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傳記電影《蕭紅》開始公映，中國文藝界又起了一股蕭紅熱。我們談論電影中人物 塑造的“民間范兒”，談畫面的“文藝”和“唯美”，談蕭紅和幾個男人的糾纏——蕭紅、蕭軍和端木蕻良同卧一張床的曖昧，蕭紅與魯迅的“緋聞”。這些成了電 影的噱頭，怎麼說呢，增加了一點色情的、解放的味道。至於蕭紅是誰？我們不想知道。
我們熱衷於談論蕭紅的情事和情史，雖有悲劇之感，卻也夾雜着些微的“輕侮”和“鄙夷”。這“輕侮”和“鄙夷”伴隨着蕭紅的一生，一直到現在。
蕭紅有中國1930年代“文學洛神”之稱。她1911年生於黑龍江呼蘭。1932年至1937年與作家蕭軍同居，合作出版作品合集《跋涉》。 1935年，在魯迅的支持下，發表了成名作《生死場》。1936年，為擺脫精神上的苦惱東渡日本，並寫下了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 1938年與作家端木蕻良結婚，1940年二人同抵香港，之後發表了中篇小說《馬伯樂》和長篇小說《呼蘭河傳》。
蕭紅的人生是以“出走”為關鍵詞的。為了反對包辦婚姻，為了能夠上學，她抗婚，出走，流浪，被軟禁，最後，卻又與當初她反對的那個“未婚夫”同居。但是，“未婚夫”卻以在法庭上的公開背叛羞辱了蕭紅。
是的，會寫文章、會舞劍的蕭軍俠情萬丈，把蕭紅“營救”出去。她和蕭軍成為了著名的“革命情侶”。她時時為蕭軍的不忠、大男子主義所憤怒，卻又因為女性孱弱的存在和身體而委曲求全。在蕭紅面前，蕭軍是磊落的，但也是傲慢的。因傲慢而產生的“鄙夷”。
有一段時間，蕭紅幾乎天天到上海大陸新村9號的魯迅家裡。她寫的《回憶魯迅先生》，不是戰士的、革命的、思想的魯迅，而是人間的魯迅，充滿着溫暖和 人情。那文字如此自然、跳脫、溫柔，彷彿來自於最有愛的靈魂。於是，又有許多人肯定地說，蕭紅和魯迅怎樣怎樣。這是又一層“輕侮”。
根據季紅真撰寫的《呼蘭河的女兒：蕭紅全傳》，1937年10月間，在武漢水陸前街小金龍巷21號，她、蕭軍、端木蕻良、蔣錫金幾個年輕人同居兩 室，談文學，談理想，過着恣意的文藝生活。有那麼幾天，因為有朋友來，無法安置，他們甚至三人同床，端木在最裡面，蕭軍中間，蕭紅最外邊，當時他們就擔心 會有“閑話”傳出。
但他們沒有想到，這“閑話”一直流傳至今，仍然津津有味。
很難想像，1938年的蕭紅和蕭軍分手，並決定和端木蕻良結婚時，她所遭遇的是怎樣的一種氛圍？那時，幾乎所有左翼作家，包括老朋友胡風都不理解 她，並多少有些排斥她，特別是端木又是那樣一個自由主義的和資產階級形象的人。那時，“抗日戰爭”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那個曾經寫出《莎菲女士的日記》的 感傷的、個性主義的丁玲正在蛻變為一個“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女戰士，然而蕭紅卻還是“蒼白的臉，緊緊閉着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丁玲語）
蕭紅與那個火熱的時代是越來越遠了。沒有人在意蕭紅究竟想要什麼，更沒有人發現蕭紅身上那股一定要掙脫的強大的“力”。封建家長的父親無從發現，大 男子的蕭軍無從發現，比較開明、溫柔的端木蕻良也意識不到，雖然蕭紅是以愛他之名而出走的。蕭紅要的不只是他這個男人，而是她的獨立，她的空間，她的個人 性——她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的生命所應該擁有的價值、尊嚴。還有，尊重。
蕭紅的一生都在抗爭，但她抗爭的方式只能是逃離。不斷地逃離。不斷地漂泊。1942年1月22日上午十點多鐘，蕭紅在香港去世。享年31歲。“女性 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這句話成了讖言。最終，她還是沒有要到她想要的男人、 自由、尊重和一個“安靜的寫作空間”。
除卻她傳奇的人生，蕭紅究竟是怎樣一個作家？學者劉禾在她那篇著名的文章《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中認為，評論者所持有的“民族國家主義”視角 遮蔽了蕭紅作品中的複雜場域和多重意義空間。魯迅為蕭紅的《生死場》做序時認為它體現了“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但是，根據劉禾的論述， 魯迅卻“未曾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即《生死場》表現的也許還有女性的身體體驗，特別是與農村婦女生活密切相關的兩種體驗——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殘導 致的死亡。”胡風在後記中認為《生死場》體現了抗日精神和中國農民愛國意識的覺醒，但是實際上，《生死場》前十章，足有全文三分之二的文字，寫的都是鄉村 婦女生活經驗，而剩餘那三分之一“愛國意識的覺醒”，與前面那切骨的疼與痛相比，顯得非常虛浮。
在左翼序列里，蕭紅也並非是一個合格的戰士。在武漢、臨汾、西安，抗日戰爭轟轟烈烈，每一個人都面臨著迫切選擇的時候，蕭紅的逆向選擇很讓人意外 （無論愛情的選擇，文章的風格，還是個人的去向）。她的文章雖然被作為“左翼文學”的旗幟和標本，卻也經常被認為太過晦暗、脆弱，缺乏蕭軍《八月的鄉村》 那種開朗和英雄主義情結。救亡的迫切要求淹沒了一切個人與自我的要求，並且，成為一種道德律令被大家自覺遵守。那逸出的人總是那麼怪異、不合時宜。
這些“缺點”、“弱點”和異質的選擇恰恰體現了蕭紅及其作品另外的重要空間和品質，即女性主義的和個人主義的特點。
小說《生死場》中女人的生育和窗下的豬一塊兒進行着，懷孕的女人，形象醜陋，肉體處於一種可怕和變形和撕裂之中，那意識流般的、跳躍的敘述，彷彿讓 我們感受到女性那恐慌的、無助的生命。對於被男人誘惑懷孕又被拋棄，進城做工卻被污辱的金枝而言，在日本人進來之前，她也沒有過家，“從前恨男人，現在恨 日本人。”女性飄零的命運，被寄存的第二性狀態，並不因為民族國家的被入侵而有更多的改變。這一意義空間完全逸出了“民族國家”的視角和“左翼”視野。
《生死場》充滿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它是“狠”的，把女性的身體撕裂給人看，也讓那看的人感受到那身體的疼與痛。但是小說《呼蘭河傳》卻是如 此的“輕”，輕盈，輕清，悠遠，夢幻，儘管這夢並不都是美好。它就像一條河，緩緩流淌而來，河邊的生活，那有着大泥坑的街道，那被折磨致死的小團圓媳婦， 那要上吊的、“站起來就被父親打倒下去，他再站起來，又被父親打倒下去”的有二伯，從大地上漫延而來，又消失在遠方，無窮無盡。
蕭紅為現代小說開創了另外一個空間。很少有一個作家能如此完美把“輕”與“重”、“美”與“悲”結合在一起。呼蘭河的生活充滿悲哀、黑暗和痛苦，但 是，呈現給我們卻是難以言盡的美。僅僅是那文字的兒童化和句式的散文化嗎？僅僅是那隨性的、靈活的結構嗎？僅僅是那種追憶的情感嗎？都不盡然。讓《呼蘭河 傳》浸潤着“美”的東西是作者的一種情感：純真。它是人類的最高情感。純真是赤子之心，是永不放棄的童年最初的記憶，永不放棄的兒童的世界和追求。純真是 一種寬闊的平等，能夠給任何人生和生命以同樣的關注和認同。純真是一種悲憫，它具有過濾的特質，讓我們意識到那污濁生活背後最值得珍惜的東西。
在生活中，“純真”是蕭紅生命性格的自然流露。所有人都注意到生活中的蕭紅的“孩子氣”（魯迅語），她“不諳世故”，“容易抱有純潔和幻想”，也注 意到《呼蘭河傳》的散文化風格和無情節特點。但是，幾乎所有人都把這些看作蕭紅的缺點。因此，人們對待作家蕭紅，也都帶着點遺憾，帶着點縱容，甚至，帶着 點輕視。
蕭紅甚至也並非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我們總是喜歡用一個巢窠來代替另一個巢窠。如果一定要給蕭紅冠上什麼“主義”的話，那麼，蕭紅就是一個經驗主義 者，個人主義者，是一個天然的自由主義者（與理論的“自由主義”完全不相干）。她還是一個另類的啟蒙主義者，讓我們這個習慣於集體主義話語的民族看到“生 命”本身存在的意義，個體的存在、生命的光華和疼痛要超越於任何的理想和主義。
在泥淖里輾轉，被這泥淖所污、所累、所傷，最終，卻從這泥淖中掙脫起來，閃出光輝。這光是純凈的，同時又帶着重量和質感，帶着掙脫之時的血與淚，黑 暗與陰影，包容着世界萬千的色彩和光輝。世間的事往往都是這樣。經過時間的沖刷，那恆久的美一點點放射出光輝，人們才驚覺自己的遲鈍。然而，這“驚覺”， 在電影《蕭紅》中並沒有出現，甚至說，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都沒有能力意識到這種“驚覺”。我們還在用那層層污垢包裹蕭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