised Israeli policy. Published simultaneously in the Süddeutsche Zeitung, the Italian La Repubblica and Spanish El País, the poem brought an angry response from the Israeli ambassador to Germany, Shimon Stein, who saw in it “a disturbed relationship to his own past, the Jews, and Israel”.
Despite his advanced age, Grass still led an active public life, and was due to appear at a reading in Hamburg in two weeks.
臺灣人眼中的君特·格拉斯

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不久前因發表批評以色列的詩作引起爭議。但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臺灣的聲譽沒有因此受到動搖。對許多人來說,他仍然是榜樣和老師。

(德國之聲中文網)即便是在格拉斯過85歲生日的時候,對他的批評聲都沒有完全停止。在德國,有關他發表批評以色列的詩作的爭論還遠遠沒有結束。但在世界其他地方,人們對格拉斯是否毀了自己聲譽的問題並不感興趣。在臺北,人們感到興奮和自豪的是格拉斯給他在臺灣的讀者發來的一段視頻。格拉斯說:"女士們先生們,我很高興我的繪畫和雕塑作品在臺灣展出。"一個格拉斯藝術作品展剛剛在國立臺灣文學館開幕。本來格拉斯是想親自前來參加開幕式的,但因為身體原因他最終還是放棄了乘坐12小時飛機的打算。

向格拉斯學歷史

在臺灣,德國文學其實是一個小眾話題。連國立文學館的館長也承認,他自己也並不熟悉格拉斯的作品,因此得抓緊時間在展覽開幕前補補課。不過林劉惠安女士可以提供幫助,她是臺北輔仁大學德語文學教授,也是臺灣受到公認的格拉斯專家。正是她把格拉斯的文學、版畫和雕塑作品介紹到了臺灣。

不過,一個從來沒有聽說過君特·格拉斯這個名字的人,來參觀他的藝術作品展,有意義嗎?"當然有啦",林劉惠安連珠炮般地反駁道,"那麼他不僅可以瞭解格拉斯,還可以瞭解德國歷史、世界歷史。展覽中甚至還有與亞洲歷史有關的內容。"

義和團起義
Buchcover: Günter Grass - Mein Jahrhundert 《我的世紀》德文版封面

君特·格拉斯成了歷史老師。這次展覽的重頭戲是100多幅水彩畫,是格拉斯為自己的小說《我的世紀》創作的插圖。他在這部作品中從不同視角回顧了20世紀的歷史。對臺灣讀者尤其不同尋常的是,其中有一章的故事發生在中國,背景是1900年八國聯軍血腥鎮壓義和團起義的歷史。"書中有一個來自巴伐利亞的士兵",林劉惠安介紹說,"他敍述了自己經歷的這場侵略戰爭,他看到了什麼,隱瞞了什麼,他向自己的未婚妻講述了什麼事,又沒有講述什麼。"

格拉斯的特點是:大聲說出那些別人別人試圖抹去的記憶;揭開這個社會的瘡疤。正是憑著這樣的勇氣,格拉斯在過去數十年在德國、在全世界贏得了尊重。他是一個不招人喜歡的知識份子,一個樂於參與意見表達,包括政治意見表達的作家。臺北歌德學院院長威恩哈德(Markus Wernhard)指出,這是一種西方人的處世哲學,"格拉斯這種主動參與政治,表明立場的態度,在東亞社會不是很典型的。在臺灣也缺少一點這種精神。因此(認識格拉斯)或許是此間作家反思自己的社會責任的一個機會。"

臺灣在清理歷史

林劉惠安說:"或許來參觀展覽的人也能反思一下自己國家的歷史。"她認為像格拉斯這樣一個作家在臺灣也會發現許多值得書寫的議題。臺灣今天雖然是亞洲為數不多的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之一,但仍然沒有完全擺脫持續數十年的獨裁統治的陰影。直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臺灣才解除了戰時的戒嚴令。直到今天,臺灣社會的裂痕猶在,而對歷史的反思還剛剛開始。與此同時,臺灣的民主受到中國的威脅。林劉惠安說,她定期到德國拜訪格拉斯時,談到過這樣的話題。"他問了我很多關於臺灣,關於中國的問題。他非常好奇,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格拉斯特展"鼓動的世紀"記者會

有關格拉斯對以色列立場的爭論,林劉惠安在《中國時報》的文藝副刊上發表過介紹文章。她表示,格拉斯在批評面前不退縮的作法一點也不讓她感到意外。"我只能說,格拉斯就是格拉斯。如果你讀過他的書,就知道,他從來不會保持沉默,他有意見就會大聲說出來。這是人們不得不認可的一點。我覺得這是他的一個優點。"

作者:Klaus Bardenhagen 編譯:葉宣

責編:雨涵




台湾人眼中的君特·格拉斯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不久前因发表批评以色列的诗作引起争议。但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台湾的声誉没有因此受到动摇。对许多人来说,他仍然是榜样和老师。
(德国之声中文网)即便是在格拉斯过85岁生日的时候,对他的批评声都没有完全停止。在德国,有关他发表批评以色列的诗作的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但在世界 其他地方,人们对格拉斯是否毁了自己声誉的问题并不感兴趣。 在台北,人们感到兴奋和自豪的是格拉斯给他在台湾的读者发来的一段视频。格拉斯说:"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我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在台湾展出。"一个格拉斯 艺术作品展刚刚在国立台湾文学馆开幕。本来格拉斯是想亲自前来参加开幕式的,但因为身体原因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乘坐12小时飞机的打算。
向格拉斯学历史
在台湾,德国文学其实是一个小众话题。连国立文学馆的馆长也承认,他自己也并不熟悉格拉斯的作品,因此得抓紧时间在展览开幕前补补课。不过林刘惠安女士可 以提供帮助,她是台北辅仁大学德语文学教授,也是台湾受到公认的格拉斯专家。正是她把格拉斯的文学、版画和雕塑作品介绍到了台湾。
不过,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君特·格拉斯这个名字的人,来参观他的艺术作品展,有意义吗?"当然有啦",林刘惠安连珠炮般地反驳道,"那么他不仅可以了解格拉斯,还可以了解德国历史、世界历史。展览中甚至还有与亚洲历史有关的内容。"
义和团起义
Buchcover: Günter Grass - Mein Jahrhundert《我的世纪》德文版封面
君特·格拉斯成了历史老师。这次展览的重头戏是100多幅水彩画,是格拉斯为自己的小说《我的世纪》创作的插图。他在这部作品中从不同视角回顾了 20世纪的历史。对台湾读者尤其不同寻常的是,其中有一章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背景是1900年八国联军血腥镇压义和团起义的历史。"书中有一个来自巴伐利 亚的士兵",林刘惠安介绍说,"他叙述了自己经历的这场侵略战争,他看到了什么,隐瞒了什么,他向自己的未婚妻讲述了什么事,又没有讲述什么。"
格拉斯的特点是:大声说出那些别人别人试图抹去的记忆;揭开这个社会的疮疤。正是凭着这样的勇气,格拉斯在过去数十年在德国、在全世界赢得了尊重。他是一 个不招人喜欢的知识分子,一个乐于参与意见表达,包括政治意见表达的作家。台北歌德学院院长维恩哈德(Markus Wernhard)指出,这是一种西方人的处世哲学,"格拉斯这种主动参与政治,表明立场的态度,在东亚社会不是很典型的。在台湾也缺少一点这种精神。因 此(认识格拉斯)或许是此间作家反思自己的社会责任的一个机会。"
台湾在清理历史
林刘惠安说:"或许来参观展览的人也能反思一下自己国家的历史。"她认为像格拉斯这样一个作家在台湾也会发现许多值得书写的议题。台湾今天虽然是亚洲为数 不多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之一,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持续数十年的独裁统治的阴影。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才解除了战时的戒严令。直到今天,台湾社 会的裂痕犹在,而对历史的反思还刚刚开始。与此同时,台湾的民主受到中国的威胁。林刘惠安说,她定期到德国拜访格拉斯时,谈到过这样的话题。"他问了我很 多关于台湾,关于中国的问题。他非常好奇,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有关格拉斯对以色列立场的争论,林刘惠安在《中国时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过介绍文章。她表示,格拉斯在批评面前不退缩的作法一点也不让她感到意外。"我只 能说,格拉斯就是格拉斯。如果你读过他的书,就知道,他从来不会保持沉默,他有意见就会大声说出来。这是人们不得不认可的一点。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优 点。"
作者:Klaus Bardenhagen 编译:叶宣
责编:雨涵

2008.12這本書中 葛拉斯 說 要求出版商將各國翻譯者聚會討論是其創舉

(這種作法為 米蘭 昆德拉等大作家所彷效)

對於西班牙流浪漢文體的溯源等相當可參考
讀前十頁

啟蒙的冒險
: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對談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啟蒙的冒險: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對談

啟蒙的冒險: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對談 Vom Abenteuer der Aufclarung

  • 作者:鈞特‧葛拉斯、哈羅.齊默爾曼/著
  • 原文作者:Gu nter Grass、Harro Zimmermann
  • 譯者:周惠
  • 出版社:先覺
  • 出版日期:2004年

深入剖析諾貝爾文學獎巨匠葛拉斯的作品與思維
  本書是德國不萊梅廣播電臺文學部主管哈羅�齊默爾曼,自1998年6 月至8月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進行的訪談錄。這些訪談沒有導演的事先安排,而是大膽地共同進行一場觀點的遊戲,是一場「啟蒙的冒險」。在坦誠的交談 中,葛拉斯對其作品《錫鼓》、《狗年月》、《局部麻醉》、《蝸牛日記》、《比目魚》、《母鼠》、《遼闊的原野》的寫作背景、創作的過程、敘述手法等等一一 作了介紹。他除了談到他的作品,還談到作為畫家、雕塑家、「公民」及「公開政治化」的葛拉斯。
  一九九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 透過寫作逝去的歷史,引領讀者回憶過去,同時預視未來。葛拉斯以「但澤三部曲」為首的所有小說、詩歌、文集,都在亦真亦幻、似夢非夢、荒誕的描寫中,引導 讀者發現真實,以文學的形式對讀者進行啟蒙。本書是葛拉斯本人對所有重要作品的寫作背景、創作過程、敘述手法的解說,是深入了解葛拉斯的最重要著作。
作者簡介
  鈞特‧葛拉斯(Gu nter Grass)
  德國著名文學作家、畫家、雕塑家。1927年生於但澤,1999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其小說深受十七世紀流浪漢小說(La Novela picarsca)的影響。
   葛拉斯的主要作品有「但澤三部曲」:《錫鼓》(1959)、《貓與鼠》(1961)、《狗年月》(1963)。繼「但澤三部曲」之後,他幾乎每十年便有 一部大作品問世:《比目魚》(1977)、《母鼠》(1986)、《遼闊的原野》(1995)。在世紀之交,葛拉斯又推出新作《我的世紀》(1999)。
  哈羅‧齊默爾曼(Harro Zimmermann)
  德國著名記者。1949年生於德爾曼荷斯特,曾在基爾與哥廷根學習日爾曼文學、哲學、政治學與教育學。自1988年起主管不萊梅廣播電臺文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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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橋《人子》及某些感念、評論

October 13, 2020, 5: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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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橋與張愛玲
─感念《未央歌》作者鹿橋先生辭世十年

 

張鳳
鹿橋─吳訥孫教授,居然已離開我們十年!1997感恩節前他由聖城飛來哈佛,向現已退休,於史丹福近郊著書的吳文津館長指明見我,為我珍藏廿多年的《未央歌》精本題字:「束髮受教為君子孺 朋而不黨更不吞聲哭的野老 鹿橋 1997 題為 張鳳女士」。客居女兒家過節,一周內約我見了幾次,確是位「天才雅士,謹言慎行,言出於口,文發於筆,都是一字千鈞的」,這是白馬社他的摯友唐德剛教授所說的鹿橋,真是位君子儒!自此我們書信往還不斷。翌年他為拙作《哈佛哈佛》書名題字,取哈佛疊聲重層意象,以花式飛白體書之,赤墨吉祥套色用章,最高印有董作賓為他所刻的陰文「鹿」字章,加筆名、原名章,人云罕見!2006年再有福緣受到託負將他送紀剛先生墨寶送藏,交周欣平掌館的柏克萊加大的東亞圖書館。
不愛多見人的鹿橋信中曾說:我不是能跟多人來往的人,只能挑著,這次能與妳開心談幾回……1999年特為拜望兩老,與親筆寫滿牆壁《易經》、名聞遐邇的居處「讀易齋」,而應允神鹿邑(聖路易)作協分會李笠和謝惠生等位邀請,前去美中西區華人學術聯誼會演講,之後終得歡敘。
在哈佛與鹿橋先生傾心相談,就因他問,你們女作家怎麼多像張愛玲有說不出的憂鬱?而與他辯論張愛玲的淒涼身世。鹿橋與張愛玲曾同在1939年9月上海《西風》雜誌第37期紀念創刊三周年「現金百元懸賞徵文」獲獎。十八歲的大一女生張愛玲,寫約1200字的〈天才夢〉散文獲第三名名譽獎──名譽獎前面還有十名,也就是第十三名,文中名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就出自這才華初萌的處女作。《西風》結集出版得獎徵文就用她的題目「天才夢」,她在五十五年間多次解說,還斤斤較量首獎的字數超出,舊事重提的還有水晶、陳子善等多位。陳子善2001年到美國曾經拜訪過鹿橋,就是我們開車載他和廖炳惠兩位去的。那時節,鹿橋因眼病、腸癌才搬到哈佛醫學院附近傍女,知道鹿橋波士頓住處者,屈指可數。
1939年鹿橋剛大二,對文學發生很大興趣,作品很得師長、(女)同學讚揚傳觀,特別又可笑的應了高班男同學陸智常──他徒步旅行夥伴陸智周之兄──挑戰,鹿橋以陸智常找來的三個印花貼徵文,在呈貢與昆明分別寄出三篇徵文:兩份是舊信代文。結果,他憑新寫的〈我的妻子〉獲得第八名──作品刊出和《天才夢》出版時都有後來加的〈結婚第一年〉題目,水晶誤為他得首獎(實是作者水沫的〈我的亡妻〉)。鹿橋寫〈委屈、冤枉,追慰一代才女張愛玲〉一文解釋,另說徵文字數是五千字內。
此外,他與張在人世間的軌跡相逢,是1971年11月11日鹿橋應名家高居翰(James Cahill)之邀演講繪畫史,在柏克萊加大熱鬧非凡演講後,收拾幻燈片之際,一位身長著灰衣者,自我介紹說:我是某某夫人。鹿橋未聽清,也不像認識。說時遲,那時快,兩人之間鑽出一個侄兒欲談轉系事,不過十秒鐘,灰色身影已轉身走了。後來讀到張愛玲用的外國名字(就是Mrs. Ferdinand Reyher吧),鹿橋確信那天飄然走了的是張愛玲,雖說她表裡如一呼應字裡行間所述之疏離。
確如鹿橋推斷,張愛玲自我掌握了見與不見的原則,較年輕時是在意衣著裝扮的,往訪不見先有胡蘭成,以及後來數度叩訪的水晶等。但是她主動去看生人,回訪胡蘭成。
1972至73年鹿橋教授客座東京大學。情急之胡蘭成要鹿橋出名寫一封信給愛玲,想要與她再通消息,春旅中鹿橋回房寫就:述1971沒想到是她來談話,真是可惜,表達道歉之意。信由胡蘭成寄……「誰知道呢?也許那信尚在人間。」胡自己寫信去給愛玲,也請過炎櫻,到1976年後也請朱西甯幫他去信,不過全如張愛玲曾主動去看的鹿橋去信一般,石沉大海。
胡蘭成一句話倒是說得準確:鹿橋到處風光映照,而唯愛他的太太,對世間女子不談戀愛。我觀察,一直怕長大的他,也極愛孩子。
1998年12月鹿橋為《市廛居》出版帶著太太演講,距離上次回台1975年整整十八年,赴台是應歷史博物館之邀,演講「龍的傳人」,停留三周。先赴北一女而後返清華謁梅校長墓、同清蔚園讀者網路對談,簇擁盛況,再掀鹿橋旋風,書剛出一月就三刷。
鹿橋特寄來親簽的兩本書,另本送杜維明教授。也為我《哈佛人文精神》作序的杜先生讀後說:文筆好得不得了!我們應該學。尤其在初知母重病,心慌忐忑中,他所有的書,特別是超過六十刷的小說《未央歌》的情真與他光燦的青春樂觀精神,片語隻字,皆能渡我浮沉。
鹿橋興趣廣博,愛玩,在南開中學、西南聯大或耶魯常引領徒步旅行,去看廣袤大地,上泰山,下徽浙,擅歌詠、玩排球,毫不糜費,打工則廣播、拍戲,女朋友多,還會開飛機!有了駕機執照就帶李抱忱的表妹,長他四歲的太太薛慕蓮上天翱翔。在他從容徹破生死2002年3月19日逝後,淚尚未乾,殷殷照料他的夫人也於2004年5月11日相隨而去。十年生死兩茫茫,心傷!
鹿橋常在心上思考的是文化演變的種種訊息、潮流中的人物色相,而未曾或忘的是他對中華文化的堅持。我曾協助聯繫未成的大陸版橫排正體字《未央歌》,終於在黃山書社出版──雖封面是簡體字,但立刻排上深圳讀書月期間出爐的「2008年十大好書」榜,應足以告慰鹿橋先生。(轉載自聯合副刊)





見仁見智談《人子》項青編 臺北l 廣城出版社,1975


本書為評論《人子》專書,共收8篇文章,分別為:王鼎鈞〈若苦能甘──初讀鹿橋先生的《人子》〉、胡蘭成〈評人子〉、翁文嫻〈一個荒誕、真摯──讀鹿橋作品《人子》〉、靈修〈讀《人子》隨感〉、林雨〈鐵面看《人子》與中國文評〉、李利國〈我看《人子》〉、項青筆錄〈談《人子》〉、扶笠〈和阿青談《人子》〉。正文後附錄〈編後記〉。






這篇或發表於中國時報副刊,待查

胡蘭成-----評鹿橋的[人子]

固力果guriko 評論 人子  2012-08-19 17:49:20

這篇書評可能有關鍵情節透露

       很喜歡這本書,對於書中有些不明解的部分,看了胡先生的評論多少開朗了些。轉過來,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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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翻看鹿橋的「人子」,總要感歎一聲:奇才奇才!說給自己聽的,原也是只有這一句。但是答應了在中國時報上寫一點,因又翻來看時,竟忽然無話中生出話來,像大海汪洋,永恆的境界裏忽然有了人語。

    一

    「人子」的文章是世界性的,但首篇「汪洋」的那種境界卻非西洋所能有,那隻是印度與中國的。是印度說的涅樂,而亦即中國說的太極,現在物理學上則稱為究極的自然。但西洋人還是對之無緣,明白提出究極的自然的話的湯川秀樹是日本人(中間子發見者,亞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第一人。)

    但無論是哲學上的或物理學上的話,總是文章,纔於我們親切。如華嚴經裏以普賢菩薩入三昧來說明涅樂,那就有一種具象的現實的感覺,所以好。但我更喜愛莊子的文章,他只隨意地說無何有之鄉,又說是渾沌。而現在則有鹿橋的文章「汪洋」,都是隨意用的新名詞。

    這裏是東洋與西洋的分水嶺,在思想上與文學上。西洋人有天堂與地母,在世界的終末被最後審判,在地母那裏得最後的休息,但是不能想像沒有審判亦沒有疲倦與休息的汪洋,那樣遼潤、壯健的。

    汪洋沒有時間與方位,乃至沒有記憶,可是有著悟性,是萬事萬物的歸趨,而亦是萬事萬物將開始未開始的一個含蓄。如此,汪洋乃亦可說做一個花苞。

    二

    「人子」的第二篇「幽谷」,寫一株小草為了要選定最好的顏色,趕不及開花的晨光,別的小草都開花,惟有它的小蓓蕾枯萎了。這是個極悲壯的故事,然而鹿橋寫得來真柔和。古希臘人的話「與其不全,寧可沒有」,是稍稍帶負氣的決裂的選擇。而這小草的卻不是。她是謙虛的,她也是想要與眾人一般趕得及開花的晨光的啊!

    這株小草,惟有她是特別受傳訊的花使所眷顧的。英雄覺得自己是獨承天命,那自喜其實是像小孩。美人亦為一顧之恩而感激。這小草的謙遜便亦是像這樣的。她對平凡的小草,平凡的眾小草對她,都是好意的,這個最難,惟有鹿橋能都做到了。

    英雄的像小孩的自喜,使他敢於走在成功與失敗的最危險的邊緣。美人為感激於一顧之恩,至於可以雖死不悔。而這株小草便亦有像這樣的強烈。謙遜與強烈共一身,和平與危險同行,有句時髦話是量子論的二律背反與相補性,此是鹿橋文學之所以有深度與幅,與變化多姿。

    三

    第三篇「忘情」,講一個嬰孩誕生,小天使們都送了禮物去,舉凡人間的聰明才幹與美德應有盡有,獨忘了送「感情」這件禮物。我讀了記起希臘神話裏不死的半馬人與王爾德的童話裏沒有靈魂的人魚。但希臘神話有一種冷嚴,王爾德的童話有一種哀豔的淒楚,而鹿橋的則有中國人的現實的世俗熱鬧,那送「感情」這件禮物的小天使誤了時的焦急。

    這篇「忘情」要與後面渾沌篇中的第八節「琴韻」並看。「琴韻」裏講一位沒有感情的王子喫下藥頃刻間老了不止七十歲。這七十年裏人性情感的險濤,他因為沒有感情,輕易平安地渡過了,而他於此修成了明鏡智。「琴韻」與前篇「忘情」似相關,似不相關。

    鹿橋與我大大的不同。

    我走的路是漢魏六朝蕩子的路,生涯在成敗死生的危險邊沿,過的日子是今日不知明日,沒有得可以依傍,當然說不上受記與保證了。而廣橋的生涯則很安定,華盛頓大學東方藝術史研究主任,終身教授,日本東京大學的客座教授,在國際有名。他的人到處風光照映,而惟愛他的太太,對世間女子不談戀愛。但是他前年來日本與我相識,讀了我的著書「今生今世」,對我說很反省了他的安著生活。而如今這篇「琴韻」,則是他這反省的結論吧?他可以沒有經驗過像我這樣的濤險,亦憑他修得明鏡智,從那映出的法姿裏的「嚐到了愛情的無限的變化,無窮的情調及迴蕩無止境的韻致。」

    「忘情」還有與西洋文學相通的,而「琴韻」則全是鹿橋的。鹿橋的是中國儒家的與印度佛教的。他是一個大凡人;不是仙人是凡人。他的文章裏就只是沒有黃老的氣息,這在下一篇「人子」裏最顯明的可以看出。

    四

    第四篇本題「人子」,講老法師婆羅門教穿顏庫絲雅王國的太子分別善惡的殺人劍與活人劍,為將來好治理國家,最後的一課,老法師分身為一模一樣的兩個人,要太子分別善惡,一劍劈了那惡的,太子把劍高舉著,就是劈不下來。老法師知道這才華蓋世的太子終究是不宜作國王的,遂收了分身,奪下他的劍來,一劍把太子劈成兩半。

    太子是怕分別不清,殺了善,從了惡,寧可自己在劍下喪生。他不宜於作國王,但他成了佛。鹿橋寫這個場面寫得非常好。

    可是這裏留下了問題:善惡的判斷畢竟是怎樣的呢?最高的人果然是不宜於作國王的嗎?

    此在儒家,回答很簡明:善惡判斷無誤是當然,判斷有誤是不當然,天子稱為聖天子,當然是最高人格者。然在黃老,則以為善惡是可辨而不可辨,有點與婆羅門或佛教的相似,但是黃老以為天道有時不作分別,善人惡人都殺的。但是鹿橋不能承認這個。去年在日本同遊京都嵯峨野時,鹿橋說起我的「今生今世」裏有一處說出一個「殺」字,他道:「這我是怎麼亦說不出口的。」但我想那老法師若不是婆羅門而是黃老,最後的那一課他會教太子一劍劈下去,如果劈得無誤是天幸,而如果錯劈了善,那也是天意。而只要有這天意的自覺,這就是活人劍,高過亞歷山大大帝他們徵戰的劍了。

    五

    第五篇「靈妻」,寫野蠻部落選女嫁與神的故事,那應當是殘酷的,然而讀了只覺被一個莊嚴的東西所打動,令人正襟端坐起來思省。

    那被選中為神妻的姑娘,與伴她幫她打扮的人都是這樣的虔謹,喜悅,直至被送到山頭,被綵綢把手足縛在一塊大石土,等到那恐龍似的大爬蟲來撲在她身上把她喫了,她一直還是這樣的虔謹喜悅。這裏不禁感歎鹿橋的筆力,只有他才能寫得這樣好。

    史上的,凡野蠻與無知,乃至殘酷的形式都可以成為過去,惟有那虔謹喜悅留下來,永遠是文明的真髓。為忠君愛國,為親為友,不辭捨身,臨死亦還是有著這虔謹與喜悅的馨香。

    日本古帝有崇神天皇,陵在大和地方,我有參詣崇神陵望三輪山詩:

    田禾收淨秋陽謐

    古帝陵前悵今昔

    人世飄緲長有淚

    夢裏神山是真實

    緬想崇神天皇當年,我可以懂得陪葬的臣下與宮人們的殉死不一定是悲慘,他們感激天皇,乃是感激人世的真實。也許此意只可以與鹿橋共話;但是鹿橋就有本事憑空創出「靈妻」,而我只能說說史上的實事。日本是近世尚有日俄戰爭的名將乃木希典殉死明治天皇崩禦的事。

    六

    第六篇「花豹」,是講一隻跑得頂快的小花豹,和還有別的幾隻花豹的事。

    那小花豹有平民的高貴性。他與別的花豹處得很好,一概沒有驕傲與妒忌等不愉快的事情。這是鹿橋的作品的特色,不染人與人之間的辛酸苦楚與暴戾。小花豹更是故事亦沒有似的,不過是跑跑好玩。後面「渾沌」篇的「天女」一節裏寫一位天女從散花途中帶來匹可笑的小花豹,豎直著尾巴,尾尖上套著一個大白絨球,眾天女們不散花的時候就都同小花豹玩耍。鹿橋文學裏的便是像這樣的,有著天上的與地上的和平。

    那和平有點像禮記禮運篇說的:至治之世,鳳凰麒麟遊於郊陬。而也許還有美國人的最好的一面,那幼稚的單純性在內,但不是歐洲人的。然而小花豹的世界惟是鹿橋的,才能有這樣的好玩。

    禮運篇裏說的至治之世與莊子所說的頗為相近,但禮運畢竟是儒家的,不是黃老的。黃老是寧有其像基督說的一面,「我來不是使你們和平,乃是要你們動刀兵。」我有一首詩:

    馬駒踏殺天下人

    蛾眉一笑國便傾

    禪語不仁詩語險

    日月長新花長生

    這詩的第一句,日本的文人保田與重郎先生讀了就表示反感,鹿橋想必也讀了不能接受。可是世界的數學者岡潔看了這首詩卻回味尋思道:「是禪語不仁詩語險,這纔日月長新花長生的呢。」

    七

    「宮堡」這篇的好處還是在前半,寫眾人都趕來建築宮堡的那幾段,眾人都是那樣好意的彼此無猜嫌的,給了讀者一個童話的世界。後半寫王子鎖了這宮堡,只留一老人與其幼小的一孫女看守,他自己則去到外面的天下世界為尋覓誰可以做他的新娘,到了老年單身歸來與留守的昔年的小女孩──今日的老婦人,一同開了歲久生銹的鎖,那鑰匙都斷了,又走回來,兩人攜手走進一小木屋裏去了。一種荒愁陰鬱之感,使人讀完後解不開。可是寫得異樣的莊嚴幻美,而這裏正有著文章跌入藝術的陷阱的危險。

    幸好後面「渾沌」一篇中有「重逢」的一節,補寫這「王子一人騎馬獨自歸來。他走遍了天下,才知道他心上一直戀愛著的是這智者的孫女。」她不是已變了老婦人,而是今年正十七歲。這樣讀者就頓時眼睛明亮起來,有現實的平正可喜。很當然的事,卻能不俗化。簡單的幾筆,可是便人可以想了又想。我的學生說:「因為有了後面的一篇,前宮堡的本文乃成了像夢裏的一樣,很好玩了。」

    八

    第八篇「皮貌」,分為兩則故事。第一則講一個少女在月光下充滿夢幻似的熱情與理想。然後月光在她睡著的時候,把這少女的熱情與理想像從她身上脫出的皮膚一般,亦像一件脫下的衣裳似的把來帶走了,於是她就成為平凡的姑娘,結婚了為平凡的婦人,生有嬰孩。現在窗前的月亮前又是那嬰兒的夢幻似的光輝,照進來浸透了嬰孩在嬉戲中把光輝也抹在母親的臉上。

    這則故事寫的寓言怪奇而使人不覺其怪,只覺是平常,亦不覺其是寓言,而只覺是素樸的事實,這是非凡的筆力。莊子自說他的文章是寓言,蓋能知寓言之理者,則知萬物之造形,萬物皆是大自然的寓言。然如詩人詠花是寓言,卻要使讀者滿足於其詠的只是一株好花,此外不必去想那是比擬的什麼。即是讀之不費心機,而自然可有思省尋味無窮。(但如紅樓夢亦有人要索隱,則不是曹雪芹之過了。)鹿橋的這則故事,便是自然得像一首詩。

    第二則故事是法師把身上的表皮從一點傷口撕大,至於他的真我完全從表皮脫了出來,也可以又鑽進去,皮貌有老衰,皮貌底下的真我沒有老衰。這故事使人想起六朝時受印度影響的鵝籠書生一類的誌異,但是不及前一則月光皮貌寫的好。因為讀時太覺其是在說一個哲學思想,而且寫怪奇不可又帶合理主義。從剃鬍子的一點傷口漸漸撕開皮膚,那似乎想的大精巧合理了些。而如鵝籠書生的故事就好,因為它絕不使讀者去想像那樣的事可能不可能。

    九

    「花豹」與第九篇「鷂鷹」我特別喜歡,但是寫評語時亦不特別多寫,因為那樣的文章是要讀者一句一句讀,自己去尋味它的好處。

    我在這裏只是提出一點:鹿橋描寫生命的動態的本領,如寫小花豹賽跑的姿勢,如寫鷂鷹飛翔的姿勢。

    自黃帝以來中國民族本是有大行動力的民族,所以如詩經與漢賦都是動的文學,詩經裏寫王師征伐的行軍與陣容,寫舞,寫禦車與射禮等行儀,寫農作與建築的有聲有色,寫牧人與牛羊的走動姿態,寫梁與河中魴鯉鱣鮪的活潑游泳,與漢賦裏許多描寫水的動態的單字與疊字,遇有描寫山的,把山的靜姿亦都寫成了動態的許多形容字,真是轟轟烈烈。直到唐朝的文學亦還是這樣的。而自宋朝起纔偏於靜的文學了。後來對此反動而有元明的雜曲,曲文學亦是行動的文學。

    自宋儒主靜,然而如文學,靜的文學尚易工,動的文學纔是難,亦更高貴,古來最高的詩人李陵、曹操、李白的都是動的文學,宋朝尚有蘇軾辛稼軒的亦是動的文學。我這回纔明白了元曲的真本領亦在其是動的文學。而現在則要數鹿橋的文學了。讀他寫的小花豹賽跑的姿勢,與鷂鷹飛翔的姿勢,每回讀時使我又重新感歎欣羨。這纔是中國文學的真本領,絕非西洋或印度可有。西洋亦有很會描寫動作的,但與鹿橋的不能比。鹿橋寫的如花豹與鷂鷹動態,都是情操,西洋文學則把動態只能寫成物理學式的,是用的所謂自然主義的或寫實主義的手法,不能寫行動一一是情操。

    十

    第十篇「獸言」,講一位學者到了山中離人跡處猩猩的世界,學會了猩猩的言語與行儀。那裏的是智慧深邃而又幼稚好玩的世界,一派鹿橋式的清和。但也帶點美國味。與美國人打交道的中國人中,鹿橋之外,我所知道的只有往時胡適之先生,他的為人亦是這樣的清和。雖然兩人學問思想很不相同。而後來那學者是別了猩猩又回到好殘殺與製造是非的人類社會來了。他要打壞學校的所有功課,叫孩子們不要讀書。連他自己在動手編的猩猩的語言學的原稿亦把來燒掉,讓猩猩的世界的消息永遠到不得世人的耳目。這裏鹿橋對於文明與自然的看法,不是沒有中國的,但大半是西洋的。

    西洋人說的要重返自然,與老莊說的自然不同,老莊的是天機,天機亦可以生在文明社會裏,西洋人說的則是道德,如鹿橋文章裏猩猩社會的原始性的善,那不是天機而是道德觀,非原始社會不能相容。可是我們到底不能為要原始社會而破壞現代社會,所以就思想來說,「獸言」的思想是沒有什麼可說的。「獸言」是單因鹿橋的文筆的力量實在好,故事的結束尤其有一種餘韻。但是這故事裏猩猩的語音語法的燒餘殘稿,使我想起埃及一塊石上的刻字。古時曾有過埃及帝國久已被人遺忘,在一塊石上刻的埃及古史字已無人識,惟相傳是神的文字,這真實比「獸言」的故事更深厚,獸言見得單薄。還有中國舊小說裏的無字天書,亦比起來,「獸言」的結末的發想見得是小了。

    鹿橋的文章有一種小孩似的天真。本來好的思想都是小孩似的單純的,而且是不限於時代性的;但是同時也要曉得開創天下的艱難曲折。鹿橋的是童話世界裏的道德觀,過此則如那老婆羅門教太子的殺人劍活人劍,在分辨善惡時要失敗了。

    十一

    第十一篇「明還」是所有這些故事中最好的故事,鹿橋真是了不得。從開頭講一個小小孩與螞蚱與小鳥玩,與螢火蟲玩,就寫的非常好,只有鹿橋纔能寫得出的那種好法。小小孩看見玩把戲的人耍大球,小小孩沒有球,他就叫了月亮來做大球在屋裏滾耍,這時外面就月蝕了。後來又叫太陽亦來做大球在屋裏滾玩,這時外面就日蝕了。外面街上人的驚慌大亂,小小孩被母親責罵的眼淚,都是這樣的現實。小小孩的屋裏兩個大球,一個黃的,一個白的,那照得讀故事的人亦睜不開眼的亮光!因小小孩被母親責罵,那兩個球就帶著他從窗子飛出去,一直飛到天中央。外面就又是白天了,又恰好是正午。讀完了使人隻大睜著眼睛想要叫出一聲「啊!」此外什麼想法都不能有,可有的只是這樣現實的,然而是無邊無際的永遠的驚喜。講故事能講到如此,就可以什麼思想都不要了。

    十二

    第十二篇「渾沌」,可以看出鹿橋的思想的全容。鹿橋的是儒家的正直的信念,而以婆羅門的瑜伽與三昧來使之深邃,又加上美國人的現實性與活潑。

    美國我不喜,但美國也給了我們兩位學者,胡適之與鹿橋以她的最好的一面。胡適之先生的錯誤很多,但他的做人的基調其實是儒家的,有他的大的地方與安定,若非這個,亦不會有他那成就的。胡適之是受的美國的影響於他不能說不好,不好的是他所崇奉的杜威哲學。鹿橋對於美國比胡適之曉得分辨,而比胡適之有對自己的思想自覺。鹿橋亦有他的大與安定,否則亦不能有他的文學。鹿橋更有他的深邃。而且有胡適之所沒有的小孩的好玩,雖然胡適之亦是單純的清潔的。

    鹿橋文章裏小孩的喜樂不是美國人的幼稚就能有,而是印度泰戈爾詩裏纔能有的。但中國的又異於此,中國的是造化小兒的頑皮。此外是日本的小孩,清純、美豔,也頑皮,但與中國的還是各異。「渾沌」篇裏的「洲島」,講神祇們創造洲島就像小孩在海灘玩沙子那樣,玩完了走後就忘了。這近於造化小兒,但是沒有造化小兒的壞,所以我說是泰戈爾詩裏的。而我喜歡造化小兒的那種壞。

    「渾沌」篇的開頭兩則,「心智」與「易卦」,都是印度的思想。印度思想無論是婆羅門的或佛教的,皆重在冥想與內觀,所以有唯識論那些個分析心智。

    中國的則重在正觀,易卦是觀天地萬物之象。鹿橋的是印度的,所以把易卦看做心智的六個窗口。但是大學者不論是哲學家或文學家,皆自然會追究到心智與內觀外觀的問題,鹿橋亦是在這裏有他的學問的底力。他的大背景是渾沌,著力處是在「琴韻」的修明鏡智。

    「渾沌」篇裏的「森林」、「重逢」、「天女」、「琴韻」這幾則是在前面我都有說過了。「藥翁」也很好玩。這裏只說一則「沙漠」,是講一位老鷹師遭了可汗的不講理,他為遵守訓練大鵰時,他自己所定對大鵰的命令,不惜將身餵大鵰撕食。這裏又是鹿橋在描寫大鵰的飛翔,獵取獲物的姿態時,表現了無比的筆下本領。而在思想上則這故事是顯示了鹿橋對於他自己的生涯中的一種信念的堅執,到壯烈的程度。

    「渾沌」篇末後的「太極」是大團圓,有點像西洋舞台上各式的演藝都完了,最後全員登場大大的熱鬧一陣子,向觀眾表示謝意。但這裏是有著鹿橋的渾沌哲學的,借儒家的一句話是眾善之所會歸。然而這裏使我想起亦還有莊子齊物論裏的,天地有成與毀而無成與毀、有是與非而無是與非的渾沌,世界之始可以亦在於現實的世界。

    十三

    第十三篇「不成人子」,講吉林省的荒野深山中有許多木石禽獸變的山魈,稱為蹙犢子,他們都想修成人身,夜間遇有趕大車的經過時就都圍攏來跑著追著問好,想要討趕車的人的一句口氣,當他是人,這一語之下他就得了人身了,少亦可進步了十年乃至百年二百年的修行。但若一語題被他是蹙犢子,他至今的修行就大半都被打落了。故事是一位趕車的老太太幫助好的山魈變成人,打落貪狠兇殘的山魈叫他永遠做蹙犢子,這裏有著教育者鹿橋對後輩的慈禪與嚴正。不止作為教育者對晚輩,他對世人一概都是這樣的慈禪與嚴正。鹿橋的便是這樣的非常之正派的,而且是正面的文學。

    正派而且正面的文學最是難寫。果戈里寫「死魂靈」第二部想從正面寫一個真美善的年輕姑娘,結果失敗,把原稿都燒了。托爾斯泰晚年有寫正面的善的幾篇短篇小說,還有是泰戈爾的詩也是正面的寫法,再就是鹿橋的「未央歌」與「人子」了。但是三人的各異。托爾斯泰的是舊約的,泰戈爾的是吠陀的,鹿橋的是儒家的。但鹿橋的還是他的動的文學得力,如為「不成人子」裏小獾實在是可愛。又且句法用字好,不帶一點文話,也沒有刻意鍊句鍊字,看起來都是世俗的語法,惟是壯實乾淨,而什麼都可以描寫得。

    但我對於最好的東西,也是又敬重,又真心為之歡喜,而想要叛逆。讀完這篇,不禁要想那趕大車的老太太,如果她看錯了蹙犢子的善惡會是怎樣的結果呢?黃老的說法是,錯誤了亦可以成為好的。

    法海和尚的錯,他不承認白蛇娘娘的修得了人身,演出水漫金山。洪太尉錯放了被鎖鎮在伏魔殿的天罡地煞,演出梁山泊宋江等一百單八人攪亂時勢。世上的凡人與天上的仙人都會犯錯誤,而中國音樂的工尺譜裏有犯調,如胡琴的工尺調裏有二犯,這都是使人想到人事之外尚有天意為大。

    結語

    前年深秋,我陪鹿橋訪保田先生於京都嵯峨野落柿舍,遂同車至保田邸受款待,歡談至夜深,保田邸在三尾町岡上,辭別時夜雨中街潦燈影中主人親自送客至交叉路口叫計程車。

    保田與重郎是數百年來不多見的日本文人。他但凡一出手,沒有不是美得絕俗,但凡與他有關係的山川人物器皿亦頓時都成了是美得絕俗的。可是又大又威嚴。但我不贊成專為詩人或文章家,而是應當為天下士,志在撥亂開新,建設禮樂,文章是餘事,故其文章乃亦無人能及。最大的歌人是明治天皇,但他從不以歌人自居。我如此地反對保田的以隱遁詩人自期。我而且說了,日本的美不如中國的在美與不美之際。我曾在保田家作客,講到這些,翌日保田道:「昨晚我不寐,把你的話來思省了。」後來他還是不受我的影響。而我亦因而更明白了我自己的信念。

    我以為鹿橋的生活安穩亦是好的,寫寫文章當然亦是好的,只要是異於西洋的分業化的文學家。鹿橋的「未央歌」與「人子」不觸及現實的時勢,這都沒有關係,即如蘇軾的詩賦,亦幾乎是不涉現實的政治這些事的。但蘇軾的詩賦裏無論寫的什麼都是士的情操,這點我要特別指出。而學西洋的分業之一種的文學家則最好亦不過是職工的,優伶的。保田與鹿橋當然異於分業的文學家,保田是神官的,鹿橋是婆羅門僧的,但皆不是士。

    還有一點我要指出,文章必要有場,可比磁場,素粒子場的場。又可比雨花台的石子好看,是浸在盆水裏。中國的文章便如警世通言,金台傳那樣的小說,背景都有個禮樂的人世,而如李白的詩則更有個大自然,文章的場是在人世與大自然之際。保田的文章倒是有著這個的。鹿橋的卻是有大自然(渾沌)為場,而無人世,這乃是婆羅門的。西洋亦沒有人世,而且不能直接涉及大自然,西洋文學的場是粗惡的社會加上神意;神意之於大自然是間接的,西洋文學的場不好。

    第三點我要說的是,凡是大文學必有其民族的家世為根底。今年暑期中我把泰戈爾的話再讀讀,這回纔感到了他那柔和鮮潔裏其實有著威力,那是亞利安人的吠陀精神的生於今天。托爾斯泰的文學是天主教的,加上斯拉夫民族的,再加上現代化,但他最晚年的作品是把現代化捨棄了,寫永恆的無年代性的真理。而日本文學又有日本民族的家世根底。

    日本昭和三文人:尾崎士郎、川端康成、保田與重郎,三人最友善,互相敬重,而三人各異。保田的文學的根底,是日本神道的(古事記裏的),加上奈良王朝的(飛鳥時代的),加上現代化。尾崎的文學根底是日本神道的,加上戰國的(源平時代的),加上現代化。川端的文學的根底是日本平安時代王朝的(源氏物語裏的),加上江戶時代大阪商人的(西鶴文學裏的),再加上現代化。

    日本之有神道,可比中國之有黃老,是其民族精神的原動力,川端文學上溯至平安朝止,不及於神代紀,故不及尾崎與保田,惟於西洋人是川端文學容易懂。而尾崎與保田則甲乙難定。日本人愛兩人的文學者,到得熱情崇拜的程度,久久不衰,如日本最大的印刷企業大日本印會社的社長是保田崇拜者,其妻則是尾崎崇拜者。川端諾貝爾獎更得人敬,然而不得人崇拜。因為尾崎的與保田的文學打動了日本民族的魂魄深處,所以讀者愛其人,至於願為之生,願為之死。

    於是來看鹿橋的文學的根底。

    中國民族的精神是黃老,而以此精神走儒家的路,所以如司馬相如至蘇軾,皆是出自黃老與儒,所謂曲終奏雅,變調逸韻因於黃老,而雅則是儒的。易經說開物成稱,黃老是開物,儒是成務。又如說文明在於天人之際,黃老是通於大自然,而儒則明於人事。今鹿橋的文學的根底是儒與渾沌,渾沌通於究極的自然,那是鹿橋為時流文學者之所不可及處,但鹿橋的渾沌是婆羅門的,於中國民族乃有一疏隔,倒是張愛玲還更近於黃老些,所以兩人的小說都有廣大的讀者,而張愛玲的更覺親切些。

    往時的劍客遇到高手,即與較量,一面暗暗喝采,一面試要打出對方的破綻來,為此至於不辭喪失性命,並非是為勝負,而是為要確實明白劍道的究竟。我對尾崎文學與保田文學亦曾如此。至於幾使保田對我的友誼發生危險,幸而隨又和好如初。對川端我亦在信裏批評了他的作品,他在新潮月刊上發表文章提到了這點,說我所點明的,有他本人當時所未意識到的,但是他自以為好的「睡美女」等幾篇晚期的小說不被同意,認為殘念(遺憾)。幸而他對我始終保持禮儀之交。如今尾崎與川端皆已逝世,僅存保田,益覺天才難得,友誼之可貴了。此時我卻新交了鹿橋,讀他的作品不禁喝采,就要劈頭臉打他幾棒看看了。

    末了我抄一首當年我賀川端得諾貝爾獎的詩在此,詩曰:

    阮咸亮烈吳紓潔任俠懷人是文魄

    姓名豈意題三山身世但為求半偈

    四十年前天城路今人尚問踴子鼓

    應同白傅鄰娘履沉吟安得淚如雨

    我抄這首詩是為鹿橋取彩,讓我們大家都來期待他的新著「六本木物語」快快出世。

    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十二日寫起至十八日寫訖於華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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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gy and Bess

October 14, 2020, 2: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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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gy and B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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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ther uses, see Porgy and Bess (disambiguation).
Porgy and Bess
Opera by George Gershwin
Porgyandbess.gif
Boston try-out prior to the Broadway opening
LibrettistDuBose Heyward
LanguageEnglish
Based onHeyward's novel Porgy
Premiere
September 30, 1935
Colonial Theatre (Boston)

Porgy and Bess (/ˈpɔːrɡi/) is an English-language opera by American composer George Gershwin, with a libretto written by author DuBose Heyward and lyricist Ira Gershwin. It was adapted from Dorothy Heyward and DuBose Heyward's play Porgy, itself an adaptation of DuBose Heyward's 1925 novel of the same name.

Porgy and Bess was first performed in Boston on September 30, 1935, before it moved to Broadway in New York City.[1] It featured a cast of classically trained African-American singers—a daring artistic choice at the time. After an initially unpopular public reception, a 1976 Houston Grand Opera production gained it new popularity, and it is now one of the best-known and most frequently performed operas.

The libretto of Porgy and Bess tells the story of Porgy, a disabled black street beggar living in the slums of Charleston. It deals with his attempts to rescue Bess from the clutches of Crown, her violent and possessive lover, and Sportin' Life, her drug dealer. The opera plot generally follows the stage play.

In the years following Gershwin's death, Porgy and Bess was adapted for smaller scale performances. It was adapted as a film Porgy and Bess in 1959. Some of the songs in the opera, such as "Summertime", became popular and are frequently recorded.

In the late 20th and early 21st centuries, the trend has been toward productions with greater fidelity to Gershwin's original intentions. Smaller-scale productions also continue to be mounted. A complete recorded version of the score was released in 1976; since then, it has been recorded several times.

Contents

  • 1Inception
  • 2Composition history
  • 3Performance history
    • 3.11935 original Broadway production
    • 3.21942 Broadway revival
    • 3.3European premieres
    • 3.41952 touring production
    • 3.51976 Houston Grand Opera production
    • 3.6Subsequent productions
    • 3.72006 The Gershwins' Porgy and Bess (Nunn adaptation)
    • 3.82011 The Gershwins' Porgy and Bess (Paulus adaptation)
    • 3.92014 The Gershwins' Porgy and Bess (London production)
  • 4Roles
  • 5Synopsis
    • 5.1Act 1
    • 5.2Act 2
    • 5.3Act 3
  • 6Racial controversy
  • 7Musical elements
    • 7.1Instrumentation
  • 8Recordings
    • 8.1Excerpts
    • 8.2Complete recordings
  • 9Adaptations
    • 9.1Film
      • 9.1.11959 film
      • 9.1.2Other films
    • 9.2Television
    • 9.3Radio
    • 9.4Concert
    • 9.5Pop music versions
    • 9.6Jazz versions
    • 9.7Piano
    • 9.8Brass quintet version
  • 10Songs
  • 11Commendations
  • 12References
  • 13Further reading
  • 14External links




Louis Armstrong and #EllaFitzgerald were in the studio in Chicago on 14 October 1957 to complete the recording of their Verve Records classic 'Porgy and Bess'. Years later this classic album was inducted into the Grammy Hall of Fame.
Find out more in this uDiscover article
https://www.udiscovermusic.com/louis....../porgy-and-bess/



UDISCOVERMUSIC.COM
Louis Armstrong & Ella Fitzgerald: Porgy And Bess (1958) | uDiscover
The final album that Louis Armstrong & Ella Fitzgerald recorded together saw Russell Garcia’s Orchestra replace the Oscar Peterson T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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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舜臣 著 , 『麒麟の志』1993 ;《麒麟之志》2019李達章譯

October 14, 2020, 3: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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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麒麟の志 (朝日新聞社 1993年10月 のち文庫)



朝日新聞出版 最新刊行物:文庫:麒麟の志

麒麟の志

陳 舜臣 著 

ISBN:9784022641151
定価:481円(税込)
発売日:1996年6月14日
文庫判

品切れ・再販未定


甲子(1984年)―著者還暦の年から10年間、折々に詠んだ自作漢詩88首。中国、西域、北欧の旅を吟じ、遠来の友の韻に和す。家族へのあたたかな眼差しと、作家としての静かな情熱―韻律が奏でる、豊かで広やかな世界。自注にエッセイを織り込み、歴史小説家のもうひとつの魅力を知る詩文集。



韻律が奏でる広やかな世界。歴史小説作家の魅力にふれる自作漢詩とエッセイ集。〔解説・稲畑耕一郎〕



***

麒麟之志



作者: [日]陳舜臣
出版社:中國畫報出版社譯者: 李達章

出版年: 2019-1  頁數: 170  定價: 48.00元裝幀:精裝叢書:陳舜臣隨筆集ISBN: 9787514616651




本書是陳舜臣通過自作的八十八首韻律詩、詞並以隨筆形式自我解讀的“詩話”,也是陳舜臣的一部自傳體隨筆。在這裡,陳舜臣講述了一種不同於以往形式的對祖國、對神秘西域、對異國他鄉、對親朋好友的難以釋懷之情。通過這些詩話,可以感受到並非詩人的陳舜臣給予讀者的那份寧靜以及不乏奔放的韻律,可以感受一種來自作者內心深處的溫暖凝視。陳舜臣通過“詩”這一流淌在血脈中的優美語言形式緩緩而謙遜地展示了他的儒雅、才華,還通過“話”為讀者娓娓道出我們熟知或未知的歷史長河中點滴而凝重的故事。

“陳舜臣隨筆集”系列書名:《麒麟之志》《隨緣護花》《桃李章》《1964年的便箋》《披蝶而舞》《愛嘮叨的幸兵衛》《雨過天青》《三燈書齋》《仙藥與鯨》《東眺西望》《九點煙記》《史林有聲》

陳舜臣(1924—2015),以創造推理小說、中國歷史小說叱吒日本文壇五十餘載,但是其文化隨筆的價值卻常常被忽略。他善於挖掘中日文化在瑣碎日常中的諸多差異以及背後深刻的淵源,並將其用大眾化的語言表達出來,文風儒雅,筆觸生動而又富有哲思。其隨筆展現了不同視角及不同文化觀照下的中國歷史,在中國文化的傳播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目錄  · · · · · ·

一甲子篇
二乙丑篇
三丙寅、丁卯篇
四戊辰篇
五己巳篇
六庚午篇
七辛未、壬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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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SM:The Lure of Heresy From Baudelaire to Beckett and Beyond.

October 15, 2020, 10: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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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SM

The Lure of Heresy From Baudelaire to Beckett and Beyond.
By Peter Gay. 
Illustrated. 610 pp. W. W. Norton & Company. $35.


Peter Gay 這本MODERNISM 很適合我們,因為照顧到重要的領域、流派、人物等。本書難得有索引呢,更方便。他雖然只花只花一頁多介紹美國現代舞的奠基人 (對美國芭雷舞的介紹篇幅達四五倍)。然而她影響台灣大得多,所以簡單貼出:








【經典再版】《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二版)
Modernism:The Lure of Heresy From Baudelaire to Beckett and Beyond
美國國家圖書獎|經典名著
當代史學巨擘彼得.蓋伊(Peter Gay)畢生學問精華,探索讓人目瞪口呆的現代主義大起義。
從波特萊爾到貝克特及其他,以獨一無二的寬廣度和精彩度,呈現一場異端者的盛會。
在近年出版的文化史作品中出類拔萃,是當代一個大歷史家的至高成就。
※
國家教育研究院與立緒文化合作翻譯發行
作者◎彼得.蓋伊(Peter Gay);譯者◎梁永安
本書集合了彼得.蓋伊(Peter Gay)一生學問之精華,是他繼《弗洛依德傳》之後最雄心勃勃的力作,探索的是讓人目瞪口呆的現代主義大起義。
這場起源於一八四○年代的文化運動,是個高度顛覆性的運動,致力於推翻繪畫、小說、詩歌、戲劇、音樂、舞蹈、建築、設計和電影各藝術領域的既有成規窠臼。透過攻擊傳統形式,給藝術、文學、音樂和電影帶來了深邃轉化。
現代主義產生於布爾喬亞文化環境,雖然兩者互相看不上對方。布爾喬亞文化正是蓋伊畢生所用力之處,對他來說簡直是信手捻來,他出神入化地描述了現代主義者對布爾喬亞的揶揄所表現的幽默風趣,是一部具有高度原創性與可讀性的著作。
蓋伊以惡名昭彰的法國抒情詩人波特萊爾為他這一波瀾壯闊的研究揭開序幕,追溯了現代主義最初如何以革命者的姿態出現於巴黎,又如何在最終成為了柏林和紐約這些世界都會的主流文化形式。
他從現代主義運動的起源談起,一直談到它在今天的展現:馬奎斯的小說和蓋里在畢爾包所建的古根漢美術館。
最後,蓋伊還檢視了獨裁政權對現代主義的敵視,以及普普藝術如何為主宰西方文化一百二十年的現代主義運動敲響喪鐘。
以其優雅的文體,以整合西方藝術史與西方社會史的偉岸功力,《現代主義》在近年出版的文化史作品中出類拔萃,允為當代一個大歷史家的至高成就。

書市小感:2015.6.4
我90年代初,喜歡從香港買壹傳媒出版的書,如張五常文集等,送給朋友。當時認為香港出版技術領先台灣約10年。妙的是,他們來台灣竟然不出書,連黎老闆的書都委外出版,寄人籬下。可見出版業的基礎建設很難移植。

今天感受到美國大出版公司也是精益求精:
午後4點多到書林去看Peter Gay (PG) 的Modernism等書,台灣出版社"立緒文化"拿掉太多圖片,完全無彩色圖片....注解編號採阿拉伯數1.....593?。總之,台灣出版社水準待提升 (可憐,我們規模是美方的1/100。







Modernism : the lure of heresy : from Baudelaire to Beckett and beyond / Peter Gay.

Gay, Peter, 1923-
New York : W.W. Norton, c2008.
BOOK/TEXT
BOOK/TEXT

AVAILABLE - Schwarzman Building (42nd Street & 5th Avenue) - Art - JQE 08-643 - USE IN LIBRARY


More Details
Edition 1st ed.
Description xxii, 610 p., [16] p. of plates : ill. (some col.) ; 25 cm.
Bibliography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p. [511]-563) and index.
Contents A climate for modernism -- Professional outsiders -- Irreconcilables and impresarios -- Painting and sculpture : the madness of the unexpected -- Prose and poetry : intermittences of the heart -- Music and dance : the liberation of sound --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 machinery, a new factor in human affairs -- Drama and movies : the human element -- Eccentrics and barbarians -- Life after death? -- Coda : And Gehry at Bilbao.
Summary Historian Gay explores the modernist rebellion that, beginning in the 1840s, transformed art, literature, music, and film with its assault on traditional forms. Beginning his epic study with Baudelaire, whose lurid poetry scandalized French stalwarts, Gay traces the revolutionary path of modernism from its Parisian origins to its emergence as the dominant cultural movement in world capitals such as Berlin and New York. This book presents a pageant of heretics that includes (among others) Oscar Wilde, Pablo Picasso, and D. W. Griffith; James Joyce, Virginia Woolf, and T. S. Eliot; Walter Gropius, Arnold Schoenberg, and (of course!) Andy Warhol. Finally, Gay examines the hostility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to modernist freedom and the role of Pop Art in sounding the death knell of a movement that dominated Western culture for 120 years.--From publisher description.
Subject Modernism (Art)
Arts, Modern -- 19th century.
Arts, Modern -- 20th century.
ISBN 9780393052053 (hardcover : alk. paper)
0393052052 (hardcover : alk. paper)
Research Call Number JQE


Books Of the Times

Gleefully Upsetting the Artistic Apple Cart

By WILLIAM GRIMES
Published: November 21, 2007

Spoiler alert: The hero dies at the end, but shed no tears. Modernism, the artistic revolution that began with the poetry of Charles Baudelaire in the 1840s and quietly expired in the 1960s with Andy Warhol’s Brillo boxes, enjoyed “a good long run.” So Peter Gay concludes in the final sentence of “Modernism: The Lure of Heresy From Baudelaire to Beckett and Beyond,” his sweeping survey of the poets, playwrights, painters and architects who set out to rewrite the rules of art, transform consciousness and, wherever and whenever possible, shock the complacent middle class.


Janet Malcolm/W. W. Norton
Peter Gay

MODERNISM

The Lure of Heresy From Baudelaire to Beckett and Beyond
By Peter Gay
Illustrated. 610 pages. W. W. Norton & Company. $35.

Related

Featured Author: Peter Gay

Actually, Mr. Gay points out, that complacency has been greatly exaggerated. All revolutions require an enemy. The Modernists found theirs in the bourgeoisie, a fat, convenient target but also a source of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Enlightened curators, like Alfred Lichtwark at the Hamburg Kunsthalle, and art dealers like Paul Durand-Ruel in Paris, helped prepare the ground for the eventual victory of Modernism’s disorganized troops.
“Businessmen of culture offered and sold artistic products, whether dramas, drawings or volumes of poetry, and with the same gesture advanced the aesthetic cultivation of the buying public,” Mr. Gay writes. The road was long and difficult, but never quite as lonely as the artists themselves often saw it. Their isolation, was, in part, a self- created myth. “If my work is accepted,” John Cage once said, “I must move on to the point where it is not.”
Mr. Gay, the eminent historian of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Weimar culture and Sigmund Freud, has spen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1980s and ’90s chronicling the sensibility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in his five-volume series,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It makes some sense, then, that he should now turn to the artistic avant-garde dedicated to pulling the rug from under the oppressive father figures of the 19th century. Otherwise it is hard to locate the motivation for yet another general work on a movement whose every breath and gesture has been subjected to minute study by legions of historians.
Mr. Gay adds little new in what amounts to a college survey course. A graceful writer, he leads the reader on a pleasant ramble through a well-traveled landscape, pointing right and left to the prominent features along the way and, like a superbly informed guide, offers his thoughts and comments. From seminal figures like Baudelaire and Flaubert, he moves right along to the Impressionists and then, taking the various art forms in turn, advances chronologically through the great debacle wrought by fascism and World War II before wrapping up with such postwar phenomena as Abstract Expressionism and Pop Art.
He has a thesis. Modernism, he argues, was propelled by two main impulses: the urge to overturn established hierarchies and break rules — this is what he means by “the lure of heresy” — and a compulsion to explore the artist’s interior world. These primal drives produced “a single aesthetic mind-set,” a “climate of thought, feeling and opinion,” unifying what might appear to be a scattering of disconnected artistic revolts.
Armed with this pair of organizing principles, Mr. Gay sets forth down his well-traveled highway. Prodigiously well informed, he covers a broad expanse of ground quickly, touching on most of the major figures but also bringing in lesser names, like the German playwright Georg Kaiser, who make the great galaxy of Modernism twinkle a little more brightly. Smart bits of description (the Guggenheim Museum as a fat white oyster) and well-chosen anecdotes speed the narrative merrily along, but rarely does Mr. Gay heed the greatest Modernist injunction, attributed to Sergei Diaghilev: “Astonish me!”
Mr. Gay’s enthusiasms and his insight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On painting, especially 19th-century painting, he rarely rises above banality. Edvard Munch, a second-rater by most estimations, gets promoted to the first rank, largely because his psychological obsessions dovetail with Mr. Gay’s Freudianism.
Literature, music and architecture, especially the pioneering architectural and design work of the Bauhaus movement, bring out his most insightful writing. Mr. Gay, in the chapter “Eccentrics and Barbarians,” takes a bit of a detour to profile wayward figures like Charles Ives and Knut Hamsun, the “anti-modern modernists.” These are the most engaging pages in the book, offering shrewd analyses that reveal how easily Modernism could embrace retrograde political thinkers and the seeming paradox, in the case of Ives, of an artistic revolutionary and small-town philistine inhabiting the same man.
The Freudian tinge lends a distinctive coloration to familiar material. Mr. Gay does have the odd habit of checking in from time to time to see what Freud thought of this or that Modernist, to no particular purpose. But he also delivers a splendid Freudian interpretation of Kafka’s work as embodying displaced conflict with his father. He also calls T. S. Eliot sharply to account, rejecting Eliot’s assertion that the poet hovers, detached, above the poem, an impersonal artificer. As implicated in Modernism’s interior voyage as any other poet, “Eliot was wrong.”
After World War II, Mr. Gay finds “much talent and little genius.” Pop Art’s erasure of distinctions between high and low art, crucial in his mind to the Modernist project, spelled the end of the great human adventure that began a century or more earlier. But Mr. Gay is not quite ready to sign the death certificate, especially after a visit to the Guggenheim Museum in Bilbao, Spain, designed by Frank Gehry. A twitch here, a jerk there, and who knows? There may indeed be life after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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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lush of the New


Photographs, clockwise from left: Keystone/Corbis;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Stapleton Collection/Corbis
Clockwise from above: Le Corbusier brought a modernist sensibility to architecture, Flaubert to the novel and Baudelaire to poetry.

By LEE SIEGEL
Published: December 30, 2007
Thomas Mann was an archmodernist, and this was his favorite story: One day, Gustave Flaubert was out walking with his sister. Ferociously antibourgeois, Flaubert lived alone, unconsoled and unencumbered by marriage or family. His novels mocked and maligned the French middle class, ironizing it into oblivion. He was a great frequenter of brothels and had fornicated his way through Paris and Cairo. And yet here he was out for a stroll, suddenly stopping in his tracks before a small house surrounded by a white picket fence.

In the yard, a solid middle-class father played with his typical middle-class children while wife and mother looked lovingly on. The enemy! Yet instead of holding his nose, Flaubert gestured toward the house and exclaimed, without irony: “Ils sont dans le vrai!” (“They are in the truth!”) For Mann, the delightful incident illustrate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outrage at conventional life and the yearning to be part of it that tore at modernist psyches. There is more to aesthetic rebellion than offends the eye.
Surprisingly, the anecdote doesn’t appear in Peter Gay’s “Modernism: The Lure of Heresy,” a massive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in all its artistic forms — painting, sculpture, fiction, poetry, music, architecture, design, film (though, bafflingly, not photography, one of the chief catalysts of the modernist revolution). It’s all the more surprising because I once heard Gay cite Flaubert’s droll little stroll in a lecture, after which he brilliantly analyzed the episode’s every paradoxical nuance.
If anyone is aware of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ist attitudes, it is Peter Gay. He is the country’s pre-eminent cultural historian and the author of masterpieces of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reimagining including “The Enlightenment,” “Weimar Culture,” “Freud” and the towering multi-volume study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Such achievements make it all the more dismaying to find that in this rich, learned, briskly written, maddening yet necessary study, Gay’s formidable syntheses often run aground on lapses of knowledge and judgment.
Gay’s new book is the only one I’m aware of that tries to make sense of modernism in all its incarnations. Gay takes up his subject from the outset of the movemen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what he considers its continued vitality after World War II and its eventual death and possible resurrection in our own time. This comprehensiveness makes “Modernism” essential, especially for the general reader who wants to get a handle on Western culture’s most enigmatic phase. (A gift of this book and “The Rest Is Noise,” Alex Ross’s magisterial history of modern music, would equal about three years of college.) But unlike Henry Moore’s giant sculptures, in which negative space plays a positive role, Gay’s omissions and miscomprehensions cry out to be filled in and corrected. And yet, at times, the book is so nimbly erudite that its stubborn flaws make it all the more richly challenging.
For example, Gay knows that the image of the modernist as committed subverter of custom and convention is hackneyed. He writes in his introductory chapter that the idea of modernists as “scofflaws or mavericks massed against the solid verities of time-honored high culture and, usually, Christian faith” is one of the avant-garde’s “cherished fairy tales.” The Impressionists, for instance, didn’t care a whit about outraging official culture, or Christianity. But because Gay needs the “lure of heresy” to thematically structure his book, he often ends up not just reinforcing the caricature of modernists as unhappy outsiders and elitist malcontents, but inflating it.
It is almost as if Gay were perversely determined to undermine his own profound awareness of modernism’s multifaceted and contradictory nature. On the one hand he astutely writes, “The sources of the modernist rebellion in the arts rose from all quarters of the political,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world.” On the other he speaks of “two essentially distinct areas of art, high art and low, which modernists had thought it crucial to keep apart.” But it was the modernists who brought the energy of everyday life into high art! Think of the scraps of newspapers and advertisements in the collages of Picasso and Braque; of the parodic newspaper headlines and the music hall ditties in Joyce’s “Ulysses”; of Leopold Bloom wiping himself with a newspaper in the notorious book that appalled Virginia Woolf (and delighted T. S. Eliot); or of the Dadaists’ total collapse of serious art into the quotidian, or Mahler’s quotations of nursery rhymes or Stravinsky’s saxophones — the list of the modernists’ elitist democratizations is interminable.
What a relief it is to read Gay debunking the myth of Kafka the grim depressive with a description of friends who “laughed heartily” when Kafka read drafts to them. Kafka’s fiction is about the comedy of sexual frustration and the humor of competitive paranoia, among other things. What really broke up Kafka’s friends was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Trial”: “Someone must have slandered Josef K., for one morning, without having done anything truly wrong, he was arrested.” Neurotic guilt was their collective métier.
Yet although Gay writes beautifully about Kafka, about Proust on grief, about authentic middle-class hunger for modernist liberations and about the final scene of recognition and unspeakable shame in Chaplin’s “City Lights” — to take just four examples among many — he seems to find it more useful to traffic in cardboard simplicities. There are a disconcerting number of these.
Gauguin did not, for example, abruptly quit his job as a stockbroker in Paris, as both popular legend and Gay would have it. He was fired by his firm, which had just gone under. You might say it was respectable society that had sacrificed Gauguin to the bottom line running just underneath bourgeois rhetoric about compassion and decency. No wonder the artist took off for what seemed to be the primitive explicitness of Tahiti.
Nor did the Norwegian painter Edvard Munch pay, as Gay writes, “the usual price” for his unsettling innovations. Munch was not doomed to “being misunderstood, neglected, rejected,” or to enjoying only “occasional appreciation.” He sold his first paintings at age 18 and three years later was invited to exhibit in the Norwegian section of the World’s Fair in Antwerp. At 26 he had his first one-man show, hailed by prominent art critics; two years later, Norway’s National Gallery, the country’s most prestigious art museum, purchased one of Munch’s works. By the time he was 40, Munch enjoyed international renown and the largesse of several wealthy patrons.
And it’s right for Gay to refer to Munch’s countryman, the odd, fierce peasant novelist Knut Hamsun, as a public admirer of the Nazis who wrote enthusiastically about them even as the Germans were occupying Norway. But it is wrong for Gay not to add that during his one meeting with Hitler, Hamsun so aggressively pressed the Führer to stop executing Norwegian resistance fighters and to loosen his repressive hold on the country that Hitler loathed Hamsun for his insolent disrespect.
As for Gay’s Parisian modernist “outsiders,” if the French provided the most extreme assaults on Western rationality — Rimbaud’s “disorientation of the senses,” André Breton’s celebration of primal instincts stored in the unconscious, André Gide’s enthusiasm for the “motiveless” crime, Antonin Artaud’s “Theater of Cruelty,” Maurice Blanchot’s declaration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 the reason was simple. It was not that French conditions kept creating figures resembling Baudelaire, about whom Gay histrionically writes that he was “an outcast aware of his loneliness” — though, as Gay admits, Baudelaire lived at the center of Parisian cultural energy. In France, civilization is invincible and eternal. Its immutable stability makes opposition to it all the more cheerfully ferocious. You can hurl the most incredible rhetorical and intellectual violence against French custom and convention and still have time for some conversation in the cafe, un peu de vin, a delicious dinner and, of course, l’amour. And in the morning, you extricate yourself from such sophisticated coddling — the result of centuries of art and artifice — and rush back to the theoretical barricades.
But Gay, in thrall to Freud, prefers to root the modernists’ adventures in family trauma. Baudelaire, he writes, suffered a “revolution at home” after his father died and his mother married a “dashing” military officer. The poet and essayist, Gay simplistically tells us, “never quite worked through his expulsion from paradise.” Yet you would think that the author of the culture-shifting “Fleurs du Mal,” and of the equally seminal essay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had worked his way through everything that required working through.
In Charles Dickens’s “Little Dorrit,” a shrewd entrepreneur constantly condescends to his inventor friend by stressing what it pleases him to see as his friend’s pathetically impractical maladaptation to life. In fact, the inventor is fundamentally nothing of the kind. In a similar way, Gay falsely stresses the “cherished fairy tale” of modernist darkness, depression and miserable discontent. But Dada, for instance, was not “wholly negative,” as Gay describes it, any more than Munch or Kafka was wholly negative. Hannah Höch’s and Sophie Tauber’s dolls and puppets, Duchamp’s optical illusions in the form of whimsical machines and especially the cool, broken harmonies of Kurt Schwitters’s collages and fantastical life-size constructions were all imbued with the positive spirit of humor and play.
Even more radical are Gay’s misperceptions of modernism’s fundamental nature. It is not accurate to say, as Gay does, that in modernist fiction, “modernist mirrors reflected mainly the author.” Joyce, Proust, Mann, Lawrence, Woolf, Gide all wrote great realist novels that were as concerned with minutely noting the external world as with projecting intensely personal visions of the world. Elsewhere, Gay seems to acknowledge this, too. About Baudelaire, he writes, “Like the modernists who came after him, he was a realist with a difference.” Perhaps Gay simply wants to say that Baudelaire is a symbolist poet, and that surreal or highly subjective images coexist in his poetry alongside “realist” evocations of mental states and physical reality. In any case, it would have been helpful for Gay to explain his nice phrase “realist with a difference” and then go on to apply it to his other modernists. But he never elaborates on the distinction and never returns to it.
On the disheartening conundrum of modernists and politics, Gay is at his most bewildering. He writes of “liberalism, that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modernism.” He seems to have momentarily forgotten that Yeats, Eliot, Pound, Lawrence and Céline on the right, and Picasso, Gide, Breton and the Russian modernists (barely alluded to by Gay) on the left, were about as far from liberalism as a Cubist painting is from an iPod — not to mention the toxically snobbish Woolf, who was neither right nor too much left. For Gay, reactionaries like Eliot and Hamsun were “anti-modern modernists.” But he does not try to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reactionaries like the Italian Futurists worshipped modernity’s speed and power. Nor does he grapple with what you might call hypermodernists: the utopian Russian avant-garde, who, far from being political reactionaries, threw in their lot with the Bolsheviks.
The question of why so many modernists were drawn to regimes that were sick parodies of the modernist quest for transcendence and absolutes is unanswerable. But perhaps here is where some psychologizing could be useful. Perhaps beleaguered by the mental burden of their intensely personal visions, the modernists looked at a totalitarian regime’s real-life version of their fanaticism and perfectionism and wearily exclaimed, “They are in the truth!” Thus they contrived the delusion that actual power made a home somewhere in the world for their solitary ideals. It could have been a mental trick that protected their egos from mortal wounds.
Gay traces the modernist impulse through the post-World War II period to our own time, where he finds it in the work of Frank Gehry and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Yet he doesn’t have much admiration for the postwar epoch. “There was much talent and little genius,” he writes about the decades after 1945. Is it so, however, that T. S. Eliot and Wallace Stevens“produced no creditable heirs”? Not even W. H. Auden, who is not discussed by Gay? (“Lay your sleeping head, my love / Human on my faithless arm” — in one stroke, Auden could invoke modernist despair and affirm human hope.) But then, Gay never discusses Brecht’s dramas, either, though those quintessentially modernist works changed theater forever, especially in the ’60s. Conversely, Gay’s survey of postwar American art almost exclusively refers to the intensely biased and partisan — toward his own dubious theories, that is — Clement Greenberg, which is like quoting a Jesuit on the character and 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Indeed, Gay’s inclusion of postwar art in a history of modernism makes little sense. Modernism was modernism only when the rising foundations, beams and struts of modernity were still visible. Once modernity became an enveloping condition, artists who were part of that condition — from Pollock to Warhol, from Robbe-Grillet to Grass, from Artaud to Pinter — rebelled as much against modernist Prometheanism as against the modern inadequacies that provoked it.
The Abstract Expressionists’ pure formalism was the end of the road for painting, not the exciting beginning of a new frontier. Malevich, Kandinsky and Mondrian all thought they had embodied a universal spiritual language in aesthetic form. Rothko wanted only that his canvases make people cry. DeKooning painted his scary women to make viewers laugh when they recalled Western art’s idealizations of women. And Pollock wanted nothing specific at all — Greenberg stuffed his theories into Pollock’s mouth. After modernity’s catastrophic climaxes — the Holocaust, Stalin’s gulags, Hiroshima and Nagasaki — postwar art aimed both to lower the boom on modernist euphoria and to ridicule modernism’s earnest despondency. Mann may not have been right when he wrote in his novel “Doctor Faustus” that modernism could only produce works of art that parodied earlier epochs. But in our own time, we seem mostly to be surrounded by art that parodies the various strains of modernism.
For all that, it’s painful to list the inadequacies in “Modernism.” Despite its failings, Gay’s book touches on so many relevant ideas and issues, subjects and themes, that it rouses us to a keen awareness of our own condition. Consider the second part of his thesis. Gay argues that along with the “lure of heresy,” what characterized the modernist rebellion was its “celebration of subjectivity.” If there’s anything that speaks to us now, it is the question of the “I,” that barbell of a pronoun that is so hard to lift in just the right expressive way. It is often provocative to watch Gay pursue modernist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Yet you wish that in Gay’s countless references to what he regards as the modernists’ cultivation of inwardness, he had made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odernists and the Romantics. It was the Romantics who stressed subjectivity. By contrast, the modernists emphasized the idiosyncrasy of personal vision as a way to flee from subjectivity. Knut Hamsun called this an “unselfish inwardness.” Gay means the same thing when he writes of “disinterested subjectivity” in his discussion of “Ulysses.” But he never returns to the idea.
The single reference Gay does make to Romantic inwardness occurs in the chapter on Baudelaire. It’s anybody’s guess as to what Gay means when he writes that the most sophisticated Romantics rejected “unchecked subjectivity.” Rousseau, Chateaubriand, Wordsworth, Byron, Shelley, Goethe in “Werther” — all these “sophisticated” Romantic authors were, by the standards of their age, “unchecked” in their subjective outpourings. But Gay seems to think it was the Romantics, not the modernists, who restrained their introspections.
On the contrary. Every modern revolution finds its point of resistance in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ose in revolt — that is, in a heightened subjectivity. The Romantics substituted genius and unique personality for aristocratic birthright and class, thus giving birth to the bourgeoisie. As Rousseau famously wrote, “I feel my heart, and therefore I know humankind.” But by the time the modernists came along, the bourgeoisie had conventionalized Romantic individualism into the petty assertions of ego.
And so the modernists sought to replace personality. They dissolved it in an impersonal creative vision that was nevertheless uniquely individual. Unselfish inwardness. When Eliot wrote that poetry was “not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ity, but an escape from personality,” he was thinking along Hamsun’s lines. “The Wasteland” doesn’t tell us anything specific about Eliot’s personality, but it could have been produced only by Eliot’s personality. To put it another way, the Romantics exalted the self, but the modernists exalted the idiosyncratic — the intensely individualistic — escape from self.
Perhaps the bourgeoisie’s origins as the revolutionary class account for its facile assimilations of cultural subversions. Throughout his book, Gay marvels at the middle class’s capacity to absorb its adversaries. It’s an old story. Bu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rtaud and HBO. We have exhausted Romantic individualism, and we have twisted the uniquely individual, modernist escape from the self into “self-expression.” Expression is everywhere nowadays, but true art has grown indistinct and indefinable. We seem now to be living in a world where everyone has an artistic temperament — emotive and touchy, cold and self-obsessed — yet few people have the artistic gift. We are all outsiders, and we are all living in our own truth.
Lee Siegel’s “Against the Machine: Being Human in the Age of the Electronic Mob” will be published next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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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黃華成》(2020)

October 22, 2020, 10: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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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Chao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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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h-lun Chang
7小時  · 
像是一場疲累的長跑,終於很不馬虎且慎重其事地,我們有了他的專書⋯⋯。
《未完成,黃華成》(2020)
第一冊【論述】
序文
007 - 館長序▇林平
009 - 編者序▇張世倫
013 - 大台北畫派宣言▇黃華成
專文
017 - 等待完成▇張照堂
033 - 「藝術是會腐朽的,而且立即腐朽。新的總比舊的好」——試論黃華成的「現代」方案,及其未完成性▇張世倫
055 - 迷失而腐朽,或者不朽:黃華成筆下的文青之死▇陳佳琦
073 - 黃華成年表
093 - 大台北畫派1966秋展▇郭松棻
099 - 《劇場》那兩年▇劉大任
103 - 大句點:笑悼黃華成▇商禽
107 - 黃華成輓歌▇邱剛健
第二冊【文稿】
006 - 編者說明▇張世倫
007 - 欲怎樣▇黃華成
009 - 青石▇皇城(黃華成)[小說]
016 - 孝子▇皇城(黃華成)[小說]
025 - 先知▇皇城(黃華成)[戲劇]
034 - 我反對「先知」▇黃華成 [戲劇]
038 - 一些老掉了牙的髒話▇皇城(黃華成)[電影]
040 - 金牙▇伊儂奴君(黃華成)[小說]
050 - 佈景▇伊儂奴君▅皇城(黃華成)[戲劇]
058 - 寫在黑白美術設計展前——兩個自圓其說▇黃成(黃華成)[評論]
069 - 寫作計畫表▇黃華成
071 - 陳映真研究▇黃華成
073 - 圖解詩▇黃華成 [評論]
079 - 關於原▇黃華成 [電影]
095 - の現代の知性の人气の花嫁の撮影▇黄華成 [電影]
099 - 淨身▇伊儂奴君(黃華成)[電影]
117 - 無題(大台北畫派秋展現場對話)▇黃華成 [評論]
123 - 死者の死▇黃華成 [小説]
131 - 小說▇黃華成 [小說]
147 - 善男子▇黃華成 [小說]
151 - 評介中國的「實驗電影」▇黃華成 [評論]
154 - 費小弟▇黃華成 [評論]
156 - 公雞的幸福▇黃華成 [評論]
158 - 小時:一、家▇黃華成 [小說]
167 - 無聊的張照堂▇華成(黃華成)[評論]
171 - 原本男娼女盗▇皇城(黃華成)[評論]
175 - 盜賊物語▇皇城(黃華成)[評論]
179 - 女人.玩具.老虎▇二川(黃華成)[電影]
183 - 肉體喧嘩▇黃華成 [電影]
187 - 前戲.後戲▇高達(黃華成)[小說]
193 - 一成文人便無足觀▇黃華成 [評論]
199 - 電影風:十點聲明▇黃華成 [評論]
203 - 摩爾伯伯斷不斷奶?▇黃去(黃華成)[評論]
211 - 新聞越多=自由越少▇黃去(黃華成)[評論]
215 - 淺談「女工」夢露▇黃裕盛(黃華成)[評論]
219 - 無題(論設計與攝影)▇黃華成 [評論]
225 - 臺灣史寫作計畫▇黃華成
228 - 這就是原創▇黃華成(李道明.許碩舜訪問)[電影]
235 - 柏格曼電影的性語言▇金斗進(黃華成)[評論]
第三冊【圖像】
007 - 三張畫
015 - 黑白展
026 - 文藝沙龍
031 - 劇場
063 - 現代戲劇的嘗試
081 - 現代詩展
095 - 大台北畫派一九六六秋展
111 - 電影實驗的未竟想像
137 - 黄郭蘇展
151 - 香港時期
177 - 書封設計的一代名家
247 - 一個人的文化干擾
262 - 大句點
293 - 附錄▇黃華成封面設計一覽表
298 - 圖片索引
301 - 感謝名單
ISBN:9789865459192
日期:2020-10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盒裝
頁數:第一冊(論述)112頁、第二冊(文稿)240頁、第三冊(圖像)304頁
尺寸:25.5 x 18 cm
▶發行所|臺北市立美術館▇專輯・發行人|林平・主編|張世倫・執行編輯|林怡秀・編輯協力|蔡雅祺+高如萱・美術設計|思緒溝通有限公司・翻譯|韓伯龍●謝謝所有幫助過我們的人
編者序
讀者手上這套名為「未完成,黃華成」的專書,雖是2020年臺北市立美術館同名展覽的出版品,但其初心與用意,並不僅止於傳統的「展覽圖錄」,而另有期許想像。
作為一個帶有實驗性質的研究型展覽,「未完成,黃華成」以遺留手稿、工作文件與史料研究為主軸,結合檔案整理、意象重現與專書出版等方式,試圖追尋並想像黃華成創作生涯中的重要軌跡。在藝術家離世甚早、留存「原作」不多的狀況下,「未完成,黃華成」在方法論上涉及了大規模的檔案探查與文件彙整工作,並以頗為繁複的歷史研究為基礎,嘗試追索並重構出一套以黃華成為線索,試圖回溯並重構其生命歷程與時代背景的敘事。
作為臺灣戰後前衛的代表人物,黃華成生前留下的諸般文字、圖像與展覽檔案,多年來散落零星、缺乏系統整理,不但造成若干以訛傳訛、不甚精確的錯誤描述,資料匱乏、難以進展的窘境,更限縮了進一步深入研究、嘗試書寫的空間。作為一位涉獵範疇廣泛、嘗試鬆動並挑戰一切的創作者,這套書試圖在最大範圍內涵蓋他多面向、全方位的創作痕跡,舉凡繪畫、文學、設計、裝置、現成物、戲劇、電影、評論等範疇,除竭力搜羅黃華成過往曾以各種化名正式發表的文字與圖像作品外,並大量收錄諸多未曾公開發表之珍貴手稿與創作計畫。
本書共分為「論述」、「文稿」、「圖像」三冊。「論述」卷除本書核心基礎、作為路徑指標的研究型年表,以及黃華成代表性的〈大台北畫派宣言〉外,其餘收錄皆為他人針對黃華成的詮釋、評論與書寫。除了張照堂、張世倫與陳佳琦分別從不同角度撰寫的三篇新文外,並特別收錄了數篇年代、角度、體例皆有所不同、具有時代意義的重要書寫,包括郭松棻當年發表的長篇藝評〈大台北畫派1966秋展〉、劉大任追憶六〇年代文藝同仁往來經驗的〈《劇場那兩年》〉,以及商禽的〈大句點〉與邱剛健的〈黃華成輓歌〉兩首悼念亡友的詩作。
「文稿」卷收錄的是黃華成的書寫類作品,包括戲劇構想、電影劇本、創作主張、藝文評論、時事雜文、手稿筆記等,其中最為特出重要的,是首度整理了他在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風潮下,曾經嘗試書寫的文學作品,除了曾正式發表、但長期被忽略淡忘的〈青石〉、〈孝子〉、〈金牙〉等短篇小說,更大量收錄了許多黃華成未曾發表的文學構想與實驗小說,試圖還原深植於黃華成內在的文學想像。
作為壓軸的「圖像」卷,則以編年排序的敘事邏輯,逐一將黃華成不同階段的視覺作品與影像檔案,以圖輯方式逐一彙整,包括「黑白展」、「現代詩展」、《劇場》季刊、「大台北畫派1966秋展」、「黃郭蘇展」、影劇實驗、七〇年代的書刊封面設計,乃至於生命尾聲時,將自身的「告別」之舉轉化為一藝術「事件」的相關紀錄等,皆完整收錄於此。
簡言之,作為一個遲來的回顧與研究,我們希冀這本書不僅是「未完成,黃華成」的展覽圖錄或周邊出版品。展覽的時程總是相對有限,唯有文件與檔案的深入探查與彙整公開,才能開啟反思、沈澱與討論的可能,我們期望這套書能成為黃華成與臺灣戰後前衛相關研究的基礎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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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教授《中國人性論史》手稿整理彙編 「不笑,不怒,不悲,只是理解」

October 23, 2020, 1: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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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鶯興先生

謝謝您寄贈您整理的: 徐復觀教授《中國人性論史》手稿整理彙編,東海大學圖書館,2020,677頁

我發現第3頁的拉丁文有錯,應該是"non ridere, non lugere, neque detestari, sed intelligere"。

這句斯賓諾莎 (應該是Baruch Spinoza 1632~1677) 的格言很著名,所以徐教授根據日文翻譯成:

「不笑,不怒,不悲,只是理解」,沒錯。

這理解,是Spinoza 的"知性"。

這"格言",出自他的《政治論》(Tractatus Politicus,第一章第四節),現在通常翻譯成:「我力求理解人的行為,而不適嘲笑,哀嘆,或咒罵人的行為.......ˊ」

請參考。












  — 'Non ridere, non lugere, neque detestari, sed intelligere.'

 Non ridere, non lugere, neque detestari, sed intelligere: Not to laugh, not to lament, not to curse, but to understand.


(Non ridere, non lugere,  neque detestari, sed intelligere -Tractatus politicus, cap. I, par. 4).

Sedulo curavi, humanas actiones non ridere, non lugere, neque detestari, sed intelligere. I have labored carefully, not to ridicule, or detest, but to understand. That's Brendan's translation, which captures the relevant essence, ...


史賓諾沙(拉迪諾語:Baruch de Spinoza,拉丁語:Benedictus de Spinoza,1632年11月24日-1677年2月21日)

史賓諾沙的著作中最偉大的莫過於《依幾何次序所證倫理學》(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簡稱《倫理學》),該著作一直到史賓諾沙死後才得以發表。該書是以歐幾里得的幾何學方式來書寫的,一開始就給出一組公理以及各種公式,從中產生命題、證明、推論以及解釋。他的其他兩部重要的作品包括了《神學政治論》(拉丁文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英譯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和《政治論》(Tractatus Politicus)。《神學政治論》的主題是聖經批評與政治理論,而後者則只談政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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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芭比娃娃:芭比對女性自我形塑的影響 Forever Barbie: The Unauthorized Biography of a Real Doll芭比娃娃在疫情期間銷售額猛增

October 23, 2020, 4:1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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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比娃娃在疫情期間銷售額猛增

美泰公司的旗艦玩具芭比娃娃第三財季銷售額增長29%,帶動該公司同期收入增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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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芭比娃娃:芭比對女性自我形塑的影響 Forever Barbie: The Unauthorized Biography of a Real Doll

翻譯討論: 第一章第一句部分:(後頭Factory Outlet Mall的名牌,英文6個,只譯出3個)


...held in Niagara Falls, the honeymoon capital, a setting of fierce natural beauty pimpled with fast food joints and tawdry motels.
中文本:
.....安排在蜜月之都尼加拉瀑布鎮,這裡不但有令人讚嘆的天然美景,還有無數的速食餐廳和廉價的汽車旅館。

批評:
尼加拉瀑布城(Niagara Falls, New York)
Nickname(s): 
Niagara Falls, USA, Honeymoon Capital of the World
ナイアガラフォールズには年間800万から1,000万人の観光客が訪れ、アメリカ合衆国の観光地のトップ10の一つ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fierce 強烈的、猛烈的

pimpled
像生粉刺般散布著

joint
INFORMAL An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fied kind, especially one where people meet for eating, drinking, or entertainment: 專業店a burger joint


tawdry motels俗麗而廉價

tawdry
Pronunciation: /ˈtɔːdri/
Translate tawdry | into Italian | into Spanish 
Definition of tawdry

adjective (tawdrier, tawdriest)
  • showy but cheap and of poor quality:tawdry jewellery
  • sordid or unpleasant:the tawdry business of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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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版型設計關乎一本書的"質感"。比較原文版和台北的版本:像第一章的第1張照片,英文第2頁,中文必須翻到第3頁才看得到。







Forever Barbie: The Unauthorized Biography of a Real Doll

前表紙
M. G. Lord
Walker, 2009/05/26 - 336 ページ
6 レビュー
Since Barbie's introduction in 1959, her impact on baby boomers has been revolutionary. Far from being a toy designed by men to enslave women, she was a toy invented by women to teach women what-- for better or worse-- was expected of them. In telling Barbie's fascinating story, cultural critic and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M. G. Lord, herself a first-generation Barbie owner, has written a provocative, zany, occasionally shocking book that will change how you look at the doll and the world.







解讀芭比娃娃:芭比對女性自我形塑的影響
ISBN13:9789867880949
出版社:智庫文化
作者:MG羅德
譯者:閻蕙群譯
裝訂:平裝
出版日:2005/


你喜歡芭比或是討厭芭比?姑且不論答案為何,芭比在女性生活中必然佔有一席之地,形塑了女性自我形象。芭比的天使臉孔、魔鬼身材被視為引領整型瘦身風潮的元兇,以及僵化美體標準的肇始者;然而,當初芭比的設計乃是企圖破除女性花瓶或傳統的角色,塑造一個經濟獨立、勇敢進取、美麗聰明的優秀女性。「芭比娃娃」這個由女性為女性發明的玩具,伴隨著許多女性成長,不僅是我們童年記憶中鮮明的一景,更深深影響著我們未來的生活。 芭比,其實是一個啟示。在芭比的世界裡沒有父母、丈夫或子女,她並非經由與男性的關係或對家庭的責任來界定自己,她教導我們要獨立自主。芭比是屬於自己的女人,她只要換件衣服就可以發明她自己。我們是什麼樣,她就能變成什麼樣,甚至超越我們。人們習慣把恐懼和偏見投射在芭比身上,藉由此書,我們卻得以重新認識芭比、認識自己。本書探討了芭比形成始末、美泰兒企業興衰、女性角色迷思,及文化價值的影響。書中結合心理分析、性別理論、歷史、藝術、女性主義、文化價值與教育意涵,解析芭比的多種面向,啟蒙女性的自我形象,啟發下一代的角色扮演,立論大膽、遣詞詼諧,偶爾穿插驚人內幕,將會改變你對芭比娃娃以及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的看法。




M.G. 羅德頗受爭議的文化評論家,也是一位喜歡追究事實真相的記者。曾為紐約新聞日報撰寫每星期一次的專欄長達五年。作品獲得全美一百七十五家報紙聯合刊載,散見於「國家報」、「美國觀察家」,以及「華爾街日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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