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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浦國雄︱日本漢學的“讀原典”傳統（上）
[日]三浦國雄/文廖明飛/譯
2019-04-26 10:02 來源：澎湃新聞
2018年12月7日，大阪市立大學名譽教授三浦國雄先生受邀在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舉辦了題為“日本漢學的'讀原典'傳統”的講座，本文即是根據講座內容增訂而成。此為第一部分。
1987年我坐輪船來到上海，在上海生活了半年，有過許多珍貴的體驗。在這裡，我想分享一段難忘的回憶。
有一天，我在豫園閒逛時想吃小籠包，走進了附近一家包子店，碰巧目睹了食客為搶座位吵架。那時候服務員對他們說的話，讓我深受觸動。當時她說：“因為國家窮，所以你們才會這樣吵架。”這句話讓我想起了清初大儒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然，服務員也許並不知道顧炎武，但是，當時她給我的感覺是，在她的意識裡，不管是吵架的“匹夫”，還是包括自己在內的“匹婦”，都肩負著“天下興亡”的重任。現在的年輕人也許難以想像，當時的中國還處在艱難發展的階段，即使是上海也不像今天這樣繁榮。
作為“世界學”的漢學
這次要講的是我曾經師事過的先生們的學問。作為前提，我必須就漢學的定位提出自己的看法。結論很簡單：漢學是“世界學”。漢學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研習，是一門具有普遍性的學問。比如，前些年出版了西班牙各地圖書館所收藏漢籍的書目《西班牙圖書館中國古籍書志》（馬德里自治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可見距離中國十分遙遠的地方也有豐富的漢籍收藏，其中還包括葉逢春“加像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埃斯科里亞爾修道院皇家圖書館藏）等珍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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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圖書館中國古籍書志》
在這裡我提出“漢學是世界學”的命題，並不是為了說明中國本土才是漢學的中心，而恰恰相反，我想強調的是中心分散在研習漢學的世界各地。當然，中國是漢字的母國，是漢學的發源地，但我認為最好不要被“中心-邊緣”或者“主-從”的結構觀念乃至價值意識束縛。因為接受漢學的每個地區，都有各自固有的接受和發展漢學的方式。在宏大的漢學裡，根據研究領域的不同，也可能在中國本土以外的地方研究水準反而更高。這就是所謂“世界學”的本質，也是某種必然的宿命。
日本從國家草創期開始接受漢學，發展出獨特的漢學傳統。日本漢學在江戶時代已經達到很高水準，明治以降，在我們這代人的老師輩的時代，更迎來了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湧現出一大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通人碩學。我們深感幸運的是有機會親炙先生們的學問，而不是依賴傳聞。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在這眾多的碩學之中，我曾經師事過的先生們的學問之一端。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會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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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首先介紹我年輕時工作過一段時期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這裡有開展“共同研究”（也就是集體研究，與之相對的是“個人研究”）的傳統。“共同研究”的基本方式是主持人先選定某部漢籍（如《朱子語類》《真誥》等）為研究對象，然後在研究所內外的研究者參加的共同研究會（班）上對該漢籍進行逐字逐句的細緻解讀。一般需要提前安排好每一次研究會領讀的負責人，負責人將準備好的譯註稿（把中文翻譯成現代日語並作註釋，有時候也包括文字校勘）在研究會上口頭髮表，然後由全體參加人員集體討論批判，達成統一的修訂意見，負責人在此基礎上修改譯註稿，最終形成定稿。共同研究會上有時候也會穿插研究論文的發表，不過，基本上都是如上述的對漢籍的精密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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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的讀書會——會讀的思想史》
在此，需要指出的事實是，其實這種讀書會的方式繼承了江戶時代以來的讀原典傳統。發掘出這一傳統的是日本思想史研究專家前田勉教授，他在《江戶的讀書會——會讀的思想史》（《江戸の読書會―會読の思想史》，平凡社，2012年）一書中對此作出了詳細論述。在該書中，前田教授列舉了江戶時代教育和學習方法的三種方式——“素讀”“講釋”“會讀”。“素讀” （日語讀作suyomi或sodoku）是在七八歲左右讀漢籍的初始階段，雖然不懂文義，也只管以日文訓讀的方式出聲背誦漢文經典的學習法。“講釋”是十五歲左右開始實行的教育方法，由老師淺顯易懂地講授經書中的一節。我們來看記錄闇齋學派“講釋”資料的書影。這是安政元年（1854）正月二十五日開始的井東守常（1815-1889）的講課記錄。此時他講的是《朱子語類·訓門人》（朱子有針對性地直接對各個弟子訓誡的記錄）的部分。闇齋學派特別重視閱讀《朱子語類·訓門人》，至於為什麼，只要看書影開頭的部分就能找到答案。守常在講課之前，披露的是這樣的逸事：
永田養庵準備回故鄉後埋頭讀書，臨行前請教闇齋先生應讀何書。闇齋先生回答：“《訓門人》，《訓門人》。”另外，幸田誠之先生也曾說：“讀《訓門人》，猶如親承朱子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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闇齋學派“講釋”資料
現在進入正題“會讀”。正如上述，“會讀”是先由領讀的負責人對指定的閱讀文獻發表自己的解釋和讀法，然後由所有參加人員進行集體討論，共同尋求正確的解讀。在日本江戶時代，包括蘭學派在內的各個學派都十分重視“會讀”。我所關心的山崎闇齋學派也盛行“會讀”，在此先介紹闇齋學派訂立的會讀規則“會約”。他們選擇的“會讀”文獻是李朝時期的李退溪（1501-1570）節錄《朱文公文集》而成的《朱子書節要》和《朱子語類·訓門人》，我們來看會讀《朱子語類·訓門人》時訂立的《諸老先生訓門人會約》（此據九州大學近藤文庫本，原文為中文，括號內為筆者所加註釋）：
一、毎月四日、十九日為集會之日。但直日有故，別定一日，必充二會之數，不可少一矣。
一、先輩一人為會正。
一、集會者巳時（上午十點左右）至，至晡（下午三點到五點）乃退。既集，以入會之次為序，就座拜會正，退時亦拜，如初。但有故者，雖會未既，告會正，許退。
一、有故不至會者，以其事可告會正。但無故而三不至者，告會正出約。
一、饋餉各自裹之，酒肴之類不可具。但會之始及終並歲首、歲暮許酒三行，主宜設之。
一、入會者，《訓門人》日宜熟讀一二條，或一二版。集會之日，質疑講習討論必究於一矣。朋友講習之間薰陶德性之意不可忘矣（可能是對競爭的警告），無用之雜言不可發（應該包括政治言論）。
一、每日夙起，盥漱，束髮，拂拭几案，危坐可讀之。
一、歲首歲末之會及初會終會，可著上下（公服）。但朔望著袴（和服褲裙），可對書。
一、同約之人互傾倒而可規過失。小則以書譙責之,大則可面責之。但三責而不悛者,告會正聽其出約。
重要的是，與我們今天為了開展“研究”的讀書會不同，這種會讀努力追求的是切實掌握朱熹的學問，即以“躬行”為目標。關於這一點，從上述《會約》中也不難窺見一斑。詳細情況可以參考我的中文論文《日本朱子學與〈朱子語類·訓門人〉》（《宋代文化研究》第二十二輯，2016年）。
吉川幸次郎先生與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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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
與著書相比，舊時代的漢學家更加看重讀書。在京都，“讀得懂”是評價漢學家的重要標準。說“誰讀不懂某書”，就幾乎等於說“誰某方面的學問不行”。因此，即便是通人碩學，專著、論文的數量也並不可觀。但是，吉川先生（1904-1980）既博極群書，又著作等身。作為漢學家的先生的大名響徹東西學界，達二十七卷（一卷即一冊）之多的《吉川幸次郎全集》（筑摩書房，另有《遺稿集》三卷，《講演集》一卷）卓然屹立於世界漢學史上。
我進入京都大學研究生院讀書的時候，吉川先生已經退休。因此，我沒有在課堂上聆聽過先生的教誨，不敢自稱弟子。我和先生的緣分只有一次。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舉行《朱子語類》共同研究會期間，提出了以“朱子集”為書名出版《朱子語類》譯註的計劃，我有幸被選定為先生的合著者。因為這次合作，我得到過先生的親切指導。由這樣的我來談論吉川先生的學問，委實僭越，或不免見責於遍天下的先生的門生弟子。但如同上述“世界學”的邏輯，吉川先生已經是普遍性的存在，無論是誰都可以自由暢談先生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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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三浦國雄著《朱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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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先生的賀年信
在我看來，吉川先生的《尚書正義》譯註，就是“讀原典”的絕佳事例。這也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當時稱“東方文化研究所”）的共同研究成果，但大量的譯註稿最終是由吉川先生整理定稿（岩波書店，1940-1943年，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八、九、十卷）。這項工作是在此之前發起的共同研究課題《尚書正義定本》編纂的“副業” （吉川先生語）。《尚書正義定本》花費了六年時間才最終完成，以線裝本八冊（東方文化研究所，1939-1943年）的輝煌業績，貢獻給國際學術界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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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全譯《尚書正義·舜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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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正義定本》
唐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是對儒家五經及其註所作的詳細疏釋（又稱“疏”“義疏”）。吉川先生以文雅的日語對其中難解的《尚書正義》作出精確的解讀、翻譯。《五經正義》中我通讀過的只有《周易正義》，開頭的部分得到過本田濟先生的指點，後來自己花了不少時間才慢慢讀完。雖然提起“注疏”，容易讓人望而生畏，但其中展開的多層曲折而驚險的邏輯——用吉川先生的話表達就是“辭曲折而後通，義上下而彌錬，匪惟經詁之康莊，寔亦名理之佳境” （《尚書正義定本·序》） ——得到正確解讀之後的喜悅，正是閱讀漢籍的妙趣所在。不過，閱讀與翻譯畢竟是兩碼事，要翻譯《尚書正義》全書，聽著就讓人頭痛，然而先生在三十六歲時就完成了這項艱鉅的工作。正如先生自己所說，他的學問是從這裡開始的。“孔穎達極盡分析、演繹、考證之能事，我學習了這些方法，運用於文學著作的研究……作為文學批評家、文學闡釋家的我，在研究方法上，得力於此書（《尚書正義》）最多。” （《全集》第八卷，自跋）
雖然是題外話，不過京都中國學有在課堂上閱讀注疏的傳統。我選修過小川環樹先生（1910-1993）讀《毛詩正義》的課程——在日本大學文學部的課程設置中稱為“演習”（擔當學生對指定的閱讀文獻發表自己的讀法和解讀後，教師和其他學生指出問題，提出各自的讀法和見解）。先生一邊聽研究生髮表自己的註釋、解讀，一邊靜靜地用朱筆在自己的《毛詩正義》線裝本上施加標點。小川先生的研究領域是中國文學和語言，著有《中國語學研究》（1977），另外出版了五卷本《小川環樹著作集》（筑摩書房，1997年），也是聲名遠播的碩學。先生的弟子荒井健教授（研究唐宋詩、文學理論）稱小川先生是“真正的學者” （《シャルパンティエの夢》，朋友書店，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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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之學》
吉川先生晚年所著的一部書的書名就叫“讀書之學” （《読書の學》，筑摩書房，1975年）。該書所收錄的先生寫給得意弟子村上哲見教授（日本宋詞研究第一人）赴任東北大學的贈別詩，引起了我的注意。吉川先生擅長用典雅的文言文寫文章（如《尚書正義定本·序》），對寫漢詩也頗自信，曾經豪言即使自己的論文不能傳世，詩作也能夠流傳久遠。吉川先生所作題為“送村上哲見之任東北大學”的詩，有如下一節：
何謂善讀書，當察其微冥。務與作者意，相將如形影。其道固何始，雅詁宜循省。然只一訓守，精金卻得礦。
所謂“務與作者意，相將如形影”，意思是正如“影”總是隨“形”而存在，讀書要緊貼作者試圖表達的意義。先生尊崇清朝考證學，似乎還曾說過“我是清朝人”。這兩句詩可以說是排除自己的主觀和成見，客觀地追求作者意圖的清朝考證學式的讀書論。但是，後面這一句又當如何理解呢？“雅詁”的“雅”是《爾雅》的“雅”，意為正確。先生說，應該遵循正確的訓詁，但是如果只篤守“一訓”，就會從寶貴的金礦中只挖出石頭。以清朝考證學的立場而言，一句話、一個詞只能有唯一一種正確的解釋，而先生在這裡卻批判了這種固守“一訓”的讀書法。這難道不是在提倡一種新的讀書法嗎？最近，在闡釋學方面出現了批判闡釋的“客觀性神話”的觀點，認為讀書行為必然具有“回歸自我的屬性” （山口久和《シノロジーの解剖（一～五）》，大阪市立大學文學部紀要《人文研究》四六、四七、四九、五二、五五卷）。但據我所知，吉川先生沒有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他的解釋理論。抑或先生晚年致力於杜詩的解讀，可能有過具體的實踐，需要向先生的弟子們詢問求證。
本田濟先生與讀書
1987年我坐輪船來到上海，在上海生活了半年，有過許多珍貴的體驗。在這裡，我想分享一段難忘的回憶。
有一天，我在豫園閒逛時想吃小籠包，走進了附近一家包子店，碰巧目睹了食客為搶座位吵架。那時候服務員對他們說的話，讓我深受觸動。當時她說：“因為國家窮，所以你們才會這樣吵架。”這句話讓我想起了清初大儒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然，服務員也許並不知道顧炎武，但是，當時她給我的感覺是，在她的意識裡，不管是吵架的“匹夫”，還是包括自己在內的“匹婦”，都肩負著“天下興亡”的重任。現在的年輕人也許難以想像，當時的中國還處在艱難發展的階段，即使是上海也不像今天這樣繁榮。
作為“世界學”的漢學
這次要講的是我曾經師事過的先生們的學問。作為前提，我必須就漢學的定位提出自己的看法。結論很簡單：漢學是“世界學”。漢學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研習，是一門具有普遍性的學問。比如，前些年出版了西班牙各地圖書館所收藏漢籍的書目《西班牙圖書館中國古籍書志》（馬德里自治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可見距離中國十分遙遠的地方也有豐富的漢籍收藏，其中還包括葉逢春“加像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埃斯科里亞爾修道院皇家圖書館藏）等珍稀版本。
在這裡我提出“漢學是世界學”的命題，並不是為了說明中國本土才是漢學的中心，而恰恰相反，我想強調的是中心分散在研習漢學的世界各地。當然，中國是漢字的母國，是漢學的發源地，但我認為最好不要被“中心-邊緣”或者“主-從”的結構觀念乃至價值意識束縛。因為接受漢學的每個地區，都有各自固有的接受和發展漢學的方式。在宏大的漢學裡，根據研究領域的不同，也可能在中國本土以外的地方研究水準反而更高。這就是所謂“世界學”的本質，也是某種必然的宿命。
日本從國家草創期開始接受漢學，發展出獨特的漢學傳統。日本漢學在江戶時代已經達到很高水準，明治以降，在我們這代人的老師輩的時代，更迎來了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湧現出一大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通人碩學。我們深感幸運的是有機會親炙先生們的學問，而不是依賴傳聞。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在這眾多的碩學之中，我曾經師事過的先生們的學問之一端。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會讀”
首先介紹我年輕時工作過一段時期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這裡有開展“共同研究”（也就是集體研究，與之相對的是“個人研究”）的傳統。“共同研究”的基本方式是主持人先選定某部漢籍（如《朱子語類》《真誥》等）為研究對象，然後在研究所內外的研究者參加的共同研究會（班）上對該漢籍進行逐字逐句的細緻解讀。一般需要提前安排好每一次研究會領讀的負責人，負責人將準備好的譯註稿（把中文翻譯成現代日語並作註釋，有時候也包括文字校勘）在研究會上口頭髮表，然後由全體參加人員集體討論批判，達成統一的修訂意見，負責人在此基礎上修改譯註稿，最終形成定稿。共同研究會上有時候也會穿插研究論文的發表，不過，基本上都是如上述的對漢籍的精密解讀。
在此，需要指出的事實是，其實這種讀書會的方式繼承了江戶時代以來的讀原典傳統。發掘出這一傳統的是日本思想史研究專家前田勉教授，他在《江戶的讀書會——會讀的思想史》（《江戸の読書會―會読の思想史》，平凡社，2012年）一書中對此作出了詳細論述。在該書中，前田教授列舉了江戶時代教育和學習方法的三種方式——“素讀”“講釋”“會讀”。“素讀” （日語讀作suyomi或sodoku）是在七八歲左右讀漢籍的初始階段，雖然不懂文義，也只管以日文訓讀的方式出聲背誦漢文經典的學習法。“講釋”是十五歲左右開始實行的教育方法，由老師淺顯易懂地講授經書中的一節。我們來看記錄闇齋學派“講釋”資料的書影。這是安政元年（1854）正月二十五日開始的井東守常（1815-1889）的講課記錄。此時他講的是《朱子語類·訓門人》（朱子有針對性地直接對各個弟子訓誡的記錄）的部分。闇齋學派特別重視閱讀《朱子語類·訓門人》，至於為什麼，只要看書影開頭的部分就能找到答案。守常在講課之前，披露的是這樣的逸事：
永田養庵準備回故鄉後埋頭讀書，臨行前請教闇齋先生應讀何書。闇齋先生回答：“《訓門人》，《訓門人》。”另外，幸田誠之先生也曾說：“讀《訓門人》，猶如親承朱子受業。”
現在進入正題“會讀”。正如上述，“會讀”是先由領讀的負責人對指定的閱讀文獻發表自己的解釋和讀法，然後由所有參加人員進行集體討論，共同尋求正確的解讀。在日本江戶時代，包括蘭學派在內的各個學派都十分重視“會讀”。我所關心的山崎闇齋學派也盛行“會讀”，在此先介紹闇齋學派訂立的會讀規則“會約”。他們選擇的“會讀”文獻是李朝時期的李退溪（1501-1570）節錄《朱文公文集》而成的《朱子書節要》和《朱子語類·訓門人》，我們來看會讀《朱子語類·訓門人》時訂立的《諸老先生訓門人會約》（此據九州大學近藤文庫本，原文為中文，括號內為筆者所加註釋）：
一、毎月四日、十九日為集會之日。但直日有故，別定一日，必充二會之數，不可少一矣。
一、先輩一人為會正。
一、集會者巳時（上午十點左右）至，至晡（下午三點到五點）乃退。既集，以入會之次為序，就座拜會正，退時亦拜，如初。但有故者，雖會未既，告會正，許退。
一、有故不至會者，以其事可告會正。但無故而三不至者，告會正出約。
一、饋餉各自裹之，酒肴之類不可具。但會之始及終並歲首、歲暮許酒三行，主宜設之。
一、入會者，《訓門人》日宜熟讀一二條，或一二版。集會之日，質疑講習討論必究於一矣。朋友講習之間薰陶德性之意不可忘矣（可能是對競爭的警告），無用之雜言不可發（應該包括政治言論）。
一、每日夙起，盥漱，束髮，拂拭几案，危坐可讀之。
一、歲首歲末之會及初會終會，可著上下（公服）。但朔望著袴（和服褲裙），可對書。
一、同約之人互傾倒而可規過失。小則以書譙責之,大則可面責之。但三責而不悛者,告會正聽其出約。
重要的是，與我們今天為了開展“研究”的讀書會不同，這種會讀努力追求的是切實掌握朱熹的學問，即以“躬行”為目標。關於這一點，從上述《會約》中也不難窺見一斑。詳細情況可以參考我的中文論文《日本朱子學與〈朱子語類·訓門人〉》（《宋代文化研究》第二十二輯，2016年）。
吉川幸次郎先生與讀書
與著書相比，舊時代的漢學家更加看重讀書。在京都，“讀得懂”是評價漢學家的重要標準。說“誰讀不懂某書”，就幾乎等於說“誰某方面的學問不行”。因此，即便是通人碩學，專著、論文的數量也並不可觀。但是，吉川先生（1904-1980）既博極群書，又著作等身。作為漢學家的先生的大名響徹東西學界，達二十七卷（一卷即一冊）之多的《吉川幸次郎全集》（筑摩書房，另有《遺稿集》三卷，《講演集》一卷）卓然屹立於世界漢學史上。
我進入京都大學研究生院讀書的時候，吉川先生已經退休。因此，我沒有在課堂上聆聽過先生的教誨，不敢自稱弟子。我和先生的緣分只有一次。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舉行《朱子語類》共同研究會期間，提出了以“朱子集”為書名出版《朱子語類》譯註的計劃，我有幸被選定為先生的合著者。因為這次合作，我得到過先生的親切指導。由這樣的我來談論吉川先生的學問，委實僭越，或不免見責於遍天下的先生的門生弟子。但如同上述“世界學”的邏輯，吉川先生已經是普遍性的存在，無論是誰都可以自由暢談先生的學問。
在我看來，吉川先生的《尚書正義》譯註，就是“讀原典”的絕佳事例。這也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當時稱“東方文化研究所”）的共同研究成果，但大量的譯註稿最終是由吉川先生整理定稿（岩波書店，1940-1943年，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八、九、十卷）。這項工作是在此之前發起的共同研究課題《尚書正義定本》編纂的“副業” （吉川先生語）。《尚書正義定本》花費了六年時間才最終完成，以線裝本八冊（東方文化研究所，1939-1943年）的輝煌業績，貢獻給國際學術界參考利用。
唐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是對儒家五經及其註所作的詳細疏釋（又稱“疏”“義疏”）。吉川先生以文雅的日語對其中難解的《尚書正義》作出精確的解讀、翻譯。《五經正義》中我通讀過的只有《周易正義》，開頭的部分得到過本田濟先生的指點，後來自己花了不少時間才慢慢讀完。雖然提起“注疏”，容易讓人望而生畏，但其中展開的多層曲折而驚險的邏輯——用吉川先生的話表達就是“辭曲折而後通，義上下而彌錬，匪惟經詁之康莊，寔亦名理之佳境” （《尚書正義定本·序》） ——得到正確解讀之後的喜悅，正是閱讀漢籍的妙趣所在。不過，閱讀與翻譯畢竟是兩碼事，要翻譯《尚書正義》全書，聽著就讓人頭痛，然而先生在三十六歲時就完成了這項艱鉅的工作。正如先生自己所說，他的學問是從這裡開始的。“孔穎達極盡分析、演繹、考證之能事，我學習了這些方法，運用於文學著作的研究……作為文學批評家、文學闡釋家的我，在研究方法上，得力於此書（《尚書正義》）最多。” （《全集》第八卷，自跋）
雖然是題外話，不過京都中國學有在課堂上閱讀注疏的傳統。我選修過小川環樹先生（1910-1993）讀《毛詩正義》的課程——在日本大學文學部的課程設置中稱為“演習”（擔當學生對指定的閱讀文獻發表自己的讀法和解讀後，教師和其他學生指出問題，提出各自的讀法和見解）。先生一邊聽研究生髮表自己的註釋、解讀，一邊靜靜地用朱筆在自己的《毛詩正義》線裝本上施加標點。小川先生的研究領域是中國文學和語言，著有《中國語學研究》（1977），另外出版了五卷本《小川環樹著作集》（筑摩書房，1997年），也是聲名遠播的碩學。先生的弟子荒井健教授（研究唐宋詩、文學理論）稱小川先生是“真正的學者” （《シャルパンティエの夢》，朋友書店，2003年）。
吉川先生晚年所著的一部書的書名就叫“讀書之學” （《読書の學》，筑摩書房，1975年）。該書所收錄的先生寫給得意弟子村上哲見教授（日本宋詞研究第一人）赴任東北大學的贈別詩，引起了我的注意。吉川先生擅長用典雅的文言文寫文章（如《尚書正義定本·序》），對寫漢詩也頗自信，曾經豪言即使自己的論文不能傳世，詩作也能夠流傳久遠。吉川先生所作題為“送村上哲見之任東北大學”的詩，有如下一節：
何謂善讀書，當察其微冥。務與作者意，相將如形影。其道固何始，雅詁宜循省。然只一訓守，精金卻得礦。
所謂“務與作者意，相將如形影”，意思是正如“影”總是隨“形”而存在，讀書要緊貼作者試圖表達的意義。先生尊崇清朝考證學，似乎還曾說過“我是清朝人”。這兩句詩可以說是排除自己的主觀和成見，客觀地追求作者意圖的清朝考證學式的讀書論。但是，後面這一句又當如何理解呢？“雅詁”的“雅”是《爾雅》的“雅”，意為正確。先生說，應該遵循正確的訓詁，但是如果只篤守“一訓”，就會從寶貴的金礦中只挖出石頭。以清朝考證學的立場而言，一句話、一個詞只能有唯一一種正確的解釋，而先生在這裡卻批判了這種固守“一訓”的讀書法。這難道不是在提倡一種新的讀書法嗎？最近，在闡釋學方面出現了批判闡釋的“客觀性神話”的觀點，認為讀書行為必然具有“回歸自我的屬性” （山口久和《シノロジーの解剖（一～五）》，大阪市立大學文學部紀要《人文研究》四六、四七、四九、五二、五五卷）。但據我所知，吉川先生沒有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他的解釋理論。抑或先生晚年致力於杜詩的解讀，可能有過具體的實踐，需要向先生的弟子們詢問求證。
本田濟先生與讀書