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26日，英語世界中最具權威性、始終如一、獨具匠心的社會主義思想家雷蒙•威廉斯與世長辭。英國左派深感失去了一位大師級代言人。許多報紙和雜誌紛紛發表悼念他的文章，說明人們廣泛認識到，已確立的文化少了一位非常敏銳的批評家。威廉斯以全新的方式研究了文學、文化、傳媒和成人教育，使這些研究和實踐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些文化研究與他關於一場民主的、“漫長的革命”的思想是密切相關的，雖然許多人不贊成他反對資本主義的政治觀點，但他們也承認這一思想的正確性和重要性。同樣，威廉斯的戲劇和小說也對政治題材進行了深刻探討，但它們也像他的所有其他著述一樣，使用的語言與人們廣泛接受的政治術語相去甚遠。對於左派而言，威廉斯著作的部分價值在於，它們不僅僅屬於左派。不過，要全面理解威廉斯的著作，就有必要研究其政治意義。他的真知灼見和斐然成就與他理解劇烈變化的社會秩序並投身其中是密不可分的。威廉斯的直接政治干預思想是由他對民主文化的關心而自然產生的，就像這些思想所反映的經驗和承諾那樣，對他的主要批評研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這本書中所收集的著作和講座儘管沒有直接涉及政治，但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目的——都可被看成是表達和發展了他的“漫長的革命”的思想，而這場革命可以讓所有人都享受完全的平等和公民權。威廉斯認為西方社會並沒有體現它所宣稱的民主價值，當然這個觀點並不是他的獨創，但是在研究這一主題時，很少有人能既提供充滿活力的細節，又深入到生活的諸多領域。威廉斯的著述無論是關於大眾傳媒、教育體制、英國政體、工黨結構，還是經濟的功能，都特別指出了民主參與的製度條件和物質條件。本書收集的論文涉及的主題很多，如消費文化和文化政治、政治承諾的根源和特點、社區的價值觀與阻力、大眾傳媒和生態挑戰，還有反對軍國主義等。有些文章以前是難得一見的，而且每一篇都能使讀者對威廉斯的生活和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本書所收集的不僅有他對當時一些熱點問題的評論與思考，也有他對各種不同聽眾的非正式談話。本書旨在反映作為公眾知識分子的威廉斯的工作範圍和工作強度——他堅持認為不要迴避最棘手的問題，而且他有能力把個人和政治結合在一起。非常有趣的是，威廉斯堅持要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植根於個人經歷，這就意味著這裡有不少自傳式的描述：回憶他在威爾士邊界鄉村的童年生活、在劍橋大學求學時加入共產黨、在戰爭時期擔任坦克指揮官、在工人教育協會擔任輔導老師、在一所古老的大學擔任戲劇學教授等經歷。目前這本書可以看成是對《政治與文學》採訪錄的補充（該採訪錄涉及迄至該書1979年出版時為止他的整個生活和工作），也是對左翼書局（Verso）先前出版的威廉斯作品《唯物主義問題與文化》和《社會中的寫作》的補充。接下來要出版的一本書將收集威廉斯關於現代主義和文化理論的著述，包括以前未曾發表的著述。本序言的下面部分只是想對本書所探討的主題進行一些提示，並談談它和威廉斯其他作品的某些聯繫。有些讀者想先讀威廉斯的原著，那最好還是從第一篇文章開始。這篇文章已有很長時間沒有重印了——它極其雄辯、直截了當地介紹了他想說明的主題，這些主題在他後來關於文化和政治的文章（包括本書所收集的文章）中都以極為多樣化並卓有成效的寫作方式進行了闡釋。這本書中，無論是個人的、綱領性的還是論戰性的文章，都反映了威廉斯長期以來為建立“新左派”工程所進行的不懈努力；他不僅鼓勵在運動中長於批評及從事教育的成員，而且與戰後勞工運動中存在的家長作風、侮辱謾罵、目光短淺、缺乏文化修養等陋習進行了較量。他的著作激勵了20世紀50年代新左派的第一次浪潮；他於60年代幫助創立了《新左派評論》雜誌；他是1968年通過企鵝出版集團發表的《五一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他是1981 年社會主義協會的創始人之一。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他通過許多非正式的方式為大量激進的教育、文化和政治活動擔任贊助人、撰稿人和指導者，其目的是要超越勞工運動組織者們狹隘的、精英式的自負。雖然威廉斯這本書中的許多思想、動議和提議都來源於英國的文化和政治，但是他的著作往往能激發廣泛的靈感並得到廣泛的應用，他看到的是：無論是20世紀60年代的反戰運動和學潮、婦女運動的複興、70年代的綠色和平運動，還是東歐出現的社會主義反對派，都以各自獨特的方式採用了新左派的思想，並對它進行了修正。在《文化是平常的》（1958）一文中，威廉斯高度讚賞馬克思和利維斯，之後他的評論和他的政治觀點相互促進，不斷從各種歷史和民族的源泉中汲取營養：斯特林堡和布萊希特、盧卡奇和廷帕諾、哥德曼和巴赫羅。威廉斯傾注畢生精力深入研究了英國文化，這得益於他對文化的觀察能力，可以說他既能從內部，也能從外部進行觀察，而且能從英國模式中看出20世紀後期文明的一般性問題。60年代和70年代，他定期為紐約的《國家周刊》供稿，他的文章《英國左派》（1965）最早是為法國《思想》月刊寫的文章，現收錄於本書的第五部分。從《文化與社會》（1958）到《漫長的革命》（1961）的自然轉變表明：威廉斯對於劃分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界限，或者把藝術和政治割裂開來的界限不屑一顧——對他來說，藝術與政治都是人們廣泛關注的，而不是為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特別保留的。威廉斯的著述總是引起左派內部的爭論，但是這些爭論必然是建設性的、善意的，因為他的批評者都承認他的正直與大膽、他的獨創性與學術性的結合實為罕見。威廉斯對前社會主義傳統，甚至反社會主義傳統，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使得左派中的批評家們感到窘迫。但這卻使他能利用被人們忽視的社會批評資源，形成一種社會主義的信仰，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信仰是充滿生機的，經受了多次政治風雲的變幻。他之所以能洞悉統治階級霸權的構成，並在著作中對它進行挑戰，是因為他決心對已確立的文化構成中的強勢點進行研究，而不滿​​足於舒適的純激進的正統研究。20世紀50年代，威廉斯主要致力於（重新）建立對工業資本主義的批判，把它看作一種人類的社會秩序，而不是研究它在生產活動領域明顯的經濟失敗，或者人們所說的失敗。雖然他後來進行過許多新的研究，但他從來沒有放棄過這個主題，這一點讀者在《英國左派》（1965）和《社會主義與生態》（1982）等文章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在《漫長的革命》中，威廉斯進一步闡述了一些可以用來鑑別政治改革中的隱含維度及社會構成中的深層構架方面的新概念工具。他堅持認為，政治和經濟制度所排除的是經驗和社會實踐這樣的重要領域，對整個生命形式及其長期性的關注，說明他至少給朱麗葉•米歇爾探索女權主義的分析文章《婦女：最漫長的革命》（《新左派評論》第40期，1966）的標題，也許還有一些總體上的思路提出過建議。無論是在理論著述中，還是在小說中，威廉斯不僅關註生產和傳媒的模式，而且關注“產生和培養”的模式。威廉斯不僅大膽支持新的實踐和體制，而且一直在關注保守的傳統。他關注的一個重點就是文化生產和再生產的種種模式，就像關注由傳媒技術變革帶來的種種民主的可能性一樣。威廉斯對教育和傳媒的研究造就了一種討論和期待的氣氛，對此，就連官方也不能完全忽略。1962年他那本多次重印的企鵝特別版《傳媒》首次出版。他在書中提出大眾傳播媒介由大眾管理的詳細建議。威廉斯並沒有直接參與開放大學或四頻道的創建，然而他所倡導的思想對這些機構的積極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他在《傳媒》一書的結論部分提綱挈領地指出製定新的藝術和教育方針的必要性，認為其目的在於普及文明技能，並儘可能廣泛地以民主手段獲取文化資源。正是出於這些考慮，威廉斯才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同意加入藝術委員會；但是他發現自己與這個機構從根本上格格不入，因為它“由在任委員推舉新委員”的管理模式實際上阻止了真正的民主參與，從而強化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讀者在本書的第二部分將看到他對這段經歷所作的嚴肅反思。威廉斯反對文化受商業性的影響和官僚機構的影響，這一態度至今仍獨樹一幟，堪稱典範。在《政治與文學》中，威廉斯以如下方式解釋了自己在有關傳媒問題的著述中所採取的方法： 左派對所有問題的傳統回答都是“公有製”。但是在這個敏感領域中，誰也沒有說明公有製應當具有怎樣的含義。官僚式壟斷的前景無異於跳出油鍋卻又掉進火坑，理所當然會令人害怕，由國家控制的媒體就是例子。結果就導致在現行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媒體工作人員無可奈何地接受現狀。我的建議從本質上看就是：基本生產資料的公有製應當與把它租借給自我管理的群體使用相結合，從而確保風格與政治見解最大限度的多樣化，確保不受任何官僚體制的控制。這個原則適用於從新聞印刷業到廣播設施和電影院的各個領域。《我為什麼參加示威？》一文是他對資本主義報業組織強有力的指控。這篇文章是他1968年4月為《聽眾》雜誌撰寫的，收集在本書的第三部分。威廉斯不僅參加了反對越南戰爭的示威遊行，還參加了在德國大使館外進行的反對企圖殺害德國學生領袖魯迪•杜奇克的示威活動。在暗殺企圖之前的幾個星期裡，斯普林格報業集團曾經以極端挑釁的手法醜化杜奇克。這篇文章反映了威廉斯有能力進行最犀利的干預，有能力把當前問題置於新的、出人意料的情景中，有能力向新一代激進人士全面解釋他們的行動的含義。威廉斯的一些基本價值觀來自他自己的背景和早期的經歷，這使他深切地同情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以及農民的反抗。雖然威廉斯的父親是鐵路工人，他的家庭卻屬於威爾士邊境小村潘迪附近的農業社區。居住在那裡的主要是農民、農業工人、教師、神職人員，還有一些工會活動分子。在談及自己早年的政治經歷時，威廉斯回憶了在潘迪建立的左派圖書俱樂部及其支持中國和西班牙的一些活動，他談到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和科尼•齊利亞克斯的講座給他留下的印象。人們感到一種新的“情感結構”——由於局部參與以及散漫的政治文化模式而增強的國際主義——這種感覺會長期持續。在本書第三部分重印的《你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吧？》（1975）一文中，威廉斯解釋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與黨衛軍在諾曼底作戰的經歷，對他後來對第三世界民眾​​造反的反應產生了很大影響。軍人統治、地主統治和帝國主義統治都必然會引起反抗和革命：“我從來都不會說我反對用軍事力量來保衛一場革命。” 威廉斯對20 世紀的革命瞭如指掌，知道這些不是輕易可以認定的。在為新版《現代悲劇》所寫的《後記》（1979）中，他對一些人深惡痛絕，因為他們把革命過程中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的痛苦說成是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啞劇，而對帝國主義的暴行則十分健忘。在《現代悲劇》（1966）中，他對這些主題以及20世紀中“以無序的鬥爭反對無序”所造成的痛苦都進行過反思： 我們必須承認在近期直接經歷中的這種痛苦，不要用名稱去掩蓋。但是我們關注的是整個行為：不僅是邪惡，而且還有與邪惡作鬥爭的人；不僅是危機，而且還有危機所釋放的能量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學到的精神。在《你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吧？》一文中，威廉斯反對在“具有政治民主的社會中”任何訴諸暴力的做法。如果不是為了保衛民主，這樣的暴力本身就會使建立更高尚形式的人類團結的靈感遭到挫敗。但是，示威、罷工、靜坐和抵制行為都有助於擴大民主（這個民主的中心已經開始萎縮），這主要取決於它們的確切目的和民眾的參與程度。威廉斯的評論式著作的主體部分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他總是對當時的問題進行直接的政治反思，而這在歷史學家看來也許並不妥當。威廉斯的所有著作中都存在一個歷史維度。但是這個歷史是用來針對現實的；當代的經驗被特別用作檢驗文化理論的重要手段。威廉斯運用受利維斯影響的檢驗真實性及經驗的試金石，把公民權賦予了一個曾經被批評完全忽略的世界。因此在《現代悲劇》這樣的著作中，威廉斯可以說： “就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英國正在用軍事力量對付南阿拉伯的'持異見的部落人'。”這就是工黨政府的所作所為，據此他得出如下結論： 我對這種模式及其掩蓋方式太了解了，因為這樣的經歷我一生中有過多次，所以不可能對這種很平常的錯誤觀念保持沉默。許多國人都反對這些政策，並在許多特定的情況下使之終結。但難以置信的是，作為一個社會，我們還要致力於人類的解放，甚至承認所有其他人的基本人權，因為這是任何一場真正革命的動力。在一個由巨大的經濟不平等所驅動、被有組織地操縱的社會中，要說我們在自己的活動中已經這樣承認了，那的確言過其實了。即使我們已經在自己內部這樣承認了，它也只是對真正革命信仰的滑稽模仿。只有這樣的承認得到普及，才可能是真實的，因為在一個交流非常廣泛的世界，實踐中任何的保留往往都會蛻變成實際的對立面。威廉斯不僅出現在越南團結運動的講台上，他還研究了農村抵制活動及海外侵略的普遍含義，以便用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待文化與文明。在《鄉村與城市》（1973）中，他談到被英國“鄉村別墅”文化和田園生活模式所掩蓋的資本主義在國內進行剝削、在海外進行殖民奴役的過程。同樣，在確立嚴格的社會內容時，他不是貶低作者的工作，而是對它進行了定位，因為他們批判式的道德敏感性超越了田園模式。他敦促英國的讀者說，如果他們想了解自己社會的過去，就應當讀一讀像威爾遜•哈里斯和恩古吉這樣一些第三世界作者的作品。在預示“後現代城市”大辯論的“新大都市”的背景下，威廉斯看到了一種準備對整個“人類生態”承擔責任的新“社會責任感”。1987年，威廉斯談到近期“虛構的反面烏托邦”——如保羅•希羅克斯的《零地帶》和皮特•戴維斯的《最後的選舉》—時不無譏諷地說，這些充滿絕望的預言和諷刺不再被定在一兩代人之後，而是定在幾年之後了。如果說《現代悲劇》把自身定位在帝國主義和革命所掌控的世界，那麼《鄉村與城市》則為從生態角度徹底批判資本主義、批判把社會主義歪曲成“生產力至上”鋪平了道路。20世紀70年代後期，威廉斯支持建立了社會主義環境資源協會。他也是對愛德華•湯普森關於核軍備競賽危險日益增長那篇文章最早做出反應的人之一。在《核裁軍政治》（收集在本書第六部分）一文中，威廉斯認為“與其他任何時候相比，要營造和平，現在就有必要營造比和平更多的東西”；與核軍備主義密切相關的是現代民族國家的異化，包括其傳媒的腐敗，其代表大會的漸行漸遠，日益無能，其經濟力量瘋狂、不負責任的集中。威廉斯認為現代武器系統的持久威脅來自相互敵對的社會關係。雖然威廉斯不斷批評田園文化或消費文化，認為它們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掩蓋了使之得以存在的勞動，但是他也不贊成“不斷展開的階級主題”的概念。他對社會意義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主體間及其物質先決條件方面，而且他歷來認為社會意識是在階級內部和階級之間、各階級派別內部或派別之間形成的。這種表示關係的方法解釋了20世紀60年代引發歧義的國際文化遺產、70年代深刻對抗的英國危機、80年代後現代的視覺陷阱問題，其註意力集中在復雜的社會總體、新老兩代交替以及地區盟約方面。在本書收集的許多論文和講稿中，都能發現威廉斯對複雜問題進行堆砌描述的典型方式。這不是因為他受到任何中庸思想的提示，而是因為他在尋求準確和現實主義，同時也因為他意識到人類的社會能力在不斷增長與發展。他在著作中一方面談到資本主義文明及其反對力量所面臨的不斷深化的危機，另一方面，他的著作中既有對各種形態文化的敏銳感知，也有為了保證人類控制瘋狂的經濟、軍事競爭進程所必需的聯想。威廉斯在提及生態危機時是清醒的，也是經驗主義的，因為他希望培育各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有效社會反制形式。雖然威廉斯的社會主義有時候可能是在重複與重申莫里斯對資本主義浪費與破壞的指控，但他從來沒有苟同後者力圖把問題或解決問題的方法加以簡單化的做法。社會主義不是走出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死胡同的現成途徑，也不是什麼簡單的途徑。他吸收了生態批判社會主義的含義，發現這使得“建立全球集體意識”的工作變得更加緊迫，更加困難。威廉斯的《邁向2000年》（1983）最明顯地體現了他心目中的政治核心，他在書中說要使植根於階級政治的精神遺產與“新社會運動”提出的必要糾正辦法一致起來。他認為後者對於建立超越整個階級利益的“總體利益”來說至關重要。另一方面，他堅持認為，社會運動日程表上提出的重要問題，如果徹底解決，就能“把我們帶進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中心體制以及……其階級體制”。威廉斯在關註生產方式重要性的同時，也很關注它與“消費模式”的某種特定聯繫。他的批評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都不是假作同情，不說什麼“勞動人民現在可以買得起曾經代表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耐用消費品了”。他想說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主宰消費領域的是一種浪費的、破壞性的、不負責任的累積體制。消費本身受到了不當的或者錯誤信息的誤導，在許多方面都是受操縱的、從屬的、被動的。威廉斯在反對盛行一時的“消費主義”的同時，提出有必要建立以新的方式告知並保護消費者的機構。實際上，威廉斯在這個問題上的想法等於提出了一個全新的集體與個體“消費主權”的概念。他在提出這些思想的同時，還提出了製度方面的具體建議，目的是確保在大規模生產企業面前，家庭不被分解。這樣他預見到了在改革時代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在想什麼，並勾勒了寬泛的文化基礎陣地，拒絕以生產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的片面性，不論它是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雖然人們熟知威廉斯旗幟鮮明地強調文化實踐的政治，但仍然值得一提的是，他還特別關注政黨組織和國家組織的功效與適應性——特別關注這些組織是否能夠推動“漫長的革命”中的民主。他認為，勞工運動的興起限制了英國政體的寡頭政治結構，但沒有挑戰它，更沒有去改造它。勞工運動不但要提倡教育或傳媒的民主改革，而且有必要提高它自身的民主功能，這個主題在威廉斯的著作中多處可見。勞工運動的機構是集體記憶和智慧的文化體現，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機構對於他們所面臨的任務而言已經足夠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威廉斯在研究“英國左派”時指出，工黨的結構是由不民主的集團投票主宰的，它把社會主義的左派禁錮在由短期的整體利益和費邊式的漸進主義政治所主宰的聯合體之中。“工黨是一個聯合體，這一事實導致它明顯的理論貧乏；任何超越一般普通定義的企圖都會立即使這一複雜的聯盟面臨壓力。”工黨提出的即使最積極的社會改革也充滿了“道德父權主義”的思想，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工黨政府也受到“冷戰”、“危險的小沙文主義”和“吉卜林式的帝國主義”的影響。工黨內部的左派在組織上處於服從地位，這就使黨外左派力量——核裁軍運動、“發誓要保持戰鬥警覺性”的共產黨以及比較分散的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新左派”——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1965 年年初的幾個月中，威廉斯就在《英國左派》一文中寫道： 對那些接受這些常規（也就是“一個異化社會中的灰色常規”）的人們來說，英國年輕人的聲音非常可怕，這聲音既深沉又活躍，更重要的是，它一旦成為一種政治聲音，就不是要支持或者反對議會政治中某個特定群體，而是要反對整個社會結構了。儘管威廉斯對工聯主義和英國工黨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卻看中了它所吸引的階級忠誠，認為這是能超越它的既定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潛在力量。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威廉斯很高興地看見工黨內部出現了比較激進的左派，因為它尋求的是變革，而不是只是抓住現有結構不放。他後來成為《新社會主義者》雜誌的責任編輯。該雜誌是工黨全國執委會於1981年創辦的，當時正值1974年至1979年威爾遜—卡拉漢政府的鬧劇之後，工黨內部處於上升勢頭的右派暫時遭到了遏制。本書收集了威廉斯發表在由鑑別力強、充滿信心的詹姆斯•卡蘭主編的《新社會主義者》雜誌上的好幾篇重要文章。他在這些文章中抨擊了粗野的“游牧資本主義”及其工具撒切爾政府，讚揚了煤礦工人罷工中礦工社區表現出的異乎尋常的堅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狠批了左派繼續屈從於工黨那種特殊的聯邦式結構。在關於工黨是否應當向政治中心提供一個反對撒切爾的聯合政府的辯論中，威廉斯運用了與這一主題有關的大量時髦語言，一針見血地指出，工黨本身歷來就是一些社會主義者和具有大西洋主義、親資本主義的工黨右翼的聯合體：“無論提倡大的還是較小的（聯合體），實際上都放棄了為轉變信仰和輿論而進行的鬥爭。”在威廉斯看來，無論是致力於和中間派的聯合，還是繼續致力於和工黨議員的聯合，都意味著聚積在一個軟弱無力、毫無凝聚力的綱領周圍，背棄重新恢復和發展社會主義政治的重要任務。1987年6月，在接受特里•伊格爾頓採訪時，威廉斯告誡左派要注意工聯主義聯合體的妥協含義（見本書第七部分）。他強調指出，1987年選舉的經驗說明中間派正與工黨議員重新結盟。雖然他堅持認為“中間派的重新結盟不關左派的事”，但是他指出，如果這能導致選舉改革，就能打開一條通向“社會主義者、綠色和平主義者、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實行某種聯合”的道路。威廉斯認為讓工黨“整體上”變成社會主義政黨是個不切實際的目標，它不斷導致左派保持沉默。但是他知道，任何新型的社會主義形態都必須建立在工人階級及其社區的抵抗潮流之上，在撒切爾執政期間，這股潮流在勞工運動內部和外部都得到了發展。威廉斯不接受傳統的工黨左派政治，他並不認為英國的政體結構是社會主義行動的必要地平線。他極力主張與歐洲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者聯絡，希望看到社會主義能夠挑戰那些構成英國政體的原則。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他就經常到威爾士黨組織的各種活動中發表講演，證明他支持威爾士民族主義政黨的激進化，證明他對中央集權的英國政體的職能深表質疑。1982年威廉斯發表了觀點大膽的綱領性文獻《民主與議會》（見本書第七部分）。這本小冊子是由社會主義協會發表的，它不僅指控英國公共行政工具的詭秘和等級結構，也指控英國國內政治代表體制所具備的中央集權、寡頭政治和歧視等特點。威廉斯認為，準確、公平地代表選民各種政治觀點的選舉體制是最基本的需要。因此按比例分配代表並打破頭重腳輕的西敏寺體制是社會主義倡導的體制的重要補充。他在這本小冊子的結尾部分提出了國家民主化的全面綱領，認為它是控制經濟和文化進程的必要前奏。作為社會主義者，威廉斯將具有持續的影響，其中的一個原因從這些干預文章中就能看到；此外，從他對真正民主社會的文化和政治相互伴生所給予的耐心關注，從他對探討很有必要的、有關製度革新的實際問題的意願中也不難看出。雖然威廉斯在這裡具體提到的是英國各種機構和英國政體進行民主轉變的必要性，這些干預文章也適用於更加廣泛的相關問題。在講英語的國家，政治代表性是在“得票最多者當選、勝者包攬一切”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這就勢必會產生奇怪的聯盟，阻礙激進的新政治力量的出現，束縛公開的民主辯論的發展。這本文集的讀者很快就會發現，威廉斯的政治思想既非一成不變，亦非離經叛道。但令人驚嘆的是，他始終關注著主要問題。在《文化是平常的》發表二十年之後，在《你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吧？》一文中，威廉斯重新定義了他與馬克思主義、與“漫長的革命”的關係。他說他比較傾向於把自己看成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歷史唯物主義者，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使用“馬克思主義者”這一術語給人的感覺要“比共產主義者委婉一些”，但是他堅持認為把成千上萬人參與的傳統歸結到“一個無論多麼偉大的思想家身上”都是不對的。另一方面，他毫不猶豫地接受歷史唯物主義的各種基本命題，毫不猶豫地對他所說的“文化唯物主義”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歷史唯物主義幫助社會主義者看清是什麼東西在阻礙被解放的人類力量的成長：“不只是選舉中的敵人或傳統的敵人，而是一個敵對的、有組織的社會結構……”要挑戰這個敵對社會機構，只有通過倡導不同於費邊式或斯大林式傳統的大眾民主政治——這就不可避免地會與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內部的資產階級霸權的根源進行較量： 從我自己的思想和經歷中，從我對其他人生活的觀察中，我了解了合作的經驗，我了解了霸權的現實，我了解了一個特定社會的情感結構的飽和能力。在我們一生中，只要盡了努力，就能發現自己身上、自己內心深處一層一層的異化結構。在這裡，威廉斯並沒有把意義的文化構建與物質生存的緊迫壓力相對照，因為即使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相對富裕的工人，也感到這樣的壓力： 我認為有組織的工人階級要進行必要的經濟鬥爭。我認為這仍然是我們社會中最具創造力的活動。我在幾年前就說過，那些偉大的工人階級機構是具有創造性的文化成就，同時也是不可或缺的首選政治鬥爭手段。但是……我知道有一種和文化霸權本身的進程相關的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我認為必須通過持續不斷的啟智和教育手段，從總體上和細節上打垮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意義和價值體系。這是我所說的那種“漫長的革命”的文化進程。我把它稱為“漫長的革命”，意思是說它是一場真正的鬥爭，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爭取民主和經濟勝利的必要鬥爭的一部分。確實，人們在斗爭中、在行動中是會變的。要改變像情感主導結構這樣深層的東西，只能通過積極的新體驗。但……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運動不僅是一場實際的、有組織的運動，也將是一場富有情感和想像的運動。即使在瑪格麗特•撒切爾第二次大選勝利之前，被廣泛認可的左派在學術文化中的進展與“新右派”在大眾文化中的入侵之間就出現了明顯的巨大差異。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威廉斯在文化研究領域躍居重要地位，而與此同時的二十年中，馬克思主義歷史編撰工作也碩果累累，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普通人文科學中出現了許多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但是，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學術界的影響日益增大的同時，撒切爾主義也在保守黨內部鞏固了自身的控制，進而控制了全國的政治。威廉斯在《未來階段的種種問題》一文中指出，儘管撒切爾的保守黨實際上從未得到過大多數人的支持，但是英國政體的奇特性質卻使它有了特別的優勢。此外，80年代的英國之所以受到特別的經濟和意識形態壓力，是因為70年代工聯主義的種種失敗和撒切爾主義“動態私有化”的幻象，及其掩人耳目的、不平等的、花了巨大社會代價買來的消費者滿意度。威廉斯對這些輕易得到的信譽和輕易造成的失業，對違背仍然由社會決定的意識並使之個體化的種種複雜手段提出了質疑，這樣的質疑說明他早就意識到有各種不同的大多數，意識到還有另一種組織原則。威廉斯從來不滿足於為自己得出結論或者確保這些結論在學術界得到認可。《關鍵詞》（1976）一書的出版，說明他深化了自己關於意義的文化構建的論點，也使他的發現能為更多人知曉。威廉斯研究了“個體”、“社會主義”、“資產階級”這些術語的歷史，甚至（也許是專門）對那些認為這些術語並不難理解的人們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問題。威廉斯在《咬文嚼字：煤礦工人大罷工的幾個關鍵詞》這篇文章中指出，社會主義者必須闡明煤礦工人鬥爭中的這幾個關鍵詞，學習那些堅持罷工鬥爭的男人和女人們的大量集體經驗： 在這些充滿危機的社區中，存在著正在復甦的社會主義的生長點：這不是個別案例，而是帶普遍性的案例。由於這裡存在著多樣性和對多樣性的尊重，所以新的大眾力量正在形成，並在尋找有效的政治表達方式。從細節上看，這將是一個長期、困難的過程，但是煤礦工人在尋求保護自身利益，他們概述了總體利益的新形式，向“管理”、“經濟的”和“法律和秩序”這幾個具有摧毀力的關鍵詞發起了挑戰，​​因為它們掩蓋了資本主義在一個不計後果的新階段的真實運作。1986年，威廉斯在《新左派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講稿，指出左派在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中所取得的實際進步，但同時也指出了它所採取的某些自我孤立的理論程序和政治口號。在尋找打破文化包圍和服從的方法時，威廉斯問道： 難道我們不應當以挑剔的眼光看一看如此眾多的組織形式及其理論與著作嗎？它們只不過是在超越它們的、不加區別的文化背景下，基於其自身的否定言詞和封閉形式而已。一種思想的理論形式產生了對撒切爾主義的總體分析，在歷來比較複雜、極不穩定、瞬息萬變的社會情景下，這種分析使人產生絕望情緒，放鬆政治警惕，這難道僅僅是一種偶然？難道小資產階級理論家為適應短期形勢而進行長期調整的做法就永遠不會結束？或者，針對近期的幾種藝術形式，我們可不可以再次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貶低被剝削者的人格不就是在延長剝削者手中的契約嗎？……通過實際的和可能的階級關係，能夠造就新的藝術和理論，而在共同尋求解放的過程中，這種關係的中心問題則具有新的、在某種程度上空前的複雜性……威廉斯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問題，其中有些問題令人不快，而更多的則是比較寬泛的分析，不是一讀就懂的。他也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標記，指出答案可能在哪裡——就在他那些經典的文化批評中，就在他對過去和未來的人們所表現出的堪稱典範的責任感中，而這些在本書所收集的他的許多論述和乾預文章中都能發現。羅賓•布萊克本《新左派評論》，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