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李維特、杜伯納
- 原文作者：Steven D. Levitt、Stephen J. Dubner
- 譯者：李明
- 出版社：大塊文化
- 出版日期：2010/
李維特（Steven D. Levitt），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講座教授，被認為是「全美國最有趣的腦袋」。他四十歲不到就當上了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讓人稱奇的不只是他的年紀與學術成就，而是他對於經濟學的詮釋方式。他絕不謹守正統。他看待事物的角度更像是一個聰明而好奇的探險家。
怎麼看一九九○年代犯罪大幅下跌呢？李維特說可以從當時往前推二十多年，由德州達拉斯一名叫做諾瑪‧麥柯維（Norma McCorvey）的年輕女子說起。這位二十一歲的貧窮女性未受教育，無一技之長，又有酗酒與濫藥的惡習，先前生過兩個小孩送人收養。一九七○年，她發現自己再度懷孕。不過當時墮胎並未合法化。一些支持合法化的有力人士，讓她成為爭取墮胎合法化的原告，被告則是達拉斯郡地區檢察官。這場官司一直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一九七三年法院判她勝訴，於是全國墮胎合法化。
這個墮胎合法化的判例，與犯罪率大幅下跌有何關係？
數十年的研究資料顯示，出生於劣勢家庭的小孩，日後變成罪犯的機率比平均數高得多。麥柯維案後，許多處於劣勢環境的女性，得以合法墮胎。如果她們的孩子生 出來，未來就有許多人會成為罪犯。由於墮胎合法化，這些有可能成為未來罪犯的孩子沒有生下來。受這項強大的因素影響，多年之後犯罪率開始加速下降。
扼止美國犯罪浪潮的功臣不是別的，而是潛在犯罪者大幅縮減。那些專家向媒體解釋犯罪率的下降時，他們推銷的理論中從沒有提到墮胎合法化的影響。這是李維特的書《蘋果橘子經濟學》（Freakonomics: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其中一個故事。
chapter:2908
http://app1.rthk.org.hk/elearning/1minreading/index.php?director=1&page=117
經濟學擁有獲得答案的絕佳工具，但嚴重缺乏有趣的問題。李維特這個經濟學界的怪雞，在《蘋果橘子經濟學》一書中發掘了許多看似幽默怪誕，卻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問題」。
http://app1.rthk.org.hk/elearning/1minreading/index.php?director=1&page=117
經濟學擁有獲得答案的絕佳工具，但嚴重缺乏有趣的問題。李維特這個經濟學界的怪雞，在《蘋果橘子經濟學》一書中發掘了許多看似幽默怪誕，卻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問題」。
除了犯罪率的例子，還有許多，比如：每天喝八大杯水可保健康並無理論根據；兒童汽車座椅遠不如安全帶來得安全；小孩每年在游泳池內淹死的數目遠超過玩槍致死，游泳池其實比槍枝還要危險；父母參加家長會的重要性遠超過帶小孩上 博物館；毒販既然賺錢，為何還是窮得只能跟他母親住在一起？李維特探尋每件事物背後隱藏的一面，剝去現代生活的一兩層表皮，以觀察內部的運作狀況。蘋果橘子經濟學，就是用經濟學的剖刀切開擁有蘋果外表的橘子果實。這種剖刀憑藉的是經濟學裡俯拾皆是的工具，不同的只是改從最有趣而關鍵的點切入。這些問題一點都不像典型的經濟學問題，不過問這些問題的李維特也不是一個普通的經濟學家，他感興趣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與謎團。
剖刀是什麼？是誘因。誘因是現代生活的基石。找出各項誘因，算得上是解開幾乎所有謎團的關鍵，不論是暴力犯罪、運動舞弊或線上約會。傳統看法往往是錯誤的。20年前一宗墮胎訟案的判決，就是20年後犯罪率下降的誘因。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緣起
一個晴朗的六月天，美國最優秀的年輕經濟學者——至少他的一些前輩如此確信——在芝加哥南區的紅綠燈前煞住車。他開的是老舊的綠色雪佛蘭，儀表板上積著灰塵，車窗也關不緊，速度稍快就轟隆作響。
不過這輛車此刻安靜無聲，四周正午時分的街道亦然：加油站，無數有格子窗的水泥建築物。
一個老流浪漢走近，身上的紙牌寫著無家可歸，求人施捨。他的外套破爛，在這樣的大熱天顯得太厚，頭上帶的是污穢的紅色棒球帽。
這位經濟學者並未鎖上車門或把車開走，不過也沒有掏尋身上的零錢。他只是觀看，好像是透過單面透視的玻璃。過了一陣子，流浪漢走開了。
這位經濟學者說：「他的耳機不錯，」眼光仍看著後視鏡。「至少比我的好。除此之外，他好像沒什麼值錢的東西。」
賴維特看事情的角度往往異於常人，也與一般經濟學者不同。至於這項特質是好是壞，端看你對經濟學者的觀感如何。
——《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s），二○○三年八月三日
二○○三年夏，《紐約時報雜誌》指派作家兼記者杜伯納進行一次專題採訪，對象是芝加哥大學知名的經濟學新秀賴維特。
杜伯納當時正在為撰寫一本金錢心理學的書蒐集資料，剛拜訪過多位經濟學者，結果發現他們他們講話用的似乎是另一種語言。至於當時剛獲得約翰‧貝茲‧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每兩年頒發給美國四十歲以下最優秀的經濟學者）的賴維特，才接受過不少記者的採訪，結果發現他們的思考似乎不太……靈光。
不過賴維特看出杜伯納不算太白痴，而杜伯納則發現賴維特也不像一台人腦計算機。這位經濟學者在研究上創意疊出，加上詮釋方式別出心裁，在在令杜伯納大開眼界。雖然賴維特在專業領域紀錄傲人（哈佛大學學士、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獲獎無數），但他對經濟學的研究卻絕非謹守正統方式。他看待事物的角度與其說是學術性，毋寧更像聰明而好奇的探險家——或是紀錄片拍攝者、法醫、或是標的由運動到犯罪到流行文化無所不包的賭博組頭。大多數人一提到經濟學就會聯想到的貨幣等等課題，他感到興趣缺缺。他不諱言自己在這些專業上的不足，例如他有次告訴杜伯納：「我對經濟學領域真的所知不多。我的數學不好，對計量經濟學懂得有限，也不知道該如何從事理論研究。如果你問我股市會漲會跌、經濟會成長還是衰退、通貨緊縮是好是壞，還有租稅問題——反正，如果我說自己對這些事有任何了解，那就是徹頭徹尾的謊話。」
賴維特感興趣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與謎團。如果你想知道世界如何運作，那麼賴維特的研究成果會提供豐碩的資訊。杜伯納在採訪導中描述了賴維特獨樹一格的態度：
在賴維特眼中，經濟學擁有獲得答案的絕佳工具，但嚴重缺乏有趣的問題。而他的特殊天賦就在於有能力提出這樣的問題，比如說：如果毒販賺的錢那麼多，為什麼還要跟老媽住一起？槍枝與游泳池，何者比較危險？過去十年來，犯罪率下跌的真正原因何在？房地產仲介人員是否會為客戶的利益著想？為何黑人父母給子女取的名字不利他們未來的前途？學校老師是否為求達到測驗標準而作弊？相撲比賽是否有舞弊情事？
還有，一個無家可歸、衣著藍縷的流浪漢，怎麼買得起價值五十美元的耳機？
許多人——包括不少他的同行——根本不認為賴維特研究的是經濟學。但其實他只不過讓這門所謂「憂鬱的科學」能達成它原本最主要的目標：解釋人類如何得到他們的所需。他與大多數學者不同，勇於運用個人的觀察力與好奇心，也不避諱談軼聞或說故事（不過他怕微積分）。他的直覺靈敏，能從一堆資料中發掘別人未察覺的原委。其他資深經濟學者宣稱無法測量的作用，他可以想出一套測量方式。他持續關注的課題是詐欺、舞弊與犯罪——不過他說自己從未涉入其間。
賴維特強烈的好奇心打動了成千上萬的《紐約時報雜誌》的讀者，各方的詢問、謎團、請求紛至沓來——包括通用汽車、紐約洋基隊、美國參議員，還有囚犯、家長，以及一位保存自己二十年來貝果銷售數據的人士。有個環法自行車賽（Tour de France）冠軍選手請求賴維特協助，證明目前的賽事中服用禁藥的狀況充斥。美國中央情報局則希望知道賴維特是否可利用相關資料找出洗錢者與恐怖份子。
各方的反響其實全都是由於賴維特的根柢信念具有相當說服力：現代世界儘管充斥著混亂、複雜與徹頭徹尾的欺騙，但並非無法看穿或難以明瞭，而且——如果問題問得對——比我們所想像的更迷人。重要的是以一種新的方式來看事情。
紐約的出版社告訴賴維特，他該寫本書。
他的回答是：「寫書？我不想寫書。」眼前有千萬個待解之謎，時間根本不夠用，而且他也不認為自己有多大的寫作才能。他拒絕了這項邀約，說自己不感興趣——不過他又建議：「除非，或許杜伯納可以和我一起合作。」
並非人人都能合作愉快。不過這兩個人——下文均稱為「我們」——決定討論一番，看看這樣一本書是否行得通。結果我們認為可以，希望你也有同感。
緒論 事物隱藏的一面
如果道德代表人們理想中的世界運作方式，經濟學就代表真實的世界運作方式。
如果一九九○年代初你住在美國，就算只是偶爾瞄一下電視新聞或翻翻報紙，都可能給嚇個半死。
癥結在於犯罪問題。犯罪案件急遽增加——各城市近幾十年來犯罪率趨勢圖，形狀有如陡峭的滑雪坡道——而且似乎無所不在。槍擊與謀殺案件是家常便飯，劫車、毒品交易、搶劫、強暴等也不算新鮮。暴力犯罪成為人人身邊揮之不去的陰影。然而專家們眾口一辭，認為狀況還會惡化到嚴重得多的地步。
令人畏懼的是所謂超級掠奪者（superpredator）。有一陣子，他似乎無所不在，從《新聞週刊》的封面對你怒目而視，由厚厚的政府報告中大搖大擺走來。他被描述成一個瘦削的都市青少年，手握廉價手槍，滿腦子暴力思想。據說全美國有成千上萬這樣的人，一個殺手世代即將把整個國家帶入萬劫不復之境。
專家如何曲解事實
一九九五年，犯罪學者福克斯（James Alan Fox）在一份呈送司法部長的報告中，嚴肅地詳述即將到來的青少年殺人潮。福克斯提出樂觀與悲觀的版本。在樂觀版本中，他預估青少年殺人案件在未來十年會增加百分之十五；而在悲觀版本中，更是會增加一倍。他指出：「下一波的犯罪潮十分嚴重，相較之下，一九九五年還算是美好的年代呢。」
其他犯罪學者、政治學者與專業的預測者也描繪類似的恐怖前景，連當時的總統柯林頓也不例外。他指出：「我們還有大約六年的時間扭轉青少年犯罪的問題，否則將來就得生活在混亂之中，屆時我的繼任者發表演說時，談的不會是全球經濟的大好機會，因為忙著保障城市街頭的人身安全都來不及了。」押注在犯罪繼續增加這方顯然錯不了。
然而，接下來幾年犯罪率並未節節升高，反而開始下降，並且愈降愈低。犯罪減少還有幾點令人驚訝的特質：首先是全面性，全國各地的各類犯罪全都下跌；而且下跌具有持續性，年復一年地減少。這種現象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尤其是原先作出相反預測的專家更是跌破眼鏡。
犯罪率反轉的幅度相當驚人。青少年殺人的比率非但未如福克斯所預估，成長一倍或至少百分之十五，反而在五年內下跌超過百分之五十。到二○○○年，美國整體謀殺率降到三十五年來最低水準，其他各類犯罪也幾乎呈現同樣趨勢，從暴力攻擊到竊車全無例外。
雖然專家對犯罪下跌的預測不靈光——其實就在他們發出嚇人的預測時，下跌趨勢已見端倪——不過現在卻急忙找出解答，而且大多數的理論聽來頗為合理。他們指出，一九九○年代的經濟繁榮有助於扭轉犯罪率，還有就是槍枝管制法規擴大施行，其他諸如紐約市推動創新的治安策略，使謀殺案由一九九○年的二、二四五件下降為二○○三年的五九六件。
這些理論不但合乎邏輯，而且振奮人心，因為犯罪的下跌乃是歸功於近期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如果說扼制犯罪率靠的是槍枝管制、良好的治安策略與所得提高，那麼我們自己手中其實一直握有打擊犯罪的力量。以後再出現犯罪增加的情況，我們就不必擔心了。
這些理論由專家之口傳到記者之耳，再進入大眾腦海中，順理成章地在很短時間內就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的看法。
只不過有個問題存在：這些理論根本不正確。
有一項因素倒是對一九九○年代犯罪大幅下跌產生深遠的影響。事情的源起可以從當時往前推二十多年，由德州達拉斯一名叫做諾瑪‧麥柯維（Norma McCorvey）的年輕女子說起。
就像遠方一隻蝴蝶拍動翅翼，最終會導致地球另一端的風暴，麥柯維也在無意之間扭轉了趨勢。其實當時她所希望的只不過是墮胎。這位二十一歲的貧窮女性未受教育，無一技之長，又有酗酒與濫用藥物的惡習，先前生過兩個小孩送人收養。一九七○年，她發現自己再度懷孕。不過當時德州和全美大多數州一樣，墮胎並未合法化。麥柯維的狀況被一些有力人士援引，讓她成為爭取墮胎合法化的共同訴訟中領銜的原告，被告則是達拉斯郡地區檢察官韋德（Henry Wade）。這場官司一直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當時麥柯維已改用珍‧洛伊（Jane Roe）的化名。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法院判決洛伊勝訴，准許全國墮胎合法化。當然，此時墮胎對麥柯維而言已為時太晚，她早就生下小孩，並交由他人收養。（多年後，她放棄贊成墮胎合法化的立場，而倡導尊重生命。）
那麼，洛伊v.韋德案（Roe v. Wade）在過了一個世代後，又是如何發揮作用，導致犯罪率出現有紀錄以來最大的跌幅？
以犯罪而言，人人並非生而平等，而且差別還相當大。數十年的研究資料顯示，出生於劣勢家庭環境的小孩，日後變成罪犯的機率高得多。數百萬最可能因洛伊v.韋德案而得以墮胎的女性——貧窮、未婚、年輕，沒有錢進行不合法的墮胎——正好就是處於典型的劣勢環境，她們的小孩未來成為罪犯的可能性遠高於水準平均。由於墮胎合法化，這些小孩並沒有生下來。這項強大的因素影響至深且遠：多年之後，當這些未出生小孩達到犯罪年齡之際，犯罪率開始加速下降。
扼止美國犯罪浪潮的功臣並非槍枝管制、經濟繁榮或治安策略，關鍵的因素乃是潛在犯罪者大幅縮減。
現在那些專家（也就是早先提出恐怖預言的同一批人）向媒體解釋犯罪率的下降時，他們推銷的理論中有幾次提到墮胎合法化的影響？
一次也沒有。
緣起
一個晴朗的六月天，美國最優秀的年輕經濟學者——至少他的一些前輩如此確信——在芝加哥南區的紅綠燈前煞住車。他開的是老舊的綠色雪佛蘭，儀表板上積著灰塵，車窗也關不緊，速度稍快就轟隆作響。
不過這輛車此刻安靜無聲，四周正午時分的街道亦然：加油站，無數有格子窗的水泥建築物。
一個老流浪漢走近，身上的紙牌寫著無家可歸，求人施捨。他的外套破爛，在這樣的大熱天顯得太厚，頭上帶的是污穢的紅色棒球帽。
這位經濟學者並未鎖上車門或把車開走，不過也沒有掏尋身上的零錢。他只是觀看，好像是透過單面透視的玻璃。過了一陣子，流浪漢走開了。
這位經濟學者說：「他的耳機不錯，」眼光仍看著後視鏡。「至少比我的好。除此之外，他好像沒什麼值錢的東西。」
賴維特看事情的角度往往異於常人，也與一般經濟學者不同。至於這項特質是好是壞，端看你對經濟學者的觀感如何。
——《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s），二○○三年八月三日
二○○三年夏，《紐約時報雜誌》指派作家兼記者杜伯納進行一次專題採訪，對象是芝加哥大學知名的經濟學新秀賴維特。
杜伯納當時正在為撰寫一本金錢心理學的書蒐集資料，剛拜訪過多位經濟學者，結果發現他們他們講話用的似乎是另一種語言。至於當時剛獲得約翰‧貝茲‧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每兩年頒發給美國四十歲以下最優秀的經濟學者）的賴維特，才接受過不少記者的採訪，結果發現他們的思考似乎不太……靈光。
不過賴維特看出杜伯納不算太白痴，而杜伯納則發現賴維特也不像一台人腦計算機。這位經濟學者在研究上創意疊出，加上詮釋方式別出心裁，在在令杜伯納大開眼界。雖然賴維特在專業領域紀錄傲人（哈佛大學學士、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獲獎無數），但他對經濟學的研究卻絕非謹守正統方式。他看待事物的角度與其說是學術性，毋寧更像聰明而好奇的探險家——或是紀錄片拍攝者、法醫、或是標的由運動到犯罪到流行文化無所不包的賭博組頭。大多數人一提到經濟學就會聯想到的貨幣等等課題，他感到興趣缺缺。他不諱言自己在這些專業上的不足，例如他有次告訴杜伯納：「我對經濟學領域真的所知不多。我的數學不好，對計量經濟學懂得有限，也不知道該如何從事理論研究。如果你問我股市會漲會跌、經濟會成長還是衰退、通貨緊縮是好是壞，還有租稅問題——反正，如果我說自己對這些事有任何了解，那就是徹頭徹尾的謊話。」
賴維特感興趣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與謎團。如果你想知道世界如何運作，那麼賴維特的研究成果會提供豐碩的資訊。杜伯納在採訪導中描述了賴維特獨樹一格的態度：
在賴維特眼中，經濟學擁有獲得答案的絕佳工具，但嚴重缺乏有趣的問題。而他的特殊天賦就在於有能力提出這樣的問題，比如說：如果毒販賺的錢那麼多，為什麼還要跟老媽住一起？槍枝與游泳池，何者比較危險？過去十年來，犯罪率下跌的真正原因何在？房地產仲介人員是否會為客戶的利益著想？為何黑人父母給子女取的名字不利他們未來的前途？學校老師是否為求達到測驗標準而作弊？相撲比賽是否有舞弊情事？
還有，一個無家可歸、衣著藍縷的流浪漢，怎麼買得起價值五十美元的耳機？
許多人——包括不少他的同行——根本不認為賴維特研究的是經濟學。但其實他只不過讓這門所謂「憂鬱的科學」能達成它原本最主要的目標：解釋人類如何得到他們的所需。他與大多數學者不同，勇於運用個人的觀察力與好奇心，也不避諱談軼聞或說故事（不過他怕微積分）。他的直覺靈敏，能從一堆資料中發掘別人未察覺的原委。其他資深經濟學者宣稱無法測量的作用，他可以想出一套測量方式。他持續關注的課題是詐欺、舞弊與犯罪——不過他說自己從未涉入其間。
賴維特強烈的好奇心打動了成千上萬的《紐約時報雜誌》的讀者，各方的詢問、謎團、請求紛至沓來——包括通用汽車、紐約洋基隊、美國參議員，還有囚犯、家長，以及一位保存自己二十年來貝果銷售數據的人士。有個環法自行車賽（Tour de France）冠軍選手請求賴維特協助，證明目前的賽事中服用禁藥的狀況充斥。美國中央情報局則希望知道賴維特是否可利用相關資料找出洗錢者與恐怖份子。
各方的反響其實全都是由於賴維特的根柢信念具有相當說服力：現代世界儘管充斥著混亂、複雜與徹頭徹尾的欺騙，但並非無法看穿或難以明瞭，而且——如果問題問得對——比我們所想像的更迷人。重要的是以一種新的方式來看事情。
紐約的出版社告訴賴維特，他該寫本書。
他的回答是：「寫書？我不想寫書。」眼前有千萬個待解之謎，時間根本不夠用，而且他也不認為自己有多大的寫作才能。他拒絕了這項邀約，說自己不感興趣——不過他又建議：「除非，或許杜伯納可以和我一起合作。」
並非人人都能合作愉快。不過這兩個人——下文均稱為「我們」——決定討論一番，看看這樣一本書是否行得通。結果我們認為可以，希望你也有同感。
緒論 事物隱藏的一面
如果道德代表人們理想中的世界運作方式，經濟學就代表真實的世界運作方式。
如果一九九○年代初你住在美國，就算只是偶爾瞄一下電視新聞或翻翻報紙，都可能給嚇個半死。
癥結在於犯罪問題。犯罪案件急遽增加——各城市近幾十年來犯罪率趨勢圖，形狀有如陡峭的滑雪坡道——而且似乎無所不在。槍擊與謀殺案件是家常便飯，劫車、毒品交易、搶劫、強暴等也不算新鮮。暴力犯罪成為人人身邊揮之不去的陰影。然而專家們眾口一辭，認為狀況還會惡化到嚴重得多的地步。
令人畏懼的是所謂超級掠奪者（superpredator）。有一陣子，他似乎無所不在，從《新聞週刊》的封面對你怒目而視，由厚厚的政府報告中大搖大擺走來。他被描述成一個瘦削的都市青少年，手握廉價手槍，滿腦子暴力思想。據說全美國有成千上萬這樣的人，一個殺手世代即將把整個國家帶入萬劫不復之境。
專家如何曲解事實
一九九五年，犯罪學者福克斯（James Alan Fox）在一份呈送司法部長的報告中，嚴肅地詳述即將到來的青少年殺人潮。福克斯提出樂觀與悲觀的版本。在樂觀版本中，他預估青少年殺人案件在未來十年會增加百分之十五；而在悲觀版本中，更是會增加一倍。他指出：「下一波的犯罪潮十分嚴重，相較之下，一九九五年還算是美好的年代呢。」
其他犯罪學者、政治學者與專業的預測者也描繪類似的恐怖前景，連當時的總統柯林頓也不例外。他指出：「我們還有大約六年的時間扭轉青少年犯罪的問題，否則將來就得生活在混亂之中，屆時我的繼任者發表演說時，談的不會是全球經濟的大好機會，因為忙著保障城市街頭的人身安全都來不及了。」押注在犯罪繼續增加這方顯然錯不了。
然而，接下來幾年犯罪率並未節節升高，反而開始下降，並且愈降愈低。犯罪減少還有幾點令人驚訝的特質：首先是全面性，全國各地的各類犯罪全都下跌；而且下跌具有持續性，年復一年地減少。這種現象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尤其是原先作出相反預測的專家更是跌破眼鏡。
犯罪率反轉的幅度相當驚人。青少年殺人的比率非但未如福克斯所預估，成長一倍或至少百分之十五，反而在五年內下跌超過百分之五十。到二○○○年，美國整體謀殺率降到三十五年來最低水準，其他各類犯罪也幾乎呈現同樣趨勢，從暴力攻擊到竊車全無例外。
雖然專家對犯罪下跌的預測不靈光——其實就在他們發出嚇人的預測時，下跌趨勢已見端倪——不過現在卻急忙找出解答，而且大多數的理論聽來頗為合理。他們指出，一九九○年代的經濟繁榮有助於扭轉犯罪率，還有就是槍枝管制法規擴大施行，其他諸如紐約市推動創新的治安策略，使謀殺案由一九九○年的二、二四五件下降為二○○三年的五九六件。
這些理論不但合乎邏輯，而且振奮人心，因為犯罪的下跌乃是歸功於近期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如果說扼制犯罪率靠的是槍枝管制、良好的治安策略與所得提高，那麼我們自己手中其實一直握有打擊犯罪的力量。以後再出現犯罪增加的情況，我們就不必擔心了。
這些理論由專家之口傳到記者之耳，再進入大眾腦海中，順理成章地在很短時間內就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的看法。
只不過有個問題存在：這些理論根本不正確。
有一項因素倒是對一九九○年代犯罪大幅下跌產生深遠的影響。事情的源起可以從當時往前推二十多年，由德州達拉斯一名叫做諾瑪‧麥柯維（Norma McCorvey）的年輕女子說起。
就像遠方一隻蝴蝶拍動翅翼，最終會導致地球另一端的風暴，麥柯維也在無意之間扭轉了趨勢。其實當時她所希望的只不過是墮胎。這位二十一歲的貧窮女性未受教育，無一技之長，又有酗酒與濫用藥物的惡習，先前生過兩個小孩送人收養。一九七○年，她發現自己再度懷孕。不過當時德州和全美大多數州一樣，墮胎並未合法化。麥柯維的狀況被一些有力人士援引，讓她成為爭取墮胎合法化的共同訴訟中領銜的原告，被告則是達拉斯郡地區檢察官韋德（Henry Wade）。這場官司一直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當時麥柯維已改用珍‧洛伊（Jane Roe）的化名。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法院判決洛伊勝訴，准許全國墮胎合法化。當然，此時墮胎對麥柯維而言已為時太晚，她早就生下小孩，並交由他人收養。（多年後，她放棄贊成墮胎合法化的立場，而倡導尊重生命。）
那麼，洛伊v.韋德案（Roe v. Wade）在過了一個世代後，又是如何發揮作用，導致犯罪率出現有紀錄以來最大的跌幅？
以犯罪而言，人人並非生而平等，而且差別還相當大。數十年的研究資料顯示，出生於劣勢家庭環境的小孩，日後變成罪犯的機率高得多。數百萬最可能因洛伊v.韋德案而得以墮胎的女性——貧窮、未婚、年輕，沒有錢進行不合法的墮胎——正好就是處於典型的劣勢環境，她們的小孩未來成為罪犯的可能性遠高於水準平均。由於墮胎合法化，這些小孩並沒有生下來。這項強大的因素影響至深且遠：多年之後，當這些未出生小孩達到犯罪年齡之際，犯罪率開始加速下降。
扼止美國犯罪浪潮的功臣並非槍枝管制、經濟繁榮或治安策略，關鍵的因素乃是潛在犯罪者大幅縮減。
現在那些專家（也就是早先提出恐怖預言的同一批人）向媒體解釋犯罪率的下降時，他們推銷的理論中有幾次提到墮胎合法化的影響？
一次也沒有。
這是摻雜商業與夥伴性質的典型例子：你雇用一名房地產仲介人員替你賣房子。
這名仲介人員打量一下房子，拍了幾張照片，設定價格，撰寫動人的廣告詞句，積極展示房子，與買方討價還價，直到成交為止。當然這不是輕鬆的工作，不過他的報酬也不錯。如果賣出三十萬美元的房子，按六％的仲介費計，他能賺進一萬八千元。這可不是筆小數目。不過你告訴自己，如果自己賣房子，絕對賣不到三十萬。仲介知道如何——他是怎麼說來的？——「讓房子的價值極大化」。他幫你賣了最高價，不是嗎？
果真如此嗎？
房地產仲介人員是和犯罪學者不同的專家，不過也是不折不扣的專家，因為他對於房地產的知識遠超過門外漢的委託人。有關房子的價值、房市的狀況，乃至買方的心態，他知道的都比你多。你要借重他的就是這些資訊，畢竟委託專家的原因正在於此。
隨著分工日益普遍，這類專家多得數不清，而且有辦法讓自己變成不可或缺。不論是醫生、律師、承包商、股票經紀人、汽車技師、貸款掮客或理財專員，全都享有龐大的資訊優勢。一旦你聘請他們，他們就會運用這種優勢協助你，讓你獲得最大利益。
果真如此嗎？
真的這樣倒還不錯。不過專家也是人，而人會受到誘因（incentive）的影響。專家待你如何，取決於誘因的設計。有時設計對你有利，例如加州汽車技師常會在廢氣排放檢查時放水，讓不合格的車主省下一小筆費用——目的是希望爭取日後修車的生意。不過在某些情況下，專家的誘因設計或許對你不利。例如一項醫學研究發現，生育率下降的地區，婦產科醫師進行剖腹生產的比率較高——這表示醫生在生意不好時，往往會採行比較昂貴的醫療方式。
懷疑專家濫用專業地位是一回事，但能證明這種情況確實存在又是另一回事。最好的方式莫過於了解他如何對待你，然後對照相同狀況下他會如何對待自己。不過問題是醫生沒法替自己開刀，而且醫療檔案也不能對外公開；汽車技師修理自己的汽車也不會留下紀錄。
不過房地產銷售的記錄屬於公開資料，而且仲介人員的伙確會賣自己的房子。近期約十萬筆芝加哥郊區售屋資料中，有三千筆屬於仲介人員自己的房子。
在探索這批資料前，我們不妨先思考一下：房地產仲介人員銷售自己的住屋時，他的誘因何在？很簡單：售價愈高愈好。當你出售房屋時，你的誘因應該也是如此。因此，你的誘因與仲介業者應該是協調一致的，畢竟他的佣金收入也取決於售價高低。
不過著眼於誘因時，佣金有其值得玩味之處。首先，六％的仲介佣金通常由買賣雙方的仲介均分，而且其中半數金額還上繳公司。也就是說，只有售價的一‧五％會直接進到你的仲介人員的荷包。
因此以三十萬元的房子而言，一萬八千的佣金他只能拿到四千五百元。你或許認為這還算不錯。不過如果房子的價值其實不止三十萬呢？如果只需多努力一下，或者耐心多等一段時間，或是多登一點廣告，就可以賣到三十一萬呢？這時扣掉佣金後，你可以多進帳九千四百元。然而對仲介人員而言，他多賺到的錢——一萬元的一‧五％——只有一百五十元。如果你可以多賺九千四，而他只能多賺一百五，或許你們的誘因就根本不算協調一致。（更何況如果她還得花錢付廣告費以及從事種種促銷工作。）仲介人員願意付出額外的時間、金錢與精力來爭取區區一百五十元嗎？
有個辦法可以找出真象：衡量仲介人員自售房屋與代客戶售屋的差價。根據前述芝加哥地區的售屋資料，並控制其他可能的變數——地點、屋齡與屋況、裝潢等，結果發現仲介人員賣自己的房子時，平均銷售期間長十天，賣價高三％，也就是三十萬的房子可以多賣一萬元左右。他們賣自己的房子時會耐心等待最好的價錢，但替你賣房子時就會催促你儘快接受還過得去的出價。他們就像想多賺佣金的股票經紀商一樣，希望能快速結案。為什麼不這麼做？更高的出價對他們不算多大的誘因——每一萬元多賺一百五十元——因此不值得花費更大的心力。和政治有關的見解中，有一項最受大家公認的事實：金錢有助勝選。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布魯博格（Michael Bloomberg）、柯賽因（Jon Corzine）就是近期幾個最明顯的實例。〔且不管有些反面的例子，如迪恩（Howard Dean）、富比士（Steve Forbes）、霍芬頓（Michael Hoffington），當然還有高里沙諾（Thomas Golisano）在三次紐約競選中花費九千三百萬美元，而得票率分別只有四％、八％與十四％。〕大多數人都認定金錢足以影響選舉，而且也認為競選活動花費太過。
這名仲介人員打量一下房子，拍了幾張照片，設定價格，撰寫動人的廣告詞句，積極展示房子，與買方討價還價，直到成交為止。當然這不是輕鬆的工作，不過他的報酬也不錯。如果賣出三十萬美元的房子，按六％的仲介費計，他能賺進一萬八千元。這可不是筆小數目。不過你告訴自己，如果自己賣房子，絕對賣不到三十萬。仲介知道如何——他是怎麼說來的？——「讓房子的價值極大化」。他幫你賣了最高價，不是嗎？
果真如此嗎？
房地產仲介人員是和犯罪學者不同的專家，不過也是不折不扣的專家，因為他對於房地產的知識遠超過門外漢的委託人。有關房子的價值、房市的狀況，乃至買方的心態，他知道的都比你多。你要借重他的就是這些資訊，畢竟委託專家的原因正在於此。
隨著分工日益普遍，這類專家多得數不清，而且有辦法讓自己變成不可或缺。不論是醫生、律師、承包商、股票經紀人、汽車技師、貸款掮客或理財專員，全都享有龐大的資訊優勢。一旦你聘請他們，他們就會運用這種優勢協助你，讓你獲得最大利益。
果真如此嗎？
真的這樣倒還不錯。不過專家也是人，而人會受到誘因（incentive）的影響。專家待你如何，取決於誘因的設計。有時設計對你有利，例如加州汽車技師常會在廢氣排放檢查時放水，讓不合格的車主省下一小筆費用——目的是希望爭取日後修車的生意。不過在某些情況下，專家的誘因設計或許對你不利。例如一項醫學研究發現，生育率下降的地區，婦產科醫師進行剖腹生產的比率較高——這表示醫生在生意不好時，往往會採行比較昂貴的醫療方式。
懷疑專家濫用專業地位是一回事，但能證明這種情況確實存在又是另一回事。最好的方式莫過於了解他如何對待你，然後對照相同狀況下他會如何對待自己。不過問題是醫生沒法替自己開刀，而且醫療檔案也不能對外公開；汽車技師修理自己的汽車也不會留下紀錄。
不過房地產銷售的記錄屬於公開資料，而且仲介人員的伙確會賣自己的房子。近期約十萬筆芝加哥郊區售屋資料中，有三千筆屬於仲介人員自己的房子。
在探索這批資料前，我們不妨先思考一下：房地產仲介人員銷售自己的住屋時，他的誘因何在？很簡單：售價愈高愈好。當你出售房屋時，你的誘因應該也是如此。因此，你的誘因與仲介業者應該是協調一致的，畢竟他的佣金收入也取決於售價高低。
不過著眼於誘因時，佣金有其值得玩味之處。首先，六％的仲介佣金通常由買賣雙方的仲介均分，而且其中半數金額還上繳公司。也就是說，只有售價的一‧五％會直接進到你的仲介人員的荷包。
因此以三十萬元的房子而言，一萬八千的佣金他只能拿到四千五百元。你或許認為這還算不錯。不過如果房子的價值其實不止三十萬呢？如果只需多努力一下，或者耐心多等一段時間，或是多登一點廣告，就可以賣到三十一萬呢？這時扣掉佣金後，你可以多進帳九千四百元。然而對仲介人員而言，他多賺到的錢——一萬元的一‧五％——只有一百五十元。如果你可以多賺九千四，而他只能多賺一百五，或許你們的誘因就根本不算協調一致。（更何況如果她還得花錢付廣告費以及從事種種促銷工作。）仲介人員願意付出額外的時間、金錢與精力來爭取區區一百五十元嗎？
有個辦法可以找出真象：衡量仲介人員自售房屋與代客戶售屋的差價。根據前述芝加哥地區的售屋資料，並控制其他可能的變數——地點、屋齡與屋況、裝潢等，結果發現仲介人員賣自己的房子時，平均銷售期間長十天，賣價高三％，也就是三十萬的房子可以多賣一萬元左右。他們賣自己的房子時會耐心等待最好的價錢，但替你賣房子時就會催促你儘快接受還過得去的出價。他們就像想多賺佣金的股票經紀商一樣，希望能快速結案。為什麼不這麼做？更高的出價對他們不算多大的誘因——每一萬元多賺一百五十元——因此不值得花費更大的心力。和政治有關的見解中，有一項最受大家公認的事實：金錢有助勝選。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布魯博格（Michael Bloomberg）、柯賽因（Jon Corzine）就是近期幾個最明顯的實例。〔且不管有些反面的例子，如迪恩（Howard Dean）、富比士（Steve Forbes）、霍芬頓（Michael Hoffington），當然還有高里沙諾（Thomas Golisano）在三次紐約競選中花費九千三百萬美元，而得票率分別只有四％、八％與十四％。〕大多數人都認定金錢足以影響選舉，而且也認為競選活動花費太過。
事實上，選舉相關資料顯示，花費較大的候選人的確較常獲勝。不過，金錢真的是勝利的原因嗎？
這麼想很合乎邏輯，就像你會認為一九九○年代的經濟繁榮有助於犯罪下降也很合乎邏輯。不過就算兩件事情相關，也並不一定意味彼此間存在因果關係。相關只是代表兩項因素間存在某種關係，但卻無法告訴你關係的方向。假設兩項因素分別為Ｘ與Ｙ，那麼可能是Ｘ導致Ｙ，也可能是Ｙ導致Ｘ，也可能另有一個因素Ｚ同時影響Ｘ與Ｙ。
設想以下的相關關係：謀殺案多的城市，往往警察也較多。就以丹佛與華府兩個城市的警察／謀殺案件數為例，兩地人口數差不多，但華府警察約為丹佛的三倍，謀殺案件則為八倍。除非你有進一步的資訊，否則很難作進一步的推論。腦筋不清楚的人或許在看了這些數據後會推論：由於華府警察較多，導致了較多的謀殺案。這種異想天開的思考方式由來以久，往往又會形成異想天開的對策。有個民間故事說，一位暴君得知國內疾病最流行的省份醫生也最多。他的解決之道？立即下令槍斃所有醫生。
再回到選舉經費的問題。為找出金錢與選舉的關係，我們可以思考一下競選捐款的問題。假設你是那種會捐一千元給候選人的人，那麼你會在以下兩種狀況捐款：一是選情激烈時，你認為自己的捐款可能影響到選舉結果；一是某位候選人篤定當選，你希望沾些勝利光彩，或日後得到實質回饋。至於鐵定落敗的候選人，你是不會捐錢的。因此選情看好的候選人募款金額自然遠超過落後者。至於捐款的花用呢？現任者以及領先的候選人顯然經費較為充裕，不過只有敗選機率達到一定程度時，他們才願意大筆花費；否則為何不把錢保留下來，留待以後應付可能更強硬的對手？
現在假設有兩位候選人，一位具有天生的魅力，另一位則否。有魅力的候選人募得的款項多，而且輕鬆獲勝。那麼我們該說是金錢讓他贏得選舉，還是他本身的魅力引來選票以及捐款？
這個問題至關重要，但很難回答。畢竟，候選人對選民的吸引力不容易量化。我們該如何測量呢？
似乎沒有辦法——除非在一種特定狀況下。關鍵就在於拿候選人和……他自己作比較。今日的候選人Ａ與兩年或四年後的候選人Ａ應該是類似的，Ｂ候選人亦復如此。因此如果Ａ在連續兩次選舉中都與Ｂ是對手，但兩次花費的金錢不同，那麼在候選人的吸引力相對穩定下，我們就可以測量出金錢的作用。
我們發現，兩位同樣候選人連續參與選舉的情況並不罕見——從一九七二年以來的國會選舉中約有一千件。那麼我們從中可以得到什麼結論呢？
令人驚訝的是：候選人花費的金額多寡幾乎沒有任何作用。獲勝的候選人就算把經費削減一半，得票率也只會減少一％。另一方面，失敗者儘管經費加倍，也不過能多爭取到一％。對候選人而言，重要的不是你花多少錢，而是你是誰。（同樣的論點也適用於父母身上，詳見第五章。）有些人天生就對選民有吸引力，有些人就是沒有，花再多的錢也改變不了多少。（前面提過的迪恩、富比士、霍芬頓與高沙里諾想必已學到這個教訓。）
另外一些有關選舉的見解呢？好比說競選經費高到浮濫的地步。在一個典型的競選年度，也就是當年要舉行總統以及參、眾議員的選舉，競選總花費約為十億美元——聽起來金額相當龐大，不過如果拿來和一些不像民主選舉那麼神聖的事物作對比，就會發現其實不然。
好比說，這個金額等於美國人每年花在口香糖上的支出。知道該測量什麼、該如何測量
這本書要談的不是口香糖與競選支出的對比，也不是不盡責的房地產仲介人員，或是墮胎合法化對犯罪的影響。我們當然會提及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場景，如子女的教養、作弊的方式、三Ｋ黨的內部運作與益智競賽中的種族歧視等。本書希望剝去現代生活的一兩層表皮，觀察內部的狀況如何。我們將提出許多問題，有些微不足道，有些則攸關生死。我們的答案往往看似突兀，不過在了解事實後，又相當順理成章。我們會由資料中尋找答案——不論這些資料是學童的考試成績、紐約市的犯罪統計或毒販的財務紀錄。（我們經常會運用資料中無意間透露的模式，就像飛機掠過高空時留下的凝結尾。）對某個主題抱持自己的意見或理論當然沒錯，這也是人之常情，不過如果能去除道德立場，誠實地檢驗資料，結果往往會得到嶄新而出人意料的見解。
我們可以說，道德代表人們理想中的世界運作方式——而經濟學則代表真實世界的運作方式。經濟學本質上是一種測量的科學，包含一組功能與彈性均相當完善的工具，可以可靠地測量錯綜複雜的資訊，計算出任何一個因素乃至整體的作用大小。所謂「經濟」，不外是：關於工作、房地產、銀行與投資等錯綜複雜的資訊。但經濟學的工具也可以很輕易地應用到——怎麼說呢？——「更有趣」的主題上。
本書的撰寫立基於一些基本的理念：
誘因是現代生活的基石。理解——或抽絲剝繭找出——各項誘因，算得上是解開幾乎所有謎團的關鍵，不論是暴力犯罪、運動舞弊或線上約會。
傳統看法往往是錯誤的。犯罪案件在一九九○年代並未直線上升，單靠金錢無法贏得選舉，還有——可能令你吃驚的是——每天喝八大杯水有助健康，其實一直沒有經過實證資料支持。傳統看法的形成往往相當粗糙，但很難被看穿——不過並非完全不可能。
重大的影響往往源自久遠甚或微不足道的原因。謎團的答案未必全都擺在你的面前。麥柯維對犯罪率下跌的影響，遠超過槍枝管制、經濟繁榮以及創新的治安策略加總起來的效果。我們接下來還會舉出這樣的例子。
專家——從犯罪學者到房地產仲介人員——利用資訊優勢為謀取自己利益。不過面對網際網路的崛起，專家們傳統上的資訊優勢日漸縮水。
知道該測量什麼、該如何測量，可以讓複雜的世界大為簡化。如果你了解如何以正確的方式解讀資料，就能解開看似無解的謎團。因為數字的威力無窮，可以剝除層層的混亂與矛盾。
因此本書的目標在於探討每件事情背後隱藏的一面。有時候這麼做吃力不討好，甚至會讓你覺得自己以管窺天或是由哈哈鏡中看世界。不過我們的理念是去觀察許多不同的場景，並運用創新的方式加以檢驗。以這樣的理念來寫一本書似乎有些奇特，大多數書籍都是標明單一的主題，先以一、兩句話簡單勾勒大綱，再完整地講述來龍去脈：鹽的歷史、民主的脆弱、標點符號的運用等等。本書並沒有這種一貫的主題。我們的確短暫地想過圍繞一個中心主題——好比說應用個體經濟學的理論與實務？——來寫作，但隨即決定還是採用尋寶的方式。沒錯，這個方式會用到經濟學中最佳的分析工具，但同時也容許我們追索自己想到的各種稀奇古怪的念頭。因此我們發明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怪胎經濟學（Freakonomics）。本書所舉例子通常不會出現在正規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不過這種情況往後可能會改變。經濟學這門科學主要是一組工具，而不是有特定主題，因此任何主題，無論多麼稀奇古怪，未必不能納入它的範疇中。
別忘了，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原本是位哲學家，而在致力成為道德家的過程中變成了經濟學家。他於一七五九年出版《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e Sentiments）時，現代資本主義才剛萌芽。斯密深感於這股新興力量襲捲而來的變革，不過他關注的不僅是客觀數字，還有人類受到的影響，因為個人在特定環境中的所思所行，都會受經濟力量所左右。為什麼有人欺騙、偷竊，有些人就不會？為何某人看似無害的選擇，卻影響到一連串的人？在斯密的年代，因果作用開始急遽加速，各項誘因也擴大好幾倍。這些改變給當時民眾帶來的衝擊與震撼，不遜於現代生活加諸我們的衝擊與震撼。
斯密真正探討的主題乃是個人欲望與社會規範間的磨擦。海爾布洛納（Robert Heilbroner）在《俗世哲學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中驚嘆，斯密能夠把人類這種自利的動物的所作所為，與人類更廣大的道德領域區隔開來。他指出：「斯密認為答案在於我們有能力站在第三者的立場，變成公正的旁觀者，如此即可形成對某一案例客觀特性看法。」
想像你自己在一位——或兩位——第三者陪同下，積極探索一些有趣案例的客觀特性。這樣的探索一開始通常是提出一個過去沒人問過的問題，比如說：學校老師與相撲選手有什麼共通點？《蘋果橘子經濟學》部落格摘錄
下面的這些摘錄難免有瑕疵，（至少是）思慮有欠周密，因為部落格寫作，在本質上就比寫書或為報紙而寫的，更為粗糙、口語化、甚至於隨興。但我們希望這些不拘泥於形式的文章，提供了特有的價值。
這些文章大約占我們從開始寫到現在的部落格文章的百分之三，而且還不算讀者回應的部分，讀者的文章往往遠比我們自己的更為投入（也更為有趣）。我們的部落格在www.freakonomics.com/blog/。
部落格和本書還有另一個重要差異，那就是除了接下來的頭兩篇摘錄之外，都是我們倆其中一人寫的，而不是兩人一起寫，文章結尾不是署名「SDL」（李維特），就是「SJD」（杜伯納）。
一、關於《蘋果橘子經濟學》這本書
這本書在寫作、出版、和發行時的一些大略想法。
「把我們的寶貝公諸於世」
每一個父母都認為他們有全天下最美的寶貝。這似乎已經烙在我們的腦子裡了，所以，如果你日復一日地看著自己的寶貝，就會越看越覺得漂亮。當別人的小孩臉上沾著菜渣時，我們會覺得惡心；但如果那是你自己的小孩，還真是可愛。
嗚，我們已經對《蘋果橘子經濟學》反覆端詳了如此多次，已致於它在我們的眼裡是如此美麗——管他麻子、菜渣、和所有缺點。於是我們開始認為，也許有些人真的會讀這本書，而且讀過之後，或許還想表達他們對本書的看法。因此，這個網站就誕生了。我們希望有朝一日這個網站成為一個快樂的家（至少是個吵得很盡興的家）。
——SDL & SJD （二○○五年三月三十）
「《蘋果橘子經濟學》很爛嗎？」
我們的出版社一直很賣力地推銷《蘋果橘子經濟學》——當然，這是他們的工作，而我們也給予肯定，這並不奇怪。當有好事出現時——例如，《華爾街日報》上的一篇好評，或是上了《喬恩每日秀新聞》（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節目——出版社會勤快地到處宣揚。不過我們認為，把一些不同的看法納進來也很重要。畢竟，那正是《蘋果橘子經濟學》的精神——檢驗資料，不論那是什麼資料；仔細探索，不論會導出什麼結果。因此，這裡列出一些人，他們認為《蘋果橘子經濟學》，整篇或是部分內容，是顆大臭彈：
新聞記者兼部落客的沙蒙（Felix Salmon）寫了一長篇怒不可遏的書評，稱《蘋果橘子經濟學》是「一系列毫無脈絡可循的章節」，在書中，「李維特和杜伯納想要搞鬼」，要「捉弄傳統思維」；塞勒（Steve Sailer）猛烈抨擊洛伊v.韋德案和犯罪率下降間的關係（用「Sailer」和「Freakonomics」去Google搜尋會出現各式各樣的評論）；馬克林（Scott Mclemee）在《新聞日報》（Newsday）上評論（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罵本書的風格是條理中藏著迷藥；李浦莉（Amanda Ripley）在《時代雜誌》上寫說（二○○五年五月二日），「很不幸，書名標為《蘋果橘子經濟學》卻沒有統一的理論……真是可恥。」為了公平起見，我們也應該在此提出來，《時代雜誌》和《新聞日報》上的這二篇書評大致上是正面的。不過我們也應該提一件事，有一位美國知名的非小說作家在收到《蘋果橘子經濟學》推廣用的先行版時，基於「犯罪一節獨缺一樣東西，那就是謙遜」，而拒絕為本書背書。
這些評語是否讓我們覺得不快？就個人的部分，那是當然。但就《蘋果橘子經濟學》來說，不會。多年前，哈佛法學教授德修茲（Alan Dershowitz）在哈佛廣場開了一家猶太餐館，受到各方的抗議。德修茲對自由言論的支持，同他的法學素養一樣知名，他說——在此我們鬆散但盡可能地重述他的話——對他而言，人們對他餐廳的抗議權利，才是最珍貴的東西。
因此，請別單靠我們的片面之詞就相信《蘋果橘子經濟學》是本好書。也別相信好評。請自由自在地自行的判斷——你可以在這個網站上盡情的發表。也許你最後判定《蘋果橘子經濟學》是個垃圾。我們珍惜你如此思考的權利。
——SDL & SJD （二○○五年四月二十六）《蘋果橘子經濟學》圓桌
有關《蘋果橘子經濟學》一書的文章已經非常的多，但就深度來說，要以彎木部落格（http://crookedtimber.org/2005/05/23/steven-levitt-seminar-introduction/）上所收集的文章最佳。在那裡你可以找到五篇來自不同領域學者對《蘋果橘子經濟學》的討論，還有我對這些文章的回應。
我也把我的那些回應貼在這邊，這些貼文，就算你沒讀過原來的文章，基本上也不會毫無頭緒。
我們先從書名開始。《蘋果橘子經濟學》﹝編按：原文書名Freakonomics，直譯為「怪胎經濟學」或「搞怪經濟學」﹞。我們對於這本書要取什麼名字有過沒完沒了的爭辯。從命名的角度看，這本書難就難在沒有一個主題。我們想過提問式的書名（「相撲選手和小學老師有何共通點？」）、一些不那麼聳動的書名（「打破沙鍋問到底」、「未必如此」）、和一些怪書名（「Ｅ眼光」，Ｅ代表經濟學Economics）。
但是最後《蘋果橘子經濟學》成了不二之選，理由就在於我自己對名字的研究和別人的研究結果大相逕庭之處。我們姑且假設我的研究是對的，而且在應徵工作的履歷表上，名字也的確很重要，但名字對長期的終身成就卻不是如此。這表示名字在第一印象時很重要，但當我們慢慢熟識之後，很快就被掃到一邊涼快。「歐普拉（Oprah）這名字很可笑，我當然不看她的節目。」或是「披頭四（The Beatles）……樂團取這個名字真是遜斃了，才不會有人買他們的唱片。」你上次有這種想法是什麼時候？
在為一本書命名時，你需要某種譁眾取寵以突破數千本書的層層重圍，《蘋果橘子經濟學》在你第一次聽到時會感到震驚，但到了第二十次，就和歐普拉一樣，你就習慣了。我猜，彎木部落格的評論者在寫完他們的文章時，他們對這個書名的厭惡已經軟化了。而且一年之後，他們甚至可能忘了他們曾經痛恨過這個書名。至少我們的出版社就是這樣，他們一開始是駁回我們這個名字，一直到出版前一刻才同意，現在卻告訴我們，第二本書一定要和他們簽，因為我們的書，他們比誰都會賣。如果有第二本書的話，我們已經有一個讓人厭惡到不得不去關愛的書名。
那麼，這本書沒有一個連貫的主題怎麼說呢？根據大家對這本書的反應，我的直覺是，根本沒人在意一本書是否有個一貫的主題，甚至沒人要求要有一貫的主題。每個人都害怕沒一貫的主題，只因幾乎所有的書都有。（就這點來看，我認為在書裡設定一個連貫的主題，就好像競選經費一樣：所有的候選人都覺得不得不花大錢，因為他們害怕如果冒險不去花大錢，就會得到慘敗的下場。）但當我讀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令人激賞的書時，我不在乎是否有個主題，我就是喜歡他的故事。他的書登上銷售冠軍，是因為他有真正的好品味，而且他是說故事的一流好手。對我來說，對其他人也一樣，連貫的主題，有時候會妨礙他的故事鋪陳，而他的故事卻有獨特的趣味。同理，短篇小說集也沒有連貫的主題。我當然也不會因此就覺得被騙了。或許，我或杜伯納所做的事，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去打頭陣，讓一些有不錯故事，卻缺乏一貫主題的書，不用再那麼擔心。
彎木部落格上所有的評論都花了一些時間在討論我的書是屬於經濟學和社會科學裡的哪個部分。如果我可以許三個願，或許，其中一個就是我成為真正的跨領域社會科學家，用資料來瞭解人類行為，不只是經濟學，還有社會學、政治科學、和心理學，都被拿來應用並開創新境。不過，我們先別好高鶩遠吧。我連精通自己領域裡的工具都有困難了。如果你問我的學生，我是否懂微積分，他們會說，「不怎麼行」。對這個事實我不會引以為榮，但我是個實事求是的人。如果你問貝克（Gary Becker）和梅菲（Kevin Murphy）等真正偉大的經濟學家，我在芝加哥價格理論上的運用，正確性如何，他們會說我做了不少的改良，因為他們宅心仁厚。憑良心說，我唯一真正善長的是提出讓大家覺得有趣的問題，並想出辦法來處理資料，以回答這些問題。我甚至永遠都不會是個合格的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或心理學家。不過沒關係。我認為許多經濟學家的問題在於誤以為自己能夠樣樣都精通。
幾年前，我年休時到史丹佛的行為科學尖端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of Behavior Sciences），對其他的研究人員演講我的研究。當時有些聽眾很生氣，問我說，從我所做的研究來看，憑什麼自稱是個經濟學家。他們說我其實是個社會學家。你只要看看在場社會學家的驚恐表情，就知道我也不是社會學家。但從自認所知有限的態度開始，我有足夠開放的心胸，和人種誌學者（凡卡德希）、計量經濟學家（波特〔Jack Porter〕）、政治科學家（葛若斯克洛斯〔Tim Groseclose〕）、以及現在和新聞記者（杜伯納）共同寫作。也許，我除了讓有些人將來在出版一本沒有主題的書時可以安心之外，還讓來自所有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在採用我這種「無領域」（和跨領域相反）路線時，變得更為容易。
接下來，還有誘因的問題。就像「效用極大化」可以被轉化成循環論證，批評者指出，我們在「誘因」一詞的使用上，也有同樣的傾向。把誘因的範圍擴大，一如我們在《蘋果橘子經濟學》裡的做法，那麼，被囊括進來的，就不只財務上，還有社會和道德上的誘因，而這些也都被我們納進來了。但我依然認為別無選擇。若焦點只放在財務誘因，顯然會被誤導。另一方面，對我來說——我想這正是我終究還是個經濟學者的原因——我就是沒辦法拋棄這個想法：人是主動的決策者，以相當複雜的方式，企圖得到他們所要的事物。誘因才是我研究的一貫主題（即使在誘因沒有明顯出現的案例中也一樣，如墮胎－犯罪的東西），這是我最真實的感受，每當我試著去回答一個問題時，我會設身處地，把自己想成問題中的角色，並問自己，「如果我處在這種狀況，我會怎麼做？」我這種人總是會想辦法來打破體制，或是避免被騙，因此，我假設被我研究的人也有同樣的想法。於是，當我在思考墮胎合法化時，我覺得墮胎聽起來就好像一個非常病態的保單，防範不想要的懷孕。當我看到一名相撲選手在一場賽事中打勝仗所贏得的利益超過對手吃敗仗所損失的利益時，我認為他們會有私下協議。當我想到房地產仲介時，我總是偏執地認為他們想要佔我的便宜。
我第一個承認，如果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像我一樣，那麼這門學問可能就完蛋了。但其他的經濟學家才不管這點，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很喜歡我，這件事告訴我，惡搞的經濟學家，在這門學問裡仍然有許多的空間。
——SDL（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雞肉餿掉了為什麼還要花36.09美元買單？」
前不久，一個老朋友來城裡找我，我們約在上西區（Upper West Side）吃午餐。崔兒比（Trilby）點了一個布瑞起士（brie）漢堡，不加麵包；我點烤半雞附馬鈴薯泥。菜等很久才送來，但我們忙著敘舊，有許多話要談，因此並不在意。
我那道雞肉上來時，看起來不太好，但我還是吃了一口。那雞肉餿得很嚴重，我只好吐到紙巾裡頭。嘴裡塞進一口腐敗的雞肉真是惡心極了。我叫服務生過來，她做了一個應景的驚恐表情，然後把食物端走。
經理出現了。她比服務生的年紀大，長長的黑髮，操法國口音。她道歉，說廚師正在檢查那盤菜，看看是不是香草或奶油出問題。
「我想不是吧。」我對她說：「我想是你們的雞肉餿掉了。我也煮過不少的雞肉，知道雞肉餿掉是什麼味道。」崔兒比附和：你坐在對面，也許在餐廳對面就可以聞得到。
這位經理不願承認。她說，雞肉是今天早上才送來的。我覺得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就好像是說：某某人今天不可能犯案殺人，因為他昨天沒殺人。
經理走了，過五分鐘又回來。「你說對了！」她說：「雞肉壞了。」她說廚師已經檢查過這道雞肉，發現壞了，便把它丟掉。勝利！不過，是誰的勝利呢？經理再度道歉，問我要不要來個免費點心或飲料。「喔，」我說：「先讓我找找看你們的菜單上有哪些菜在那道雞肉之後吃不會覺得惡心吧。」我點了一道胡蘿蔔橘子薑湯，一些炸薯條，和嫩煎菠菜。
然後崔兒比和我繼續吃，相當滿意，雖然餿雞肉的味道還留在我的嘴裡；事實上，那個味道一直留到現在，揮之不去。在我們點餐之前，崔兒比就喝了一杯酒，用餐時又喝了另外一杯：蘇維農白酒（sauvignon blanc）。我喝水。服務生來清理桌子時，再度問我們要不要免費的點心。咖啡就可以了，我們說。
和崔兒比聊天時，我提到不久之前我訪問了泰勒（Richard Thaler），他是行為經濟學的教父，這是一門相當新的研究領域，解釋金錢心理學為什麼會如此複雜。我提到行為學派的「定錨」（anchoring）觀念——這個觀念，二手車銷售員特別清楚：先開出一個超出售價100%的價格，以確保成交時讓你覺得賺了，譬如說，50%。
話題轉到如果我們的帳單來了要說些什麼。看起來有二個不錯的選擇：「我們不要免費點心，謝了，但考慮雞肉這件事，我們希望整餐都免費。」那會在0%的帳單上建立一個定錨。另外一個選擇：「我們不要免費點心，謝了，但考慮雞肉這件事，請你問一下經理，你們能給多少折讓。」這會在100%的帳單上建立一個定錨。
這時服務生把帳單拿過來了。是31.09美元。或許是因為不好意思，或是倉促，或是——最有可能的——不想讓自己看起來很賤（反正扯到錢的事，我就不行了），我脫口說出第二選項：請問問看經理「你們能給多少折讓。」
服務生微笑回答說，我們已經得到二杯免費的酒了。這個補償太少了，我尤其有這種感覺，因為酒是崔兒比喝的，而我身上還散發著雞肉餿掉的味道。不過這名服務生，仍然帶著微笑，正式把帳單收走，去找經理。經理火速趕過來，也是帶著微笑。
「因為發生了雞肉的事，」我說：「我想知道你們能給多少折讓。」
「我們沒跟您收酒的錢。」她以大慈大悲的口吻說道，好像一名外科醫師，以為要幫我的兩顆腎都拿掉，但發現只要拿掉一顆就行了。
「這就是你們所能給我的最大折讓嗎？」我說（還是沒辦法定錨在0%上）。
她認真地看著我，還是很客氣。她心裡頭正在盤算，打算在財務上和心理上小賭一把，這種賭注我們每個人每天都要做。她打算賭我不是那種會鬧事的人。畢竟，我在討價還價中，一直都很客氣，沒有拉高嗓門，也沒有大叫「好惡心」或「餿掉了」。她索性認為我這個行為會保持下去。她賭我不會把我的椅子往後一甩，大聲怒吼，而且我不會站在餐廳外面告訴進門的客人說，我把雞肉吐出來了，因為整塊都是餿的，廚師一定也聞得出來，但他認為可以處理，要不然就是他們沒有聞出來，食物已經擺了很久，讓他們久而不聞其臭，誰知道還有哪些東西出問題——湯匙、一小片姆指、一團消毒棉花——可能就出現在下一道菜裡頭。於是她賭了，說：「是的。」這個「是」，就是她準備給我的最大折讓。「好吧。」我說，而她也就走開了。我留了五美元的小費——處罰可憐的服務生，這說不過去吧？——走出餐廳，送崔兒比上計程車。這位經理賭我不會鬧事，她對了。
一直對到現在為止。
這家餐廳，如果你想知道的話，叫做法式燒烤（French Roast），位於曼哈頓八十五街和百老匯大道交口的東北角。
我上次去看，菜單上還有烤雞。祝你用餐愉快。
——SJD（二○○五年五月八日）
「我差點被送進關塔那摩（Guantanamo）監獄」
我昨天到西棕櫚灘（West Palm Beach）機場，想要回芝加哥，只見我的班機在起飛時間看板上顯示「延誤」。他們甚至連假裝沒多久就要起飛都懶得做。稍經打探，我發現另一家航空公司有另一個班次可以載我回家，於是便買了單程機票往機場的安檢區走去。
當然，在最後一秒鐘買單程機票觸動了美國運輸安全局（TSA）的警鈴。於是我從隊伍中被拉出來搜查。先是全身搜查。然後搜行李。
我沒想到最近的研究竟然讓我惹上麻煩。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恐怖主義的事。我的隨身行李中有九一一恐怖行動的詳細資料，裡頭全是恐怖分子的照片和出身背景資料。還有好幾頁我隨手寫的恐怖分子動機、潛在目標等東西。檢查員從我袋子裡首先拿出來的就是這些東西。先前的歡樂氣氛頓時轉為黑暗。四名安全局人員突然把我圍住。看起來他們不太相信我的解釋。當主管走過來時，其中一位安檢人員說：「他說他是研究恐怖主義的經濟學家。」
他們繼續搜，把我兩個包包裡的東西全都搜出來。自從我上次清理包包之後，就一直沒動過，比我更新網頁還懶。我的書包有十二個袋子，全都塞滿了垃圾。
「這是什麼東西？」檢查員問道。
「那是怪獸電力公司的護唇膏和鑰匙鏈。」我答道。
就這樣搞了三十分鐘。除了護唇膏之外，他特別感興趣的是我的護照（幸好那真的是我的護照）、PowerPoint簡報、散落在包包裂縫裡的藥丸（經過多年風霜，上面鋪滿了鉛筆心和帆布鬚鬚）、和一本破舊的書（《當好人遇上壞事》〔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他最後終於滿意我不是臥底的，讓我登上開往芝加哥的飛機。感謝上帝，我把最近寫部落格常用到的那本恐怖份子手冊留在家裡，要不然我當時就會被直接送到古巴去了。
——SDL（二○○五年七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