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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ST, CAUTION 色,戒by Eileen Chang 張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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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於1950年居於上海時所著的同名短篇小說
The basis for the motion picture (2007) from Oscar-winning director Ang Lee: an intensely passionate story of love and espionage, set in Shanghai during World War II....
"But now that he had enjoyed the love of a beautiful woman, he could die happy – without regret. He could feel her shadow forever near him, comforting him."
―from LUST, CAUTION by Eileen Chang



Hong Ko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 Living with the Leviathan《與魔獸共存:中國陰影下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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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oachinese.com/a/richard-bush-hk-in-the-shadow-of-china-20161217/3640205.html

專訪卜睿哲-著作《與魔獸共存:中國陰影下的香港》

2017年3月香港特首選舉的候選人漸漸浮出水面,而2014年因北京提出的選舉改革方案而印發的佔中和雨傘運動對即將展開的選舉又造成什麼樣的深遠影響?專著《與魔獸共存:中國陰影下的香港》(Hong Ko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 Living with the Leviathan )對此有著全面的剖析。美國之音記者專訪作者、著名亞洲問題專家卜睿哲,帶您從歷史中展望未來。

記者:你將香港定性為“混合制政體”,但是它不同於其他“混合製政治”那樣,只進行選舉但抑制政治改革,所以你稱它是一個“自由的寡頭政體”。能給我們解釋一下“自由的寡頭政體”的含義麼?

卜睿哲:這是一個好問題,是我發明了這個詞,所以讓我解釋一下。“自由”這個方面是說,在香港基本法下,保障法制和司法獨立,保護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這些權利表現在有組建政黨的自由和言論自由等,使得香港是一個政治上很活躍的城市。“寡頭政體”這方面指集中在少數群體手中的經濟和政治權利,基本上指工商巨頭。這樣的體制導致香港在收入、財富、教育機會、工作機會、住房方面越來越不平等。很長時間以來,香港人民要求選舉制度的充分民主,這適用於所有職位,不論是香港特別行政長官還是立法會議員。

記者:所以您認為是這種不平等導致了佔中運動以及後來的雨傘運動?

卜睿哲:當時北京提出由提名委員會挑選香港特首,而不是通過普選來選出的選舉委員會來挑選,也就是一人一票的機制即普選權。北京提議的方案的構成與舊的選舉方式很相似。所以人們會說,等一下,普選變成了一個騙局,因為精英群體將選出這些候選人。於是社會出現了反抗,提出了對選舉機制進行改變的建議,這些都進入了佔中運動和後來的雨傘運動的提議中。

記者:所以您認為這樣的運動,無論是佔中運動還是雨傘運動,是無法避免的?

卜睿哲:我認為是不可避免的。我認為沒有人預計到這個運動會佔據了香港主要街道長達近兩個月之久,這是出乎意料的,與占中運動最初的計劃很不同。

記者:然而你在書中講到這個運動是雙重悲劇?

卜睿哲:是的,第一重悲劇就在於這個運動的最終結果。這次改革的失敗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即使有這個選舉委員會的存在,香港政府提出了一些修改,我認為可以實現一個有競爭力的選舉,這才是真正重要的。候選人在這些選舉中代表了香港不同地區的政治圖譜,所以泛民派選民可以推舉出一個民主運動中的候選人。根據2015年的提議,這個選舉委員會的設計,可以產生一個合適的民主的政治人物,一個溫和的,能被北京接受的,但同時擁有民主價值觀,能夠推動中產階級和貧民利益的候選人。這樣的候選人是有可能參選的。這要求泛民陣營很團結。然而我們從雨傘運動中看到,整個過程中溫和派和激進派之中有很強的鬥爭。最終激進派掌控了泛民陣營的活動。這是第一重悲劇,本可以實現一個很好的改革。

第二重悲劇在於香港有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必須涉及政治體系來解決。這些問題包括不平等、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以及如何確保未來香港的可競爭性等等。如果你要向香港政府提出強調創新和科技的提議,你需要在立法會中通過法案。但是需要經過長達三年時間,因為立法會受到很多冗雜事務的阻礙。所以選舉改革中發生的事就是更突出的一個例子,香港人對政治體系的期待無法實現。

記者:我想跟您探討一下全球化對香港的影響。您在書中寫到:“香港過去10年特別的發展道路導致的收入不平等已經到了比很多發達經濟都嚴重的狀態,在那些感覺被冷落的群體中引起對政府的不滿。”我們在這次的美國大選中也看到了這樣的現象,您認為這兩個經濟體在政治上有什麼相似和不同?

卜睿哲:全球化和它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造成了很多不平等,同時也對社會流動性造成了一些問題。一個家庭理想的狀態是孩子們最終會比父母的生活狀況好,直到戰後時期都是很符合這種狀態的。但是我們發展到一個階段,在香港以及很多其他地方,年輕人對於他們的生活水平是否能與父母的一樣,可以合理地產生嚴重的質疑,這是很不理想的結果。在美國,人們把這歸咎於貿易協議,比如NAFTA和TPP,也就是增強全球化的方式。也有很多人歸咎於移民,說他們搶走了本地人的工作。事實上,很多移民在做美國人不願意做或者沒有能力做的工作。在香港和台灣,很多人把這歸咎於中國。中國更具競爭力,讓港台無法取得那麼有利的經濟前景。香港表現出一些獨特的有趣的現象。舉例來講,很多大陸游客去那些奢侈品店聚集的商場,其他還有一些人過境來大量收購奶粉等商品,這讓香港人很生氣。更重要的是非常聰明有天賦的大陸學生來香港求職,他們該這樣做。公司也理所應當選擇他們能找到的最優秀的人選,這是他們保持競爭力的一個方法之一。但這對香港年輕人往往意味著失去那些工作,這增加了他們不滿,強化了他們認為這個社會日益不平等想法。事實上全球化不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唯一因素,但它當然是導致這些問題的一個因素。

記者:您剛剛提供了很多例子,我們看到這些有關大陸人和香港人之間關係日益惡化的證明越來越多。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香港。在改善這兩類人群的關係方面還有比較大的空間麼?

卜睿哲:關於大陸游客到港台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他們不是政府官員,也不一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並且他們的行為也不一定是香港和台灣人學到的文明的行為方式。香港和台灣人意識到大陸社會跟自己的社會不同。這種意識強化了他們區別性的自我認知。所以這是旅遊產業的非預期後果。我可以肯定中國政府認為促進大陸游客去港台是在幫助他們,但是從普通香港人和台灣人的角度看這個問題,以及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並不是預期內的。

記者:您談到這些現象的原因,那麼有沒有一個可建議的解決方案呢?這樣的衝突有沒有空間緩解,大陸方面或者雙方能做些什麼?

卜睿哲:正如我提到的,人類習慣的進化是一個長期的事。也許台灣和香港人不得不更加包容。事實上全世界的人都不得不對美國遊客包容,我們的一些行為方式確實很令人討厭。更深層的問題是,我們現在發現旅遊業並不一定對整個社會有益。它對酒店有益,對那些奢侈品店的經營者有益,抬高房地產價格。所以這是好壞參半的事情。

記者:面對這些香港內部這些矛盾,香港人仍然很難從北京方面獲得普選權,有沒有一個真實可行的策略能讓香港人民更滿意一點?北京需要如何做才能讓香港人民感覺他們的權力仍受到尊重?

卜睿哲:我認為也許有必要讓香港精英群體們,那些支持香港政府,受益於中央政府建立的香港體系,也就是我書中提到的“自由的寡頭政體”的概念。也許是時候讓他們去跟他們北京的朋友說,你們現在的做法在傷害我們的社會。我們需要北京第一,嚴肅地重申你對香港法制和司法獨立的承諾,第二,你需要尊重香港人民的自由和政治權利,你需要保證大陸執法當局不會跨境逮捕。北京方面低調地做了這樣的保證,但是需要以更直接的方式。如果你繼續剝奪給予香港法制中最珍貴的東西,我們無法預計將會發生什麼,而從你的角度處理香港問題也會越來越棘手。

記者:我們來談以下香港特首選舉。在2017年三月就要舉行的特首選舉之前,為確保您在書中提到的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和改善政府的管理方法,有哪些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卜睿哲:關於經濟競爭力,香港一直非常高明,能夠判斷如何配置資源,以維持經濟增長。而當中國在經濟方面越來越強大,這並不是很容易。這將要求法律系統和條例中的一些改變。舉例說明,香港的老齡化社會像台灣一樣,也可以參照美國,對醫療服務業的需求會增大。現在提供這些服務的人員和組織稀缺,所以在這方面有很多機會。但是相關法律規定哪些人可以在香港行醫非常的嚴格。如果你使外籍醫生,這是非常困難的。

記者:這也包括大陸的醫生?

卜睿哲:是的,包括任何地方的。這對香港的醫生有利因為它減少了競爭對吧?但是也許是時候放寬這些規定。香港有潛在的可能性擴大私營醫療系統的自由度,更好地整合讓共同系統和私營系統。我認為對於任何一個發達經濟體,審視自己的教育系統是否培養出有適應未來經濟發展技能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或許多需要更多的工程師,需要有培養工程師的鼓勵政策。最後我認為解決不平等的問題很重要,通過調整稅務系統,福利系統等。

記者:那麼針對明年的選舉,您認為會有什麼樣的候選人出現,北京方面會支持誰?

卜睿哲:有很多傳言說財政司長曾俊華會參選,但是並不確定。他是一個有不一樣背景的人選,與現任特首相比,他承擔很多不同的責任。另一個你們會聽到曾鈺成的名字,也就是前立法會主席。我認為他對於香港大眾的情緒和感受有更好的認識,比如哪些事議題上需要更加重視,哪些不需要。香港獨立的概念剛剛出現的時候,他說,這不是問題,我們的社會很穩定,我們不要擔心。另一個人就是葉劉淑儀,她擔任公務員很久了,做過很多不同的職位,現在是香港立法會議員。很多能夠勝任的候選人彼此之間在背景、能力和他們要強調的問題方面都不盡相同,所以有很多選擇。另外如果泛民議員在地方選區得到足夠多的席位,他們推舉出自己的候選人參選也是有可能的。在過去的兩屆特首選舉中曾出現泛民候選人,但是並沒有得到足夠多選票,沒有實際競爭力,但是多少提供了一個選擇。

陳樂民《啟蒙札記》;《顧準文集》:徐方《幹校札記》五七幹校裡的人情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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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50年

五七幹校裡的人情冷暖


1975年,“五七幹校”的學生在吉林農村。
1975年,“五七幹校”的學生在吉林農村。VCG via Getty Images

提起“五七幹校”這個詞,如今年齡在40歲以下的中國人恐怕多半不知所以。但這個詞,在如今60歲以上的很多人的記憶裡,卻實在是一段不可磨滅的記憶,回憶起來既苦澀,有時竟也有些許甜蜜。其實,很多名家,當年都曾有過在“五七幹校”生活的經歷。有些著名學者、作家,如前不久剛去世的楊絳,連同已故的夫君錢鍾書,還有如張中行、蕭乾等,都是當年“五七幹校”的學員。而另一些名人,比如王小波這樣的才俊,當年則是學員的“隨遷子女”,也就是跟隨家長一起生活在這類“學校”裡的未成年子女。可惜的是,有過這段生活經歷的人雖不少,但坊間卻鮮有詳細回憶這段生活經歷的出版物——畢竟,對書報檢查機構而言,這是一段尚未“脫敏”的歷史。
是故,徐方的《幹校札記》一書的出版(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版),便很讓關心這段歷史的內地讀者驚喜。
作者徐方,生於1954年。1969年隨母親張純音下放到河南息縣幹校,張純音當時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經濟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員。作者在恢復高考後順利考上了西北地區唯一的重點大學——蘭州大學外文系。1994年,徐方移居日本,在一所大學任講師直至退休。
作為隨遷子女,作者有幸在文革期間同中國當時最頂尖一群經濟學家朝夕相處,耳聞目染,培養起了對學問的興趣。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下轄的經濟研究所裡,既有已成名的經濟學家駱耕漠、巫寶三(他的夫人是莎士比亞專家孫家琇教授,長子巫鴻如今是著名的藝術史家、哈佛大學教授),也有彼時尚屬年輕輩的董礽輔、趙人偉、張曙光、吳敬璉等未來名家。而對於作者來說,比之於學問上的影響,她得自於乾校的精神上的力量,才是更為重要的,而這種影響,作者自承,主要來自於被後世譽為“中國市場經濟第一人”、“中國極權時代唯一思想家”的顧準。顧準這位彼時人們眼中的“異類”,甚至在他自己家裡也早就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但張純音、徐方這對母女卻不這麼看,他們被他的學識和風骨吸引,不懼政治風險地幫助他,也從他那裡收穫了珍貴的友誼。在這部算不上很厚的回憶文章合集裡,有關顧準一人的敘述篇幅竟達六成以上,足見作者在幹校和之後的歲月裡,自顧準處受益之多,對其情感之深、之切。
與人們一般的理解不同,“五七幹校”並不是特指某一所學校,而是指文革時期,一種以對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實行思想改造為目的,而在全國各地設立的專門機構。這類機構最主要的職責,與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勞動改造”。而它們的出現,還是肇始於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發出的一項指示。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看了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在這封後來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個“指示”還要求學校縮短學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讓“資產階級統治學校”。
於是,大批身在北京的中央機關的知識分子和行政幹部,便被迫在匆忙中告別了家人和朋友,跋涉萬里,來到了農村,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名,開始了長達七八年的勞動改造,直到有一天,又一紙由最高層發出的命令,將這類“學校”解散,人們再次踏上歸程。此時,很多夫妻雙方都去了“五七幹校”的知識分子家庭卻意外地發現,在自己走後不久,原來居住的房子即被某個“公家單位”據為己有,回到京城的自己,早已被掃地出門,無家可歸了。
荒唐歲月裡的“奇事”
這部回憶錄的主體,其實是數篇回憶幹校生活的長文,各篇文章的側重點不同。首篇寫的是乾校生活的來龍去脈,頗多細節。例如關於乾校大片用地的來源,作者說,其實就是因為在大饑荒年代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中,人口大量死亡,有些甚至整村人都死絕了,造成了地廣人稀的局面,所以當時大約有十餘家中央部委機關的干校都選擇落戶信陽地區,而她的這一說法,也被經濟學家吳敬璉在該書序言中的回憶文字所佐證。吳在文中透露,當地的干部並不特別避諱這一點,在初次給幹校學員作報告介紹當地情況時,也隱晦地提到了大饑荒造成大片荒地的狀況。
還有當時決策者人力資源的極度浪費,以及行事的荒唐可笑,也到瞭如今看來不可思議的地步。比如造房子,作者所在的干校自成立以來,就反复造,反复拆,從草棚,到土坯房,建造過程中,每個人都被迫放棄了本就極其有限的休息時間,日以繼夜地趕工,固然也是源於居住的需要,而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監管者,如工宣隊等組織的不斷逼迫。為了讓甚少體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多塊好省”地自建房子,當時還組織了諸如“脫坯大會戰”等令所有人筋疲力盡的小規模政治運動,而最後,只因上面一聲令下,幹校遷址,人們所有的努力就都付之東流了。
除此以外,書裡還歷數了作者所知的校學員之間的告密行為。可以說,這是比體力上的折磨更讓一些人難過的關。文革之前,雖然各單位內部也早已存在大量的告密行為,但畢竟,當時人們尚存獨立的生活空間,八小時之外的生活,還是相對自由的。校則不然,在這裡,每個人的一言一行都全天候地、徹底地袒露在同事面前,不僅毫無隱私可言,而且還時刻需要作“自我審查”,生怕做錯了事,說錯了話被人匯報而遭滅頂之災。當時發生過這樣一起告密事件:某人從帶了收音機去幹校,有同事向他借用,他痛快地答應了,沒想到借用者後來舉報他“偷聽蘇修電台”,結果在全連召開批鬥會(當時校所有單位都實行了軍事化編制,經濟所算作一個連級單位),狠狠批判了帶去收音機的那位研究員。
那麼,如今被看作時代先知的顧準,當時是如何看待這些揭發和告密的呢?作者回憶說:“幹校期間他儘管是鬥爭對象,卻頗有幾分傲骨,從不卑躬屈膝。有一次開完批鬥會,他對我說:'別看我前面頭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實後面尾巴都快翹到天上去了。'開別人的鬥爭會時,他總是拿個馬扎,遠遠地坐在最後。一次,另一個右派雖然自己多年來也是批鬥對象,批鬥別人時卻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勁地高聲喊:'低頭!低頭!你要老實交代!'伯伯對此頗不以為然,事後說:'我看這樣做大可不必。'”今天看來,這樣的私下表態似乎有些輕描淡寫,但在當時堪稱恐怖的氛圍下,一個“老牌反革命”堅持沉默,已是頗為不易。而顧準之所以能堅持不作惡的行為底線,除了他個人的修為使然之外,亦未嘗不是因為,他自己早在文革之前就已飽受遭人告密之苦,所以不願再助紂為虐。
書裡還提到,顧準幹校時期的日記極為簡單,而又充滿了頗多當時看來“政治正確”的話語,有人讀後斷言,有“兩個顧準”,即一個說真話的顧準,和一個文革期間與眾人無異的假話、套話連篇的顧準,言下之意,對這兩個顧準,應該區別對待。而作者認為,顧準此時身處集體生活中,作為階級異己分子,他很明白自己的一言一行皆在監控中,日記鐵定會被偷看,這絕不是什麼誇張,因此必須在日記中適當掩飾自己的真實觀點,這實在是告密文化下的無奈之舉,由此可見此時告密成風,防不甚防,而所謂“幹校”之名不副實和荒唐殘酷,也便在作者對一樁樁、一件件往事的詳盡敘述中,如此這般盡顯無遺了。
當然,生活在幹校裡的人們,有時也很會苦中作樂,改善一下生活。比如,幹校後期,食堂伙食略有改善,開始出售醬牛肉,兩毛錢一盤,大家都覺得特別解饞。因身材高大而被戲稱為“狗熊”的研究人員陳瑞銘最喜歡吃肉,每頓飯必買醬牛肉吃,吃完又後悔,覺得太費錢,對不起老婆……
顧準:影響一生的人
如今,不少讀者都知道顧準與子女失和。當顧準因為對毛時代的政策持反對立場時,他那些在紅色年代受教育的子女,都不理解父親的思想和作為,按照當時流行的看法,他們把他當作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來對待,長期不跟顧准說話,文革開始後,就與顧準正式斷絕關係了。顧準的妻子,則因為無法忍受反革命家屬的恥辱,先是與顧準離婚,文革開始後不久,又迫於精神壓力選擇了自盡。家破人亡的顧準,直到1974年生命的最後一刻,還盼著跟他的孩子們和好。但即使他在病重期間數次託人帶信,希望孩子們來看他,孩子們卻始終不肯見父親,理由是,“要跟著黨和毛主席走,絕不能跟著顧準走”、來看父親“不合適”。如此人倫悲劇,用顧準自己的話來說,“是整個時代使然”。
而我通讀完此書,產生的一個印像是:從某種意義上說,痛失家庭而愛子心切的顧準,的確是把同事張純音的女兒徐方(乳名“咪咪”)當作了自己的孩子來指點和愛護的,他經常跟徐方聊學問,聊志向,告訴她“志當存高遠”、“求乎其上,取乎其中”的道理。作者自承,當年正是因為受到顧準的啟發,作者找到了讀書的門徑,才為她今後事業的發展確立了方向,所以她說,顧準是對自己人生格局影響最大的人。而徐方眼中的顧準,是一位極有學問的長者,不僅頭腦清晰,學問了得,對自己所提的問題,有問必答,更有能力為自己的人生答疑解惑。因此,她對顧準的信任,也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以至於顧準有一次對徐的母親張純音戲稱,徐方簡直把他當作了自己的“懺悔神父”。
而顧準對徐方的看重,最初則是源於張純音對自己這位“階級敵人”的關照。校時期開始,他們就發展著顧准後來所說的“很純的友誼”。這份友誼,讓顧準這位“孤家寡人”感受到了殘存的人間溫情,也令他在“文革”後期有機會向人吐露自己的思想,在為寫稿而整理思緒的同時,也極大緩解了他因乏人理解而生的苦悶與孤獨。
這份特殊年代里相濡以沫的真實情誼,乃是顧準晚年生活中難得的一絲光亮,它不僅讓親歷者得到了情感慰藉,也令讀者後生體味到了灰色歲月裡那終究存在於勇者靈魂深處的那份人性的光芒——正是它讓張純音母女不懼政治風險,助顧準於危難困苦中;也正是它,讓顧準有力量獨自挖掘思想隧道,直到生命的終結。




陳樂民 ( -2009)的這聯不講究對稱,或舒發心情。
讀陳樂兒子寫的(代後記: 民即使是一粒沙子,也該是一粒有“靈性”的沙子)所引陳樂民先生 的看法是中國須要再有200年的啟蒙之教育才行.....苦口相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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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前所長、中國歐洲學會前會長陳樂民因病搶救無效于前幾天2009的一個淩晨去世,享年78歲。

陳樂民在大學畢業後的半個多世紀中長期從事“民間外交”、國際政治和中西歷史文化的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戰後西歐國際關係:1945—1984》、《“歐洲觀念”的歷史哲學》、《戴高樂》、散文集《文心文事》、《學海岸邊》等。

陳樂民的夫人資中筠也是著名學者,資中筠此前曾透露,陳樂民患有尿毒症,完全要靠血液透析來維持生命,每個星期有三天要在醫院裏。

學 者潘小松表示,陳樂民是歐洲問題專家,是在中國首倡“歐洲學”觀念的人。在陳樂民看來:“歐洲體現的不僅僅是地理概念,也不限于政治的或經濟的概念,而尤 其是一種文明的概念。”陳樂民曾認為亨廷頓“文明衝突論”裏所謂“文明衝突”是假托“文明”而言的政治衝突。

作為歐洲史研究 專家,陳樂民卻兼具傳統文人情懷,會書法,懂國畫,他在回憶李一氓時曾說:“氓公兼通中西學問,雅好詩詞,寫得一手熔篆隸于一爐的‘李體字’,又是古文物 收藏鑒賞家。我生性喜愛文墨,與這樣的領導人相處、追隨左右,那種徜徉文事的氛圍,自然如魚得水,大大抵消了日常工作的枯燥乏味。”
□陳樂民
  陳樂民,1930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著有《戴高樂》、《歐洲觀念的歷史哲學》、《撒切爾夫人》、《東歐巨變和歐洲重建》等。
  我讀書甚為駁雜,漫羨而無所歸心;新書讀得比較少,“新潮”書幾乎沒有認真讀過。下列十種“舊”書可以說是對我的晚年思想和治學最有影響的;有一些成了我的“案頭書”。這裏我用了“種”,而沒有用“冊”,是因為每一“種”可能牽涉不止一“冊”。


先說中國書五種:
  一、《孟子》,我幼年的“啟蒙”書,我個人體會,讀了《孟子》,再讀其他相關的書,有許多方便之處。孟夫子經常偷換概念,強詞奪理,批判異己不留余地,但那是時代的反映。《孟子》是了解當時政治和社會的一個“通孔”。
廣州出版社 / 32開/2001-05/ 9.50元
  二、《徐光啟集》,王重民先生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徐是有 明一代具有開放和開明眼光的“奇材”,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開篇人物。往昔大半因其皈依了天主教,他的科學功績在歷史書中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今年是他逝 世370周年;據悉,上海徐匯區(他的老家)文化局將重修毀于“文革”的墓址。另相關的書如梁家勉先生編著有《徐光啟年譜》,考稽事實之翔,取材之廣,旁 徵之博,堪稱傑作。老學人的治學態度,令我心折。此書差不多已被我翻爛了。前曾托人問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否還有存書,答雲沒有了。似乎也無重印之想。如今文 人“明星化”,名聲大噪了;而很有不少有真才實學的人卻默默無聞。此人間世相,老朽如我,只能嘆息。
  三、魯迅的《阿Q正傳》,提示我國的“國民壞根性”,入木三分,同時是面鏡子,時常照照,可以自警和警世。同類作品有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惜乎吾國國民此類病依然很重,幾乎無藥根治。奈何!奈何!
………………………………………………………………………
圖書名稱: 插圖本阿Q正傳:漢英對照
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 魯迅/丁聰/等
裝幀: 平裝
開本: 32開
出版日期: 2000-06
版次: 第一版
國標編號: 7-80005-563-9/I
譯者: 楊憲益/戴乃迭
頁數: 156
原價: 13.00元
………………………………………………………………………………
  四、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兩種:上世紀30年代的舊作上下冊和晚年的《新編》七冊。舊 作在大陸有無售者,不詳。《新編》前六冊已由人民出版社幾次重印;獨第七冊因故未能在大陸印行,以至《新編》就結在第六冊上。此是我出版界一怪事。但臺灣 版已出了全七冊。另,第七冊以《中國現代哲學史》的書名先後在香港和廣州印行,總算聊勝于無。坊間同類哲學思想史的書不少,但個人管見,都繞不過馮著二 種。
  五、《顧準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印行。顧準作為當代偉大的思想家,在知 識界已有廣泛的共識。最近聽說某境外華人信口臧否人物,妄說,顧準算什麼,若把他的文章譯成外文,會讓人啼笑皆非。不知他在國外讀過哪些高文典冊,以致狂妄如此!至于淺陋如我,正是讀了顧準使我在十年前的耳順之年大為開竅,頓生識之恨晚之感。

  以上五種是中國書,以下講外國的,也是五種:
  一、伏爾泰的《哲學通信》,中國譯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我 看過原文,中譯文大體不差。此是伏爾泰旅英的25封通信,故又稱《英國通信》。英國的自由風氣早在歐陸之先,伏氏在英所見所聞,備受感慨和啟示。全書涉及 彼時英國的宗教、政府、議會、文化、培根、洛克、牛頓,等等。這本書說明伏爾泰在英國已被“啟蒙”了。英國對法國“啟蒙運動”的影響,常被輕視;伏氏此書 大有助于了解歐洲這段的社會思想史。
  二、康德關于歷史哲學的論文集。我先讀過兩種英譯選集:《論歷史》和《政治文選》。後商務印書館出了何兆武先生翻譯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選目大同小異。此書已成為高校世界史和國際關係史學科的必讀書。但我要補充說,要深懂此書,一定要讀一讀康德的批判哲學。
  三、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演講錄》,我也是先看了英譯本。我國有王造時中譯本。欲了解西方文明史,此書不可不讀。他是從東方文明開篇的,主題是講歐西文明。黑格爾論述歷史發展的雄辯力,是令人震撼的,雖然你不必同意他的所有觀點。
  四、《共產黨宣言》,這本書的價值,用不著我多說。我在做研究工作時,是時常要翻閱的,尤其是它的前半部。我最早讀它時是二十幾歲,現在七十多歲了,還常常要翻一翻。只是體會大不相同了。
  五、托克維爾的《在美國的民主》,還有他的《舊制度和革命》,中譯本均已輯入商務版的“漢譯名著”叢書。另,托克維爾退出政壇後寫了不準備公開的《回憶錄》,身後還是流傳出來了。目前似尚無中譯本。托克維爾在這些書中觀察時勢和對時勢的預測,時常使我震動;他對歐陸“舊制度”的批判,絕不在概念上停留哪怕是幾秒鐘,其鋒利和準確性全在敘事當中。
  我家的書架上擠滿了各式各樣的書,雜亂無章,但是以上這十“種”書,翻來翻去,總會湊在一起,這大概也可以反映出它們的“使用率”吧。




啟蒙劄記
启蒙札记
作者: 陳樂民
出版社: 三聯書店
出版年: 2009-10
頁數: 198
定價: 19.00
裝幀: 平裝
叢書文史悅讀
ISBN: 9787108032423

內容簡介 · · · · · ·
作為國際政治和歐洲學家,作者在卷首語中寫到:至此,我經過幾十年的反復思考,只弄明白了一個簡而明的道理:我摯愛的祖國多麼需要一種徹 底的啟蒙精神。何謂啟蒙?作者引領讀者去探求啟蒙的歷史過程、瞭解思想家的代表、反思中國的啟蒙。在今天人們對啟蒙的理解五花八門的時候,看看 這部小書,會有新的心得體會。
作者簡介 · · · · · ·
陳樂民 國際政治與歐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前歐洲學會會長。退休後繼續研究、著述。主要著作有《戰後西歐國際關 系,1945—1984》、《歐洲觀念的歷史哲學》、《東歐劇變和歐洲重建》、《戰後英國外交史》(主編並主要撰稿)、《西方外交思想史》(主編並主要撰 稿)、《歐洲文明的進程》、《十六世紀葡萄牙通華系年》、《冷眼向洋——百年沉浮啟示錄》(主編並作者之一)、《歐洲文明十五講》、《從一滴水看宇宙—— 萊布尼茨讀本》、《文心文事》、《徜徉集》,以及譯作並序:《有關神的存在和性質的對話》(馬勒布朗士著)等等。
目錄 · · · · · ·
前言:啟蒙劄記
一 何謂啟蒙
講一點十八世紀以前的歷史
科尼斯堡的聖人——康得與啟蒙
康得論啟蒙——讀康得何謂啟蒙,答復這個問題
啟蒙在蘇格蘭
啟蒙的進程——以英國為例
英國啟蒙的近代意義
二 伏爾泰與啟蒙
伏爾泰與啟蒙——伏爾泰誕生三百年
重讀伏爾泰《哲學通信》
理性·人性·文人
跟伏爾泰去英國
理性在歷史的長途跋涉中
伏爾泰與愛爾維修
伏爾泰:剷除卑鄙
《論寬容》中譯本問世——兼及譯家蔡鴻濱
伏爾泰的一篇諷寓小品
伏爾泰的大腦
從迷信到理性——伏爾泰為什麼寫歷史哲學
閑說伏爾泰與中國
大雜家伏爾泰
敬畏思想家
三 論其他啟蒙思想家
說說狄德羅
狄德羅的一篇小說:《女教徒》
狄德羅的沙龍隨筆
盧梭是怎樣一個人
論盧梭
思想巨人約翰·洛克
大衛·休謨何許人
伏爾泰筆下的盧梭與休謨
法蘭西斯·培根
四 啟蒙與中國
瞎子摸象——啟蒙時期歐洲哲學家眼中的中國哲學
萊布尼茲與中國——兼及儒學與歐洲啟蒙時期
啟蒙在中國
市民社會的經驗在歐洲
李慎之去世五年祭
即使是一粒沙子,也該是一粒有靈性的沙子(代後記)

Author of Watership Down Richard Adams has died aged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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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uthor of Watership Down Richard Adams has died aged 96, his daughter confirms

Bestselling author of WATERSHIP DOWN, Richard Adams died on Christmas Eve at the age of 96.
"The rabbits had been chatting together, recalling some of their grand adventures of the previous year: how they had left the Sandleford warren under fiver’s warning of imminent disaster; how they had first come to Watership Down and dug their new warren, only to realize that there was not a single doe among them."
―from TALES FROM WATERSHIP DOWN
Here is the enchanting sequel to the beloved classic Watership Down, which introduced millions of readers to an extraordinary world of rabbits—including Fiver, Hazel, Bigwig, Dandelion, and the legendary hero El-ahrairah. Tales From Watership Down returns to these unforgettable characters, and also presents new heroes as they struggle to survive the cruelties of nature and the shortsighted selfishness of humankind, embark on new adventures, and recount traditional stories of rabbit mythology, charming us once again with imagination, heart, and wonder. A spellbinding book of courage and survival, these tales are an exciting invitation to come home to a beloved world. READ an excerpt here: http://www.penguinrandomhouse.com/…/tales-from-watership-d…/#

圖像裡可能有文字

愛德華‧威爾森文集,Half-Earth及Naturalist By "E. O." Wilson 回憶錄《大自然的獵人:博物學家威爾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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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曹永洋與金恆鑣先生來訪,暢談。
二十年前,讀金恆鑣導讀 E. O." Wilson 回憶錄《大自然的獵人:博物學家威爾森》,"獨具慧眼的田野生物學家",很欣賞金先生的功力。
今天他74歲了,恰巧又在寫Wilson的新著 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中譯本的"導讀"。原書首頁無副標題,所以請教他Half-Earth 是什麼意思?他說,這是"地球一半是人(我們)的,另一半是生物(他們)的。"
金恆鑣是(森林)生態學領域之專家、生態學學會理事長。我請教他台灣的森林事情 (相對於日本梅原猛的《森林的哲學》。他說,首先要了解日本的林地多是私有地,所以照顧得很好,反之,台灣的森林都是國有地,公務員不會珍惜的.....


http://hcbooks.blogspot.tw/2015/07/naturalist-by-e-o-wilson.html

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http://hcbooks.blogspot.tw/2015/07/naturalist-by-e-o-wilson.html

National Book Award Finalist. How did humanity originate and why does a species like ours exist on this planet? Do we have a special place, even a destiny in the universe? Where are we going, and perhaps, the most difficult question of all, "Why?"
In 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 his most philosophical work to date, Pulitzer Prize–winning biologist Edward O. Wilson grapples with these and other existential questions, examining what makes human beings supremely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 species. Searching for meaning in what Nietzsche once called "the rainbow colors" around the outer edges of knowledge and imagination, Wilson takes his readers on a journey, in the process bridging science and philosophy to create a twenty-first-century treatise on human existence—from our earliest inception to a provocative look at what the future of mankind portends.
Continuing his groundbreaking examination of our "Anthropocene Epoch," which he began with 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 describ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as "a sweeping account of the human rise to domination of the biosphere," here Wilson posits that we, as a species, now know enough about the universe and ourselves that we can begin to approach questions about our place in the cosmos and the meaning of intelligent life in a systematic, indeed, in a testable way.
Once criticized for a purely mechanistic view of human life and an overreliance on genetic predetermination, Wilson presents in 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 his most expansive and advanced theories on the sovereignty of human life, recognizing that, even though the human and the spider evolved similarly, the poet's sonnet is wholly different from the spider's web. Whether attempting to explicate "The Riddle of the Human Species,""Free Will," or "Religion"; warning of "The Collapse of Biodiversity"; or even creating a plausible "Portrait of E.T.," Wilson does indeed believe that humanity holds a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known universe.
The human epoch that began in biological evolution and passed into pre-, then recorded, history is now more than ever before in our hands. Yet alarmed that we are about to abandon natural selection by redesigning biology and human nature as we wish them, Wilson soberly concludes that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ing us our greatest moral dilemma since God stayed the hand of Abraham.


PBS NewsHour
Through the years, E.O. Wilson has moved from small insects to big ideas. Now he's sharing a very big idea, one made more urgent by the problems of climate change.



Biologist and Pulitzer winner E.O. Wilson has spent his life studying…
PBS.ORG

HARI SREENIVASAN: Next: Scientist and two-time Pulitzer Prize-winning author Edward O. Wilson first gained fame for his study of ants. Through the years, he’s moved from small insects to big ideas, and now a very big one, one made more urgent by the problems of climate change.
Jeffrey Brown has our profile in his second report from Southern Alabama.
E.O. WILSON, Author, “Half Earth”: I was just a 12-, 13-year-old boy, and it was just a wonderland to me.
JEFFREY BROWN: Edward O. Wilson spent his formative years in Mobile, Alabama, looking for snakes and insects in the surrounding delta.
E.O. WILSON: If I could, I would just do the same thing today that I did then, but it would look funny.
(LAUGHTER)
JEFFREY BROWN: The experience would shape him, as biologist, evolutionary theorist, naturalist, and at age 86 perhaps most important to him now conservationist.
E.O. WILSON: What is man? Storyteller, mythmaker, and destroyer of the living world.
JEFFREY BROWN: His new book, “Half 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takes on nothing less than the survival of plant and animal life on earth.
E.O. WILSON: Yearning to be more master than steward of the declining planet.
JEFFREY BROWN: Wilson’s solution is in the title, setting aside half the Earth as natural habitat.
We spoke beneath the old live oak trees at Fort Blakeley Historic Park, where Wilson’s great-grandfather fought in one of the last battles of the Civil War.
Half Earth. Are you serious?
E.O. WILSON: I’m serious. I know it sounds radical, but we must have it if we’re going to save most of the species remaining on Earth. And it’s easier to do than most people might think.
JEFFREY BROWN: It sounds impossible. It sounds for some people crazy.
E.O. WILSON: I was just going to use the word insane.
JEFFREY BROWN: Yes.
E.O. WILSON: Yes, it sounds that way, because they envision cutting the Earth into two hemispheres, one for us and one for the other 10 million species. But, no, we mean giving 50 percent or setting it aside, patches, some large wilderness areas, others far, far smaller, in order to make that amount of reserve area.
JEFFREY BROWN: Your ideas on this and what should happen have gotten bigger and bolder.
E.O. WILSON: Well, they have.
My alarm went from yellow to red when I read the papers authored by large numbers of scientists and team efforts that showed just how far off the goal the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s were, how — all our efforts around the world in slowing down extinction rates.
JEFFREY BROWN: One key to Wilson’s argument is how little we know of life on Earth, only two million species identified out of a total probably closer to 10 million, even as species go extinct at 1,000 times the normal rate, thanks chiefly to hum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corresponding habitat loss.
Conservation efforts worldwide have thus far set aside a little more than 15 percent of the Earth for habitat. Wilson would triple that.
E.O. WILSON: We would be taking a first step towards securing enough space and natural habitat to preserve, by my estimate,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 species left. If we don’t do this, we’re going to go down to 50 percent or more in a fairly short period of time in this century.
JEFFREY BROWN: Wilson is attempting such a thing right here, to give national protection, either a park or wildlife refuge status, to parts of the Mobile-Tensaw River Delta, one of the most biologically diverse areas in North America.
There’s opposition in this conservative state. But Wilson is not deterred.
E.O. WILSON: I think it’s a moral thing to do. I believe morality is going to enter very strongly into what I hope will be a shift of perception and precepts and reasoning about this, that we really should take extra measures to save the rest of life on Earth.
And who are we, one species, to wipe out a majority of the species remaining that live with us on this planet just for — without even thinking about it, for our particular selfish needs?
JEFFREY BROWN: Wilson acknowledges that the world’s population will continue to grow from its current 7.3 billion to around 11 billion, before leveling out. But he thinks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 will help shrink our ecological footprint.
So what are the stakes?
E.O. WILSON: The stakes are the future of life, the future of the living part of the environment.
Mind you, we are beginning to make meaningful progress toward controlling the forces of climate change and of pollution. And the other parts of the nonliving environment that have been causing a large part of the destruction.
If we allow the living part of the environment to disappear, for me, it would be by future generation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catastrophic, even evil periods in human history, for our descendants to look back and say, they wiped out half or more of all of the rest of life on Earth, the variety of life on Earth.
JEFFREY BROWN: A thoroughly depressing prospect. But to spend a day with Edward Wilson is anything but depressing.
E.O. WILSON: Science needs to have a goal and actually achieve that goal. We really want to see on the front page of the newspaper scientists announce cure for cancer, or cure for lung cancer, shall we say?
What galvanizes public support and puts spirit into it is to say, this is the goal that we must reach. Let’s set that goal, and let’s get there.
JEFFREY BROWN: From Fort Blakeley Historic Park outside Mobile, Alabama, I’m Jeffrey Brown for the “PBS NewsHour.”



Edward Osborne "E. O.Wilson FMLS[1] (born June 10, 1929) is an American biologist, researcher (sociobiologybiodiversityisland biogeography), theorist (consiliencebiophilia), naturalist (conservationist) and author. His biological specialty ismyrmecology, the study of ants, on which h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2][3]
Wilson is known for his scientific career, his role as "the father of sociobiology" and "the father of biodiversity",[4] his environmental advocacy, and his secular-humanist anddeist ideas pertaining to religious and ethical matters.[5] Among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s to ecological theory is the theory of island biogeography, which he develop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athematical ecologist Robert MacArthur, and which is seen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servation area design, as well as the unified neutral theory of biodiversity of Stephen Hubbell.
Wilson is (2014) the Pellegrino University Research Professor, Emeritus in Entomology for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smic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at Harvard University, a lecturer at Duke University,[6] and a Fellow of the Committee for Skeptical Inquiry. He is a Humanist Laure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Humanism.[7][8] He is a two-time winner of the Pulitzer Prize for General Non-Fiction and a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for 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9] Letters to a Young Scientist,[9] and 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


主な著書[編集]




Anthill: A Novel, April 2010,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蟻丘之歌》邱思華譯,台中 :晨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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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ist By "E. O." Wilson 回憶錄 (66歲,2015年86歲)《大自然的獵人:博物學家威爾森》----1997年,天下文化出版社的極盛年,初刷7000本,482頁,定價才380元。喜歡擅改原書名,也是其作風。金恆鑣先生的導讀《獨具慧眼的田野生物學家 》很可一讀。

有哪位諾貝爾桂冠級的科學家,拿過報導文學的最高榮譽「普立茲」獎,而且還拿了兩次?誰擁有「社會生物學之父」、「生物多樣性之父」的雙料尊稱?誰能號稱全球研究螞蟻的泰斗?有誰能坐著邊聽老師講課、邊捉蒼蠅,平均每分鐘活捉一隻?
答案的是  E.O.Wilson
「演化生物學」是他命名的;「生物地理學」在他手中發揚光大;把人類視為社會性動物的「社會生物學」則由他開門立派,招來眾人踢館;威爾森還竭力推動攸關生態保育的「生物多樣性」理念,後來則成為地球高峰會的主旨;而「親生命性」概念的提出,更是威爾森急欲為保育倫理打下的恆久基石。
本書是威爾森的「六十六自述」,充滿濃郁的散文韻味、自然野趣、機敏和深刻思想。「獵人」這回出手,依然不同凡響,《紐約時報書評》1994好書的榮銜,當之無愧!

目錄

  • 導讀 獨具慧眼的田野生物學家 金恆鑣
  • 作者序 大自然,她不斷變化著
  • 第一部 南方之晨
    • 第一章 天堂海灘
    • 第二章 把小男孩托給我們
    • 第三章 角落裡的亮光
    • 第四章 神奇的小天地
    • 第五章 盡我職責
    • 第六章 阿拉巴馬之夢
    • 第七章 獵人
    • 第八章 南方再見
    • 第九章 前進熱帶
  • 第二部 說故事的人
    • 第十章 南太平洋巡禮
    • 第十一章 未知事物的形態
    • 第十二章 分子大戰
    • 第十三章 麥克亞瑟與地理生態學
    • 第十四章 佛羅里達珊瑚群島實驗
    • 第十五章 螞蟻
    • 第十六章 投效社會生物學
    • 第十七章 社會生物學大論戰
    • 第十八章 親切繽紛的生命
  • 附錄 延伸閱讀


"The world's most evolved biologist."
28分鐘

E O Wilson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world's most evolved biologist" and even as "the heir to Darwin". He's a passionate naturalist and an absolute world authority on ants. Over his long career he's described 450 new species of ants.

Known to many a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socio-biology, E O Wilson is a big hitter in the world of evolutionary theory. But, recently he's criticised what's popularly known as The Selfish Gene theory of evolution that he once worked so hard to promote (and that now underpins the mainstream view on evolution).

A twice Pulitzer prize winning author of more than 20 books, he's also an extremely active campaigner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planet's bio-diversity: he says, "destroying rainforest for economic gain is like burning a Renaissance painting to cook a meal".

齊邦媛《巨流河》;洄瀾:相逢巨流河 /齊邦媛教授與國文教科書 ╱ 吳宏一《時與潮》雜誌(1959-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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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8

這次還談到書要附索引才行。金恆鑣先生考我齊邦媛的《巨流河》中哪處說到他。我說,不知道呢!他說,這就是台灣書多不做索引的缺點。

送他們走後,我拿出《巨流河》猛翻書:先在"齊邦媛紀事" (592-97)的1995年 (甲午戰爭百年)找到:"赴山東威海衛參加兩岸"自然環境與文學"會議",之後在頁488-90找到相關資訊。
"......但是"他們"和"我們"內心都明白,路是不同的了。....."還不是此時,也不是此地。" ("Not now, not here. ---E. M. Foster《印度之旅》Passage to India (1924) 結尾)

Full text of "A Passage to India" - Internet Archive

「一個女孩最漂亮的時候」 她只剩恐懼


發稿時間:2015/05/22 19:57 最新更新:2015/05/22 20:15

作家齊邦媛(右)22日出席世新大學「抗戰勝利70周年 系列講座」時表示,倒楣的人才真正精彩,希望更多學 歷史、學文學的人,能夠寫一寫撤退來台的人的故事。 圖左為作家白先勇。 中央社記者陳至中攝 104年5月22日

(中央社記者陳至中台北22日電)作家齊邦媛今天參與抗戰勝利70週年系列講座,回憶起自己的13歲到21歲,「一個女孩最漂亮的時候」,每天卻只有挨餓和恐懼。

今年是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世新大學舉辦一系列講座,今天邀請作家白先勇、齊邦媛等人分享,主題是「我們生命中的八年抗戰」。

年逾90的齊邦媛,今天在台上面對滿座的大學生,侃侃而談數十分鐘,言詞懇切時而激動高昂。她說,談到抗戰,無法像現在年輕人那麼平靜,「我心上刻滿彈痕」。

齊邦媛自述13歲到21歲,「一個女孩最漂亮的時候」,卻是在戰爭中不斷逃難,食衣住行樣樣短缺,只記得一天到晚都挨餓,只能吃少量的白飯,搭配豆芽菜、空心菜果腹。

餓之外還有恐懼,齊邦媛在南京時,就開始躲避空襲,日軍早晚疲勞轟炸,正值青春年華的她,卻最不喜歡滿月,反而希望天天下雨,「只求飛機來不了。」

齊邦媛說,在這樣躲轟炸的日子中度過好幾年,只要還有一點人類意識,就不可能忘記,「現在聽人說對那時代不客氣的話,我怎麼能接受。」

對於中華民國在艱苦的八年抗戰之中,終於取得勝利,卻又馬上捲入國共內戰之中,最後不得不撤退來台的歷史,齊邦媛充滿憤慨。尤其是戰後作為勝利國,中華民國被世界遺忘,日本反而迅速從廢墟中崛起,她更是難以理解,「莫非天下是真的沒有公義?我到今天還在問這個問題。」

齊邦媛提及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慘狀,好不容易在戰爭中撐過來的國軍,被台灣本地人笑為「棉被兵」,衣衫襤褸的狀況,和台人習慣看到衣著筆挺的日本兵,形成強烈對比。而後這些人被視作流亡者、被稱呼為外省人,許多抗日名將在台抑鬱而終,至死前心裡仍有恨意。

英國學者米德(Rana Mitter)近期的著作「被遺忘的盟友」,為中國艱苦抗戰,事後卻被西方世界遺忘抱不平。齊邦媛認為,中國被忘記是因為自己內戰,國共互相捏死對方,互不承認對方在戰爭中的貢獻,失去了在國際間論述的機會,「我們先自己遺忘了,怎麼能怪世界遺忘我們。」

齊邦媛希望民眾正視抗戰的貢獻,別把他們當作逃難來台的失敗者。如果不是抗戰,台灣現在還是日本的殖民地,說日本話、取日本名,也就沒有今天的台灣。1040522

(中央社記者陳至中台北22日電)作家齊邦媛今天在「抗戰勝利70周年系列講座」上表示,倒楣的人才真正精彩,希望更多學歷史、學文學的人,能夠寫一寫撤退來台的人的故事。

齊邦媛今天在講座上侃侃而談數十分鐘,言詞既激動又感慨,她強調八年抗戰掙回了很多東西,包括東北和台灣。台灣被日本佔領50年,說日本話、改日本名,沒有抗戰,就不會有今天的台灣。

齊邦媛說,司馬遷寫「史記」寫的最好的部分,都是那些倒楣的人,寫項羽就寫的比劉邦好。為何倒楣的人最精彩?因為人生最高境界,往往是在倒楣失望之後才能達到,也才會被看到價值。

齊邦媛說,撤退來台的名將如李彌、白崇禧,在抗戰中作了莫大的貢獻和犧牲,打了無數的硬仗,身上傷痕累累,來台後卻是抑鬱含恨而終。這些人不該只是被人紀念的小盒子(指骨灰罈),他們的故事應該被紀錄下來,齊邦媛向學歷史、文學的人喊話,「寫一寫這些倒楣的人吧,他們才真正的精彩。」

講座問答時間,有提問者從齊邦媛的著作中,質疑齊邦媛對學潮多持負面看法。齊邦媛說,「什麼潮都好」,她覺得政治是專業的工作,不能客串,也不能用衝動的方式來解決。1040522





 洄瀾:相逢巨流河
《巨流河》是我從內心深處寫給世界的一封懇切的長信,至此心願已了,留下祝願一切歸於永恆的平靜。
但是旬日之內這平靜即被沖破。許許多多一樣真摯,一樣懇切的回信,如山洪暴發般沖進來……

《洄瀾──相逢巨流河》書影。
圖/天下文化提供
這是一本大家合寫的書,如千川注入江河,洄瀾激盪。 我曾躊躇多年,拿在手中既溫暖又沉重,不知是否應公開與大家分享。歲月催迫,終於決定將它作為一本紀念冊問世。
《巨流河》是我從內心深處寫給世界的一封懇切的長信,至此心願已了,留下祝願一切歸於永恆的平靜。
但是旬日之內這平靜即被沖破。許許多多一樣真摯,一樣懇切的回信,如山洪暴發般沖進來,這些以厚重情意和更深的智慧寫來的信,以信函評論訪問的方式,直扣 我心,讀了又讀,每篇都不忍釋手。有些評論文章是朋友寫的,有些是台灣知名人士,由讀此書談到我們共同走過的日子,許多報刊做了詳盡的訪問,問與答都是有 充分了解的坦率、親切的交流。
書出第二年,2010年10月,我收到北京三聯出版公司劉蓉林編輯寄來的兩本大陸簡體字版《巨流河》,收到的那一刻,我第一個想去分享這喜悅的人是長庚養 生文化村用專員電腦為我聯絡的廖婉竹小姐,在眾人看日落,看美麗的金烏西垂的大門口,我對正要開車回家的她,喊著,「妳看看妳在空氣中傳過來傳過去的(那 些郵件)已經印成了這本書啦!」

薇薇夫人畫作。
圖/天下文化提供
在 我構思和寫作的那些年,從不曾夢想過會有大陸的讀者,我的前半生,在大陸的經驗一直是他們的禁忌。萬萬想不到,在台灣出版後一年,《巨流河》竟能在大陸出 版!出版後的反應迅速強烈,更是在我意料之外。我不用電腦,最初收到的貼了郵票的信函,書中人物和記者的電話,然後是越洋的訪問,當選十大好書的紅色通 知,得獎的通知……有一段時期,我常常似由夢遊中醒來,問自己,這是真的嗎?這怎麼可能? 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說是北京打來的,──北京?那必須跨越台灣海峽、長江、黃河才能回去的北京?我竟然脫口問那端的記者,「你從北京打電話來的啊?這麼遠 啊!我記得小時候,風沙颳起來,我的姑姑們都用漂亮色彩的紗巾蒙在臉上……」──因為心理上長久的隔離感,我竟會如此語無倫次起來,人家只不過想對《巨流 河》作者做個採訪,問幾個問題。
我終身隔絕的故鄉啊,我怎麼能用幾個簡短的句子,在電話中向你說我的思念?我怎麼能告訴你,我忘不了童年跟父親坐火車過黃河鐵橋的情景;忘不了長江到岷江兩岸的叢樹;我怎麼告訴你,我父親坐在我母親墓前,癡望著太平洋東北方,眼中的悲傷!
在這本眾人合寫的文集裡,大陸訪談十篇裡有五篇是我手寫的回答,也許有一些重複的問題和回答,但是我今以書還鄉,悲喜之際總有些相似的情懷。
感謝王德威教授、黃英哲教授推動《巨流河》日文譯本,邀得池上貞子和神谷真理子,一年譯出毫無刪減的日譯本上下兩冊,以抗日戰爭為主軸的這本書,得以全貌在日本出版,令我們很感動。
讀者來信數量甚大,每封都真情感人,但我已無體力一一作答,而此冊篇幅有限,只能選刊一小部分,編選全由多年主編我書的項秋萍女士辛勤帶領黃微真、池思親 小姐工作,只要能聯絡得上的,她們都徵得原作者同意刪去了許多重複的資料,過獎的讚美,但這些信與我有更多個人的關聯,有許多是找回的舊誼,重敘生死契 闊,也在此書內做個永久的相逢紀念吧。

在 編者原歸為附錄欄內的一封我寫於1937年的信,和樂茞軍(按:薇薇夫人)的一幅畫我二十歲時的畫,在我書中或對我個人回憶都有重要意義,絕不是「附 錄」。直到一個不寐之夜,Anachronism一字來到心中。沒有別的字可以代替我心中這複雜的情緒了,所以我闢立此欄名為Anachronism。按 字典說,它是時間的錯置,把後世的事物與前代的事物相混淆,是不合時宜的。(是希臘詩人Anacreon浪漫〔酒色〕之風的。年月錯誤的,希臘拉丁詩中短 音節和長音節的突兀交換……)多年來,我看到這個字立刻會想到,像我這樣的人生,在時代與時代、居所與居所殘酷的斷裂之際,所有的失落與尋覓。 我以席慕蓉的詩總結此書,在詩中點出我鍾情的時候是山高月明的,鍾情焚燒之後留下的是玫瑰的灰燼。詩境雖是她的,心境卻是我的,是散文所達不到的精煉。
再讀此集中的來信、訪問和評論,我深感人間深情洄瀾沖激之美,我充滿感謝與你們在書裡書外有緣相逢!
在如此回首一生之時,重讀《聖經》(約伯記),似乎為自己多年質疑找到一個文學答案:在他盡失一切之後,因為他在絕境仍信主的旨意必有意義,──所以「此 後約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見他的兒孫,直到四代。這樣,約伯老邁,日子滿足而死。」──這長長的一百四十年是給他了解痛苦與救贖,為超越人間生死寫下記 憶麼?
【2014/01/24 聯合報】@ http://udn.com/

全文網址: 洄瀾:相逢巨流河 | 聯副‧創作 



《时与潮》半月刊,1938年4月在汉口创刊,主编为齐世英,是一份政治性的综合刊物。1938年第一卷第5期起迁重庆出版,1946年出24卷第6期后曾停刊,1946年12月在上海复刊。1949年2月终刊。共出版33卷。

篇名:齊世英與逆勢而為的《時與潮》雜誌(1959-1967)
作者:邱家宜
中文摘要:本文專注於齊世英先生在1959年到1967年間在台灣所創辦的《時與潮》雜誌內容,以及創辦者齊世英先生在台灣的政治活動,並指出其表裡呼應的關係。一 方面有系統地整理《時與潮》雜誌在各個階段言論的主要重點,對照於當時台灣的政治社會狀況,凸顯《時與潮》鼓吹民主法治、言論自由的一貫調性;一方面則從 其生命史追溯,探討曾是國民黨中間幹部的齊世英,為什麼在當時會投入與國民黨對抗的組黨運動,並且成為後來的黨外運動最早期的一批外省籍支持者。做為報人 的齊世英,與其所辦的《時與潮》雜誌的內容,與創辦《自由中國》的雷震及這兩個刊物的讀者,共享一特定的「感知結構」,雖一度沉潛,卻即將在二十年後再度 浮現成為主流。
中文關鍵詞:時與潮、齊世英、感知結構、新黨、雷震案、黨外
發表日期:2013/7/14
授權狀況: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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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 慶祝創校83年校慶大會頒授齊邦媛名譽博士學位

11月15日(星期二)上午9時,在校總區綜合體育館舉行創校83年校慶慶祝大會,
李校長以提升格局、邁向頂尖,祝福臺大由追隨者躍昇為領航者;齊邦媛名譽
博士以「尋求永恆價值」為目標,慶祝臺大生日快樂。慶祝大會同時表揚6位傑
出校友。慶典除邀請本校歷任校長、各地校友及國內外各界貴賓與會,典禮後
隨即於國際會議廳舉行校慶茶會及晚間舉辦的1971年及1976年校友重聚會餐會
等多項慶祝活動。

今年獲頒名譽博士學位的學者是齊邦媛女士。齊女士對國內國語文與英語教學
之開創革新,引領一個世代的心智往活潑化、自由化發展,潛移默化之功甚
偉。尤其對臺灣文學的整理、研究與介紹,成功把臺灣文學推介至國際舞臺,
也開啟了國際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興趣,終於蔚成一受重視之獨立學術領域,志
行崇高,影響深遠。其學問事功,足以表率群倫,為「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之最佳典範,本校授予博士學位,即在表彰渠卓越的成就與貢獻。
***

名譽博士齊邦媛述懷:尋求永恆價值


諸位貴賓,感謝你們來看我回到一生工作、居住的臺灣大學拿最高榮譽。今天
我白髮蒼蒼站在這裡接受一生最高榮譽,百感交集。回想1947年第一次看到臺
大校門跟椰林大道,當時我黑髮披肩,剛從大學畢業,不知道天高地厚,孤獨
寂寞,還是勇敢地來到臺灣。手裡拿著「毛筆寫在宣紙上的臺大助教臨時證
書」,以為此後自己就走上了學術之路,但這條路卻非常地漫長、崎嶇。

在臺64年,我在臺大擁有從基層做到退休的完整資歷。期間看到臺灣最大的改
變,是從一個文化到另一個文化到更多的文化。我所有的課都在教中西交流,
包括:英國文學史、高級英文、研究所英文、翻譯…。我覺得很幸運,在最好
的時候看見了臺灣的生機,看見了臺灣的可能,也幫忙創造了臺灣文學盛世,
從1970年到1999年。

1972年臺大中文系跟外文系合辦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協會進軍國際。我代表參加
所有國際會議為臺灣發言。1949年政治大斷裂後,臺灣保持中國純正的文化,
我們有最好的學術環境、著作,所以我和外文系、中文系許多同事共創比較文
學會向國外發聲。從1960一直到1985年臺灣文學是國外漢學研究唯一的教材;
我所編的《臺灣中國文學選集》是唯一的教材。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我兩次參加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我們能夠教
別人聽到,一定要有實際的東西。至今我仍鼓勵自己要有拿得出去的東西。所
以我們有《筆會季刊》,至今已發行40年未曾拖期。因為我們相信,文化在文
學上凝聚所有的心力應該持久不變。

1949年我為了婚姻第一次離開臺大,走入一個女子一生最困難的路:家庭與事
業兼顧的路。其中的困難,如果你未曾經歷很難瞭解,我的兒女也很難原諒。
剛才校長說我是齊邦媛女士。「女士」二字,可不容易,我寧可作老師、教
授,但女士就有很多複雜的身分、複雜的角色、複雜的快樂、複雜的痛苦。

1949年傅斯年校長在臺大校慶說:「我們現在要辦一所真正的大學。為什麼要
辦真正的大學?因為我們現在臺灣,退此一步便無死所。我們要貢獻這所大學
宇宙精神。」政治大斷裂時,幾百萬人回不了家,幾千萬人在尋求未來的目
標,這個宇宙精神是鼓勵也是自信,我們希望有這個能力。許多人渡海而來,
將1949以前所珍貴的、所學習的帶來,所以臺大自從1949以後日漸壯大,成就
今天的臺大。

我到臺大的時候只有1000多個學生。外文系僅有20個學生左右。我是唯一從大
陸受聘來臺的一個小小助教,心裡想的「宇宙精神」代表了很多的希望、很多
努力的目標,所以自從有機會以來,我就不斷地投入教育。希望把一代又一代
的年輕人帶出來看到我們必須要做的事。

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能夠把臺 灣做成什麼樣子?這麼多年我們看到,今天臺灣
在世界上,以這麼小的地位,創造出的文化地位,實在不是我們自己在這裡誇
口。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我們還有不變的東西。今天,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談論
科技的進步,都在談論那些優秀的人的成就。那些優秀的人都說:「我要改變
世界。」可是我們自從來到臺灣以後一直在改變世界,一直在改變臺灣,一直
使得臺灣進步;我們一直在做,沒有一天不做。我和那些朋友推動的,都是奠
定臺灣文化真正的基礎。

最近大家都在談論賈伯斯,而我因為想要真正了解一個時代,所以也看了他的
傳記,我看的非常有興趣。他跟他同時代的人一樣有夢想,可是他的夢想是從
中間出來的,而我們當年的夢想是從基層出來的,兩者相當的不同。他們追求
的是超越別人,超越一切的成功,這種超越的力量是一種熱狂,也是一種快
樂,能得到如此的成功是非常高的境界,但最後他也會覺得:這樣大的星空,
這樣大的宇宙,要如何才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當他知道自己生病不久人世
時,堅持找可靠的人寫傳記。作者問他:「你不是一個很重視隱私的人嗎?為
什麼要把你的傳記寫得如此詳細?我會寫下你的許多優點和缺點,難道你不在
乎嗎?」他說:「這就是我,我奮鬥的經過、我的夢想,我希望我的孩子將來
能夠知道我為什麼常常不在家?我希望他們知道我做了什麼,希望他們了解我
是怎樣的人。」看到這裡,我已經把書看完了。

我想,原來他那輝煌的,21世紀的成功,跟20世紀我的父親、我的祖父那一代
的成功其實完全一樣。他想要告訴後代:我們做什麼,我們怎樣做;我們努力
地做,我們用所能做的方式做了。我從他的傳記裡看到世世代代開創世界,做
一個文化的成就時,就像賈伯斯所做的,將人文與科學結合,缺一不可;因此
你不可能再回到原始洪荒的世界。

我直到跟朋友討論時才了解,人生瞬息萬變只是表面,瞬息萬變之後得到的是
不變的東西,是永恆的價值。人間的情、愛、了解,實在是永遠、永恆不變的
關懷。我真的很感謝臺灣大學對我有整體的評估,知道我所做的在這個校園,
在牆裡牆外,都是為了尋求永恆的價值。我這一生用種種方式推行文學教育,
一直用文學教育和永恆的價值跟青年朋友、後代苦口婆心地說:「我們必須這
樣活下去,才有未來;無論臺灣多小,世界多大,我們有真正的宇宙精神。」
這個宇宙精神並不是空言。對於年輕的學生跟朋友,我希望你們在進步的科學
設備之下,能有時抬起頭,不要只專注在機器上;看看比你更小的學生、朋
友,跟他們講講文學之美。你們一定要看看大的、厚的、專注的、有焦點的
書;才夠思考大的、厚的、專注的、有焦點的問題;才能對世界做出大的、厚
重的、有貢獻的事情,這也是我對還在教書的朋友最大的期待。

我很感謝當年臺大給我機會,讓我們(外文系)跟中文系可以合辦文學教育,用
中文推銷西方文化,用西方文學來推銷臺灣的文化。我們變成了一個被人看
見、被人了解的地方。希望年輕的老師們、未來的老師們能夠多多了解:無論
機器有多進步、能做多流暢的溝通、擁有多新穎的形貌,人性的溝通還是最重
要的。現在人都活得太久了,賈伯斯56歲去世,大家都很驚訝:怎麼他會在56
歲就死去了?他還有30年的時間啊!但是當人能活得長久,我們要怎樣活著,
卻是一門大學問。我們應該要好好地利用這些時間,我也希望未來的人性能和
從前一樣,追尋更好的世界。

我一生所留戀的美好的事情已經過去了,譬如文學題材裡的等待。我們那時迷
路的感覺、悲傷的感覺已經不在,連郵票都已經沒有人用了,將來想看到郵票
可能只在郵票百年大展能看見。這些美好的東西,在形式上或抽象的看法漸漸
都要過去,可是一環接著一環,這世界有不同時代的美好串成整個人類永恆的
價值;瞬息萬變是必然,但永恆的價值也是必然。




感謝謝立沛老師贈書2010/2

忘不了的人和事
才是真生命
--- 齊邦媛《巨流河》p. 433
巨流河



巨流河

鍾玲詩選



方瑜提起鍾玲老師出題:『試擬一篇最短的情書』。她交卷:
『霧:你使我迷惑了。相思林』
---- 鍾玲《赤足在草地上》(台北:志文,1970  p.11) 


翻譯課這班是大三,每年有二十多個人,最早的學生有鍾玲、孫康宜、郭志超等。 鍾玲曾寫一首詩《聽雨》送我。----
齊邦媛《巨流河》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2009, 頁370



東海大學外文系在當年是比今日風光、受重視多了,因為他們做了許多開風氣之先的事情,加上學校的建築、規劃具有前瞻性,校長也是當時具有社會地位的人士,所以頗受矚目。----齊邦媛《巨流河》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2009, 頁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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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higeku.org/xlib/xd/sgdq/zhongling.htm
鍾玲詩選

齊邦媛《巨流河》-媒體報導

祖父母漢滿結合、外祖父母漢蒙聯姻,族群融合造就了有「鐵漢」之稱的資深立委齊世英,
並在台大外文系名譽教授齊邦媛的血液中奔流。當年齊世英被國民黨開除黨籍求仁得 ...
www.books.com.tw/activity/2009/07/htm/page06_8.html - 頁庫存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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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精彩 譬如說 許多人物軼事 包括胡適之先生與作者談文學之深度和品味等
有一些 缺點
最大的是無索引


少數人物上的資訊小錯或小誤 例如
Hippolyte-Adolphe Taine

(born April 21, 1828, Vouziers, Ardennes, France — died March 5, 1893, Paris) French thinker,非德國人( p.450)

譬如說 Hayek 來台時還沒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p.358 ) CZ 列車 California Zephyr  


 
浮光掠影-珍藏記憶

萬字連載-第一章 歌聲中的故鄉

1.楔子、生命之初
2.鐵嶺齊家
3.牧草中的哭聲
4.辭鄉

5.九一八事變
6.城門樓上的頭顱
7.撒石灰的童年
8.母親和她的鄉親

9.流亡的大家庭
10.張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

 7.3創辦中興大學外文系

我有一個夢

   第一次交換教員進修回來,回到台中一中教書滿兩年後,一九五八年秋天,轉任台中的台灣省立農學院教大一英文。事實是學術研究生涯的開始。
   台灣省立農學院在一九六一年改為省立中興大學,而後才又改為國立中興大學。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還有國文、歷史、三民主義、體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員休息 室聽多了「雜拌」的言談,下定決心一定要推動中興大學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學同道。
   一九六○年左右,學校開設兩班大二英文選課,請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這一年正好是約翰‧甘迺迪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就職演說以及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適先生最後的演講稿,加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說I have a dream,我在台中美國新聞處取得這三篇稿子,我大約讀遍了那裡的文學書。當時台中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的英文資料少得可憐。
我拿這些篇章再加上讀書時讀過的一些好散文,還有狄金蓀(Emily Dickinson)、惠特曼(Walt Whitman)與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詩作教材,並且比較中西文化的差異。學生對我講的都覺得很新鮮。尤其在甘迺迪總統和金恩博士被暗殺後的國際氛圍中,大學畢業去美國的留學潮已經開始,有關美國文化的,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歡迎。
   這門課是選修的,約有七、八十個學生選,但上課時擠了一百多人。教室大約只有七、八十個位置,學生因為座位不夠,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來坐,常起糾紛。
   那時的校長是林致平和後來的湯惠蓀,劉道元校長時期我開始向校長要求設立外文系。他們也常常在重要場合請我出席。
   一九六五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 Friedrich A. Hayek)到台中各校演講,我受命擔任現場翻譯。他對我說:「待會兒我講一段,你就幫我翻譯一段。」我心裡忐忑不安,因為我大一雖然修過經濟學概論,但並不懂,所以很緊張。到了會場,看到台北還有好多人陪他來,包括台大名教授施建生、華嚴等,整個會場都坐滿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沒有給我演講稿,而且他講的英文帶有德國腔,不容易聽懂;他往往一說就是五、六分鐘才讓我翻譯,這真是很大的挑戰。還好,他偶爾會在黑板上寫幾個字。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losed Society」「Open Society」這兩個詞,我想「Closed」是封閉,「Open」是開放,所以就翻成「封閉的社會」與「開放的社會」,應該不會錯吧。後來大家果然繼續這麼用,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台大法學院長施建生後來對我說:「我帶他們走了這麼一大圈,你是當中翻譯得最好的。」而且也對別人這麼說。
   後來,很多重要人士來台中,我曾為浸信會主教翻譯,這種翻譯我還能勝任。六○年代左右,蔣總統邀請《讀者文摘》總編輯來台,因為他曾寫過一篇關於台灣是個 新寶島的文章,到台中來也曾請我幫他翻譯,這些經驗給我很大的鼓勵。當然,緊張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戰士披著盔甲上戰場,總想怎麼樣 能生還才好。文學作品的翻譯必須到達精深的層次,日後我推動中書外譯的一些計畫,因為那是更高的挑戰。
(詳見第七章)







紅葉階前——憶錢穆先生

   世間之事,常有迴路轉的奇妙現象。我在武大時,沒能趕上錢穆先生講學的盛況。沒想到在編譯館這位置上,卻因「武聖岳飛事件」,讓我有機會與錢穆先生聯繫上。
   在我進館之前,「大學叢書」收到一份台大歷史系林瑞翰教授的書稿,尚在審查階段,是否出版未定,卻有報紙報導:林瑞翰教授所著《中國通史》是台大一年級必 修的中國通史課本,竟誣蔑岳飛跋扈,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十二道金牌才召得他回朝。宋高宗為什麼殺他,並不是那麼單純的事。如此不敬之言,台大竟作 教材,而國立編譯館竟然接受林教授《宋史要略》書稿,將要出版,簡直是動搖國本!
   有一位自稱是岳飛小同鄉的李某,連續寫了數篇,說:「你們侮辱武聖,就是數典忘祖!」還有一位罵得最凶的立法委員吳延環,不但以筆名「誓還」在《中央日 報》專欄不停地討伐,並且在立法院正式提案,令教育部答詢。王天民館長雖在各報來訪時詳細說明:「館裡接受書稿,既尚未審查,更未有出版計畫。」但是各報 繼續登載責罵的文章,有一則報導竟然說:「據聞該館負責此事者,係一女流之輩,亦非文史出身。」王館長是歷史教授出身,知道當時各校學者無人願審,亦無人 能抵擋此政治意識的洶湧波濤,命我去拜見由香港來台灣定居的錢穆先生,請他作個仲裁,說幾句話,指引一下國立編譯館對此書處理的態度。
   我對於前往錢府的事感到萬分躊躇,不願再遭遇坐與不坐、茶與不茶的場面。待我一向非常客氣的王館長說:「沒別的辦法,委屈你也得去一趟。」
   錢先生來台灣居住的素書樓,位於台北士林外雙溪東吳大學後面一個小山坡上,有一條依坡而建的石階路。我去外雙溪的路上實在不知是何場面,深悔誤入宦途。車 到外雙溪,沿東吳大學山徑到山坡盡處,按了門鈴,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階。錢先生出見時,尚未坐下便說,「我已在電話中說不能審查。」我困窘至極,囁嚅而言: 「我剛由學校來國立編譯館三個月,這份書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輿論責難不止,請您看看,我們當如何解此僵局?」大約全出於同情心吧!錢先生接過書稿,放在几 上。我道謝後倉皇辭出,幾乎是奔下石階,心想大約再也不用來了。
   誰知三天後意外接到錢先生電話,說請林瑞翰教授去談一談。再過數日,林教授親自到館裡,他毛筆工整細密的手寫稿二十二頁,綜合加添了錢先生面談時給他的六 種新資料,補充他書中岳飛部分。資料非常充實穩妥,提供了多面的論述。
   但是仍救不了我們,教育部來了一道公函,轉來立法院的質詢提案,「國立編譯館擬靠錢穆先生的聲望,將詆毀武聖岳飛的作品,作大學用書出版,動搖國 本……。」命令館長隨教育部長羅雲平去立法院說明。質詢之前數日,我帶了許多資料去立法院圖書館謁見吳延環委員,詳細說明《宋史要略》一稿原是前任留下, 至今無人肯審,更不會近期出版。質詢日,我坐在備詢官員最後一排硬椅子上,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 不忙,質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台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 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沒想到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竟到這裡來看著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 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型態指責,如此傷尊嚴,多麼不值得!我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回到館裡,即寫辭呈,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 麼?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麼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掛號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隨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千四百元,一紙便箋上寫:「無端捲入 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茲退回審查費,今後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內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致歉,這才是負責任 的態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份。轟轟烈烈的岳飛事件之後,是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 點。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警備總部)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 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麼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蔣總統文告裡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 「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想不到,一九七○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
   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並不少,那時仍健在的陶百川、黃季陸、陳立夫、王世杰等長輩,也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 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至少,那時的教育部長羅雲平實際上是支持的。在陳述編書理想時,我終於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 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從那時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教,去得很勤。後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 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 離開素書樓。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楓樹長得很高了。一九八五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 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裡積滿了台灣少見的紅楓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後,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 就不知道什麼是不能越過的界限。當他問我坊間有什麼新書時,我有時會以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糊塗地帶給他館裡出版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 楊的書,送給他。
  我回台大之後,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 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對於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其 實,一九八三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於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 大時,在雲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 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詳見第八章)

在北溝的故宮博物院

   胡適先生常到故宮,在招待所住幾晚,遠離世俗塵囂,清淨地做點功課。他去世前一年,有一次院裡為他請了一桌客,大概因為我父親的關係,也請我去。
   那天他們談收藏古書的事,胡先生也和我談了些現代文學的話題,我記得他說:「最近一位女作家寄了一本書給我,請我給一點意見,同時我又接到姜貴的《旋 風》,兩本書看完之後覺得這位女士的作品沒辦法跟姜貴比,她寫不出姜貴那種大格局,有史詩氣魄的作品。」這些話對我很有一些影響,一九六八年我去美國,就 選了兩次史詩(Epic)的課,一定要搞清楚是怎麼回事。後來胡先生又說自己的工作是介乎文學與歷史兩者之間的研究,寫感想時用的就是文學手法,他說: 「感想不是只有喜、怒、哀、樂而已,還要有一些深度。深度這種東西沒辦法講,不過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沒有,就是沒有,但是可以培養。」這 些話對我來說都是啟發。胡先生對我父親的事很了解,也很尊重,所以會跟我說一些相關的話。後來我給學生上課或演講,都覺得文學上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與深 度,這是無法言詮的。
   我在故宮也有過一陣子矛盾,想跟隨這些學者做藝術史研究,也許可以另外多學一門學問。後來想想,我的背景並不夠,而且我一心一意想深談文學,所以又回去教書,再圖進修。
一九六五年,故宮遷到台北外雙溪,偶爾我去參觀,還有很多人彼此都認得,直到他們一一去世。
(詳見第七章)

 文學播種——國文教科書改革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 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只以聲望地位作考慮。在 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畫的執 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內容的審訂。在一九七二年,那並不只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內容編排。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 和孫文〈立志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志〉、〈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軼聞〉、〈示荷蘭守將書〉、〈慶祝台灣光復 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初一學生!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準,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 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台大中文系主任屈萬里先生。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講學返台,擔任中央圖書館長,其後轉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聲望很高。
   柯慶明對我在國立編譯館要做的事很有興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續編輯《現代文學》的心情,提供許多幫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灣文學作品的書 單,開始公正而不遺漏的選文作業。譬如他最早告訴我,司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車》等,由高雄大業出版社印行,已近絕版,我寫信去才買到他們尚稱齊全的 存書。因他的協助,我們建立與作者的聯絡與認識,日後選稿能站住國家編書的立場。對於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改進和定編,他有更真摯的關懷。他深感民間普及 教育的重要,願意幫我說動屈先生領導這艱巨的工作。終於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辦公室一談。
   在那次相當長的面談中,我詳談舊版的缺點和民間輿論的批評與期望,這原也是王館長和我在台中淳樸校園未曾深入了解的。現在,不僅是基於職責而編書,更是為 國家文化的前途,為陶冶年輕世代的性靈,必須用超越政治的態度。當然,這樣一套新書是與舊制為敵的,雖無關學術立場,但將來不免會為主持者引來一些政治立 場的敵人。但是 不論付出什麼代價,為了未來國民教育每年每冊三十萬本的教科書,是義不容辭的。我清晰地記得,屈先生坐在那間陳舊的辦公室,深深地吸他的煙斗,然後嘆了口 氣,說:「好罷!我答應你!這下子我也等於跳進了苦海,上了賊船。」他語氣中有一種不得不然的複雜情緒(resignation)。我覺得其中有種一諾不 悔的豪情和悲壯,從潔淨超然的學術天地,走進政治、文化立場的是非之地,應是也經過許多內心交戰的思量決定。
   屈先生主持「國民中學國文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由台大、師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幾位中學老師組成。主編執筆者是台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師大應裕康教 授、政大戴璉璋教授,他們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歲左右的年輕學者。
   為了一年後即須使用正式部編本教科書,第一、二冊必須編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國立編譯館所有會議室,日日排滿會程,有些委員會晚上也開會。國文科委 員開會經常延長至黃昏後,當時還沒有便當簡餐,編譯館就請屈先生、執編小組和編審委員到隔壁僑光堂吃很晚的晚飯。屈先生有時主動邀往會賓樓,杯酒在手,長 者妙語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後,數代的國民中學學生至少是讀了真正的國文教科書,而不是政治的宣傳品。想來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諾,他當年付出的心力和時間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後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這方面的貢獻。
   三位主編初擬國文課本第一、二冊目錄之後,我們的編審委員會才算真正開始運作,屈先生掌舵的船才開始它的苦海之旅。在那政治氛圍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禁要 掌穩方向,注意礁岩,還要顧及全船的平穩航行。開會第一件事是由主編就所選二十課的文體比例及各課內容、教育價值加以說明,然後逐課投票,未過半數者,討 論後再投票。如我們預料,這個過程是對屈先生最大的挑戰。有兩位委員嚴詞責問:為什麼原來課本中培育學生國家民族思想的十課課文全不見了,現擬的目錄中只 有兩篇,由二分之一變成十分之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於教誨的文章。楊喚的新詩〈夜〉怎麼能和古典詩並列?《西遊記》〈美猴王〉、沈復〈兒時記趣〉和翻譯 的〈火箭發射記〉都沒有教學生敦品勵學……。解釋再解釋,投票再投票,冗長的討論,爭辯,說服,幾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
   舊版大多選取含有政治歷史節慶、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選了一些白話文,也都偏屬議論文;屬文學性質者,篇數略少。新版只保留孫文〈立志做大事〉,並將 舊版第二冊蔣中正〈我們的校訓〉挪移到第一課,其餘古典現代小說、散文、詩歌,全是新增;此外,更選入翻譯文章〈人類的祖先〉和〈火箭發射記〉,讓國中生 有人類文化史觀與尖端科技的世界觀。
   想不到我當初萬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書組,被屈先生稱為苦海「賊船」的挑戰,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最有意義的工作成果之一。為達 到改編的理想,恢復國文課本應有的尊嚴,讓每一個正在成長學生的心靈得到陶冶與啟發,在那個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僅要步步穩妥,還需要各階層的支 持。
   在政治高階層,我們必須尋求一些保護。我曾以晚輩的身份,拿著新舊國文課本目錄拜望早年教育部長陳立夫、黃季陸;也以學生身份去看望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王 世杰,希望他們在輿論風暴之前,能對我們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為他們自己是文人從政,對文學教育和學術尊嚴也有理想。我尤其記得黃季陸先生,對我侃侃而談 民國以來,國民教育的種種利弊得失,他很贊成政治退出語文教材,一談竟是兩小時,還說歡迎我以後再去談談我們編寫的進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聽 教益。老國民黨有不少被歷史定位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穩定社會中以書生報國之心從政,卻生不逢辰,生在政爭的中國。
   在編審委員會中,我最需要資深委員的支持,當時代表編譯館最資深的編審者是洪為溥先生。我初到館時,他對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作人文社會組主任頗感懷疑, 甚至反感。經過幾次懇談後,對我漸漸轉為支持。討論第三冊篇目時,我大力推薦黃春明〈魚〉。沒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過,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開會,能不 能讓這個案子復活,再討論一次?」屈先生說:「還討論什麼呢?投票也通不過。」我說:「我為它跑票。」我第一個去跑的就是反對最激烈的洪為溥先生。他的辦 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間,窗外都對著舟山路台大校牆外一棵高大豐茂的台灣欒樹,太陽照在它黃花落後初結的一簇簇粉紅色果子上,美麗中充滿自信。他說:「這篇文 章講小孩子騎腳踏車,在山路上將買給爺爺的魚掉了,回到家反反覆覆不斷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相當無聊,怎麼講呢?」
   我想起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本語文教學書,讀到一位中學老師寫他教初中課本選了莎士比亞《馬克白》(Shakespeare's  Macbeth一段: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on it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這碎步中爬行,
直到註定時刻的最後一秒。)(註1)
這位中學老師問學生:「為什麼連用三次『明天』?」學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點:活得很長,會有許多明天。老師聽完後說:「你們想著,那麼多明 天可以去騎馬、打獵、釣魚,馬克白因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惡事,所以他的許多『明天』是漫長難捱。」用一個簡單的字,一再重複,它所創造的意境,老師大有 可講之處。就像〈魚〉,小孩不斷重複「我真的買魚回來了」,也有令人玩味低迴之處。
   下一次開會時,屈先生果然將上次未通過的幾課提出再討論,洪先生突然站起來說:「我們的學生百分之八十在鄉鎮,對〈魚〉中祖父和孫子之間的感情應是很熟 悉,這樣樸實的情景會讓他們感到親切。」第二次投票通過,我記得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
註1:採用胡耀恆翻譯:《中央日報》「全民英語專刊」(91年4月15日)。
(詳見第八章)



 讓世界看見台灣文學 | 筆會時期

譯介台灣文學的橋樑——中華民國筆會

   我既是作學術交流的人,必須先站穩台灣文學的立足點。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經驗之後,我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台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對 我啟發最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筆會年會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 Grass)對支持俄共威權的東德作家,咆哮責問:「文學良心何在」?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筆會年會,幾乎是該城向西班牙爭取獨立的一個論壇,我們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該城的加泰隆尼亞語(Catalan),以示他們古老語文的存在意義。而最強烈的啟發則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筆會年會,主題是「國家、種族、宗教、社會的容忍與文學」,由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Havel)主持,其中有一場座談會題目是「小語言與偉大文學(Small Languages, Great Literature),小語言寫作者的難題」。另一場是「我們自知幾許?」(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Ourselves?)第 一次看到語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聽到蘇俄解體後,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獨立的國家,不用俄語陳述,而是重用小語言的母語創作,陷入另一種困境。我曾根據他 們的話寫了一篇〈我的聲音只有寒風聽見〉,文中並未明言我的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將注意轉移至中國大陸,台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 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
   從此,我對台灣文學的關懷,就不再只是單純地鼓勵與評介,而是它在未來的發展和定位。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總編輯的工作,將近十年,得 以深耕台灣土地的文學創作,對這個大問題有切身的領悟。
   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創辦以來,我一直是個實質的顧問。主編選集後,我對台灣文學的發展,以不遺漏的閱讀,保持真正的了解。因為「台大哲學系事件」 (1973年)而離開的趙天儀被教育部安排到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編審,以及接辦《現代文學》的柯慶明,都助我深入認識本土作家。當時台灣詩社如雨後春筍, 我一直是訂戶讀者,日後主編筆會英文季刊選稿來源仍是維持公平的態度,尤其沒有「政治正確」的立場。
   在自由世界,文學作者原不必有會,寫作是個單打獨鬥的行業,文壇原本無壇,只是有時文人相聚也有可談之事。一九二一年由英國和一些歐洲作家在倫敦成立了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PEN是Poet, Essayist, Novelist的縮寫。一九二四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於上海加入總會,發起人有林語堂、胡適、徐志摩等人,第一任會長是蔡元培,開始做各種文化交流,作品互譯,作家互訪等拓荒工作。我自幼逢書便讀,讀後常有難忘之事,他們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的事,啟發我多年的想像。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筆會會員國參加戰爭,立場對立,文學交流停止,直到一九四六年,在中立的瑞典重開。中華民國筆會一九五三年在台灣復會,第一、二屆的會 長是張道藩和羅家倫。一九五九年首次回歸國際總會,參加每年一度的年會。一九七○年林語堂當選會長,在台北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邀請川端康成、張大千 等及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重要作家前來,台灣作家將近百人參加盛會。王藍、彭歌(姚朋)和殷張蘭熙三人負責辦事,在剛剛落成的圓山飯店將大會辦得有聲有 色,大大地提高了台灣的聲譽。林語堂說,台灣應該有一份發表作品的英文刊物,讓我們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
   一九七二年秋天,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創 刊號出版,由母語是英文的殷張蘭熙擔任總編輯,王藍和彭歌是編輯顧問。從創刊到一九九二年,殷張蘭熙獨撐二十年,我繼編九年,彭鏡禧、張惠娟、高天恩和現 任的梁欣榮都是我台大外文系的年輕同事,以拔刀相助之情前來兼任總編輯,助理編輯兼秘書只有一人,前十五年是劉克端女士,近十五年是項人慧,大出版社很難 想像那種「孤寂」。發書時增一工讀學生。三十六年來,春、夏、秋、冬四季運行,和大地運行一樣,中華民國筆會季刊至今發行一百四十四期,從無一季脫期,是 國際筆會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百多個會員國的文學界,台灣是個有信譽的地方。
   殷張蘭熙是最早作台灣文學英譯的人。一九六一年美國新聞處資助Heritage Press出版社英譯小說和新詩,殷張蘭熙就是《新聲》(New Voices)的主編,選入者白先勇、敻虹、王文興、陳若曦、葉珊(後改筆名為楊牧)等作品。因此執編筆會季刊之前,殷張蘭熙已有數年孤軍奮戰的經驗了。
   殷張蘭熙(Nancy Ing)的名字和季刊幾乎是不可分的,她選稿,翻譯每期的詩,尋找高水準譯者,讀譯稿、校對、發排。創刊後三年開始用台灣藝術作品作封面,刊內介紹,她又增加了另一個領域的挑戰,在這方面協助最多的是王藍,我接編後是林文月、丁貞婉等好友。
   殷張蘭熙金髮碧眼的美麗母親,一九一七年嫁給中國同學張承槱先生(來台後曾任審計長),由美國維吉尼亞州到中國湖北縣城成家,生兒育女。十多年後蘭熙長 大,畢業於成都華西大學外文系,一九四九年隨夫婿殷之浩先生來台灣,創立大陸工程公司,因為出國開會而冠夫姓,文壇好友都只稱Nancy。她愛文學,有時 也寫詩,一九七一年曾出版 One Leaf Falls 詩集。
   一九七二年我從台中搬到台北,恰巧與蘭熙住在鄰巷,街頭蹓狗又常遇到。各自主編筆會季刊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最基本的話題是值得譯 介的書稿,英譯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譯文,整體的安排,呈現的效果,國際讀者的反應等等,好似長河流水,永不厭倦。
   蘭熙是個坦誠溫暖的人,忙碌中熱情洋溢。每年在各地召開的年會前,催集論文,安排演講和討論議題,準備禮物,到會場結交天下士,握住那麼多伸出的友誼之 手。大陸的「中國筆會」文革後參加總會,多次在會場排擠我們,蘭熙收起她自然溫婉的笑容,登台發言憤慨迎擊,保衛自由民主的台灣代表權。直到一九八九年天 安門事件後,他們不再出席年會。在今日政局情勢下,會籍立場仍會被提出,但是蘭熙與當年代表所建立的國際友誼,以及我們的季刊三十多年穩定的出刊,豐富的 專業形象,已讓中華民國筆會立於不易撼動的地位。中美斷交後,蘭熙受邀在美國十家地方電視台上「談台灣」(“Talk about Taiwan”)節 目,侃侃而談,以條理的分析,清晰的言辭,呈現台灣在文化、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英文的筆會季刊更幫助增加了解。那些年,在西方世界為台灣發聲的事, 蘭熙做了很多,但是在台灣反而少有人知。最可貴的是,這些奉獻和她主編筆會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僅有外交部和新 聞局所付國際贈送的那數百冊書款,國內在誠品等地出售則不及百冊,主要的支出如稿費、印刷、發行及人事費用,皆由殷先生資助。筆會會址原也設在大陸公司所 在地,殷先生去世後,一九九六年開始租屋在溫州街,即將面臨斷炊時,殷氏「浩然基金會」開始資助,得以編印發行至今。
(詳見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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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邦媛教授與國文教科書 ╱ 吳宏一


今年7月在報刊上讀到齊邦媛教授《巨流河》新書發表會的新聞報導,提到當時國立編譯館國中國文教科書選用黃春明的《魚》一事。報導上說:當時還是「新人」的黃春明,作品《魚》被齊邦媛選入。被許多委員痛批「無聊」。她甚至為此「拜票」,一一說服編審委員,終於讓《魚》闖關成功。齊邦媛回想,當時她隨時可能坐文字獄,「住進保安大飯店」。




這則新聞真讓我嚇了一跳。因為我發現報導所述,與事實大有出入。最近看了《巨流河》,更覺得不能不出面澄清。

民國62年,我自台大博士班畢業,留校任教。國立編譯館正改編國中國文教科書,請屈萬里老師擔任編審會主任委員,由台大張亨、師大戴璉璋、政大應裕康三位教授負責編輯小組。《巨流河》中說戴先生是政大教授,應先生是師大教授,諒是一時誤記。

《魚》非拜票獲選
後來應教授出國講學,經由張、戴兩位教授推薦,屈老師同意由我遞補空缺,參加了編輯小組。那時課本第一、二冊剛剛編印,我馬上追隨在張、戴之後,為第三冊進行範文選材工作。

黃春明的《魚》,究竟是誰推薦的?最近我跟張亨、戴璉璋教授先後聯絡過,記得是張先生先推薦的。編輯小組三人討論時,認為黃春明已是名小說家,還把他的《看海的日子》和《癬》一起考慮。可是《看海的日子》實在太長,《癬》寫到夫妻間的若干問題,都不合適,所以最後仍推薦《魚》給編審會。因此說《魚》是我們編輯小組三個人一起推薦的也可以。

提交編審會討論時,有委員認為《魚》篇幅太長,還要再刪節;還有委員質疑文中寫小孩子騎大車,「屁股一上一下」,甚為不雅,宜加改正等等。這些意見都是善意的批評。經過我刪節改訂之後,第二次提會討論,館方齊邦媛、洪為溥委員是贊成的,朱匯森、盧元駿、葉慶炳等委員也都轉為支持,所以屈萬里老師裁示通過採用。接著就交給我趕寫教科書和教師手冊的部分。新聞報導說齊教授為了「選入」黃春明的《魚》,要「拜票」、「一一說服編審委員」,那是有些大言欺人了!對其他年輩超過齊教授的資深委員,更是不尊重。

齊教授或許忘了國中國文第三冊出版後,有人在報上投書,標題是《甩掉黃春明那條魚》,為了回應這一類批評,我曾把為教師手冊所寫的黃春明《魚》的賞析文字,投給當時高信疆主編的《人間》副刊發表。這些事,有些書面資料是還可以查證的。

不合事實應更正
齊教授《巨流河》中只列出國文第一、二冊的目錄,第三冊以後付之闕如,可是她所提到的課文,除了第一冊的《孤雁》外,其他像《木蘭詩》《慈烏夜啼》等,都見諸第三冊以後。

第三、四冊以後的編審會和編輯小組其實已變動了,書中卻一字不提。而且像《木蘭詩》《慈烏夜啼》,都是流傳千載的古典詩歌,是舊版教科書就曾選用過的,並不是齊教授到任後才開始採用的課文。教科書的範文是論適用與否,不是以古今新舊來定其優劣的。

最後齊教授說她差點為黃春明的《魚》「住進保安大飯店」,我希望這只是個笑話。因為後來戴先生和我在編譯館繼續編書時,曾經為了抗拒館方有人要我們把《南海血書》選入教科書而奮力抗爭過,那豈不是更有可能「住進保安大飯店」?

以上所說,歡迎齊教授回應及讀者查證。《巨流河》不是小說,是大時代的紀錄,所以不合事實的地方,作者應及時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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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轉貼這則非重啟論戰,好奇粉絲頁上有多少朋友是在國文課本讀到春明老師的〈魚〉呢 smile 表情符號

夏目漱石《草枕》The Three-Cornered World :《玻璃門內》;《三四郎》、《後來的事》、 《門》《文學論》茶文化講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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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the Silk Road Ensemble has been about departure and explorations, new encounters and homecomings..."– Yo-Yo Ma
YO-YOMA.COM



2016.12.28 中國翻印張我軍譯的夏目漱石的《文學論》不過,價格約89元RMB,嫌貴沒買。(台大:上海 : 神州國光社 民20[1931],限館內閱覽)


2016年5月,讀夏目漱石的《漢詩》《我是貓》等,曹永洋老師還送我新潮文庫的三本夏目漱石小說*:《三四郎》、《後來的事》、《門》,都是中國的吳樹文先生翻譯的。
2016年5月23,看了夏目漱石(1867-1916) 1914年11月在學習院的演講:{我的個人主義}。
那時代亞洲可能沒人能作此種演講,是一生的體驗之精華。
(7月初讀吳樹文先生譯的《玻璃門內》 (上海文藝,2012,包括4種小品文;曹老師希望買它,因為他跟吳先生有通信),竟然翻到兩則跟次演講的follow up:一是對於送來的十圓酬金之"金錢-生命"之反思,另一篇提到演講後有3位學生登門請教......)

*陳文德先生的另一譯本 (1980年代初譯):《夏目漱石小說選》 (《三四郎》、《從此以後》、 《門》北京:人民文學,2010

台灣也有些譯本,如星光的《從此以後》游瑞華譯,1986
楊夢周《日本名家小說選》(台北:聯經,1986) 收《十夜夢》、《書信》兩篇。

***
夏目漱石《草枕》The Three-Cornered World : 茶文化講演会

2005.8.2
hc補充:夏目漱石(1867~1916)的作品《草枕
的著名英譯The Three-Cornered World by Alan Turney。
在「康健月刊」中吳迎春談過夏目的吃之美學如:《草枕故事中的日本畫家,面對穿著和服女侍拿來的菜式慨嘆:

 「烤魚中點綴了些許綠意,掀開碗蓋,幼蕨中沈浸著染成紅白色的蝦子,我盯著碗看,真是好看的顏色。
 『你不喜歡嗎?』女侍問。 『不是,我會吃。』」

2005 Simon U 有過這樣的介紹:「夏目漱石(Natsume Soseki 1867~1916).先生的書最有意思,《草枕》(1906代表我藝術觀及部份人生觀的小說)原來英文翻譯The Three-Cornered World,被評為名譯,書名不採取日本漢字《草枕或中文的意譯《旅宿》(這本書從1929年起,可能有近七種漢文翻譯本),引書中說藝術家的世界中,四角獨缺common sense 之一角,所以可以說是《藝術家的三隅天下》(The Three-Cornered World)。 
-----2013.8.25

《茶況》 夏目漱石の草枕題材 茶文化講演会
 草枕には、青年がヒロインの父親をお茶で接待する場面がある。小川教授は、お茶を楽しむ空間のつくり方や道具、入れ方などが小川流煎茶に通じると指摘。漱石の漢詩などにもお茶が取り入れられていることを紹介し、漱石が茶の歴史、文化に詳しかったと説いた。
 聴講した女性(67)は「漱石を茶の分野から見る貴重な機会で、本を読み返したくなった」と振り返った。
 講演会は同大同窓会静岡支部が主催。海野正彦支部長は「静岡は茶生産が盛ん。文化面をもっともり立てたい」と話した。
 企画展は25日まで開かれ、漱石の文学作品に登場する美術家の作品などを紹介している。
(松本利幸)
 袋井・森 茶商は秋需要に向け消費地との情報交換を進めている。
 掛川・小笠 産地問屋は秋需要をにらみ情報収集に力を入れている。
 島田・金谷 茶商は秋需をにらみ情報収集を進めている。
 川根 農家は天候を見ながら防除など茶園管理に努めている。
 牧之原 農家は天候を見ながら防除など管理作業を進めている。
 藤枝 産地問屋は蔵出し茶の販売準備をしている。

'Washington Post' To Add 60 Newsroom Jobs


William Morris, His Life, Work and Friends By Philip He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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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Morris, His Life, Work and Friends By Philip Henderson (Thames and Hudson* 1967, 63s; Pelican Books**, 1973, 90p) Arts and artist Series
喜歡有"Friends"的副書名。
*First U.S. edition. With 82 black-and-white illustrations and 8 plates in color. xvi , 388 pages. patterned paper-covered boards, dust jacket.. thick 8vo..

  • Hardcover: 388 pages
  • Publisher: Thames & Hudson London; First edition (1967)
  • Language: English
  • ASIN: B0000CNODT
  • Product Dimensions: 9.3 x 6.3 x 2 inches

**22幅黑白,內文463頁

書評:

William Morris, His Life, Work and Friends Philip Henderson (Thames ...

archive.spectator.co.uk/article/.../william-morris-his-life-work-and-friends-philip-he

William Morris, His Life, Work and Friends Philip Henderson (Thames and Hudson 63s) Rarely is a reviewer given any book which is such a delight to hold and ...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sbn=1604862432
E. P. Thompson - 2011 - ‎Biography & Autobiography
See especially Philip HendersonWilliam Morris: His Life, Work and Friends (1967; Penguin edition 1973), pp. 105-12 (Taylor) and pp. 193-5 (letters to Wardle ...


林家故事:A Lin Odyssey; 林茂生 (1887-1947)、林宗義 (1920-2010):曹永洋《林宗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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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n Odyssey
Book by Marnie Copland
Originally published: January 1, 1987
Author: Marnie Coplan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8%8C%82%E7%94%9F

王采蘩,畢業於日本岡山縣津山高等女學校,為王鍾麟之妹,係大清帝國閩浙水陸提督太子太保王得祿將軍之後代。林茂生、王采蘩(1917 婚照 )

2016.12.28 晚上讀曹永洋《林宗義的故事》台北:教育部,2002
讀到林宗義 (1920-2010)母親王采蘩(-1976年)臨終思念其夫林茂生 (1887-1947)的話,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南方朔《魔幻之眼--書海領航國外篇》《靈犀之眼--閱讀大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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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寫書評書介的兩大高手是南方朔 (一般、文化論述等類,參考下述2003/2004出版的兩書)和溫肇東 (經營管理、科技創新等類,參考他2016年出版的四五本書)。


南方朔《魔幻之眼--書海領航國外篇》台北:聯合文學,2003
南方朔《靈犀之眼--閱讀大師 2》台北:聯合文學,2004


《朱自清在倫敦 1931-32》《負笈百年》(編者: 張春田,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日期:2016/09/01,語言:簡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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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笈百年》(編者: 張春田,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日期:2016/09/01,語言:簡體中文)

目錄  · · · · · ·

周作人懷東京
蔣夢麟紐約生活
李毅士留學時代的丁在君
顧維鈞在哥倫比亞大學
楊步偉請官費學醫
趙元任哈佛研究院
郭沫若創造十年(節選)
張資平官費留日之初
徐悲鴻悲鴻自述
金岳霖留學美英
馮友蘭留美回憶(節選)
李宗侗旅法雜憶
蕭公權從密蘇里到康乃爾
陳翰笙留學美歐,探索興邦富國之路
王獨清我在歐洲的生活
田漢日本印象記
李金發十年一覺巴黎夢
何長工在聖雪爾旺的勤工儉學生活
浦薛鳳遊學美邦(節選)
姜亮夫歐行散記(節選)
梁實秋放洋赴美
呂叔湘我的簡單回憶
巴金旅法札記
常任俠東京的書店街
戴望舒巴黎的書攤
馮至海德貝格紀事(節選)
黎東方我的導師馬第埃先生
柳無忌與朱自清同寓倫敦
季羨林我在哥廷根
何茲全從日本到美國(節選)
金克木遊學印度
王佐良牛津劍橋掠影記
郎毓秀比京學歌記
雷競璇也堪回首之巴黎生活
陳洪捷艾城記事




因為重拾4年半前的project:《朱自清在倫敦 1931-32》,
我花約一小時,研究出《負笈百年》(編者: 張春田,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日期:2016/09/01,語言:簡體中文)中的朱自清1932、柳無忌1932、李叔湘1937三人旅英/歐,都搭義大利-中國的客輪 ‘Conte Rosso’ and ‘Conte Verde’” ,這有意義嗎?


Brindisi (Italy)-- 中國 1936 p.349李叔湘 SS Conte Verde侯爵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S_Conte_Verde

432伯爵
 “The Propelling Machinery of the Twin-Screw Atlantic Liners ‘Conte Rosso’ and ‘Conte Verde’.” The Shipbuilder (Shipbuilder Press, London), September, 1922, pp. 117-127.

 
總圖2F密集書庫848.5 2523-10 v.11
還是要感謝那位捷足先登者。《朱自清全集》10/12 留給我。我沒想到近幾天它給我帶來一些樂趣──譬如說,想寫本《朱自清在倫敦 1931-32,當然這只是想想而已。不過,很有點意思。2012.7

與朱自清同寓倫敦 柳無忌 聯合報 民67.10.03 頁12 (1931年冬去巴黎)
Finchley Roa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nchley


North Finchley bus station is a hub with nine bus routes using bus stops around Tally Ho Corner.[14]

Tally Ho Corner



Wards of Finchley Urban District in the 1930s

Wards of Finchley Municipal Borough in the 1950s
From around 1547


























 "Buses from North Finchley" (PDF). Transport for London. Retrieved 2009-09-22.


總圖2F密集書庫848.5 2523-10 v.11

《二手時代》──蘇聯解體後的蘇維埃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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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時代》──蘇聯解體後的蘇維埃靈魂

「現在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說著不同的語言,但我們不會和其他人類混淆。在芸芸眾生中,你會立刻發現我們這類人。」

【編者按】俄羅斯人常被「譽為」「戰鬥民族」,但其實「戰鬥民族」所為何事?一個被戰爭思維籠罩的血肉生命,也許並不容易。阿列克謝耶維奇(亞歷塞維奇)透過長期採訪,試圖還原包括白俄羅斯人、土庫曼、烏克蘭人、哈薩克人……更廣義「蘇維埃人」的實在歷史──「現在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說著不同的語言,但我們不會和其他人類混淆。在芸芸眾生中,你會立刻發現我們這類人。」他們有共同的善惡觀,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與死亡有特殊的關係──槍斃、屠殺、消滅、抹去、逮捕、剝奪十年通信權、放逐……在戰爭面前,每個人的苦難都同樣平等。從戰爭之中,他們「解放」世界,為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帶來一種「西方以外」、抵住市場至上、進步平等的生活模式。這曾是生活在那個被稱為社會主義帝國的蘇維埃人生命的核心信仰。
然而這些曾經的固有在1991年都變得煙消雲散。1985年戈巴卓夫出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後,開啟了經濟改革和政治開放的政策,誘發部份蘇聯加盟共和國的脫離運動,而使得蘇共內保守勢力不滿,策劃政變。1991年8月19日,蘇共保守派軟禁了正在黑海畔度假的戈巴卓夫,以其生病無能履行總統職責為由另立蘇聯代理總統,宣布成立「國家緊急委員會」,試圖收回下放給加盟共和國的權力,同時終止經濟改革。然而民眾在時任總統葉利欽的呼籲下聚集在位於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的政府大樓外抗議政變,要求獨立與民主,與軍方對峙。在人民、軍隊和大多數蘇共黨員的聯合反對下,政變僅僅維持三天便宣告失敗。及此之後,13個蘇聯加盟共和國宣布獨立,於12月25日,戈巴卓夫宣布辭職,當天晚上,代表蘇聯的鐮刀斧頭旗徐徐降下,克里姆林宮升上了繼承國俄羅斯的三色旗,翌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議,蘇聯正式解體。
曾經的社會主義帝國開展了經濟自由化的進程──解除價格管制,市場自由化,產權私有化,原屬於「國有」的產業在1992年開始拍賣給私人企業,結果經濟效率與繁榮並沒有到臨,具有資訊優勢的舊官僚,很快就透過侵吞國產成為新富階級,掠奪式的經濟轉軌不僅造成俄羅斯社會的兩極分化,政治界也被經濟寡頭所操縱。社會的反對情緒於1993年10月爆發,民眾再次聚集到政府大樓外,與1991年的那次抗議不同,這次已經是揮舞蘇聯國旗、呼喚列寧,史達林名字,要求恢復蘇聯體制的遊行了。原來以為會作出讓步的葉利欽總統,在10月4日下令軍隊對廣場上的群眾開火,非官方渠道稱死亡人數高達2000人。
蘇聯解體,但經歷兩次震盪的蘇維埃靈魂卻無法解體。這一時期,從學者到清潔工,每個人都在重新尋找生活的意義。阿列克謝耶維奇這樣說:「今天的所有想法和所有語言全都來自別人,彷彿是昨天被人穿過的衣服……我們全都在使用別人以前所知、以前所做和以前的經驗,所以說是二手時代。」
活在曾經蘇聯的人們,從要求民主到重回蘇聯,也許都是曾經之物。1991年要求的民主,是西方的二手歷史視野──「戈巴卓夫年代……人人洋溢普幸福的笑臉。自由啦!大家都呼吸到自由的氣息。民主是個我們不認識的野獸。」「我痛恨戈巴卓夫,他偷走了我的祖國。我一直把蘇聯護照作為最珍貴的物品珍藏著。」;其後的經濟自由化,是二手的資本主義生活──「爸爸媽媽本來都是熱心的改革支持者:寫海報,發傳單,然而結局卻是被裁員……他倒無法相信,自由竟然是這樣的。」「你想要什麼樣的伏特加都有,標準牌、戈巴卓夫牌、普丁牌、還有散裝香腸、乳酪和魚,香蕉就在那兒擺著、還需要甚麼樣的自由?我們有這一點就足夠了。」;1993年及至今天的蘇聯帝國懷昔,是二手的歷史──「我想回到過去。我不需要蘇聯香腸,我需要一個可以做正常人的國家。以前我們都說『普通人』,而現在改成了『平民』。你感受到其中的區別嗎?」「我出生的時候,已經沒有蘇聯了。如果我不喜歡某樣東西,我就出去抗議,而不是睡覺之前在廚房裏討論。」
阿列克謝耶維奇透過無數的訪問,在二手的時代中,重新發掘一手的血肉生命。一如她其他的創作,《二手時代》中幾乎沒有作者的評論,解釋,只有無數受訪者的自白。在一個主題之間,無數立場想法迥異的聲音不斷交錯,甚至在同一個受訪者的自述裏,我們也會發現他們幾把矛盾碰撞的聲音。在歷史的霸道論述間,透過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紀錄,我們得以聆聽被消音的生命之歌,間或昂揚,更多是低沈、無聲靜默。這是一本極度沉重的紀錄,閱讀間我每每停頓,因為無法承擔那在承平時代生活的我們看來匪夷所思的生命自述。然而我們必需面對歷史這樣的真實重量,因為我們實在太了解美麗的政治理想可以對人們的生命做成多大的摧殘。在政治理念籠罩一切的年代,我們更需要聆聽來自人們的低吟自述,拒絕對一切政治運動對世間的消音。
端傳媒將會一連兩天摘載《二手時代——追求自由的烏托邦之路》,以下摘自本書「參與者筆記」,獲「貓頭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刊出。

《二手時代──追求自由的烏托邦之路》

出版時間:2016年12月
出版社:貓頭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
譯者:呂寧思

參與者筆記

告別了蘇聯時代,我們也告別了自己的一種生活。我試圖聽到這齣社會主義大戲所有參與者的真實講述。
我們的共產主義,本來有個瘋狂的計畫:要把亞當以來的舊人類改造為新人類,而且也付諸行動了,這算是它唯一做成的事情。七十多年間,在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驗室裡,製造出了另一類人種:蘇維埃人。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悲劇人物,另一些人把他們稱為「老蘇維埃」。我覺得我懂得這種人、熟悉這種人,我和他們共同生活了多年。他們就是我自己,是我的親人、我的朋友、我的父母。幾年來,我為此遊歷了整個前蘇聯地區,因為蘇維埃人不僅是俄羅斯人,還有白俄羅斯人、土庫曼人、烏克蘭人、哈薩克人……現在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說著不同的語言,但我們不會和其他人類混淆。在芸芸眾生中,你會立刻發現我們這一類人!我們這類人,全都有社會主義基因,彼此相同,與其他人類不一樣。我們有自己的語彙,有自己的善惡觀,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我們與死亡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在我記錄過的故事中,這些語彙常常縈繞於耳:槍斃、屠殺、消滅、抹去,或者一些蘇聯特有的消失方式:逮捕、剝奪十年通信權、放逐。如果我們還記得,不久前有幾百萬人慘遭殺戮,人的生命又價值幾何?我們是充滿仇恨和偏見的種族,一切都來自於那個被稱為古拉格的地方和那場恐怖的戰爭,還有集體化、沒收剝奪、大遷徙……
這就是我們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曾經是我們的全部生活,但那時我們很少談論。而今,世界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我們的生活開始被所有人關切,它曾經是怎樣一回事並不重要,只因為它曾是我們的生活。我寫這本書,是希望透過一點一滴,透過一鱗半爪,發現家的故事,尋找社會主義的內核,比如社會主義在人的靈魂中究竟是怎樣的。我總是被狹小的空間所吸引,一個人的空間,只有一個人。實際上,在一個人的身上會發生所有一切。
為什麼書中有這麼多自殺者的故事,而不是普通蘇聯人民和平凡的蘇維埃人物傳記?其實說到底,他們結束自己的生命要麼是出於愛,要麼是因為年老,甚至只是為了興趣,想要解開死亡之謎。我找到了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執著於理想,將理想深深根植於自己內心,絕對不妥協—國家成了他們的宇宙,取代了他們的一切,甚至生命。他們無法擺脫偉大的歷史,無法和那段歷史告別,無法接受另外一種幸福,不能像今天的其他人這樣,完全潛入和消失於個體生活中,把渺小看成巨大。人類其實都願意單純地過日子,哪怕沒有偉大的思想;但這在俄羅斯人的生命中卻從來沒有過,俄羅斯文學也從來不是這樣的。舉世皆知我們是戰鬥民族,要麼打仗,要麼準備打仗,從來沒有其他的生活。我們的戰爭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戰爭的思維。聽到密集的鼓點,看到揮舞的旗幟,心臟就快要跳出胸口……人不僅不會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會鍾愛自己的奴性。我還記得我讀書時,放學後全班同學一起去開墾荒地,我們鄙 視那些不去的同學。我們會為了自己沒有參加過革命、沒有經歷過戰爭,而難過得哭出來。回首往事,難道我們真的曾經這樣?我真的曾是這樣的人?我和我的主人翁一起回憶。他們當中有些人說:「只有蘇聯人能夠理解蘇聯人。」我們就是這樣一群有著共產主義記憶的人,因為同樣的記憶而惺惺相惜。
父親曾經回憶,說他自己是在加加林飛上太空之後信仰共產主義的。我們是第一個進入宇宙的國家!我們無所不能!爸爸和媽媽也是這樣培養我們的。我也曾經是十月黨人,佩帶著一個十月革命徽章,先是少年先鋒隊(以下簡稱少先隊)的一員,然後是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共青團)的成員。而絕望,是後來才出現的。
改革開始後,所有人都在等待歷史檔案開放。直到後來真的開放了,我們才了解歷史,那段一直對我們隱瞞的歷史……
「生活在蘇維埃俄國的一億人口中,我們必須吸引九千萬人追隨我們。剩下那些無法溝通的,必須被消滅。」(季諾維也夫,一九一八年)
「吊死不下於一千個頑固不化的富農和有錢人(必須的,而且要公開示眾)……要沒收他們所有的糧食,並扣押人質……這樣做是要讓方圓幾百里的人都看到,震懾他們。」(列寧,一九一八年)
「莫斯科正在死於飢餓。」庫茲涅佐夫對托洛斯基說。「這不是飢餓。當年提圖斯奪取耶路撒冷時,猶太母親還吃自己的孩子呢。所以,要是哪天我強迫母親吃自己的孩子,你們才能過來跟我說:我們好餓。」(托洛斯基,一九一九年)
人民看報紙讀雜誌,沉默不語。撲面而來的,是叫人喘不過氣來的恐怖!怎麼能如此生活?許多人把真相視為敵人,也把自由視為敵人。我的一位朋友說:「我們不了解自己的國家,不了解大多數人的想法。雖然我們每天看到他們,但哪怕天天見面,對於他們心裡在想什麼,對於他們想要什麼,我們一無所知;我們鼓起勇氣教導他們,不過當我們知道了一切,卻感到害怕退縮。」我們經常坐在我家廚房討論,還跟他爭論。這是在一九九一年……那是多麼幸福的時光!我們都寄望明天,深信明天自由一定會到來。一切都是從虛無開始,從我們的願望開始。
沙拉莫夫在《科雷馬筆記本》中寫道:「我參與了那一場為了生活徹底翻新而進行的壯觀、最終卻告失敗的戰役。」這是一位在史達林勞改營裡蹲了十七年的人所寫的話,他跟理想主義談了一場苦戀。我想可以把蘇聯人劃分為四代人:史達林時代、赫魯雪夫時代、布里茲涅夫時代,以及戈巴契夫時代。我屬於最後這一代人。我們這一代人比較能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瓦解,因為我們不是生活在理想主義生機勃勃、實力雄厚的時代,那個時候,要命的浪漫主義魔法和烏托邦願望方興未艾。我們是在克里姆林宮的「長老」監督下長大的,那是一個清教徒加素食主義的時代。共產主義的血脈已被遺忘,傷感和悲情主義高漲,保留下來的認知就是:烏托邦不可能變成現實。
那是在第一次車臣戰爭期間,我在莫斯科火車站認識了一個女人,她是從坦波夫州來的,正準備去車臣,想把兒子從車臣戰爭中帶回家。「我不希望他死;但也不想要他殺人。」國家已經不能夠再控制這個女人的心了,她是一個自由人了。但這樣的人並不多,多數人還是對自由感到惱火:「我買了三份報紙,每份報紙都在說自己寫的是真相。但真正的真相到底在哪兒?以前,只要早上看了《真理報》,就什麼都知道,什麼都了解了!」直到如今,眾人從各種思想的麻醉中醒轉過來的速度還是太緩慢了。如果我開始談起懊悔,聽到的回應就是:「我為什麼要懊悔?」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參與者。這個人說「我也坐過牢」,那個人說「我打過仗」,而第三個說的是:「我曾經在一片廢墟上建設起一座城市,沒日沒夜地搬磚運石。」出乎意料的是,人人都因自由而陶醉,但誰也沒有準備好面對自由。自由,它到底在哪兒?人民仍然只習慣於在廚房裡繼續痛罵政府,痛罵葉爾欽和戈巴契夫。他們咒罵葉爾欽改變了俄羅斯。那麼,戈巴契夫呢?人們咒罵戈巴契夫是因為他改變了一切,改變了整個二十世紀。而現在,我們變得像其他人一樣,像全球所有人一樣,意識到這次是真的,一切都變了。
俄羅斯一邊在變化,一邊在痛恨自己的變化。我想起馬克思對於俄羅斯的那句評語:「一個呆板停滯的韃靼。」
蘇聯的文明是什麼?我匆匆地捕捉它的遺跡,那一張張熟悉的面孔。我向眾人詢問的不是關於社會主義,而是關於愛情、嫉妒、童年、老年,關於音樂、舞蹈、髮型,關於已經消失的生活中成千上萬個細節。這是把災難驅趕到習慣思維的範圍中,並且說出或猜出某些真諦的唯一方法。我總是對普通小人物的生活驚嘆不已,樂此不疲地探究無邊無際、數不勝數的人性真相……歷史只關心事實,把情感摒除在外。人的情感是不會被納入歷史的。然而,我是以一雙人道主義的眼睛去看世界的,而不是歷史學家的眼睛。我只對人感到好奇。
一家工廠工人準備歡迎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到訪。
一家工廠工人準備歡迎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到訪。攝:Yuryi Abramochkin/RIA Novosti/Sputnik via AFP
父親不在了,所以我無法把我們之間的對話進行到底。父親說過,他們那一代人死於當年的戰爭,要比現在這些沒有戰爭經驗卻要死於車臣的男孩輕鬆得多。在一九四○年代,他們是從一個地獄換到另一個地獄的。戰前父親是明斯克新聞學院的學生,他還記得,在他們過完假期返校時,見到的往往已經不是原來認識的那個老師了。因為老師一個接著一個被逮捕。他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只感覺很害怕。就像在戰爭中那樣害怕。
我和父親之間很少有坦誠的對話,那是因為他愛憐我。我是不是也愛憐著他?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通常都對自己的父母很無情。我們覺得自由是非常簡單的;但一段時間過後,我們親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為沒有人教給我們什麼是自由,我們只被教育過怎麼為自由而犧牲。
這就是自由!但,我們期盼的自由真是這樣的嗎?我們曾準備為自己的理想而死,準備為理想而戰鬥。可是開始的卻是「契訶夫式」的生活,一種沒有歷史的生活。所有價值觀都崩潰了,除了生活價值。生活是最廣泛的。我們有了新的夢想:建一幢房子、買一輛好車、種一些鵝莓……自由原來就是恢復小市民生活,那是以前的俄羅斯生活中羞於啟齒的。消費主義就是自由之王。巨大的陰暗,欲望的陰暗,蟄伏在人類生命中的本能,而我們對於這種生活只有模糊的認識。在整個歷史中,人只是熬過了,而不是活過了。現在已經不再需要軍事經驗,它應該被遺忘。在現在的生活中,出現了成千上萬的新情感、新狀態、新反應……不知怎的,突然之間一切都不同了:標誌、事物、金錢、旗幟,還有人本身。人類變得更有色彩,也更加獨立,同質性的整體被摧毀,生活散為碎片、細胞和原子。就如達里所說的:「自由意志,就是無拘無束的意志,自由的空間。」大惡已成為遙遠的傳說,或者只存在於政治懸疑劇之中。已經沒有人還去暢談理想,只是侃侃而談貸款、利率、票據。錢不是掙來的,而是「做」出來和「贏」出來的。這些能夠持久嗎?茨維塔耶娃寫道:「金錢就是欺騙,此言銘刻在俄羅斯人的心靈中。﹂可是如今,奧斯特洛夫斯基和薩爾特科夫—謝德林作品裡的主人翁們好像紛紛復活了,而且在我們的大街小巷四處遊盪。
不管採訪誰,我都會提出一個相同的問題:「自由到底是什麼?」父與子的回答截然不同。生於蘇聯時代和後蘇聯時代的人絕對沒有共同的體驗:他們猶如來自不同的星球。
父親說:自由就是去除恐懼;八月的那三天我們戰勝了政變;一個人在商店裡有上百種香腸可以挑選,就比只能選擇十種香腸的人更自由;不被鞭撻就是自由,可是我們永遠等不到不被鞭撻的後代了;俄羅斯人不理解自由,他們所需要的就是哥薩克和鞭子。
兒子說:自由就是愛;內心的自由就是絕對價值;當你不擔心自己的欲望時,你就是自由的;當你有很多錢的時候,你就會有一切;當你不需要思考自由也能活下去時,你就是自由的;自由應該是司空見慣的。
我在尋找語言。一個人有許多語言,比如和孩子交談時的語言、戀愛時的語言等等。其中還包括一種,那就是跟自己對話的語言,我們常常要對自己做內心獨白。在大街上、在工作中、在旅途中,到處都有不同的話語。但變化中的不僅是語言,還有其他東西;甚至同一個人在早晨和晚上說的話,也會不同。而深夜裡,在兩個人之間發生的事情則完全從歷史中消失了。我們只和白天的人,只和白天發生的故事打交道。至於自殺則是夜晚的主題,一個人處於生存與死亡的邊界線上。那也許是一種夢境。我想以一個白晝人的追根尋柢來理解這些。但我聽到的是:「要是喜歡上這個東西,您不害怕嗎?」
我們行駛在斯摩棱斯克地區,到了一個村莊,在一家商店外停了下來。我多麼熟悉這些美好而善良的人(我從小在農村裡長大),這裡的人過著如此卑賤有如乞丐般的生活。我和他們談起了生活。「您是問自由嗎?走進我們的商店看看吧。您想要什麼樣的伏特加都有,標準牌、戈巴契夫牌、普丁牌,還有散裝香腸、乳酪和魚,香蕉就在那兒擺著。還需要什麼樣的自由?我們有這一點兒就足夠了。」「給你們土地了嗎?」「有誰能堅守土地?有人想要的話,就拿去好了。我們這裡只有瓦西卡.克魯托伊得到了。一個才八歲大的孩子,就要出去和父親一起犁地。要是去他那兒工作,也不能偷揩油,也不能打瞌睡。法西斯!」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中有一場關於自由的爭執,說的是自由之路的艱難、痛苦和悲慘:「要付出的代價這麼高,為什麼還要弄清楚該死的善惡?」但是人總是面臨選擇:要自由,還是要生活富足安定?自由總是與痛苦相伴,幸福卻往往失去自由。大多數人都是選擇走第二條路。
那位大法官對重回人間的基督說:
「你為什麼又要來打擾我們?你自己也知道,你的到來會打擾我們啊。」
「你是如此尊重他們(人類),但你所做的一切又似乎不再同情他們,因為你對他們的要求太多……尊重他們少些,要求他們就少些,這樣才更接近於愛,因為他們的負擔會輕些。人是懦弱而膽怯的……一個脆弱靈魂的罪過,不就是無力接納如此可怕的餽贈嗎?」
「對於人類,沒有什麼憂慮能比得上成為自由人之後,還要快快找到頂禮膜拜的對象更無止盡、更折磨人的了。把自由的禮物給了誰,隨之而來就會產生不幸。」
***
是的,在一九九○年代,我們曾經十分幸福,但那時候的天真如今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那時覺得,選擇已經做出,蘇聯共產主義毫無希望地完敗。一切才剛剛開始……
二十年過去了。「別拿社會主義嚇唬我們。」現在的孩子這樣對父母親說。
在與一個熟識的大學老師談話時,他對我說:「在九○年代末,每當我回憶起蘇聯時期,學生會吃吃地笑了起來,他們都堅信一個嶄新的未來已經在自己眼前開啟了。但今天情況又不同了,如今學生已經領教和體驗了什麼是資本主義:不平等、貧困、厚顏無恥地炫富。他們清楚地看到自己父母是如何生活的,從一個被掠奪的國家那裡,他們的父母一無所得。於是學生的情緒激進,夢想進行革命。他們穿紅色T恤,上面繪有列寧和切.格瓦拉的畫像。」
社會上又出現了對蘇聯的嚮往,對史達林的崇拜。十九到三十歲之間的年輕人中,有半數認為史達林是「最偉大的政治人物」。在這個史達林殺掉的人不比希特勒少的國家裡,居然出現了新一波的史達林崇拜?蘇聯的一切又都成了時尚。例如「蘇維埃餐廳」,裡面滿滿是蘇聯稱呼和蘇聯菜名。還有「蘇維埃糖果」和「蘇維埃香腸」,從味道到口感都是我們童年起就熟悉的,更不用說「蘇維埃伏特加」了。電視上有幾十個節目,網路上也有幾十個蘇聯懷舊網站。史達林時代的勞改營,從索洛夫卡到馬加丹,居然都成了旅遊景點。廣告文案裡還承諾遊人將會得到充分的勞改營體驗,會發送勞改犯人的服裝和幹活用的鋤頭,並向遊人展示經過翻修的勞改犯居住區,最後會組織遊客在勞改營釣魚……
舊式的思想再次復活:關於偉大帝國,關於「鐵腕」,關於「獨特的俄羅斯路線」……蘇聯國歌回來了,共青團還在,只是改名為「我們的」,執政黨就是複製版的蘇聯共產黨。總統大權在握,如同當年的總書記,擁有絕對權力。而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東正教。
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前,亞歷山大.格林就曾寫道:「不知怎麼回事,未來並沒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百年過去了,未來又一次沒有到位。出現了一個二手時代。
對藝術家來說,街壘是個危險的地方,是一個陷阱。它會使視力惡化,瞳孔變窄,使世界失去色彩。那裡只有黑與白,從那裡分辨不出人形,只能看到一個黑點,一個目標。我這輩子都是在街壘上面,我也想離開那裡,學會享受生活,讓自己恢復正常視力。但是,數萬人再次走上了街頭,手攜著手。他們在外套上掛著白絲帶,那是復興的符號、光明的象徵。我與他們站在了一起。
在大街上,我遇到了身穿印有鐵錘鐮刀和列寧肖像T恤的年輕人。但他們真的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嗎?

Antonio Di Benedetto 1922-86: A Great Writer We Should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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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 Coetzee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Antonio Di Benedetto
In a brief testament penned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Antonio Di Benedetto affirmed that his books were writte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How prophetic this modest boast will be, only time will tell.
NYBOOKS.COM|由 J.M. COETZEE 上傳


Antonio di Benedetto was an Argentine journalist and writer. Wikipedia
Born: November 2, 1922, Mendoza, Argentina
Died: October 10, 1986, Buenos Aires, Argentina
Movies: Aballay, the Man Without Fear


Publishing career[edit]

Di Benedetto began writing and publishing stories in his teens, inspired by the works of Fyodor Dostoevsky and Luigi PirandelloMundo Animal, appearing in 1952, was his first story collection and won prestigious awards. A revised version came out in 1971, but the Xenos Books translation uses the first edition to catch the youthful flavor.
Antonio di Benedetto wrote five novels, the most famous being the existential masterpiece Zama (1956). El Silenciero (The Silencer, 1964) is noteworthy for expressing his intense abhorrence of noise. Critics have compared his works to Alain Robbe-GrilletJulio Cortázar and Ernesto Sábato.
In 1976, during the military dictatorship of General Videla, di Benedetto was imprisoned and tortured. Released a year later, he went into exile in Spain, then returned home in 1984. He travelled widely and won numerous awards, but never acquired the worldwide fame of other Latin American writers, perhaps because his work was not translated to many languages.

Bibliography[edit]



A Passage to India 印度之行;What I Believe (from: Forster, E.M. 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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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精): (英國)EM福斯特著、楊自儉譯 南京 : 譯林出版社 2003

這是重譯並有許多翻譯者"交底"的作品
目錄:. 一位盛名不衰的小說家——《印度之行》序
第一部清真寺
第二部山洞
第三部寺廟
附錄論《印度之行》 譯後記關於重譯《印度之行》的幾個問題——重譯後記 ...


A Passage to India 出自{草葉集}

我希望找原著讀一下

“To return to Forster is to be reminded that politics is tied to the fate of people, not theories. That same equivocal 'spirit which is half-afraid and half-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else' that he describes in another 1939 essay, 'Post-Munich,' was the same spirit that flooded me in November’s post-election days. His reflections on the value of culture during times of violence lend a brief flicker of hope to anyone who believes in art for art’s sake. And in WHAT I BELIEVE, the⋯⋯



Rhian Sasseen for BLARB - What He Believed: Revisiting E.M. Forster's Defense of Liberalism
BLOG.LAREVIEWOFBOOKS.ORG

What I Believe

(fromForster, E.M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I do not believe in Belief. But this is an Age of Faith, and there
are so many militant creeds that, in self-defence, one has to
formulate a creed of one's own. Tolerance, good temper and
sympathy are no longer enough in a world which is rent by
religious and racial persecution, in a world where ignorance rules,
and Science, who ought to have ruled, plays the subservient pimp.
Tolerance, good temper and sympathy - they are what matter
really, and if the human race is not to collapse they must come
to the front before long. But for the moment they are not
enough, their action is no stronger than a flower, battered be-
neath a military jackboot. They want stiffening, even if the
process coarsens them. Faith, to my mind, is a stiffening process,
a sort of mental starch, which ought to be applied as sparingly as
possible. I dislike the stuff. I do not believe in it, for its own sake,
at all. Herein I probably differ from most people, who believe in
Belief, and are only sorry they cannot swallow even more than
they do. My law-givers are Erasmus and Montaigne, not Moses
and St Paul. My temple stands not upon Mount Moriah but in
that Elysian Field where even the immoral are admitted. My
motto is : "Lord, I disbelieve - help thou my unbelief.
I have, however, to live in an Age of Faith - the sort of epoch
I used to hear praised when I was a boy. It is extremely un-
pleasant really. It is bloody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And I
have to keep my end up in it. Where do I start ?
With personal relationships. Here is something comparatively
solid in a world full of violence and cruelty. Not absolutely solid,
for Psychology has split and shattered the idea of a " Person", and
has shown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incalculable in each of us,
which may at any moment rise to the surface and destroy our
normal balance. We don't know what we are like. We can't
know what other people are like. How, then, can we put any
trust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r cling to them in the gathering
political storm ? In theory we cannot. But in practice we can and
do. Though A is not unchangeably A, or B unchangeably B, there
can still be love and loyalty between the two. For the purpose of
living one has to assume that the personality is solid, and the
"self" is an entity, and to ignore all contrary evidence. And since
to ignore evidence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ith, I certainly
can proclaim that I believe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Starting from them, I get a little order into the contemporary
chaos. One must be fond of people and trust them if one is not
to make a mess of life, and it is therefore essential that they should
not let one down. They often do. The moral of which is that I
must, myself, be as reliable as possible, and this I try to be. But
reliability is not a matter of contract - that is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ld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world of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t is a matter for the heart, which signs no
documents. In other words, reliability is impossible unless there
is a natural warmth. Most men possess this warmth, though
they often have bad luck and get chilled. Most of them, even
when they are politicians, want to keep faith. And one can, at all
events, show one's own little light here, one's own poor little trem-
bling flame,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it is not the only light that is
shining in the darkness, and not the only one which the darkness
does not comprehend. Personal relations are despised today. They
are regarded as bourgeois luxuries, as products of a time of fair
weather which is now past, and we are urged to get rid of them,
and to dedicate ourselves to some movement or cause instead. I
hate the idea of causes, and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betraying
my country and betraying my friend I hope I should have the
guts to betray my country. Such a choice may scandalize the
modern reader, and he may stretch out his patriotic hand to the
telephone at once and ring up the police. It would not have
shocked Dante, though. Dante places Brutus and Cassius in the
lowest circle of Hell because they had chosen to betray their
friend Julius Caesar rather than their country Rome. Probably
one will not be asked to make such an agonizing choice. Still,
there lies at the back of every creed something terrible and hard
for which the worshipper may one day be required to suffer, and
there is even a terror and a hardness in this creed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urbane and mild though it sounds. Love and
loyalty to an individual can run counter to the claims of the State.
When they do - down with the State, say I, which means that the
State would down me.
This brings me along to Democracy, "Even love, the beloved
Republic, That feeds upon freedom and lives". Democracy is not
a beloved Republic really, and never will be. But it is less hateful
than other contemporary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to that
extent it deserves our support. It does start from the assump-
tion that the individual is important, and that all types are needed
to make a civilization. It does not divide its citizens into the
bossers and the bossed - as an efficiency-regime tends to do. The
people I admire most are those who are sensitive and want to
create something or discover something, and do not see life in
terms of power, and such people get more of a chance under a
democracy than elsewhere. They found religions, great or small,
or they produce literature and art, or they do disinterested
scientific research, or they may be what is called "ordinary
people", who are creative in their pricate lives, bring up their
children decently, for instance, or help their neighbours. All
these people need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y cannot do so unless
society allows them liberty to do so, and the society which allows
them most liberty is a democracy.
Democracy has another merit. It allows criticism, and if there
is not public criticism there are bound to be hushed-up scandals.
That is why I believe in the press, despite all its lies and vulgarity,
and why I believe in Parliament. Parliament is often sneered a
because it is a Talking Shop. I believe in it because it is a talking
shop. I believe in the Private Member who makes himself a
nuisance. He gets snubbed and is told that he is cranky or ill-
informed, but he does expose abuses which would otherwise
never have been mentioned, and very often an abuse gets put
right just by being mentioned. Occasionally, too, a well-meaning
public official starts losing his head in the cause of efficiency, and
thinks himself God Almighty. Such officials are particularly
frequent in the Home Office. Well, there will be questions about
them in Parliament sooner or later, and then they will have to
mind their steps. Whether Parliament is either a representative
body or an efficient one is questionable, but I value it because it
criticizes and talks, and because its chatter gets widely reported.
So 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one because it admits variety
and two because it permits criticism. Two cheers are quite
enough: there is no occasion to give three. Only Love the
Beloved Republic deserves that.
What about Force, though? While we are trying to be sensitive
and advanced and affectionate and tolerant, an unpleasant ques-
tion pops up: does not all society rest upon force ? If a govern-
ment cannot count upon the police and the army, how
can it hope to rule ? And if an individual gets knocked on
the head or sent to a labour camp, of what significance are
his opinions ?
This dilemma does not worry me as much as it does some. I
realize that all society rests upon force. But all the great creative
actions, all the decent human relations, occur during the inter-
vals when force has not managed to come to the front. These
intervals are what matter. I want them to be as frequent and as
lengthy as possible, and I call them " civilization ". Some people
idealize force and pull it into the foreground and worship it,
instead of keeping it in the background as long as possible. I
think they make a mistake, and I think that their opposites, the
mystics, err even more when they declare that force does not
exist. I believe that it exists, and that one of our jobs is to prevent
it from getting out of its box. It gets out sooner or later, and then
it destroys us and all the lovely things which we have made. But
it is not out all the time, for the fortunate reason that the strong
are so stupid. Consider their conduct for a moment in The
Nibelung's Ring. The giants there have the guns, or in other words
the gold; but they do nothing with it, they do not realize that
they are all-powerful,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catastrophe is de-
layed and the castle of Valhalla, insecure but glorious, fronts
the storms. Fafnir, coiled round his hoard, grumbles and grunts;
we can hear him under Europe today; the leaves of the wood
already tremble, and the Bird calls its warnings uselessly. Fafnir
will destroy us, but by a blessed dispensation he is stupid and slow,
and creation goes on just outside the poisonous blast of his breath.
The Nietzschean would hurry the monster up, the mystic would
say he did not exist, but Wotan, wiser than either, hastens to
create warriors before doom declares itself. The Valkyries are
symbols not only of courage but of intelligence; they represent the
human spirit snatching its opportunity while the going is good,
and one of them even finds time to love. Bruennhilde's last song
hymns the recurrence of love, and since it is the privilege of art to
exaggerate she goes even further, and proclaims the love which is
eternally triumphant, and feeds upon freedom and lives.
So that is what I feel about force and violence. It is, alas !
the ultimate reality on this earth, but it does not always get to
the front. Some people call its absences "decadence"; I call
them "civilization" and find in such interludes the chief justifica-
tion for the human experiment. I look the other way until fate
strikes me. Whether this is due to courage or to cowardice in my
own case I cannot be sure. But I know that, if men had not
looked the other way in the past, nothing of any value would sur-
vive. The people I respect most behave as if they were immortal
and as if society was eternal. Both assumptions are false: both of
them must be accepted as true if we are to go on eating and working
and loving, and are to keep open a few breathing-holes for the
human spirit. No millennium seems likely to descend upon
humanity; no better and stronger Ieague of Nations will be
instituted; no form of Christianity and no alternative to Christi-
anity will bring peace to the world or integrity to the individual;
no "change of heart" will occur. And yet we need not despair,
indeed, we cannot despair; the evidence of history shows us that
men have always insisted on behaving creatively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sword; that they have done their artistic and scien-
tific and domestic stuff for the sake of doing it, and that we had
better follow their example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aeroplanes.
Others, with more vision or courage than myself, see the salva-
tion of humanity ahead, and will dismiss my conception of civil-
ization as paltry, a sort of tip-and-run game. Certainly it is pre-
sumptuous to say that we cannot improve, and that Man, who
has only been in power for a few thousand years, will never learn
to make use of his power. All I mean is that, if people continue to
kill one another as they do, the world cannot get better than it is,
and that, since there are more people than formerly, and their
means for destroying one another superior, the world may well
get worse. What is good in people - and consequently in the
world - is their insistence on creation, their belief in friendship
and loyalty for their own sakes; and, though Violence remains and
is, indeed, the major partner in this muddled establishment, I
believe that creativeness remains too, and will always assume di-
rection when violence sleeps. So, though I am not an optimist, I
cannot agree with Sophocles that it were 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 born. And although, like Horace, I see no evidence that
each batch of births is superior to the last, I leave the field open
for the more complacent view. This is such a difficult moment to
live in, one cannot help getting gloomy and also a bit rattled, and
perhaps short-sighted.
In search of a refuge, we may perhaps turn to hero-worship.
But here we shall get no help, in my opinion. Hero-worship is a
dangerous vice, and one of the minor merits of a democracy is
that it does not encourage it, or produce that unmanageable type
of citizen known as the Great Man. It produces instead different
kinds of small men - a much finer achievement. But people who
cannot get interested in the variety of life, and cannot make up
their own minds, get discontented over this, and they long for a
hero to bow down before and to follow blindly. It is significant
that a hero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authoritarian stock-in-trade
today. An efficiency-regime cannot be run without a few heroes
stuck about it to carry off the dullness - much as plums have to
be put into a bad pudding to make it palatable. One hero at the
top and a smaller one each side of him is a favourite arrangement,
and the timid and the bored are comforted by the trinity, and,
bowing down, feel exalted and strengthened.
No, I distrust Great Men. They produce a desert of uniformity
around them and often a pool of blood too, and I always feel a
little man's pleasure when they come a cropper. Every now and
then one reads in the newspapers some such statement as: "The
coup d'etat appears to have failed, and Admiral Toma's where-
abouts is at present unknown." Admiral Toma had probably
every qualification for being a Great Man - an iron will, personal
magnetism, dash, flair, sexlessness - but fate was against him, so
he retires to unknown whereabouts instead of parading history
with his peers. He fails with a completeness which no artist and
no lover can experience, because with them the process of crea-
tion is itself an achievement, whereas with him the only possible
achievement is success.
I believe in aristocracy, though - if that is the right word, and
if a democrat may use it. Not an aristocracy of power, based upon
rank and influence, but an aristocracy of the sensitive, the con-
siderate and the plucky. Its members are to be found in all
nations and classes, and all through the ages, and there is a secret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m when they meet. They represent
the true human tradition, the one permanent victory of our queer
race over cruelty and chaos. Thousands of them perish in
obscurity, a few are great names. They are sensitive for others
as well as for themselves, they are considerate without being
fussy, their pluck is not swankiness but the power to endure, and
they can take a joke. I give no examples - it is risky to do that -
but the reader may as well consider whether this is the type of
person he would like to meet and to be, and whether (going
further with me) he would prefer that this type should not be an
ascetic one. I am against asceticism myself. I am with the old
Scotsman who wanted less chastity and more delicacy. I do not
feel that my aristocrats are a real aristocracy if they thwart their
bodies, since bodies are the instruments through which we
register and enjoy the world. Still, I do not insist. This is not a
major point. It is clearly possible to be sensitive, considerate and
plucky and yet be an ascetic too, and if anyone possesses the first
three qualities I will let him in! On they go - an invincible army,
yet not a victorious one. The aristocrats, the elect, the chosen,
the Best People - all the words that describe them are false, and
all attempts to organize them fail. Again and again Authority,
seeing their value, has tried to net them and to utilize them as the
Egyptian Priesthood or theChristian Church or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or the Group Movement, or some other worthy
stunt. But they slip through the net and are gone; when the door
is shut, they are no longer in the room; their temple, as one of
them remarked, is the holiness of the Heart's affections, and their
kingdom, though they never possess it, is the wide-open world.
With this type of person knocking about, and constantly cros-
sing one's path if one has eyes to see or hands to feel, the experi-
ment of earthly life cannot be dismissed as a failure. But it may
well be hailed as a tragedy, the tragedy being that no device has
been found by which these private decencies can be transrnitted
to public affairs. As soon as people have power they go crooked
and sometimes dotty as well, because the possession of power
lifts them into a region where normal honesty never pays. For
instance, the man who is selling newspapers ourtside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can safely leave his papers to go for a drink, and
his cap beside them: anyone who takes a paper is sure to drop a
copper into the cap. But the men who are inside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 they cannot trust one another like that, still less can
the Government they compose trust other governments. No
caps upon the pavement here, but suspicion, treachery and
armaments. The more highly public life is organized the lower
does its morality sink ; the nations of today behave to each other
worse than they ever did in the past, they cheat, rob, bully and
bluff, make war without notice, and kill as many women and
children as possible; whereas primitive tribes were at all events
restrained by taboos. It is a humiliating outlook - though the
greater the darkness, the brighter shine the little lights, reassuring
one another, signalling: "Well, at all events, I 'm still here. I
don' t like it very much, but how are you ?" Unquenchable lights
of my aristocracy! Signals of the invincible army ! "Come along
- anyway, let's have a good time while we can. "I think they
signal that too.
The Saviour of the future - if ever he comes - will not preach
a new Gospel. He will merely utilize my aristocracy, he will make
effective the goodwill and the good temper which are already
existing. In other words, he will introduce a new technique. In
economics, we are told that if there was a new technique of
distribution there need be no poverty, and people would not
starve in one place while crops were being ploughed under in
another. A similar change is needed in the sphere of morals and
politics. The desire for it is by no means new; it was expressed,
for example, in theological terms by Jacopone da Todi over six
hundred years ago. "Ordena questo amore, tu che m'ami, "
he said ; "O thou who lovest me set this love in order." His
prayer was not granted, and I do not myself believe that it ever
will be, but here, and not through a change of heart, is our
probable route. Not by becoming better, but by ordering and
distributing his native goodness, will Man shut up Force into its
box, and so gain time to explore the universe and to set his mark
upon it worthily. At present he only explores it at odd moments,
when Force is looking the other way, and his divine creativeness
appears as a trivial by-product, to be scrapped as soon as the
drums beat and the bombers hum.
Such a change, claim the orthodox, can only be made by
Christianity, and will be made by it in God's good time: man
always has failed and always will fail to organize his own good-
ness, and it is presumptuous of him to try. This claim - solemn
as it is - leaves me cold. I cannot believe that Christianity will
ever cope with the present world-wide mess, and I think that such
influence as it retains in modern society is due to the money
behind it, rather than to its spiritual appeal. It was a spiritual
force once, but the indwelling spirit will have to be restated if
it is to calm the waters again, and probably restated in a non-
Christian form. Naturally a lot of people, and people who are
not only good but able and intelligent, will disagree here; they
will vehemently deny that Christianity has failed, or they will
argue that its failure proceeds from the wickedness of men, and
really proves its ultimate success. They have Faith, with a large
F. My faith has a very small one, and I only intrude it because
these are strenuous and serious days, and one likes to say what
one thinks while speech is comparatively free; it may not be free
much longer.
The above are the reflections of an individualist and a liberal
who has found liberalism crumbling beneath him and at first felt
ashamed. Then, looking around, he decided there was no special
reason for shame, since other people, whatever they felt, were
equally insecure. And as for individualism - there seems no way
of getting off this, even if one wanted to. The dictator-hero can
grind down his citizens till they are all alike, but he cannot melt
them into a single man. That is beyond his power. He can order
them to merge, he can incite them to mass-antics, but they are
obliged to be born separately, and to die separately, and, owing
to these unavoidable termini, will always be running off the
totalitarian rails. The merrory of birth and the expectation of
death always lurk within the human being, making him separate
from his fellows and consequently capable of intercourse with
them. Naked I came into the world, naked I shall go out of it!
And a very good thing too, for it reminds me that I am naked
under my shirt, whatever its col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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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 2016 三 金恆鑣 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生態學

這次還談到書要附索引才行。金恆鑣先生考我齊邦媛的《巨流河》中哪處說到他。我說,不知道呢!他說,這就是台灣書多不做索引的缺點。
送他們走後,我拿出《巨流河》猛翻書:先在"齊邦媛紀事" (592-97)的1995年 (甲午戰爭百年)找到:"赴山東威海衛參加兩岸"自然環境與文學"會議",之後在頁488-90找到相關資訊。
"......但是"他們"和"我們"內心都明白,路是不同的了。....."還不是此時,也不是此地。" ("Not now, not here. ---E. M. Foster《印度之旅》Passage to India (1924) 結尾)

A Passage to India
Bookcover_a_passage_to_india.jpg
TSP Book Club 1995 edition (paperback)
AuthorE.M. Forster
CountryEngland
LanguageEnglish
Genre(s)Novel
PublisherEdward Arnold, (London)
Released1924
Media typePrint (Hardback& Paperback)
ISBNNA

洪朝枝 《臺大與我:1950年代,我的青春歲月》彭明敏、曹永洋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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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新書,是曹永洋先生夫婦送給我們的。曹永洋是作者洪朝枝的文友。有天想起許久沒見到洪先生了,打電話去問.......

內容實在不錯。
我先讀 "懷念 黎烈文教授"-- Hugo的詩"年輕時的古戀歌/Vieille chanson du jeune temps"是課中解釋的課文; "追思 方東美教授"。......


臺大與我:1950年代,我的青春歲月


內容簡介

《臺灣文學評論》季刊資深作家 洪朝枝
回憶1950年代那追求自由民主的臺大校園

  作者於1952年~1956年在臺大外文系渡過四年的大學時光。當時,因為國民政府從中國大陸撤退來臺,許多名教授匯集到臺大校園:傅斯年、錢思亮、陳大齊、曾約農、英千里、方東美、黎烈文、趙麗蓮、臺靜農、吳相湘、傅啟學、沈剛伯。本書記述了此時臺大校園和教育的環境,例如:被稱為臺大一景的「沈剛伯的頭髮」;追憶夙夜匪懈、事必躬親的傅斯年校長猝死時,臺大停課一天,並下半旗致哀;除了任教於臺大,更因為主持電台英語節目而家喻戶曉的趙麗蓮先生;新生入學註冊要繳交保證書,保證「該生過去不曾,現在沒有,將來不會加入匪黨組織」;教官強迫學生加入救國團,期末考憑團證領取必修的軍訓課考卷。凡此種種皆為臺灣社會的小縮影,1950年代是臺灣歷史上很不一樣的時代,當時瀰漫著「小心!匪諜就在你身旁」的氛圍。到底當時臺灣的社會風氣和臺大校園的環境是如何呢?就待讀者翻閱本書,一窺究竟。

本書特色

  ●《臺灣文學評論》季刊資深作家──洪朝枝,回憶戒嚴時期,那渴望衝破禁錮,追求自由民主的臺大校園!

  ●大量重要的第一手史料!1950年代,臺大的環境與氛圍正是臺灣社會的小縮影,傅斯年校長建立的「學術自由,校園自主」面臨嚴酷的考驗!

名人推薦

  前總統府國策顧問 彭明敏
  作家 曹永洋
作者簡介

洪朝枝


  一九三三年出生於澎湖馬公。讀日本國民學校至五年級,終戰後讀馬公中學初、高中。大學時自習日文,選修法文。一九五六年臺大外文系畢業。曾任馬公中學英文教師,後轉任高雄女中英語教師以迄退休。因服預官役時常發表「反動言論」贏得「奧斯卡」綽號(Oscar美俚,左輪手槍之意)。後來寫有關二二八及臺灣前途文章大都以此為筆名。




目錄

推薦序一/彭明敏
推薦序二/曹永洋
自序

「臺大與我」緣起
臺大四年 過眼雲煙
「想當然耳」,不當然是
雖世殊事異 何妨談談
愛,讓我們飛出去吧
未靠岸的船
年輕時的古戀歌/Vieille chanson du jeune temps
懷念 黎烈文教授
追思 方東美教授
臺大一九五二――自由中國最後一盞燈
懷念省立馬公中學周潤岐老師

後記
附錄一:憶臺大師長/張琴虎
附錄二:臨別贈言/趙麗蓮
回響

自序

  我生平只得過一個第一名――高一時全校作文比賽冠軍;只有一次出人頭地――以一位離島高中畢業生考上臺大外國文學系;只有一件引以為傲的事――在威脅利誘下拒絕成為中國國民黨員。

  我小學時學日語,中學時學中文,大學時主修英文選修法文。我以臺語和家人講話,用日語與同輩友人交談,後來以北京話授課。語文的混亂是我寫作的致命傷。

  大學同班中,我是真正喜愛文學且志在學文學的少數人之一。入學之初,自視頗高;無奈四年來與世界名著接觸的結果是畢業時發覺「江郎本無才」(畢業論文自序語)。告別了「強說愁」的「年輕的時代」,也告別了握筆的日子。服預官役,開始教書,結婚,生兒育女;工作與勞務幾乎佔去我所有的時間,「忘我」的時光飛逝無痕。直到年近半百才驀然回首,試圖尋回往日的自己。先是紀錄些「師生之間」的事,後對臺灣的前途提供些「書生之見」。情意與理念總是油然而生,但要形之於文,卻常覺筆重千斤;因此我的文章是篇篇「難產」!現在步入老年,更覺力不從心,也許就此打住了。

  人,來時兩手空空,去時兩袖清風。在「好歹給這個世界增添一點東西」的心情下,把過去的作品纂輯成冊,意在贈與親朋好友,同事,學生。倘因此能倖免於「與草木同朽」之譏,則我願足矣!

《賴和全集》;杜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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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6年12月30日總統府發布的新聞稿(中央社新聞報導摘錄):
迎接雞年到來,總統府印製賀歲春聯及紅包袋。總統府今天公布春聯和紅包樣式,春聯印有賀詞,代表冉冉上升,紅包則印上許多雞,象徵大小機會源源不斷。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今天表示,春聯的靈感是來自於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於1915年所創作的漢詩「乙卯元旦書懷」;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總統府印製的春聯文字取自台灣文學。黃重諺說,春聯節錄賴和醫師的詩集,一方面把台灣文學作品介紹給大家,一方面藉由賴和的詩句,和民眾慶賀新年。他說,冉冉代表冉冉上升,相信不管哪方面,國家和每個人會慢慢的有所提升,透過國家漸進改革和穩健轉型印象,表達每個人都有不同成長的意涵。
這則報導有幾個問題:
一、「自自冉冉、歡喜新春」這八個字,上下兩句並不相對稱,不是「春聯」,只能稱為新年的兩句吉祥話。 對聯的上下句必須「兩兩對仗,平仄相反」。
二、賴和原詩的這兩句:「自自冉冉幸福身,歡歡喜喜過新春」,原文可能是「自自由由」誤寫成「自自冉冉」,因為「自自冉冉」是前所未見且語意不通的詞,若是「自自由由」與「歡歡喜喜」則非常順暢,且兩兩相對,不但語意清楚,平仄也恰好相反,合乎格律。根據古典詩「律詩」的格律要求,上下句的相同位置的字,平仄必須相反,此處「冉冉」是仄聲字,格律不對,如果是「由由」則是平聲,平仄就沒有問題。
三、至於「冉冉」的意思,有以下幾種常見解釋,1、柔弱下垂的樣子。2、行進的樣子。3、歲月流逝的樣子。4、逐漸緩慢的樣子,如「國旗冉冉上升」。黃重諺引用的是最後一個常見的用法,但「冉冉」本身並不能解釋「上升」。
賴和在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上具有開創性的定位,他是非常有人道精神的醫師作家,向來關懷弱勢者,作品具有強烈的批判性與反殖民精神。總統府藉這次機會讓大家認識台灣文學與台灣作家,用意極為良善,很可惜可能犯了錯誤,也可能產生誤導。
賴和原詩如下:「自自由由幸福身,歡歡喜喜過新春。平生得意知何事,一世無憂能幾人。閒陋幸無名士氣,癡獃還有少兒真。近來一事堪誇說,曾許無邪乙女親。」此為吳東晟及我本人共同考證的版本。




台灣史上大小事/溫紳專欄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辭世( 01/31/1943 )
賴和先生因心臟病辭世,得年僅50而已,當時之《台灣文學》曾出版「追悼特刊」,內容刊載楊逵等人追悼文,大家推崇其「足以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 1951年時,彰化為紀念賴和生前行誼,追認他為抗日烈士,將骨灰供奉入忠烈祠,並由內政部明令褒揚。可是到了1958年時卻有人誣告認為「原業醫,為前台灣文化協會重要份子之一,反日思想激烈,屬於左派」而將賴和從忠烈祠撤除!直到1984年「賴和先生90冥誕暨平反紀念會」在彰化舉行時,才正式予以平反。



日治《手稿全集》日治《全集》

《賴和全集》彰化:賴和基金會




陳柔縉:古典的「主要交通工具」:".......台灣人的回憶錄裡,到處可見走路的橋段。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在淡水念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到新竹校外教學,去時搭火車,返程就從新竹走回淡水。杜聰明又說,公學校畢業準備考試期間,小竹老師生病住院,他和一位同學帶「一籠蜜柑」,從淡水走到今天的台大醫院。兩件「驚人」的走路記事,"杜博士"卻都沒有特別著墨甚麼,一切似乎很普通很平常。....."

我記得以前讀《賴和全集》時  是說有一回放寒假 賴和和杜聰明等同學  花了約三天
從台北走回家 他們碰到歷史景點    還會賦詩紀念..... 待查



被譽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一手執筆,一手持聽診器行醫,他筆下不論新詩、小說、散文等,都與弱勢者同一陣線,反抗日本統治霸權,是影響台灣文學發展的重要先行者之一。
 由客委會補助、中央社出版的《賴和小說集》英文版昨日正式出版,由中央社董事長洪健昭主譯,收錄賴和《一桿稱仔》、《豐作》、《惹事》等廿一篇短篇代表作,而這也是賴和的首部英譯本專書。
  賴和一八九四年出生彰化市,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長年在彰化行醫。雖然接受日本教育,但幼時曾上漢文私塾,賴和未曾用日語寫作,後來還嘗試實驗台語話 文。但屬客家籍的他,很早便喪失聽說客語能力,晚年在詩中表達遺憾:「我本客屬人,鄉語竟自忘,淒然傷懷抱,數典愧祖宗。」
 一九二○年 代,賴和曾參與蔣渭水、林獻堂等人成立的文化協會,行醫之餘巡迴各地演講,啟蒙台灣民族意識,觸怒日本當局,兩度入獄。但比起 武力抗日,他更寄望透過文學力量為人民發聲,代表作《一桿稱仔》描述一個小販因得罪日本警察遭到惡整;《豐作》則描述蔗農辛苦耕種,卻被製糖會社以偷斤減 兩的收買方式欺壓。
 賴和長孫、「賴和文教基金會」創辦人賴悅顏表示,賴和寫作展現批判精神、民間立場及人道關懷,但小說中夾雜台語、日語,翻譯困難,因此他對《賴和小說集》譯本面世深感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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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943/1/31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1894–1943)逝

台灣新文學之父


為台灣新文學「打下第一鋤,撒下第一粒種籽」(楊守愚語)的賴和,於 1943 年今日,逝於本籍彰化。賴和原名賴河,號懶雲,又號甫三,筆名有安都生、灰、走街先等,生於 1894 年 5 月 28 日,享年 50 歲。

賴和於 1914 年畢業於「醫學校」,曾內渡廈門,受當代新思潮影響。 26 歲返台,在彰化市市仔尾懸壺,這位身穿「台灣服」,腳蹬棕柴屐的「和仔先」,仁心行術贏得了鄉民愛戴。

行醫之餘,賴和勤於詩文創作,他寫作只用「漢文」,舊體詩、新詩、隨筆、報導、評論、小說,樣樣俱有,同時也擔任過《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的學藝欄、《南音》、《台灣新文學》等雜誌編輯工作,「文學生活」使他給台灣新文學的奠基期砌下了一塊
最重要的磚頭。

賴和文學的表徵是對舊社會敗壞風俗的抨擊、對被屈辱的人民訴不平、以及對弱者的同情與鼓勵,他以筆為當代社會診脈,明白的告訴大家「病狀」,有人稱他是「台灣的魯迅」不是沒有原因的。

楊逵贊揚他說:「在某一個意義上說,是台灣關心大眾生活的文學的元老。」他是「文」「行」一致的實踐者,他關懷弱者,照顧貧者,從兩件微小的事,我們可知 道賴和的「平民化」。每年年底,他便將病患者積欠的藥債焚毀;他視一位人力車伕為知己,經常邀他共飲,難怪人人都說他倆是「換帖」(結拜兄弟)。

賴和用詩文以匡時弊,亦投身政治運動,他曾擔任「台灣文化協會」理事、「台灣民眾黨」臨時中央委員等職,「治警事件」第一次入獄,「珍珠港事變」次日,又以「思想問題」被日閥捕去,50 天囚困,使他身體加速轉壞,出獄後一年即辭世,病終前猛搥床板,大喊:「未見日本仔倒台,我不甘願!」

賴和的「漢詩」,不乏慷慨悲歌充滿不屈民族魂的詩句:

滿腔碧血吾無吝,付與人間換自由。
縱然血膏橫暴吻,勝似長年鞭策苦。
頭顱換得自由身,始是人間一個人。
世間未許權存在,勇士當為義鬥爭。
 
◎歷史台灣內容節錄自莊永明先生著《台灣紀事(上)(下)》一書(時報出版社出版),著作權屬莊永明先生所有,非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




另有 《賴和手稿全集》發行



(日)大木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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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

中文書 , 木康   辛如意 , 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7-06-27


冒襄和影梅庵憶語

中文書 , 木康 , 里仁書局 ,出版日期:2013-12-01



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

簡體書 , (日)木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11-01






明清文人的小品世界



作者:(日)大木康
|譯者:王言
出版社:復旦大學
ISBN:9787309113136
出版日期:2015/09/01
裝幀:平裝
頁數:209


So glad that Prof Oki's 大木康 'a book ( my favorite book)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Japanese into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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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日)大木康|譯者:王言
    大木康(OKI Yasushi),1959年出生於日本橫濱。東京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廣島大學文學部副教授、東京大學文學部副教授,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文學、明清江南社會文化史。有《馮夢龍<山歌>研究》、《風月秦淮——中國游里空間》、《冒襄和影梅庵憶語》、《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等著作,及相關論文多篇。先後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客座教授,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高端外國專家等。

目錄
中文版自序
第一章  筆墨煙波——唐寅《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怎當他傾國傾城貌》
  一、科舉
  二、八股文
  三、唐寅
  四、《西廂記》
  五、托名唐寅之《西廂》八股
  六、出處與真實作者
  七、再說唐寅
  八、《紅樓夢》
第二章  雅俗之間——陳繼儒《文娛序》
  一、媒體時代
  二、「山人」陳繼儒
  三、小品宣言
  四、文學新潮流
  五、銷愁的文學
  六、《文娛》之價值
  七、《花史跋》
第三章  生死相依——馮夢龍《情仙曲》
  一、扶乩術
  二、與死者之溝通
  三、馮夢龍《情仙曲》
  四、《情仙曲》序
  五、惜春長怕花開早
  六、美少年?美少女?
  七、一往情深深幾許
  八、文人反響
  九、「情」絲萬千
第四章  有美一人——衛泳《悅容編》
  一、中國女性論
  二、作者衛泳
  三、《枕中秘》
  四、文人趣味教科書
  五、《悅容編》之結構
  六、《悅容編》序
  七、因緣際會(《隨緣》)
  八、起居之所(《葺居》)
  九、學問才識(《博古》)
  十、神態情趣(《尋真》)
  十一、李漁之美人論
第五章  薄命才女——陳維崧《吳姬扣扣小傳》
  一、「風流遺民」冒襄
  二、《影梅庵憶語》
  三、螢窗心語訴情真
  四、信是慈航再來人
  五、懷抱舊什冰與璧
  六、風前雨里一銷魂
  七、春朝一日
第六章  秀才家書——吳兆騫《上父母書》
  一、才子吳兆騫
  二、與父母書
  三、《金剛經》
  四、吳偉業之同情與憤怒
  五、寧古塔
  六、友人之援
第七章  市廓桃源——宋犖《重修滄浪亭記》
  一、蘇州滄浪亭
  二、宋犖之修復
  三、濃密的人文空間
  四、宋犖心聲
  五、守護庭園之努力
  六、仕途驕子——作者宋犖
  七、與滄浪亭比鄰而居
  八、滄浪亭一日
第八章  赴考之旅——林伯桐《公車見聞錄》
  一、詩人之旅
  二、誰在旅途
  三、林伯桐《公車見聞錄》
  四、約人同行(《約幫》)
  五、至北京之路線(《就道》)
  六、雇船之注意事項(《行舟》)
  七、乘坐馬車與投宿旅店之注意事項(《升車》)
  八、換乘交通工具之注意事項(《度山》)
  九、出關之注意事項(《出關》)
  十、僕從及旅途健康(《工仆》、《養生》)
  十一、旅途攜帶物品(《用物》)
  十二、到達北京后的注意事項(《至都》)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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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大木康教授 - 古代小说研究网

 其次,對於青樓文化的研究,大致也與出版文化研究有著類似的契機。當大木教授還是東大本科生時,曾求教於日本江戶文學專家延廣真治先生,他提到:「若不知青樓文化,就無法解釋江戶時代的文學與文化。」大木教授以此為一種研究發想,揣測著中國青樓文化或許亦對中國文學影響很深。而此一推論,就在他讀了余懷《板橋雜記》與孔尚任的《桃花扇》後,得到肯定的答案。
  余懷《板橋雜記》是大木教授自稱除了研究馮夢龍著作之外,最喜愛的作品。這本書極有意思,就文學內容來看,它既書寫了明末清初的名妓生平,同時也記錄了歷史掌故與制度,涵蓋範圍極廣;就目錄學而言,有的目錄將它收攝於史傳之屬,有的收在子部小說類;而就材料定位來說,有的人認為這是一部反映真實的歷史紀錄,有的人則認為它屬於比較文學的範疇。總之,這是一部具有多重研究意義與價值的作品。它的影響範圍之大,遠及日本學界。
  大木教授以為,若無 1644 年的明清鼎革那場大變化,《板橋雜記》恐怕沒有辦法如此扣人心弦。書中蘊含的故國之思相當隱晦,乍看之下其文字不過描述文人遊里雅興之事而已;唯有看了作者序文,了解作者的內心世界後,方能比較深刻地理解所謂的「故國之思」。言及此,大木教授又將話語轉回馮夢龍,說道:「明末清初時期,馮夢龍當然是屬於比較幸運的人,當時清朝還未進入江南他便去世,大概還沒受到剃頭之辱吧。但在他之後的許多知識分子,必須面臨剃頭、異族統治,內心是非常矛盾且震撼的。因此,那時候發生的文學作品,大抵皆以政治變化為創作主要背景,而文人前後心境的轉折與比較也是我深感興趣的地方。」


河合隼雄著《大人的友情》(大人の友情):賴譯、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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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可以從哲學來談
世界上這主題很豐富
這本 大人の友情 從Jung的心理學
看世界 日本的某些名著
很可以翻譯

都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偏偏人的一輩子在外頭的時日多過窩居家中太多,於是朋友這兩個字,講得不只是被動的緣分,更是主動的修煉。關於朋友這門學問,河合隼雄顯然別有洞見,也才會寫出這一整本《大人的友情》,講他一路走來有如沐春風的邂逅,也有跌跌撞撞的摸索,彷彿千千百百個朋友與他之間的聚散離合,才成就他如此的人生。


在最初的人際關係中,日本社會通常單純以「馬合得來,蟲不喜歡」來說明人們物以類聚的現象,有人很自然就意氣相投,有人天生八字不合,奇特但沒什麼道理可言。當年在國外求學的河合隼雄,由於東西方文化差異所衍生的距離感,他也曾為沒有真正的朋友而苦惱過,老師的一句「讓我來當你的朋友」令他感動不已。朋友最初多出於志同道合而走到一處,而後長期深厚的關係,還是必須付出相當的努力和用心才能完成。
這個交朋友的道理說實話人盡皆知,只是人與人之間背叛、絕交、老死不相往來仍時有所聞。所以,到底是哪裡出了錯?
也許真正的困難在於,我們每個人在心底嚮往著一種至高無上、不攙任何雜質的友情,「因為你有錢」或「因為你善良」所以我們是朋友,諸如此類有條件的友情都不夠純粹。我們真正渴望的朋友其實是「你在半夜12點開著後車廂裝有屍體的車子過來,問他該怎麼辦才好時,那個會二話不說就幫助你的人」。
普羅大眾的友情當然沒這麼戲劇化,但是超越物種之間的友情,我們早已見怪不怪。有人把寵物當成自己的親密朋友,還有人把牠們當成「親人」,河合隼雄甚至於鼓勵大家發生與「人以外的東西」之間的友情。
鐮倉時代的名僧明惠上人在一個月明夜,與弟子乘船來到紀州的苅磨島,震懾於當時的情景太過美麗。後來明惠給島寫了一封信,戀慕之情溢於言表,拿到這封信的弟子不知該投遞何處,明惠竟然回答:你就去島上高喊是我的來信,然後把信丟下就可以了。
你一定要說上人的境界,凡人無法比。河合隼雄再度講了一個軼事,同樣是關於「不是人」的朋友。有位日本友人要到美國小住,河合介紹李斯先生給他認識。有一天,李斯對日本友人說要找他的好朋友玩。於是他們開車到了山頂的大松樹下,「這就是我的好友。」李斯向他介紹一棵雄偉的松樹,他們在樹下喝茶,然後踏上歸途。
還有大家最關心的兩性話題:男人和女人到底有沒有純友誼?一般普遍認為男女之間的友情不存在,終極關係也一定是性。河合隼雄不以為然,他認為異性間的友情可以不透過身體,只純粹地深入發展心靈上的關係,如同中世紀騎士與仕女的浪漫愛情,完全克制住性的慾望,昇華成為宗教般的高尚友情。
其實人生另外一個真相是,愛情不會永遠抓住你,愛情的神奇魅力如同春花朝露轉瞬即逝,「要維繫婚姻生活,比起愛情,友情的力量反而更大。」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你不妨也想一想自己這輩子經歷過的許多同性與異性友情,還有那些「不是人」的朋友們。



主題閱讀──安頓心的力量


1.《大人的友情:在大人之間,友情以什麼樣的面貌存在著?》,河合隼雄著,時報出版

2.《心的處方箋》,河合隼雄著,天下雜誌

3.《心的棲止木:安住你的心的75則心靈處方》,河合隼雄著,天下雜誌

4.《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新版),村上春樹、河合隼雄著,時報出版

大人的友情(大人の友情)

作者 / 河合隼雄

譯者: 賴明珠,出版社: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2008
譯者:王予奇,出版社: 時報文化, 2016

媒體推薦

「河合隼雄不僅只是在談「友誼」或「友情」,而是在處理「自我」與 「他者」之間的「友誼」或「友情」成份,所謂的「自我」與「他者」,包括朋友、師生、夫妻、情侶等等各種不同的人際關係。每個人都須要有「他者」來認同 「自我」的存在,自我也必須要有「體貼心」,來支持彼此之間的友情。」
--國家講座教授、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黃光國
「友情與具有相互幫助或對自己有利的人際關係是不相同的。經由河合教授的心理分析,這複雜又微妙的人際關係也有了理路可循。如書中「傾聽」的技巧與其功能、「焦點取向」歷程及其作用以及很好的「同理」的例子。我會再多讀幾次,免得遺漏了河合教授留給我們的寶藏。」
--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吳英璋
「當友情發生困難時,往往是友情挑戰到內心深處的影子,或是人們無法接納友情中的苦澀面。人們不必為發現朋友的缺點而驚訝;當我們責怪別人時,正是 我們軟弱時。讀此書的歷程,讓我不斷提醒自己看待友情不能只用自身的經驗來期待,也不能只以單一的角度來理解。河合隼雄大師的思想值得讀者仔細再三玩 味。」
--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系教授/曾端真
「現代年輕人在求學、工作裡或與異性交往,難免會遇到挫折與困惑,書中舉了一些很好的例子,如『交友易,同住難』、『與異性友人交往時,應自律』、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如何面對友人自殺』、『避免同學(或同事)間開玩笑過頭的白目行為』等,這些例子簡明易懂,可以在遇到交友問題時,做為參考, 是本值得推薦的書。」
--高雄餐旅學院旅館管理系專任助理教授/蘇國垚
「這是一本適合大眾在俗事奉行的好書。我是佛弟子,企圖在勝義締上做一些說明,在友直友諒友多聞之餘,能夠看穿情空性的本質,縱然渴望友情,卻也深知無常之苦,覺知痛苦的存在,但是不受影響,則海闊天空任我遨翔,幸福自在眼前。」
--及人牙醫診所、台北國貿牙醫診所院長/洪淑娟

Les Fleurs du mal (Flowers of Evil) 法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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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leursdumal.org/

FleursDuMal.org

Fleursdumal.org is dedicated to the French poet Charles Baudelaire (1821 - 1867), and in particular to Les Fleurs du mal (Flowers of Evil). The definitive online edition of this masterwork of French literature, Fleursdumal.org contains every poem of each edition of Les Fleurs du mal, together with multiple English translations — most of which are exclusive to this site and are now available in digital form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QuickStart. If you're new to Baudelaire, or if you'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nuances of the various editions of the Flowers of Evil, you should browse poems using the 1861 Table of Contents. This is the definitive edition of Les Fleurs du mal and contains most everything the casual browser would want to read, except perhaps the "condemned poems" which you can find in Les Épaves (scraps).
The advanced reader of Baudelaire will want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different ways to view the poems that make up Les Fleurs du mal.
This was the first edition of Les Fleurs du mal and contained a hundred poems written in the 1840s and 1850s. (Note that this table of contents reflects the original order of the 1857 edition. However, the French poems to which it links are the later "definitive" versions of the poems published in 1861.)
This second edition contained thirty-five additional poems and the new "Tableaux parisiens" section. However, it lacked the six poems censored from the first edition.
While living in Brussels, Baudelaire and his publisher decided to put out this collection of "scraps" containing a miscellany of poems. Most important, it included the six poems censored from the first edition of Les Fleurs du mal, which were illegal to publish in France until the 1940s.
This edition of Les Fleurs du mal was prepared after Baudelaire's death by two of his friends. Modern scholars reject this version because they question some of the changes the friends made. Preference is therefore given to the last version overseen by Baudelaire himself, which was the 1861 edition.
All of the tables of contents give the titles in French, with literal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titles in smaller type. Please note that Supervert has made every effort to be accurate in handling Baudelaire's poetry. If you happen to notice any errors, no matter how small, please let us know.


http://fleursdumal.org/1861-table-of-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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