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長詩《寶馬》（文化生活，1939）




孙毓棠诗集》编后记*

余太山
2004-03-26 11:11:07 阅读 次
















　　孙毓棠先生（1911－1985年）是我的老师。他从1978年起指导我学习中亚史和中外关系史，直至去世。在他晚年的学生中，我是追随他时间最久，受到教诲最多的一个。
　　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唯独对我十分严肃，难得露出笑容；见面时，祇指点学问，话题极少涉及其它。他患有多种疾病，其中以哮喘最为严重；工作却很繁忙，特别是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以后，主持了中国史卷的全面规划工作，还亲自主编秦汉史分卷，常常在病榻上也手不释卷。为此，我多次提出协助他处理一些事务，他总是婉言拒绝；其原因，用他的话来说：“使用自己的学生是不允许的。”
　　在我的记忆中，他正式委托我办的事祇有二件。一件是1981年他赴美讲学前夕，要求我参加秦汉史分卷的编辑工作。然而这与其说要我帮忙，毋宁说有意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再一件便是编辑这个诗集了。
　　早在1979年，他就有意收集过去发表的诗作，但事实上并未进行。1985年一月起，他的旧病一再发作，终于在五月初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治疗期间，我多次去探视，见他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曾一再请求允许我编辑他的史学论文集，他始终没有同意。有一次，他说：“我的论文，质量不高，特别是解放前写的，当时条件太差，资料奇缺。时隔多年，史学界已有长足的进步，考古工作更是突飞猛进；既无力增补，你看有重新发表的价值吗？”见我颇不以为然，他又说：“你如有兴趣，将来不妨收集一下我的诗作。”并叮嘱：“我写诗曾用过一个笔名：‘唐鱼’，是‘毓棠’两字的谐音，祇用过一次。”说了这些话，他已喘息不已。我祇知道先生在三十年代写过不少诗，但读过的祇有《宝马》等二三首而已。其它是些什么诗，发表在何处，一概不知。当时的情况，又不容我多问，祇是在心中发愿，一定要把先生托我的这件事办好。这便是我编辑这本诗集的缘起。
　　关于先生诗作的特色、成就和在近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卞之琳先生的序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此，我祇想就史诗“宝马”谈一点看法。
　　我每完成一篇论文，总要请先生审阅。一次，他皱着眉头说：“你的文章越写越枯燥，令人难以卒读，这样不好。一个史学家应该是半个文学家。”我率尔而对：“难道不应该是半个数学家。”先生莞尔一笑，说：“这并不矛盾。”由此可见，先生创作“宝马”固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参见卞序），但从他采用历史题材这一点来看，很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史学家之所以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不仅仅是为了发现作用于其中的规律，还在于以文学的形式生动地再现庄严灿烂的历史画卷，丰富当代的生活，陶冶人们的性情，使史学研究的成果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听说现在有人提倡作家要学者化，我因此想到，学者（至少史学家）也应该作家化，不仅要具有逻辑思维的能力，也要有形象思维的能力。“宝马”在这方面可以提供丰富的启示。
　　至于诗人在当时选择李广利征大宛这一事件为题材，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场战争是汉武帝发动的。如所周知，武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不论他组织这次远征的个人动机如何，其后果具有积极意义是可以肯定的：由于大宛被征服，汉朝的威望大大提高，西域诸国皆背匈奴而向汉；李广利回军后不久，汉就在西域设使者校尉，护田积谷，这可以说是设置西域都护的前奏，汉和西域的交往从此畅通。李广利万里远征，历尽险阻而终于奏功这一过程本身，也说明这次战争根本上是符合当时西域各国同中原开展文化、经济交流的愿望的。诗人身处积贫积弱、内忧外困、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憧憬汉唐盛世，渴望炎黄子孙能继承祖先开创的丰功伟业，是极其自然的。但似乎应该强调指出：诗人讴歌的不是那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全诗八百行，勾勒武帝者仅寥寥数笔，且对这位“无上的汉天子”不无揶揄），也不是这次意义重大的、胜利的远征，而是在这次远征中表现出来的我们祖先刚毅不拔、坚苦卓绝、一往无前的精神。显然，在诗人看来，这种精神乃是汉唐盛世赖以建树的基础，乃是炎黄子孙最可宝贵的东西，乃是祖国未来希望之所寄。诗人创作“宝马”，归根结蒂是要唤起这种精神，要唤起一个具有这种伟大精神的民族应有的自豪感。
　　诗人是史学家，因此诚如卞序所指，全诗虽五光十色、眩人眼目，却并不违反历史的真实，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出典。但我认为史学家作为诗人，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严格遵循着我国诗歌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他着意讴歌远征士兵披荆斩棘的大无畏精神，但毫不讳言封建军队的残暴和腐朽作风，便是明证。依据史料而不为所囿，进而驾驭史料，抓住历史最本质的东西，使“宝马”不同于一般肤浅的藉古讽今之作，而具有永久的魅力。
　　“宝马”发表后，一直备受赞赏。但也有人认为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的大汉族主义，不无遗憾。我细读此书后，认为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诗中对封建夷狄观确有所表现，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容抹煞，但不能因此认为诗人自己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全诗一开头，就以饱含感情的笔触，咏叹大宛美丽富饶的河山、善良勤劳的人民；诗中对这场战争给中原人民和大宛人民带来的灾难，同样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完全有理由认为，诗人对封建夷狄观是持否定态度的。事实上，作者作为当代最早注意中亚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始终对我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怀着友好的感情，并身体力行为发展汉族同各兄弟民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贡献。凡是熟悉作者的人，无不清楚这一点。
　　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本书应该是一本选集。但由于我无法觅全作者的诗作（例如，署名“唐鱼”的那一首就没有找到[1]），既未睹全豹，也就谈不上选了，且不说对于我这样一个门外汉来说，要确定一个选择的标准亦非易易。因此，祇能笼统地称之为《诗集》；而在篇幅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收几首。
　　先生的诗集曾出版过两种：《海盗船》和《宝马》。前者系短诗集，未见。后者收长诗“宝马”和短诗三十六首。据唐弢先生回忆，前者已包括在后者之中，考虑到后者系先生自选集，故这次悉数收入。至于补充的数首，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了。但其中“渔夫”、“北行”、“山溪”三首（刊于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和“秋灯”一首（原刊待查），却可以肯定是先生得意之作。尤其是“秋灯”，1979年先生于庐山疗养期间曾抄赠唐弢先生；后来又用毛笔誊录在李赋宁先生的纪念册上；在他七十岁生日那天，还给我写了一遍；并告诉我，此诗颇得朱自清先生赏识，言下不胜思念之情。
　　《诗集》分上下卷，上卷收长诗“宝马”，下卷收短诗，题为“渔夫”。短诗先列原刊《宝马》集诸首（顺序照旧），继之以这次补充者，略按发表年代排列，并附出处。此外选入译诗三种，作为附卷，以见先生译事之一斑。分卷设计都是卞之琳先生的主意。
　　《宝马》用典较多，一般读者或有困难，特收入先生“我怎样写‘宝马’”一文。该文谈到了此诗的构思经过和史料依据，足资参考。又因短诗多以大海为题材，另选入先生题为“海”的抒情散文一篇，于读者体会诗意或有裨益。以上两则，作为全书的附录。
　　在搜集、编辑的过程中，得到先生许多友好的鼓励和指点。其中特别要感谢卞之琳先生、萧干先生和唐弢先生。这些前辈的热诚帮助，使我克服了不少困难，也使我认识到先生诗作的价值所在。我更热爱我的老师了。

　　*《渔夫与宝马──孙毓棠诗集》，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年10月初版


　　[1] 可以告慰于先生的是，我终于设法找到了署名“唐鱼”的诗篇，题为“明湖商籁”，凡八首，登在1943、1944年昆明所出“当代评论”上。希望将来《渔夫与宝马》有重版的一日，可以悉数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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