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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洪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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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6%B4%AA%E7%BB%B6
陳洪綬

陳洪綬自畫像,1635年
本名字章侯
出生1598年
浙江省紹興諸暨
逝世1652年
領域人物、山水、花鳥畫,版畫
影響於任伯年
陳洪綬(1598年-1652年),章侯老蓮、雲門僧、遲雲、弗遲、悔遲、悔已遲、悔僧、遲和尚浙江省紹興諸暨人,中國明代畫家






今天寫陳洪綬“何以至今心愈小,只因以往是非多”




無意間買『酒牌』山東畫報,2005
這包括『博古葉子』、『列仙酒牌』、『酣酣齋酒牌』。現代印刷固然清楚,不過,品質不見得比以前的還好…….話說回來,『酒牌』我初見。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china/chinafile.php?item=CN10069296

酒 牌,又稱葉子,起源于唐代的葉子戲,至明清而大盛,是古人飲酒行令以助興的佳品。略似我們今天的紙牌,牌面上有人物版畫、題銘和酒令,由于繪制精妙寓有深 意,行令時抽牌按圖解意而飲,往往得酒外之趣。依令勸罰,不惟佐酒助興、活躍氣氛;抑且讀圖解語,別有一種風流風雅、睿智雋永,給飲宴融入了濃濃的文化意 趣。同時,作為一種繪畫形式,酒牌流入民間,漸入雅俗共賞之境界,藝術上也達到了頂峰,又兼圖文並茂,有深邃的文化內容,是近現代藝術品欣賞和收藏的精 品。本書選《博古葉子》、《列仙酒牌》、《酣酣齋酒牌》,為現存酒牌中代表作品,與酒牌常用的《水滸》、《西廂》題材不同,其中名賢神仙故事或有生僻,故 逐一解說,並將其中題銘與行酒約令一一辨明。
非:【維多利亞公園市場 Victoria Park Market 該市場内設有3個餐廳(持有酒牌)和一個小吃廣場。】

是:『酒牌就是古語裡常說的"葉子",初始於唐朝的葉子戲,類似於 畫片,是古人們湊在一起吃吃喝喝時調節氣氛用的。一般酒牌上都畫著人物,寫著題銘和酒令,大多與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或神仙鬼怪的典故有關。玩的時候人們從 一堆酒牌中 ..』『天啓5(1625)年から崇禎初頭頃(1630頃)の作と推定される[10]『水滸葉子』は陳洪綬の版画作例では初期に位置する、販売用に制作さ れた酒牌というゲームカードである。扱われた豪傑は四十人で、各葉に一人が無背景で描かれる。 ...』






陳洪綬『畫論』:「…..諸公,雖千門萬戶,千山萬水,都有韻致。……..老蓮願名流學古人,博覽……老蓮五十四歲矣,吾鄉並無一人,中興畫學,.拭目俟之!」
----轉引自高居翰『山外山』(The Distant Mountains)結尾處







風俗變淫奢,罔有能啟迪。


  天遣彘育人,址震又星鶂。

  奈何弗悛修,非命斃鋒鏑。

  君子幸毋忘,以此訓鄰國。

  天命無僭差,芻蕘可采擇。

  長揖謝耆老,歸來淚沾衣。 

  【山居】  

  小亂入城好,大亂入山便。

  在昔用斯語,於今則不然。

  盜賊滿山時,豈能此獨全。

  父老為我言,此地久安眠。

  萬山擁我後,千山護我前。

  灌木萬餘株,清流繞其邊。

  曲徑十餘里,危石懸其巔。

  不惟山田好,又有萬竹焉。

  有麻垂如絲,有栗果如拳。

  有梅匝茅屋,有蘭可成阡。

  相見皆古人,不分愚與賢。

  亦少衣冠人,豈複肯守錢。

  其風不凋薄,或可免顛連。

  吾將攜婦子,釀酒樂堯天。

  諸子漸長大,課讀兼課田。

  斫竹學織簾,讀書功不捐。

  無米拾橡栗,聊以續炊煙。

  探奇既有梅,采藥將學仙。

  佩此王者香,一撫猗蘭篇。 

  【湖上】 

  厭聽樓船雜管弦,耳根清淨小西天。 

  朝朝暮暮閑亭子,滿耳松風滿耳泉。

  【醉中書懷】  

  青山到處便成家,不得出門每自嗟。 

  若得西湖橋畔住,妻兒楊柳共桃花。

  【寄周元亮】 

  一日不見三寄書,那能一別一年餘。 

  梅花兩度不易得,錢塘月色今何如。 




「弟幼時見傀儡戲。二尺許長。線索累累。任人提弄。近則變為數寸許。以木板推之。全似自用聰明者。嗟夫。傀儡亦且漸小。何況于人。傀儡亦不由人線索。而欲自運聰明。可畏亦可悲夫。」周元亮何次德



  【聞鶯作】  

  後園大樹五六層,搖落黃鸝三四聲。 

  可憐凡鳥亂鳴起,尚有幾聲聽未明。 

  【畫扇與魯伯芬】  

  白鷗綠渚可人憐,揀個清秋剌釣船。 

  不慣見人飛遠避,波聲隱隱沒寒煙。 

  【謝張大寄紫白丁香花】 

  亂系丁香寄晚春,紫顰白笑惜流人。 

  應從花影尋佳夢,深見湘君登白蘋。 

  【藍太常席上】 

  醉臥天涯酒百杯,更添翠袖一雙催。 

  客中但得如今日,不枉秋風瘦馬來。 

  【懷沈素先】 

  沈郎腰似隋堤柳,載得春愁此獨多。 

  野棠開盡春工歇,倒掛黃鸝喚睡魔。 

  【舟次德州寄答潘十三通判】 

  此去神京八百里,明朝千里路漫漫。 

  須知尺素當疏闊,乞把來書反復看。 

  【臥病團孌居】 

  浪遊已倦足將禁,耐得風塵雨病侵。 

  書看稗官何費力,詩刪舊句有名心。 

  小軒容膝閒情廣,疏竹棲人幽趣深。 

  日望天晴能杖履,二三酒伴踏長林。

  【雲門寺九日】 

  九日僧房酒滿壺,與人聽雨說江湖。 

  客來禁道興亡事,自悔曾為世俗儒。 

  楓樹感懷宜伏枕,田園廢盡免追呼。 

  孤雲野鶴終黎老,古佛山臒託病夫。 

  【懷朱集老】 

  酒泉太守老醉翁,養和藥囊半疏桐。

  怵之以死耳邊風,自言不死化癡龍。

  雪夜月夜呼巴童,傾杯複碗四五通。

  刀槊殺聲滿虛空,躡蹻刺天之危峰。

  背負鴟夷無戚容,持螯牛飲眠高松,吾懷此老吾欲從。 

  【如夢令】

  瓢笠春行無幾,望斷桃花流水。徹夜雨潺潺,到天明晴矣。

  夢喜!夢喜!又是花朝晴起。

  【長相思】 

  病起遲,懶起遲,蜂子排衙叫午雞。床頭改舊詞。

  趲歸期,辦歸期,忽值精神恍惚時,歸期定複移。 

  【菩薩蠻】  

  小姑居處朱樓起,烏啼聲隱楊花裏。香氣出羅衣,能留蝴蝶飛。

  遠山青可見,繡領遮團扇。小立看鴛鴦,心憐浴故雙。

  【更漏子】 

  一重山,一重水,有甚別離情思。開扇面,展屏風,丹青都是儂。

  杭州客,並州況,吳越兩山相望。茸母發,豆娘飛,望儂還浙西。

紀念場所

陳洪綬墓

  位於鑒湖鎮官山嶴村東南300米。墓坐南朝北,墓丘方形,邊長3.4米,高1.6米。四周圍以條石,上覆黃土,正面橫置乾隆六十年(1795年)八月裔孫允紳立“明翰林陳章侯公暨德配來氏宜人韓氏宜人合墓”石碑。墓前設長方形祭桌,下置方形拜台。1987年重修。



人物故居

陳洪綬紀念館

  現在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陳家村長道地陳洪綬故居建有陳洪綬紀念館(光裕堂),今圮。所存水井,柱礎和墁地條石,仍為當年遺物。光裕堂為陳洪綬曾祖、明楊洲府參軍陳鶴鳴所建,1984年公佈為諸暨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諸暨市文化局和楓橋鎮人民政府出資重修光裕堂,並立光裕堂重修碑記。碑,青石質,須彌座,高170釐米,寬80釐米。碑額與碑文皆楷書陰刻。工程始於一九九八年一月,歷時半年,耗資十七萬元。重修的光裕堂坐落於寶綸堂東,平屋三進。




王正華,〈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近
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0期(2002),頁1-57



陳洪綬的仕女畫──晚明女性內涵的反思與新境
馮幼衡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造形藝術研究所

提  要

一般咸認陳洪綬(1599-1652)為晚明人物畫大家,重振唐代以來日漸受人忽視的人物畫,尤其是仕女畫。的確在風格上,他學宋代李公麟(1049-1106),上追唐代周昉(活動於763-804)、東晉顧愷之(約344-405),以復古為創新,其仕女畫造型高古奇倔,融宋之密實、唐之豐艷與晉之幽微於一爐,別有一種內斂與孤絕的風致,在明代繼唐寅(1470-1524)、仇英(約1509-1551)柔美的典型之後,另立晚明所特有的審美情調,可謂戛然獨造,別開生面。
在內涵方面,陳洪綬的仕女畫與以往的仕女畫傳統相比,也帶來巨大的變革。他將仕女畫中沿襲「閨怨詩」的傳統予以變奏,讓畫中女性從被動受觀看的角色轉化為深具自主性,且富自身情思的主體。另外,他塑造了女性做為傳授知識與教育者、女性隱逸者、女性高士的形象,這都是傳統仕女畫前所未見的新猷。晚明才子佳人的形象──男女成為共享文藝志趣的伴侶,更首度在陳的繪畫中出現,打破以往仕女畫中女性經常以侍女、妓女出現的公式化僵局。種種創新不僅出自於陳洪綬個人的營造,也是晚明獨特的文化氛圍使然。在宗教題材方面,他對觀音性別的顛覆,則又在吳彬之上,既象徵陳洪綬個人對信仰救贖的質問,也反映晚明對宗教神祇「去神聖」與「去經典」化的集體意識。
關鍵詞:閨怨、諦視、三從四德、犍陀羅、尊元貶宋









白痴的天才 ---金溟若紀念小說集/ 金恆煒《我的法庭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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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恆煒先生編過他父親的教育界小說集



白痴的天才 ---金溟若紀念小說集 台北 晨鐘 1974
夏志清先生序

我讀過聚寶盆
寫一群老師如何為利與名 :"斯文大掃地...."

金恆煒金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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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罹病而許久未露面的政論家金恆煒(左二帶口罩者)今(23)日現身在新書《我的法庭正義》發表會上,之前胰臟癌雖然控制得不錯,但去年在腸子又發現淋巴癌,經過治療,目前恢復不錯。圖:李雲深/攝
新頭殼newtalk2014.01.23 李雲深/台北報導

因罹病而許久未露面的政論家金恆煒今(23)日現身在新書《我的法庭正義》發表會上,之前胰臟癌雖然控制得不錯,但去年在腸子又發現淋巴癌,經過治療,目前恢復狀況良好。談他自己的病情,金恆煒說,醫生控制得好,「我的療程全部都作完了。」

金恆煒新書《我的法庭正義》發表會下午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行,前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前新聞局長謝志偉及台灣北社社長張葉森陪同出席。

雖然和周美青的官司敗訴,但《我的法庭正義》第一章標題便是「真實的故事:周美青偷書事件」。書中還批判了文化部長龍應台、前立委張曉風、學者錢永祥、監委周陽山,大法官蘇永欽及詩人余光中等。並針對台灣族群政治的探源進行深入分析。

陳師孟在記者會上表示,這次寫序很不一樣,因為書中每篇文章他都看二遍,雖然序文很長,但他三個鐘頭就寫完,「因為這本書講出我們要講的話。」

陳師孟說,這本書從頭至尾批判外省族群,他認為,族群如要和諧,對自己族群就必須嚴格檢視,抓出害群之馬,其他族群也一樣。他說,這本書若非外省人寫,一定會被批判是撕裂族群,由金恆煒這樣的外省第二代來寫,就不擔心有此問題。

本身也是外省族群的陳師孟表示,對外省族群批判,不表示所有外省人都是壞人,書中主要是寫外省族群十大惡人,「這是清理門戶,劃清界線。」

謝志偉則說,相較於當年的「自由中國」的貢獻,他認為金恆煒並不輸雷震和殷海光。謝志偉舉金恆煒寫評論提周美青當小偷官司敗訴一事說,這不只是司法的問題,更是歷史。他說,歷史學者考證是現代史的一部分。

謝志偉並舉例說,1943年2月18日,慕尼黑大學有一對漢斯兄妹發傳單反對納粹,結果被學校黨工發現,立刻遭到逮捕,4天後並被判死刑,遭到砍頭。1946年,紐倫堡大審,「此爪耙子被美軍抓到判刑,這就是德國和台灣不同之處。台灣是爪耙子杷當總統。」

謝志偉認為,金恆煒作為第二代外省台灣人,選擇走另一條艱辛的路,但心安理得。台灣只有被教訓的歷史,這本書則是教訓那些用歷史教訓我們的人。

雖然才剛出新書,但金恆煒表示,他已著手另寫一本書,已經有三萬字,約三分之一,主要是談胡適和殷海光的三次辯論,包括吳國禎事件、反攻大陸,以及自由和容忍的爭論。金恆煒說,他引用了許多別人沒用過的資料,因此結論和所有人寫過的都不一樣。

金恆煒說,所謂人怎樣選擇,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有的人喜歡作一個四處討好的人,像胡適,每個人都喜歡他,但這種人比較鄉愿;也可以選擇馬英九這種人,身邊只有囉囉,民調只剩9.2%,所有人都討厭他。

 

 

 

《金農書畫編年圖目》 《冬心畫譜》/金冬心:汪曾祺/《冬心齋硯銘》/董橋: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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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農書畫編年圖目》 這套書很草率


胡適在1910年除夕 (29)有日記
夜歸,讀《金冬心硯銘》一卷,計九十餘種。硯銘之多,無如此君矣。其文或頌或規,亦莊亦諧,要皆成一家言也
"攜燈畫竹到天明"董橋《跟中國的夢賽跑》
----《金農書畫編年圖目》 上下 北京:人民美術 2007
相傳揚州八怪之一的金冬心,對硯情有獨鐘,他收藏的精硯、美硯、名硯達二百多方。文人不僅愛硯、藏硯,大都喜歡把座右銘刻在硯上,亦稱硯銘。 ...
金農《冬心齋硯銘》自序有云:
文房之用,畢世相守。尊如嚴師,密如執友,寶如球璧琬琰,護如頭目腦髓者,惟硯為然。墨次之,筆與紙又次之。

金冬心《缺角硯銘》:頭銳且. 禿,不修邊幅,腹中有墨君所獨。

《冬心畫譜》王其和點校篡注,濟南:山東畫報社2010,頁66-67等。
其名冬心者,取崔國輔「寂寥抱冬心」之語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
華光長老*寫橫枝,說與西江癩阿師。今日風前呵手畫,幾回錯認雪飛時。
*華光和尚:北宋畫家仲仁,號華光長老。始創墨梅畫法。(hc)
老梅愈老愈精神,水店山頭若有人。清到十分寒滿把,始知明月是前身。
一枝兩枝橫復斜,林下水邊春正奢。我亦騎驢孟夫子*,不辭風雪為梅花。
*指唐代詩人孟浩然。他酷愛梅花,常頭戴浩然巾,在風雪中騎驢過灞橋,踏雪尋梅,成為佳話。

金冬心題記
金冬心題記小文,別具風致,久為世間所重,原刻近已不可見,寒齋所有者只乾隆間花韻軒刊《巾箱小品》本,嘉慶間種榆仙館本,同治壬申桐西書屋本,光緒戊寅當歸草堂本,皆翻刻也。當歸草堂本今收入《西泠五布衣集》中,最易得,魏稼孫編校,便於閱讀,陳曼生本序甚佳,字體與所刻《佛爾雅》相同,古樸可喜,而《畫竹題記》多缺,似不及矣。魏氏附記云:

余為當歸草堂校刊此種,旋得湖州凌子與霞邗上來書云,《冬心畫記》尚有吳門潘氏桐西書屋刻本,時剞劂垂成,道遠不及借校,附記於此。案潘本蓋亦從《巾箱小品》出,而編校不佳,如自寫真題記末一則中匾□者一語,各本均缺中一字,今乃將此三字全刪去,即其一例。惟卷末附刻王笈甫《畫鍾鐘進士像記》二十四則,雖未足與昔耶居士抗衡,亦頗有意思,蓋取其別緻耳。
□1939年9月30日刊《實報》,署名藥堂□收入《書房一角》


董橋:
懂得

10,165

冬至前三天小慶來看我,說台灣大陸忙完公務繞來香港買些禮物回美國過聖誕。是老學長老高的公子,睽違多年,滿臉風霜,一派老成,眉宇間隱約浮蕩老高當年丰 神。真快,我讀完書那年小慶才四歲,台北信義路小巷裏老高家全是他的吵鬧聲,手拿蠟筆顏色筆到處畫畫,牆上畫,門板畫,椅背畫,連金農墨竹都不放過,地頭 淡淡畫了兩朵小花,老高嚇壞了,趕緊拿去裱畫店裁短些裝進鏡框。小慶說那幅金冬心至今無恙,還掛在美國他父親書房裏,書畫市場紅火,朋友都勸父親送去拍 賣,父親說是爺爺留下來的傳家寶,不捨得。那幅畫小慶手機裏存了照片,他打開給我看,真好,題識很長,墨光鑑人,金農的神品。鄭板橋畫竹一枝一枝瘦骨嶙 峋,金冬心畫竹愛用濕筆,竹葉偏肥,稍帶黑暈,筆力像石濤。《冬心畫竹題記》自序說:「年踰六十,始學畫竹,前賢竹派,不知有人。宅東種植修篁約千萬計, 即以為師。」金冬心的梅花其實更可喜,一圈一圈圈出清白乾坤,聽說代筆多,假的多,我不敢要。我也喜歡他的漆書,可靠的好像也少見,也不敢要。他的詩尤其 好,句句清新,一點古人乾屍影子都沒有,了不得。張大千珍藏金農一幅墨竹,宋紙本,題了七絕一首:

雨後修篁分外青,蕭蕭如在過溪亭。
世間都是無情物,只有秋聲最好聽。

四 十多年前沈茵的舅舅收進大風堂舊藏金農墨梅一幅,畫好詩好,還有張大千藏印,標價貴,買不起,錯過了。舅舅東京買回來的冬心花果冊頁倒歸了父執張作梅先生 了。張先生是大詩人,也迷冬心韻語,主編《中華詩刊》,總編輯室長年掛了一幅金農漆書,橫披,不大,精極了。金農字壽門、司農、吉金,號冬心先生、稽留山 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心出家盦粥飯僧。仁和人。仁和是今日杭州。乾隆元年荐舉博學鴻詞科,入京未就而返。嗜奇好古,收金石文字千卷,與印人丁敬相交。 精鑑賞,善別古書畫真贋。工隸書,落筆樸厚,楷書自創隸意,號稱「漆書」。也能篆刻,得秦漢法。詩歌出語不同流俗。五十歲才從事於畫,涉筆即古,脫盡畫家 之習。寫竹師石室先生。畫梅師白玉蟾。鞍馬、佛像人物、山水、花果佈置幽奇,點染冷僻,非復塵世所覩,意為而已。是揚州八怪之一,生平好遊,妻亡無子,遂 不復歸,客揚州最久。卒年七十六。記得老高說早年他學校裏有一位國文老師研究金冬心題畫詞句,課餘愛讀幾段給學生聽,老高抄錄了好幾段說寫得真好,贈鄭板 橋那段最有名,長題收尾說:「余仿昔人自為寫真寄板橋,板橋擅墨竹,絕似文湖州,乞畫一枝,洗我滿面塵土可乎?」文湖州正是宋代畫人石室先生文與可,元豐 初年知湖州,未到任而死,人稱文湖州。善墨竹,姿態瀟灑,疑風可動,是湖州竹派鼻祖,鄭板橋畫竹像他。上個月我在坊間偶得紅木小圓盒,刻鄭板橋竹石,題 「石如叟,竹如孫,或老或幼皆可人」,盒底刻簽名「板橋」二字。木盒當是清季刻工,板橋的畫和字都刻得傳神,幸虧不是紫檀,便宜。小慶看了喜歡,說他也集 藏明清文房木器,都六七十件,連他父親老高愛玩的幾個筆筒都歸了他:「早些年美國各地東方古玩店還找得到幾件,大陸台灣也多,這幾年沒有了,都成奇貨,拍 賣會上炒得高高的。」我說容我先玩玩,下回他再來送給他。金冬心刻過一方印章「不可居無竹」,我們愛木器,不可居無木。冬心印跋說:「居無竹,食無肉,無 竹長俗也,無肉長瘦也。是日西廊分種七竿,適有人餉豚蹄者,予得飽肉,坐於中,刻此印,居然不俗不瘦之人矣。」這樣的題識絕妙,風趣,機伶,多讀心中亮 堂。我的老師亦梅先生常說,中國文字藝術幾經現代文明摧殘,再不虔誠供養好詩文愧對古人。聽說張大千最心儀的畫家金冬心是一個,說「金冬心的畫畫得極其蹩 腳,但是又好得不得了」。又蹩腳又大好,學問甚大,不同一般。小慶來我家那天我剛讀完馮幼衡寫的《形象之外》,寫張大千的生活和藝術,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 三台北九歌出版,台灣林彥廷寄贈。馮幼衡是江西九江人,台大外文系畢業,也讀過政大新聞研究所,當過張大千秘書,在摩耶精舍薰陶了好多年。這本書請了臺靜 農先生寫序,題目是〈為藝術立心的大千〉。馮幼衡書裏記張大千論金冬心作品真假寫得實在傳神,值得參閱:

記得有一回我拿了家中一幅金農的佛像去給大千先生評定,這幅畫是父親友人蕭伯伯家藏的珍品,存在家父處,因為蕭伯伯已故去,又沒有家眷,父親想,如將這張畫脫手,也可為故友立一個獎學金,我便攜了去。
那張佛像才張開不到三分之一,大千先生便道:「馮小姐,要我說真話還是假話?」我說:「當然是真話。」
他說:「那就不用看下去,因為這張畫既不是金農畫的,甚至不是他兩個學生代筆的。」
我說:「那怎麼會呢?聽蕭伯伯說,他家已經藏了好幾代了。」他說:「這話倒不假,」大千先生看着那張裱工已舊得褪了色,因年代久遠,顯得有些模糊斑駁的畫面,接着說:「甚至還可能是乾隆以前的畫人畫的,因為金農有名,後來的人就仿金農的字加題上去囉。」

張 大千鑑定古字古畫的本事當代第一,江兆申先生親眼領教多次,每一談起,一臉崇敬。臺先生給馮幼衡寫的序文也說早年陪張大千去台中北溝故宮博物院看畫,但見 每一名蹟到手,隨看隨卷隨時說出此畫的精微與源流,看畫之快,令人喫驚。馮幼衡書裏說大千先生把金冬心的畫歸為三種不同風格:一種是典型金農的畫,筆法生 拙卻有濃厚的金石趣味;第二種是技巧純熟的作品;第三種是介於兩者之間,技巧比第一種好,比第二種差,既非職業畫家之畫,竟有文人畫趣味。張大千還斷定金 農畫債如山,收了人家銀子常常先題好字再差人送給兩個學生項均和羅聘去趕畫。張大千說這兩個學生項均繪畫技巧比羅聘高一籌,羅聘的畫卻更有文人畫的味道。 歸納這番論斷,小慶說萬一遇見一幅羅聘代筆、冬心題字的金農作品他一定買。這樣的作品沈茵客廳裏幾十年前掛過一幅,小中堂,正中三四行題詞,兩三枝梅花的 枝椏遷就題詞剩下的空間婉轉生長,佈局新奇,氣氛清爽,詩和書是主題,畫倒成了陪襯了,一反中國文人畫講究詩書畫三絕的鋪排。那幅金冬心五十年代沈茵舅舅 從東瀛收進來,聽說當時回巴西途經香港的張大千看過,鑑定題字是真金農,梅花是真羅聘。金農漆書的墨色學不來,馮幼衡書裏說他用的墨全是自己特製,墨上一 面書「五百斤油」,一面書「冬心先生」,寫出來的字黑極了,大千先生說:「冬心先生的墨色之黑,只有黑炭可比。」周紹良先生《蓄墨小言》裏收了金冬心五百 斤油墨,汪節庵製,背面題「乾隆丙午年造」,也摹冬心的字。黑炭黑色板滯,金農的墨色倒是格外潤澤,馮幼衡說「這個巧妙大千先生到現在也沒能懂得。」金農 用的毛筆張大千也猜不透「用的是啥子筆」。藝術講究創意。藝術家詩文書畫創意無窮,獨步藝壇,終於不朽。小慶說中國現代畫家他喜歡張大千,喜歡齊白石,喜 歡傅抱石,讀完書出外做事省吃儉用買了這幾位大師幾幅小品,滿足了。他說溥心畬他也收了四五張,迷的是溥先生筆下傳統文人風味,創新不多,擬古到家,同一 輩畫人誰都學不到溥先生盎然的古意和脫俗的清貴:「畢竟是王孫!」小慶說他父親和我是同代人,五十年代尾到台灣讀書的書生,算是最後一葉扁舟上的渡水人: 「你們當然懂得溥先生的心情,」他說。「我不懂。我是渡頭上等不到筏子的人!」小慶近年常常慨嘆他生得太晚了,他老爸聽了眉頭一皺,苦苦一笑,寫了八個字 給他:「因為懂得,所以無語」。 2014年0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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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冬心

作者:汪曾祺

  召應博學鴻詞杭郡金農字壽門別號冬心先生、稽留山民、龍镦仙客、蘇伐羅吉蘇伐羅,早上起來覺得很無聊。
  他剛從杭州掃墓回來。給祖墳加了加土,吩咐族侄把聚族而居的老宅子修理修理,花了一筆錢。杭州官員饋贈的程儀殊不豐厚,倒是送了不少花彫和蓴菜,罈罈罐罐,裝了半船。裝蓴菜的瓷罐子裡多一半是西湖水。我能夠老是飲花彫酒喝蓴菜湯過日腳麼?開玩笑!
  他是昨天日落酉時回揚州的。剛一進門,洗了臉,給他裝裱字畫、收拾圖書的陳聾子就告訴他:袁子才把十張燈退回來了。是托李馥馨茶葉莊的船帶回來的。附有一封信。另外還有十套《隨園詩話》。金冬心當時哼了一聲。
  去年秋後,來求冬心先生寫字畫畫的不多,他又買了兩塊大硯台,一塊紅絲碧端,一塊蕉葉白,手頭就有些緊。進了臘月,他忽然想起一個主意:叫陳聾子用烏 木做了十張方燈的架子,四面由他自己書畫。自以為這主意很別緻。他知道他的字畫在揚州實在不大賣得動了,——太多了,幾乎家家都有。過了正月初六,就叫陳 聾子搭了李馥馨的船到南京找袁子才,托他代賣。憑子才的面子,他在南京的交往,估計不難推銷出去。他希望一張賣五十兩。少說,也能賣二十兩。不說別的,單 是烏木燈架,也值個三兩二兩的。那麼,不無小補。
  袁子才在小倉山房接見了陳聾子,很慇勤地詢問了冬心先生的起居,最近又有什麼轟動一時的詩文,說:「燈是好燈!詩、書、畫,可稱三絕。先放在我這裡吧。」
  金冬心原以為過了元宵,袁子才就會兌了銀子來。不想過了清明,還沒有消息。
  現在,退回來了!
  袁枚的信寫得很有風致:「……金陵人只解吃鴨月肅,光天白日,尚無目識字畫,安能於光燭影中別其媸妍耶?……」這個老奸巨猾!不幫我賣燈,倒給我弄來十部《詩話》,讓我替他向揚州的鹺賈打秋風!——俗!
  晚上吃了一碗雞絲面,早早就睡了。
  今天一起來,很無聊。
  喝了幾杯蘇州新到的碧蘿春,念了兩遍《金剛經》,趿著鞋,到小花圃裡看了看。寶珠山茶開得正好,含笑也都有了骨朵了。然而提不起多大興致。他惦記著那 十盆蘭花。他去杭州之前,瞿家花園新從福建運到十盆素心蘭。那樣大的一盆,每盆不愁有百十個箭子!索價五兩一盆,不貴!要是袁子才替他把燈賣出去,這十盆 劍蘭就會擺在他的小花圃葦棚下的石條上。這樣的蘭花,除了冬心先生,誰配?然而……他踱回書齋裡,把袁枚的信攤開又看了一遍,覺得袁枚的字很討厭,而且從 字裡行間嚼出一點挖苦的意味。他想起陳聾子描繪的隨園:有幾顆柳樹,幾塊石頭,有一個半干的水池子,池子邊種了十來棵木芙蓉,到處是草,草裡有蜈蚣……這 樣一個破園子,會是江寧織造的大觀園麼?可笑!1此人慣會吹牛,裝模作樣!他順手把《隨園詩話》打開翻了幾頁,到處是倚人自重,借別人的賞識,為自己吹 噓。有的詩,還算清新,然而,小聰明而已。正如此公自道:「詩被人嫌只為多!」再看看標舉的那些某夫人、某太夫人的詩,都不見佳。哈哈,竟然對畢秋帆也揄 揚了一通!畢秋帆是什麼?——商人耳!鄭板橋對袁子才曾作過一句總評,說他是「斯文走狗」,不為過分!
  他覺得心裡痛快了一點,——不過,還是無聊。
  他把陳聾子叫來,問問這些天有什麼函件簡帖。陳聾子捧出了一疊。金冬心拆看了,幾封,都沒有什麼意思,問:「還有沒有?」
  陳聾子把腦門子一拍,說:「有!——我差一點忘了,我把它單獨放在拜匣裡了:程雪門有一張請帖,來了三天了!」「程雪門?」
  「對對對!請你陪客。」
  「請誰?」
  「鐵大人。」
  「哪個鐵大人?」
  「新放的兩淮鹽務道鐵保珊鐵大人。」
  「幾時?」
  「今天!中飯!平山堂!」
  「你多誤事!——去把帖子給我拿來!——去訂一頂轎子!——你真是!——快去!——哎喲!」
  金冬心開始覺得今天有點意思了。
  等著催請了兩次,到第三次催請時,冬心先生換了衣履,坐上轎子,直奔平山堂。
  程雪門是揚州一號大鹽商,今天宴請新任鹽務道,非比尋常!果然,等金冬心下了轎,往平山堂一看,只見揚州的名流顯貴都已到齊。藩臬二司、河工漕運、當 地耆紳、清客名士,濟濟一堂。花翎補服,輝煌耀眼;輕衣緩帶,意態蕭閒。程雪門已在正面榻座上陪著鐵保珊說話,一眼看見金冬心來了,站起身來,鐵保珊早搶 步迎了出來。
  「冬心先生!久仰!久仰得很哪!」
  「豈敢豈敢!臣本布衣,幸瞻丰采!鐵大人從都裡來,一路風霜,辛苦了!」
  「請!」
  「請!請!」
  鐵保珊拉了金冬心入座。程雪門道了一聲「得罪!」自去應酬別的客人。大家只見鐵保珊傾側著身子和金冬心談得十分投機,金冬心不時點頭拊掌,不知他們談些什麼,不免悄悄議論。
  「雪門今天請金冬心來陪鐵保珊,好大的面子!」「聽說是鐵保珊指名要見的。」
  「金冬心這時候才來,架子搭得不小!」
  「看來他的字畫行情要漲!」
  稍頃宴齊,更衣入席。平山堂中,雁翅般擺開了五桌。正中一桌,首座自然是鐵保珊。次座是金冬心。金冬心再三謙讓,鐵保珊一把把他按得坐下,說:「你再謙,大家就不好坐了!」金冬心只得從命。程雪門在這桌的主座上陪著。
  今天的酒席很清淡。鐵大人接連吃了幾天滿漢全席,實在是沒有胃口,接到請帖,說:「請我,我到!可是我只想喝一碗晚米稀粥,就一碟香油拌疙瘩絲!」程 雪門說一定照辦。按揚州請客的規矩,菜單曾請鐵保珊過了目。涼碟是金華竹葉腿、寧波瓦楞明蚶、黑龍江熏鹿脯、四川敘府糟蛋、興化醉蟶鼻、東台醉泥螺、陽澄 湖醉蟹、糟鵪鶉、糟鴨舌、高郵雙黃鴨蛋、界首茶干拌薺菜、涼拌枸杞頭……熱菜也只是蟹白燒烏青菜、鴨肝泥釀懷山藥、鯽魚腦燴豆腐、燴青腿子口蘑、燒鵝掌。 甲魚只用裙邊。鮕花魚不用整條的,只取兩塊嘴後腮邊眼下蒜瓣肉。車蟲敖只取兩塊瑤柱。炒芙蓉雞片塞牙,用大興安嶺活捕來的飛龍剁泥、鴿蛋清。燒烤不用乳 豬,用果子狸。頭菜不用翅唇參燕,清燉楊妃乳——新從江陰運到的河豚魚。鐵大人聽說有河豚,說:「那得有炒萎嵩呀!——『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 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有蔞蒿,那才配稱。」有有有!隨飯的炒菜也極素淨:素炒蔞蒿薹、素炒金花菜、素炒豌豆苗、素炒紫芽姜、素炒馬蘭 頭、素炒鳳尾——只有三片葉子的嫩萵苣尖、素燒黃芽白……鐵大人聽了菜單(他沒有看)說是「這樣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他請金冬心過目,冬心先 生說:「『一簞食,一瓢飲』,儂一介寒士,無可無不可的。」金冬心嘗了嘗這一桌非時非地清淡而名貴的菜餚,又想起袁子才,想起他的《隨園食單》,覺得他把 幾味家常魚肉說得天花亂墜,真是寒乞相,嘴角不禁浮起一絲冷笑。
  酒過三巡,鐵保珊提出寡飲無趣,要行一個酒令。他提出的這個酒令叫做「飛紅令」,各人說一句或兩句古人詩詞,要有「飛、紅」二字,或明嵌、或暗藏,都 可以。這令不算苛。他自己先說了兩句:「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有人不識出處。旁邊的人提醒他:「《紅樓夢》!」這時正是《紅樓夢》大行的時 候,「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不知出處的怕露怯,連忙說:「哦,《紅樓夢》!《紅樓夢》!」下面也有說「一片花飛減卻春」的,也有說「桃 花亂落如紅雨」的。有的說不上來,甘願罰酒。也有的明明說得出,為了謙抑,故意說:「我詩詞上有限,認罰認罰!」藉以湊趣的。臨了,到了程雪門。程雪門說 了一句:
  「柳絮飛來片片紅。」
  大家先是愕然,接著就嘩然了:「柳絮飛來片片紅,柳絮如何是紅的?」
  「無是理!無是理!」
  「杜撰!杜撰無疑!」
  「罰酒!罰酒!」
  「滿上!滿上!喝了!喝了!」
  程雪門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謅出這樣一句不通的詩來,正在滿臉紫漲,無地自容,忽聽得金冬心放下杯箸,從容言道:「諸位莫吵。雪翁此詩有出處。這是元人詠平山堂的詩,用於今日,正好對景。」他站起身來,朗吟出全詩:
      廿四橋邊廿四風,
      憑欄猶憶舊江東。
  夕陽返照桃花渡,
  柳絮飛來片片紅。
大家,一聽,全都擊掌:「好詩!」
  「好一個『柳絮飛來片片紅』!妙!妙極了!」
  「如此尖新,卻又合情合理,這定是元人之詩,非唐非宋!」「到底是冬心先生!元朝人的詩,我們知道得太少,慚愧慚愧!」
  「想不到程雪翁如此博學!佩服!佩服!」
  程雪門哈哈大笑,連說:「過獎,過獎!——菜涼了,河豚要趁熱!」
  於是大家的筷子一齊奔向楊妃乳。
  鐵保珊拈鬚沉吟:這是元朝人的詩麼?
  金冬心真是捷才!出口成章,不動聲色。快,而且,好!有意境……
  第二天,一清早,程雪門派人給金冬心送來一千兩銀子。金冬心叫陳聾子告訴瞿家花園,把十盆劍蘭立刻送來。陳聾子剛要走,金冬心叫住他:「不忙。先把這十張燈收到廂房裡去。」
  陳聾子提起兩張燈,金冬心又叫住他:「把這個——搬走!」
  他指的是堆在地下的《隨園詩話》。
  陳聾子抱起《詩話》,走出書齋,聽見冬心先生罵道:「斯文走狗!」
  陳聾子心想:他這是罵誰呢?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脈文心《學海岸邊》 (陳樂民,資中筠) 《感時憂世》等資中筠自選集/ 沒有法治的反腐難言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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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1月15日 14:50 PM沒有法治的反腐難言樂觀作者: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資中筠
【編者按】在1月10日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辦的《新年期許》論壇上,資中筠先生對中國的反腐、法治、外交和社會啟蒙分別表達了自己看法和期待,本文系她的發言實錄。作者本人審閱後,授權FT中文網全文刊發。
講到中國的問題,我想到的是第一個問題是環境問題。環境問題還不光是人,不光是中國的政治問題。目前中國如果要是再不注意環境,如此地污染下去,我們看不到生態的拐點。水資源污染的嚴重性可能超過空氣,空氣大家可以看得到,但水污染卻不然。現在中國已經基本沒有青山綠水了,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最希望的就是2014年執政者能夠把主要的資源和注意力,切切實實轉到環境領域,不然民眾根本住不下去了。
第二個,目前的反腐方式難說樂觀。現在因為中央的反腐舉措,好像導致經濟一片簫條,飯店開不下去了,各行業都受影響,據說連做日曆的都破產了。這說明一個什麼現象?說明中國的民間消費力量非常之弱,只能靠官消費,官的消費實際上用的還是納稅人的錢,這是不正常的消費市場。所以不能靠明年的官員消費反彈和大吃大喝來繁榮市場。所謂拉動內需,是應該真正把民間消費力量、老百姓的消費力量拉動起來,那麼市場才是靠大多數民眾支撐的,而不是靠官員奢華的大吃大喝、貪污腐化支撐的,才是一個正常的消費市場。怎麼做到這一點?就是落實決議裡面對於經濟改革的好多積極的措施。
我最近參加了一個很多經濟學家出席的會,經濟學家們一片樂觀,他們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的決議,如果每一件都能夠落實的話,足以推進經濟改革,而且認為這次的經濟改革是根本性的、可以突破政治框架的。那麼起草決議為何能夠把如此根本的改革措施寫上去呢?是不是因為,有關領導並沒理解某一個措施意味著什麼,就放過了。我不懂很專業的經濟改革,特別是金融、證券方面的改革,在座的經濟學家,一定是了解的。
假如這些改革措施落實後國家發展是非常有前景的,但現在的問題是,假如一項一項具體落實這些措施時,遇到政治上的阻力和矛盾怎麼辦?這和許章潤教授說的是同一個問題。當上層採取了高度集權的政治方向,那麼改革措施與權力框架的矛盾,一定會有一個爆發點,矛盾張力緊張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出現究竟誰戰勝誰的問題。
我不樂觀。一方面在政治高度集權的情況下,經濟措施每落實一項都必然觸動非常強大的權貴既得利益,這比當年蔣經國遇到孔家的麻煩大多了。我對目前這種方式的反腐,無論能夠揪出幾個大老虎,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沒有法治的反腐會戕害溫和的中間力量
最重要的我認為還是法治的問題。如果不強化法治,目前實行的大力反腐、反貪官,在另一方面將民間的健康反腐力量也一同打壓下去了。仍依靠原來的老式反腐辦法,就是清官(在體制內進行官僚機構的整肅,編者註)的辦法,是不行的。
如果沒有法治,相當溫和的、配合正面改革又具有善意的,想讓社會和平向前推進的力量,都會被當做敵對力量被抓起來,而在現有體制下貪官是抓不完的。那麼剩下的是什麼?剩下的上面是暴君、貪官和酷吏,下面是愚民,很快變成刁民和暴民,這樣的情況是非常危險的,沒有法治的反腐會把中間力量都打下去。還有一部分人選擇逃走,大家都沒有安全感,只要有條件的,就往外跑。這個國家、民族就要被抽空了。我還是很欣賞清華孫立平教授的一句話,他說,我們的危險不是揭竿而起和暴動,這不太可能,危險在於整個民族的潰爛。
目前已經可以看到這種潰爛在發生,原本在社會共識中認為不可以做的事情,現在大家都認為非常正常。比如去年高考,有還算盡職的監考老師沒收了作弊的工具,家長們卻聚眾把他揍了一頓,為什麼?家長認為他們唯一公平的權利就是作弊,因為權貴子弟不需要作弊,走後門就可以入學。現在公然認為作弊是堂而皇之的權利,而且是取得公平的手段,這個社會變成什麼樣子了?所以如果再沒有法治,大家都認為乾壞事可以得到好處,年輕人根本不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誠實的勞動能夠向社會上層流動,獲得好的社會地位,這個社會是沒有希望的。
法治的第一條,最重要的是不能亂抓人,把無辜的人投入監獄是絕對錯誤;還有一點是嚴禁刑訊逼供。縱觀全世界,曼德拉坐了27年牢,如果他一開始受到刑訊逼供,他還能走出來做這些事情嗎?甘地是非暴力抵抗,他的對立面英國政府也是非暴力。如果甘地最初從精神到肉體都受到摧殘,也就沒有今天的印度。現在很可怕的就是抓人後用各種辦法變相的刑訊逼供,把肉體和精神都摧毀了,或者屈打成招,造成冤獄。這個人出來後也沒有能力再做事情。
我對中國法治最大的期許就是能夠公開嚴禁刑訊逼供,包括變相的折磨,並且對於刑訊逼供嚴加懲罰。這樣對政治犯而言還稍微有點希望,當然我最希望是取消政治犯,不再有因言獲罪。但在尚未沒取消政治犯之前,起碼給他們以尊重和人道的待遇。但我聽說取消刑訊逼供非常難,據說若取消後,真正刑事犯破案率會大大降低,因為相關部門缺乏經費取證,只能靠口供。要是真按照法律一個個取證,他們沒有這筆資源,就要罷工。也就是說如果取消刑訊逼供,刑警就沒有資源去破案,抓獲刑​​事犯、殺人犯,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社會。太高的期許不必要,起碼這一條我希望能夠做到。
另外,就是在整個社會潰爛下去的時候,能夠保護那些還剩下的一些健康的細胞。現在把那些健康細胞一個個都摧毀,整個社會就爛了,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情況。
“文革”再現的風險不大,但“反右”風險猶在
剛才講到有“文革”再來的危險,我認為這一危險不太大,儘管“文革”的思維方式是存在的。 “文革”的發生,是因為有一個非常自信的神話領袖,領袖個人認為把群眾都發動起來,能擁護他一個人,打擊所有他要打擊的敵人,所謂“指到哪裡打到哪裡”。現在如果真發生“文革”,把群眾都發動起來,“造反有理”,矛頭針會對誰?最近紀念毛澤東的規模縮小了一點,可能是領導層回過味來。現在“毛粉”們這樣大張旗鼓的紀念毛、懷念毛,在他們心目中毛已經完全是另外一種人了,就是那麼一個偶像。而他們現在對現狀最不滿意的事情,是針對現任領導人的,他們都認為要是毛在的話就可以治治他們。特別是湖南韶山的那次紀念,似乎要做成一種把全國人都發動起來的大事,卻受到當地的保安、警察的限制。實際上可能是執政者意識到,現在如果把毛再抬出來,群眾的矛頭是針對現在一切不滿意的事,不滿意的根子在現在的領導。所以“文革”再現可能不太大,但是“反右”再現是有可能的,目前就在專門打壓不同意見和知識分子。這是我感覺到的一種情況,“反右”重來的危險是存在的,因為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還是最弱的。
希望中國外交不要走向冒險主義
我覺得中國現在還有一個危險,就是外交領域。現在有一個不大正常的現象,軍人對外交發言權太大,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外交是非常複雜、細緻和敏感的事務。我也不太贊成群眾性地都來干預外交,就像五四運動的時候,火燒趙家樓那樣是不行的。
為什麼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終目的是避免戰爭,讓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通過談判來解決,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來解決,避免用武力解決問題。而現在,中國動不動就煽起整個民族的情緒,把武力解決看得很輕易。這一代人實際沒有經歷過戰爭,不知道戰爭的殘酷。至於中國的邊界領土爭端也是很複雜的事,民眾受媒體煽動,並不知道全部實情。有人說毛澤東在的話不會讓人欺負我們。但其實,毛澤東送掉了很多領土他們不知道。
我希望中國在外交上能夠恢復到理性,讓職業外交官有發言權。現在的職業外交官沒有發言權,什麼話也不敢講,看上層的臉色行事,連匯報真實情況都不敢。我在這個領域工作過,所以覺得這個問題相當嚴重。假如是中國外交出問題的話,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偶然的擦槍走火,有關國家都為各自強烈的民族情緒所左右,這很危險。毛澤東從朝鮮戰爭之後,在外交上至少並沒有走冒險主義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傳備戰,但是沒有敢主動向外冒險,還打開了中美關係,這是應該肯定的
現在中國虛驕之氣非常強大。我希望中國別自以為國家強大了,要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發生冒險主義,至少最高決策者還要保持一點清醒的頭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期許。
民間啟蒙已經開始,任重道遠
最後,我覺得希望在民間。如果說希望領導人或者上層能有向前突破的舉動,我不抱希望。但我發現,實際上這些年來民間的思想非常活躍,思想已經多元化了。現在有一個撕裂現象,就是極左和極右都出現了,但真正比較理智的聲音,或者是說我稱之為“正能量”的(跟上面認為的“正能量”可能是兩回事)的聲音,像我們現在在這討論的一些思想,實際上正在傳播開來。
如果說啟蒙,這些年來在一般的至少認字的民眾裡面,思想的啟蒙還是很明顯的。舉個我自己的例子,幾年前我寫的東西,常有人認為是大逆不道或者驚世駭俗,現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見,包括政府裡面的工作人員,明白的人多起來了。那麼假如要是出現類似蘇俄的那種變革,也不會出現幾千萬黨員站出來維護舊權力,不見得大家都會出來保衛原來的貪腐政權和原來的專制。
現在在體制內覺悟的人也越來越多了。這個啟蒙是不是還得繼續下去?當然還要繼續,因為啟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眾的狂熱還在,還是非常愚昧的。還是脫離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維。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與原來真實的歷史人物和事實已經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啟蒙還是任重而道遠我們還應該繼續努力,讓理性的聲音得到傳播。儘管言論空間正在緊縮,好在現在的互聯網和微信的傳播力是是很難完全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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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父親
資耀華(Zi Yaohua)(1900~1996.1.23) 本名資朝琮,字璧如,湖南耒陽市南陽鎮陶洲合建村人。17歲留學日本,26歲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院,1933年至1934年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工商管理學院進修,1947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研究和考察。曾任北平法學院、中國大學、民國大學教授,《銀行月刊》總編輯。1928年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直至1950年,歷任調查部主任、天津分行經理、華北管轄行總負責人。

主要著述

  《貨幣史》、《國外匯兌之理論與實務》、《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世紀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學家的自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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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游刃於中國紅牆內外 - 明報blog

資中筠:余欲無言

2012年11月16日在“共識”座談會上的發言

我本來不想發言,因為已經“余欲無言”。這個文件第一段裡的話:“十八大……感到振奮”就和我的心情相反,我一點也不振奮,而感到沮喪,沒有希望。那個報告除了連篇的陳詞套話外,有幾句引人注意的話卻是倒退的。

上午許多有識之士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我很欽佩,那一片痴心也令人感動。這些意見多少人多少年來也發表了不少。我首先一個問題是:我們說給誰聽?假想的聽眾是誰?好像還是眼睛向上,希望掌權者採納,可能嗎?我想起我曾寫過的一篇小文章:《國家興亡,匹夫無責》。那是詮釋顧炎武的話,他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是又說“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意思是“匹夫無責”。當時明朝亡了,他說你們那些在位者把王朝給折騰亡了,我們沒責任,我們的責任在維護道統,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民族精神。為什麼自古以來“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因為利令智昏。是既得利益妨礙做出正確的決策。所以不是如何說服他們改的問題。

我想,我們現在談的這麼明顯的問題,我們都看到了,在上者難道真的看不到?他們也不是弱智。社會危機他們想必比我們體會更深,否則為什麼要動員140萬人保衛幾千個人開會?那麼害怕,心虛?現在去分析講話中哪句話的提法是沒有意義的。語言與實際已經空前脫節,空前的虛偽。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而無社會主義!現在還講“我們”社會主義、“他們”資本主義,是十分可笑的。事實是中國的權貴資本已經與跨過資本相結合,互相利益攸關,受害的是中國的勞工和那些國家的勞工。


剛才有人說:“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這是一句流傳很廣的話。但是有一個問題要搞清楚:是誰死?改革了,整個中華民族會死嗎?我認為民族復興的希望就在於改革,否則雖然不一定會“死”,但是會墮落,沉淪。人們都痛恨腐敗,官場腐敗,古今中外都有,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會腐敗,現在正是全社會腐敗。國民黨的時候是官場腐敗,社會其他方面:學界、文化、新聞以及工商企業沒有全腐敗,所以政權被推翻了,社會還有救。而現在,各行各業都腐敗,而且已經見怪不怪,連小學生都知道要家長給老師送禮,以便對自己好一點。他們長大了就不認為這有什麼不對了。我們在座的至少40歲以上的上學的時候還不是這樣,還有公平、正義的觀念,下一代人如果這樣下去恐怕就根本不在乎什麼公平正義,而是認同腐敗的規則,只看自己怎麼在裡面玩了。這就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孫立平先生的“潰敗論”對我很有啟發。所以我對教育問題特別憂慮!這個文件中完全沒有提到教育問題。我們需要眼睛向下,著眼於民眾的啟蒙。民眾和領導的素質是互為因果的。民眾的覺悟是最重要的。前一陣發生的以“愛國”為名的打砸搶暴行,使我感到悲哀:一百年了,沒有長進,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我不是要把哪位領導比作慈禧,但是那次的行動開始就是當局縱容、默許,或者就是有意組織的,把國內矛盾轉到一個境外敵人身上,這是慣技,到後來失控,再行壓制,然後和外國還得妥協。總之,我們需要換一種思維方式,換一個角度,是對全民族負責呢,還是對王朝負責?

如果要說改革的切入點,最重要的是建立法治。有了健全的法治,其他事,政府能不管就少管,社會自然會有活力,自我調節。我同意剛才有人說的黨內紀委實行“雙規”的做法是違反法治,侵犯人權的。我覺得有點像幫會的自己清理門戶,絕不是現代國家的法治。紀委誰來監督呢?沒有公眾輿論的監督,沒有透明度,沒有權力的制衡,腐敗是不可能治理的。另外,還要澄清一個觀念,美國對外實行霸權主義,絕不能成為我們反對民主憲政的理由。我們要走民主憲政的道路是匯入人類共同進步的潮流。人權是所有人應該有的平等的權利,沒有東西方之分。平等這個概念是現代社會的,過去封建社會,人們都在一定等級之中,也就認了。而現代社會就不能接受,要求平等的權利。以美國對外的霸權行為,還有英國過去是海盜起家等等來否定人權、自由、平等,是概念的混淆。就好像有人吃飽了飯,身體健壯了,出去打人,甚至殺人,我們就拒絕吃飯了。那是兩回事。向憲政民主的方向改革是我們自己的需要,與外國無關。







 2010.7.9 就有此書的紀錄。  前一陣子《哀希臘歌》斐倫(拜侖)作 胡適譯 
晚近中國學者陳樂民先生將此篇寫成兩米多的長卷 ,中楷行書共十六段。"樂民還為此譯文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先賢可畏》,發表在《筆會》....."春蠶到死絲未盡。資中筠自選集 。不盡之思 》2011 ,頁1-23 ,據該文 ,這些都收入《一脈文心--書畫中的陳樂民》
很想讀《先賢可畏》,沒想到今天巧遇此書。就好好看它.......
斐倫(拜侖)作  胡適譯 (楚辭體) 
 胡適日记全集, 第 1 卷 1906-1914  見不到 此篇佳作,可惜 。 胡適雖只花四小時(各章多有詳說) ,不過".......自視較勝馬蘇兩家譯本。一以吾所用體較恣肆自如 ,一以吾于原文神情不敢稍失,每委曲以達之。至於原意,更不待言矣。......"
 《先賢可畏》陳樂民先生說胡適是花"四個月"弄它的我想可能是記錯了。

 不知怎的,看這些墨寶,想起多年前時瑋與我去看漢先生的書法展......(陳樂民先生此書是書畫文情兼備)......







一脈文心《一脈文心--書畫中的陳樂民》

作  者: 陈乐民 著
  • 出版时间: 2010-4-1
中国画重在内蕴,如果抽掉了“文”的内涵,无论多么逼真,也是失去了中国画里最可宝贵的东西。这最可宝贵的东西就是书卷气,董其昌说的“士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做“知识分子气”。
——陈乐民

内容简介

陈 乐民(1930-2008)是他那代人中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历经社会变革,却始终没有放弃用良知和理性去思考中国现实,作为读书人,他以陋室为书 巢,将晚年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欧洲文明史,特别是启蒙时代以来的思想研究,不懈追问“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在考察欧洲公民社会和启蒙思想的 同时,他内心焦灼的是何以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不能催生现代化。当陈先生投入到“中西之交,古今之异”的矛盾与思索时,拿起毛笔,用传统方式写字作画成了他的 最主要的消遣。或许正是这种独特的方式,让他真正保持了一种中国文人的自觉。

作者简介

陈 乐民(1930-2008),出生于民国时期的就是家庭,受过传统的蒙学教育,后辗转就读于燕京、中法、清华、北大四座大学。1953年从北京大学西语系 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70年代初转到“对外友协”欧洲处,80年代初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 部委员、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并担任所长之职。晚年专注于欧洲学研究,出版有《欧洲文明十五讲》、《欧洲文明的进程》、《冷眼向洋——百年沉浮启示录》(主 编并作者之一)、《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与史傅德对话,晨枫编译)、《启蒙札记》、《文心文事》、《徜徉集》等著作。写书作画是他最大的业 余爱好。

目录

编者的话
春蚕到死丝未尽
画里画外的父亲
艺海留踪
童年艺趣忆
人生行旅中的“中转站”
前贤可畏
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观后感
董其昌与南北宗
倪云林和余叔岩
诗中哲意
杜甫题书画诗
郑板桥论画竹
王羲之
董其昌
关于四山摩崖
《唐碑百选》见精神
关于“淡墨”
于右任楹联
一九九八年自作七律诗(读时文有感)
病亦有乐
日记摘抄:论诗画和文风
友人追忆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集中西“绅士”于一身
一片潇湘落笔端
岁岁年年满树花
自得之趣
条案之痛
一身跨两代

书摘插图

艺海留踪
童年艺趣忆
我好像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儿。也许是七八岁吧。那时候,就在买茶叶的包装纸上画。“张一元”茶叶店的包装纸十分白净光洁,不印有字号的背面正好画画儿。每次家里买回茶叶,包装纸都给我留着。
后来发现家里藏有一套石印的《芥子园画谱》,就照着画,画石头、画树,放学回来就画。《芥子园画谱》是我的蒙师。那时,中山公园常有画展,只要有机会,也去看。
母 亲见我那么喜欢画,就出钱送我去“四友画社”去学。所谓四友,就是王仁山、杨惺坡、常斌卿、陈林斋。王画山水,杨画花卉,常画走兽,陈画人物。“四友画 社”就设在陈家。我喜欢山水,就从王仁山学。同时也是因为王既是邻居,又都是浙江籍京官的后裔,是我的父辈。王家比我家阔气,在北京家大业大,陈家住的就 是王家的房子。四友中,陈是唯一靠卖画为生的,最清贫,王仁山等常接济他。杨惺坡是个胖子,性格最爽,年纪最长,王等呼之为“大哥”。我印象中他似乎“学 问”最大。常斌卿人最老实,不言不语,他的画儿,我印象已不深了,只记得画马学郎世宁。
我从王仁山学山水画,但并不佩服他,觉得他的画太“死”,只是学“基本功”。王仁山师法清代王石谷,规规矩矩。王仁山只教怎么画,从不讲“画史”、“画论”。这方面的知识是靠我自己东看西看学的。
……





......資中筠畢業於清華大學,今年清華百年校慶,中共高規格紀念,胡錦濤發表講話。但資中筠在講話中透露,她收到請帖後拒絕出席清華百年校慶*。她說已經不認同現在的清華,清華就像一個大官,非常勢利,向權力和財力聚集。而中國名牌大學招天下英才而毀之,傷天害理。
資中筠說,大飢荒時期,包括他們夫妻在內的全國人民都愚昧,深信是自然災害以及蘇聯撤走專家所致。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分子不愚昧,但他們被壓下去 了。否定兩個凡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等大討論很不徹底,啟了又蒙,蒙了又啟,剛剛看到一點亮光,然後又不讓說了。資中筠又批評,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 不能夠實行西方那一套這種說法邏輯不通,再多理論也無法自然其說。......
關 於對國家和世界的看法,資中筠跳出以國家政府的角度考慮問題。她說,國強民不一定強、不一定幸福,「我越來越傾向於以個人為本來考慮,我現在不願意用『人 民』這個詞,因為『人民』這個詞已經被用爛了。」 中共黨章規定「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資中筠卻說,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危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和權益。
最後,資中筠以給《炎黃春秋》創刊20周年的題詞:還原真相、開啟明智、喚醒良知、推動革新與出席首發式的人士共勉。

*參考《感時憂世》中2003年參加清華人文學院創設10周年的講話



 资中筠文集(政右经左版)

資中筠自選集


 《感時憂世》卷所收內容涉及公民社會、文化建設等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許多文字都是如鯁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實上,時格勢禁,並不能盡吐。而這種憂憤之思越到近年越強烈,從文章的年序中顯示出來。”

學術文章,多集中在《坐觀天下》卷,作者的文風大多“實話實說”,學術論文不似高頭講章,少“學術腔”,對普通讀者也很有可讀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譏, 在重新通讀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時發現雖然時過境遷,卻基本上沒有過時。”有的觀點為作者首先提出,現已為更多人所理解和接受,盡管仍有爭議,例 如,美國對外行霸權,對內行民主,並行不悖。

《士人風骨》卷所收文章,寫于1996—2010年間。第一組文章主要討論知識人的精神家園;第二組文章多是基于歷史題材的心得。她說︰“家國情懷、憂國 憂民,和對‘道’的承載,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間,現在轉化為對嚴重的時弊和改革倒退的憂慮、對普世價值的追求,還有拒絕遺忘,追尋和揭示歷史真相的努 力。”

《不盡之思》收錄了作者追憶往事的一些文章。它好像是一部黑白電影,冀朝鼎、廖承志、宗璞、袁同禮、鋼琴老師劉金定、胡志明、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等人與事、地與物,躍然紙上,其中有好些鮮為人知的事,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人事反映了這幾十年的歷史。

《閑情記美》所收文章時間跨度大,寫于1980—2010年間,可從中看到作者作為學者之外性情的一面。內容涉及作者所寫的序跋或讀書隨筆、域外風情、音樂隨感和記憶等較為私人化的問題,展示了作者在美學、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的獨特視角和觀念。

詳細資料

  • 規格:精裝 / 普級 / 初版
  • 出版地:大陸

目錄

《感時憂世》
《士人風骨》
《坐觀天下》
《不盡之思》
《閑情記美》



陳樂民,資中筠 是清華大學的"一等婚姻" (兩人都是清華畢業生 可惜陳樂民過世了)


資 中筠生於1930 年,湖南人,系中共黨員。1951畢業於清華大學,精通英、法文,從事外交工作。1953年調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之後派駐維也納。1959 年,與丈夫陳樂民受命回國。資中筠曾擔任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翻譯。參加了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以及隨後美國參眾兩院領導人訪問中國大陸團的全程接 待,並參加基辛格若干次訪問中國大陸的接待。改革開放之後,資中筠到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任研究員,曾任所長、《美國研究》主編。陳樂民到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任研究員,曾任所長、歐洲學會會長。


目錄中一點點的補記可作為"潘光旦與胡適"的一些參考

學海岸邊





第一分

讀書偶得
無韻之離騷
巴爾扎克《公務員》譯本序兼及 《流蕩王孫》
經久不衰的完美境界
細哉文心
茶煙香裊逗高歌 : 從潘光旦《鐵螺山房詩草》 想到的 (陳樂民)
坐視世界如恆沙
歷史的觀念
不見人間寵辱驚

第二分

旅美書簡一束
總統早褥
“威爾遜中心”引起的遐想 (資中筠)
鋼琴引起的喜與憂
自由選擇與墮胎、同性戀及其他
另一種兩極分析
洛克莫勒基金會 (資中筠 我去年/前年的書中可能引過此篇)

第三分

中西文化
中西之交 義理分殊
非作調人,稍通騎驛
哲學家的足跡和沉思
雜說戴震與笛卡爾 (陳樂民此短篇引胡適""用實用主義來補救空疏"目的在於"用經學來代替理學""
康德與中國哲學
理性‧人性‧文人
伏爾春與啟蒙
第四分
雜感
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陰盛陽衰”辯
清華園里曾讀書 (記潘光旦當圖書館館長的一段話) (資中筠)
留得天籟在人間
一片加憶

啟蒙札記:陳樂民


作者简介 · · · · · ·






何其芳、《何其芳研究》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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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1912年2月5日-1977年7月24日),中國著名詩人散文家文學評論家,「紅學」理論家。四川萬縣(現重慶萬州)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是「漢園三詩人」之一。著作主要有:散文集《畫夢錄》(成名作),詩集《預言》,紅樓夢的研究也頗有建樹。
 《何其芳研究》年刊   錢鍾書題: 重慶三峽學院


何其芳早年詩,華麗哀婉,引人神傷,充滿個性的光芒。1938年入延安,任「魯藝」主任,並做過朱德的私人秘書受到極大器重,文風大變,充滿時代的革命強音,此時代表作:《生活是多麼廣闊》,《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基本放棄創作(但仍創作了象《我們最偉大的節日》這樣的作品),主要從事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研究(紅學)以及教學工作,歷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和書記處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等職。1957年在對胡風的政治運動中,措辭激烈,與胡風激烈交惡。最後,在文革中也不能倖免,被打為「走資派」,1977年7月24日病逝。
其他作品有:文藝論文集《關於現實主義》、《論〈紅樓夢〉》、《關於寫詩和讀詩》、《文學藝術的春天》等。詩《生活是多麼廣闊》。




預言/何其芳

這一個心跳的日子終於來臨!
呵,你夜的歎息似的漸近的足音
我聽得清本是林葉和夜風私語,
麋鹿馳過苔徑的細碎的蹄聲!
告訴我用你銀鈴的歌聲告訴我,
你是不是預言中的年青的神?

你一定來自那溫鬱的南方!
告訴我那裏的月色,那裏的日光!
告訴我春風是怎樣吹開百花,
燕子是怎樣癡戀著綠楊!
我將合眼睡在你如夢的歌聲裏,
那溫暖我似乎記得,又似乎遺忘。

請停下你疲勞的奔波,
進來,這裏有虎皮的褥你坐!
讓我燒起每一個秋天拾來的落葉
聽我低低地唱起我自己的歌!
那歌聲將火光一樣沉鬱又高揚,
火光一樣將我的一生訴說。

不要前行!前面是無邊的森林:
古老的樹現著野獸身上的斑紋,
半生半死的藤蟒一樣交纏著,
密葉裏漏不下一顆星星。。
你將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
當你聽見了第一步空寥的口聲。

一定要走嗎?請等我和你同行!
我的腳步知道每一條熟悉的路徑,
我可以不停地唱著忘倦的歌,
再給你,再給你手的溫存!
當夜的濃黑遮斷了我們,
你可以不轉眼地望著我的眼睛!

我激動的歌聲你竟不聽,
你的腳竟不為我的顫抖暫停!
像靜穆的微風飄過這黃昏裏,
消失了,消失了你驕傲的足音!
呵,你終於如預言中所說的無語而來,
無語而去了嗎,年青的神?



你的腳步常低響在我的記憶中,
在我深思的心上踏起甜蜜的淒動,
有如虛閣懸琴,久失去了親切的手指,
黃昏風過,弦弦猶顫著昔日的聲息,
又如白楊的落葉飄在屋簷的荒郊,
片片互遞的歎息猶是樹上的蕭蕭。
呵,那是江南的秋夜!
深秋正夢得酣熟,
而又清澈,脆薄,如不勝你低抑之腳步!
你是怎樣悄悄地扶上曲折的闌幹,
怎樣輕捷地跑來,樓上一燈守著夜寒,
帶著幼稚的歡欣給我一張稿紙,
喊著你的新詞,
那第一夜你知道我寫詩!



我是喪失了多少清晨露珠的新鮮?
多少夜星空的靜寂滴下綠陰的樹間?
春與夏的笑語?花與葉的歡欣?
二十年華待唱出的青春的歌聲?

我飲著不幸的愛情給我的苦淚,
日夜等待熟悉的夢來覆著我睡,
不管外面的呼喚草一樣青青蔓延,
手指一樣敲到我緊閉的門前。

如今我悼惜我喪失了的年華,
悼惜它如死在青條上的未開的花。
愛情雖在痛苦裏結了紅色的果實,
我知道最易落掉,最難撿拾。



告訴我,歡樂是什麼顏色?
像白鴿的羽翅?鸚鵡的紅嘴?
歡樂是什麼聲音?像一聲蘆笛?
還是從稷稷的松聲到潺潺的流水?

是不是可握住的,如溫情的手?
可看見的,如亮著愛憐的眼光?。
會不會使心靈微微地顫抖,
而且靜靜地流淚,如同悲傷?

歡樂是怎樣來的?從什麼地方?
螢火蟲一樣飛在朦朧的樹陰?
香氣一樣散自薔薇的花瓣上?
它來時腳上響不響著鈴聲?

對於歡樂,我的心是盲人的目,
但它是不是可愛的,如我的憂鬱?



圓月夜

圓月散下銀色的平靜,
浸著青草的根如寒冷的水。
睡蓮從夢裏展開它處女的心,
羞澀的花瓣尖如被吻而紅了。
夏夜的花蚊是不寐的,
它的雙翅如粘滿花蜜的黃蜂的足
竊帶我們的私語去告訴蘆葦。

說啊,是什麼哀怨,什麼寒冷搖撼,
你的心,如林葉顫抖于月光的摩撫,
搖墜了你眼裏純潔的珍珠,悲傷的露?
你的聲音柔美如天使雪白之手臂
觸著每秒光陰都成了黃金。
你以為我是一個殘忍的愛人嗎?

若我的胸懷如藍色海波一樣柔媚,
枕你有海藻氣息的頭於我的心脈上。
它的顫跳如魚嘴裏吐出的珠沫,
一串銀圈作眠歌之迴旋。
迷人的夢已棲止在你的眉尖。
你的眼如含苞未放的並蒂二月蘭,
蘊藏著神秘的夜之香麝。

你聽見金色的星殞在林間嗎?
是黃熟的槐花離開了解放的枝頭。
你感到一片綠陰壓上你的發際嗎?
是從密葉間滑下的微風。
玲瓏的欄幹的影子已移到我們腳邊了。
你沉默的朱唇期待的是什麼回答?
是無聲的落花一樣的吻?



魚沒有聲音。蟋蟀以翅長鳴。
人類的祖先直立行走後
還應慶倖能以呼喊和歌唱
吐出塞滿咽喉的悲歡,
如紅色的火焰能使他們溫暖,
當他們在寒冷的森林中夜宴,
手掌上染著獸血
或者緊握著石斧,石劍。
但是誰製造出精巧的弓關,
射中了一隻馴鹿
又轉身來射他兄弟的頭額?

於是有了十層洋樓高的巨炮
威脅著天空的和平,
軋軋的鐵翅間激下火種
能燒毀一切城市的骨骼:鋼鐵和水門汀
不幸在人工製造的死亡的面前,
人類喪失了聲音
像魚
在黑色的網裏。
當長長的陣亡者的名單繼續傳來,
後死者仍默默地在糧食恐慌中
找尋一片馬鈴薯,一個雞蛋。

而那幾個發狂的賭徒也是默默地
用他們肥大而白的手指
以人類的命運為孤注
壓在結果全輸的點子間。





齊邦媛《巨流河》洄瀾:相逢巨流河 /《時與潮》雜誌(1959-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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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洄瀾:相逢巨流河
《巨流河》是我從內心深處寫給世界的一封懇切的長信,至此心願已了,留下祝願一切歸於永恆的平靜。
但是旬日之內這平靜即被沖破。許許多多一樣真摯,一樣懇切的回信,如山洪暴發般沖進來……

《洄瀾──相逢巨流河》書影。
圖/天下文化提供
這是一本大家合寫的書,如千川注入江河,洄瀾激盪。 我曾躊躇多年,拿在手中既溫暖又沉重,不知是否應公開與大家分享。歲月催迫,終於決定將它作為一本紀念冊問世。
《巨流河》是我從內心深處寫給世界的一封懇切的長信,至此心願已了,留下祝願一切歸於永恆的平靜。
但是旬日之內這平靜即被沖破。許許多多一樣真摯,一樣懇切的回信,如山洪暴發般沖進來,這些以厚重情意和更深的智慧寫來的信,以信函評論訪問的方式,直扣 我心,讀了又讀,每篇都不忍釋手。有些評論文章是朋友寫的,有些是台灣知名人士,由讀此書談到我們共同走過的日子,許多報刊做了詳盡的訪問,問與答都是有 充分了解的坦率、親切的交流。
書出第二年,2010年10月,我收到北京三聯出版公司劉蓉林編輯寄來的兩本大陸簡體字版《巨流河》,收到的那一刻,我第一個想去分享這喜悅的人是長庚養 生文化村用專員電腦為我聯絡的廖婉竹小姐,在眾人看日落,看美麗的金烏西垂的大門口,我對正要開車回家的她,喊著,「妳看看妳在空氣中傳過來傳過去的(那 些郵件)已經印成了這本書啦!」

薇薇夫人畫作。
圖/天下文化提供
在 我構思和寫作的那些年,從不曾夢想過會有大陸的讀者,我的前半生,在大陸的經驗一直是他們的禁忌。萬萬想不到,在台灣出版後一年,《巨流河》竟能在大陸出 版!出版後的反應迅速強烈,更是在我意料之外。我不用電腦,最初收到的貼了郵票的信函,書中人物和記者的電話,然後是越洋的訪問,當選十大好書的紅色通 知,得獎的通知……有一段時期,我常常似由夢遊中醒來,問自己,這是真的嗎?這怎麼可能? 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說是北京打來的,──北京?那必須跨越台灣海峽、長江、黃河才能回去的北京?我竟然脫口問那端的記者,「你從北京打電話來的啊?這麼遠 啊!我記得小時候,風沙颳起來,我的姑姑們都用漂亮色彩的紗巾蒙在臉上……」──因為心理上長久的隔離感,我竟會如此語無倫次起來,人家只不過想對《巨流 河》作者做個採訪,問幾個問題。
我終身隔絕的故鄉啊,我怎麼能用幾個簡短的句子,在電話中向你說我的思念?我怎麼能告訴你,我忘不了童年跟父親坐火車過黃河鐵橋的情景;忘不了長江到岷江兩岸的叢樹;我怎麼告訴你,我父親坐在我母親墓前,癡望著太平洋東北方,眼中的悲傷!
在這本眾人合寫的文集裡,大陸訪談十篇裡有五篇是我手寫的回答,也許有一些重複的問題和回答,但是我今以書還鄉,悲喜之際總有些相似的情懷。
感謝王德威教授、黃英哲教授推動《巨流河》日文譯本,邀得池上貞子和神谷真理子,一年譯出毫無刪減的日譯本上下兩冊,以抗日戰爭為主軸的這本書,得以全貌在日本出版,令我們很感動。
讀者來信數量甚大,每封都真情感人,但我已無體力一一作答,而此冊篇幅有限,只能選刊一小部分,編選全由多年主編我書的項秋萍女士辛勤帶領黃微真、池思親 小姐工作,只要能聯絡得上的,她們都徵得原作者同意刪去了許多重複的資料,過獎的讚美,但這些信與我有更多個人的關聯,有許多是找回的舊誼,重敘生死契 闊,也在此書內做個永久的相逢紀念吧。

齊邦媛寫給大陸媒體的回信。
圖/天下文化提供
在 編者原歸為附錄欄內的一封我寫於1937年的信,和樂茞軍(按:薇薇夫人)的一幅畫我二十歲時的畫,在我書中或對我個人回憶都有重要意義,絕不是「附 錄」。直到一個不寐之夜,Anachronism一字來到心中。沒有別的字可以代替我心中這複雜的情緒了,所以我闢立此欄名為Anachronism。按 字典說,它是時間的錯置,把後世的事物與前代的事物相混淆,是不合時宜的。(是希臘詩人Anacreon浪漫〔酒色〕之風的。年月錯誤的,希臘拉丁詩中短 音節和長音節的突兀交換……)多年來,我看到這個字立刻會想到,像我這樣的人生,在時代與時代、居所與居所殘酷的斷裂之際,所有的失落與尋覓。 我以席慕蓉的詩總結此書,在詩中點出我鍾情的時候是山高月明的,鍾情焚燒之後留下的是玫瑰的灰燼。詩境雖是她的,心境卻是我的,是散文所達不到的精煉。
再讀此集中的來信、訪問和評論,我深感人間深情洄瀾沖激之美,我充滿感謝與你們在書裡書外有緣相逢!
在如此回首一生之時,重讀《聖經》(約伯記),似乎為自己多年質疑找到一個文學答案:在他盡失一切之後,因為他在絕境仍信主的旨意必有意義,──所以「此 後約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見他的兒孫,直到四代。這樣,約伯老邁,日子滿足而死。」──這長長的一百四十年是給他了解痛苦與救贖,為超越人間生死寫下記 憶麼?
【2014/01/24 聯合報】@ http://udn.com/

全文網址: 洄瀾:相逢巨流河 | 聯副‧創作 



《时与潮》半月刊,1938年4月在汉口创刊,主编为齐世英,是一份政治性的综合刊物。1938年第一卷第5期起迁重庆出版,1946年出24卷第6期后曾停刊,1946年12月在上海复刊。1949年2月终刊。共出版33卷。

篇名:齊世英與逆勢而為的《時與潮》雜誌(1959-1967)
作者:邱家宜
中文摘要:本文專注於齊世英先生在1959年到1967年間在台灣所創辦的《時與潮》雜誌內容,以及創辦者齊世英先生在台灣的政治活動,並指出其表裡呼應的關係。一 方面有系統地整理《時與潮》雜誌在各個階段言論的主要重點,對照於當時台灣的政治社會狀況,凸顯《時與潮》鼓吹民主法治、言論自由的一貫調性;一方面則從 其生命史追溯,探討曾是國民黨中間幹部的齊世英,為什麼在當時會投入與國民黨對抗的組黨運動,並且成為後來的黨外運動最早期的一批外省籍支持者。做為報人 的齊世英,與其所辦的《時與潮》雜誌的內容,與創辦《自由中國》的雷震及這兩個刊物的讀者,共享一特定的「感知結構」,雖一度沉潛,卻即將在二十年後再度 浮現成為主流。
中文關鍵詞:時與潮、齊世英、感知結構、新黨、雷震案、黨外
發表日期:2013/7/14
授權狀況:已授權
全文下載:3-1D_邱家宜_齊世英與逆勢而為的《時與潮》雜誌(1959-1967).pdf



臺灣大學 慶祝創校83年校慶大會頒授齊邦媛名譽博士學位

11月15日(星期二)上午9時,在校總區綜合體育館舉行創校83年校慶慶祝大會,
李校長以提升格局、邁向頂尖,祝福臺大由追隨者躍昇為領航者;齊邦媛名譽
博士以「尋求永恆價值」為目標,慶祝臺大生日快樂。慶祝大會同時表揚6位傑
出校友。慶典除邀請本校歷任校長、各地校友及國內外各界貴賓與會,典禮後
隨即於國際會議廳舉行校慶茶會及晚間舉辦的1971年及1976年校友重聚會餐會
等多項慶祝活動。

今年獲頒名譽博士學位的學者是齊邦媛女士。齊女士對國內國語文與英語教學
之開創革新,引領一個世代的心智往活潑化、自由化發展,潛移默化之功甚
偉。尤其對臺灣文學的整理、研究與介紹,成功把臺灣文學推介至國際舞臺,
也開啟了國際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興趣,終於蔚成一受重視之獨立學術領域,志
行崇高,影響深遠。其學問事功,足以表率群倫,為「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之最佳典範,本校授予博士學位,即在表彰渠卓越的成就與貢獻。
***

名譽博士齊邦媛述懷:尋求永恆價值


諸位貴賓,感謝你們來看我回到一生工作、居住的臺灣大學拿最高榮譽。今天
我白髮蒼蒼站在這裡接受一生最高榮譽,百感交集。回想1947年第一次看到臺
大校門跟椰林大道,當時我黑髮披肩,剛從大學畢業,不知道天高地厚,孤獨
寂寞,還是勇敢地來到臺灣。手裡拿著「毛筆寫在宣紙上的臺大助教臨時證
書」,以為此後自己就走上了學術之路,但這條路卻非常地漫長、崎嶇。

在臺64年,我在臺大擁有從基層做到退休的完整資歷。期間看到臺灣最大的改
變,是從一個文化到另一個文化到更多的文化。我所有的課都在教中西交流,
包括:英國文學史、高級英文、研究所英文、翻譯…。我覺得很幸運,在最好
的時候看見了臺灣的生機,看見了臺灣的可能,也幫忙創造了臺灣文學盛世,
從1970年到1999年。

1972年臺大中文系跟外文系合辦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協會進軍國際。我代表參加
所有國際會議為臺灣發言。1949年政治大斷裂後,臺灣保持中國純正的文化,
我們有最好的學術環境、著作,所以我和外文系、中文系許多同事共創比較文
學會向國外發聲。從1960一直到1985年臺灣文學是國外漢學研究唯一的教材;
我所編的《臺灣中國文學選集》是唯一的教材。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我兩次參加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我們能夠教
別人聽到,一定要有實際的東西。至今我仍鼓勵自己要有拿得出去的東西。所
以我們有《筆會季刊》,至今已發行40年未曾拖期。因為我們相信,文化在文
學上凝聚所有的心力應該持久不變。

1949年我為了婚姻第一次離開臺大,走入一個女子一生最困難的路:家庭與事
業兼顧的路。其中的困難,如果你未曾經歷很難瞭解,我的兒女也很難原諒。
剛才校長說我是齊邦媛女士。「女士」二字,可不容易,我寧可作老師、教
授,但女士就有很多複雜的身分、複雜的角色、複雜的快樂、複雜的痛苦。

1949年傅斯年校長在臺大校慶說:「我們現在要辦一所真正的大學。為什麼要
辦真正的大學?因為我們現在臺灣,退此一步便無死所。我們要貢獻這所大學
宇宙精神。」政治大斷裂時,幾百萬人回不了家,幾千萬人在尋求未來的目
標,這個宇宙精神是鼓勵也是自信,我們希望有這個能力。許多人渡海而來,
將1949以前所珍貴的、所學習的帶來,所以臺大自從1949以後日漸壯大,成就
今天的臺大。

我到臺大的時候只有1000多個學生。外文系僅有20個學生左右。我是唯一從大
陸受聘來臺的一個小小助教,心裡想的「宇宙精神」代表了很多的希望、很多
努力的目標,所以自從有機會以來,我就不斷地投入教育。希望把一代又一代
的年輕人帶出來看到我們必須要做的事。

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能夠把臺 灣做成什麼樣子?這麼多年我們看到,今天臺灣
在世界上,以這麼小的地位,創造出的文化地位,實在不是我們自己在這裡誇
口。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我們還有不變的東西。今天,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談論
科技的進步,都在談論那些優秀的人的成就。那些優秀的人都說:「我要改變
世界。」可是我們自從來到臺灣以後一直在改變世界,一直在改變臺灣,一直
使得臺灣進步;我們一直在做,沒有一天不做。我和那些朋友推動的,都是奠
定臺灣文化真正的基礎。

最近大家都在談論賈伯斯,而我因為想要真正了解一個時代,所以也看了他的
傳記,我看的非常有興趣。他跟他同時代的人一樣有夢想,可是他的夢想是從
中間出來的,而我們當年的夢想是從基層出來的,兩者相當的不同。他們追求
的是超越別人,超越一切的成功,這種超越的力量是一種熱狂,也是一種快
樂,能得到如此的成功是非常高的境界,但最後他也會覺得:這樣大的星空,
這樣大的宇宙,要如何才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當他知道自己生病不久人世
時,堅持找可靠的人寫傳記。作者問他:「你不是一個很重視隱私的人嗎?為
什麼要把你的傳記寫得如此詳細?我會寫下你的許多優點和缺點,難道你不在
乎嗎?」他說:「這就是我,我奮鬥的經過、我的夢想,我希望我的孩子將來
能夠知道我為什麼常常不在家?我希望他們知道我做了什麼,希望他們了解我
是怎樣的人。」看到這裡,我已經把書看完了。

我想,原來他那輝煌的,21世紀的成功,跟20世紀我的父親、我的祖父那一代
的成功其實完全一樣。他想要告訴後代:我們做什麼,我們怎樣做;我們努力
地做,我們用所能做的方式做了。我從他的傳記裡看到世世代代開創世界,做
一個文化的成就時,就像賈伯斯所做的,將人文與科學結合,缺一不可;因此
你不可能再回到原始洪荒的世界。

我直到跟朋友討論時才了解,人生瞬息萬變只是表面,瞬息萬變之後得到的是
不變的東西,是永恆的價值。人間的情、愛、了解,實在是永遠、永恆不變的
關懷。我真的很感謝臺灣大學對我有整體的評估,知道我所做的在這個校園,
在牆裡牆外,都是為了尋求永恆的價值。我這一生用種種方式推行文學教育,
一直用文學教育和永恆的價值跟青年朋友、後代苦口婆心地說:「我們必須這
樣活下去,才有未來;無論臺灣多小,世界多大,我們有真正的宇宙精神。」
這個宇宙精神並不是空言。對於年輕的學生跟朋友,我希望你們在進步的科學
設備之下,能有時抬起頭,不要只專注在機器上;看看比你更小的學生、朋
友,跟他們講講文學之美。你們一定要看看大的、厚的、專注的、有焦點的
書;才夠思考大的、厚的、專注的、有焦點的問題;才能對世界做出大的、厚
重的、有貢獻的事情,這也是我對還在教書的朋友最大的期待。

我很感謝當年臺大給我機會,讓我們(外文系)跟中文系可以合辦文學教育,用
中文推銷西方文化,用西方文學來推銷臺灣的文化。我們變成了一個被人看
見、被人了解的地方。希望年輕的老師們、未來的老師們能夠多多了解:無論
機器有多進步、能做多流暢的溝通、擁有多新穎的形貌,人性的溝通還是最重
要的。現在人都活得太久了,賈伯斯56歲去世,大家都很驚訝:怎麼他會在56
歲就死去了?他還有30年的時間啊!但是當人能活得長久,我們要怎樣活著,
卻是一門大學問。我們應該要好好地利用這些時間,我也希望未來的人性能和
從前一樣,追尋更好的世界。

我一生所留戀的美好的事情已經過去了,譬如文學題材裡的等待。我們那時迷
路的感覺、悲傷的感覺已經不在,連郵票都已經沒有人用了,將來想看到郵票
可能只在郵票百年大展能看見。這些美好的東西,在形式上或抽象的看法漸漸
都要過去,可是一環接著一環,這世界有不同時代的美好串成整個人類永恆的
價值;瞬息萬變是必然,但永恆的價值也是必然。




感謝謝立沛老師贈書2010/2

忘不了的人和事
才是真生命
--- 齊邦媛《巨流河》p. 433
巨流河



巨流河

鍾玲詩選



方瑜提起鍾玲老師出題:『試擬一篇最短的情書』。她交卷:
『霧:你使我迷惑了。相思林』
---- 鍾玲《赤足在草地上》(台北:志文,1970  p.11) 


翻譯課這班是大三,每年有二十多個人,最早的學生有鍾玲、孫康宜、郭志超等。 鍾玲曾寫一首詩《聽雨》送我。----
齊邦媛《巨流河》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2009, 頁370



東海大學外文系在當年是比今日風光、受重視多了,因為他們做了許多開風氣之先的事情,加上學校的建築、規劃具有前瞻性,校長也是當時具有社會地位的人士,所以頗受矚目。----齊邦媛《巨流河》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2009, 頁369
 -----

http://www.shigeku.org/xlib/xd/sgdq/zhongling.htm
鍾玲詩選

齊邦媛《巨流河》-媒體報導

祖父母漢滿結合、外祖父母漢蒙聯姻,族群融合造就了有「鐵漢」之稱的資深立委齊世英,
並在台大外文系名譽教授齊邦媛的血液中奔流。當年齊世英被國民黨開除黨籍求仁得 ...
www.books.com.tw/activity/2009/07/htm/page06_8.html - 頁庫存檔 -


***
此書精彩 譬如說 許多人物軼事 包括胡適之先生與作者談文學之深度和品味等
有一些 缺點
最大的是無索引


少數人物上的資訊小錯或小誤 例如
Hippolyte-Adolphe Taine

(born April 21, 1828, Vouziers, Ardennes, France — died March 5, 1893, Paris) French thinker,非德國人( p.450)

譬如說 Hayek 來台時還沒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p.358 ) CZ 列車 California Zephyr  


 
浮光掠影-珍藏記憶

萬字連載-第一章 歌聲中的故鄉

1.楔子、生命之初
2.鐵嶺齊家
3.牧草中的哭聲
4.辭鄉

5.九一八事變
6.城門樓上的頭顱
7.撒石灰的童年
8.母親和她的鄉親

9.流亡的大家庭
10.張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

 7.3創辦中興大學外文系

我有一個夢

   第一次交換教員進修回來,回到台中一中教書滿兩年後,一九五八年秋天,轉任台中的台灣省立農學院教大一英文。事實是學術研究生涯的開始。
   台灣省立農學院在一九六一年改為省立中興大學,而後才又改為國立中興大學。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還有國文、歷史、三民主義、體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員休息 室聽多了「雜拌」的言談,下定決心一定要推動中興大學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學同道。
   一九六○年左右,學校開設兩班大二英文選課,請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這一年正好是約翰‧甘迺迪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就職演說以及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適先生最後的演講稿,加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說I have a dream,我在台中美國新聞處取得這三篇稿子,我大約讀遍了那裡的文學書。當時台中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的英文資料少得可憐。
我拿這些篇章再加上讀書時讀過的一些好散文,還有狄金蓀(Emily Dickinson)、惠特曼(Walt Whitman)與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詩作教材,並且比較中西文化的差異。學生對我講的都覺得很新鮮。尤其在甘迺迪總統和金恩博士被暗殺後的國際氛圍中,大學畢業去美國的留學潮已經開始,有關美國文化的,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歡迎。
   這門課是選修的,約有七、八十個學生選,但上課時擠了一百多人。教室大約只有七、八十個位置,學生因為座位不夠,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來坐,常起糾紛。
   那時的校長是林致平和後來的湯惠蓀,劉道元校長時期我開始向校長要求設立外文系。他們也常常在重要場合請我出席。
   一九六五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 Friedrich A. Hayek)到台中各校演講,我受命擔任現場翻譯。他對我說:「待會兒我講一段,你就幫我翻譯一段。」我心裡忐忑不安,因為我大一雖然修過經濟學概論,但並不懂,所以很緊張。到了會場,看到台北還有好多人陪他來,包括台大名教授施建生、華嚴等,整個會場都坐滿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沒有給我演講稿,而且他講的英文帶有德國腔,不容易聽懂;他往往一說就是五、六分鐘才讓我翻譯,這真是很大的挑戰。還好,他偶爾會在黑板上寫幾個字。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losed Society」「Open Society」這兩個詞,我想「Closed」是封閉,「Open」是開放,所以就翻成「封閉的社會」與「開放的社會」,應該不會錯吧。後來大家果然繼續這麼用,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台大法學院長施建生後來對我說:「我帶他們走了這麼一大圈,你是當中翻譯得最好的。」而且也對別人這麼說。
   後來,很多重要人士來台中,我曾為浸信會主教翻譯,這種翻譯我還能勝任。六○年代左右,蔣總統邀請《讀者文摘》總編輯來台,因為他曾寫過一篇關於台灣是個 新寶島的文章,到台中來也曾請我幫他翻譯,這些經驗給我很大的鼓勵。當然,緊張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戰士披著盔甲上戰場,總想怎麼樣 能生還才好。文學作品的翻譯必須到達精深的層次,日後我推動中書外譯的一些計畫,因為那是更高的挑戰。
(詳見第七章)







紅葉階前——憶錢穆先生

   世間之事,常有迴路轉的奇妙現象。我在武大時,沒能趕上錢穆先生講學的盛況。沒想到在編譯館這位置上,卻因「武聖岳飛事件」,讓我有機會與錢穆先生聯繫上。
   在我進館之前,「大學叢書」收到一份台大歷史系林瑞翰教授的書稿,尚在審查階段,是否出版未定,卻有報紙報導:林瑞翰教授所著《中國通史》是台大一年級必 修的中國通史課本,竟誣蔑岳飛跋扈,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十二道金牌才召得他回朝。宋高宗為什麼殺他,並不是那麼單純的事。如此不敬之言,台大竟作 教材,而國立編譯館竟然接受林教授《宋史要略》書稿,將要出版,簡直是動搖國本!
   有一位自稱是岳飛小同鄉的李某,連續寫了數篇,說:「你們侮辱武聖,就是數典忘祖!」還有一位罵得最凶的立法委員吳延環,不但以筆名「誓還」在《中央日 報》專欄不停地討伐,並且在立法院正式提案,令教育部答詢。王天民館長雖在各報來訪時詳細說明:「館裡接受書稿,既尚未審查,更未有出版計畫。」但是各報 繼續登載責罵的文章,有一則報導竟然說:「據聞該館負責此事者,係一女流之輩,亦非文史出身。」王館長是歷史教授出身,知道當時各校學者無人願審,亦無人 能抵擋此政治意識的洶湧波濤,命我去拜見由香港來台灣定居的錢穆先生,請他作個仲裁,說幾句話,指引一下國立編譯館對此書處理的態度。
   我對於前往錢府的事感到萬分躊躇,不願再遭遇坐與不坐、茶與不茶的場面。待我一向非常客氣的王館長說:「沒別的辦法,委屈你也得去一趟。」
   錢先生來台灣居住的素書樓,位於台北士林外雙溪東吳大學後面一個小山坡上,有一條依坡而建的石階路。我去外雙溪的路上實在不知是何場面,深悔誤入宦途。車 到外雙溪,沿東吳大學山徑到山坡盡處,按了門鈴,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階。錢先生出見時,尚未坐下便說,「我已在電話中說不能審查。」我困窘至極,囁嚅而言: 「我剛由學校來國立編譯館三個月,這份書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輿論責難不止,請您看看,我們當如何解此僵局?」大約全出於同情心吧!錢先生接過書稿,放在几 上。我道謝後倉皇辭出,幾乎是奔下石階,心想大約再也不用來了。
   誰知三天後意外接到錢先生電話,說請林瑞翰教授去談一談。再過數日,林教授親自到館裡,他毛筆工整細密的手寫稿二十二頁,綜合加添了錢先生面談時給他的六 種新資料,補充他書中岳飛部分。資料非常充實穩妥,提供了多面的論述。
   但是仍救不了我們,教育部來了一道公函,轉來立法院的質詢提案,「國立編譯館擬靠錢穆先生的聲望,將詆毀武聖岳飛的作品,作大學用書出版,動搖國 本……。」命令館長隨教育部長羅雲平去立法院說明。質詢之前數日,我帶了許多資料去立法院圖書館謁見吳延環委員,詳細說明《宋史要略》一稿原是前任留下, 至今無人肯審,更不會近期出版。質詢日,我坐在備詢官員最後一排硬椅子上,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 不忙,質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台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 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沒想到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竟到這裡來看著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 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型態指責,如此傷尊嚴,多麼不值得!我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回到館裡,即寫辭呈,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 麼?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麼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掛號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隨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千四百元,一紙便箋上寫:「無端捲入 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茲退回審查費,今後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內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致歉,這才是負責任 的態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份。轟轟烈烈的岳飛事件之後,是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 點。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警備總部)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 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麼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蔣總統文告裡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 「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想不到,一九七○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
   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並不少,那時仍健在的陶百川、黃季陸、陳立夫、王世杰等長輩,也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 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至少,那時的教育部長羅雲平實際上是支持的。在陳述編書理想時,我終於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 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從那時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教,去得很勤。後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 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 離開素書樓。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楓樹長得很高了。一九八五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 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裡積滿了台灣少見的紅楓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後,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 就不知道什麼是不能越過的界限。當他問我坊間有什麼新書時,我有時會以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糊塗地帶給他館裡出版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 楊的書,送給他。
  我回台大之後,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 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對於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其 實,一九八三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於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 大時,在雲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 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詳見第八章)

在北溝的故宮博物院

   胡適先生常到故宮,在招待所住幾晚,遠離世俗塵囂,清淨地做點功課。他去世前一年,有一次院裡為他請了一桌客,大概因為我父親的關係,也請我去。
   那天他們談收藏古書的事,胡先生也和我談了些現代文學的話題,我記得他說:「最近一位女作家寄了一本書給我,請我給一點意見,同時我又接到姜貴的《旋 風》,兩本書看完之後覺得這位女士的作品沒辦法跟姜貴比,她寫不出姜貴那種大格局,有史詩氣魄的作品。」這些話對我很有一些影響,一九六八年我去美國,就 選了兩次史詩(Epic)的課,一定要搞清楚是怎麼回事。後來胡先生又說自己的工作是介乎文學與歷史兩者之間的研究,寫感想時用的就是文學手法,他說: 「感想不是只有喜、怒、哀、樂而已,還要有一些深度。深度這種東西沒辦法講,不過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沒有,就是沒有,但是可以培養。」這 些話對我來說都是啟發。胡先生對我父親的事很了解,也很尊重,所以會跟我說一些相關的話。後來我給學生上課或演講,都覺得文學上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與深 度,這是無法言詮的。
   我在故宮也有過一陣子矛盾,想跟隨這些學者做藝術史研究,也許可以另外多學一門學問。後來想想,我的背景並不夠,而且我一心一意想深談文學,所以又回去教書,再圖進修。
一九六五年,故宮遷到台北外雙溪,偶爾我去參觀,還有很多人彼此都認得,直到他們一一去世。
(詳見第七章)

 文學播種——國文教科書改革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 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只以聲望地位作考慮。在 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畫的執 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內容的審訂。在一九七二年,那並不只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內容編排。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 和孫文〈立志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志〉、〈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軼聞〉、〈示荷蘭守將書〉、〈慶祝台灣光復 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初一學生!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準,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 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台大中文系主任屈萬里先生。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講學返台,擔任中央圖書館長,其後轉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聲望很高。
   柯慶明對我在國立編譯館要做的事很有興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續編輯《現代文學》的心情,提供許多幫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灣文學作品的書 單,開始公正而不遺漏的選文作業。譬如他最早告訴我,司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車》等,由高雄大業出版社印行,已近絕版,我寫信去才買到他們尚稱齊全的 存書。因他的協助,我們建立與作者的聯絡與認識,日後選稿能站住國家編書的立場。對於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改進和定編,他有更真摯的關懷。他深感民間普及 教育的重要,願意幫我說動屈先生領導這艱巨的工作。終於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辦公室一談。
   在那次相當長的面談中,我詳談舊版的缺點和民間輿論的批評與期望,這原也是王館長和我在台中淳樸校園未曾深入了解的。現在,不僅是基於職責而編書,更是為 國家文化的前途,為陶冶年輕世代的性靈,必須用超越政治的態度。當然,這樣一套新書是與舊制為敵的,雖無關學術立場,但將來不免會為主持者引來一些政治立 場的敵人。但是 不論付出什麼代價,為了未來國民教育每年每冊三十萬本的教科書,是義不容辭的。我清晰地記得,屈先生坐在那間陳舊的辦公室,深深地吸他的煙斗,然後嘆了口 氣,說:「好罷!我答應你!這下子我也等於跳進了苦海,上了賊船。」他語氣中有一種不得不然的複雜情緒(resignation)。我覺得其中有種一諾不 悔的豪情和悲壯,從潔淨超然的學術天地,走進政治、文化立場的是非之地,應是也經過許多內心交戰的思量決定。
   屈先生主持「國民中學國文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由台大、師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幾位中學老師組成。主編執筆者是台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師大應裕康教 授、政大戴璉璋教授,他們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歲左右的年輕學者。
   為了一年後即須使用正式部編本教科書,第一、二冊必須編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國立編譯館所有會議室,日日排滿會程,有些委員會晚上也開會。國文科委 員開會經常延長至黃昏後,當時還沒有便當簡餐,編譯館就請屈先生、執編小組和編審委員到隔壁僑光堂吃很晚的晚飯。屈先生有時主動邀往會賓樓,杯酒在手,長 者妙語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後,數代的國民中學學生至少是讀了真正的國文教科書,而不是政治的宣傳品。想來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諾,他當年付出的心力和時間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後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這方面的貢獻。
   三位主編初擬國文課本第一、二冊目錄之後,我們的編審委員會才算真正開始運作,屈先生掌舵的船才開始它的苦海之旅。在那政治氛圍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禁要 掌穩方向,注意礁岩,還要顧及全船的平穩航行。開會第一件事是由主編就所選二十課的文體比例及各課內容、教育價值加以說明,然後逐課投票,未過半數者,討 論後再投票。如我們預料,這個過程是對屈先生最大的挑戰。有兩位委員嚴詞責問:為什麼原來課本中培育學生國家民族思想的十課課文全不見了,現擬的目錄中只 有兩篇,由二分之一變成十分之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於教誨的文章。楊喚的新詩〈夜〉怎麼能和古典詩並列?《西遊記》〈美猴王〉、沈復〈兒時記趣〉和翻譯 的〈火箭發射記〉都沒有教學生敦品勵學……。解釋再解釋,投票再投票,冗長的討論,爭辯,說服,幾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
   舊版大多選取含有政治歷史節慶、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選了一些白話文,也都偏屬議論文;屬文學性質者,篇數略少。新版只保留孫文〈立志做大事〉,並將 舊版第二冊蔣中正〈我們的校訓〉挪移到第一課,其餘古典現代小說、散文、詩歌,全是新增;此外,更選入翻譯文章〈人類的祖先〉和〈火箭發射記〉,讓國中生 有人類文化史觀與尖端科技的世界觀。
   想不到我當初萬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書組,被屈先生稱為苦海「賊船」的挑戰,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最有意義的工作成果之一。為達 到改編的理想,恢復國文課本應有的尊嚴,讓每一個正在成長學生的心靈得到陶冶與啟發,在那個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僅要步步穩妥,還需要各階層的支 持。
   在政治高階層,我們必須尋求一些保護。我曾以晚輩的身份,拿著新舊國文課本目錄拜望早年教育部長陳立夫、黃季陸;也以學生身份去看望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王 世杰,希望他們在輿論風暴之前,能對我們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為他們自己是文人從政,對文學教育和學術尊嚴也有理想。我尤其記得黃季陸先生,對我侃侃而談 民國以來,國民教育的種種利弊得失,他很贊成政治退出語文教材,一談竟是兩小時,還說歡迎我以後再去談談我們編寫的進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聽 教益。老國民黨有不少被歷史定位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穩定社會中以書生報國之心從政,卻生不逢辰,生在政爭的中國。
   在編審委員會中,我最需要資深委員的支持,當時代表編譯館最資深的編審者是洪為溥先生。我初到館時,他對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作人文社會組主任頗感懷疑, 甚至反感。經過幾次懇談後,對我漸漸轉為支持。討論第三冊篇目時,我大力推薦黃春明〈魚〉。沒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過,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開會,能不 能讓這個案子復活,再討論一次?」屈先生說:「還討論什麼呢?投票也通不過。」我說:「我為它跑票。」我第一個去跑的就是反對最激烈的洪為溥先生。他的辦 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間,窗外都對著舟山路台大校牆外一棵高大豐茂的台灣欒樹,太陽照在它黃花落後初結的一簇簇粉紅色果子上,美麗中充滿自信。他說:「這篇文 章講小孩子騎腳踏車,在山路上將買給爺爺的魚掉了,回到家反反覆覆不斷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相當無聊,怎麼講呢?」
   我想起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本語文教學書,讀到一位中學老師寫他教初中課本選了莎士比亞《馬克白》(Shakespeare's  Macbeth一段: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on it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這碎步中爬行,
直到註定時刻的最後一秒。)(註1)
這位中學老師問學生:「為什麼連用三次『明天』?」學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點:活得很長,會有許多明天。老師聽完後說:「你們想著,那麼多明 天可以去騎馬、打獵、釣魚,馬克白因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惡事,所以他的許多『明天』是漫長難捱。」用一個簡單的字,一再重複,它所創造的意境,老師大有 可講之處。就像〈魚〉,小孩不斷重複「我真的買魚回來了」,也有令人玩味低迴之處。
   下一次開會時,屈先生果然將上次未通過的幾課提出再討論,洪先生突然站起來說:「我們的學生百分之八十在鄉鎮,對〈魚〉中祖父和孫子之間的感情應是很熟 悉,這樣樸實的情景會讓他們感到親切。」第二次投票通過,我記得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
註1:採用胡耀恆翻譯:《中央日報》「全民英語專刊」(91年4月15日)。
(詳見第八章)



 讓世界看見台灣文學 | 筆會時期

譯介台灣文學的橋樑——中華民國筆會

   我既是作學術交流的人,必須先站穩台灣文學的立足點。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經驗之後,我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台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對 我啟發最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筆會年會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 Grass)對支持俄共威權的東德作家,咆哮責問:「文學良心何在」?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筆會年會,幾乎是該城向西班牙爭取獨立的一個論壇,我們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該城的加泰隆尼亞語(Catalan),以示他們古老語文的存在意義。而最強烈的啟發則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筆會年會,主題是「國家、種族、宗教、社會的容忍與文學」,由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Havel)主持,其中有一場座談會題目是「小語言與偉大文學(Small Languages, Great Literature),小語言寫作者的難題」。另一場是「我們自知幾許?」(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Ourselves?)第 一次看到語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聽到蘇俄解體後,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獨立的國家,不用俄語陳述,而是重用小語言的母語創作,陷入另一種困境。我曾根據他 們的話寫了一篇〈我的聲音只有寒風聽見〉,文中並未明言我的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將注意轉移至中國大陸,台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 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
   從此,我對台灣文學的關懷,就不再只是單純地鼓勵與評介,而是它在未來的發展和定位。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總編輯的工作,將近十年,得 以深耕台灣土地的文學創作,對這個大問題有切身的領悟。
   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創辦以來,我一直是個實質的顧問。主編選集後,我對台灣文學的發展,以不遺漏的閱讀,保持真正的了解。因為「台大哲學系事件」 (1973年)而離開的趙天儀被教育部安排到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編審,以及接辦《現代文學》的柯慶明,都助我深入認識本土作家。當時台灣詩社如雨後春筍, 我一直是訂戶讀者,日後主編筆會英文季刊選稿來源仍是維持公平的態度,尤其沒有「政治正確」的立場。
   在自由世界,文學作者原不必有會,寫作是個單打獨鬥的行業,文壇原本無壇,只是有時文人相聚也有可談之事。一九二一年由英國和一些歐洲作家在倫敦成立了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PEN是Poet, Essayist, Novelist的縮寫。一九二四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於上海加入總會,發起人有林語堂、胡適、徐志摩等人,第一任會長是蔡元培,開始做各種文化交流,作品互譯,作家互訪等拓荒工作。我自幼逢書便讀,讀後常有難忘之事,他們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的事,啟發我多年的想像。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筆會會員國參加戰爭,立場對立,文學交流停止,直到一九四六年,在中立的瑞典重開。中華民國筆會一九五三年在台灣復會,第一、二屆的會 長是張道藩和羅家倫。一九五九年首次回歸國際總會,參加每年一度的年會。一九七○年林語堂當選會長,在台北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邀請川端康成、張大千 等及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重要作家前來,台灣作家將近百人參加盛會。王藍、彭歌(姚朋)和殷張蘭熙三人負責辦事,在剛剛落成的圓山飯店將大會辦得有聲有 色,大大地提高了台灣的聲譽。林語堂說,台灣應該有一份發表作品的英文刊物,讓我們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
   一九七二年秋天,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創 刊號出版,由母語是英文的殷張蘭熙擔任總編輯,王藍和彭歌是編輯顧問。從創刊到一九九二年,殷張蘭熙獨撐二十年,我繼編九年,彭鏡禧、張惠娟、高天恩和現 任的梁欣榮都是我台大外文系的年輕同事,以拔刀相助之情前來兼任總編輯,助理編輯兼秘書只有一人,前十五年是劉克端女士,近十五年是項人慧,大出版社很難 想像那種「孤寂」。發書時增一工讀學生。三十六年來,春、夏、秋、冬四季運行,和大地運行一樣,中華民國筆會季刊至今發行一百四十四期,從無一季脫期,是 國際筆會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百多個會員國的文學界,台灣是個有信譽的地方。
   殷張蘭熙是最早作台灣文學英譯的人。一九六一年美國新聞處資助Heritage Press出版社英譯小說和新詩,殷張蘭熙就是《新聲》(New Voices)的主編,選入者白先勇、敻虹、王文興、陳若曦、葉珊(後改筆名為楊牧)等作品。因此執編筆會季刊之前,殷張蘭熙已有數年孤軍奮戰的經驗了。
   殷張蘭熙(Nancy Ing)的名字和季刊幾乎是不可分的,她選稿,翻譯每期的詩,尋找高水準譯者,讀譯稿、校對、發排。創刊後三年開始用台灣藝術作品作封面,刊內介紹,她又增加了另一個領域的挑戰,在這方面協助最多的是王藍,我接編後是林文月、丁貞婉等好友。
   殷張蘭熙金髮碧眼的美麗母親,一九一七年嫁給中國同學張承槱先生(來台後曾任審計長),由美國維吉尼亞州到中國湖北縣城成家,生兒育女。十多年後蘭熙長 大,畢業於成都華西大學外文系,一九四九年隨夫婿殷之浩先生來台灣,創立大陸工程公司,因為出國開會而冠夫姓,文壇好友都只稱Nancy。她愛文學,有時 也寫詩,一九七一年曾出版 One Leaf Falls 詩集。
   一九七二年我從台中搬到台北,恰巧與蘭熙住在鄰巷,街頭蹓狗又常遇到。各自主編筆會季刊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最基本的話題是值得譯 介的書稿,英譯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譯文,整體的安排,呈現的效果,國際讀者的反應等等,好似長河流水,永不厭倦。
   蘭熙是個坦誠溫暖的人,忙碌中熱情洋溢。每年在各地召開的年會前,催集論文,安排演講和討論議題,準備禮物,到會場結交天下士,握住那麼多伸出的友誼之 手。大陸的「中國筆會」文革後參加總會,多次在會場排擠我們,蘭熙收起她自然溫婉的笑容,登台發言憤慨迎擊,保衛自由民主的台灣代表權。直到一九八九年天 安門事件後,他們不再出席年會。在今日政局情勢下,會籍立場仍會被提出,但是蘭熙與當年代表所建立的國際友誼,以及我們的季刊三十多年穩定的出刊,豐富的 專業形象,已讓中華民國筆會立於不易撼動的地位。中美斷交後,蘭熙受邀在美國十家地方電視台上「談台灣」(“Talk about Taiwan”)節 目,侃侃而談,以條理的分析,清晰的言辭,呈現台灣在文化、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英文的筆會季刊更幫助增加了解。那些年,在西方世界為台灣發聲的事, 蘭熙做了很多,但是在台灣反而少有人知。最可貴的是,這些奉獻和她主編筆會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僅有外交部和新 聞局所付國際贈送的那數百冊書款,國內在誠品等地出售則不及百冊,主要的支出如稿費、印刷、發行及人事費用,皆由殷先生資助。筆會會址原也設在大陸公司所 在地,殷先生去世後,一九九六年開始租屋在溫州街,即將面臨斷炊時,殷氏「浩然基金會」開始資助,得以編印發行至今。
(詳見第十章)

Pedro Páramo佩德羅.巴拉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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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ro Páramo

The work of Juan Rulfo (1917–1986) is doubtless the Mexican literary creation which has received the greatest acclaim both in Mexico and abroad. The novel Pedro Páramo underwent a long gestation. Rulfo mention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etter in 1947, and was able to work on it in 1953–1954 thanks to a grant from the Centro Mexicano de Escritores. Excerpts were published in three maga¬zines in 1954, before the novel appeared in book form in 1955.

This masterpiece has numbered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Jorge Luis Borges, and Susan Sontag among its admirers. Pedro Páramo evokes the very essence of Mexico through the most advanced literary forms and techniqu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ew works affect a Mexican reader as deeply as this novel, which also holds a place as a classic of world literature.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almost fifty languages and new versions appear every year. (Definitive text established by the Fundación Juan Rulfo).
  • Juan Rulfo | Prologue: Tahar Ben Jelloun
  • Hardcover with dust jacket
  • 250 Pages approximately
  • 5.1x9.4 in
  • Cover design: Galera (José Luis Lugo) | Interiors: David Kimura+Gabriela Varela
  • Spanish edition
  • ISBN: 978-607-7515-18-0
  • Disponible en España y Latinoamérica (excepto México)
  • ISBN RMV: 978-84-92480-14-2

 

看大圖





佩德羅.巴拉莫
Pedro Paramo

作者: 魯佛
原文作者:Juan Rulfo
譯者:張淑英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2/11/03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發行六十餘國,長銷半世紀
  魔幻寫實文學奠基石.拉美文學經典作品
【原是孤兒尋根的旅程,卻揭開荒涼地景的百年盛衰,展現人世的罪惡與救贖。】
  「我」受不久於人世的母親所託,來到可馬拉尋找生父佩德羅.巴拉莫,「向他索討積欠我們母子倆的一切」。經由善心人的指引,「我」投宿在老嫗經 營的旅社——據說母親早前捎來了消息,預告我的到來。白晝的可馬拉少見人跡,夜裡卻傳來陌生人的交談聲,議論著「我」來此地之目的。
  「我」在可馬拉四處探問,往昔可馬拉的一幕幕透過鄉言村語重現:老巴拉莫如何來到偏僻的可馬拉,闖出一片天地;第二代的佩德羅如何巧取豪奪成了 可馬拉的大富豪,卻仗勢欺人,無惡不作;米格爾,這個佩德羅唯一承認的私生子如何死於非命。村人的無心之過激怒了喪子又痛失愛妻的佩德羅,出於報復,他痛 下詛咒,導致村人死的死、逃的逃,可馬拉幾乎成了廢村,佩德羅自己也難逃一死...
  記憶與真實交錯、敘事觀點的刻意模糊,造就難以斷然拆解起始與終結的故事線。刻畫一個暴戾無情人物的同時,也呈現出殘酷底下的柔軟;無辜群眾的 面貌之下,難掩凡人皆有的自私及生死貪嗔;眾多角色的囈語描繪出國家的改革過程與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魯佛以《佩德羅.巴拉莫》這樣精簡的短篇展演 出後續魔幻寫實文學可能的樣貌,也開闢了文學創作的新徑。
本書特色
  ◎收錄馬奎斯及桑塔格的推薦序
  ◎一九六七年由知名西班牙導演卡洛斯.維洛Carlos Velo首度改編為電影,大師顏尼歐.莫里克奈Ennio Morricone擔綱配樂。
作者簡介
魔幻寫實文學之父 魯佛Juan Rulfo(1917-1986)
  墨西哥當代著名作家,一九一七年生於哈利斯克州(Jalisco)的小鎮,九歲時因「擁護耶穌戰爭」(Guerra de los Cristeros)目睹父親和家族親人慘絕人寰的遭遇,十五歲時母親去逝,接續在孤兒院成長的經歷更讓他鬱鬱寡歡,形塑了他離群索居的個性。在大學裡, 他念的是法律,並開始寫作,但是到一九三○年代晚期都沒有出版。他的短篇小說於一九四○年代陸續刊登在雜誌上,直至一九五三年始結集為《燃燒的平原》 (El llano en llamas,並譯為英文版The Burning Plain and Other Stories)。
  魯佛一生為人處世低調,不喜社交生活,文學創作亦非如成名作家一樣著作等身。但誠如蘇珊.桑塔格所言,「一個作家生命的重心是出版一部偉大的作 品,一部永續存在的作品」,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佩德羅.巴拉莫》奠定了他在墨西哥文學前所未見的獨創性和權威,被喻為「拉丁美洲魔幻寫實文學巔峰傑作」, 影響世界知名作家如馬奎斯、余華、蘇童、閻連科等人,也映證了巴拉圭知名學者羅德里格茲.阿卡拉(Hugo Rodriguez Alcala)對魯佛的評價:「以最少的作品贏得最大的聲譽。」
  一九七○年獲墨西哥國家文學獎、一九八三年獲西班牙阿斯圖利亞斯王子文學獎。
譯者簡介
張淑英
  現任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兼文學院副院長。曾任教師大歐文所、輔大比研所、西班牙文系∕所。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西班牙與拉丁美洲文學博士。學術專長 領域為當代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學。近年專注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學與電影、流浪漢小說、旅行文學、殖民時期紀事與文學、飲食文學、中西筆譯理論與實務研究, 以及學術領域之口譯。於國內外期刊、專書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西葡語文學作品中譯導讀、序文、引介逾四百篇;另有西語文學作品中譯:《佩德羅.巴拉莫》、 《莫雷的發明》、《紙房子裡的人》、《亞卡利亞之旅》、《杜瓦特家族》、《消逝的天鵝》、《金龍王國》(合譯)、《解剖師與性感帶》、《梁君午》(中西雙 語畫冊)、以及中詩西譯《零度以上的風景》(北島著)等作品。


 

目錄

導讀:生死永恆的回歸——張淑英
推薦序:憶魯佛——馬奎斯
佩德羅.巴拉莫
附錄:英譯版序——桑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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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通訊》第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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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通訊

《台灣學通訊》第64期 /工藝

《台灣學通訊》第64期 /工藝相關圖片
  • 資料來源:企劃推廣組
  • 日期:2012/4/19
本期主題:工藝

焦點報導-- 從日用工藝到工藝美術──看臺灣傳統工藝的發展臺灣人物誌-- 《民俗臺灣》與民間工藝工藝產業-一- 非紙之紙:蓪草工藝工藝產業二-- 走過一世紀的大甲帽蓆產業傳統工藝-- 傳統文化脈絡中的臺灣手工藝書展報導-- 臺灣大調查──館藏調查報告類書展臺灣學系列講座68-- 臺灣童年,百年童玩 遊習世紀,全齡樂育臺灣歷史事件4-- 大肚王國

發行人:黃雯玲
發行者:國立臺灣圖書館
館址:235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
電話:(02)2926-6888
網址:http://www.ntl.edu.tw/
e-mail: cts@mail.ntl.edu.tw
中華郵政板橋誌字第101號
2007年6月1日創刊
ISSN:1999-1878
GPN:2009600947

J. M. Coetzee/Paul Auster《此刻》Here and Now: Letters。《失.意.錄》( Hand to Mouth )/《INK 36 2006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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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8 :感謝梁兄造訪並饋贈《失意錄( Hand to Mouth )等書
這本2月前即在誠品大廣告我過其門而不入
稍後我翻書讀幾部分覺得它很沉悶
2011/1/11 再次讀他在藏書票公司當7個月工的部分老闆和目錄卡等都很有意思
因為INK 36 20068月號》的封面是英俊的Paul Auster他的3篇相關倒是少/後讀先讀的是季季寫他那場恐怖婚姻的對手何索”…..真是不可思議


失意錄(雙封面隨機出貨) Hand to Mouth



這是一個作家站穩腳跟前的踉蹌歲月
也是一位青年成長為男人的人生試煉
  本書是奧斯特近五十歲時的作品,回首高中時代至三十餘歲的人生。
  這是他一生中最徬徨潦倒的歲月,卻也是影響他創作之路的關鍵時期。

  學生時代就背棄世俗期望與規範、一心以寫作為志業的奧斯特,為了生計,做過各式各樣的零工、遇見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曾遠走他鄉,在不同的城鎮飽嚐寂寞的滋味。
  他從男孩成為男人,又從男人成為父親;換過一個又一個工作,也遭遇一次又一次失敗。
  在龐大的經濟壓力下,他不曾放棄寫作的夢想,卻也因為這樣的固執,他幾度跌倒,又必須爬起,才能逐漸在現實與理想的擺盪間,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

作者簡介
保羅.奧斯特 Paul Auster
  1947年生於美國紐澤西州,是小說家、詩人、翻譯家,也是電影編劇及導演,曾和王穎合導電影〈煙〉(Smoke),及自編自導〈The Inner Life of Martin Frost〉。被譽為最重要、最受歡迎的當代作家之一,作品已被譯為三十餘種語言。
  以小說《紐約三部曲》聲名大噪後,著有《月宮》、《幻影書》、《布魯克林的納善先生》等十餘本小說,及半自傳式的《孤獨及其所創造的》(天下文化)。作品尚包括電影劇本、詩集、評論文集、翻譯等。《失.意.錄》是他難得一見的紀實告白。
  奧斯特的作品常探討人生的無常與無限,筆下的主角也常思考自我存在的意義、尋找自己的人生位置。他擅長實驗性的寫作風格,並在流暢的文字間,暗蘊值得再三玩味的人生哲理。文壇曾比喻他是「穿膠鞋的卡夫卡」。
  奧斯特現居紐約的布魯克林。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譯有《孤獨》、《四種愛》、《Rumi: 在春天走進果園》、《隱士》、《陌生語言的樂音》、《大仔》等書。

名人推薦


  奧斯特證明了,文學和人生一樣,都需要堅持到底。──Houston Chronicle
  萬一奧斯特當年真的選擇了一般的領薪工作,那麼,他獨樹一格的小說之筆,就會讓穩定安逸的生活給廢了。那才是我們最不樂見的失敗。──Book Review
  本書引人之處,除了奧斯特跌跌撞撞的作家之路外,還有他一路上遇見的各色人物,在他的筆下格外生動鮮活。──Chicago Tribune 


 ***** J. M. Coetzee 比 Paul Auster大七歲。此書中Paul比較熱情。
我說: 《此刻》Here and Now: Letters是當今兩位名作家之間的書信集。我2 天前開始借用永安贈卡洛的書。內容真的是琳琅滿目,很值得一讀。譬如說,頁269 Paul 看J. M.推崇的導演William Wyler的電影: 其中一片是The Children's Hour,中譯為《雙姝怨》;YouTube可看懂: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UIO-40dvtA (英文不難)



作者簡介

柯慈(J. M. Coetzee)


  生於南非開普敦;一九五六年取得開普敦大學文學及數學學位;一九六五年至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攻讀語言學博士;一九七二年返回南非,擔任開普敦大學文學以及語言學教授,二○○三年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堪稱為南非國寶級作家。

  身為南非開普敦大學的大眾文學教授,柯慈獲得了許多文學獎,包括CNA獎(南非第一文學獎)、英國布克獎,還有愛爾蘭時報國際小說獎。著作包括《昏暗 之地》、《在國家心中》、《等待野蠻人》、《麥可.K的生命與時代》、《仇敵》、《聖彼得堡的文豪》、《雙面少年》、《屈辱》等。其中《等待野蠻人》於一 九八○年出版時,被《紐約時報書評》讚譽為「真正的文學鉅作」。柯慈的四本連續小說,包括贏得布克獎的《麥可.K的生命與時代》,都為他贏得了高度評價與 讚賞。

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

  生於美國紐澤西州,是小說家、詩人、翻譯家,也是電影編劇,曾和王穎合導電影「煙」。劇本獲獨立精神獎,並自編自導The Inner Life of Martin Frost。《紐約三部曲》為其享譽國際的經典作品,另著有《月宮》、《幻影書》、《機緣樂章》等十餘本小說。作品尚有回憶錄《孤獨及其所創造的》、《失 意錄》、《布魯克林的納善先生》、電影劇本《煙》、詩集與評論文集等。奧斯特曾獲頒「法蘭西文化獎」、美國文學與藝術學院頒發的「莫頓.道文.薩伯獎」、 法國文壇四大文學獎之一的「麥迪西獎」等,更在二○○六年榮獲有「西班牙的諾貝爾獎」之稱的「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被譽為最重要、最受歡迎的當代作家之 一,作品已被譯為三十餘種語言。

  奧斯特的作品最常探討的主旨,就是人生的無常與無限。他擅長實驗性的寫作風格,並在流暢的文字間,暗蘊值得再三玩味的人生哲理。文壇曾比喻他是「穿膠鞋的卡夫卡」。
  奧斯特與妻女現居紐約的布魯克林。



 2008年7月14-5日
親愛的保羅:


我最近常常思考友誼的問題:友誼是如何發生,有些何以能持續很久,何以會比熱戀持續得久(友誼有時會被誤以為只是熱戀的蒼白模仿)。我一直打算寫信給你談 談這個,並從以下的印象談起:有鑑於友誼在社會生活中如此重要,對我們的人生(特別是童年)又如此意義重大,相對之下,談這主題的著作少得讓人吃驚。

但我又回心一想,這印象是正確的嗎?於是,坐下來寫信給你之前,我先跑了一趟圖書館。一看之下,我發現自己錯得不能再錯。目錄裡登錄在友誼這個主題下面的 書有一整批,共幾十本之多,很多都是滿近期出版。不過,進一步把這些書翻來看之後,我的自信恢復了不少。我是對的(或者說對了一半):那些書大部分都沒什 麼有趣見解。所以,友誼看來仍然有點謎樣:我們知道友誼很重要,但對於兩個人為什麼會成為朋友,以及這份友誼何以能保持,仍然只能用猜的。

(當我說那些書不怎麼有趣時,我是什麼意思呢?就拿友誼和愛情來比較好了。對於愛情,人們提出過的有趣意見成千上百。例如:男人會愛上那些與他們媽媽相像 的女人,或者更精確地說,男人會愛上那些與他們媽媽既相像又不像的女人。這見解正確嗎?也許正確又也許不正確。但它有趣嗎?毫無疑問有趣。現在再來看友 誼。男人會選擇什麼樣的人為友?那些書給的回答是:年紀大概相同和興趣相似的人。正確嗎?也許。有趣嗎?斷然不有趣。)

不過我在圖書館裡倒也找到了少許有趣的說法,茲列舉如下:

一、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倫理學》(Ethics)第八章指出,我們不可能與死物為友。當然不可能!從來有誰說過可能!但這種說法仍然有 趣,因為它一下子便讓人看出,現代分析哲學的靈感源頭何在。亞里士多德在兩千四百年前便顯示出,有些貌似哲學性的見解不過是由文法規則偽裝而成。當他說 「我們不可能與死物為友」時,等於是指出,在「我與X為友」這個句子裡,X必須是動物名詞(animate noun)。
 二、蘭姆(註:Charles Lamb,十八至十九世紀英國作家。) 指出,一個人可以擁有朋友又不想見他們。這說法既正確,也有趣。它等於是換一種方式指出:朋友之情不同於歡愛之情。

三、朋友(至少是西方世界中的男性朋友)不喜歡談他們對彼此的感受,不像情人之間那樣,有說不完的話。這見解迄今不算太有趣,真正有趣的是後面的部分:當 朋友過世,我們有時又會捶胸頓足,追悔不已:「噫,我還有很多話想對你說,但來不及矣!」(例子包括蒙田[Montaigne]之於拉博埃蒂[La Boétie](註:法國十六世紀法官暨作家。)和密爾頓[Milton]之於愛德華國王。)問題:會不會,愛情之所以多話,是因為慾望本質上(如莎士比 亞的《十四行詩》所示)是曖昧的,而友誼之所以寡言,是因為它直截了當,毫無曖昧可言?

最後是福特(Ford Madox Ford)導演的影集《隊列之末》(Parade' s End)裡男主角鐵琴斯(Christoper Tietjens)說過的話:一個男人會跟一個女人上床是為了可以跟她交談。言下之意:把一個女人變成情婦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把她變為朋友,這才是真 正要緊的。要跟一個你沒上過床的女人認真交談是不可能的。

如果想就友誼提些有趣見解真是那麼的難,那我們就可以從這種「難」中抽繹出另一個洞察:與愛情或政治不同(愛情和政治從不是它們表面看起來那樣子),友誼總是它表面看起來那樣子。友誼是透明的。

對友誼最有趣的反省出自古代世界。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古時候,人們並不認為哲學本質上是懷疑主義的,因此不會假定友誼必然不是其表面看起來那樣子,或是反過來斷定,就因為友誼是它表面看起來的樣子,所以不夠資格成為哲學課題。

祝好
約翰

 2008年7月29日寄自布魯克林
親愛的約翰:


友誼也是我多年來常思考的問題。我不敢說自己對友誼的看法已發展出一個融貫的立場,但為回應你的來函(它在我裡面攪動起一漩渦的思緒和回憶),我不妨在這裡一試。

首先,我會把討論侷限在男性間的友誼,也就是男人和男人之間的友誼,以及男孩與男孩之間的友誼。

(一)對,有些友誼(借你的話來說)是透明和毫不曖昧的,但在我的經驗裡,這樣的友誼並不多。這也許和你提到的另一件事情有關:寡言。你說得沒錯,至少在 西方世界,男性朋友間通常不會「談他們對彼此的感受」。我還可以補充說:男性通常不會談自己的感覺。但如果你不知道你朋友有什麼感受或他何以會有那些感 受,你可以說自己了解他嗎?儘管如此,儘管有這種互不理解的曖昧籠罩,你們的友誼還是可以持續,往往還會持續幾十年。

我至少有三部小說直接談過男性友誼的問題,某個意義就是有關男性友誼的故事,分別是《禁鎖的房間》(The Locked Room)、《巨獸》(Leviathan)和《神諭之夜》(Oracle Night)。這三部小說全都是以朋友間的互不了解作為舞台,讓故事上演。

再舉一個來自生活的例子。我有一個認識了二十五年的好朋友(大概是我成年後最要好的朋友),而他是最不愛說話的人。他比我年長十一歲,但我們有很多共通 處:都是作家,都無法自拔地熱愛體育運動,都有一個不凡太太和一段長久婚姻。更重要和更難言喻的,我們對於人應該怎樣生活都有一種共同觀感,有一套相同的 男子氣概倫理學。然而,不管我有多在乎這個朋友,會不惜在他有難時兩肋插刀,但我們的談話總是一成不變的平淡乏味,陳腐得無以復加。我們的溝通常常是透過 簡短的喉音,又或是陌生人不會聽得懂和近乎速記語言的隻言片語。我們也極少談論彼此的創作生活(創作同時是我和他生命的主要驅動力)。

要說明這個人有多麼深藏不露,茲舉一個小例子。若干年前,他有一本新小說即將印成試讀樣書,我表示想一睹為快(我們有時會寄給對方定稿,有時會寄試讀樣 書),而他告訴我,我很快會收到一本。樣書在第二個星期寄達。我打開包裹,把書拿出來翻看,發現書是題獻給我的。我當然感動,而且是深受感動,但重點是, 我朋友事先完全沒有提過這事。沒有最小的暗示,什麼都沒有。

 我想要說的是,我既了解他又不了解他。雖然存在這種「不了解」,他仍然是我的朋友,甚至是最好的朋友。如果他明天跑去搶劫銀行,我將會感到震驚。另一方 面,如果我得知他背著太太偷腥或是金屋藏嬌,我將會感到失望,卻不會震驚。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人也總會有祕密,即便對最要好的朋友也不會透露。若我朋友對 婚姻不忠,我將會感到失望(因為他讓太太失望,而我非常喜歡他太太),除此以外,我還會感到受傷(因為他沒有對我推心置腹,而這表示我們的友誼不像我以為 的密切)。

(突然靈光一現:最牢固和最持久的友誼是以仰慕為基礎。這種磐石感覺可讓兩個人長期連結在一起。你仰慕某個人所做的事,仰慕他的為人,仰慕他立身處世的方 式。你的仰慕會把他在你眼中放大,把他珍化,提高到一個你認為高於你的地位。又如果對方也仰慕你(把你放大,把你珍化,把你提高到一個他認為高於他的地 位),那你倆就是處於一個絕對平等的位置。你倆都會施多於受,你倆都會受多於施,而在這種相互回饋中,友誼將會繁榮茁壯。儒貝爾(註:Joseph Joubert, 1754-1824,法國作家。)在《隨思錄》(Notebooks)裡說過:「我們不只必須愛惜朋友,還必須在我們自己裡面愛惜這份友誼。友誼必須受到 照顧、呵護和灌溉。」又說過:「我們總是會失去那些失去我們敬重的朋友。」)

(二)男孩間的友誼。童年是我們人生感受最熾烈的階段,因為我們那時候做的許多事都是人生第一次做。我可以提供一個回憶,它說明了我們小時候似乎會賦予友 誼無限價值。五歲那年,我認識了生平第一個朋友,名叫比利(他以何種方式進入我的生命已經不復記得)。我記得他是個古怪和生性快活的傢伙,主觀強烈又具有 設計惡作劇的高度天賦(我這方面的天分則是少得嚇人)。他有嚴重語言障礙,說話時滿嘴巴口水,說出的話夾纏不清,除小保羅以外沒人聽得懂,所以需要我充當 翻譯。
 我們在一起時,大多數都是在紐澤西的市郊區閒逛,尋找死掉小動物的屍體(找到的大多是小鳥,但偶爾也會找到青蛙或花栗鼠),再把屍體埋在我家旁邊的花圃 裡。我們會舉行莊嚴肅穆的儀式,在土裡插上自製的木頭十字架,過程中誰都不准笑。比利討厭女孩,不肯給填色本裡的女性角色上色,又因為他最喜愛的顏色是綠 色,所以認定他的泰迪熊身體裡流著綠色血液。後來,在我們六歲半或七歲的時候,比利一家搬到了另一個城鎮。我心如刀割,接下來幾星期(甚至可能是幾個月) 天天思念這個失去的好朋友。最後,我媽媽動了憐憫之心,准我打昂貴的電話到比利的新家去。我們談了什麼現已一片模糊,但當時的心情我卻記憶猶新,就像是才 發生於今天早上。這心情就跟我少年時代和我愛上的女孩通電話沒兩樣。

你的信中把友誼和愛情區分開來。不過,在我們非常小的時候,當男女情愫還沒有萌動之前,它們是沒有分別的。友誼和愛情是同一回事。

(三)友誼與愛情不是同一回事。男人與女人的差異。婚姻與友誼的差異。最後一次引用儒貝爾的話(一八○一):「不要娶任何她若是男兒身的話,你不會想與之為友的女人。」

這格言外表上顯得頗為荒謬(一個女人又怎麼會是男兒身?),但大旨卻不難了解,因為它要表達的無非是福特的《隊列之末》那句古怪妙語:一個男人會跟一個女人上床是為了可以跟她交談。

婚姻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交談,而如果一對夫妻想不出方法變成朋友,那這段婚姻能存活的機率就小之又小。友誼是婚姻的一個有機部分,但婚姻是一場不斷演化的爭 吵,一項持續「施工中」的工程,需要雙方不斷挖入到自己深處,更新與配偶的關係。反觀純粹的友誼(即婚姻之外的友誼)卻要靜態得多、有禮貌得多和浮面得 多。我們會渴求友誼,是因為我們乃是社會動物,由另一個人所生,注定直到死那一天都要生活在其他人中間。但只要想想,即便最恩愛的夫妻有時也會吵得面紅耳 赤、甩門和摔東西,我們就會馬上明白,同樣的事不可能出現在彬彬有禮的友誼廳堂裡。友誼是講禮貌、客氣和態度前後一貫的。互相咆哮的朋友極少能繼續當朋 友,反觀互相咆哮的夫妻卻總是可以維繫婚姻關係,而且通常是快樂夫妻。
 男人和女人有可能成為朋友嗎?我認為可能,前提是雙方至少有一方不覺得對方有肉體吸引力。一旦有性的因素介入,一切便另當別論。

(四)待續。但友誼的其他方面一樣值得討論,包括:(a)枯萎和死掉的友誼;(b)不必然有共同興趣的兩人間的友誼(同事之誼、同學之誼、同袍之誼); (c)各種層次的友誼:極親密的友誼、較不那麼親密但仍然頗為喜歡對方的友誼、遠隔兩地的朋友之間的友誼、相見歡的熟人,等等;(d)所有你在信上提及但 我沒有觸及的方面。

在酷熱的紐約熱情想念你的
保羅

2008年9月11日
親愛的保羅:


你在信上說:「最牢固和最持久的友誼是以仰慕為基礎。」

我會以有保留的方式接受這條通則:在我看來,它較適用於男性之間而非女性之間。儘管如此,我仍然讚許它背後的思想感情。柏拉圖說過,渴望得到同儕的推崇乃 是我們追求卓越的動力。在一個仍然由達爾文、尼采和佛洛伊德主宰的時代,「渴望受到同儕推崇」這心理很容易會被化約為不那麼崇高的東西,比方說「權力意 志」或傳播自己基因的衝動。不過,在我看來,把「渴望受推崇」說成是靈魂的原動力之一仍是有價值的洞見。例如,它可以解釋體育運動何以如此受人類(特別是 男性)看重。男人會努力跑得更快或把球踢得更遠,不是想獲得基因優秀的漂亮姑娘青睞,而是為了得到同儕的仰慕。相同情形(略作修改後)也適用於人類的其他 追求領域。

我也同意,一旦某個人在我們眼中失去榮譽,我們就很難繼續把他當成朋友。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犯罪幫派一樣有需要遵守的榮譽守則:只有幫派成員不在彼此眼中失去榮譽時,一個幫派方能維繫。

你談到了童年的友誼。這讓我赫然想到,我們當父母的有多容易會當著子女面前(特別是他們還小的時候)臧否他們的新朋友。如果我有機會從頭當一次父親,在這 種事上一定會婉轉得多。要子女去猜測我們為什麼覺得他們的新朋友不值得交往是不公道的。而且,大多數時候,這些原因也完全超出小孩的理解範圍(例如階級勢 利心態或因為對方的父母被講什麼閒言閒語)。有時候,讓一個新朋友在小孩眼中顯得有吸引力的,正是那些會讓他父母皺眉的特徵(例如在性的事情上較知多識 廣)。
 有關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友誼,有一個現象讓我感到好奇:在今日,男與女通常都是先成為情人,然後才成為朋友,很少說會先成為朋友再成為情人。如果這條通則真 的成立,那是不是表示,現代人是把男女友誼看成是一個高於男女愛慾的境界,所以認為男女只有從愛慾階段畢業後方可望晉升到友誼境界?顯然有些人是這樣想 的:情慾之愛是不可預測的,是不能持久的,隨時有可能會由愛轉恨,反觀友誼則是恆定和持久的,可以把朋友雙方(就如你描述的)提升為更優質的人。

我想我們不應該太快接受這種主張和它會導出的推論。例如,常識認為,男女在當了很長時間朋友之後再發展出超友誼關係是不智的。這種常識認為,與朋友上床乃 是一種沉悶經驗,因為情慾的一個重要元素正是神祕感,而好朋友並毫無神祕感可言。但這種意見是正確的嗎?難道,兄妹(姊弟)亂倫的吸引力不正是它可以把當 時人從太熟悉的領域帶向神祕領域嗎?

亂倫曾經是文學的一大關注(穆齊爾[Musil]和納博科夫[Nabokov]的作品都是箇中例子),但此景看來已經不再。我好奇理由何在。大概是因為人 們已不再把性愛視為一種準宗教經驗(quasi-religious experience),也因此不再把亂倫視為一種對諸神的挑釁。

致上最美好祝福
約翰

2009年4月24日
親愛的保羅:


謝謝你把大作《無形之物》(Invisible)寄贈。一如以往,我分兩次(每次都是一口氣)讀完。

你去年十一月的來函說過,你下一本小說會有亂倫的情節,但我當時卻猜想不到亂倫會在書中居於那麼核心的位置。(這種核心性可以透過你書中提到的一個問題獲得印證:亂倫行為是發生在哪裡的?是床上、腦子裡還是書寫裡?)   

亂倫是個有趣的題材,但在這之前,我對它從未有過意識層次的思考。(出了佛洛伊德之後,誰又敢否認自己對這問題有過無意識思考?)一開始思考這問題,我便 饒感好奇地注意到,我們社會竟是用同一個用語去稱呼兄妹姊弟間的性行為和父女母子間的性行為25(暫且擱下各種不同的同性戀亂倫組合不論)。我自己沒有姊 妹,但我不難想像,性遊戲對年紀差不多的兄妹或姊弟會有多麼大的誘惑力(當然,就像你小說中所示,性遊戲有時又會推進至不只是遊戲)。但與自己的子女上床 卻是完全不同的事,會讓人覺得是一種很大的踰越。所以,我覺得宜於用不同用語去稱呼這兩類不同的性行為。


去年,澳洲南部的鄉村地區發生了一樁案子:有一對父女像夫妻一樣生活了幾十年而受到起訴。我已不記得全部細節,只記得法庭下令兩人分開,那個父親(丈夫) 再也不得靠近女兒(妻子),否則就要坐牢。在我看來這是個殘忍的懲罰,因為投訴的人不是那對男女的任何一方,而是鄰居。

不允許父母與子女發生性關係,大概是我們社會殘存的最後一種性禁忌。(我有信心預言,《無形之物》將不會引起讀者的咆哮,因為正如我說過,兄妹亂倫在我們 的社會是容許的,至少是容許談論或書寫。)我們的社會早已走出那種階級分明和性關係有嚴格範圍規定的階段。我猜想,性禁忌會衰落,是因為避孕變得輕鬆容易 的緣故:人們再也不用擔心女人會生出什麼怪物來。

我認為,牲口養飼知識在性禁忌和種族禁忌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受到忽略。這些從幾百代牲口養飼過程發展出來的知識規定了哪些物種方可與哪些物種交配,或同一血統的牲口要隔幾代之後才可交配。

不管怎樣,在今天,大部分性禁忌看來都消失了。過去可用於一大批禁忌性性行為(包括通姦!)的義憤已把焦點集中到單一類行為,即成年男人與小孩的性關係。而我相信,這是社會把父親──幼女性禁忌涵蓋範圍延伸開去的方法。

有意思的是,看到這世界的黑暗角落(又特別是伊斯蘭世界的黑暗角落)懲罰通姦男女的時候,我們會批評這種法律罔顧人權。究竟我們居住的世界(它讓我們有權 打破禁忌)是什麼樣的一種世界?如果一種禁忌是容許違反的,那它存在的意義又何在?(這個問題也許是你筆下那個拜倫調調的亞當.沃克(註:Adam Walker,《無形之物》的男主角。)會問的。)

祝好
約翰

福樓拜小說全集 (含Emma Bovary's bovarism);梁永安《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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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安今天補送我他2013年出版的四本譯書:
《情感教育》;《此刻》;《我將死去》;《巴爾札克的歐姆蛋》。
《此刻》是當今兩位名作家之間的書信集。我2 天前開始借用永安贈卡洛的書。真的是琳琅滿目,很值得一讀。,
《情感教育》是經典,我特地整理一下在Gmail上的相關記儎。《我將死去》和《巴爾札克的歐姆蛋》以後再說。

*****
先生2012.11就投入《情感教育》的翻譯。我有一則與他和其女兒的紀事;

他現在在譯情感教育他女兒提出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和福爾拜 Faubert 的關係,待查。 (她弄反了。Flaubert 是大師,他親自指導Maupassant 7....當然,老先生偶爾會問海軍的copy clerk供他寫Bouvard et Pecuc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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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imental Education (French: L'Éducation sentimentale, 1869) is a novel by Gustave Flaubert, and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novels of the 19th century, being praised by contemporaries George Sand,[1] Émile Zola,[2] and Henry James.[3]
日本約有四翻譯。中文可能近十本翻譯。
2012年隔璧舊香居開幕2012.4.22
我慫恿他到我家隔壁的舊香居Rare Books開開眼界 (這回注意李建復翻譯的Flaubert 情感教育, 1948年版(三聯前身)定價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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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org/stream/.../sentimentaleduca00flauiala_djvu.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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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何謂小說家?米蘭‧昆德拉/文,翁德明/譯,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  2005 )

  Arnoux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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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華與永安得獎之後的書信往返。2013.11.3

張華
情感教育p.552 ( 今天的功課)

[P.552] He mingled in society, and he conceived attachments to other women. But the constant recollection of his first love made these appear insipid; and besides the vehemence of desire, the bloom of the sensation had vanished. In like manner, his intellectual ambitions had grown weaker. Years passed; and he was forced to support the burthen of a life in which his mind was unoccupied and his heart devoid of energy. 
他出入社交場合,跟不同的女人談情說愛,但揮之不去的初戀回憶讓其他愛情都流於淡泊乏味。他不只消失了烈的欲求與旺盛的感情,連抱負也愈來愈渺小。年華似水,十幾年過去了,他的精神總是那麼懶散,情感總是那麼乏力。
永安
張兄昨天一回到家就拿出《大都會》原文對照,今日又對照《情感教育》,我真永無寧日矣。
以後絕不再贈書。

張華
我只在書中找佳譯,目的是偷師,絕勿找碴之意,請勿誤會。
永安
開玩笑的啦。
看到謬譯亂譯亦請一併告知,正如兄昔日說過的,翻譯同樣要R&D才會有進步。
張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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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古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
  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生於法國西北部諾曼第地區的盧昂。他的父親是當地市立醫院的院長,他不僅是一位頗有名望的醫生,同時也深受當地民眾的敬愛和信賴。小時候的福樓拜常和妹妹一起爬到窗簾上偷看停放在醫院裡的屍體,看著蒼蠅在屍體和花壇中四處紛飛,那樣的一個環境,使得福樓拜對許多事都看得非常淡漠。
  十一歲時,進入盧昂中學,此時的福樓拜已感覺到一種與人世隔絕的孤獨感。同時他也在這段期間認識了美麗的少婦愛麗莎,而這份愛戀一開始便注定沒有結果,福樓拜這份情感轉移至他的小說《情感教育》中,愛麗莎也成為福樓拜一生中難以忘懷的至愛。
  一八四一年,福樓拜進入巴黎大學法學院就讀,但學校的課程著實令他感到厭煩不已,而他在文學創作方面的熱愛卻是有增無減。一八四二年完成了《十一月》一書,本書描寫他和妓女相戀的實際經驗,之後並開始動筆寫另一本小說《情感教育》,同時也放棄了令他厭煩不已的法律課程,專心投入他鍾愛的文學創作之路。這段期間他認識了美麗的女作家路易絲柯蕾,倆人很有默契的維持著肉體關係,直到福樓拜在撰寫《包法利夫人》期間,倆人因故吵架而分手,之後便維持著一般朋友的關係。
  一八四六年,福樓拜最疼愛的妹妹卡羅蓮娜因病去逝,留下一個女兒,福樓拜便將她接回來,從此盡心照顧母親和外甥女而終身未娶。
  一八五六年,《包法利夫人》在雜誌上連載,因內容太過敏感而被指控為淫穢之作,幸而開庭之後無罪開釋,同時這部作品因而聲名大噪,成為眾人討論的焦點,福樓拜在文壇上自此開始嶄露頭角。
  福樓拜向來被封為寫實主義作家,他用字精準,非常注重細節描寫,認為文學作品的形式與風格重於內容,他對作品完美的要求近乎吹毛求疵,也因此《包法利夫人》一書便花了他四年多的時間才完成。

  一八八年五月八日,福樓拜因腦溢血而去世,葬於盧昂的摩紐曼塔墓地。生平作品有《包法利夫人》、《莎蘭玻》、《情感教育》、《三個故事》、《聖朱利安傳》、《天真的心靈》及未完成的《布法與貝丘雪》等作品。






2005最近翻讀「福樓拜小說全集」,北京;人民文學,2002。此版本已將部分書信翻譯當附錄,還不錯,雖然嚐一下而已--Henri Troyat根據它們所寫的傳記有譯本。
類似這種文學大家之全集,超出台灣的出版商之魄力或能力。
波法利夫人福樓貝(Gustave Flaubert)胡品清譯 1982臺北市 : 志文, 73[ 1982]
羅國林譯2005臺北市 : 林鬱1992
林淑娟譯2000臺北市 : 希代, 2000[89]
Flaubert, Gustave, 1821-1880 的通信據說也是傑作 其中之一
Correspondence. English. Selections
書名/作者 Flaubert-Sand : the correspondence /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Francis Steegmuller and Barbara Bray ; with a foreword by Francis Steegmuller ; based on the edition by Alphonse Jacobs ; with additional notes by Francis Steegmuller
出版項 New York : Knopf :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3
『聖徒傳奇』包括福樓拜的『三故事』,它又夾帶『秋之韻(十一月)』散文(詩)?
重讀包法利夫人(之一):bovarysme及其它
緣起:
2005/10/28 讀「中時人間」林小花(盧昂傳真)的「回應與挑戰---為盧昂人辯」
:「貴刊十月廿三日「三少四壯集」韓良露女士〈盧昂的女人〉一文(下稱「韓文」),提及盧昂城古董文化業與貞德的歷史,或出自作者走馬看花印象式的個人偏見,或囿於對當地地理、歷史背景的認識不足,恐有誤導讀者之虞。…….
去找韓良露女士的〈盧昂的女人〉一文,發現作者更多處的粗心大意,譬如說,「來到了包法利夫人的故事背景的諾曼第古城盧昂(Rouen)的我,走進了……..」當然,真正的『包法利夫人的故事背景』在一小鎮,除非我們採取「大盧昂區」(greater Rouen)的觀念,這想法,我很懷疑。不過,盧昂是Flaubert的故鄉,所以韓良露女士的〈盧昂的女人〉有一天馬行空的大膽假設,倒是很可以研究:
「如今聖女貞德卻成為盧昂的象徵,盧昂人為紀念她的受難立了大教堂來瞻仰崇敬她,我突然想到福樓拜在寫包法利夫人時,不知是否想過盧昂這個城市所代表的女性受難的本質;貞德是聖女,但包法利卻是罪女,包法利夫人因通姦而自覺有罪,用一死了之來逃避當時的社會倫理的指責,也等於是被迫站在輿論的火堆上被焚。」
40年前,我初讀『包法利夫人』(作者Gustave Flaubert. 1821–80),所以現在趁機讀它一下。以前讀,或許只看重故事情節,現在,可以欣賞的很多(本書旨為『外省之風俗民情』,這,對我們的閱讀,無疑是一挑戰……..),譬如說首章學校的拋)帽子,我會想起很久以前胡適先生到學校演講,也會來這一招瀟灑動作,讓聽眾驚豔(後來我讀英文本,知道是cap,不同於胡適的…….)只根據讀五六章談些感想。
這種名著,英法文有許多論文,不知道大陸有沒做。換句話說,我認為應有學術/學習之版本和通俗版。這兒談的,都是後者。
我」知道瑞麟兄(rl)有些版本,就陸續與他通信,談些相關的問題,尤其是所謂「: bovary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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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本:
遠景出版(鍾斯譯)-遠景版譯者沒聽過,似為大陸版本?
大陸有六本以上,(周克希譯本,台灣由貓頭鷹出版重印),包括我有的
李健吾譯(桂冠版為李之舊譯本。遠景似乎也參考它?)
李健吾(收入「福樓拜小說全集」,北京;人民文學,2002。此版本已請人將原先「編輯加工…….可謂代表當前譯文最高水平……」)、
張道真等的(北京;人民文學,1998。)
商周今年出一新本,翻譯無什麼特色。(也許這套強調導論?)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02350
新潮的蕭逢時版本(有插圖)。
中文版的注各有春秋,李可能最好(連「玩房子遊戲」(chapter 2)都注。不過,有些見解可能有問題,譬如說,著名的兩人在馬車內偷情六小時,而要求車夫「隨便(at random)、不停地走下去」的路徑。不過,它們都沒作者玩文字遊戲之注。
我買Oxford World’s Classics版本(1981/1998),物美價廉。翻過PenguinNorton……。注解都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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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bovarysme 和其他
hcrl:「法文有Bovarism說法嗎?」
rl:「bovarism = bovarysme
(我的)英漢大辭典解釋作「自負、自誇」,然而法漢詞典直接解釋為「包法利性格」,詞典附帶說明為「指如同法國作家福婁拜爾小說《包法利夫人》中女主人公的對環境不滿、追求個人幸福等的性格」。
HC:「你的英漢bovarism顯然錯誤。這字在英文早有定論【bovarism
(domination by) a romantic or unreal conception of oneself: conceit; hence, bovaristic - conceited [after Madame Bovary] bovarize view oneself in romantic or unreal light 】。你可看你有的周本施康強之序。這個字之發明家原文為何?真的是他嗎?我的Short OED 只說,它是20世紀早期之字。
(『早在上一個世紀,已有論者強調這部小說的心理學和哲學層面。儒勒..戈吉耶發明了"包法利主義"這個名詞,把它定義為"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設想成另一個樣子的能力"。(應該說,"包法利主義"的存在先于包法利夫人,而且是超國界的。中國文學史上有無數"心比天高,命如紙薄""始亂終棄""紅顏薄命"的故事。它也延伸到當今世界,青年男女對明星、對"大眾情人"的崇拜,其實也是"包法利主義"的一種變體。)』」)
rl:「我認為…….若指"包法利主義"本身的話,我相信是正確的,因為社會寫實小說之產生,必定是在某一現象存在之後;…..從儒勒戈吉耶還原成法文,我相信是指Jules de Gaultier
我們從其生殁年籍( 1858 — 1942 )與《包法利夫人》發表年分(1856)來推斷,若此字彙為戈吉耶所發明,顯然必定在《包法利夫人》發表之後,請參考其作品Le Bovarysme, la psychologie dans l'œuvre de Flaubert (1892)……剛瀏覽到魯昂大學福婁拜爾中心的相關資料,前面大半是法文,但是關於包法利主義部分特別有英文介紹。
Emma Bovary's bovarism
The notion of bovarism (in French: bovarysme) was coined by the French essayist Jules de Gaultier (1858-1942), who gave it two meanings: 1) special persons' romantic escape from reality, and 2) man's general, and inevitable, faculty to conceive reality other than it actually is. Once one recognises, with Gaultier, that Flaubert's Emma Bovary illustrates both these meanings of the notion to which she has lent her name, she can no longer be considered as just a stupid, alienated country woman. She has become a representative of human beings in general. A more favourable conception of Madame Bovary is that, however inauthentic she is, her search for authenticity is authentic. The tension between inauthenticity and authenticity even lets her be regarded as a tragic character, as Baudelaire, Auerbach and Ross Chambers have suggested.
hc:「施康強先生之序文在網路可找到。他還可以,不過凡碰到ism等等都翻譯愁主義的做法,太粗縣線條…….又,我發現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收入 Bovarysme,解釋也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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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謝謝。不知道有沒有bovary一書之地圖?我都沒見夠中英文書有。其實,應該有才容易了解。」
「在此之前未曾見過相關之地圖,心想如果有的話,魯昂大學福婁拜爾中心或許會找得到。把該網站各角落點選掃瞄了一遍,無功而返。」
「煩請抄周本第3章最末段;婚禮之翻譯。」
rl:「周克希譯:
愛瑪卻希望婚禮放在半夜裡,點著火把舉行,可魯奧老爹覺得這個想法實在有點匪夷所思。於是到了婚禮那天,來了四十三位賓客,酒宴長達十六個小時,第二天又接著吃,一連熱鬧了好幾天。」
hc:「這段,我原以為以代表Bovarism 。不料,上述Oxford的版本和Penguin版都說,它是當地習俗。譬如說莫伯桑的那位親人採這種方式。可見,憑想像多容易出錯。(我後來發現,李健吾譯本即有此種誤解。)」

:Leonard Sidney Woolf/ Virginia Woolf 作品及論述/ Virginia Woolf Ic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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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城市,蘊含吳爾芙的寫作靈光。
鍾文音/攝影

記住我們共同走過的歲月,記住愛,記住時光。        ──維吉尼亞吉‧吳爾芙
你自己曾寫過這樣的一句話,現在看來,像是在為你的生命終點作詮釋:「或許多少年之後才能夠感受得到當時的一個舉動是多麼的驚天動地。」
比如我自己在二十幾歲時,突然有天醒來,告訴自己要離開島嶼,要到遙遠的國度,要開始新的生活。那個國度也是一座巨大的島,一座巨大的船艙,擠滿青春與不想老去的人。
曼哈頓聳立的是高樓大廈切割成的峽谷,人如蟻螻是風光。
這於小個體是驚天動地之舉,是青春燃盡,才能體悟到的。
即使只是活一天都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一剎那的失心瘋,都會墜向深淵。
但你在精神癲危時刻仍不忘和時光一起逆行,並給予他人歡樂與愛。
時時刻刻,吳爾芙,你啟發了後來的許多寫作者。
你那具有夢想家氣質的側臉,迷濛出世卻又極為入世。對自我與小說美學實驗的探視,瞬間捕捉流逝的心靈。
小說時間與真實時間,意識流流過精神的荒土,灌溉成一座奇花異草似的濕地,小說是人類前進的莽原,在歧路中探索,匍匐,為精神莽原的探勘傷痕累累而在所不惜。
戰將如是,你也是,刀刀劈進精神荒地,小說的荊棘重重,尤其你的年代,對女作家尤其是天方夜譚。
你經歷了19世紀末與二戰期間,看著大英帝國。1941年3月28日,你走入隱士之屋附近的河流,你跳入勿思河(River Ouse)。
你太瘦了,因此撿了許多石頭放在口袋以增加重量,好讓身體不會因為太輕而浮上來。
一個會游泳者,如何在河裡拒絕求生的本能反應?你不再盡情感受這沒有答案的人生。
「壯闊的心靈,卻落入令人窒息的凡間。筆端和命運對奕,到頭來卻難免成為一個輸家。」但我以為你不是輸家,就生命某種程度而言你是,但就書寫而言,你不是。
烽火來臨,慕尼黑已然淪陷,你最愛的城市倫敦也勢將難逃德軍戰火的魔掌,你不想活在那樣的煙硝瀰漫的火光之中。
恐懼的想像往往是癲狂的養分,你害怕癲狂至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你知道會有那麼一天,因為過去的經驗告訴你,這一波比之前都強大。以前病發時,你不認得自己 寫的文字了,而你逐漸老去,深知這波強大激流襲擊,將連自己都失去。那自己將被徹底隔離,隔絕在自己的世界之外,你要自己出航,比這一天走得更快,寧可投 入河神懷抱,以更激烈的荒涼方式讓自己不被俘虜。
幻想可以寫作治病,以為寫作能忘卻前塵,相信文學是忽略生活最為愉悅的方式。你說只要能寫作就是快樂。實驗各種小說的可能,一種不像小說的小說,一種哲學 不被戲劇與情節化的小說。以寫作剖析自我與扣問人生的獨白小說,以小說來疏離自我人生,小說有各種可能,各種可能都是小說。
創作猶如一趟旅程,創作成為致力完成自己的舟渡,一個發現之鑰。
寫作猶如縱走黑暗邊境,悠長緩慢,好似永遠踩不到底,但忽焉竟在筆中成形了。小說能比個人真實活過的人生更加真實,但也可能更加虛妄。
作品被完成時是如此地神祕,在文學的邊界,在人生的邊界,明亮與黑暗交織命運的房間。寫作猶如探勘,一個鑿光者。偉大的小說家都有個地獄,入地獄卻開出天堂之花。
慌走在靈魂的岐路花園

吳爾芙的塑像立在倫敦公園,寫作者的憑弔聖地。
鍾文音/攝影
起 先你在少女時,生命的經驗是不愉悅的,你的兩個哥哥曾冒犯你,而他們並不知道那是一種身體與性的逾越。同時依戀母親的你,卻在十三歲時體驗到死亡,死神總 是帶走所愛,你第一次精神崩潰,腦中的精密儀器如琉璃,透明繽紛,卻不堪一擊。但琉璃粉碎仍可提煉成不同的形狀,本質還是你(╱妳)。 然而另一面的你也是頑強的,精密儀器如精工,摧毀的只是架構,只要重新組合,就可以重回你原初的本我。之後,你幾乎年年與死神交戰,時勝時敗,努力幾十 年,方自動繳械。接受河神的盛宴,以肉體供養天地。你長期以河海作為象徵,接著是將自己變成小說的實體經驗。海洋是人類最初爬行自陸地的子宮母體,時刻相 續的海浪也象徵著某種質量不變的永恆,浪是宇宙的心跳節拍,生命最後有如你的作品《海浪》,敘事完全走入內心,一種心理的寫實或者不寫實,總之不再受現實 外在的細節綑綁。你也不再受軀殼的束縛,航進冰冷之海的苦痛想必深烈,但你知道撐不過這一回。
繁複的低音暗自響徹整座如交響樂的海域,奇特的音波總是難以被聽見。
你曾經用「魚鰭」在寧靜遼闊的海洋上升起如蝶翅的象徵,帶著那樣亙古以來的孤獨寂寥,寂靜的殘敗,與死亡的搏鬥,神祕而哀愁。
你有如海域裡最獨特的鯨魚聲音,聽來如鬼魂,也像低音號鳴奏。
據說這神祕聲音來自一隻名為52赫茲的鯨魚,其歌聲太獨特了,獨特到只有牠自己才聽得見,獨一無二,因此找不到伴。
當然你一生都有朋友與夫為伴,但你心深處明白人最後都是孤獨的化身。52赫茲鯨魚是人的孤獨隱喻,每個人的終站都將化為52赫茲鯨魚,人生春色凋零,春色比肉身先一步涉入冥河。
你也有如是希臘的泰瑞希阿斯(Tiresias),一位流浪的盲人先知,具有著兩性的生活跨越經驗,雖失去性別,卻沒有更自由,盲人先知茫茫遊走繁華荒原。
有多少回了,你面對自己的精神生死交關,或者你目睹他人肉體的生死交關,太多回了。
年輕時當你面對折磨父親的病魔時,你曾經這麼想著:「死神能否加快點腳步呢?」那時你才二十二歲第二次面對至親和死神鏖戰,你目擊著死亡本身。
表面看起來冰冷,一旦遇到所愛,內裡卻是如熔岩的炙燙。
父親過世,你和家人搬遷到南威爾斯。
那是一座介於大海與沙原之間的寂寥荒地,你常在懸崖處眺望,沉思未來。
源於這段漫長的徒步生活,未來要書寫的材料也逐漸在你的腦海浮現。
你寫著日記,一直保有這個習慣。
在你和姊姊還沒參加布倫斯伯里(Bloomsbury)團體之前,你們去了義大利旅行。
在旅行裡,你觀看人的興致大過於看教堂,這也是寫小說者的奇異之眼。
在歐洲旅行時,到了巴黎,你和姊姊遇到克里夫‧貝爾,他帶你們還去參觀了雕塑家羅丹的畫室。
然而回到英國後,你卻瘋了一整個夏天。
你陷在複雜的生命低潮,現實逐漸成了遙遠不可捉摸的狀態。
瘋狂的夏天,每個人都在等待你的康復。瘋狂的生命風景永遠值得描述。這段無法書寫的時間,卻成為你往後不斷創作的生命基底,創傷若能轉化,就能成為生命的豐收。
失眠頭痛暈眩心悸……厭食,討厭人……你試圖自殺,所幸1904年五月到八月,三個月裡的關鍵性時間,你獲得了護士與專門神經科及家人的妥善照顧。
家人把你送到約克郡學院,因為那家學院的校長是你的表親,一來你可以療養,二來和其表親的妻子也就是校長夫人一起共度學校生活。在這段療養期間,你漸漸好 轉,除了參加這些夫人們的茶會和教會活動外,在許多你不喜歡的學院場合時,你則到學校鄰近的高原荒地裡漫遊。在岩石間遊走,感受風的刺骨,荒煙蔓草的風 土,品味閃過的靈光詩語。
同時學院的氛圍也讓你不斷地自我粹練與琢磨書寫的技藝,為當一名職業作家的入門作進階的練習,為日後你的文學實驗創立新的敘事聲音。
私密的札記跳躍為社會的觀察者,書評的鑑賞者。
對於創作胚胎,你就像母親守候著未出生的嬰兒般,將現世風光轉化為奇魅書寫,你高昂的心性催發你的創造力,不斷鍛鍊與超越自我的窠臼。
這段時間是繁花盛開的金色年華,尤其從瘋狂的黑暗之谷步出後,你更明白生命不可浪擲。
陰暗與燦亮的兩端,你都歷歷行經,感知這世界的幽微。
你甚至去倫敦為高齡窮人所設的莫利學院參與教學課程,熱情地教著寫作與文學等,甚至為學生寫課程大綱,但在教學上你的熱忱卻被學生們打敗,你發現你賣力地教導著寫作與文學課程,但學生關心的卻和你不同。
你賣力地講著文藝復興,學生卻只關心旅館有沒有跳蚤(這讓我想到我自己,賣力地講著旅途的文學遭逢,學生卻問我旅途有無豔遇?)。
於是後來你轉向文學沙龍的周四聚會,沙龍是藝術聚會,不同創作媒材的藝術家以藝術議題為討論的聚會,即後來聞名英國的布倫斯貝利團體,將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和和平主義發揮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文學藝術集社。
你關心的女性是和你同一階層的女性,期盼有能力的女性竭盡自己的成就來發揮社會影響力。
你的愛
是我唯一能確認的
生之悲苦,從生提煉死魂,你凝視死,早在十三歲時,就進而參與了死亡事件簿。你從神智清明到癲瘋狀態的見證者雷納德描述過那駭人模樣,你先是厭食,接著拒 絕進食,抑鬱環繞不去,被罪惡感與絕望情緒淹沒,接著轉為興奮無明且又有如一頭失控野獸的狀態。你會對來照料你的護士行為粗暴,動粗相向,因為她們都在腦 海裡形成幻影,身旁人變成惡魔。接著你會一直說話,從能夠被理解的字詞,逐漸進入分裂斷裂的無意識與不連貫字詞。
癲瘋者從地獄歸來的報信之語。
瘋狂之後,就像迷霧散去,你逐漸清醒,不僅記得泰半的經歷,且能進入理性的秩序思考。在你五十多年的生命裡,接二連三的瘋癲都沒有擊潰你,即使你曾經航進死神的懷抱,但所幸死神都把你隔離在外。
你走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沒能走過二戰。1941年,你度不過去了。如果過去的瘋癲是大風大浪,那麼這回即將襲擊你神智的將是海嘯,你知道你躲不過去,而你不想連累雷納德,你感到這一生虧欠太多了。
於是你寫好遺書,將之放在入門處。
你寫給雷納德:「假使有任何人能夠救我,那一定是你,即使我已然分崩離析,但你的愛仍是我唯一能確認的,我不再繼續毀壞你的時光了。我以為我們共聚的時光,就是兩個人所能達到最快樂的時光。」
小說曾寫過的話,成了自己預寫的墓誌銘:「置身於祢的懷抱,我依然不為所動,不受祢的宰制,死神!」
逝者善舞,舞出人間的絕美字海,憂鬱的藍海。我在你的故居前,低迴再三,想要獲點繆思靈光,期盼潛進這片海洋但卻不被吞噬。但有這種可能嗎?還是我不過是 個媚俗者,只想迷幻而不想癲狂,只想要取得好的部分,卻忘了好壞是一體的。我不知道,在你的故居,我只看見逝者善舞,一種從荒原舞踏出的繁美,那就是以精 神奮戰所寫下的作品,如你。
【2014/01/27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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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77738612372:274:Leonard Woolf] was born on this day in 1880. In Sowing (1960), the first volume of his autobiography, Woolf describes his first glimpse of eighteen-year-old Virginia Stephen, accompanied by her sister, Vanessa:    "I first saw them one summer afternoon in Thoby's rooms; in white dresses and large hats, with parasols in their hands. Their beauty literally took one's breath away.... They were at that time, at least upon the surface, the most Victorian of Victorian young ladies, and today what that mean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believe or even remember.... Virginia and Vanessa were also very silent and to any superficial observer they might have seemed demure ... [but] the observant observer would have noticed at the back of the two Miss Stephens' eyes a look which would have warned him to be cautious, a look which belied the demureness, a look of great intelligence, hypercritical, sarcastic, satirical." Source: http://ow.ly/r9mnF
Leonard Woolf was born on this day in 1880. In Sowing (1960), the first volume of his autobiography, Woolf describes his first glimpse of eighteen-year-old Virginia Stephen, accompanied by her sister, Vanessa: "I first saw them one summer afternoon in Thoby's rooms; in white dresses and large hats, with parasols in their hands. Their beauty literally took one's breath away.... They were at that time, at least upon the surface, the most Victorian of Victorian young ladies, and today what that mean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believe or even remember.... Virginia and Vanessa were also very silent and to any superficial observer they might have seemed demure ... [but] the observant observer would have noticed at the back of the two Miss Stephens' eyes a look which would have warned him to be cautious, a look which belied the demureness, a look of great intelligence, hypercritical, sarcastic, satirical." Source: http://ow.ly/r9mnF





 英國名人: 可以在病房開party…..LeonardSidney Woolf (1880 – 1969) was an English political theorist, author, publisher and civil servant, and husband of author Virginia Woolf. 此人一生也很精彩:五本回憶錄: Sowing (19600, Growing (1961), Beginning Again (1964), Downhill all the Way (1967), The journey not the arrival matters: an autobiography of the years 1939–1969. London: Hogarth Press.






書海的煩惱。近一周,稍忙,不過書如時光般,不饒人,所以累積的「待翻書」,又已數十本。有照片或插圖的書,我會先翻讀,它們多半很有意思,不過它們多半不像王鼎鈞回憶錄《關山奪路略圖》般清楚
譬如說,Oxford World Classics 叢書的Virginia Woolf 的兩篇散文/文論: A Room of One’s Owe 以及Three Guineas (這本作者花十年思考和研讀的結晶,此版本有幾張全是男人的精美裝飾圖:某將軍;某使者報信隊;某大學教授行列;某法官;某主教。…….




自己的房子張秀亞譯台北:純文學1973  -----這本後來有張秀亞的定譯本

 2011年台大外文系的某篇博士論文是"德勒之論吳爾夫VW的諸房間" (憑我的記憶 待確定)
VW"一間自己的房間"裏 有許多關於"真實"的論述
譬如說某段的末頭: " (真實)就是 往昔的歲月與我們的愛憎所留下的東西"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 - Google 圖書結果

Susan Sellers - 2010 - Literary Criticism - 304 頁

A revised and fully updated edition, featuring five new chapters reflecting recent scholarship on

论小说与小说家

論小說與小說家 聯經版 1990論小說與小說家譯者: 瞿世鏡作者: (英)弗吉尼亞·伍爾夫ISBN: 9787532725090頁數: 394定價: 19.7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裝幀: 平裝出版年: 2000-12-1簡介 · · · · · ·弗吉尼亞·伍爾夫不僅是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家,她在小說理論研究上也頗有建樹。本書收集了她的十多篇論文,分別論述作者對奧斯丁、愛略特、康拉德,哈代,勞倫斯,福斯特等人作品的看法。從中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文學論點,如時代變遷論,人物中心論,主觀真實論,突破傳統框子論等,以及她的批評方式,如印象式,透視式,開放式等。尤其是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作者以幽默譏諷的筆墨, 挾擊了當時男性對女性作家的性別歧視,被認為是一篇文學界的女權宣言。譯者瞿世鏡教授是中國知史的伍爾夫研究專家,其研究成果曾多次獲獎。目錄 · · · · · ·譯者前言普通讀者論現代小說論簡·奧斯丁《簡·愛》與《呼嘯山莊》論喬治·愛略特婦女與小說一間自己的房間論笛福論約瑟夫·康拉德論托馬斯·哈代的小說論喬治·梅瑞狄斯的小說論戴·赫·勞倫斯論愛·摩·福斯特的小說俄國人的觀點論美國小說論心理小說家對於現代文學的印象貝內特先生與布朗夫人狹窄的藝術之橋評《小說解剖學》小說的藝術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理論後記----

The Principal Works of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http://www.virginiawoolfsociety.co.uk/vw_res.principal.htm

A37, A39 COLLECTED ESSAYS: VOLUMES 1-4 1966-1967
(ed. by Leonard Woolf) A reprinting and re-ordering of the essays in A8, A18, A27, A29, A30, and A34.

A generalisation of th

VirginiaWoolf

The Common Reader

The Russian Point of View

http://ebooks.adelaide.edu.au/w/woolf/virginia/w91c/chapter16.html
is kind will, of course, even if it has some degree of truth when applied to the body of literature, be changed profoundly when a writer of genius sets to work on it. At once other questions arise. It is seen that an “attitude” is not simple; it is highly complex. Men reft of their coats and their manners, stunned by a railway accident, say hard things, harsh things, unpleasant things, difficult things, even if they say them with the abandonment and simplicity which catastrophe has bred in them. Our first impressions of Tchekov are not of simplicity but of bewilderment. What is the point of it, and why does he make a story out of this? we ask as we read story after story. A man falls in love with a married woman, and they part and meet, and in the end are left talking about their position and by what means they can be free from “this intolerable bondage”.
“‘How? How?’ he asked, clutching his head. . . . And it seemed as though in a little while the solution would be found and then a new and splendid life would begin.” That is the end. A postman drives a student to the station and all the way the student tries to make the postman talk, but he remains silent. Suddenly the postman says unexpectedly, “It’s against the regulations to take any one with the post”. And he walks up and down the platform with a look of anger on his face. “With whom was he angry? Was it with people, with poverty, with the autumn nights?” Again, that story ends.
But is it the end, we ask? We have rather the feeling that we have overrun our signals; or it is as if a tune had stopped short without the expected chords to close it. These stories are inconclusive, we say, and proceed to frame a criticism based upon the assumption that stories ought to conclude in a way that we recognise. In so doing, we raise the question of our own fitness as readers. Where the tune is familiar and the end emphatic — lovers united, villains discomfited, intrigues exposed — as it is in most Victorian fiction, we can scarcely go wrong, but where the tune is unfamiliar and the end a note of interrogation or merely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went on talking, as it is in Tchekov, we need a very daring and alert sense of literature to make us hear the tune, and in particular those last notes which complete the harmony. Probably we have to read a great many stories before we feel, and the feeling is essential to our satisfaction, that we hold the parts together, and that Tchekov was not merely rambling disconnectedly, but struck now this note, now that with intention, in order to complete his meaning.
We have to cast about in order to discover where the emphasis in these strange stories rightly comes. Tchekov’s own words give us a lea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 . . such a conversation as this between us”, he says, “w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 for our parents. At night they did not talk, but slept sound; we, our generation, sleep badly, are restless, but talk a great deal, and are always trying to settle whether we are right or not.” Our literature of social satire and psychological finesse both sprang from that restless sleep, that incessant talking; but after all, there is an enormous difference between Tchekov and Henry James, between Tchekov and Bernard Shaw. Obviously — but where does it arise? Tchekov, too, is aware of the evils and injustices of the social state; the condition of the peasants appals him, but the reformer’s zeal is not his — that is not the signal for us to stop. The mind interests him enormously; he is a most subtle and delicate analyst of human relations. But again, no; the end is not there. Is it that he is primarily interested not in the soul’s relation with other souls, but with the soul’s relation to health — with the soul’s relation to goodness? These stories are always showing us some affectation, pose, insincerity. Some woman has got into a false relation; some man has been perverted by the inhumanity of his circumstances. The soul is ill; the soul is cured; the soul is not cured. Those are the emphatic points in his stories.
Once the eye is used to these shades, half the “conclusions” of fiction fade into thin air; they show like transparences with a light behind them — gaudy, glaring, superficial. The general tidying up of the last chapter, the marriage, the death, the statement of values so sonorously trumpeted forth, so heavily underlined, become of the most rudimentary kind. Nothing is solved, we feel; nothing is rightly held togeth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thod which at first seemed so casual, inconclusive, and occupied with trifles, now appears the result of an exquisitely original and fastidious taste, choosing boldly, arranging infallibly, and controlled by an honesty for which we can find no match save among the Russians themselves. There may be no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but at the same time let us never manipulate the evidence so as to produce something fitting, decorous, agreeable to our vanity. This may not be the way to catch the ear of the public; after all, they are used to louder music, fiercer measures; but as the tune sounded so he has written it. In consequence, as we read these little stories about nothing at all, the horizon widens; the soul gains an astonishing sense of freedom.
In reading Tchekov we find ourselves repeating the word “soul” again and again. It sprinkles his pages. Old drunkards use it freely; “. . . you are high up in the service, beyond all reach, but haven’t real soul, my dear boy . . . there’s no strength in it”. Indeed, it is the soul that is the chief character in Russian fiction. Delicate and subtle in Tchekov, subject to an infinite number of humours and distempers, it is of greater depth and volume in Dostoevsky; it is liable to violent diseases and raging fevers, but still the predominant concern. Perhaps that is why it needs so great an effort on the part of an English reader to read The Brothers Karamazov or The Possessed a second time. The “soul” is alien to him. It is even antipathetic. It has little sense of humour and no sense of comedy. It is formless. It has slight connection with the intellect. It is confused, diffuse, tumultuous, incapable, it seems, of submitting to the control of logic or the discipline of poetry. The novels of Dostoevsky are seething whirlpools, gyrating sandstorms, waterspouts which hiss and boil and suck us in. They are composed purely and wholly of the stuff of the soul. Against our wills we are drawn in, whirled round, blinded, suffocated, and at the same time filled with a giddy rapture. Out of Shakespeare there is no more exciting reading. We open the door and find ourselves in a room full of Russian generals, the tutors of Russian generals, their step-daughters and cousins, and crowds of miscellaneous people who are all talking at the tops of their voices about their most private affairs. But where are we? Surely it is the part of a novelist to inform us whether we are in an hotel, a flat, or hired lodging. Nobody thinks of explaining. We are souls, tortured, unhappy souls, whose only business it is to talk, to reveal, to confess, to draw up at whatever rending of flesh and nerve those crabbed sins which crawl on the sand at the bottom of us. But, as we listen, our confusion slowly settles. A rope is flung to us; we catch hold of a soliloquy; holding on by the skin of our teeth, we are rushed through the water; feverishly, wildly, we rush on and on, now submerged, now in a moment of vision understanding more than we have ever understood before, and receiving such revelations as we are wont to get only from the press of life at its fullest. As we fly we pick it all up — the names of the people, their relationships, that they are staying in an hotel at Roulettenburg, that Polina is involved in an intrigue with the Marquis de Grieux — but what unimportant matters these are compared with the soul! It is the soul that matters, its passion, its tumult, its astonishing medley of beauty and vileness. And if our voices suddenly rise into shrieks of laughter, or if we are shaken by the most violent sobbing, what more natural?— it hardly calls for remark. The pace at which we are living is so tremendous that sparks must rush off our wheels as we fly. Moreover, when the speed is thus increased and the elements of the soul are seen, not separately in scenes of humour or scenes of passion as our slower English minds conceive them, but streaked, involved, inextricably confused, a new panorama of the human mind is revealed. The old divisions melt into each other. Men are at the same time villains and saints; their acts are at once beautiful and despicable. We love and we hat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none of that precise division between good and bad to which we are used. Often those for whom we feel most affection are the greatest criminals, and the most abject sinners move us to the strongest admiration as well as love.

伍尔芙随笔全集(共四册)

伍爾芙隨筆全集(共四冊)譯者: 石雲龍 / 劉炳善 / 李寄 / 黃梅作者: [英] 弗吉尼亞·伍爾芙ISBN: 9787500427452頁數: 2070定價: 98.00元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裝幀: 平裝出版年: 2001-4簡介 · · · · · ·《伍爾芙隨筆全集》收錄了弗吉尼亞·伍爾芙的幾乎全部散文隨筆,按英文原本,分為以下集子:《普通讀者》(一、二)、《瞬間集》、《飛蛾之死》、《船長臨終時》、《花崗岩與彩虹》、《現代作家》、《三枚舊金幣》、《自己的一間屋》、《書和畫像》。作者簡介 · · · · · ·弗吉尼亞·伍爾芙,英國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其父萊斯利·斯蒂芬爵士是英國著名學者和作家,藏書宏富,且與同代大家哈代、亨利·詹姆斯等過從甚密,伍爾芙從中獲益匪淺,卓成大家。伍爾芙的創作以小說為主,此外當屬散文。她曾為《泰晤士文學副刊》、《耶魯評論》等英美報特約撰稿,發表的隨筆、書評、人物特寫、遊記百餘萬字。相較來說,散文似乎更適合於她的思想、秉性、風格,寫來優雅高貴而又汪洋恣肆,因而有“傳統散文大師、新散文首創者”之稱,被譽為“英國散文大家中的最後一人”。目錄 · · · · · ·卷1 普能讀者(一部)普能讀者(二部)卷2 自己的一間屋瞬間集船長臨終時卷3 三枚舊金幣飛蛾之死現代作家卷4 花崗岩與彩虹書和畫像《伍爾芙隨筆全集(套裝全4冊)》按英文原本,分為以下集子:《普通讀者》(一、二)、《瞬間集》、《飛蛾之死》、《船長臨終時》 、《花崗岩與彩虹》、《現代作家》、《三枚舊金幣》、《自己的一間屋》、《書和畫像》。++++++++++

• A62 THE ESSAYS: VOLUME 1 [1986]
(ed. by Andrew McNeillie) 1904-1912.
• A63 THE ESSAYS: VOLUME 2 [1987]
(ed. by Andrew McNeillie) 1912-1918.
• A65 THE ESSAYS: VOLUME 3 [1988]
(ed. by Andrew McNeillie) 1919-1924.
•• A74 THE ESSAYS: VOLUME 4 [1994]
(ed. by Andrew McNeillie) 1925-1928.
• THE ESSAYS: VOLUME 5 [2009]
(ed. by Stuart N. Clarke) 1929-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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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lando: A 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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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lando: A Biography
Portadaorlando.jpg
1st edition cover
AuthorVirginia Woolf
CountryUnited Kingdom
LanguageEnglish
PublisherHogarth Press
Publication date11 October 1928
Orlando: A Biography is an influential novel by Virginia Woolf, first published on 11 October 1928. A semi-biographical novel based in part on the life of Woolf's intimate friend Vita Sackville-West,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one of Woolf's most accessible novels. The novel has been influential stylistically, and is considered important in literature generally,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history of women's writing and gender studies. A film adaptation was released in 1992, starring Tilda Swinton as Orlando and Quentin Crisp as Queen Elizabeth I.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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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Plot

Orlando tells the story of a young man named Orlando, born in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who decides not to grow old. He is briefly a lover to the decrepit queen, but after her death has a brief, intense love affair with Sasha, a princess in the entourage of the Russian embassy. This episode, of love and excitemen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Frost, is one of the best known, and is said to represent Vita Sackville-West's affair with Violet Trefusis.
Following Sasha's return to Russia, the desolate, lonely Orlando returns to writing The Oak Tree, a poem started and abandoned in his youth. This period of contemplating love and life leads him to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his ancestral stately home, which he proceeds to furnish lavishly and then plays host to the populace. Ennui sets in and a persistent suitor's harassment leads to Orlando's appointment by King Charles II as British ambassador to Constantinople. Orlando performs his duties well, until a night of civil unrest and murderous riots. He falls asleep for a lengthy period, resisting all efforts to rouse him. Upon awakening he finds that he has metamorphosed into a woman—the same person, with the same personality and intellect, but in a woman's body. For this reason, the now Lady Orlando covertly escapes Constantinople in the company of a Gypsy clan, adopting their way of life until its essential conflict with her upbringing leads her to head home. Only on the ship back to England, with her constraining female clothes and an incident in which a flash of her ankle nearly results in a sailor's falling to his death, does she realise the magnitude of becoming a woman; yet she concludes the overall advantages, declaring 'Praise God I'm a woman!'
Orlando becomes caught up in the life of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holding court with the great poets (notably Alexander Pope), winning a lawsuit and marrying a sea captain. In 1928, she publishes The Oak Tree centuries after starting it, winning a prize.

[edit]Conceptual history

Apart from be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a knightly young man, ready for adventure, Woolf's character takes little from the legendary hero Orlando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spoken by Ludovico Ariosto in the Orlando Furioso.
Orlando can be read as a roman à clef: the characters Orlando and Princess Sasha in the novel refer to Vita Sackville-West and Violet Trefusis respectively. The photographs printed in the illustrated editions of the text are all of the real Vita Sackville-West. Her husband, Harold Nicolson, appears in the novel as Marmaduke Bonthrop Shelmerdine. "The Oak Tree", the poem written by Orlando in the novel, refers to the poem "The Land", for which Vita had won the Hawthornden Prize in 1926. Moreover, the minor character Nick Greene, who later reappears as Sir Nicholas Greene, spouts opinions which had been uttered in real life by Logan Pearsall Smith.[1]
For historical details Woolf draws extensively from Knole and the Sackvilles, a book written (and reworked in several versions) by Sackville-West, describing the historic backgrounds of her ancestral home, Knole House in Kent. Other historical details derive from John Dryden's Essay of Dramatick Poesie. (Orlando, personified as one of Vita's ancestors — the 6th Earl of Dorset— discusses artistic topics with his contemporaries as described in that book.) Orlando is also an attractive version of a history book on the Sackvilles' noble descendants, their estates, their culture, etc; Woolf was middle-class and fascinated by the aristocracy, as embodied in Vita. (Vita also wrote about these subjects, but Woolf thought Vita had a "pen of brass").
The conventions of fiction and fantasy (e.g., fictional names and a main character who lives through many centuries) allowed Woolf to write a well-documented biography of a person living in her own age, without opening herself to criticism about controversial topics such as lesbian love. While Orlando was published in the same year as The Well of Loneliness, a novel banned in the UK for its lesbian theme, it escaped censorship because the main character appears as a man when he loves Princess Sasha.
Vita's mother, Lady Sackville, was not pleased at the writing of the novel, because she believed the story was too plain in its meaning, and she would call Woolf the "virgin wolf" henceforth. Violet Trefusis's reply would be a more conventional roman à clef (Broderie Anglaise), which loses much of its interest if the reader does not know the background, whereas Orlando remains a captivating novel, even if the reader does not know the identity of the person in the photographs in the book.
Orlando: A Biography was described as an elaborate love letter from Virginia Woolf to Vita Sackville-West (by the latter's son Nigel Nicolson); nonetheless, Woolf intended her novel as the first in a new trend,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what are traditionally seen as the fiction and non-fiction genres in literature (so the novel is not only about trans-gender, but also trans-genre, so to speak). This was not to be, however, as the book is invariably called a "novel" (while Woolf called it a "biography"), and is shelved in the "fiction" section of libraries and bookshops. Only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would authors again try this "tricky" cross-over genre (which differs from "romanticised" or "popularised"non-fiction, and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take a roman à clef form) , e.g., Flaubert's Parrot by Julian Barnes (ISBN 0-330-28976-4).

[edit]Influence and recognition

The work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numerous scholarly writings, including detailed treatment in multiple works on Virginia Woolf.[2] An "annotated" edition has been published to facilitate critical reading of the text.
The novel's title has also come to stand for women's writing generally in some senses,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orks by a woman author very directly treating gender.[3] For example, a project on the history of women's writing in the British Isles was named after the book.[4]

[edit]Notes

  1. ^ M. H. Whitworth, ‘Logan Pearsall Smith and Orlando,’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55 (2004), 598-604.
  2. ^ See, e.g., Alice van Buren, The Novels of Virginia Woolf: Fact and Vi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3. ^ For example: Jacqueline Harpman, "Orlanda", Paris, Grasset, 1997.
  4. ^Orlando: Women's Writing in the British Isles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Present, available at http://orlando.cambridge.org/ .

[edit]External 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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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World Wide Woolf, a web-only essay.
 373 pages | 35 halftones | 6 x 9 | © 1999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This is a book about "Virginia Woolf": the face that sells more postcards than any other at Britain's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the name that Edward Albee's play linked with fear, the cultural icon so rich in meanings that it has been used to market everything from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to Bass Ale. Brenda Silver analyzes Virginia Woolf's surprising visibility in both high and popular culture, showing how her image and authority have been claimed or challenged in debates about art, politics, anger, sexuality, gender, class, the canon, feminism, race, and fashion.

From Virginia Woolf's 1937 appearance on the cover of Time magazine to her current roles in theater, film, and television, Silver traces the often contradictory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responses they provoke, highlighting the recurring motifs that associate Virginia Woolf with fear. By looking more closely at who is afraid and the contexts in which she is perceived to be frightening, Silver illustrates how Virginia Woolf has become the site of conflicts about cultural boundaries and legitimacy that continue to rage today.
List of Illustrations
Foreword by Catharine R. Stimpson
Preface
Acknowledgments
Introduction: The Versioning of Virginia Woolf
Part 1. Negative Encounters: The "Intellectual" Media
Prelude. Anger and Storytelling: Whose Story Counts?
Section 1. The Columbia Stories
Section 2.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ction 3. How the Greats Are Fallen
Part 2. Starring Virginia Woolf
Take 1. Production Notes
Take 2. Time: Virginia Woolf Joins the "All-Star Literary Vaudeville"
Take 3. A Writer's Diary and the "Real" Virginia Woolf
Take 4.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Virginia Woolf Becomes a Household Name
Take 5. Quentin Bell's Biography and Historical Products Inc.: Family Portraits
Take 6. Virginia Woolf's Face
Take 7. British Graffiti: Me, I'm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and Sammy and Rosie Get Laid
Take 8. Tom & Viv & Virginia & Edith & Ottoline & Vita & Carrington
Take 9. Fashion Stills
Part 3. Doubled Movements
Move 1. The Politics of Adaptation; Or, the Authentic Virginia Woolf
Move 2. The Monstrous Union of Virginia Woolf and Marilyn Monroe
Afterword: Virginia Woolf Episodes
Notes
Index


日本漢詩論稿/ 黃遵憲題批日人漢籍/【新嫁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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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遵憲題批日人漢籍
作者:郭真義
ISBN:7101068030
出版社:中華 
定價:¥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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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漢詩論稿(繁體版)

  • 作者:蔡毅 著
  • 出版社:中華書局
  • 出版日期:2007年07月01日
  • 語言:簡體中文 ISBN:9787101057577
  • 裝訂:平裝



本書收入作者關于日本漢詩以及日本漢學的論述十八篇,分為三輯。第一輯為作家作品論,主要從與中國古典詩歌的關聯著眼,分別探討了平安時代至明治時代的日 本若干漢詩人及其作品的成敗得失。第二輯為典籍論,在評述日本漢籍對《全唐詩》、《全宋詩》補遣作用的同時,兼及日本漢詩對中國的還流,如賴山陽《日本樂 府》的西傳始末、俞樾《東瀛詩選》的編纂詳情等。第三輯為翻譯論,追尋了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王古魯譯本的成書經過及其在中日學術交流史上的意義。

作者簡介︰蔡毅,1953年12月生于南京,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1988年赴日留學,京都大學研究生院博士課程畢業後,任島根大學法文學部副教授,現任南山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南京大學城外漢籍研究所客座教授。
空海在唐作詩考
韓志和其人其事
園南海與李白
市河寬齋簡論
試論賴山陽對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繼承和創新
黃遵憲與日本漢詩
明治填詞與中國詞學
超越大海的想象力
——日本漢詩中的中國詩歌意象
日本漢詩研究斷想
日本漢籍與唐詩研究
從日本漢籍看《全宋詩》補遣
——以《參天台五台山記》為例
市河寬齋與《全唐詩逸》
市河寬齋所作詩話考
長崎清客與江戶漢詩
——新發現的江芸閣、沈萍香書簡初探
陳曼壽與《日本同人詩選》
——第一部中國人編輯的日本漢詩集
俞樾與《束瀛詩選》
學術翻譯與文化交流
——青木正兒原著、王古魯譯著《中國近世戲曲史》書後
星疏月朗,雲淡風輕
——讀小川環樹《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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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繁體字的全文的黃遵憲【新嫁娘詩】。另外,又從嘉應大學的學報,找到此詩的最新文獻校刊說明。所以我二次,貼文如下

一、文獻說明

“新嫁娘詩”是一組詠寫嘉應(今梅州市)地方風俗的竹枝詞體詩作,頗具客家山歌韻味,從一年輕女子的角度,完整細膩地刻畫出客家女子由定親至出嫁、轉家 (回娘家)直至生子的婚姻全程,既有文學品位,又有文獻價值。但黃遵憲在編定自己的詩作時,未將其收入《人境廬詩草》中。這樣,在其傳抄過程中,必然會出 現文字上的歧異。北京大學中文系近代詩研究小組將其收入《人境廬集外詩輯》(中華書局1960年出版)之中時,作了版本來源的簡介,並加了校記。簡介雲: 此詩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京報文學周刊》第四十一期,題作“五十首”,實止四十八首,是董魯安先生所輯。其後,由北京文化學社出版的高崇信等校 點本《人境廬詩草》轉載收入,但多出一首。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報》刊出五十首全文,則此詩始獲全璧。

二、【新嫁娘詩】全文,從出嫁到產兒滿月的全部細節:
黃遵憲先生《新嫁娘》詩

前生注定好姻緣,彩盒欣將定帖傳。
私展鸞書偷一笑,個人與我是同年。
脈脈春情鎖兩眉,阿儂剛及破瓜時。
人來偶語郎家事,低繡紅鞋佯不知。
屈指三春是嫁期,幾多歡喜更猜疑。
閒情閒結縈心曲,盡在停針倦繡時。

向娘添索嫁衣裳,只是含羞怕問娘。
翻道別家新娶婦,多多滿迭鏤金箱。
金釵寶髻新裝束,私喜阿儂今上頭。
姐妹舊時嬉戲慣,相看霞臉轉生羞。
燭影花光耀數行,香車寶馬陌頭忙。
紅裙一路人爭看,道是誰家新嫁娘?
姍姍蓮步下輿初,幾個阿鬟取次扶。
末展花須先露眼,不知夫婿貌何如?

青氈花席踏金蓮,女使扶來拜案前。
最是向人羞答答,彩絲雙結共郎牽。
洞房四壁沸笙歌,伯姐諸姑笑語多。
都道一聲恭喜也,明年先抱小哥哥。
腰懸寶鏡喜團圓,髻插銀花更助妍。
一見便教郎解帶,此時心醉態嫣然。
背面常教依壁角,私情先已到衾窩。
千迴百轉難猜度,畢竟宵來事若何?

誰家年少看新娘,戲語諛詞鬧一房。
惱煞總來捉人臂,教將香盒捧檳榔。
者人催促那人看,此際思量正兩難。
畢竟驚鴻飛去好,管他窗外沒遮攔。
酒闌人靜夜深時,聞道郎來佯不知。
乍整釵頭還理鬢,任他催換故遲遲。
深藏被底心偏怯,乍解衾情笑亦莊。
私怪檀郎太輕薄,破題先索口脂香。

雲鬟低擁髻斜倚,此是千金一刻時。
又是推辭又憐愛,桃花著雨漫支持。
月影和煙上畫梁,雙鬟俏立整羅裳。
守宮的的爭衾艷,未許人前理寶床。
卿須憐我我憐卿,道是無情卻有情。
幾次低聲問夫婿,燭花開盡怕天明。
香糯霏屑軟於綿,纖手搓來個個圓。
玉碗金甌分送後,大家齊結好姻緣。
情意生疏怕見人,半含嬌態半含顰。
他家姐妹頻來看,只管垂頭弄繡巾。
單衫輕卸怯微寒,皓質生香浸玉盤。
背立錦屏深曲處,生憎女伴慣偷看。
幾分羞澀更矜持,心善防人人不知。
乍見郎來佯掩避,背人卻向繡帷窺。
慣要低頭私匿笑,有時回面卻含嬌。
傳神好倩春工畫,此是新婚第二宵。

雞頭凝白火齊丹,末許郎君仔細看。
恰好深深碧羅帳,巧將燈影替遮欄。
暗中摸索任伊人,到處香肌領略真。
兩腋由來生怕癢,故將玉臂曲還升。
玉鉤青帳放遲遲,細膩風光應獨知。
生怕隔牆人有耳,囑郎私語要呢呢。
鴛衾春暖久勾留,紅日三竿已上樓。
驀听笑聲窗外鬧,新人今尚未梳頭。
髻雲高擁學盤鴉,一抹輕紅傍臉斜。
不識新裝合時否?倩人安個髻邊花。
青油雨傘碧油缸,更送魚雙鴨一雙。
東串三朝 女後,並肩絮語坐紗窗。
錦衣學制怕難工,彩線拈來著意縫。
同伴笑誇針黹巧,臉波一笑向人紅。
整髻迎人常帶笑,薰衣呼婢偶含嗔。
新來幾日生兼熟,一種情懷絕可人。

零星瑣屑米同鹽,剛要當家未盡諳。
夜靜共郎詳細述,鴛帷深處呢喃喃。
錦茵低坐茜裙拖,乍覺心慵懶掃娥。
為念別來親阿母,思兒情更比兒多。
箱囊收拾上金車,一月圓時要轉家。
何許歸期向郎道,畫欄開到石榴花。
迎門舊侶笑呵呵,東閣重開鏡細磨。
最是夜深相絮語,娘前羞道一聲他。
杏黃衫子在雲箱,今日無端天氣涼。
吩咐侍兒歸去取,卻將紅豆寄情郎。
平生從不知相思,今日才知此事奇。
歸去為郎稠迭語,一般滋味兩人知。
鈿車歸去笑聲喧,瞥見情郎悄不言。
卻待無人相密約,夜深潛啟繡樓門。
聽得喚門佯咳唾,只因羞睡懶趨承。
宵深不奈郎催促,還把齊紈滅了燈。

低笑輕憐情意投,此鄉真個是溫柔。
一枝紅玉軟如錦,遞與香郎做枕頭。
玉鏡奩開秋水明,茜紗窗啟曉光迎。
拈毫悄語煩郎手,學畫雙眉尚未成。
十二珠簾護繡房,懨懨春困臥湘床。
羞眸斜睇嬌無語,爛嚼紅絨欲唾郎。
曲曲雕欄夜色鋪,背燈偷解繡羅襦。
嬌羞不敢同郎看,十幅屏風秘戲圖。
自家剛自做新娘,又見他家鬧洞房。
戲語倍工情勝昔,偷將私語教情郎。
偶然唐突變容光,做個生疏故試郎。
一枕芙蓉向郎擲,道郎今夜莫同床。
袖中攜得綠荷包,戲與藏謳賭那宵。
還是棗仁是蓮子,問郎果甚試推敲。
鴛鴦被底久同衾,美滿恩情值萬金。
深閉繡屏無個事,私將錦帶結同心。

幾日情懷費我猜,腰肢無力手難抬。
枕邊密對檀郎語,怪底紅潮信不來。
私將香草配宜男,自顧腰圍自覺慚。
形跡怕被同伴睹,見人故意整羅衫。
金花銀燭坐商量,個里疑團那得詳。
好向花神默祈禱,囑郎明日去燒香。
報產麟兒乍寢床,一時歡笑到重堂。
錦繃抱向懷中看,道似阿爺還是娘?
閒憑郎肩坐綺樓,香閨細事數從頭。
畫屏紅燭初婚夕,試問郎還記得否?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Ronald Coase,Ning Wang)。《公司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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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陳忠信兩次提過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Ronald Coase,Ning Wang)是"權威"作品。我沒讀過它,所以不敢置一詞。當然 Ronald Coase的論文集中譯本《公司的性質》讀過,記得是台北遠流版。


高 斯 ( R. H. Coase*) 也 在 法 律 學 院 , 編 輯 《 法 律 經 濟 學 報 》 , 研 究 興 趣 與 我 相 近 , 治 學 方 法 一 樣 , 所 以 談 得 來 。 我 與 高 斯 的 往 事 , 寫 得 多 了** , 這 裡 不 多 說 。--- 張 五 常 南 窗 集  從 長 堤 到 芝 加 哥 2005.8

*或譯:  科斯定理 Coase Theorem---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专题索引
** 約1990年幾年的香港《壹周刊》和結集 (壹傳媒)。那年代我每每在香港買數本印刷精美的書,一本送給中原大學的王晃三研究室, 希望他們也能出些一流人才。我在公司上班時沒有藏書習慣,所以這些書找不到了。
最令我不解的是,21世紀《壹周刊》來台,卻沒有自己印書。




摘要
January/February 2013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By 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
No one foresaw that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at the post-Mao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would in 30 years turn into what scholars today have called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ow the actions of Chinese peasants, workers, scholars, and policymakers coalesce into this unintended consequence is the story we tried to capture. Today, we don’t need to present any statistical data to convince you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even though China still faces enormous challenges ahead. Many Chinese are still poor, far fewer Chinese have access to clean water than to cell phones, and they still face many hurdles in protecting their rights and exercising their freedom. Nonetheless, China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the inside out over the past 35 years. This transformation is the story of our time. The struggle of China, in other words, is the struggle of the world.
Against conventional wisdom, we take the end of 1976 as the start of post-Mao reform and argue that China basically became a market economy by the end of the 90s before it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In the new millennium,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kept its growth momentum and become more integrated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As an account of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our book focuses mainly o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reform. Within this time frame, our account is split into two parts by a dividing event, the 1989 Student Movement.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ory is a tale of two reforms. One was designed by Beijing; its goal was to revitalize the state sector and save socialism. The other resulted from grassroots initiatives. The state-led reform came in two phases. The first one started at the end of 1976 under Hua Guofeng. Hua was Maos designated successor, who consolidated his power base after arresting the “Gang of Four” and end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ven though loyal to Mao, Hua was an economic modernizer.
With full support of Deng Xiaoping and other Chinese leaders, Hua launched his economic program of modernization, which would be later disparaged as “the Leap Outward.” Essentially, it was a stateled, investment-driven program, with a focus on heavy industry; it is a good example of what economists called “big-push industrialization.” But the program lasted barely over two years. It was called off in early 1979, partly due to its own defects and partly due to leadership change: at the end of 1978 the Central Committee held a meeting, at which Deng Xiaoping and Chen Yun came back to power and Hua was no longer in charge.
Deng Xiaoping is widely known in the West. Ezra Vogel’s recent biography has documented in detail Deng’s role in China’s reform. In comparison, Chen Yun is a shadowy figure. But Chen was China’s top official in charge of economic affairs. He was the architect of China’s first Five Year Plan in 1953 and a strong believer in central planning. Since he grew up and apprenticed in Shanghai before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Chen also saw a limited but critical role for the private sector and market under socialism. Chen lost his position when Mao start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1958, which Chen opposed. He came back to power along with Deng at the end of 1978 and was handed the job of designing an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Chen believed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had long suffered structural imbalance: too much investment in heavy industry relative to light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nd state sectors and planning being emphasized at the exclusion of private sectors and markets. In his view, Hua’s economic program, which focused on heavy industry, made the Chinese economy worse. That’s why Chen forcefully ended “the Leap Outward” against strong opposition from the State Council and imposed his economic policy. This marked the second round of Beijing-led reform. This round of state-led reform was two-fold: adjustment at the macro level and state-enterprise reform at the micro level. Structural adjustment was imposed across the economy. For example, more investment was channeled from capital goods to consumer goods production. More money was allocated to agriculture. The government raised the purchasing pric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by more than 20 percent in 1979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grain import. Beijing also took steps to decentralize foreign trade and gave more fiscal autonomy to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t the micro level, the emphasis was squarely placed on what was seen a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socialism,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strategy was to devolve some rights to state enterprises and allow them to keep some profits. Beginning in 1979 and throughout the 1980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preoccupied with incentivizing state enterprises.
Reform on the Margin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post-Mao Chinese government pursued a series of reforms. But today,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we know that the economic forces that were really transforming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first decade of reform were private farming,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private business in cities, and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None of them was initiated from Beijing. They were marginal players operating outside the boundary of socialism. For these marginal forc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happy to leave them alone as long as they did not threaten the state sector or challenge the Party’s political power. This created a room for what we called the “marginal revolutions” that brought entrepreneurship and market forces back to China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reform.
One such marginal revolution is private farming. Private farming was certainly not new in China. Before 1949, it had existed for millenia. In the early 1950s, Mao tried ruthlessly to collectivize farming. Some peasants believed in Mao and hoped collectivization would offer them a way out of poverty. After 20 years of collective farming and 40 million famine deaths, they knew better. Many went back to private farming after Mao died, even though Beijing was still trying to beef up the commune system. In September 1980 Beijing was forced to allow private farming in areas where “the people had lost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collective.” But once the floodgates of private farming were opened, it could no longer be controlled. By early 1982 it became a national policy. Chinese agriculture was decollectivized. Later in the official account of reform, Beijing would credit itself for launching agricultural reform. But the reform enacted by Beijing merely raised the purchasing prices of grain and increased grain import; private farming, which really transformed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freed Chinese peasants, did not come from Beijing.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were industrial operations located in rural areas. During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reform, they were the most dynamic sector in the Chinese economy. Since they operated outside the state plan, they did not have guaranteed access to raw materials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but had to purchase them from the black market at a higher price. They were also excluded from the state-controlled distribution system to sell their products, but had to hire their own sales teams to travel all over China to find markets for their products. In other words, they had to operate like real business firms. This is what they did. And it did not take long for them to outperform state enterprises, which had all the privileges and state protections that they simply stopped being enterprising.
The first private businesses in Chinese cities were started by people who did not have a job in the state sector. Most were city youths recently returned from the countryside. During Maos era, 20 million middle school graduates (ranging from 15 to 18 years old) in cities were sent to the countryside partl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could not create enough jobs. After Mao died, they came back, but found no job in the state sector. Young, jobless, and restless, they took to the streets and even blocked the railway. This mounting pressure forced the government to open the door for self employment. Private shops started to emerge in Chinese cities; they quickly ended state monopoly of the urban economy.
Among the four marginal revolutions,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were the most controversial. They were established to coopt capitalism to save socialism. The idea was to allow them to experiment with the market economy, importing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managerial know-how, selling goods to the global markets, creating jobs and stimulating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experiments were confined to a few enclaves and strictly controlled so that they would not undermine socialism elsewhere, and if the experiments failed, their damage to socialism would be negligible.
Regional Competition
The presence of two reforms was a defining feature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failure to separate the two is a main source of confusion in understanding China’s refor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understandably promulgated a state-centered account of reform, projecting itself as an omniscient designer and instigator of reform.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survived market reform, still monopolizes political power, and remains active in the economy has helped to sell the statist account of reform. But it was marginal revolutions that brought entrepreneurship and market forces back to China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reform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busy saving the state sector.
The second part of our tale began in 1992 after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While marginal revolutions brought market forces back to China in the previous decade, regional competition became the main transformative force in the second decade, turning China into a market economy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Regional competition was not new; it existed in the first decade of reform. But then it created trade barriers at provincial borders and fragmented the Chinese economy. China implemented price reform in 1992, tax reform in 1994, and began to privatize state enterprises in the mid-1990s. These reform measures paved the way for the rise of a common national market, which was able to impose market discipline on all economic actors, turning regional competition into a transformative force.
Here, our account differs from the one presented by Huang Yasheng in his book,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ontroversial argument of Huang is that China was more capitalistic and entrepreneurial in the 1980s than in the 1990s. If the argument means that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prevailed against the state in the 1980s, it is in full accord with our tale of “marginal revolutions.” But if it suggests that China moved away from a free market economy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reform, it misses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economy in the 1990s; the emergence of a common national market, which was a precondition for regional competition to work.
Identified with repetitive investment, regional competition is often faulted for distor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indering economies of scale. A more nuanced pictured emerged in our account. What regional competition did was to translate China’s advantage in space as a continental country into the high speed of industrialization. How this happened can best be seen from a Hayekian perspective, which stresses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as the ultimate force driving economic change. In Maos time, education was under attack and knowledge became a political liability; China isolated itself from the West and cut itself off from its own traditions. Maos radical ideology impoverished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worse, closed Chinese minds.
After Mao died, China re-embraced pragmatism.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became the Party’s new guideline; getting rich became glorious. Then the most restrictive constraint for economic growth was the lack of knowledge. This included technical knowledge, knowledge about institutions — how various market-supporting institutions work, and local knowledge — what Hayek called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 Th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was found in regional competition. When China’s 32 provinces, 282 municipalities, 2,862 counties, 19,522 towns and 14,677 villages threw themselves into an open competition for investment and for good ideas of developing the local economy, China became a gigantic laboratory where many different economic experiments were tried simultaneously. Knowledge of all kinds was created, discovered, and diffused fast. Through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the enormous scale of Chinese industrialization made its rapid speed possible.
Conclusion
Given our account of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what can we say about the form of capitalism that has emerged in China? A persisting feature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is the lack of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has stood still over the past 35 years. The Party has distanced itself from radical ideology; it is no longer communist except in name.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net has increasingly empowered the Chinese to exercise their political voice. Nonetheless, China remains ruled by a single political party.
This continuity hides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China’s political reality. With the death of Deng Xiaoping, “strongman” politics was brought to a closure. Under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China is no longer ruled by a charismatic leader. In that sense, Chinese politics today is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from the time of Mao and Deng.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come to terms with this political change on the ground; there have been few efforts at institution-building to prepare China for the new political reality.
The combination of rapi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seemingly unchanged politics has led many to characterize China’s market economy as state-led,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which many people have rightly recognized as fragile and unsustainable. When and how China will embrace democracy, and whether the Party will survive democratization, are the main questions asked about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In our book,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is offered. It provides a different diagnosis of the main flaw of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China has developed a robust market for goods, but it still lacks a free market for ideas.
The market for ideas points to an alternative way of thinking about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Our reasoning is mainly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wo considerations. First, multiparty competition does not work unless it is cultivated and disciplined by a free market for ideas, without which democracy can be easily hijacked by interest groups and undermined by 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The performance of democracy critically depends on the market for ideas, just like privatization depends on the market for capital assets. Second, multi- party competition had virtually no precedent in Chinese history. Indeed, the Chinese word for the “party” (党) has a strong negative connot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thinking. “Forming a party and pursuing self-interest” (结党营私) has been consistently denounced as undermining the political ideal, which is “what is under heaven is for all” (天下为公). In contrast, the market for ideas has a deep and revered roo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let on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has been respected as a political ideal since the time of Confucius. In our view, the market for ideas promises a more gradual and viable approach to rebuilding Chinese politics on the principles of tolerance, justice, and humility.
Over the past 35 years, China has embraced capitalism not just in the economy.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has more than a dozen Chinese translations; the book has won the heart and mind of premier Wen Jiabao. The message of Adam Smith resonates strongly with the Chinese, not least because of its striking affinity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on economy and society. A surprising outcome of China’s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s that China has found a way back to its own cultural root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teaching, which Deng Xiaoping mistakenly called the “essence of Marxism.” But many facts are still covered in China because a free market for ideas does not exist yet. We are cautiously optimistic that China may well embrace a market for ideas in the decades to come, just like the way it embraced the market for goods in the recent past. As our modern economy becomes more and more knowledge- driven, the gains from free exchange of ideas are too great; the costs of suppressing it are too high.
China’s embrace of both its history and globalization leads us to believe that Chinese capitalism, which just started its long journey, will be different. This is desirable not just for China, but for the West and everyone else as well. It is also desirable for the global market economy. Today, biodiversity is recognized as vital for sustaining our natural environment.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lays a similar role in keeping human society resilient. Capitalism will be much more robust if it’s not a monopoly of the West, but flourishes in societies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religions, histori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While trade in the global market for goods makes war too expensive to fight, a global market for ideas can accommodate and thrive on the clash of ideas but steers us away from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onald Coase is a Nobel laureate and the Clifton R. Musser Professor Emeritus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Ning Wang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Global Studies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his essay is based on their recent book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the word “Jew,”德國人卻不富《德國反猶太史》《生活在德國》施密特Schmidt:不要惧怕中国/ 不在其位 (Ausser Dienst byHelmut Schm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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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art than literature, this new book consists only of the word “Jew,” printed six million times to signify the number of Jews killed during the Holocaust.
Lex專欄:為何德國富、德國人窮?
英國《金融時報》 Lex專欄

“貧窮”的德國人真值得同情。沒錯,兩支德甲(Bundesliga)球隊將在本月的歐冠聯賽(Champions League)決賽中相遇,德國Dax股指本週創下新高,德國工業產出持續強勁、3月份製造業產出環比增長1.4 %,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歐洲央行(ECB)近期一份備受爭議的調查顯示,歐元區的最大經濟體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矛盾現實:德國很富足,但德國人卻不富。怎麼會是這樣?

“德國富”不難解釋:以製造業和出口為基礎的德國經濟增長模式正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這體現在股​​市上。過去3年裡,德國企業市值的增加有很大一塊來自那些不怎麼知名的公司——至少是在德國之外沒什麼名氣。生產機械製造商庫卡(Kuka)就是一例。 2009年全球經濟陷入低迷以來,庫卡的年銷售額幾乎累計增長了一倍,在2012年達到18億歐元;其息稅前盈利也增長了近一倍。 2010年以來,庫卡股票的表現已領先德國股市大盤200%。其他的佼佼者還包括日用品集團漢高(Henkel)、消費品集團拜爾斯道夫(Beiersdorf)、醫療集團費森尤斯(Fresenius)和製藥公司默克(Merck)。儘管這些企業得益於德國國內因素的影響——例如庫卡就是德國本土汽車製造商的重要供應商——但它們的基本增長點還是出口市場。

但“德國人窮”卻有些讓人摸不著頭腦。歐洲央行的調查充滿限定條件,被批評者批得體無完膚。住房自有率低是這一“財富鴻溝”的重要原因。彌合這一鴻溝的一種方法是,讓德國人持有更多股票。歐洲各國民眾的參股率數據出名的難找,但歐洲證券交易所聯合會(Federation of the European Stock Exchange Markets)在2007年進行的最近一次相關調查發現,德國人的參股率為14%,與英國人大致相當,為法國人的兩倍、意大利人的一半左右。也許,德國人應該拋下對歐元區危機的擔憂,集中精力把握好本國的繁榮。

Lex專欄是由FT評論家聯合撰寫的短評,對全球經濟與商業進行精闢分析

 

 

Full Circle in Berlin

Mindy Wiesel’s abstract paintings are hauntingly inspired by her parents’ suffering during the Nazi regime.

Mindy Wiesel was born in a displaced persons’ camp in Germany two years after her Jewish parents were freed from Auschwitz. The young family e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 but the shadows cast by the past proved to be long. A Berlin gallery is now hosting Wiesel’s first ever exhibition in her native“ Germany.
Report: Alexa Dvorson

忠信兄送一本Klaus P. Fischer 德國反猶太史 南京江蘇人民2007/2010: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German Judeophobia and the Holocaust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Front Cover
Continuum, 1998 - History - 532 pages
The state-sponsored genocide known as the Holocaust was the greatest crime of this century and a seminal event of modern times. In this major work, Klaus Fischer unravels the complex history of Judeophobia in its four essential forms: Christian, nationalistic, social-discriminatory, and biological-racial. He argues that German defeat in World War I cleared the way for the pathological Judeophobia that formed the core of Nazism. When Hitler turned Germany into a racist totalitarian state, Jews changed from "Christ-killers" or alien outsiders to racial subhumans, or deadly bacilli. Fischer carefully explores the German-Jewish relationship in modern times in all its dimensions. He reveals...

生活在德國LEBEN IN DEUTSCLAND (本書在德國時代周報 發表台北台灣商務 2007
我首先讀附錄的施密特訪談有意思又有意義 可惜未說明何時訪談的
譬如說 問他認為德國普遍的德國特徵是什麼  任何地點.....

施密特Schmidt:沒有 除了Auchwitz集中營

人权是普世价值
epa03446141 View of the outer walls of the Beijing No.1 Detention Center in Beijing, China, 25 October 2012. The detention center, which has a maximum capacity of 1,000 inmates, was shown to members of the press during a rare visit ahead of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EPA/DIEGO AZUBEL 中国政治犯,共有几多人?
2013  94岁高龄、备受国内外敬重的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日前才公开表示人权不是中国文明的一部份,外国不应该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指指点点,还为中共镇压六四民运辩护。虽然同属社民党,施密特的说法还是让史奈德觉得不可思议。
史奈德说,不论在世界任何角落,人类的感受都有其普遍性,正因人权是普世价值,大家才能理解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从过去与中国和俄罗斯异议人士交 谈的经验,史奈德相信,像这样的作品朗诵活动别具意义,"知道世上有人在关心他们、捍卫他们的人权,对这些被关在狱中的政治犯来说,是重要的精神支柱。"
作者:林育立

新闻报道 | 2012.02.02

施密特:不要惧怕中国

今年的中国话题不少:北京政治领导层的换届;当局对西藏抗议活动的压制;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中国之行。周二,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政治学者辜学武就中国崛起这个话题进行了一场讨论。

由3个大型德国基金会主办的这一系列对话活动题为"磁场中国"。首场讨论会本周二(1月31日)在柏林举行,讨论双方是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在波恩大学任教 的中国政治学者辜学武。有将近600人聆听了这场对话。在此前一天,德国的"中国文化年"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把中国比作"磁场"恰当地体现了西方与中国之 间的矛盾关系:既相互吸引,又彼此排斥。
对默克尔的建议?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现年93岁的施密特关注中国问题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或许他是唯一还健在的亲自同毛泽东谈过话的德国人。施密特认为毛具有相当的个人魅力,但同时他也提到毛 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前者造成的大饥荒导致了至少2000万人死亡。讨论会主持人、曾长年在中国工作的记者泽林(Frank Sieren)提出的问题中,只有一个施密特不愿回答--他会给出访中国的默克尔提出什么建议?施密特说,默克尔一定很清楚她在中国的任务是什么。
不要惧怕中国
施密特要传达的信息是,欧洲和德国不必对中国的崛起心存恐惧。相反,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让德国的经济受益非浅。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公司收购德国企业引起的担忧是不合时宜的。
施密特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对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历史充满敬意,认为欧洲人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得太少。他说,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理解这个国家和它当前的政治。
在讨论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话题是儒学和所谓"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施密特认为,偏偏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大修孔庙,在国外建立上百个孔子学院,这是个历史的讽刺。他还严肃地补充说,他认为目前的意识形态真空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政治体制输出
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
来 自中国,目前任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的政治学者辜学武在这场对话中承担的角色,主要是对施密特的观点作一些"缓冲",尤其在涉及政治体制问题时,辜学 武一再提出不同的意见。例如当施密特表示不赞成西方试图向中国输出民主制度时,辜学武则认为,民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就不同立场进行争论、争取多数支持比 赤裸裸的强权政治要好。
"磁场中国"系列讨论会的下一场将于3月份在汉堡举行,题目是"无限增长?-中国崛起与世界经济"。
作者:冯海音 编译:叶宣
责编:石涛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02.02.2012

Magnet China - an old empire rises again

Experts, including former Chancellor Helmut Schmidt, gathered this week to discuss all things China, as current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is in Beijing meeting Chinese officials.

The "Magnet China" discussion series involving three major German foundations opened this week in front of nearly 600 onlookers in Berlin. Among the speakers were former Chancellor Helmut Schmidt and Bonn-based political scientist Gu Xuewu. The term "magnet" was chosen to represent both the forces of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93-year-old Schmidt has been dealing with China and issues surrounding the country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He may in fact be the only living German to have held direct discussions with, as he called him, "the great Steuermann" Chairman Mao whose charisma he recalled this week.
He also remembered the famine triggered by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that led to the deaths of at least 20 million people and the catastrophic Cultural Revolution.
There was only one question that the old chancellor would not answer: What advice would he give Angela Merkel for her trip to meet China's leaders? Schmidt told host Frank Sieren that Merkel had to make up her own mind about what to do in China.
Don't worry, be happy
Schmidt's message to Europe and Germany, in the face of a rising China, was to have no fear. On the contrary, he said, Germany had thus far greatly benefitted from China's economic rise. He said that concerns over the purchase of German companies by Chinese firms were dated and should be plac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Helmut SchmidtSchmidt said the West should embrace China's rise
The former Social Democrat leader said he had great respect for China's growth and performance, as well as for the country's history, which he said was scarcely understood in Europe. He added that Beijing's policies today could only be understood with a knowledge of China's history.
Long stretches of the evening were devoted to discussions on Confucianism and what the panelists described as a balance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human responsibilities. Schmidt pointed out how ironic it wa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setting up Confucius institutes all over the world. He added that one of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the country faced was what he termed its ideological vacuum.
Differences of opinion
Gu Xuewu, director of the Bonn Center for Global Studies, was on hand mainly to put Schmidt's comments into perspective. This was particularly the case when Schmidt was discussing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When the former chancellor expressed his doubts about the export of Western democracy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Gu countered that democracy would actually suit China.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said a free system was always a better option than the naked exercise of power.
The next "Magnet China" meetings will be held in Hamburg in March to discuss "Growth without Limits? China's Rise in the Global Economy."
Author: Mattias von Hein / dfm
Editor: Anne Thomas

Bibliography

Memoirs

  • Menschen und Mächte (Persons and Powers), Siedler, Berlin 1987. Memoirs with focus on cold war politics.
  • Die Deutschen und ihre Nachbarn (The Germans and their Neighbours), Siedler, Berlin 1990. Strong focus on European politics.
  • Kinder und Jugend unter Hitler, with Willi Berkhan et al. (Childhood and Youth under Hitler). Siedler, Berlin 1992.
  • Weggefährten (Companions), Siedler, Berin 1996. Personal memoirs, with focus on personal relations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ticians

Recent political books (selection)

  • Balance of Power, Kimber, 1971, ISBN 978-0-7183-0112-5
  • The Soviet Union: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As Seen from the European Point of View,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4, ISBN 978-9971-902-75-9
  • A Grand Strategy for the West: The Anachronism of National Strategie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1987, ISBN 978-0-300-04003-6
  • Men and Powers: A Political Retrospective, Random House, 1989, ISBN 978-0-394-56994-9
  • A Global Ethic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ies: Two Declarations, with Hans Kung, SCM Press, 1998, ISBN 978-0-334-02740-9
  • Bridging the Divide: Religious Dialogue and Universal Ethics, Queen's Policy Studies, 2008, ISBN 978-1-55339-220-0
  •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öffentlichen Moral (In Search of a Public Morality), DVA, Stuttgart 1998.
  • Die Selbstbehauptung Europas (The Self-Assertion of Europe), DVA, Stuttgart 2000.
  • Die Mächte der Zukunft. Gewinner und Verlierer in der Welt von morgen (The Powers of the Future.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World of Tomorrow) Siedler, Munich 2004.
  • Nachbar China, with Frank Sieren (Neighbour China), Econ, Berlin 2006.
  • Ausser Dienst (Out of Service), Siedler, Munich 2008. A political legacy.
http://www.answers.com/topic/helmut-schmidt
失活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
原价:29.80
优惠价: 29.80
装潢:平装
开本:16开
页数:329
出版单位:青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2
因为该书不仅谈了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也介绍了高级政治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政府首脑的游戏规 则.诸如何以看待和处理党内、领导集团内的不同意见者,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原则等等,其中不仅有理论、原 则,而且通过许多具体的人、事予以证明。对于从事领导工作或者有兴趣准备介入这一领域的年轻人来说,不失为一部有益的参考书。每次德國進行評選最優秀領導人的民意測驗,名列榜首的總是施密特。赫爾穆特·施密特於1974年至1982年任聯邦德國總理。
  本書匯集了施密特先生畢生的思想成果,充滿了真知灼見,閃耀著智慧之光,充分展現了一名偉大政治家的深謀遠慮。整本書縱橫捭闔,論說天下大事;條分縷析,飽含哲理思辨;犀利幽默,一語中的。
 目錄
前言
1 經驗會逐漸改變衡量事物的標準
 朋友和可信賴的合作者
 經濟工作經驗
 機構、管理與誠信
 網路
 也要傾聽不同的聲音
2 歷史的腳步
 21世紀初葉的德國
 最沉重的債務
 與德國人為鄰
 民主是人類的傑作
 德意志諸小聯邦
3 漫漫人生路
 一些失誤
 謹慎的良心決定
 本能的決定
4 世界所面臨的新挑戰
 核心問題
 歐洲有能力自衛嗎?
 西方的帥印在美國手中
5 德國必須改變自己
 老結構與新問題
 老化和衰退催生的變革
 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風險和機遇
 殘暴的資本主義——弱者何以自衛?
 換位思考與改革
6 宗教、理性與道德良知
 是基督教的烙印嗎?
 世界宗教之間的寬恕
 政治道德的組成部分
 和平要求妥協
 道德良知作為最高的審判標準
政治家的良知



《不朽的林泉》《沈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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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Garden Paintings in Old China 有許多可參考的資料
缺點是翻譯上添油加醋卻沒有將原文要義翻出來
譬如說自序的末兩段: ENGAGING ARTISTS
翻譯為偉大的藝術家並添加了一些佐料



沈周集(全二冊)


內容簡介

明代畫家沈周為”吳門四家”之一,與文徵明、唐寅、仇英齊名,在畫壇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時他又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一生創作了大量的詩歌,或謳歌自然風 光,描寫田園生活;或抒發內心感受,矚目古往今來;或揭露官府黑暗,反映民生疾苦,有着深刻的社會內容。在藝術風格上,其詩出入於少陵、白傅、放翁之間, 有時踔厲頓挫,沉郁蒼老,有時發自真情,妙得天趣,”平衍中露新警語”(朱彝尊《明詩綜》卷三十),在明代能畫的詩歌作手中,堪稱翹楚。惜以畫掩詩名,罕 為世人所知。

由於沈周詩文集的版本復雜,各本所收多寡不一,或以編年排列,或以內容分類,或以體裁分卷,各有特點。為盡可能保持原刻本面 貌,為讀者提供更大的信息量,滿足不同的讀者需求,本書以一種刻書,其余刻本或稿本,去其重出,存其原貌,首次將沈周詩文雜著匯集一起,詳加校勘,便於閱 讀與研究之用。
 

目錄

總序
前言
石田先生詩鈔
石田稿
石田詩選
石田先生集
石田稿明弘治十六年集義堂刻本
石田翁客座新聞
石田雜記
杜東原先生年譜
沈周集附錄

高居翰:《不朽的林泉》自序


本书至少在两重意义上可以称为是“远程合作”的产物。这样说,首先是空间上的遥远,我与两位年 轻的合作者——黄晓和刘珊珊——从未谋面。我们主要通过邮件交流,我仅有的印象来自他们发来的一张合照,两个年轻人坐在一座中国园林里池边的柳树下。其次 是时间上的间隔,就此书而言,他们创作的部分刚刚写就,而我那部分的著述则在多年前就已完成。回顾一下本书产生的过程也许能更好地解释这个古怪的开场白, 同时也能帮读者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架构。
我与两位年轻人最初的接触是在2010年初。他们发给我一封邮件,说曹汛先生找到了《止园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一本止园主人的文集,很可能是 海内仅存的孤本。1627年明代画家张宏为止园画过一套20开的册页,我对这套册页很关注,曾为它们的一次特展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并在某次中国园林绘画讲 座中向听众展示过。他们告诉我这套图册在中国国内只能找到一部分,曹汛先生很希望能看到全部册页,我答应会将当年特展时出版的图册寄过去。以这次契机为开 端,随着我们之间陆续的通信交往,这本书的轮廓逐渐萌生成型了。我早年写过一些关于中国园林绘画,特别是关于止园的文章,还从未发表过;以这些文章为基 础,两位年轻人再结合他们和曹汛先生(曹先生计划写一篇关于止园的文章)的研究作一些拓展,相信会是一部颇有价值的著作。我们跟三联的杨乐女士商议,出版 社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于是整个工作便步入了正轨。我给他们寄去自己以前的文章、历年搜集的园林画,以及各种关于园林绘画的资料。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期间有大量的信件来往,讨论书的框架,推敲文字,挑选图片。现在转眼快有两年了,整本书逐渐成形,已到了准备付梓的时候。
在我的演讲和著作中,我曾一再申明,自己并不是一位中国园林领域的专家,以我的阅读范围和研究经历而言是无法胜任的。然而,至少从20世纪70年 代起,我便开始对中国的园林绘画做持续的关注和研究。我曾在伯克利就此一课题组织过一次研讨会,并曾多次就此题目发表演讲,其中最重要的是2004年4月 在纽约为美国亚洲协会做的那次演讲。我的兴趣主要在中国画家为表现园林的需要而采用的不同绘画形式上——单幅、手卷和册页,以及园林的哪些特征和方面是可 以通过绘画表达出来的。我对不同绘画形式及绘画目的的思考最后常常导向同一个结论:即张宏的《止园图》册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为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园林盛 时风貌的画作。我曾经推断说,如果有足够的资金、水源、花石等,借助张宏留下的图像信息,理论上说我们完全可以较为精确地重新构筑止园。这当然只是一个愿 景,但却是一个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愿景。然而就在不久前,两位年轻人写信告诉我,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止园的遗址,但却发现——天啊!那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带有大 型购物广场的住宅区了!这就是那个宏伟愿景的终结,如今这一愿景仅存在于一个业已不再适应今日之社会现实的老人心中,而商业利益已将他所熟悉的那个世界摧 残得一片狼藉。

So I welcome the book as a pictorial record of a world largely lost, but partly visible in these visually engaging paintings by old Chinese artists. And I thank Huang Xiao and Liu Shanshan for taking part, along with myself in this project of presen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n aspect and a category of Chinese painting as visual record and aesthetic recreation of a great art, that of the Chinese Garden.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这本书纪念的是一个业已逝去的世界。往昔的胜景不再,但幸由中国古代的那些伟大画家,借助他们的杰作,我们仍得以感受那些美好乐园的流风余韵。非常感谢黄晓和刘珊珊的合作,我们一起首次对中国绘画作为视学记录和美学再创造的功能作了探讨,该功能在本书中的落实点——便 是中国园林。
高居翰 2011年7月


不朽的林泉

不朽的林泉
副标题:中国古代园林绘画
原作名: Garden Paintings in Old China
作者: 高居翰 / 黄晓 / 刘珊珊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2-

内容简介   · · · · · · 

作者简介   · · · · · · 

  高居翰:著名中国艺术史专家,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荣休教授。
  黄晓、刘珊珊:均为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书为三人远程合作的成果。

目录  · · · · · ·

序 5
地图 10
第一章 再现一座十七世纪的中国园林 13
附一 《止园记》 48
附二 《题止园诗》 52
第二章 画中园林 59
第一节 绘画与园林 61
第二节 单幅 65
两件明代佚名之作 65
(传)仇英《园林胜景图》70
汤贻汾《爱园图》 75
袁江《东园图》 82
钱榖《小祗园图》 89
第三节 手卷 99
(传)沈周《和香亭图》 100
虚谷《梅花书屋图》 102
倪瓒《狮子林图》 103
杜琼《友松园图》 115
钱榖《求志园图》 119
孙克弘《长林石几图》 122
仇英《独乐园图》 131
吴彬《勺园修禊图》 138
第四节 册页 149
杜琼《南村别墅图》册 150
沈周《东庄图》册 156
文征明《拙政园图》册 168
张复《西林图》册 183
宋懋晋《寄畅园图》册 192
沈士充《郊园十二景图》册 212
第三章 园中闺趣 225
第一节 美人 228
第二节 情色 264
第三节 天伦 278
注释 301
参考书目 308
图版目录 311
跋 314

Malinowski, B. /Elton Mayo : the humanist temper 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费 孝通译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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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Malinowski 的許多著作都有翻譯了。
Bronisław Kasper Malinowski /ˈbrɒnɨˌslɑːf ˈkæspər ˌmælɨˈnɒfski/ (Polish: [ˌmaliˈnɔfski]; 1884–1942) was aPolish[1] anthropologis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20th-century anthropologists.[2][3][4][5][6] He has been also referred to as a sociologist and ethnographer.[7][8]

  • Malinowski, B. (1948).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巫術、科學與宗教  ,朱 岑樓  台北:協志工業,1978




主要作者

Mayo, Elton, 1880-1949


書名/作者

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 with an appendix on the political problem / by Elton Mayo 1945/46 ; foreword by J. H. Smith



出版項

London : Routledge, 1998

p.49

We have an economics that postulates a disorganised rabble of individuals, competing for scarce goods; and a politics that postulates a "community of individuals" ruled by a Soureign State. Both these theories foreclose on and discourag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總圖4F科技資料區HD6955 M36 1998 2106698 可流通

收入下冊
费 孝通先生在翻譯時沒受過統計學訓練 所以

费孝通著:费孝通译文集上下(群言出版社 2002 2007)

【作 者】费孝通著
丛书名】群言译丛
【形态项】 228 ; 20cm
【读秀号】000000021427
【出版项】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2,2007
【ISBN号】978-7-80080-311-6 (上下册)
【原书定价】 ¥ CNY45.00
【主题词】本书收录的是费孝通先生早年的五种译著。所译均是西方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格式】费孝通著. 群言译丛 . 群言出版社 2002,2007.
【格式】djvu
【规格】6.25m;4.48m

Mayo

Mayo

梅岳 (費孝通 1950年代)
梅育
梅約憂鬱症小百科》 《MAYO CLINIC:梅約頭痛小百科》 《MAYO CLINIC ON .


喬治•埃爾頓•梅奧(George Elton Mayo)開創了工業的人際關係領域,並由於這項工作值得在商業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然而,如果沒有他的同胞兼傳記作家理查德•特勒 ...
梅奧郡(County Mayo;愛爾蘭語:Contae Mhaigh Eo,意思是「長漿果紫杉的平原」),是愛爾蘭的一個郡,位於愛爾蘭島西北海岸。歷史上屬康諾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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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 of property」的搜尋結果


NOTE: Since 1968 the Otago Presbyterian Church Board of Property has been known as the Otago Foundation Trust Board.



「economics」的搜尋結果

主要作者Trahair, R. C. S
書名/作者EltonMayo : the humanist temper / Richard C.S. Trahair ; with a foreword by Abraham Zaleznik
出版項New Brunswick, N.J. :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5]
總圖4F科技資料區HD6957.U6 T73 2005 2881694 可流通

Lafcadio Hearn: Japan's Great Interpreter: A New Anthology of His Writings 1894-1904小泉八雲作品/ 他與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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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fcadio Hearn: Japan's Great Interpreter: A New Anthology of His Writings 1894-1904[Paperback]

Louis Allen (Author), Jean Wilson (Author)




小泉八雲

Hearn, Lafcadio, 1850-1904



*****
劉岸偉小泉八雲與近代中國盛莉譯,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這本書可談的東西多。現在我舉其中一例 (p.30)
But in the utterance of affection there is a tenderness of timbre common to the myriad million voices of all humanity.
胡愈之不知為什麼將標題 A Street Singer 翻譯成街頭的歌
他又將上句翻譯為:「在表示情愛的語句裡,全人類幾億萬萬的聲音都具有著共同的音調。」hc認為胡愈此句之翻譯錯誤,也不好…..


先錄貼作者的一篇論文


小泉八雲——一个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

-- 小泉八雲與近代中國
小泉八雲與近代中國
⊙ 劉岸偉

    對於今天大多數中國讀者來說,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1850-1904)這個名字已經十分陌生。這位1850年出生的作家曾與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馬克.吐溫(Mark Twain)呼吸同一個時代的空氣,在同一個時代寫作。不過和他們幾位相比,小泉八雲則更顯得默默無聞。然而從清末算起,在近半個世紀的中國近代文化史 上,小泉八雲卻扮演了很少有人可以比擬的角色。比較新近出版的一部傳記《徘徊的魂靈》的作者喬納桑(Jonathan Cott)用令人興奮的筆調寫下了他的讀書體驗:「不久我就發現拉夫卡迪奧.赫恩不只是僅僅在日本發揮了才能的隨筆家,就像對他的陳腐的批評所說的那樣, 只是一個矯飾浮華的散文作家,他不僅作為新聞記者、而且作為小說家及批評家、翻譯家、民俗學家、英國文學學者、日本佛教的闡釋者都留下了輝煌的業績。」1
   這種多方面的才能或許可以部分說明小泉八雲在中國的命運。他的作品為中國讀書界廣泛接受大概是在30年代。隨著時代變遷、時間推移,人們在不同的氛圍 下、在不同的文脈中閱讀這位作家。譬如作為眷愛日本文化的親日家,作為具有抒情詩人般同情心的東方文化的闡釋者,作為於人生與文藝持有熾烈的熱情而又能娓 娓道來的文學批評家,作為刻畫細膩、文辭瑰麗極富於感染力的散文作家,作為鼓吹中日親善宣傳國策文學的裝璜招牌等等2。分析、解讀小泉八雲與近代中國的關 係,其意義不僅僅在於考證作家與文本的流傳。他那些在世紀之交寫下的寓意獨特的文明批評,今天讀來依然雋永有味。而考證同時也具有某種文化史的意義,可以 使我們再次回顧近代中國人曾經面臨、今天仍舊揮之不去的疑問與抉擇。重讀之所以耐人尋味,道理也就在這裡。由於篇幅所限,本稿只截取其中若干側面作一個初 步探討。
一 漂泊的作家
  小泉八雲原名拉夫卡迪奧.赫恩,1850年6月27日生於希臘伊奧尼亞群島中的桑塔莫拉島(現在的勒夫卡斯島)。當時該島受英國統治,赫恩的父親就是 英國守軍中的一名愛爾蘭軍醫,母親則是希臘婦女。據說在其父系血統裡有吉卜賽人的血脈,赫恩常以此自豪。五歲時因父母離異,遂被父親一位富裕的姑母收養。 1863年赫恩進入薩利郡達拉姆市郊外的聖卡斯帕特神學院(現在的達拉姆大學)學習。少年時的赫恩快活頑皮,作文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也是惡作劇的能手,在 一次遊戲中被飛來的繩結誤傷左眼以至失明,這在他一生中都留下了陰影。不久姑母破產,赫恩曾被送往法國學習,由此打下了法文的基礎。但其後他不得不自行謀 生,19歲搭乘移民船隻身遠渡美國,在新大陸生活了21年,渡過了人生中最困苦的時期,同時亦是為生存為文學創作奮鬥拼搏的時期。生活在社會的底層,赫恩 目睹了基督教、大工業文明的美國社會種種陰暗與腐朽,這些體驗在他的人生觀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1890年,步入中年的赫恩作為紐約哈帕出版公司的特約撰稿人乘坐阿比西尼亞汽輪前往日本,4月4日抵達橫濱。當時他來到遠東這個神秘的國度只是為了 尋求創作的靈感及新的文學素材,未曾設想就此結束了半生的漂泊而終老日本。經著名語言學家、《古事記》的英譯者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教授的推薦,赫恩在島根縣松江市普通中學及師範學校得到了一個英語教師的職位,從此開始了在日本生活、寫作的後半生。
  島根縣古稱出雲,是日本古代神話的發祥地。松江地處偏僻,明治時期歐化的風潮還未曾波及,故一般民眾生活中仍然保留著古樸自然的風貌。赫恩為這種樸素 的民俗及庶民日常中的宗教情感深深打動。根據在松江的經歷及素材,赫恩寫成了來日後的第一部作品《陌生日本的一瞥》。在松江生活期間,赫恩與士族小泉家的 女兒節子結婚,不久長男一雄出生。為了使自己去世後,遺產能夠留給在日本的妻兒,他決定入小泉家為養子,入籍日本,取名小泉八雲。從1890年來日到 1904年去世止,他在日本生活了十四年。在這期間又幾經輾轉遷移。1891年底小泉八雲告別松江,移至熊本第五高等中學任教直到1894年10月。此時 中日甲午戰爭事發,小泉八雲一方面讚賞日本人舉國一致投入戰爭的熱忱,同時亦看見新興日本露骨的功利主義、知識官僚階層的淺薄、國粹主意的反動,因而他的 日本觀亦發生了深刻變化。辭掉教職後,小泉八雲遷至神戶,曾一度擔任一家英文報Kobe Chronicle的主筆,但因眼疾加甚遂作罷。在神戶期間,他完成了兩部重要著作:《來自東方》和《心》。
  1896年再次經好友張伯倫的推薦,小泉八雲應邀赴東京帝國大學擔任文學部講師,教授西洋文學,為時六年。1903年,小泉八雲被東大解僱,此後曾準 備赴美講學,但因故未能成行。1904年初,小泉八雲接到早稻田大學的招聘,至同年9月在早大講授「英國文學史」。9月26日因心臟病發而去世。
  小泉八雲的寫作生涯以赴日前後為界,可以分為美國與日本兩個時期。在美國他先後於西部奧亥俄河畔的辛辛納提和南部都市新奧爾良做報館新聞記者,期間寫 下了大量報導、特寫、隨筆、人物素描、社會短評、諷刺雜文以及有關法國當代文學的翻譯、批評文字。他是最早向美國讀者介紹了莫泊桑、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的。這些文字在他去世以後經愛好家莫德爾(Albert Mordell)收集整理,其中一部分已經結集出版,像《東西文學評論》(Essays in European and Oriental Literature,1923)、《美國雜錄》(An American Miscellany,1924)、《西洋落穗集》(Occidental Gleanings,1925)。
  小泉八雲生前在美國出版的著作有以下幾種:1884年刊行的《奇異文學落葉》(Stray Leaves from Strange Literature),內容大都取材於東方的逸聞、傳說。《中國靈怪故事》(Some Chinese Ghosts)出版於1887年,這部小書收錄了六個短篇,大多根據法譯本改寫潤色而成。1890年3月,在來日前夕,哈帕出版公司刊行了他的紀行作品 《法屬西印度的兩年》(Two Years in the French West Indies)。這是根據在法屬西印度群島的生活體驗寫下的紀行散文集,包括人物素描、批評小品、體驗報告,體裁豐富而多變。這幾部著作很可以代表或暗示 小泉八雲來日後的創作特點及傾向3。
  日本時期可稱做小泉八雲寫作的豐熟期,主要作品有:《陌生日本的一瞥》(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1894)、《來自東方》(Out of the East,1895)、《心》(Kokoro,1896)、《佛田的落穗》(Gleanings in Buddha-Fields,1897)、《異國風物及回想》(Exotics and Retrospectives,1898)、《靈的日本》(In Ghostly Japan,1899)、《陰影》(Shadowings,1900)、《日本雜記》(A Japanese Miscellany,1901)、《骨董》(Kotto,1902)、《怪談》(Kwaidan,1904),以及晚年日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日本:一 個解釋的嘗試》(Japan: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1904),幾乎每年一冊。小泉八雲作為文筆家的名聲亦以這一時期的著作奠定。
  最後還應提及的是,小泉八雲去世後,他在東京大學的英文學講義經門生整理在紐約出版,即哥倫比亞大學阿斯金(John Erskine)教授編纂的兩卷本《文學的解釋》(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ture I, II)。此書中的不少章節在1930年代曾被譯介到中國。小泉八雲並非學者,而他以創作家的感性評詩論文,亦可見其批評家、文學史家的力量與見識。
二 東方與西方
  1923年1月,《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一號上發表了一篇出自胡愈之手筆、題為〈小泉八雲〉的文章。此文的開頭列舉了幾種研究東方文化的西洋人,分析了他們的種種動機和心理,指出了這幾種東方學研究的界限:實際上不可能真正了解東方,然後引出了這樣一段4:
西方人真想了解東方,第一必須具有客觀的無利害的態度,第二必須具有抒情詩人的同情的心。要是不然,單從物質方面去追求,是不能捉住東方人的心的。在歷來 到過東方的許多西洋觀察家中,能和東方神契靈化的,只有現在所介紹的Lafcadio Hearn了。他是對於西方的「東方的解釋者」,他是從情緒方面解釋東方,而不是單從物質方面解釋的。所以到了後來,連他自己也東方化,變成了一個慈祥文 秀的小泉八雲了。
  胡愈之從東西方文化融合這一視角捕捉小泉八雲東方研究的特色是頗有見地的,1896年3月《心》由紐約霍頓.彌福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刊行,其扉頁題目下面印著這樣一行副標題:日本人內心生活的暗示和共鳴(Hints and Echoes of Japanese Inner Life)。與其他西洋觀察家比較,除了研究心態和關注對象不同外,小泉八雲的獨特之處還在於來自社會底層的觀察與體驗。
  小泉八雲來日前曾十分崇拜法國作家羅提(Pierre Loti,1850-1923)。羅提原名為Louis Marie Julien Viaud,本是法國海軍軍人。1885年曾隨法國遠東艦隊參加中法戰爭。停戰後兩國締結了清法修好條約,羅提亦隨艦隊至長崎休整,於是第一次踏上了日本 的國土。記錄這次在長崎一個夏天生活的自傳體小說《菊子夫人》成了羅提代表作之一。羅提很有藝術天分,他利用在海軍服務的機會,遍訪世界各地,筆錄了許多 異域風光並寄給雜誌社發表,從而開始了寫作生涯。1880年第二個作品《羅提的結婚》一舉成名,成了世人矚目的新浪漫派作家。1884年11月赫恩寫下了 一篇有關羅提的評論(" The Most Original of Modern Novelists"),稱讚羅提為「現代法國最獨創作家」,對其多方面的藝術天賦、強烈的感官性、敏銳的觀察力推崇備至5。在寫給友 人克萊比爾(H. E. Krehbiel)的信中說:「再也沒有像他那樣給與我如此影響的作家了。」6羅提五光十色的官能性、色澤鮮明的風土描述,以及詩一般的華麗文體對赫恩確 有強烈的魅力,但作為作家在觀察事物的本質上,兩人並沒有甚麼共同點。就像赫恩的傳記作者史蒂文生(Elizabeth Stevenson)指出:辨別兩者不同的試金石則是日本。1890年赫恩來到日本時,他還未失去對《菊子夫人》的敬愛,但不久他就發現了完全不同於羅提 所看到的日本7。
  羅提的觀察僅僅停留在日本社會生活的表層。身居白種人優越的位置,他的視線始終未能透視到異質文化社會的底層。晚年的小泉八雲在寫給張伯倫的信中表露了對羅提崇拜的幻滅8:
對我來說,羅提曾一度是位凝視著大自然的光華奪目、閃電般燃燒的靈魂,並在其最深沉最強烈的靈感下創作的人。那時他還很年輕。以後他就失去了色澤與光彩,只剩下消磨殆盡、索然無味的神經;進而這位詩人就變成了病態的矯飾的那種現代法國人了(1893年2月18日)。
  小泉八雲十分推崇《朝鮮》(Choson)、《遠東之魂》(Soul of the Far East)的著者羅威爾(Percival Lowell),並在寫給張伯倫的信中敘述了羅威爾的書如何陪伴他旅行,以及從作品中感到的喜悅(1891年5月22日)9。不過小泉八雲明確意識到彼此 方法的不同。他同意張伯倫的看法,即羅威爾未能親近一般庶民,而自己正是要躬行羅威爾未能做到的方法:入鄉隨俗,採納日本的衣食住行、習熟其禮儀風俗,才 能體會到一般民眾的「心」(こころ,1891年9月4日)10。「我試圖從底層去探索他(羅威爾)居高臨下所觀察到的東西」(1893年1月14日) 11。胡愈之所指出的也正是這種區別,不過他沒有舉出具體事例說明。
  將小泉八雲與西人觀察家作具體比較的是胡先驌。1924年4月,《學衡》第二十八期登了他的一篇〈旅程雜述〉,記述民國十二年(1923)7月重渡太 平洋旅次的見聞,其中一節談到日本長崎:「海程之第三日傍晚。見遠山如挼黛。海水澄碧如琉璃。蓋長崎已在望矣。」12七年前他曾遊歷到此,但這一次卻沒有 上岸,為的是保留昔日美好的記憶,使其不為日常生活的蕪雜醜陋打碎。進而則想到了浮光掠影的旅程見聞與久居深入的觀察之不同。胡寫道:「遊歷之勝於久居 者。不以其所引人注目者。在在皆極新奇。雖凡近醜劣之景物。皆能別呈驚愕詫怪之感而不生厭惡之心耶。」
  遙望著長崎的風物,胡先驌不覺聯想到羅提:
余方讀羅提艦長之菊娘傳。余所見之長崎。果羅提所見之長崎乎。今日之長崎市民。果有異於羅提所見之長崎市民乎。抑當明治初年羅提所居之長崎。已非今日歐化 之大日本帝國之長崎乎。無論其實際究竟之如何。吾敢斷言菊娘傳中之長崎。未必為真正之長崎。而「菊娘」與其鄉黨鄰里。亦不足代表日本民族也。今試以羅提與 極崇拜羅提之愛爾蘭文豪小泉八雲較。即見羅提目中之日本非實際的。而為主觀的。
胡先驌比較了他們兩人對待東方民族的不同態度,認為羅提的偏見來自於「皙種天驕之故態與英人自許以『宰制世界』、德人之自命為世界最高之民族」的誇誕,而小泉八雲才是「真慕東方者」,「其求知東方之方法,根本上與羅提異」。
  小泉八雲從底層觀察日本社會的方法,與今日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的方法頗為相似。做了小泉家的養子之後,他便與一個二十多人的大家族朝夕相處。他細緻觀 察族中的許多成員,並在寫給友人的書信中做了直率、饒有興味的描繪。這些書信本身就是一種「參與觀察」的記錄。當然小泉八雲對日本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由表 及裡的過程。從初期的《陌生日本的一瞥》到晚年的《日本:一個解釋的嘗試》,小泉八雲的日本觀從浮薄漸至沉穩,從情緒的宣泄漸至理智的分析,產生了深刻的 變化,但卻有一個低音旋律貫穿始終。即是對無可挽回的、行將滅亡的舊日本的惋惜和惆悵;對無法阻攔的、咄咄逼人的新日本的厭惡和不安。於舊日本中,他寄託 了自己所追求的道德理想,而新日本的背後,所潛伏的無疑是吞噬人類良知、不道德的西洋基督教文明。所以說小泉八雲的日本論是與對西方社會的批判互為表裡 的。考察這種文明批判,我們可以從他的人生經歷中找到線索。
  1893年8月30日小泉八雲寫給張伯倫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13:
我並非沒有意識到天主教國民眾信仰的魅力。你知道我總是懷著親昵的感情敘述這些。但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將被稱做基督教的東西與我在這世上有生以來所經歷的 那些偽善、殘忍、邪惡分開;與那些司空見慣的惡習、司空見慣的鬱悶、那些醜惡、骯髒的禁欲苦行、陰沉臉、權謀術以及無恥的愚弄兒童心靈的所作所為分開。
在這些激忿之辭的背後,可以想見他苦澀的體驗。
  胡先驌在〈旅程雜述〉中批評羅提「賤視東方民族」,文辭雖不似小泉八雲激烈,文意則一脈相通。固然胡先驌對西洋文明的批判未免偏頗,但卻反映了當時中 國思想界的一種氛圍。歐戰後的現實迫使人們去思考應當如何看待東西方兩種文化,而這種反思又與西方世界的思潮不無關係。胡愈之的文章一開頭就提到這一點。
  與「二胡」幾乎同時注意到小泉八雲的另一位中國人就是辜鴻銘。1924年辜鴻銘應邀赴日講學,同年《大東文化》7月及9月號上刊登了他的論文〈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日本〉,其中有一段寫道14:
許多人認為日本人缺乏德義,倘若僅以日本人法律上的文辭字面來看,或許可以這樣說。但實際上日本國民在德行上非常卓越,因此歐洲人中,像拉夫卡迪奧.赫恩、阿諾德,以及法國學士院會員布里烏(譯音──筆者)這樣高尚的人物才能了解日本人的真品格。
  辜鴻銘生於1857年,早歲留學歐洲,精通西文,返國後卻醉心儒家文化。辜氏為人論事雖屬偏歧,但其一生在近代化後進國具有典型意義,即所謂「生平長 於西學,而服膺古訓」。在這一點上,《東方雜誌》的杜亞泉、《甲寅》的章士釗,以及《學衡》諸公可看作是辜氏的同路人。閱讀日本近代思想文化史,人們發現 明治、大正時期的教養層、一些主要的作家和文人大都經歷了先而精研西學,最終回歸傳統的人生曲線。在世紀的轉換期,依據自身的經歷,敏銳地察覺到這一點並 將其作品化的正是小泉八雲。
  小泉的代表作《心》,其中第十章是一篇長文,題為〈一個保守主義者〉("A Conservative")。描寫一位在封建制度下出生的舊武家子弟如何皈依基督教,然後出國留洋,在目睹了西方社會的種種現實之 後,又如何回歸祖國的傳統文化。人物的原形是小泉八雲的摯友雨森信成,亦可看做是小泉八雲的化身。文中借人物之口表現的思想觀點、縱觀東西兩種社會的觀 察,可以說是小泉八雲個人體驗的總結。他未賦予人物姓名,只採用第三人稱"He",因而倒可以當做一篇思想論文來 讀。下面一段譯自其第七節15:
  然而西洋科學,他知道其邏輯是無可論破的,卻使他相信它那文明的力越發膨脹,而隨之而來的世界苦則如不可抗拒、在劫難逃、漫無邊際的洪水。日本不得不 學習新的活動形態、必須習熟新的思維方式,不然就會徹底滅亡。日本別無選擇的餘地。於是所有懷疑中的最大疑問向他襲來,這疑問是所有賢哲都曾面對的:這宇 宙究竟是道德的麼?對於這個疑問,佛教給予了最深刻的回答。
  但是宇宙的進程無論道德與否,只不過是依據微不足道的人的情感來判斷的。而他心中則有了一個任何邏輯也不能動搖的信念:即人應當以其全部力量追求最高 的道德理想,以至未知的無窮。為此哪怕與日月星辰反其道而行。日本迫於需要,不得不去掌握外國的科學,從她敵手的物質文明中採納許多東西。但是無論如何急 迫,也不能使她將是非正邪的觀念、義務與名譽的觀念完全拋至腦後。漸漸地,在他心目中,一種決意形成了。這一決意在以後的歲月裡使他成為一名領袖、一名教 師。這個決意便是要用盡他的全力為保守古代生活中所有最美好的而奮鬥,無所畏懼地反對輸入那些於國家的自衛並非根本的、無助於國民自我發展的任何事物。他 也許會歸於失敗,但他並不覺得是恥辱。不過他至少總能從那漂流的沉船上救起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作為紀錄明治時期日本知識人精神風貌的珍貴文獻,〈一個保守主義者〉至今仍不失其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小泉八雲逝世二十年之後,他的著作在中國得到共 鳴,這反映了當時一種普遍的世界性思潮。然而這種思想資源在中日兩國的歷史命運畢竟是不同的。〈一個保守主義者〉顯示了對傳統與西學的深刻觀察和強韌的思 索,並獲得了眾多後裔;而在中國,如辜鴻銘所為,戲劇性掩蓋了思想性,至今似乎還在扮演著喜劇角色。
三 「親日派」
  根據迄今發現的資料,最早提及小泉八雲的中國人是周作人。1916年,周作人在《叒社叢刊》上發表了一篇雜感〈一簣軒雜錄〉,其中有幾節介紹了日本的盆踊、浮世繪和俳句。這可視為周作人日本研究的早期作品。在俳句一節中他提到了小泉八雲16:
英人赫倫,後歸化日本,從妻姓,曰小泉八雲,著《日本雜記》,其《小詩》一章中有云:「日本詩歌之原則,與繪畫相合。歌人用數單字以成詩,正猶畫師之寫意,淡淡數筆,令見者自然領會其所欲言之情景,其力全在於暗示……」其言頗透辟。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周作人結束了六年的留日生活,攜日籍妻子回到故鄉紹興。回國後周作人仍舊十分關注日本社會文化的動態,經常從日本訂閱書 刊,小泉八雲的著作自然引起了他的注目。查周作人日記1912年10月條,記錄了他從相模屋訂購《國民性十論》、《白樺》、《學鐙》、《小林一茶傳》、 《俳句大辭典》等書刊。10月29日條中有如下記述:「小泉八雲L. Hearn著作當購讀但以入日本後者為重。」1913年2月1日條記從相模屋收到「Aspects of Child Life & Education Hearn: Kokoro. 又Thomas: Hearn各一冊」。2月6日條記:「閱Hearn傳微雪旋止晚閱Hearn傳了又所著《心》數章」17。周作人閱小泉八雲,其目的明確,即側重1890 年以後所寫下的日本題材的著作,作為自己研究日本的借鑒。
  1920年10月23日《晨報》第七版刊登了周作人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親日派〉。在當時的中國,「親日派」幾乎就是賣國賊的代名詞。1919年4 月,歐戰媾和會議在凡爾賽召開,公理未能戰勝強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被日本獲取。消息傳來,群情激忿,遂爆發了五四反帝運動。新文化運動以來,周 作人在文化界一直居顯著位置。他曾反覆強調日本研究的必要,在這期間翻譯、介紹了日本近代文學以及「新村」的社會實踐。正因為如此,「親日派」一詞對他來 說含意非同尋常。不過周作人的解釋出人意料,他一方面批駁了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的小人,同時賦予這個詞一層新的內涵18。
  中國的親日派,同儒教徒一樣,一樣的為世詬病,卻也一樣的並沒有真的當得起這名稱的人。
  中國所痛惡的,日本所歡迎的那種親日派,並不是真實的親日派,不過是一種牟利求榮的小人,對於中國,與對於日本,一樣的有害的,──一面損了中國的實利,一面損了日本的光榮。
  我們承認一國的光榮在於他的文化──學術與藝文,並不在他的屬地利權或武力,……中國並不曾有真的親日派,因為中國還沒有人理解日本國民的真相的光 榮,這件事只看中國出版界沒有一冊書或一篇文講日本的文藝或美術,就可知道了。日本國民曾經得到過一個知己,便是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1850-1904),他才是真的親日派!中國有這樣的人麼?我慚愧說,沒有。
  十九世紀以降,研究、介紹日本學術文藝者不僅止小泉八雲。周作人本人曾提到的就有《日本的印象》的作者、法國詩人古修(P. L. Couchoud)、寫過《日本的精神》、《德島的盆踴》的葡萄牙人摩拉藹思(W. de Moraes)以及《日本事物志》的著者張伯倫。以小泉八雲作親日派的代表,或許是因為小泉八雲在日本的名聲以及一般世人的印象。不過更重要的是周作人對 小泉八雲作品的共感。
  1921年5月10日《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五號刊登了周作人的長篇論文〈日本的詩歌〉。他系統地介紹了日本詩歌的諸種形式,長歌、短歌、旋頭歌、連歌、俳句、川柳。這在中國恐怕還是第一次。論文的一開頭,他引用了小泉八雲《靈的日本》中的一段話19:
詩歌在日本像空氣一樣的普遍。無論甚麼人都關心詩歌。誰都能讀能作,不問身份、階級。詩歌不僅僅遍在於一種精神的氛圍之中,而且實際上到處都能聽見,眼裡都能看見。
這是" Bits of Poetry "的一節。周作人直譯做「詩片」。周的譯文省略了" irrespective of class and condition"、" Nor is it thus ubiquitous in the mental atmosphere only "兩句,扼要地概述了小泉八雲的原文,接下來他作了如下的分析20:
這詩歌的空氣的普遍,確是日本的一種特色。推究他的原因,大約只是兩端。第一,是風土人情的關係。日本國民天生有一種藝術的感受性,對於天物之美,別能領會,引起優美的感情。如用形色表現,便成種種美術及工業的作品,多極幽雅纖麗;如用言語表現,便成種種詩歌。
  對日本國民藝術資質的指摘確是周作人論日本文化時的重要視角。登在《語絲》創刊號卷頭的〈生活之藝術〉中,有這樣一段21:
日本雖然也很受到宋學的影響,生活上卻可以說是承受平安朝的系統,還有許多唐代的流風餘韻,因此了解生活之藝術也更是容易。在許多風俗上日本的確保存這藝術的色彩,為我們中國人所不及,……
這種認識固然來自六年的留學體驗,但在考察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論時,有一點不應忽視,即他雖在東京生活多年,但卻一直未曾有意識地去研究日本文化。他當時的 時間與精力大都傾注於編纂《域外小說集》,所閱讀、收集的也大都是英文著作。1909年魯迅回國後,他才開始學習日文。對日本文化的某種親昵感可以歸結為 他所說的「個人性分」,基於一種直觀,意識到日本文化的獨自價值,並痛感到日本研究的必要性想必是在周作人歸國之後。聯想到他的日本論的執筆時期,這一推 論亦是妥當的。對於周作人的日本研究來說,前人的業績則具有重要意義。透過小泉八雲獨特敏銳的觀察,周作人不僅以此彌補了自己見聞、體驗的不足,並且重新 喚醒了他的感性,促進了他的新發現。
  1926年6月22日《語絲》九十三期上發表的雜感〈酒後主語〉中,周作人再錄了六年前的文章。他為「親日派」一詞注了一個英文解釋: Japanophile,不過此時中日關係的惡化已不允許周作人懷有「愛日本者」小泉八雲的那種真摯。字裡行間透露出一種孤軍奮戰的悲愴與寂寥。  
四 30年代的中國文壇與小泉八雲
  1890年赴日以後不久,小泉八雲的寫作進入了一個豐熟期。根據在松江及熊本的生活經歷,他接連寫下了幾部作品:《陌生日本的一瞥》、《來自東方》、《心》。這些日本題材的著作很快引起了歐美讀者的關注。在寫給友人西田千太郎的信中,有這樣一段22:
我的其他著作不僅在美國,在歐洲也獲得了成功。法國一流的書評雜誌(Revue des Deux Mondes)刊登了一篇評論我的長文,《觀察》、《文萃》、《泰晤士報》以及其他英國刊物也都表示善意。誠然我還不至於那麼愚蠢,把這些讚賞全當做事 實。我每天越發感到自己的無知,所以比起對日本的了解毫無可言的外國評論家的讚賞,日本友人的贊同則更使我喜悅。不過有一件事讓我鼓起了勇氣。即今後關於 日本不論我寫甚麼,人們在歐洲以及其他地方都會讀到它,這樣我或許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的第一本書正在被譯成德文。
寫下這段話時,小泉八雲是否料想到他的著作在30年代的中國亦會引起熱烈的反響。1929年小泉八雲著《西洋文藝論集》(侍桁譯)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發 行。根據內容判斷,大概譯自哥倫比亞大學阿斯金教授編纂的兩卷本《文學的解釋》。此後,小泉八雲的作品被陸續譯出:《文藝譚》(石民譯注,上海北新書局, 1930)、《日本與日本人》(胡山源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文藝十講》(楊開渠譯,上海現代書局,1931)、《文學講義》(惟夫譯,北平 聯華書局,1931)、《英國文學研究》(孫席珍譯,上海現代書局,1932)、《文學的畸人》(侍桁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心》(楊維詮 譯,上海中華書局,1935)等等23。在單行本發行以前,不少作品都曾在《語絲》、《奔流》、《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刊物上登載。不難看出,其中 大部分譯介側重於英文學研究及文學批評。1929年1月,《奔流》第一卷第八期上刊出了侍桁翻譯的〈十九世紀前期的英國小說〉。在這一期的〈編校後記〉 中,魯迅寫了如下一段感想24:
這一本校完之後,自己覺得並沒有甚麼話非說不可。但是,忽然想到,在中國的外人,譯經書、子書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認真地將現在的文化生活──無論高低,總 是文化生活──介紹給世界。有些學者,還要在載籍裡竭力尋出食人風俗的證據來。這一層,日本比中國幸福得多了,他們常有外客將日本的好的東西宣揚出去,一 面又將外國的好的東西,循循善誘地輸運進來。在英文學方面,小泉八雲便是其一,他的講義,是多麼簡要清楚,為學生們設想。
  其實,在這以前,朱光潛也說過類似的話25:
哥德曾經說過,作品的價值大小,要看它所喚起熱情的濃薄。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值得我們注意,就在他對於人生和文藝,都是一個強烈的熱情者。他所傾向的雖然是一種偏而且狹的浪漫主義,他的批評雖不免有時近於野狐禪,可是 你讀他的書札,他的演講,他描寫日本生活的小品文字,你總得被他的魔力誘惑。你讀他以後,別的不說,你對於文學興趣至少也要加倍濃厚些。他是第一個西方 人,能了解東方的人情美。他是最善於教授文學的,能先看透東方學生的心孔,然後把西方文學一點一滴地灌輸進去。初學西方文學的人以小泉八雲為嚮導,雖非走 正路,卻是取捷徑。
  這是長篇論文〈小泉八雲〉開頭的一番話,此文最初登在《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一八號(1926)上,後收入《孟實文鈔》。朱光潛1925年赴英法留 學,歸國後在北京大學教授西洋文學史、文藝心理學。這篇批評文字大約寫於留歐時期,行文中流露出他許多的切身感受。朱氏引證了比思蘭(Elizabeth Bisland)女士對小泉八雲書簡的讚許,頗表示同感26:
他的信札大半在百忙中信筆寫成的,所以自然流露,樸質無華。他的熱情,他的幻想,他的偏見,在信札中都和盤托出。平時著書作文,都不免有所為,寫信才完全是自己的娛樂,所以脫盡拘束。他的信札,無論是繪聲繪形,談地方風俗,寫自己生活,或是談文學,談音樂,都極瑣瑣有趣。
  這段話不禁讓人聯想起談論明末小品淡泊趣味,講究書信無飾雕琢的周作人的口吻。朱光潛乃是30年代京派文學同仁中的理論家,周作人與許多京派作家都有 師弟之宜。他們之間的精神紐帶在文學創作上的反映之一就是對「小品散文」的追求。而小泉八雲的創作、批評與30年代「小品文」熱潮的關係,對文學史家來 說,應當是一個頗具誘惑的題目。
  《人生與文學》(Life and Literature)是繼《文學的解釋》(兩卷本,1915)、《詩的鑒賞》(1916)之後,同樣由阿斯金教授編纂,1917年於紐約出版的文學講 義,其中第七章題為〈小品散文〉(" The Prose of Small Things")。小泉八雲在此文中預示了小說這一體裁的凋落,而為「小品文」描繪了光明的前景27:
未來的散文中有兩個領域將會得到大力開拓,即隨筆與素描寫生文。眾所周知,在十九世紀的英國,隨筆與素描文的發展大大落後於法國。因為隨筆與素描文的作者 無法和小說家競爭。可以講小說壓垮了隨筆。就好像巨大的岩石壓在草地上。倘若不搬掉這沉重的岩石,花草便不會重新生長。不過,搬掉這岩石,現在似乎只是個 時間問題。小說衰退的越快,隨筆和素描文便重新開花,並受到人們青睞。在那些目光短淺的人看來,可能乏味而不足論,其實這種小品文學與小說相比,大都更具 有長久的生命力,更有價值。一篇出色的隨筆有時可流傳數千年。君不見西塞羅(Cicero)的隨筆小品當今已被譯成各種語言,那卓越的文辭和思想到處吸引 著人們,為人所探求嗎?
  以一般歐美文學而論,小泉八雲的話似乎未能言中。然而,在近代中國這一預言卻成了現實。小品散文在30年代的中國迎來了輝煌與豐饒的季節,而在七十年後的今天,人們仍能享受當年播種的恩惠28。

註釋
1、2、3  Jonathan Cott, Wandering Ghost: The Odyssey of Lafcadio Hearn (New York: Knopf, 1991). 日文版為真崎義博譯:《さまよう魂》(東京:文芸春秋,1994),頁21。
4 《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一號,頁94-95。  
5 《ラフヵディオハソ.ハーソ一著作集》,第五卷(東京:恆文社,1988),頁112。
6; 22 Lafcadio Hear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afcadio Hearn, ed. Elizabeth Bisland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Co, 1906), 377; 297.
7 Elizabeth Stevenson, Lafcadio Hearn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61), 149.  
8; 9; 10; 11; 13 Lafcadio Hearn, The Japanese Letters of Lafcadio Hearn, ed. Elizabeth Bisland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Co, 1910), 61.
12 《學衡》,第二十八期,復刻版(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24年2月。
14 薩摩雄次編:《辜鴻銘論集》(皇國青年教育協會發行,1941),頁10。
15 Lafcadio Hearn, Kokoro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Co, 1896), 205-206.
16 陳子善、張鐵榮編:《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頁242。
17 周作人:《周作人日記》,魯迅博物館藏影印本(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頁428、434、435。
18 周作人:《談虎集》,合訂本(長沙:嶽麓書社,1989),頁15。
19 Lafcadio Hearn, In Ghostly Japan, 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9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Co, 1922), 309.  
20 周作人:《藝術與生活》,合訂本(長沙:嶽麓書社,1989),頁111。
21 開明:〈生活之藝術〉,《語絲》,第一期,1924年11月17日。
23 帕金斯編寫的〈拉夫卡迪奧.赫恩文獻目錄〉對小泉八雲的著作以及世界各國的譯本做了詳盡的調查。翻譯包括十數種語言,有日、中、德、法、瑞典、丹麥、芬 蘭、西班牙、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俄國、荷蘭、希臘、依地語。中譯本收入《生命與書籍》(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筆者未見)、《西洋文 藝論集》、《日本與日本人》、《文藝譚》四種。Percival D. Perkins, Ione Perkins, Lafcadio Hearn: A Bibliography of His Writings (1934; reprint, New York: B. Franklin, 1968), 177-78.
24 《奔流》,第一卷第八期,1929年1月。  
25; 26 朱光潛:〈小泉八雲〉,載《孟實文鈔》(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頁81;94。
27 同註5書,第九卷,頁118。
28 1994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推出的《外國名家散文叢書》中包括一本《小泉八雲散文選》。譯者孟修就是數十年前受過小泉八雲影響熏陶的文學青年。在〈譯後 記〉裡,譯者寫道:「我現在還忘不了他是如何深入淺出地把我帶進英國浪漫派詩歌的美麗意境的。」90年代以降的讀書、出版界的狀況又顯示了散文隨筆的隆 盛,不過這似乎已超出了本文探討的範圍。

劉岸偉 1957年生,北京人。現任教於東京大學,從事比較文學研究。著作有《東洋人的悲哀》、《明末的文人李卓吾》、翻譯《利瑪竇傳》等。


Donald Richie 1924-2013 / 《小津安二郎的電影美學》/The Japan Journals: 1947-2004 《日本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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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日本電影及文化專家唐納德·里奇去世


Stuart Isett
Donald Richie in Tokyo in 2001.


Donald Richie, a prominent American critic and writer on Japan who helped introduce much of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o the golden age of Japanese cinema in 1959 and recounted his expatriate life there spanning seven decades, died on Tuesday in Tokyo. He was 88.

His death was confirmed by Christopher Blasdel, a friend.
Mr. Richie wrote prolifically, not just on film and culture in Japan but also on his own travels and experiences there. He won recognition for his soul-baring descriptions of a Westerner’s life in an impenetrable but permissive society that held him politely at arm’s length while allowing him to explore it nonetheless, from its classical arts to its seedy demimonde.
Openly bisexual, Mr. Richie also wrote frankly about his lovers, both male and female, saying Japan’s greater tolerance of homosexuality in the 1940s, relative to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one reason he returned to the country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in 1953. Mr. Richie first saw Tokyo as a bombed-out ruin, arriving in 1947 as a 22-year-old typist with the Allied Occupation forces after serving on transport ships during the war. He spent most of the next 66 years in Tokyo, gaining a following among Western readers for textured descriptions of Japan and its people that transcended Western stereotypes.
“I remain in a state of surprise, and this leads to heightened interest and hence perception,” Mr. Richie wrote in his diary in 1947, describing the thrill of living abroad. “Like a child with a puzzle, I am forever putting pieces together and saying: Of course.”
His books — some 40 altogether — were wide-ranging, including historical novels, studies of flower arranging and travelogues, which were widely praised for humanizing a people still rememb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artime foe. Perhaps his best-known travel memoir, “The Inland Sea” (1971), was the basis of a documentary shown on PBS in 1991.
Mr. Richie made his biggest mark in his writings on Japanese cinema. In 1959, he and the critic Joseph L. Anderson published “The Japanese Film: Art and Industry,” which many film studies experts regard a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English-language book on Japanese movies.
In his memoir, “The Japan Journals, 1947-2004,” Mr. Richie recounted how in the late 1940s he paid his first visit to a Japanese studio, where he met a director in a white floppy hat and “someone I guessed was a star” wearing “a loose Hawaii-shirt.” Thus began Mr. Richie’s enduring acquaintance with two of the giants of Japanese cinema, the director Akiro Kurosawa and the actor Toshiro Mifune.
Mr. Richie went on to write several books on Mr. Kurosawa and his films, including the 1950 samurai mystery “Rashomon,” whose innovative shifting of perspective among characters won the director global renown. (Mr. Richie wrote English subtitles for three of Mr. Kurosawa’s films.)
Mr. Richie also drew attention to another brilliant Japanese director, Yasujiro Ozu, whose sparse and subtle handling of themes like family, as in “Tokyo Story” (1953), influenced Western directors, including Wim Wenders.
“Donald Richie was the one to get these films shown abroad,” said Aaron Gerow, a professor of Japanese cinema at Yale. “He was the first gatekeeper of Japanese film for the English-language world.”
Mr. Richie met and wrote about many of the more colorful figures of postwar Japan, among them the novelist Yukio Mishima, who killed himself by ritual disembowelment in 1970. Mr. Richie struggled to make sense of the suicide, often interpreted here as an effort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nation’s loss of martial spirit, and expressed mild exasperation with Mr. Mishima’s widow for seeking to hide her husband’s embrace of homosexuality.
Mr. Richie came to bemoan the changes that transformed Japan from the mostly agrarian country he found in the 1940s into an industrialized landscape of unrestrained public works and American-styl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country I’d ever seen in my life,” he wrote in 1992, “and now it’s just about the ugliest.”
Donald Richie was born in Lima, Ohio, on April 17, 1924, and lived most of his life alone, though he was briefly married to Mary Richie, an American writer.
“Donald had a sensibility that was not nurtured where he grew up,” said his friend Mr. Blasdel, artistic director of Tokyo’s International House. “He was warm but also kept his distance, even in hi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is gives his writing a sense of passionately caring, but also of objectivity and truthfulness.”
Mr. Richie said he never sought to become a Japanese citizen, but instead seemed to revel in his position on the margins of Japanese society, which, he wrote, offered him far greater personal freedom than he could have had back in Ohio.
“I may have rejected the U.S.A. where I was born,” Mr. Richie wrote in his memoir, “but I did not decide to be Japanese. That is an impossible decision, since the Japanese prevent it. Rather, I decided to decorate Limbo and become a citizen of this most attractive, intensely democratic republic.”
唐納德·里奇(Donald Richie)於周二(2013年2月19日——譯註)在東京的一家醫院辭世,享年88歲。里奇是描寫日本及僑民生活最傑出的美國作家之一。他最著名的貢 獻是,向英語世界介紹了導演黑澤明(Akira Kurosawa),以及他所處的日本電影黃金時代。
里奇的故交克里斯托弗·布拉斯代爾(Christopher Blasdel)稱,里奇近幾年身體欠佳,他在東京的公寓里心臟停止跳動後,被送往東京大學附屬醫院(University of Tokyo Hospital),並在那裡去世。
里奇生前不僅在電影和文化領域著作頗豐,還寫下了大量遊記和生活經歷。他目睹了日本走出戰爭的廢墟,崛起為以高科技聞名的富裕國家,繼而又陷入困 境。他因對日本生活極為坦誠的描寫而贏得了認可。他的一生幾乎都在日本度過,這是個難以滲透卻又十分放任的社會,總是對他保持冷淡的禮貌,卻又允許他自由 探索,不管是日本精巧細膩的傳統藝術,還是艷麗低俗的娼妓階層。
儘管里奇更喜歡記述生活的私人層面,而非宏大的公共事件,但在因二戰而首先接觸日本的那批美國知識分子當中,他被廣泛認為是日本的最佳詮釋人之一。
里奇出生於俄亥俄州的萊馬,二戰期間曾在運輸船上服役,1947年,22歲的他作為駐日盟軍的打字員抵達東京,第一次親眼目睹這座城市被轟炸後的廢墟。在接下來66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生活於此,寫出了約40本著作,涵蓋從花卉研究到歷史小說的各種主題。
他對日本和日本人細膩而敏銳的描寫,超脫了西方對日本的成見,因而受到了西方讀者的追捧。他的諸多著作廣受讚譽,如1971年的遊記《內海》(The Inland Sea),原因是對日本的名人和普通人均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描繪,為美國戰時的敵人,賦予了人性的面孔。
里奇在他1947年的日記中講述了自己旅居海外的激動之情,“我一直處在驚奇之中,這讓我興趣高漲,時有所悟。就像是玩拼圖的孩子,我一直在把各種東西拼在一起,然後說:原來如此。”他的一生都充滿了這種情緒。
不過,關於日本電影的著作才是里奇最大的成就,尤其是以戰後的大導演為主題的那些。
1959年,里奇與約瑟夫·安德森(Joseph Anderson)合著的《日本電影:藝術與工業》(The Japanese Film: Art and Industry)出版。電影研究專家認為,這是關於日本電影的首部英文著作。在回憶錄中,里奇講述了上世紀40年代自己首次拜訪一家日本攝影棚的情景。 他在那裡遇見了一名戴着白色軟帽的導演,以及一個“穿着寬鬆的夏威夷T恤、我猜是明星的什麼人”。他們就是黑澤明和演員三船敏郎(Toshiro Mifune),里奇與日本電影界兩位大師的終身友誼就此展開。
里奇後來撰寫了幾本關於黑澤明及其作品的著作,其中包括1950年的武士懸疑片《羅生門》(Rashomon)。黑澤明1989年榮獲奧斯卡終身成 就獎,《羅生門》因創造性地在各角色之間轉換敘事角度而獲得了全球聲譽。里奇後來稱這部電影是“史上最著名的日本電影”。他還為黑澤明的三部電影編譯英文 字幕,包括1980年的《影武者》(Kagemusha)。
里奇還引起了人們對另外一位才華橫溢的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的關注。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研究日本電影的教授阿龍·傑羅(Aaron Gerow)稱,小津安二郎對電影主題的處理樸素而微妙,正如他在《東京物語》(Tokyo Story)中對家庭的展現方式,這一風格影響了包括維姆·文德斯(Wim Wenders)在內的西方導演。
“是唐納德·里奇把這些電影介紹到了國外,”傑羅說,“他是首位將日本電影帶進英語世界的人。”
居住在日本的數十年間,里奇和日本戰後知識界、藝術界許多引人注目的人物相會,並書寫他們的故事。最吸引他的,似乎還是三島由紀夫(Yukio Mishima)的故事。1970年,這位小說家切腹自殺。在日本,人們通常的解讀是,三島由紀夫自殺是為了引起人們對該國武士道精神沒落的關注,里奇努 力想弄清他自殺的原因,對於其遺孀試圖掩蓋丈夫生前眾所周知的同性戀取向的做法,里奇也溫和地表達了憤怒。
作為一名公開的雙性戀,里奇也在作品中坦率地寫了他的男女情人。他說,和美國相比,上世紀40年代日本對同性戀更為包容,這也是他1953年從哥倫 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畢業後回到日本的原因之一。雖然和美國作家瑪麗·里奇(Mary Richie)有過一段短暫婚姻,但是里奇一生中大部分時間內都是單身。
儘管里奇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居住於此,但他對日本的看法似乎頗為複雜。在他的作品中,里奇毫不迴避地描述了日本排外的社會並不美好的一面。然而他也發現了日本很多值得讚美的東西,尤其是傳統藝術中所體現的平衡與微妙。
里奇的最為尖刻的一些作品中,則講述了他作為美國僑民,置身於一個不肯接納外來者的國家裡的感觸。他說,自己從來沒有尋求成為一個日本公民,相反 的,他似乎很享受游離在日本社會邊緣的感覺。他寫道,這種社會地位給他提供了更多的個人自由,遠遠超過他在俄亥俄州所能享受到的程度。
對於他看到的那些使日本不復往昔的變化,里奇扼腕痛惜。在《內海》一書中,里奇嗟嘆道,他在上世紀40年代看到的古樸農耕國度正在遠去,日本成為美國式的商業再開發和無節制的公共工程建設的受害者。
“它曾經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美麗的國家,”里奇在1992年寫道,“而現在它差不多成了最醜陋的了。”
翻譯:黃錚、谷菁璐 
 -----下集沒買到.
唐纳里奇《日本日記 上 》 上海译文 2011
一些錯誤 頁160 注 應為 Walter Kaufmann (philosopher) - Wikipedia,談的論文應收入其書:Existentialism, Religion, and Death: Thirteen Essays

Donald Richie這本 《日本日記》像Rudolf Arnheim著的 Parables of Sun Light: Observations on psychology, the arts and the re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都是改寫過的--書中在1960年詳細記下Rudolf 的學者風範-- 不過此注我可補充--此書一時找不到 所以以後再查是否談過.....Donald Richie

The Japan Journals: 1947-2004

Donald Richie (Author), Leza Lowitz (Editor)

From Publishers Weekly

Since moving to Japan in 1947, Richie has written hundreds of books, directed several films and befriended dozens of Japanese celebrities, including composer Taru Takemitsu, novelist-icon Yukio Mishima and filmmaker Akira Kurasawa. Richie has also been the point of contact for non-Japanese artists such as Francis Ford Coppola, Truman Capote and Igor Stravinsky. But what will interest most readers are not so much Richie’s erudite observations on Japanese cultural life as his rather saucy descriptions of his experiences in the country. A self-confessed "sexaholic," Richie declares that he’s slept with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sex and sexual relationships are themes that dominate the journals. Richie does give some sense of how Japan has changed in the 50-odd years that he has lived there, but this perspective is constrained because Richie’s context rarely transcends his immediate surroundings. As such, the entries sometimes read like a series of cryptic pieces. There are moments where Richie shines, such as when he describes his divorce and his experiences with Mishima. His views on the intersections of xenophobia, racism "and all the rest" are both poignant and disturbing. For example, after being solicited by a couple of schoolgirls, Ritchie wonders how anyone could think prostitution is wrong, except "if the person does not want to sell, well maybe." But the journals live up to his reputation as a charming wit, and if the erratic narrative sometimes seems surreal, enough bits and pieces come together to inform readers of the Japan Richie experienced as an American insider. 75 b&w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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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Donald Richie has been writing about Japan for over 50 years from his base in Tokyo and is the author of over 40 books and hundreds of essays and reviews. He is widely admired for his incisive film studies on Ozu and Kurosawa, and for his stylish and incisive observations on Japanese culture.


Product Details

  • Hardcover: 440 pages
  • Publisher: Stone Bridge Press (October 1, 2004)


Donald Richie: The Japan Journals 1947-2004This is what every memoir should be. Unhindered by any attempt to be self-serving, Donald Richie’s The Japan Journals: 1947-2004 is about the most unflinchingly honest opening of the tightly turned lid of self you'll ever read. You can't help but like an autobiographer willing to welcome you this deeply into his 510-page heart.
Not that there's a paucity of things to like about Japanese film historian Donald Richie. One of the most underrated writers of the last 50 years, Richie wields his pen with a depth of insight that more famous writers would swap Booker Prizes for, and his command of detail and emotion are on par with the best — even here in a ‘journal.'
Although journal in name, The Japan Journals is more than nighttime afterthought, for Richie realized early on that the detritus of his daily life was destined for the shelves of others, and therefore wrote accordingly — with concentration and abundant skill.
Richie isn't just an interesting writer, he's an interesting human being, a person who has lived a life filled with fascinating and often famous others — Yukio Mishima, Marguerite Yourcenar, Emperor Hirohito and Francis Ford Coppola, to name a few. Included is perhaps the most insightful assessment of the internal life of the near impossible-to-comprehend Mishima, while it is highly likely that Richie is the inspiration for Bill Murray’s character in Sofia Coppola’s Lost in Translation, for he tells of spending time with the teenaged director-to-be in Tokyo.
Better known as the leading Western authority on Japanese film, the beyond erudite Donald Richie could also be subtitled the ‘Gore Vidal who chose to live in Japan.' Equally talented and insightful as the American polemicist, Richie is more heartfelt to Vidal’s glib, and therefore on final reckoning, even more rewarding.


Donald Richie in February 2009
For the U.S. Senate historian, see Donald A. Ritchie.
Donald Richie (born 17 April 1924, Lima, Ohio) is an American-born author who has written about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Japanese cinema. Although he considers himself only a writer,[1] Richie has directed many experimental films, the first when he was 17.[2] Although Richie speaks Japanese fluently, he can neither read nor write it proficiently.[3]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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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Biography

During World War II, he served aboard Liberty ships as a purser and medical officer. By then he had already published his first work, "Tumblebugs" (1942), a short story.[4]
In 1947, Richie first visited Japan with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force, a job he saw as an opportunity to escape from Lima, Ohio. He first worked as a typist, and then as a civilian staff writer for the Pacific Stars and Stripes. While in Tokyo, he became fascinated with Japanese culture, particularly Japanese cinema. He was soon writing movie reviews in the Stars and Stripes. In 1948 he met Kashiko Kawakita who introduced him to Yasujiro Ozu. During their long friendship, Richie and Kawakita collaborated closely in promoting Japanese film in the West.[5]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enroll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s School of General Studies in 1949, and received his Bachelor's Degree in English in 1953. Richie then returned to Japan as film critic for The Japan Times and spent much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iving there. In 1959, he published his first book, The Japanese Film: Art and Industry, coauthored with Joseph Anderson. In this work, the authors gave the first English language account of Japanese film. Richie served as Curator of Film at the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from 1969 to 1972. In 1988, he was invited to become the first guest director at the Telluride Film Festival.
Among his most noted works on Japan are The Inland Sea, a travel classic, and Public People, Private People, a look at some of Japan's most significant and most mundane people. He has compiled two 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Japan: A Lateral View and Partial Views. A collection of his writings has been published to commemorate fifty years of writing about Japan: The Donald Richie Reader.The Japan Journals: 1947-2004 consists of extended excerpts from his diaries.
In 1991, filmmakers Lucille Carra and Brian Cotnoir produced a film version of The Inland Sea, which Richie narrated. Produced by Travelfilm Company, the film won numerous awards, including Best Documentary at the Hawai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1991) and the Earthwatch Film Award. It screened at the Sundance Film Festival in 1992.[6]
Author Tom Wolfe describes Richie as: "the Lafcadio Hearn of our time, a subtle, stylish, and deceptively lucid medium between two cultures that confuse one another: the Japanese and the American."[7]

[edit]Japanese cinema

Richie's most widely recognized accomplishment has been his analysis of Japanese cinema. From his first published book, Richie has revised not only the library of films he discusses, but the way he analyzes them. With each subsequent book, he has focused less on film theory and more on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the films were made. One thing that has emerged in his works is an emphasis on the "presentational" nature of Japan's cinema, in contrast to the "representational" films of the West. His book, A Hundred Years Of Japanese Film includes a helpful guide to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films on home video and DVD mentioned in the main text. In the foreword to this book, Paul Schrader says: "Whatever we in the West know about Japanese film, and how we know it, we most likely owe to Donald Richie." Richie also has written analyses of two of Japan's best known filmmakers: Yasujiro Ozu and Akira Kurosawa.
Richie wrote the English subtitles for Akira Kurosawa's films Kagemusha (1980), Red Beard, and Dreams (1990).[8]
In the 21st century, Richie has become noted for his erudite audio commentaries for The Criterion Collection on DVDs of various classic Japanese films, notably those of Ozu (A Story of Floating Weeds and Early Summer), Mikio Naruse (When a Woman Ascends the Stairs), and Kurosawa (Drunken Angel, Rashomon, The Lower Depths, and The Bad Sleep Well), among others.

[edit]Books by Donald Richie

  • Botandoro: Stories, Fables, Parables and Allegories: A Miscellany (paperback), Printed Matter Press; 2008; ISBN 978-1-933606-16-3
  • Travels in the East (paperback). Stone Bridge Press. 2007. ISBN978-1933330617.
  • A Tractate on Japanese Aesthetics (paperback). Stone Bridge Press. 2007. ISBN978-1933330235.
  • Japanese Portraits: Pictures of Different People (Tuttle Classic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paperback). Tuttle Publishing. 2006. ISBN978-0804837729.
  • Tokyo Nights (paperback). Printed Matter Press; 2005; ISBN 1-933606-00-2
  • A Hundred Years of Japanese Film: A Concise History, with a Selective Guide to DVDs and Videos. Kodansha International. 2005. ISBN978-4770029959. (paperback)
  • The Japan Journals: 1947–2004 (paperback). Stone Bridge Press. 2005. ISBN978-1880656976.
  • A View from the Chuo Line and Other Stories (paperback), Printed Matter Press, 2004, SBN 4900178276
  • Japanese Literature Reviewed (hardcover). ICG Muse; 2003; ISBN 4-925080-78-4
  • With Roy Garner. The Image Factory: Fads and Fashions in Japan (paperback). Reaktion Books; 2003; ISBN 1-86189-153-9
  • The Inland Sea (paperback). Stone Bridge Press. 2002. ISBN978-1880656693.
  • The Donald Richie Reader: 50 Years of Writing on Japan (paperback). Stone Bridge Press. 2001. ISBN978-1880656617.
  • Tokyo: A View of the City (paperback). Reaktion Books; 1999; ISBN 1-86189-034-6
  • Memoirs of the Warrior Kumagai: A Historical Novel (hardcover). Tuttle Publishing; 1999; ISBN 0-8048-2126-7
  • The Films of Akira Kurosawa, Third Edition, Expanded and Updated (paperbac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 1999. ISBN978-0520220379.
  • Tokyo (paperback). Reaktion Books. 1999. ISBN978-1861890344.
  • Partial Views: Essays on Contemporary Japan (paperback). Japan Times; 1995; ISBN 4-7890-0801-0
  • The Temples of Kyoto (hardback). Tuttle Publishing; 1995; ISBN 0-8048-2032-5
  • The Inland Sea (paperbac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3; ISBN 4-7700-1751-0
  • A Lateral View: Essays on Culture and Style in Contemporary Japan (paperback). Stone Bridge Press. 1992. ISBN978-0962813740.
  • Japanese Cinema: An Introduction (hardcov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ISBN 0-19-584950-7
  • Japanese Cinema: Film Styl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paperbac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ISBN 0-19-584950-7
  • Introducing Japan (hardcover).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7; ISBN 0-87011-833-1
  • Introducing Tokyo (hardcover). Kodansha Inc; 1987; ISBN 0-87011-806-4
  • Focus on Rashomon (hardcover).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ISBN 0-13-752980-5
  • Different People: Pictures of Some Japanese (hardcover). Kodansha Inc; 1987; ISBN 0-87011-820-X
  • A Taste Of Japan (hardcover). 1985. Kodansha Intl. Ltd..
  • Zen Inklings: Some Stories, Fables, Parables, and Sermons (Buddhism & Eastern Philosophy) (Paperback) with prints by the author. Weatherhill, 1982. Without prints: 1982. ISBN 78-0834802308
  • With Ian Buruma (photos) (1980). The Japanese Tattoo (hardcover). Weatherhill.
  • Ozu: His Life and Films (paperbac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ISBN978-0520032774.
  • George Stevens: An American Romantic. New York,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1970.
  • Companions of the Holiday (hardcover). Weatherhill; 1968; ISBN 1-299-58310-5
  • Erotic Gods Phallicism in Japan (slipcase). Shufushinsha; 1966; ISBN 1-141-44743-6
  • The masters’ book of Ikebana: background and principles of Japanese flower arrangement, edited by Donald Richie & Meredith Weatherby; with lessons by the masters of Japan’s three foremost schools: (hardcover). Bijutsu Shuppansha. 1966.
  • The Japanese Movi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hardcover). Kodansha Ltd; 1965; ISBN 1-141-45003-8
  • Japanese Movies. Japan Travel Bureau, 1961
  • With Joseph L. Anderson. The Japanese Film: Art and Industry (paperbac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revised 1983; ISBN 0-691-00792-6
  • Eight American Authors. Kenkyusha. 1956.
  • This Scorching Earth. Charles E. Tuttle. 1956.
  • With Watanabe Miyoko. Six Kabuki Plays (paperback). Hokuseido Press; 1953; ISBN 1-299-15754-8
  • Essay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Drama and Cinema (in Japanese). Hayakawa Shobo. 1950.
  • The Honorable Visitors. Charles E Tuttle; 1949; ISBN 0-8048-1941-6

[edit]Films and books on Donald Richie

  • Sneaking In. Donald Richie's Life in Film. Directed by Brigitte Prinzgau-Podgorschek, Navigator Film Produktion/Peter Stockhaus Filmproduktion, GmbH, Vienna, 2002
  • Silva, Arturo, ed. (2001). The Donald Richie Reader. Berkeley: Stone Bridge Press. 10-ISBN 1-880656-61-2; 13-ISBN 978-1-880656-61-7 (cloth)
  • Klaus Volkmer and Olaf Möller.Ricercar fuer Donald Richie. Taschenbuch (1997)

[edit]Films by Donald Richie

Donald Richie is the author of about 30 experimental films from five to 47 minutes long, six of which have been published on DVD.[9] None were originally meant for public screening.[10] The pieces on the DVD, all originally shot in 16 mm, are:[10]
  • Wargames, 1962 22 minutes
  • Atami Blues, 1962, 20 minutes, soundtrack by Tōru Takemitsu
  • Boy with Cat, 1967, 5 minutes
  • Dead Youth, 1967, 13 minutes
  • Five Philosophical Fables, 1967, 47 minutes
  • Cybele, 1968, 20 minutes
Among the short works not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 are for example Small Town Sunday (1941, 8 mm), filmed when he was still resid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entimental Education (1953), Aoyama Kaidan (1957), Shu-e (1958), and Life (1965).[10]
Other films:
  • Akira Kurosawa, 1975, 58 minutes, 35 mm in color and b/w. Produced by Atelier 41 for NTV, Tokyo
  • A Doll, 1968, 16 mm, 20 minutes, in color
  • A couple, 1968, 35 mm, in b/w
  • Nozoki Monogatari, 1967, 16 mm, released by Brandon Films
  • Khajuraho, 1968, 16 mm, in color and b/w

[edit]Honors


日本語訳書[編集]

  • 『映画のどこをどう読むか 映画理解学入門 = Viewing film』 三木宮彦・司馬叡三訳、スタジオジブリ、2006
  • 『イメージ・ファクトリー 日本×流行×文化』 松田和也訳、青土社, 2005
  • 『素顔を見せたニッポン人 心に残る52人の肖像』 菊池淳子訳、フィルムアート社、2003
  • 『日本の映画』 梶川忠・坂本季詩雄訳、行路社、2001
  • 『十二人の賓客 日本に何を発見したか』 安西徹雄訳、TBSブリタニカ、1997
  • 『新作英語狂言』 荒井良雄編、研究社、1990
  • 『映画のどこをどう読むか 世界の10本の傑作から 映画理解学入門』 三木宮彦・司馬叡三訳、キネマ旬報社、1984
  • 『日本人への旅』 山本喜久男訳、ティビーエス・ブリタニカ、1981
  • 『日本の大衆文化』 金関寿夫編・注、秀文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1981
  • 『京都発見』 クリフトン・カーフ版画、講談社、1981
  • 『黒沢明の映画』 三木宮彦訳、キネマ旬報社、1979
  • 『小津安二郎の美学 映画のなかの日本』 山本喜久男訳、フィルムアート社、1978
  • 『男女像』 伊藤堅吉共著、図譜新社、1967
  • 『映画芸術の革命』 加島祥造虫明亜呂無訳、昭森社、1958
  • 『この焦土』 加島祥造訳、新潮社、1957
  • 『現代アメリカ文学主潮』 加島祥造訳、英宝社、1956
  • 『現代アメリカ芸術論』 加島祥造訳、早川書房、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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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zu: His Life and Films (paperbac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ISBN 978-0520032774.
  • 《小津安二郎的電影美學》,李春發譯, 台北:電影圖書館出版部,1983
  • Google Books http://books.google.com.tw/books/about/Ozu.html?id=8W6mwSIwTEsC&redir_esc=y

Ozu

Front Cov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Jan 1, 1977 - Performing Arts - 275 pages
Yasujiro Ozu, the man whom his kinsmen consider the most Japanese for all film directors, had but one major subject, the Japanese family, and but one major theme, its dissolution. The Japanese family in dissolution figures in every one of his fifty-three films. In his later pictures, the whole world exists in one family, the characters are family members rather than members of a society, 
and the ends of the earth seem no more distant than the outside of the house.




Contents




现世今生,风物与人
http://book.douban.com/review/4958764/

唐納德•里奇,1924年出生於美國,1947年,隨軍來到日本東京,並在此生活了近半個世紀,成為著名的日本電影與文化研究者,以獨到的領悟,向西方傳播東方文化。里奇對小津安二郎電影的論著尤為引人注目,如此平和、深厚、溫文爾雅。這個高大的美國人能在小津電影中看出“生而為人、因此受苦”的生之哀怨與達觀。而在里奇的這本《日本日記》中,我們了解到他不僅是評論家,還是小說家,拍過許多電影,一直熱愛旅行,通曉繪畫、音樂、建築。總之,十分的藝術人生。而且,他是同性戀。  但上述概況並不是《日本日記》的主體,很多只是從編排者的介紹中稍稍瞥見。國內翻譯出版的也只是完整日記的上部,從1947到1989年。里奇也不是每天都寫,有時幾年都不寫,所以日記也不算他的自傳,他也有自己的回憶錄,名曰《觀照自我》。  那麼這部日記的主體是什麼呢,簡而言之:風物與人,所見所遇。風物當然是日本的風物,能樂、舞樂表演、電影、文學、玩偶、風月場,甚至婚禮、葬禮以及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細微方面,並在此間展示了日本風隨物轉的逐步變遷。人則是日本人與造訪日本的西方人、普通人與名人紛至沓來,學生、妓女、出租車司機、川端康成、鈴木大拙、三島由紀夫、毛姆、卡波蒂……  里奇載物記人的風格,是《日本日記》的魅力所在,毫不多愁善感,非常實事求是,聰明、客觀、幽默、精妙。他見證了1947年戰爭大火焚燒過後的東京、無家可歸的饑民,但只描述現象,不給與評論。也許是因為他廢墟與新生並見:“就在這些廢墟中,新木已泛出黃色光澤,人們正回到這座城市。”“似乎,他們也在等待著這一切過去,這樣他們可以繼續生活。”三島由紀夫是里奇的好友,對於三島的剖腹自殺,里奇在日記中沒有流露出絲毫傷感與震驚,他了解三島:“當我得知他的自殺,這就是我首先想起來的——他已知道沒什麼可救的。他的自殺可能是一則政治宣言,一則美學宣言,但它也是一則絕望的個人宣言。”“一個真正的浪漫主義者,乃是將實物跟應該有的東西作比較,然後以人格的力量,依靠自己覺得更好的那些標準而生活。”“當他也有力量靠著它們去死,我們再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作為佔領軍的一員,里奇的朋友吉恩會感到內疚、質疑,但里奇不,他自己從不懷疑任何一個機會,他佩服吉恩,但不會以他為榜樣。就像鈴木博士對里奇的評價:“非常現世,非常今生。”他對此欣然接受,“我沒有使命,永遠不會有。” “在我的理想世界,沒人會發誓效忠任何東西。   正是這種“現世今生”的心態,使他卸去了歷史的重負,獲得了一種心無旁騖、真心體驗的態度。對於日本,他深知自己是個局外人,但毫不獵奇,從不把日本客體化、他者化、異化。對於風物,總是能夠細細地觀察、欣賞,無論是寺廟外山間旅館的簡樸小住,還是九州島漫長的火車之旅都能讓里奇樂在其中。這樣他就與日記中描述的某些來日本尋找所謂“真正的日本”,見到了又覺得“真正的日本”不可理遇的西方人形成鮮明對照。對於日本人本身,即使不能欣賞,里奇也能看透、接受。就像他對作家、文化人林肯•柯斯坦的犀利評價:“林肯和日本人都以同樣的方式看人。人也是一種貨幣。一個人的價值在於他做什麼。”“林肯多像日本人。從別的國家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之後,他們也總是看不起剩下的東西。當他們得到他們想要的,他們就說壞話。還有什麼更為自然?這個世界像日本和林肯這樣的人是真正的現實主義者。”  而身處東方,浸淫其中,里奇的視野也更加廣闊,雙重視角看待事物更顯深刻。日本草月流插花掌門人勅使河原宏學童時想拍電影,但迫於流派壓力,繼承了家業,也處理的很好。里奇對此評論:“他做了一件或許典型但我依舊覺得令人欽佩的事情。因為他不能改變他的環境,他改變了自己。”“我的西方自我說,他背叛了自己。但是我的東方自我很想知道,他的所為是否顯示了一種更高的智慧。”  而里奇看人的最大優點在於一視同仁。對於他採訪的一位難民,他能看出他“雖然衣著襤褸,但卻令人起敬。”對於名人,我們看不到他筆下流出的羨慕,甚至是特別的欽佩與尊敬。他只把他們視為人,平等的人,如實描述事件以及自己的感受。在他筆下,川端康成是有著“鳥一般的輪廓”的中年男子,而“跟三島一起,你變得客觀,冷靜看待自己。是他造就了這一強烈氛圍,因為他對內在一致的堅持。跟三島一起,就是參演一齣戲。”德國藝術與電影理論家魯道夫•阿恩海姆,“慢吞吞,大塊頭,很優雅,這是可以抱起一隻小貓而不嚇著它的那類人。”演員三船敏郎,“好人三船,老實人三船。都很真實,都在那兒。也都在表面。有沒有比表面更多的東西?”  讀過《小津》,我以為里奇就是小津那樣的人,或​​者至少小津電影風格那樣的人,不然他的理解與詮釋為何那麼貼切。但里奇說過:“你不一定要成為你欣賞的人。”他對人的描述,聚焦停靠在自己感想上的思索,讓我想起了普魯斯特,而對人那種精微入裡的評價,那種冷感與距離,又有幾分張愛玲風味。簡•奧斯丁是里奇喜歡的,他把自己想成“機智而冷酷的班奈特先生。”別人在書裡稱他為“浪蕩子”,他也覺得恰當的很,那代表“機智,滿不在乎,世故之人。”且“看穿表面並拒絕遵守乏味規則。”因此,即使經過編排刪節,以及文體本身不可避免的主觀性,《日本日記》也展示出了足夠的睿智與深刻,現世今生,風物與人,栩栩如生,充滿妙趣。


*****
西方想像日本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李玄榛日期:2011-07-25
唐納德·里奇的日記用很多篇幅描寫日本見聞和瑣碎的人際交往,也有大量關於他個人的哲學化思考,但我最感興趣的是,以里奇為中介,西方到底用什麼樣的眼睛、看到了什麼樣的日本。1973年的一天,里奇在日記裡記載了和朋友的一場討論:為什麼他們——也就是西方人——對日本有興趣。此時他已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結論是,一方面,因為他們和日本不可能有所謂“真正的關係”,他們是日本的局外人,因此輕鬆自在。另一方面,他們覺得“亞洲佬”有趣,並且,在“內心最陰暗的深處”,他們把日本人視作“下等人”,免不了有優越感和促狹的心理。這種說法至少部分接近真實。1955年,日本還在由美國託管,作為美國公民的杜魯門·卡波蒂臨到東京機場,才發現,竟然需要簽證。他認為日本小氣,還自傲得很愚蠢。這次行程從頭到尾都不舒暢。據里奇日記記載,卡波蒂幾乎完全呆在帝國飯店,無比無聊,吃、睡、打電話,向所有人抱怨個不停。他聲稱不喜歡這個國家。後來他決定讓《紐約客》負擔這次行程的費用,因此去為他們採訪正在京都附近的馬蘭·白龍度。然而一旦他回到紐約,又表現得“想的都是日本”,還表示要寫本關於日本的書。顯然,這一時期,日本作為一個物質、文化和感情等多重的新大陸,在整個西方都很有市場,以至於那些從日本歸來的人們可以藉此裝點門面。里奇在日本迎來送往了一批西方來的文化名流。這些人浮光掠影的日本印像大抵如下:這是非常小的國家(里奇遊歷了日本的許多地方,發現它小巧玲瓏的名聲只是一種想像,他認為它實際上是個“大國”,各地差別很大) ,整潔甚至過於整潔,很鄉下、小地方,“有它的趣味,但過時而俗氣”。他們顯然不太看得起它。1959年,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來到日本,他對里奇說:“你一定要帶我們去看真正的日本。”英國小說家安格斯·威爾遜則俏皮地說:“我們絕對會捅穿那些可愛的紙門。”里奇帶著這兩人和意大利小說家莫拉維亞等人去了高野山,他認為那裡是真正的日本,有寺廟,還有很多紙門和一個墓地。但是那些人顯然不滿意,他們在這裡“吃過不能吃的飯,洗過受不了的澡,在可怕的墊子上睡了失眠的一夜。蹲過恐怖的廁所,用完嚇人的早餐”,後悔不迭。莫拉維亞深切懷念起東京,那才是他的“真正的日本”。在那裡,他借助里奇的翻譯和一個鱷魚手袋,在夜總會搞到了一個年輕的女收銀員。這大概是西方人發現“真正的日本”最正宗的路徑和源泉之一。他們表現了西方人遭遇日本的典型模式:從好奇和陌生,轉向不適應,最後歸於失望和厭棄。說到底,他們在想像中熱愛日本,厭棄則部分地來源於挫折感。1982年,法國女作家尤瑟納爾也來到日本,待了很長一段時間,發現日本是她到過的“最難理解的國度”。她出去買鉛筆卻空手而回,因為她不會日語,並且找不到和日本人溝通的有效方式。這一微小的事件卻是最有力的象徵。在西方人看來,日本人採取的方式是“茫然不知和躲避”。結果,尤瑟納爾和她的男伴做了別的選擇,他們在日期間一共看了40個小時的歌舞伎表演,那是他們“逃避日本的地方”。那時的日本對於西方世界,則處在深切的矛盾中。在東京,比如女收銀員這樣的都市女性並不避外國人,甚至不拒絕發生一些艷情,尤其是當對方頗有些聲望時;女粉絲等在毛姆門口長達幾小時,等著跟他談靈魂,最終被晾在門外;藝伎們則完全知道伊戈·斯特拉文斯基是《春之祭》的作者,並樂於討他的歡心。但東京以外的人,不了解東京,更不了解西方。里奇去到一些海邊村鎮,常引起無法停息的討論,以及直率而赤裸裸的圍觀,那些觀看的眼神無不充滿駭異,村童因為他“吃人”的玩笑,嚇得滾倒,然後爬著逃離到1988年,里奇覺得日本變了。因為“日本富了,不再需要我們,不需要模仿我們”,也不再需要藉他們的眼睛去看外面的世界。 1989年12月30日,里奇記錄了一幅有些倒錯的畫面:東京銀座聚集了很多遊客,多數像美國人,穿戴著隨意的運動衫、牛仔褲、伐木工襯衫和絨線帽。顯然,他們是有產者,但把自己打扮得像是勞工階層。而相反,這時候的日本人又精緻又優雅,就像50年代的西方人那樣。

Meditations On a Hobby Horse and Other Essays / On the Theory of Art Essays in Architectural Criticism《建築評論論文集-現代建築與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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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評論論文集-現代建築與歷史變遷》田園城市│施植明, Alan Colquho│1998

頁48 著名論文 Meditation on a Hobby Horse 翻譯錯誤
這是E. H.. Gombrich 的一篇很有名的論文有數種漢譯通常文"木馬沉思記"而不是詩先生所譯的"對癖好的沉思"因為原作者文中很明白指出.....參考"Deridada" ,dada, hobby horse

Meditations On a Hobby Horse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Art [Paperback] E.H. Gombrich (Author)

Click to open expanded view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3, this book was the first volume to be published in the author's long and distinguished series of collected essays. In it he address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artistic achievement, the criteria of artistic value, and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images. These essays explore the problematic character of metaphors, analogies, symbols, myths, conventions and traditions in art and art-historical writing, and investigate the notions of representation, expression, abstraction and i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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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 · · · ·

  
  從作者在本書的論述,可見他的思維深受60年代西方思想的顯學結構主義所影響:利用相互對照的方式,呈現兩者的差異,進而探究其隱含的文化含義。此書的論述非時下流行樣式的泛泛之論,剖析與建築文化相關的議題皆發人深省,期望國內建築評論朝向更專業與學術的方向發展。

作者简介 · · · · · ·

Alan Colquhoun於1921年在英國出生。1949年在倫敦建築學院取得建築學位。1978年他所撰寫的《現代建築與歷史變遷︰1962-1976論文 集》由Gustavo Gill出版社發行。曾在母校倫敦大學建築學院、倫敦中央理工學院擔任教職,目前為普林斯頓大學建築學院教授。



Essays in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Historical Change
Alan Colquhoun
Preface by Kenneth Frampton


Winner of the 1985 Architectural Critics Award for the best book published on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Since the early 1950s, Alan Colquhoun's criticism and theory have acted as a conscience to a generation of architects. His rigor and conceptual clarity have consistently stimulated debate and have served as an impetus for the pursuit of new directions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collection of 17 of his essays marks a watersh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thinking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comprising a virtual "theory of Modernism" in architecture.

In his earliest essays, Colquhoun concentrated on themes that for him comprised the modernist attitude in architecture - language, typ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m. His stance since then has consistently been to try to relate these issues to current practice and to analyze the nature of architectural expression in relation to culture.

An Oppositions Book.

About the Author

Alan Colquhoun is a practicing architect and Professor of Architectur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His previous collection of essays received the 1985 Architectural Critics Award.


 Plateau Beaubourg 是篇批評法國龐畢度中心的.pp. 110-19 


The Architecture of Information at Plateau Beaubourg

PhD Dissertation (2011)

Abstrac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1960s, computers and information networks made their appearance in the public imagination. To architects on the cusp of architecture’s postmodern tu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fered new forms, metaphors, and techniques by which modern architecture’s technological and utopian basis could be reasserted. Yet by the end of the 1970s, when computers and networks fully appeared in the workplace, schools, and even homes, architects had all but abandon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 source of architectural ideas, relegating computers to a supporting role in architectural practice where they performed only the most mundane of tasks, one from which they would emerge only two decades later.

This dissertation argues that architecture in the 1970s did not in fact retreat fr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t rather that the changing natur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manded new modes of architectural thinking that destabilized the traditional discursive function of the machine underpinning modern architecture. It examines various ways in whic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luenced architectural thinking during this troubled period of transition through the historical treatment of a single case study, the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in Paris (or Beaubourg, as it was and is still known). It considers on the building’s role in a more general program of social and cultural reorganiz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the original conception of the building as an enormou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achine to the reception of Piano and Rogers’ building in the years following its completion.

 In chapters examining the informational ideas in the competition brief, the architectural responses to the competition, the sources for the winning scheme by Piano and Roger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echnological utopianism in British archite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l building and its challenge to the megastructure paradigm, and the privileging of the user in new techniques of architectural programming first deployed in a cultural building at Beaubourg,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identify a broad spectrum of modes of engagement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yond the tool-based approaches prevalent today.
The Architecture of Information at Plateau Beaubourg


譚恩美(Amy Tan):《喜福會》......Amy Tan’s Evolving Sens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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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恩美(英文名:Amy Tan,1952年2月19日),華裔美國作家,以暢銷小說《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著名。1991年出版第二部小說《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登上最佳暢銷書榜首,再次引起轟動。
出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屋崙。後就讀於聖荷西州立大學,獲得英語語言學士和碩士學位。擅長描寫亞裔美國人的生活和他們所面臨的文化衝突,善於以細膩生動的手法描寫中國文化中最富代表性和特色的事物,向西方讀者展示東方世界的魅力和神奇。

作品[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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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Tan. Rick Smolan/Against All Odds Productions
In 1949, Amy Tan’s mother boarded one of the last ships heading from Shanghai to San Francisco before “China became Red China and the bamboo curtain descended.” There, her mother reunited with her husband and the couple relocated to Oakland, where a couple of years later she was born.
As a child, she knew little more about China than an “American pastiche of stereotypes,” and that some of her family had been lucky enough to make it out, while others had not. For years she organized her thinking around those divisions, until revelations about her family and the country her parents fled broke them down.
Below are excerpts from correspondence with Ms. Tan, 61, whose latest novel is “The Valley of Amazement,” about how h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hanged over time.
Q. What were your earliest thoughts about China? 
A. Growing up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 thought of China as a prison that everyone wanted to escape. My parents considered themselves lucky that they were able to leave before 1949. Other family members were not quite as lucky and wound up in Formosa — that’s what we called Taiwan in those days. They sent us letters that described hard work and lack of proper food, hygiene and clothing. In their photos, they looked shockingly weathered and shiny with sweat. We received no letters from China and prayed for those silent ones whose whereabouts were unknown. If America was heaven, Formosa would be limbo, and China would be 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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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do, a half-sister of Amy Tan, has spent her life in China. 
Were you ever in contact with those family members before visiting? 
When I was 16, after my father died, my mother told me that she had been married to another man in Shanghai before she met my father. I could hardly comprehend this stunning news, when she added she also had three daughters in China. She did not explain why they were in China, whereas she was in California. Years later she would only say that her previous husband had been a bad man. If I pressed her she would have said that I did not understand because I was an American. That was her typical lament when I did not seem to appreciate the tragedies of her life, like the suicide of her mother, which left her alone — abandoned, really — at the age of 9.
She showed me their photos. The middle daughter, Jindo, was beautiful. She resembled my mother. She also fit the stereotype of peasants I had imagined in childhood. She wore a conical hat and farmer’s clothing, and she was standing next to a rice field. That could have been my life.
Afterward, China was no longer an invisible jail. I now imagined myself living there, wearing a conical hat and writing letters late at night to my mother, in beautiful Chinese calligraphy like that of my newfound sisters. “I dream every day you will return,” Jindo had written her. “When you do, my happiness will be restored.”
Did she return? 
Yes, in 1979, after a 30-year separation, my mother went to visit her three daughters. Jindo lived in a village of rice farmers. She had married a surgeon, and they and several comrades served my mother a modest feast in a shack whose walls were lined with newspaper to keep out the cold.
When was your first visit? 
In 1987, my mother, husband and I went together. We stepped out of the plane into an airport painted toothpaste green. I had assumed I would blend in with the masses. Instead, I was surrounded by locals who gawked at me and made open comments about my outlandish purple clothing.
These days, I go about once a year. The most gleamingly modern airports I’ve been to are in China. The coolest and most technologically challenging hotel I’ve ever stayed in is in China. The most tricked-out hair salon I’ve been to is in China. The worst pollution I’ve endured is in China. I keep going back for more of the most. Not everyone wants to escape anymore. In fact, it is more often the case that Chinese students go to the U.S. to study and return to start companies and make millions.
Has your attitude on China changed? 
I look at China not as a land of burdens and debt but the land of origin that gave our family its improbable history. I once traveled with Jindo on a long ferry ride to a mansion, the one on the island near Shanghai, where my mother grew up, where Jindo also grew up. I listened to her stories about working in the rice fields, where she wore the conical hat and danced and yelled as she pulled leeches off her calves. She eventually told me what happened to her after our mother left, about the abuse she suffered at the hands of her father’s concubine. As Jindo re-enacted the past, she flung her arms and beat her chest, and it must have appeared that we were having a violent argument.
“It was not right,” she said repeatedly, and she meant what her stepmother did to her, and also what her father did to our mother, and what my mother did in choosing to be with a lover rather than with her three daughters, and then in marrying that lover and having three children by him, one of them a daughter, who was sitting next to her, listening to her cry.
Correction: January 28, 2014 
An answer in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referred incorrectly to Amy Tan’s brother-in-law. He was a surgeon, not a “barefoot doctor.”



2012-09-29 23:02 來源:新京報作者:譚恩美閱讀10655
華裔美國小說家譚恩美近作《接骨師之女》推出中文版,歌劇版2008年在美首演,接受越洋專訪
  1989年以《喜福會》奠定美國暢銷書作家地位的華裔小說家譚恩美(Amy Tan),其第四部小說《接骨師之女》(Bonesetter'sDaughter),已於今年2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中文版。
  本報記者於3月底對在紐約的作家進行了電話專訪。譚恩美告知,自己正跟美國作曲家斯圖瓦德·華萊士(StewardWallace)、旅美中國歌劇導演陳世正合作,籌備歌劇版的《接骨師之女》,去年底她曾來京尋找北京的民樂家參演。譚恩美說,歌劇將於2008年在舊金山首演,記者在舊金山歌劇院的網頁上已經看到該歌劇的首演日程。譚恩美稱,估計2010年歌劇將搬上北京和上海的舞台。
  譚恩美的四部長篇小說,包括2001年出版的《接骨師之女》,一直離不開關於從中國移民到美國的家族史寫作,並延續以母女關係為敘述的主線。譚恩美說,自己寫作的動力來自自殺身亡的外婆,而這些有關移民家族史的作品,都多少與“自己家裡發生的事”有關。這種“私人性”在《接骨師之女》中也有體現:書中女主人公名為“露絲”(Ruth),而譚恩美的英文全名就叫“AmyRuth Tan”。作者在扉頁寫明,該小說題獻給母親與外婆,小說的中文版封面也是譚恩美外婆的真實照片。
《接骨師之女》譚恩美著張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3月版30.00元
不論對於中國還是西方,譚恩美都是神秘的,就像她今年給ELLE拍的這張照片一樣
譚恩美的形像如此東方,但其實她連漢語都講不好
《接骨師之女》英文版封面,封面用的是譚恩美外婆的照片
譚恩美去年的新作《救救溺水魚》,小說放棄了一貫的母女關係題材,卻受到諸多惡評
  譚恩美(Amy Tan),1952年出生於美國加州奧克蘭,曾就讀醫學院,後取得語言學碩士學位。1989以處女作《喜福會》一舉成名,該小說成為當年美國四大暢銷書之一,《華盛頓郵報》稱Amy為“講故事的高手”。《喜福會》後改編成同名電影,成為導演王穎打入好萊塢主流電影市場的代表作。Amy另著有長篇小說《灶神之妻》、《靈感女孩》和為兒童創作的《月亮夫人》、《中國暹羅貓》等,作品被譯成20多種文字。在完成於2001年的小說《接骨師之女》中,作者繼續圍繞從中國移民到美國的家族史寫作,並延續以母女關係為主線。但2005年9月推出的最新小說《救救溺水魚》,已不見了Amy之前每部小說必有的母女關係。
  「談改編」故事的基本情感不會變
  新京報:為什麼要把《接骨師之女》做成歌劇?
  譚恩美:作曲家斯圖瓦德·華萊士提出想跟我合作一部歌劇很久了,考慮過以後,我決定嘗試。我本身也愛好古典音樂,我學了15年鋼琴。
  新京報:小說本身的線索很複雜,歌劇是體裁完全不同的藝術形式,你要對故事做怎樣的改動?跟歌劇的導演陳世正、作曲家斯圖瓦德怎麼合作?
  譚恩美:其實跟當年把《喜福會》做成電影一樣,我把小說的主要內容剔出來保留好,然後在形式上做更新。
  為了適合在歌劇舞台上演出,改動肯定很多,角色省去了很多,但無論怎麼變,露絲和茹靈一對母女還是一樣,故事的基本情感也不會變。我不可能告訴作曲家該怎麼做,只能大概告訴他我想要的是能清晰烘托故事情節的,既能表現過去,也能讓人隱約聽出未來發生的事。
  新京報:你認為電影、電視或者舞台劇等形式會不會扭曲文學?
  譚恩美:要看是不是純粹的商業行為。如果是好作家,他/她也可以讓作品披上藝術外衣,文學的含量減少不是必然的,故事可以一樣有力。
  「談尋根」外婆是我開始寫作的動力
  新京報:你怎麼看自己?
  譚恩美:我從不覺得自己在當代美國文壇地位有多高。
  但有人告訴我:我是少數寫純文學,同時獲得商業成功的。
  很多人懷疑,既然小說那麼多人愛看,能讀懂,又那麼好賣,一定不是純文學。他們認為只有艱深的小眾的才是真的好。
  這是對文學的誤解。
  新京報:聽說你受邀去白宮吃飯要帶著你的狗去,因為你怕寂寞。可自古好作家多少都是隱居世外的,你同意嗎?
  譚恩美:我不怕寂寞。是的,幾乎所有的敘述者,都是疏離人群的,他們自覺與眾不同,或者不屬於大眾,或者不能被理解,他們在心態上保持孤獨的同時,以寫作與世界保持聯繫。我不再寫電影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想多點時間獨處,為取悅別人而寫作很危險。我不要別人看我的作品,甚至連我丈夫都不行。
  新京報:那一般誰是你的第一個讀者?
  譚恩美:我自己,以前是我媽,如果外婆在世,也會是她。外婆正是我開始寫作的動力———她自殺是因為她不能開口表達自己。還有我的編輯,也是我的第一個老師,她會告訴我哪些部分該刪去,哪些地方怎麼修改。
  新京報:母女關係經常是你小說裡的主線,你願意中國或美國的讀者從你的敘述中得到什麼?你的小說中,隔代的女性角色不斷有相連的獨白與敘說,從而凝聚成集體記憶,這種重複使用的寫作手法是不是特別能表達你自己?
  譚恩美:很多母女之間並不能互相理解,儘管母親給女兒翻來覆去地講同一個故事。
  就像我媽,以前我只覺得她給我講的故事很沉悶,有時很嚇人,又悲慘。直到後來我才明白她真正的意思:別走你媽走過的路,要堅強,不能讓別人擺佈你的生活。我寫作完全就是為了自己,不管出來效果是什麼,讀者有什麼反應。比如我的新書《救救溺水魚》,有些人覺得是出喜劇,是關於美國人在別國的歷險記。可對我而言,小說涉及很多道德觀的問題,很多很難回答,我在寫作中嘗試回答了一部分。很多人認為我一直寫的是神話傳說,但那根本不是我的意圖。
  「談東方」我是一個美國作家
  新京報:有評論指出你的寫作是偽中國文化,說你其實是基督教底子的。
  譚恩美:我沒有單一的宗教信仰,我相信宗教都有共通之處。我最不喜歡信一個教就必須自始至終地虔誠,相信一切有關的都是真理。我愛給自己提問,從自身找到信仰。
  新京報:你的小說充滿很多只屬於東方的字眼,像“周口店”、“龍骨”,還經常出現舊時代中國家庭裡的迷信氣氛。
  你著筆時,會不會想到因為這些會吸引美國讀者,所以更刻意去經營?
  譚恩美:很多人看書都希望自己的想像力得以不斷延伸。中國的歷史精深博大又神秘,中國人在美國讀者眼中同樣很神秘,他們也許因為這樣拿起我的書,但他們讀的時候卻會有情感上的熟悉感,認同感。從來沒有人對我說,喜歡我的書是因為故事很有異國情調,他們都對我說,他們接收到了同樣的情感,母女間的關係也都很相似。
  新京報:你覺得華裔美國作家是否應有比一般作家更多的責任?
  譚恩美:關於責任,我可以這樣理解:以自我為中心,去走一條少人走的路,這時我的責任就是把這片地發掘出來並呈現到讀者面前。但我不是要去獵奇,比如有人指責我不該寫“妾”這些舊社會的事,可我並不是因為“妾”對讀者來說有異國情調才提到的,我的寫法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樣陳詞濫調;我寫,只因為這是發生在我家族裡的事。
  所以如果有人不願意讀出現“妾”的小說,大可以選擇別的去讀,但犯不著對我指手畫腳,告訴我該怎麼走,這對文學來說特別危險。我覺得正是有了作家對自己的責任,建立起自己的道德觀,小說才有血有肉​​,才能吸引有同樣感受力的讀者。不少亞裔作家在美國,他們是政治型的作家,他們說你寫華裔的母親,不能說她會講英語。如果角色的外觀已經由政治的角度設計好了,文學就沒意思了。
  新京報:《接骨師之女》中文版裡有一處的譯者按,提到你把“周/週”當作一位帝王的名字,而沒意識到“週”是一個朝代的名字,經歷很多帝王,並在腳註上指出“想必生長在美國的作者對中國歷史並非十分了解”。
  譚恩美:我是一個美國作家,我了解的中國文化是“二手信息”。我寫作是從美國人的角度,著筆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的家庭。我不可能有中國人的視角,我並非在中國成長。
  「談評論」不喜歡讀人家評我的文章
  新京報:你至今一直是美國主流文壇的熱門評論對象之一,像2000年,“耶魯學派”代表哈羅德·布魯姆給一本以你名字為題的書​​(“Amy Tan”)中寫序。你跟美國同行或學者們交往多嗎?
  譚恩美:我見過布魯姆一次,聊了一陣,他挺好的,但我不知道他寫了我什麼。我不喜歡讀人家評我的文章或書,那樣我會太清醒。我有不少美國同行的朋友。我有好些偏愛的小說家,像我正在讀庫切的《伊麗莎白·科斯特洛》,他的小說很好讀,沒有很複雜的層次,可意思很深。庫切歷史知識淵博,敘述起故事來機智、自然。哈金也是,他的小說老少咸宜,然而不同的人讀來有不同的感受,能引起讀者捫心自問,是很有力的文字。
  新京報:那大概你不欣賞作者在小說中添加自己觀點的寫法了?
  譚恩美:我倒不在乎作者是不是加入自己的觀點,問題是大多數這樣的觀點都是一面倒的,限制了讀者從不同的角度探入。作者應該以故事作為工具,引讀者思考。庫切他們從某一意義上來說,是政治型的作家,但同時他們的創作有給人提問的空間。
  新京報:在寫作和生活上,有沒有過堵在不同文化之間的尷尬?
  譚恩美:很多的。比如早年我在美國,在中國人聚居的地方,聽不懂他們講廣東話,他們會笑我蠢。後來大家覺得我不會說中文很正常,有時候我說一兩句普通話都會被人稱讚。一切都在變化。
  采寫/本報記者張璐詩
  攝影Isaac Hernandez
  ■文本解讀
入骨入血的字字糾結
  □書評人於是
  作者照。譚恩美。眉眼從容,笑顏慈愛,那種異國情調的美,恐怕是東方人西方人都要認為的“異國情調”。翻開這本書的第一頁,我的心就揪緊了。
  譚恩美的《喜福會》曾因華裔導演王穎的電影而廣為人知。母女情愫是她最擅長的主題。事實上,這原本是任何一個女人都有深刻體悟的主題,也恰是因此,變成很難寫好的主題之一。譚恩美的母女故事總有中西方文化的對比式背景。說是“中西文化”,其實不過是細瑣如圓桌中餐、梳妝打扮、家族禮儀等細節,散落到生活每個瞬間。她的細膩,便已不言而喻。娓娓道來的文風提供了舒適的閱讀體驗,她不多評價、不多議論、不講什麼歷史文化的大主題,但擅長心事和細節的交糅,是極好、極經典的小說作者。並且,是無可辯駁的擁有女性氣質的文筆。
  而這本《接骨師之女》,比《喜福會》跌宕太多,完全跨越了“華裔”、“移民”等兩代人的文化衝突這個原命題。
  好的小說歷來需要“跌宕”的氣質,首先,譚恩美將故事延展到三代女人:外祖母寶姨、母親茹靈和女兒如意,這三者,完成了從北京到美國的遷移,也完成了堅強和隱忍個性的一脈相承。其次,跌宕的人物命運騰越於這本書的三個年代之中,一輪慘烈,一輪亂世,一輪隱忍。於是,在女主人公如意(露絲​​)的追尋中,三代女人各有令人唏噓之處,卻神秘地沿襲著某種相同點。從故事來看,反倒是露絲這一代最收斂,個性像是在現代生活中被掐滅了,或是,像根本沒有被研開、被潤透。露絲的形象讓人不得不慨嘆:平和的商業都市社會裡,人活得好無趣緻。也可能是可供對比的形象太鮮明了,茹靈的個性之張揚任性,絲毫不在寶姨的熾烈之下,她經歷著生活和身份的兩番巨變,一直固執了八十年。因而我個人最喜歡茹靈的形象,怪僻而又可愛,第一人稱的敘述為此增色不少。
  表面看來,這是個家族尋根故事。露絲從小生活在美國,但受到母親近乎偏執的中式教育,乃至不得不在相依為命的日子裡,擔任為母親“通靈者”的角色。所通之“靈”就是外祖母,一生慘烈,在最幸福的時刻失去了美貌、愛人和家,支撐她的惟一情感便是對女兒的愛。
  然而這些堪稱傳奇的故事,露絲原本竟然一無所知!以至於掩捲而思:我們對家族究竟能了解多少?
  又究竟會錯過多少和母親在精神、在回憶上的溝通機會?很多人生都是在對祖輩、對“根”的茫然中庸碌而逝了。露絲終於在母親患病前夕,抓緊了最後的機會。而這不僅僅是“過去”,了解血脈中的神秘個性,終究會改變露絲的生活。她看到了自己的自私、哪怕那是躲在博愛和寬容之下的。當母親的病情不再是露絲個人生活的困擾,逐漸轉變為情感催化劑後,露絲也明白了,該如何去愛。愛的主題,貫穿在這裡的母女、戀人、姐妹之情中。而露絲更學會瞭如何做自己,如何做女人。
  於是,作家又以舒緩哀傷的筆調讓露絲回憶了自己的童年、如同茹靈在字裡行間追憶和寶姨共度的童年,童年的淘氣、任性,與其說將反襯出母之愛,更不如說是映照出母愛的焦急。那焦急,讓寶姨自殺了;讓茹靈越來越神經質。寫得絲絲入扣,看得人如臨其境,最後,只是心疼。心疼這三個女人在世事紛擾中,那麼艱難地想要平安。甚至還不祈求幸福。只是,代代平安。
  跨度既然被拉開了,作家也就有了敘述的自由度。我們會被小說中充沛的容量所迷住:傳統制墨廠的傳奇工藝、北京人頭蓋骨的發掘、接骨師的龍骨迷信、母女兩代人對中國“字”的信仰、經年戰亂……緊接著,就是典型的現代美國的生活,快速、雜亂、無奈、可笑、以及適度而必要的奢侈、更有華裔移民家族的傳統風俗……
  加上露絲的個人感情生活的點點滴滴,是極具典型性的現代男女關係。這一切,都因為三代女人這條血脈關係,被圓融地串接起來。
  這是一本讓人有幻視衝動、乃至想把它拍成電影的書。讀者幾乎能“看到”那三個女人的模樣,她們的習慣動作,她們的痴迷和憤恨,她們各自的裝束……
  尤其想說的,還有作為情感延續載體的細節:書法。在表現華裔人士的作品中,書法是常見的載體。但這一次,譚恩美筆下的“中國字”和“中國墨”脫胎換骨,以某種前所未有的傳奇姿態打動人心。
  我驚訝於寶姨對每個字的靈動詮釋,更驚訝那基於“祖先之骨散落四方”的悲劇命運觀。我想,這是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女人對祖國的最離奇、最大膽、也最癡情的遐想。在這三代女性的悲涼故事背後,有那麼深厚的關懷和擔心,希望祖先的屍骨、民族的遺產能葉落歸根能永世安享,甚至將屍骨的安危和自己家族的命運緊緊密密糾纏起來。這便是這本小說最讓人心痛的地方。深入骨髓血脈的憂憤之情。
  骨。字。母。女。在墨跡和沙盤中糾結出某種近乎詭異的氛圍,這時我們不得不明白,和中國文化保持著一定距離的譚恩美恰恰是有了遐想的條件。跌宕的,還有她和整個氛圍之間的距離,既是入骨入血,又其實是遠在天邊,宏大廣漠。多麼奇妙的組合啊,於是,才有這麼奇妙的故事。
  ■西方視野
被定義的“古老”作家
  □書評人張璐詩
  耶魯大學教授哈羅德·布魯姆在分析譚恩美作品中寫道,以湯婷婷和譚恩美為代表的亞裔美國作家,在美國主流文壇已佔據一席之位,她們的讀者多為女權主義者。布魯姆以譚恩美與湯婷婷為參照,將現今美國的亞裔女作家之作分為兩大線索:“無名字的女性”和“兩類人”。由此他說亞裔女作家“故事敘述的技巧都很精湛……以苦心經營出中國移民的美國家庭中的母女關係”。當然,別的評論家就布魯姆這種局限的眼光提出異議,認為他對亞裔女作家多姿多彩的寫作風格視而不見,很成問題。
  複雜的中西混響旋律
  有華裔作家​​研究者指出,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人後裔,他們在美國文化的語境中長大,對中國文化較為隔膜,其於中國文化的聯繫基本都通過父輩甚至祖輩對往事的追憶和其他間接的渠道建立起來。從表面上看,他們的創作似乎迴盪著一個共同的主旋律,即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在矛盾和痛苦中的混響。但實際上問題要復雜得多。這些人為華人後裔,與生俱來的中國血統和父母潛移默化中傳授給他們的中國文化使他們不可能像普通的美國人那樣來看待東方和中國,同時也不可能像中國人或其父輩那樣去看待東方。這類作家以湯婷婷、譚恩美最有代表性。也有人指出,譚恩美的寫作深受湯婷婷的影響,尤其能看到前者的作品中,總有後者處女作《女勇士》的影子。
  在美國,研究譚恩美的有華裔學者,也有美國白人學者和其他族裔的研究者。這些研究大概有三個方面:種族研究———其所探討的問題最終指涉到美國社會的族群關係和生活狀況。比如曾有文章探討跨文化語境下譚恩美創作面臨的問題,作者認為在兩種環境之間轉換意識、意像是非常困難的。另有評論者認為,在文本中展現歷史與意識形態的聯繫是有限制性的,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歷史化的閱讀,這樣有關歷史的小說才能呈現出歷史現象。第二個方面是社會性別研究———基於美國少數族裔女作家的不斷崛起,針對少數族類女作家的研究也隨之而起。女性研究、女性主義研究中都將少數族裔女作家作為一個群體來單獨分析。三是反抗文化誤讀和誤解———例如JennieWang在她的文章《華裔作家在美國文壇的地位及歸類》中寫道,在英語研究領域,對女作家作品的出版和研究往往牽扯到“性別和體裁”的市場規律。
  “偽中國”還是真小說?
  英美大眾媒體對譚恩美的暢銷作品普遍持接受態度,如英國的《觀察者報》稱,中國的迷信風俗一向是小說的熱門題材;也正是譚恩美用強烈的熱情去敘述她複雜的中國家族史,去重述中國於她的意義,她的小說才擁有如此深度和獨特之處。評論家奇姆·邦斯稱讚譚恩美的詞句清脆,其英文優美而不生僻。《今日美國》則稱“當代沒有哪一位作家像譚恩美這樣,如此深刻地挖掘母女間錯綜複雜近乎殘酷的感情。”但華裔作家中,卻有完全不同的聲音。
  如美籍華裔作家趙健秀在接受國內某媒體採訪時稱,譚恩美《喜福會》中的中國文化是偽造的,根本就不存在那樣的中國文化。“從第一頁起,她就開始偽造中國文化,沒人會喜歡那種中國文化,更談不到那樣做了。她在一個偽中國童話中,刻畫了一個偽華裔母親。譚是個偽作家,偽華人。她把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相對立是偽裝的,是她的基督教偏見造成的。”
  密歇根州立大學美國思潮與語言系教授Sheng MeiMa,引用瑪麗安娜·托高威內克在《逝去的原始風情》中,給當代世界把脈的一段,影射譚恩美在當今美國文壇的成功:“西方現在對原始風情的著迷與它自身的身份危機有關,與它需要明確區分主客體有關,即使它正在與體驗世界的其他方式調情。”
  ShengMeiMa認為,美國在科技高速發展的同時,耗失了所謂“西方式”自我,而需要“原始”的第三世界的精神資源幫助復原。譚恩美的寫作,比如在《百種神秘感覺》中,有作為原始風格的“譚恩美版本”:指出了惟理性是身心平衡的阻礙。為了進一步指出現代生活的混亂與損毀程度,譚恩美“一如既往地繞過理性,直接落到人的基本情感上,卻還是不免囉嗦的俗套”。
  一次失敗的轉型?
  與這種分析相對應,譚恩美在放棄“東方、母女”等主題之後的新小說《救救溺水魚》受到書評人的抵制。美國小說家和評論家克雷格·諾瓦(CraigNova)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認為開卷前以為這是本生動有趣的諷刺小說,但讀後發覺書中主人公“比比”塑造得併不成功,“比比”的言行“令人不快”。諾瓦批評譚恩美這本新書中“口吻幼稚”,而且就這麼幾百頁翻過去了,都是“比比”頭腦不清醒的觀察,然後“引人入勝的故事才初現輪廓,但讀者已經沒了心思,想要打道回府了”。而《紐約時報》上安德魯·所羅門的文章則稱,譚恩美以前作品中娓娓道來的優雅,在新作裡被生硬的筆法所掩蓋,有些地方涉及性的描寫,可讀來並不令人感到精神一振,倒是有一種沮喪的自覺,“譚恩美還是最適合寫古老的土地上發生的古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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