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3日06:59 AM
Pompidou, Georges Jean Raymond (zhôrzh pôNpēdū'), 1911-74. French political leader, president of France (1969-74). Georges Pompidou taught school and then served in World War II until the fall (1940) of France, when he returned to teaching. In 1944 he served on the staff of General de Gaulle and later became a trusted aide. Joining the Rothschild banking firm in 1954, he soon became its director-general. He remained an important adviser to de Gaulle, and in 1962 President de Gaulle named him premier. During the 1968 strikes and riots in France, Pompidou emerged as a strong figure. Not long afterward, however, he was dismissed as premier by de Gaulle. After de Gaulle's resignation in 1969, Pompidou was elected president with the solid support of the Gaullist party. He immediately began to deal with France's economic problems, devaluing the franc and instituting a price freeze. In foreign affairs, he attempted to improve French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rejected de Gaulle's policy of opposition to Great Britain's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Despite rumors that he was gravely ill Pompidou remained in office; he died of cancer.
這本書內幾乎無一法文字。 無索引。
***
与诸多人物不同,乔治·篷皮杜这位共和国伟大的总理和伟大的总统生来没有对权力的癖好。他之所以登上政治舞台,主要是出于求知欲和对一位杰出人物的忠诚所驱使,而非个人野心。
在生前的五十二年,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师、特派员、旅游助理于事、政治学院副教授、最高行政法院审案官和一家银行的代理人。乔治·蓬皮杜干活节奏飞 快,凭一时兴致工作,以充分利用并享受业余时光。他是1位好丈夫,好同事,他充满活力,业余爱好烹饪、绘画和诗歌。这位具有超常天赋者却也是怀疑论者。他 幽默地注视生活,并后退一段距离审视现实。
1958年6月至12月,他在戴高乐将军身旁默默无闻地工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支持,帮助将军奠定 了第五共和国体制基石,并为使法兰西顺利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做好准备。但六个月之后,当使命完成时,他立即离开了金碧辉煌的爱丽舍宫,恢复自由的生活。在 经历这一短暂的插曲三年之后,他终于未能摆脱命运的安排,命运让他两次逃脱暗杀,并成为国家元首。五十一岁时,戴高乐推举他担任政府总理,此后他便介入政 治,但并不确信会以此为生涯。然而在巨人戴高乐的卵翼下度过数年之后,他对职责产生兴趣,甚至在穿越奇特的艰难险阻后,准备继承戴高乐的事业。
前言
第一部分 杰出的文学艺术爱好者
卑微而低下的出身
发现巴黎
乌尔姆街
一见钟情
沐浴在普罗旺斯的阳光下
战火的洗礼
普通的法国人
相遇戴高乐
从桑戈尔到马尔罗
巴黎名流界
与将军在汽车上
秘密使命
第二部分 巨变
总理
儒奥事件
保安部队官兵的悲剧
杀手追踪
蓬皮杜,看清前面的路!
未来不属于魔鬼,密特朗先生
巨变
棘手的难题
面对骚乱
格勒内勒谈判
最漫长的一天
穿越荒漠
在莫里亚克家用晚餐
第三部分 对法兰西的雄心壮志
难以大白于天下的真相
好好睡吧,爸爸!
共和国总统
艾吕雅的超现实主义
新社会
月薪化
蓬皮杜先生,我们为您感到耻辱!
法兰西成为孤儿!
非洲之行
让英国人进来
沙邦想标新立异
伙伴和混蛋
强大的工业和繁荣的法兰西
空中客车
我没有想到会遭受如此的磨难
尾声
资料来源和文献目录
注释
乔治·蓬皮杜经历与业绩年谱
感谢
第一部分 杰出的文学艺术爱好者
卑微而低下的出身
“蓬皮杜,您的名字仿佛在嘲弄世界,似乎不够严肃,”戴高乐曾对他年轻的特派员说过,“如果您想有一天做成什么事情,您必须换个名字。”后来,见他居然取 得成功,戴高乐又补充说:“蓬皮杜,您这个总理居然起了个自行车运动员的名字。”实际上,这一姓氏的大概意为“小薄饼”或者“收费桥”,但这又有什么关系 呢?
曾祖父雅克·蓬皮杜既不识字,也不会写。他有两个儿子,长子皮埃尔继承他在沙泰涅雷高原上位于凯尔西与上奥弗涅交界处的诺卡兹庄园。这里出神甫、奶酪和火 山,养育出比马更强壮、更具阳刚气、灵巧略逊山羊、固执胜过骡子的男子汉。小儿子子让图,即乔治的祖父则不得不在哥哥家当雇工,以期积攒下两千法郎迎娶女 裁缝玛丽亚努。作为嫁妆,玛丽亚努给他带来一架缝纫机。
凭借这点可怜的资产,新婚夫妇得以在马蒂内的乌斯塔莱安家落户,孤零零的一座小屋淹没在栗树丛中的葡萄架下。他们生育了三个孩子。如果说两个大孩子后来成 为农夫的话,小学教师M·茹瓦——一位还俗的修道士——则“鼓励”三儿子莱昂学习,因为他在放猪的同时,学习要比两个哥哥好。
在那个时代里,每个村庄都为自己的小学和小学生团队感到自豪。每逢7月14日,孩子们便头戴轻便军帽或饰有红色绒球的贝雷帽,身着短工装和海蓝色裤子,跟 在红旗后面游行。他们在小学教师、一位或两位本土保卫军(1914年前由后备役军人组成——译注)军官的率领下,神气活现地肩背按照他们身材做成的、刺刀 磨成圆形的枪支,唱道:
*****
(前法國總統喬治‧龐畢度在周恩來總理陪同下遊覽大同/騰訊大家網)
PARIS, July 3 (AP) — Claude Pompidou, the publicity-shy widow of Georges Pompidou, the former French president, died Tuesday in Paris. She was 94.
The Claude Pompidou Foundation announced her death but gave no cause. Georges Pompidou died in office on April 2, 1974.
Passionate about modern art, particularly the work of the French artist Yves Klein, Claude Pompidou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creation of a modern art museum that bears her husband’s name. Opened in 1977, the audacious, tube-covered Pompidou Center is one of Paris’s most popular museums.
She was also committed to philanthropy. Her foundation, set up in 1970, helps disabled children, the elderly and hospital patients.
Timid and reserved, she had difficulty adjusting to life in the limelight, once calling the presidential Élysée Palace “a house of sadness.”
“I cannot say that the weight of political life was pleasurable for me,” she said in a 2004 interview with Le Figaro. “But it was destiny, absolute destiny.”
Claude Jacqueline Cahour, the child of a doctor, was born on Nov. 13, 1912, in Château-Gontier, a town in the west-central Mayenne region. She met her future husband in Paris, when she was a first-year law student. The couple married in her hometown in 1935.
Her survivors include a son, Alain, a professor.
****
希拉克回憶錄——法國右翼政治入門
戴高樂主義政治家阿蘭•朱佩(Alain Juppé)上周說:“在政界,除非肉體死亡,否則總有可能捲土重來。”他指的是法國主要反對黨人民運動聯盟(UMP)。在經歷了一場激烈的領導權爭奪以後,他稱之為“瀕死但未亡”。這場爭奪險些導致這個他曾領導的政黨分崩離析。
但他也可能指的是他的政治生涯導師、法國前總統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法國政壇現存偉大的政治家中,希拉克位列其中。在2002年建立UMP的正是希拉克,此舉試圖結束法國中右翼長達數十年自相殘殺式的分裂,而希拉克自身的經歷證明,他擅長利用這些爭鬥一步步問鼎總統寶座。任何想要搞清楚當前混亂狀況的人,都可以把希拉克的最新英譯版回憶錄當作入門讀物。
一位傳記作者友人整理了對希拉克的訪談,寫成了《我的政治生涯》(My Life in Politics)一書,記述了希拉克擔任要職的40年經歷。該書從希拉克在喬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手下擔任就業國務秘書開始,希拉克說,當時他勸阻了工會參加1968年的學生抗議活動。本書終於希拉克第二次擔任法國總統,在第二任期內他因反對伊拉克戰爭而遭美國深惡痛絕,不過在國內飽受讚譽。
在這40年中,不管是擔任總理還是總統,在大多數時間裡,希拉克要么與左翼、要么與信仰相仿的競爭對手一起治理法國。在這二者中,與不同陣營構建的共存政府看上去更加容易駕馭一些。希拉克在社會黨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任職期間擔任法國總理時,艱難推動經濟改革的通過,這段經歷讓他領教了這種安排的“優缺點、微妙博弈與有利制約”。當希拉克接任密特朗入住愛麗舍宮時,密特朗把家具擺回原位,就像當初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擺設一樣,展示了對希拉克的歡迎姿態,這就是二人的友好關係。
比之下,希拉克與同一陣營的競爭對手之間的關係總是矛盾重重。按照希拉克的敘述,與如今UMP兩敗俱傷的鬥爭關聯最大的,是他與中間派總統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之間的長期不和;後來與愛德華•巴拉迪爾(Edouard Balladur)之間的鬥爭;以及他對極右翼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崛起的處理。
希拉克描述吉斯卡爾“睿智過人,但明顯喜歡輕視別人”。巴拉迪爾是台“冷酷的計算器,毫不掩飾地認為自己比我身邊的人優越。”
這樣的敵意產生了長期後果。在吉斯卡爾執政時,希拉克擔任法國總理,這段任期很短暫,充滿艱辛。隨後希拉克創建了戴高樂主義的保衛共和聯盟(RPR),吸引走了人們對總統的法蘭西民主聯盟(UDF)的支持。他先是與吉斯卡爾一派的候選人競爭,當上了巴黎市長,然後在1981年直接與吉斯卡爾在總統大選中競爭,分走了一部分中右翼的選票,讓密特朗撿了便宜。
在此類行動中,希拉克被指責為老謀深算的叛徒。反過來,他從未原諒他曾經的門徒巴拉迪爾,因為後者在1995年的總統競選中與他競爭,也從未原諒另一位門徒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因為薩科齊在那次總統競選中支持巴拉迪爾。
今天右翼的分裂似乎既是源於個人野心或者個人仇隙,也是源於意識形態。不過讓這一理論變得複雜的是,UMP令人不安地混合了各種政治傳統——戴高樂主義者、中間派人士、自由派和一股更為強硬、更加民粹化的右翼。薩科齊的領導為這個聯盟注入了活力,但一點也沒有澄清其思想。
在这一点上,希拉克的经历也使问题更加清楚。希拉克从来不是右翼理论家,他坚决拒绝与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创建的党派和解。这位前总统曾就移民的“噪音和味道”发表过一番愚蠢的言论,并且从未洗刷掉这段污点。不过他绝不排外,反而真心地欣赏阿拉伯世界和其他文明。在这本充满自我辩解的书中,希拉克明确表示,他的一个遗憾是在勒庞进入2002年第二轮选举之后,未能组建一个民族团结的政府。
上个月,希拉克年满80岁,据称他对其政党中的苦差事兴致缺缺。即便在退休后因过去的贪腐丑闻名誉受损,希拉克在民调中始终是法国最具人气的政治人物。
UMP可能需要认真思考那些赋予他如此广泛吸引力的品质。希拉克面对选民总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始终能够符合选民心目中一位总统应该如何表现的设想——不管是在竞选活动中尽情大吃地方佳肴,还是在世界舞台上以恢宏的方式维持法国价值观。
尽管他精通权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希拉克赞成戴高乐关于法国的愿景:法国“在全世界的命运和地位,根源于其对本国特质的极致了解”。
Pompidou, Georges Jean Raymond (zhôrzh pôNpēdū'), 1911-74. French political leader, president of France (1969-74). Georges Pompidou taught school and then served in World War II until the fall (1940) of France, when he returned to teaching. In 1944 he served on the staff of General de Gaulle and later became a trusted aide. Joining the Rothschild banking firm in 1954, he soon became its director-general. He remained an important adviser to de Gaulle, and in 1962 President de Gaulle named him premier. During the 1968 strikes and riots in France, Pompidou emerged as a strong figure. Not long afterward, however, he was dismissed as premier by de Gaulle. After de Gaulle's resignation in 1969, Pompidou was elected president with the solid support of the Gaullist party. He immediately began to deal with France's economic problems, devaluing the franc and instituting a price freeze. In foreign affairs, he attempted to improve French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rejected de Gaulle's policy of opposition to Great Britain's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Despite rumors that he was gravely ill Pompidou remained in office; he died of cancer.
這本書內幾乎無一法文字。 無索引。
這就是蓬皮杜
***
与诸多人物不同,乔治·篷皮杜这位共和国伟大的总理和伟大的总统生来没有对权力的癖好。他之所以登上政治舞台,主要是出于求知欲和对一位杰出人物的忠诚所驱使,而非个人野心。
在生前的五十二年,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师、特派员、旅游助理于事、政治学院副教授、最高行政法院审案官和一家银行的代理人。乔治·蓬皮杜干活节奏飞 快,凭一时兴致工作,以充分利用并享受业余时光。他是1位好丈夫,好同事,他充满活力,业余爱好烹饪、绘画和诗歌。这位具有超常天赋者却也是怀疑论者。他 幽默地注视生活,并后退一段距离审视现实。
1958年6月至12月,他在戴高乐将军身旁默默无闻地工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支持,帮助将军奠定 了第五共和国体制基石,并为使法兰西顺利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做好准备。但六个月之后,当使命完成时,他立即离开了金碧辉煌的爱丽舍宫,恢复自由的生活。在 经历这一短暂的插曲三年之后,他终于未能摆脱命运的安排,命运让他两次逃脱暗杀,并成为国家元首。五十一岁时,戴高乐推举他担任政府总理,此后他便介入政 治,但并不确信会以此为生涯。然而在巨人戴高乐的卵翼下度过数年之后,他对职责产生兴趣,甚至在穿越奇特的艰难险阻后,准备继承戴高乐的事业。
前言
第一部分 杰出的文学艺术爱好者
卑微而低下的出身
发现巴黎
乌尔姆街
一见钟情
沐浴在普罗旺斯的阳光下
战火的洗礼
普通的法国人
相遇戴高乐
从桑戈尔到马尔罗
巴黎名流界
与将军在汽车上
秘密使命
第二部分 巨变
总理
儒奥事件
保安部队官兵的悲剧
杀手追踪
蓬皮杜,看清前面的路!
未来不属于魔鬼,密特朗先生
巨变
棘手的难题
面对骚乱
格勒内勒谈判
最漫长的一天
穿越荒漠
在莫里亚克家用晚餐
第三部分 对法兰西的雄心壮志
难以大白于天下的真相
好好睡吧,爸爸!
共和国总统
艾吕雅的超现实主义
新社会
月薪化
蓬皮杜先生,我们为您感到耻辱!
法兰西成为孤儿!
非洲之行
让英国人进来
沙邦想标新立异
伙伴和混蛋
强大的工业和繁荣的法兰西
空中客车
我没有想到会遭受如此的磨难
尾声
资料来源和文献目录
注释
乔治·蓬皮杜经历与业绩年谱
感谢
第一部分 杰出的文学艺术爱好者
卑微而低下的出身
“蓬皮杜,您的名字仿佛在嘲弄世界,似乎不够严肃,”戴高乐曾对他年轻的特派员说过,“如果您想有一天做成什么事情,您必须换个名字。”后来,见他居然取 得成功,戴高乐又补充说:“蓬皮杜,您这个总理居然起了个自行车运动员的名字。”实际上,这一姓氏的大概意为“小薄饼”或者“收费桥”,但这又有什么关系 呢?
曾祖父雅克·蓬皮杜既不识字,也不会写。他有两个儿子,长子皮埃尔继承他在沙泰涅雷高原上位于凯尔西与上奥弗涅交界处的诺卡兹庄园。这里出神甫、奶酪和火 山,养育出比马更强壮、更具阳刚气、灵巧略逊山羊、固执胜过骡子的男子汉。小儿子子让图,即乔治的祖父则不得不在哥哥家当雇工,以期积攒下两千法郎迎娶女 裁缝玛丽亚努。作为嫁妆,玛丽亚努给他带来一架缝纫机。
凭借这点可怜的资产,新婚夫妇得以在马蒂内的乌斯塔莱安家落户,孤零零的一座小屋淹没在栗树丛中的葡萄架下。他们生育了三个孩子。如果说两个大孩子后来成 为农夫的话,小学教师M·茹瓦——一位还俗的修道士——则“鼓励”三儿子莱昂学习,因为他在放猪的同时,学习要比两个哥哥好。
在那个时代里,每个村庄都为自己的小学和小学生团队感到自豪。每逢7月14日,孩子们便头戴轻便军帽或饰有红色绒球的贝雷帽,身着短工装和海蓝色裤子,跟 在红旗后面游行。他们在小学教师、一位或两位本土保卫军(1914年前由后备役军人组成——译注)军官的率领下,神气活现地肩背按照他们身材做成的、刺刀 磨成圆形的枪支,唱道:
*****
...1973年。他還記得,這年9月的一天,街上萬人空巷,市民和有單位的人組織上街,手持小紅旗,歡迎法國總統喬治‧龐畢度到訪。因為有周恩來陪同,規格很高,這也是《雲岡石窟》這本圖冊出得盡善盡美的遠因。龐畢度回國後不久去世,這在大同有兩個傳說,一謂其服不住社會主義的水土,一謂其未去上下華嚴寺拜佛,云云。
(前法國總統喬治‧龐畢度在周恩來總理陪同下遊覽大同/騰訊大家網)
另一則最近的政要新聞則是:10月4日,朝鮮高官一行突訪韓國,雖然次日對外號稱是參加仁川亞運會閉幕式,但當天消息是爆炸性的,關於朝鮮第二三號人物突然出訪而一號人物久未露面的種種猜測,直到10天後金正恩出現在公眾面前,都沒有平息。據朝鮮《勞動新聞》的報導,金正恩是在視察新建成的科學家住宅小區。只要上網的讀者都可以見到朝鮮最高領導人手持著枴杖,話題自然馬上轉到了「金正恩的身體出了什麼問題」上。
新舊對比,三十多年間最重要的變化,可能站在我那位朋友的角度看最為明顯:1973年的大同人民儘管站在街邊,與龐畢度總統近在咫尺,卻完全不知情,才會有後來的小道消息流傳;而今天借助網絡,不出門便知道另一個國家發生了什麼。
對一個國家而言,領袖的身體狀況便是國家機密的一種。新舊對比,我們更可以看出的,便是政治人物權杖與枴杖的相互關係,除開外部條件(獲得消息的渠道)的變化,這種關係至今甚少變化——朝鮮最高領導人為何手持枴杖,現在仍然是一個謎。不過,在龐畢度那時,封鎖消息更是常態——應該說,這種手段在政治生活中肯定開始得更早,而且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手段。
龐畢度1973年9月10日——17日訪問中國,情形如下:
「他幾乎不需要走路。如果說他參觀了天壇、紫禁城和大同石窟,那時坐在供他使用的汽車上進行的參觀。」
提供這一科學真相的,是法國的皮埃爾‧阿考斯和瑞士的皮埃爾‧朗契尼克兩位醫學界人士。他們根據對世界政要的病理分析,寫了《病夫治國》這部(以及續集)探討大人物們在權杖與枴杖之間的「案情分析」。龐畢度是其一,收在《病夫治國》中,這部書出版於1976年,續集收錄的政要迄止80年代末(簡體中文譯本出版於1992年)。很顯然,續集人物是可以出到現在、甚至是未來的。
356144aa《病夫治國》的開篇就引用了法國作家亨利‧德‧蒙太朗的隨筆《燈火管制》:
「要寫一篇論文,談談疾病在人類歷史上,也就是說創造這個歷史的偉人身上所起的重要而不為人知的作用。有人談論克婁巴特拉(克麗奧佩脫拉,埃及艷后)的鼻子,卻不見有人談論黎希留(黎塞留,法國名相)的痔瘡。」......「記憶猶新。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在倫敦交易所裡,黃金價格每盎司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在北越,改組了政府。南斯拉夫正為意美兩國在亞得里亞海北部舉行的海上演習提心吊膽。那天晚上,巴黎下著雨。電視播送的是《基輔人》,作為關於蘇聯猶太人辯論的序幕。將近晚上十點的時候,警察悄悄地封鎖了通向聖路易島末端的貝頓碼頭的兩條道路。一小時以前,共和國的十九屆總統,六十歲的喬治‧龐畢度在那裡。在他俯視塞納河的私人住所裡逝世。他死於大出血。」
不得不提到譯者;現在我們知道,這兩部作品的譯者「何逸之」,正是法國文學翻譯家郭宏安先生的化名。...**
Claude Pompidou, Art Patron, Dies at 94
PARIS, July 3 (AP) — Claude Pompidou, the publicity-shy widow of Georges Pompidou, the former French president, died Tuesday in Paris. She was 94.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The Claude Pompidou Foundation announced her death but gave no cause. Georges Pompidou died in office on April 2, 1974.
Passionate about modern art, particularly the work of the French artist Yves Klein, Claude Pompidou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creation of a modern art museum that bears her husband’s name. Opened in 1977, the audacious, tube-covered Pompidou Center is one of Paris’s most popular museums.
She was also committed to philanthropy. Her foundation, set up in 1970, helps disabled children, the elderly and hospital patients.
Timid and reserved, she had difficulty adjusting to life in the limelight, once calling the presidential Élysée Palace “a house of sadness.”
“I cannot say that the weight of political life was pleasurable for me,” she said in a 2004 interview with Le Figaro. “But it was destiny, absolute destiny.”
Claude Jacqueline Cahour, the child of a doctor, was born on Nov. 13, 1912, in Château-Gontier, a town in the west-central Mayenne region. She met her future husband in Paris, when she was a first-year law student. The couple married in her hometown in 1935.
Her survivors include a son, Alain, a professor.
****
The Gleam in Pompidou's Eye
By Michael Peppiatt;
Published: July 10, 1994
THE MAKING OF BEAUBOURG A Building Biography of the Centre Pompidou, Paris. By Nathan Silver. Illustrated. 206 pp.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4.95.THIS short, informative and entertaining book describes the gestation and birth of Paris's main modern cultural center from 1969, when it was a mere gleam in President Georges Pompidou's eye, to its official inauguration in 1977. The author, Nathan Silver, an architect and architecture critic in London, refers to "The Making of Beaubourg" as the "biography" of a building, and he mentions that the book was written more than 10 years ago and its publication "postponed" until now. No explanation for the delay is offered. Yet the story of the origins and realization of this acutely controversial monument actually proves more interesting with a decade's hindsight, since public outcry about it has largely died down and Beaubourg's eminence on the architectural and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Paris is secure.
What proves most intriguing in Mr. Silver's swift-paced narrative is the number and variety of the people who were vitally involved in this vast, costly undertaking and the multitude of pressures, crises and unforeseen twists and turns that characterized the building of Beaubourg -- or the Pompidou Center, as it is officially but less commonly called -- from its conception to its opening and beyond. The cast of characters ranges from central protagonists like the two main architects, Renzo Piano and Richard Rogers, whose practice had been not in Paris but in London and Genoa, and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the global engineering firm Ove Arup to an array of experts in fields as diverse as fire safety and the philosophy of color to an army of specialist contracto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assorted cultural bigwigs.
The frequently nightmarish succession of hidden technical problems, severe budget cuts, political uncertainty (Valery Giscard d'Estaing was elected President after Pompidou's death in 1974), group infighting, lawsuits and unabating public criticism makes a surprisingly gripping tale. The facts are presented without too much specialist detail or jargon, and in the end -- whether one admires Beaubourg as a building with all its innards on the outside and as a cultural center or not -- one can only admire the conviction and fortitude of the people who brought it into being against odds that were clearly all but overwhelming.
Perhaps the most appealing part of this narrative is the point at which the then little-known firm Piano & Rogers learns that out of the 681 designs submitted, the international jury set up for Beaubourg has chosen its plan. The young architects and their partners from Ove Arup have barely assimilated the news before they are spirited away to meet Pompidou at the Elysee Palace. "They were shown into the reception room," Mr. Silver recounts. "There were five very low elegant chairs facing a huge desk, behind which was a large and quite high chair. . . . Pompidou came in briskly and sat down in his thronelike chair behind the desk. His audience agreed later that they all noticed the same thing: the soles of his shoes were polished." Pompidou appeared equally fascinated with what the young winners, unprepared for full French honors, were wearing: an array of denim, baggy tweed and flower-power shirts, as well as one unforgettable red Mickey Mouse sweatshirt.
After a round of elegant receptions and much flattering attention, the winning team began to encounter the kinds of unexpected difficulties that were to dog them all the way until completion date. Communication was an early problem, given the little French they had among them, although the language gap also proved a boon because it insulated them during a crucial initial period from demoralizing criticism. Quarrels over fees and schedul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of every kind,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shifting political interests, meant that the project might have been taken bit by bit out of the winners' hands. With impressive resourcefulness and not a little help from their skillful French allies, the British-Italian-Danish team made it to the homestretch. And even then there were plenty of hair-raising episodes, such as the huge piazza in front of the center not being paved until 48 hours before the inauguration.
Today Beaubourg appears as inevitable a part of the Paris landscape as the Eiffel Tower, which created much the same brouhaha in its time. Now that this versatile cultural center ranks as one of the great tourist attractions of Europe and exudes the authority of a 20th-century Louvre, it is useful to remember how precarious and bitterly contested a project it was less than two decades ago.
Photo: An entrance to the Pompidou Center in Paris. (FROM "THE MAKING OF BEAUBOURG")
What proves most intriguing in Mr. Silver's swift-paced narrative is the number and variety of the people who were vitally involved in this vast, costly undertaking and the multitude of pressures, crises and unforeseen twists and turns that characterized the building of Beaubourg -- or the Pompidou Center, as it is officially but less commonly called -- from its conception to its opening and beyond. The cast of characters ranges from central protagonists like the two main architects, Renzo Piano and Richard Rogers, whose practice had been not in Paris but in London and Genoa, and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the global engineering firm Ove Arup to an array of experts in fields as diverse as fire safety and the philosophy of color to an army of specialist contracto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assorted cultural bigwigs.
The frequently nightmarish succession of hidden technical problems, severe budget cuts, political uncertainty (Valery Giscard d'Estaing was elected President after Pompidou's death in 1974), group infighting, lawsuits and unabating public criticism makes a surprisingly gripping tale. The facts are presented without too much specialist detail or jargon, and in the end -- whether one admires Beaubourg as a building with all its innards on the outside and as a cultural center or not -- one can only admire the conviction and fortitude of the people who brought it into being against odds that were clearly all but overwhelming.
Perhaps the most appealing part of this narrative is the point at which the then little-known firm Piano & Rogers learns that out of the 681 designs submitted, the international jury set up for Beaubourg has chosen its plan. The young architects and their partners from Ove Arup have barely assimilated the news before they are spirited away to meet Pompidou at the Elysee Palace. "They were shown into the reception room," Mr. Silver recounts. "There were five very low elegant chairs facing a huge desk, behind which was a large and quite high chair. . . . Pompidou came in briskly and sat down in his thronelike chair behind the desk. His audience agreed later that they all noticed the same thing: the soles of his shoes were polished." Pompidou appeared equally fascinated with what the young winners, unprepared for full French honors, were wearing: an array of denim, baggy tweed and flower-power shirts, as well as one unforgettable red Mickey Mouse sweatshirt.
After a round of elegant receptions and much flattering attention, the winning team began to encounter the kinds of unexpected difficulties that were to dog them all the way until completion date. Communication was an early problem, given the little French they had among them, although the language gap also proved a boon because it insulated them during a crucial initial period from demoralizing criticism. Quarrels over fees and schedul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of every kind,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shifting political interests, meant that the project might have been taken bit by bit out of the winners' hands. With impressive resourcefulness and not a little help from their skillful French allies, the British-Italian-Danish team made it to the homestretch. And even then there were plenty of hair-raising episodes, such as the huge piazza in front of the center not being paved until 48 hours before the inauguration.
Today Beaubourg appears as inevitable a part of the Paris landscape as the Eiffel Tower, which created much the same brouhaha in its time. Now that this versatile cultural center ranks as one of the great tourist attractions of Europe and exudes the authority of a 20th-century Louvre, it is useful to remember how precarious and bitterly contested a project it was less than two decades ago.
Photo: An entrance to the Pompidou Center in Paris. (FROM "THE MAKING OF BEAUBOU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