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也認為，中國文化並非處處與民主、自由作對。余英時舉明末清初學者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為例，裡面有提到一個理想中的學校，能教育所有的人民，上至百官、下至百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如此一來，天子所認為的是非對錯，就不再能當作天下的是非標準，而把判斷是非的任務交給學校。黃宗羲的想法，已經接近現代民主觀念。
明代君主獨攬大權，已不容許士大夫有「共治天下」的幻想。而且明太祖一開始便對士階層歧視，「廷杖」便是專爲淩辱士大夫 而設的獨特制度。洪武十三年（1380）索性廢除了宰相的職位，便使「天下治亂系宰相」失去了制度的根據。所以黃宗羲把這件大事看作「有明一代政治之壞」 的起點。
碩士論文：
古清美《黃梨洲之生平及其學術思想》1974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明夷待訪錄[編輯]
「明夷」出自《周易》卦名：「箕子之明夷」，據《周易正義》云：「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於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志，亦明夷之義也」。所謂「明夷」指在黎明前的昏暗，「待訪」，指等待明君來訪，全名的意思是黎明前等待明君來訪的備忘錄。
內容[編輯]
《明夷待訪錄》全書共計21篇，依次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鎮》、《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財計一》、《財計二》、《財計三》、《胥吏》、《閹宦上》、《閹宦下》。
評價[編輯]
- 顧炎武對此書高度評價：「讀《待訪錄》，知百王之弊可以復振。」
- 章太炎不喜歡黃宗羲，認爲此書是向滿洲政府上條陳。但這是一種誤解，作者寫此書的對象，是未來代滿清而興者。
- 譚嗣同對《明夷待訪錄》等新民本思想代表作極為推崇：「孔教亡而三代以下無可讀之書矣！乃若區玉檢於塵編，拾火齊於瓦礫，以冀萬一有當於孔教者，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其庶幾乎！其次為王船山之遺書。皆於君民之際，有隱恫焉。」
- 梁啟超於《清代學術概論》表示「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影響[編輯]
鄒容撰寫的《革命軍》很明顯受到《明夷待訪錄》的影響：「若堯、舜，若禹、稷，其能盡義務於同胞，開莫大之利益以孝敬於同胞，故吾同胞視之為代表，尊之為君，實不過一團體之頭領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後世之人，不知此義，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盜巨寇，舉眾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為一家一姓之私產，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1]。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一文中抨擊中國專制君主「把國家和人民做他一個人的私產，供他一人的快樂」。很明顯是受至《原君篇》抨擊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的影響。
《明夷待訪錄》比西方盧梭《民約論》要早約100年，為黃宗羲54歲時著成。有學者稱《明夷待訪錄》為中國古代的「人權宣言」，媲美《民約論》[2]。亦有學者認為黃宗羲並不主張言論自由，「明夷待訪錄」中說：「時人文籍，古文非有師法，語錄非有心得，奏議無裨實用，序事無補史學者，不許傳刻。其時文、小說、詞曲、應酬代筆，已刻者皆追板燒之。」不能與《民約論》相提並論[3]。
注釋[編輯]
- ^ 吳雁南等，1990年：《清末社會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
- ^ 1904年，林獬主辦的《中國白話報》發表劉師培的《黃梨洲先生的學說》，文中直接把《明夷待訪錄》與盧梭的《民約論》相比較，表示對黃宗羲「五體投地而讚揚靡止」（朱維錚，1996年：《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
- ^ 蕭雄淋：《生命的遐思》
參考[編輯]
- 李滋然：《明夷待訪錄糾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