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如此焦慮不安、孤立無援的情境下，他首次讀到《巴黎評論》（Paris Review）上的美國小說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訪談錄，頓覺「振奮，彷彿無意間發現了一個神聖的文本」。帕慕克在文章中引用了讓他印象極為深刻的一段話。在回答要如何成為嚴肅的小說家時，福克納這位一九四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說：
百分之九十九的才華⋯⋯百分之九十九的紀律⋯⋯百 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必須對自己的成果永遠不滿意，自己的作品永遠可以寫得更好，要求要有超乎自己水準的表現。不要只求勝過同輩或前人，要嘗試超越自己。藝 術家的身後都有一群惡鬼在追趕。他不知道為什麼惡鬼找上了他，通常也沒時間去思索其中的原因。只要能夠完成作品，不惜去搶、去借、去求、去偷，無所謂道德 不道德。⋯⋯作家唯一該做的就是對自己的藝術負責。（《文學心路》207）
這 些文字讓帕慕克大受鼓舞，於是設法取得企鵝出版社出版的所有《巴黎評論》訪談集，專心閱讀，盡情享受，尤其是當寫作遇到瓶頸時，更是以讀這些訪談錄解困， 「奮力重拾對寫作的信心，尋找自己的路」，因為在那些訪談錄中，作家們「談論自己的寫作習慣，這一行的祕密，寫作的方式，脆弱的時刻，以及克服困難的方 式。我需要儘快地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也就是從這些前輩作家的訪談中，帕慕克發現在寫作之路上自己並非踽踽獨行，而是有許許多多的前行者引領、伴隨，這 些人與他有著同樣的熱情，類似的遭遇，但終能堅守初衷，咬緊牙關，克服困難，成為眾所仰慕的作家。
帕慕克在文末提到，在早年的作家生涯中，他經常重讀這些訪談來「堅定自己的決心」，即使多年後自己已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再讀這些訪談依然讓他憶起昔日的「希望與焦慮」，甚至「比以往更強烈訴說了文學的歡樂與煩惱」。
到當年經常駐足的哈佛書店，看到醒目處矗立著書店特別推薦的幾本新書，其中之一就是《巴黎評論訪談錄，第二輯》（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 II）。我出於好奇，從書架取下，隨手翻開，赫然發現序言正是帕慕克那篇文章，裡面收錄的作家訪談錄有些是我曾經閱讀與翻譯過的，當然也包括了福克納那篇訪談錄，頓時讓我回想起自己與訪談的深厚因緣。
大 約也是在一九八○年左右，我讀到《巴黎評論》的訪談錄，深深為其內容所折服，不僅因為訪談對象為多位名作家，更因為內容精采、深入，於是便從企鵝出版社的 幾本訪談錄中精挑細選了十六位作家（七位詩人，七位小說家，兩位劇作家，其中包括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花了幾年時間進行編譯（其中幾篇初稿出自朱錦華先生之手），並且蒐集了一些資料為作家撰寫小傳，附於每篇訪談錄之前，幾經周折，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出版。我在《文學之路》前言中對身為代言人的訪談者有如下的說法：
在 這裡「代言人」的意義是雙重的：他們是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傳聲筒，雙方藉著這具傳聲筒互通訊息。這些訪問者本身便是熱誠的讀者，對作品耳熟能詳，對一般讀者 心理瞭若指掌，他們一方面「代」表讀者發「言」，請教作家眾人亟欲知道的問題；另一方面，藉著他們高超的採訪技巧，作家得以暢所欲言，輯為訪談錄，「代」 替作者發「言」。在此一問一答中，訪者當面請益，盤根問底；答者現身說法，咳唾成珠；讀者眼見問答雙方你來我往，又覺自己內心疑團一一化解，真是不亦快 哉！此外，今日的紀錄就是明日的史料，所以不論中外，作家訪談錄對作者、讀者、訪者、甚至未來的文學史家來說，都具有重大意義。因此，我們認為此時此地譯 介外國文學名家訪談錄，對國內作者、訪者或讀者來說，兼具增長見聞及切磋攻錯之效。（4）
當 年我純粹抱著與讀者分享的心態翻譯這本書，雖然相信好書必將引發共鳴，但對於會有些什麼影響卻完全不清楚。二○○二年我遊學紐約，在法拉盛的一家大陸書店 裡看到一本簡體字版的世界名作家訪談集，翻閱時赫然發現，其中有將近一半的內容來自我編譯的那本訪談錄，讓我不禁既驚、又喜、且愕：驚的是竟會在萬里之外 的異國看到自己的譯文以簡體字面貌示人；喜的是自己的譯作不僅在大陸改頭換面出版，而且流傳海外；愕的是雖然盜版也算是某種意義上的「恭維」，但身為譯者 的我不僅毫不知情，翻遍全書也找不著譯者的名字。後來有一次走訪中國大陸，在書店裡發現一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訪談集中，第一篇就收錄了我翻譯的艾略特訪 談錄，雖然附上譯者姓名，卻從未與我聯繫。儘管如此，這些事實至少證明了在華文世界裡同樣有人欣賞這些訪談錄。
其實，《巴黎評論》的訪談錄多少是個歷史的偶然。該文藝雜誌創刊於一九五三年，當時為了打響名氣並撙節開支，便想出了名家訪談的點子，第一位洽商的是英國名小說家佛斯特（E. M. Forster）， 佛斯特也接受了年輕編者的邀請，唯一條件是整理出的訪談稿必須經他本人過目，從此立下了《巴黎評論》訪談錄的標準作業模式，多年來建立起卓越的聲譽，成為 該雜誌的特色。如果說帕慕克從《巴黎評論》訪談錄中得到的是「安慰和鼓舞」（如同《衛報》所言），以及堅持個人的寫作習慣（多年來在方格紙上用手寫稿，與 湯瑪斯．曼和沙特一樣），那麼我從中學到的就是訪談的態度與方法，以及海明威的一個寫作習慣─不是像他那樣站著寫作，而是每天在知道該如何往下寫時擱筆， 以便次日接續前文。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也開始做起訪談來。
我 初次進行訪談是在一九八三年，那時已經翻譯《巴黎評論》訪談錄數載，訪問的對象則是我在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的老師─小說家王文興。當時我就讀台大外國語文 學研究所博士班三年級，專攻比較文學，要在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討論他的作品，由於廣泛閱讀他的作品，發現有些問題在書面資料中找不到任何答案，於是有意找 當事人進行深度訪談，一探究竟。一向態度嚴謹、不輕易參與任何活動的王老師答應接受我的訪談，讓我喜出望外，心想即使自己的論文寫不好，但光是訪談本身就有其價值。當時我心目中的範本就是《巴黎評論》的訪談錄，巧的是，王老師也讀過它的一些訪談錄，而且有相當高的評價。
訪談當天我帶著一大疊小卡片，每張卡片上分別寫著要請教他的一個問題，事先分門別類，重點之一就是出身外文系的他與西洋文學的淵源，以及如何將西洋文學的技巧與典故運用於自己的創作中。訪談時我依卡片先後順序一一就教，王老師則以他一向穩重、和緩、低沉、磁性的聲音仔細應答，現身說法，回答了我所有的問題。回去後，我根據錄音帶謄寫在稿紙上，送請王老師修訂，他則逐字逐句仔細修訂。我後來閱讀他的作品及相關資料時又有新問題，於是安排進行第二次訪談，再次謄寫並請他修訂，然後在余麗娜小姐（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內人）協助下，將兩次訪談合併，全長逾三萬字，英文節本一九八四年九月發表於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創刊號，中文全稿則刊登於一九八七年六月號的《聯合文學》，直到目前都還是有關小說家王文興最詳細的訪談之一。多年後我將珍藏的原稿奉還王老師，由他轉贈給台大圖書館典藏。
總 之，我初次訪談便取法乎上，日後也一直採取相同的作業模式，訪談的對象都與我的研究主題相關，兩者相輔相成，甚至有些訪談的價值可能還超過我撰寫的相關學 術論文。因為我的研究領域主要在美國文學，尤其是華美文學，所以訪談對象也多以這方面為主，二十五年來訪問不下數十人，已經整理發表的計有二十七人次，包 括作家、批評家、理論家、文學史家和歷史學家：王文興（兩次）、黃玉雪（Jade Snow Wong）、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兩次）、任璧蓮（Gish Jen）、林永得（Wing Tek Lum）、梁志英（Russell Leong）、山下凱倫（Karen Tei Yamashita）、哈金（Ha Jin）、張敬珏（King-Kok Cheung）、麥禮謙（HimMark Lai）、高木羅納（Ronald Takaki）、黃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金惠經（Elaine Kim）、艾理特（Emory Elliott）、柏柯維奇（Sacvan Bercovitch）、克魯帕特（Arnold Krupat）、米樂（J. Hillis Miller，兩次）、伊哲（Wolfgang Iser，兩次）、柯理格（Murray Krieger）、勞特（Paul Lauter）、薩依德（Edward W. Said，三次）。
從事訪談多年，而且受訪的對象絕大多數為外籍人士，背景不一，讓我深切體認到訪談涉及諸多複雜因素，箇中其實存在著相當大的運作空間。先前將訪談結集出版時，之所以將書名取為《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麥田，2001），是因為我一直認為訪談是一種文類（genre）或次文類（subgenre），特色在於它是主訪者與受訪者雙方互動、交流的結果，這一方面符合了包姆在《論對話》（David Bohm, On Dialogue）中對於「對話」所下的定義：「在對話中，每個人並非要使人接受自己已知的某些觀念或資訊；相反地，可以說是兩個人共同做某事，也就是說，共同創造某個新事物。」另一方面也符合了米勒、克魯特與哈吉在《專業訪談》（Rob Miller, Valerie Crute, and Owen
Hargie, Professional Interviewing）中對於「訪談」的定義：「〔訪談是〕一種面對面的雙向互動，其中一人扮演訪問者的角色，另一人扮演受訪者的角色，此二角色對於行為與態度的方式都有清楚的期盼。其中一位參與者為了特定目的要求訪談，兩位參與者都有心貢獻。」
為 了替自己解惑，一探這個特殊、迷人的文類或次文類，所以在《對話與交流》準備出版時，我全面校讀收錄的十八篇訪談，重溫昔日的一些感受與想法，利用當時在 英國伯明罕大學從事一年研究之便，蒐集了一些資料，把這些年來的訪談經驗，綜合相關看法，寫了一篇長序〈再現的藝術、政治與倫理〉，深入探討縈繞心頭多年 的問題。
正如前述，訪談就是代言，同時也是再現。細究之下，其中涉及三個重要面向：藝術、政治與倫理。首先，訪談必須有一定的文采和組織，否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所以涉及藝術。其次，訪談涉及主訪者與受訪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其中有合作、妥協、角力、 甚或針鋒相對，因此又與政治有關。最後，在再現訪談時，尤其是再現那些無法閱讀中文的外籍人士時，主訪者就是他們在華文世界的再現者或代言人，有責任與義 務忠實呈現受訪者，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說法硬套或暗扣到他們頭上，所以又涉及倫理。近年來，陸續有海峽兩岸的期刊邀請我接受訪談，形式不一，有當面的、 也有書面的，有綜合報導式的、也有一問一答式的，讓我能從受訪者的角度體會與反思訪談，了解他們的關切與期盼，更確認了藝術、政治與倫理確為訪談的重要面向。
本 書收錄了自前書出版之後整理完成的九篇訪談錄。每一篇都以同樣嚴謹的態度與方法進行，在主題上則集中於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其中四篇（山下凱倫、黃秀 玲、金惠經、高木羅納）為二○○五年八月至二○○六年八月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一年研究訪問時進行的。這些訪談對象有作家（哈金、湯亭亭、梁志英、山下凱 倫）、批評家（黃秀玲、金惠經）和歷史學家（陳國維〔John Kuo Wei Tchen〕、高木羅納），都是在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方面開疆闢土、卓有貢獻的人士。
哈 金是以非母語的英文創作獲得最多美國重要文學獎項的華美作家；湯亭亭自一九七○年代便崛起於美國文壇，多年創作不懈，十多年來更帶領退伍軍人寫作坊，以具 體的行動投入和平運動，並榮獲二○○八年美國文學傑出貢獻獎章；梁志英不僅身兼詩人和作家的身分，而且多年主編此領域內歷史最悠久、影響最廣大的《美亞學 刊》（Amerasia Journal）； 日裔小說家山下凱倫的獨特寫作內容與手法早為批評家與讀者稱頌；黃秀玲多年從事亞美文學批評，出入於中英文之間，在文本閱讀與理論探索上頗為深入；韓裔批 評家金惠經一九八○年代初所出版的專書更是將亞美文學研究置於美國文學研究的版圖上，她對視覺文化及社會工作的投入也多受肯定；陳國維從社會工作者與社會 史家的角度積極介入，多年來對華裔美國歷史及博物館的貢獻有目共睹；日裔歷史學家高木羅納從多元文化角度 所撰寫的美國歷史和亞美歷史不僅暢銷一時，而且長銷多年，並被改寫成美國中小學讀物，影響深遠。至於附錄的勞特雖然集中於美國文學（史）的重建與美國文學 選集的重編，但他多年來投入多族裔的美國文學研究（其中當然也包括了亞裔），與亞裔文學史家和批評家密切合作，為亞美文學及美國文學提供了更寬廣的視野。
我 由於因緣際會，有幸與這些傑出的人士進行訪談，事前的準備固然收穫良多，訪談中也得到不少啟發、甚至驚喜，謄寫、翻譯與修訂文稿時更是字斟句酌，反覆琢 磨，務期善盡代言、再現之責。在這整個過程中，充分領會到讀書、知人、論世的效應，甚至與其中許多人發展出長久的友誼，日後再回頭閱讀這些作家或學者的作 品時，不再只是白紙黑字的敘述、詮釋或抽象的理論，而是有個活生生的人物和世界在那裡。也盼望透過我的再現與代言和讀者分享。至於個別的過程互動，詳見各 篇的前言。
時光飛逝，難以想像自己從事訪談竟然已有四分之一世紀之久，訪談的對象中也已有七人辭世─柯理格（1923-2000）、薩依德（1935-2003）、黃玉雪（1922-2006）、伊哲（1926-2007）、艾理特（1942-2009）、麥禮謙（1925-2009）、高木羅納（1939-2009）─後三人更是在本書校稿期間辭世，益發讓人感到人生之無常與因緣之可貴，更應善加珍惜，及時把握。
如 果像福克納所言，「藝術家的身後都有一群惡鬼在追趕。他不知道為什麼惡鬼找上了他，通常也沒時間去思索其中的原因。……作家唯一該做的就是對自己的藝術負 責」，那麼訪談者的處境則幸運多了。雖然他們在訪談錄中要關注再現的藝術、政治與倫理，必須對受訪者與讀者負責，卻絕非遭到惡鬼追趕。相反地，訪談者是與 在該行業中表現傑出的人士、甚至智者為伍，不僅有相當充裕的時間去思索箇中原委，更有機會針對疑惑之處就教於受訪者，與他們深入互動，分享他們的知識、經 驗與智慧。而身為代言人、再現者的訪談者，在為自己求知、解惑的同時，也可藉由訪談錄將個人的關懷與受訪者的回答公諸於世，分享他人，縱使未必知道這些訪 談的效應如何，但或許某時某地某個有緣人能像帕慕克一樣，在其中得到安慰、鼓勵與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