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風：故事兩則； 駐校作家；《再生緣》1982《愁鄉石》1971《曉風自選集》1979。亮軒《青田七巷六號》

June 1, 2016, 2:5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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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月刊

二○一六年六月號 心田集 張曉風 全文刊

故事兩則　（張曉風）

 2016-06-01

老東北人的裸睡
跟宋先生聊天，談到張學良。

「那時候，他病了，住在榮總，我在電話裏約了要去看望他，我怕他多禮，一直等我，就跟護士交代，如果我到晚了，千萬別管我，讓他先休息吧！那時候台灣交通沒那麼方便，從中部到北部要花很長的時間，我那天晚上八點才到，他已睡了，但他也事先交代了護士：
『就算我睡了，宋先生一來，你就要把我叫醒！』
他也真是個多禮的人，那天我們聊了一下，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沒想到這位老先生原來是裸睡的。他當時坐起來，光膀子。我心裏一動，啊，他畢竟是老東北人啊！他還保持當年老家的習慣，睡在炕上的人是除了被子外是一絲不掛的。在外面這麼些年，他還以是保持故鄉生活的老辦法，唉，這位念舊的老先生，真讓人感動啊！」

我聞此言，亦不免心中一慟，北方大寒天，燒得溫暖如爐的炕頭，肉體純潔地展開，感知那土炕上的一片馨暖。
宋先生因解讀了張先生，而心生感動。
我則因宋先生有慧心能解讀張先生而感動。
天下事如果不是經過解讀，畫面本身常是不見什麼意義的，只不過白被單底下蓋一個沒穿衣服的生病老男人罷了。
透過解讀，一個「東北老疙瘩」的執鄉愁便汩汩流出，如不絕的泌泉。

賴桑的甘死
認識賴先生的地點在順德圖書館，那天因要搭飛機去雷州半島的湛江，中間多出三個小時，我便跟陪人說要去看看順德博物館，看完博物館，旁邊有家「書店」加「咖啡店」，我就走了進去。原則上我一天之中不喝第二杯咖啡，只能去點一杯氣泡礦泉水，不料沒有，我在櫃不免多花了點時間去做一番對話。就在這時候，我看到櫃左邊有位頭髮斑白的中年男人，普通話雖也說得字正腔圓，但聽着像是台灣人，又因他儒雅大氣，我猶豫了一下便厚臉皮前去遞了一張名片。「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這是唐人崔顥的句子，今天仍適用。於是互換名片，互道久仰，他真的是我所猜的台商。
可休息的時間不多，我十分鐘後便坐上車直奔機場，但在那十分鐘之內，賴先生卻跟我說了他父親的故事如下：

「那時候，是日本時代，日本人讓台灣人讀醫、讀師範，但不讓讀跟國防有關的工程，我父親讀了台北工專，全校只收三個台灣人，一、二、三名永遠是這三個台灣人包辦，日本人再優秀，永遠只能搶第四名。
後來，戰爭結束，日本人走了，臨走，撂下狠話，說：
『電廠，你們會操作嗎？哈，我們走了，三個月內，全台灣會（因發不出電來）一片黑暗。』
而那時，孫運璿到台灣來了。
他先找出日本時代懂電、懂工程的人，南南北北，一共找到一百二十六人，我父親是其中一個。
不久，全台供電正常，日本人大吃一驚，不能置信。
後來，許多年過去了，我父親有一天在松山機場遠遠看到孫運璿，兩人去那裏都是為了送朋友，孫運璿遠遠看到我父親，便從大廳另一頭跑了過來，握住父親的手，說：
『我們有二十五年不見了呢！你一向好嗎？你的太太林女士好嗎？』
父親被他一問，感慨萬端，回到家，坐在客廳，一人發呆……。」

說到這裏，我在順德碰見的這位賴先生停頓了一下，接他說：

「那天我剛好回家，剛好看到父親一個人坐發呆，我就問他怎麼啦？他便把事情跟我說了一遍，說完了那段話，他歎了一口氣，說：
『有這樣的長官，跟他做事，就算做到死，也是心甘情願的啊！』」

孫先生是好長官，這幾乎是大家公認的，而賴桑（「桑」是日語「先生」的意思）是好部屬，其實也極不易。現在部屬大概很少會因為長官多年後仍願視你為友人，致上親切問候而願意「為你做到死」！
也許是孫先生那張誠樸懇摯的臉和北方老侉子的口音令人感動，也許是他老老實實的握手……
我因一句鄉音，用十分鐘交了個朋友，並因這友人而獲得一個故事，因這故事而知道七十年前的「讓台灣免於黑暗厄運的那番艱苦搏鬥」，以及「在那番搏鬥中相知相重的『主管和僚屬間的現代君臣之義』」。我心中默默向故去的孫揆和拳拳厚意的賴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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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與陽明大學前教授、中華民國前立法委員張曉風，由2月17日起擔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2014 年駐校作家，期間會舉辦一系列的公開講座、訪問、座談會。

張曉風老師公開講座
日期：2014年3月17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5 時至6 時30分
地點：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 CPD-LG.10課室
講題：兩岸三地的語言

張曉風老師生於浙江金華，8歲隨父母遷台，1952年入學北一女。1954年舉家遷往屏東，就讀屏東女中。畢業於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曾任教東吳大學、香 港浸會學院、國立陽明大學，2006年退休。她是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得主，十大傑出女青年。

曉風老師過去的創作包括散文、新詩、小說、戲劇、雜文等多種不同的體裁，以散文最為著名。她的成名作《地毯的那一端》抒寫婚前的喜悅，情感細膩動人，但她 的成就並不止於此。她其後的作品在內容和技巧上都不斷發展和突破，從描寫生活瑣事，漸漸轉變為抒寫家國情懷及社會世態，融入哲理，不斷開拓。詩人兼散文家 余光中曾在《你還沒有愛過》一書的序中譽之為「亦秀亦豪的健筆」。

張曉風《再生緣》台北:爾雅1982

張曉風：寫作只因忍不住而已

華夏經緯網   2013-06-07 15:18:02

字號:小 大

張曉風，中國台灣著名散文名家。畢業于台灣東吳大學，並曾執教于該校及香港浸會學院，現任台灣陽明醫學院教授。2012年作為親民黨候選人當選台灣地區第八屆“立法委員”（不分區“立委”）。 個人簡介 張曉風，筆名有曉風、桑科、可叵等，台灣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現71歲（2013年）。  張曉風 1941年出生於浙江金華，江蘇銅山人。8歲隨母親一起赴中國台灣，曾先後就讀于北一女中和屏東女中，最後肄業（上了，因故離學）于東吳大學，曾任教東吳大學和香港浸會學院。36歲時，被台灣地區的批評界推為“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之一。陽明大學創校以後就來此校任教，一直擔任該校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至2006年退休。 張曉風創作過散文、新詩、小說、戲劇、雜文等多種不同的體裁，以散文最為著名。她的成名作《地毯的那一端》抒寫婚前的喜悅，情感細膩動人，但她的成就並不止於此。她其後的作品在內容和技巧上都不斷發展和突破，從描寫生活瑣事，漸漸轉變為抒寫家國情懷及社會世態，融入哲理，不斷開拓。主要作品有《白手帕》、《紅手帕》、《春之懷古》、《地毯的那一端》、《愁鄉石》等。 張曉風是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得主，曾經榮獲十大傑出女青年。有多篇作品入選大陸及台灣中學的教科書。 張曉風篤信宗教，喜愛創作。小說，散文及戲劇著作有三、四十種，並曾一版再版，並譯成各種文字。六十年代中期即以散文成名，1977年其作品被列入《台灣十大散文家選集》。 編者管管稱“她的作品是中國的，懷鄉的，不忘情于古典而縱身現代的，她又是極人道的。” 余光中也曾稱其文字“柔婉中帶剛勁”，將之列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 又有人稱其文“筆如太陽之熱，霜雪之貞，篇篇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瓔珞敲冰。” 《張曉風自選集》中的《行道樹》一文,被選入人教版語文七年級第七課。 創作歷程 張曉風的散文藝術創作歷程，又大體上可劃分為三個前後銜接的段落。 第一個段落以她于1966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為標誌，她以一個聰穎純情少女的眼睛看世界，世界是一條清澈澄碧、纖塵不染的潺潺溪流。 第二個段落，猶如小溪奔向了風雲激蕩、愛恨交織、濁浪排空的湖泊，以散文集《愁鄉石》 張曉風(5張)(1977)、《步下紅毯之後》(1979)至《你還沒有愛過》(1981)為標誌，可視為由第一個段落到第二個段落的過渡和完成。第二段落的時間幅度較長，《再生緣》(1982)也可視為是這一段落的延伸，至《我在》(1984)、《從你美麗的流域》(1988)、《玉想》(1990)，廊廡漸趨廓大，猶如從湖泊遞變為壯闊浩渺的大海。我們姑且在這裡作一個假定，如果張曉風的散文創作在第二個段落就打住了，她雖然仍是中國現代散文史上優秀的女作家之一，是一位從一般女作家狹隘跼踀的閨秀天地裏突破出來的闖將，但終究還不是一位擁有很大原創性光榮席位的散文大家。 1981年，當她的第四本散文集《你還沒有愛過》出版時，余光中先生為該書作序，稱她為“亦秀亦豪”“腕挾風雷”的“淋漓健筆”。 張曉風散文藝術的原創性在第二段落，更在自《我在》為起點迄今的第三段落。惟有這第三段落，才宣告了一位以生命和創意的生成，以生存本體論的詩性闡釋為其宗旨的散文大家的誕生和完成。 生命和生存本體論的詩性闡釋，是這位女作家奉獻給中國現代散文史的最大功績。她走上這一條生命和生存本體論的詩性闡釋道路，有一個從並不全然自覺到完全自覺，從不盡完。 文學作品 小說 小說張曉風的小說創作雖不很多，亦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出版有小說集有《哭墻》、《曉風小說集》等，其中《白手帕》、《紅手帕》、《梅蘭 竹菊》、《潘渡娜》比較為人所樂道。  《張曉風的國學講壇》 其中，1968年發表于《中國時報》的《潘渡娜》是台灣科幻界公認的第一篇華文科幻小說，雖是創始之作，在科幻本身的特色方面挖掘得不夠深入，但文筆優美、哀婉動人，是當代台灣文壇不可多得的小說佳作。 散文 《到山中去》、《地毯的那一端》、《魔季》、《林木篇》、《我喜歡》、《一缽金》、《我有》、《愁鄉石》、《初雪》、《初綻的詩篇》、《劫後》、《癲者》、《雨之調》、《物篇》、《春俎》、《生活賦》、《念你們的名字》、《音樂教室》、《我不知道怎樣回答》、《種種有情》、《母親的羽衣》、《許士林的獨白》、《遇》、《問石》、《緣豆兒》、《西湖十景》、《遇見》、《我交給你們一個孩子》、《第一個月盈之夜》、《一個女人的愛情觀》、《一句好話》、《春日二則》、《林中雜想》、《只因為年輕啊》、《星約》、《玉想》、《錯誤》、《不知道他回去了沒有》、《傳說中的寶石》、《人生的什麼和什麼》、《生命，以什麼單位計量》、《我知道你是誰》、《我有一個夢》、《我想走進那則笑話裏去》、《你我間的心情，哪能那麼容易說得清道得明》、《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東鄰的竹和西鄰的壁》、《六橋》、《常玉，和他的小土缽》、《我有一根祈雨棍》、《一雙小鞋》、《一隻玉羊》、《一番》、《一山曇花》、《“你的側影好美”》、《行道樹》、《有些人》、《石縫間的生命》、《鞦韆上的女子》、《秋天秋天》 文：《我恨我不能如此抱怨》《都是竹子害的》《做蝦當做大龍蝦》《做花當做玫瑰花》《美國總統出缺記》《別名別名》、《說“看女人”》《笨婦難為無米之炊》《九十八秒的謊言》《咱們小人物要多多說話、《關於爸爸這種行業的考核制度》《可叵派官令》《可叵的娛樂》《可叵語錄》《哲學狀的男人》、《我知道你是誰》《步下紅地毯之後》《春之懷古》《行道樹》《不知有花》《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戲劇 《畫愛》、《第五墻》、《武陵人》、《和氏璧》、《第三害》、 《自烹》、《曉風戲劇集》等。 1969年戲劇《畫》獲“李聖質先生夫人劇本獎”首獎，1971年《第五墻》獲新聞局金鼎獎劇本獎。 文集 《九十年散文選》、《三弦》、《大地之歌》、《小說教室》、《張曉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張曉風經典選集》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台灣一九八九~ 二○○三·散文卷》、《心繫》、《文學選粹》、《他？她？》、《玉想》、《再生緣》、《地毯的那一端》、《如果你有一首歌》、《安全感》、《有情人》、《有情天地》、《血笛》、《你的側影好美》、《你還沒有愛過》、《我在》、《我知道你是誰》、《步下紅毯之後》、《武陵人》、《花之筆記》、《非非集》、《幽默五十三號》、《星星都已經到齊了》、《哲思小品》、《哭墻》、《桑科有話要說》、《祖母的寶盆》、《動物園中的祈禱室》、《問題小說》、《張曉風精選集》、《從你美麗的流域》、《第一篇詩》、《第五墻》、《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通菜與通婚》、《畫愛》、《給你瑩瑩》、《鄉音千里》、《黑紗》、《愛在深秋》、《愁鄉石》、《舅媽只會說一句話》、《詩詩、晴晴與我》、《與愛同行》、《蜜蜜》、《曉風小說集》、《張曉風自選》、《張曉風經典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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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新聞的張曉風女士實在沒趣。我熟悉的張曉風作品是80年代之前的
她30歲的第四本書 《愁鄉石》一個月2刷--- 晨鐘出版社都採軟精裝附精美圖案。而她已見怪(成名)不怪。
 我在大學時發台北私立大學多出女作家，多少認為是聯考制對東海的報復。
 改天錄幾段《愁鄉石》的作品:

那一年，我讀小學二年級，有一位女老師……作文課，一位同學舉手問她「挖」字該怎麼寫，她想了一下，說：

「這個字我不會寫，你們誰會？」

我興奮地站起來，跑到黑板前寫下了那個字。

那天，放學的時候，當同學們齊聲向她說「再見」的時候，她向全班同學說：

「我真高興我今天多學會了一個字，我要謝謝這位同學」。

…….她的謙遜，她對人不吝惜的稱讚，使我忽然間長大了。…….

------張曉風《愁鄉石‧有些人》，台北:晨鐘出版社，1971，頁1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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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張曉風38歲《曉風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  1979
 
書末的作品書目已列24本.
目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書前的照片有: 她與家人遊紐約和巴黎/ 文友鍾肇政、朱西寧、司馬中原、七等生等

手跡
 (這差點讓我誤以為是前一任書主的情書. 因為本書定價特廉......)
序

.....我們才是真正的中國......
「你給我錢有何用，我要國家存在！」......像一口井，生根在自己的土地上，拒絕移植，不想興波助瀾，只想湧出一勺一芍淡淡的水，淡淡地交還我所愛的地方，所愛的人群。   ----六十八、十二----

第一輯: 小說
第二輯:散文
第三輯:戲劇 
第四輯:雜文
第五輯:宗教文學
第六輯:  傳記文學
第七輯:詩

爸爸為什麼愛喝茶

 (張曉風，《曉風自選集》台北:黎明，1979，頁278-79)

爸爸，爸爸

你為什麼愛喝茶

那麼苦，那麼麻

哎，孩子，茶也是一種綜合果汁呢！

你信不信

一杯茶裏有一座山

一座漂漂亮亮繡滿茶樹的山

一杯茶裏有萬里長風

每一片茶葉都轉播過四季的風

一杯茶裏有春天的露，秋天的霜

一杯茶裏有最早的朝霞，最甜的月光

祖宗嚐過的口味，媽媽燒的開水

哎，孩子，茶也是一種綜合果汁呢！

第八輯:報導
第九輯: 其他


張曉風（1941年3月29日－）筆名為曉風、桑科、可叵，籍貫江蘇銅山，生於浙江金華，台灣女作家。

出生於浙江金華，八歲隨父母遷台，1952年入學北一女中。1954年舉家遷往屏東，就讀屏東女中。畢業於台灣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曾任教東吳大學、香港浸會學院、國立陽明大學。自陽明大學創校以來，一直擔任該校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至2006年退休。她是中山文藝獎、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得主，十大傑出女青年。作品曾入選台灣中學的中文教科書。
張曉風創作過散文、新詩、小說、戲劇、雜文等 多種不同的體裁，以散文最為著名。她的成名作《地毯的那一端》抒寫婚前的喜悅，情感細膩動人，但她的成就並不止於此。她其後的作品在內容和技巧上都不斷發 展和突破，從描寫生活瑣事，漸漸轉變為抒寫家國情懷及社會世態，融入哲理，不斷開拓。詩人兼散文家余光中曾在《你還沒有愛過》一書的序中譽之為「亦秀亦豪 的健筆」。

作品

(含主編)

• 《給你，瑩瑩》1966年，商務出版社
• 《地毯的那一端》1966年，文星出版社
• 《哭牆》1968年，仙人掌出版社
• 《愁鄉石》1971年，晨鐘出版社
• 《第五牆》1973年，香港：基督教文藝
• 《安全感》1975年，宇宙光出版社
• 《黑紗》1975年，宇宙光出版社
• 《曉風散文集》1976年，道聲出版社
• 《曉風小說集》1976年，道聲出版社
• 《曉風戲劇集》1976年，道聲出版社
• 《桑科有話要說》1976年，時報出版社
• 《動物園中的祈禱室》1977年，宇宙光出版社
• 《血笛》1977年，黎明出版社
• 《祖母的寶盒》1978年，信誼出版社
• 《步下紅毯之後》1979年，九歌出版社
• 《親親》1980年，爾雅出版社
• 《蜜蜜》1980年，爾雅出版社
• 《有情人》1980年，爾雅出版社
• 《有情天地》1980年，爾雅出版社
• 《花之筆記》1980年，道聲出版社
• 《你還沒有愛過》1981年，大地出版社
• 《再生緣》1982年，爾雅出版社
• 《給你》1982年，宇宙光出版社
• 《大地之歌》1982年，爾雅出版社
• 《幽默五十三號》1982年，九歌出版社
• 《通菜與通婚》1983年，九歌出版社
• 《我在》1984年，爾雅出版社
• 《舅媽祇會說一句話》1985年，中華兒童出版社
• 《從你美麗的流域》1988年，爾雅出版社
• 《曉風吹起》1989年，文經社
• 《玉想》1990年，九歌出版社
• 《我知道你是誰》1994年，九歌出版社
• 《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1996年，九歌出版社
• 《你的側影好美》1997年，九歌出版社
•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1997年，天津：百花文藝
• 《小說教室》2000年，九歌出版社
• 《他？她？》2002年，九歌出版社
• 《星星都已經到齊了》2003年，九歌出版社
• 《張曉風精選集》2004年，九歌出版社
• 《送你一個字》2009年，九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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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12 我有緣到青田七巷六號一遊
今天知道亮軒出書 在書店立讀些

 1959.6.22
 下午，凌純聲，馬廷英來訪。馬廷英將他的一本珊瑚，的大著作送給先生，在這書裏有特別標明感謝先生的話。

 馬廷英（1899年－1979年9月15日），字雪峰，中華民國地質學家，遼寧大連金州人。
 馬廷英-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亮軒筆記:尋根記---重見我的父親馬廷英先生- 樂多日誌

馬廷英故居(原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宿舍) @ 記憶‧台北:: 隨意窩Xuite日誌

blog.xuite.net/.../15538860-馬廷英故居(原台北帝國大學教... - 頁庫存檔

2008年1月29日 – 多次騎車行經台灣師範大學附近一帶，卻不知道在車水馬龍的小巷內，竟隱身多棟日治時期興建的日式房舍。這次依據事先找尋的相關資料，找到位 ...

 老房新生命 馬廷英故居 重新開放

馬廷英為台大地質科學系教授，第四代徒孫們聯手整理閒置的故居，賦予老建物新生命，內部也展示許多台灣岩石標本，作為地質科學教學空間。 （記者邱紹雯攝）
台北市定古蹟馬廷英故居以「青田七六」為名，以嶄新面貌與民眾見面。（記者邱紹雯攝）

〔記者邱紹雯／台北報導〕市定古蹟馬廷英故居在閒置多年後，由馬廷英教授第四代徒孫們聯手整建，讓充滿日式風格的老房子注入新的元素，並以故居門牌號碼「青田街七巷六號」為名，取名「青田七六」，讓外界能一窺昔日地質學者的風範。
日治時期青田街一帶名為昭和町，為高級文人住宅區，隱身在台北市青田街巷內的「青田七六」，為當年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宿舍，由足立仁教授興建，一九三一年落成；戰後，台大地質系教授馬廷英住進此處，他一九七九年辭世前都居住於此。
「青田七六」在二○○六年被市府列為市定古蹟，名為「國立台灣大學日式宿舍─馬廷英故居」。二○○七年後，隨著馬廷英教授的妻子過世，這棟歷史悠久的老房子交回給台灣大學，老房子的故事也就此塵封。

展示馬廷英文稿及台灣岩石標本
台大地質系校友、黃金種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執行長吳文雄及文化長簡肇成，在馬廷英大兒子馬國光（作家亮軒）的協助下，歷經半年多的時間重新整理老師故居，找出過去的手稿及老照片，回溯當年馬廷英在此居住的故事。
簡肇成說，這棟房子有著日式建築的骨架，同時融合歐式建築的風格，含庭院共有兩百多坪，除了在應接室（今日稱客廳）展示老師生前文稿，後方陽光室過去為作日光浴的場所，現在則改為半戶外的餐飲空間。
庭院則展示許多台灣岩石標本，還有一棵距今兩千多年的台北盆地植物標本，欣賞古蹟建物之餘，更是另一處推廣科學教育的生活空間。
亮軒則說，父親一生以學術研究為重，不論晴雨，他的生活範圍僅有青田街住家與台大地質研究室之間；最常掛在嘴邊的是「別人早上十點才來，我工作一天相當於別人工作二天。」足見其研究精神。

「青田七六」地址：台北市大安區青田街七巷六號，電話02-23916676，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十一點半至晚上九點，週六、日上午九點至晚上九點，預約導覽：週一至週五上午九點至十一點。

-----亮軒 青田七巷六號  台北貓頭鷹 出版 2012
 聯合報╱記者陳宛茜／台北報導】

「青田街7巷6號」 亮軒用文字回家

去年夏至，老房子改建的「青田七六」開幕，這是作家亮軒暌違多年的老家。「他們說這是老房子，但我記憶中的一切統統不見了。」他決定寫書，以文字召喚失去的過往。

「青田街七巷六號」是亮軒第廿三本書，卻是最難寫的一本。十八歲那年，父親誤會亮軒阻止他再婚，兩人發生嚴重衝突。亮軒僱了三輪車，帶著檜木書櫥離家出走。
亮軒父親馬廷英是知名地質學家，抗戰勝利後來台任教。馬廷英向日本教授足立仁買下青田街這處房子，一直住到離世。

「青田七六」如今成為熱門餐廳，屋內總是食客滿座，予人「我的家庭真溫暖」的溫馨印象。但在亮軒記憶中，這裡卻是他「無路可逃的囚室」。

馬廷英和亮軒母親離婚後，終日埋首研究，不大搭理孩子。只要父親一離家，亮軒便從房裡被拖出痛打，施暴者是姑父和姑母。

亮軒姑父是留法碩士，應馬廷英之邀來台任職某研究所。研究所沒開成，失業的他帶一家五口住進馬家。亮軒長大後理解這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悲劇」，原是社會菁英的姑父投閒置散，無法抒發的抑鬱讓他成了施暴者。

多年來，亮軒就連經過老家也會刻意避開。這一年為了寫書，他每天早上準時七點「返家」。趁屋內空無一人，亮軒坐進父親的書房，用文字點亮記憶的黑暗之地：「清晨的微光中，許多逝去的人事物慢慢浮現，我彷彿看到那個遭毒打的孩子……。」

新書中，亮軒運用舞台劇結構，一個篇章描述一個空間，人物遊走其中，緩緩揭開馬家的黑暗秘密。亮軒說，他寫此書批判了「無法起身辯解的人」，「不免會受到批評」。但他想告誡讀者：「所有的長輩請當心，你們多半活不過晚輩！」

亮軒也把離家時帶走的書櫥送回「青田七六」。他撫摸八十歲的書櫥，感慨萬千：「青田七六的故事是說不清也說不完的…只有一件事可以確定─我們都是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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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流動著海明威不止息的宴饗，北京城南有林海音的點滴舊事。而台北，小小青田街的七巷六號，是五歲時的亮軒，開始經歷種種他並不想要的不凡人生的起點。
　 　台北青田街七巷六號占地兩百坪，檜木屋舍已有八十年歷史，是台大地質系教授馬廷英故居，也是馬教授長子－－作家亮軒的兒時家園。亮軒五歲來台便住進這座 木屋，許多大人物來過、小偷潛入過、被懷疑有問題的家庭教師也躲藏過。《巨流河》作者齊邦媛年少時借住過，作家瓊瑤處女作《窗外》改拍電影時，也借用了這 裡的場景。這裡現在稱為「青田七六」，充作台大地質系的科普教室，也是世界上少見開放古蹟作為餐廳的台北藝文新據點。
　　我看這一座院落，總是容易看到已經不見了的那一部分。－－亮軒
　 　已屆古稀的亮軒，回到十多年來連經過都不忍的故居擔任導覽，一甲子的恩怨情仇排山倒海湧現，回憶起伏跌宕，於是開始每日清晨在父親的書房、父親的書桌上 寫作，以這個宅院為中心，前溯八九十年，廣及方圓二十公里，環境、建築細部，一池睡蓮、一棵鳳凰木、一隻烏龜，乃至七隻貓兩條狗，人的苦與萬物的樂，都在 這一處宅院不斷的交錯。描述的是情感，承載的是來不及的孺慕之思，還有對生命的深深感恩。
　　他同時也重現了六十年前的台北風光：這一帶放 眼望去處處水田，?公圳還充滿著潺潺流水，將新生南路切分為二，夏日黃昏，大人小孩撲通就跳入圳中洗澡。清真寺是台北僅次於總統府的最高建築，站在祈禱塔 就能看到觀音山。許多鄰居都是近代史上響噹噹的人物，如辦報救國先驅于右任、國民革命老將陳果夫、甲骨學大師董作賓、「蓬萊米之父」磯永吉，還有台大的校 長陸志鴻、文學院長沈剛伯、擔任過中央日報社長的阮毅成……
　　……青田七六的故事是說不清也說不完的，也還在不斷的延展變化，或歸於沉寂，或另掀高潮，誰知道呢？ －－亮軒
　 　青田七六整個宅院建於日據時代，是日本政府時代到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前身）的一批日本教授集資，為了永久居住在台灣而興建的住宅。最初的設計者和 居住人是足立仁教授，青田七六於1931年竣工。沒想到之後日本就戰敗投降，足立仁奉命回國。國民政府派來接收台大的馬廷英教授（享譽國際，是發現地球自 遠古起就有數次赤道改變的傑出地質學者，終生任教台大地質系）住進了青田七六，直到病逝。
　　只有記憶才是真正的存在……青田七六的故事說不清也說不完……只有一件事可以確定：我們都是過客－－亮軒

作者簡介
亮軒
　 　本名馬國光，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傳播碩士。曾任國立藝專廣電科主任、中廣公司節目主持人、聯合報專欄組副主任，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副教授，講授美學、語言 與邏輯、經典選讀、藝術修辭等課程。八、九○年代與趙寧、司馬中原、羅青被戲稱「四小名嘴」。博聞強記，擅演說，極具臨場魅力。手不釋卷，勤於書法與創 作。曾在聯合報、中國時報等五大報開闢專欄，著述不斷。回憶錄《壞孩子》一書感動兩岸文壇，入圍2011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簡體版《飄零一家》2012 年出版旋即登上新浪網十大好書排行榜第二名，兩月間連續三刷）。短文〈藉口〉入選翰林版國一國文教材。著作有《情人的花束》、《亮軒極短篇》、《不是借題 發揮》、《吻痕》、《亮軒的秋毫之見》、《說亮話》、《風雨陰晴王鼎鈞》、《邊緣電影筆記》、《2004∕亮軒》、《假如人生像火車，我愛火車》等二十餘 種。目前在幼年與父親生活過的市定古蹟「青田七六」老宅擔任志工導覽，多元多變，別具一格，見識者難忘。2012年開始於自宅開闢「亮軒書場」，以美學為 講述核心，唱作俱佳，實踐其理念:「學習是一種狂喜，一種最頂級的娛樂」，場場爆滿。曾獲頒「中山文藝散文獎」及「吳魯芹散文推薦獎」。欲知更多訊息請www.facebook.com/speech.lot「亮軒書場」。

詳細資料

• 叢書系列：作家與作品
• 規格：平裝 / 320頁 / 14.8*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目錄

序∕屋中老少今何在，門外人車兀自流??
第一章 故事一甲子
第二章 環境篇
第三章 屋宇篇：從足立仁到馬廷英∕門牆∕玄關∕客廳∕書房∕餐廳∕三蓆小屋∕廚房
∕外廚房∕浴室∕花房∕夏屋∕長廊∕女兒房∕兩間榻榻米∕廁所∕櫃子
第四章 寵物篇：狗狗∕貓兒∕鵝∕雞
第五章 魚鳥篇：雁∕鷹∕麻雀∕鯉魚∕吳郭魚∕烏龜∕水母
第六章 蟲蟲篇：馬蜂的大戰∕螢火蟲∕壁虎∕螞蟻∕蜘蛛∕蜻蜓∕蟬∕蝴蝶∕蝸牛
第七章 今昔驚夢
附錄 兩部「窗外」，一片癡心◎亮軒寫作認真而出手遲緩……辛辣冷雋處，不讓林語堂。－－張曉風
◎青田七六是第10屆老屋新生金牌獎得主

序

屋中老少今何在， 門外人車兀自流∕亮軒
　　爸，好久不見，您大去之後，已經有三十二個年頭 了。我也老了，頭髮比您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還要白，卻總忘不了小時候接到過一封您從國外寄來的短信，其中有一句話，您說司馬光平生不打誑語。我記住了，但 總做不到，年近古稀，不打誑語的，真沒見過，可我自己決定，從此之後，守著腰裡的口袋小心的過日子，不求誰，也不怕誰，為的是，再也不打誑語，不實在就不 作為。七十歲的兒子要跟您說，我就這麼孝順您了，雖然您大概也沒法知道。
　　這些天特別的想著您，想著您一輩子的窮，又加上晚年的困，成天 就只好栽在研究裡，這是我的猜想。知道嗎？您在世的時候，老有人反對您的說法，這個我也不懂。但是，為了最近的一點青田街七巷六號咱們家的事情，問了人， 也有人主動跟我講，也上網看了看，這才知道，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您當年的發現跟理論是對的，但您已經走了三十多年了。您要不要大笑幾聲？那種經典的？
　 　爸，您晚年最操心的事情，現在可有了些發展。台北市青田街七巷六號的咱們家，成了一個好像喚作文創什麼的，又叫黃金種子什麼的，讓您知道，一定又說別胡 鬧，實實在在幹了沒有？什麼黃金不黃金的。您打算窮定了也似，那回年紀還小的弟弟拿了把什麼電視節目給的扇子，上頭有「錢來也」三個大字，您氣得一把就給 扯了，罵了幾聲混賬。爸啊，您要是還活著，怕不整天就罵這兩字兒。但是人家打算好好的把您的影子留下來，在稱作「青田街七六」這麼樣的地方。
當年 只為了交不起房屋稅，您把房子送給了大學，讓大學交稅，就很得意。到了晚年，您的苦日子就來了，頭一批強迫退休的教授，幾十萬元就打發了，您拖著歐卡桑跟 三個弟弟妹妹，半分錢的外快都沒有。但是，您最怕的就是「我怕大學不讓咱們住了！」是啊，總有一天咱們家的人得搬出去，您大方嘛！但是您還好，拖了沒有幾 年，一走了事，苦了歐卡桑跟弟弟妹妹，這麼好的一處宅院，沒有錢，是住不出個好樣兒的。歐卡桑在您之後十幾年也走了，弟弟妹妹漸漸的把這兒住成了頹牆敗 瓦，蔓草荒煙。是啊，他們終於搬了出去。您要是關心，您要愁死。
　　那年我把您從書房攙了出來，手一捏，感覺得到您長衫裡枯瘦的胳膊，扶著 您穿過不知道多少年再也沒有客人的客廳，繞過那幾張大概從光復後就再也沒有換過的沙發，原先的顏色是什麼，褪得一點兒也看不出，連表面的彈簧都頂了出來。 在玄關，給您穿鞋，我蹲在地上，仰頭看了您一眼，只見一身灰舊長衫，原先壯壯的，大鐵櫃般的魁梧早不見了，方面大耳瘦成了一張小臉兒。太久沒出門，白裡透 黃，還安慰我說沒事兒沒事兒，交給專家就行了，至今我也沒弄清楚是什麼意思？您笑著，臉上浮起密密的皺紋，乾巴巴的，也像您的笑，映著門口的陽光。那就是 後來三十年一再見到的您了。上了計程車，到了大學醫院，住進去，病體一天天的衰弱，我到底沒能把您接回來，沒能接回青田街七巷六號。爸，那個結果，我真沒 想到。要不怎麼我都會帶著您一寸一寸的細看這一處宅院，您自盛年而老而病而死的地方。我真不該逼得您倉倉皇皇的一去不回。
　　您後來去過青 田街七巷六號了嗎？生死相隔，我不知道。我是再也不回去了，您走了，那個家，對我就成了灰，什麼都沒了。不得不回去，我總是站在院子裡，連台階都不想上， 只跟其實早就很疏遠的家人說幾句話。誰也不想這樣，然而就是這樣。我知道家裡有些我年少時留下來的信件、日記本兒、幾幅塗鴉、殘留的不成熟、又老惹您生氣 的作品草稿，還有早年的一些書，大概等不到現在使用人整理，早就無蹤無影了吧？我倒無所謂，您的呢？記得您有金質的學術成就勳章，還連著三色的綬帶，我問 弟弟妹妹，他們從來就沒有見過。還有您用毛筆寫的英文論文手稿，哪管只有一個殘片，也找不著了。我曾經想要保留您的幾件衣裳，想起來的時候，歐卡桑卻已經 把這些都火化一空了。您的手杖、放大鏡、打字機，還有不少應該很有價值的信件，包括愛因斯坦簽名的，您的著作、一生從黑白到彩色的相片，都到哪兒去了呢？ 前幾天應他們黃金什麼的邀請回去看看，屋子大體上原樣兒還有，東西，除了太老師矢部長克教授的相框，什麼都沒了。要有，就是進了屋子感覺到您跟我們共同的 歲月，苦樂相參，悲喜莫辨。已經很久很久不肯打這兒過，那樣的殘敗，讓我驚慌失措。
　　就是咱們家人都還在的日子，景色也常常變化。失業的 姑丈，在院子裡圍上鐵絲網，隔成幾塊，用來養雞。來亨白、羅島紅、澳洲黑，還有黑白相雜的蘆花，成群的養過，但是不走運，接二連三的雞瘟，連我們小孩幫著 殺，都趕不上牠們一個個倒下死去的快速。院子裡養過七、八隻大狼狗，因為老狗生了小狗，我們全家都捨不得讓牠們骨肉分離。您愛養花，曾經在院子裡搭起棚 架，院子裡單是玫瑰就有十幾種，棚架上開的花都比湯碗還要大。您得意的在院子裡來回的走動，哼著胡亂自編的小調，南瓜子殼在花間道路上嗑了一條彎彎曲曲的 雪白，楊家駱楊叔戲稱「馬路」。姑媽背著您抱怨說都花在花上，天涼了孩子的衣裳怎麼辦？姊姊說我們就躲到花裡去。
　　您最討厭早上遲睡不 起，自己起個大早，就在您講的「廊下」穿著大拖鞋走過去又走過來，踢踢拖拖的，讓大家都不能睡，還放屁，好響！我們小孩兒躲在被窩裡偷笑。我們原先的小泳 池不見了，但是我記得您在裡頭養的那麼多的睡蓮，紅黃紫白襯在墨綠的蓮葉上，清早綻放，黃昏收歛，您穿著日本浴衣，坐在池邊兒，搖著一把紙扇，深沉的水裡 魚影晃動，我們跟客人也在池邊看花看魚。那是我少見的您幸福的畫面，在我很小很小，姑媽他們一家還沒有搬來的時候。
　　往後院通道上的青果 樹現在成了參天巨木，幾十年了，都沒有再嚐到那些酸得人眼鼻都會縮成小籠包也似的果子了。您曾經在花房跟院裡大樹上，用蛇木栽了許多從蘭嶼帶回來的原生蘭 花。許多是日本時代足立教授栽的小樹苗，到了我們住進去漸漸擴展得綠蔭蔽天。高高低低許多鳥巢，從不避人，因為不傷鳥雀是我們的家風。那個時候巴掌大的， 美得讓人恍神的蝴蝶總是一對對的在花間飛舞，長夏的蟬鳴和著晚風帶著我們進入夜晚，那個時候，紗窗外，又爬滿了許多不同花色，逐光而來的小瓢蟲，還有想要 吃掉牠們的壁虎跟大蜘蛛。
　　家人裡住得最短的就是我了，因為咱們處得不痛快。我走了，您高興的日子也不長，只有新婚的最初兩、三年吧？那 就是您一生僅有的俗世親情的享受了。頓然之間大學強迫第一批老教授退休，退休金幾乎等於沒有。歐卡桑也想不到會有這麼一天，要用錢就跟您要，您，一個全身 每個細胞都屬於學者的老人，又有什麼辦法？有困難您也不講，直到真的跟我明講，其實，您已經病得不輕。在這個屋子裡，您早成了邊緣人，睡在書房裡，智力開 始退化，只能在屋子裡慢慢的挪動。但不能掙錢的男人，再老再傻也不行，窮，讓您困，更窮，讓您更困，也不知該說是幸還是不幸，腦子不明白，也許還好一點 兒，否則那個窩囊，讓一輩子要強的您怎麼受得了？
　　三十多年過去了，您的名字有幾個人記得啊？雖然很年輕便蜚聲國際，又接收台大，為學校奠定發展的基石，又成立了台大的地質系。您當然不在意這些，我們家的故事就該漸漸的從地球上消失，又有什麼關係？
　 　記得有一天在早餐桌上，我說新聞報導說某處地震死了多少人，您說，每天造山運動海底火山爆發，死去的生物就是這個數字的千萬倍！大變動的環境裡，我們人 類沒有辦法置身事外，您這麼說。您的論述現在讓人接受了，又怎麼樣呢？他們本來就該接受的。屋子是不是您的，大概也不能依著產權來看吧？地質學家大結構的 概念，動輒百萬千萬以致數億年，板塊推移擠壓，冰河時期的變遷帶來的氣候、洋流之變化，造成的生死起落，無窮無盡。我們兒女也不是常常都想著您，我也老 了，以後想著您的人會更少。那個青田街七巷六號的辦公室裡的人，說是要發展出一種稱之為馬廷英水餃的餐點，因為您盛年的時候，一頓能吃七十個水餃。但願點 這一色餐點的人，能夠體會您為了連續作研究，只想飽餐一頓，然後是好幾頓都不用吃，專心用功。也許您以後就是以能吃揚名現代社會，其它的，連我都不明白， 還能談什麼？
　　您要是知道了有這麼樣的變化，在另一個世界，一定會長笑不絕吧。但是沒關係，爸，我們幾個人總有了個可以回味從前，懷念您這個很不一樣的長者的根據地。您說，咱們家是不是真的走運了，爸？（寫於二零一一年父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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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dore White ( 1915-86，白修德). America in Search of Itself: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56–1980

June 1, 2016, 5: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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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饑荒

影片改編自小說《溫故一九四二》，講述了1942年抗日戰爭背景下的一場悲劇。1942年河南大旱，此時戰爭正處於僵持階段，數百萬民眾忍受飢荒的痛苦中，背井離鄉，逃荒的旅程。


1943年3月底，採訪完畢的美國記者白修德向蔣介石彙報災情，蔣介石聲稱不知情，其實早在1942年8~9月河南剛開始有災時，蔣介石已從軍方得知消 息，他就召開了緊急的「前方軍糧會議」，採取了一些措施。他一方面減少河南的征糧數額，另一方面決定把西安方面的儲糧運往河南以備軍隊之用。眼見會報無果，白修德通過商業電台迅速發往了紐約《時代》周刊，引起巨大反響。當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正在美國訪問，頓時大怒，認為有損中國政府形象，由於她與《時 代》周刊老闆亨利·盧斯是老朋友，所以強烈要求盧斯將白修德解職，這一無理要求理所當然被盧斯拒絕。

Books Birdviews 書海: 美國的自我探索America in Search of Itself ...

2011年3月19日 ...美國的自我探索: 總統的誕生(上下冊)西奧多.懷特著，美國在台協會附設今日出版社。1984. America in Search of Itself :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Theodore H. White 白修德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Theodore White" redirects here. For other uses, see Ted White.

Contents 1Reporter 2Making of the President series 3Major books 4Assessments 5References 6References 7External links

Theodore Harold White (May 6, 1915– May 9, 1986) was an American political journalist, historian, and novelist, known for his wartime reporting from China and accounts of the 1960, 1964, 1968, and 1972 presidential elections.

 Reporter

Born May 6, 1915,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the son of a Jewish lawyer named David White. Theodore H. White received a scholarship to Harvard in 1934, based upon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t Boston Latin School, from which he graduated in 1932.
White graduated from Harvard in 1938 summa cum laude (Joseph P. Kennedy, Jr. was a classmate), with a degre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first honors student of John K. Fairbank. He went to Chungking (Chongqing), China's wartime capital on a fellowship,later became a freelance reporter after being an adviser to Chinese Propaganda Dept for a short while. When Henry R. Luce, China born founder and publisher of Time Magazine, came to China the following year, he befriended White. White became the China correspondent for Time during the war. White chafed at the restrictions put on his reporting by the censorship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rewriting of his stories by the editors at Time.
Although he maintained great respect for Henry Luce, he resigned and returned home to write, along with Annalee Jacoby, a best selling description of China at war and in crisis, Thunder Out of China[1]. The book described the incompetence and corruptio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described the power of the rising Communist Party. The authors called upon Americans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is reality. The Introduction warned “In Asia there are a billion people who are tired of the world as it is; they live such terrible bondage that they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 Less than a thousand years ago Europe lived this way; then Europe revolted... The people of Asia are going through the same process.” (p. xix).
White then served as European correspondent for the Overseas News Agency (1948–50) and for The Reporter (1950–53)
He returned to his wartime experience in the novel The Mountain Road (1956), which deals with the retreat of a team of Americans in the face of the Japanese offensive. Although the Americans begin with a sympathy for the Chinese, their mission ends with the burning and destruction of a Chinese villag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series

With experience in analyzing foreign cultures from his time abroad, White took up the challenge of analyzing American culture with the books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0 (1961),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4 (1965),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 (1969), and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72 (1973), all analyzing at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he first of these was both a bestseller and a critical success, winning the 1962 Pulitzer Prize for general nonfiction.^[1] It remains the most influential publication about the election that made John F. Kennedy the President. The later presidential books sold well but failed to have as great an effect, partly because other authors were by then publishing about the same topics, and White's larger-than-life style of storytelling became less fashionable during the 1960s and '70s.
A week after the death of JFK, Jacqueline Kennedy summoned White to the Kennedy compound in Hyannisport to "rescue" her husband's legacy. She proposed the that White prepare an article for Life magazine drawing a parallel between her husband and his administration to King Arthur and the mythical Camelot. At the time, a play of that name was being performed on Broadway and Jackie focused on the ending lyrics of an Alan Jay Lerner song, "Don't let it be forgot, that once there was a spot, for one brief shining moment that was known as Camelot." White, a long-time family friend of the Kennedy's, was happy to oblige. He and Jackie collaborated on 1,000 word essay that he dictated later that evening to his editors at Life. When they complained that the Camelot theme was overdone, Jackie objected to changes. Kennedy's time in office was transformed into a modern day Camelot that represented, “a magic mo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when gallant men danced with beautiful women, when great deeds were done, when artists, writers, and poets met at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barbarians beyond the walls held back.” Thus was born one of the nation's most enduring, and inaccurate, myths. White later wrote that his essay is a "misreading of history. The magic Camelot of John F. Kennedy never existed."
On May 15, 1986 White suffered a sudden stroke and died in New York City. He was survived by two of his children, Heyden White Rostow and David Fairbank White.

Major books

Thunder Out of China (with Annalee Jacoby) (1946) reprinted Da Capo, 1980 ISBN 03068012800.
Fire in the Ashes (1953) 中國驚雷

The Mountain Road (Sloane (1958), reprin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arks Coble, EastBridge 2006 ISBN 15998800080) which was made into a movie starring James Stewart.

Breach of Faith : The Fall of Richard Nixon (1975)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Watergate Scandal with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bout Richard Nixon and many of the key players of the event.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1978)

America in Search of Itself: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56–1980 (1982) Chinese translation , Taipei: USIS, 1984

Assessments

Both W.A. Swanberg in Luce and His Empire and David Halberstam in The Powers That Be discuss how White's China reporting for Time Magazine was extensively rewritten, frequently by Whittaker Chambers, to conform to publisher Henry Luce's admiration for Chiang.

William F. Buckley, Jr. a well-known conservative author, wrote an obituary of White in the National Review. He wrote of White that "conjoined with his fine mind, his artist's talent, his prodigious curiosity, there was a transcendent wholesomeness, a genuine affection for the best in humankind." He praised White, saying he "revolutionized the art of political reporting." Buckley added that White made one grave strategic mistake during his journalistic lifetime: "Like so many disgusted with Chiang Kaishek, he imputed to the opposition to Chiang thaumaturgic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owers. He overrated the revolutionists' ideals, and underrated their capacity for totalitarian sadism."[2]
In her book, Theodore H. White and Journalism As Illusion, Joyce Hoffman alleges that White's "personal ideology undermined professional objectivity" (according to the review of her work in Library Journal). She alleges "conscious mythmaking" on behalf of his subjects, including Chiang Kai-shek, John F. Kennedy, and David Bruce. Hoffman alleges that White self-censored information embarrassing to his subjects to portray them as heroes.

 References

Theodore H.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561p. [ISBN 0060145994] Memoir of White's early years, training at Harvard under John K. Fairbank, experiences in wartime China, relations with Time publisher Henry Luce, and later tribulations and success as originator of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series.

Thomas Griffith, Harry and Teddy: The Turbulent Friendship of Press Lord Henry R. Luce and His Favorite Reporter, Theodore H. Whit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 . . The Crucial 1940's Nieman Reports.” Walter Sullivan The 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 at Harvard University (Spring 1983) [3]

• French, Paul.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Foreign Journalists in China, from the Opium Wars to Mao.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References

1. ^"Pulitzer Prize Winners: General Non-Fiction" (web). pulitzer.org. http://www.pulitzer.org/. Retrieved February 28, 2008.

Papers of T. H. White: an inventory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4]. Includes a biographical notice. External links

• Theodore H. White
• Amazon.com's page on Hoffman's work and editorial and user reviews
• Theodore White - JFK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

A Sand County Almanac (1949) By Aldo Leopold (1887-1948)

June 1, 2016, 7:2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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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and County Almanac (1949) By Aldo Leopold (1887-1948)
版本：
台灣：1987；1998；2015
中國：1992.....2016 (可能也有6~7個譯本)

「沙地郡曆誌」是張心漪最後一本譯作，1987年出版，她已年過七十。這本A Sand County
Almanac是環保界的經典，後來有另二個譯本「沙郡年記」（台北：天下文化，1998 )、「沙郡年紀」（台北：果力，2015 )。張心漪的丈夫費驊在1984年過世，費驊曾任財政部長，是台灣國家公園的催生者，馬以工以紀念費驊為理由，說動了高齡的張心漪翻譯此書，也因此這是她唯一一本冠夫姓的譯作。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Other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Second Edition
Aldo Leopold
Written with an unparalleled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s of nature.
This book includes a section on the monthly changes of the Wisconsin countryside; informal pieces written by Leopold over a forty-year period as he traveled through the woodlands of Wisconsin, Iowa, Arizona, Sonora, Oregon, Manitoba, and elsewhere; and a final section in which Leopold addresses the philosophical issues involved in wildlife conserva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49 and prais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s "a trenchant book, full of vigor and bite," A Sand County Almanac combines some of the finest nature writing since Thoreau with an outspoken and highly ethical regard for America's relationship to the land.




Written with an unparalleled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s of nature, the book includes a section on the monthly changes of the Wisconsin countryside; another part that gathers informal pieces written by Leopold over a forty-year period as he traveled through the woodlands of Wisconsin, Iowa, Arizona, Sonora, Oregon, Manitoba, and elsewhere; and a final section in which Leopold addresses the philosophical issues involved in wildlife conservation. As the forerunner of such important books as Annie Dillard's Pilgrim at Tinker Creek, Edward Abbey's Desert Solitaire, and Robert Finch's The Primal Place, this classic work remains as relevant today as it was forty years ago.


Aldo Leopold (1887-1948) began his professional career in 1909 when he joined the U.S. Forest Service. In 1924 he became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Forest Products Laboratory in Madison, Wisconsin, and in 1933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reated a chair of game management for him.








1987年新環境出版社的「沙地郡曆誌」，署名「費張心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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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鄉年鑑  候文蕙 譯，北京：商務，2016

譯者後記中說，此版本為1992年出版以來的第4版本：似乎每版只改書名。幾篇被收入中國的中學和高較之教科書中，所以Aldo Leopold現在有名了。

We are the only species capable of making such a lasting impact on the land in such a short span of time. This is felicitously captured in Leopold’s citation of the 1927 poem Tristram by Edwin Arlington Robinson:

Whether you will or not,
You are a king, Tristram, for you are one
Of the time-tested few that leave the world,
When they are gone, not the same place it was.
Mark what you leave.[31]

Tristram

by Edwin Arlington Robinson

1927. Robinson was awarded the Pulitzer Prize for poetry three times in the 1920's, a record exceeded only by Robert Frost. Tristram is the third of Robinson's long Arthurian-related poems, preceded by Merlin and Lancelot. See other titles by this author available from Kessinger Publishing

每年，仲冬過後，     暴風雪就會逐漸停息。     彷彿在一夜之間，    那滴滴答答的水滴聲，     便在大地響起了，     那是積雪在悄悄地融化！     積雪融化的滴水聲，     彷彿是銅鈴，清脆悅耳。     睡夢中的動物聽見了滴水聲，美夢更香甜了；     冬眠的動物聽見了滴水聲，也在蠢蠢欲動了。    一月     臭鼬幾乎筆直地穿過田野，     好像在尋找它做夢都想要的東西，     而忘乎所以了。     冰雪消融     每年，仲冬過後，暴風雪就會逐漸停息。彷彿在一夜之間，那滴滴答答的水滴聲，便在大地響起了，那是積雪在悄悄地融化！積雪融化的滴水聲，彷彿是銅鈴，清脆悅耳。睡夢中的動物聽見了滴水聲，美夢更香甜了；冬眠的動物聽見了滴水聲，也在蠢蠢欲動了。縮在深洞裡冬眠的臭鼬，痛痛快快地伸了個懶腰，拖著肥大的大肚子，迫不及待地跑到濕潤的大地上，歡快地到處走動。臭鼬的足跡，應是大自然四季循環的一個標誌，是一年裡可記載的最早發生的事件之一。     臭鼬的踪跡，似乎在說明著它對周圍的一切都滿不在乎，與其他季節相比，它如今的行為簡直就是反常。臭鼬幾乎筆直地穿過田野，好像在尋找它做夢都想要的東西，而忘乎所以了。它在找什麼呢？我小心翼翼地跟在臭鼬後面，想看看它是何心態，到底想做什麼。     每年，從一月到六月，大自然呈幾何級數般奉獻自己的熱情，供人們遊玩和娛樂。而一月呢，我們可以追踪一隻臭鼬，尋找山雀的腳環，觀察鹿吃嫩葉，看看臭鼬挖了哪些巨稻鼠的窩，順便看一看有沒有其他有趣的事情發生。一月的大自然，很純潔，很寧靜。在這種寧靜的環境裡，我們有足夠的時間，既可以看看誰在做什麼，也能靜下心來，思考其中的奧秘。    我的腳步聲驚動了一隻田鼠，只見它嗖的一下，飛快地從我的腳下竄了過去。我在納悶：它怎麼敢在大白天跑出來？它的眼睛裡似乎透著許多苦惱與不安。在不遠處，我看到了田鼠的家，那是積雪下的一堆亂草！雪的融化使田鼠的家破敗不堪，怪不得它那麼苦惱呢！     田鼠天生就是個頭腦清醒的傢伙。在冬天來臨之前，它就知道把茂密的草兒儲存起來，以備後用。它甚至知道雪有利於它們更好地建造地道，從而輕鬆地運輸乾草。對田鼠來說，雪簡直就是它的保護神，使它免於匱乏和恐懼。     這時，一隻形似老鷹的大鳥在草原上空飛旋，它的名字叫作毛腳鵟。只見它一會兒停下來，一會兒又像翠鳥那樣在低空飛繞。突然，毛腳鵟像一顆降落的炸彈一樣，頭部朝下，迅速 ​​地朝地面衝來，一直衝到一片沼澤地上。我沒有看見它再次飛起來，心想，它一定是捕獵到了剛才的那隻田鼠，我似乎聽見了毛腳鵟津津有味地咀嚼聲。哎，可憐的小田鼠，誰叫你不警惕一些，為什麼不等到晚上再出來活動呢！     毛腳鵟不知道草兒為什麼會從大地裡生長出來，但它非常清楚，只要積雪一融化，它就能一眼看到草原上的田鼠。毛腳鵟最最期待的，就是積雪慢慢地消失，只有這樣，它才不會被餓死。     我繼續追踪臭鼬的腳印，一直追到一片樹林裡。林間的積雪堅硬牢固，肯定是被野兔子踩的。因為，在堅硬的積雪上，還殘留著野兔們粉紅色的尿液呢！樹林裡有幾棵剛剛長大的櫟樹苗。這些櫟樹苗太可憐了，因為它們鮮嫩的樹皮，已經被野兔子啃得所剩無幾了。積雪上還散落著很多兔毛，看來雄野兔們為了爭奪漂亮的雌野兔，曾經在這裡進行過一場激烈的戰鬥。走了沒多久，我又看見積雪上有血跡，血跡周圍有貓頭鷹劃下的弧線。看來野兔和田鼠一樣，只顧感受春天的氣息，卻放鬆了警惕，竟忘了周圍隨時都會存在危險！這次好了，貓頭鷹對它發出了警告：腦子裡不能只想著春天來了，還要時刻保持警惕！     臭鼬一直往前跑，留下長長的足跡。很明顯，它並不是餓了，因為它根本沒去吃路上的食物。臭鼬也不迷戀周圍的景色，它完全不理會其他動物們的嬉笑打鬧，只知道拼命往前跑。到底是什麼東西有這麼大的誘惑力，竟然使臭鼬離開溫暖的巢穴，跑這麼遠的路途去找它？臭鼬拖著肥胖的身體，難道是在尋找積雪融化後的浪漫嗎？最後，臭鼬的腳印在一堆浮木中間消失了。從浮木中傳來的清脆的滴水聲，不正是積雪融化的聲音嗎？莫非臭鼬是在尋找這個美妙的聲音嗎？我轉過身去，踏上回家的路，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沙郡年紀: 像山一樣思考，荒野詩人寫給我們的自然之歌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Other Writings

• 作者： 奧爾多‧李奧帕德
• 原文作者：Aldo Leopold
• 譯者：李靜瀅
• 繪者：吳淑惠
• 出版社：果力文化
• 出版日期：2015/03/05

內容簡介

【最偉大的荒野詩人，最優美的自然哲思】

他有著松樹般正直的靈魂
以充滿哲思的文字凝視自然，寫下荒野的靈性之美
啓發我們「像山一樣思考」

土地倫理、生態平等的先驅之作
當代最偉大的「自然保育聖經」！

　　★舉世聞名三大自然寫作者之一，與梭羅、繆爾齊名
　　★美國銷售逾百萬冊，紐約公共圖書館自然類「廿世紀十大好書」
　　★15幅全新生態插畫，工筆細繪；封面局部燙金、精緻立體設計，呈現自然的微物之美

　　█ 在野性之中，蘊藏著世界的救贖
　　李奧帕德，這位集科學家、田野工作者、詩人、哲學家等身分於一身的保育先驅，被譽為「美國生態保育之父」，其生平最重要著作《沙郡年紀》，出版半世紀以來影響深遠。

　　本書第一部「沙郡年紀」是李奧帕德依季節、月份編寫的自然觀察筆記。在位於威斯康辛州的沙郡（Sand County）、一個因過度機械耕作而被破壞遺棄的農場上，作者一家人重新以鏟子、斧頭、雙手尋求自然所賜的美糧而不掠奪多取，每年種植上千棵樹以恢復附近森林的生態完整性；樸實的木屋生活，幫助他形成了對待土地與自然的倫理觀念。

　　李奧帕德追尋在過度物質化的現代社會所失落的靈性生活，寫下鄉居歲月中深邃的心靈體驗與自然生態的微物之美。從多年在森林、荒野對野生動植物的生態考察，他體認到，人類並非萬物的主宰，而只是生態體系的一員，「我以為狼的減少意味著鹿會增多，因此狼的消失便意味著獵人的天堂，但是，在看了〔母狼眼中〕那綠色的火燄熄滅後，我明白狼和山都不會同意這個想法。」他提醒我們必須學會「像山一樣思考」 ──野性（Wilderness），蘊藏著世界的救贖。

　　「自從冰河時期起，每年春天，沼澤便在鶴的喧嚷聲中醒來。構成沼澤的泥炭層，位於一個古老湖泊的凹處；鶴群彷彿正站在屬於牠們自己的歷史中，那浸濕了的幾頁之上。」 ──〈沼澤地的輓歌 〉

　　「松樹的新年始自五月，此時松樹的頂芽變成了『蠟燭』：新發的芽具有蠟樣的光澤，筆直、易碎。但是和松樹一起生活的人知道，這裡的『蠟燭』有更深的含義，因為松樹的頂端燃燒著永不熄滅的火焰，照亮了通向未來的道路。」──〈永不熄滅的火焰〉
　　「在十一月的玉米田裡製造音樂的風是匆忙的。雁群從低垂的雲朵間出現，隨風上下移動，聚集又分開。當雁群在遠方天空變模糊時，我聽到最後的嗚叫，那是夏天的熄燈號。現在，在浮木後面是溫暖的，因為風已隨雁群遠去，而我也願意隨雁群遠去──但願我是那風。」──〈但願我是風〉

　　「物質的魂魄（Numenon），它和現象（Phenomenon）正好成一對比──後者是可計算、可預測的，即使那是最遠一顆星的搖動和轉動。北方森林的魂魄是榛雞，山核桃樹叢的魂魄是冠藍鴉，沼澤地的魂魄是灰噪鴉，而長滿刺柏的山麓丘陵的魂魄則是藍頭松鴉。鳥類學書籍並沒有記錄這些事實。」──〈眾鳥的魂魄〉

　　█ 土地不是商品：喚醒人們「生態平等」「土地倫理」的良知
　　第二部「地景之書」、第三部「鄉野沉思」、第四部「結語」，李奧帕德將自己多年野外工作和林業管理工作的經驗，與哲學、生態學、倫理學的觀點融合在一起，提出了「生態平等」、「土地倫理」的劃時代觀念。

　　「休息一下！掌鋸者喊道。於是我們停下來歇口氣。」李奧帕德帶著我們，用鋸子解讀一棵遭閃電劈斷的老橡樹：「我們的鋸子切入一八九九年，這一年，在北方兩個郡之外的巴布科克附近，最後一隻旅鴿被子彈擊中而隕落。」「鋸子切入一八七○年代，這是威斯康辛州瘋狂種植小麥的十年。到了一八七九年，在某個星期一的早晨，麥長蝽、雞母蟲、銹病，加上土壤沙化，終於讓威斯康辛州的農場主人意識到，他們在種植小麥的競賽中耗盡了土壤的肥力。」「一八七八年，一名來自索克拉皮茲城的獵鹿人極富遠見地評論道：今後獵人的數量將比鹿還多。」

　　李奧帕德以跨越近一世紀的橡木年輪，編入歷史紀事，提醒我們：正是由於人類缺乏「生態平等」的自省意識，導致物種滅絕的輓歌一再於真實世界上演。

　　他接著闡述，在城市化空前發展的時代，土地生病了。某些動植物不明原因消失，儘管人們已努力保護；某些害蟲突然成災，儘管人們已努力控制。人們對這些現象無法作出簡單解釋，因此必須視之為土地有機體生病的癥狀。他繼而提出「土地是社群」（Land is a community）的觀念，亦即土地是由動物、植物、土壤、水和人類共同組成的，人類只是這個社群中的一員，必須與其他成員互賴共生。

　　█ 「世紀之書」：寫給我們與下一世代的自然筆記
　　「至今我們還沒有處理關於人對土地、對動物、以及對生長在土地上的植物的關係這些方面的倫理。土地仍然被當成財產；人與土地的關係依舊是純經濟的，只牽涉到權利，不包含義務。」李奧帕德說。

　　他指出，只有當我們對土地有感覺、了解和接觸，才能產生愛和尊重，也才有可能建立「土地倫理」（Land Ethic）。著述之餘，李奧帕德在美國創立「荒野學會」，推動保護日漸縮小的荒野大地與荒野上的自由生命，日後影響擴及全球。

　　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面對的是更大規模的開發和愈發嚴重的全球生態環境惡化，自然的物種正以駭人聽聞的速度從地球上消失；而台灣山林濫墾、河川開採沙石、溼地沙洲消失、海岸線後退、土壤污染劣化、旱澇頻生等現象，也使人怵目驚心。

　　李奧帕德提出「生態平等」「土地倫理」觀點，不但未曾過時，更是寫給我們與下一代的深沉反思。

名人推薦

　　小   野｜作家‧千里步道發起人
　　吳明益｜作家‧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陳藹玲｜富邦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
　　賴榮孝｜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劉克襄｜作家‧自然生態觀察者

　　《沙郡年紀》由自然觀察漸次進入科學闡述，最後提升到哲學層次，被喻為是「保育界的聖經」、「自然寫作的經典」、「世紀之書」。──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沙郡年紀》以極優美的散文呈現，文字簡潔，含義卻極為深刻，就像所有最好的詩歌一樣，沒有一個字是多餘的，又正如一件精雕細琢的藝術品，在外表上卻看不到一點刻痕。──John Tallmadge•耶魯大學英文系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奧爾多•李奧帕德（Aldo Leopold, 1887-1948）

　　美國著名生態學家、環境保護主義者，野生動物管理研究的始創者，現代環境倫理與荒野保護運動的先驅和社會活動家。終生從事野生動物保護、林業資源管理、荒野保護和相關研究工作，也投入土地荒漠化治理、水土保持、狩獵管理等領域。他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野生動物管理學教授，曾任美國林業工作者協會森林政策委員會主席，並創立了美國荒野協會。

　　李奧帕德一生發表了大量論文，將多年野外工作、林業管理經驗，與哲學、生態學、倫理學的觀點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土地倫理的新觀念。他在自然生態保存和環境倫理學方面的聲譽，至今少有人能與之媲美。

繪者簡介

吳淑惠

　　專職插畫創作者。寫實力強，筆觸細膩，用色大膽亮麗，擅長將抽象、零碎的概念，組織成富有層次、解說力強的構圖。作品刊於《台灣地理百科》系列、《大地地理》雜誌等自然科學相關出版品中。

譯者簡介

李靜瀅

　　現為華南理工大學外國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副教授。翻譯時力求以優美流暢的語言，傳遞原著詩意濃郁的景物描摹以及綿長悠遠的思緒；而對於原著中以論述為主的文章，則更注重於準確闡述作者精煉的思想。譯有多部文學經典及人文著作。

審譯簡介

唐炘炘

　　輔大法文系畢，副修英文。曾任漢聲出版社、遠足文化、環境資訊協會編輯，大地地理、秋雨文化、小天下出版社等特約撰文編採，關注自然生態、社會人文主題。從小對自然有莫名孺慕之情，和鳥蝶草花說的話，比對人類說的還多。大學開始參與自然保育社團，後加入台灣蝴蝶保育學會、荒野保護協會之解說員和推廣講師，並於社區大學開設生態課程，希望為不會說人話的生靈們，吐露一點心聲。

目錄

◆導讀序｜野性蘊藏著世界的救贖   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初版作者序｜奧爾多‧李奧帕德
   增訂版序｜卡羅琳‧克拉格斯頓‧李奧帕德＆盧納‧李奧帕德
◆第一部｜沙郡年紀
一月 一月雪融
二月 優質橡木
三月 大雁歸來
四月 河水高漲•山薺•大果櫟•空中之舞
五月 從阿根廷歸來
六月 釣魚田園詩
七月 龐大的領地•大草原生日
八月 輕輕河畔草
九月 小樹林裡的合唱
十月 暗金色•早起者•紅燈籠
十一月 但願我是風•斧頭在手•堅實的堡壘
十二月 家園的範圍•雪地上的松樹•編號65290
◆第二部｜地景之書
沼澤地的輓歌•沙郡•奧德賽之旅•旅鴿紀念碑•弗蘭波河的獨木舟｜威斯康辛州
樹上的榛雞•踢蹬的紅腿｜伊利諾斯州、愛荷華州
夏日的白山•像山一樣思考•棕熊｜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
眾鳥的魂魄•綠色的潟湖•加維蘭河之歌｜墨西哥奇瓦瓦、索諾拉
偷渡者｜俄勒岡州、猶他州
被遺忘的沼澤｜加拿大曼尼托巴
◆第三部｜鄉野沉思
鄉野
閒暇時間
環河
大自然的歷史
美國文化中的野生動植物
鹿徑
大雁的音樂
◆第四部｜結語
土地倫理
荒野
環境保育美學
附錄I ｜作者生平
附錄II｜本書動植物名稱‧中英對照

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 by Patrick Süskind

June 1, 2016, 7:3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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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ume
Patrick Süskind (1985)


“Odors have a power of persuasion stronger than that of words, appearances, emotions, or will.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an odor cannot be fended off, it enters into us like breath into our lungs, it fills us up, imbues us totally. There is no remedy for it.” 
―from 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 by Patrick Süskind

《半農雜文》1934；《半農雜文二集》(遺集) 1935；兩本《劉半農文選 》《瓦釜集》

June 1, 2016, 10: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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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花女》小說、劇本、歌劇、芭蕾/劉半農譯《茶花女劇本》飲酒歌趙元任作曲/威爾第：
• 「數人」又弱一個：劉半農/ 《劉半農文選》 1977/1986/不可講/刘半农片断_止庵

里  方言。表人稱複數，相當於“們”。劉半農《瓦釜集‧開場的歌》：“你里若要我把山歌來唱，先借個煤頭火來吃筒煙。”

劉半農文選
作者：瘂弦編
出版社：洪範
出版日期：1977年

279頁

這本2011年有出版電子書: 《劉半農文選 》出版社： 百年千書。出版日期： 2011

https://readmoo.com/book/210001254000101

 劉半農在1926年有篇「打雅」，說明「打」是漢文中的「混蛋字」---意義含混，語義模糊的字。他在該文中舉出101條個用「打」字為詞頭的常用語。該文的1932年附語說，他業已收集「打」字詞八千多條，很可惜現在不知那些落在何方.......
本BLOG也有六百多條.....http://chinese-watch.blogspot.tw/2010/12/blog-post_6180.html
打電話/電報/打千里鏡/ 打 樣 (三義)/兩人打得火熱/打水線/打不到底/打算盤(二義)/打算(二義)/打結/打酒(二義)/打秋風(打抽豐，敲人家小竹槓)/打板子(打班子:發瘧 疾 HC:打擺子)/打聽/打擾/打坐/打齋/打早/打趣/打諢/打鬧/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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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復1931.4.1

根據以上理由，余主張廢棄帶有奴性的｢密斯｣稱呼，而以｢姑娘｣｢小姐｣｢女士｣等國語中固有之稱呼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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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代｢女人｣根本不通》 193 1。《結束｢女性｣問題》-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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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復《梅蘭芳歌曲譜序》1929.12.30 (: 李石曾先生(1881-1973) 特組中華戲劇社，以為改良戲劇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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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補充資料請參考：劉半農 (1891 -1934.7.14)與"我們"： 「數人」又弱一個。胡適。...../ 《劉半農文選》 /不可講/刘半农片断_止庵

http://hushihhc.blogspot.tw/2011/12/blog-post_9387.html

Wiki "劉半農"先生列出譯著4本：

• 《法國短篇小說集》(未見)
• 譯著《茶花女》、譯《茶花女》劇本序
• 譯著《乾隆英使覲見記》
• 譯著《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其實，它散落的譯著頗多。《國外民歌譯》(含《國外民歌譯》自序)

根據《半農雜文》1934  (自選的翻譯)和《半農雜文二集》(遺集)  (無翻譯)1935：

根據《半農雜文》1934

歐洲花園 (法，pp.5-13)

拜輪家書 (英 1810.6.27，pp.14-23；1916年翻譯)

馬丹撒喇倍(英 1917，pp.24-36；？年翻譯)

琴魂(英 1917，pp.37-44；1917年翻譯)

詩人的修養 (英 SAMUEL Johnson 的Rasselas 選譯，pp.45-49；1917年翻譯)

應用文之教授

天明   (戲劇，英 P. L. Wilde 的Dawn選譯，pp.62-85；1918年翻譯)

奉答王敬軒先生

闢'靈學叢志'

實利主義與職業教育

'作揖主義'

她字問題

寄瓦釜集稿與周啟明156

國語問題中一個(完整目錄見頂部圖片)

四聲實驗錄序贅171

海外的中國民歌196

徐志摩先生的耳朵209

寄周啟明215

漢語字聲實驗錄提要222

國語運動略史提要231

燉煌掇瑣序目236

讀海上花列傳248

悼'快絕一世の徐樹錚將軍' 270

罵瞎了眼的文學史家273奉

答□□□先生276

重印何典序281

揚鞭集自序284

渾如篇題記286

與顧頡剛先生論靜女篇287

與疑古玄同抬槓290

也算發刊詞294'

呼冤'之馀波297

譯茶花女劇本(完整目錄見頂部圖片)

防扒手！ ！ ！ 302

校點香奩集後記304

神州國光錄306

開學問題308

法國流俗語舉例311

打雅323‘

好好先生’論332

老實說了吧334

為免除誤會起見338‘

老實說了’的結束342

ㄧ

 《半農雜文二集》(遺集) 1935

遷仙別紀15

陰勢及其他19

《國外民歌譯》自序 23

猓猓人的創世記36   (法， Paul Vial)

關於譯詩的一點意見41

光社年鑑首集序49

西遊補作者董若雨傳54

關於外國話及外國字144

光社年鑑二集序152

璧回某校教授聘書簡156

北大河157

北舊166

梅蘭芳歌曲譜序200

宋元以來俗字譜序208

輔仁大學的現代和將來213

輿女院學生談話225

北平大學校長辦公處不幸事件目證錄228

中國文法講話序240

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場佈告242

跳舞與密斯242

質問法使館參贊韓德威先生245

介紹黃種巡察圈248

五年以來252

反日救國的一條正路257

好聰明的北平商人272

朝鮮民間故事校後語276

十二等律的發明者朱戴堉篇序跋282

釋吃285

致北平市長周大文288

釋來去290

與張溥泉303

中國俗曲總目稿序

弟天華遺影后313

'女性'代'女人'根本不通319

結束'女性'問題336

因茶花女之公演而說幾句345

甘苦之言350

再寫幾句353

詞律研究序356

北平俗曲略序363

初期白話詩稿序目365

翻清說跋372

為汪局長脫靴376

應用文及其作法381

劉天華先生紀念冊序384

英語的起源386

奉答楊君遇夫409

三十五年過去了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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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劉半農（1891年5月27日－1934年7月14日），江蘇江陰南沙鎮馬橋村殷家埭（今屬蘇州市張家港市）人，原名劉壽彭，後改名復，初字半儂，後改字半農，號曲庵，筆名有寒星、范奴冬等。現代著名詩人、雜文家和語言學者，中國早期攝影理論家，著作《半農談影》，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攝影美學專著。音樂家劉天華、劉北茂之兄。

生平[編輯]

1920年9月，時在英國倫敦的劉半農寫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著名情詩，推廣了「她」字（中文本無這種用法，劉半農模仿西方語言而推廣），第一次將「她」字入詩。

1925年秋開始任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講授語音學。主要著作有詩集《揚鞭集》、《瓦釜集》（匯集的民歌集）、《半農雜文》、《半農雜文二集》，語言學著作《中國文法通論》、《四聲實驗錄》、《比較請音學概論》等。

江陰劉氏兄弟故居

出版著作[編輯]

• 詩集《瓦釜集》（1926）
• 詩集《揚鞭集》（1926）
• 《半農雜文》
• 《中國文法通論》
• 《四聲實驗錄》
• 《初期白話詩稿》
• 譯著《法國短篇小說集》
• 譯著《茶花女》
• 譯著《乾隆英使覲見記》
• 譯著《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這本沒過目

刘半农文选

作者: 刘半农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1986年
页数: 351页

刘半农(1891.5.27～1934.7.14) 原名刘寿彭，改名刘复；字伴侬、瓣秾、半农，号曲庵。江苏江阴人，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同时，他又是我 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出生于知识分 子家庭，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 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 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1926年出版了诗集《扬鞭集》和《瓦釜集》。1934年在北京病逝。病逝后，鲁迅曾在《青年界》上发表《忆刘半农君》一文表示悼念。

哈佛老師們的故事（1*）：Books of their youth；『記住你是誰：15位哈佛教授教我的人生事

June 2, 2016, 3:3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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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想過，今天的自己，是多少好運的累積?」

生命太脆弱，一個突發事件，可能就對個人的境遇，造成劇烈的變化；每一天的平安，都值得我們感恩。

《記得你是誰》http://bit.ly/1lEcIhz

‧無論你多麼熱愛工作，工作都不會愛你。

‧不需要保有自我，但必須做到表裡如一。

‧當好運降臨在妳身上，別忘了也造福他人。

‧不要因為得過且過，而錯失改造世界的機會！

‧問問自己，員工勤奮工作，是因為擔心考績不好、或怕被你羞辱嗎？

‧晉升執行長之後，再也得不到兩樣東西：粗茶淡飯和肺腑之言。 

本書共分為四部。

第一部為「開拓視野」。一場只能憑著兩隻露出來的腳和羽毛的鳥類標本來作答的動物學期末考，跟你的人生決策有什麼關係？登山遇難獲救的瀕死經驗，如何徹底改變一位大學教授的人生觀？

第二部為「管理自我」。為什麼一句閒聊居然讓一間營業所關門大吉，嚇壞了菜鳥執行長？還沒戴上畢業方帽，為什麼教授就苦口婆心勸告你：若是收到校友會邀請函，千萬別去！

第三部為「領導他人」。一個大學時代熱衷籃球、總在教室最後一排打瞌睡的學生，為何成了哈佛商學院人人聞之色變的嚴格教授？當上主管後，你是否為了控管風險、確保績效，變成以恐嚇威權壓制員工創意的暴君？

第四部為「建立原則」。考高分、進哈佛、拿獎學金，真的就能保證數十年後的成就嗎？當金融崩潰，華爾街金童變身過街老鼠的時刻，管理者該如何省思自己所學所為？

2007.10

大約在2005年12月，我寫篇簡介哈佛老師們的故事（1*）：『記住你是誰：15位哈佛教授震撼心靈的人生故事』。後來，博華說這本書是台灣暢銷書：

記得你是誰─那些哈佛商學院教我的人生事，譚家瑜譯 ，台北：天下，2004

哈佛大學是許多學子夢寐以求的聖殿，哈佛商學院更是才與財的晉身階，每年秋天，精英中的精英擠進哈佛園；每年夏天，戴上方帽的畢業生邁向真實的人生路。除了學問和光環，這段與名師和精英共處的歲月，有什麼收穫？
哈佛商學院有個悠久傳統，教授在最後一堂課講述自己的故事，做為送給學生的結業禮。或許是趣聞軼事，或許是感人故事；或許是某段精采的人生歷練，或許是回顧挑戰、成就與過失；或許是輕鬆自在地侃侃而談，或許是捏著小抄詞不達意。總不脫一貫的主題，身為領導人應當如何創造更美好的優質生活。
聽一個故事，改變你的視野、抉擇與人生。書中15位教授都是管理專家，作育成千上萬名青年學子和企業主管，他們針對各種領導狀況提出正確觀念和具體忠告。無論你初入職場或位居要津，無論你面臨工作壓力或成就競賽，有些更重要、更基本的問題，還是只有你自己才能找到答案。這本啟迪人心的小書共分開拓視野、管理自我、領導他人、建立原則四部，帶給每個人指引、鼓勵和方向，從中思考領導的真諦、成功的價值與人生的真義。

自序－　　　話說從頭
第一部　　開拓視野
人生或事業都是變幻無常，也無法保證能有一定的結果。我們常在資料不足或錯誤的情況下做決定——通常是關鍵而危險的決定。
‧跌倒就站起來
‧放鬆心情享受和歌頌生活　翟庫馬教授
‧鳥類標本
‧避免分心，保持自信，全神貫注完成手邊工作雷波特教授
‧表裡如一
‧區分公私生活邰德洛教授
‧黑白觀念
‧回顧過去，了解自己的想法來自何處麥可羅教授
第二部　　管理自我
我們的社會，普遍無法接納、忍受缺點及軟弱，因此這些特質往往會被隱藏起來。我們傾向用二分法看事情：不成功就是失敗。
‧兩樣損失
‧放下身段，親近員工寇夫曼教授
‧校友聚會
‧改變對冒險的想法貝爾教授
‧世間沒有完人
‧用新的眼光看自己孔安教授
‧明星與我
‧鏗鏘有力的聲音引導聽眾侃特教授
第三部　　領導他人
若想成為善用員工才華的領導人，務必揚棄控制手段，犧牲部分個人權力，莫把恐嚇當做管理工具。容許別人實踐他們的想法。
‧莎拉的故事
‧員工不只是個數字波恩教授
‧活在當下
‧賦予他人高度期望傅蕾教授
‧激發員工活力
‧犧牲部分個人權力巴特勒教授
‧拉希摩山之旅
‧幫助他人對自己產生正面看法狄隆教授
第四部　　建立原則
我是一名管理者，承接社會託付的重要資源—為人民創造龐大價值的私人企業。我發誓將不負所託，我的責任是帶領管理健全的私人企業促進公眾利益。
‧人生好比賽車
‧保持堅強、好運、無私和公平賴林教授

哈佛老師們的故事（1）：『記住你是誰：15位哈佛教授震撼心靈的人生故事』

由於哈佛大學是世界知名學府，書市有些以該校之教授們的訪談錄，內容多尚可。這類書，我將採取「先進後出」的方式來談，即，先談新作。

這類文，多半不討論內容細節，而指出可能的翻譯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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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美)黛西·韋德曼『記住你是誰：15位哈佛教授震撼心靈的人生故事』北京：商務，2005
Remember Who You Are: Life Stories That Inspire the Heart and Mind

by Daisy Wademan , Harvard Business Press, 2004

（我有中文本；英文文本則是利用 google print/google books的資料。）

記得你是誰─那些哈佛商學院教我的人生事，譚家瑜譯台北：天下，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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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記住你是誰：15位哈佛教授震撼心靈的人生故事』書中，可以知道，北京商務有一系列「哈佛經營叢書」之發行計畫。這本，可能是首批之一。

不過，我們或許可以從這本來見微知著，即，可以知道北京商務的編與譯都有瑕疵。譬如說，原文中斜體字都沒標出，沒索引，內文中有些字都改成大寫等等。

翻譯上主要的問題有：譬如說，

目錄/章名的翻譯很簡化（詳下），常把些較為微妙的字略去（底下以*表示）。

【目　錄】

致謝

前言

第一部分　認識自我

　１　跌倒後再爬起——放鬆心情，享受並慶祝生命

　２*　鳥標本——排除干擾，全力以赴完成工作

　３*　你就是你——區別生活和工作中的你

　４　黑白分明——思想來源於對歷史的反思

第二部分　管理自我

　５*　美食背後的真相——接近並瞭解員工

　６*　重聚——重新認識風險

　７*　世間沒有完人——用全新的眼看待自己

　８　凱薩琳·赫本與我——發現領導之聲

第三部分　領導他人

　９　薩拉的故事——人不只是一個數字

　１０*　珍惜每一刻

　１１　激發員工的潛能——犧牲部分個人權力

　１２　拉什莫爾山之間——發現影響他人的機會，積極影響他人

第四部分　建立價值觀

　１３　賽跑——堅強、幸運、無私和公正

　１４　誓言——管理者的行為準則

　１５　記住你是誰——擁有夢想、保持希望、相信自己

作者簡介

-----

我可以說些本書所未記載的最新故事，譬如說，

『第一箴言來自于我的母親……每天早上我離家前，她都會低下頭注視我的眼睛，對我說：“你今天出門是要做一個領導者，堅持你的是非觀觀，不要讓別人牽著鼻子走。記住你是誰！”——哈佛商學院院長　　金·克拉克』

　　　　　　　　　　　　　　　　

這位「金·克拉克院長」，已辭去哈佛商學院職務「之尊」，而去就一家小的摩門教大學之校長，因為這是他自認為的生命之使命。　

看些翻譯：

「本書不同於我所見過的任何其他的商業書籍，它是有關１５位最偉大的商業精英的故事，’方寸之間充滿了不可抗拒的誘惑力。」　　——財捷軟體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　斯科特·庫克

它原文為：

Not like any business book I’ve seen. These are the greatest life lessons from fifteen of the greatest minds in business. Each one an irresistible personal story in a bite-sized read.

　　　　

「方寸」除了指一寸見方之外，還指「心或心情」，所以用它翻譯 bite-sized（篇幅小，像一口就可以吞食之…..）並不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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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昨天已指出下述 slash and burn是比喻用法【參考：「陸谷孫《英文大詞典》的進一步（1）cold call 和 slash and burn」】

現在看它在本書之應用：

The stereotype of the slash-and-burn manager was born, and figures such as “Chainsaw”
Al Dunlap became sudden celebrities. Business leaders became widely ...（Page 169）

我們從這段之翻譯和處理，可以知道本書的問題：

有的美國企業典故刪掉，或許是翻譯者不懂。譬如說，上文的and figures such as “Chainsaw” Al Dunlap became sudden celebrities. Business leaders became widely ...都未翻譯出來。想了解這，可以參考拙譯之『戴明領導手冊』之索引。

-----

錯字：

And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wondering, I still look like a young Katharine

Hepburn—or maybe these days, more like Jodie Foster. ...（Page 108）其中Jodie印成 Judie

將小寫green walls 改成 Green Walls --事實上譯者忘掉這（p.67）是指前文（p.64）。這類似的故事，可以參考拙譯之『戴明修煉 II』之譯者註。

“When you came back two hours later,” she answered, “you'd have green walls, and the painters would just be gathering up the drop cloths. ... （Page 64）

And when all of that happens, your organization is going to have bigger problems than green walls. In retrospect, I was lucky to go through the Kansas City ...（Page 67）


****http://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6/05/books-of-their-youth/?utm_

Books of their youth

Scholars explain staying power of certain literary encounters

By Clea Simon, Harvard Correspo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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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s a lifelong process. Therefore, it makes sense that our appreciation — and understanding — of the books in our lives changes and grows over time. The Gazette asked a handful of Harvard faculty to talk about a book from their student days that has since gained in resonance or meaning.

Cheryl Chen, senior lecturer on philosophy

“My grandparents left China for the U.S. during WWII. Their three children, including my father, were born here. My grandparents spoke mostly English to my father and his two sisters. As a result, I grew up knowing very little Chinese. And so, to the delight of my grandparents, I enrolled in an introductory Mandarin course my freshman year of college. As a supplement to a textbook I have since lost, I was told to buy the Concise English-Chine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by A.P. Cowie and A. Evison (1986 edition). It was about the length and width of a smart phone, but heavier and much thicker. It felt good in my hand. The imperial red cover was a waxy canvas material and the pages — all 1,100 of them — were thin like that paper people used to use for international mail. The print was ridiculously small.

‘I would have rather lost my passport than my little red dictionary.’
— Cheryl Chen

“During a semester in China my junior year, I carried this dictionary with me everywhere I went. It’s been to a remote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y in western China. It spent the night in a yurt in Inner Mongolia. It saw the famous Karst formations near Guilin. It travelled by boat through the Three Gorges on the Yangtze River. It sat with me on the big toe of a giant Buddha statue in Sichuan Provence. It spent hours and hours on slow crowded trains. I would have rather lost my passport than my little red dictionary.

“Now the dictionary sits unopened on my shelf. The cover is faded and frayed. There are black ink stains on the corner. My grandmother turned 97 a few weeks ago. When I visit, I usually bring her some soup. After she’s done eating, I shout in her ear one of the few phrases I remember — ‘Ni chi bao le ma?’ (Are you full?) — and this makes her smile.”

William C. Clark, Harvey Brook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Public Policy and Human Development, Harvard Kennedy School

“Stewart Udall’s ‘1976: Agenda for Tomorrow’ grabbed and shook me when I first read it as an undergraduate. It has served me since as it did then, a reminder in times when I am inclined to despair over humankind’s seemingly unending abuse of people and environment that there is another option. One can just pull up one’s socks and get on with the work of trying to make things a little better.

“I met Udall’s book as a sophomore at Yale in the year of its publication: my generation’s annus horribilis of 1968. Our cities were burning, our leaders were being murdered, our population was exploding, and our traumatized universities could think of little to do but close their doors.

“Udall reached beyond … to sketch a broader and longer-term vision of a truly humane world worth striving for. More unusually and, at least for me, importantly, he set forth a pragmatic agenda for achieving that vision. This called (among other things) for individual citizens to do their best at coupl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with political agitation in a synoptic approach to the interconnec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onfronting us. When Udall showed up at Yale the next year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stry, I used my familiarity with the book to wrangle my way into his graduate seminar. His combination of idealism, pragmatism, and simple humanity made this remarkable public servant — and his ‘Agenda for Tomorrow’ — the closest thing I know to the lodestar for my subsequent career.”

Brian D. Farrell, professor of biology, curator of entomology in the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and director, David Rockefeller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Ernst Mayr’s ‘Populations, Species, and Evolution’; George C. Williams’ ‘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 essays by Stephen Jay Gould.

‘I have slowly realized that everything in biology, and in life, is interconnected.’
— Brian D. Farrell

“When I first read Mayr and Williams, and Stephen Jay Gould, I could not quite picture how macroevolution and microevolutionary change were relatable, beyond the mere statements that one leads to the other. … I have slowly realized that everything in biology, and in life, is interconnected, and therefore have developed the perspective that no one is fully trained if they cannot specify the contributions of every other disciplin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subject of study. Disciplinary chauvinisms, like other forms of bias, reveal ignorance more than knowledge. I think my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of this interconnection of arts and sciences has deepened as well as broadened since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nd I think our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 has grown in sophistication as well, as the boundaries blur between the disciplines, enabled by new ideas and new technical approaches.”

Annette Gordon-Reed, Charles Warren Professor of American Legal History, Harvard Law School; professor of histor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arol K. Pforzheimer Professor, 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John A. Williams’ novel ‘The Man Who Cried I Am’ was very important to me when I was at Dartmouth. I loved how Williams presented black characters in a naturalistic way. They sounded like people I knew. They had aspirations that were familiar, which is not always the case with depictions of African-Americans, which are, too often, one- or two-dimensional. It was also a very deftroman á clef. Richard Wright appears, as does James Baldwin — a not very flattering portrayal of my idol, actually. Williams writes with a kind of freedom in this book that was startling to me, very exciting. I looked at it a few years back, and noticed a few problematic gender issues that I missed. I think were I to read it in total again, I might have a slightly different view of it. But it was perfect for me at the time.”

Orlando Patterson, John Cowles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 I first came across that book in the year betwee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I pulled it from the library shelf thinking it was going to be a book on mythology and discovered, of course, that it is a philosophical treatise, which I immediately felt a strong affinity to. Of course I didn’t understand most of it when I first read it. I took it with me to college and basically read it over and over again right through college until I felt I understood i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absorption. It greatly influenced me.

“My very first book was a novel, called ‘The Children of Sisyphus,’ and it was about the poverty and utter despair of the people who live in the shantytowns of Kingston. I had decided that what I was learning, what I was experiencing, was best expressed in terms of a novel. All through that time, what strikes you most living in or visiting this extreme poverty is the whole question of what makes life meaningful for these people, which in a way is the central question that motivated Camus. The shades of not just despair but the kinds of existential angst that he is going through. What makes life meaningful? How can one survive? People living on the dung heap, who live off the trash and the refuse of the rest of the city, where do they find meaning?

“That theme of meaning and meaningless resonated with me, and it carried through to higher levels as I moved from Jamaica to Britain and also to other works by Camus. In many ways, his ideas remained with me not in the sense that I return to him any more, but in the sense that he formed the initial foundation of my thinking. I think I moved on, but he was the right philosopher and the right novelist for me at the time.”

Homer：The Iliad 《伊里亞德》（The Iliad）與《奧德賽》（The Odyssey）

June 2, 2016, 7:3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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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s the generation of leaves, so is that of humanity.
The wind scatters the leaves on the ground, but the live timber
Burgeons with leaves again in the season of spring returning.
So one generation of men will grow while another dies."
--from THE ILIAD by Homer

In every century since the renaissance, English speakers have felt compelled to possess a translation written especially for their own time of this great epic poem, the earliest and most central literary text of Western culture. That need has been thoroughly met in our century by the distinguished poet and classicist Robert Fitzgerald, whose version of The Iliad does justice in every way to the fluent vigor and gravity of the Homeric original.

The British Library

Ulysses' return to Ithaca: his dog, Argos, recognizes him. From 17th century tapestry based on cartoon by Simon Vouet, manufacture of Amiens, from the series Stories of Ulysses.

©De Agostini/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British Museum

'Let me not then die ingloriously and without a struggle, but let me first do some great thing that shall be told among men hereafter.’

The whole of Homer's ‪#‎Iliad‬ is being performed in the Great Court today in association with Almeida Theatre. Watch a live stream of it here! http://ow.ly/QTq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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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巴利科Alessandro Baricco將發表在新聞報的文章，編輯成兩本書出版（1995年的《Barnum 》和1998年的《Barnum 2 》）。2004年他依據瑪利亞·格拉齊亞·雀尼（Maria Grazia Ciani）翻譯的荷馬史詩《伊利亞德》，將其改編為劇場朗讀作品《荷馬，伊利亞德》。2005年11月小說「這個故事」問世。


史詩《奧德賽》是一整個文化的共同作品？

Posted date: 一月 07, 2015 In: 地理新聞, 首頁展示 | comment : 0

作家說，《伊里亞德》與《奧德賽》是一整個文化共同創作的，而非出自「荷馬」一人之手。

「把荷馬視為一個人物是錯的，」《Why Homer Matters》一書作者表示。

這尊胸像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750年左右，據說是希臘詩人荷馬（Homer）的肖像。他是《伊里亞德》與《奧德賽》的作者——這兩部史詩原是吟遊詩人口耳相傳已久的作品，後來才以文字寫下。攝影：HULTON ARCHIVE/GETTY

《伊里亞德》（The Iliad）與《奧德賽》（The Odyssey）是西方文明的兩部關鍵作品。但對於其作者、創作年代與創作方式，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歷史學者與得獎作家 Adam Nicolson 在《Why Homer Matters》一書中提出，我們應該把荷馬視為一個「傳統」而非一個「人」，且這兩部作品的年代比一般認為的還要早上千年。

你的書一開始就是一場海上風暴。

大概十年前，我跟一個朋友一起出海。我們想來趟大冒險，因此決定沿著英倫群島的西海岸往北航行，沿途造訪各個偏遠島嶼。我帶了一本 Robert Fagles 翻譯的《奧德賽》，那時我已經有大概 25 年沒認真讀過荷馬了。

我們遇上一堆慘事。我們的裝備壞了，而且從康瓦耳過來的那趟航程很遠。後來，當我們繫泊在愛爾蘭西南部的一座碼頭邊時，我躺在臥舖上，打開了這本書，結果發現自己讀的似乎是事實——彷彿有人以奧迪西斯的身分告訴我人活在世上是怎麼回事。

奧迪西斯就是我們人生的隱喻：跟大風大浪對抗、邂逅讓人難以抗拒的仙女、發現自己陷入無法抉擇的困境。我忽然覺得，這本書正以我從前怎麼也想不到的方式對我說話。

這幅公元3世紀的馬賽克描繪尤里西斯（Ulysses，又名奧迪西斯）被綁在船的桅杆上傾聽女海妖的歌聲然後存活下來的畫面。攝影：KPZFOTO, ALAMY

共有七個地點被指為荷馬的出生地。也有人說他是瞎子。19世紀的諷刺家 Samuel Butler 還寫過一整本書，企圖證明他其實是個「她」。我們究竟知不知道任何關於荷馬的事實？

我認為把荷馬想成一個「人」是錯的。荷馬是個「它」。是一個傳統。是一整個文化，愈來愈細膩、愈來愈懂得如何訴說它所重視的故事。荷馬的本質是共通的。

今日的我們有作者情結——我們老是想知道某人的生平故事。但荷馬沒有生平。《伊里亞德》和《奧德賽》就像維京人的長船，沒有人知道是誰造的，它們跟任何名字都沒有關連，也沒有文字形式的設計或草圖。它們只是在悠久而謹慎的傳統下演化出來的美麗產物。

甚至也有人懷疑它們的創作年代。一般認為是在公元前800年左右。你認為這個傳統比那還要早得多。請說明一下。

我認為這兩部史詩大約公元前2000年就已經開始流傳了——比大多數人認定的荷馬在世年代還早了1000到1200年。我這麼說有兩個理由。第一：在荷馬的故事裡，尤其是《伊里亞德》，有很多重要元素都是整個印歐世界共通的，從印度北部一路到希臘、德國和冰島的故事裡都找得到。荷馬的作品裡有一些深層的元素跟希臘或愛琴海根本沒關係。

第二：《伊里亞德》裡的情況很明顯不是兩個高度文明的國家在打仗。《伊里亞德》裡的文明國家只有特洛伊。那是個架構嚴明、組織完善的城市，女性也活得很有尊嚴。

出了特洛伊城，就是這票野蠻人——希臘人。希臘人是荷馬眼中的野蠻人。希臘人營地裡的氣氛就像現代工業化城市裡那些黑幫橫行的區域。秩序、法律、關愛都不算什麼。唯一有意義的就是復仇與自我。

而到了公元前1800到1700年之後，還把希臘人描繪成這個樣子就沒道理了。因為在那之後，希臘人就已經抵達地中海，並且開始創造出一個文明社會。在那之前，他們基本上是一些部族，來自黑海與裏海之間的乾草原——四處遊徙、男性至上、逞凶鬥狠。

這就是荷馬故事的本質：一座美麗的城市，試圖抵抗外頭那些愈來愈無法無天、愈來愈暴力的戰士。《伊里亞德》就是在寫這個。

研究荷馬的知名學者 Bernard Knox 說，人類的狀態 3000 年來都沒有改變。我們依然是暴力的愛好者與受害者，而只要這點沒變，荷馬就會被當成人性最真實的詮釋來閱讀。我們有可能喜歡荷馬但不喜歡暴力嗎？

我認為說到最後，荷馬其實也不喜歡暴力。荷馬以戲劇化的方式把暴力當作人性的一個面向來描繪，但他並不歌頌暴力。如果認為荷馬是在描寫暴力的戰士生活有多美麗，那誤會就大了。

關鍵出現在《伊里亞德》的尾聲。你已經讀過那些可怕的場景：偉大的希臘戰士阿基里斯（Achilles）殺了特洛伊王子赫克特（Hector），把他的遺體綁在馬車後面拖行，而赫克特的家人就站在城牆上看著這一幕。那可不是什麼優雅的出殯儀式。那是混亂凶殘的一刻，我們讀到時只會滿心驚駭。愛爾蘭大詩人Michael Longley 將《伊里亞德》形容為「一片悲傷的海洋」。我認為一點也沒錯。

你說荷馬能讓我們看清自己是誰。但女性就沒啥好說的了，對吧？你太太喜歡荷馬嗎？

[哈哈]。她受不了荷馬！至於我呢，要我花幾年時間寫一本關於荷馬的書也不容易，因為它基本上會讓你跟女性世界脫節。荷馬的作品裡是有一些很棒的女人，例如奧迪西斯的皇后潘妮洛普（Penelope），奧迪西斯不在的那20年間，國家都靠她治理。荷馬非常欣賞那樣的女性。

另一方面，在希臘軍營裡，馬車賽結束後就是頒獎時間。獎品不是一個女奴就是幾頭牛。所以不必懷疑，在荷馬的世界裡，女性整體而言是沒什麼權力的。

在羅浮宮的〈荷馬禮讚〉（1827年）中，這位吟遊詩人被神格化。他腳邊的人物分別代表《伊里亞德》（紅衣）與《奧德賽》（綠衣）。周圍向他致敬的是西洋藝術與文學界的一些偉大人物，包括希臘詩人平達（Pindar，身穿白衣、手拿里拉琴）與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拿著手稿）。攝影：ART MEDIA, PRINT COLLECTOR/GETTY

撰寫這本書如何改變了你的人生？

就某種角度而言，它讓我長大了。荷馬檢視了人生最糟糕的層面，尤其是《伊里亞德》，這會讓人嚴肅起來。而且他不提供任何撫慰。戰士大部分都死得悽慘，而他們死後也沒有天堂。他們全都下了冥府。

但荷馬想表達的重點是：在這充滿困境與磨難的世界，真正美麗的東西是愛——儘管暴力很真實，人們還是有愛人的可能。

撰文：Simon Worrall, National Geographic

編譯：魏靖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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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r的二史詩，我有一些版本。發現此blog還沒它們的網頁，所以慢慢建立。

今天買本OUP 的World Classics 版 The Iliad  ，是1974年Robert Fitzgerald 英譯，導言是G. S. Kirk, 1984

• Homer. 1984. The Iliad. Translated by Fitzgerald, Robe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這本最讓我訝異的是沒注解。有Glossary of index of names 以及Map of real places.

目次
Introduction                                                                            
Select bibliography
Note on references, spellings,and pronunciation
****
http://en.wikipedia.org/wiki/Iliad

Contents

• 1 Synopsis
• 2 The major characters
  • 2.1 Achaeans
    • 2.1.1 Achilles and Patroclus
  • 2.2 Trojans
  • 2.3 Gods
• 3 Themes
  • 3.1 Nostos
  • 3.2 Kleos
  • 3.3 Timê
  • 3.4 Wrath
  • 3.5 Fate
• 4 Date and textual history
  • 4.1 The Iliad as oral tradition
• 5 Warfare in the Iliad
  • 5.1 Depiction of infantry combat
  • 5.2 Influence on classical Greek warfare
• 6 Influence on the arts and literature
  • 6.1 20th century
  • 6.2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 7 English translations
• 8 Manuscripts
• 9 See also
• 10 Notes
• 11 References
• 12 Further reading
• 13 External links

伊利亞德的書皮（1572年・Rihel公司）

• 陳中梅譯。《伊利亞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日本語訳書（原典全訳）[編集]

• 『イーリアス』 土井晩翠訳（冨山房　新版1995年）、戦前に訳された。
• 『イーリアス』 呉茂一訳（旧版 岩波文庫全3巻）、第10回読売文学賞受賞
  • 新版 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上下）、2003年、解説沓掛良彦
• 『イリアス』 松平千秋訳（岩波文庫 全2巻、1992年）、2004年に同ワイド版

呉訳は七五調を基本とした擬古文で、原文の語法などを生かすことを主眼においている。三巻の翻訳のうち、上巻には、それまでの古典学の解釈の慣例を破り、あえて直訳した箇所などもあり、その苦闘が伺われる。土井訳は終始一貫して日本語の韻文調に訳しており、『イーリアス』の叙事詩としての美しさを伝えようと腐心している。松平訳はこれに対し、現代人にとっての読みやすさを念頭に、原文が韻文であることを敢えて無視し、散文に置き換えている。詳しくは平凡社版の沓掛解説を参照。他に以下がある。

• 呉茂一訳 『世界古典文学全集 1 ホメーロス』 筑摩書房、初版1964年、復刊2005年ほか、各訳文は散文体
  • 『筑摩世界文学大系 2 ホメーロス』　筑摩書房、初版1971年、各後者は高津春繁訳「オデュッセイア」
• 高津春繁訳 『イーリアス 愛蔵版』 筑摩書房、1969年
• 小野塚友吉訳 『完訳イリアス』 風濤社、2004年

The Iliad of Homer,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lank Verse by William Cowper, edition c.1860. Online at Project Gutenberg.

Iliad, online version of the work by Homer (English). Pope translation.

• Chapman's Homer: The Iliad. Homer; A. Nicoll, ed. George Chapman, trans.
• Chapman's Homer: The Odyssey. Homer; A. Nicoll, ed. George Chapman, trans.

Wenceslas Hollar’s engraved title page of a 1660 edition of the Iliad, translated by John Ogilby.

The Iliad

By Homer

Written 800 B.C.E

Translated by Samuel Bu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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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Bourdieu 《藝術的法則 》：《情感教育》Evacuations in Towns and Villages South of Paris等等和林南的一些書

June 2, 2016, 6: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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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林南先生講『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我偶爾會在台大有些巧遇，就將其一小部分記下）

林南（NanLin）是我久聞其名的東海先輩，我猜它1930年代出就畢業了。

他出版過社會學方法論的書。

【作者簡介：林南是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社會學系教授，以及亞太研究中心的負責人．他是 The Struggle for Tinanmen (1992);SocialSuppo「Th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與Afren Dean與 Walter Ensel合著，1986):Foundation of Social Research(1976):以及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1973)等的作者，地也是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1982)的共同編輯(與Peter Marsden)。他的作品散見於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與Social Force\'以及其他刊物．林南教授是美國社會學會(1999-2000) ，以及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許多大學，包括台灣大學與中國的人民大學等等的榮譽或諮詢教授。】

2007/4/12 在台大，他講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這講題與他合著的書相同N Lin, KS Cook, RS Burt - 2001 - Aldine de Gruyter）。

相關之著作兩岸都有翻譯：

林南/著的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2001）

：『社會資本』林祐聖、葉欣怡譯，台北：弘智出版社，2005

在網路上可以輕易找到論文：[美]林南著/「社會網路與地位獲得」俞弘強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年第2期

我第一位提問：正如他明年在OUP要出版的 Handbook of Social Capital—世界各國的同志採用 定名法（name generators）來談社會資本。 這種「學派」(school)搞學問之方式，本身這種社會資本，就是學界早已有之的。

（ 定名法是一種通用的測量"接觸的社會資本"方法，它已經在有關網路的文獻資料中得到廣泛應用。這種方法的一般技巧就是向個體自我提出一個或多個問題，詢問其與熟人的一些情況：角色關係（如鄰里關係、工作關係），交往內容（如工作事務、家務雜事）或者親密程度（如相互信任、非常親密等）。 ）

他回答這主要是過去受到兩大師關於 社會資本理論（Bourdieu ，1986；Coleman，1988）的影響（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過他們的作品其實很少，以後這主題成為各行各業都樂於談論的，演變到莫宗一是。

（「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結構中的特徵，但學者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的人認為是社區規範（ Coleman ，1990），有的人認為是群體團結（Hechter 1983；Portes &Senssenbrenner ，1993），還有的人認為是對自願性組織和公民組織的參與（Putnam，1995）。雖然存在上述分歧，但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即社會資本主要是指社會網路中接觸到的資源（Lin ，1995；Flap，1996；Tardos ，1996；Burt，1997；Portes，1998）。此外，社會資本理論同樣也關注資源的工具性使用（對資本進行投資或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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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Bourdieu在實踐理性中 引別人說法 杜尚之尿桶展示是最社會學的

布爾迪厄（1930-2002），法國當代最著名的文化社會學家。人類學出身，鑽研社會學有成，卻自許為哲學家。晚年投身社會運動，被譽為「表態的知識份子」、「繼沙特之後，法國左翼行動派知識份子第一人」、「繼承起自左拉延至沙特等知識份子投身扮演公共角色的傳統」。事實上，自沙特棄世（1980）、傅科病死（1984）後，他即被國際學術界視為法國碩果僅存的思想大師。巧的是，布爾迪厄正是在九○年代打響他在法國家戶人曉的知名度。不過，德國《柏林報》在他病逝時指出：「沙特是透過文藝影響，去誘發一群政治公眾。布爾迪厄則帶頭去打破陳舊知識體系，並透過反思去改造社會」。而他自己也公開表白，他一生的研究主要在彰顯社會科學的「自反性」，自己只不過是個「證據的勞動者」。
布爾迪厄的社會活動主要透過學術鑽研與社會關注，集中探討弱勢族群的處境。最著名的成果即那本1400頁的田野調查《貧窮的世界》。早年他就與一群少壯派知識青年如德希達、德勒茲等加入著名的子夜出版社。1975年發行《社會科學研究集刊》，這份刊物奠定了他在法國社會學研究的主導地位。1989年又主編一本國際圖書雜誌《書卷》（Liber）。1996年起自立門戶，開辦一家出版社「以行動為由」，專出社會科學宣傳小冊。譬如：《論電視》，以及批判新自由主義的《防火牆》等系列，更名噪一時。
《以火攻火》（意為主動另起新火，令森林大火轉向，達到控制火勢的滅火方法）為延續前一本論述，更具體提出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的方法：即建立一個跨歐洲的社會運動、堅決捍衛既有社會權益，及呼籲知識份子積極介入社會並組成一個新的「國際主義運動」。布爾迪厄在這本關鍵作品中不僅強烈批判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主張的危害，尤其強行置入行銷「全球化」這個兼具描述性及規範性的字眼，來取代「現代化」這個某種天真的種族中心演化模式。它更撻伐歐洲某些左派社會黨政府為虎作倀，毫不思索地便呼應美國政府的這種「新帝國主義」的主張。其結果只會加劇自身社會的離析，令弱勢團體永無寧日，引爆社會緊張情勢，進而破壞各國經濟，乃至文化，使人類文明蒙難…。
布爾迪厄的這本《以火攻火》是當今少見清析又震撼的論述。就其動機而言，他絕對稱得上是一位「表態的人道主義者」，而就其論事而言，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反全球化舵手」！（文/吳錫德，麥田提供）

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eu)
1930年生於法國庇里牛斯山－大西洋省裡的東泔市，先後在波城中學、巴黎大學文科和高等師範學院受教育、取得哲學教師資格的學銜。1955年被任命為磨坊中學教授，1958到1960年任教於阿爾及爾大學文學院，1961年到1964年在里耳任職，自1964年起任教於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1981年正式任職於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社會學教授。同時是高等社會科學院、歐洲社會學中心的指導教授，並主編1975年創刊的《社會科學研究學報》。著有《再生產》、《區異》、《世界的悲慘》、《實踐理論的概論》、《繼承者》等書。



Pierre Bourdieu 《藝術的法則》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2001；2011修正版

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http://www.answers.com/p%20Bourdieu

French habitus habitus.

German Habitus exterior, habitus.

Hungarian habitus habit.

Italian habitus habitus.

Latin habitus disposed, in a certain condition.

French champ field, range. "場"

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97 布爾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158頁、163頁；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

布迪厄已經有《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自由交流》、《關於電視》、《實踐與
反思》、《藝術的法則》五部著作被譯成中文，據稱，今年商務印書館將有包括《區隔》的
四部布迪厄的譯著問世，這顯然是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不過，需要警惕的是，布迪厄論述的.....

他不僅在許多著作中屢屢提及文學藝術，而且還專門寫了幾部專著如《區隔：趣味判斷的
社會批判》、《藝術之戀：歐洲藝術博物館及其觀眾》、《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發生和
結構》、《文化生產場：論藝術和文學》等等。要紹介布迪厄的文學理論，我們可能會有一...

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

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

• 作者： 皮耶‧布赫迪厄  新功能介紹
• 原文作者：Pierre Bourdieu
• 譯者：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
• 出版社：典藏藝術家庭  新功能介紹
• 出版日期：2016/02

　透過科學分析，對於作品的感性之愛，就能實現在某種對事物的理智之愛。——布赫迪厄

　　皮耶‧布赫迪厄（Pierre-Félix Bourdieu, 1930-2002）是法國當代重要的思想家，也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

　　本書是布赫迪厄以19世紀下半葉的法國文學場域為起點，所展開的一場對於文學與藝術場域的深刻分析。書中，他企圖在場域系統中把社會結構與複雜的情感心理連結起來，並以福樓拜的《情感教育》作為一個寫實主義文本裡的社會生活寫照摹本，深入發揮他的場域理論。

　　全書共分為〈前言〉、〈序曲〉和三個部分。作者分別在〈前言〉指出當代學術研究問題所在，並提出解決之道；〈序曲〉主要針對《情感教育》的分析；〈第一部〉，以法國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文學與藝術現象，討論了文化生產場域中的自主性問題；〈第二部〉，為藝術作品的系統科學分析設立了基本原理；〈第三部〉，則是對純美學的分析。

　　布赫迪厄首先提出一個對於文學與藝術作品的質疑，亦即「為什麼那麼多人宣稱藝術作品的體驗是不可言喻？為什麼人們會表現出抗拒文學與藝術作品的科學分析？」對此，他認為社會學家對於文學與藝術作品的科學分析，並不會破壞閱讀或觀賞文學與藝術時的愉悅感受；此種科學分析看似消解了創作者先驗的特殊性，但這全是因為要重建那個圍繞著作者、將作者「像個點一樣地包含進來」的社會權力場域空間，並且在重建工作的最後，再找回這份特殊性。

　　而福樓拜與其小說《情感教育》即是布赫迪厄實踐此種科學分析的楔子。透過對於《情感教育》當中各個角色的討論，布赫迪厄指出，小說此種文學類型——如同《情感教育》所顯示出的那樣——之所以如此迷人而深具魅力，就在於其呈現了一個「真相」，亦即作者在小說當中所架構出的某種社會世界結構，也即是某種權力場域，在其中，每個角色及其之間，都象徵了在場域當中受到秉性（disposition）與各種慣習（habitus）影響的各個位置（position）、及所佔位者之間的關係。布赫迪厄繼而論證了，無論文學或藝術，所有社會場域的運作，其根源皆是一種「幻象」、一種對於場域內「遊戲」的潛心投入，亦即一種集體生產與複製的集體信仰價值，藉此交織建構出社會世界的意義，同時，也是各個位置之間的認證權力的壟斷與鬥爭。

　　由此，我們才能夠真正理解在那些由文學作家所打造的幻覺形式（小說），又或者是藝術家所拋出的關於藝術作品的體驗當中，究竟是什麼樣特定的構成條件，使得這些作品得以成立，並受到讀者與觀眾的認可。

　　本書可謂讓藝術從純粹藝術、美學的探討角度，轉而去分析作家、作品、團體和社會場域之間的關係。

本書特色

　　1.百年來不可不讀的當代社會思潮經典。
　　2.布赫迪厄討論文化生產最重要的作品。
　　3.內容廣博精深，可說是布赫迪厄藝術社會學理論集大成之作。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皮耶‧布赫迪厄（1930-2002）

　　法國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曾任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同時也是許多知名著作與社會學期刊的作者與主要策劃者，例如其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即被國際社會學協會評選為20世紀社會學最重要的十部社會學經典之一、他也曾擔任過午夜出版社（Editions de Minuit）「常識」（Le Sens commun）系列的主編、《社會科學的研究行動》（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作者與總編輯等等。

　　布赫迪厄的理論基礎建立於維根斯坦、梅洛-龐蒂、胡塞爾、康居朗、馬克思、巴舍拉、韋伯、涂爾幹、潘諾夫斯基、牟斯、帕斯卡等哲學家與理論家脈絡之上，論述強調「實踐」與「體現」在社會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會生活中位居宰制與象徵地位之「系統」與「社會秩序」的重要性，由此開創出其著名的「場域」理論。另外，他也反對著沙特所認為的知識分子「先知」或「全能知識分子」之概念，並在晚期轉而發展出「公共知識分子」的意識型態，讓社會學家是否必須將其研究延伸至更大幅度的公共領域成為一重要課題。

Pierre Bourdieu 《藝術的法則 》

目錄

導讀
前言

序曲：作為福樓拜分析家的福樓拜
位置、配置、位移
繼承的問題
必然的意外事故
寫作的權力
缺 "福樓拜的公式"；附錄似乎也從缺
附錄1：《情感教育》情節概要
附錄2：《情感教育》的四種解讀
附錄3：《情感教育》裡的巴黎

An overflowing River Seine forced authorities to evacuate thousands from towns and villages south of the French capital.

Flooding Seine Forces Evacuations in Towns and Villages South of Paris

The underground railway service was suspended in parts of Paris, and the…

ON.WSJ.COM|由 INTI LANDAURO AND NICK KOSTOV 上傳

第一部：場域的三態

1. 獲取自主權：場域浮現的關鍵階段
一種結構性的從屬
波希米亞派與創造一種生活藝術
和「資產階級」決裂
奠定律法的波特萊爾
開始喝令遵守秩序
一個有待設定的位置
雙重決裂
一個顛倒的經濟世界
位置與秉性
福樓拜的觀點
福樓拜與「寫實主義」
「把平庸給寫好」
回到《情感教育》
賦予形式
創造「純粹」的美學
美學革命的倫理條件

2. 雙重結構的出現
體裁的特殊性
體裁的差異性和場域的一致性
藝術與金錢
差異性的辯證
特定的革命和外部的變化
知識分子的出現
畫家與作家之間的交流
形式

3. 象徵資產的市場
兩個經濟邏輯
兩種衰退模式
劃時代
變遷邏輯
同源性和預先建立的和諧效應
信念的產生

第二部：一門作品科學的基礎

1. 方法問題
一種新的科學精神
文學信念與抗拒客觀化
「初始設想」，根本的迷思
憤青觀點與偽決裂
觀點的空間
超越非此即彼
將客觀化的主體予以客觀化
附錄：全能知識分子與思想萬能的幻覺

2. 作者的觀點：文化生產場域的幾個普遍特性
權力場域當中的文學場域
律法與界線問題
幻象與受膜拜的藝術品
位置、秉性與佔位
含有種種可能性的空間
結構與變化：內部鬥爭與不斷革命
反思性與「素樸性」
供與求
內在鬥爭與外在制裁
兩個歷史的交會
建構的軌跡
慣習與可能性
位置與秉性的辨證
團體的形成與解散
制度的超越
「小說瀆神的拆解」
附錄：場域效應與保守主義形式

第三部：對理解的理解

1. 純粹審美在歷史中的創生
對於本質的分析與關於絕對的幻覺
歷史溯往與被壓抑事物的回歸
藝術感知的歷史範疇
純粹閱讀的條件
去歷史主義的悲歌
雙重歷史化

2. 目光的社會生成
15世紀之眼
迷人幻覺的基礎

3. 閱讀行為理論
自省小說
閱讀的時間與時間的閱讀

返始：幻覺與幻象
附言：普世性的社團主義

人名索引
概念索引

序

導讀

　　法國當代重要的思想家皮耶‧布赫迪厄（Pierre-Félix Bourdieu, 1930-2002），是當代社會學最出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這位法蘭西學院社會學講座教授，以系統的方式研究我們日常生活中一些習以為常的內容，翻轉其概念。基本上，他認為只有將概念納入一個系統中，這些概念才可能被界定，易言之，概念的定義，只能在它所構成的理論系統中，而不是孤立地給予界定。因為概念的意義來自於關係的脈絡，只有在關係系統中，這些概念的意義才會產生。

　　布赫迪厄於1992年出版的《藝術的法則》(Les Règles de l'art)，即企圖在場域系統中把社會結構與複雜的情感心理連結起來，並以福樓拜(Gustav Flaubert，1821 - 1880)的《情感教育》做為一個寫實主義文本裡的社會生活寫照摹本，深入發揮他的場域理論。全書分為〈前言〉、〈序曲〉和三個部分，作者分別在〈前言〉指出問題所在，並提出解決之道；〈序曲〉主要是對《情感教育》的分析；〈第一部〉，以法國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文學與藝術場域現象，討論了文化生產場域中的自主性問題；〈第二部〉，為藝術作品的系統科學分析設立了基本原理；〈第三部〉，則是對純美學的分析。整體而言，〈前言〉和〈序曲〉為正文三個部分的細密分析預先提出了一些關鍵性的思考。〈前言〉雖短，卻直指當代學術研究的問題所在，他質疑說：為什麼那麼多人宣稱藝術作品的體驗是不可言喻？為什麼人們會表現出對藝術分析的抗拒？他在第二、三部分就針對這兩個與方法論和去歷史化相關的問題，進行了資料豐富而脈絡清楚的分析。就如布赫迪厄所說：《情感教育》「這部作品本身，就提供了以社會學方式分析這部作品的所有必須工具」，而三個部分則從各個層面論述了一個文藝社會學的方法與理論架構。

　　在〈序曲〉中，布赫迪厄將《情感教育》的作品結構，轉化成一個社會空間結構：就是由商業世界（「安登徑」﹝chaussée d’Antin﹞，唐布羅斯家的寓所）、藝術與成名藝術家的世界（「蒙馬特外城」，《產業藝術》雜誌的社址以及羅莎妮陸續的住所）、以及學生圈（「拉丁區」，腓德烈與馬蒂儂一開始的住處）所構成的三個社會世界。透過腓德烈在社會空間之中的位置及所扮演的角色，呈現了一種對稱與對反的安排，尤其是在人生軌跡的交錯，從權力場域的這一端轉移到另一端，隨之出現的則是各種感情上的食言，以及相對應的政治上的變節。其特點就在於強調一種雙重拒斥的關係，既拒絕了不同社會空間中的對立立場，也拒絕了與這些立場相對應之位置的佔有。有這種雙重拒斥為基礎，才可能發展出與社會世界維持一種客觀化距離的關係。凡此都預示了有關場域（champ）、慣習(habitus)、資本（capital）等複雜關係的交錯變化。

　　所謂場域，如書中所示，是一個社會空間的概念，是一個社會狀態與地位的系統，在其中界定了這些人與那些人之間的關係和影響。「拉丁區」是波希米亞式藝術家的地盤；聖日耳曼外城，屬於貴族式禁慾的殿堂；「安登徑」，則是支配階級之新興領導派系成員所在。「新資產階級」不僅與「蒙馬特外城」的半名流對立，更與「聖日耳曼外城」的舊式貴族對立。而腓德烈的生命，就像小說裡的整個世界一樣，繞著阿爾努家與唐布羅斯家這兩個端點而行：一邊是「藝術與政治」，另一邊則是「政治與商業」。在這些互相對立的社會場域之間，許多引力與斥力，就在權力場中互相流竄，對所有進入場域的對象發揮作用。

　　布赫迪厄將這個權力場域視為一種遊戲，一場充滿爭競的遊戲，這可以從個人所繼承的遺產或個人的優勢，以及從繼承人的秉性，從其追求成功與卓越的意志的觀點來看。其中包括了優雅、自在、甚至是美貌等等，以及以各種形式呈現的所謂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等等。它們既是場域活動競爭的目標，也是用以競爭的手段。進入權力場域的遊戲中，競逐的關鍵不外乎獲取或保存權勢。而擁有最豐富的經濟、文化與社會資本的人，通常就是優先選擇新位置的人。但是，只有當這些資本與場域聯繫在一起時，這遊戲才發揮其功能。

　　由於各種經濟與政治條件可以影響甚至左右藝術觀念，所以布赫迪厄對文學場域與權力場域之間關聯的分析，強調了各種開放或隱含的形式、直接或反向的依賴效應，並顧及這些因素在文學場域之所以產生重大效應的方式。也可以說，這些場域似乎壁壘分明，卻無確切的界線。然而，人在其中，譬如一個藝術工作者，不管是以任何形式向政權、市場或媒體屈服，以追逐某種特權與榮譽，自然就喪失了自主性，這就是福樓拜稱為《情感教育》的整個社會的衰老過程。

　　在布赫迪厄的分析中，只有在一個達到高度自主的文學藝術場域裡，人才會自覺地展現他們相對於外部各種政治或經濟力量的獨立性。也唯有此時，對於權力以及榮譽的淡漠，那怕只是形式上的殊榮，譬如法蘭西學院院士，甚至是諾貝爾獎等等，以及與強權者及其價值觀保持距離，他才會被人理解、尊敬。

　　20世紀的學術思想在語言系統和意識型態之間，總是存在著某種對立，在文學的意識型態和藝術、語言系統和社會材料之間的爭論，總是剪不斷理還亂。布赫迪厄在書中旁徵博引地討論了分屬語言與意識型態各學派的論點，試圖在這樣的氛圍中提出一個合理而可行的理論依據。其中，與場域息息相關的是慣習的概念。布赫迪厄重拾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說的習性（hexis），用以說明結構主義及其他學說那種非此即彼的不足。所謂慣習，是人從他所在的群體或社會所耳濡目染而潛移默化的結果，並依此而不自覺地在言行，乃至於價值判斷中流露出來。就如布赫迪厄從字義上的界說，慣習「是一種獲得，也是一種擁有，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當作某種資本來運作」。因為這種時間經驗，常常是一個社會組織原則的所有預期與前提。我們總是透過這種慣習來建構世界意義，引領未來的走向。包括一些研究者或評論家慣常以某某主義、某家自稱，似乎除此之外，別無真理。而那些包括社會學家在內，從小受訓練、意欲完成文化尊崇之聖禮儀式的那些人，雖然他們基於對文化的尊崇，為文學、藝術、哲學場域提供了保護，但也可能因此對某些經典作家抱持著宗教性的忠誠或信仰，以致傾向於行禮如儀的重複，如此將為學術的客觀化設下極大的主客觀障礙。

　　所以，布赫迪厄對那些來自康德（Immanuel Kant）思想的許多哲學家、語言學家、符號學家、藝術史家進行了反思，認為「藝術的功能就是沒有功能」、「藝術的凝視是種超然的關注」、「觀看作品是種特定的藝術品體驗」這類的觀點，明顯地造成了雙重的去歷史化。這反映了〈前言〉開頭所引：「文學經驗與愛情經驗並列人類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這可是我們生命的意義啊，難道我們就放任社會科學把它化約成對於休閒活動的問卷調查嗎？」之類的反分析問題。人們常將這種內外途徑的對立描述成一種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布赫迪厄深信他的社會學方法正可以超越這種困境，尤其是眾多藝術家與作家的許多作法與意念，都要參考權力場域才可以解釋。這權力場域，乃是在眾多施為者或機構之間施展力量的關係空間，它們的共通點就在於擁有必備的資本，以便在不同場域（尤其是文化場域）之中居支配位置。而文學場域在這個權力場域的內部所位居的，其實就是一個受支配的立場。然而，學者們常常忘記，當他們自己在探問現代意義的藝術家是何時出現的時候，並未完全跳脫「本質思考」的陷阱，他們不去質疑像是在整個19世紀裡逐漸成形的、永在的「創作者」的專業意識型態，只是駐足於藝術家（或是作家、哲學家、學者）身上，而不知如何建構、分析這個生產場域，包括若要構成這樣的一個藝術場域，需要的又是哪些經濟與社會條件。

　　布赫迪厄試著解釋感性認識的特定邏輯，並描述整個社會機制是如何逐漸浮現出來的，以致於藝術家這個角色，有可能成為藝術品這種崇拜的生產者；藝術場域是如何構成的，才成為不斷生產與再生產這種信仰的場所。如此，不只是要列出藝術家自主性的指標，也要列出場域自主性的指標，例如，展覽場所（畫廊、博物館等等）、認證機構（協會、畫展等等）、再生產出生產者的機構（美術院校等等）、專門化的施為者（貿易商、批評家、藝術史家、收藏家等等），這些施為者不但具備了場域在客觀上所要求的秉性，也具備了用以感知與評價的特殊分類範疇。憑這些範疇就可以規定衡量藝術家及其產品之價值的特殊標準，而這些範疇也不致被化約成日常生活中通用的範疇。總之，關於藝術品意義與價值的問題，一如審美判斷之特點的問題，都只有在場域的社會史當中才能找到解答。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林盛彬

布爾迪厄當年曾深深擔心《學術人》一書遭到與其本意完全相反的閱讀，並產生一種「對號入座」效應或標簽效應，「如果我的書被看作一篇論戰，我會立即對它產生厭惡之情，寧願將它付之一炬」。這兩篇文章自是與《學術人》無法相提並論，並且無法做到布氏所使用的那種全新行文方式 ──「話語蒙太奇」（即用大量文本資料來排擠掉作者主觀因素以形成無厚此薄彼之感），然而作者的心情卻是一樣。如果這篇旨在反對「標簽」的文章反是加深了知識界的標簽化，那麼還不如最初就付之一炬。請參見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華康德（Loic J. D. Wacquarnt）著，李康、李猛譯：《實踐與反思 --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93、96-97、281-83。實際上，布爾迪厄自己也承認無法完全達致一種不偏不倚的觀察者立場，即「絕對的非個性」。見該書，頁381-382。


文化帝國主義身為傳播與文化的政治經濟先驅，是「一個被納入到現代世界體系中心的社會，其領導階層則透過迷戀【？】、壓力、權勢或賄賂等方式，去模塑社會規定，好讓其符合統馭中心體系的價值及結構，或符合讓自己成為促銷者的整體過程。」〔Schiller,

1976, p. 9〕這個定義可與四分之一世紀後皮耶‧布赫狄厄【？】(Pierre Bourdieu)和洛伊克‧瓦岡(LoïcWacquant)以社會學的眼光所下的定義做比較，他們兩人有篇報告的主題便是針對「有史以來第一遭，唯一一個國家處於強加其世界觀點於全世界的地位」的事實；「宛如對性別或對人種的統治一般，文化帝國主義是種象徵暴力，在一種令人質疑的交流關係的支持之下，行強迫服從之實，故而其組成特徵便是利用將連結獨特歷史經驗的個別主義普世化，將這些個別專有的歷史經驗的獨特性變得不為人知，從而讓這些經驗看起來很普遍。」〔Bourdieu
和Wacquant, 2000, p. 6〕

Few people depend as much as artists and intellectuals do for their self-image upon the image others, and particularly other writers and artists, have of them. "There are," writes Jean-Paul Sartre, "qualities that we acquire only through the judgments of others." This is especially so for the quality of a writer, artist, or scientist, which is so difficult to define because it exists only in, and through, co-optation, understood as the circular relations of reciprocal recognition among peers.
   Pierre Bourdieu,


2002《以火攻火：催生一個歐洲社會運動》.孫智綺譯，台北： 麥田. 2003 《遏止野火》. ...

 《遏止野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Contre-feux

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作者：Pierre Bourdieu
譯者：孫智綺
出版社：麥田
單色印刷 / 平裝 / 160頁 / 直排
ISBN：9867895614
出版地：台灣

以火攻火：為一個歐洲社會運動催生

Contre-feux 2

作者： 布赫迪厄/著

譯者： 孫智綺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03 年 11 月 29 日

 Contre-feu原本在法文的意思是指大火災時，

為了防止火勢蔓延，所以先在數里外放火燒林。法文中Feu的複數型式Feux則成了武器，所以Bourdieu的這好幾把火，應該是指視燎原之火前先放的火為對付燎原之火的利器──「反燎原之火」的意思。這也應該是麥田將書名翻譯成為：《防火牆》，並加上註解「以火攻火」的原因。不過我又變心了，現在建議用《以火治火》，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之義也。 布赫迪厄於1998年接受瑞士Jérôme Meizoz訪問時，也提到了書名Contre-feux的由來。 Votre maison d'édition (Éditions Liber- Raisons d'agir) s'inscrit dans un esprit de « résistance », le mot revient souvent. Oui. Nous souhaitons exercer une force négative, c'est-à-dire avant tout résistante aux médias les plus puissants, comme Le Monde, pour ne pas le nommer, qui banalisent le discours néo-libéral sur le monde social. Le succès de vente est donc important, car il oblige les médias à prendre en compte ce que nous disons. Malheureusement, aujourd'hui, dans les médias, la force des idées se mesure à la force du nombre. C'est la pensée audimat. Nous espérons, par nos livres, tenir en respect, ou du moins faire respecter certaines règles. D'où le titre de mon livre, Contre-feux. Les grands journalistes, qui détiennent aujourd'hui un immense pouvoir, veulent parfois faire croire que les intellectuels veulent je ne sais quel pouvoir terroriste de type stalinien. En fait, les intellectuels ne veulent pas le pouvoir, ils veulent un contre-pouvoir efficace, ils veulent le pouvoir de dire non. JM:貴出版社的社名Éditions Liber －Raisons d'agir（「書卷-行動的理由」）帶有「反抗」的精神，此詞常被提到。 PB:我們希望發揮一種反對的力量，也就是說最主要便是抵禦最強勢的媒體，比方說《世界報》，不要變得好像非它不可，這些強勢媒體讓新自由之說在世界(le monde social, social world，我和瑞麟都不確定)上變得很普及。所以銷售成功與否就變得很重要，因為這會迫使媒體去將我們說的話視為考慮。不幸的是，今天，在媒體界，意見的力量取決於數字的力量。這就是收視率的想法。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書，我們希望能夠保持距離，至少使某些規則得到尊重。這也正是我這本《以火治火》(Contre-feux)書名的由來 （書名瑞麟翻譯為《迎火》）。今日眾大無冕王握有極大權力，他們有時想讓大眾以為知識份子會想擁有──我不知道他們指的是哪種史達林式的──恐怖權力。事實上，知識份子不要權力，他們要的是有效率的反權力，知識份子要的是有說不的權力。 出處： Propos recueillis par Jérôme Meizoz, 11 mars 1998. Parution in Le Temps, Genève, 28-29 mars 1998, p. 11

Sur la television

布赫迪厄論電視
作者：Pierre Bourdieu
譯者：林志明
出版社：麥田
初版日期：2002 年 08 月 03 日
單色印刷 / 平裝 / 164頁 / 橫排
ISBN：9867895606
出版地：台灣
《布赫迪厄論電視》
「畢竟，在這所謂媒體的年代，知識政治的一個主要戰場，不正就是聲光俱全的電視，或者，報紙？」
　　1988年10月，法國數以百計的藝文人士帶領，得到二十萬人簽名，要求電視戲劇在播放中不能插播廣告，要求公共頻道完全不能播放廣告，經費全部取自執照費與徵收自私營頻道的廣告收入。這個活動的發起人之一，就是布赫迪厄。
　　這位法國乃至於全球人文社會學科的泰斗認為，哲學與社會科學的文化生產場域，現在已經由新聞場域取代，而執行這場轉換的，主要是透過身跨兩個場域的人。他們的身影並不確定，錯落在新聞場域與專業場域之間。他們利用雙重身分的優勢，避開兩界的特定要求，但是卻將取諸兩界的或多或少的權力，引進彼此。
　　此書一出，法國新聞工作者群起「口誅筆伐這位法國最具分量知識分子」，但是，布赫迪厄自己對本書是這麼定位的：「我仍希望這些分析提供工具或武器，給所有為了如下理想而奮鬥影像從業人員：讓媒體成為一種民主公器，而不是成為形象符號的壓迫手段。」
　　回看台灣，較諸法國，應該是更為嚴重。《布赫迪厄論電視》這本書是適時的一本短論，關切電視民主化前途的人，何不一讀？
《防火牆》
　　本書由數十篇評論集結而成。布赫迪厄認為英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已侵入法國，甚至歐洲。新自由主義以理性經濟包裝，試圖縮減社會政策以達到最高的經濟成長率。作者認為全球化是真實存在的，那就是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但這並不是一個均質化的過程，國家權力只能任由少數金融大國及金融大手所掌控。而歐元貨幣的統合將造成歐洲各國只能透過降低社會保險的支出、加強勞動市場的「彈性化」等手段，來維持其競爭力。相對於破壞社會權益的金融歐洲，作者提出一個社會福利的歐洲，使其建基在歐洲各國勞動者的結盟上，以便抵銷每個國家的勞動者（特別是透過社會傾銷）所加諸其他國家勞動者的威脅。作者並主張研究者有義務介入社會運動，協助創造象徵行動的新模式，以對抗新自由主義霸權。
作者簡介：




對當前一這股新自由主義下的全球化,<防火牆>提供了,不同於目下以與世界接軌,國際化(=會説英語)為尚的觀點或許並不需要選擇贊同那一邊只是,於看待事務,甚有啟發小心自己不被單一的價值觀(尤其是不賈思索,理所當然的單一價值)左右,甚至造成恐懼(如果市面上所有崇尚資本主義的媒體,書與雜誌,都在傳遞成功等於有錢這件事,便很難不為自己的荷包與價值擔心),能夠有機會看看各種不同的觀點,也頂不錯的

Blue Cave　店長：7374

人道關懷的展現─讀布赫迪厄＜防火牆＞ 不管你關不關心政治或經濟，在台灣大概都躲不開「全球化」論述的轟炸。台灣從來不缺乏「賺錢指南」這一類的書籍或報導，全球化來的大家就告訴你要全球佈局，中國熱來了大家又告訴你如何投資大陸。在這樣一頭熱的情境裡，我們變的很麻木，變的很懶得去思考這些情境背後更深層的意義。 ＜防火牆＞一書有個副標題叫「抵禦新自由主義的入侵」。什麼叫新自由主義？這內涵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不過粗糙地說來，新自由主義是配合全球化論述所發展出的理論，希望促進全球的經濟大一統，消除各國的貿易關稅，向全球市場邁進。 那麼又是為什麼要抵禦新自由主義的入侵？原因是現今這一套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乃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創造出來的理論，這套論述企圖造成一個假象是，在一個全球市場中所有的國家都可以得利，這種論述的強大威力在傳統偏向右派的共和黨總統布希上台之後顯然只有更增加。 問題就在於，事實證明了真正能在全球市場中得利的國家正好是當初那些鼓吹全球化的國家，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利益往往被犧牲了，因為全球市場的規矩是先進國家定的，法則是先進國家裁判的，開發中國家永遠只能等著機會降臨，他們全然是在一場沒有主導權的遊戲中打轉。更嚴重的是，這些在經濟中落後而努力追趕的國家（台灣很可能也名列其中），將為了經濟發展的名義而忽略原本的社會正義，刪減社會福利的預算挪坐經濟發展之用。 新自由主義就是這麼一套來合理化自己罪惡手法的藉口！ 我們來看看近幾年來最流行的名詞＜知識經濟時代＞一書作者，經濟教授梭羅是怎麼說的吧，那本書中列舉的十三條經濟時代的法則中，第一條便是：有錢人是要抓住機會，並且在極度不平衡下勇於投資。 極度不平衡？極度不平衡的結果就是美國的財富源源不絕的增加，其他的國家只能眼巴巴地看著這極度不平衡的情況而不知所措。結果是全世界只有美國一個國家富有，美國人繼續他們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浪費的生活，而把其他國家，比如說東南亞的國家，拋進破產邊緣的陰影中。 這時候自稱是左派中的左派的社會學家布赫迪厄當然要出來講話。 從社會學家的觀點，像梭羅那些經濟學家－特別是一些喜愛為美國的經濟勝利叫好的學者－的說法，在計算的過程中都忽略了社會的成本。所以他當然要站出來帶頭抵禦新自由主義。比起隔了一個英吉利海峽，被人諷刺為「比右派還右派」、為全球化辯護的紀登斯而言，這左派中的左派－布赫迪厄，的確是擁有左派批判和人道的傳統。因為傳統資本主義中剝削勞工的傳統仍然在各地存在，所謂的全球分工只是把壓榨的行為盡可能地往第三世界推，而所謂的歷史終結－資本自由主義大勝利根本沒有到來。 讀＜防火牆＞是在台灣一片全球化的聲浪中，冷靜下來看看全球化的論述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只是被製造出來呼嚨我們的。更是看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如何堅持自己的信念，保持獨立的觀點，勇於講出自己的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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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onel；The Life and Legend of Robert R. McCormick, 1880-1955；殷惠敏著《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

June 2, 2016, 7: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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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onel (Robert R. McCormick )胡適的錢財管理；殷惠敏： 《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

我是看了殷惠敏著《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才知道此大人物對西北大學的大力捐助。


The Colonel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www.nupress.northwestern.edu/content/colonel


This is the acclaimed biography of a giant of American journalism. As editor-publisher of the Chicago Tribune, Robert R. McCormick came to personify his city.




Trade Paper – $29.95ISBN 978-0-8101-2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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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ors
Richard Smith (Author)
Publication Date
February 2003
Categories
Biography
History: Chicago
History
Page Count
0 pages
Trim Size
6 x 9
ISBN
0-8101-2039-9

The Colonel
The Life and Legend of Robert R. McCormick, 1880-1955
RICHARD NORTON SMITH


This is the acclaimed biography of a giant of American journalism. As editor-publisher of the Chicago Tribune, Robert R. McCormick came to personify his city. Drawing on McCormick's personal papers and years of research, Richard Norton Smith has written the definitive life of the towering figure known as The Colonel.



About the Author
Richard Norton Smith is director of the Robert J. Dole Institute of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His other books include Thomas E. Dewey and His Times(Simon and Schuster, 1982), a finalist for the 1983 Pulitzer Prize; and Patriarch: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New American Nation (Mariner, 1997). Smith is also a regular participant in the roundtable discussions on The News Hour with Jim Lehrer, so he has visibility on public television.

Reviews
"Richard Norton Smith is a delightful writer, and The Colonel sparkles from start to finish. This is a terrific book, full of insight and surprise, often funny, consistently fair, and as brimming with life as its Chicago setting. Readers are in for a grand time." --David McCullough, author of John Adams

"Richard Norton Smith is everything The Colonel wasn't--judicious, clear-headed, and historically accurate. For all these virtues he's still managed to produce a biography that wonderfully captures his eccentric, pigheaded, impossible (and sometimes even likeable) subject. The Colonel is as big as all Chicago--a fresh, informative, and hugely entertaining book." --Thomas Mallon

"The best book ever written about the press." --Hilton Kramer

 殷惠敏著《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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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 : $ 280




【關於本書】 

吳國楨：你們的錢已在福爾摩沙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


誰還記得曾任台灣省主席的吳國楨？在那個歷史的轉角，台灣走回世襲政治，錯失了歷史的機遇……

一段歷史公案，牽動兩國角力，捲起時代風雲

橫空出世的奇書，台灣人應該知道的歷史真相



杜念中╳李南雄╳卜大中╳鄭重推薦



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說過，面對專制統治，「大多數人在恐懼中會屈服，可是有些人不會。」 吳國楨在上世紀五○年代，發表他批判蔣家政權的公開信之前，也曾徹夜長考，難下决心。結果是星期天在教堂聽了牧師Rev. Harold Bosley講道，「為上帝和國家」，指出在艱難困苦之時，一個人應該為所愛的國家，無懼地說出真相，不計後果。吳受他感召，終於做出决定。——殷惠敏



五○年代初，亞洲面臨風雲詭譎變局，台灣處於載浮載沉的燜局，台灣省府主席吳國楨被美國看成足以擔起革新保台大任的支柱，卻遭國府逼走他鄉。之後吳國楨在海外和蔣家父子公然隔海叫陣，轟動美台朝野……，八○年代江南為了寫他的傳慘遭橫禍，所幸青史不成灰，三十年後殷惠敏終於補足了這個空白已久的台灣近代史上重要篇章。——杜念中／《蘋果日報》前社長



吳國楨，曾經在美國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回到中國曾經擔任教授一年，隨即被延攬到國民政府工作，當過漢口市長，戰時重慶市市長，戰後1946年被任命為上海特別市市長。他是行政才能卓越的幹才，又是蔣介石身邊的紅人，1949年年底又就任為台灣省省主席，在那個時代巨變之中，扮演了一個歷史關鍵轉折的重大角色。

——李南雄／國立中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



作者以清澈流暢的文風，洗雪了吳國楨的冤屈。可悲的是六十多年前吳國楨上書蔣介石痛批反共救國團、黨產等不正義，至今仍未解決，不能不讓人掩卷嘆息。這本是所有從事轉型正義的人都要讀的書。——卜大中／《蘋果日報》總主筆



【關於作者】

殷惠敏，本名楊誠，號君實，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1968畢業，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專長現代化理論與國家發展策略，著有檢討中共從蘇聯模式到文革「唯意志論」發展策略的《現代化與中國共產主義》（楊君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編有《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楊君實、杜念中，允晨文化），並出版評論集《錫雍的囚徒》（殷惠敏，允晨文化），以筆名漁父出版評論集《憤怒的雲》（當代）等，前香港《九十年代》「自由神下」專欄作者，評論文字散見港臺報刊，2005年自紐約聯合國總部退休。

目錄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動盪年代的友誼

第二章 從法幣到金圓券

第三章 從市長到省主席

第四章 芝加哥的盡職監護人

第五章 民主堡壘的建築工程

第六章 民主堡壘化為空中樓閣

第七章 離台前後波濤詭譎

第八章 終於丟出重磅炸彈

第九章 中國遊說團的焦慮

第十章 福爾摩沙的警察國家 (本章批評胡適，這牽涉到胡適的錢財管理，現在很難復原他滯留美國期間的收支情形。批評者都以俞國華的匯款胡適美金清單  (1951年：1萬；1952年：5千；1953年：1萬；1954年：2萬；1955年5月前：5千，以後不知誰負責)，暗示他是"使館的應變小組"的人，是蔣的人。.....同情胡先生的人，包括我，相信他的操守，這在他去美國當特使、大使的為國省錢，不去牛津大學教書.....等等都可表現出來。他在內戰危機中再去美國，也是蔣的意思 (參考其日記，他說過對蔣政權有道義的責任......)

第十一章 中國遊說團奮力反擊

第十二章 倔強的「叛國賊」

結語

附錄：

吳氏夫婦與麥考米克夫婦往來信件（選錄），吳國楨致胡適函（1954-8-12）（英文）；吳國楨反駁胡適「福爾摩沙是多麼自由」，給《新領袖》雜誌的「投書」（英文）。

參考資料

圖片

序

序言
　
　　筆者非常榮幸，承蒙本書作者的器重和誠摯邀請，為這部書寫一篇序言，搶在這部書出版面世之前，有一個先睹為快的機會。這部書稱為：《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灣緣起緣滅》，作者殷惠敏曾在美國西岸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跟隨大師級教授研究現代化理論與國家發展策略，獲得博士學位。多年以來，他在閒暇之餘，在海內外雜誌發表文章，以趣味、啟發和觀察深入細膩的分析見稱。他的文章往往篇幅頗長，但是讀者們讀後從不覺得乏味，只嫌太短。

　　許多年輕一代的讀者們，難免要問這部書裡的主人翁是誰？吳國楨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留學生，曾經在美國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後來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回到中國曾經擔任教授一年，隨即被延攬到國民政府工作，一路扶搖直上，當過漢口市長，戰時重慶市市長，戰後1946年被任命為上海特別市市長。他是行政才能卓越的幹才，又是蔣介石身邊的紅人，1949年年底又就任為台灣省省主席，在那個時代巨變中，扮演了一個歷史關鍵轉折的重大角色。

　　自從筆者在芝加哥大學當研究生的時代，每次從芝大校區沿著密西根湖邊向北驅車到城區，總要經過一個重要的路標—麥考米克廣場會議中心（McCormickPlace），麥考米克是誰？這問題一直盤旋在心中將近五十年，到拜讀此書，才開始認識這位對台灣政治起了巨大作用，並且頗為令人敬重的美國報人。麥考米克曾經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當過砲兵團上校，戰爭結束後回到芝加哥，繼續主持《芝加哥論壇報》，他是共和黨保守派舉足輕重又具有代表性的聞人，不時和民主黨的羅斯福，杜魯門對著幹，在政見上一別苗頭。二次大戰剛結束之際，他與夫人心血來潮，乘坐一架B-17轟炸機改裝的私人客機周遊列國，飛到上海之時正值中國多事之秋，巧遇吳國楨市長伉儷，成為一生知己摯友，因時際會捲入了美國和台灣的一段很特別的情緣。

　　這部書作者殷惠敏在很湊巧的情況，到美國芝加哥市郊區為紀念美軍參加第一次大戰的「第一師博物館」，發現並複印取得了一個吳國楨/麥考米克的書信檔案。以這並不起眼的檔案為基礎，作者用深入淺出的文字，輕鬆流暢的筆調，敘述1948年到1955年之間，吳國楨先生和芝加哥麥考米克上校一段私人交往的情誼。令人驚訝的是，以這兩位之間純粹私人友誼關係為經緯，帶出鮮為人知的爾虞我詐、驚險刺激、錯綜複雜的政治故事，不僅涉及大國之間的合縱連橫，黑箱政治的隱秘議事日程表，還捲入東方黑色幫會色彩的交易，詹姆士‧龐德007式的偵探故事情節，赫然令人驚恐的政治謀殺。令人迴腸蕩氣，驚嘆不已。

　　如果有讀者要將這部書當作秘辛八卦，小道新聞或演義式的野史來讀，飯後茶餘肯定會有說不完的話題。但是，這部書尚有嚴肅認真的一面。擇要言之，這書包括四個主軸：第一，1948 年國共戰爭結束期間，蔣介石到台之後，圍繞著「改革」，國民黨的改組和國民政府的重建；第二，戰後台灣威權統治的形成，「軟性列寧式「的政治，以及家族世襲體制的興起和隕落；第三，蔣介石統治台灣時期的歷史弔詭，包括選舉驅動的民主化運動的起動，還有「亞洲四小龍」美稱之一的台灣，如何創造經濟建設奇蹟的緣起；第四，美國對於蔣介石為首國民政府的政策一百八十度轉變，從相當保留，甚至於敵視和對抗，轉變成全力支持的盟友，還有在台灣海峽之間，兩個國際勢力板塊的對立局面的形成。

　　在此書裡，作者盡量嘗試著不落學院派搬弄大理論大概念的窠臼，但是處處卻流露出他學術上的功力和底蘊，他在發掘歷史真相方面，努力地下很大功夫，作者希望將人物與事件原汁原味地展示在讀者們面前。全書就有關重大問題，皆一絲不苟認真地與相關資料比對，許多關鍵性的事實，也都經過不同來源的口述歷史資料再三查證，有關此書調查和研究的品質已經達到相當的水準，不在話下。

　　這部書敘述，分析並評論一個時代重大變化的過程，不僅是有關個人精彩的小故事，也是戰後台灣整整三代人共同記憶的大歷史。從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迄今已經走過七十多個年頭，戰後出生已有三代人，台灣一直站在自由民主這一邊。自 1996 年以來台灣經歷過三次政黨輪替，對於這一代的年輕選民而言，很難想像台灣走過那專制時代的蠻橫霸道，更是無法瞭解世襲政治的無理肆虐，幸好不少先輩長者們仍然健在，對於舊時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頗有體驗和深刻瞭解。這部書在這關鍵時刻出版，不僅是有益於人們反思和分享經驗，一起療治過去的創傷，同時保存台灣人民彌足珍貴的共同記憶，會更因此令台灣人民倍加珍惜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

⊙李南雄

第一章 動盪年代的友誼

羅伯特‧麥考米克（Robert R.McCormick）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長期擔任他的家族企業《芝加哥論壇報》的發行人兼總編輯。他一手把這家報紙從平庸帶向輝煌，在中西部獨樹一幟。全盛時期，《論壇報》每日行銷一百萬份報紙，一度被評選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三大報之一（其它兩個是《紐約時報》與《波士頓郵報》）。

麥考米克的報業王國，旗下控制《芝加哥論壇報》、《紐約每日新聞》和《華盛頓先驅時報》。為了保障印報紙張的供應，麥考米克很有眼光的到加拿大安大略湖邊的森林地帶，創建了規模龐大的造紙廠，成為利潤豐厚的事業。

特立獨行的報業怪傑

麥考米克的祖父曾幫林肯助選，把林肯送上白宮大位。但麥考米克對白宮的主人並不買帳。二戰期間，羅斯福總統特別痛恨他，因為他批評起政府的政策尖酸刻薄，而且隨時爆料。1942年，《論壇報》忽然刊出一條機密消息，說是美軍在太平洋的中途島（Midway）戰役大勝，是因為海軍部成功破解了日軍的通訊密碼。這個新聞立刻造成軒然大波。羅斯福氣得要派海軍陸戰隊去搗毀報館。聯邦政以洩密叛國罪提告，《論壇報》卻高舉新聞自由的大旗，結果法庭審查時，由於海軍部拒絕證實「機密」的真假，這件訟案只好不了了之。另一個民主黨的杜魯門總統，不用說，對麥考米克同樣很頭大，認為他這號人物是應該推到行刑隊面前去斃掉的。

羅伯特‧麥考米克曾參加一次大戰，在法國戰區擔任美軍炮兵團團長，在一個被德軍佔領的名叫康提尼（Cantigny）的小村莊打過慘烈戰役，後來他把自己在芝加哥市郊的莊園命名為康提尼。他的親友和報館的僚屬也都習慣以他當時的軍銜稱呼他為「上校」。

《論壇報》有自己的無線電臺 WGN （後來又辦了同名的電視臺，延續至今。WGN 是 World’s Greatest Newspaper（世界最偉大的報紙）的縮寫）。麥考米克在電臺發表評論，也同樣是口無遮攔。有一次他說，英國既然一直都要求美國援助軍需物資，也許應該考慮申請成為美國第四十九州。他在《論壇報》的一篇社論中指出，英國加入美國聯邦的好處很明顯，正好可以卸載一個寄生的貴族階層（皇室）的負擔。（Smith，1997：443）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後，麥考米克又頗有所感地表示，在核戰發生時，像美國這樣幅員廣大的國家還有存活的餘地，英國這種狹小的島國恐怕就沒有存活的機會了。

Charlotte Brontë: Why Villette is better than Jane Eyre

June 2, 2016, 7: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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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小說伍建中以前翻譯過。

“The cool peace and dewy sweetness of the night filled me with a mood of hope: not hope on any definite point, but a general sense of encouragement and heart-ease.” 
― Charlotte Brontë, Villette

Villette
Novel by Charlotte Brontë
3.7/5·Goodreads
Villette /viːˈlɛt/ is an 1853 novel written by English author Charlotte Brontë. After an unspecified family disaster, the protagonist Lucy Snowe travels from her native England to the fictional ...Wikipedia
Originally published: 1853
Author: Charlotte Brontë
Country: United Kingdom

Oxford World's Classics

"I have been reading Villette, a still more wonderful book than Jane Eyre."
- George Eliot (do you agree?)

Charlotte Brontë: Why Villette is better than Jane Eyre ...

www.telegraph.co.uk › Culture › Books

Apr 21, 2014 - Everybody knows Jane Eyre, but Charlotte Brontë's greatest and most original novel was her last, Villette. ... Charlotte Brontë wrote not one but two masterpieces. ... But Villette, Brontë’s last and – to my mind – greatest novel, is less popular, perhaps because it is so ...

Hutchins' University : A MEMOIR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29-1950

June 2, 2016, 8: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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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欽斯的大學：芝加哥大學回憶錄1929-1950（簡體書）

ISBN13：9787308110037 出版社： 浙江大學出版社 作者：(美)威廉.H.麥克尼爾 裝訂／頁數：／378頁 版次：1 規格(高/寬)：20.8*14.6cm 出版日：201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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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chicago/H/bo3629126.html

Hutchins' University

A MEMOIR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29-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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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H. MCNEILL

204 pages | 31 halftones | 6 x 9 | © 1991

Centennial Public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inauguration of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as the fifth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29 coincided with a drastically changed social and economic climate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Hutchins himself opened an era of tumultuous reform and debate within the University. In the midst of the changes Hutchins started and the intense feelings they stirred, William H. McNeill arrived at the University to pursue his education. In Hutchins' University he tells what it was like to come of age as a undergraduate in those heady times. 

Hutchins' scathing opposition to the departmentalization of learning and his resounding call for reforms in general education sparked controversy and fueled debate on campus and off. It became a struggle for the heart and soul of higher education—and McNeill, as a student and then as an instructor, was a participant. His account of the university's history is laced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encounters with influential fellow scholars such as Richard McKeon, R. S. Crane, and David Daiches, and details drawn from Hutchins' papers and other archives. 

McNeill sketches the interplay of personalities with changing circumstances of the Depression, war, and postwar eras. But his central concern is with the institutional life of the University, showing how student behavior, staff and faculty activity and even the Hyde Park neighborhood all revolved around the charismatic figure of Robert Maynard Hutchins—shaped by him and in reaction against him. 

Successiv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llege, and the tribulations of the ideal of general or liberal education are central to much of the story; but the memoir also explores how the University was affected by such events as Red scares, the remarkably successful Round Table radio broadcasts, the 
abolition of big time football, and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uclear age under the west stands of Stagg Field in 1942. 

In short, Hutchins' University sketches an extraordinarily vibrant period fo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for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t will revive old controversies among veterans from those times, and may provoke others to reflect anew about the proper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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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S

Preface 
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29 
2. Honeymoon on the Midway, 1929-1931 
3. Chiaroscuro of the Depression Years, 1931-1936 
4. The Drift toward War, 1937-1941 
5. The War Years, 1941-1946 
6. Bloom and Decay: The End of an Era, 1946-1950 
Epilogue 
Notes 
Index 

Chicago and Illinois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y

施叔青作品

June 3, 2016, 8: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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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叔青【韭菜命的人】  洪範 1988

第一篇 晚晴

含1987年在香港寫的新移民訪談小說三篇

都是旗袍惹的禍  1987.3.6

韭菜命的人   2.28 香港

妖精傳奇1987.6.30 聯合報

Ben Chen

《度越》，施叔青的新作

「活著，就是為了認識自己。」很有企圖心的題材。

看了王德威為這本書寫的序文和施叔青本人的後記，決定找一本來看。

只聽過王德威兩次演講，卻常常在別人的著作上看到他的序文。和瘂弦一樣，可以說是很有「善心」的序文專家。而且兩人寫的序文都多到集結出書了。

博客來試讀本 - 度越

以「香港三部曲」、「台灣三部曲」深受文壇肯定國家文藝獎、各大好書獎得主──施叔青從短篇小說〈壁虎〉到最新長篇小說《度越》成爲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女祭司 「小說在寫我，寫小說的我，我疑心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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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ssa Maritain 昔日舊友：非凡人間 一，單國璽主講

June 3, 2016, 10: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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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研究過台"輔仁大學出版社"，每年約出書60本。我很喜歡"老輔仁大學出版社"的【利瑪竇記憶之宫】 (史景遷)等。

Raissa Maritain 【昔日舊友】， 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 1992---此書固然偏點，不過是法國文化精英圈的回憶錄。

今天2016.6.4，看到某外國傳媒在探討"台灣與梵蒂岡之間"的外交關係。我很樂觀，因為梵蒂岡如果與中共建交，無異自取其辱。
我們翻翻2003年的 【非凡人間 一 】  (單國璽主講； 李匡郎, 蕭淑華整理，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 的末篇，即有台灣專家自我安慰：台灣天主教信徒才30萬，中國有1千萬，所以如果中共梵蒂岡建交，造福更多信徒......
問題是，對中共而言，上帝的代言人在北京，不在梵蒂岡。


Les grandes amitiés
byRaïssa Maritain

Raïssa Oumansoff Maritain (1883-1960) was a Russian-Ukrainian poet and philosopher. She emigrated to France and studied at the Sorbonne, where she met the young Jacques Maritain, also a philosopher, whom she married in 1904. She was raised Jewish but, following a period in which she considered herself an atheist, converted to Roman Catholicism with her husband in 1906.

《葉石濤全集》等等；西拉雅末裔潘銀花

June 4, 2016, 12: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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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觀史-福爾摩沙 Formosa

葉石濤 西拉雅末裔潘銀花。

　西拉雅族是台灣土著平埔族（指住在平地的原住民）之一，分佈於台灣南部台南附近，該族中蕭壟、麻豆、新港、目加溜等四大社，是平埔族中與漢人接觸最早的部落，被漢族同化的程度亦最深。

　　本書藉由一個西拉雅族女人潘銀花──大地的女兒──的傳奇故事，寫出這個祭拜「阿立祖」的族群的生活型態和精神本質，以及漢化過程的實況。說她是「末裔」，乃是在台灣現實環境中，已經很難再找到「西拉雅族人」的蹤跡了。

　　《西拉雅族的末裔》是葉石濤氏八○年代末期的新作品，不但展示了葉氏個人小說創作的新版圖，也開拓了台灣小說的新領域。──彭瑞金

西拉雅末裔潘銀花

書名：西拉雅末裔潘銀花，語言：繁體中文，ISBN：9578466277，頁數：144，出版社：草根，作者：葉石濤，出版日期：2000/01/30，類別：文學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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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 幾個月前新出版某本台灣文學史 (陳芳明)。
我問Abe如何？
他認為葉石濤的 是典範。


陳明柔 《我的勞動是寫作: 葉石濤傳》台北:時報出版，2004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1990由前衛出版。 可 1994年草根出版社有《台灣男子簡阿淘》和序， 不知是否同一本書.....




許達然＜論葉石濤一九六0年代短篇小說＞。《新地文學季刊》。第七期（2009年3月），頁10-40。 主要探討三篇





　　　　１～　５冊：小說卷

　　　　７～１２冊：隨筆卷

　　　１３～１９冊：評論卷

　　　　　　２０冊：資料卷

　　　２１～２３冊：翻譯卷

小說卷 隨筆卷 評論卷 資料卷 全集 1 - 小說卷一 (124MB) 全集 2 - 小說卷二 (129MB) 全集 3 - 小說卷三 (115MB) 全集 4 - 小說卷四 (110MB) 全集 5 - 小說卷五 (111MB) 全集 6 - 隨筆卷一 (112MB) 全集 7 - 隨筆卷二 (107MB) 全集 8 - 隨筆卷三 (101MB) 全集 9 - 隨筆卷四 (96MB) 全集10- 隨筆卷五 (105MB) 全集11- 隨筆卷六 (63MB) 全集12- 隨筆卷七 (89MB) 全集13- 評論卷一 (125MB) 全集14- 評論卷二 (106MB) 全集15- 評論卷三 (111MB) 全集16- 評論卷四 (100MB) 全集17- 評論卷五 (115MB) 全集18- 評論卷六 (117MB) 全集19- 評論卷七 (126MB) 全集20 - 資料卷 (100MB) 翻譯卷 全集21 - 翻譯卷一 (142MB) 全集22 - 翻譯卷二 (117MB) 全集23 - 翻譯卷三 (106MB)

葉石濤的文學成就，正如一部台灣現代文學發展史。寫作文類擅長小說、隨筆與評論， 並有零星的詩歌創作。出版過二十幾本小說、二十幾本的翻譯、電視的劇本等等。本次全集主要收錄與文學相關的創作：小說卷5冊、隨筆7冊、評論7冊、資料卷 1冊總計約有600萬字。葉石濤一生波折，為了生活之需，亦曾翻譯推理小說、生活小品、股市金融書籍以及松永正義評論文字等。 　　葉石濤畢生的寫作心血結晶《葉石濤全集》在國立台灣文學館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及出版團隊文學台灣基金會攜手努力下，歷經3年的資料蒐集彙整、校對編印工作，終在2008年4月正式完成20冊的出版，為台灣文壇再添佳話。 　　《葉石濤全集》資料篇幅龐大，共有20冊，包括小說卷5冊、隨筆卷7冊、評論卷7冊、資料卷1冊。第一階段出版小說卷5 冊，其餘15冊，各項資料的蒐集研究，已由國立台灣文學館及其前身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整理完竣；由葉石濤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城市──台南市及高雄市 重要的文化機關－國立台灣文學館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負責出版，別具意義。 　　葉石濤1925年出生於台南府城，16歲開始寫作，18歲時即有作品在《文藝台灣》刊出。台南二中畢業後，到《文藝台灣》 任職，師事西川滿（1908-1999，日治時期台灣重要作家，創辦台灣文藝），業石濤於戰爭時期即已參加文學活動。戰後，他是少數沒有受到語言轉換障礙 停頓創作的作家，以日文創作爭取到繼續創作發表的機會，也在1950年以前，學會以華文發表作品。 　　葉石濤是小說家，也是戰後台灣文學最重要的文學評論家，更是文學史家。他的小說以不斷創新的風格和題材，開風氣之先，獨領 風騷。他的評論立足台灣，強調台灣文學的自主性，建立了具有台灣意識的台灣文學論述及史觀，他的《台灣文學史綱》是第一部以台灣人觀點寫出來的台灣文學 史。 　　葉石濤先生於1965年遷居高雄市，定居於左營蓮池潭畔，在此之前，他定居在台南市。雖然許多小說的場景、人物都以台南市為背景，但絕大部分作品，都是定居高雄左營時寫的。因此由這兩個城市的文化機構出版全集，不但是美麗的結合，連葉老自己也都十分滿意。 　　葉石濤的小說創作跨越二次大戰前後（日治時代及光復後），歷經日文、華文兩個階段；由20世紀中葉寫到21世紀，有 1940年代的日文作品，也有21世紀初的新作，風貌多變。青年時期，他是Romance（羅曼史）小說的信仰者；戰後初期他走的是批判寫實主義的新風 格；6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則發展出黑色幽默的新路線；80年代以後，更出現白色恐怖經驗小說、多種族風貌小說、異色小說等多重面貌。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文學台灣基金會 出版日期：2008年4月 定　　價：精裝每套新台幣8000元 平裝每套新台幣7000元 經銷展售：五南文化廣場04-22260330 春暉出版社07-7613385 文建會員工消費合作社02-23434168 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06-2217201 作　　者：葉石濤 策　　劃：鄭炯明、陳坤崙 主　　編：彭瑞金

如果你翻開葉石濤在1975年，自己修訂的生平年表時，會看到「1951年」這個奇怪的條目：「因事辭去永福國小教職。杜門不出，自修自學三年。」這行前言不搭後語的記述沒有任何解釋，像一個突兀的括弧，包住了一段空白的日子。那年葉石濤二十七歲，過去幾年曾用還不太流暢的中文，寫了幾篇文章。但在這一條目過後，他突然停筆不寫了，要直到整整十五年後，他才再次發表新作。
【沒在寫小說的時候】這個局葉石濤已經佈了一輩子之久｜朱宥勳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5517

葉石濤在小說裡的祕密身分──以小說創作映現個人及歷史的生命困境

文/郭漢辰

台灣文學耆老葉石濤年輕時參與讀書會，涉及極為敏感的台灣共黨案，讓他陷入生命中最低潮的困頓時期，這段時間他停筆長達十多年，影響既深且遠。他在中晚年之後，以小說創作呈現當的個人生命困境，小說裡的主角，都是葉石濤的「祕密身分」。葉氏希望籍由此書寫獲得心靈上的救贖，更留下個人生命走過的珍貴足跡。

出身府城大家族

1925年出生的葉石濤，出身於台南市的大家庭。葉宅位於日治時代著名的府城打銀街，即現今台南市忠義路與民權路口。當時葉家在台南縣市擁有土地三十多甲，為當時大地主，其生活富裕，小時候的葉氏都有女婢奶媽等人服待。

1942年葉氏在「台灣文藝協會」主辦的「大東亞文藝講演會」中，見到了當時《文藝台灣》的負責人西川滿，西川滿看過葉石濤的第一篇日文小說〈林君的來信〉，對才16歲的他相當賞識。葉石濤從台南二中畢業後，1943年負笈北上，擔任《文藝台灣》的助理編輯。

莫名捲入台共案

依明治29府令第50號台灣紳章條規授與紳章之名冊。上有台南縣台南市打銀街葉金舜字樣。〈紳章附與人名〉，出版年份：1897年，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網站名稱：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二二八事變後，葉石濤為了學好中文，大量閱讀來自中國大陸五四文學革命之後的各種書籍。這部份的自我學習，卻觸動他早在日治時代就已開始接觸的馬克思思想 。葉石濤在1951年被捕，肇因卻在6年前也就是 1946年時，他與另一名台共辛阿才的交往。辛是台灣共產黨的成員之一，為葉氏學長陳福星的屬下，葉常找辛阿才買些有關中國大陸的文史書籍，辛氏被捕後，與辛有關係的人全都被捕。

葉石濤1951年被捕後，學長陳福星證明葉氏並沒有加入共產黨，使得葉氏免於一死，被判處「知匪不報」三年，1954年假釋出獄。該案影響他的一生極其深遠，再加上大環境的迅速變遷，更改變了葉家整個家族的命運。政府在1953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使得葉家原本有五甲多的農地大幅縮減。葉氏出獄後，葉家早已一無所有。

除了家道急速衰敗之外，葉石濤出獄後，親朋好友都把他當成瘟神，不敢接近他。政治犯不好找工作，他最後只好擔任臨時工、販賣化妝品的雜工，葉石濤每每在回憶那段艱辛的日子，都不禁潸然而淚下。

歷經台共事件的的葉石濤，就算出獄後，彷若仍被困禁在一座若大無形的牢房，怎麼走都無法走出心靈及生命實質的困境。早在青少年時期就已開始創作的葉氏，竟在1951年-1965年期間停筆了十多年，過著彷若自我放逐的生涯。

白天老師晚上寫作成為個人救贖

葉石濤夫人於自宅獨照。（〈葉石濤夫人獨照〉，圖片提供者：郭漢辰，網站名稱：數位島嶼。

葉石濤持續了好長一段尋覓工作的流浪生涯，直到葉石濤考上臨時教員的工作，才日趨穩定。1957年8月他請調到台南縣車路墘國小(現已改為為文賢國小)，他在這裡與妻子陳月得結婚，並生下大兒子葉顯國(1959年)、次子葉松齡(1962年)。1965年，葉石濤考上台南師特師科就讀，他搬到高雄市的左營勝利路定居。

葉氏在1965年之後長達三十年的小學教師生涯，讓他的經濟狀況無後顧之憂。1965年-1971年因而成為葉石濤小說第一波的創作高峰期。但在1971年之後，他二度停筆17年。1988後，他又開始在各大報紙發表小說及隨筆。如此白天擔任小學老師，晚上搖身一變成為搖筆桿的文學創作者。這樣的生活方式，成為他個人的生命救贖。

在1989年之前的作品，其小說創作採取第三人稱進行，大部份都是地以台灣歷史社會為背景的「小說」。但葉氏在1989年之後，或許受到社會上解除戒嚴令的影響，葉石濤逐漸觸及數十年前他最難忘的傷痛記憶，開始將其個人小我一生的回憶，寫入小說當中。

葉石濤在小說裡的祕密身分

本書包括葉石濤部分日文原著，計收短篇小說155篇，分別編為五冊。〈葉石濤全集-小說卷〉，葉石濤著，出版年份：2006年。圖片提供者：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網站名稱：數位島嶼。

從1989年 開始，葉石濤大量發表回憶個人生命記憶的小說，從個人經歷白色恐怖時期的〈紅鞋子〉、〈牆〉、〈鐵幕裡的慕情〉、〈鹿窟哀歌〉、〈洗腦〉、〈扇形監獄風 景〉等。到回憶日治末期、戰後初期生活經驗的〈吃豬皮的日子〉、〈竹仔巷瑣憶〉、〈過眼雲煙〉、〈收田租〉等，都是以簡阿淘代替作者葉石濤，娓娓道來最艱 辛的生命歷程，還有那些深藏內心不願外人窺看的私密心事，都以「阿淘」來代替「阿濤」，一五一十地在小說裡直言不諱葉石濤的心事。

「簡阿淘」可說是葉石濤在小說裡最高等級的祕密身份。不過，葉石濤還是會在散文體的小說裡說溜了嘴，承認「阿淘」就是「阿濤」。像是在〈收田租〉這篇小說裡，葉石濤一開始時寫道︰

我們葉家在蘆溝橋事變勃發前後分家，之後，二叔公金魁和三叔公金元就形成二房，一向居住在府城的「舊佛頭港」，那邊本來就有我葉家的產業，一家漢藥鋪和當鋪，所以二叔公和三叔公也就分別掌別了一家店鋪。

葉石濤在小說開頭就稱呼「我們葉家」，但在文中主角的名字是「阿淘」。可見「阿濤」與「阿淘」百 分之百的相似度。不過，葉氏在小說裡還是有一些與現實不一樣的變動，像是小說裡的「康姑」明顯是葉石濤母親的化身，因為葉氏在略干散文小品裡，都提過母親 負責收收田租，與小說描寫的情境十分相近。

葉石濤在1988年 之後的個人追憶小說，除了「簡阿淘」經常出現在小說裡之外，「辜安順」是葉石濤第二順位的祕密分身。著名評論家陳芳明認為進入1990年代葉石濤的小說， 唯美情調已退潮，其寫實主調篤定浮現。這些短篇小說有兩位主角人物不能輕易忽略，就是「簡阿淘」與「辜安順」，陳芳明指出︰

辜安順是戰爭末期一位知識青年的成長史，簡阿淘則是五0年代一位社會主義青年的心路歷程。這兩個系列雖然不必是葉石濤本人的影射。但文本的敘述注入了他自己的生命經驗則母庸置疑。把他的小說當成後殖文學來閱讀，應該可以探到葉石濤長期投入去殖民化工作的苦心。

其實「簡阿淘」與「辜安順」兩個人的生長背景極為相似，一看即知是葉石濤在小說裡的「分身」。兩 人都有日治末期、戰後初期以及白色恐怖時期的回憶及故事，更有年老時如作者葉石濤本人的滄桑。甚至兩個人的故事，彷彿同一個人的人生際遇，彼此的故事還可 以相互銜接。以簡阿淘為主角的〈滄桑〉，描寫簡阿淘尋找可以照顧重病母親的醫護機構，但個人手頭卻非常拮据。

葉石濤接下來一系列以辜安順為主角的〈雞湯〉、〈彌留〉、〈火葬〉、〈撿骨〉，描寫辜安順的母親過世以及辦理後事的情節。其實，這些都是葉石濤的生命際遇，卻透過「辜安順」的代言，將個人遭遇至親過世，昇華為探討生死問題以及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

葉石濤這類以小我映現大我的個人回憶小說，讓人回想到，他以往的作品，幾乎都是用這樣的觀點，來觀看整個殖民社會，只是早期的作品維持傳統小說的敘述手法，而晚期以「簡阿淘」與「辜安順」為第一人稱創作，則方便直接述說屬於葉氏的個人經歷。

這些擔任小說的主角，包括翁律夫、李淳、簡阿淘、簡明哲、辜安順、潘銀花等人都是葉氏在作品裡的「祕密身份」，葉石濤籍著他們的視野，企圖描繪整個當時台灣殖民社會的全貌，小我與大我在此融匯一體，體現葉氏在文學創作上的傑作貢獻。

葉石濤(中)與郭漢辰(左)等合影。〈葉石濤與郭漢辰合影〉。圖片提供者：郭漢辰，網站名稱：數位島嶼。

編註：葉石濤小說裡的祕密身份一覽表

Leonard Bernstein 1918-1990

June 4, 2016, 12:1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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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Pad 古典音樂史上的今天

6月4日 俄裔美籍庫塞維茲基去世

俄裔指揮家庫塞維茲基S. A. Koussevitzky在1951年6月4日去世，想到伯恩斯坦在《創見集》裡頭多次提到這位影響他很深的導師，便從書架上取了下來，幾乎是二十年前編的書。伯恩斯坦在1959年年底寫信給庫塞維茲基的遺孀，摘抄數段如下：

「今天的一切都異常清晰地喚起對S. A. K的回憶：地方、時間、沙漠的空氣，還有沙漠中那蒼涼、多石的山丘。就像這樣的一個日子，就像這樣的一個背景，我們坐著，凝望著一座類似的山丘。他只剩幾個月的壽命，雖然他和我當時都不知道。不過，他知道有東西將要完結；他以溫和的達觀說起時間和永恆，這是他從那乾乾的山丘體認到的；並不悲傷，而是超越了悲傷。他知道有東西將要完結，因為他悄悄地、婉轉地交代任務給我－－待實現的夢想、待肩負的責任，以及待維護的標準。」
伯恩斯坦提到1943年，他臨危受命，代替生病的布魯諾華爾特登台，指揮紐約愛樂，當時庫塞維茲基還不知道這件事，自然也沒有給伯恩斯坦任何指點，但是，「他每個音，每個小節都在我身邊，提供我所需要的權威感、驅策我的想像力、引導並克制我的熱情。我還聽得見他說：『當你站在你的樂團面前，要站得筆直，像太陽下的一顆大樹。用正眼打量樂團的每一個人，每一個人，直到你掌握了他們，很慢很慢地，舉起指揮棒，然後就開始。你在樂團面前就等於是魔術師，準備揭開作曲家的奧祕。』」
「落日幾乎依禿山而盡；寒意乍起，而我也得回屋裡去做點研究。下星期我又要指揮；桌上的巴爾扥克《為管絃樂團所寫的協奏曲》攤開等著我。這是庫塞維茲基委託創作的作品。一脈相傳，至今未絕。」
庫塞維茲基在俄國的時候，也兼營樂譜出版，或許是這種出版的思維根植在庫塞維茲基的想法中，他對於刺激創作活動、保存作品也比很多音樂家更為熱衷。
他的事蹟和留下的遺產，在出版業艱困求存的年代，是一則勵志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2JanKszFoQ

Leonard Bernstein

"The gift of the imagination is by no means an exclusive property of an artist; it is a gift we all share; to some degree or other all of us, all of you, are endowed with the powers of fantasy. The dullest of dullards among us has the gift of dreams at night – visions and yearnings and hopes. Everyone can also think; it is the quality of thought t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 not just the quality of logical thinking, but of imaginative thinking."
-Leonard Bernstein, Commencement Speech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May 30, 1980

(Photo credit James Lightner)

Leonard Bernstein

On this day in 1971, Leonard Bernstein conducted his one-thousandth New York Philharmonic concert--a historic milestone. For this occasion, Bernstein conducted ‪#‎Mahler‬'s "Resurrection" Symphony No. 2.

Bernstein dedicated the concert “with affection and gratitude to all my Philharmonic colleagues, onstage and off, with whom I have shared three decades of joyful ‪#‎music‬-making."

The New York Times critic James R. Oestreich wrote: "As the two timpanists whaled away in the clamor of the finale, the head of a timpani stick flew off and sailed into the audience. That added bit of fireworks seemed wholly of a piece with the choral and orchestral tumult conjured by a master, and this remains, of the many candidates, my favorite moment from the ‪#‎Bernstein‬ years."

We share this photo of Maestro Bernstein rehearsing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
http://thisibelieve.org/essay/16368/

The Mountain Disappears

Leonard Bernstein - New York, New York

Broadcast during the 1950s

I believe in people. I feel, love, need and respect people above all else, including the arts, natural scenery, organized piety, or nationalistic superstructures. One human figure on the slope of a mountain can make the whole mountain disappear for me. One person fighting for the truth can disqualify for me the platitudes of centuries. And one human being who meets with injustice can render invalid the entire system which has dispensed it.

I believe that man’s noblest endowment is his capacity to change. Armed with reason, he can see two sides and choose: he can be divinely wrong. I believe in man’s right to be wrong. Out of this right he has built, laboriously and lovingly, something we reverently call democracy. He has done it the hard way and continues to do it the hard way–by reason, by choosing, by error and rectification, by the difficult, slow method in which the dignity of A is acknowledged by B, without impairing the dignity of C. Man cannot have dignity without loving the dignity of his fellow.

I believe in the potential of people. I cannot rest passively with those who give up in the name of “human nature.” Human nature is only animal nature if it is obliged to remain static. Without growth, without metamorphosis, there is no godhead. If we believe that man can never achieve a society without wars, then we are condemned to wars forever. This is the easy way. But the laborious, loving way, the way of dignity and divinity, presupposes a belief in people and in their capacity to change, grow, communicate, and love.

I believe in man’s unconscious mind, the deep spring from which comes his power to communicate and to love. For me, all art is a combination of these powers; for if love is the way we have of communicating personally in the deepest way, they what art can do is to extend this communication, magnify it, and carry it to vastly greater numbers of people. Therefore art is valid for the warmth and love it carries within it, even if it be the lightest entertainment, or the bitterest satire, or the most shattering tragedy.

I believe that my country is the place where all these things I have been speaking of are happening in the most manifest way. American is at the beginning of her greatest period in history–a period of leadership in science, art, and human progress toward the democratic ideal. I believe that she is at a critical point in this moment, and that she needs us to believe more strongly than ever before, in her and in one another, in our ability to grow and change, in our mutual dignity, in our democratic method. We must encourage thought, free and creative. We must respect privacy. We must observe taste by not exploiting our sorrows, successes, or passions. We must learn to know ourselves better through art. We must rely more on the unconscious, inspirational side of man. We must not enslave ourselves to dogma. We must believe in the attainability of good. We must believe, without fear, in people.

Composer, conductor, pianist and educator Leonard Bernstein was longtime music director of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where he led the highly successfuly Young People`s Concerts series. Bernstein forged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al and popular music with his compositions "West Side Story,""On the Town.""Candide" and others.

2013.10.18上周同學小聚。吳國維兄還在談他搜集的許多Leonard Bernstein"演奏".....
今天在紐約時報看到他的訃聞， 才發現還沒為他集些資料。
90年代台灣有些他的訪談譯書， 我讀過。
我有這本傳記:Leonard Bernstein - Humphrey Burton - Google Books

books.google.com › ... › Composers & Musicians‎

The definitive biography of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flamboyant, and multifaceted musical talents of the 20th century, a man whose concert hall performances ...

Leonard Bernstein, 72, Music's Monarch, Dies

By DONAL HENAHAN

Published: October 15, 1990

LEAD: Leonard Bernstein, one of the most prodigally talented and successful musicians in American history, died yesterday evening at his apartment at the Dakota on the Upper West Side of Manhattan. He was 72 years old.

Leonard Bernstein, one of the most prodigally talented and successful musicians in American history, died yesterday evening at his apartment at the Dakota on the Upper West Side of Manhattan. He was 72 years old.

Mr. Bernstein's spokeswoman, Margaret Carson, said he died of a heart attack caused by progressive lung failure.

His death followed by five days the announcement that Mr. Bernstein would retire from performing because of health problems. A heavy smoker for most of his life, he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emphysema, pulmonary infections and a pleural tumor.

In recent months, Mr. Bernstein had canceled concerts in Japan and in Charleston, S.C., and a tour of Europe. He conducted his final performance at Tanglewood on Aug. 19, when he led the Boston Symphony in Britten's ''Four Sea Interludes'' and the Beethoven Seventh Symphony.

'Fated for Success'

Long before Mr. Bernstein became, at the age of 40, the youngest music director ever engaged by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the drama critic Harold Clurman sized up the flamboyant musician's future: ''Lenny is hopelessly fated for success.''

It was Mr. Bernstein's fate to be far more than routinely successful, however. His fast-burning energies, his bewildering versatility and his profuse gifts for both music and theater coalesced to make him a high-profile figure in a dozen fields, among them symphonic music, Broadway musicals, the ballet, films and television.

Still, his hydra-headed success did not please all his critics. While he was music director of the Philharmonic from 1959 to 1969, some friends and critics urged him to quit and compose theater music full time. Many regarded him as potentially the savior of the American musical, to which he contributed scores for ''On the Town,''''Wonderful Town,''''Candide'' and ''West Side Story.''

Determining His Focus

At the same time, others were deploring his continued activity in such fields, contending that to be a successful leader of a major orchestra he would have to focus on conducting.

Still other observers of the Bernstein phenomenon wished he would concentrate on the ballet, for which he had shown an affinity (''Fancy Free,''''Facsimile''), or on opera and operetta (''Trouble in Tahiti,''''Candide'').

Or on musical education. His television programs on such subjects as conducting, symphonic music and jazz fascinated millions when he appeared on ''Omnibus,'' the cultural series, and later as star of the Philharmonic's televised Young People's Concerts.

And still others, a loyal few, counseled Mr. Bernstein to throw it all over and compose more serious symphonic scores. His gifts along this line were apparent in such works as his Symphony No. 1 (''Jeremiah'') of 1942, Symphony No. 2 (''The Age of Anxiety'') of 1949 and Symphony No. 3 (''Kaddish'') of 1963. He played the piano well enough to have made a separate career as a virtuoso. He was a facile poet. He wrote several books, including the popular ''The Joy of Music'' (1959). He was a teacher of rare communicative talent, as television audiences discovered.

But Mr. Bernstein resolutely resisted pressure to restrict his activities. During his decade as the Philharmonic's musical director, he grew steadily as an interpreter and as a technician.

His performances of Mahler's symphonies were almost universally conceded to b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his recordings for Columbia Records of the complete set not only constituted the first such integral collection but also continue to be regarded as among the most idiomatic Mahler performances available. His obsession with that composer, in fact, has been credited with generating the Mahler boom in America.

His conducting of works by Classical composers like Mozart and Haydn, often derided in his earlier day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praise as his career unfolded and he could relax a little. ''There is nothing Lenny can't do supremely well,'' an acquaintance remarked several years ago, ''if he doesn't try too hard.''

The future Renaissance man of American music was born in Lawrence, Mass., on Aug. 25, 1918, the son of Samuel and Jennie Resnick Bernstein. His father, a beauty-supplies jobber who had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Russia as a boy, wanted Leonard to take over the business when he grew up. For many years the father resisted his son's intention to be a musician.

The stories of how he discovered music became encrusted with legend over the years, but all sources agree he was a prodigy. Mr. Bernstein's own version was that when he was 10 years old his Aunt Clara, who was in the middle of divorce proceedings, sent her upright piano to the Bernstein home to be stored. The child looked at it, hit the keys and cried: ''Ma, I want lessons!''

Until he was 16, by his own testimony, he had never heard a live symphony orchestra, a late start for any musician, let alone a future musical director of the Philharmonic. Virgil Thomson, while music critic of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in the 1940's, commented on this:

''Whether Bernstein will become in time a traditional conductor or a highly personal one is not easy to prophesy. He is a consecrated character, and his culture is considerable. It might just come about, though, that, having to learn the classic repertory the hard way, which is to say after 15, he would throw his cultural beginnings away and build toward success on a sheer talent for animation and personal projection. I must say he worries us all a little bit.'' These themes - the concern over Mr. Bernstein's ''talent for animation'' and over his penchant for ''personal projection'' - were to haunt the musician through much of his career.

Economy of Motion Not His Virtue

As for ''animation,'' that theme tended to dominate much of the criticism of Mr. Bernstein as a conductor, particularly in his youthful days. Although he studied conducting in Philadelphia at the Curtis Institute with Fritz Reiner, whose precise but tiny beat was a trademark of his work, Mr. Bernstein's own exuberant podium style seemed modeled more on that of Serge Koussevitzky, the Boston Symphony's music director. The neophyte maestro churned his arms about in accordance with some inner message, largely ignoring the clear semaphoric techniques described in textbooks. Often, in moments of excitement, he would leave the podium entirely, rising like a rocket, arms flung aloft in indication of triumphal climax.

So animated, in fact, was Mr. Bernstein's conducting style at this point in his career that it could cause problems. At his first rehearsal for a guest appearance with the St. Louis Symphony, his initial downbeat so startled the musicians that they simply looked in amazement and made no sound.

Like another prodigally gifted American artist, George Gershwin, Mr. Bernstein divided his affections between the ''serious'' European tradition of concert music and the ''popular'' American brand. Like Gershwin, he was at home in jazz, boogie-woogie and the cliches of Tin Pan Alley, but he far outstripped his predecessor in general musical culture.

In many aspects of his life and career, Mr. Bernstein was an embracer of diversity. The son of Jewish immigrants, he retained a lifelong respect for Hebrew and Jewish culture. His ''Jeremiah'' and ''Kaddish'' symphonies and several other works were founded on the Old Testament. But he also acquired a deep respect for Roman Catholicism, which was reflected in his ''Mass,'' the 1971 work he wrote for the opening of the John F.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in Washington.

A similar catholicity was reflected throughout his music. His choral compositions include not only songs in Hebrew but also ''Harvard Songs: Dedication and Lonely Men of Harvard.'' He was graduated in 1939 from Harvard, where he had studied composition with Walter Piston and Edward Burlingame Hill.

A sense of his origins, however, remained strong. Koussevitzky proclaimed him a genius and probable future musical director of the Boston Symphony - ''The boy is a new Koussevitzky, a reincarnation!'' - but the older conductor urged Mr. Bernstein to improve his chances for success by changing his name. The young musician replied: ''I'll do it as Bernstein or not at all!''

He pronounced the name in the German way, as BERN-stine, and could no more abide the pronounciation BERN-steen than he could enjoy being called ''Lenny'' by casual acquaintances.

In a sense, he was in lifelong flight from Lenny Bernstein, from being treated as the raffish ''ordinary guy'' that the nickname seemed to suggest. Although some elder members of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never stopped calling him Lenny, Mr. Bernstein lived down the nickname, and in his late years heard himself addressed almost reverentially as ''Maestro'' in the world's music capitals. The man who had been patronized in print for many years as ''Glamourpuss'' or ''Wunderkind of the Western World'' became a favorite of Vienna both as conductor and as accompanist for such lieder specialists as Dietrich Fischer-Dieskau and Christa Ludwig.

Fame brought the usual honorary degrees, and honors far beyond the usual. He not only conducted at La Scala in Milan, at the Metropolitan Opera and at the Staatsoper in Vienna, but he was also invited by Harvard in 1973 to lecture, as Charles Eliot Norton Professor of History, on linguistics as applied to musical analysis. The distinction had previously been conferred on Robert Frost, T. S. Eliot, Igor Stravinsky, Aaron Copland and Paul Hindemith. Typically, Mr. Bernstein's Harvard performance was greeted with a mingling of critical raves and boos.

Harvard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Mr. Bernstein's rise, providing a pinch of Brahminism. The boy whose bar mitzvah was at Temple Mishkan Tefila had gone on to the elite Boston Latin School, and graduated cum laude from Harvard with a B.A.

During his last semester at Harvard, he organized and led a performance of Marc Blitzstein's ''Cradle Will Rock,'' a left-wing musical that had been banned in Massachusetts, but that could not be proscribed within the academic walls. It was not his first fling as a producer. At age 16 he had starred in his own production of ''Carmen'' at a summer camp, playing the title role alluringly in wig and black gown.

It was as a result of another schoolboy production, at Camp Onota in the Berkshires, that he met Adolph Green, with whom he later collaborated in several Broadway musicals. Mr. Bernstein was a camp counselor and theater director and Mr. Green was in ''The Pirates of Penzance.''

An Unlikely Start For a Conductor

Subsequently, when Mr. Bernstein was out of a job in New York City, he looked up Mr. Green, moved in with him in his East Ninth Street apartment in Greenwich Village, and began playing the piano at the Village Vanguard for a group called the Revuers. The ensemble included, besides Mr. Green, his musical comedy collaborator Betty Comden and the actress Judy Holliday.

Mr. Bernstein met Aaron Copland at Harvard in 1937, and through him came to know two other aspiring composers, Roy Harris and William Schuman. Admiring his intuitive grasp of modern music and his phenomenal skill at playing complex orchestral scores on the piano, the composers agreed that Mr. Bernstein should become a conductor. Dimitri Mitropoulos,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s music director, met Mr. Bernstein in 1938 and added to the consensus.

At that point, Mr. Bernstein ''didn't know a baton from a tree trunk,'' as he later put it.

Nevertheless, he had made up his mind. Because he had applied at the wrong time of the year and was turned down by the Juilliard School, he went to Philadelphia to audition for Reiner's conducting class at the Curtis Institute. The Hungarian maestro opened a score in the middle, put it on the piano and told Mr. Bernstein to play until he could recognize the piece.

The aspiring conductor, who was having difficulty seeing the music because he was suffering from an allergic reaction to Copland's cat, nevertheless discerned that the work was the ''Academic Festival'' Overture of Brahms. He was accepted.

At Curtis, he studied conducting with Reiner and piano with Isabella Vengerova. His earlier piano teachers included a neighbor, Freida Karp, Helen Coates and Heinrich Gebhard. In 1940 he went to Tanglewood, where he studied at the Berkshire Music Center with Koussevitzky, who quickly adopted Mr. Bernstein and called him Lenyushka.

In later years, Mr. Bernstein prided himself on having retained the respect and friendship of both Koussevitzky and Reiner, who held virtually opposing ideas about what a conductor should do and how he should do it. But the story as the famously irascible Reiner told it to acquaintances was different: ''He didn't leave me for Koussevitzky - I threw him out.''

In truth, not all of Mr. Bernstein's associations with elder colleagues were warm and collegial. In John Gruen's biographical ''The Private World of Leonard Bernstein,'' published in 1968, Mr. Bernstein asserted that Artur Rodzinski had once pinned him against the wall of a dressing room, trying to choke him because of jealousy over the young assistant's flair for publicity. But according to Mr. Bernstein, Rodzinski had by this time become somewhat peculiar: he always carried a gun in his back pocket, for instance, for psychological support when he faced the orchestra.

A Boycott Causes Stumble at the Start

It was Rodzinski, however, who gave Mr. Bernstein his chance at conducting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at a lean time when the young man was scraping along as a musician in New York. When he was 22, Mr. Bernstein had been offered a guest-conducting engagement with the Boston Symphony by Koussevitzky but had been forced to refuse.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Musicians, to which Mr. Bernstein belonged, advised its members to boycott the Boston Symphony, the last of the major orchestras remaining unorganized. Mr. Bernstein tried to mark time by opening a teaching studio in Boston, he later recalled, but ''nobody came.''

That fall, he moved to New York, where he fared hardly better.

Eventually he got a $25-a-week job at Harms-Remick, a music-publishing house, where his duties included listening to Coleman Hawkins and Earl (Fatha) Hines, and getting their jazz down on paper. He also wrote popular arrangements under the name of Lenny Amber (Bernstein in English).

The Philharmonic offer by Rodzinski came without warning. Rodzinski had heard Mr. Bernstein conduct a rehearsal at Tanglewood, remembered the young man, and after an hour's discussion, had hired him as an assistant for the 1943-44 season.

Assistant conductors by tradition do a great deal of assisting, but not much conducting. Destiny had other plans for Leonard Bernstein, however, and when opportunity knocked one Sunday afternoon in 1943, he was ready to open the door. On Nov. 14, Bruno Walter fell ill and could not conduct the Philharmonic. The young assistant took over his program (works by Schumann, Rosza, Strauss and Wagner) and achieved a sensational success. Because the concert was broadcast over radio and a review appeared on page 1 of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xt day, the name of Leonard Bernstein suddenly became know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ypical Lenny luck,'' some longtime Bernstein observers said. But Mr. Bernstein had given luck a hand: Knowing that Walter was not feeling well, he had studied the program's scores especially hard, just in case. At 25, he had become a somebody in the symphonic world.

After that break, though he was still more then a decade away from becoming music director of the Philharmonic, Mr. Bernstein began to consolidate his gains. He put in three exciting but financially unproductive seasons (1945-48) as conductor of the New York City Symphony. He received no fee, and neither did the soloists.

In 40's, Celebrity And Back Muscles

In the late 1940's Mr. Bernstein bloomed as a public figure. He came to be a familiar sight at the Russian Tea Room, at Lindy's and at Reuben's. Columnists reported that he liked boogie-woogie, the rumba and the conga, and that female admirers swooned when he stepped on the podium.

Tallulah Bankhead once watched Mr. Bernstein conduct a Tanglewood rehearsal and said to him in her husky baritone: ''Darling, I have gone mad over your back muscles. You must come and have dinner with me.''

Just about everyone in those years wanted Mr. Bernstein. The 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 named him a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men of the year, along with Nelson A. Rockefeller and John Hersey. His fans, it was reported, ripped at his clothes and attacked him in his car. Paramount tested him for the title part in a film about Tchaikovsky, but he was turned down, according to the conductor, because ''my ears were too big.''

Mr. Bernstein, in fact, looked the part of a pop idol with his strong profile and wavy black hair.

Musically, his career was on the upswing, too. In 1947 he conducted a complete Boston Symphony concert as a guest, the first time in Koussevitzky's 22-year reign that any other conductor had been permitted to do that in Carnegie Hall. He served as musical adviser of the Israel Philharmonic Symphonic Orchestra for the 1948-49 season. He was a member of the Berkshire Music Center from 1948 and head of its conducting department from 1951. He served as professor of music at Brandeis University from 1951 to 1956.

In 1953 Mr. Bernstein became the first American-born conductor to be engaged by La Scala in Milan, Italy's foremost opera house, leading a performance of Cherubini's ''Medea'' with Maria Callas in the title role.

During the six-year tenure of Mitropoulos as music director of the Philharmonic, beginning in the 1951-52 season, Mr. Bernstein was a frequent guest conductor. In 1957-58, the two worked jointly as principal conductors of the orchestra. A year later, Mr. Bernstein was named music director.

The New York appointment would have been a severe test of any conductor. The orchestra's quality had gone downhill, its repertory had stagnated and audiences had fallen off. Orchestra morale was low and still sinking. Mr. Bernstein leaped in with his customary brio and showmanship and his willingness to try new ideas.

He designated the Thursday evening concerts as ''Previews,'' at which he spoke informally to the audience about the music. He built his season around themes like ''Schumann and the Romantic Movement'' and ''Keys to the 20th Century.'' Strange-sounding works by avant-garde composers like Elliott Carter, Milton Babbitt, Karlheinz Stockhausen, Gunther Schuller and John Cage began to infiltrate the Philharmonic's programs. He took the orchestra on tours to Latin America, Europe, Japan, Alaska and Canada.

It sometimes seemed that Mr. Bernstein could not possibly squeeze in one more engagement, one more social appearance. During one particularly busy stretch, he conducted 25 concerts in 28 days. His conducting style accurately reflected his breathless race through life. Although in later years he toned down his choreographic manner, he remained one of the more consistently elevating conductors of his time. That irrepressible buoyancy sometimes led to trouble: in 1982 he fell off the stand in Houston while conducting Tchaikovsky and two years later encored that frightening stunt while leading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in Chicago. The worst injury he suffered, however, was a bruise from a medallion he wore around his neck.

Throughout his Philharmonic years, he kept his ties with Broadway and the show-business friends he had made before he became an internationally adulated maestro. He had already written music for the musical version of ''Peter Pan'' (1950) and ''The Lark,'' a play starring Julie Harris (1955). For Hollywood, he wrote the score to ''On the Waterfront'' (1954). Musical successes on the stage followed: ''On the Town'' (1944), ''Wonderful Town'' (1953), ''Candide'' (1956) and ''West Side Story'' (1957). Several of the stage works continue to thrive: in 1985 Mr. Bernstein conducted a quasi-operatic version of ''West Side Story'' (the cast included Kiri Te Kanawa and Jose Carreras) that pleased him immensely and introduced the work to a new generation of listeners.

Then there were the ballets ''Fancy Free'' (1944) and ''Facsimile'' (1946); the song cycles ''I Hate Music'' and ''La Bonne Cuisine''; the ''Jeremiah'' and ''Age of Anxiety'' symphonies; the one-act opera ''Trouble in Tahiti''; Serenade for violin and string orchestra with percussion; the Symphony No. 3 (''Kaddish''), and the ''Chichester Psalms.''

In the years after he had left the music directorship of the Philharmonic to become the orchestra's laureate conductor, he returned to the theater. He created the ecumenical and controversial ''Mass'' and, with Jerome Robbins, the ballet ''Dybbuk,'' staged by the New York City Ballet in 1974.

Mr. Bernstein's life took a turn toward greater stability in 1951 when he married the actress Felicia Montealegre Cohn. Her American father had been head of the American Smelting and Refining Company in Chile and she had been sent to New York City to study the piano. After several years of off-and-on romance, they were married in Boston. They had three children: a daughter, Jamie, a son, Alexander Serge (named for Serge Koussevitzky) and a second daughter, Nina.

In addition to his children, who all live in New York City, and his mother, of Brookline, Mass., Mr. Bernstein is survived by a sister, Shirley Bernstein of New York City, and a brother, Burton, of Bridgewater, Conn.

Mr. Bernstein and his wife began a ''trial separation'' after 25 years of marriage. They continued, however, to appear together in concerts, one such occasion being a program in tribute to Alice Tully at Alice Tully Hall, where Mr. Bernstein conducted Sir William Walton's ''Facade'' with his wife as one of the two narrators. Mrs. Bernstein died in 1978 after a long illness.

After leaving the music director's post with the Philharmonic in 1969, Mr. Bernstein hardly curtailed his frantic activities. He continued to guest-conduct, to record for Columbia Records, to conduct at the Metropolitan Opera and to play the piano for lieder recitalists. His company, Amberson Productions, which he had formed with his friend Schuyler G. Chapin to handle his diverse interests, expanded into the new field of videocassettes.

Mr. Bernstein, a longtime Democrat and liberal, took a deep interest in politics and was a friend of the Kennedys. His ''Mass'' was dedicated to John F. Kennedy. Among guests at fund-raising parties in his apartment during the late 1960's, one could find some of the leading civil-rights advocates of the period, a form of hospitality that inspired the writer Tom Wolfe to coin the term ''radical chic.'' In his book ''Radical Chic & Mau-Mauing the Flak Catchers,'' Mr. Wolfe described a fund-raising party that Mr. Bernstein gave for the Black Panthers.

During Mr. Bernstein's Philharmonic decade, the orchestra engaged its first black member, the violinist Sanford Allen.

He continued composing, if only in spurts. Late works included ''Jubilee Games,''''Arias and Barcarolles,''''Halil'' and a sequel to his opera ''Trouble in Tahiti'' entitled ''A Quiet Place.'' After its premiere in Houston in 1983, ''A Quiet Place'' was produced at the Vienna State Opera, La Scala and the Kennedy Center in Washington.

Almost to the time of his death, Mr. Bernstein carried on a bewildering variety of activities, rushing about the world with the same tireless abandon that had characterized his life in the days when he was churning out a hit a season on Broadway.

But Broadway had changed by the time Mr. Bernstein's final theatrical score reached the Mark Hellinger Theater in March 1976. The long-awaited work that he and Alan Jay Lerner had composed, ''1600 Pennsylvania Avenue,'' closed after seven performances.

He turned up in Israel, where the Israel Philharmonic was putting on a Leonard Bernstein retrospective festival to celeb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but on an Israeli podium. During a two-week period, his music was heard in concert halls, theaters, movie houses and other auditoriums all over the country. In 1988, when he was 70 years old, Mr. Bernstein was named laureate conductor of the Israeli orchestra. That birthday year brought honors from all directions, but none seemed to gratify him more than the celebration staged for him at the Tanglewood Festival, scene of so many triumphs early in his career. On Nov. 14, 1988, to mark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his Philharmonic conducting debut, he led the orchestra in an all-Bernstein concert.

Laurel wreaths continued to shower on him in his last decades. Elected to the American Academy and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 in 1982, he was awarded the Academy's Gold Medal three years later. The city of Milan, home of La Scala, also gave him its Gold Medal.

A discordant note sounded in 1989 when he refused to accept a medal fro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pparently as a protest against what he regarded as censorship of an AIDS exhibition by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Like many other artists and public figures, he contributed his services at concerts to benefit the fight against AIDS.

Mr. Bernstein's private life, long the subject of rumors in the musical world, became an open book in 1987 when his homosexuality was brought to wide public attention by Joan Peyser's ''Bernstein: A Biography.''

As Age Advances, The Pace Does Too

Far from slowing down as age encroached, Mr. Bernstein seemed to accelerate. Last Christmas he led a performance of Beethoven's Ninth Symphony in Berlin to celebrate the crumbling of the wall between East and West Germany. With typical flair, he substituted the word ''Freiheit'' (''Freedom'') for the poet's ''Freude'' (''Joy'') in the choral finale. The East German Government bestowed on him its Star of People's Friendship Medal.

Although he had reportedly refused an offer to return to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as music director, he was scheduled to conduct six weeks of concerts for the next few seasons. Before collapsing from exhaustion this year in Japan, Mr. Bernstein had taken part in the Pacific Music Festival.

Late in his extraordinarily restless and fruitful life, Mr. Bernstein defended his early decision to spread himself over as many fields of endeavor as he could master. ''I don't want to spend my life, as Toscanini did, studying and restudying the same 50 pieces of music,'' he wrote in The Times.

''It would,'' he continued, ''bore me to death. I want to conduct. I want to play the piano. I want to write for Hollywood. I want to write symphonic music. I want to keep on trying to be, in the full sense of that wonderful word, a musician. I also want to teach. I want to write books and poetry. And I think I can still do justice to them all.''

Photos: Leonard Bernstein (Steve J. Sherman, 1988) (pg. A1); Leonard Bernstein conducting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during his farewell concert as he retired as music director in 1969. (Michael Evans/The New York Times); Mr. Bernstein at the keyboard in 1945. (Graphic House); Leonard Bernstein instructing singers from the cast of ''West Side Story'' in 1957. At the piano was Stephen Sondheim, who was co-lyricist. (Friedman-Abeles) (pg.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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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剪拂集》，1928年

June 4, 2016, 8:3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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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4 夜，翻讀

林語堂《剪拂集》，1928年：譯尼采“走過去"(送魯迅離廈門大學)，頁132-36

譯於1927.1.1

衝擊頗大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國文學家、發明家。福建漳州龍溪人，生於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1][2]，乳名和樂，名玉堂，後改為語堂，聖約翰大學英文學士、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德國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曾任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廈門大學文學院院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主任、國際筆會副會長等職，


1923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後為《語絲》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出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務長，同年到廈門大學任文學院長。1927年到武漢任中華民國外交部秘書。隨後的幾年當中，他創辦多本文學刊物，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的小品文，對之後的文學界影響深遠。



《剪拂集》，1928年，[上海北新書局]







剪拂- 萌典
https://www.moedict.tw/剪拂


Translate this page洗滌拂拭。舊時江湖稱下拜行禮為「剪拂」。《水滸傳．第五回》：「原來強人下拜，不說此二字，為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也作「翦拂」。


剪拂jiǎn fúㄐㄧㄢˇ ㄈㄨˊ
剪拂 — 1.修整擦拭。 比喻推崇， 贊譽。 《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 “顧盼增其倍價， 剪拂使其長鳴。” 李善 注： “湔拔、剪拂， 音義同也。” 清 吳偉業 《讀史偶述》詩之六： “ 龍媒剪拂上華茵， 嚴助丹青拜詔新。” 

2.削除。 宋 張商英 《護法論》： “高超三界， 穎脫六塵， 清涼身心， 剪拂業累。”
3.舊時江湖稱下拜行禮為「剪拂」。水滸傳．第五回：「原來強人下拜，不說此二字，為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亦作「翦拂」。

內容
林語堂，1912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在清華大學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學文學系。192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轉赴德國入萊比錫大學，專攻語言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務長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後為《語絲》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廈門大學任文學院長寫雜文，並研究語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書。1932年主編《論語》半月刊。1934年創辦《人間世》，1935年創辦《宇宙風》，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凋”的小品文，成為論語派主要人物。1935年後，在美國用英文寫《吾國與吾民》、《京華煙雲》、《風聲鶴唳》等文化著作和長篇小說。


目錄編輯
序
祝土匪
給玄同先生的信
論性急為中國人所惡
丁在君的高調
回京雜感四則
讀書救國謬論一束
詠名流
寫在劉博士訂正中國現代文壇冤獄表後
苦矣！左拉！
“公理的把戲”後記
論語絲文體
文妓說
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
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
閒話與謠言
討狗檄文
一封通信
打狗釋疑
泛論赤化與喪家這狗
發微與告密
塚國絮語解題
譯尼采“走過去"--送魯迅離廈門大學
論土氣
論開放三海
談理想教育
論英文讀音
談文化侵略
論泰戈爾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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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iki.shop.hk/doc-view-41409.html

《剪拂集》是現代文化名人林語堂（1895—1976）的一本不那麼有名的雜文集，然而卻是不應被忽視的，因為它代表著林語堂文學活動的第一個時期——《語絲》時期——與魯迅等進步作家並肩戰鬥，反對北洋軍閥和「現代怦論派」，用「旗桿和磚頭與警察相鬥」的「打狗運動的急失鋒」的鳳采。與他《論語》、海外及晚年創作期或「幽默」、「閒適」的「性靈文學」泅然不同。寫作《剪拂集》時期的林語堂年少氣盛，並獲「土匪」的「美名」。


為《語絲》週刊主要撰稿人之一。






因支持學生愛國運動，和魯迅一起被列洋政府的黑名單。
內容精要

《剪拂隼》收林語堂1924年至1926年在（語絲》雜誌上發表的散玄共二十七篇，序文一篇，多屬政論性、社會批判及思想批判性雜文。如《論英文讀音》一植是純知識性雜文，《譯尼采<走過去>》為翻譯作品。



林語堂寫作《剪拂集》的時期，受到了歐美文化的個性主義和自由主義影響，向住資產階級自由政治，因此針泛軍閥及其幫兇現代怦論派是其中的重要內容。著名的《祝土匪》一文即是針對現代怦論派指責進步師生為「匪」而作，文中正言宣佈「我們情願揭竿作亂以土匪自居，也不作專制暴君的徘優；時代需要土匪，惟其有許多要說的話學者不敢說，惟其有許多巳乙上應維持的主張學者不敢維持，所以今日的言論界還得有土匪傻子來說話！」《文妓說》指軍閥之御用文人為「文妓」。《論語絲的文體》筆鋒更為老辣：「我們每每看見這種人及這種報的自號中和，實益以見其肉麻。惟有加以思想之蠢賊的尊號，處處與『耗子，鱷魚 』同列而已。」進而更痛斥「正人君子」的行徑是「野雞生涯」，「與蘇揚妓女的倚門賣笑伎倆無異」。

探索國民性，提倡「精神復興」是林語堂《剪拂集》中雜文的另一個基本命題。他提出「精神復興」是最為迫切的工作，推崇怯國大革命，企圖用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那種積極進取精神來克服民族的卑瑣、懶惰等劣根性，以達到救國的目的。林語堂的這些立論是二十年代酉鳳東漸中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命運走向積極探索的產物，當然不無偏頗之處，但「思想革命」、「精神復興」的主張在當時封建政象籠罩、封建痺氣瀰漫的中國無疑要比盛行的「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主張來得深刻。

《剪拂集》還對民眾力量進行熱烈讚頌。對「三·一八」死難烈士表達深切哀婉的悼念。《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寫於慘案發生後的第三天，文辭鬱憤情深，抒發了作者沉痛的心情。與魯迅愛憎交融、力透紙背剛《記念劉和珍君》一文同為聲討反動勢力，悼念死難烈士的悲壯輓歌。

知名篇章

這是一植於淡然中顯誠摯的敘事散文，吝筆於對死者生前言行紋窖細膩的遏憶和乎實筒潔的摘摹。與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相比，雖同為悼念烈士的悲憤娩歌，其情緒和筆調卻頗丁相類，備備皿出其作者為人為文之同風格。

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節選）
今日是墾期日，稍得閒暇，根想拿起筆來，寫我這三天內心裡的沉痛，但只不知從何說起。因為三天以來，每日總是昏頭昏腦的，表面上奔走多，少有靜默之暇，思索一下，但是暗地裡已覺得是經過我有生以來最哀忖的一種經驗；或者一部分是因為我覺得劉楊二女士之死，是在我們最痛恨之敵人手下，是代表我們死的，一部分是因為我暗中己感覺亡國之隱痛，女士為亡國遭難，自秋謹以來，這回算是第一次，而一部分是因為自我到女師大教書及辦事以來，劉女士是我最熟識而最佩服嘉許的學生之一隕女士雖比較不深知，也記得見過幾回面），合此種種理由使我覺得二女士之死不盡像單純的本校的損失，而像是個人的損失。
三月十八日即她死的早晨八時許，我還得了劉女士的電話，以學生自治會名義請我准停課一天，因為她說恐怕開會頻十一時才能開戍，此後又恐怕還有遊行，下午一時大家趕不回來。我知道愛國運動，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素來最熱烈參加的，並非一班思想茅塞之女界所可比，又此回國民大會，純為對外，絕無危險，自應照準，還告訴她以後幾有請停課事件，請從早接洽，以便通知教員，不知道這就是同她說話的末一次了。到下午二時我因要開會到校，一聞噩耗即劉同許季帶先生到國務院，而進門開棺頭一個已是劉女士之屍身，計前後相距不過三數小時。閉日一想，聲影猶存，早晨她熱心國事的種惰猶可湧現吾想像間，但是她己經棄我們而長逝了。

著作解讀

《剪拂集》記錄了林語堂《語絲》創作時期的激揚鳳貌。論者通常用「浮躁凌厲」來概括其特徵，大致上確能代表那一時期林語堂散文創作鮮明而獨特的個性鳳格。這個集子與他最為人熟知和稱道的小品文頗不相類，因此，閱讀上也不似小品文之輕鬆親切每有會心。之所以這樣，最重要的原因首在於文章所表達的內容之隔膜。幗拂集》是針對當時紛攏的社會政治恩想狀況所發的激烈議論，都是有當時具體背景的。雖在當時屬切中時弊，每每使得知識青年們情緒激昂，但革命年代所發生的紛壇事件對當前的讀者而言畢竟是遙遠了。而讀這—類文章，昔不明瞭當時複雜斑駁的情勢和背景，當然是難以進人其中，獲得共鳴的。



由表達內容的要求《剪拂集》文章在藝術風格上也不能追求小品文式的親切和娓娓道來，而必然以暢達甚至犀利為尚。林語堂自已曾說：「我初期的文宇即如那些學生的示威巡行一般，披肝瀝膽，慷慨激昂，公開抗議。那時並無什麼枝巧和細心。」這樣的文宇正符合林語堂當時的心情和狀態：年少氣盛，改造中國的熱望甚切，而理想難就，不兔憤激怒恨八剪拂集》中的文章大多信手信腕，每遇論戰，常出諸反語，莊諧雜陳，冷嘲熱諷而無所顧忌，措詞下筆，不計工拙，住住能一語中的，使論敵無可逃遁而呈醜態，以暢達、直率和辛辣見長。

一般政治性較強的議論性文章容易寫得讓讀者覺得枯燥、乏味，而《剪拂集》中的文章卻並不給人這樣的感覺。這固然首失因為文中充滿恣律的情感，令人感奮，尤其是隨處可見的對無恥之徒的諷刺更讓人暢快。同樣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林語堂行文見出個性的精彩：對雜文體裁樣式的創新，如配歌詞（《詠名流》）、配漫畫（《魯迅先生打吵狗圖》）自不必說。在為文的構思佈局上，議論文最重要的是邏輯嚴謹，林文恰是重視言之有據、細密。在敘述中議論，並以日常現象雜棵其間，巧妙設喻，使文章形象生動，針泛有力。則祝土匪》中對所謂「學者」不能堅持真理的譏刺：「真理是妒忌的女神，歸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燭身主義，學者卻家裡還有許多老婆，姨太太，上炕老媽，通房丫頭。然而真理並非靠學者供養的，所以學者所真怕的還是家裡老婆，而不是真理。」遣詞用語上林語堂更是隨手拈來，無不精警峭拔，含蓄而不失鋒芒，讓人於幽默之中體味到林語堂的睿智—一與後期小品文的性靈文宇正是一脈相通的。

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 陳健邦：寫詩如作案─讀邵燕祥打油詩

June 4, 2016, 5: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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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lando Patterson, John Cowles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 I first came across that book in the year betwee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I pulled it from the library shelf thinking it was going to be a book on mythology and discovered, of course, that it is a philosophical treatise, which I immediately felt a strong affinity to. Of course I didn’t understand most of it when I first read it. I took it with me to college and basically read it over and over again right through college until I felt I understood i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absorption. It greatly influenced me.

“My very first book was a novel, called ‘The Children of Sisyphus,’ and it was about the poverty and utter despair of the people who live in the shantytowns of Kingston. I had decided that what I was learning, what I was experiencing, was best expressed in terms of a novel. All through that time, what strikes you most living in or visiting this extreme poverty is the whole question of what makes life meaningful for these people, which in a way is the central question that motivated Camus. The shades of not just despair but the kinds of existential angst that he is going through. What makes life meaningful? How can one survive? People living on the dung heap, who live off the trash and the refuse of the rest of the city, where do they find meaning?

“That theme of meaning and meaningless resonated with me, and it carried through to higher levels as I moved from Jamaica to Britain and also to other works by Camus. In many ways, his ideas remained with me not in the sense that I return to him any more, but in the sense that he formed the initial foundation of my thinking. I think I moved on, but he was the right philosopher and the right novelist for me at the time.”

"Travailler et créer 'pour rien', sculpter dans l'argile, savoir que sa création n'a pas d'avenir, voir son oeuvre détruite en un jour en étant conscient que, profondément, cela n'a pas plus d'importance que de bâtir pour des siècles, c'est la sagesse difficile que la pensée absurde autorise. Mener de front ces deux tâches, nier d'un côté et exalter de l'autre, c'est la voie qui s'ouvre au créateur absurde. Il doit donner au vide ses couleurs".

Albert Camus, "Le Mythe de Sisyphe", 1942

"Working and creating for nothing ', sculpt in clay, that his creation has no future, see his work destroyed in a day being aware that deeply, it has no more importance that to build for centuries, it is the difficult wisdom that absurd thought permits. Conduct front both tasks, deny one side and exalt the other, this is the path that opens to the absurd creator . It must give the void its colors ".
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 1942


Ben Chen 從今誰復補蒼天？
獨來獨往困刑天！
http://www.storm.mg/article/93532

陳健邦觀點：寫詩如作案─讀邵燕祥打油詩-風傳媒

STORM.MG

「干戚如今舞已難，獨來獨往困刑天；
頭顱已斫何須好，肝膽猶存未忍捐。
垂垂老矣吳剛斧，西緒弗斯上下山。
上帝已死諸神渴，滄海橫流剩一灣。」

這是有如離騷的傷時代之作，豈是“打油詩“三字所能當？
Ben Chen 說是打油詩，到時候可以不認帳，免得被抓去關起來

Ben Chen 新增了 2 張相片。

5月29日 6:44 · 

「落花時節又逢君」，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馬英九也寫過，不知他會想起什麼人？

邵燕祥的打油詩《從今》，結尾冒出：「茴香豆饗李龜年」，又是指何而言？

在讀邵燕祥的舊詩集，碰上幾個謎團。"滄海橫流剩一灣"、"萬里兵符出四川"到底是在說什麼？雖然我有卲燕祥的email,但不想冒然寫信去打擾老作家，於是想將這些疑問發表在刊物上。

明報月刊六月號，刊出了我這一篇《茴香豆饗李龜年---邵燕祥詠八O年代》，在中港矛盾日益突出、又到了六四敏感的時刻，香港學生的紀念活動正蓄勢待發，此文可以說是搭上香港人六四情結的便車才刊登的。從邵燕祥的舊體詩，一窺大陸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如何評價趙紫陽的歷史地位和六四事件。

邵燕祥涉及六四的幾首詩的分析，可Google:風傳媒、邵燕祥、陳健邦。

當初，考慮這個題目，現在台灣可能很少人會感興趣，這篇稿子，在今年三月先寄給明報月刊，等了十天沒有回應，我又多加入一段錢鍾書「作詩作賊事相等」的説法，才寄去風傳媒登出。四月底，明報月刊的編輯才知會，準備發表這篇文章，但他們原則上不刊登已發表過的文章，希望我能撒下已發表過的網頁，這令我陷入尷尬。好在後來取得諒解，我略為修飾文句，明報月刊接受之。

邵燕祥有一本書《別了，毛澤東》，書名如此敏感，只能在香港出版。
「邵燕祥的存在，至少提示我們，中國文人的苦路正長，奮鬥正長，信念正長。」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如是說。
明報月刊，現在在台灣好像只有誠品書店找得到。

邵燕祥有詩：
不求甚解不求深，但願知音知我心；
辜負錦囊好句多，偏于痛史費沈吟。

「文章久重春秋筆」，在關鍵時刻，卲燕祥沒有令人失望。《六里橋》、《從今》、《書憤》這幾首詩都是他對「痛史」的春秋筆，在大陸知識分子之中有許多知音。一百年後，會成為歷史名篇，得到後世的肯定。

John Maynard Keynes: 《精英的聚會》《傳記文集》A Keynes for all seasons

June 4, 2016, 3: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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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es—who was born on June 5th 1883—deserves to be remembered for much else besides his economic works. In addition to being an economist, the great man was also a boy genius, a civil servant, a national opinion-shaper, a lover, a connoisseur and aesthete, and a statesman

A biography of John Maynard Keynes without the economics—like "Hamlet" without the Danish prince

John Maynard Keynes was born on this day in 1883

ECON.ST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昨天 21:41 · 英國劍橋 · 

"If someone as economically literate and well-connected as Keynes found it difficult to time currencies, then the rest of us should think twice before believing we can do any better."

翻譯年糕

John Maynard Keynes: great economist, poor currency trader

John Maynard Keynes struggled as a foreign-exchange trader, finds the…

CAM.AC.UK

Economic history
A Keynes for all seasons

Nov 26th 2013, 13:30 by C.R.

IN THE years since the publication in 1936 of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John Maynard Keynes’s name has been irretrievably linked to the idea that fiscal stimulus should be used to combat recession during downturns. Such ideas came to dominate economics in the 30 year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so much so that Republican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declared in 1971 that “we are all Keynesians now”.

Although Keynes’s ideas went out of favour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y came back into fashion as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09 unfolded. The use of fiscal stimulus to fight recessions in America, Britain and Asia led Keynes’s most prominent biographer, Robert Skidelsky, to declare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 Keynes's notoriety among the public rose so much that a hip-hop video of him arguing the merits of fiscal stimulus with his rival, F. A. Hayek, went viral on YouTube back in 2010.

But whether Keynes’s ideas were ever as simple or consistent as some modern-day Keynesian economists suggest is a matter of great contention. The Economist noted as long ago as the 1960s that the ideas of Keynes the man were diverging from contemporary Keynesian economics. While Keynes emphasised austerity in the good times as much as stimulus in the bad, many Keynesians considered stimulus a “one-way road” in the 1960s and 1970s. As Keynes himself wrote in 1937: “The boom, not the slump, is the right time for austerity at the Treasury.”

Even during his lifetime he was concerned that some people were accepting the conclusions of the "General Theory" too uncritically. In 1940, A.C. Pigou, one of the examiners of the Economics Tripos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that year, wrote to Keynes to complain that both staff and students were taking much of his work too literally:

The chief bad thing we found was that a very large number of people had been stuffed like sausages with bits of your stuff in such a way that (1) they were quite incapable of applying their own intelligence to it, and (2) they perpetually dragged it in regardless of its relevance to the question… the parrot-like treatment of your stuff is due to the lectures and supervision of the beautiful Mrs [Joan] R[obinson]—a magpie breeding innumerable parrots.

To the modern reader, the "General Theory" can appear very much a book of its time. It was written in a world facing very different problems from those of today. Keynes developed the theoretical ideas in his work to justify running a budget deficit of just 3% of GDP during recessions in a Britain where the state only accounted for around 25% of the economy. Today’s situation seems a world away in comparison. Peacetime deficits reached 13% of GDP in America in 2009, and in Denmark, Belgium and France, taxation approaches nearly 50% of GDP. 

Even Keynes himself, by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as considering writing a new book to correct and develop much of what he was unsatisfied with in the "General Theory". But due to his untimely death it was Joan Robinson who extended Keynsianism into the future, giving it a left-wing tinge by mixing it with the ideas of Karl Marx in her book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his has confused impressions of what Keynes's ideas were, but even with this overlay removed they are hard to pin down. A perusal of his work in the interwar years makes Keynes, on the surface, look like a very inconsistent thinker. He appears to have supported deflationary policies in the early 1920s and then inflationary ones in the 1930s. He spent most of his life as a free-trade campaigner, only to perform a volte-face in 1930 to support tariffs and then aggressively defend Britain’s use of them against Americ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he changed his mind many times about other issues too; for example, on the use of capital levies and controls.

But one theme does emerge unscathed throughout his work: a search for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According to Mr Skidelsky at Warwick University, much of Keynes’s work was motivated by a desire to return to 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of the pre-1914 period that had been shattered by the first world war. Although the workings of th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gold standard did a good job of this, they had broken down by 1919.

Keynes’s work in the interwar period was in many ways a reaction to the chaos of the tim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 attacked policies which caused excessive inflation or deflation in an economy.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 (1925) critically reviewed the wisdom of Britain’s return to the gold standard at an arbitrary fixed rate of exchange. Once freed from the shackles of gold, stimulus policy became an available tool for stabilising GDP during recessions—as he explored in "A Treatise on Money" (1930) and the "General Theory" (1936). All these works share one underlying feature—the idea that the internal stability of an economy (of prices and unemployment) should be prioritised above abstract principles that were directed at maintaining external stability (of exchange rates or the free movement of capital, for instance) at all costs.

Keynes was more of an empiricist, at heart, than his critics have claimed. He did not consider himself tied down to any particular economic creed. For instance,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and appropriate economic theory for a particular period chang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mutates and evolves over time far more quickly than, say, the natural world and its systems:

Economics is a science of thinking in terms of models joined to the art of choosing models which are relevant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t is compelled to be this, because, unlike the typical natural science, the material to which it is applied is, in too many respects, not homogeneous through time…Good economists are scarce because the gift for using "vigilant observation" to choose good models, although it does not require a highly specialised intellectual technique, appears to be a very rare one.

So, can Keynes’s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views on economics can provide a message to policy-makers of the future? Perhaps they can contribute more to a general outlook on the dismal science rather the advocacy of any particular policy tool in its own right. As Cambridge University oral tradition claims he often used to say when retorting to criticism of his latest ideas: “When the facts change, I change my mind. What do you do, sir?”

You can read The Economist's obituary of John Maynard Keynes, from 1946, here.

Suggested reading:

R. Harrod, (1951).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Macmillan.

D. E. Moggridge, (1995). "Maynard Keynes: An Economist’s 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R. Skidelsky, (2004).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Economist, Philosopher, Statesman". London: Penguin.

R. Skidelsky, (2010). "Keyne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lected Keynes bibliography:

J. M. Keynes, (1919).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London: Macmillan.

J. M. Keynes, (1923).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London: Macmillan.

J. M. Keynes, (1930). "A Treatise on Money". London: Macmillan.

J. M. Keynes, (1931). "Essays in Persuasion". London: Macmillan [includ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 (1925), “The Economic Possibilities of our grandchildren” (1930) and “Proposals for a Revenue Tariff” (1931)].

J. M. Keynes,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J. M. Keynes, (1940). "How to pay for the war: A radical plan for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London: Macmillan.

作者: [英]J·M·凱恩斯《精英的聚會》譯者: 劉玉波 / 董波，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7-10，頁數: 527


內容簡介 · · · · · ·本書由文章、書信組成，通過描繪凱恩斯周圍人物的治學經歷，把百餘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哲學家、科學家、政壇人物串聯起來，從而勾畫出二戰前英國人物沉浮、大英帝國的衰落。作者簡介 · · · · ·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年6月5日- 1946年4月21日），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可謂經濟學界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他的發表於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引起了經濟學的革命。這部作品對人們對經濟學和政權在社會生活中作用的看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除《通論》外，凱恩斯另外兩部重要的經濟理論著作是《貨幣論》（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和《貨幣論》（A Treatise on Money, 1930）。這兩部著作是其研究貨幣理論的代表作，但均未能脫出古典貨幣數量論的窠臼。

作者: [英]J·M·凯恩斯
译者: 刘玉波 / 董波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1997-10
页数: 527
定价: 26.0
装帧:软精装
ISBN: 9787214019554

《精英的聚會》：《精英的聚會》的作者是英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J・M・凱恩斯。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於1998年出版。本書是凱恩斯的自傳體筆記。本書由文章，書信組成，通過描繪凱恩斯周圍人物的治學經歷，把百餘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哲學家，科學家，政壇人物串聯起來，從而勾畫出二戰前英國人物沉浮，大英帝國的衰落。《精英的聚會》 - 內容簡介《傳記文集》的初版於1933年問世。它由一些小品和片斷組成，那是凱恩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寫成的。最早的文章來源於《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文中最終被凱恩斯刪去的部分。另外一些，包括關於博納·勞、阿斯奎思和埃德溫·蒙塔古的文章，是凱恩斯為《民族》周刊撰寫的小短文和備註。其他的，包括“偉大的維利爾斯血緣”，關於溫斯頓·丘吉爾的兩個備註，把托洛茨基和把弗蘭克·拉姆齊作為哲學家來寫的文章都來源於凱恩斯所寫的書評。而關於經濟學家們的文章則幾乎全部是登載於《經濟學雜誌》上的訃告，因為作為該雜誌的編輯，凱恩斯感到有責任對那些過去時代的代表人物給以嚴肅的評價。 1933年版中唯一的例外是他為馬爾薩斯所寫的文章，他1932年從事該文的寫作，關於此文的書信往來在他眾多函件中保留下來，印刷者根據這一手稿在1933年版中排印出來。1933年此書第二次印刷，除了一些微小的改動外，基本保持原狀。在其後的13年中，凱恩斯繼續從事這方面的寫作。 1951年，凱恩斯死後，魯珀特·哈特·戴維斯重印了本卷書，並且在杰弗裡·凱恩斯爵士的幫助下增補了凱恩斯後來所寫的三篇重要文章，它們是關於斯坦利·傑文斯和牛頓的文章以及關於瑪麗·馬歇爾夫人的引人入勝的傳記，而在《傳記文集》的首版中，“經濟學家的生活”這一部分正是題獻給馬歇爾夫人的。《精英的聚會》 - 作者簡介《精英的聚會》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現代西方經濟學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1883年6月5日生於劍橋。 1902年進劍橋大學學數學，後從馬歇爾學經濟學，深受馬歇爾的賞識。 1906～1908年在印度事務部任職。 1908年起在劍橋大學任教。 1912～1946年任《經濟學》雜誌主編。 1913～1914年任皇家印度財政和貨幣委員會委員。 1915～1919年任英國財政部顧問。 1919年作為財政部的首席顧問出席巴黎和會，同年因寫《和平的經濟後果》而馳名。 1941年起任英格蘭銀行董事。 1942年被封為蒂爾頓男爵。 1944年出席布雷頓森林會議。他長期從貨幣數量的變化來解釋經濟現象的變動​​，主張實行管理通貨以穩定資本主義經濟。 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後提出了失業和經濟危機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鼓吹國家全面調節經濟生活。他的經濟學說在西方國家有廣泛影響，被稱為“凱恩斯主義”。主要著作有《印度貨幣和財政》（1913）、《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二卷，1903）、《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如何支付戰爭》 （1940）等。

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由文章、书信组成，通过描绘凯恩斯周围人物的治学经历，把百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政坛人物串联起来，从而勾画出二战前英国人物沉浮、大英帝国的衰落。

作者简介 · · · · ·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年6月5日 - 1946年4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
　　凯恩斯可谓经济学界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发表于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这部作品对人们对经济学和政权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通论》外，凯恩斯另外两部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是《货币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和《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 1930）。这两部著作是其研究货币理论的代表作，但均未能脱出古典货币数量论的窠臼。

《無緣社會—「無緣死」三萬二千人的衝擊》；死亡和西方: 從 1300年至今《死亡文化史》

June 6, 2016, 12:3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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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纪录片]无缘社会-谁管我死活—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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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緣死| 蘋果日報| 果籽| 名采| 20141210

hk.apple.nextmedia.com/open/subarticle/12187389/.../1896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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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0, 2014 - 年輕時，我們享受一個人的自由；但年紀老了，便會擔心，會否「無緣死」？對，日本得了一個病，叫「無緣死」。這是NHK電視台2010年拍攝的專題 ...

博客來-無緣社會（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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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2, 2015 - 第五十八屆菊池寬賞受賞☆NHK紀錄片《無緣社會—「無緣死」三萬二千人的衝擊》採訪過程全記錄！ ☆年度最震撼人心的十大流行語之一，你不可 ...

吳承紘...所謂的「無緣社會」其實就是日本近年來的「無緣死」現象，也就是孤獨死。「無緣」在日語中代表切斷所有一切人世間的牽連與羈絆，比方人與人之間的「緣份」，與工作之間的「社緣」等。當一切緣份都消失了，就是「無緣」。所以「無緣死」就是一個人失去和這個社會的一切關連，孤獨死去，沒有人為其料理後事，成了市公所公告上短短的數行字，結束一生。即使後來市公所千辛萬苦找到親人，骨灰也被「拒絕認領」，成為「無緣佛」（孤魂野鬼）的悲傷結局。「無緣死」這個現象是由NHK所發現，然後在2010年開始拍攝這個專題，之後整理成書。書中所描述的事件，與其說是驚悚，不如說是無窮無盡的悲傷。比方書一開始時，NHK拍攝團隊前往東京灣海上警察隊一起處理台場彩虹橋下無名浮屍的案件，以及之後漸漸開展的各個「行旅死亡人」的死亡現場，和每具屍體後的悲傷故事。

有些人的住處整理得乾乾淨淨，甚至白飯都一包包分好冷凍起來，桌上的食物看起來像是準備要吃飯，人卻死在廁所裡；有的人家徒四壁，看起來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盤坐死在塌塌米上，屍體已經完全腐爛。不管死法為何，所有的共同點就是「一個人死去，沒有人發現」。

根據NHK清查日本所有「行旅死亡人」的公告和案件，他們粗估2009年有三萬兩千人無緣死，也因為無緣死的狀況越來越多，日本漸漸出現像是清理無緣死現場的特殊清潔業；為了處理這類人士的後事，或為了省事，出現了所謂的「直葬」（沒有任何儀式隨即火化的葬禮）業者，以及專門收納無主骨灰的寺廟，和類似生前契約，只要繳交會費，便會有人員為會員處理後事的NPO等等。

無緣死已經成為日本的社會現象，且不是局部區域而是全國性的問題。隨著傳統家庭觀念消失、終身未婚現象盛行，和因為派遣制所帶來的個人經濟崩毀，越來越多的人消失在日本這樣的團體社會，而不僅僅只是獨居老人而已。甚至還因此衍生出「高齡失蹤」，子女詐領死者老人年金的案件。

誰都有可能成為孤獨死的下一個案例。專門收納無主骨灰的高崗大法寺栗原主持所說的一段話，或許可以總結無緣社會這本書所要傳達的意旨。

「我們只要弄錯人生的一個小環節，或是其中一顆小齒輪失去作用，都有可能變成獨居老人，孤獨地死去。這些人的人生和我們有什麼不同？他們也都扎扎實實地過完一生，有些人說不定有小孩，還把小孩扶養成人。誰不是帶著父母的喜悅出生？大家都有各自的一生，難道只因為某個人晚年獨居，不得不孤單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就表示他這輩子活得完全沒有價值嗎？」

無緣社會（新版）

書名：無緣社會（新版），原文名稱：無縁社会，語言：繁體中文，ISBN：9789862271827，頁數：384，出版社：新雨，作者：NHK特別採訪小組，譯者：鄭舜瓏，出版日期：2015/09/22，類別：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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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最近收到一個邀請，到蘇梅島某沙灘俱樂部採訪世界末日派對。公關說，俱樂部很想吸引多些香港的「蒲友」到 那兒。這俱樂部和出席派對的人，都應該相信末日並不是2012年12月21日，大部分地球人都應該這麼想。可是大家心裏大抵都有閃過這念頭：萬一真的是末 日那怎麼辦？也沒辦法，我們或者都很坦然。但假如有人告知，過兩天便是你的大限——反應可未必那麼冷靜，因為那不再是所有人同時「一鑊熟」，而是你自己一 個，孤獨面對未知的死亡。

生命裏唯一的肯定
其實不用先知，我們都知道「死亡」是生命裏唯一的肯定。但我們卻不知自己何時死、怎樣死、死後會怎樣。也正因這些確定的不確定，令死亡自古以來，便 成為哲學、文學、藝術當中重要的命題——由幾百年前西方油畫裏那些骷髏頭和腐壞的水果，到Damien Hirst那條浸在福馬林溶液的鯊魚，都見證着藝術家對死亡，有着劃時代的偏執。
幽默表達殊途同歸
以醫學、生活與藝術為主題的倫敦Wellcome Collection，現正舉行題為Death: A Self-Portrait的展覽，展示芝加哥前古董商Richard Harris逾300件與死亡有關的收藏品。Harris本來對解剖學感興趣，繼而收藏跟骷髏骨等以死亡為題的物品。展覽分五部 分：Contemplating Death展出Andy Warhol以至文藝復興畫家Jacob van Utrecht等不同年代的藝術家，如何在作品中表露對死亡的執著；第二部分The Dance of Death焦點放在死亡的普遍性，看人們以幽默手法，表達大家殊途同歸；Violent Death則展示戰爭中死亡的暴烈和殘酷；Eros and Thanatos便探索性與死亡——佛洛伊德相信這兩種矛盾的欲望，是驅使人類所有行為動力；最後一部分Commemoration則帶我們看世界各地在 不同時代的喪葬和悼亡儀式。
Death: A Self-Portrait
地點﹕Wellcome Collection, 183 Euston Road, London NW1 2BE
日期及時間﹕
即日至2013年2月24日，周二、三、五、六上午10:00至晚上6:00，周四至晚上10:00，周日上午11:00至晚上6:00，周一休息
門票﹕免費
網址﹕www.wellcomecollection.org
文：郭瑋瑋

 ****2010

因為書籍要裝箱所以才翻它 (印刷品質差)
發現網路上有資料 (缺圖)
它其實只是西歐為主的
所以原書明為
La mort et l'Occident by Michel Vovelle (1983)
一般讀者除了可了解拿破崙和雨果之喪之隆重外
可以了解法英等圖書館中"時間老人"等之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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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建榮著，《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 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3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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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津堂
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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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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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和西方: 從 1300年至今

死亡文化史︰用插圖詮釋1300年以來死亡文化的歷史 La mort et l'Occident de 1300 a nos jours

• 作者：[法] 米歇爾‧沃維爾
• 譯者：高 凌瀚 蔡錦濤
•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朗朗書房）
• 出版日期：2004年05月01日

死 令人畏懼，而死的歷史卻扣人心弦。對死亡和對死亡史的研究必然在新的思想史中佔有不容忽視的地位、沃維爾引領我們從死亡出發，回顧自1300年以來西方死 亡歷史的發展，探究面臨死亡的集體態度的變化，研究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人們在走向死亡這一途程上的各種反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死亡體制去判斷或評價 一個社會。

自1983年出版以來，本書成為這一領域的經典之作。作為一部綜合性研究著作．它集人口學、醫學．宗教學、社會學、藝術文學研究之大咸。在豐富資料的佐證 下，作者提出了一個完整的、具有權威性的西方死亡史圖景︰從中世紀黑死病肆虐開始．人們對死亡的認識經過了巴羅克式的大規模儀式的死．自然哲學的“明智” 的死，復古派的“英雄”式的死，立遺囑的“市民階層”的死，最後進入現代的對死的禁忌。在本書的最新版本（2000年版）中．作者新寫的序言又總結了近 20年研究的新成果。

• 規格：平裝 / 759頁 / 17cmX24cm / 普級 / 單色 / 初版
• 出版地：大 陸

目錄

死亡研究近況︰新版序言
新版補充參考書目
前言︰死亡鏡中的人類歷史
第一部分 1300年的死:中世紀的兩種死法
第一章 中世紀死的情況和平衡
第二章 十分古老的死亡制度
第三章 致福千年
第四章 離經叛道分子︰從行吟詩人到純潔派
第二部分 死的凱旋
第五章 瘟疫時代
第六章 死者的反叛與骷髏舞
第七章 基督教關于死和後世的新話語
第八章 從死到墳墓︰姿態的膨脹
第九章 死後世界的新戰略
第三部分 文藝復興，轉折或波折
第十章 在16世紀中生的力量和死的力量
第十一章 16世紀對死的三種異議
第十二章 人文主義時代對死的新感知
第十三章 從選擇到實踐︰天主教和新教面對死亡是一種還是兩種態度?
第四部分 巴羅克時期死的大儀式（1580年至1730年）
第十四章 巴羅克的戰栗
第十五章 世紀的悲劇
第十六章 霸佔死亡
第十七章 惦記著死的生活
第十八章 在天國和地獄之間
第十九章 盛大典禮
第二十章 我們的二次生命
第二十—章 否定的思想
第五部分 啟蒙時代中死的問題
第二十二章 死改變了嗎?
第二十三章 死亡問題之一︰教會的敗北
第二十四章 死亡問題之二︰死的另一種話語
第二十五章 習俗的演變
第二十六章 死的新藝術?
第二十七章 死者的另一地位
第二十八章 理性的睡眠
第二十九章 從死的革命回到秩序
第六部分 信念和不安︰19世紀資產階級的死
第三十章 與死的斗爭是19世紀的勝利嗎?
第三十一章 壟斷的結束
第三十二章 最後的妥協︰死的民間宗教的基督教化
第三十三章 從不安到信心
第三十四章 家庭的圈子
第三十五章 從公墓到紀念碑
第三十六章 “美好時代”的背後
第七部分 今日的死
第三十七章 勝利和苦惱
第三十八章 關于“死的禁忌”
第三十九章 人之死與神之死
第四十章 呼喊與細語
第四十一章 死的再發現（1965—1980年）
參考書目
插圖目錄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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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止一次听到《死亡文化史》沒有結論的意見。這是作者在經歷了如此漫長的過程後疲憊不堪的結果，還是研究者蓄意為讀者留下空間，讓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 的認識和從他與死亡和終局的個人關系出發對假設進行思考而得出結論呢?在我看來，所以拒絕任何權威性結論的原因如同一位古典時期閃爍著智慧光芒的作者所說 的︰“這里不可冒失。”大家可以猜想到，我是傾向于第二種假設的。我可以證明的，是在20年前我撰寫了結論，但至今仍為自己所保留。

我無意在此公開。但是作為對今天又增添了許多新成果的調研，我應當做的不是對基本脈絡進行更新，因為我希望原文基本上還保著參考的價值，而是對參考書目進 行補充，以反映到這個2000年的世紀之交時刻的研究狀況，將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最近25年的成就上。在我的著作結束時提出了“今日的死”的圖像，在一個與 數百年進展相比似乎相當短促的時間內，這幅圖像是否有變化呢?在20世紀70年代末，必然要采取一種觀望的態度，這使我想起了使我們受益匪淺的菲利普‧阿 里埃斯與我的友好談話，那是在寫完了集體感知中《死的再發現》的時候。來自四面八方（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等）的大量文字材料提供了模糊不清的信 息，甚至在實踐上（或是在解構上），“禁忌”模式似乎在加強，而不是削弱。菲利普‧阿里埃斯可以心安理得地（如果我沒有歪曲他的思想）看到集體話語的重振 是一種延續現象而不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而我希望的是由未來予以證實或否定。

我是否有充分的時間在記載逐日的歷史所提供的跡象中去發現有意義的變化呢?這些跡象雖然很豐富，但是沾染了捉摸不定的因素，因此經常是自相矛盾的，帶有日 常歷史引發的主觀性。所以我在勾畫當前對死亡的感知和實踐中所看到的慣性和新意時表現出小心謹慎也就不足為奇了。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說對于從1965年到1975年，或者1980年（大概時間）這一段時間的再發現效應或打破沉默效應在今天已經減弱，對于臨終主題的興 趣並不因此失去了領先的地位。可以援引的流行效應，如在1968年之後風起雲涌的節日活動，今天已經悄悄地出了紀念的範疇之外，如果我用點帶諷刺的幽默， 可以說，在醫學、歷史學和社會學文獻中，死亡的“情況不壞”。昨天還是趾高氣揚甚至獨霸一切的思想史，今天受到了質疑，或簡單地為圖景所替代，其認識論角 度的變化完全沒有導致放棄進行多科性的綜合研究的學科領地。

但是，如果至少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歷史研究的領域，或是更廣泛地在科學領域，這種研究通過自發的運動而具有持續性，其覆蓋面已經確定，並不斷豐富，在我看 來，在文字中對死的興趣，又被媒體如報紙、電視給予更大程度的關注，是今天可以稱之為社會需求的規模的表現。我們已經走出了死的再發現階段，死的方方面面 反映了一個已經不能逃避的社會問題。

沉默的禁令解除了︰當報紙上一段簡訊（1999年5月21日《世界報》）告訴我們“英國的小學生不久將上關于死亡的課程，在課上，他們可以同殯儀館的代 表、醫生、護士交談，參加模仿他們的家長遭遇車禍的游戲”的時候，是否還可以談論禁忌呢?

雖然我不想賦予我個人的有限經驗過多的分量，這些年來，特別是在菲利普‧阿里埃斯和路易—萬桑‧托馬相繼去世後，我在法國擔當這方面的所謂“專家”的角 色，專業已經超出了我所熟悉的歷史領域（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在我看來是有意義的）。結果，除了教學和緩解痛苦治療機構的報告會議外，我還參與了各種各樣的活 動，如關于捐獻器官的研討會，關于新生兒突然死亡的研討會，在塞維利亞舉行的關于新公墓的大會；與此同時，還參加慣常的活動︰巴黎大區的一個省的教區周， 尼姆的共濟會支部，勃艮第的新世俗葬禮會議，更不要說與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學者們關于舉喪工作的饒有興趣的爭論。此外，蒙特利爾當代藝術博物館請我解讀一個 拉美攝影師塞拉諾拍攝的停尸房的挑釁性主題的圖片，而巴黎網球場博物館則邀請我揭示一幅讓—彼埃爾‧雷諾的冰冷的抽象構圖的秘密。列舉上面有些離奇的事兒 如果不考慮到主題的話目的並不在于說明我的價值，而是為了說明一個許多問題清單的提出，有時提出的目標是相互矛盾的，即使總體上圍繞幾個相互關聯的題目: 尋找死的新儀式，臨終病人的關愛，也包括對幸存者的關懷（如果這樣稱呼他們），迄今為止，他們是被棄之不顧的……在一個恢復懷舊與殺人暴力重新猖獗相結合 的社會里，還談得上什麼後世或簡單地說什麼希望？

Carl Jung - Face to Face.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Man and His Symbols/The Essential Jung/The Basic Writings of C. G. Jung

June 5, 2016, 6:1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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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t=105&v=FPGMWF7kU_8

Carl Jung - Face to Face

John Freeman interviews Carl Gustav Jung, the most famous living psychologist, at his home in Zürich. We learn about Jung's early life, including the moment in his eleventh year when he realized he was an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Jung speaks about his friendship with Sigmund Freud, and explains why the friendship could not last. Jung is asked about his belief in God, and Jung can only respond that there is no belief: he knows. And, he says, he knows - knows, not believes - that death is not an end. Finally, Jung forecasts what he thinks will happen to mankind and describes what man needs to survive.

• Music

  • "Panic Over" by Iain Woods (iTunes)

Carl Jung 作品集，英文、漢文的，我都有許多本。普林斯頓的英文文集，由美國女富豪--Jung的崇拜者--所支助的。
1974-75年，我在東海大學圖書館讀到他與朋友合著的 人類及其象徵 Man and His Symbols，英文精裝本，翻讀幾頁，頗受震憾。1978年，在英國倫敦的Design Museum看到它，不忘補充一本。可惜這本書後來借給朋友，流失了.....80年代中，台灣有譯本，我也補一本英文平裝本，沒味道。。

Man and his Symbols Carl G.Jung - Monoskop

https://monoskop.org/.../Von_Franz_Luise_Marie_Jung_Gustav_Carl_Man_and_His_Sy...

invited me to interview for British television Dr. Carl Gustav Jung. The interview .... tion that uses the symbols common to ajl mankind, but that uses them on every ...

Man and His Symbols

books.google.com.tw/books?isbn=0307800555

Carl Gustav Jung - 2012 - ‎Preview - ‎More editions

Illustrated throughout with revealing images, this is the first and only work in which the world-famous Swiss psychologist explains to the layperson his enormously influential theory of symbolism as revealed in dreams.

前幾年買過The Portable Jung

Carl Gustav Jung

Viking Press, 1983 - Psychoanalysis - 659 pages

The Basic Writings of C. G. Jung (Modern Library) Hardcover

by C.G. Jung(Author),Violet Staub. De Laszlo(Editor)

7 customer reviews

• Series: Modern Library
• Hardcover: 736 pages
• Publisher: Modern Library (October 26, 1993)
• Languag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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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l 11 formats and editions

In exploring the manifestations of human spiritual experience both in the imaginative activities of the individual and in the formation of mythologies and of religious symbolism in various cultures, C. G. Jung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a psychology of the spirit. The excerpts here illuminate the concept of the unconscious, the central pillar of his work, and display ample evidence of the spontaneous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activities of the human mind. This compact volume will serve as an ideal introduction to Jung's basic concepts.

Part I of this book, "O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ing of the Psyche," contains material from four works: "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On the Nature of the Psyche,""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Unconscious," and "Psychological Types." Also included in Part I are "Archetypes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Mother Archetype."
Part II, "On Pathology and Therapy," includes "On the Nature of Dreams,""On the Pathogenesis of Schizophrenia," and selections from "Psychology of the Transference." In Part III appear "Introduction to the Religious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Alchemy" and two sections of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Part IV, called "On Human Development," consists of the essay "Marriage as a Psychological Relationship."

2013.11.13 許達然老師贈這本

The Essential Jung: Selected Writings Introduced by Anthony Storr

Carl Gustav Ju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Psychology - 447 pages

18 Reviews

This volume presents the essentials of Jung's thought in his own words. To familiarize readers with the ideas for which Jung is best known, the British psychiatrist and writer Anthony Storr has selected extracts from Jung's writings that pinpoint his many original contributions and relate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 to his biography. Dr. Storr has prefaced each extract with explanatory notes. These notes link the extracts, and with Dr. Storr's introduction, they show the progress and coherence of Jung's ideas, including such concepts as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the archetypes, 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sion, individuation, and Jung's view of integration as the goal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ality.

容格 (Jung, C. G.(Carl Gustav), 1875-1961)



這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是本很令人深省的回憶錄
書名: 榮格自傳 : 回憶.夢.省思 / 榮格(C.G. Jung)原著; 劉國彬,楊德友合譯

臺北市 : 張老師, 1997[民86]






本書是分析心理學大師榮格豐富的畢生回憶錄榮格說：「我的一生是一個潛意識充分發揮的故事……」這種罕有旅程的誠摯傳記記錄他終生無止盡的困惑、疑沮與不 快樂完成了一本深具思想史意義的獨特自傳。「生命就像以根莖來延續生命的植物，真正的生命是看不見、深藏於根莖的；露出地面的部分生命，只能延續一個夏 季，然後凋謝。然而，我從未失去的是埋藏於內心深處的潛意識，它持續地在永恆的流動中生存；我的夢境、各種幻覺猶如火紅的岩漿，於是，我欲加工的生命在其 中被賦予了形狀。」——榮格





Full text of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 [ 翻譯此頁 ]:9 113219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by C. G.Jung RECORDED AND EDITED BY Aniela Jaffe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REVI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